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治理现代化篇1

【中图分类号】G30 【文献标识码】A

进入“十三五”时期，我国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其中，创新驱动至关重要。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我国当前的创新理念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而科技创新对于“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最为直接。而就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要推动科技创新，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是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特别是实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两个轮子一起转，发挥两者的协同效应，实现国家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

在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和推进科技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政府的作用是一个关键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发展的一个比较优势是政府能力强。弗朗西斯・福山的最新研究认为，秩序良好的社会离不开三大基石：强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制。按照这一分析框架，西方的长处在于具有较好的法治和问责体系，但政府不够强大。而中国的优势正在于具有能力强、自主性高的国家。可以说，西方的劣势正是我们的优势，反之亦然。面对这种情形，我们必须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我国的政府优势，这些优势包括：国家能力强、特别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总体效率高，能够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国家自主性程度高，在较大程度上维系一个“中性政府”，基本不受利益集团的绑架。这些特点往往是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在目前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背景下，也需要认识到、发挥好中国的这一优势。

然而，政府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这在中国改革和发展进入到深水区之后，体现得日益明显。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其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当前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把科技创新当作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要素升级的重中之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使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目前我们这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政府强，但政府在科技资源配置方面的效果并不好，科技的投入体制、创新体制、评价体制都亟待改革。推进政府科技创新治理的现代化，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从政府的角度来说，遵循科技创新普遍规律，以改革的精神着力破除制度藩篱，不断优化科技创新治理体系，正确把握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角色定位，对于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和推进科技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全局性作用。这就需要深化政府的科技治理体制的改革。例如，以前政府运用“举国体制”进行科技赶超很有效，包括“两弹一星”、牛胰岛素的研发、青蒿素的研制等重大科技成果，都是政府通过“举国体制”实现的。但是，如果把过去的“举国体制”照搬照抄到今天的环境，就很难取得当年的效果。这是因为，“举国体制”诞生于计划经济体制和封闭的环境，那时政府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同今天相比有很大的区别。当政府的权力缺乏约束力的时候，包括科技领域在内的行行业业的人际关系和人脉因素都十分复杂，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不断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水平不断提高，但我们的民主和法治都不够健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果还按照改革开放前的模式行事，一定会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当然，如前所述，中国的优势是政府力量强大，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如何用好这一优势仍值得研究。因此，厘清政府的职能定位，对于科技创新十分重要。

有鉴于此，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和推进科技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简政放权，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让专家在科技创新和决策管理上有更大的自和发言权。同时，要克服和部门主义，加强功能整合，提高行政效率，制约权力寻租。从一定意义上说。目前制约我国发展的问题之一，是如何改善政府形象，提升政府的制度软实力，这对于吸纳国际一流的科技人才具有一定的意义。

推进我国科技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取向

面向未来，为适应我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和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实现政府科技治理的现代化，必须深化政府科技体制改革。为此，需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首先，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和推进科技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重中之重。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和推进科技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科技管理的体制机制。这并不是否定政府的作用，而是要求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沿着市场起作用的方向发力，为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创造良好的环境，而不是背道而驰，更不能去扼杀市场活力。实现政府科技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政府要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与其他领域一样，在科技创新领域，政府的作用仍然应是弥补市场失灵。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功能互补作用和相互替代的边界，不要造成双方的功能错位，任何一方尽可能都不要越位、缺位。政府主要是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作用，而不是在与市场功能重叠的地方发挥作用。一方面，在科技创新战略的顶层设计、基础研究、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产权保护、人才培养和集聚等领域，应该强化政府责任，因为这些领域，市场和企业没有足够的驱动力和资源来完成，这是政府应该有所为的领域。

另一方面，政府也应该在那些市场可以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有所不为。这也是目前政府在科技创新治理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一些行政审批过于复杂，流于形式；还有一些管理制度太过具体，关注环节把控，缺乏对结果的重视；更有一些政策导向干扰了创新主体的决策，阻隔了市场本身发出供求信号。以人才扶持政策为例，强调物质投入居多，而不鼓励智力投入。经费使用受到严格的预算结构和程序合规限制，不注重经费使用的质量和成效，为了形式上的合理，浪费了不必要的社会成本与时间效率。直接用于人力资源的投入，在经费比例、目标对象和支付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合理的规定。这些限制的本质是对人才智力劳动价值的不够尊重和认可，与培育开放包容的创新创业环境存在较大差距。

造成这些制度藩篱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科技创新体系是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在计划经济时代，科技创新的所有要素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是科技创新要素配置的唯一机制。虽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科技创新领域的计划经济思维依然较为浓厚，这是制约当前科技创新的根本障碍。对于这些领域的制度藩篱，应该以实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两个轮子一起转”为契机，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得科技创新领域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得以理顺。

总之，制约我国科技创新的根本问题或者主要矛盾，依然是政府管得太多、太死，没有让市场、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未能让企业和科研院所成为主角，而是政府自己成为主角。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我国正在也必须走向新的国家治理模式，不仅要适应经济新常态，还要适应政府管理的新常态。以往运用“举国体制”来进行科技赶超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新形势了，但我们还是习惯于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由此，必须深化改革，以市场化、信息化、法治化、国际化来推进政府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其次，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和推进科技治理体系现代化，还需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解决科技管理“碎片化”的问题。目前制约我国科技资源配置的一大问题是条块分割，科技经费分散在十几个政府部门当中。这个问题必须从中央总体层面加以解决，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靠任何一个部门和地方是解决不了的。条块分割时常导致国家治理的碎片化状态，正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所说，中国实际上就是“支离破碎的权威主义”，该整合的没有整合，该制约的没有制约。这就形成了部门主义、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尾大不掉，以及“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的现象。就科技创新领域而言，同样存在条块分割现象，以高水平科研队伍为例，主要集中于中央科研院所和教育部直属高校，而这些单位和部门的改革，地方政府是很难推动的。尤其是科技创新领域，优质的资源往往集中于中央层面，且科技管理仍然以从中央到地方的自上而下的管理链。如果中央层面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改革不能与地方有效衔接，或者地方政府对中央的科技创新政策阳奉阴违，令不行禁不止，所谓创新驱动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另一方面，地方在探索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和科技治理体系现代化方面，也应当发挥更多的主观能动性，不能坐等中央的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深圳特区（下转159页）（ 上接25页）开始的，由点到面，逐步推开。对于科技创新和科技体制机制的创新，也应当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让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大胆创新，锐意改革。目前，包括上海在内的我国自贸试验区正在先行先试，力图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新模式，对全国有重大示范意义和标杆作用。我国的科技创新和科技体制改革，应当学习自贸区的改革探索，比如“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各地负面清单满天飞，形式大于内容，实际上是把自贸区的改革经验庸俗化了。在推进科技治理现代化方面，必须克服形式主义和政绩工程，拿出切实可行、富有成效的措施。这方面，困难依旧很大，需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也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来推进改革。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推进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我国的创新驱动战略提供关键的制度支撑和政策支撑。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中国正在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对于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和推进科技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应当把科技体制机制的改革嵌入到国家层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加强相关各项改革措施的系统集成，形成科技体制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良性互动。

首先，需要充分利用科技创新来支撑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科技创新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支撑需要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和制度变革这“三大发动机”。换而言之，就是科技创新怎么与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和制度变革相结合的问题。第一，结构优化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核心的内容。结构优化必然高度依赖科技创新，如果没有科技创新经济结构就无法优化。一是不再简单追求高速度，必须通过科技创新提升经济发展的品质，做到速度与效益兼顾。当然速度也不能太低，正如供给侧改革并非排斥需求侧制度，而是要做到两者结合，只不过现在更加侧重于供给侧。更多向质量和效益倾斜。二是去无效产能。将过剩的、无效的、低质量的产能去掉、去库存，增加有效的供给，特别是高效益、高质量的供给。三是进一步发展服务型产业，包括新型高端的服务业，包括“互联网+”服务型产业等。第二，要素升级。传统的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四大要素，而当今时代技术是非常关键的生产要素，因此要素升级离不开科技创新。目前的核心问题是科技创新如何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有效的技术供给。同时，技术供给还影响着劳动力的素质和企业家的创新能力。第三，制度变革，关键是科技成果如何转化为生产力？这就涉及到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问题。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但社会生产力如何与科技生产力更好的结合？这就是体制机制的问题。创新驱动发展就是通过科技创新来驱动发展，改变原有的增长模式。这不仅仅是技术创新，还涉及到体制创新、政策创新等一系列问题。当前环境下，制度变革说到底还是体制机制问题，还是如何简政放权的问题。例如，现在的高等学校管得越多，问题越多，管得越死越不利于创新。总而言之，是如何真正简政放权的问题。

