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研究篇1

一、市场预期的内涵

资本市场预期的内涵归根结底就是由于未来风险以及信息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投资者的博弈行为。预期行为是一种心理现象，它与客观经济现实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资本市场上，风险、不确定性处处存在，投资者面临着各种可能结果，因此通过时时调整自己的预期来与现实相符，正是由于风险以及不确定性的存在才导致了投资者的预期行为。投资者做出自己的投资决策后，由于策略的偏差或者市场风险以及不确性的存在，其他投资者的行为会与自己不同，由此加深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这时投资者会根据相关的其它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来判断自己行为的正确性，并不断地调整修正自己的预期，据此改变自己的投资策略，因此，预期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根据风险、不确定性不断进行博弈的过程。

二、新兴市场的概念

新兴市场（Emerged Markets），是一个相对概念，新兴市场是指国内金融市场尚不完善但已向外国投资者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6)载文中提到近几年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有32个。近20年来，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则快速增长，在1988—1997和1998—2007这两个十年期间，世界实际GDP年的增长率分别为3.4%和4.1%，而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则分别为4.1%和5.9%，均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金融经济危机也频频爆发，因此研究新兴市场的市场预期与资本流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新兴市场预期因素下的国际资本流动特征

（一）金融危机下资本流动规模的下降

在2007年爆发的由发达国家引致全球的金融危机下，市场资本投资者普遍对未来成悲观态度，2008年发达经济体FDI流入下降29%至9623亿美元，流出下降17%至15070亿美元，特别是在2008年9月份以后，FDI加速下跌。2009年发达经济体FDI流入继续大幅下降至5655亿美元，降幅高达41%。发展中和新型经济体FDI流入在2008年上升至历史新高，总体增幅达35%，其各自份额分别从2007年的27%和5%上升至37%和7%。2008年后期，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FDI流入即开始下降，2009年降幅更达39%。

(二)金融危机后的资本回流

金融危机后期，国际资本流动逐渐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直接投资占国际资本净流动的比重从80%以上逐步下降到50%左右，在一些新型的亚洲经济体的资本流入构成中，FDI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而其他投资和证券组合投资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中长期及短期国际资本也重新由发达国家流向新兴经济体。一些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大幅降息，利率一直保持低位，美国更是将利率保持在零附近，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利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在此背景下，套利资金近期纷纷涌向新兴经济体，2009年亚洲资本净流入350亿美元，2010年亚洲资本净流入将高于2009年。

促使国际资本涌入新兴经济体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为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投资平台，由于西方主要国家利率接近于零，跨境逐利资本流向股市、房地产市场，而新兴经济体由于不断进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资产价格持续上涨，这从各个新兴经济体的房价中可略窥一二。据报告显示，在2001至2011年间，新兴市场国家的房价涨幅最高，印度涨幅高达284%，中国内地为47%。所以有资产升值预期的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便成为过剩流动性的流入地。而且，近年来新兴经济体逐步放松了对其资本账户的管制，也由此导致了资本的大量流入。资本管制与国际资本流动具有负相关的关系，而资本自由化则与其成正相关的关系。这样对资本账户的放松管制就为资本流入这些国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第三，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决定了资本的供求状况不同。如果一国未来发展趋势良好、对资本需求缺口较大、国内经济政治环境稳定、国际上对其信用评级较高，那么就会有大量的资本流入该国。但归根结底是资本投资者对于新兴经济体持有乐观的预期，即资本有升值的趋势，资本市场的预期因素影响着投资者的行为。

（三）新兴市场私人资本流入复苏但不强劲

2009年以来，全球经济的复苏以及对新兴市场良好前景的预期均促使私人资本更多地流向了新兴市场。尽管如此，新兴市场私人资本流入的复苏势头并不强劲。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2010年4月的估计，2009年新兴市场私人资本净流入规模为5308亿美元，预计2010年和2011年这一规模将达到7090亿美元和7460亿美元，均低于其在2010年1月的预测值(该数据分别为7220亿美元和7980亿美元)，其中，亚洲新兴市场是私人资本净流入规模最大的地区。与其他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0年和2011年，该地区私人资本净流入规模将持续下降，低于2009年的水平。从私人资本流入的构成来看，其中国际直接投资仍未复苏。根据IIF的估计，2009年新兴市场吸收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规模仅3467亿美元，同比2008年下降31.4%，其中跨境并购交易为377亿美元，同比2008年下降64%。2010年和2011年，新兴市场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规模虽然将分别上升至4350亿美元和4703亿美元，但仍无法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所以危机期间，在全球直接投资规模急剧萎缩的情况下，尽管新兴市场所获得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在全球的比重可能上升，但其绝对量却在下降。

参考文献

新兴市场研究篇2

中图分类号：F7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9010509

一、引 言

当前，美国和德国等制造业强国正在进行智能制造工业革命，谋求维持高端制造业竞争优势和世界领先地位，印度、越南、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正凭借廉价劳动力优势加大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力度，意图抢占中低端制造业市场，这一新的外部形势对中国制造业形成新的挑战。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还面临着经济增长降速的“新常态”，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使得制造业低成本竞争优势日渐丧失，自主创新能力仍然相对缺乏，长期加工贸易战略导致的核心技术的对外依赖使得制造业向高端价值链环节升级遇到困难。在这样的内外部环境约束下，中国政府提出了 “中国制造2025”规划，明确了战略必争产业和优势产业共10大领域

10大领域包括：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的发展目标，为中国向制造强国迈进做出了战略部署。

机电产业是中国制造业的核心，其产值占全部制造业产值比重长期保持在35%左右，出口占中国货物总出口的近一半，21世纪初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30%，是中国制造业增长的重要带动力量。但是，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机电产品（MEP） 出口出现了大幅逆转，出口年均增长下降到10%左右，某些领域出现停产、减产、减员，产能过剩日趋严重。出口降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机电产品出口过度依赖发达经济体市场。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GDP增长不及新兴经济体的一半，低迷的需求导致中国机电产品对发达市场的出口大幅放缓。与发达经济体相反，新兴经济体在此期间经济增长强劲，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2/3，应当成为未来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新的增长点。但新兴经济体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较为接近，出口产品结构相似性大，竞争性高。那么中国机电产品在新兴经济体市场具备怎样的竞争优势和潜力？影响因素又有哪些？开拓新兴经济体市场的路径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对中国机电产业保持稳定的外需增长，对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市场结构现实

目前，国际社会对新兴经济体的国家范畴还没有明确定论。鉴于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即二十国集团）中的俄罗斯、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印度、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等9个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行列中经济规模和对外贸易规模较大，多数国家在“一路一带”沿线，既是新时期中国国际经济合作的重点，又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因此，本文选取这9个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分析样本。另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3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定义的29个发达国家和地区

29个发达国家或地区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荷兰、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澳大利亚、比利时、奥地利、芬兰、希腊、葡萄牙、爱尔兰、卢森堡、瑞典、瑞士、丹麦、挪威、以色列、新加坡、新西兰、塞浦路斯、冰岛、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作为发达经济体的对比样本。

根据UN Comtrade 数据库

本文使用数据皆是以SITC Rev2为分类标准。

收稿日期：20150713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辽宁装备制造业非洲转移与转型升级研究”（L14BJL014）

作者简介：李勤昌（1959-），男，辽宁大连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问题研究。Email：liqinchang9@163com

张 强（1991-），男，山东聊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贸易问题研究。

的贸易数据，中国机电产品贸易总额在2010年就已超过德国，跃居全球机电产品贸易第一大国。而2013年中国机电贸易规模达到了约180万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约104万亿美元，占2013年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的4710%。2000―2013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实现了年均2150%的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出现了下滑趋势，反映出机电产业应对外部经济波动调整能力的脆弱。

Massell[1]早在1970年就研究指出，一国出口稳定发展的关键是要提高出口市场分散化程度。但从市场结构角度观察贸易数据可以发现，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市场结构长期严重失衡，对发达经济体市场过度依赖，对新兴经济体市场开发严重不足。2000―2013年中国机电产品对发达经济体市场出口占中国机电产品总出口的8510%―7230%，但对新兴经济体市场出口占比仅有470%―1070%。虽然情况在逐步改善，但问题依然严重。市场结构失衡的隐性问题随后显现。2008年金融危机在发达经济体爆发，导致中国机电产品对发达经济体出口占比较2007年猛降370个百分点，2009年较2007年更是下降了410个百分点。尽管近年来市场的变化倒逼我们采取措施增加了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出口占比逐步从2007年的810%增加到2013年的约1070%，但也仅是对发达经济体市场出口占比的1/7，出口市场结构严重失衡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资料来源：根据UN Comtrade数据库数据整理。

从国别市场角度观察发现，对两类市场的出口也存在市场内的结构失衡问题，即出口过度集中在少数经济体。在发达经济体市场中，中国机电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中国香港、美国、欧盟和日本，2000―2013年间对四大经济体出口占对发达经济体出口的比重长期保持在80%以上。在新兴经济体市场中，出口则主要集中在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墨西哥，2000―2013年间对这四个市场出口占对新兴经济体出口的比重维持在40%―70%不等。尽管近年来市场集中度有所下降，但出口市场的高集中度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从市场潜力角度观察，新兴经济体市场具有较大机电产品的需求潜力。出口市场潜力的评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口国家或地区的需求及购买能力。Hausmann等[2]在经验研究中提出，购买能力与收入水平正相关，而收入水平可以通过经济增长水平来判断。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9个发达经济体GDP在2008―2013年间年均增长仅为130%，而同期新兴经济体GDP年均增长了610%。从贸易数据观察，新兴经济体机电产品进口在2008―2013年平均年增长了1070%，远远超过了发达经济体的240%，机电产品进口额占全球机电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也从2000年的730%上升到2013年的1310%。可以预见，随着新兴经济体工业化、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对机电产品需求一定会进一步增加，这无疑为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提供了市场空间。

二、中国机电产品的竞争力现实

1出口比较优势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是衡量某产品或某类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常用指标。它是指一个国家某种（或某类）商品出口额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除以世界总出口额中该种 （或该类） 商品出口额所占份额的比率，其表达式为：

RCAik =（Xik /Xi）/（Xwk /Xw ） （1）

其中，Xik代表i国k商品的出口额，Xi代表i国出口总额，Xwk代表世界k商品的出口额，Xw代表世界总出口额，指数取值范围为[0，∞]。一般认为，当其大于250时表示该商品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如果介于125―250之间，表示该商品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如果介于080―125之间则表示该商品国际竞争力一般；如果小于080，则表示该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弱。

根据贸易数据，本文选取对各新兴国别市场机电产品出口排名靠前的德国、美国、日本、韩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作为中国开拓新兴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

后文提到的主要竞争国家均指这七个国家。对2000―2013年中国与主要竞争国机电产品出口比较优势变化进行统计性描述。整体上看，统计期间日本、韩国和德国的机电产品出口比较优势较强，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一般，中国出口优势增长迅速并从2007年开始赶超德国，而美国出口优势在2009年出现了大幅下跌。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来中国出口优势增速放缓，在2012年和2013年连续两年轻微下降，与德国相比优势丧失，与日本、韩国差距依然较大。

在产品分类上，联合国SITC分类标准下机电产品主要包括9大类。

9大类包括：71（发电机械）、72（个别工业专用机械）、73（金属加工机械）、74（一般工业机械设备）、75（办公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6（电信和录音及音响设备和仪器）、77（电气机械仪器）、78（道路交通工具即汽车制造业）和79（包括（791）轨道交通设备、（792）航空航天器械、（793）水路运输设备）。为了解机电产品类别的比较优势差异，本文根据SITC分类对中国及主要竞争对手国家2013年的机电产品类别的RCA指数进行了测算，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见，中国在办公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5）、电信和录音及音响设备（76）上的出口优势很强，远超主要竞争对手国家；在电气设备（77）和水路运输设备（793）上，中国显示性比较优势较强，其中电气设备出口优势仅次于韩国，水路运输设备出口优势不及日本、韩国；而在其他类别产品上，中国的出口优势一般甚至很弱，与多数竞争对手国家相比均处于比较劣势。综合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各类机电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均衡，办公及数据处理、通信和电气设备出口优势十分突出，道路交通设备及航空航天器械等产品则劣势明显。

数据来源：根据UN Comtrade数据库数据整理。

2贸易互补性

经济学家Peter[3]最早提出测度贸易互补性指数（TCI）来衡量一个国家某种产品的出口与另一个国家的进口之间的吻合程度，后来被学者们广泛借鉴，例如于津平[4]、孙致陆和李先德[5]等。其中，计算出口国和进口国某项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公式为：

TCIkij=RCAkxi×RCAkMj （2）

其中，TCIkij代表i国和j国k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指数，RCAkxi代表i国向j国出口k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kMj代表j国从i国进口k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kxi和RCAkMj的计算与前文的RCAik计算方法相同。互补性指数的大小可以反映某产品或某类产品的贸易竞争性强弱，指数越大说明进口国对出口国的产品需求越旺盛，两国该产品的互补性强，同业竞争性弱。当TCIkij>1时，表明在k产品上i国和j国互补性强；该指数越大，互补性越强，竞争性越弱。反之，当TCIkij

根据前述计算方法，本文对2000―2013年中国对新兴经济体出口机电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指数进行了计算，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由图1可见，2007年后中国对除印度外的新兴经济体机电产品出口的互补性均较强，对阿根廷、墨西哥、俄罗斯、沙特、巴西和南非的贸易互补性保持150以上，且在考察期间总体呈上升趋势，说明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机电产品具有较大的现实需求，中国机电产品与当地同业竞争性逐渐减弱。但值得注意的是，自2009年开始，这种总体上升趋势放缓；对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互补性甚至出现明显下降。这主要是因为：一是新兴国家机电产品进口需求增速放缓；二是随着欧洲国家、日本和美国等机电制造强国出口能力的逐步恢复，对新兴经济体出口逐步增加；三是墨西哥、印尼和印度等新兴国家自身机电产业崛起，对新兴市场机电产品出口增加。这说明相对发达出口强国，中国机电产品在新兴经济体市场上的竞争力面临新的挑战。

