市场规模研究篇1

引言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逐年增长，电子商务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更加显现；电商网络零售市场规模的逐年增长使得电商主体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由此“十二五”规划把发展电子商务列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作为政府，如何在既有经济技术条件下促进消费，提升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是经济问题研究的重点，也是政府决策的核心问题；电商企业是我国网络零售市场中的主力军，提升电商企业的网络零售交易规模就是提升整个国家的网络零售交易规模。作为电商企业，如何科学预测电商网络零售市场容量，分析自身市场地位，制定市场发展的合理决策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根据电子商务和市场营销学科相关理论知识，我们知道网民规模的增长有助于促进网络零售交易额的增长，企业网站点击率的提升有助于企业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的提升，但具体量化关系缺乏解释。本文针对以上问题从网络零售交易规模和电商企业市场占有率两个角度分析并提出相应的预测和决策模型，明确了各经济指标之间的量化关系，对政府和电商企业的科学合理决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学者任丽丽、陆秋君（2013）在基于模糊线性回归的电子商务交易额预测中基于Coppi等的研究，对电子商务交易额数据为因变量进行预测，选取对电子商务交易额影响较显著的网民数、CN域名数、网站数、国际出口带宽四个指标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方程，从清晰输入、模糊输出角度出发，讨论回归模型的结构，考察对电子商务交易额的拟合预测。李荣霞（2006）在网络环境对我国电子商务影响的定量分析中用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法对网民数和电子商务交易额之间建立了统计模型。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关于网民规模与网络购物用户规模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较少，对电商企业网络零售市场占有率与电商平台网民覆盖的比例的研究也仅仅停留在理论研究的范畴，并没有对其进行量化实证研究，本文利用回归分析对以上两种关系做了实证分析。通过实证分析量化和考证了各个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印证了经济理论的科学性。

网络零售概述

（一）网络零售的定义

网上零售是企业或个体指借助B2C网站或C2C平台向个人或家庭提品或服务的销售行为。网络零售包括所有针对终端顾客的电子商务活动，这里的顾客主要指普通的个人或普通的家庭，并不包括生产性顾客（谢人强、田娴，2010），所以可以认为网络零售就是指借助互联网向个人消费者零售商品或服务（李永发，2013）。

（二）网络零售市场相关理论基础

基于电子商务和市场营销学的理论，可以知道，网络零售市场规模受网民规模以及购物网民规模的影响，同时也与企业的市场规模有关。网络规模增大，购物网民规模也会增大，网络零售市场的规模就会变大；同时在电商企业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各个电商企业的网络零售规模增大，整个社会的网络零售规模也会随之增大，网络零售交易额占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也会变大。为了进一步明确这些理论描述的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利用回归分析法对上述经济变量进行进一步分析。

我国网络零售交易规模发展现状

（一）网络零售规模逐年增加

根据表1数据，2012年我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达1.3万亿元，2013年达1.9万亿元，同比增长46.2%。我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额逐年增长。剔除掉2007年以前的不平稳数据，以2007年作为基年即自变量时间x=1，用Excel做简单回归分析得到我国网络零售交易额随时间变化的二次方程为：y=0.0525x2- 0.1281x+0.1502，R2=0.997，拟合度较好，根据方程推测2014年我国网络零售交易额约为2.48万亿。

（二）网络购物规模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例逐年增加

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是衡量电商企业对消费促进作用的重要指标。根据表1数据显示，2005-2014年我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额即网络购物规模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例随时间逐年增长，用Excel软件进行简单线性回归分析得出增长关系方程：y=0.0013x2- 0.003x+0.0038，拟合度R2= 0.9973，拟合较好，y代表网络购物规模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例，x代表时间年，以2005年为基年即第一年，后续年份按照自然数顺序逐次类推。可见电商对社会消费的促进作用逐年增强。

（三）网络零售交易额与购物网民规模相关分析

通过Excel软件对表1中2005-2013年购物网民规模与网络零售交易额数据绘制直方图。从图1可以看出，购物网民规模与网络零售交易额之间存在线性相关性。

分别建立它们的变量，令y=网络零售交易额（万亿），x=购物网民规模（亿人），用Spss20.0首先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两变量之间的Pearson Correlation为0.972，sig为0.000，显然相关。进行曲线回归分析：通过幂函数回归分析，发现其R2为 0.995，非常接近于1，拟合度较好，方差sig为0.000。各估计参数显著性如表2所示，各项分析指标满足回归分析要求。

根据表2，网络零售交易规模与网民规模之间的关系可用方程：lny= ln0.21+ 2.006 lnx，其方程曲线如图2所示，根据图2可发现网络交易规模的增长要远快于网民规模，网民规模的增长对促进网络零售交易规模有着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我国互联网发展现状

（一）网民人数和网络购物人数逐年增长

1.我国网民规模持续增长。根据表1数据，2005-2013年间，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举措的推进和城市信息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互联网普及率（网民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逐年上升，网民规模也逐年增长。 2013年我国网民规模61758万人，互联网普及率提升到了45.4%。

因为表1中2009年以前的网民发展趋势不平稳，所以剔除掉，用Excel对2009-2013年的数据进行简单回归分析，得出网民规模的预测方程：y = -316.71x2 + 7638.9x + 31287，拟合度R2 = 0.9988，拟合较好，y代表网民规模，x代表时间年，以2009年为基年即第一年，后续年份按照自然数顺序逐次类推预计2014年我国网民人数约65719万人。

2.网络购物用户规模逐年攀升。随着我国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子商务应用的发展，电子商务的快捷方便、不受地域限制，选择范围广，方便快捷的特点深入人心，加之支付、物流等网络购物环境日趋完善与成熟和电子商务企业众多的促销活动的吸引，网络购物已深入千家万户，成为万千消费者购买产品的首选消费方式，网购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属，越来越多的大龄网民也加入到了网络购物这个大群体中。

根据表1数据显示，我国网络使用率（网络购物的人数占总网民人数的比率）逐年上升，2013年达到了48.9%，相比2012年增长6个百分点。购物网民数量达到了30189万人，这表明我国电子商务发展动力基础网络购物用户规模正在不断壮大。

（二）网民规模与网络购物人数的相关性分析

用Excel软件对表1中网络购物用户人数和网民规模数据绘制直方图，如图3所示。可看出网络购物用户人数和网民规模之间存在相关性。设变量Y代表网络年购物人数（万人），变量X代表年网民人数（万人），用spss20.0进行相关性分析，两者之间的Pearson Correlation为0.967，sig为0.000，相关性较为显著。通过二次曲线回归分析发现其R2为0.998，非常接近于1，sig为0.000，拟合度比较高。所以选择了该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分析结果，其方程为：

Y=4091.497-0.197X+ 0.000009906X2

用spss20.0绘制的该模型方程图，如图4所示。从图4可看出，该方程的拟合情况较好。证明该模型方程可大致反映网络购物用户和网民规模之间的关系，可见随着网民规模的增加，网络购物用户的规模将得到进一步扩展。

B2C企业网络零售市场占有率与电商平台相关性分析

根据艾瑞咨询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网络购物市场中B2C交易规模达6500亿元，在整体网络购物市场交易规模的比重达到35.1%，较2012年的29.6%增长了5.5个百分点。从增速来看，B2C市场增长迅猛，2013年中国网络购物B2C市场增长68.4%，远高于C2C市场30.9%的增速。随着竞争的加剧，个人网商在质量、服务、信誉方面的缺陷，将会使其市场份额逐渐降低，甚至淘汰出局，加之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将会加入B2C电商群体的行列，B2C市场将继续成为网络购物行业的主要推动力。预计到2017年，B2C在整体网络购物市场交易规模中的比重将超过C2C，达到52.4%（张向丽，2014）。

可见电商企业市场零售额是整个网络零售市场交易额的主力，研究B2C电商企业市场零售额对研究整个电商市场具有指导意义，根据中国互联网数据平台和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获得表4 的数据。用Excel绘制相关数据折线图，如图5所示。

从图5发现B2C购物网站网络购物交易市场份额占比分别与总覆盖人数比例和日均覆盖人数比例呈线性相关状态，建立它们对应的变量，根据spss20.0进行Pearson Correlation分析，B2C企业网络购物交易市场份额占比与总覆盖人数比例以及日均覆盖人数比例的相关性数据分别为：0.978、0.971.显著性均为0.000，可见变量之间明显相关，结合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网络购物交易市场份额占比与总覆盖人数比例之间的关系如表5所示。

根据回归分析结果，sig值都小于0.05，所以满足模型方程：

B2C企业网络购物交易市场份额占比= 0.779*网站总覆盖人数比例-0.133

另外网络购物交易市场份额占比与日均覆盖人数比例之间的关系因常数项T值显著性检验sig=0.451，大于0.05，不能通过而被放弃，这点与前面的相关性分析结果相对应。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网络购物交易市场份额占比与总覆盖人数比例之间呈正相关关系，B2C电商要尽可能通过各种方法提高购物网站总覆盖人数比例才能提高网络购物交易市场份额占比。B2C电商的用户占有率决定了其市场占有率。

预测模型总结及相关建议

（一）预测模型总结

根据以上实证分析得出如下三个主要经济模型：

模型一：lny= ln0.21+2.006 lnx

{y=网络零售交易额（万亿），x=购物网民规模（亿人）}

模型二：Y=4091.497-0.197X+ 0.000009906X2

市场规模研究篇2

出租车行业在我国一直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行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租车行业改革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没有随经济协调发展。出租车司机的收入相对下降，而行业压力在增大，比如租金在不断增长，导致矛盾激化。同时又由于缺乏畅通的行业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导致出租车司机的诉求难以得到及时处理，长期累积迫使一些司机走上街头抗议，当其他司机看到效果好于正常的诉求渠道时，也纷纷效法。

一、出租车行业属性及其规制原因分析

出租车行业为城市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其本身特有的不同于其他交通工具的属性，从城市交通的共性和出租车行业的个性来看，出租车行业具有如下几个属性：一是准公共产品属性，出租车行业属于基础性行业，具有公用性属性；二是市场收益性；三是服务性；四是规模报酬性；五是非重复博弈属性与需求价格弹性低，司机与乘客、司机与公司之间，缺乏常态性的相互博弈机制，非重复博弈已成为当下解决矛盾的重要阻碍。

出租车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该行业必须兼顾社会效益，而收益性又决定了出租车的竞争性，此外，公司与政府、公司与司机、司机与乘客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些性质决定了出租车行业会出现市场失灵现象，只用市场手段很难解决出租车行业问题。而出租车行业的非重复博弈性质，需求价格弹性小，司机有很强的动力高价或绕道宰客。这些都需要用政府规制这个有形之手管理出租车行业。

二、中国城市出租车经营管理模式不完善

中国城市出租车经营管理模式的不完善是导致出租车行业不稳定的最核心原因，出租车经营管理模式的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产权归属关系不清

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公司实力有限，一般只拥有出租车的经营牌照，而没有实力购车，出租车公司就以经营权向出租车司机融资，出租车司机与公司的关系是合作经营，此时谁也不能单独使用经营权，比如将出租车经营权拿去抵押，就会侵害出租车司机的利益，导致公司与司机之间的纠纷。

2、出租车经营权使用期限不一致

出租车经营权存在有限期和无限期两种转让方式。早期政府为了鼓励出租车的发展向市场投放了无限期甚至是无限期的无偿出租车经营牌照，后期主要以有限期有偿拍卖的方式将经营权投放市场。这导致了对后进入者的不公，一方面，一部分经营者可以长期无偿使用经营权，占有社会公共资源，而且可以通过转让、租借、继承获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一部分出租车经营者为了获取经营权不得不高价获取，而且由于其相对稀缺性，经营权的拍卖价格越来越高，经营者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3、出租车经营权转让不规范

以温州为例，温州的经营模式是个体经营模式，个人拥有经营权。由于缺乏合理管理与完善的交易平台，很多情况下是在一些不正规的小中介完成交易。这会衍生一些违纪犯法的事情，比如通过虚假信息来获取不正当收益。而由于民间的“炒卖”，经营权费用越来越高，增加了司机的营运成本。

三、国内典型城市出租车经营模式实证分析

出租车经营模式主要有公司化经营、合作经营、个体经营和挂靠经营四种模式，在中国城市出租车经营中，不同城市采取了各自差异性的经营模式，从城市主体角度看，主要有北京模式、上海模式和温州模式。

1、北京模式

截止到2010年，北京市出租车公司277家，出租车6.7万辆，从业人员9万余人，主要有两种经营方式：公司经营模式与个体经营模式，个体经营模式下的个体出租车仅有一千多辆，而公司经营模式下的出租车大约有6.6万辆。

北京模式通常情况下指的是公司化经营模式，北京的公司经营模式是出租车和各种相关手续由出租车公司统一出资办理，出租车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归属于公司所有，司机向公司承包出租车的使用权，并获得相应受益，司机按月向公司缴纳承包费即“份儿钱”。

2、温州模式

温州是我国最先在出租车行业尝试使用个体化经营模式的地区，截止到2009年底，温州市出租车数量保持在3329辆，出租车运力缺口依然存在。目前温州出租车经营模式也有两种：个体经营模式和公司经营模式，以个体经营模式为主，在3329辆出租车中有3287辆归于个人所有，比例为98.8%。个体经营模式下，司机自负盈亏，也有将经营权转租给他人经营的；另一类是指产权公有，公司规模化经营。

