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文化传统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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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是我国高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开设的主干课程之一，此课程包含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一系列重要的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等内容，信息量极为丰富。同时，古代文学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包含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学习古代文学课程，有助于提升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古代文学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上的功用。

1学习古代文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爱国主义思想与民族自豪感

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教育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古以来，无数先民都以承担社会责任为己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古代的知识分子在任何时间都不忘此教诲。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豪感已经在炎黄子孙的心中早已扎根，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也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如今，爱国主义思想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我们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才让我们的国家在世界历史长河里屹立不倒。尤其是当我们国家遇到民族危难之际，这种爱国意识便会大放异彩。而事实上，在我们古代文学史上便留下了大量的爱国主义优秀诗篇，每当读到这些作品，我们都会为之感动。当读到屈原的《离骚》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些诗句时，我们不禁为他悲天悯人的博怀而动容。当看到范仲淹在岳阳楼上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诗句，我们难道不为他忧国忧民的思想而敬佩吗？当读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时，我们难道不为他以死明志的决心而感动吗？当听到陆游临死前还对子孙报有殷殷期望时，喊出“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的呼号，我们不禁为后世林景熙的“青山一发愁濛濛，干戈况满天南东，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而扼腕叹息！岳飞“白了少年头”的悲痛，王昌龄“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杜甫“家书抵万金”的殷切，李清照“不肯过江东”的气节，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诗篇！爱国情怀贯穿了古代文学史的始终，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而古代文学教学恰好可以借助这些优秀的作品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以此增强他们民族自豪感。古代文学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从思想道德上对学生进行教化，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学生将来报效祖国的信心。

2学习古代文学能促使学生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几千年的历史孕育了我们民族优良的传统美德。从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汉代董仲舒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再到张岱年提出“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中华民族十大传统美德，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子孙世世代代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传统美德的熏陶。而古代文学教学中也包含了众多我国传统美德的篇章：这里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之美德，也有着“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以及“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孝悌之美德，更有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诚信之美德，还有着“单则易折，众则难摧”的团结协作之精神，更包含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的重义精神，以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节俭之美德。如此等等，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完全可以对学生进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教育。教育的本质是育人，因此古代文学这门课程不仅仅是让学生感受文学之美，还需要培养学生高尚的品德，让其继承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流传下的优良传统。

3学习古代文学有助提高学生的审美品位

当今社会出现了大众媚俗，恶搞之风，许多文艺形式都以讨好观众、娱乐至死的态度经营包装，最后以达到盈利为目的。因此大学生身处其中，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一些不良的风气。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我们的学生连真善美都不能正确地判断，我们的社会将会何去何从。所以，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念十分重要。而古代文学作品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净化人的内心，并提高学生的审美水平。从柳永《望海潮》“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里我们仿佛看到了江南杭州之美，从“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我们仿佛听到了长江滚滚东去的声音，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们似乎感受到四川盆地的高险奇峻，从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里我们可以领略了广袤苍凉的边塞风光。《诗经》的朴实，《离骚》的瑰丽，李白的飘逸，杜甫的沉郁，陶渊明的平淡，周邦彦的华丽，教师带领学生欣赏古代文学作品的过程都能给学生带来很好的审美体验，培养他们正确的审美观。如陆游《游山西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作者既写出了这个偏僻的小村庄山环水绕、花团锦簇、春光无限的景色；同时这首诗歌极富哲理，表现了人生变化发展的规律性，让读者读完后回味无穷。古代文学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完全可以使学生从一系列优秀的文学作品里体会到真正的美感，发自内心地对祖国山河进行欣赏热爱，使其明辨真善美，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之优秀，从而使他们摆脱当今社会上某些不良的、娱乐人生的低级趣味，从而提高自身的审美品位。古代文学课程使用文学艺术的方式来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这一点恰恰是大学里许多课程所不能达到的。试想，我们的学生如果变得没有情趣，没有品位，那将是多么麻木不仁，愚昧不堪。我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文化又将由何人来传承发扬呢？因此，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学习古代文学在培养健康的、高雅的审美品位方面以及传承中华传统方面都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4学习古代文学有助于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教育工作者除了要教给学生必备的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教育的根本任务在育人，也就是要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的优秀人才。古代文学包含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的民族精神和性格，尤其是在如何为人、如何处世上有着明确的答案。中国古代自《周易》中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观点，便形成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积极进取、厚实和顺、有容乃大的入世精神。而孟子提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样的观点，中国的知识分子便以磨砺性情为人生必经之路。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大部分的中国文人他们的人生都不是一帆风顺，往往历经坎坷，多灾多难，否则就不会有李白“行路难，行路难，多岐路，今安在？”的询问，也不会有孟郊的“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的感叹。然而大多数文人在面对磨难时最终选择的人生态度却是殊途同归，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积极的入世。不管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还是“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不管是进入仕途，还是归隐山林；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身处逆境；他们都会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对待，以不同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入世。哪怕如陶渊明和林逋这样的隐士即使远离红尘，但仍然积极乐观地生活，在平淡的隐居生活中寻找内心的满足，以另一种方式来完成自己的入世。而这种积极的人生选择便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当苏轼身居密州，深受党争之迫害，他却咏出“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的诗句。他的内心在经历了出世与入世的一番挣扎后，最终还是选择了积极的入世。无论他身在清境还是身在浊境，对于苏轼来说，内心的顿悟与超然才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外在的功德也只是为了成就人性的升华。而这种人格的高尚、内心的安定这不正是中华民族千年以来民族性格的体现吗？辛弃疾，六十五岁的老人，虽年事已高，赋闲在家，然而依然拥有“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战斗意志。曹操，一生南征北战，当他感叹年少光阴不在的同时，面对苍生依然还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雄心壮志。古代文学中体现出的中华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正是我们现如今的学生应该学习的，学习先人自强不息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毅力，宠辱不惊的心态。通过这样的学习，我们的大学生才可以磨练出坚强的性格，健全的人格。

