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心理研究篇1

一、从众心理的基本概念

1.从众心理的含义。从众心理是指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实验表明只有很少的人保持了独立性，没有被从众，所以从众心理是大部分个体普遍所存在的心理现象，通俗地说就是“随大流”。

2.从众心理产生的原因。从众心理的产生受到多种从众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一是群体因素，群体的规模越大，凝聚力也就越强，从而使得群体的意见一致性较高，便易形成从众行为；二是情境因素，当人们所处的情况，接收到的信息较为模糊或者是受到某些有权威人士的号召和影响，便会产生从众心理。三是个人因素，主要表现在个人的人格特征、性别差异及文化差异等方面不同，致使从众心理和从众的层次及情况也具有差别。就从众的意义看，从众心理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

二、当代大学生从众心理的表现

1.就业。现如今毕业生人数连年增长，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虽然就业渠道及方式多种多样，就业信息方便快捷，但对于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来讲却不能树立正确的择业观，从而使得一些较低级的岗位无人愿意承担，而较好的职位却蜂拥而至。在这种大的就业背景下，避免不了跟风现象的产生。例如一些人看到周围的人都在考研，那就避免不了会跟风地考研，而在学习过程中又可能会发现自己并不能很好地完成学习任务，看到其他人找到工作，心里难免为之所动，又弃研找工作。

有些人觉得大家都选择的应该是没错的，所谓最多的选择也是最好的。一旦存在这样的选择心理，也就是就业从众选择。选择的发展方向并非是因为自己的喜爱或兴趣，甚至与专业都无关，只是选择大多数人认为正确的选择，有些人能够坚持自己的选择得到很好的发展，而大部分人则在后来的发展中被重新抛回起跑线，因而在就业方面表现出来的从众心理是既有利又有弊的。

2.消费。如今，大学生已经成为高消费群体，我们可以在全国各地的大学城附近发现各种娱乐设施场所，这些场所多数都是提供给高校学生使用的。大学生在学校里学习，虽没有过多的接触社会，但在交际活动上和社会上的人际交往并无差别，举办生日Party、舞会、派对、出席团体活动等都有从众心理的影响。

从众的消费还表现在“网购”和“韩流”上，在当下淘宝流行的时代里，淘宝商家利用大众的从众消费心理，在“双十一”、“双十二”这样的重要节日里，将商品大打折扣，并且提供各种优惠和红包发放吸引大众消费，这时许多人看到自己心仪已久的产品终于有了优惠变迅速抢购，还有一些销量较好的产品，可谓是一哄而上，迅速被抢购一空。但也存在令人担忧的问题，例如有些消费者在购买产品后发现自己买的产品并无用途，只能闲置下来，造成产品资源的浪费。

“韩流”是从众心理的一个明显表现，韩餐、韩服、韩妆、韩式整容一系列的韩国风暴扑面而来，韩国游已经是很普遍的事情，人们受到周围人的影响都被卷进韩流中，疯狂地购买韩代购的产品。韩式整容让人变得漂亮，如今不仅明星整容，普通人也为了美貌不惜身体的代价，选择赴韩整容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整成“冰冰脸”，过安检时给工作人员造成极大麻烦，认不出其真实容颜，整容事件造成的不良影响被电视媒体曝光，从众心理引发的整容风波此起彼伏。

3.恋爱观。大学生群体是青年群体的一个代表，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知识素养，在情感上也正是发展的时期，然而大学生在恋爱观上存在盲目跟风的问题，一方面，在调查问及一些人的时候，为什么会谈恋爱的理由是，因为我的周围人都在谈恋爱，那我也应该谈恋爱，这样的恋爱心理显然是不够成熟的，是一种从众心理，大学生已十八周岁，是独立的个体，对待感情应该有责任和承担的态度，应该清楚地认识自己的价值选择和情感追求，不能盲目地将周围的情况不假思索地复制在自己的身上，这对己对人都是不够负责的表现。另一方面，大学生恋爱时的从众心理还表现在都对万众瞩目的异性产生好感，每个人都对美好的事物有追求，但在感情上并不代表最好的就是最适合自己的，有人盲目从众，跟风追求万众瞩目的异性，觉得这样才充分显示自己的魅力，实在不是明智之选。

三、从众心理的影响

1.积极影响。从众心理作为一种大众心理，是普遍存在的，因其较易受环境的影响，所以是一种常见的心理表现形式。由从众心理引发的消费就是人们跟风随大流的消费，这种消费方式能够引发对某类商品的追求，并形成流行趋势，健康的合理的从众心理可以推动某一行业的发展，有利于产品的生产和售卖，甚至影响市场的供给与需求，促进市场的需求，获取更多利益，影响人们的消费水平向更高的层次转换。

2.消极影响。不合理的不健康的从众心理，对个人的生活发展极为不利，它会危害个人的工作和生活，过于盲目地从众，购买不需要买的东西，浪费金钱，不计后果的跟风随大流影响个人心理的健康发展。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缺少主见，不能正确地把握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无法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使自己陷入困境，影响个人发展。

从众心理有利有弊，大学生要正确对待，避免盲从，要有自己的价值选择，作为新一代的青年，大学生群体是祖国的未来，社会的发展进步需要大学生的力量，大学生的价值选择尤为重要，因而一定要使得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自觉摒弃有害的价值选择，做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大众心理研究篇2

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对高校危机传播的见解，总的可分为四个方面：（1）校园危机策略，如：赵中建提出“学校危机管理即学校管理者根据学校的危机管理制度和计划对学校危机进行预防、处理和复原的策略应对过程，并应当成为学校日常管理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2）塑造高校的形象、树立信誉，如石奎在“论当前我国高校形象建设中的危机管理问题”中，提出了化解危机，塑造高校形象的应对策略；华荷锋的“高校信誉危机管理：一种系统的处理方略”； （3）化解学生心理危机，如李洪华等提出“大学生心理预警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大学生心理状况、行为模式等事实或现象的解读和剖析，预测变化趋势，认识发展规律，并借以预警信号，采取防范措施，从而帮助大学生合理地缓冲与释放一些潜在性的心理风险”。（4）危机信息沟通，如伍聪论述了如何与师生、家长、媒体等进行信息沟通。不难看出，内地学者缺乏从传播学的理论视角对高校危机中的信息传播、控制的专项研究，未能真正建立起符合我国高等教育实际的、全方位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高校危机传播管理模式。特别是缺少从受众群体心理的角度对高校危机传播中最主要的受众群体――大学生的研究。本文拟从群体及受众心理的角度，对大学生群体在高校危机传播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心理特点及行为模式进行分析研究

二、高校危机传播过程中大学生群体受众心理特点

本文以高校危机传播的时间节点为参照点，所以取高校危机传播的概念如下：高校危机传播就是指在危机的潜伏期、突发期、持续期、恢复期不同阶段，在高校与校内外公众、校园媒体、大众传媒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换和沟通行为。高校危机事件中的传播包括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等多种形式。

（一）高校危机潜伏期

在危机潜伏期，由于危机的潜在性，没有明显的特征而不容易为人所识别，此时大众传媒一般还不会刻意寻找高校危机信息，暂时不会介入或有太大的报道动作。此阶段危机管理工作，本质上属于超前管理，而高校内部的信息传播沟通应该开始，特别是网络媒介的传播。

此阶段。大学生受众心理以认知心理受到强化为特点。认知心理指受众普遍存在的、寻求信息的心理现象，寻求信息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或消除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因此，每一个受众皆有一定的求知欲，希望了解新的环境，并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验证，以此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而外部以网络世界为主的媒介环境，又给大学生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信息资源。在获得信息的过程中，网络传播将声音、文字、图形、动画合为一体，使多种感官协同作用下同时参与信息接受。网络传播使大学生的认知需求心理得到充分强化，提高了环境适应的决策能力。

（二）高校危机爆发期、持续期

危机爆发期、持续期高校所处媒介信息环境变化剧烈，不确定性比较高，人们急于通过尽可能真实完整的信息以把握环境、摆脱恐慌、做出决定。这个时期大学生受众的心理主要特点是：

第一，海量和虚假信息带来的紧张和防卫心理。网络最大的益处就是带给受众大量的信息资源。网络资源呈现出的无限扩张和不断更新的海量信息与广大网络受众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的矛盾容易导致网络受众产生紧张心理，产生防卫心理。约翰・奈斯比特发出过警告：“失去控制和无组织的信息在信息社会里不再构成资源，相反，它成为信息工作者的敌人”。