温州模式一般是指个体经营模式，政府将经营权以单个为单位拍卖给个人，个人出资购买车辆和经营权，依法纳税自负盈亏。温州模式的最大好处是，产权清晰，经济纠纷少。在前期的改制中，政府的主导思想也是以尊重个体经营模式，采取将产权和经营权统一的改革方式，对早期遗留的经营权不明晰的历史遗留问题，在1999年11月份采取交纳3万元有偿使用金的方式已明确经营权归属个人。

3、上海模式

上海出租车经营模式主要有两种模式：公司化经营模式与个体经营模式，个体经营模式下出租车大约1000辆，主要是20年前为解决运力不足而向个体投放的出租车运营证的历史遗留下来的。但现在必须挂靠到公司名下，每月向公司交纳管理费；另一类就是公司化经营模式。

上海模式或说“公车公营”模式主要指的是公司化经营模式，公司与司机之间属于雇佣关系，司机按时上班，到月领取工作报酬。这种经营模式责任明确，产权清晰，缓解了公司与司机之间的矛盾，司机干好本职工作领取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公司负责日常正常运营，提供后勤服务支持，维护公司品牌。上海出租车行业已经形成了品牌效应，市民出行更喜欢乘坐大品牌旗下的出租车，公司的品牌与司机的行为表现以及公司的效益与司机的收益之间保持正相关性，公司与司机之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四、国内典型城市出租车经营模式之比较分析

北京模式与上海模式同属公司模式下的不同类别，二者共性大，而与温州模式差别较大。所以，下面将北京模式与上海模式进行对比分析，温州模式单独分析。

1、北京模式与上海模式之比较

北京模式司机与公司之间属于承租关系，缺乏对司机的管理培训，司机每月向公司缴纳“份儿钱”，车辆维护等各种税费都需要司机本人从运营收益中提取，如果有其他罚款或者“份儿钱”提高，司机压力将更大，经常采取的方式是：以卖代管、以包代管，局限于收取管理费的初级管理阶段。北京模式下，公司名下的出租车司机成本较高，出现“黑车”与异地经营情况可能性较大。

上海模式司机与公司之间属于雇佣关系，司机与公司签订合同，只需交纳安全保证金，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基本任务即可，每月从公司领取工资，压力相对较小。

二者的公司化管理模式控制了出租车行业市场资源流通渠道，使经营权成为控制在公司手中的稀缺资源，公司获得垄断利润，作为行业主体的司机未能获得垄断利润的分成好处。而且公司化经营加上政府规制容易使公司产生寻租的冲动，俘获政府作出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比如提高门槛阻止企图进入者。

2、温州模式利弊分析

温州模式属于个体经营模式，最突出点是司机处在出租车行业的中心地位，大多数情况下司机拥有经营权与出租车产权，转租的除外，司机可以将所获得经营收入都归自己支配。经营权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以单车经营权为单位进行拍卖，个人与公司都可以进行拍卖，个人与企业有同等条件进入出租车行业，充分反应了市场需求，尊重了市场机制与价值规律。温州模式减少了公司这个管理环节，降低了管理费用，而且温州市出租车司机自发组织“出租车自愿服务队”，可以完成很多出租车公司的社会公益性活动。

温州模式弊处：数量管制导致经营权成为稀缺资源，在公开拍卖时，导致经营权价格过高，比如2004年经营权价格一度拍到129万高价。虽说明行业存在高额垄断利润，但高涨的经营权价格挤压垄断利润空间的同时，也增加了出租车司机的经营成本，而为增加收益，司机可能以降低服务质量弥补成本的提高。

五、政府规制与经营模式改革的政策建议

从各地“罢运”情况看，无论北京模式、上海模式还是温州模式，都存在自己的短板，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政府规制不足和经营模式不完善所致。

1、改变传统管理思维

从“罢运”后政府的反应速度看，具有滞后性，没有及时主动解决和积极引导问题。面对新形势，政府必须及时公开信息，直面问题，及时与媒体、司机代表进行沟通，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网络新媒介的信息传递功能，制止谣言和问题的扩大升级，积极引导舆论正向发展。对出租车罢运应保持“无罪推定”的原则，不应敏感回避，武断采取过激应对措施，这样只会将问题激化。

2、完善政府管理规制

（1）规范出租车行业收费。遵循透明公开的收费公正制度，做到收费有理有据。对于新增收费或增加费用，必须进行听证，完善听证制度，不能听而不证。

（2）疏堵结合，解决“黑车”和异地经营问题。给予交通部门、城管监察部门、警察局等主管部门对“黑车”和异地经营出租车的处罚权，加大对重点区域的监管。同时适当增加出租车投放量、设计合理的城市间运费差距以及加大黑车的危害性宣传。

（3）以服务质量和经营权有偿使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招标。该方式可以减少有偿招标造成竞相出价、经营牌照价格过高而对服务质量的忽视。出租车行业提供的最重要产品就是搭乘服务，将服务质量作为标书中的重要参照变量，比如将出租车行业中的各项服务指标设定不同的权重，同时对经营权出价的不同级别设定不同的权重，二者权重相加，权重高者得，可防止只会出高价而不注重服务质量的公司出现。

（4）建立奖惩制度。设定行业打分制，给公司进行打分，可以设定不同标准进行奖励和淘汰。

3、建立互动性的利益表达沟通博弈机制

（1）完善出租车行业工会机制。目前我国的出租车行业工会功能比较弱化，据调查，目前行业工会几乎都被公司所俘获，或成为公司娱乐俱乐部，或成为领导退居二线的去处，未能履行作为司机娘家人的角色。为此要完善行业工会建立的本来功能。第一，保障出租车行业工会的资金来源，政府制定法律规定从公司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工会运行经费，司机可以以会员身份交纳会费。第二，行业工会制定行业道德标准，对出租车司机、公司和行业进行引导。第三，将行业工会作为第三方协调者角色引入行业，使政府变成中立的行业制度供给者，避免政府偏向任何一方，消除其向出租车行业获利的冲动，形成有问题首先找工会的意识。第四，突出行业工会代表司机与公司、政府的谈判协调作用，发挥行业工会的疏导作用，解决行业诉求渠道不畅的问题。

（2）建立利益诉求互动协调机制。第一，建立动态的淡旺季收费标准。第二，建立对话谈判协调机制，让行业工会成为主导协调力量，少用行政命令的手法。第三，允许常态性的相互博弈机制存在。让工会、公司、政府主管部门之间进行沟通博弈，解决行业内存在的一次性的博弈现象，实现重复博弈。公司作为一个品牌会更加维护公司形象，公司和工会也可以向乘客公布投诉电话，这样行业内部四方利益都可以维护。

4、建立城市出租车股份制公司经营模式

股份公司将司机和公司之间利益统一起来，维护了司机作为产品服务提供者、责任主要承担者和资本主要承担者的利益，符合市场经济权责相等原则。司机既是公司员工又是公司股东，拥有了工资收入和公司的利润分成，同时又可通过工会防止大股东和管理层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害。此外，股份制可以解决公司资金瓶颈，迅速壮大公司。

（注：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课题（2012Q084）。）

【参考文献】

[1] 杨帆：我国出租车行业当前的经营监管模式及其未来发展思路的思考[J].城市基础设施，2007（11）.

[2] 连小超：浅论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的改革[J].华商，2008（16）. [3] 武欣：城市出租汽车发展相关问题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08.

[4] 朱婷婷：出租车行业政府规制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08.

[5] 刘耀霞：出租车行业利益主体关系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08.

市场规模研究篇3

无风险利率，也称基准利率。作为众多金融产品定价的标杆，它的一举一动牵动着所有金融产品市场的迅速变化。在理想假定下,可以预期,无风险利率的上升会导致其他市场金融产品的机会成本上升，资金被吸引到高利率的市场，从而短期内将使到所有其他市场的需求出现下降，进而成交量随之下降；反之亦然。那么，事实上目前我国无风险利率的这一作用有没有发挥出来呢？

一、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对A股市场成交额影响的模型建立

1.数据代表的选择。本文采用发展较完善、交易量较大的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作为我国金融市场无风险利率的代表，并采用交易量比重最大的银行间7天质押式债券回购（R07D）当期（周）加权平均利率为数据样本；A股市场的规模以该市场的成交额为数据样本。货币供给量是影响市场规模和利率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因此在模型建立中把这一因素剔除出去非常必要。这里选取包括我国活期存款和流通现金的M1作为货币供应量的代表。在时间上，选取2000年到2006年七年共84个月的时间为样本，以月为标准。

2.先验预期。(1)在理想假定下，可以预期，无风险利率的上升会导致其他市场金融产品的机会成本上升，资金被吸引到高利率的市场，从而短期内将使到所有其他市场的需求出现下降，进而成交量随之下降；反之亦然。此假定如果成立，则在货币供给量不变的前提下，无风险利率的变动与A股市场成交额应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否则不显著。

(2)随着货币供应量的不断增加，各个金融子市场规模都应该呈现明显的扩大趋势，即理论上货币供应量应该与A股市场的成交额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

3.建立模型。本文建立如下回归模型：log(VOL_STA)=β0+ β1*log(MNY)+β2*INT_REP + u其中，VOL_STA=A股市场成交额，MNY=货币供给量，INT_REP=回购利率，u=随机干扰项。由于D-Wd值为0.737433，故再回归以下模型以消除自相关现象：

log(VOL_STA)=β0+β1*log(MNY)+β2*INT_REP+ρ*AR(1)+u

其中，AR(1)表示残差的一价自回归。回归结果如下表。

注：“**”表示1%显著水平下显著的标准化估计值或F值。

4.模型结果。观察回归结果，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A股市场的规模与货币供应量有相当显著的正向关系，与预期吻合。（2)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对A股市场成交额的影响作用与预想不符，甚至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3)从VIF值和两个回归元的相关性看出该回归模型存在较明显的多重共线性，但VIF值不高，在本次分析中其影响可忽略。

二、对银行间回购利率与A股市场成交额非负向关系的解释

1.在中国，股票市场的炒作气氛浓厚，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股票市场是一个博弈的场所，因而对基准利率的关注会比较少。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这一市场的参与者很大一部分是活跃于证券市场的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而且这部分参与者在近两三年来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也是A股市场与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资金流通较为畅通的重要原因。然而，一般来说，机构投资者拥有行业内专业化程度最高的人才队伍以及丰富的投资经验，其投资意识应该是金融业界中最理智、最有理论底蕴的。而事实上这些投资机构作为市场中较为理性的投资者，却没能表现出在金融市场理论模型下所应有的行为，这只能说明，在中国，股票市场的炒作气氛过于浓厚，股票对于投资者来说不是一种投资有价值企业的金融产品，而只是赌博场上互相博弈和尔虞我诈的本钱和筹码。这是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对A股市场的影响违反一般金融市场规律的主要原因。

2.银行间回购利率充当中国金融市场无风险利率即基准利率的能力仍有限。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与A股市场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证实了国内一些学者所持有的观点，即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实际上其稳定性明显受到这些证券市场的干扰。比如，在中国股市，新股发行往往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炒作，这时在回购利率不停飙升的势头下，资金需求者仍会以高于平日的代价融入资金去“打新股”。也就是说，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利率的升高无能力抑制股票市场的过热，但股票市场的红火反过来却可以大力推高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的利率。从这一点说，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利率充当我国金融市场无风险利率的能力受到了挑战，这正是我国金融利率体系不够完善的结果。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我国金融市场中股票市场的力量之大、地位之重。

3.A股市场参与者中以个人投资者占多数，个人投资者理性程度不高，更重要的是中国货币市场的代表――银行间债券市场只对机构投资者开放。于是中国股市的散户就被隔离在银行间市场之外，这就很难期望这些小投资者会以这个市场的利率为判断投资价值的标杆。

三、结论

本文选取了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的代表，选取了股票市场作为中国重要金融市场的代表，通过采集近7年的月度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对这7年来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利率影响股市成交额的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该利率对这个市场的规模影响不明显甚至违反一般金融市场规律的结论，并较详细地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到此为止，我们至少已经可以从市场规模的角度以及在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利率和股票市场的具体层面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现阶段我国无风险利率调控其他金融市场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无风险利率的标杆作用不明显。

参考文献:

[1]刘轶李久学: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基准利率的选择.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3年7月

市场规模研究篇4

一、会计发展的简要历程及会计的本质

（一）会计的简要历程

根据现在已发现的历史资料记载，会计活动最早在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以及古代中国的周王朝已被发现。但是，当时的会计活动均是人们出于对生产的消耗和结果的关心，而做的一些简单的记录与计算。直到1494年，意大利的卢卡·巴其阿勒在他的著作《算术、几何、比与比例概要》中，将威尼斯一带的复式记账法做了全面而系统地介绍，并且做了必要的理论阐述之后，会计才得以在欧洲以及全世界广为传播。其实，这也标志着现代会计的真正开始。所以，1494年被会计学家们誉为会计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当时间发展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时候，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爆发，这就无可避免地引起了经济社会中生产组织及经营形式的进一步变革。也正是这种变革致使会计又一次产生了质的发展。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可以说对会计的发展有特殊的意义，为了保证不参与公司管理但又必须关心公司效益的股东们的利益，会计便从企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机构。1854年英格兰的爱丁堡会计协会的成立，被誉为会计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至此，会计的监督职能在经济生活中变得越发重要。但是，会计的理论及其实务方面的方法技巧的基本完善和成熟，却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实现的。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社会的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这便对会计的发展产生了客观的必要性。加上随后信息产业的高度发展和经济、金融的全球化趋势，会计的作用和重要性必然会被人们越来越重视。