图1 中国对新兴经济体机电产品出口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来自UN Comtrade数据库。

为进一步了解各机电产品类别出口的贸易互补性，本文选取了2013年相关国家的贸易数据进行测算，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中国的办公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5类）、电信和录音及音响设备（76类）出口与新兴市场互补性最强，发电机械（71）、个别工业专用机械（72类）、一般工业机械设备（74类）、电气机械仪器（77类）和轨道交通设备（791）类产品在多数市场上呈现出了较强的互补性，同业竞争较弱，而水路运输设备及船舶制造业（793）在部分国家市场上互补性也较强，其他类别产品总体来看互补性依然较弱。此外，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图4中反映的与我国互补性较强的墨西哥、俄罗斯等国，对我国需求旺盛的机电产品类别较多。印度对我国的办公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5类）、电信和录音及音响设备（76类）、水路运输设备（793）需求较为旺盛，其他类别的较弱。总之，中国各类机电产品的贸易互补性存在差异，同一类别的产品在不同市场上的贸易互补性也不同，该结论与学者林浩等[6]的研究结果相同，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要素禀赋、产业政策和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程度各不相同。

数据来源：同表1。

3出口产品技术含量

一国产业或产品的竞争力受要素禀赋、技术水平、市场需求等多种因素影响，而综合性的RCA和TCI指标是无法准确反映代表出口产品质量的技术水平的，而后者恰恰是产品竞争优势的核心内容之一。自Hausmann等[2]提出用出口复杂度指标来考察一国出口与生产率水平（或收入水平）关系之后，学术界开始借鉴他们的思想研究出口与技术水平的关系问题。这一研究的逻辑是：一国的出口技术水平可以通过该国的生产率得以反映，因生产率与该国的收入水平正相关，因此，出口的技术水平便可通过该国收入水平来反映。为剔除价格波动的影响，收入水平用人均实际GDP表示，为剔除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影响，以出口国目标产品占全部产品出口的份额与世界各国该份额加总值之比作为权重（即显示性比较优势），对各出口国的人均实际收人进行加权处理。可见，出口复杂度是以产品k 在总出口中的份额作为权重的所有出口产品 k 的国家人均 GDP 的加权平均值。出口复杂度越高，表明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越高，竞争力也就越强。本文借鉴Rodrik[6]的出口复杂度指标的计算方法，先对机电产品的产品层面的出口复杂度进行计算，然后计算比较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和主要竞争国家在机电产业层面（SITC编码前1位数字）的出口复杂度，以便明晰中国机电产品的总体技术水平。产品层面的出口复杂度计算方法为：

PRODYk = ∑iXik/Xi∑iXik/XiYi （3）

其中，PRODYk表示产品k的出口复杂度，i表示出口国，Yi表示出口国的人均实际GDP， Xik表示出口国k产品的出口额，Xi表示出口国所有产品的出口额，∑iXik/Xi表示世界各国产品k出口份额的加总值。产业层面的出口复杂度的计算方法为：

EXPYi =∑kXikXiPRODYk（4）

其中，EXPYk表示出口国k产业的出口复杂度，是k产品的PRODY指数的加权平均值，Xik表示出口国k产业的出口总额，Xi表示该国全部商品的出口额，两者与Xi比值为PRODYk的权重。

各类机电产品层面出口复杂度，如表2所示。考察期间为2000―2013年，选取每年各类机电产品当年出口额排名前50位的国家为样本，

选取排名前50位的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机电产品出口额在当年均已占到了世界总出口额的90%以上，具有足够的代表性。样本国家的出口数据来源于UN Comtrade数据库，人均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以2005年不变美元和不变汇率为基准做通胀和汇率波动消减。

注：数据来源同表1。

为便于比较，表中数据均取自原计算结果的1%。

从表2可见，发电机械（71）、个别工业专用机械（72）、金属加工机械（73）、一般工业机械设备（74）、道路交通工具即汽车制造业（78）和航空航天器械（792）的出口复杂度要明显高于办公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5）、电信和录音及音响设备和仪器（76）、电气机械仪器（77）、轨道运输设备（791）和水路运输设备（793），且各类机电产品的出口复杂度受国际经济波动影响从2007年开始出现波动式变化，其中76类、78类和793类产品下降幅度较大。结合前文对RCA指数和TCI指数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在技术含量较低、技术含量波动下降的机电产品上具有较明显的出口比较优势和较强的出口互补性，而在技术复杂度较高的71―73类、78类、792类机电产品出口中优势普遍较弱，与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且对新兴市场出口互补性较弱，同业竞争性较强。

根据EXPY指数公式进一步测算中国、新兴市场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的机电产业总体（产业层面）出口复杂度，结果如表3所示。

数据来源：同表1。

横向比较出口复杂度绝对额可以看出，新兴经济体中除墨西哥外机电产品技术水平普遍较低，明显不及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而在发达国家中又以日本出口复杂度最高，韩国、德国分别位列第2和第3位，在整个考察期间，三国出口复杂度都高于中国。纵向比较可以发现，2000―2007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复杂度提升较快，增速领先于本文测算的所有国家，缩小了与日本等出口复杂度高的国家的差距。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受出口下降、经济倒退等因素影响，多数国家出口复杂度出现下降，主要发达国家下降幅度大于新兴国家，其中美国、日本下降最为明显，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复杂度在2008年超越了美国，2009年又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值，但与德国、日本、墨西哥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总体看，在新兴市场上，中国机电产品与同行业产品竞争是具备技术优势的，但也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机电产品的强势竞争。

结合上文竞争力分析结论可以看出，中国机电产业整体竞争力和技术水平与新兴经济体相比均较高，而在具体产品类别上则有不同。中国在出口复杂度较低的办公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电信和录音音响设备、电气机械仪器上反倒具备较强的出口优势，在新兴市场上需求旺盛，成为对新兴市场出口的强势产品。但在发电设备、专用设备、包括航空航天器械在内的交通运输设备等出口复杂度较低的产品出口上则处于比较劣势。这反映了新兴经济体机电产品需求的特殊结构，是我们开拓新兴经济体市场时应当注意研究的。

三、拉动新兴市场机电出口的主要因素

前文描述了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市场结构和竞争力现实，但摸清出口增长的拉动因素以及各拉动因素的贡献程度对于保持和扩大机电产品出口和提升出口质量更有现实意义。为此，下文采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对此进行深入分析。恒定市场份额模型（CMS）由Tyszynski[7]最先提出。其基本思想是，假定在某种产品竞争力不变则该产品在世界市场的份额也不变，因此，如果该产品的出口市场份额保持不变，那么，出口额的增加必定是由该产品竞争力提升或出口结构调整引起的。该模型提出后得到了诸多学者的补充完善，其中较为经典的是Jepma[8]把原始模型中较为笼统的因素进行了二次分解，这一拓展后的模型在此后解释出口增长促进因素分析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1模型及解释

根据Jepma[8]分解拓展模型，一国对特定市场出口变动主要是受需求效应、竞争效应和交互效应三个因素影响，需求效应是指由于进口国某产品需求规模或需求结构的变动引起的该产品出口变动；竞争效应是指产品出口市场份额变动导致的该产品出口规模的变动；交互效应则是指进口需求变动和出口竞争力变动均衡作用所引起的出口变动，可以理解为出口产品对进口国需求变动的适应能力。

根据上述思想，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各拉动因素贡献程度可通过下面模型进行第一层次的分解：

Δq=∑j∑iS0ijΔQij+∑j∑iΔSijQ0ij+∑j∑iΔSijΔQij（5）

需求效应 竞争效应 交互效应

其中，Δ表示变动量，i和j分别代表机电产品具体类别和出口市场，q代表中国对j市场的机电产品出口总额，S代表中国机电产品i在j市场的市场占有率， Q代表j市场机电产品的进口总额。

由于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高度集中于发达经济体市场，而本文欲分析的是中国机电产品对新兴市场整体出口的影响因素，所以不考虑市场分布效应，选择籍丹宁和高郁[9]改进的多种产品、单一市场CMS模型。该模型将式（5）中的需求效应分解为需求规模效应和需求结构效应，竞争效应分解为整体竞争效应和具体竞争效应，交互效应分解为纯交互效应和动态交互效应。其中，需求规模效应和需求结构效应分别是指由于机电产品进口需求规模变动和进口产品结构变动引起的出口变动；整体竞争效应是指出口国机电产业整体市场份额变动引起的出口变动；具体竞争效应是指出口国不同种类的机电产品市场份额变化也即出口结构调整引起的出口量的变动；纯交互效应表示出口结构变动和需求规模变动对出口变动的综合效应，而动态交互效应则表示出口结构变动与需求结构变动产生的综合效应。以0和t分别代表基期和末期年份，拉动因素做第二层次分解如式（6）：

2数据选取及时期划分

本文选取UN Comtrade数据库中2000―2013年各新兴国家机电产品进口数据，对中国在该时期每年出口增长拉动因素进行测算分析。测算时，依据贸易额变动特征将这段时期划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2008年），新兴市场从中国进口机电产品的规模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平均年增长率47%；第二阶段（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新兴市场进口中国机电产品的规模出现8%的负增长；第三阶段（2010―2011年），新兴国家强势复苏，从中国进口机电产品的贸易额平均年增长35%，恢复高速增长；第四阶段（2012―2013年），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趋稳而新兴国家增长有所放缓，新兴国家进口中国机电产品的规模进入了年均7%的低速增长阶段。

3模型测算及结果分析

根据分解式（6）计算各要素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新兴市场规模变动的影响程度，并在每一阶段选取阶段内的年度数据均值，结果如表4所示。

比较第一层次的分解可以看出，在一、三、四阶段，中国对新兴市场机电产品出口的需求效应、竞争效应及交互效应均为正值，说明在这三个阶段，新兴市场的需求增加、中国机电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都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起到了积极的拉动作用，但需求效应和交互效应在第二阶段均呈负值，对出口增长起到阻碍作用。此外，竞争力效应在第二阶段、需求效应在第三阶段均起主要的促进作用，而两种效应在其他两个阶段的贡献程度差别不大；交互效应在出口高速增长的第一和第三阶段拉动作用较大，而在其他阶段，尤其是在第四阶段，交互效应明显减弱，说明新兴市场的需求和中国出口竞争力两者的均衡是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最佳条件。

观察拉动因素第二层次的分解可以发现：

第一，需求规模效应在除2009年外的其他考察期间均为正值，且贡献程度较大，说明新兴经济体对中国机电产品进口需求量的增长在中国对新兴市场的机电产品出口中起到了较大的积极拉动作用。而在2009年，受金融危机持续发酵影响，新兴市场需求规模减少，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打击很大。

第二，需求结构效应在第一、三、四阶段均为负值，在统计学意义上说明中国在新兴市场进口需求增长较快的产品上的市场份额较低，在进口需求增长慢甚至减少的产品上的市场份额却较大，其根本原因是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结构不能适应新兴市场的需求结构变化。而第二阶段需求结构效应为正值说明在危机笼罩下供给发生变化，即中国与主要竞争国产品出口能力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在新兴市场进口需求增长较快的产品上市场份额得到了很大提升。

第三，整体竞争效应在四个阶段始终为正值，且在第二阶段起到的拉动作用十分显著，说明产品市场份额的增长对出口规模的变动始终具有促进作用，且有助于维持经济波动时期的出口稳定。

第四，具体竞争效应在第一、三、四阶段均为正值，说明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构正向与新兴市场进口需求结构相适应的方向调整，即在新兴市场需求量大的产品上中国的市场份额提升较快；而在第二阶段为负值说明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较快的是当年新兴市场需求规模并不大的产品。

第五，纯交互效应在第一、三、四阶段均为正值，表明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构的调整和新兴市场进口需求规模的增长产生积极的交互作用，能够拉动中国机电产品出口；而动态交互效应在这三个阶段的贡献度均接近0，表明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构调整与新兴市场机电产品进口结构调整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同步或相符结果，中国竞争力提升快、市场份额增长快的产品在新兴市场上的需求增长很慢，或者说在新兴市场需求增长快的产品上中国出口取得的市场份额增长很慢。在第二阶段动态交互效应起到的促进作用则较为明显，表明出口结构和进口结构的调整产生的综合效应为正。与需求结构效应和具体竞争效应综合分析，并结合贸易数据可以发现，在2009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较快的是新兴市场需求增长相对较快但需求规模依然不大的办公及数据处理设备、水路运输设备等产品。

动态上看，2000―2013年间，需求规模效应、具体竞争效应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贡献略呈上升趋势，而需求结构效应和纯交互效应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整体竞争效应波动性较大，动态交互效应起到的作用一直不明显。这说明新兴市场进口需求的增加和中国机电产品针对需求规模即静态的需求结构所做出的出口结构调整，即在需求量大的产品上中国市场份额有效增长，只是这种调整还未完全适应需求结构的动态变动，即需求增长较快的产品上中国市场份额提升缓慢。因此，有效迎合进口需求规模增长，出口结构调整过程中更多地关注需求结构的动态变化，提升机电产品的整体竞争力应该成为中国机电产品开拓新兴市场今后努力的方向。

为观察具体市场中各拉动因素的影响差异，将新兴国家市场分别作为单一市场进行测算。考虑到篇幅限制，将2000―2013年间的各影响因素贡献度取均值，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中不难发现，中国对南非、阿根廷、墨西哥及土耳其的机电产品出口主要是受竞争力提升拉动的，而对其他新兴国家出口主要是需求效应拉动的，交互效应在除印尼和印度之外的其他新兴市场上均呈现较大正值，说明中国机电产品在多数市场上具备应对需求变动的能力。从第二层次分解的结果看，需求规模效应和整体竞争效应在各国市场上均为正值，说明需求规模增长及中国机电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在各新兴市场上起到了程度不同的正向拉动作用；而其他因素的贡献度在不同市场间差异明显，表明中国对各新兴市场的机电产品出口均具备独特性。