其次，道德的自我约束心理弱化。网上的虚拟世界使网络受众产生“去个性化”现象。而由于网络道德体系尚处于襁褓之中，广大网络受众约束力不足和道德自律意识不强，导致大学生受众的本能需求表现得非常强烈，必然引发一些不道德行为。也正如古斯塔夫・勒庞所说：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

（三）高校危机恢复期

随着时间的推移，危机事件已不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也不是新闻媒体报道的热点，危机进入了恢复期。高校要运用媒体帮助公众反思危机，展开教育、普及报道，完善人们对危机的认识结构，防止悲剧的再次重演。

在恢复期，大学生受众的心理特征是迷茫。网络所具有的海量信息资源成为不争的事实，在给受众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信息超载开始成为困扰人们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经历了危机传播中大量信息的淹没后，大学生受众如没有及时的引导和反思，只能是进入到对整个危机的迷茫中。就会如同古斯塔夫・勒庞指出的：“它们只能是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种暂时现象。它们匆匆成熟，又匆匆消失，就像海边沙滩上被风吹成的沙丘。”

三、结论

从以上高校危机传播过程中各个阶段，大学生受众心理的特征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的阶段的大学生的心理特征是不同的。这就需要在适当的阶段通过适当的方式传播给大学生，唤起大学生对高校危机的理解、关心、认同和支持。应以使高校能顺利度过高校危机，维护学校的美誉度和相关公众的信任感，重塑学校形象。

【参考文献】

[1]赵中建，徐士强.学校危机管理―由“非典”事件引发的思考.上海教育科研，2003（08）：4-7.

大众心理研究篇3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理基础研究述评

心理学以个人的心理为研究对象，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心理或社会心态则主要关注个体心理形成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两者交叉融合而形成的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综合，其侧重点仍是社会环境中的个体心理研究。社会心理学始于19世纪中叶，其作为独立的学科则是随着经验的和数学方法的广泛应用，于1930年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真正形成。社会心理是阶级、民族、社会集团或其他特定环境中的人群在其日常生活和相互交往中自发形成的、不定型的社会意识，是经济、政治等社会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直接反映，具体表现为人们的情感、情绪、风俗、习惯、传统、社会风气等。与各种理论化、系统化的高级社会意识形式如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科学等相比，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较低层次。历史上有不少哲学家曾研究和描述过传统、情绪、习惯、风俗等社会心理现象。德国学者A.E.F.谢富勒（1831―1903）在1875年所著的《社会的构造与生命》一书中首先使用“社会心理”一词。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心理的理论和作为专门学科的社会心理学，虽都是以人们的社会心理为研究对象，但它们的任务是不同的。作为专门学科的社会心理学，其主要研究社会共同体、社会集团、个人的意识和行为结构，以及它们在不同社会范围内的作用等具体问题，而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社会心理范畴是研究社会存在产生的政治、伦理、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过程的一个必然环节，是研究观念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互关系的中介。

对社会心理现象作出科学分析是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在研究社会精神生活与社会物质生活之间的关系时，虽然没有明确地使用“社会心理”这个概念，却深入地探讨过全部社会意识现象，其中包括人们的情感、幻想、习俗等社会心理现象。马克思首开从哲学视角研究社会心理的先河，他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论作为研究社会意识一部分的社会心理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方法，但社会心理在他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只是表述为一般的意识形态，还没有把社会心理与其他的意识形态形式区别开来。社会心理在列宁的话语中表述为革命情绪，并提出要时刻关注革命情绪的变化，以此为依据开展革命的宣传和鼓动工作。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中提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这里的“共同心理素质”实际上是从民族特征的角度对社会心理的高度概括。

俄国早期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普列汉诺夫在列宁之前就对社会心理作过专门研究。他说：“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以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2]（P272）普列汉诺夫在他所提出的人类社会结构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中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心理，他指出：“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与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2]（P195）意识形态理论意义上展开的社会心理研究，肇始于苏联学者对普列汉诺夫提出的人类社会结构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的解读和评价。这些评价可以归纳为：一是以俄国哲学家米丁、福米娜等为代表批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为孟什维克主义的生产力论；二是以米?约夫楚克、伊?库尔巴托娃为代表认为“五项因素公式”理论捍卫宣传并在运用中发展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三是以阿?马斯林、约夫楚克、恰金为代表整体上肯定“五项因素公式”理论是对唯物史观的具体化的同时，也对普列汉诺夫独特的社会心理层次提出了批评和质疑。20世纪，西方社会出现了把社会心理学运用到教育领域的应用研究，如认知不协调理论、归因理论和角色理论，这些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理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但他们更多的是对社会心理与社会制度的互动，以及在构建学习机制中社会心理作用的实证研究，对社会心理哲学意义的关注则不足。在对中国模式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研究中，仅有少数学者论及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因素对中国道路及其理论传播产生的影响，而从宏观上关注中国社会心理的变迁及其影响却成了国外学者研究的一大热点。

与苏联学者不同的是，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坚持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理论，从宏观上勾勒出五层社会形态模型，强调社会心理的中介功能，为进一步具体深入地分析和认识社会有机体的各个因素及其复杂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提供了范例。近年来，国内学界以当代中国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为指向，展开了对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的深入研究，如王荫庭[3]在唯物史观视角下对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的贡献和当代价值，特别是其社会心理思想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和借鉴，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理基础奠定了坚实基础；白树震[4]对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的社会心理基础进行了探讨；林之达[5]对中国当代社会心理进行了实证分析；梅荣政等[6]对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的途径作了考察；章剑锋[7]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心理基础进行了研究，这些对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都具有非常大的借鉴参考价值。

但已有的研究也存有明显的局限性，突出表现在：对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研究成果较多，而关于社会心理的中介功能及其在现实中的实际运用的研究则相对缺乏；作为社会结构层次的社会心理不是被忽视就是局限于社会心理学的调查分析，缺乏唯物史观的宏观视角；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之间的双向互动机制的研究视野缺乏。进一步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向理论界提出了从唯物史观视角对社会心理进行研究的重大课题。

二、唯物史观视域下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心理基础的意义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8]，把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作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把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作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目标。而要把心理疏导和社会心态纳入思想政治工作，既需要有问题意识，又需要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理论的指导，这样才能找到新时期进行心理疏导和社会心态培育的最佳途径。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理基础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可深化对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的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使唯物史观具体化，特别是他关于社会心理在五层次社会结构中的中介环节的思想，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极具独创性的部分。“五项因素公式”把社会心理作为生产力、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之间的必经环节，避免了对唯物史观的机械性理解，深化了恩格斯晚年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诸多书信中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中间因素与历史发展合力的论述，揭示了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规律。社会心理根源于生产力、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同时又成为思想体系赖以产生的根源，从而揭示了思想体系产生的心理根源。忽视社会心理的作用，会导致理论与物质存在之间缺乏思想和心理中介环节，使理论抽象化、空洞化、简单化。哲学意义上对社会心理把握的缺失，既使理论创新丢失了本该属于它的社会心理基础，又使理论的大众化变成只是将理论与现实的比对而庸俗化、碎片化、短视化。因此，理论工作者应当以对普列汉诺夫相关哲学思想文本的解读为依托，重点探索社会心理在经济政治生活与思想体系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社会心理与它们构成的唯物辩证关系和运行机制，从中延伸出社会心理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意义。

其次，可拓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视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业已提上日程。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和真理，要想被中国人所接受并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工具，就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实践主体的角度讲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内含着使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用其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国问题错综复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富有时代色彩，这汇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滚滚潮流。从李大钊在北大首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课程到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到毛泽东提出的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进”到热点问题面对面，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倡导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中国文化，甚至成为广大中国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大众化，既面临着新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理论工作者应当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场域，把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思想运用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中，着重探讨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切实把握社会心理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基础作用，从社会心理基础的角度建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运行机制，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增添时代色彩和中国元素。

再次，可开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途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变成改造世界的强大的物质力量。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群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制定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纲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中共十八大提出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和武装全国人民，重新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一系列论述，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思路。中国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紧贴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的最佳途径。在以往的思想政治理论工作中虽然也提出了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甚至提出了培育健康的社会心态的任务，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忽视社会心理的现象和倾向，致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能适应时代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因此，我们应当在对当代中国社会心理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找出其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预测其潜在的负面影响，以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心理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从社会心理与理论体系的契合点上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途径。