科技治理现代化篇2

【正文】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 研究 ，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 影响 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 历史 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 社会 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 应用 于 自然 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 现代 科学越 发展 、越复杂，它的 方法 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 分析 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 工业 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具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 经济 、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一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4]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5]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中，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6]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8]。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 艺术 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 理学 ”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9]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 科技 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11]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12]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13]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14]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w·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5]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16]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7]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18]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 科学 技术的统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 现代 西方对这个 问题 研究 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 理论 ，以及当代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 自然 科学特别是物 理学 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 科技 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 社会 功能和 政治 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 工业 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论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 哲学 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 发展 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但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旧巢，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与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 历史 罪恶根源，使之成为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倾向，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 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 影响 。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　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 时代 ，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20]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2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 内容 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发展及 应用 的干预，纷纷建立起国家的科研管理或协调机构，这些科研管理组织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应用于军事目的，军事需要成了科技进步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掠夺和争夺世界霸权，纷纷把科学技术当作提高军事能力的主要基础，将科技成果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三是科学技术不仅被当作掠夺自然的手段，用于增加生产力及剩余价值，而且也日益被用于控制社会，对人加以奴役，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使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科学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但是，这种关系具有新的特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类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可能确立起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履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它们构成国家或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说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管理之中，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贯穿于政治过程的始终；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被用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科技知识分子也日益参与社会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管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并实施科技发展战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指导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应用。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新型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正面政治效应的良好发挥并不是自发形成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长期积极的探索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科学技术仍然具有被应用于邪恶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加以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 参考 文献 】

[1][2]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4]　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载《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6、108页。

[5][6]　参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4、6——7页。

[7][8]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9][10]　h·marcusc,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boston,1972,pp.4,14.

[11][12][13][14]　j·habermas,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boston,1971,pp.81,82,84,84-85.

[15][16][17]　w·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序言），第130、138页。

[18]　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第13页。

科技治理现代化篇3

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有一个相对演进的历史过程，人们对其本质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科学一词是由scientia演化而来，本义是学问知识，源于中世纪拉丁文。过去人们总以为科学无价值偏向，理想的科学家应该隐身书斋，埋首专业，不问政治，严守中立。然而近几十年来，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遭到许多科学社会学家的普遍反对，他们认为科学是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它既影响着社会价值观念，又受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伴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对科学与政治、经济甚至宗教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科学发展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问题也引起人们越来越深入的关注。本文是从科学、科学精神对民主、现代政治文化的积极作用意义上来谈的。

一、科学的政治性功能及科学精神培育与现代政治文化发展的融通性

从根本上来看，科学是一种社会活动，它植根于社会并从社会需要中获得巨大的动力和支持，因而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现实的社会政治环境。发展到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已成为一种科学共同体的活动，是社会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大科学背景下的科研资金也主要是通过政府或企业投向科学事业的。如汉伯里，布朗所言：“科学共同体的特征发生了变化；科学共同体变得更庞大了，更‘工业化’了，更‘集体化’了，更多地卷入了政治。”科研活动已经从科学家个人的私事变成了由不同的社会组织进行运作的社会性活动，巴伯在《科学与社会秩序》一书中就说：“科学在不同的社会中是在不同种类的社会组织中进行的。”可以说，科学研究的目标已与社会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为民主化政治制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迪。

当代科学的发展对民主化政治的实现在多个层面发挥促进作用。首先，科学共同体的规则和运行模式为现代文明国家所推崇，并日益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去，可以为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借鉴，乃至成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建构模式，促使政治权力的运作以更为文明的方式向更为科学和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当今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建制的科学，更是能够促进各种良性社会制度的建立。如韦伯就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是同科学技术进步的制度化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共同体内部所必须具备的宽容精神、无私精神和对社会负责的精神等正是民主化政治制度良性运行所必需的。其次，当代科技已经成为“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所以，在政治活动中必须采取先进的科技手段，如通过高科技通讯手段传播民主政治理念，在政治运作的程序性方面更要吸收科学技术的操作规则。再次，由于科学技术逐渐取代了人们以往在社会生活方面的诸多参照系，社会也由此变成了一个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自调节组织系统。因而，科学这一新的意识形态形式可以为政治需要合法性的存在提供辩护。

科学对政治民主化制度的意义还体现在对人的作用上，人既是科学技术活动的主体，也是社会政治活动的主体，人的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政治民主化制度的实现，而科学发展对提升人的素质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及其在社会各个领域的运用，科学家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这有利于科学体制和社会政治的优化：对于重大工程进行科学的论证；对于滥用和误用、恶用科技成果的防范呼吁有关立法；对于确定社会发展战略，呼吁建立科技、经济、社会与环境和人类自身的大协调发展机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协调、科技发展与人的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人与自然和社会的综合协调；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巨大的社会功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等。

科学精神是科学本质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与科学的本质紧密相连。科学发展的成果，不仅表现为科学知识、思想和方法，更宝贵的是贯穿其中的经过长期科学实践形成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就是这些优良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的集中概括。从认识活动的视角来讲，科学精神体现了对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把握；从社会活动的维度来看，它体现了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而奋斗的精神。因此，科学精神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多重特征。它主要包括理性的精神、怀疑批判的精神、实践验证的精神、探索求知的精神、自由宽容的精神和对社会负责的精神。早期对科学精神进行了比较系统研究的是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他于1942年首次提出“科学的精神气质”，并把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论四条基本规范概括为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

科学精神所蕴涵和具备的诸多方面如开明和包容的品格、不以绝对真理自居的态度，正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发展所必需的。现代政治文化要求服务社会整体利益，培育公民意识，强化对社会负责的公共权力观念，树立公民的政治主体意识，激发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形成全体人民自由宽容的平等协商精神和按法律、制度办事的求真求实的政治态度。培育科学精神与形成现代政治文化具有契合性，在实践上是相互促进的。从这个意义上看，科学与民主完全是相通的，科学精神与现代政治文化是一致的。

二、科学精神对西方现代政治文化发展的促进及科技霸权的侵蚀

理性精神统摄下的怀疑批判和实践验证精神是科学精神中最为重要的方面，而西方文化从总体上来说正是一种理性文化，这里的“理性”特指西方思维方式中的理性，源自古希腊。古希腊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承认自然界是一个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客观对象，并以此作为一切认识活动的起点，古希腊文化肇始过程中所形成的纯粹理性思维特征孕育着使近代西方人受益无穷的科学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才使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发达和科学技术的萌生有了可能，使“古希腊社会有现代社会的一切胚胎”。

萌芽子古希腊、形成于近代的西方科学精神，在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人类历史的一次急剧变革，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工程，是指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虽然“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必然蕴涵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但一般而言是指社会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带动下，经济基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逐步脱离传统社会的发展过程。

概括来说，现代化的特征是经济社会化、政治民主化、精神理性化的三个层次的综合互动过程。在这三个层次中，观念层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核心。现代化的实质是科学精神指导下的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过程。韦伯就认为，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演变就是理性化的过程。哈贝马斯对此的解释是将理性化看作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或生活状态(目的合理性或工具理性)的产生，并且贯穿到文化和社会制度各层面的过程。

西方现代政治文化是在科学精神指导下的西方社会整体上逐步现代化的进程中形成的。现代政治文化所要求的公民意识、公共权力观念、政治主体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平等协商精神、开明包容意识、以法办事观念，在与科学精神的融合互动中得以形成。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及其所蕴涵的工具理性成为现代工业文明和现代化发展的最重要推动力，已经并正在创造着无穷无尽的令人惊羡不已的奇迹。但这也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假象：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是无所不能的。任何决策、举措、行为和现象，只要被冠之以科学的名义，就意味着合理、成功，能为人类带来福祉。一方面，科技理性内在的工具性特征在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中成为推动社会发展、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科学技术成为用来控制整个社会的实用工具，进而由单纯的工具衍变为一种霸权主义和意识形态。因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强力推进现代化的政府将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术和增殖综合成为一个系统，使得科学失去了独立性而成为行政化的控制手段。科技理性内在的工具性特征，连同其数学化、程序化、标准化、机械性特征，又会渗透并流行于社会结构的其他领域，并与特定历史主体、社会生活、文化观念、政治生活整合在一起发挥效力，从而使实用、效率、功利等成为新的标准，而且会以这种特征塑造社会生活的方式，带来消极的社会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现代化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而是一个与人性不容的“病态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技术取代权力成为统治人类灵魂的另一个至上神，悄悄地攫取了人们的个人自由和独立思考的权利，人们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究、对自身解放的深切企盼、对美好未来的热切渴望和对现实社会的种种不满都被“技术化”所消弭和化解。这就在造就现代化的同时使人丧失了合理地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而成为“单向度的人”，社会则通过把“技术的合理性变成政治的合理性”而成为“单向度的社会”。现代政治文化成为一种科技霸权文化，使现代民主文化发生了变异。与人文相背离的科学扩张在形成科学这一当代社会新的神话的同时，也严重偏离了科学精神的本质。