（二）会计职能的演变

纵观会计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出会计的职能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生相应的演变的。早期的会计，人们只是为了对自己进行的经济活动有一个全面和系统地认识，而做的一些关于经济活动中的必要的、简单的记录和计算，其主要是为了反映生产过程中的实际情况。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计的职能也在随之发展。尤其股份有限公司的诞生，使得会计在生产中不仅要行使反映的职能，还必须对生产过程进行必要的监督。直到现在，在经济的飞速发展过程中，在经济、金融的全球化趋势不断深化的进程中，会计学家对会计职能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他们认为会计的职能就是通过对经济活动的记录和计算，使得生产活动得到正确反映，进而对整个生产过程进行控制——分析过去，进行预测，进而决策未来。

（三）会计的本质

从会计职能的演变过程中，我们不难对会计的本质有一个深入的认识。会计的具体工作就是对经济活动的记录与核算，而会计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具体包括分析、预测、决策）的实质应该归结于会计工作的延伸。所以，会计的本质应该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工具”，即，会计所做的事情就是用会计的语言把经济过程中的各个经济活动记录下来，为经济主体提供一种必要的经济信息，以供其经营和管理之需。其实，也正是会计的这种本质，造成了会计从古至今的发展轨迹的一种必然。

二、市场规模的扩展对会计发展的影响

（一）市场规模的扩展

从古到今，市场规模的扩展总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小规模的交易市场；第二，十二世纪左右，在欧洲的南部兴起了一些城市，如威尼斯、佛罗伦萨、阿姆斯特丹等，在这些地方经常会举办一些商业交易会，这就使得市场的规模得以扩展；第三，1492年的地理大发现，使得市场的规模从欧洲扩展到了美洲，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欧洲随即陆续爆发了工业革命；第四，就是现在的金融和经济的全球化，使得市场的规模扩展到了全世界。结合这市场规模扩展的四个阶段，再看一下会计发展的几个里程碑性的阶段，二者的时间可以说吻合得非常的好。难道这种吻合仅仅是一种巧合吗？其实不是的，在二者之间，是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的。

（二）市场规模对会计的影响

由会计的本质，就决定了市场的规模会对会计的发展形成一种内在的、必然的影响。在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小规模的交易市场中，经济的组织和经营主体只是一些家庭个体或者小作坊，所以，会计的作用和方法对于这些经济主体来说，往往是比较简单的。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规模也随之扩展。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经济组织和经营主体的规模也在跟着相应地扩大，专业化的手工厂开始在社会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是这种专业化的手工厂对会计的内容和形式有了进一步的要求。于是复式簿记应时而生，会计理论实现了第一次质的发展。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也随之爆发，为了匹配市场规模的猛然扩展，股份有限公司这种科学、高效的经济组织和经营形式开始出现。这种崭新的、科学的组织和经营方式不仅推动了会计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赋予了会计新的内涵。社会经济发展到现在，金融和经济的全球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之下，会计学家不仅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会计在现今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而且，他们对会计理论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会计理论也正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变得更加成熟和完善。

三、现代会计发展的趋势

（一）会计的标准化进程

由于会计是一门应用性非常强的科学，所以，会计的标准化就变得格外地重要。现在我就针对会计的标准化进程做一个简要的回顾。会计准则是指会计人员从事会计活动所应遵循的基本规范和标准，也是评价和鉴定会计工作质量的依据。会计准则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创建时期、成长时期、成熟时期和国际化时期四个阶段。最早的会计准则是美国在20世纪初产生的；而1959—1973被认为是会计准则的成长时期；1973—1989是会计准则的成熟时期；1989年以后会计准则开始走向了国际化。从会计准则的历史发展进程，我们不难得出：会计准则发展趋势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它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范围上都越来越标准化。

（二）我国会计理论发展的简要历程

会计在我国虽然有很早的渊源，但是，真正意义上对会计理论的探索应该是在建国以后开始的。对于建国初期，我国会计理论界对会计理论争论的焦点，是会计是否具有阶级性的问题。由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理论界对会计理论认识的不足，导致当时理论界几乎一致认为，会计是具有阶级性的。建国初期的三十年，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可以说是非常艰难曲折，直到1962年才由顾准同志首先提出会计主要是一种经济计量系统，是无所谓阶级性的。这种论断的正确性当然也随着我们对会计本质认识的深化，而得到证实。其实，这也是关于会计本质的认识方面的一个较好例证。1978年，中国的经济开始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推动下，进入了新的发展时代。当然经济的发展必然需要会计的发展来推波助澜，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会计学会与1980年成立，至此，我国的会计研究才真正地进入了洋溢着生机的春天。

四、结论

会计的本质应该是，为了给经济主体提供一种必要的经济信息，以供其经营和管理之需，而对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所采用的一种“特殊语言”的记录和反映形式。也就是说，会计是经济主体对经济活动的一种记叙和解阅的方式。所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规模相应地不断扩大，企业之间的联系必将越来越密切，这无疑也要求会计这种语言也必须相应地越来越标准化，就像全球化环境下国际语言的出现一样，是交流的必须条件。因此，会计不仅不应该具有阶级性，并且，会计必将在经济规模不断扩展的推动下，走向全球性的标准化。

参考文献：

[1]葛家澍.会计基本理论与会计准则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2]于玉林.现代会计哲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3]葛家澍.中国会计学会成立以来的我国会计理论研究[J].会计研究，2000，（4）.

[4]李红琨.会计基本理论与实务学习资料[M].云南财经大学，2009.

[5]吴水澎.会计准则理论·会计准则基本概念·会计基本理论[J].上海会计，1999，（7）.

[6]宋小明.会计本质的确证及在会计史研究中的解释性应用[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7，（1）.

[7]杨智杰，夏文杰.经济学对会计理论发展的影响[J].当代经济管理，2007，（4）.

市场规模研究篇5

自20世纪90年代全球性大发展和市场化改革以来，通信业一直被视为最具创新活力及市场竞争力的领域之一，并迅速成长为广泛普及的大众消费服务行业。作为全面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先导性行业，通信业已成为世界各国优先发展的关键领域。电信业务总量的增长不仅对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还对其他产业起带动作用，进而也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渗透与倍增作用[1]。所以对电信业务总量增长情况及其带动作用显著的因素的研究具有重要且深远的影响。本文在面板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固定电话市场规模、2G市场规模、3G市场规模及互联网市场规模对电信业收入增长的拉动程度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以此提出相关的建议。

1 实证分析

面板数据综合了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的优点，全面的提供了通信业的客观信息，在控制了个体的异质性的同时又达到增大自由度和减小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的效果[2]。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采用2012年8月到2013年4月共计9个月的月度数据，截面包括全国共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使用EViews 6.0，Stata 12.0软件进行分析。

1.1 变量

电信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固定电话市场、移动电话市场（2G/3G）、互联网宽带市场。本文主要研究各市场规模的变化对电信主营业务收入的影响，故变量选择如下：（1）电信主营业务收入。根据工信部提供的电信主营业务收入（累计值），我们计算了每月相应的净增值（单位：亿元）。设该变量为；（2）固定电话市场规模。分析固定电话市场规模及发展趋势时，以固定电话用户数（单位：万户）为表征量；（3）移动通讯市场规模。移动通讯市场处于高速发展期，主流为2G与3G并存。2G与3G市场分别处于成熟期和发展期，市场份额、发展趋势、业务贡献能力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别，且二者对通信业今后的发展起到的作用也是值得研究的。考虑以上，作者选用2G用户数（单位：万户）和3G用户数（单位：万户）为通讯市场规模的表征量；（4）互联网市场规模。考虑到反映互联网市场的实际数据的可得性、准确性，同时与移动数据市场区分开，以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单位：万户）作为互联网市场的表征量，研究其与通信业收入的关系。

1.2 面板数据处理

对来源于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2012年8月到2013年4月共计9个月的月度数据5个变量的分析整理，得到以全国共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为截面的平衡面板数据（横截面看，每个变量都有观测值，纵截面看，每期都有观测值）。对每个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消除异方差效应。

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避免由于非平稳引起的伪回归问题[3]。由表可知，在1%的显著水平下，对的单位根检验是不平稳的，除了LLC单位根检验外也都表现为非平稳。在一阶差分后四种单位根检验都显示为平稳。因此，可以认为该面板数据存在单位根。模型建立时使用变量对数后一阶差分（如表1）。

1.3 模型选择与实证结果

我们常采用三种方法估计面板数据模型：混合OLS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选择过程见图1。

1.3.1 个体效应检验

固定效应检验结果如下：F test that all u_i =0：F（30，243）=0.32，Prob>F=0.9998。从检验结果看，F值等于0.32，P值不显著。因此，我们认为固定效应不显著，选择混合OLS模型比固定效应模型好（如表2）。

1.3.2 混合OLS模型（如表3）

根据所得结果，我们得出回归方程：

结果表明，方程各系数均显著，模型整体显著，回归方程有意义。

1.3.3 模型解释

由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及的回归系数为正，表明固定电话用户数、2G用户数、3G用户数以及互联网宽带用户数的增加会促进电信主营业务收入的增加。由各变量系数大小可以看出，3G用户数的增加对电信主营业务收入增加的拉动效果最明显。固定电话用户数对电信主营业务收入也具有拉动作用，但是和移动电话用户数增加的拉动效果相比，后者更为明显。

2 结论及建议

本文采用2012年8月～2013年4月9个月的面板数据实证了通信业各业务规模的增减变化对电信业务收入的影响。我们比较了估计面板数据的三种模型，最终结果认为，在处理本文面板数据上混合OLS模型优于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通过混合OLS模型得到的回归方程显示，对于中国的通信业来说，各个业务规模的增长都对增加电信收入有显著影响。如果在各业务市场均未饱和的情况下，增加各个业务的用户规模均对电信收入的增加具有拉动作用。但是，就中国目前的电信业发展情况来看，电话用户规模已快接近饱和状态。但是就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固定电话用户规模的扩大远不如移动电话用户规模的扩大对于电信收入的拉动效果明显。所以，当电话用户数目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加速固定电话用户向移动电话用户的转移，将会显著拉动电信业务收入。其中，3G用户规模增长又显著优于2G用户规模增长对电信业务收入的拉动作用。所以对于通信业来说，加速固定电话用户移动化，2G用户3G化，同时保持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规模的稳定增长，将会显著增加电信主营业务收入，促进我国通信业的整体发展。

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做进一步地优化和改善。考虑到目前3G市场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不久，后续研究可以采取更多的时点数进行完整分析，探究其与电信主营业务收入的关系。如果按照通信业发展水平对各省市地区进行分类，针对每个类别进行面板数据研究分析，每个分组可能会得出不一样的模型，对各变量系数的经济意义解释或许会对不同地区的通信业发展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

参考文献：

[1]赵晓力，杨显佐，杨东亮.我国电信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溢出效应和扩散效应计量检验[J].工业技术经济，2007，26（11）：102-104，121.

