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科学化篇1

关键词:理工科大学生 政治社会化 意义 途径

Key word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udent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of means

作者简介:谈宗凡(1980―),男,湖南城步人,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胡凯(1952―),女,湖南人,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加强理工科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重大意义

(一)有利于提高理工科大学生自身的政治素养

政治社会化是人的社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培养合格公民的重要环节。理工科大学生具备了稳定的政治人格和政治素质,也就成为政治上合格的公民,是个体政治成熟的标志。由于理工科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多的精力都放在自身的专业上,缺少了对政治素质和政治理论的培养,甚至是缺失。因此,对于理工科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就显得更加迫切了。大学期间的学习,就为理工科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二)有利于理工科大学生政治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不单是通过自然遗传的方式来实现。政治社会化,使政治文化得以传播和继承。它通过传播自身的政治文化,使之渗透到政治个体的态度和人格结构之中,从而实现政治文化的世代延续。政治社会化的文化转移是一个不断继承、创造和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单一的、生硬的照搬过程。一旦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革,政治文化朝着有利于新的政治形式的方向发展,将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发生改变。

大学作为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机构之一,担负着向学生系统灌输、传播统治阶级政治文化和主流政治思想的政治任务。高校作为大学生政治教育的重要场所,对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有着重大影响。“教育作为政治的工具,意味着教育要传播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为具有阶级性的国家政权培养政治人才,为一定的政治目标服务”。占主流的政治思想,是通过教育来传播的;它所培养出来的人才,也正是政治权力所需要的人才。理工科大学生也是政治社会化所要影响和改造的对象之一。理工科大学生的思想活跃,不喜欢受约束,甚至有的学生政治意识、政治信念淡薄,这十分不利于理工科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因此,高校担负着对理工科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重任。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通过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将一定的社会制度所倡导的政治观念和行为规范传授给学生,帮助其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健康的政治情感和正确的价值取向,参与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履行政治权利和义务。

(三)有利于维护国家政治稳定,促进国家政治发展

“任何社会,为了能存在下去,必须紧密地围绕保持其制度完整的这个中心,成功地把思想方式灌输进每个成员的脑子里。”不同时期的社会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维护现有的社会制度,都是通过政治社会化来实现。人们在政治社会化的教育和指导下,承认和接受了公共权威,养成自觉服从法律的习惯,从而有效地维持着社会的政治秩序。同时,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统治者为了有效地调节和控制人们的政治活动,保持政治稳定,维护政治统治地位,刻意向政治个体灌输现行政治制度的规范和政治行为准则。

理工科大学生作为社会成员的一部分,未来将参与到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之一。其政治社会化程度,将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如果理工科大学生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没有坚定的政治方向,较高的政治素质,坚定的政治立场,有序的国家政治体系和持续的政治发展就无法实现。总之,理工科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对于国家社会的政治稳定、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二、加强理工科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途径

(一)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及形势政策教育加强理工科大学生政治社会化

首先,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对理工科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主导作用。当前,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旨在帮助大学生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共产主义信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接受社会主义的法律和道德规范,基本实现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我国高校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主渠道、主阵地和主要环节。当前,要注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时代感,要增强教学内容的针对性,摈弃就事论事、急功近利、流于形式的做法,应增加一些贴近理工科大学生思想、学习和生活实际的内容,增加形势政策教育的力度,既解决方向问题,又能解决现实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的辩证理性分析、科学的政治判断和正确的政治行为能力。

其次,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要注意发挥教育者表率作用的感召力,教育者往往有强烈的暗示性,容易引起理工科大学生的模仿。所以,高校教师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把政治信仰化作自己的言行,用自己的政治人格感染学生,以自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作学生的表率。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说过,教师个人的范例,对青年个人心灵的影响,是任何教科书、任何奖惩和奖励制度都不能代替的一种教育力量。加里宁也指出:“教师的世界观,他的品行,他的生活,他对每一现象的态度都这样那样地影响全体学生…正因为这样,所以每一个教师也必须好好地检点自己,他应该感受到他的一举一动都应该处在最严格的监督之下。”