三、培育现代科学精神促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

中国文化与西方迥然不同。中国先秦学术产生于群雄割据、利害攸关的大变动时期，发端于巫史学术，以对社会致治之术的探索为目的。而希腊哲学却肇端于好奇冷静地观察自然、思考自然的自由思维活动中，发端于自然哲学。古希腊哲学所提出的问题首先是——什么是自然的本质?然后是——因而怎样才能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而中国哲人所首先提出的问题却是——什么是理想的社会状态?然后是——应当怎样认识“天道”、“自然”、“阴阳”。

与具有客观分析倾向以自然主义为核心的希腊学术相异，中国哲学的核心是具有主观神秘倾向的人伦主义学术。中国哲学是政治哲学、人伦哲学，注意研究人伦文化，缺乏本体论的宇宙整体观，忽视形式逻辑，不追求建立严密的公理演绎系统，是一种典型的经验论的思维模式。这种经验论的思维往往缺乏实验事实基础，对中国传统科学来说，尤其缺乏的是进行特定的实验，即使少数的人(如炼丹家和赵友钦等)做了某些实验，也不为人们所重视。在经验论的思维模式指导下，人们排斥实践验证，往往以经验替代实验，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并无积极影响。这种非科学的思维方式在倡导“科学”与“民主”的五四时期并没有受到批判和得到扭转，因为那时对科学精神的理解局限于反对迷信，没有注重反对经验论的思维模式和建立科学理性思维，结果科学精神没有得到巩固，意识形态主义以新的形式卷土重来。

可以这样讲，“在学术源头上既缺乏古希腊那样的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传统，而在两千年的封建时代对于自然科学理论的研究，又长期承受着儒教经学的沉重压抑和排斥”，这就形成了中国科学不发达、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本源。在科学不发达、科学精神缺乏背景下形成的经验论的思维模式和人伦文化体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恰恰有助于人治型的专制文化的形成。

因此，在促进经济社会化、政治民主化的同时，要大力促进整个民族在精神层面的理性化，确立科学精神在国民文化素养中的主导地位。既要重视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更要看到精神层面的理性化在现代化达成中的核心地位。在现代化运动中人的观念的科学化与理性化的实现居于核心地位，否则无法全面地真正推进器物、制度和社会各个层面的现代化，这也为西方现代化历史所证明。在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中，由于传统人伦文化、实用工具取向、现实社会环境制约等因素的影响，科学精神始终处于缺失的状态，加上我国基础教育薄弱，科普工作又极为有限，精神层面的现代化无法实现，自然造成了现代化运动中首要的也是最为重要的人的现代化始终没有完成，国民的科学文化素养极为低下。时至今日，在中华大地上仍然出现许多令人感到悲哀的与现代文化背道而驰的奇怪现象：封建迷信沉渣泛起，占卜算卦、看相测字、巫婆神汉、邪术害人比比皆是，宗教非法活动、各种伪科学、反科学活动戕害现代科学文明。

在民族心理上，我们要培养以理性精神为核心的科学精神，抵制工具理性的不良影响。确立理性精神统摄下的怀疑批判、探索求知的科学精神在国民文化素养中的主导地位，对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极为重要。“在整个科学史上，已最终证明，有益于人类的大多数真正的伟大发现，并不是由实用愿望所推动的，而是由满足好奇的愿望所推动的。”

重建当代科学精神，必须克服虚妄的文化心态和僵化的思想观念。人类社会已步入电子、科技和信息整合为一体的时代，全球化浪潮在不断推进，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全世界的经济、文化以及信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高速流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全球观念，不失时机地把握发展机遇。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的认识态度、文化判断价值也应具有全球思想。用人类的、世界的、科学的标准去审视传统文化，应当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大胆地借鉴西方文化精华。唯有如此，我们民族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才能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我们要吸收西方科学的观念、方法和体制，更要培植以理性为核心特征的科学精神，以完成传统人伦文化向新型科学文化的转型。任鸿隽早在“五四”时期就认为正在激烈展开的东西文化之争的焦点就在于有无科学精神，他说：“东西文化及国势强弱之分界，一以科学而定。”中国要富强，必须吸收西方以科学精神为特征的文化。

科技治理现代化篇4

当代科技发展主要的趋势，是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当代科技革命正在全球蓬勃兴起，表现出六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科学技术加速发展，呈现知识爆炸的现象。第二，科学技术创新的速度日益加快，科技成果商品化周期大大缩短。第三，各学科、各技术领域相互渗透、交叉和融合。第四，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密切结合。第五，研究与开发的国际化趋势明显加快。第六，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二）当今时代科技发展的趋势

在《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习近平总书记认为现在世界科技发展有几大趋势：一是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大数据、云计算、高端芯片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将带动众多产业变革和创新；二是围绕新能源、气候变化、空间、海洋开发的技术创新更加密集；三是绿色经济、低碳技术等新兴产业蓬勃兴起；四是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带动形成庞大的健康、现代农业、生物能源、生物制造、环保等产业。

当前，从全球范围看，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

二、法治的基本内涵和本质属性

（一）法治的基本内涵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框架。大到国家的政体，小到个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运行。对于现代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才是真正的法治。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才是真正的法治。

（二）中国古代社会对法治的理解

“法治”一词很早就出现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晏子春秋?谏上九》中有“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狭于今，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侯”。《淮南子??锫垩怠分杏小爸?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但这里的“法治”主要是指法律制度。

（三）现代的“法治思想”

一般认为，现代法治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在实证分析古希腊城邦制度基础上提出，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法治代表理性统治并且内含着平等、自由、正义、善德等价值。西方学者对法治的理解各有不同，但在法治的基本内涵上还是存在许多共识：即法治不仅仅是一种治国方略，也是一种价值理念；它强调法律至上，反对特权，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要求国家的一切权力来源于法，而且必须依法行使。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法治”的基本含义与独特作用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法治”的含义

党的十五大报告在充分肯定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所取得成就基础上，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随之以宪法形式确定下来。党的十八大把“法治”提升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说明党已经充分认识到法治不仅仅是一种治国方略，也是一套成熟的价值思想体系。

（二）法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地位和独特作用

法治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法治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素，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载体，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保障机制。

四、科技发展对社会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法治”的作用机理

（一）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角度分析科技发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法治”的作用机理

马克思在唯物史观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其中，社会生产力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才能改变自己的生产关系和一切社会关系。因此，我们要想改变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促进社会的发展，必须要发展生产力。由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现代化的法治体系也必然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必须要发挥好它的作用。只有在科学技术得到高速发展，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当代中国法治的基本功能才能得到完全实现。

（二）科技发展对社会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法治”的具体作用机理

1.科技发展对于立法产生深刻的影响

科学技术是立法客观性的重要支撑。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约束性法律的数字化、指标化和标准化也日渐增多。法律中涉及的监管标准、客观指标和数据的合理性需要科学技术知识给予基本的支撑。

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拓展了新的立法领域，导致了新法律的出现。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了立法的效率。

2.科学技术提高了执法的效率和公平性

第一，计算机以及网络技术的普及， 使得各执法机关逐步走向办公自动化，同时也为执法机关提供了便捷的执法手段，使行政机关的办事效率迅速提高。

第二，增加了执法的透明度和可信度。科学技术的应用也增加了执法机关执法的开放性，使执法技术更加公开化、合理化、法治化，增加了执法的透明度。

第三，促使执法系统科学化。

3.科学技术为司法的公开透明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信息化建设推进了司法的公开公正。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以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广泛用于司法审判，既推进了司法的公平正义，也大大提高了效率。

科技治理现代化篇5

一、实施技术创新工程促进治黄事业发展

（一）治黄事业需要科技支撑

治黄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科技。当今世界正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科技与经济、文化的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黄河治理开发同样离不开科技的支撑，要实现在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道路上阔步前行，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的治水理念，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坚持不懈地坚持科学治水，通过治黄现代化实践力度的不断加大，让科技进步成为由传统治黄向现代治黄转变的发动机，为治黄事业和沿黄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实施技术创新工程，大力引进技术与人才，提高科技治河技术创新能力，是现代化治河理念的重要举措。一是要强化黄河治理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完善的技术开发和技术管理体系，加大技术创新工作力度，提高科技治河含量，加速产业化进程；二是建立健全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加速人才库、治黄数据库、项目库建设，并实行动态管理，为治黄事业提供技术、人才、项目、政策等方面的信息；三是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促进治黄经济发展。要以黄河防汛保安全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促进高新技术在科技治黄工作中的推广应用；四是强化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载体和实现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作用，在资金、技术、政策等方面予以倾斜，促进科技治黄的良性发展。

（二）加大科技与创新力度促进治黄事业发展

加大科技与创新力度，解决治黄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科学的本质在于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治黄事业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们要大力倡导科学探索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一是要强化思想观念的创新。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以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治水新思路。强化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治河新理念，搞好科技与创新工作，不断探索新理念、新思路，大胆创新。特别要加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洪水管理、水资源优化配置、河口生态自然规律等观念的探索与创新。二是要强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创新。加大改革力度，理顺体制，创新机制，逐步建立既符合治河科技特点和科技发展规律，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包括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科技推广与技术服务在内的新型治河科技与创新体系。三是要强化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的创新。要不断改进科技创新管理方法和手段，健全管理制度，促进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在科技项目立项过程中，要建立科学、客观、公开、公平、公正的机制，建立、健全适应黄河治理与开发的科技计划信用管理制度，改进科技创新评价办法。加强科技创新的全过程管理，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