四、对策建议

第一，以新兴市场为出口拓展重点，营造有利贸易环境。与新兴市场国家建立良好的经贸往来机制，加快FTA网络建设，强调各国在资源禀赋上的互补性，在经济、政治发展利益上的一致性，消除双边机电产品贸易壁垒，进而充分把握新兴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需求及投资机遇。此外，与发达经济体展开竞争，树立产品价格、质量及服务优势，通过产品差异化提升市场占有率。

第二，根据产品类别竞争力特点有的放矢地采取差别政策措施。中国在水路运输设备、办公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电信和录音音响设备、电气机械仪器产品上竞争优势突出，需要在增加生产和出口规模的同时注重技术研发能力的提高，提高产品的价值链水平。而对中国处于出口劣势的发电设备、航空航天设备等高端技术产品，要在资金融通、技术引进和研发、生产扶持和创新激励各个方面出台配套的产业政策，鼓励企业运用先进研发技术进行改造升级，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同时注重产品种类多样化，改善出口商品结构，实现中国机电产业出口产品数量、产品质量和产品种类的三重提升。

第三，创新出口模式，拉动新兴市场需求。在保持传统的出口模式的同时，应通过对外FDI参与新兴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从而带动本土产品出口，消化产能过剩，提高国外市场占有率。利用丝路基金、亚洲投资银行的资金支持，帮助目标市场制约需求的资金短缺问题。机电行业协会应当建立信息收集和共享机制，及时掌握新兴市场需求变动，提示出口企业及时调整产品结构，主动适应市场需求。

第四，因地制宜，对不同市场采取差别化的出口策略。根据具体市场的需求结构和潜力，因地制宜地确定产品出口类别，调整产品的适应性，通过差异性产品满足差异性需求，从而实现保持传统市场占有率，开拓和提高新兴市场的占有率的目标。根据前文的分析，南非、阿根廷、墨西哥及土耳其四国对机电产品具有需求潜力，但中国目前的市场占有率还不高，因此，应当把他们作为市场开拓的重点；印度市场的机电产品需求旺盛，需求拉动作用明显，中国就应当认真研究其需求特点以及竞争者的特点，力争通过对外投资等方式进一步提高该市场的占有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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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ausmann， R， Hwang， J， Rodrik， D What You Export Matters[R] NBER Working Paper No.11905， 2005

[3] Peter， D Japa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The Prospects for Western Integration[J] Economic Record， 1969， 45（3）：321-342

[4] 于津平中国与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间的比较优势与贸易互补性[J] 世界经济，2003，（5）：33-40

[5] 孙致陆，李先德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印度农产品贸易发展研究――基于贸易互补性、竞争性和增长潜力的实证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2013，（12）：68-78

[6] 林浩，罗进强，郑岗 我国机电行业比较优势的实证研究[J]北方经贸，2005，（9）：118-120

[6] Rodrik， D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J]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2006， 14（5）：1-19

新兴市场研究篇3

关键词：海运服务贸易 国际竞争力 EBOPS

随着全球化的加深，世界格局发生了改变，新兴市场国家在不断崛起，伴随着新兴市场国家货物贸易的不断发展及顺差增加，同时存在的是服务贸易的逆差增加。服务贸易正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重点，全球经济70%是服务型经济，而运输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海运服务贸易又在运输服务贸易中占比最大。根据UN Sevice Trade Database 数据，2008年，海运服务贸易占到了运输服务贸易的38.23% 。同时，海运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高有利于减少运输成本，直接影响着货物贸易的成本，从而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因此，关注海运服务贸易，对于强化竞争优势并带动其他服务业和货物贸易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服务贸易各行业总体竞争力的测度，对运输服务贸易的研究，比较多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目前的文献对于我国运输服务贸易是否存在竞争优势具有不同看法。另一种观点是基于比较优势要素的分析，认为运输服务需要的要素是设备（船队、飞机）和人员（船员、飞行员），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在造船、设备的拥有、购买外国先进船只以及劳动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而我国在运输服务贸易上具有比较优势（洪晓东，2003）。第三种观点认为不能简单地以数字运算来判断竞争力的强弱，运输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形成有着更为复杂和深刻的原因。逆差的产生及持续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货物贸易增长过快，运输服务在短期内供给不足，供求的缺口需要由运输服务的进口来弥补；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运输服务市场的开放程度较高，市场被外国企业抢占（何伟、何忠伟，2008）。

但目前的文献主要是集中研究运输服务贸易整体行业，未对运输服务贸易的分类项目进行研究。多数研究数据是基于《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BPM5，Balance of Payments Manual）统计分析，BMP5统计的缺陷在于没有服务项目进行细分，只有大类数据，而扩大的国际收支服务分类（EBOPS）对BPM5分类进行细化。不能简单的认为海运服务贸易整体行业的优劣势即为海运客运、海运货运和海运其他所有项目的优劣势，应该分析出海运服务贸易主要的劣势来源于哪个项目。本文将选取2001-2008年UN Sevice Trade Database按《扩大的国际收支》EBOPS统计的数据，运用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和贸易竞争力指数对“金砖四国”海运服务贸易及各分类项目国际竞争力进行测度，并选发达国家代表德国进行国际比较。

“金砖四国”海运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一）海运服务贸易增速快且在运输服务贸易中比重大

中国的海运出口占运输服务贸易总出口的份额由2001年的43.4%上升到2008年的66.2%，增长了23个百分点。2008年，巴西的海运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相比2001年增长了200.3%，印度和巴西的海运出口占运输服务贸易总出口的份额都高达80%以上，俄罗斯的海运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的年平均增速为15.5%，但俄罗斯的海运出口的比例略有下降，2008年占到了24.6%。说明海运作为传统的运输方式，其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金砖四国”海运服务贸易进口增幅则较为平缓，中国从2001年占运输服务进口总额的28.84%，2008年达到31.67%。巴西从2001年的66.2%上升到71.0%，印度和俄罗斯的海运进口占比还略有下降。在“金砖四国”中，海运服务贸易出口占比最大的是印度，进口占比最大的是中国。

（二）海运服务贸易逆差差异较大

虽然海运服务贸易出口额逐年扩大，但中国和巴西的海运服务贸易逆差较大，2001-2008年间我国海运服务贸易逆差仍呈逐步扩大的趋势，海运服务贸易逆差2001年为48.83亿美元，2007年达到152.79亿美元的峰值，随后开始回落，2008年为151.49亿美元。我国运输服务贸易中，主要逆差来源于海运，2001年海运逆差为48.83亿美元，占运输服务贸易逆差的73%，这个比例持续上升，2007年超过了运输服务贸易逆差达到152.79。巴西的海运逆差2001年后开始回落，由2001年的18.23亿美元一度降到了2005年的6.93，2005年后又开始上升，2008年达到了28.09。印度的海运服务顺差在2001年以后逐年扩大，由2002年的5.56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25.37。俄罗斯的海运服务贸易从2001年开始持续顺差，2001-2005年平均增速为44.51%，2006年开始顺差减小，2008年降到了2.97亿美元，相比 2001年减少了40.72%。

“金砖四国”海运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

基于《扩大的国际收支》EBOPS统计，海运服务贸易包括海运客运，海运货运及海运其他，海运其他包括沿海船和远洋船拖和推运输服务、领航和停泊服务、船只救助和打捞服务及其他运输设备的保养和维修服务等。本文将依据EBOPS统计采用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和竞争力指数对“金砖四国”海运服务贸易进行测度与比较。

（一）国际市场占有率分析

国际市场占有率是指一国某种产品或服务的出口额与该产品或服务世界出口总额之比。这一指标测度的是一国出口的绝对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在贸易出口方面的地位和竞争能力。其计算公式为：

MSij= Xij/Xwj

其中，MSij表示i国或地区j产品或服务的国际市场占有率，Xij表示i国或地区j产品或服务的出口总额，Xwj表示世界j产品或服务的出口总额。表1计算了按EBOPS统计的“金砖四国”海运服务贸易及分类项目的国际市场占有率。

从海运服务贸易总体来看（见表1），中国的海运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在“金砖四国”中是最高的，并逐步上升，由2001年的1.82%上升到2008年的7.44%，而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在海运市场的占有率较低，并且俄罗斯的市场占有率还在逐步下降，印度和巴西的占有率在缓慢上升，上升速度不及中国。就分类项目来看，中国海运市场的占有率主要来自于海运货运，这跟中国货物贸易的快速发展有很大关系，而巴西和俄罗斯在海运货运上的占有率很低，在海运其他上的占有率较高。

作为发达国家代表的德国的海运市场占有率远远高于“金砖四国”，并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说明传统的发达国家在国际海运市场上依然占据重要地位（见表2）。从分类项目来看，德国在海运货运和客运的市场占有率都高于“金砖四国”，特别是在海运货运上具有很高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只有在海运其他项目上低于巴西和俄罗斯。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标只考虑了出口因素，没有考虑到进口的作用，还应结合其他指标进行补充。

（二）竞争优势指数

贸易专业化指数（TSC）反映某一产业净出口与该产业进出口总额的比例，用来说明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贸易竞争力指数作为一个与贸易总额的相对值，它剔除了通货膨胀等宏观总量方面波动的影响，因此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之间是可比的。其计算公式为：

TSC =（Eij-Iij）/（Eij+Iij）

式中Eij为i国j产品或服务的出口，Iij代表i国j产品或服务的进口。TSC在1和-1之间变动， TSC>0表示产业处于优势，越接近1，竞争优势越大，TSC

从海运服务贸易总体来看（见表3），中国和巴西都没有竞争优势，但是中国和巴西的 TSC指数都在稳步上升，印度和俄罗斯在海运服务贸易上具有微弱优势，这种优势在逐步减小。从海运分类项目来看，中国在海运客运项目上具有竞争优势，2005年达到峰值0.679，此后开始下降；在海运货运项目上，中国、印度和巴西的TSC指数都为负，都没有竞争优势，俄罗斯也在2006年由竞争优势变为了劣势，但是中国的竞争劣势在逐步减小，2008年，中国的TSC指数值是四国中最大的，劣势最小。在海运其他项目上，俄罗斯具备竞争优势。

相比“金砖四国”，德国在海运服务贸易上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在不断扩大，特别是在海运货运项目上，优势非常明显（见表4），这与“金砖四国”在海运货运上的弱势形成鲜明对比，说明“金砖四国”在海运货运上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

结论

本文基于EBOPS统计，结合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和贸易竞争力指数对中国运输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测度，并分析了造成我国运输服务贸易劣势的原因，主要结论有：

同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的代表―“金砖四国”在海运服务贸易上尚未形成类似商品贸易领域的优势。甚至比照发达国家的代表国家德国来看，“金砖四国”中只有俄罗斯在海运其他上具有微弱优势，中国在海运客运上具有优势，而在海运中占比最大的海运货运具有显著劣势，与发达国家具有较大差距。横向比较金砖四国，俄罗斯依靠在海运其他项目上的优势，在海运服务贸易总体上具有微弱优势，而其余三国都处于劣势。但在分类项目上又存在不同，中国的优势在于海运客运，俄罗斯在于海运其他，而在共同的弱势项目海运货运中，中国的劣势最小。

参考文献：

1.陶明，邓竞魁.新兴市场服务贸易比较研究―以“金砖四国”为研究对象[J].国际贸易问题，20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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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江明，苏琴.我国运输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国际比较[J].国际贸易问题，2006（4）

4.殷凤.中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测度及其稳定性分析[J].财贸经济，2010（6）

5.黄庐进，王晶晶.中国和印度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比较研究[J].财贸经济，2010（1）

6.洪晓东.试论中国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J].经济导刊，2003（7）

7.何伟，何忠伟.我国运输服务贸易逆差及其国际竞争力[J].国际贸易问题，2008（11）

新兴市场研究篇4

关键词 金融脆弱性 新兴市场

一、金融脆弱性理论综述

1.金融的内在脆弱性

戴蒙德和迪布维格提出的银行挤兑模型,即DD模型揭示了银行体系脆弱性的根源:银行在进行流动性转换的同时,会产生非流动性资产对应流动性负债这一内在缺陷,而可能出现流动性枯竭。一旦出现流动性危机,就会发生恐慌,然后发展为对银行的挤兑。班德特和哈特曼认为,由于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借短贷长的特征,银行间市场和支付清算系统网络的复杂性,加上金融合约中本身所包含的信息和信用特性,决定了金融部门比经济中的其他部门更脆弱,更容易陷入系统性危机。

2.宏观经济周期对金融脆弱性的影响

明斯基提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通过分析借款企业财务杠杆与宏观经济周期的繁荣与紧缩长期波动的联动变化,揭示了金融的脆弱性。他将借款公司分为了三类:抵补性借款企业、投机性借款企业和“庞氏”借款企业。在经济处于上升周期,金融机构在繁荣形势诱导下会趋于放松贷款条件来抢占市场和追求更高的利润,而借款企业也倾向于采取更高的负债比率,体现高杠杆经营特征。总体看来,企业的投机性和庞兹性逐渐替代抵补性。在一段时间的持续高涨之后,经济开始走向衰退,此时,任何一个对生产企业的负面影响因素的发生都会很容易引起生产企业信贷中断,拖欠债务和破产,银行资产形成呆账坏账,直至破产。

为了更好的解释明斯基的金融内在脆弱性理论,Kregel提出了“安全边界说”。他认为,商业银行主要依赖摩根规则来进行贷款决策,即是否贷款主要参考借款人过去的信贷记录,而不是观察借款人的现实经营和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当宏观经济运行平稳的时候,企业的经营状况良好,往往能有足够的资金来还本付息,借款人和商业银行都变得很自信,安全边界不断的被侵蚀而越来越低,此时信用风险敞口正在扩大,开始产生了金融脆弱性。当安全边界降到最低程度时,即使宏观经济运行略微偏离预期时,债务链条就会断裂。