建设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是新形势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必然要求。从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现状来看,在知识结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和综合素质等方面均存在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与现代化建设对人才培养的需要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至少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制定倾斜政策,稳定教师队伍。第二,加强教师梯队建设。第三,加强科研工作,以科研促教学。

再次,要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还必须紧紧跟随科技进步,重视抓好现代化教学手段的更新改造。学校应加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投入,配备必要的硬件设施,如计算机、投影仪、录像机、电视机等设备装备多媒体教室。组织精干的师资队伍与科研单位联合,加快研制开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软件。组织多媒体教学培训,提高教师运用高科技手段从事理论教学的能力。

(二)通过高校基层党团组织建设加强理工科大学生政治社会化

理工科大学生是我国未来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才,理工科大学生素质的高低对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而理工科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也是不断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理工科大学生政治素质的有无、高低事关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在理工科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高校基层党团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优秀的党团员干部又是党团基层组织和大学生群体当中的骨干力量。因此,在理工科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进程中必须加强高校基层党团组织建设,重点培养优秀的理工科大学生党团员干部。

首先,加强早期培养教育。做好高校学生发展党员工作,应该对高校党员发展工作的规律、特点有清醒认识。一方面由于在校学生时间短,流动快,因而决定了高校学生共产党员发展工作必须采取早教育,早选苗,早培养。另一方面,当前高校学生中自觉参加学习马列主义,主动要求听党课和申请入党的人数逐渐增多,高校党组织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强对低年级学生的早期教育培养工作。在做法上要抓住三个环节。第一,抓新生入学教育环节,加强对新生进行了解党、热爱党的教育。第二,抓低年级学生骨干队伍形成环节,促进学生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的早期形成。第三,抓好培养对象,落实培养教育措施,并指派联系人。

其次,重视和依靠共青团做好“推优”工作。理工科大学生中团员的比例很高,如果能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对团员进行共产主义理想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推荐优秀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方面的作用,无疑将大大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促进在高校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的发展。

再次,注重高校育人环境的优化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做好高校学生党员发展工作是与高校育人环境的优化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是密不可分的。高校育人环境优化了,就能促进高校学生党员发展工作,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也对促进党团员保持其先进性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高校党组织要十分重视育人环境的优化工作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三)通过高校网络建设加强理工科大学生政治社会化

当前,互联网正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渗透到人们生活中,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学习、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高等院校作为中国社会网络化发展的前沿,网络也成为当工科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媒介和手段,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青年中的精英和先锋的当工科大学生,正处于政治社会化的关键阶段。网络对他们的思想政治观念、价值观、思维方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使得他们借助网络就可以获取丰富的政治信息,学习广泛的政治文化,奠定理工科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导致他们政治价值观混乱,政治责任感淡化,对网络社会的法律道德规范认识不足,崇尚和推崇网络中的自由主义观念等。因此科学分析网络对理工科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产生的双重影响,以切实加强高校网络建设,倡导先进政治文化,对加快理工科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网络发展的影响下,要进一步优化理工科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高等院校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用先进政治文化占领网络宣传主阵地;二是建立一支素质过硬的网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三是教育引导学生加强网络道德教育,强化网络法律教育和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提高学生在网络活动中的政治辨别力和分析能力;四是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以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完备的技术手段管理网络,将不良信息和不规范的网络行为拒之门外;五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顺应网络潮流,在推进理工科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创新观念、创新工作方式和教学方式,开拓先进政治文化宣传教育的新局面;六是学校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和校园网络文化的整合,借助网络推进理工科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

参考文献:

[1]马凤歧.教育政治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4页.

[2]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3]王芳.当代中国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中的政治教育对策分析[J].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5年,(5):98-101.