二、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工程促进人水和谐

自主创新的根本在人才。谁拥有一流的创新人才，谁就拥有了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治黄现代化，就必须坚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思想，把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作为实现治黄现代化的战略举措，更加关爱、厚爱、偏爱科技工作者，支持他们的工作，关心他们的生活，全力打造黄河科技创新人才高地，切实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早已被世人所瞩目，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促进治黄经济和人水和谐。大力实施“科技兴河”战略，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治黄创新体系建设，使治黄科技工作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既是我们全面推进科技与创新的指导思想，又对我们做好新时期的黄河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要求。当前，黄委系统上下都在全面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理念，树立合理开发、高效利用水资源，全面节约、有效保护水资源，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需要增强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现代科技手段，研究治黄新思路，探索治河新方法的能力。需要深化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科研运行机制，增强自主开展科技研究和创新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强治黄人才队伍建设和人才资源管理，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形成一种爱才、惜才、重才、用才的风气。对人才工程给予高度重视，通过多种形式在黄河内部真正营造起真干、实干、奋发图强、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

三、强化科研成果转化与推广应用

做好科学研究与生产转化推广的结合。科技与创新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获取科研成果的科研过程，而是应包括科研、转化、推广、应用的全过程。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关心科技创新成果的技术创造性和水平，还应关注其在治黄实际中所发挥的作用，应用效果是判断科技创新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在注重加强科技研究的同时，一定要高度重视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不断完善科技推广体系，健全推广机制，促进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对实用性强的创新成果，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当前应重点抓好工程建设与管理中“三新”推广、防汛抢险新技术推广、淤背区产业技术推广和企业高新技术引进、改进推广等。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积极实践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新理念，广泛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大力开展创新活动，积极推广转化科技成果，全面提升科技治河水平，推动东营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四、强化服务意识为治黄经济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持

科技治理现代化篇6

1现代教育技术于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方法探讨

结合政治学科特点，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将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于高中政治教学活动中，要考虑实际教学情况。正确的应用，会让高中政治教学环境得到改善，也会促进学生学习理念与方法的优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针对政治教学的任务以及政治学科的特点合理选择现代教育技术，利用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技术去丰富教学形式。无论是哪一种教学技术的应用，都要讲究适当性。每一个学科有着不同的特点，教师要多分析政治学科的特点，让现代教育技术与学科特点相整合，从而发挥其积极作用。数学逻辑性较强，教师可以利用图片去显示函数之间的关系。在语文学科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相关软件去引导学生参与写作。而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网络平台去开拓学生的眼界，让学生去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也可以利用模拟软件，组织学生去真实的情境中解决实践问题。像在学习有关于选举的知识时，教师就可以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模拟一个真实的选举氛围，利用选择案例，组织学生进行模拟选举，深入理解政治学习内容。结合政治教学内容，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教学内容的类型，对于教学活动的类型有着重要的影响。高中教学内容是教学过程中要传递的重要信息，也是学生政治水平提高的重要凭借。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要为学生吸收与理解政治学习内容起到促进作用。结合教学内容对现代教育技术进行科学利用，让现代教育技术与教学手段进行有机整合，才能为学生创造一个轻松的学习氛围，让政治教学内容更加生动。同时，针对教学内容利用现代教育技术，还会给学生提供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在新课程改革的今天，政治教学内容也在随着社会文明的变化而发展，现代教育技术的选择与应用也应当随之变化，从而让现代教育技术与高中政治教学有效结合，体现其应用价值。比如在讲解有关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知识时，教师可以将多媒体当成为学生认识社会的一个窗口，将丰富的真实事例组合到课件中。针对这样的教学内容，教师将课件作为一本人民代表大会说明书进行展示，有利于学生政治思维的扩展，感受政治学习内容的真实性。像在学习有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相关知识时，教师可以将一些有关民族自治与国家治理的新闻进行分类，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新闻去发现民族区域自治的特点，提高教学质量。结合政治教学对象，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在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时候，教师要更多地关注学生的学习需求，根据学生对象的特点合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去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追求与兴趣，会让学生参与课堂互动的积极性更高，也会让学生变被动为主动，从而增强教学效果。高中学生的思维发展不断成熟，他们希望与教师进行平等的交流。在课堂中，教师可以将现代教育技术当作师生交流的平台。像在讲解有关于正确消费观的知识时，教师可以将课堂问题放在大屏幕上进行展示，促进师生间的互动，认真听学生的想法，提高教学质量。

2结语

综上所述，高中政治教学活动与现代教育技术的结合，对于高中政治学科发展以及高中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提高，都有较大意义。许多教师在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上存在误区，消除这些误区，是体现现代教育技术价值的必要手段。当代教师要认可现代教育技术，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去主导课堂，服务学生。只有这样，才能让高中政治教学更加信息化、现代化、科学化。

作者：王淑荣 单位：公主岭市范家屯镇第一中学

科技治理现代化篇7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离不开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关键，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大小的重要标志。然而一个国家的发展更离不开政治理论的发展和现代化。作为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政治理论也需要不断的进步和创新，才能适应中国迅速崛起的大趋势。因此，本文试图从二者的内涵及相互关系来探讨民族科技文化和政治理论的创新。

一、民族科技文化的内涵

从民族文化的范畴来说，民族科技文化属于民族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当然也包括文化研究的一般的三个方面。对其内涵的界定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从广义上来说，它是指由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总和。这一成果包括物质方面的、精神方面的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制度方面的成果。从狭义上来说，民族文化专指民族的精神创造，它着重人的心态部分。从科技文化的范畴来说，民族科技文化强调的是科技文化的民族性。每一个民族由于其生活的环境不同，不同的地理、气候条件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等使各个民族间拥有不同的文化载体。民族的科技文化是各个民族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它们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每一个民族都为丰富祖国文化的宝库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政治理论创新的内涵

创新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一种实践活动。政治理论创新是人类创新活动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政治理论创新，是指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论解答，对政治主、客体及其实践活动过程的本质、规律和发展变化的趋势做出新的揭示和预见，对以往政治实践经验和现实实践经验做出新的理性升华。政治理论创新和民族科技文化有着辩证的关系。

三、民族科技文化与政治理论创新的关系

政治理论作为思想意识形态范畴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发展和创新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民族科技文化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思想渊源。根据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理论，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也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过程，其发展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1. 民族科技文化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政治理论的创新作为社会意识，它与特定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民族文化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政治理论的创新就是在吸纳历史上的优秀政治理论，吸收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其他先进文化成果，对它们进行去粗取精的筛选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民族科技文化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中最重要的因素――科技发展水平的直接反映，其内容将直接反映在一个民族的政治理论之中。因此，民族科技文化理所当然成为政治理论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它的内容直接影响到政治理论的创新，是一个民族对政治理论进行创新的最重要素材之一。

2. 民族科技文化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支持

民族科技文化中的科技因素决定了其巨大的物质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决定了民族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科技文化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物质条件，也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物质条件。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新的科学理论、新的技术不断涌现，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光缆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政治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拓展了创新渠道。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自由、民主、开放的交流环境。

3. 现有的政治理论成果正在推动着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

在政治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有利于民族科技文化发展的理论成果，如科教兴国理论、人才强国战略、科学发展观等。这些理论正在深刻影响着民族科技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科教兴国战略思想和人才强国战略思想强调科技文化和科技人才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将科技、文化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组成部分，通过提高中华民族的科技水平，实现国家的繁荣和民族的振兴。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思想要求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则要求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应指向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科技文化创新成果要生态化，要积极发展低耗能、高效率的科学技术，为建设节约型社会服务，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和谐思想则要求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要为政治、经济及社会其他事业的发展服务。科学发展观为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总之，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为政治理论的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政治理论的创新提供了物质保障，同时政治理论的创新也为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在发展民族科技文化的基础上，一定要大力提倡政治理论的创新精神。尤其在我国提出实现“中国梦”的今天，更应该注重各个领域的理论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民族科技文化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科技治理现代化篇8

    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带动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进步。与此同时,民主政治历经几次波峰波谷,再度复苏,日渐完善。“正是由于有了工业化,才给我们带来了所谓的民主。在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才爆发了民主革命和广泛参与政治的改革”。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对民主政治的影响日渐广泛和深入,成为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民主政治的建立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双向互动。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又为人们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行使民主权利,创造了良好条件。一定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从物质基础、技术条件上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科学技术本身所具有的人文价值倾向亦对民主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将以“民主政治”为视角,探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对民主政治所起的促进作用。