二、新兴市场金融脆弱性特别高的原因

1.高通货膨胀率

新兴市场普遍有高通胀的历史。Borio和Lowe认为,未预期的通胀率下降会加大未清偿债务的实际价值,增加违约风险。特别是通胀率下降的同时,如果央行又采取了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比在通胀率稳定的时期更可能对金融体系造成压力,金融脆弱性将趋于增加。

2.恶化的财政赤字

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存在央行独立性较低、政府公信力缺失等问题。一旦政府的财政状况出现问题,市场信心受到影响,就会引起股市、楼市和汇市的震荡,金融风险急剧累积,金融危机一触即发。

3.金融自由化

新兴市场国家作为国际金融制度的被动接受者,其自身的金融体制也往往是按照发展国家的模式发展起来的,并要面对发达国家所掌控的各国际金融组织的干预。新兴市场远不如发达国家市场那么成熟,所以这种发生模式是非自然的。此时如果并不具备充分条件而强行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或者采取了不恰当的步骤和方法,会加剧金融脆弱性,增加危机爆发的概率。

4.薄弱的制度建设

D-Kunt和Detragiache在实证研究中发现,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与银行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存在着相关关系。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普遍存在着制度缺失的问题,许多发生危机的国家都具有政府管理经验尚浅、投资保护不足,关联借贷,法律体系不完善,缺乏透明度以及会计准则的不当应用等问题。制度的不完善使得监管部门难以对银行盲目贷款和高风险经营行为进行约束,加剧了金融脆弱性。

5.通货和偿还期的错配

新兴市场大量引入外资投资和国际借款,并大部分都表现为外币形式,而且风险管理薄弱,很少对汇率风险采取对冲措施。此外,对外负债很大部分是短期借款,一旦流动性出现问题,极易出现债务危机。

参考文献:

[1]D-Kunt,A. & Detragiache.E.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 .IMF Working Paper.WP/98/83.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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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ckinnon,R. and Pill, H.International Borrowing: A Decomposition of Credit and Currency Risks.World Development.1998.10.

[5]Minsky,H.P.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The Jerome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Working Paper.1992.No.74.

新兴市场研究篇5

一、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新兴市场国家爆发了多次金融危机，发生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无一例外地在危机前后经历了资本大量流入、突然逆转、巨额流出的过程。1994年“墨西哥危机”, 1997年 “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以及随后在传染效应作用下急剧动荡的众多拉美国家的历史都印证了这一点。因此，新兴市场国家的危机和资本流动的关系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在刚刚经历过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中，新兴市场国家深受其害，资本大量流入、突然逆转和巨额流出的现象在这些国家再次上演。而本次资本涌入和回撤所波及的范围之广、规模之大、速度之快都史无前例。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新兴市场国家的危机和资本流动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拟就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动情况及其与危机的关系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做实证研究。研究共分为四部分，分别为：第一，新兴市场国家危机期间资本流动关系的机理分析，包括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强，资本的过量流入和巨额流出，资本流动的地区性差别；第二，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动和危机关系的实证分析；第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动和危机关系的机理分析

资本流动和危机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本流动波动性强

纵观历史，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资本表面上看似具有长期性，实际上即使在国内外投资环境较为和平的条件下，资本流动仍具有很强的波动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国际资本在新兴市场国家大进大出，尤其是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危机前后，资本流动都经历了资本大量流入到迅速巨额抽离的过程。

第二，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持续加快，甚至出现超速现象。这一方面表现在全球外汇市场的名义日交易额大幅增长；另一方面表现在金融衍生工具的总交易规模持续上升的情况下未平仓数额增长率下降，而交易期限明显缩短。

第三，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动会出现周期性逆转的现象。资本流动的周期性逆转不是某一特定新兴市场国家的特殊现象，而是所有新兴市场国家普遍经历过的事实，同时也反映出资本流动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

2.资本的过量流入和巨额流出

(1)资本的过量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在危机发生之前，都经历了一个巨额国际资本迅速流入的过程。新兴市场国家自身的资金存在一定的短缺现象，理论上来说适量的国际资本流入有利于这些国家充分利用国外资金发展国内经济，有利于这些国家缓解信贷紧张、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开放本国金融领域、促进本国金融体系的改革，以及增强本国金融业经营效率和管理能力。但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国内金融市场相对狭小，数额巨大的国际资本流入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往往是过量的。一方面，资本过量流入使这些国家面临经济过热、市场泡沫和通货膨胀的负面效应。这主要表现在，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入增加了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国内的消费和投资需求都随之上升，恶化了经常账户，也使国内的物价水平面临上升压力、房地产出现泡沫，最终恶化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另一方面，资本过量流入对实施固定汇率制的国家造成政策选择的难题。

(2)资本的巨额流出。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动会出现突然的转向并且资本会加速流出，事实证明这种突变与金融危机存在密切关系。国际资本具有逐利本性，这决定了资本流动必定会向高收益的国家和地区流动，因此一旦国内外紧急基本面发生变化，国际资本就会闻风而动、突然逆转。新兴市场国家对国际资本有较强依赖性，加上这些国家自身经济基础又存在固有的薄弱性，因此国际资本巨额流出往往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同时，资本在危机发生后加速流出又会使得危机继续深化和加重。

3.资本流动的地区性差别

在每一次资本流入新兴市场的大浪潮中，总有一个主导地区吸引着更多的资金。这主要是因为新兴市场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繁荣和衰退的周期也不是完全同步，各时间段内新兴经济体中那些宏观经济基本面较好、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的资本流入往往更多。这是追逐高收益的国际资本各国各地区之间转移的结果。然而也是因为这样当资本流向发生逆转并巨额抽离时，这些国家就沦为受危机冲击最严重的地区。

综上所述，资本流动的强烈波动性、资本流动过量流入和巨额抽离既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危机中资本流动的表现，也是诱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并会在危机发生之后继续恶化国内经济情况，增加经济整体的波动性，使新兴市场国家原本就脆弱的宏观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三、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动和危机关系的实证分析

1.数据选取与说明

本文采用1995年-2009年新兴市场国家 的GDP增长率和私人资本净流入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GDP增长率采用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数据库所公布的实际GDP增长率，私人资本净流入（Private flows net，PF）数据也采用自该数据库。

2.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直观的来看，过量的资本流入往往预示着危机即将到来。90年代出现了国际资本大量涌入新兴市场国家的浪潮，根据IMF的统计，1990-1996年间新兴经济体的私人资本净流入额年平均为1481亿美元。但是仅1996年一年，私人资本对新兴市场的净流入就达到了空前的2408亿美元。在这一时期，新兴市场的吸引力和发达国家的推动力产生了同方向的正面合力，推动了新兴市场的表面繁荣。而2007年新兴市场国家私人资本净流入的规模之大史无前例支撑了这些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参见图1)。2007年新兴市场国家私人资本净流入高达9290亿美元，约占GDP的6.9%，比2005年的两倍还要多。这一数目的庞大和增速之快显然比1996年新兴市场国家的私人资本净流入3200亿美元(占GDP的5.7%)更加惊人，这使得新兴市场国家整体的经济增长率在2007达到了历史最高的7.9%。这些资本流入国从2007年纷纷面临经济过热，市场出现泡沫，通货膨胀压力显著增强，以中国为例，消费物价指数在2007年11月到2008年7月一直处于6.50%-8.70%的高位，房地产市场也火热异常。事实上，每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与资本流入的趋势是一致的(参见图1)。历史证明，这些都成为了危机的先兆。

3.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上述的变化趋势需要进一步检验，因此以下部分将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和数据分析。

(1)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设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对数GDP为自变量，私人资本净流入的对数PF为因变量，假设其他因素不变。在检验和分析之前，需要对各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即验证实际经济增长率序列与私人资本净流入序列是否为平稳序列且同阶单整。否则，模型的建立将是无意义的。采用统计软件分析对两组变量的序列进行检验ADF，结果如下：

经检验，实际经济增长率（GDP）序列与私人资本净流入（PF）序列各序列均在5%的显著水平下为1阶单整平稳过程，所以可以对各序列进行协整分析。

(2)协整性检验。根据协整理论，两个变量，虽然他们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但是如果它们是协整的，则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本文采用Q检验统计量检验残差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见图3。

在图2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实际经济增长率（GDP）与私人资本净流入（PF）的残差序列是一个白噪声序列，因而是平稳的。这证明了实际经济增长率序列与私人资本净流入序列存在显著的长期协整关系。因此可以使用经典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其相关性。

(3)经典线性回归分析。由以上分析可知，实际经济增长率序列与私人资本净流入序列存在显著的长期协整关系。因此可以使用经典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其相关性。

由回归结果可知，P=0.015（P值表示将观察结果认为具有总体代表性的犯错概率），PF的系数=0.641621，由此可知，经济增长与私人资本净流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也验证了前面的分析，即当危机期间的资本流动波动性很强时会出现资本流动的过量流入和巨额流出的现象。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动情况及其与危机的关系做出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私人资本净流入之间有显著地正相关关系，危机期间的资本流动波动性很强，会出现资本流动的过量流入和巨额流出的现象，并呈现资本流动的地区性差别。

因此，针对当前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金融形势严峻、部分国家经济陷入衰退、社会稳定面临巨大挑战的现状，新兴市场国家在开放金融的市场条件下应当采取以下措施：应当加强对市场的官方支持，促进经济步入正轨；加强国际合作, 各国协调有关国际资本流动的政策，建立新的合理的国际金融政策框架；应当在不妨碍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下, 适当加强跨境资本监管、增强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应当做好应急性的准备，建立全面的机制以减少系统性清偿能力问题，同时加强公司重组框架体制建设，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和和银行重组机制；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当考虑到兼顾支持需求的需要、防范加剧资本流出和损害金融稳定的风险的需要两个方面。另外，新兴市场国家积极为自身争取在国际社会的知情权、话语权、规则制定权；保证充足的外汇储备，积极拓展外汇储备投资领域；减少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加强各国汇率政策协调等措施也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资本流动研究课题组，《金融风暴下的国际资本流动态势与展望》，北京，《中国金融》，2009年第1期，第62-第64页

[2]丁志杰:《亚洲金融危机会不会重来》，北京，《中国外汇》，2007年7月，第47-第48页

新兴市场研究篇6

二、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

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FSFDI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较低,并且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流,而流向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数量较少。此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全球FSFDI总额大幅增长,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吸收的FDI数量迅速增加。如中东欧转轨国家在银行体系改革过程中大量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流向中东欧国家金融部门的FDI迅速增加;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之后,以西班牙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和美国开始大幅增加对拉丁美洲国家金融部门的FDI;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些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也开始在银行市场逐步引入境外投资者。从数量上看,在1990年至1996年这一时期,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吸引的FDI总额仅为60亿美元左右;而在 1997年至2001年这一时期,该数额增加到700亿美元,其中仅2001年一年便达到200亿美元。笔者认为,新兴市场国家FS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个:

第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是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直接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大幅增长。发达国家的大银行由此也纷纷加大了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以便继续为本国的跨国公司提供金融服务,即所谓的“跟随客户”(follow thecustomer)策略(Williams,2002)。这是早期的也是较有影响的对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理论解释。从实践上看,中东欧转轨国家金融部门FDI的迅速增长得益于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如欧盟东扩)的不断加快;而拉丁美洲国家金融部门FDI的迅速增长则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和以美国为主导的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努力。

第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纷纷放松金融管制,加快金融自由化进程,进而解除了境外金融资本进入其金融部门的政策,使 FSFDI的大规模增长成为可能。90年代初期,中东欧转轨国家普遍进行大规模的银行不良资产清理、注资以及面向国内的私有化,但这种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成本高昂却收效甚微。9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国家逐渐开始放松金融管制,在银行改革过程中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并最终选择了对外资银行的全面开放。拉丁美洲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在90年代中期之后也大大加快,主要表现为放松金融管制和开放资本账户;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也逐渐开始向外资银行开放本国银行市场。这些举措消除了国际金融资本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提高了大型跨国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积极性。

第三,发达国家的大银行对利润的追求和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务的需要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银行市场的内部整合,使其国内金融市场日趋饱和,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利润空间逐步缩减。为了寻求更大的资产规模(避免被其他金融机构并购)和开拓更广阔的市场以增加盈利能力,发达国家的大银行加大了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George Clarke等(2001)指出,(新兴市场国家)非饱和的、欠发达的以及低效率的金融市场能够为外资银行带来较高的收益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此外,这也是其获取规模经济收益和在全球范围内分散经营风险的需要。虽然有学者(Amihud等,2002)认为,FSFDI并不一定能够有效分散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其潜在的收益可能被新的经营风险抵消,以及FSFDI是否能够提高外资银行的效率也值得怀疑(Berger等,2000),但一般认为,FS-FDI能够提高外资银行的资产多样性并有利于其在全球范围内分散经营风险,同时可以获取规模经济的收益并提高经营效率。

第四,通讯技术的进步、信息网络的普及与跨国交通的便利降低了FSFDI的信息成本,从而更加有利于跨国金融机构的组织和管理。Farouk(2004)指出,信息成本是影响FSFDI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对信息成本的影响最大。Buch(2001)的研究也表明,地理距离一直是外资银行在进行跨国投资决策时考虑的重要因素。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跨国交通的便利大大降低了由地理距离带来的信息成本,而且信息网络在新兴市场国家的日益普及,也有利于外资银行在不同国家的分行(或子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和信息分享,从而使其母行更容易提高组织和管理的效率并获得规模经济收益。