最后，可促进理论创新精神的培养。没有科学的理论，就没有伟大的实践活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实践创新的先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整个过程都充满了创新精神，从中学习和感悟这种创新精神，不仅是我们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规律的需要，更是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时出的呼唤和要求。如果忽略了这种创新精神的发掘，就教育主体而言，则很难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谛和精髓；就教育客体而言，则难以培养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兴趣。2013年，在“8?19”讲话中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9]宣传思想工作的理念创新，就是要摆脱旧的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探索宣传教育工作的新途径；宣传思想工作的手段创新，就是要实现传统手段与现代手段的有机配合，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使宣传思想教育内容的传播能够有恰如其分的方式和方法；宣传思想工作的基层工作创新，就是要把握宣传思想工作的对象――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动态和新需求、新期待、新渴望，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从他们的视角出发来学习理论、掌握理论、运用理论，及时地总结、丰富实践经验并使其上升为理论。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既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显著标志和基本要求。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是唯物史观在俄国的具体化，它的提出和阐发不仅充满了理论创新精神，而且还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把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理论运用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之中，可以促进中国理论创新精神的培养。

三、唯物史观视域下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心理基础的思路

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根本指导，以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的文本解读为依托，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对普遍存在的忽视社会心理问题的解剖为突破口，可提出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心理基础的如下基本思路。

首先，要明确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心理基础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科学内涵：五层次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心理的内涵与定位。主要研究社会心理的科学含义、要素构成、功能定位、基本特征、理论创新等。二是问题缘起：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理基础缺位与成因分析。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社会心理的缺失及其原因、实践困境、负面影响等。三是实践经验：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与启示。主要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就及经验，海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做法及启示。四是调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心理的调查和分析。主要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心理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文化渊源、基本内涵、具体特点、形成机制、表现形式、未来走向、现实意义。五是基本原则：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的理论分析和逻辑结论。主要研究社会心理形成的经济政治因素和传统文化影响、思想体系对社会心理的依赖及其反作用、社会心理上升为思想体系与思想体系内化为社会心理的机理机制。六是现实路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理基础的构建。主要包括提高社会成员的政治目标认知度，培养社会成员的政治情感认同度，培育社会成员的政治理想践行度。

大众心理研究篇4

[中图分类号]B036；C912[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1.001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新阶段，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先后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指导下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下取得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才能使“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判”，从而形成和凝聚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目前理论界多从理论体系的逻辑性和科学性上使之化为大众化的话语，在与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的交流、交锋和碰撞中，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真理性和实践性，而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理基础关注的较少。社会心理是对社会经济、政治的直接反映，是社会思潮和思想理论体系产生的心理根源，是思想理论体系同现实世界和人民群众相联系的桥梁与中介，因此要有效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从当代中国的社会心理基础出发。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理基础研究述评

心理学以个人的心理为研究对象，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心理或社会心态则主要关注个体心理形成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两者交叉融合而形成的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综合，其侧重点仍是社会环境中的个体心理研究。社会心理学始于19世纪中叶，其作为独立的学科则是随着经验的和数学方法的广泛应用，于1930年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真正形成。社会心理是阶级、民族、社会集团或其他特定环境中的人群在其日常生活和相互交往中自发形成的、不定型的社会意识，是经济、政治等社会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直接反映，具体表现为人们的情感、情绪、风俗、习惯、传统、社会风气等。与各种理论化、系统化的高级社会意识形式如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科学等相比，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较低层次。历史上有不少哲学家曾研究和描述过传统、情绪、习惯、风俗等社会心理现象。德国学者A.E.F.谢富勒（1831―1903）在1875年所著的《社会的构造与生命》一书中首先使用“社会心理”一词。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心理的理论和作为专门学科的社会心理学，虽都是以人们的社会心理为研究对象，但它们的任务是不同的。作为专门学科的社会心理学，其主要研究社会共同体、社会集团、个人的意识和行为结构，以及它们在不同社会范围内的作用等具体问题，而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社会心理范畴是研究社会存在产生的政治、伦理、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过程的一个必然环节，是研究观念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互关系的中介。

对社会心理现象作出科学分析是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在研究社会精神生活与社会物质生活之间的关系时，虽然没有明确地使用“社会心理”这个概念，却深入地探讨过全部社会意识现象，其中包括人们的情感、幻想、习俗等社会心理现象。马克思首开从哲学视角研究社会心理的先河，他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论作为研究社会意识一部分的社会心理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方法，但社会心理在他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只是表述为一般的意识形态，还没有把社会心理与其他的意识形态形式区别开来。社会心理在列宁的话语中表述为革命情绪，并提出要时刻关注革命情绪的变化，以此为依据开展革命的宣传和鼓动工作。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中提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这里的“共同心理素质”实际上是从民族特征的角度对社会心理的高度概括。

俄国早期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普列汉诺夫在列宁之前就对社会心理作过专门研究。他说：“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以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2]（P272）普列汉诺夫在他所提出的人类社会结构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中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心理，他指出：“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与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2]（P195）意识形态理论意义上展开的社会心理研究，肇始于苏联学者对普列汉诺夫提出的人类社会结构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的解读和评价。这些评价可以归纳为：一是以俄国哲学家米丁、福米娜等为代表批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为孟什维克主义的生产力论；二是以米・约夫楚克、伊・库尔巴托娃为代表认为“五项因素公式”理论捍卫宣传并在运用中发展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三是以阿・马斯林、约夫楚克、恰金为代表整体上肯定“五项因素公式”理论是对唯物史观的具体化的同时，也对普列汉诺夫独特的社会心理层次提出了批评和质疑。20世纪，西方社会出现了把社会心理学运用到教育领域的应用研究，如认知不协调理论、归因理论和角色理论，这些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理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但他们更多的是对社会心理与社会制度的互动，以及在构建学习机制中社会心理作用的实证研究，对社会心理哲学意义的关注则不足。在对中国模式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研究中，仅有少数学者论及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因素对中国道路及其理论传播产生的影响，而从宏观上关注中国社会心理的变迁及其影响却成了国外学者研究的一大热点。

与苏联学者不同的是，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坚持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理论，从宏观上勾勒出五层社会形态模型，强调社会心理的中介功能，为进一步具体深入地分析和认识社会有机体的各个因素及其复杂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提供了范例。近年来，国内学界以当代中国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为指向，展开了对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的深入研究，如王荫庭[3]在唯物史观视角下对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的贡献和当代价值，特别是其社会心理思想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和借鉴，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理基础奠定了坚实基础；白树震[4]对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的社会心理基础进行了探讨；林之达[5]对中国当代社会心理进行了实证分析；梅荣政等[6]对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的途径作了考察；章剑锋[7]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心理基础进行了研究，这些对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都具有非常大的借鉴参考价值。

但已有的研究也存有明显的局限性，突出表现在：对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研究成果较多，而关于社会心理的中介功能及其在现实中的实际运用的研究则相对缺乏；作为社会结构层次的社会心理不是被忽视就是局限于社会心理学的调查分析，缺乏唯物史观的宏观视角；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之间的双向互动机制的研究视野缺乏。进一步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向理论界提出了从唯物史观视角对社会心理进行研究的重大课题。

二、唯物史观视域下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心理基础的意义

中共十报告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8]，把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作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把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作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目标。而要把心理疏导和社会心态纳入思想政治工作，既需要有问题意识，又需要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理论的指导，这样才能找到新时期进行心理疏导和社会心态培育的最佳途径。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理基础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可深化对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的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使唯物史观具体化，特别是他关于社会心理在五层次社会结构中的中介环节的思想，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极具独创性的部分。“五项因素公式”把社会心理作为生产力、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之间的必经环节，避免了对唯物史观的机械性理解，深化了恩格斯晚年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诸多书信中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中间因素与历史发展合力的论述，揭示了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规律。社会心理根源于生产力、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同时又成为思想体系赖以产生的根源，从而揭示了思想体系产生的心理根源。忽视社会心理的作用，会导致理论与物质存在之间缺乏思想和心理中介环节，使理论抽象化、空洞化、简单化。哲学意义上对社会心理把握的缺失，既使理论创新丢失了本该属于它的社会心理基础，又使理论的大众化变成只是将理论与现实的比对而庸俗化、碎片化、短视化。因此，理论工作者应当以对普列汉诺夫相关哲学思想文本的解读为依托，重点探索社会心理在经济政治生活与思想体系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社会心理与它们构成的唯物辩证关系和运行机制，从中延伸出社会心理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意义。