    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一)现代科学技术为公民参政、议政提供了空间条件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不仅带来了现代技术文明,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且使民主政治真正落实到实处。由于现代化的通讯设施和发达的大众传媒,为人们关心、了解和监督政治提供了条件和可能。现代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的广泛使用,使公民的政治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不受空间的制约,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因地域因素影响政治生活的正常进行。随着航空、高速铁路等行业的发展,民用飞机和高铁速度不断提高、成本大幅降低。据笔者调查,2010年以来,在外地的当事人(尤其是省外和国外的当事人)本人参加庭审的比例大大提高。由于陕西省际高速公路的相继开通,当日往返陕南、陕北已成为可能。

    (二)现代科学技术为民主政治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

    1.在选举方面。电子计算机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使其在统计和分析选举结果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大大减少劳动强度,避免偏差。尽管世界各国的选举方式千差万别,但通常采用多数当选制、比例当选制和区域当选制等计算方法。但无论采用哪种方法计算选票,都十分繁琐,且容易出现偏差。电子计算机的使用,解决了这个难题。它不仅可以迅速、准确地计算选票,而且可以进行科学的对比和分析。我国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现场投票一般采用无记名投票和举手表决等方式。近几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县级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基本上均采用电子系统进行投票。代表只需轻轻按键,就可完成投票,投票系统便会自动统计投票结果。电子投票系统的运用,保证了投票过程的秘密性和投票结果的公正性。

    2.在民意测验方面。为了掌握公民的思想动态,做出科学决策,专门机构和人员事先往往要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常见的调查研究方法有问卷调查、抽样调查和开座谈会等形式。这些调查方法由于涉及不同类型的内容,一般先由调查者进行选择,然后再进行统计分析。这项工作由于涉及信息量过大,手工劳动一般很难完成。如果使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统计和分析,就可以克服程序上的缺陷,更能准确的反应调查者的意愿。因此,在一定条件下,现代科学技术为民主政治提供的物质条件越先进,民主政治发展的空间就会越广阔。

    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为民主政治的发展营造了文化氛围

    (一)科学精神促进了民主气质的养成

    科学技术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对人们的精神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和观念产生了实质性改变。正如科恩所说“即使在重大问题上以及在自己深信不疑的意见方面,人是多么易于出错”。在传统社会中,由于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不能正确认识许多自然现象,对自然规律的把握也不够。因此,人们极易相信某些异端邪说,轻易放弃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把自己的一切都寄托于他人身上,在精神上遭受折磨和奴役,导致专制和独裁。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性难以发挥,障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根本任务是,探知未知领域和揭示事物本来面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体现了勇于探索和不怕失败的科学精神。

    (二)科技进步提升了人的文化素质

    1.教育观念的转变。“教育不能保证一定产生民主的政策,但是,假如公民未受教育,民主要想取得持久的成功,希望甚微”。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为人们掌握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创造了条件。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使用,使生产率大幅提高,劳动时间逐渐缩短,人们获得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人们对智力投资日渐重视,出现了“蓝领工人白领化”和“体力劳动脑力化”的现象。

    2.教育方式的变革。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知识更新的速度不断加快,一次性学校教育已远不能满足时展的需要,“终生教育”成为现代教育的趋势。在电子技术的推动下,教育方式逐步突破传统模式,单一的学校教育,发展成家庭、学校和社会全方位发展的多功能、多种类教育。“一专多能”成为现代社会对就业者的新要求。先进的、形式多样的大众传播媒介,使人们科技借助广播、电视、报刊和网络等方式获得了新的知识。学校教育的形式呈现多样化,多媒体教学已逐步取代“板书教学”。远程教育方便受教育者实现资源共享,甚至摆脱了时空的限制,教育者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对受教育者答疑解惑和检测。因此,科学技术的进步引发了教育革命,促进了人们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

    三、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增强了人的主体性

    人是科学技术的发现者和民主政治生活的主体,人的主体性的体现直接关系到以公民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民主政治的水平。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人的自主意识每推进一步,人的主体地位每增强一步,民主政治的水平就拓宽和深入一步。因此,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提高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标尺,对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引领作用。同时,科学技术与人类的发展相互推动、相互制约,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以机器人的发展为例,人类不断借助现代科学技术,赋予机器人一定的“模拟思维”,使机器人参与劳动生产,代替人从事繁重、高危劳动。人只需掌握控制程序,就能生产出质量高、性能好的尖端产品。不仅如此,机器人还可以模拟人的思维从事看病、下棋、烹饪和聊天等复杂劳动。我们可以看出,科学技术发展的越迅速,人类改造自然的手段越先进,人在自然界的活动天地就越广阔,人类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发展和完善自身。因此,人的体力和脑力劳动的逐步解放,标志着人对自然认识的逐步深入,人的主体性的不断增强和民主政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四、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加快了管理和决策方式的改革

    (一)增强决策的民主化

    如果说传统社会是经验型决策,那么现代社会正逐步走向科学化和民主化决策。现代科学技术可以对数量多、内容复杂、种类繁多和变化迅速的信息提供准确的描述和精确的分析,使决策建立在客观事实之上,成为“最优”决策。这种决策过程的科学化,体现了自上而下、公开透明的民主精神。“多元决策中心”和科学的信息管理系统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企业的管理模式,决策制定权逐渐从坐办公室的人员手中交给“一线人员”手中。此外,近年来广泛推行“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即政府在作出关系民生的政策前,征询公民代表的意见,使该项制度尽量符合民意。这种“问道于民”的决策程序和方式的改变,既下放了权利,又赋予基层和一线工作人员更多的民主。

    (二)强化管理的科学化

科技治理现代化篇9

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带动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进步。与此同时，民主政治历经几次波峰波谷，再度复苏，日渐完善。“正是由于有了工业化，才给我们带来了所谓的民主。在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才爆发了民主革命和广泛参与政治的改革”。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对民主政治的影响日渐广泛和深入，成为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民主政治的建立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双向互动。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又为人们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行使民主权利，创造了良好条件。一定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从物质基础、技术条件上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科学技术本身所具有的人文价值倾向亦对民主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将以“民主政治”为视角，探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对民主政治所起的促进作用。

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一）现代科学技术为公民参政、议政提供了空间条件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不仅带来了现代技术文明，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且使民主政治真正落实到实处。由于现代化的通讯设施和发达的大众传媒，为人们关心、了解和监督政治提供了条件和可能。现代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的广泛使用，使公民的政治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不受空间的制约，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因地域因素影响政治生活的正常进行。随着航空、高速铁路等行业的发展，民用飞机和高铁速度不断提高、成本大幅降低。据笔者调查，2010年以来，在外地的当事人（尤其是省外和国外的当事人）本人参加庭审的比例大大提高。由于陕西省际高速公路的相继开通，当日往返陕南、陕北已成为可能。

（二）现代科学技术为民主政治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

1．在选举方面。电子计算机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使其在统计和分析选举结果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大大减少劳动强度，避免偏差。尽管世界各国的选举方式千差万别，但通常采用多数当选制、比例当选制和区域当选制等计算方法。但无论采用哪种方法计算选票，都十分繁琐，且容易出现偏差。电子计算机的使用，解决了这个难题。它不仅可以迅速、准确地计算选票，而且可以进行科学的对比和分析。我国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现场投票一般采用无记名投票和举手表决等方式。近几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县级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基本上均采用电子系统进行投票。代表只需轻轻按键，就可完成投票，投票系统便会自动统计投票结果。电子投票系统的运用，保证了投票过程的秘密性和投票结果的公正性。

2．在民意测验方面。为了掌握公民的思想动态，做出科学决策，专门机构和人员事先往往要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常见的调查研究方法有问卷调查、抽样调查和开座谈会等形式。这些调查方法由于涉及不同类型的内容，一般先由调查者进行选择，然后再进行统计分析。这项工作由于涉及信息量过大，手工劳动一般很难完成。如果使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统计和分析，就可以克服程序上的缺陷，更能准确的反应调查者的意愿。因此，在一定条件下，现代科学技术为民主政治提供的物质条件越先进，民主政治发展的空间就会越广阔。

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为民主政治的发展营造了文化氛围

（一）科学精神促进了民主气质的养成

科学技术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对人们的精神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和观念产生了实质性改变。正如科恩所说“即使在重大问题上以及在自己深信不疑的意见方面，人是多么易于出错”。在传统社会中，由于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不能正确认识许多自然现象，对自然规律的把握也不够。因此，人们极易相信某些异端邪说，轻易放弃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把自己的一切都寄托于他人身上，在精神上遭受折磨和奴役，导致专制和独裁。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性难以发挥，障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根本任务是，探知未知领域和揭示事物本来面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体现了勇于探索和不怕失败的科学精神。

（二）科技进步提升了人的文化素质

1．教育观念的转变。“教育不能保证一定产生民主的政策，但是，假如公民未受教育，民主要想取得持久的成功，希望甚微”。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为人们掌握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创造了条件。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使用，使生产率大幅提高，劳动时间逐渐缩短，人们获得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人们对智力投资日渐重视，出现了“蓝领工人白领化”和“体力劳动脑力化”的现象。