5结语

总之，在全社会都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大潮下，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担负着重要的任务，也能在文化传承中起到实际的功用。在教学过程里，身为古代文学老师更应敢为人先、肩挑重任，在传授古代文化知识的同时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传统美德、审美情操，更要教书育人，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参考文献

篇2

人们以祈求子孙繁衍，这在镜的早期纹饰铭文中就有相关的表露。从铭文的产生来看，有专家认为：“铜镜上有文字，目前最早的例子是1979年陕西凤翔南指挥西村46号墓出土的一面铜镜，上有一字似为‘车’字简化，时代是西周中期。在传世品中，还看到过有秦国文字的东周铜镜。但是，镜铭的流行还是始于西汉，正式镜铭的这一起点，当不早于文帝后期。”而现在通行的观点认为铭文出现于战国末，西汉初期镜铭也只是作为点缀，武帝后才渐成为镜背纹饰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汉代――我国铜镜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产生了一类极为流行的，被后人冠以“长宜子孙”之称的铜镜，其铭文反映的正是祈求子孙蕃昌的内容。《广西出土古代铜镜选介》中就有一面长宜子孙镜：“主题纹饰为四个成熟的石榴，自纽座向外伸出。石榴之间夹以篆体铭文‘长宜子孙’。”而石榴自古以来就是多子的象征。

此后的铜镜中，与子嗣相关的内容显得一发而不可收拾。可以说，在镜铭中对求子心愿的表露已成为历代铜镜的惯例，这种做法直至明清仍很盛行。如清代有喜生贵子镜，“主区饰儿童，宝瓶，金钱和花朵等。镜钮处饰吉祥语‘喜生贵子’四字”。其中，强调的主题就是子孙的繁衍。

总的来看，镜中对祈求子嗣愿望的表露呈现出发展的趋势。至清代甚至产生了一面镜中有三十二个童子的样式，人们称之为“清代百子图镜，”镜背饰三十二个形态不同的天真稚童，其中，有五子夺盔，意为“五子夺魁”，有三重三元，莲生贵子，榴形百子等，寓意都与子孙昌盛有关。在清代还有明显体现祈求意义的送子图形镜：“纽上方和两侧饰有人物，两人作送子交接状，一人手指送子者：下方饰宝瓶。”这些镜中对童子的强调，夸张，渲染，无疑是人们祈求子嗣繁衍思想的集中体现。