其次，可拓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视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业已提上日程。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和真理，要想被中国人所接受并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工具，就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实践主体的角度讲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内含着使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用其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国问题错综复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富有时代色彩，这汇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滚滚潮流。从在北大首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课程到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到提出的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进”到热点问题面对面，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倡导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中国文化，甚至成为广大中国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大众化，既面临着新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理论工作者应当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场域，把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思想运用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中，着重探讨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切实把握社会心理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基础作用，从社会心理基础的角度建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运行机制，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增添时代色彩和中国元素。

再次，可开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途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变成改造世界的强大的物质力量。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群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革命战争时期，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制定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纲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中共十提出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和武装全国人民，重新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一系列论述，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思路。中国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紧贴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的最佳途径。在以往的思想政治理论工作中虽然也提出了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甚至提出了培育健康的社会心态的任务，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忽视社会心理的现象和倾向，致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能适应时代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因此，我们应当在对当代中国社会心理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找出其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预测其潜在的负面影响，以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心理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从社会心理与理论体系的契合点上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途径。

最后，可促进理论创新精神的培养。没有科学的理论，就没有伟大的实践活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实践创新的先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整个过程都充满了创新精神，从中学习和感悟这种创新精神，不仅是我们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规律的需要，更是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时出的呼唤和要求。如果忽略了这种创新精神的发掘，就教育主体而言，则很难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谛和精髓；就教育客体而言，则难以培养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兴趣。2013年，在“8・19”讲话中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9]宣传思想工作的理念创新，就是要摆脱旧的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探索宣传教育工作的新途径；宣传思想工作的手段创新，就是要实现传统手段与现代手段的有机配合，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使宣传思想教育内容的传播能够有恰如其分的方式和方法；宣传思想工作的基层工作创新，就是要把握宣传思想工作的对象――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动态和新需求、新期待、新渴望，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从他们的视角出发来学习理论、掌握理论、运用理论，及时地总结、丰富实践经验并使其上升为理论。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既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显著标志和基本要求。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是唯物史观在俄国的具体化，它的提出和阐发不仅充满了理论创新精神，而且还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把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理论运用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之中，可以促进中国理论创新精神的培养。

三、唯物史观视域下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心理基础的思路

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根本指导，以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的文本解读为依托，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对普遍存在的忽视社会心理问题的解剖为突破口，可提出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心理基础的如下基本思路。

首先，要明确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心理基础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科学内涵：五层次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心理的内涵与定位。主要研究社会心理的科学含义、要素构成、功能定位、基本特征、理论创新等。二是问题缘起：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理基础缺位与成因分析。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社会心理的缺失及其原因、实践困境、负面影响等。三是实践经验：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与启示。主要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就及经验，海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做法及启示。四是调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心理的调查和分析。主要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心理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文化渊源、基本内涵、具体特点、形成机制、表现形式、未来走向、现实意义。五是基本原则：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的理论分析和逻辑结论。主要研究社会心理形成的经济政治因素和传统文化影响、思想体系对社会心理的依赖及其反作用、社会心理上升为思想体系与思想体系内化为社会心理的机理机制。六是现实路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理基础的构建。主要包括提高社会成员的政治目标认知度，培养社会成员的政治情感认同度，培育社会成员的政治理想践行度。

其次，要确立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心理基础的主要观点。这些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心理是思想体系的心理来源，思想体系反作用于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二是社会心理是经济、政治与思想体系的中介，经济、政治与思想体系的决定和反作用的互动关系通过社会心理表现出来，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中介性，以及与思想体系的直接关联性，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环节；三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由社会心理上升到理论体系、由理论体系再内化为社会心理的过程，需要遵循认识的客观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四是作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社会心理的状态和发展变化最终取决于社会存在，关注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和政治诉求，可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基础，营造有利的社会环境；五是当代中国社会心理的二元性、多样化特征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是复杂的，要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来把握，应采取不同的对策，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四、结语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10]。把在经济、政治与思想体系之间起中介作用的社会心理作为基础展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既可破解学术界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又能提供可操作性的实践模式，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有望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规律的探索上实现新的突破。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斯大林论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28.

[2][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著作选集（第2卷）[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

[3]王荫庭.普列汉诺夫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创新性贡献[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8（2）：21.

[4]白树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地位确立的社会心理基础[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6）：5.

[5]林之达.社会心理是执政向政绩转化的中介――成都市社会心理调查报告之一[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2.

[6]梅荣政，王柄权.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J].思想理论导刊，2007（6）：8.

[7]章剑锋.政治学视阈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社会心理基础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2（3）：25.

大众心理研究篇5

受众研究是西方修辞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年历史。我国的修辞学传统对于受众的研究“向来不够重视”[1]172，20世纪80年代以前，“几乎是一张白纸”[2]139。随着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媒介市场走向繁荣的同时也将面临激烈的竞争，而受众不再是单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信息的主动消费者、选择者、主导者和制造者。在一定意义上，传媒研究“一直是受众研究”[3]447，传媒经济“从本质而言就是受众经济”[4]109。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受众研究不仅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也是“非常重要和意义深远的领域”[1]179。本文主要从西方修辞与传播的角度探讨受众研究的成果与思路，并对国内的受众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受众及其概念的变迁

受众即英语中的audience，源自希腊语，意为“倾听”。古典修辞学时期，主要指集中在某一地点的演讲听众和观众，后来概念逐渐扩大，也将读者包含在内。随着现代修辞学与传播研究领域的扩大，受众的含义越来越广，不仅可以指出型集会的听众，也可以指演讲人、作者、出版物的听读者，还可以指通过音频、视频或者其他媒介接收特定信息的群体，甚至可以指特定信息所针对的“幻想群体”[1]174。

需要说明的是，当今时期的信息传播者同时也是信息的接受者，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推广和应用，传统定义中的受众不仅仅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和获取者，同时也是信息的使用者，甚至是信息的制造者与传播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受众不仅包括与信息传播者对应的信息接受者，也包括信息传播者本人，对于信息传播者而言，受众不仅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虚拟的。信息的接受者不仅接受信息，可能也参与信息的使用与制造，并有可能也转化为信息的传播者。正如后现代主义所宣称的那样，发话者与受话者之间已经没有明显界限，“受众一词所指的对象正在消解”[5]127。

西方传统的受众研究

传统的受众研究。受众研究在西方的研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不过古典修辞学时期的受众研究主要指演讲的听众与观众。为了论述方便，传统的受众研究大体可以分古典修辞学时期和近代修辞学时期。

古典修辞学时期，柏拉图非常强调听众的作用，他借苏格拉底之口，强调了理解听众的本质对于演讲的重要性。与柏拉图同时代的古典修辞学家都认识到了听众在雄辩与劝说中的作用，例如早期的诡辩家高尔吉亚认为，词汇的声音，如果用技巧精心设计，可以俘虏听众[1]311。尤为重要的是，作为欧洲第一部系统完整的修辞学著作，亚里斯多德在他的《修辞学》中，汲取了古希腊修辞理论与实践的精华，对受众做了极为深入的研究。[6]亚氏对于青年、老年、壮年、贵族、富人以及当权者等群体的性格，以及愤怒、友爱、恐惧、嫉妒、怜悯、镇定等十六种情感做了详细的分析，是西方文明史中最早也最全面的关于受众的描写，是古典修辞学时期受众研究最为经典的成果。

近代修辞学时期对受众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是18世纪末期的苏格兰修辞学家坎贝尔牧师。他认为修辞即能动地改变观众的过程，其目的是“启迪理解、满足想象、触动情感、影响意志”[7]1。受到当时功能心理学影响，坎贝尔关注大脑如何发生作用，把古典修辞学的知识与心理学结合起来，创建了以理解人的本质为基础的修辞学，提出了“听众中心论”，为当代的受众研究铺设了道路。

现代修辞学时期的受众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修辞学几乎变成了辞格的研究，修辞学传统陷入空前的低谷，成了一门“垂死的学科”[8]907。但与此同时，随着人们对写作与言语交际学兴趣的增加，修辞学悄然发生变化。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人们更多地使用“写作”、“文章学”或“交际学”等取代“修辞学”，在当时“语言学转向”的大背景下，西方修辞学以新的面孔重新开始了新的复兴，受众研究逐渐成为新的热点，并得到快速发展。

大众心理研究篇6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的基本方向、主要渠道和重要内容。2012年5月12日成立了云南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会，并在云南大学召开了首届“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150多篇，来自省内外的180余名学者与会，多位学者在会上作交流发言。在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围绕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研讨，取得了一些新成果，为今后开展好研究会的学术活动明确了方向，集合了队伍，奠定了更加坚实基础。