2．教育方式的变革。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知识更新的速度不断加快，一次性学校教育已远不能满足时展的需要，“终生教育”成为现代教育的趋势。在电子技术的推动下，教育方式逐步突破传统模式，单一的学校教育，发展成家庭、学校和社会全方位发展的多功能、多种类教育。“一专多能”成为现代社会对就业者的新要求。先进的、形式多样的大众传播媒介，使人们科技借助广播、电视、报刊和网络等方式获得了新的知识。学校教育的形式呈现多样化，多媒体教学已逐步取代“板书教学”。远程教育方便受教育者实现资源共享，甚至摆脱了时空的限制，教育者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对受教育者答疑解惑和检测。因此，科学技术的进步引发了教育革命，促进了人们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

三、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增强了人的主体性

人是科学技术的发现者和民主政治生活的主体，人的主体性的体现直接关系到以公民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民主政治的水平。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人的自主意识每推进一步，人的主体地位每增强一步，民主政治的水平就拓宽和深入一步。因此，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提高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标尺，对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引领作用。同时，科学技术与人类的发展相互推动、相互制约，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以机器人的发展为例，人类不断借助现代科学技术，赋予机器人一定的“模拟思维”，使机器人参与劳动生产，代替人从事繁重、高危劳动。人只需掌握控制程序，就能生产出质量高、性能好的尖端产品。不仅如此，机器人还可以模拟人的思维从事看病、下棋、烹饪和聊天等复杂劳动。我们可以看出，科学技术发展的越迅速，人类改造自然的手段越先进，人在自然界的活动天地就越广阔，人类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发展和完善自身。因此，人的体力和脑力劳动的逐步解放，标志着人对自然认识的逐步深入，人的主体性的不断增强和民主政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四、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加快了管理和决策方式的改革

（一）增强决策的民主化

如果说传统社会是经验型决策，那么现代社会正逐步走向科学化和民主化决策。现代科学技术可以对数量多、内容复杂、种类繁多和变化迅速的信息提供准确的描述和精确的分析，使决策建立在客观事实之上，成为“最优”决策。这种决策过程的科学化，体现了自上而下、公开透明的民主精神。“多元决策中心”和科学的信息管理系统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企业的管理模式，决策制定权逐渐从坐办公室的人员手中交给“一线人员”手中。此外，近年来广泛推行“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即政府在作出关系民生的政策前，征询公民代表的意见，使该项制度尽量符合民意。这种“问道于民”的决策程序和方式的改变，既下放了权利，又赋予基层和一线工作人员更多的民主。

（二）强化管理的科学化

科技治理现代化篇10

中图分类号：G6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5）09-0033-02

信息化时代的来临，让教育信息化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目标。越来越多的信息化教育手段走进课堂活动中，极大地丰富了教师的教学手段，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受到教学内容的影响，高中政治教学一向死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给高中政治教学活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引入现代教育技术，发挥教育技术积极作用，成为社会对于新时代教育的重要要求。

1 现代教育技术于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误区分析

过分依赖现代教育技术 现代教育技术十分丰富，在备课时，教师可以搜集大量的资料给学生。在需要之时利用多媒体，会促进教学效率的提高。但是一些教师不管需不需要，都会在课堂中利用多媒体，让高中政治课堂成为多媒体展示活动，限制了学生想象能力的提高与思考能力的提升。教师对于多媒体技术的过分依赖，让教师在课堂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得不到发挥，也大大影响了高中政治教学效果，更会让学生产生多媒体视力疲劳。一些教师在展示多媒体课件的时候，没有及时关注学生的反应，让师生之间的互动无法联系起来，影响了教学进度与质量。

学生主体地位突出不足 现代教育技术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融入，让教学活动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而成为了人与机或者人与机、人之间的互动。新型的教学体系，让师生之间的互动更加便利。不管传统的政治教学还是现代化的教学活动，都是为了让学生的政治知识量得以提高，利用正确的教学手段促进学生理解与吸收政治知识。教学的过程，就是让学生掌握学习方法的过程，是教师调动学生参与的过程。但是，一些教师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将更多的关注度放在点击鼠标与读课件上，教师与电脑的互动增多，与学生的互动减少。教师认为自己读完了课件，就等于完成了教学，没有关注学生的政治知识真实掌握程度，大大影响了学生政治学习的积极性。

教师主导地位明显忽视 现代教育技术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是为了让那些较为抽象与难懂的内容变得更加形象、直观，通俗易懂。同时，也是为了促进政治教学内容的丰富与趣味性的提高，促进学生高效地掌握政治知识。但在高中政治教学实践中，一些教师为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而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忽视了其在教学活动中的作用，也没有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教师确实利用多媒体展示了录音、视频、模型等事物，但同时也将课堂教学内容中的概念、过程、活动、实践活动规则等多类内容组合到课件中，教师就成为课件的讲解员。在这样的教学中，教师的课堂主导作用被现代教育技术所剥夺，反而加大了教学活动的枯燥。

2 现代教育技术于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方法探讨

结合政治学科特点，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将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于高中政治教学活动中，要考虑实际教学情况。正确的应用，会让高中政治教学环境得到改善，也会促进学生学习理念与方法的优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针对政治教学的任务以及政治学科的特点合理选择现代教育技术，利用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技术去丰富教学形式。无论是哪一种教学技术的应用，都要讲究适当性。每一个学科有着不同的特点，教师要多分析政治学科的特点，让现代教育技术与学科特点相整合，从而发挥其积极作用。

数学逻辑性较强，教师可以利用图片去显示函数之间的关系。在语文学科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相关软件去引导学生参与写作。而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网络平台去开拓学生的眼界，让学生去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也可以利用模拟软件，组织学生去真实的情境中解决实践问题。像在学习有关于选举的知识时，教师就可以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模拟一个真实的选举氛围，利用选择案例，组织学生进行模拟选举，深入理解政治学习内容。

结合政治教学内容，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教学内容的类型，对于教学活动的类型有着重要的影响。高中教学内容是教学过程中要传递的重要信息，也是学生政治水平提高的重要凭借。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要为学生吸收与理解政治学习内容起到促进作用。结合教学内容对现代教育技术进行科学利用，让现代教育技术与教学手段进行有机整合，才能为学生创造一个轻松的学习氛围，让政治教学内容更加生动。同时，针对教学内容利用现代教育技术，还会给学生提供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

在新课程改革的今天，政治教学内容也在随着社会文明的变化而发展，现代教育技术的选择与应用也应当随之变化，从而让现代教育技术与高中政治教学有效结合，体现其应用价值。比如在讲解有关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知识时，教师可以将多媒体当成为学生认识社会的一个窗口，将丰富的真实事例组合到课件中。针对这样的教学内容，教师将课件作为一本人民代表大会说明书进行展示，有利于学生政治思维的扩展，感受政治学习内容的真实性。像在学习有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相关知识时，教师可以将一些有关民族自治与国家治理的新闻进行分类，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新闻去发现民族区域自治的特点，提高教学质量。

结合政治教学对象，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在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时候，教师要更多地关注学生的学习需求，根据学生对象的特点合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去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追求与兴趣，会让学生参与课堂互动的积极性更高，也会让学生变被动为主动，从而增强教学效果。

高中学生的思维发展不断成熟，他们希望与教师进行平等的交流。在课堂中，教师可以将现代教育技术当作师生交流的平台。像在讲解有关于正确消费观的知识时，教师可以将课堂问题放在大屏幕上进行展示，促进师生间的互动，认真听学生的想法，提高教学质量。

3 结语

综上所述，高中政治教学活动与现代教育技术的结合，对于高中政治学科发展以及高中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提高，都有较大意义。许多教师在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上存在误区，消除这些误区，是体现现代教育技术价值的必要手段。当代教师要认可现代教育技术，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去主导课堂，服务学生。只有这样，才能让高中政治教学更加信息化、现代化、科学化。

参考文献

[1]覃燕.浅议现代教育技术在中职政治教学中的作用[J].大众科技，2013（5）：175-176.

[2]丁克勇.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创新教学环境[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01（6）：45-47.

[3]孔仙俊.浅论现代教育技术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2）：145-146.