镜与婚嫁

婚礼中对镜的运用，已成为古人的生活习惯，因此，人们似乎多对之视而不见，文献中的记载也极为有限，但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为数不多的记载中看出中国传统婚礼中对镜的重视。唐代杜佑《通典》之“后汉纳采礼物”中有阳燧，宋代郑樵《通志》“纳徵聘礼三十物”中也说后汉聘礼三十物中有阳燧，而在古人的认识中，鉴，燧完全是同属的。人们并未注意到二者在形制上的区别，认为阳燧之所以能取火，是因为炼于午日午时火盛之时。

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们对镜的运用，表现在婚礼的各个方面。首先是以镜为聘礼。其次是夫妇其结镜钮，以表同心。第三是共拜宝镜，尊其为神圣。第四是新娘佩带或手捧宝镜。第五是以镜照新娘。第六是以镜遍照喜轿或挂于喜轿之上。

人们不仅在婚礼过程中强调用镜，即使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表示婚恋关系时也常用到镜。从古至今，人们都广泛的以镜为恋爱婚姻的信物，以此表达双方真挚的情感。以镜为情感信物的最早最确切的记载，当见于汉代镜铭中。汉镜中有一种小型平边镜，镜体厚实，铜质泛黑，铭为“见日之光，长毋相忘。”此铭表明西汉初年社会中已起始用镜子作男女间爱情的表记，并相互赠送作为纪念。

除了汉代镜铭所记之外，文献中对此的记载较早见于汉代的《神异经》，其中有一则故事说：“昔有夫妻将别，破镜，人执半以为信。其妻与人通，镜化为鹊，飞至夫前，夫乃知之。后人因铸镜为鹊，安背上，自此始也。”这表明镜与婚恋中早已有了密切的关系。此后分镜或破镜就指夫妇分离，镜重圆则指夫妻团圆。对此，我们的考古发现也能说明问题。在《陕西安寨县王家湾发现汉墓》中出土有王莽时期的钱币和汉中期的陶器及一件昭明铜镜，“铜镜出土时分为两半，一半放置于男主人头边，一半放置于女主人头边”。可见汉代不仅有夫妻以镜为信物，分离时分镜的做法，还有合葬分镜的习俗。这表明夫妇二人生生死死以镜为信，永不分离。

统观婚恋与镜的关系，我们认为，镜之光明能照明一切，洞察一切，能见证婚恋关系双方的心迹，是信用的象征，故而人们多以镜为信。而且由于镜能无所不照，定然也能照见一切妖邪，镇压邪恶，成为人们安全吉祥的保障，于是人们才在婚礼这一重要时刻佩镜照镜，用镜驱赶一切妖魅，求得吉祥。这虽从表面上看来是两个方面，但都是对镜之光明照鉴功能的扩大延伸，都是顺势巫术的体现。即便是分离，团聚时以镜为信物，这也是顺势巫术的表现，即希望分开的镜能够凭借其神力而重圆。

镜与道教

道教是我国本土文化中孕育而生的成熟宗教。其创始时代旧说不一，较流行的说法认为，太平道和三国蜀地的五斗米教是最早的道教。道教是以老庄等道家学说为思想基础，以神仙之说为中心，糅合各种古代民间思想信仰，崇拜方术(道，易，阴阳，五行，巫祝，天文，占星等)形成的宗教。其产生的源头是巫术，在道教对巫术的大量吸收中，在民间有雄厚信仰基础的镜，得到了普遍的欢迎，被其充分引入来为自己服务。

镜同样是以巫术中功利形态之“用”涉入道教的。如用镜书符招仙，役使鬼神，祁情求雨，禳灾去祸等。因为道教最为注重的是修道成仙，长生不老，多强调天道，法器的神异性，所以镜的神异性在道教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道士进山往往佩镜，道教法器之一既是铜镜，道教科仪中也少不了铜镜。在道家传说中，镜甚至成为上天玉帝之宝物。