社会治理科学化篇2

一、如何构建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

基本规范中第十一条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企业章程，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议事规则，明确决策、执行、监督等方面的职责权限，形成科学有效的职责分工和制衡机制。

1.企业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决议和企业章程，结合本企业实际，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企业内部各层级机构设置、职责权限、人员编制、工作程序和相关要求的制度安排。

2.企业应当按照科学、精简、高效、透明、制衡的原则，综合考虑企业性质、发展战略、文化理念和管理要求等因素，合理设置内部职能机构，明确各机构的职责权限，避免职能交叉、缺失或权责过于集中，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工作机制。

3.企业应当通过编制内部管理手册，使全体员工掌握内部机构设置、岗位职责、业务流程等情况，明确权责分配，正确行使职权。

4.企业应当成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适当的机构具体负责组织协调内部控制的建立实施及日常工作。

5.企业应当加强内部审计工作，保证内部审计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工作的独立性。

如上所述，企业只有建立了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才能造就出优秀的高管团队和先进的管理制度，依法经营，履行好促进就业、保护员工权益和其他社会责任，高管带头垂范作用和员工满意度的提高才能有助形成优良的企业文化。

二、如何构建优良的企业文化

所谓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为整体团队所认同并遵守的价值观、经营理念和企业精神，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行为规范的总称。基本规范第十八条规定，企业应当加强文化建设，培育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倡导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开拓创新和团队协作精神，树立现代管理理念，强化风险意识。董事、监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企业员工应当遵守员工行为守则，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1.企业应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积极培育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引导和规范员工行为，打造以主业为核心的企业品牌，形成整体团队的向心力，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2.企业应当培育体现企业特色的发展愿景、积极向上的价值观、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履行社会责任和开拓创新的企业精神，以及团队协作和风险防范意识。企业应当重视并购重组后的企业文化建设，平等对待被并购方的员工，促进并购双方的文化融合。

3.企业应当根据发展战略和实际情况，总结优良传统，挖掘文化底蕴，提炼核心价值，确定文化建设的目标和内容，形成企业文化规范，使其构成员工行为守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4.董事、监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主导和垂范作用，以自身的优秀品格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带动影响整个团队，共同营造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环境。企业应当促进文化建设在内部各层级的有效沟通，加强企业文化的宣传贯彻，确保全体员工共同遵守。

5.企业文化建设应当融入生产经营全过程，切实做到文化建设与发展战略的有机结合，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规范员工行为方式，使员工自身价值在企业发展中得到充分体现。企业应当加强对员工的文化教育和熏陶，全面提升员工的文化修养和内在素质。

如上所述，企业高管在构建企业文化中起主导和垂范作用，如果没有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及机构设置，是难以形成优良的企业文化的。而优良的企业文化使企业所有团队和员工关注到企业的诚信和长远发展，关注到企业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关注到应履行的社会责任，因此，没有优良的企业文化是难以保障企业能履行社会责任的。

三、企业如何尽到社会责任

所谓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应当履行的社会职责和义务，主要包括安全生产、产品质量（含服务，下同）、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促进就业、员工权益保护等。

1.企业至少应当关注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下列风险：

(1)安全生产措施不到位，责任不落实，可能导致企业发生安全事故。

(2)产品质量低劣，侵害消费者利益，可能导致企业巨额赔偿、形象受损，甚至破产。

(3)环境保护投入不足，资源耗费大，造成环境污染或资源枯竭，可能导致企业巨额赔偿、缺乏发展后劲，甚至停业。

(4)促进就业和员工权益保护不够，可能导致员工积极性受挫，影响企业发展和社会稳定。

如上所述，不能很好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往往都是致命的，企业必须重视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三鹿毒奶粉事件就是一个最深刻的教训。事件回放，从2008年6月28日兰州医院收治首个毒奶粉患儿，到2008年12月23日三鹿集团因毒奶粉事件被宣告破产，不到半年时间，三鹿集团遭受灭顶之灾，同时事件还造成6名婴儿死亡，逾30万名儿童患病的恶果。董事长田文华和另外18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通过毒奶粉事件，我们发现其内部控制存在很大的缺陷：①从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看，董事长田文华从1987年开始担任三鹿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到2008年9月17日被刑拘，任职长达21年，导致公司治理结构的制衡机制失效。②从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看，该公司对购进原料奶疏于管理，没有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③从企业文化方面看，该公司在2007年就接到消费者反映奶粉质量的投诉，直到毒奶粉事件被曝光，没有遵守诚实守信原则，说明该公司在企业文化环境控制中存在严重缺陷……