科技治理现代化篇11

一、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特点和规律，要求政工干部必须提高科技素质。

根据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我军在今后一个时期将面临的主要作战样式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纵观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呈现出明显的高科技特点。高科技不仅仅表现在武器装备的科技含量上，而且是渗透在战争的方方面面；不仅要求军事指挥员必须具备很强的科技素质，也对政工干部提出了很高的科技素质要求。目前，我军政工干部大多数虽然经过院校培训，但从整体素质上看，与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特点对政治工作提出的特殊要求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由于长期处于和平环境，致使部分政工干部潜存着一种“无敌国外患”的思想意识，沉浸在“让世界充满爱”的幻想之中，缺乏忧患意识和危机感，思维观念明显滞后；单一和教条的训练模式，只图“按部就班”，不求灵活运用，造成一些政工干部能力较弱；传统的教育体制，重政治思想，轻军事科技，导致政工干部的知识结构不尽合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史党建知识、历史知识等掌握较多，但军事技能和军事理论水平偏低；精通我军政治工作理论原则、优良传统、方式方法等专业知识，但对激光、导弹、电子对抗和自动化指挥等军事技术知识知之甚少。要改变这一状况，我们必须对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对政工干部的要求加以认真研究。具体讲要把握以下几点：

（一）、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政治色彩浓厚，政工干部必须具备很强的政策性和策略意识，善于政治谋势。高技术局部战争大多始发于边境地区，关系国家的领土、和外交政策，加上战争中敌方往往会利用民族、宗教、民主、人权等作为幌子，掩盖战争本质，混淆战争性质，使政治工作呈现全方位、多领域的特点。高技术局部战争这种严格受制于政治、经济、外交斗争的特殊性，对直接服从、服务于战争目的的战时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政工干部必须增强政治谋略意识和政治敏感性、策略性，把视野从局部的战争舞台移向更大的国际斗争舞台。善于分析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形势及其对局部战争的影响；善于运用政治眼光认识、把握、筹划、指挥战争；善于对战争的进程、规模、转机和结局实施全程、有效的控制。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始终处于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在有限的时间和区域内，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赢得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斗争的全面胜利。

（二）、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空前残酷、激烈，政工干部必须在强化自身的心理素质的同时，具备高效的战场鼓动性。在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中，敌人将凭借其现代化武器装备的优势，对我实施突然的大规模的战略空袭和多方向、高速度、大纵深、宽正面的连续攻击，加上高效的大面积杀伤武器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广泛使用，杀伤、破坏程度空前残酷。面对恶劣、残酷的战场环境，如何消除官兵的紧张、恐惧心理；面对握有优势武器装备的敌人，如何增强官兵以劣胜优的信心，都是政工干部在战争中不容回避的问题。因此，政工干部必须加强心理科学和战时宣传鼓动工作的研究，同时要恪尽职守，率先垂范，以自身清醒的政治头脑，高尚的思想品德，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以及临危不惧、处变不乱的良好心理素质，为部属作出榜样。做到哪里有战斗，哪里有困难，就出现在哪里；哪里战斗越残酷，情况越危急，任务越艰巨，政治工作就活跃到哪里。保证部队在作战中，前赴后继，顽强战斗；在危急关头，从容不迫，视死如归；在敌人的“心战”面前，意志坚定，大义凛然；在严酷的苦与乐、得与失、安与危、荣与辱、生与死的考验面前，自觉服从大局，甘愿奉献和牺牲，确保部队始终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旺盛的战斗意志，忘我的牺牲精神投入战斗。

（三）、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立体”化程度高，政工干部必须具备很强的全局观念和协调能力。现代条件下的高技术局部战争已经拓宽了合同作战的内涵，不仅参战兵种多、武器装备多，而且作战手段多样，使战争呈现出陆、海、空、民和天候、电磁“六维一体”的高立体、全方位的大合同态势。加上分散交叉的地域配置，千变万化的战场态势，部队配属的频繁转隶，使政治工作的对象庞杂化、多变化。要充分发挥参战部队各自的优长，减少矛盾，以保证各方面的力量都能围绕合同作战的总意图，密切配合，协调一致，生成并保持强大的整体作战能力，不仅需要严密科学的作战指挥，周详细致的技术物质保障，而且需要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在合同作战中发挥巨大的凝聚作用。这就要求政工干部要强化团结协调和“合力制胜”的意识，同时还必须具备知天地、通文武、晓兵民的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全体人员的精神整合和思想凝聚，并使之迅速转为广大官兵的实际行动，自觉地做到识大体，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地完成上级赋予的一切战斗任务。

（四）、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突发性强、节奏快，政工干部必须精通业务，具备快捷的应变能力。高技术条件下，无论是进攻方，还是防御方，争取每一分钟甚至每一秒钟，都可能使战争的结局产生戏剧性的变化。同时，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战斗进程中自始至终充满着不确定因素，意料之外的突然事件随时可能发生。这就决定了政治工作必须跳出一般战争状态下的固有模式，突破平时政治工作的基本套路和程序，以快捷的工作节奏，灵活的工作方法展开工作。要依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军事战略方针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未雨绸缪，提出政治工作预案，并做好应付最困难、最复杂局面的准备。在战场态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紧紧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以快对快，以变应变，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广大官兵的作战积极性。牢固树立“同步于指挥”的观念，努力达成政治工作与军事指挥的一体化、同步化。使政治工作的内容、组织、形式与方法，都能服从战场形势的需要，做到珍惜战场上的一分一秒，全神贯注于战场情况和部队思想动向的掌握、分析和研究，确保作战任务的顺利完成。

（五）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科技含量高，政工干部必须具备高科技知识。高技术局部战争是以大量使用高技术武器为作战前提的，战场实际上已变成高技术武器的竞技场。有资料表明，在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使用了500多项微电子、红外探测、航天、精确制导、隐形等80年代以来的高新技术，首次使用的高技术武器多达100多种，技术专业达2000种以上。战争的高技术化，必然带来部队思想问题的变化，战时政治工作的空间也显现出全方位、多方向、大跨度的特点，要求政工干部要不断拓宽政治工作的内容构成，把作用点不仅放在保证部队具有“刺刀见红”的勇敢顽强上，而且必须为广大官兵智能、技能的充分发挥提供保证。要拓宽政治工作的主体结构，实行政工干部、军事指挥、专业技术军官及士兵思想骨干四位一体的多元结构，形成政治工作的网络体系。要拓宽政治工作的方法，充分发挥现代化传媒和计算机网络等先进设备的作用，运用现代化的手段，及时了解掌握信息，准确地分析情况，妥善地协调矛盾，使政治工作在高科技的战争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实现政治工作的现代化，要求政工干部必须提高科技素质。

曾指出：“我军建设必须坚持以现代化为中心，军队的全部工作都要围绕现代化来展开。”政治工作作为军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加速政治工作的现代化，努力使政治工作与现代社会的思想观念、实践活动、行为方式和科学技术水平相适应、相协调。它包括：在思想观念上，不断用人类社会已经认知的最先进理论、观念和知识充与更新；在工作内容上，始终关注并回答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在方法和手段上，善于借助一切现代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推动自身质量的提高。目前，我军政治工作不仅还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而且在思想观念、方法手段等方面存在着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矛盾。表现在：一是以“特殊”而自我封闭。提起政治工作的现代化，有的同志往往以部队情况和政治工作“特殊”而不以为然，与己无关，束缚了政治工作的发展创新；二是以“过渡型”而自我放松。面对高科技，一些同志认为自己这一茬是过渡的一代，再学也赶不上趟，制约着政治工作的长远发展；三是以“不变应万变”而孤芳自赏。一些政工干部总是凭老底子、老经验抓工作，对于适应形势发展的一些新实践、新办法，不愿去接受和借鉴，使政治工作总是在低层次上徘徊。这些都背离了政治工作向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政治工作者，必须更新观念，抓住机遇，以提高自身的科技素质，增大工作的科技会含量，来推动政治工作的现代化。主要把握以下几点：

（一）、要在感悟与时代飞速发展的落差中更新观念。当今社会的特征是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科学技术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社会问题和技术问题的解决都要依赖于多门学科、多种技术的综合运用。作为政工干部也应该是科学技术和人文精神的统一体，是知识能力、高尚品格的综合体。为此，政工干部要以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模式，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在更新观念上下一番功夫，真正确立起在科技强军中抓住机遇、走在前列的观念，真正确立起科学技术是政治工作强大推动力的观念，真正确立起政工干部不掌握一定的现代科技知识就是不称职的观念。

（二）、要在对高科技的孜孜以求中实现知识更新。伟大的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曾说：“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在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的今天，要适应政治工作现代化的需要，政工干部不仅要学习政治理论等专业知识，而且要学习科技文化知识，如高等数学、运筹学、心理学、社会学、人才学、行为科学、系统论、控制论、决策理论、现代战争理论以及计算机知识等；不仅要扩大自己的知识层面，形成多维的知识结构，而且要不断地进行知识更新。美国新管理大师彼得•圣吉曾对年轻人提出警告说，一个人学习过的知识，如果每年不能更新7%的话，那么这个人便无法适应社会的变化。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知识更新频率大大加快，我们只有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去学习新知识，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否则，不仅不能理解与你工作相关的技术问题，而且不会运用现代科技方法来分析、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也就不能有效地开展工作。目前在各级政工干部中，凡是思想活跃、见解深刻、抓工作突破一般的同志，都十分注意学习，能及时吸纳新知识新成果。在同样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中，他们是通过在“时间银行”里对知识“零存整取”，才使自己的科技素质不断提高的。