市场规模研究篇6

一、离岸金融的定义

刘振芳（1997），韩龙（2001），国际货币基金组（IMF，2000）认为离岸金融指银行及其他机构吸收非居民资金向非居民提供的各种金融服务。欧洲美元市场是离岸金融市场的前身，随着欧洲美元市场的不断发展，其含义也有所扩大，一是地域上扩大到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如新加坡、日本、香港等；二是币种上扩大到欧洲马克、欧洲英镑、欧洲日元等。

二、国际离岸金融理论研究综述

离岸金融市场产生晚、发展快，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其中，制度学派理论认为从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两个角度考虑，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会从一个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集合中遴选出来，以规避政府管制，从而出现了以规避政府管制为目的的更加自由的离岸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理论认为金融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是对离岸金融市场的直接呼唤，当全球一体化发展到一定阶段，表现在金融要素上就是对欧洲货币市场或者说离岸金融市场的需求。金融自由化理论也是当代世界金融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其实质是要求各国突破传统的金融管制，形成全球统一的金融市场和运行机制，保证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更加有效地利用国际金融资源。综上所述，这些理论都为离岸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分析

天津滨海新区地处环渤海经济带的中心位置，面向东北亚，这一地理位置决定了滨海新区将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活跃的地区之一，在滨海新区建立离岸金融市场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天津港保税区、天津东疆保税港区都坐落在滨海新区，为天津离岸市场的运行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发展机遇。天津滨海新区对外经济开放度较高，具有良好的金融环境，金融业较为发达，金融市场体系初步形成，金融业聚集相应初步显现，具有较好的离岸金融发展条件。2007年，渣打银行、花旗银行、瑞穗实业银行等外资银行在开发区设立办事机构，开发区金融业结构和规模得到显著提升。天津滨海新区总体上具备了建成离岸金融市场的条件。

四、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规模决定因素分析模型构建

（一）模型介绍及数据选取

衡量离岸金融市场的规模的一个较简单的标准就是该地外汇存款数额，本文构建离岸金融中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包括中资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与其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本文选取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中心作为标的区域，选取外汇存款作为离岸货币，以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中心的外汇存款为被解释变量，所有币种都包含于外汇存款中，而不是只选取一个币种，选取外汇存款作为研究的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解释变量分为：

1.收益性：无论是国内金融市场、在岸金融市场还是离岸金融市场，它们的利率都是其主要收益的表现，因此存贷款利率是离岸金融中心银行业务的重要收益所在。本文用天津滨海新区的实际利率与美国实际利率之差表示。另外，成本对收益性有着一定的影响，本文采用人均年收入作为衡量人力成本的指标。

2.便利性与流动性：离岸金融市场的一大特点是高度自由的金融制度。同时，对于离岸金融市场做出保障的是它的流动性。本文采用的衡量便利性和流动性的要素主要是开放程度，并且以进出口额来衡量离岸金融中心的开放程度。

由此建立回归模型，Y=？琢0+？琢1x1+？琢2x2+？琢3x3

其中，Y为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的外汇存款额，单位是亿美元，数据来源于1993年-2012年天津统计年鉴，本文选取1992年-2011年外汇存款数据。

x1为利差，是1992年-2011年年度美元实际利率与天津离岸金融中心实际利率的差额，单位为%。美元实际利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天津离岸金融中心实际利率来源于1993年-2012年天津统计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二者都是年度数据，为了保证利差都为正值，便于回归，这里取x1为美元实际利率与天津离岸金融中心实际利率的差额的绝对值，表示两者的差异程度。

x2为离岸金融中心开放程度，用1992年-2011天津滨海新区港口的进出口总额，单位为亿元，数据来源于1993年-2012年天津统计年鉴。

x3为天津离岸金融中心1992年-2011年城镇单位从业人员中从事金融业的人员年度人均工资收入，单位为本币元，数据来源于1993年-2012年天津统计年鉴。

（二）用SPSS做多元线性回归及其结果分析

1.相关性分析。用SPSS做外汇存款、进出口额、利差、人均工资收入的相关性分析，以说明外汇存款与进出口额、利差、人均工资收入的相关性是否显著。相关性分析结果为外汇存款与进出口额、利差、人均工资收入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为0.904、0.691、0.885，说明外汇存款与进出口额、利差、人均工资收入相关系数都较高，且相关性比较显著。所以用外汇存款与进出口额、利差、人均工资收入做回归是合适的。

2.散点图分析。根据外汇存款与利差，进出口额和人均工资收入的散点图可知，除个别特殊点之外，外汇存款与利差，进出口额和人均工资收入分别存在近似的线性关系，因此可以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3.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外汇存款为因变量，以利差，进出口额和人均工资收入为自变量，做多元线性回归。从回归结果的模型汇总表得出，判定系数R2为0.875，即该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方程对样本点的拟合效果很好，自变量可以解释大部分因变量，即利差，进出口额和人均工资收入可以解释大部分外汇存款。

从回归模型的方差分析表得出，F值为37.386，显著性概率为0，表明回归极显著，即进出口额、利差、人均工资收入对外汇收入有高度显著的线性影响。

根据回归系数表中未标准化的回归系数可以得出回归结果，建立回归模型，即为Y=22.821-2.474x1+0.003x2+3.675*10-5x3，从回归系数表的sig值可以看出，人均工资收入的检验结果是其影响不显著，由此可以得出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规模决定因素回归模型中人均工资收入对离岸金融市场规模的影响较小，利差和进出口额对离岸金融市场规模的影响较大。

根据回归标准化预测值图得出，各散点随机分布在e=0为中心的横带中，标准化残差都在-2至2之间，证明该模型是合适的。

综上所述，根据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的回归模型：

Y=22.821-2.474x1+0.003x2+3.675*10-5x3

有如下估计：

美元和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外汇存款的实际利差对离岸金融市场的外汇存款影响最大，美元和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外汇存款的实际利差上升1%，将使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外汇存款下降2.474亿美元。因为如果美元的实际利率高于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外汇存款的实际利率，美元资金立刻会流向高收益的美国。

天津滨海新区的进出口总额对离岸金融市场的外汇存款影响较大，天津滨海新区的进出口总额上升一个单位，将会使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外汇存款上升0.003亿美元。天津的开放程度上升，必将引进更多的国外资源，这就可以提高贸易资金的往来。天津滨海新区的人均工资收入对离岸金融市场的外汇存款影响最小，因此不能构成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规模决定因素，在此将它忽略。

综上所述，美元和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外汇存款的实际利差和天津滨海新区的进出口总额是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规模决定因素，因此，要扩大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规模，加速离岸金融市场发展，可以从美元和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外汇存款的实际利差和天津滨海新区的进出口总额方面进行改革。

五、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的分析，国际离岸金融市场的竞争加剧，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如何在竞争中领先，如何维系和提高其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并扩大其规模，可以有以下几个措施。

1.使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外汇存款的实际利率高于美元的实际利率。这是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可以把握和利用的，因为离岸金融市场业务既不受货币发行国的金融法规约束，也不受业务开展所在国金融、外汇政策限制，因此，保证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外汇存款的实际利率高于美元的实际利率，可以吸引更多的美元存款进入天津离岸金融市场，从而扩大天津离岸金融市场的规模。

2.完善基础设施，保证开放程度。较高的开放程度使天津滨海新区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离岸金融中心之一，并保持其地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天津港有低税率及简明的税制结构等优势，并且在金融市场自由化程度较高。天津滨海新区离岸市场虽然出现较晚，但只要保证一定的开放程度，就一定会发展迅猛。

综上所述，天津滨海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有着其内在的机制和优势。美元和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外汇存款的实际利差和天津滨海新区的进出口总额是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规模决定因素，对其成为规模较大的离岸金融中心有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在离岸金融市场的模型构建上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在模型的构建和数据的选取上还可以进一步完善，另外，在提高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中心地位及扩大其规模的政策建议上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参考文献：

[1]巴曙松，郭云钊.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郭云钊，胡传雨.离岸金融业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香港地区的实证检验.中央财经大学学报[F]，2013.

市场规模研究篇7

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的期货市场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幅度的波动越来越紧密，并在某种程度上与我国的大宗商品形成了一定的联动效应。国内外的宏观经济环境以及市场环境的变化等因素都会对我国的期货市场带来变化，并会影响到国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如何加强期货市场风险管理，创新管理模式，积极应对风险，成为规避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

一、国际市场环境变化对国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的波动影响分析

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给国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的形成和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致使国内生产、经营、消费大宗商品的企业和部门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和市场风险。如生产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导致企业的生产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使企业的生产计划充满了较多的变数，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提升，企业的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大了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导致通货膨胀预期进一步加强，国际贸易战、贸易保护主义呈现高发态势，汇率市场充满较多的变数，人民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增大。随着政治局势的动荡以及国际市场汇率的变化，更多的因素将冲击大宗商品市场，对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形成造成了重要的影响，使国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外汇市场价格的变化愈加频繁和剧烈。

二、市场价格波动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带来的影响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我国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带来了潜在的巨大影响，国际期货市场价格变动对我国期货市场价格的传导影响速度很快，根据期货市场发现价格的功能，我国的现货市场价格波动与期货市场价格涨跌方向基本一致，尤其是近三年来，包括农产品、金属、重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严重影响了我国企业的生产经营，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常态。例如2013年我国金属以及重金属中的锌、铜等价格涨跌幅度都比较大，而人民币升值压力也比较大，企业在遭遇大宗商品市场价格风险的同时还要面临着国际外汇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如棉花期货与现货的市场价格图分析如图1：

依据市场变化情况棉花的现货市场价格也呈现出不同的规律和特点。如前期变化相对平稳，第二个阶段棉花的价格走势呈现出比较明确的变化。在第三个阶段可能是受到政策调控等方面的影响，棉花的现货价格又回归理性。根据棉花期货价格变动情况，可以将涨幅情况进行细分。如前期价格波动性的下降，后期价格波动的上涨等。不难看出，根据价格发现的理论，现货与期货的价格有着相对平稳的一致性。这些都说明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将对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严重影响。

三、运用期权风险管理模应对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的策略分析

鉴于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对企业生产经营带来的持续影响，必须运用好期货风险管理模式，创新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以切实的行动规避市场价格波动风险。

（一）提高认识，强化对期货风险管理模式重要性的认识

期货风险管理模式是加强期货风险管理，依据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变化规律，可以看出企业要想在充满变数的期货市场立足，就需要重视对风险管理方法和管理流程的创新，通过加强管理、规范风险化解流程，建立适应国内外经济市场环境变化的风险管理模型和化解流程，及时应对风险变化。具体对企业来说，就是要基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的现实，建立期货期权防范价格风险的管理体系，建立价格管理机制以及价格防范风险管理策略和体系。

（二）完善期货风险管理模式，积极应对价格波动

一是相关的企业要高度重视价格风险管理体系的建立，将价格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作为企业战略发展的一部分，从企业的长远发展来防范价格的波动。同时要完善企业组织架构，重视价格风险管控部门的设立，有必要设立专门的价格风险管控部门并给予较高行政级别待遇，对内加强与生产、财务、销售等部门的沟通和联系，对外加大与供应商、采购商的沟通协作。加强人才队伍建立，配备具有较强的理论研究能力、丰富的实践操作经验的强大研发团队，培养具有期货风险管理实战经验又能将理论和实践有效结合起来的真正人才，明确权责划分，明确决策部门、风险控制部门、交易操作部门等在风险管控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完善风险防范策略，强化企业应对期货期权市场价格风险的能力

一般情况下，期货期权市场上主要有三类企业，即：买方企业、卖方企业和既买又卖的企业。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应对策略。买方企业规避风险的策略主要是在期货或期权市场建立或购入同种类型的多头部位。或进行期货多头部位、空头部位等组合操作，旨在通过购入成本，减少仓储管理费用。卖方企业可以通过建立与销售商品相应的空头部门，旨在通过组合策略锁定成本，锁定销售利润。而对于既买又卖的企业，要依据期货市场价格的波动情况，运用多种组合策略，积极加以应对。

四、结束语

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将对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严重影响，规避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就必须运用好期货风险管理模式，创新风险管理策略，积极应对可能存在的市场风险。

参考文献：

[1]邹波，凌晓清.关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的思考[J].广州：市场经济与价格，2013（5）：56-57

[2]吕志平.大宗商品金融化问题研究[J].武汉：湖北社会科学，2013（9）：98-98

市场规模研究篇8

［中图分类号］F12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2)03—0048—05

DiscussingthethresholdinEnterprise'sTechnicalProgress

XUYoumin

（HunanUniversitySchoolofEconomyandTrade,Changsha410079）

Abstract:Thethresholdinenterprise’stechnicalprogressistheminimumvaluethatenterprise’sR﹠Defficiencyandthemarketdemandscaleneededtoachieve.Thereisathresholdofmarketdemandscaleintheenterprise’stechnicalprogress,duetotheenterprise’sR﹠Dinvestmenthasthecharacteristicofscaleeconomy.Thereisathresholdofenterprise’sR﹠Defficiencywhenthemarketdemandscaleofenterpriseisestablished,anditisinverselyproportionaltothemarketdemandscale.Oligopolyorcompletemonopolycanreducethethresholdofenterprise’sR﹠Defficiency.Itishelpfultoenhancetheenterprise’sR﹠Defficiencyandexpandtheincomescaleoftechnicalprogressbecauseoftheimprovementoftechnologyandmanagementlevelandtheappropriateenterpriseexternalenvironmentsuchas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systemandtaxsystem,whichisusefulforenterprisetoovercomethethresholdobstaclesoftechnicalprogress.