所以，企业应当重视履行社会责任，切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实现企业与员工、企业与社会、企业与环境的健康和谐发展。

2.企业如何履行社会责任

(1)加强安全生产

企业应当根据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规定，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建立严格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操作规范和应急预案，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制度，切实做到安全生产。

企业应当重视安全生产投入，在人力、物力、资金、技术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保障，健全检查监督机制，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不得随意降低保障标准和要求。

企业应当贯彻预防为主的原则，采用多种形式增强员工安全意识，重视岗位培训，对于特殊岗位实行资格认证制度。企业应当加强生产设备的经常性维护管理，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2)提高产品质量

企业应当规范生产流程，建立严格的产品质量控制和检验制度，严把质量关，禁止缺乏质量保障、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产品流向社会。

企业应当加强产品的售后服务。售后发现存在严重质量缺陷、隐患的产品，应当及时召回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或消除缺陷、隐患产品的社会危害。企业应当妥善处理消费者提出的投诉和建议，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

(3)努力实现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

企业应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的规定，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建立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制度，认真落实节能减排责任，积极开发和使用节能产品，发展循环经济，降低污染物排放，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企业应当通过宣传教育等有效形式，不断提高员工的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意识。

(4)促进就业与员工权益保护

企业应当依法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贯彻人力资源政策，保护员工依法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保持工作岗位相对稳定，积极促进充分就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应当避免在正常经营情况下批量辞退员工，增加社会负担。

社会治理科学化篇3

英国着名教育学家托尼·比彻(Tony Becherl从认识论和社会学角度运用四个维度对所有学科进行了分类。托尼·比彻所讲的认识论视角包含硬,软(soft versus hard)和纯/应用(pure versus appli-ante)两个维度。硬/软维度是以学科领域的所有学者对某一特定的研究范式或理论体系的认同程度来描述学科理论属性的一个指标,认同度高,则学科硬度高、软度低;认同度低,则学科硬度低、软度高。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是在大量借鉴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门相关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不仅有基本理论的借鉴与融合,还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植入,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是一门研究范式多元的软学科,不像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交叉学科有着认同度较高的研究范式。多范式的问题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借鉴移植。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上述学科的结合部、交叉处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学术概括和规律的理论探究。这一形成方式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的理论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的融合。“思想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思想观念的教育。“政治教育”是统治者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观点、培养政治情感、使社会成员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理想,并达到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目的的实践活动。两者的融合结果,就是思想教育有了政治特别是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政治教育可以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样融合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受政治制约的思想教育。是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政治教育。政治性的要求与人们的思想现实的差距只能靠商谈、对话和理性说服以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是因为“对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共享信念——他们对话行动中提出的有效性主张的主体间承认所产生、甚至所强化的那种共享的信念——蕴含了对涉及行动之若干义务的默认。就此而言,这样一种认可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事实”。也即是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达成政治教育的目的。为实现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理论指导方面就涉及多门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专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自然有了融合性的多范式的理论特征。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融合。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是有着明显的区分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人文学科的核心是文史哲,对象是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具有精神性、意义性和价值性的特征。“研究人的价值和精神表现”是人文学科区别于社会学科的重要特征。社会科学旨在探寻社会规律,获得关于社会事务及其运动变化的知识,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与效果;人文学科的旨趣在于探寻人的生存意义,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同。另外,国际上有四种比较权威的学科分类体系在社会学科(social sciences)与人文(humanities)上有着清楚的分界。那就是认为社会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有时也起到连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作用。从研究对象上看,社会学科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人文学科研究人的文化生命,即人的本质。从研究作用上看,人文学科能够提供价值体系,对人的精神起根本作用,因而对人和社会似乎不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社会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较为直接,如法学、管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借鉴的相关学科中,哲学、伦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则属于社会学科的范畴,教育学一般也归于人文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既有人文学科的属性,又有社会学科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人学范式走的就是人文学科的研究道路,社会哲学范式则是走的社会学科道路。思想政治教育学更多地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关系和道德关系,更应该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只不过它是带有人文学科特征的社会科学。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坚持了一条交叉发展的路径。交叉学科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形式与重要趋势,也是科学深刻变革与日益丰富的表现,是不同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兴学科,学科之间的融合是通过交叉来实现的,学科交叉是新兴学科产生的必然途径。进入20世纪之后,由两门学科交叉产生的学科不断出现,跨度也越来越大,也出现了三门以上学科交叉的新学科,如医学化学地理学、物理生物化学、教育社会心理学等。按照交叉程度可以将交叉学科分为六种类型,即比较学科、边缘学科、软学科、综合学科、横向学科、超学 科或元学科[91&80-82)。思想政治教育学最初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科学化而形成的学科,逐渐与政治学、教育学和伦理学等交叉融合,又大量借鉴了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概念。从交叉程度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边缘学科和软学科的层次,但尚不能达到软学科要求的以管理和决策为重心问题的层面。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具有软学科特征的交叉边缘学科。