三、FSFDI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影响

1. FSFDI对资本分配效率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一般认为,FSFDI会强化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体系的竞争,从而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率。大量的经验研究证明,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够有效地降低东道国(Host Coun-try ,在本文中指吸收FSFDI的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的运营成本并提高其效率(Claessens等,2001;Claessensand Laeven, 2003;Martinez and Mody, 2003)。虽然如此,但外资银行的进入并不一定带来利润的增长。一种解释是外资银行较国内银行更为保守,提取更高的不良贷款准备并执行严格的贷款风险评估方案;另一种解释是,竞争的加剧使贷款的价格(利率)更为低廉,向银行申请贷款变得更加容易,银行成本降低和运营效率提升所带来的利益更多地被转移至客户身上。东道国金融体系效率的提升使信贷分配状况得以改善,关系型融资得以控制。这主要是由于外资银行在作贷款决策时,会依据其标准化的贷款条件和风险加权价格,排除那些不符合贷款标准、道德风险较高的申请者,进而降低产生不良贷款的可能性。在新兴市场国家,一个普遍的担心是外资银行采用较为严格的贷款 条件会增加一些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如中小企业将难以获得外资银行的贷款支持。如Berger等(2001)指出,由外资控股的大银行在向信息透明度不高的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存在缺陷。但也有相反的观点,如Peek and Rosengren(1998)以及De Young等(1999)的研究证明,外资银行倾向于将贷款份额的一小部分分配给中小企业,但中小企业向外资银行申请贷款的积极性并不高;Marc Farnoux等(2004)的研究也证明,外资银行在信贷分配上并不歧视东道国的中小企业。

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够促进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如基金市场、证券市场以及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发展。这是因为,在金融市场尚不发达的新兴市场国家,外资银行拓展业务的一个重要手段是通过金融创新来占领市场份额(如为客户提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而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现必然要求在这些国家发展相应的金融市场。此外,外资银行出于避险和对冲风险的需要,会通过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和构建法律框架的建议等方式协助东道国的金融当局发展相关的金融市场。

2. FSFDI对宏观经济金融稳定性的影响研究表明,外资银行的金融创新活动会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催化剂。其金融创新会促使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不断更新监管理念与监管方法,提高监管从业人员的素质,从而加强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此外,为了规避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外资银行本身具有很强的维护和保持东道国金融体系稳定的内在驱动力。因此,从中长期来看,FSFDI能够增强东道国的金融体系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进而使东道国的宏观经济金融更加稳定。如 Demirguc等(1998)的研究发现,外资银行的数量与东道国爆发银行危机的可能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外资银行具有稳定东道国金融体系的作用。 Bonin等(2003)认为,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和中东欧转轨国家,与私有化改革之初的混乱情况相比,外资银行起到了增加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作用。具体而言,外资银行作为跨国银行,其资本实力雄厚,资产多样化程度较高,信贷风险管理能力较强,因而对东道国商业周期波动的敏感度较低,能够为东道国的客户提供相对稳定的贷款。而对东道国商业周期敏感度较高的跨境贷款以及本地银行贷款则难以做到这一点。此外,在金融危机时期,外资银行可能会起到“稳定锚” 的作用。因为外资银行资本实力雄厚,而且在必要时会得到母银行的资金支持,这使其在东道国金融危机期间能够保持经营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破产概率相对较低,因而有利于东道国的金融稳定。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危机期间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这主要由于投资者对其金融机构失去信心,而外资银行可以在危机时期充当东道国国内资金的“避风港”,从而使资本外逃变成东道国金融体系内部的资金转移(即资金由内资银行转向外资银行),减少由于资本外逃对汇率和利率形成的压力以及对实体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

3. FSFDI产生的问题与东道国金融监管当局面临的挑战首先,外资银行的重大决策,如风险管理和信贷评估策略,往往由其所属国的总部决定,而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仅负责日常的管理和运营。因此 FSFDI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融入其总部的全球经营战略而丧失了独立性。这一方面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会更加专注于境内业务,进而导致其国际化程度下降并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另一方面,使东道国更容易遭受来自外资银行总部所在国的外部冲击。如在特殊情况下,当外资银行的总部陷入困境时,由此带来的全面收缩可能对东道国产生负面影响。这可以看作是传染效应。此外,外资银行总部的经营战略和风险偏好的变化也可能对东道国产生影响。如出于调整经营战略的考虑,外资银行总部可能缩减其在东道国的金融产品种类,而这可能与东道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目标函数相左。其次,FSFDI可能导致信息缺失进而加剧信息不对称。当外资银行的总部决定将其在东道国境内的子银行摘牌停止上市时,会造成市场信息的缺失。一方面,股票市场所具有的价格信号功能消失了;另一方面,由于子公司不再需要公司的财务状况、营业状况等信息,市场透明度将会因此下降,市场分析人员也无法评估和分析银行的经营状况,从而加重了信息不对称,并削弱了市场的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也将变得困难。因为监管部门难以准确衡量外资银行的经营状况和风险情况,这要求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弥补由于信息缺失带来的信息不对(文秘站:)称。

总之,外资银行的经营战略和金融创新可能会产生新的金融脆弱性,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当局面临的重大挑战。1998年,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委员会和国际保险业监管委员会举办的联合论坛上,与会各方深入研究和探讨了如何加强对大型跨国金融集团的监管,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其中着重强调了应当加强外资银行所属国与东道国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分享与合作,构建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以便最大限度地避免危机,确保双方金融监管的审慎有效。

四、新兴市场国家吸收FSFDI应注意的问题

1.加强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努力消除监管信息的不对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资银行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直接投资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单独开设分行逐渐变为通过并购本土银行建立控股子公司。例如在中东欧国家,到2003年末,有超过85%的外资银行以控股子公司的形式开展业务;在1994至1998年间,外资银行在拉丁美洲设立的控股子公司数量也由6家增加到56家。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设立分支机构需要大量投资,会影响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而控股子公司则可以利用杠杆效应,以等量资金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分支行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只能以总行的名义开展各种业务,因而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而子公司则是独立于总行的法人实体,既有利于其总行实现多元化发展,也能有效应对新兴市场国家不同程度的中央集权,规避各种针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监管条例。FSFDI形式的变化增加了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监管信息的不对称。为此,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应当继续加强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改革陈旧的金融监管框架,提高金融监管从业人员的素质,并与其外资银行所属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加强沟通,分享监管信息,以此努力消除监管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的监管无效。

2.合理控制FSFDI的数量,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虽然FSFDI能够为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一系列的正面效应,但FSFDI并不是越多越好,合理控制FSFDI的数量至关重要。一方面,过高的FSFDI比率可能会使新兴市场国家更容易遭受来自外资银行所在国的外部冲击;另一方面,FSFDI对东道国的金融机构存在较强的正向激励,因此在理论上,一国存在一个FSFDI的合理比率。一般而言,小型开放型经济体更容易获得金融自由化的收益,因而可以保持相对较高的FSFDI比率,而规模较大的国家在吸收FSFDI问题上则须谨慎。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在合理吸收 FSFDI的同时,应当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如前文所述,FSFDI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融入大型跨国银行的全球经营战略中而丧失了独立性,其国际化程度下降并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因此,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当局应当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积极融入金融全球化的进程,面对和接受外资银行的竞争与挑战。同时,提高国际化程度也是实现多元化发展,分散经营风险的客观要求。

3.统筹 规划FSFDI的格局,避免来源国过于集中东道国的金融资产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无疑会对东道国的经济产生较为复杂的影响。如果东道国与该国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较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致性较强,社会、历史以及文化之间的差异较低,那么东道国可能会从这种集中的FSFDI格局中获益。但现实中,新兴市场国家很难找到完全符合上述条件的FSFDI来源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其FSFDI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不仅会削弱其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并加深对该国经济的依赖,而且还会增加遭受来自该国外部冲击的风险。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往往只是被动地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FSFDI,很难与发达国家形成互动,即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机构很难向发达国家进行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为此,统筹规划FSFDI来源国的格局,避免本国的FSFDI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就显得十分必要。从目前来看,拉丁美洲国家FSFDI的来源国集中程度较高,如在智利、阿根廷和巴西,每年分别有约91%、65%和58%的FSFDI来自西班牙;墨西哥每年约有 66%的FS-FDI来自美国;中东欧转轨国家FSFDI来源国的格局则较为合理,如波兰每年吸收的FSFDI分别来自德国(22%)、美国(21%)、意大利(18%)、爱尔兰(14%)与荷兰(8%);捷克FSFDI的主要来源国则为奥地利(39%)、比利时(24%)、法国(22%)和美国(12%);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由于FSFDI数量较低,尚未表现出明显的集中趋势。

新兴市场研究篇7

b. 协助中、外教授课堂教学，包括帮助授课老师准备课程材料及课堂评估，协助教授做课堂教学记录，搜集资料以及解决各项教学设备技术问题等;

c. 负责学生的学籍数据库管理及校友会维护拓展，并及时收集反馈学生提出的问题和意见;

d.使用多平台高效准确发布课程、活动信息，安排好学生论文答辩、毕业等各项工作;

e. 协助留学生参与学院相关的大型活动，时刻关心留学生学习生活，事无巨细地为留学生解决困难;

任职要求：

新兴市场研究篇8

一、宜兴紫砂艺术悠久的制陶背景

宜兴，古时称为“荆邑”、“阳羡”， “陶的古都，洞的世界，茶的绿洲，竹的海洋”，概括了宜d从古至今各大项历史优秀积淀，宜兴是“紫砂壶”的原产地，拥有石灰岩溶洞80多个，著名的有善卷洞，张公洞等。茶园3500余公顷，竹海纵横八百里。宜兴陶土资源储量丰富，早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出现关于宜兴陶土矿产资源的探索，比如“嫩泥出团山”、“天青泥出蠡墅”等资源分布的情况。经考古发现，宜兴制陶有6000年的历史渊源。陶器的起源，是不同地区的农耕文化的产物，宜兴位于长江下游的太湖之滨，六千多年前，生活在宜兴的先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开始烧造原始陶器。宜兴窑厂集中在丁蜀镇。丁蜀镇是中国陶文化的起源地，它拥有优质且丰富的陶土和燃料产区，几乎是家家户户制陶。2000年，江苏省将丁蜀镇定位为“我国著名的陶都，江苏省重要的工业旅游城市，苏、浙、皖接壤地区的商贸综合服务城市”。

二、分析宜兴茶叶产业与紫砂原料的开采现状的联系

宜兴是中国最负盛名的古茶区之一，是中国重要的茶叶基地之一。三国时代，宜兴产出的“国山茶”已经闻名江南。唐代茶圣陆羽经过长期的观察，更是创作《茶经》来赞赏宜兴产茶叶“芬芳冠世产，可供上方”。阳羡茶自此声名大噪，并被纳为贡茶，上供朝廷。宋代名士坡也写下“雪芽我为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山”以表明对阳羡茶叶，紫砂壶的喜爱。茶兴而陶生，天下六大茶类，好茶无数，紫砂泥数种泥料，朱泥的绵密柔滑，段泥的质坚温润，泥性不同，造就的韵味也截然不同。从明至今，别出心裁，因此紫砂对应的茶叶，能把所有的茶泡出最好的味道，再加上大家风范巧夺天工的设计，视觉上也是极致的享受。到1990年年底，宜兴境内发现各类陶土矿点102处，其中甲泥矿28处，白泥矿36处，嫩泥矿21处，紫红泥和小红泥矿12处，瓷土矿5处，探明储量7300余万吨。目前，紫砂泥估算探明储量和保有储量均有90余万吨。在对大量甲泥的开采过程中，人们发现紫砂泥的原料泥。茶文化的兴起带动了紫砂陶的发展，使得众多爱茶的文人因茶而爱壶，因喜壶而更深的探究茶艺，使得紫砂文化盛行于民间宫廷，对茶艺的探究促进了紫砂壶的发展，茶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茶具必然会相对应改进，文人的赞美与茶叶规模的壮大，紫砂陶的出现就顺理成章了。与此同时，加大了对紫砂的开采，紫砂矿泥出品不易，它深藏在粗陶用泥的夹泥之间的矿岩，有“岩中泥，泥中泥”的称号，开采困难，虽然泥矿不断发现，但紫砂泥的储量相对不高，加之初期对紫砂的大力开采，紫砂矿藏其实不容乐观，因此，我们对紫砂文化欣赏继承，应适当开采紫砂泥，合理利用紫砂资源，为后代留下可开拓空间。

三、宜兴制陶文化的艺术欣赏及教育传承价值

陶器的发明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端，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翻开人类发展史上的新篇章。是人类发明历史的重要成果，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宜兴紫砂器是汉族特有的手工制造陶土工艺品。在拍卖市场，宜兴紫砂壶是具有很高收藏价值的“古董”，尤其是名家大师的作品，制作优良，外观精美，使用感强，一把壶的制作甚至长达几年。因此往往一壶难求，更是有“人间珠宝何足取，宜兴紫砂最要得”一说。宜兴紫砂文化源远流长，伴随着中国的复兴与强大，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的复兴，推动着宜兴经济与文化双重的发展，因此茶叶文化与紫砂茶具的兴起也有着必然性。而紫砂茶艺更是有着重要的教育价值。紫砂文化作为宜兴的标志性物件，每当谈起宜兴，最先提起的必然是紫砂壶，可见紫砂壶在中国各地甚至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颇深。教育传承紫砂文化，不仅仅是对先人智慧的继承，使紫砂文化发扬光大，完善人格教育的社会，培养陶艺艺术家和设计师，还是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使中国几千年陶瓷史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光辉的一页。