一、学术成果综述

本次学术研讨会以“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主题，对艾思奇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的特殊贡献和重要启示进行了集中讨论，对艾思奇的思想成就和学术成果进行了广泛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及科学理论大众化的规律、道路和方法进行了专题探讨，学术成果主要体现为如下几方面：

1从全国性视野和本土化情怀高度评价艾思奇《大众哲学》的意义和价值

一方面，学者们系统评述了《大众哲学》的历史贡献和理论价值，并阐述了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现实化过程中的开拓性成就，以及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系统化过程中的突出贡献。这些成就和贡献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具有现实的启迪意义。另一方面，与会学者普遍认为，艾思奇《大众哲学》是大众化、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读物，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普及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做出了巨大贡献。

2充分展现艾思奇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做出的突出成就

学术界存有这样的共识：对艾思奇的关注和研究，主要缘于他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所做出的特殊贡献、所揭示的理论创新道路、所带来的思想启示及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从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确定、学术论文及专家发言情况看，这一思想共识和研究指向得到进一步凝聚和凸显。从会议收到的论文看，不少作者紧扣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主题，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战略高度，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理论与现实的不同方面，或总结概括学术界对艾思奇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所做贡献的研究情况，或从学理上阐发艾思奇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或从宏观上阐述艾思奇在传播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开创性地位及其特殊成就，或从微观上深入探析《大众哲学》所揭示的哲学大众化道路。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往往直接以艾思奇哲学大众化道路为切入点，以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深入阐述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理论武装工作和群众教育活动的历史经验与主要成就。

3系统总结艾思奇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的成功经验和现实价值

有的学者认为，艾思奇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的主要经验是：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革命精神和批判精神，并对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与他们利益直接相关的现实问题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善于运用通俗的语言文字、形象的生活事例、巧妙的比喻、明快的文笔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表达出来。这些经验是艾思奇给予当今理论界、学术界的重要启示，对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学者们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具体的历史的任务，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使命和任务、途径和方法不尽相同。在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其核心任务是增强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的认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学者们认为，尽管时代条件和实践环境发生了变化，但艾思奇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的成功经验，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4力图探求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路径和方法

有的学者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研究是前提，宣传教育是关键，联系大众是根本。唯其如此，方能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广大党员普遍信仰、人民大众普遍认同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有学者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研究（科研）、宣传教育（科教）、推广普及（科普）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才能从科学理论转化为大众的自觉认同。有学者指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必须结合具体的时代条件和实践需要，契合接受主体及其思想文化特点，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还有学者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纳入文化建设进程，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真正融入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过程、文化生活需要和素质发展要求中。

5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思想教育、宣传普及、实践运用等方面的课题

这是此次学术研讨会的一大亮点。有学者结合当前宣传思想工作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增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重要途径。有学者把开展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同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结合起来，着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这就为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注入了新的内涵。一些成果立足现实需要，反映当前的研究趋势，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般要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边疆民族地区党的建设和理论创新工作、高校党建工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活动等方面结合起来研究。这些新探索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精神，对于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与方法、拓展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相关领域，颇具意义。

6注重对艾思奇的哲学观和哲学研究方法论进行探讨

谈到艾思奇，很多人都会联想到《大众哲学》，这有利于推进哲学的大众化，但也会带来遮蔽艾思奇哲学思想等问题。这在本次会议的论文中已受到关注。有学者透过《大众哲学》探索艾思奇的哲学观和哲学研究方法论，并指出艾思奇能写出脍炙人口的通俗论著，正是他在哲学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上厚积薄发的表现。学者们普遍认为，艾思奇的哲学思想是自成一体的，其中蕴涵着他对哲学的独到理解，以及如何对待和研究哲学的方法论原则。另外，一些学者还探讨了艾思奇哲学思想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关系。学者们基于艾思奇所开辟的哲学道路指出，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有的存在形式，作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生成于群众生活中、呈现于哲学家自觉建构活动中的哲学和智慧，它应以大众的语言、朴实的风格和简明的道理来呈现。

二、理论向度及学术特点

在本次研讨会上，部分知名专家做了大会发言。会议交流研讨与提交研讨会的论文，使本次学术研讨会呈现出鲜明的理论向度和学术特点。

1从研讨的切入点上看，与会学者多从艾思奇成名之作《大众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等方面的研究切入，这反映了近10年来研究艾思奇的一个重要趋势

具体而言，或从《大众哲学》文本、语言、叙述等方面的特点研究切入，讨论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大众化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或从《大众哲学》的学术意义、思想主线、时代精神研究切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从而探索马克思主义的世dylw.net 界观和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巨大价值和作用以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方式和成功范例；或从《大众哲学》的当代启示视角切入，认为《大众哲学》作为一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中国化道路上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在当代哲学研究中的借鉴作用不容忽视，更不能低估。

2从研讨的思路上看，本次研讨会呈现两个方面的学术取向

从艾思奇的思想成就、学术成果及其所揭示的道路和启示方面开展研究，力图通过阐释艾思奇哲学思想的基本问题及当代启示，以求凸显和再现艾思奇哲学思想的学术体系，这是开展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思路；另一个重要学术取向是从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来开展研究，力图通过研究艾思奇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等方面的重要贡献，以求探索和揭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规律和当代启示。显然，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取向也就构成了当下开展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两个基本思路，而其间又总是相互联系与相互交融的。

3从研讨的内容上看，主题明确，选题多样

比如：艾思奇的学术思想、理论成果及其历史贡献与当代价值；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三化”方面的特殊贡献及其当代启示；艾思奇所揭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道路、规律和特点；还包括艾思奇生平历程及学术成果的文献资料评述、艾思奇思想成就及学术成果的理论梳理等等。可以说，论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是近期云南学术界关于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一次盛会。

4从本次学术研讨会的目的指向上看，在于立足本土优势，探讨当代中国和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中理论创新及其实践运用的问题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着眼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重大决策，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是当今时代的历史任务和现实需要。在近10年的一个时期内，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基本目标，就是要解答在当代中国的前提下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的模式和路径问题，探究马克思主义由大众化到中国化的具体途径问题。

三、深化研究的构想

毋庸讳言，在艾思奇家乡云南成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会，并有组织系统化地开展艾思奇与马dylw.net 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首届学术研讨会及所提交的学术论文呈现的丰富的研究成果，涉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方面的一些前沿性问题，也形成了一些新的学术观点，为云南学术界进一步开展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论文选题存在一定的重复性，研究视野不够开阔，研究论域有待拓展，研究方向有待凝练，学术研究的理论生长点不够活跃和丰富，针对这些问题，加强和深化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学术研究活动，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要加强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学术队伍建设

目前，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主要力量有三：一是 “专业队伍”，主要是由把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的专家、学者组成，其中不少是中青年学者；二是“地缘队伍”，一般由艾思奇革命生涯和学术活动主要发生地的学者们构成；三是“亲友队伍”，主要由与艾思奇有过生命联系、生活交往、工作接触、师承学缘关系的研究者或见证人构成。这几支队伍和研究力量各有其特点和优势。但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科研工作还主要体现为以个体研究者的形式来开展研究，有组织、集成性开展研究的科研队伍需要进一步建设。从云南本土的人文情怀来看，艾思奇是云南的骄傲，是值得云南思想理论界的学者们认真学习并引为榜样的。对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云南应努力走在全国前列，在本土形成有全国性影响的研究队伍和研究基地。通过进一步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通过集成社会科学界的相关力量，形成稳定的科研力量。这就是说，在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具体的研究课题上，需要进一步解决“谁来研究”的问题，目的在于增强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主体性力量。

2要系统整理艾思奇与马克思大众化研究的相关成果和文献资料

在解决了“谁来研究”的问题后，我们应进一步思考在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上“研究什么”的问题。现有研究成果为进一步开展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文本文献基础、学术理论基础、概念范畴基础、研究内容方法基础、研究目的价值基础、研究领域方向基础。今后，开展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系统整理这几个方面的学术文献是十分重要的。以云南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会成立为契机，发挥各会员单位的优势，建立“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资源信息中心”，利用互联网络的优势，建设资源共享的“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信息库”，把目前相对分散的各种学术文献加以收集整理，健全和完善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学术资源库。