在我国的各种宗教中，道教素以其完备的法术著称。在其施行的各项斋醮仪式中，镜是一件必不可少的法器。这一特殊的镜，在法术开始前坛场的布置准备中，在施法的各项过程中，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科仪中的法镜，多作为斋醮之坛的布置作用。而且与坛场安置铜镜有关，还有一套极为详尽的科仪，要念诵一系列规范的咒语。如其“点灯立镜咒”曰：“明灯照出千年鬼，古镜照出万年精，太阳正照，阴鬼当衰，神光耀目，光露太微，我今所照，从恶皆摧，七气成斗，三气成台，五星洞照，万劫咸灰。符到速捉，符到速追，急急如北帝律令敕。”与此同时，道士以左手煞文安镜，右手放纸捻点灯。仅仅是安置铜镜这一项，就有这么多复杂程序，足见道教科仪之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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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我们在古代绘画、历史影视作品中会看到扫黛眉、施胭脂、梳高髻，配以满头的金银花钗的婀娜女子。或许，在诗词歌赋的描述中我们也会想像到那发饰上的缤纷世界。这好像一直是中国古代仕女的经典形象。发饰是她们美发极其重要的部分，梳好的发髻要用花和宝钿花钗来装饰，从目前传世的古代妇女发饰看，种类十分丰富，常见的有：簪、钗、梳、步摇、珠翠、金银宝钿、骚头等。

簪的本名称“笄”（《说文》：“笄，簪也。”）是中国古代束发的工具。在古代，汉族的结发方式，无论是辫发盘髻，还是束发着冠，均须以簪钗约束固定。女子年满十五岁时，如已许嫁，便将头发绾成一个髻，即以簪插定发髻。以示成人，如“年以及笄”。在中国古代，簪钗还常被用于男女间定情的信物。皇宫贵族的女子可以用珍奇的材料做发饰，而一般小户人家只能戴荆钗（荆条编织的发钗），我们在文言文中所读到的“拙荆” 便是古代男子对外人称自己的妻子的谦词。

就形制而言，单股笄称“簪”，双股笄为“钗”，笄首有垂珠坠饰者则称为“步摇”。《释名.释首饰》：“步摇，上有垂珠，步则动摇也。”唐代画作《簪花仕女图》中,那位手揭纱领的女子，其乌发上便是展翅金鸟饰的步摇，想来随着人的走动或轻风吹过而微微颤动，多么生动！民间工匠这种巧妙的造型构思和丰富的艺术想像，为古代女性的头饰增添了无限的风情。二者并无大的区别，往往是簪钗并用，彼此配搭，只是簪较多用于别盘发髻，而钗则主要用来插戴，起装饰作用。钗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常常用来描绘女性的风情韵致。苏轼有词：“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银钗对乌发，钗的冷白与鬓发的乌黑形成对比，互为映衬，具有极佳的视觉效果；还有温庭筠传神的句子：“翠钗金作股，钗上蝶双舞”，轻纤造型仿佛触手可及。中国传统美学认为平直多滞板，横斜姿态，所以钗的插戴多横斜，以营造摇摇欲坠、温婉可人的柔美韵味。诸此种种中国古代传统审美观点也感染和陶冶着当今的人们。

千姿百态的簪钗造型，为古代女性不同需求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就流传至今的簪钗实物而言，发簪样式工艺丰富多彩，用于别盘发髻之外，有的簪首上部还做成耳挖。簪钗所带来的美感，平添了女性的妩媚，高雅。更重要的是，其图形纹饰反应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寓意及艺术。处处体现出浓郁的中国文化情结，渗透着传统文化意趣。

从簪钗上的图形纹饰上看，簪钗的装饰大致可以分为祥禽瑞兽、花卉果木、人物神仙、吉祥符号等。花卉果木中常见的有牡丹、莲花、梅竹、石榴、桃等。如明代的一支“水仙簪”，名中有“仙”字，是吉利的花卉，人们认为用它作吉祥图案可避邪祛秽，给家庭带来吉祥；祥禽瑞兽有龙凤、仙鹤、鹿、十二生肖等；如“梅花与鹿” 簪，因梅花分五瓣，比喻“福、禄、寿、喜、财”五种福。鹿借“陆”之谐音，“陆”与“六”同音，鹿又谐音“禄”，寓意六六大顺。吉祥符号有八吉祥、八宝、琴棋书画、文房四宝以及各种传统几何纹样等。银簪的装饰方面不仅展现了精美的图纹，也体现了古人们深深的文化情结。这些簪钗上的图案纹样运用形象符号的组合，传达着祈福纳祥、爱情美满的愿望。如“喜鹊登梅”纹样由两只喜鹊和几枝梅花构成，民间有“喜鹊登梅，喜上（梅）眉梢”的说法。“鸳鸯戏莲”纹样，比喻志同道合的恩爱夫妻。就情感而言，这些均表达为吉祥、富贵等，这是人类基于生存前提的普遍思想。