Keywords:technicalprogress;threshold;R﹠Defficiency;marketstructure

阈值是令研究对象发生某种变化时其原因或其变化的条件所必需达到的最小值，亦可称为临界值。如果引发变化的原因或其变化的条件未达到阈值，则变化不会产生。阈值现象在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中常常出现，经济活动中亦存在阈值现象。本文拟研究经济活动中的技术进步所表现出来的阈值问题，研究决定阈值大小的因素，利用阈值现象来解释某些经济状态持续存在的原因，探讨降低阈值的措施。一技术进步中的阈值现象及其经济学意义

阈值现象在经济活动中的表现早已为人们所熟识，最小规模经济就是投资或生产活动的规模阈值即临界值，如果不能达到这一阈值则其效率低下而在理论上不应该产生。机会成本这一概念也具有阈值的内涵，因为一项经济活动不能够获得超过机会成本的收益，则该项经济活动不应当发生。

技术进步的阈值（Thethresholdoftechnologicalprogress）亦被人们所注意或有所研究，技术进步的研发投入需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才可能形成新的、有经济价值的技术，这表明研发投资存在阈值现象。研发投资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也必须达到一定的进步程度才能够使得研发投资所获得的收益足以弥补研发投资的成本，这对研发效率提出了阈值要求。

笔者在指导研究生研究熊彼特猜想［1］（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产业组织结构既非完全竞争也非完全垄断）过程中研究了阈值现象。在降低成本的技术进步和改进产品质量的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存在导致研发投入是否具有效率的临界值即阈值［2］。降低成本的技术进步所表现出来的研发效率阈值是一定规模的研发投入成本所能够降低平均成本的最小程度，提高产品质量的技术进步所表现出来的研发效率阈值是一定规模的研发投入的成本所能够通过提高质量提高单位商品收益的最小程度。只有当研发效率高于阈值时，研发投资才可能获得净利润，否则研发投资行为将不能获利。

通过对技术进步中的阈值现象的研究，有助于解决熊彼特猜想，这一猜想是众多学者Arrow［3］、Scherer［4］、Kamien,M.I.andSchwartz［5］、Loury［6］、Dasgupta,P.andStiglitz［7］、LeeChangYang［8］研究后未得到一致结果的难题。

技术进步的过程存在阈值现象，表明经济过程的技术进步现象具有非连续性的特征。从发生条件来看，如果技术进步的条件满足阈值要求，则技术进步能够发生，否则技术进步不能发生。阈值现象表明技术进步的条件有不连续的特点。从技术进步的程度来看，技术进步一旦发生，其技术有不连续的变化，这也表明技术进步的程度具有不连续的特点。技术进步的不连续特征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既定技术条件下资源有效配置时所具有的连续变化的特征有很大的区别，技术进步的阈值特征及其不连续特点必然对技术进步产生显著的影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经济问题。

二企业技术进步的阈值与

企业需求规模的关系企业为技术进步进行研究而产生的投资具有一次性投资的特点，即研发投资产生新技术之后，并不需要新的投资就能够保有新的技术即新技术一旦产生就可以永续使用，保有新技术本身并不需要新的成本支出。研发投资产生的新技术在使用规模上可以不受限制，使用范围的扩大并不会带来研发成本的提高，因此研发投资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即随着使用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所分摊的研发成本变小。

经济活动中的研发投资主要达到两个目的：降低生产成本或者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的投资可以使企业获得成本优势提高企业产品的盈利能力，我们可以以单位产品的盈利能力的提高量p来反映企业单位产品的盈利能力的提高。研发投资所带来的产品质量的提高也可以以单位产品的盈利能力的提高量p来反映企业产品质量的改善。如果一企业有一次性投入RD，则单位商品盈利能力的提高量p是RD值的函数：即有p＝f（RD）。以下称p为技术进步的单位收益，f（RD）为技术进步函数。

显然，技术进步函数具有以下特性：当RD＝0时，p＝0；且f’＞O即是RD的单调递增函数。

一个生产者研发投资所带来的总收益取决于技术进步之后销售量与单位收益的乘积，而技术进步之后销售量又取决于技术进步之前的销售量Q和因技术的变化所带来的销售变化量Q，因此总收益应该为p×Q＋p×Q，研发投资形成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纯收益或利润有：

Л＝p×Q＋p×Q－RD

＝p×（Q＋Q）－RD

令p/RD为研发效率，研发效率即为新技术的单位产品收益与总研发成本之比。

显然，研发效率的阈值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纯收益为0时的研发效率。

令Л＝0，有p/RD＝1/（Q＋Q），这是研发效率的阈值。显然，当（Q＋Q）足够大时，即便研发效率很低，也存在某一销售量（Q＋Q）使得p/RD＝1/（Q＋Q），即理论上存在研发效率的阈值。值得注意是如果（Q＋Q）不是足够大，则p＝f（RD）可能无法满足p/RD＝1/（Q＋Q）条件，即任一规模的研发投入均无法达到研发效率的阈值，在这种情况下技术进步的研发无法产生。因此存在一个导致技术进步产生的最小销售规模，这是需求规模阈值。

当然，如果当（Q＋Q）＝1时即有p≥RD，即技术进步中只需要一单位商品的收益即可弥补研究成本，但这种情况是特殊情况，也许只存在于公共产品的研发过程中，或者研发效率特别高的技术进步过程中。对于一般商品的技术进步我们一般要求Q＋Q＞1，即存在导致研发得以产生的最小需求规模。

依据p＝f（RD）和p/RD＝1/（Q＋Q）条件我们可以确定使得研发效率达到阈值的RD的最小值。即需求规模既定且大于需求规模阈值情况下，存在一个研发投资规模RD的阈值。只有当研发投资规模不小于这一阈值时，其研发效率才能够不少于研发效率的阈值。

根据以上研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结论：

第一，企业的技术进步存在由其需求规模所决定的研发效率的阈值，阈值与需求规模成反比。企业的需求规模由技术进步前的原需求规模Q与技术进步所改变的需求规模Q之和决定。

第二，研发效率既定的情况下，存在一个需求规模阈值。需求规模阈值是导致研发效率能够达到研发效率的阈值所需要的最小需求规模。

第三，当研发效率既定、需求规模不小于阈值的情况下，存在一个研发投入规模的阈值，这一阈值是使研发效率等于研发效率阈值所需求的最小研发投入规模。三、市场竞争条件和市场需求状况

对需求规模的影响及对企业技术

进步效率阈值的影响由于需求规模作为技术进步企业的外在因素对企业的研发效率阈值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需要从市场竞争条件和市场需求状况角度研究对企业需求规模的影响，进而研究这两类条件对企业技术进步阈值的影响。

（一）技术进步前市场需求状况和市场竞争条件对企业需求规模的影响

单个企业的需求规模取决于整个市场的需求规模和市场竞争条件，因此市场需求状况、市场竞争条件将通过影响单个生产者的需求规模来影响单个企业的技术进步效率的阈值大小。

设产品市场的需求函数为TQ＝F（P），对于这一需求函数有dF（P）/dP＜0，即均衡价格水平的上升将导致市场需求TQ的减少。

某一企业通过市场竞争所获得的市场份额为r（0＜r≤1），即这一企业的需求规模Q＝r×TQ＝r×F（P），显然r值的大小与这一企业技术水平所决定的产品质量、生产成本及市场竞争状况有密切关系，其中的市场价格P与市场的竞争状况相关，一般有dp/dr＞O，即企业的市场份额的增加会导致市场均衡价格的上升。

dQ/dr＝TQ＋r×dTQ/dr＝TQ＋r×dp/dr×dF（P）/dP

由于dp/dr＞O且dF（P）/dP＜0，因此r×dQ/dr的大小取决于TQ与r×dp/dr×dF（P）/dP的比较，当r×dp/dr×dF（P）/dP的绝对值足够大即大于TQ时，dQ／dr＜0，这要求r、dp/dr与dF（P）/dP绝对值均比较大，即dTQ/dr的绝对值大于TQ，一企业市场份额的改变将导致市场需求规模的变化量大于原有市场规模，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并且由于当r0时，dTQ/dr0，因此，如果存在r值使得dQ／dr＞0，这时r应为接近于1的有限值。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企业市场份额的增加一般将导致其需求规模的扩大。因此，导致一企业需求规模最大的市场竞争状况应当是完全垄断或需求弹性（即因市场价格的相对改变所能够相对改变的市场需求规模）很大的情况下由少数几家企业垄断的寡头垄断状况。

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如果不考虑技术进步对市场需求的改变，仅从市场竞争条件来看，一企业市场份额越大，其产出规模越大，由此所决定的技术进步效率阈值越小。当市场竞争状况处于完全垄断或寡头垄断状况时，垄断企业的市场需求规模达到最大，技术进步所要求的阈值最小。这一结果与熊彼特猜想：垄断的市场竞争状况更有利于技术进步是一致的。

（二）技术进步后市场需求状况和市场竞争条件对企业需求规模的影响

技术进步改变了市场需求状况，如果考虑到技术进步所能够改变的市场需求的大小，那么技术进步的效率阈值的变化就不仅仅只受到原有市场竞争状况的影响。

设一企业的技术进步将改变整个市场的需求，设技术进步之后的市场需求函数为TQt＝F（Pt），一企业在技术进步之后所能够获得的市场份额为rt，相应的需求规模为Qt＝rt×TQt，这里我们用t来反映技术进步的程度，一般应当有：dTQt/dt＞0，drt/dt＞0，即一个企业的技术进步的强度越高其扩大的市场需求规模和提高市场份额的能力越高。

这时dQt/dt＝TQt×drt/dt＋rt×dTQt/dt＞O

如果r＝l，则drt/dt＝0，即完全垄断条件下dQt/dt＝dTQt/dt即完全垄断时技术进步后所能够扩大的市场需求规模就是其需求规模，记为TQ1。

在非完全垄断竞争条件下，技术进步后的企业需求规模为Qt＝rt×TQt，只要技术进步能够保证rt×TQt＞TQ1，则技术进步企业的需求规模大于完全垄断企业的需求规模，从而使得技术进步的效率阈值得以下降。由于rt＜1，这要求TQt＞TQ1，即竞争条件下技术进步所能够扩大的市场需求规模大于完全垄断条件下技术进步所能够扩大的市场规模，这是竞争有利于降低技术进步的效率阈值的必要条件。

如果TQt＞TQ1，还需要rt＞TQ1/TQt，才能使得rt×TQt＞TQ1，即技术进步的企业在技术进步之后的市场份额必须足够大，才能使其技术进步之后的需求规模大于垄断条件下的市场需求规模。因为如果企业技术进步之后的市场份额rt＝1则又回到了完全垄断状况，这时其市场需求规模可能反而变小。因此，如果TQt＞＞TQ1，则存在一个适度的市场份额，在这一份额下，技术进步企业的需求规模可以达到最大，其技术进步的效率阈值最小。

如果虽有TQt＞TQ1，但TQ1/TQt接近于1，则rt接近于1，由此可以推断出企业技术进步之后形成的寡头垄断可以导致其研发效率阈值最小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既便技术进步能够扩大市场需求规模使得研发效率阈值最小的市场竞争结构并非完全垄断，但考虑到技术进步所能够扩大的市场规模的有限性，即这一比值TQ1/TQt并不能够接近于0，因此，使需求规模rt×TQt最大的rt值是0与1之间的有限值，即最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可以导致技术进步的阈值最小的市场竞争结构应该由有限个企业参与的寡头竞争。显然，随着技术进步所能够扩大的市场需求规模越大，最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市场竞争的企业个数会增加。

需要强调的是，影响企业技术进步效率阈值大小是技术进步之后的市场份额的大小和市场需求规模，技术进步之前的市场份额的大小和市场需求规模并不会直接决定技术进步的效率阈值。

依据以上的研究和讨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在市场需求随着竞争程度的增加而增加缓慢时，垄断程度和市场份额的提高可以提高企业产出规模，进而降低企业技术进步的效率阈值。如果市场需求随着竞争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很快时，适度的竞争可以使企业产出规模达到最大，进而使企业技术进步效率阈值达到最小。

2.如果技术进步能够使市场需求规模扩张迅速，且竞争条件下技术进步所能够增加的市场需求规模大于垄断条件下技术进步所能够增加的市场需求规模，则存在一个可以使技术进步企业的产出规模达到最大化市均份额的寡头竞争格局，在这一寡头竞争市场下其技术进步效率阈值达到最小。

3.如果技术进步所能够增加的市场需求规模十分有限，并且竞争条件下技术进步所能够增加的市场需求规模虽然大于垄断条件下技术进步所能够增加的市场需求规模，但增加的比率小，则技术进步企业所形成的市场垄断格局将使其研发效率阈值达到最小。

四影响研发效率的因素，决定了研发

投入规模阈值和需求规模阈值影响研发效率的因素可以区分为由企业自身决定的内部因素和不能由企业决定的外部因素。

显然，影响企业研发效率的内部因素主要取决于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企业技术水平越高，则技术进步所需要的新增投资相对较少，所能够获得的单位产品的收益较大。企业拥有从事技术开发的一流人才和丰富的经验是企业一流技术水平的保证。企业的管理水平在技术创新过程中表现为能够有效地发挥技术人员的积极性、降低技术创新过程所耗费的成本。由于技术创新依赖于原有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积累，因此，企业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

影响企业研发效率的外部因素是制度和经济政策，并且具有普遍性和可操作性，对此我们应当作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分析。

第一，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可以降低技术创新产品的市场竞争程度，提高技术创新产品的单位收益，进而提高研发效率。

专利制度有效实施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效实施可以排斥侵权企业对技术进步企业的成果的侵犯，这不仅仅可以提高技术创新企业的单位产品收益，还可以扩大技术创新企业的市场规模，使这技术创新的总收益得以提高。

第二，在所得税前可抵扣一定比例的企业研发成本，降低企业实际承担的所得税的比例，使得企业实际承担的研发成本降低，因此可以提高研发效率。对研发投入比重较高的技术型企业，制定较低的所得税税率，也具有同样的效果。

第三，对企业的研发项目直接提供财政支持，可以减低企业的研发成本。

对研发成果进行财政补贴和奖励等方式为企业研发提供资本方面的支持，显然可以降低企业的实际承担的研发成本，进而提高该企业自有投资效率。

第四，高水平的教育体制可以使企业获得具有较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人才，提高企业研发效率。

高水平的教育体制可以使企业的研发人员达到进行研发所需要的尽可能高的知识水平，否则企业将需要为提高研发人员的知识水平支付更多的成本，这会降低企业研发效率。

第五，高水平的国家科学研究体制所产生的科学技术可以改善企业技术进步研发的基础条件，进而提高研发效率。

如果由财政承担研发成本的国家科研体制能够产生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这些科研成果只需要通过适当的转移和改进，就可以成为企业继续研发的基础或直接为企业所采用，这显然可以降低企业研发投资的规模、持续的时间和研发的风险，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的研发效率。

第六，开放的竞争政策有利于使得具有更高研发效率的企业和生产要素进入具有技术创新潜力的领域，从而可以提高研发效率。

参与竞争的企业数量和生产要素的增加，可以使得具有较高技术进步能力的生产要素更容易进入具有技术进步潜力的市场中，使有技术进步的研发效率得以提高，这可以大幅度降低技术进步的投入规模阈值。因此，适度的竞争有利于技术进步。相反，在行政垄断的情况下，由于限制了高水平的生产要素的进入和参与竞争，同时行政垄断时改变市场份额的可能性降低。因此行政垄断所形成的竞争格局将因有对参与竞争的生产要素的约束和市场需求份额的约束而提高技术进步的阈值，降低市场中技术进步的可能性。五结论

经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由于企业研发投资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因此，当企业的研发效率一定时，存在市场需求规模阈值，只有当市场需求规模大于这一阈值时，企业技术进步的研发才是有利可图的。而当企业市场需求规模既定时，也存在企业研发效率的阀值，企业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大则有利于降低企业研发效率的阈值。

第二，有利于扩大企业市场需求规模、降低企业研发效率阈值的市场结构是寡头垄断市场或完全垄断市场，这与熊彼特猜想一致。

第三，企业研发效率不仅仅取决于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与企业的外部环境如知识产权制度、税收制度、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也有密切的关系。

［参考文献］

［1］柳卸林.技术创新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2］徐幼民,支娜.决定中国产品质量改进的三大因素［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8,(3):86-90.