二、从价值取向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是服从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应用性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的理论教育和课程设置都是围绕主导意识形态的需要展开的。“在正式课程方面,意识形态试图回答这类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对谁最有价值……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常常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形成课程。”[10w172)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的实践回答。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在本质属性上反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诞生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理论宣传、理论教育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早在1847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章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大家要有“革命的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他们也规定了理论教育的基本任务、主要内容和具体形式,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也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列宁提出了“政治教育工作”的概念和“灌输理论”,指出“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共产主义者”。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则成了学科建立的直接理论依据。提出:“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武装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完不成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生命线。”“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问题提上日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得以建立。这一阶段,我们党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开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从经验总结到理论建构的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更是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提供了新时期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也是顺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的理论成果。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灵魂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直接的理论依据,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和实践创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根本理论依据。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也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架构,塑造着学科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具体来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肯定了思想意识和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证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地位;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则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任务的确定依据;社会意识形态理论告诉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众多理论创新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学科建设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宗旨的重要原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人学研究范式建构的重要理论依据。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论述构成了学科的直接理论依据。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我们党也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概括为认识和改造世界:邓小平指出是培养四有新人;另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灌输”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论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要齐抓共管的思想等等,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来源。我们党近年来出台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件,更是继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理论研究的直接理论依据。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坚持全面发展观,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按照人应有的本质,“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入研究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认识世界的能力;二是深入研究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动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引导人们形成符合社会主流价值取向所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其理论出发点和价值追求都是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只能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能力的手段……个人才能有个人自由”。这一思想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明确了目标。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更是鲜明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从以上经典论述可以看出,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和价值追求,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作为学术诉求,是从实践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具象化,也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应有的学术价值取向。

三、从比较视角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向度”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

国外也是有意识形态教育类相关学科的,如宗教学科、公民教育学科等等。而作为独立学科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特有。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学科研究取向上的“中国向度”,意思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结合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实际,指导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并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成果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这里主要指“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的“中国向度”主要源于以下两点:

(一)德治传统是学科“中国向度”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为代表伦理型文化。道德理想的播化成为社会秩序建构与维护的关键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这种思路在治国主张上的体现,就是对“德治”的肯认与推崇。统治者的道德成为德治是否顺利实行的关键环节。圣王和君子作为儒家思想的理想人格,居于社会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的核心,这就创设了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相统一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内圣外王”成为儒家人 格修养的纲领性要求。由此推演出“三纲八目”的修养途径和慎独的修养要求,目的在于塑造道德上成“圣”而政治上“王”之的理想政治人才。因为没有法的约束,过分强调道德的自我调适能力,儒家的德治最终发展到了“人治”。同样,法律如果失去道德性,将不成其为法律,而是对人性的亵渎。法律的制定必须要求相应的道德基础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也就是西方的法律都不与《圣经》道德相违背的原因。我们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自然也要符合我国的德治传统倡导的伦理道德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尽管在理论基础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厚植于我国深厚的传统“德治”文化的土壤必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与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理论的契合,深受传统德治融“政治”于“道德”,以“育德”而“为政”思想的影响,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一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类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或许也可以看作儒家“内圣外王”学的现代性表达,“内圣”讲的是思想道德的塑造与修养,“外王”讲的是政治实践,“内圣外王”学的核心是道德教化和政治实践,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学科的理论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集体智慧结晶,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和思想财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概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设与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大体上是同步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意识形态性的时代特征就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04年,党中央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并在随后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六个二级学科,将思想政治教育明确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其实质也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统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形成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奠定学术基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物,它直接的理论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中国向度”主要指学科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建构。然而过分强调“中国向度”容易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样。由于缺少自觉的比较和对话的维度,结果会把“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教育变成只有“中国特色”的“自说自话”的体系,最终走向封闭僵化的学科道路。因此,开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国际视野是学科建设的自觉追求和重要命题。

首先,从实践理性层面上,要确立全球化语境和国际视野中的中国问题视域。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各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呈现出复杂联系和共性特征,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本土性问题同时也成为世界性问题,任何世界性问题都同时也表现为本土性问题。就我国现实来说,经济问题都会在社会思想政治领域有所反应,而价值问题、伦理问题、政治问题更是直接地影响着人们思想意识变化。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现代和后现代的问题,我们正在不同程度地体验或面临;我们在发展中所成功解决的实践问题和路径探索、理论创新都不是孤立层面的“中国特色”的问题,而是国际视野中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问题,是与全球性问题相互交织的中国问题。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实践经验既是中国的财富。也应当成为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享的精神财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应当从这样的高度和视野来审视中国问题,设计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对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政治问题进行总结和升华。

社会治理科学化篇4

二、治安学的学科定位

学科建设必须以清晰的学科定位为基础，其是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从当前治安学学科建设的现状来看，学科研究底蕴不足是不争的事实，有待学科进一步研究和发展解决。但学科定位的模糊性和发散性，学科研究范畴的无限性和学科内涵外延界定的不准确性，不可避免淡化甚至弱化治安学学科建设者、研究者和治安实务管理者的治安学科意识，无意识即难以形成发展思维，学科槽更难以建立。在治安学乃至公安学学科地位确立之前，《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包含“治安学专业”在内的14个本科专业作为“公安学类0305”列入“法学03”学科门类，授予法学学位；而公安学领域的研究生培养的相关专业及研究方向则被列入法学、教育学、军事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分属于法学、社会学、心理学、军队指挥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一级学科，散见于十余个二级学科，治安学相关的研究方向治安管理和安全管理则被归入行政管理学二级学科，属于管理学门类下的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学科门类的不清晰亦充分表明治安学学科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上报的《公安学一级学科调整建议书》认为，公安学是研究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安全的公安警务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是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特点的新兴学科。公安学一级学科的任务则界定为：科学研究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安全的警务活动及其规律。公安学的学科性质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涉及人文学科等方面的内容，是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和军事学等学科之间的交叉学科，需要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所构成的知识平台支撑。从学科的基本分类来看，公安学属于应用学科，有突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侧重研究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社会治安和查处犯罪的对策、方法与手段。[3]而治安学作为公安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其涵盖范围超越了所有同级并列二级学科，学科属性的多元化决定了学科研究的基本要求包括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知识功能等都应当吸纳相关学科知识为其所用，故治安学学科应当界定为交叉学科或互设学科，横跨法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但以研究社会公共安全的维护和保障为己任。“学科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发展的，它是科学及社会内外部多重因素冲突、碰撞和博弈的产物。……学科发展离不开社会发展的大背景，社会机制、经济结构，科技水平决定了学科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社会需求成为学科发展不竭的外部动力源泉”。[4]至于如何为治安学学科下定义，迪尔凯姆的观点可供借鉴:“只取这样一种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它的外形已经明确，具有一种团体现象的特征，并且能够将一切相同现象的性质都包括在它的定义里”。[5]在目前学科现实确定和公安实践部门业务划分日趋细化的大背景下，治安学学科应定位于由公安机关引导的，以安全需求满足为目标，以社会公共安全维护和保障为基础，以社会法治治理、秩序控制和危机处置为基本工作取向，以法学、社会学、犯罪学、管理学、政治学等诸多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所构成的知识平台为支撑，同时借鉴运用部分相关物理学和化学知识，并与诸学科互相关联、借鉴和影响的社会交叉应用性学科，具有极强的社会现实应用性。鉴于治安学与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公共管理等学科的渊源关系，在形成和发展的初期阶段，治安学从这些学科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在今后的建设过程中，无疑应继续借鉴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以促进自身发展