四、促进宜兴紫砂陶艺前瞻性的保护发展和与时俱进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文化快速发展，人们对生活品质不断更高的追求。大批的紫砂壶艺者也在此时脱颖而出。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90年代，紫砂壶的发展进入繁荣阶段，呈现出一片大好的景象。典型名家大师有朱可心、顾景舟、蒋蓉等，为紫砂壶工艺与后人留下众多珍品，所以对紫砂的文化传承与原料保护显得尤为重要。对于紫砂陶艺的传承，有基础的两点思路。其一是传统师承，其二是开办专门艺术学院进行授课，这些措施均促进宜兴紫砂文化的快速发展壮大。传统紫砂陶艺的学徒期限一般为三年，长则五六年，在师傅收徒时，首先要对即将入门的弟子进行观察，根据学徒的资质传授。师徒传承要手把手、面对面地教学，所以一门所出的师徒在风格，习惯上都有很大的沿袭，但又因个人的特性有不同程度的创新。资深老艺人传授徒弟技艺但不从事生产，没有了生产的压力，学徒只需在学习期间专心于技艺的学习创造，有着相对较优异的条件，使这批原本就拥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学徒迅速成长。

五、结语

宜兴紫砂文化盛行，实用与艺术价值并存的紫砂壶深得大众喜爱，是对宜兴紫砂价值的肯定，更是对中国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但传承困难与紫砂泥原料稀缺现状更应被提上日程，保护创新宜兴紫砂文化任重而道远！

作者简介：许丹（1996.2-），女，江苏宜兴人，本科，江苏大学京江学院，主要研究方向：能源经济。

新兴市场研究篇9

新兴产业指新技术产业化形成的产业。近年来，西部地区新兴产业经历了一个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过程，同时其市场、技术、资金、政策环境等方面都独具特色，但它们的成长道路折射出了西部许多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这使西部同一产业内不同技术链环节的市场结构与中东部差异很大，进而使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对西部新兴产业市场结构丧失了相当的解释力。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不仅仅是个微观市场结构问题，而是关系整个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重大问题。在熊彼特批判完全竞争模式的缺陷及在信息不对称理论得到广泛认同后，市场完全竞争理论仅仅作为一种理想的但不切合实际的市场发展模式。而对于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范式的研究，实际上是关于完全垄断范式和寡头垄断范式，也将成为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模式选择的争论。

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市场结构特征分析

西部新兴产业内部层次明显，因技术、市场、资金、人才、政策环境等多方面的特殊性，战略环节导入期较长，形成垄断市场结构，而非战略环节分散竞争，而且不具备重要的研发技术，因此竞争力差，具体表现为：

（一）市场不确定性降低

产业技术创新的开发，能否商业化运作存在不确定性。同时缺少有关特定市场未来发展方向的相关信息，市场发展更难以预测。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滞后于发达国家或地区，其需求对象及市场发展方向都相当明确，因而市场不确定性减少。

（二）市场容量大

西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人们收入快速增加，国内市场规模迅速扩张，潜力巨大，同时对新兴产业，国家或地方政府有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扶持，以避免国外产品的冲击。

（三）产业链复杂

新兴产业包含着围绕特定产品或服务所开展的一系列生产或服务活动，存在上下游的链接关系，并形成了一个彼此紧密联系的产业链网络体系，其中支撑产业活动的关键技术的链接即核心技术链，它是支撑核心产业链运行和发展的基础。核心元件技术是指产业中核心元件的开发与设计技术，而产品架构技术指那些在终端产品实现过程中所使用的系统设计技术和重要组装技术（洪勇等，2007）。

新兴产业内部不同技术环节市场结构的变动趋势

西部地区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新兴产业关键技术环节的结构性进入壁垒将发生变化，表现为：

承接产业转移给西部带来了巨大的技术转让和直接投资，但发达国家或地区努力保持技术垄断和技术优势，牢牢把握住其核心技术。当西部产业某一环节的技术突破时，我国东部或发达国家为了继续获取超额利润，将被迫转让部分核心技术。

资本积累不断增加。资本短缺曾经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随着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及近年产业转移的不断增加，西部金融形势发生巨大的改变，一些大型企业也能够较容易地获得廉价的银行信贷资金，资本约束大为减轻，部分产业甚至出现资本过剩现象。知识技术的溢出效应。知识技术的传播、扩散及增值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趋势，主要因为新兴产业技术势差的普遍存在，从势位高的组织向外扩散，创新技术也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不断伸展，加上西部企业缺乏成熟的技术保护机制，加速了技术的扩散。

市场需求因素。随着产业的发展，其商品将不断成熟，市场容量也不断增加，人们对该产业的技术、顾客、产品开发、竞争者情况等也有了确切的感知。另外，为了避开关税壁垒、反倾销及地方行政制约，规模企业可能会在西部直接投资建立生产企业，进一步提升市场的知名度及需求。

与世界先进企业相比，西部地区企业还处于弱势地位，难以实现技术垄断；它们也难以像发达国家优势企业那样，生产出相互兼容的第二代产品，增加用户的转换成本，对两代产品实施捆绑销售（吴照云、余焕新，2008）。因此，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链环节，将会有较多的大型企业进入，分享其利润并构成竞争关系，其市场结构也由原先的垄断市场结构演变为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而非核心环节也发生巨变，企业向集团化、集群化方向发展，竞争形态也由分散走向寡头。

西部地方政府在新兴产业市场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一）对新兴产业核心环节给予大力扶持

新兴产业核心环节肩负着振兴西部民族工业的使命，同时顶着技术创新的压力，应该受到重视，给予技术方面的扶持，比如，建设和完善科研基础设施对这类企业开放的机制，加速科技资源向这类企业的流动等。西部地区的新兴产业核心环节不仅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也是资金密集型的，因此特别需要资金和人才的支撑，如政府财政投入、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风险投资资金等。例如广西区政府通过完善和规范市场，完善中介服务，动员大量社会资金投入高技术产业领域。

（二）对新兴产业非核心环节给予适当的引导

对于新兴产业中的非核心技术环节，政府有必要对其给予及时和必要的引导，避免其低水平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的局面，而发展产业集群是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重要选择。产业集群，是指特定的领域里相互联系的公司和机构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建立在社会关系和网络基础之上，形成上、中、下游结构完整，支持产业体系健全，具有灵活机动等特性的有机体系。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规划，引导进入新兴产业非核心环节上企业形成产业集聚，进而形成集群。

（三）明确市场规则

核心环节获得的高额垄断利润，会诱使众多厂商进入该环节。因此，政府要采取相应政策措施，防止产业进入成长期的混乱，如政府对特定新兴产业的企业进入和退出行为作出明确的规范。对进入进行管制是为避免厂商的过度进入导致过度和低效的竞争，降低退出壁垒是为经营不善的厂商提供一条正常、高效和低成本地转移配置不当资源的途径（杨蕙馨，2000）。

（四）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和引导

西部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中国有制占据主体地位，而以国有制为主体的大公司和大集团，一方面容易造成政企不分，另一方面由于产权单一，不易形成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有限的提供公司持续发展资金的能力，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未来扩张能力（牛文等，2006）。相反，民营企业却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因此，西部地方政府应在税收、资金、技术等方面给民营企业一定的扶持，引导创建合适的组织形式，拓展发展空间。

（五）推动企业优化重组

推动企业优化重组，强强联合，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增强与国际规模企业竞争的实力。国际规模企业，在各自保持自身独立发展的同时适时进行重组与联合，优势互补已成为国外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手段之一。而西部新兴产业，无论零部件生产企业还是整个产品生产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技术交流合作不多，更别提重组与联合。因此，地方政府应在促进新兴产业企业之间的合作、专业化分工方面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1.吴照云，余焕新.中国新兴产业市场结构演变规律探究—以有机硅产业为例[J].中国工业经济，2008（12）

2.杨蕙馨.从进入退出角度看中国产业组织的合理化[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1）

3.陆奇斌等.中国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关系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4（10）

新兴市场研究篇10

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之前，金融危机通常表现为某种单一形式，例如60年代的英镑危机为单纯的货币危机，80年代的美国储贷协会危机为典型的银行危机，而80年代导致拉美国家进入“失去的十年”是纯粹的债务危机。然而，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在本币大幅贬值至超过政府规定的波动幅度从而被迫放弃原有汇率制度的同时，当事国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银行业危机，银行坏账率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甚至出现了存款抽逃和银行挤提等现象。此外，墨西哥、泰国和韩国等国家在危机发生期间还出现了外汇储备无法保证外债按期偿付的债务危机。换言之，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以及债务危机的同时或相继爆发作为现代金融危机的一个典型特征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特征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尤为明显。这一共生性现象意味着上述三种类型的危机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而且从理论上分析这种联系的确存在。

涉及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研究文献总的来说可归为两类：一类是集中分析分别对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具有一定预警能力的金融指标。通过对此类研究文献的汇总我们发现，对货币危机具有一定预警能力的指标主要有：实际汇率的升值、出口增长、进口增长、贸易条件的恶化、经常账户余额、外汇储备、短期债务／外汇储备、国内信贷、实际利率等(IMF，2001)；影响债务危机的金融指标主要有：人均收入、通货膨胀率、GDP增长、外汇储备、外债违约历史、债务／出口比、经济发展水平等(Edison，2003)。对照这两类危机的影响因素，我们可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对这两类危机均产生影响的共同因素非常少，仅有出口增长、贸易条件、经常账户／GDP以及外汇储备四个指标。这意味着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诱发因素或来源可能是不同的。有些学者甚至认为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之间不存在影响关系。例如，GKR(Goldstein， Kaminsky and Reinhart，2000)与IMF(2001)认为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件。IMF进一步认为，某一国家的盯住汇率制变得不可维系，可能是由于某些宏观方面的原因而与该国是否有能力偿付其外债无关。此外，一国也可能发生债务拖欠或出现债务违约，而同时其汇率未发生任何变动，1999年的巴基斯坦就是这种情况，当时政府公开宣布停止偿付一切外债，但这并未导致其汇率发生大幅度贬值(IMF，2001)。

另一类研究文献则主要围绕主权信用等级展开。债务危机通常表现为一国对其主权债务发生违约，从理论上分析，反映一国主权债务违约可能性的主权信用等级应当是研究者或市场参与者关注的一个焦点。主权信用等级可视为一组宏观经济基本面信息的集中体现，而这些宏观基本面因素影响着主权债务的违约概率。为此，Cantor和Packer(1996)、Juttner和McCarthy(1998)以及Bhatia(2002)等许多学者就主权信用评级与一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均发现宏观经济变量可以很好地解释主权信用等级。

既然主权债务评级中蕴含了众多基本面因素的信息，那么债务危机与货币危机是否可能通过主权债务等级这一渠道发生联系呢?许多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研究的结论大体一致，即主权债务评级并不能预测货币危机，反而只是货币危机的一个事后反应(GKR，2000；IMF，1999；Radelet and Sachs，1998；Reinhart，2002)。当然，这些研究也分析了主权评级未能预测出危机的可能原因所在。

然而，对上述所提及的GKR(2000)、IMF(2001)以及Reinhart(2002)等文献进行仔细研究发现，这些文献所考虑的债务危机大多都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债务危机大多都是对银行辛迪加贷款发生违约。与上述研究有所不同，Amadou(2003)试图来回答在1994～2002年这一动荡时期内，主权债务等级是否有助于预测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之所以选择这一样本时期，主要是考虑到这段时期的债务危机大多是对主权债券发生违约，这显然与80年代的银行信贷市场债务违约有所不同。他的研究发现与已有研究相同的是，主权债务评级并不能预测货币危机，反之只是货币危机的一个事后反应；而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当选择1994—2002年为样本期，同时当债务危机被定义为主权债务利差超过1000个基点时，那些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通常在危机爆发两个季度之前就会经历资本市场规模的快速下滑以及外债利率的急剧上升，并且滞后的信用评级或评级变化(还包括不利的经济展望以及信用观测)有助于预测这样的债务危机。

基于已有研究所得出结论的不一致，同时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债务危机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是通常表现为主权债券的违约，二是通常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本文以18个新兴市场国家在1990—2004年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对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首先，我们考虑到如果按照债务危机的传统定义，在所选择的样本期间，很少发生主权债务违约的事件。例如，根据穆迪公司(Moody)发布的一项统计，上世纪90年代以来总共有9个国家经历了10次违约事件(Moody Compang， 2003)。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主要借鉴了Amadou(2003)中的思路对债务危机进行了重新界定，并且按照这一新的定义，对所选择样本数据进行了重新分析，从而大大增加了债务危机的发生次数、扩大了样本规模。其次，既然主权信用等级蕴含了多个定量或定性经济基本面因素的信息，而这些经济指标对危机应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这意味着从理论上分析主权信用评级应有助于预测危机。基于此，本文参照GKR (2000)的研究思路，针对所选择的样本数据，采用logit概率回归模型来估计主权信用等级在预测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时的表现。最后，我们转换一种思路，不直接将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挂钩，而是将货币危机与主权债务违约概率相联系，通过借鉴Duffle和Singleton(2003)一文中的转换模型，将收集到的主权评级数据转化为主权债务违约概率，同时通过计算获得样本数据相对应的货币危机发生概率，采用不同形式的估计模型来探讨货币危机与主权违约概率的相关关系。

二  经验研究的准备工作

(一)主权信用评级数据的获得

大多数有关主权信用评级的研究都将评级机构发布的字母等级转化为数值等级。然而，除了定期发布主权信用等级之外，国际知名的评级机构通常也会在正式宣布升级或降级之前，定期公布或正面或负面的等级展望报告，并且随后发布一些关于主权等级升级或降级的评论或重点观望名单。例如，标准普尔公司(S&P)曾公开表示，其发布的信用观望(credit watch)就是依据一些公开的事件与短期趋势来预测 90天内信用等级变化的可能方向。此外，S&P定期公布的等级展望报告就是对6个月到2年之内的信用等级可能变化的方向所做的预测。

参照Amadou(2003)的做法，我们将Moody或S&P做的字母等级转化为数值指数，取值范围为1-58，具体的对应关系可参见附表1。同时，根据信用观望为正面还是负面来决定如何进行上下调整。由此，我们可通过Moody与S&P公布的主权信用等级计算出月度平均综合评级指数(It)。考虑到评级指数可能存在的非线性，我们进一步对该综合评级指数进行对数变换：Rt=ln(It/(59-It))。