［3］Arrow,k.j.,1962,conomicWelfareandtheAllocationofResourcesforInvention［M］.inNelson,R.R.(ED.),TheRateandDirectionofInventiveActivity,609-25,NBER,Princeton.

［4］Scherer,F.M.MarketStructureandtheEmploymentofScientistsandEngineers［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67,57(3),524-531.

［5］Kamien,M.I.andSchwartz,N.L.MarketStructureandInnovation:ASurvey［J］.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1975,13(1),1-37.

市场规模研究篇9

    在Arrow模型中,在位企业,不管是垄断者还是所谓的竞争性企业,都只是针对于产品市场而言的,而在研发市场上,它们却没有区别,都是完全的垄断者,因为只有在位企业可以进行创新活动。比如说,在讨论“竞争性”企业的创新激励时,Arrow只是考虑了这个企业完成创新之后利润变化,但没有解释为什么这样一个预期利润的存在不会吸引其他“竞争性”企业也从事该创新活动。由于在位企业不受进入威胁(比如,受行政性进入壁垒保护),技术创新只是在位企业提高在位利润的工具,进而会出现“替代效应”的结果。而在Gilbert?Newbery模型中,不管是垄断者还是竞争性企业,它们都是可能进行创新活动的,即可以投标购买第三方的替代技术。换言之,在Gilbert?Newbery模型中,研发市场是竞争性的,而潜在进入者一旦研发成功,就可以借此进入产品市场与在位垄断者进行双寡头竞争。面对这种进入威胁,垄断者就必须通过创新活动来“维持”其在位垄断利润。既然此时创新是一个企业进入市场或者阻碍竞争者进入市场的工具,而考虑到竞争总会导致租金耗散,垄断者“维持”垄断地位的激励就要强于竞争者“打破”垄断地位的激励。

    无论是Schumpeter、Arrow还是Gilbert和Newbery,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市场结构与创新之间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但也有其他一些学者认为市场结构与创新之间存在着更加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比如,Scherer[3]、Mansfield[4]和KamienandSchwartz[5]就认为市场结构与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企业规模小于某个临界值之前,企业的研发强度是其增函数,但一旦企业规模超过这个临界值,企业规模增加,其创新激励就反而变小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倒U型假说可以看作是对前面两种经典模型的一个折中结果。除了理论研究,人们也就市场结构与创新激励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经验分析。但对应于不同的计量方法或样本数据,人们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研究结论。Horowitz[6]、Hamberg[7]以及Comanor[8]的经验研究支持了Schumpeter第一假说。他们发现,研发密度,即研发支出与企业规模的比值,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而增加。他们对此给出的解释主要有两种:第一,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大企业在研发融资方面具有优势,因为企业规模与内部融资的可行性和稳定性是正相关的;第二,研发活动具有显着的规模经济,因为技术一旦研发成功,其市场价值与市场范围正相关,而大企业通常具有很大的市场占有率。但是,Geroski[9],Nickell[10]以及Blundell,Griffith,VanReenen[11]的实证研究结果却指出创新与市场竞争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随后,Aghion,Harris,Howitt,Vickers[12]对熊彼特模型进行了扩展。在他们的模型中,创新激励不仅仅依赖于创新租金,更依赖于创新前后的租金差异(在基本模型中,创新来源于外部企业,故创新前的租金为0),在这种情况下,更高的市场竞争程度将同时减少创新前后的租金,但是创新前的租金减少幅度要更大些,从而有利于创新和增长。也就是说,竞争可能提高创新的增量利润,从而鼓励了研发投入并“逃离竞争”,同时使得行业内实力相当的企业越来越多,寡头厂商也将面临更加相似的产品成本,并且产品成本越低(高)的企业更愿意成为技术领导者(追随者)。Greenstein,Ramey[13]在其模型中假定消费者更偏好新产品,垄断者能通过市场隔离对新旧产品进行差别定价,从而能从产品创新获得更高的利润,因此垄断厂商比竞争厂商具有更高的创新投入。但是,Czamitzki,Kraft[14]通过对德国企业的研发行为研究,发现新进入者比在位者的研发投入要高。而Schmalensee[15]认为,随着企业规模的变大,管理层对企业的控制能力开始下降,而这又会削弱企业的研发效率;与此同时,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研发人员更难从自身努力中获得相应的报酬,他们的创新激励也就因此而大打折扣了。

    Scherer[16]的早期分析支持了倒U型关系假说。他用研发人员数目来表示企业研发投入,并用四厂商集中度(CR4)来表示行业集中度,发现在控制行业变量后,研发投入随着市场集中度的提高而增加;但当CR4超过50%~55%后,研发投入不再随行业集中度的提高而增加。进一步,CulbertsonandMueller[17]对食品行业的分析发现,研发投入与行业集中度之间倒U型关系的临界值CR4约为60%。Aghion等[18]利用英国1973~1994年近20年的上市企业数据研究了市场结构与专利数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两者之间是呈倒U型关系,因为竞争既会增加来自创新的额外利润,又会削弱落后者的创新激励。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就市场结构与创新激励之间的关系得出了更加微妙的结论。Scherer[19]采用美国联邦委员会(FTC)1974年的行业应用项目的数据,发现所有行业数据中,只有20%左右的样本的研发密度是随企业规模增加而增加的,而对于其他行业则没有检测到企业规模对研发的效应,并且他还提出美国小企业比其他国家的小企业更具有创新动力。Boundetal[20]采用了比以往学者更大更全的美国企业数据,并在企业层面上去研究规模—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与研发支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是U型而非倒U型,即研发密度先随企业规模增加而下降,然后再随企业规模增加而增加,比起中等规模的企业来说,小企业和大企业的研发密度都要更高些。AcsandAudretsch[21]的研究表明小型和大型企业的研发投入可能依赖于行业状况特别是市场结构,他们指出在行业集中度比较高的条件下,大企业的创新强度更高些,而对于小企业来说,在行业集中度比较低的不成熟市场条件下的创新强度要更高些。Dorfman[22]通过对4家电子企业的比较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尽管在国外,市场结构与创新激励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老话题了,但在国内,受制于数据等各种原因,相关研究还不是很多。近年来,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一个代表性研究是聂辉华、谭松涛、王宇锋[23]。他们的研究表明,企业规模与研发投入之间的确存在倒U型关系,国有企业相比其他类型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研发强度,并且规模越大,创新动力越足。平新乔等[24]运用中国制造业222家企业连续5年的微观面板数据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研发的影响,发现行业集中度衡量的产品市场竞争度与企业专利水平间呈正U型结构。Hu[25]运用北京海淀区的813个高科技企业数据,发现不同产权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差异并不明显。安同良等[26]的研究则发现不同性质产权类型的企业所具有的研发投入存在较大差异,最高为外国企业,其次是股份制和有限责任制以及港澳台企业,最后才是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张翼[27]根据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做出的结论则是私有企业的研发激励最大,国有企业次之,最后才是外商投资企业。

市场规模研究篇10

一研究状况述评

BenZion和Fixler（ 1981）通过研究产品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发现：企业是否进行产品创新需要考虑产品的市场需求、创新成本以及其他企业的创新行为这三个方面的因素。他们把创新产品与原产品的关系区分为替代性的和互补性的， 同时把创新者分为产业内企业和产业外企业， 进而认为两种类型的创新者都更倾向于互补品的创新[1]。

Damanpour （1991）认为产品创新会受到个人、组织和环境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其中环境因素是最重要的创新决定因素，环境因素主要包括企业层面和市场竞争两方面[2]。Balachandra和Friar（1997）则将影响企业产品创新的诸多因素归纳为市场、技术、环境和组织四大类[3]。

张昕和王学军（2008）认为技术创新产品的市场相对容量、创新成本、企业的规模以及拥有的创新资源和创新能力都会影响到企业技术创新决策。他们发现，企业采用技术创新的收益期望与技术创新产品的市场容量期望成正相关关系，即创新产品市场容量越大，企业进行创新的倾向越强[4]。

Hausman等（1984）对企业R&D投入与技术进步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发现R&D投入与技术创新绩效存在很强的相关性[5]。Stokey（ 1995）的研究结果更进一步发现R&D投入与技术创新存在正相关关系[6]。Crepon等 （1998）研究法国制造企业R&D投入对技术创新和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R&D投入与作为创新产出指标的专利数具有正相关关系[7]。张世贤（2005）认为技术创新投入存在阈值效应，只有当企业R&D投入达到一定强度，企业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使得R&D成果实现预期的市场化和产业化[8]。

Barker和Mueller（2002）从企业管理层角度研究企业技术创新问题， 研究发现在其他投入要素不变的情况下，CEO越年轻，持股越多且拥有营销或研发工作经历，公司越倾向于投入更多的R&D资源进行技术创新[9]。Wiseman和GomezMejia（1998）基于前景理论发现，管理层对公司业绩的预测与技术创新的倾向呈负相关关系[10]。Sitkin等（1995）在前景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代理理论，提出了管理层风险行为的决策模型，从风险偏好的角度研究了管理层对R&D的投资决策差异[11]。

还有学者从市场竞争的角度研究企业的产品创新问题。如Chen和Schwartz（2010）认为垄断厂商从产品创新中获得的收益要大于竞争性厂商生产原先产品的收益，他们运用Hotelling模型，基于产品创新的收益，发现垄断结构下产品创新投资激励比竞争结构下要更大[12]。严海宁和朱劲松（2008）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垄断最不利于企业的产品创新，适度的市场竞争才能有效促进企业产品创新[13]。

上述涉及企业产品创新问题的研究可将影响产品创新因素区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部分，内在因素主要包括企业R&D投入、企业的规模以及企业拥有的技术创新能力等，市场结构、竞争程度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则构成了外在因素的主要内容。上述关于这些影响因素的研究有的是描述性研究，有的建立了基本的逻辑关系，有的作了适当的实证研究。这些理论虽从某一方面如R&D投入、企业管理层、市场竞争程度分析了企业产品创新与这些因素的联系，但对于创新产品的市场不确定性和风险、技术创新的研发效率等内在因素之间的联系缺乏具有概括性的理论研究，即缺乏一个能比较全面反映企业产品创新特点和内在决定因素的经济理论，这一理论应该充分体现出企业产品创新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产品创新的市场需求具有不确定性的风险，二是技术创新的投入存在规模阈值和效率阈值。[14]

二企业产品创新的两种类型与市场风险评估

产品创新可区别为新产品创新和产品改进型创新两种类型，可以发现两种类型的产品创新中涉及的经济因素基本一致，但风险程度有明显差别。

（一）影响企业产品创新的经济因素及其相互关系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4年第4期徐幼民，漆玲琼等：基于投资风险与阈值的企业产品创新理论

无论是新产品创新，还是产品改进型创新，企业进行产品创新一般会预设一个目标市场，我们可以用目标市场的产品价格P、单位制造成本c、预计最大销售规模Q和风险程度e来描述目标市场。企业的产品创新就是通过控制研发投资规模Crd来影响P、c、Q的大小，进而获得利润。我们很容易得到产品创新时决定企业利润的表达式，即利润π=（P-c）×Q-Crd，这是不考虑市场风险的企业产品创新利润表达式。

单位制造成本c与产品创新的市场价格P有密切的关系。企业新产品的研发过程中一般以产品的质量和品质为直接研发目标，虽然新产品的质量和品质与新产品的单位制造成本c有内在联系，但新产品的单位制造成本与研发投资多少不存在递增或递减的关系，原因在于产品创新的重点是产品的质量和品质创新，完全不同于降低生产成本的工艺创新。因此我们可以假定目标市场商品的单位制造成本c与新产品研发投资规模Crd没有直接关系。