社会治理科学化篇5

【正文】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 研究 ，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 影响 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 历史 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 社会 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 应用 于 自然 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 现代 科学越 发展 、越复杂，它的 方法 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 分析 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 工业 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在当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具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 经济 、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一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4]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5]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中，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6]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8]。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 艺术 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 理学 ”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9]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 科技 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11]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12]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13]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14]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w·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5]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16]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7]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18]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 科学 技术的统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 现代 西方对这个 问题 研究 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 理论 ，以及当代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 自然 科学特别是物 理学 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 科技 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 社会 功能和 政治 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 工业 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论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 哲学 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 发展 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但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旧巢，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与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 历史 罪恶根源，使之成为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倾向，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 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 影响 。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　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 时代 ，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20]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2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 内容 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发展及 应用 的干预，纷纷建立起国家的科研管理或协调机构，这些科研管理组织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应用于军事目的，军事需要成了科技进步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掠夺和争夺世界霸权，纷纷把科学技术当作提高军事能力的主要基础，将科技成果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三是科学技术不仅被当作掠夺自然的手段，用于增加生产力及剩余价值，而且也日益被用于控制社会，对人加以奴役，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使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科学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但是，这种关系具有新的特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类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可能确立起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履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它们构成国家或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说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管理之中，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贯穿于政治过程的始终；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被用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科技知识分子也日益参与社会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管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并实施科技发展战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指导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应用。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新型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正面政治效应的良好发挥并不是自发形成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长期积极的探索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科学技术仍然具有被应用于邪恶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加以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 参考 文献 】

[1][2]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4]　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载《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6、108页。

[5][6]　参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4、6——7页。

[7][8]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9][10]　h·marcusc,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boston,1972,pp.4,14.

[11][12][13][14]　j·habermas,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boston,1971,pp.81,82,84,84-85.

[15][16][17]　w·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序言），第130、138页。