(二)对债务危机的重新界定及债务危机数据的获得

鉴于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债务危机的频繁发生，许多学者开始关注主权违约和主权风险的决定因素。相关研究首先需要对债务危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通常情况下，债务危机的发生意味着下列事件的发生：债务重组、未按期支付本金或利率而发生欠款、国际货币基金贷款协议的上限部分。一些研究综合考虑上述三个事件来定义债务危机；另外一些研究简单地采用某一个单个事件或对债务重组或欠款的度量来识别债务危机。例如Lee(1991)、Balkan(1992)、Lanoie和Lemarbre(1996)以及Marchesi(2003)采用债务重组的概念来定义债务危机；Hajivassiliou(1994)在定义债务违约时则考虑了所有上述三个事件。此外，考虑到90年代以后所发生的债务危机大多以对主权债券发生违约为特征，穆迪公司将一个主权债券的发行者满足下面的一个或多个条件时定义为违约状态，相关条件是：(1)延期支付利息或本金，尽管最终在宽限期之内付清；(2)发行者以息票率或面值更低的债券来代替原来的债券；(3)发生不公平的交换，以帮助发行者避免陷入更严重的违约中去(MoodyCompang，2003)。然而，当我们试图采用上述债务危机的定义时会面临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主权信用评级的历史较短；第二，主权债券发生违约的事件非常有限，自1985年以来，仅有7个主权债券的发行国家对其外币债券发生了违约，而且大多集中发生在1998—2002年。鉴于样本期间主权违约事件过少这一事实，Amadou(2003)借鉴Altman(1998)对困境证券的定义建议：如果主权债券的月度平均利差(实际计算中，月度债券评级指数(EMBI)+国家利差来表示)超出美国国库券1000个基点或更多时，就将此主权债券认定为困境债券，主权债券被认定为困境债券时，就认为发生了债务危机。随后，Amadou又给出了一个备选定义：如果一个国家的主权债券利差超出其历史分布的90%分位数时，就认定发生了债务危机。将主权债券处于困境定义为债务危机显然要比仅仅将主权违约界定为债务危机广义得多，这种改进的定义不仅包括了真正的主权违约事件，还包括了一些濒临违约但由于受到外界资助而成功规避的情况。显然，如果将债务危机的本质看做是信用风险的加剧，而这种加剧并不一定就导致违约，同时信用风险加剧事件的发生频率显然要比真正的违约事件发生频率更高，从这个意义来讲，这种改进的定义更加合理。因此我们采用这种改进的定义来识别债务危机的发生。

按照这种改进的定义，针对所选择的样本数据，我们总共识别出263次主权债券困境事件，而在这段时期货币危机的发生数为42次。进一步通过仔细对照这些事件的发生时间，我们发现总共仅有12个月，货币危机与主权困境同时发生。这一发现可能意味着即使采用这种改进的定义，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之间的相关性也较小，当然这一结论还需要进一步采用更为科学的方法加以验证。为了便于经验研究，我们引入债务危机的二元变量，如果在债务危机发生后的24个月内出现一次或多次主权利差高于 1000个基点，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该变量取值为0。此外，考虑到债券危机与货币危机尤其是后者通常都要持续多个月，因此为了避免重复统计，我们应设定适当的数据窗口(data window)。对于债券危机而言，我们参照穆迪进行评级展望的频率，设定6个月为数据窗口，即当主权债券的月度平均利差在某月出现“大幅变化”(换言之，超出美国国库券1000个基点或更多时)，我们就将此后6个月内发生的所有大幅变化都视做一次危机，在统计债务危机发生时间与次数时不考虑在内。货币-[飞诺网FENO.CN]

(三)对货币危机的界定及货币危机数据的获得

 

Eichengreen等(1995，1996)是最早研究货币压力度量方法的学者，并希望以此来确定货币危机的发生时间。具体来说，他们将汇率处于压力状态定义为当所构造的指数值超过一定临界值。这里的指数是由名义汇率、国际储备以及利率三个变量相对变化的加权和构成，该指数既包括了成功的投机攻击也包括了不成功的投机攻击。在该指数中的所有变量是相对于所选定的参照国家，同时其临界值是不随时间而变化的。

Eichengreen等人关于货币危机的定义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并由此衍生出了许多其他有关货币危机的定义。Kaminsky等(1998)以及Kaminsky和Reinhart(1999)对货币危机的定义与Eichengreen等人的非常类似，但在他们所构造的指数中不包括利率变化，因为在他们所研究的样本国家中，利率受到了中央银行的严格控制。一些学者考虑到不成功的投机攻击很难被识别，因此在构造货币压力指数时并不考虑该因素。例如Frankel和Rose(1996)以及Esquivel和Larrain(1998)将国际储备与利率差这两个变量从汇率压力指数中略去，构造了一个简单的货币崩溃指数。此外，有的学者强调了在货币危机中变量的波动程度明显不同这一特征。例如Zhang(2001)采用随时间变动的临界值来解决这一问题。考虑到现代货币危机的本质，同时由于市场化的利率数据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中都无法获得，我们认为采用Kaminsky和 Reinhart的定义作为计算外汇市场压力的基准点是合理的。换言之，外汇市场压力(EMP)被定义为：

EMP=%汇率it／std1it+%外汇储备it／std2it

这里std1it和std2it分别代表国家i在时间t时汇率百分比和外汇储备百分比变化的标准偏差。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的原因，这里的标准偏差分别指一年中的月度汇率波动率与月度外汇储备波动率的标准差。这里假定与汇率压力相关的名义汇率的变化应当影响本币的购买力，换言之，名义汇率的变化应当导致实际汇率的变化(至少在短期)。这一条件排除了在高通货膨胀时期所发生的一些急剧贬值现象，但同时保留了在通货膨胀较为温和的时期所发生的大幅贬值。

在确定是否发生危机时，一些研究者采用外生性的贬值临界值，即这一临界值对于所分析的所有国家都是相同的(Frankel and Rose，1996；Kumar et al.，1998)；另一些研究者则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来确定具体的贬值临界值(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Kaminsky et al.，1998；IMF，1998；Esquivel and Larrain， 1998；Glick and Moreno，1998；Moreno，1999)。本文将汇率压力的大幅变动明确为所定义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变化超过5%，同时超出均值2个标准差，这里的均值和标准差是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来设定的。

同样考虑到货币危机通常都要持续多个月，因此为了避免重复统计，我们参照大多数研究者的做法，设定24个月为数据窗口，即当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在某月发生了大幅变化，我们就将此后24个月内发生的所有大幅变化都视做一次危机，在统计货币危机发生时间与次数时不考虑在内。

 

三  主权信用评级是否有助于预测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

我们首先采用logit概率回归模型来估计主权信用等级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能力。其中，因变量是货币危机(危机发生时取值为1，否则为0)，而解释变量是前面所构建的平均综合评级指数。值得注意的是，在估计过程中，我们将采用不同间隔期的指数变化、不同的指数构成来进行压力测试，以保证估计结果的一致性与可靠性。具体的估计结果参见表1。

从估计结果可看出，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主权信用等级的变化并不能显著地预测货币危机的发生。尽管对数综合评级指数的3月期变化与Moody评级的3月期变化在5%的水平上是统计显著的，但相对应的边际效应却分别仅仅达到-0.2%和-0.6%，意味着影响可忽略不计。此外，综合评级指数的12月期变化与6月期变化的估计系数的方向与预期的相同，但在统计上却并不显著。同时当分别采用S&P的评级指数、简单的评级指数作为解释变量时，也出现同样的问题。这一结果基本上与Amadou(2003)以及 GKR(2000)的研究结论一致，前者选取了1990-2002年期间的13个新兴市场经济体发生的30次货币危机为样本，后者则选取了24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21次货币危机为研究样本。

既然主权信用评级不能显著地预测出货币危机的发生，那么主权信用等级是否在货币危机发生后进行了调整?IMF(1999)通过对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后评级机构的表现进行调研，发现评级的变化通常滞后于货币危机的发生，意味着降级通常发生在危机爆发之后而并非之前。这一事实似乎进一步印证了前面所提到的观点：由于评级机构大多都是对被评客户直接收费，同时为了避免受到其降级行为可能引发危机的指责，因此评级机构通常没有动力在金融危机真正爆发之前主动地降低主权信用等级。当然评级机构对此也做了反驳，认为它们不会冒着损害自身信誉的风险而只考虑当前的利益。然而，无论原因究竟是什么，研究货币危机发生后评级的变化情况无论对于市场参与者还是决策者而言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就这一问题，GKR(2000)以及Amadou(2003)针对不同的样本集合分别采用有序probit概率回归模型来估计货币危机的发生是否有助于预测主权信用评级的下降。在他们的估计中，因变量为主权信用评级的3月期变化，具体地说，当主权信用等级出现升级时，因变量取值为1，当未出现变化时，因变量取值为0，而当出现降级时，因变量取值为-1；而解释变量则为滞后3个月的货币危机二元变量。

同样，我们采用有序probit概率估计方法，针对 1990 - 2004年样本国家货币危机的发生情况与主权信用等级的相关数据，在Limdep 7.0分析软件的帮助下，对货币危机对主权信用等级的下降是否具有预测力进行了估计，结果参见表2。从估计结果我们不难看出，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且其边际预测贡献达到了7.9%，意味着货币危机有助于预测主权信用等级的下降。这一结论与GKR(2000)以及Amadou(2003)采用不同的样本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尽管程度有所差异。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较为可靠的结论：货币危机的发生增加了主权信用等级被降级的概率。

GKR(2000)曾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主权信用等级的决定因素是否就是对金融危机具有预测力的那组基本面因素?上面的经验研究结果告诉我们可能并不尽然。换言之，可能存在其他一些因素(不同于通常讨论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因素)，在货币危机与主权违约事件之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因素可能是我们未来研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

我们最后来研究主权信用等级是否可以代表主权违约发生的可能性?为此，我们采用1990—2004年期间18个新兴市场国家中的隐含违约概率(IPD)数据与综合评级指数数据构成的面板数据库来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3)。从估计结果可看出，无论我们采用综合评级指数的3月期变化、6月期变化、 12月期变化，还是采用单独的Moody评级指数或S&P评级指数，R2均表现显著，在54%-72%的范围内波动，模型中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且估计系数的方向也与预期的相同，表明主权信用等级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代表主权违约的可能性。

四  主权债务的违约概率与货币危机发生的相关性

前面我们曾提到，GKR(2000)与IMF(2001)认为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件。然而，上述两项研究均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在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与主权债务的违约概率是密切相关的。GKR与IMF的结论主要是针对传统的债务危机，而且这些危机通常都集中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债务危机通常以对银行贷款发生违约为特征。进入90年代，债务危机通常以主权债券发生违约为特征，同时我们对传统的债务危机定义进行了修正，那么上述结论是否仍然成立?

本文参照Amadou(2003)的研究方法，针对所选择的样本国(18个新兴市场国家)，通过采集样本期间(1990-2004年)JP—摩根银行发布的EMBI指数以及样本国相对美国国库券的收益率利差数据，在假定利率期限结构不变且回收率为30%的情况下，运用一个基于强度(intensity-based)的非参数模型计算风险中性的IPD。这些IPD值给出了样本国在样本期间发生违约的可能性。通过比较这些IPD值在货币危机发生前后的变化情况，我们不难发现平均IPD值在货币危机发生前后并未出现明显的变化，用t—检验统计量做进一步的验证，仍不能拒绝原假设“在货币危机期间的平均IPD值=整个样本期间的平均IPD值”，这与Amadou(2003)的研究结果是相同的。

为了进一步研究主权债务违约的可能性与货币危机发生可能性之间的相关性，通过将本文的样本数据运用于刘莉亚(2004)中货币危机预警模型中，在Limdep 7.0分析软件的帮助下获得货币危机的发生概率。在获得代表着主权债务发生违约可能性的IPD数据与代表货币危机发生可能性的危机概率数据后，我们分别采用简单的线性相关性检验、非线性有序probit概率回归模型，以及两变量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三种方法来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4。

从表4中可看出，主权债务发生违约的可能性与货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之间的线性相关性是较低的，相关系数仅为5.2%。同时，当把主权债务的违约概率作为货币危机发生概率的非线性函数进行估计(这里我们选择了有序probit模型)时，我们发现R2仅仅达到0.0076，并且货币危机发生概率的估计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上并不显著；当把货币危机发生概率作为主权债务违约概率的非线性函数进行估计时，结果也是相似的，R2仅为0.0036，IPD的估计系数同样在5%的水平上并不具有显著性。最后，我们采用了两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滞后阶数分别从一阶至五阶，从F值及相应的p值可看出均无法拒绝原假设，即两变量的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均不成立。

上述结果表明，在所选的样本期间1990-2004年内，与已有的研究有所不同，主权债务的违约概率与货币危机的发生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究其原因，这可能是由于在样本期间内，债务危机不再表现为对银行辛迪加贷款发生违约，而大多表现为主权债券违约概率的加剧，同时这也进一步反映出，主权债券违约的形成机理与银行债务违约的形成机理有所不同。同时，这一估计结果与本文第三部分的估计结果相一致，即主权信用评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主权债务发生违约的可能性。这样的估计结果如何来解释?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际角度所进行的研究均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尽管分别对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产生影响的经济基本面因素有许多，但这两组因素的重合点却很少，即使少数因素对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均发生作用，但它们的预警能力的大小也大相径庭。

新兴市场研究篇11

中图分类号：F27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3）012-284-02

近年来，北京涌现了一批新兴科研机构，如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北京蛋白质组研究中心、中关村华康基因研究院等，这些新兴科研机构是指以支撑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化模式进行运作，集科技创新、产业化、人才培养、社会公益于一体的一批科技创新机构。也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四不像”，既是企业又不完全像企业，既是事业单位又不完全像事业单位，既是研究机构又不完全像研究机构，既是大学又不完全像大学。