3要准确把握和及时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学术动态

在对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现有成果和文献资料系统整理的基础上，为方便学术界开展新的研究活动，研究会有必要全面把握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学术动态dylw.net ，并按照科学化、系统化、信息化、快速化的要求，向专家学者们定期、不定期地公布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动态资料，以便研究者全面把握研究状况和学术前沿。

大众心理研究篇7

关键词 心理学 传播学 跨学科 应用

一、传播学的学科内涵、研究重点及研究范围

传播学形成于20 世纪30 年代前后，它是一门以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及过程的发生、发展的规律，传播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以人类之间信息传播的过程、手段、媒介；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效度；信息传播的目的及控制等为研究重点。

传播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自身传播、人际传播、团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而其中又以大众传播为主。研究的实质就是研究人和他人、团体、组织甚至社会之间的关系；研究人是怎样受到影响并相互影响的；研究人是如何报告信息、接收新闻和数据，如何受教于人，如何消遣和娱乐的。其研究的立足点是人与社会。

信息传递的最终目的是要影响人们的心理，即传播作用于人及人的心理。因而传播学在它诞生之初就与心理学产生了联系，许多传播学学者本身就是心理学家，如卢因、霍夫兰、奥斯古德、费斯廷格等，他们所得出的一些传播学的原理大多数也都是由心理学的某些理论发展、借鉴和衍化而来的。

有传播学学者指出：“对传播学影响较大的是心理学和社会学。许多舆论和传播研究的先驱都受过心理学的训练。”①由此可见心理学在传播学的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二、心理学与传播学在研究中的融合

萌芽于19 世纪末的科学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直至开始被世人认为是门科学，从被认为是研究精神和心理的科学到被界定为研究行为的科学，其一直在不断的发展壮大。进入20 世纪以来，大众传播业迅速发展起来，然而以实践为基础的传播业迫切需要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和分析传播过程中的心理现象，如受众的心理、传播的效果等等，以期望能够促进传播活动的有效开展。

由于大众传播业的迅速发展，以及新传播技术革命的推波助澜，以传统报学为基础的新闻学已经无法很好的解释在传播活动中所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于是一些心理学家将他们在心理学研究中所得出的理论运用到了实际的新闻传播活动中，得出了有关传播学的一些新理论，并很好的解释了在大众传播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其中德裔美籍心理学家卢因和美国心理学家霍夫兰是将近代心理学运用到传播学中的两大奠基人。

因社会历史条件及国情的制约，我国有关心理学和新闻传播学科的交叉研究是从上世纪80 年代初开始的，而这一研究又分为两个阶段，即从80 年代初至80年代末主要以新闻心理研究的形式出现的第一阶段，和80 年代末至今以传播学研究为主要形式展开的第二阶段。心理学在我国与传播学相融合并促进了我国传播学的发展。

三、在心理学视域下提出的传播学理论

1、魔弹论

魔弹论又称“枪弹论”或“皮下注射论”，盛行于20 世纪20 年代至40 年代，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威力是无敌的、不可抗拒的，在宣传家的运用之下，它们使信息的受传者就像身中子弹、药剂注入肌肤一样，引起直接快速的反应，它们能够影响人们的意见及态度，甚至支配人们的行为。理论的代表人物有拉扎斯菲尔德，西多尼·罗杰森。

魔弹论可以从西方盛行的大众社会理论与本能心理学中找到对应的理论根源。以本能心理学为例，该理论认为人类的行为表现跟动物的遗传本能的反应是一样的，都受到“刺激-反应”这一机制的影响，即主体在受到某种刺激势必引起某种特定的反应。

而该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刺激-反应”机制是由行为主义创始人华生提出的，刺激意指外部的环境与身体内部的组织所发生的任何变化，反应意指因为某种刺激而引起自身肌肉与腺体发生的相应的变化。华生把心理学简化为研究S-R（Stimulus 刺激-Response 反应）的科学，即认为任何复杂的行为都存在着刺激-反应的关系，而心理学便是研究这一机制的因果关系的学科。

建立在“刺激-反应”机制上的魔弹论认为受众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等待着大众传播媒介灌输的各种思想和意识；且大众传播媒介的力量是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受众对其传播的各种信息都有着相似的反应；认为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真正重要的不是受众而是信息，信息会作用于人们的态度，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变化。②

2、使用与满足模式

1964 年贝弗提出顽固的受众概念，1974 年由布鲁姆斯和卡茨合著的《大众传播媒介的使用》正式建立使用与满足模式，其研究以20 世纪70 年代为节点分为“传统”与“现代”两个时期。美国社会学家卡茨被认为是使用与满足学说“现代时期”的代表人之一，他在《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中首先提出了这一理论，将人们的媒介接触行为高度概括为一个“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媒介期待——媒介接触——需求满足”的因果连锁过程，提出了“使用与满足”过程的基本模式。③

所谓使用与满足就是从受众如何使用大众媒介以及大众媒介如何满足受众需要两个角度研究媒介与受众的关系。卡茨等人认为根源于社会心理的需求引发期望，即人们对大众传播媒介及其他信源的期望，导致大众传播媒介披露的不同形式或引发其他的活动，最终造成需求得以满足或其他意料之外的结果。

然而在教育心理学中，学习动机理论可以寻出动机、需要和期待理论的源头，即使用与满足可以被看成为一个动机的作用系统：原模式中的人类基本需要在这里可以转换成为媒介使用的需求，该需求可以和媒介使用活动结果的期待共同构成媒介使用的动机，便形成了媒介使用动机基本的结构。媒介的使用动机从问题的情境激发，在媒介使用活动的开始、进行、完成的全部过程中发挥着作用，问题情境会导致受众内心心理的冲突或产生空缺感，因而受众便会产生想要平息冲突、填补空缺的愿望，而这种意愿便是媒介使用需求的表现。④

而需要的这一理论则可以从马斯诺的需要层次理论得出相应的结论。美国心理学家马斯诺在1943 年发表的《人类动机的理论》一书中提出了马斯诺原理，将需要总共划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安全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其中生理需要是个人生存的基本需要。不论是包括衣、食、住、行的生理需要，还是涵盖人身安全、健康保护的安全需要，它们都与信息的传播和流通密不可分。而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日趋发展，及时提供与受众日常生活积极相关的信息变得越来越重要，因而受众通过使用大众传播媒介提供的信息指导生活，而大众传媒则通过这一过程满足受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四、心理学在传播学研究中的新发展随着大众传播学、大众传播媒介以及新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传播学与更多的学科进行融合，而心理学在这一过程中也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产生了一些新的研究学科。

1、新闻心理学

新闻心理活动是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一种心理活动，它是研究新闻传播者和新闻受众（即在新闻活动中的传、受双方或新闻活动认识主体）的心理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是从新闻实践中得出的，同时又指导新闻实践活动。因而，新闻心理学既是一门理论学科，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

研究新闻心理学既可以从理论上探讨在新闻活动中人们心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正确阐述、准确地预测和有效地控制新闻工作者、采访对象及新闻受众的心理活动，还可以运用其指导新闻实践活动时的方法和途径，从而提高新闻宣传和社会效益，推动新闻改革，使新闻工作更好地承担党和国家喉舌的重任，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最后，新闻心理学的发展可以推动新闻学和心理学自身的深入发展。

2、广告心理学

广告传播活动也是大众传播活动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作为应用心理学在广告学方面的一个分支，广告心理学以研究广告在潜在消费者中的作用以及研究普遍意义上的购买决策的动机为对象和重点。它与消费者心理学交织在一起，广告心理学几乎涉及心理学的所有研究专题：如注意、知觉、联想、理解、记忆乃至情绪、动机、需要、个性等。

如何把握受众即潜在的消费者的心理状况，并针对不同的消费者制作相应的广告及宣传策划以期望达到广而告之的作用，提高商品的销售量等等，这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新理论，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理论的创新还会出现更多的理论成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自传播学诞生之初就与心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两个学科相互交叉，互相融合，既促进了传播学的诞生、发展与完善，同时也丰富了心理学理论的科学内涵。跨学科研究在这一历史实践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同时也期待其他学科可以从学科交叉融合的角度探索出更多、更新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刘晓红、卜卫：《大众传播心理研究》[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295

②③石庆生：《传播学原理》[M].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169

大众心理研究篇8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8-0060-0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度,其深度和广度有所不同。因此,从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所遇到的困境和实施途径入手,进而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基础和重要意义,是开展本课题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刘建军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命题,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狭义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指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从十七大提出这一命题的直接语境来说,它首先是指狭义的含义。同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可以从广义上去理解,泛指在当代中国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而且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其他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大众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两重含义并不矛盾,实际上只是范围大小的问题,其性质和核心内容都是一致的。