无论是改进产品的质量还是研发新的产品，产品的市场价格P和市场销售规模Q不仅仅取决于研发的产品的质量和品质，还取决于市场同类产品的价格水平和市场竞争状况，因此P和Q不是能由Crd单独决定的因素。为了简化产品创新的理论模型，并且由于产品创新时企业对新产品的市场价格有比较大的自由度，我们可以假定企业进行产品创新时其市场价格可事先预定，即假定新产品的市场价格P与新产品的研发投资规模Crd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企业产品创新的决策过程就是在确定了产品价格P和单位制造成本c后，在改进产品质量和性能的基础上通过控制研发投资规模来尽可能增加预期最大销售规模Q，进而实现企业产品创新利润的最大化。

（二）企业新产品创新的市场风险评估

企业新产品创新的市场风险比较大，新产品的实际销售规模既有可能达到最大预期销售规模Q，也有可能为零，即新产品在既定的市场定位下可能根本没有市场销售。因此，新产品的实际销售规模q应当在不超过最大预期销售规模的前提下呈现某一概率分布，以此可以表示新产品创新所面临的市场风险。

假定企业新产品创新的实际销售规模q在区间[0，Q]呈均匀分布。即概率分布密度Q（q）=1/Q ， （0≤ q≤Q）。

考虑到实际销售规模小于最大预期销售规模可能带来的风险，企业新产品创新的利润函数π可以表示如下：

上式中（P-c）×Q-Crd表示实际销售规模q等于最大预期销售规模时企业所获得的利润，（P-c）×Q×e表示实际销售规模小于最大预期销售规模时给企业带来的风险损失，当实际销售规模的概率在区间[0，Q]呈均匀分布时e=1/2。

（三）企业产品改进型创新的市场风险评估

企业对已有产品进行技术改进以提高产品的性能和品质，其市场风险应当比新产品创新的市场风险小，原因在于老产品已经具有一定的市场销售规模。[15]设产品改进型创新后企业产品的最大预期销售规模为Q，改进之前的市场销售规模为Q1，并且Q>Q1。产品改进型创新的市场实际销售规模应当位于Q1与Q之间假定企业产品改进型创新的实际销售规模q的概率分布密度为Q（q）=1/（Q-Q1），（Q1≤ q≤Q）。可以推得如同产品改进时创新时利润函数：

π=（P-c）×Q×（1-e）-Crd

=（P-c）×Q-Crd-（P-c）×Q×e

这时e=（1-Q1/Q）/2

由于产品改进型创新与新产品创新的预期利润表达式形式相同，因此可以仅研究新产品创新的最优投资决策。

三企业新产品创新的最优研发

投资规模的决定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企业产品创新的决策目标是通过控制研发投入的规模来决定新产品的预期最大销售规模和预期收益，并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由此我们可依据研发投资规模Crd与预期最大销售规模Q之间的关系来决定企业的最优研发投资规模。

当企业的研发效率和预期市场价格既定时，企业研发投资规模Crd与预期最大销售规模Q应当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为了体现新产品研发投资存在规模阈值和效率阀值的特点，我们可以假定Crd与Q之间存在这样的函数关系：

当Crd

而当Crd≥Co时，dQ/dCrd>0，即研发投资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技术研发成功，研发投资规模越大，预期最大销售规模也越大。

为了进一步确定Crd与Q之间关系，我们可以认为当Co

由于任何产品的最大销售规模均存在上限值，企业新产品研发投资规模越大，则预期最大销售规模越有可能接近上限值，但超过C1的研发投资所能够增加的销售规模应该是递减的，只有当研发投资规模无限大的时候，预期最大销售规模才有可能达到上限值。设新产品的销售规模的上限值为Qmax，可以假设当研发投资Crd>C1时，其预期最大销售规模Q与Crd之间满足上述关系的函数可以选择如下形式：

Q=[Qmax×（Crd+A）]/[Crd+B]，其中B>A。

设当Crd=C1时，Q=Q1，可以利用函数和导数在点（Q1，C1）时的连续性求解A、B，从而可以得到Crd>C1时Q与Crd的函数的具体形式如下：

Q=[Qmax×（Crd-C1）+Q1（Qmax-Q1）/α]/[Crd-C1+（Qmax- Q1）/α]

我们可以用图1来表示研发投资规模Crd与预期最大销售规模Q之间的关系：

图1

在市场不确定条件下，假设实际销售规模在区间（0，Q）呈均匀分布，企业新产品创新的预期利润：

π=（P-c）×Q×（1-e）-Crd

由利润最大化条件dπd Crd=0可得：

dQd Crd=1/[（P-c）（1-e）]

要满足这一条件必需有α>1/[（P-c）（1-e）]，且当Q=Q1时，π>0，

这时要求（P-c）×Q1×（1-e）-Crd>0，即（P-c）×Q1×（1-e）-Co-Q1/α>0。

为了简化和计算的方便，我们记γ=（P-c）×（1-e），其经济含义是最大预期销售规模每增加一个单位给企业带来的收益，是研发投资的边际收益。

上式可写成γ×Q1-C0-Q1/α>0，即γ>1/α+C0/Q1

若要保证上式成立，就要求边际收益γ足够大，且研发效率α足够高，即研发的边际成本（1/α）足够低，使得研发的边际成本（1/α）与分摊的研发固定成本（C0/Q1）之和小于研发投资的边际收益γ。这是新产品研发所需要的最低效率条件。

当研发效率达到最低效率条件时，企业的研发投资规模Crd显然大于C1。企业利润表达式为：πmax=γ×Q-Crd。

因此，研发投资的最优规模显然应该满足如下条件：

d（πmax ）/dCrd=0 即γdQ/dCrd-1=0

当 Q=[Qmax×（Crd-C1）+Q1（Qmax-Q1）/α]/[Crd-C1+（Qmax-Q1）/α]时，我们可以得到企业研发投资最优规模Crd，即：

Crd=C1+（Qmax-Q1）×[（γ×α）1/2-1]/α

根据最优研发投资规模Crd我们可以推导出最优最大预期销售规模和最大预期利润：

最优最大预期销售规模Q=Qmax-[（Qmax-Q1）×（αγ）-1/2]

最大预期利润πmax=γ×Qmax-C1-（Qmax-Q1）[2（γ/α）1/2-l/α]

依据以上结果，我们显然可以得到以下判断：

（1）企业研发投资的阈值Co越小，企业的最优研发投入规模也越小，最大预期利润将越大。

（2）研发投资的边际收益γ越大，企业的最大预期利润越大；决定γ大小的主要因素是P-c（这是新产品的增加值）和市场风险e。

（3）市场销售规模上限值Qmax与最优研发投资规模Crd、最大预期利润πmax存在正相关关系。

（4）企业研发效率的拐点所决定的销售量Q1越大，企业的最优研发投入规模Crd就越小，最大预期利润πmax越大。

（5）企业研发效率α值越大，企业最大预期利润πmax越大。

四结论

将企业的产品创新区分为新产品创新和产品改进型创新，将企业产品创新的经济决策简化为企业通过控制研发投资规模来达到最大预期销售规模从而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过程，在合理假设研发投资规模与最大预期销售规模之间存在的适当函数关系后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企业新产品创新存在投资规模的阈值障碍和和研发效率的阈值障碍。

研发效率至少要达到这个水平：即新产品研发投资所带来的单位产出的收益不小于研发的边际成本与分摊的由研发投资阈值决定的平均固定成本。

市场规模研究篇11

1引言

Hitsch[1]通过对美国一种新的速食早餐麦片进入市场的数据分析和仿真模拟指出，基于传统投资理论进行新产品投资将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该文献重点指出了新产品投资的特殊性，传统的投资理论并不适用于新产品。对于传统投资理论适用的传统产品，一般假定投资者对产品本身的客户接受度比较了解，因此，产品的需求不确定性主要来自宏观市场环境（比如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利率的波动、金融危机等）。宏观市场环境不确定性是外生的，是所有进入市场的产品都要面对的，并且它在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中一直存在、无法消除，因此，现有文献往往假定其服从某一随机过程。而新产品的需求不仅受宏观市场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新产品本身的客户接受度企业也并不了解。与宏观市场环境不确定性不同的是，新产品客户接受度的不确定性是内生的，它只与新产品自身的特性有关，本文定义为新产品不确定性。对于给定的新产品，它的客户接受度是确定的，新产品不确定性来源于企业对相关信息的不够了解，因此，新产品不确定性可以通过收集信息进行解决。

以华尔街分析师对2010年iPad 1全年销售量的预测数据与实际数据的差异来说明新产品需求面临的两种不确定性以及这种不确定性随时间推移逐步降低的特点。iPad 1于2010年4月3日开始在美国发售。通过在http：//、http：//、http：//、http：//等网站上搜集29位华尔街分析师的66条预测数据，整理出iPad 1投放市场前（2010年1月28日）、销售初期（2010年4月初）和销售两个月后（2010年6月初）三个时间的预测，得到图1和表1。从图表中可以看到，iPad 1的需求同时面临两种不确定性，并且预测数据与实际数据之间的差异随着预测时间的延后在逐渐缩小。

不确定性对企业进行产品投资决策有很大影响。黄久美等[2]研究发现需求不确定性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有显著影响，并且投资的不可逆程度与现阶段的投资倾向和规模是负相关关系。考虑到企业的风险态度，Chronopoulos等[3]阐述了运作柔性、风险规避和不确定性等对最优投资策略的影响。新产品投资相对于传统产品投资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企业的风险态度对于新产品投资决策的影响也更大。

投资时机与规模是企业进行产品投资需要制定的两项重要决策。投资规模决策的制定需要考虑产品的市场规模及需求的价格弹性等诸多因素。过大的投资规模会导致产品过剩或者由于企业的超额供给而产生的低价销售，从而影响到企业的利润；而过小的投资规模则由于不能满足全部的需求而带来利润的损失和对企业未来发展不利的影响。新产品的投资规模决策依赖于企业对新产品市场规模的估计。由于新产品不确定性可以通过收集信息减少，因此，投资时机越晚，企业对于新产品市场规模的估计越准确，制定的投资规模决策也就越准确，但投资时机晚意味着企业将失去一部分早期利润，并且也使投资相对较早的竞争者占有一定的先动优势。企业在制定投资时机与规模决策时需要对受投资时机影响的早期利润与投资规模制定的精确性进行权衡。

目前基于不确定性进行产品投资时机与规模决策的研究很多。Van Mieghem[4]对宏观市场环境不确定情形下投资类型、投资时机、投资规模以及调整投资等管理问题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Boyabatli和Toktay[5]分析了在不完美资本市场中，一家寡头企业如何基于不确定的需求信息进行产能投资和技术选择。张立和扈文秀[6]研究了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研发投资时机确定问题。有研究同时考虑了投资时机与规模的决策。Swinney等[7]研究了在宏观市场环境不确定情形下，新创立企业与已存在企业在投资策略上的差异。阳军等[8]通过求解不变产出和可变产出条件下企业最优投资时机和投资规模的解析表达式，比较研究了两种不同条件下同时选择最优投资时机和投资规模的决策问题。

以上研究针对的均是宏观市场环境不确定情形下传统产品的投资，并没有将新产品市场接受度的不确定性考虑在内，而这一不确定性恰好对新产品需求有决定性的影响。有少量研究已经意识到了新产品投资的特殊性，如Hitsch[1]。此外，邢小强和仝允桓[9]基于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实际调研，得出宏观市场环境不确定性与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有延迟作用，而技术不确定性对投资有促进作用，也就是说，技术不确定性作为一种来自产品自身的不确定性与宏观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对于投资的影响有很大不同。上述研究应用仿真和调研的方法对新产品区别于传统产品、产品不确定性区别于宏观市场环境不确定性进行了一定的说明，但只停留在定性分析和经验结论层面。目前基于新产品不确定性进行新产品投资的建模研究很少。Ranga等[10]在建模中提到了新产品所面临的产品不确定性，但没有对其进行定义和刻画，并且该文也只探讨了一种特定的投资形式，即企业从柔性生产向专业化生产转换的投资决策。

综上所述，目前有关不确定情形下产品投资的研究大多基于传统产品考虑了宏观市场环境不确定性，有少量研究从定性分析和经验结论层面说明了新产品与传统产品、新产品不确定性与宏观市场环境不确定性的区别，但缺乏基于新产品考虑新产品不确定性的建模研究。本文对新产品不确定性进行了描述与定义，并运用均值-方差方法，构建了风险规避企业的新产品投资决策模型，在模型中同时考虑了新产品不确定性和宏观市场环境不确定性。结论给出了新产品投资时机、投资规模及产品定价策略，并分析了市场规模期望、企业的风险规避程度、宏观市场环境不确定性以及新产品不确定性对上述决策的影响，比较了宏观市场环境不确定性与新产品不确定性对投资决策的不同影响。

2模型描述与构建

本文用 表示新产品的市场规模，它满足均值为 ，方差为 的分布。假设新产品的需求 与价格 满足 ，其中， 为需求的价格弹性系数。因此，新产品单位时间的随机利润函数为 。由于具有风险规避意识的企业会综合考虑预期期望收益与预期期望收益方差的大小，因此，采用均值-方差方法建立新产品单位时间的效用函数 [11]。其中， 为企业的风险规避系数， ， 越大，企业的风险规避程度越大。