小件而有大气象，明清时期，女性发饰达到了传统精湛工艺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成为历史上民间簪钗中最精美的发饰。当时民间流传的簪钗多以鲜明的世俗吉祥含义蓬勃发展。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寓意表现得淋漓尽致。像蝴蝶、蜻蜓、蝉等灵巧的昆虫都能够活跃在女性的钗头上,形成独特风景。有一组发饰中的白菜蝈蝈银制发簪造形生动，工艺精良。白菜与“百财”谐音，蝈蝈谐音“哥哥”，隐喻生男之意。再如鸭纹中鸭子的偏旁是“甲”字，甲是天下的第一位。故以一只鸭子喻状元及第。再如“三多”纹银质发簪,“三多”是指石榴、佛手与桃三种果实的组合。石榴多子，佛手的“佛”谐音“福”，而桃比喻长寿。所以“三多”象征多子、多福、多寿。所有这些精心设计的花卉、植物纹样都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多是对生命繁衍、前程似锦的期盼。 花草纹也是簪钗中十分常见的题材。以牡丹花为领衔的各种花草有几十种之多。例如一枚银簪中的“瓜田纹”，它的构思以田字为中心，与丰收的瓜果相簇拥。揭示了农田是丰收之源的深刻主题，现实生活人物的题材也十分精彩。一幅表现男女喜结良缘的图纹十分宏大，两对新人在庭院中喜庆欢舞，景物中的亭阁石栏、小桥流水、奇花异草一览无遗，这种诗情画意的图纹，极具审美情趣。还有一枚清代“蹴鞠纹”银簪，描绘的是古代军营中踢球的游戏场面，这也是足球起源于中国的一个佐证。民间发簪丰富的纹饰题材，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古人的文化生活情趣和习俗，把这些图纹融合起来，犹如一幅民间民俗画卷，给世人以无限的遐想空间。整体来看，它们风格写实，古拙浑厚，较之皇家贵族发簪更直接得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意趣。

簪钗作为的中国古代妇女最为寻常的发饰，与各个级层的女性生活息息相关，无论哪个朝代，上层宫廷贵族多追求精美、绚丽，以唐代宫廷贵族中的妇女为例，发饰中的簪钗不仅品种繁多，使用材料贵重，多以金银珠玉为主。而且插戴数目也极多，而花钗礼衣制的实行，更将其推向极致。花钗礼衣制是妇女在婚嫁等重要时刻，须穿戴花钗礼衣，不同等级的妇女戴钗有所不同。中国传统的等级观念在小小一枚发饰的插戴中也略见一斑了。当某纹饰一旦被民众喜闻乐见并认定后，便广为采用，并很快在民间流传开来。陆游有诗：“负笼银钗女，锄畲鹤发翁”，插戴簪钗已成为民间妇女的普遍习俗。人们把自己对生活中最朴素的认知及最熟悉的生活体验用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并抒发对理想生活的向往。

随着人们观念的转变和女性发型的改变，传统的簪钗渐行渐远。无疑，从目前留传下来的古代妇女发饰看，这些簪钗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中国古代妇女的发簪在流传过程中因时代的变迁和地域的不同，其间不断融入新的技法、样式和风格。它是高雅的，也是世俗的；它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这些簪钗上处处充满着中国文化的精髓和传统思想的意趣。发钗艺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面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千姿百态的簪钗，不仅仅是为了欣赏它的绚丽多彩和历史传说，而且还因为它能继续给我们以启迪和思考。

现代社会技术的革新、技巧的进步都能够制作出更出彩的发饰来，但一件件久远的早已成陈迹的古饰，为什么仍能感染着我们？正是因为凝聚在这些发饰工艺品里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情结，俨然是吉祥文化标本之集合。它们所表现的生动神韵、精湛技艺和广泛内容令人叹服，使得我们在民族文化传承上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王金华.中国民间工艺风采丛书――《民间银饰》.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杭海.《妆匣遗珍》.三联书店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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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龙凤纹样的服饰图案、体现着皇权的威严