二、大众化所遇到的困境

(一)对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已有的成果多侧重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价值及其路径等的宏观分析,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尚未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目前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的研究应进一步趋向深入,特别是关于如何推进大众化的具体途径研究应进一步深入和细化,注重实际的效果。

(二)缺乏足够的实证研究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也绝不可能是坐在书斋中就能解决得了的问题。“大众化”的实现,需要对大众本身的所思所想有个清晰透彻地了解和把握,这就要求学者走出书斋,进入实践中去探索、调查。

(三)研究视角相对单一

目前的研究大多从“大众化”的问题或其现状出发,进行就事论事的探讨,从其他角度、用其他方法进行研究的还不多,如从心理学、社会学等视角进行的研究与探讨的成果相对较少。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的途径

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就是探索大众化的实现途径。在这方面很多学者和专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从中总结如下:

(一)加强多视角、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加强多视角、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大众化”的实现既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又联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实际,可以说,其本身应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典范。可积极借鉴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思路,进行多层次地分析。在研究范围上,既要注重“大众化”现状的考量,又要强化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我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些优秀经验的借鉴。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使目标路径形象化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理论体系既包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设定,也包括为实现目标所进行的制度设计和路径选择。使目标路径形象化首先要体现出整体性,任何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描述都有可能失去其准确性;其次要体现出具体性,是可感知的,具有吸引力的,而不是干巴巴的标语口号。”

(三)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途径中实施隐形教育

“隐性教育之教育主体以‘宏观性主导’充当,受教育者在教育主体创设的环境中,经过无意识的心理活动而受到影响。由于隐性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针对于教育主体的教育活动是无目的不自觉的反应,并且不会反过来指导教育主体的教育活动,所以,提高隐性教育效果的主要途径是提高教育主体的‘宏观性主导’水平。”“与显性教育相比,隐性教育信息与更多的其他信息一样,散落于受教育者劳动、休息、娱乐、学习等日常活动时空中。这些教育信息能不能被受教育者‘掌握’,取决于受教育者的心理因素。如果把某种教育信息被受教育者理解、掌握并身体力行的过程粗略区分为接受、内化、外化三个递进的层次,把受教育者的心理因素大致区分为需要、情感、态度三种因素,那么每进入更高一个层次都需要更复杂的心理因素参与。

大众心理研究篇9

引言

1973年，斯图尔特·霍尔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表了《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一文，虽然其篇幅不算很大，而且也属内部讨论性质，但在英国文化研究史专家例如约翰·斯道雷看来，它则标志着“英国文化研究”作为20世纪一个重要思想流派的诞生：

如果我们是在寻找文化研究最初从左翼利维斯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悲观”阐释、美国大众传播模式、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等之中浮现出来的一个创生时刻，那么它可能就是斯图尔特·霍尔《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Hall 1980；最初发表于1973年）的问世。{1}

如果说斯道雷这里不是将霍尔解码与编码理论的草拟作为英国文化研究的滥觞，似乎与已成定论的历史叙述不符{2}，那么退后一步没有疑义的则是他将此标定为英国文化研究史上又一新的起点：这就是英国文化研究之霍尔时代的开端。如果我们能够变换一下角度，例如说在英国文化研究的群英谱中找出一位最能代表它的人物，那么我们当然可以宣布，是霍尔以其对电视的纲领性研究而启动了此后影响深远的英国文化研究的历史。霍尔之前只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前史。英国文化研究自霍尔而始。

戴维·莫利（David Morley, 1945-）生逢其时，他幸运地赶上了这一历史转折点。当时他是霍尔的门生，被分派做关于电视的文化研究。1974年，他写下作为课业论文的《对媒介受众的再概念》一文，此后便沿着受众这条路子马不停蹄，陆续出版了在电视受众研究领域堪称经典的《“全国”受众》（1980）、《家庭电视》（1986）、《电视、受众和文化研究》（1992）等著作，成为电视文化研究之“积极受众”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即便在传播学领域，他也可以毫无愧色地跻身于屈指可数的大家之列。我们承认霍尔作为英国文化研究总设计师的地位，但是假使没有莫利接续的、持久的、深入而系统的强化和拓展，霍尔关于编码和解码的思想即令如何高妙，那也终将不过是一张图纸而已。莫利接受了霍尔，更实现了霍尔，在这实现当中霍尔的意义被展露、被放大、被渲染。但是最值得我们珍视的倒不在莫利对霍尔的实现，而是在此实现过程中所引发出来的一些新的理论课题，无论它们是否被莫利所察觉、所重视，甚或就是被他所决意地抵制、抛弃。

大众心理研究篇10

二、民国时期新闻心理学研究发展的历史分析

民国时期新闻心理学在中国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方面是五四时期社会剧变，社会心理变迁，新闻业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的转型，新闻职业化运动兴起，使得新闻心理学逐渐受到研究者关注。这是新闻心理学在中国兴起的时代背景。五四时期是世界史的转折阶段，更是近代中国的转型期。国际上，一战刚刚结束，国际形势变化莫测;国内处于风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夜。五四时期标志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过程中的一次历史性跳跃，是中国社会心理变迁最为显著的时期之一，现代化和革命成为五四时期社会心理变迁的趋势。在此期间，各种政党报刊由盛转衰，开始从政论本位时代向新闻本位时代转型，涌现了一批著名新闻记者。新闻逐渐成为光鲜靓丽的职业，社会地位空前提高。新闻职业化运动兴起，引起新闻学者必须面对采访对象、读者(受众)和记者心理等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科学心理学诞生，特别是社会心理学在中国兴起，为新闻心理学在中国的研究发展奠定了学理基础。1917年，北大哲学教授陈大齐创立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1918年，他出版《心理学大纲》，是中国第一本大学心理学教材，标志着中国科学心理学诞生。社会心理学在中国开始受到关注，“群众心理”逐渐成为中国研究者共同面对的话题。1920年，上海尚志学会出版《群众心理》(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LeBon)代表作，现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至1927年已经出版第五版，可见该书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此后，社会心理学著作不断出现，如陆志韦《社会心理学》(1924年)、欧东源《群众心理学ABC》(1929年)、张九如，周求是《群众心理》(1931年)等。关于“群众心理”对新闻学者的影响，徐宝璜表现非常明显。1919年2月，他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讲演会大纲中，特意将“群众心理学”排在导师或中外记者讲演题目的第一位。瑐瑥1920年10月，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表《舆论之研究》一文论述说:“群众心理，对于简单常见之事，常有一定之善恶观念，存于心中。”瑐瑦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促使新闻学者关注和研究新闻心理现象。

三、民国时期新闻心理学研究发展的历史定位

虽然新闻心理学研究从1918年开始起步，但在民国时期始终处于引介(引进介绍)阶段。新闻心理学主要引进介绍美日等国新闻心理学研究成果，尤其后者居多。徐宝璜《新闻学》，是他留学美国学习新闻学的结果。蔡元培序言中说:“新闻学之取资，以美为最便矣。伯轩先生游学于北美时，对于玆学，至有兴会。”瑐瑧邵飘萍逃亡日本期间关注到日本新闻学研究。他将《日本普通新闻学》作为《实际应用新闻学》附录出版，并写明“它乃愚数年前留东听讲于日本新闻学会讲义之一种也。”袁殊关注到日本社会学家杉山荣著作《新闻心理学》，并将它翻译系统引进介绍日本新闻心理学，向中国展示了日本学者运用心理学原理建构新闻心理学理论体系。任白涛后来再次翻译杉山荣著作《新闻心理学》，命名为“新闻事业心理”进行引进介绍，并引介小野秀雄受众心理研究成果。因此，民国时期新闻心理学在中国的研究发展一直处于引介国外研究成果阶段，未能创立自己的新闻心理学理论体系。但是，民国时期新闻心理学在中国的研究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其一，它推动新闻界人士运用心理学原理研究其他传播活动，促进其他传播心理研究活动发展。如广告心理学，1919年9月，孙科在《建设》杂志发表《广告心理学概论》，告诫广告界人士要在广告心理的四方面下功夫，“注意之提起、注意之握住、印象之深入、反应之激起”。1924年，师泉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广告心理学概论》明确提出广告心理学定义，“研究广告在心理上的效力，欲以最经济的广告费获得最大量的注意和最深刻的印象。”1929年，徐宝璜发表《新闻学讲话》说:“我们不能在不懂心理学，商业等科学时研究广告学。”其二，它推动新闻心理学、广告心理学教学活动的开展。1923年，徐宝璜创办平民大学新闻学系，开设群众心理课程，以研究报纸读者心理为主。1938年，上海冠群补习学校工商美术专修班聘请许晓霞担任广告心理学教师，并在期末进行广告心理学考试。其三，它为新中国新闻心理学发展奠定了学术基础。目前没有学者否认民国新闻学者对新闻心理学研究的探索实践。在追溯中国新闻心理学发展历史时，他们虽然可能会遗漏徐宝璜或袁殊，但都会记载邵飘萍、任白涛等新闻学者对新闻心理学的研究贡献。