（三）、要在强化现代化手段的学习和运用上实现政治工作方法的更新。人类的发展史表明，科学技术的每次重大突破，都会成为引发军事领域结构性变革的催化剂。从部队开展科技大练兵所取得的成果进一步证明：政治工作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方法、手段是否先进。现代科技革命为政版权所有治工作的方法更新提供了物质条件。如大众传播手段越来越现代化，信息传播的渠道越来越多，使广大官兵在大量的崭新信息中汲取“养料”，从而不断完善自身，发展自我；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使政治工作方法更好地实现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统一等。作为政工干部既要看到当代科学技术给政治工作方法所带来的有利条件，同时又要看到给传统政治工作方法的改革与更新提出的挑战。只有牢固树立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改进政治工作方法的意识，增强刻不容缓的紧迫感，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大胆地进行改进政治工作方法的实践，才能真正做到在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革命面前有所作为，大有作为。

三、知识经济的兴起，要求政工干部必须提高科技素质。

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知识经济已经初见端倪，它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已带来并将继续带来重大变化和深远影响。谁能顺应时代的发展，适应进行调整和变革，谁就能赢得发展的主动权。作为一名思想政治工作者，在面临自然与社会、思想与观念、知识与能力的挑战中，只有在自身素质特别是科技素质上有相应的变化和提高，才能在知识经济时代立足，才能在我军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好政治工作的服务保证作用。

科技治理现代化篇12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12 — 0032 — 02

科学一直被看做是一种人类生产，并且具有其他生产所没有的特殊性。科学技术的特殊性在于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中，科学可以成为生产力，为创造剩余价值提供服务。而哈贝马斯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认为，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提高，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将会体现的越来越明显，科学技术应该被放在最高的位置，哈贝马斯更重要的成就是，他将所认识的科学技术与哲学的意识形态联系到了一起，他认为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

一、如何理解“意识形态”

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虽然不是哈贝马斯的首创但却是他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我们要对哈贝马斯理论进行探究，掌握哈贝马斯理论，首先就是要理解“意识形态”的含义，以及什么是意识形态的功能。追溯“意识形态”的根源我们可以知道，它最开始是来自于法国，被一位叫做特拉西的哲学家首先提出，并且试图用意识形态来描述一门关于观念与感知的分析的新学科。马克思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代表着法律、政治以及统治阶级利益，是情感表象与观念的总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体现了在具体社会中人们通过实践对于社会物质形态的理解，以及把握社会物质的程度，而这种对物质形态的理解不是真实的，它是虚幻的，它反映现实的方式是依赖主观幻觉以及错误意识，这种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使得统治阶级的一切统治都变得合法起来，从而让民众服从于统治阶级，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

我们可以通过对意识形态的认识来了解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从各个方面满足了不同人的需求，这种满足程度使人们认可了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民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满意度逐渐增加，导致人们对社会基本职能的思考减少，对社会基本职能的议论程度也逐渐降低。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的晚期统治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资本主义通过科学技术来得到完善，因此科学技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资本主义社会起着辩护作用。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一旦成为第一生产力，那么就意味着它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也将履行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哈贝马斯以科学技术为标准，分析了社会不断合理化的原因，以及它与资本主义逐步制度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得出了科学技术有利于社会合理化与制度化的结论，有利于统治阶级对民众进行阶级统治的结论。而如果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那么将有利于高度丰富社会财富，大幅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二、如何理解技术对意识具有统治功能的思想

认为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其实并不只是哈贝马斯的观点，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热衷关注的理论之一，他们在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也得出了很多能够促进后来的人们继续深入研究的结论，为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奠定了基础。法兰克福派的思想家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倡导合理性，并且将之作为社会的本体，通过科学技术来体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通过这一意识形态实现对人们的控制，让广大人民群众服从统治阶级的领导，以巩固他们统治的长久治安，使整个社会实现形式意义上的一体化。

德国第一位社会哲学教授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认为意识形态会对人们真正认清社会矛盾与冲突造成阻碍，在他看来，意识形态具有模糊人们视线，阻碍人们看清现实的功用。将科学技术当做意识形态，通常会让人们丧失他们本应该具有的对于社会整体性把握的能力，在对社会的认识上，失去他们自己的认知，而人们所看到的和所认识到的社会完全就是统治阶级通过科学技术向人们展示的代表着统治阶级利益的社会，不是人们真正通过理智认识到的社会。科学就像政治、法律及哲学一样，在统治阶级的意志下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它不仅在某种程度上会掩饰社会的本质，而且还会导致人们无法发现造成社会危机的原因，使得人们对社会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意识形态从本质上来说具有欺骗性，这也符合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与认识。

德裔美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之一的赫伯特.马尔库塞更深入地对霍克海默的观点进行了研究论证，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正在改变并且逐渐取代意识形态的传统意义，成为统治者辩护的工具，它的奴役性和工具性体现的日益明显，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对人进行“奴役”和统治。科学技术让人们认为它所带来的一切改变就是人们所面对的现实，它的意识形态功能试图让人们对它顶礼膜拜，从而不断巩固它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提高技术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地位。

关于科学技术的统治功能，哈贝马斯与前面两位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持有不同的意见，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并不是在诞生之初就附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一功能在资本主义初期体现得并不是很明显，而是到了资本主义晚期的时候，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才体现出日益明显的特征，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直以来，人们相信科学是对于真理的追求，它不需要进行大量的政治教育和知识的灌输，就能自然地进入人们的意识当中，让人们自觉地承认科学技术统治的合理与合法性，从而承认资本主义社会晚期的统治方式。

三、“技术统治的意识”具有怎样的特征

第一，技术统治意识已上升成为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表现在减少了意识形态性，那种使人们感到迷惑的力量已消失，从而使得它对人们的欺骗性减少，变得更为客观，合理，技术统治下的意识比以往的意识形态更为广泛。技术统治的意识比旧的意识形态更能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

第二，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是在资本主义晚期才出现的。在资本主义晚期的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国家增加了国家干预，使得影响社会发展的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的层面，成为了政治问题，改变了经济发展的性质。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晚期的时候，科学技术已经被当成第一生产力，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也使得原本政治上的问题演变成为了技术上的问题。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使它的社会制度得到改进与完善，从这方面看来，科学技术充当了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角色，它也不自觉地成为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统治基础，并构成了统治的合法性。

四、科学技术与社会整合的关系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并且这种渗透是无法抗拒的，它在人还未作出反应时便迅猛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它强大的控制性是它的双重职能带来的，随着科学的进步，这种控制扩大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整合。

（一）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促进了社会整合的实现

科学技术不断向生产领域发展，并逐渐渗透其中，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对促进改革生产关系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它还能够直接影响上层建筑，促进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变迁，以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但是，在这方面哈贝马斯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认为，日益渗透的科学技术有利于维护现行制度，它并不会使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被颠覆，反而会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根据哈贝马斯的研究可以看到，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晚期社会，有两种新趋势：一是国家越来越频繁对社会各项活动进行干预，国家的职能体现的日益明显；二是技术与科学的联系日益密切，并且依赖程度加深。有了这两种新趋势，之前马克思所提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在各种体系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通过采取多种多样的手段，控制和领导经济活动，达到调节经济发展过程的目的，从而消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

所以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它对实现社会整合作出了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科学技术不仅作为生产力存在，而且还以意识形态的状态存在，共同实现对社会的整合。

（二）科学技术通过整合文化和人心，加强社会整合

科学技术通过自身的社会职能对人心与文化都进行了整合。科学技术的广泛传播，使得人们意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从而使他们将自身利益放在次要的位置，对创造“利益一致”这一幻影深深着迷，丧失了自觉意识，不自觉地运用科学的意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科学技术就这样实现了对人心的整合，使得它对社会的整合作用表现的更为突出。

哈贝马斯更加注重对资本主义文化这一板块进行剖析，在科学技术的论述上具体地体现。他更强调科学技术对于人心和文化的控制因为他觉得文化领域能够维护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实施提供依据，笼络民心，淡化阶级观念，最终实现对社会的更大程度的整合。科技的进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人们从中获取了利益，丰富了他们的物质财富，人们关注的视线逐渐转移到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上来，淡化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关注，科学技术在这一点上很好地做到了对人的统治。

科学技术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通过自身极强的控制力来改变人们的观念，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加强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依赖与重视。科学技术通过对文化系统的强大影响力，达到通过文化的整合促进社会的整合的目的。

综上所述，哈贝马斯科学技术理论是有它一定的缺点和局限性的，但是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对它的优点的认识。哈贝马斯在研究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通过科学技术的双重职能得出了科学技术对社会的整合作出的贡献，这是哈贝马斯的不可忽视的成就，这些成就对于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倪伟波，任雪萍.论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生产力观〔J〕.江淮论坛， 2007，（01）.

〔2〕 刘京.哈贝马斯“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思想探源〔J〕.求索， 20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