龙凤图案是中华民族服饰最富有特色的纹样之一，它不仅积淀了深厚的华夏文明，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在中国古代，龙凤图案一直是皇权的专用纹样，成为权力的向征。

龙凤纹样在服饰中的运用超始于殷商时期，造形抽象怪诞；至春秋战国，龙凤纹样变得富有生气，并开始与皇族文化相融合；发展至唐代可谓繁荣期，龙凤纹样华丽精致，杜甫《秋兴八首?其五》“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描写的就是皇帝服饰中的龙纹图样，生动形象。此后历代君王都以龙纹作为帝王服饰的纹样，且形式多变、造形丰富。凤凰作为帝后服饰中的图案，也是身分和地位的象征，与皇帝的龙纹相呼应，不仅体现在服饰的刺绣上，也体现在女性的头饰和发饰上。唐宋以后，男性官服上也出现凤凰图纹，成为权力高低的象征。

龙凤纹样在服装中能经久不衰的运用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也蓄藏着浓厚的中国味，深受人们和外国友人的喜爱，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幸福未来的憧憬，对吉祥的渴望和世代相传的祝福，“龙凤呈祥、龙飞凤舞、云龙凤虎”等等都寓意着美好的事物，这是千百年来根深蒂固于人们思想中的印记和传统理念。直到现代，龙凤图纹仍然是中国服饰中的重要纹样，在服饰文化的对外交流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服饰色彩的差别、彰显封建等级和时代审美趣味

服饰色彩差异最为明显的应属古代官服，官服的色彩象征着官员品级的大小高低。官服以颜色分级别始于唐代：三品以上官服为紫袍，五品以上官朋为绯袍，六、七品官服为绿袍，八、九品官服为青袍。白居易《瑟琶行》：“江州司马青衫湿”表达的是仕途不济的悲伤心情，官位级别低下。

虽然历代的官服在形式和色彩上可能会所不同，但是其内涵寓意都是如出一辙，即体现着儒家的等级思想和忠君效力的的理念，这是传统文化理念在服装色彩中淋漓尽致的体现和运用。

服饰中的色差不仅是封建等级的坐标指向，也是社会审美趣味的反映。例如唐代文明开化、繁荣多元，其服饰色彩也是丰富多彩，形式多变新颖，有明显的外来文化和民族多元化的特性；而宋代崇尚文治，其服饰色彩与唐代相比，款式缺乏创新，色调趋于单一，有向质朴、洁净、自然方向倾斜的趋势。可见，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服饰色彩也有考究，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人文气息。

三、服饰布料考究细致、反映社会地位和宗法制度

以古代丧服制度为例，丧服是指在血缘关系网中一人死了，有关系的人应遵守规定用特定的服饰以志哀悼。[1] 服制分为五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和缌麻，各等级服布料有所不同，如斩衰服以粗麻布制作，不缝下边，是最亲近人应穿着的丧服，如子女为父母服丧、妻为夫丧；大功以粗熟布制作，是关系稍远一些的人穿着的丧服，如妻为夫之祖父母服丧等。它体现的是古代宗法原则，“亲者其服重，疏者其服轻”的传统思想得到应证，是儒家的礼仪制度与宗法制度的结合。

同时，布料还是不同身分和地位的象征。古代平民百姓、奴仆穿的都是褐、布衣。褐是粗糙的麻、毛编织品，布则比褐细致一些，成为平民百姓的衣着布料。《诗经·七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描述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的生活，是贫贱者的常服。而达官贵人的服饰布料多是绫罗绸缎、丝帛锦绢。《红楼梦》第三回写林黛玉眼中的王熙凤，对其服饰有重点描写：“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关翡翠撒花洋绉裙。”把富贵显达的身分表现得恰如其分。

四、玉佩作为服装配饰、体现文人雅仕的高端品行

服装的配饰是服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含有画龙点睛之笔的作用。与现代人们的装饰物不同，古代人常以佩玉为装饰，这与古人的理念思想和玉本身的品性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