大众心理研究篇11

2.我国运动心理学目前发展现状

 

2.1研究重心长期囿于竞技体育运动，造成我国运动心理学学科发展不平衡

 

运动心理学的产生是与体育运动学科的发展及需求是分不开的。体育运动不仅包含民众所熟知的竞技体育运动领域，更包括体育教育领域和大众健身领域，是一个多领域、综合性的科学，因此运动心理学的研究与发展不能脱离这三大领域的平衡发展，而偏重于某一领域的发展。由于我国在建国之初经济建设任务与竞技体育强国任务优先发展的指导思想，竞技体育运动成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头戏，人民对经济建设的需求与认知也大大压抑了对自身健身需求的正确认识，因此我国的运动心理学科无论在研究重心还是在学科发展定位上都长期囿于竞技体育运动，从总体上讲，我国运动心理学的研究重心主要放在对我国竞技体育运动中的专业运动员的运动动机、运动情绪、心理技能、运动员自我运动认知等方面进行深入科学研究与理论探讨，并将运动员心理实验干预、心理指导作为运动心理学界研究的主要内容来进行，造成我国运动心理学学科发展不平衡。竞技运动领域的研究是主流，体育教育和大众体育锻炼领域的研究相对薄弱，关注度过低，甚至被长期边缘化，体育运动中的社会心理学问题、体育锻炼的心理学问题等社会体育健身需求等方面的心理研究虽有涉及，但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远远落后。运动员个性特征、心理选材、心理技能训练等是中国运动心理学的重点研究方向。

 

2.2 研究缺乏整体性、系统性，整体研究实验科学验证，影响我国运动心理学学科发展

 

通过文献检索目前在运动心理学学科发展具有代表性影响力的三个权威性学术杂志——《国际运动心理学杂志》、《运动心理学家》和《运动与锻炼心理学杂志》所发表的近几年的论文，通过数据分析不难看出，实验法仍然是当前运动心理学研究的主流，当前的国际运动心理学研究更注重实验操作与情境的结合，注重研究的生态学效度。但我国的运动心理学的定性研究方法所占比值呈现出下降趋势，而定量研究方法所占比值呈现出上升趋势，实验法和测量法占居主导地位，仍然停留在实验描述阶段，且我国的运动心理学的研究呈现分散状发展，缺乏统一的、系统性的研究定向。尽管我国运动心理学学者及研究员在心理学方面取得了一定研究性成果，但由于大多数研究成果尚属于经验的论证而缺乏科学的实验，使得我国的运动心理学无论就研究层次还是学科发展水平都远远不能适应体育教育实践及群众健身体育发展的迫切需要。

 

3.我国运动心理学发展趋势研究

 

3.1积极摆脱单方向畸形发展模式，寻求三个领域全面发展，增强系统化、整体性平衡发展

 

虽然我国目前的运动心理学科学在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国家相比在学科发展和理论研究等方面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由于该学科在我国引进时间和起步时间较晚，仍然有可圈可点的优点。我国运动心理学学科的发展必须要依存于本国的研究力量积极从内部寻求发展突破，因此在未来发展趋势上势必首先要突破目前竞技体育领域单方向畸形发展模式，寻求三个领域全面发展，增强系统化、整体性平衡发展。

 

就我国当前的运动心理学研究的现状来看，竞技运动心理学已经不能完全涵盖体育教育心理学和大众健身心理学，三大领域的研究要求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针对性越来越强，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日趋明朗化，不同的“受众”有着不同的要求，有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我国“全民健身运动”及“终身体育”体育教育理念的日渐深入，群众健身意识及保健意识原来越强，对自身的运动心理关注度也越来越高，社区体育健身必须要加强群众健身时的体育锻炼方法与心态的指导，帮助群众建立并培养正确的健身兴趣与健身习惯，因此.我们应该看到体育教育和大众健身两个领域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它们的心理学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尽管我国在这三个研究方向上仍然没有形成适合本国发展情况的完整的、独立、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未将竞技体育、体育教育、群众健身体育三个方向做完整区分，交叉重叠较为明显，但由于三个研究方向各自拥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因此需要各有特色、各有侧重，明确各自的研究方向、目的和任务，满足各自的社会发展对其提出的不同需要，因此，发展我国运动心理学三个领域系统化、独立化的理论体系势在必行。

 

大众心理研究篇12

整个戏曲学科的研究，不外乎对作家、作品、观众的研究。以往比较注意对作家、作品的研究，而对观众的研究十分薄弱。两位作者勇敢地闯入这个领域，当然会遇到“先天不足”的种种困难，但也有在这片广阔、丰厚的土地上拓荒容易有所发现的优势。我注意到，作者并没因困难而放弃“理论”的责任，相反，他们对“戏曲学”这个大体系的归属意识很强。全书以“戏曲审美”为轴心，分别论述了戏曲观众审美心理的种种特点、影响观众心理的各种因素、观众审美心理的保守和变异、观众群体的区分及不同群体的审美需求特点等等，具有了独立学科的规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在看到作者的学科意识的同时，我更看到了他们可贵的面向实践的自觉追求。过去，也介绍过许多外国的戏剧观众学著作，对我们很有学习、借鉴的作用，但一部“戏曲观众学”，必须把立足点放到中国戏曲和中国观众的实际上来，才能发挥理论的实践意义，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戏曲在多种艺术中可以说是雄踞“霸主”的地位，戏曲欣赏是人民大众文化娱乐的最主要形式，长期以来不存在观众萎缩的问题。但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观众减少，戏曲陷入困境。戏曲与观众的关系、观众的需求、如何争取观众等问题成为现实戏曲活动中的突出问题，《中国戏曲观众学》的两位作者十分注意这个问题的研究。在《中国戏曲观众学》的一些理论问题的论述中，总是紧贴现实的或历史的戏曲活动实践，记述了大量剧场观众反应的现场记录，公布了大量在农村、城市、居民楼、学校、旅社、火车上调查的数据，结论和看法来源于对这些记录和数据的认真分析。例如关于戏曲观众“认同感”与“认同性人物”这些概念的提出，既是以往戏曲活动实践中创作经验和观众欣赏经验的总结，又是针对今天一些戏剧创作只注意作者个人的自我表现而忽视观众的认同感的现实问题，对戏曲创作实践具有指导意义。书中还有许多专设的题目，来论述解决现实戏曲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例如论证观众的审美感知时，就有《强化观众审美感知的策略》的专题；论证观众审美情感时，专设《戏曲创作要对应观众的情感情绪》来对应；论证戏曲观众的审美想象时专设《给观众留取适当的联想、想象空间》来具体解答如何为观众留取想象空间……可以说，关照现实的戏曲活动实践，是贯穿在全书所有论述中的一条红线，这是在当今的戏曲理论研究中相当可贵的。

研究者追求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并非拘泥于眼前，他们把目光放得更高更远，因而，形成“立足传统，面向世界”的第二个特点。所谓立足传统，是说在研究中立足于从传统文化的精神、观念来把握戏曲观众的审美心理的形成和变化，并且从传统文化的思想武库中寻找说明问题的思想资料。例如，用中医方剂的“君臣佐使”整体结构原理分析戏曲观众审美心理机能的整体构成，用庄子“彼亦是此，此亦是彼”的思想分析戏曲观众在戏曲欣赏时既融入对象，又疏离对象的情感状态等等，令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看得出，作者在努力运用传统的理论、概念来解释问题，努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叙述方式和讲说系统。书中没有简单地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悲剧”、“喜剧”等现成的西方文论概念、定义来框范、解释中国的戏曲欣赏和戏曲创作，即使使用这些概念，也有自己的解释和看法。中国戏曲、中国戏曲观众是中国文化土壤培育，因而只有立足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上，才能正确把握、科学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