新兴科研机构突破了国有科研院所和高校传统的管理体制机制，它们没有编制，没有行政级别，没有事业经费，主要以民办非企业身份登记注册，采用市场化运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体现出创新创业创富相统一、产学研结合一体化、运作机制市场化和团队年轻化国际化等鲜明特征。新兴科研机构的迅速崛起和发展壮大不仅是传统研发的有机补充，已成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和“三个北京”的重要力量。

1 北京新兴科研机构发展现状

1.1 新兴科研机构的整体发展状况

1.1.1 新兴科研机构不断发展壮大，经济总量迅速提高

2012年北京“民办官助”类新兴科研机构总数达到124家，年均增长22.7%。总资产数达到3.86亿元，同比增长19.28%。总收入达到2.4亿元，同比增长9.5%，其中，北京半导体照明科技促进中心、北京蛋白质组研究中心等总收入都突破2 000万大关，形成了跨省市、跨地区、跨国界的经营规模。

1.1.2 研究领域多元化，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北京新兴科研机构，从事生物医药领域的机构占新兴科研机构总数的32%，从事科技政策研究的占新兴科研机构总数的10.5%，排在第三的是节能环保方面研究的，占新兴科研机构总数的9.6%。新兴科研机构积极研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及其产品，迄今为止，已累计研究开发科技成果和新产品2 000余项，填补不断变化的多样的市场空白。

1.1.3 立足产学研结合，高层次人才不断集聚

2012年，北京新兴科研机构的科技人员达1 664人，按学历来看，本科以上学历占66.8%；按职称来看，具有高级职称的从业人员占45.7%。另据不完全统计，共有2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3人入选北京市“海聚工程”。

1.2 新兴科研机构的地位与作用

1.2.1 产学研紧密结合的践行者

新兴科研机构充分发挥自身在科技投入、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组织作用，并积极与其他科研院所共同组建技术研发平台和产业技术创新的战略联盟，联合承担重大科技任务。如北京蛋白质组研究中心组织国内外10余家合作单位共同承担国家部级科技项目。新兴科研机构采用市场化的模式运作，建立了许多高水平的研发中心。中关村益心医学工程研究院建立了“心脏药械技术和循证医学研究实验室”，并获得了市科委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其中“三氧化二砷药物涂层支架输送系统”产品及“电生理消融装置”产品均获得欧盟国际专利授权批准。北京蛋白质组研究中心牵头实施了多项包括国际科技合作专项在内的大型蛋白质组研究项目，申报了“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并顺利通过。

1.2.2 开展社会公益事业的执行人

新兴科研机构区别于企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公益性。（1）立足于产业共性技术，将公共物品提供给公众使用，其社会效益远远超过科研机构自身获得的经济效益，在各自领域发挥公益的特征。如北京华颂医学研究所开展的AKT人体分子尖端研究，将对人类延长生命周期和提高生活质量有着突破性的意义。北京临床肿瘤基因研究所针对肿瘤病理开展研究，普及各种治疗癌症方法，终极目标是消除癌症对人体危害。（2）新兴科研机构立足于民间，具有一定的草根性，很多机构直接面向社会大众服务。如北京市101毛发研究院在开展脱发研究的同时，派出专家组到全国各地为脱发顾客进行义务咨询、解疑答惑，使脱发者避免了认识上和消费商的误区。

1.2.3 培养汇聚高端人才的小高地

新兴科研机构既是集聚高层次人才的高地，也是培育年轻科学家的“摇篮”。与传统科研体制下，对人才培育和晋升的途径和方式而言，新兴科研机构大胆打破束缚创新活动的旧机制，按照企业化管理方式运作，在人员聘用和晋升上，不以年龄年限论资格，不以学位职称论英雄，不以地域、肤色、门派论亲疏。只要你有创新胆识和能力，即便是新入职，他们也大胆任用。中关村华康基因研究院的25名研究人员学历均都硕士以上，平均年龄不超过35岁。新兴科研机构的成功在于营造了宽松的创新环境，使得科研人员可心无旁骛地专注于高精尖的科研工作。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定期开展“学术青年汇”活动，为研究人员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提高科研人员的学术素养，在相互切磋交流中提高学术水平和分析问题能力。北京市管理科学院以学习圈为载体，促进工作学习一体化，通过领导、技术人员和员工三结合的团体合作、集思广益，不仅解决了工作现场的、管理的、组织文化方面所产生的问题，也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

1.2.4 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的排头兵

正如因为有了民营企业，我们国有企业的改革变得更顺利，科研院所改革也是如此。新兴科研机构立足市场需求、创新体制机制，为科研院所改革和现代院所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探索。当前大部分政府科研院所没有形成现代科研院所运行机制，基本上都存在政事不分、产权主体不清晰的问题，在人事调配和人员流动的问题上缺少自，面向市场自我发展能力不强，内部活力不够，人尽其才、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尚未形成。那么，新兴科研机构的兴起无疑为科研院所的改革提供了范例。可以想到，这些新兴机构发展的越多，科研院所改革也就会越顺利。

2 北京新兴科研机构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

新兴科研机构虽然内部体制机制富于活力，但其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从外部来看，尚未形成有利于促进新兴科研机构健康快速成长的发展环境。

2.1 整体规模偏小，发展实力有待提高

当前，北京新兴科研机构总体规模偏小，数量较少，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每家机构科技人才多则几百人，少则几人，年收入多则不超过亿元，少则不足千元，与珠三角等地新兴研发机构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比如华大基因研究院一年收入愈10亿元，2012年科研人数近4 000人，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总资产达20多亿的规模，并在十年间就孵化出600多家高科技企业。北京新兴科研机构科技基础条件相对薄弱，特别是研发投入及科研仪器设备等资源不够充足，创新能力、市场化运作能力不强，总体实力尚待提高。

2.2 管理存在漏洞，运行机制有待逐步健全

北京新兴科研机构基本上都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所长负责制，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理事会变成了“顾问组”，很少参与实际情况，往往变成院所长的“独裁统治”。有些新兴科研机构创建之初便是依托于事业单位或企业，因而很大程度上只是事业单位或者政府部门的附属，甚至成了科研腐败的温床。

2.3 配套政策不到位，发展环境有待完善

新兴科研机构发展还处于萌芽期，尚未得到社会各界足够的重视，由于注册和登记等管理问题，也制约了这类科研机构的发展。目前，对新兴科研机构的支持政策主要是国家和北京市已出台的关于支持民办非企业单位和民营科研机构相关政策，与新兴科研机构发展不配套，例如，大部分注册为民营非企业的新兴科研机构，无法享受国有科研机构进口科教仪器设备及实验用品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政策优惠。同时，在人才引进和使用环境、融资环境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3 北京新兴科研机构发展的对策建议

3.1 规划新兴科研机构发展规划

鼓励政府围绕本市发展战略，结合区域重点产业领域技术创新和社会发展重大科技创新的需求，研究制定新兴科研机构发展规划，充分利用存量科技资源，加强资源整合。有关部门亟需总结和分析新兴科研机构的特征和运行机制，研究制定促进新兴科研机构发展的政策意见，明确新兴科研机构的身份和定位，对新兴科研机构进行统一认定。制定相关配套政策，鼓励以多种形式创建新兴科研机构，大力培育和发展新兴科研机构，充分发挥这类机构在引领行业和产业技术创新上的重要作用，加大其创新溢出效益，使新兴科研机构逐步发展成为我市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补充力量。

3.2 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引导社会多元化投入

新兴科研机构所从事的新兴源头创新的科技研发，都具有高投人和高风险的特点，社会上的营利性资金既不愿进人也难以进入。因此，新兴科研机构在开办和运行之初，就势必需要政府的财政资金予以大力资助。（1）可以设立新兴科研机构发展专项资金，作为扶持新兴研究机构建设的初创经费。（2）加强与国内外知名风投、创司的合作，强化政府的引导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社会多元化投入，努力构建以新兴科研机构为主体、政府扶持、多元投入、市场运作的科技创新投入机制。

3.3 完善配套政策，优化发展环境

深入了解新兴科研机构的需求，完善政策配套，在税收、财政投入、土地、投融资、人事管理、社会保险等方面研究出台相关政策，解决新兴科研机构发展中的资金、人才、设备、管理等难题，优化新兴科研机构的发展环境，加快新兴科研机构的稳定快速发展，帮助新兴科研机构在不同行业领域做大做强。加快建立为新兴科研机构提供融资担保、信息查询、技术评估等科技中介服务体系，提升行业技术创新的能力。

3.4 开展新兴科研机构建设试点工作

新兴科研机构属于一个新鲜事物，当前，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北京可以借鉴他们成功的经验，尝试构建试点工作，着重对有发展潜力的机构给予资金和政策扶持，加强硬件设施、创新团队、体制、机制等建设，引导新兴科研机构进一步凝炼研发方向，开展产业前瞻性创新研究，攻克重大技术难题，开发重大战略性目标产品，发挥试点机构示范带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龙云凤.广东新型科研机构发展情况研究[J].广东科技，2012，21（10）.

[2] 刘光武.关于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建议[J].2012（12）.

[3] 陈宝明.我国新型研发组织发展现状与政策建议[J].中国科技论坛，2013（3）.

新兴市场研究篇12

调研背景

本报告是达彼思141的2008版中国新兴城市消费者调研报告《广阔天地有得搞》的姊妹篇。2008版调研报告后,得到客户、业界和媒体的好评。达彼思141敏锐地看到,在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二线城市的消费市场逐渐饱和、消费力不足以支持整个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县级市为代表的三四级城市逐渐成为本土企业、投资机构乃至跨国公司寄予厚望并试图开拓的市场。在中国,有数量众多的三四级城市,这些分布广泛的地级市以及大量的县级市构成了今天的新兴城市。我们可以理解他们为中国最小的“城市”,数量超过4000个的“小城市”,是80个大中型城市的“周边地区”,他们占据了中国55%的人口,以及超过52%的居民收入。为了深度了解这些小城市普通百姓的梦想与追求,以及他们所面对的不安与恐惧,揭示出他们面对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与方式,达彼思141于2008年至2009年横跨两年的时间里深入中国各地的8个县级城市,进行实地调查和采访。

达彼思141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CEO虞晨曦说:“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09 年2月26日的《2008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08年中国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34,753亿元,而这个数字在2004年仅为18,377亿元。也就是说,从2004年到2008年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中国农村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幅度达到89.1%。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新兴市场是一种强大的,不可忽视的新的力量,也是下一个发生奇迹的地方。达彼思一直以如何尽早在纷繁复杂的现象里,为客户发现有价值的趋势和撬动变化的改变点为己任。连续两年,我们的策略委员会对新兴城市的市场与品牌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并有独到的发现。我们已经把这些发现和我们的业务结合起来,为客户的生意发现和创造更多的机会。”

调查城市选取办法

《中国消费力2.0研究》项目由2008年7月至8月第一轮和2009年5月第二轮两部分组成。研究调查了遍布中国不同地域的8个四级城市、共32户家庭的消费情况。

在此过程中,Bates 141和Oracle Added Value市场研究公司一起深入了以下这些城市:辽宁省灯塔市、河北省高碑店市、湖北省大冶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山东省寿光市、陕西省韩城市、云南省宣威市和福建省永安市。

为了选取有代表性的四级城市进行调查,在横跨2年的两轮研究中除了错开地域外,我们在选取研究城市时还考虑了以下方面:

收入水平、人口规模在该省的县级城市中处于中游;

尽量避免大城市的卫星城,优先选择独立的四级城市;

避免情况特殊的城市,比如:少数民族人口为主,靠近边境,支柱产业为特殊行业或具有明显的单一性(国防/军工/旅游等)。

调查对象及研究办法

每个四级城市各4个样本,分别为:16~20岁单身年轻人,20~25岁单身女性,25~35岁已婚有孩且有工作的女性和25~35岁已婚有工作的男性。

本项研究对每户家庭进行了2小时的消费者生活观察以及1小时的陪同购物,同时还使用了消费者日记和影像志的方法对每位消费者及其家庭的生活、消费场景进行真实还原。

在进行实地访问前,其中年轻的一半被访者记录了一周的生活日记,以便事前对消费者的家庭状况、业余生活,快乐和烦恼有初步的认识,并前瞻性的了解他们对于服装、手机、科技产品和白色家电的认知和使用情况。

实地访问中,调查致力于全方位地了解当地消费者的生活态度、兴趣爱好、人际关系、财务状况、投资理财,以及他们对于未来生活的期许、媒体接触习惯,并且着重了解了当地消费者对于手机、电脑这类科技产品、白色家电、服装等的品牌认知和态度、使用情况以及购买过程和影响因素。

针对新兴城市的消费者调研报告

《走近中国新兴城市消费者――中国消费力2.0研究》调研报告力求描绘出左右新兴城市消费者的基本动因,并以此展开深入探究新兴城市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价值观、新兴城市消费者群体分类以及新兴城市消费者的品牌观等。每个部分都结合实例,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例如,达彼思141发现,新兴城市的消费者对品牌的评价方式与一线城市消费群有很大不同,对他们而言,品牌是质量的保证,品牌基于良好口碑,且需要真实的使用体验帮助鉴别。对于数码科技类产品,品牌意味着承诺和保障。在新兴市场,家电、数码类产品是消费升级的优先品类,消费者不吝惜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口碑好的品牌,以获得无忧的使用体验,因此对品牌的忠诚度更高,尽管他们与这些品牌的联系依然主要以功能性利益为基础。但就服装品类而言,他们对服装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价格和穿着的舒适程度。对服装品类的低关注度使得消费者难以认同品牌服装的优势,甚少服装品牌能在情感层面和他们形成共鸣,导致对服装品牌的认可度和忠诚度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