新产品投资面临的需求不确定性来源于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和新产品不确定性。宏观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对于投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市场规模的波动，因此用市场规模的方差 表示。新产品不确定性对于投资的影响主要源于新产品的客户接受度能否达到企业目标，达到企业目标，则值得投资，未达到企业目标，则不值得投资。本文借鉴Ranga等[10]的方法，以新产品的客户接受度是否达到企业目标进行分类，将新产品的市场规模归纳为“成功”与“失败”两类。对于主要受政府政策影响的新产品，政策“支持”则意味着“成功”，政策“反对”则意味着“失败”。新产品不确定性定义为新产品“成功”与“失败”时市场规模均值的差值。

本文用 表示新产品“成功”时的市场规模， 表示“失败”时的市场规模。定义 和 的均值分别为 和 ， ，方差均为 。新产品“成功”和“失败”时单位时间的随机利润函数分别为 ， 。新产品“成功”和“失败”时单位时间的效用函数为 ， 。

基于新产品不确定性可以通过收集信息进行解决，本文假设企业有两个可供投资的时刻点，分别为 点和 点。 点为新产品可以进入市场最早的时刻点， 点为新产品不确定性解决的时刻点。因此，企业会选择在 点或 点进行产品投资。假设一旦投资，即发生固定成本 。企业在 点投资时，对于新产品“成功”或“失败”是未知的，定义此时投资为“早”投资。企业在 点投资时，对于新产品“成功”或“失败”已知（见图2），定义此时投资为“晚”投资。假设企业在 点投资时，虽然不知道新产品进入市场能否取得“成功”，但对“成功”与“失败”的概率及相应的市场规模期望有个预期，并且 点投资的企业在 点知道新产品“失败”后可以选择退出市场，退出时由于变卖固定资产等会产生一个一次性收益 。企业在 点预期新产品“成功”的概率用 表示，预期新产品“失败”的概率用 表示。因此有 ， 。由于新产品不确定性定义为新产品“成功”与“失败”时市场规模均值的差值，即 。因此有 ， 。本文假设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为 ，可存在于市场中最长的时间为 。 为新产品强制退出市场的时刻。

本文模型虽然建立在新产品市场规模只有“成功”与“失败”两种情形的基础上，但其对于新产品市场规模有多种不同情形的情况也适用，可以将多种情形用上述“成功”与“失败”两种情形进行归纳。假设新产品可能实现的市场规模有 种，分别用 和 表示可能实现的市场规模及其对应的概率，其中 。定义 ， 表示新产品“成功”的概率，则 ， 。将多种情形归纳为两种情形的方法在研究中较为常见。Rajeev[12]就应用Rothschild和Stiglitz[13]的均值保留展型（mean-preserving spread）对产品进入市场的情形进行了归纳。上述归纳方法相较于均值保留展型具有更强的实用价值。

3新产品投资规模与定价决策

从 点到 点，新产品“成功”或“失败”未知，因此，企业制定投资规模与定价决策基于 。而从 点到 点，新产品“成功”或“失败”已知，企业只有在新产品“成功”时才会继续存在于市场中，因此，其制定投资规模与定价决策基于 。

证毕。

推论1： 点到 点新产品的最优定价 、企业单位时间最优投资规模 及单位时间最大效用 均小于 点到 点新产品的最优定价 、企业单位时间最优投资规模 及单位时间最大效用 。

证毕。

推论1中 、 及 与 、 及 一一对比的差异在于 和 ，由于 ，因此 越大， 和 的差异越大。越大的市场规模期望代表着越高的客户接受度，因此， 点到 点相比 点到 点，企业对于新产品的客户接受度预期更高，制定的投资规模和定价决策以及企业单位时间效用都更大。

结论2：新产品的最优定价 和 、企业单位时间最大效用 和 均随市场规模期望 增大而增大，随宏观市场环境不确定 和企业的风险规避程度 增大而减小；企业单位时间最优投资规模 和 随 、 和 增大而增大； 、 和 不受新产品不确定性 的影响，而 、 和 随 增大而增大。（见表2）

考虑 对投资决策的影响时，假定 恒定。从 点到 点，企业制定投资决策依据 ，与 无关。而从 点到 点，企业制定投资决策依据 ， ，当 恒定，则 越大， 越大，因此， 点到 点， 对于投资决策的影响方向与 一致。

4新产品投资时机决策

企业选择“早”投资还是“晚”投资取决于所得的效用。企业的效用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在研究新产品投资时机之前，对企业效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结论3：企业在 点“早”投资的最大效用 和在 点“晚”投资的最大效用 随市场规模期望 和新产品不确定性 增大而增大；随宏观市场环境不确定性 和企业的风险规避程度 增大而减小。

证毕。

对 和 的影响与 相反。 越大， 和 越大。这一结论与我们常识中不确定性对投资有负作用相反。对于某一时机的新产品投资， 越大，企业的投资动机越大，越不会轻易选择放弃投资。 对于投资效用的影响主要作用于 点到 点。这是因为，我们在考虑 对于投资效用的影响时，假定 恒定。从 点到 点，企业制定决策依据 ，与 无关。而从 点到 点，企业制定决策依据 ， ，它随 的增大而增大。

结论4：企业在 点预期到新产品“成功”的概率 时，它会选择在 点“早”投资；否则会选择在 点“晚”投资。

证明：

结论5：新产品市场规模期望 越大，企业越倾向于在 点“早”投资；市场环境不确定 或企业的风险规避程度 越大，企业越倾向于在 点“晚”投资；新产品不确定性 对企业投资时机的选择没有影响。

上述结论中， 对投资时机的选择没有影响。这是因为，企业选择“早”投资和“晚”投资的效用差异主要在 点到 点这一时间段，此时，企业制定决策依据 ，与 无关。

5 数值算例

结论2对应为下表：

6 结论

本文用新产品市场规模的方差表示，用新产品“成功”与“失败”时市场规模均值的差值表示新产品不确定性，给定企业“早”（新产品不确定性未解决）和“晚”（新产品不确定性已解决）两个投资时机，运用均值-方差方法构建了风险规避企业新产品投资决策模型。

通过求解给出新产品投资时机、投资规模、产品定价策略及单位时间最大效用，并分析了市场规模期望、企业的风险规避程度、以及新产品不确定性对上述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新产品价格、投资规模及单位时间效用均随市场规模期望增大而增大；新产品价格与单位时间效用随和企业风险规避程度增大而减小，投资规模随和企业风险规避程度增大而增大；前期的新产品价格、投资规模及单位时间效用与新产品不确定性无关，而后期的随新产品不确定性增大而增大。企业预测到新产品“成功”的概率较大时会选择“早”投资，并且市场规模期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早”投资；或企业的风险规避程度越大，企业越倾向于“晚”投资；新产品不确定性对于企业投资时机的选择没有影响。企业“早”投资和“晚”投资时的效用随市场规模期望和新产品不确定性增大而增大，随宏观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和企业的风险规避程度增大而减小。

本文将新产品的市场规模归纳为“成功”与“失败”两种情形进行研究，但该模型对于新产品市场规模有多种情形时也适用，文中通过一定的方法将多种情形归纳为了两种情形。本文考虑的是垄断企业的新产品投资，后续可引入市场竞争对该问题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Hitsch G J. An Empirical Model of Optimal Dynamic Product Launch and Exit under Demand Uncertainty [J]. Marketing Science， 2006， 25（1）： 25-50.

[2]黄久美，车士义，黄福广.不确定性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影响的研究[J].软科学，2010，24（1）：85-92.

[3]Chronopoulos M， De Reyck B， Siddiqui A. Optimal Investment under Operational Flexibility， Risk Aversion， and Uncertainty [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11， 213： 221-237.

[4]Van Mieghem J. Capacity Management， Investment， and Hedging： Review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J].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03， 5（3）： 269-302.

[5]Boyabatli O， Toktay L B. Stochastic Capacity Investment and Flexible vs. Dedicated Technology Choice in Imperfect Capital Markets [J]. Management Science， 2011， 57（12）： 2163-2179.

[6]张立，扈文秀.不完全信息条件下R&D 项目多阶段投资时机研究[J].软科学，2014，28（8）：7-11.

[7]Swinney R， Cachon G P， Netessine S. Capacity Investment Timing by Start-ups and Established Firms in New Markets [J]. Management Science， 2011， 57 （4）： 763-777.

[8]阳军，孟卫东，熊维勤.不确定条件下最优投资时机和最优投资规模决策[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2， 32（4）：752-759.

[9]邢小强，仝允桓.基于实物期权的新技术投资决策实证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09，17（4）：30-38.

[10]Ranga R， Devanath T， Constantin A V. Modeling Process-switching Decisions under Product Life Cycle Uncertainty [J]. Production Economics， 2010， 126： 236-246.

市场规模研究篇12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7-0-03

市场信息调查业的界定为：凡是在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登记注册具有合法经营资质市场信息调查的研究公司或单位，包括市场调查和社会经济咨询两大行业公司或单位。按此界定，市场调查行业是市场信息调查业两大主体中的一个主体，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指市场调查/研究行业。①

市场调查行业主要是向企业、政府、媒体等具有市场信息需求的组织为实现其经营、管理、决策目标而承担信息收集、整理及分析工作。市场调查行业的发展现状对于各个行业的信息资源获取、经营管理、战略决策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其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是否成熟、发达的标志之一。

一、我国市场调查行业发展现状

1.整体发展迅猛，规模增长显著

我国市场调查/研究行业自80年末期诞生开始，24年来行业整体发展十分迅猛。到2011年，我国以市场调查/研究为主营业务的企业与机构已超过2500 家，行业营业总额已超过80亿元。②中国内地市场调查/研究行业营业额总量从诞生初期在全球排在倒数几位，到现阶段大致已经排在第7 位，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0%。此增长速度在全球调查/研究行业里实属罕见。如表1所示。

2.地域分布呈现集中性，市场份额向规模大、业内声誉高的企业集中

受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直接影响，从市场调查/研究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的地域分布上看，北京、上海、广东三地集中了全国60%以上的市场调查/研究企业；从市场调查/研究企业规模与市场调查/研究行业总营业额的分布上看，2003年以后，年营业额千万元以上的市场调查/研究企业总数约占行业总体的33%左右，年营业额占据了全行业营业额的90%以上，已呈现企业规模效益的特点。如表2所示。

3.三类市场调查/研究企业构成行业主体规模，现三足鼎立之势

第一阵营：居于世界行业领导地位的外资独资或合资企业，代表企业有：ACNielsen(AC尼尔森)、RI(华南国际)、I P S O S (益普索)、盖洛普等等。

第二阵营：国内规模领先的企业或合资企业，代表企业有：CTR(央视市场研究)、CSM(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TNS(特恩斯)、新生代、MSI、思维等

第三阵营：实力强劲的国内民营企业：北京零点、新华信、慧聪、城予、勺海、赛立信等。⑤

4.现阶段已开始步入成熟期，市场细分与行业分工已较为明晰

(1)行业营业总额增长率趋于平稳

1998年至2007年，我国市场调查/研究行业营业额增长率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行业新增企业数量较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2002年至2006年间相对稳定，行业营业额增长率一直在20%—25%之间，行业新增企业数量也处于较低的水平； 2007年增长率开始低于20%(见表1)，这表明市场调查/研究行业的增长速度放缓，行业已发展了一定的规模，行业营业总额增长率趋于平稳。如图1如示。

(2)市场竞争已开始加剧，使行业产生较为合理的分工

近些年来行业相对低速增长导致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市场调查/市场研究公司更加专业化，市场逐步细分，行业分工已较为明晰。一方面，实力较强的大企业成长为专业的市场研究公司；实力弱小的小企业则演变为专业的调查执行公司或地方公司，成为主要服务于专业市场研究公司的下游企业。另一方面，专业的市场研究公司已初步完成市场细分，专攻于自己的目标市场。例如AC 尼尔森、GfK等公司主要侧重零售研究；央视市场研究、新生代等公司则以媒介研究为其主营业务；CSM、Agb-Nielsen 等主攻收视率研究等。

(3)行业已基本完成洗牌，处在行业上游的市场调查/研究企业均致力于寻求竞争优势，以获得生存和发展空间

一方面，我国市场调查/研究行业的竞争已经趋向国际化，大多数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采取和本土企业合资或者兼并、收购本土企业的方式以获取竞争优势：国外丰富的经验及研究能力与本土实际相结合。目前行业排名前几大的综合市场调查/研究公司均是以合资的形式开展经营；另一方面，随着企业信息需求的持续升级，市场竞争的加剧，市场研究业务也开始升级，通过向客户提供独特的、高附加值的服务来获取竞争优势：市场研究向咨询升级，提供高附加值的研究咨询服务。

(4)行业业务领域涉及面已较为广阔，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在我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地推动下，各行业的信息需求不断升级，我国市场调查/研究行业的业务领域已涉及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个层面。

企业经营管理层面：消费者需求研究、消费者购买行为研究、项目可行性研究、行业研究、投资决策研究、市场环境研究、市场营销研究、竞争研究、媒体研究、企业研究等方面；

政府管理决策层面：国民经济研究、政策研究、政府职能研究、行业发展规划研究、城市建设研究、居民生活水平研究、社会热点测评、民意测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