[18]　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第13页。

社会治理科学化篇6

【正文】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 研究 ，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 影响 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 历史 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 社会 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 应用 于 自然 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 现代 科学越 发展 、越复杂，它的 方法 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 分析 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 工业 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具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 经济 、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一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4]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5]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中，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6]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8]。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 艺术 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 理学 ”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9]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 科技 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11]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12]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13]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14]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w·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5]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16]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7]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18]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 科学 技术的统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 现代 西方对这个 问题 研究 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 理论 ，以及当代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 自然 科学特别是物 理学 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 科技 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 社会 功能和 政治 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 工业 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论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 哲学 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 发展 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但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旧巢，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与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 历史 罪恶根源，使之成为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倾向，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 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 影响 。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　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 时代 ，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20]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2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 内容 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发展及 应用 的干预，纷纷建立起国家的科研管理或协调机构，这些科研管理组织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应用于军事目的，军事需要成了科技进步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掠夺和争夺世界霸权，纷纷把科学技术当作提高军事能力的主要基础，将科技成果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三是科学技术不仅被当作掠夺自然的手段，用于增加生产力及剩余价值，而且也日益被用于控制社会，对人加以奴役，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使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科学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但是，这种关系具有新的特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类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可能确立起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履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它们构成国家或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说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管理之中，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贯穿于政治过程的始终；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被用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科技知识分子也日益参与社会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管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并实施科技发展战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指导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应用。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新型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正面政治效应的良好发挥并不是自发形成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长期积极的探索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科学技术仍然具有被应用于邪恶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加以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 参考 文献 】

[1][2]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4]　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载《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6、108页。

[5][6]　参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4、6——7页。

[7][8]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9][10]　h·marcusc,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boston,1972,pp.4,14.

[11][12][13][14]　j·habermas,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boston,1971,pp.81,82,84,84-85.

[15][16][17]　w·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序言），第130、138页。

[18]　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第13页。

社会治理科学化篇7

【正文】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影响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社会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应用于自然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现代科学越发展、越复杂，它的方法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分析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在当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具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一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4]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5]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中，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6]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8]。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艺术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理学”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9]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科技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11]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12]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13]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14]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W·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5]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16]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7]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18]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的统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现代西方对这个问题研究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理论，以及当代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科技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工业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论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哲学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发展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但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旧巢，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与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历史罪恶根源，使之成为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倾向，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影响。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20]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2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内容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发展及应用的干预，纷纷建立起国家的科研管理或协调机构，这些科研管理组织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应用于军事目的，军事需要成了科技进步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掠夺和争夺世界霸权，纷纷把科学技术当作提高军事能力的主要基础，将科技成果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三是科学技术不仅被当作掠夺自然的手段，用于增加生产力及剩余价值，而且也日益被用于控制社会，对人加以奴役，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使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科学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但是，这种关系具有新的特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类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可能确立起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履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它们构成国家或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说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管理之中，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贯穿于政治过程的始终；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被用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科技知识分子也日益参与社会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管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并实施科技发展战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指导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应用。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新型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正面政治效应的良好发挥并不是自发形成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长期积极的探索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科学技术仍然具有被应用于邪恶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加以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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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参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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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第13页。

社会治理科学化篇8

关键词 ：科技社团 协同治理服务供给社会组织

基金项目：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科技社团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与实现路径”(2014ZD006)；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编号：2014-1b-0010;2014-ZZ-Bl-12)。

[中图分类号]G3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828(2015)04-0047-08

DOI: 10.3969/j.issn.1672-4828.2015.04.006

潘建红，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石珂，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武汉430063）。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熏申了中国特色的协同治理的框架，为治理结构及治理方式转型提供了指导思想。在2015年第十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深化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支持群团组织依法参与社会治理，将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提上日程。作为社会组织，科技社团能促进国家治理结构及治理方式的转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现能力代化进程。因而在协同治理视野下，以科技社团为主体，探讨科技社团参与协同治理的学理基础，明确科技社团服务供给的缺失及其制约因素，探索加强科技社团服务供给的策略，是促进国家治理结构及治理方式转型的应有之义。

一、研究背景

我国关于科技社团的研究直到本世纪初才逐渐兴起，此前关于科技社团的讨论往往夹杂于社会组织之中。围内较早系统论述科技社团的成果当是《现代科技社团概论》，作者杨文志(2006)对科技社团定义、分类、功能、发展历史、理论基础、组织架构等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王敏珍(2011)对科技社团与政府的关系，汤丹剑(2014)对科技社团参与公共管理的重点领域进行了研究；边全乐(2012)、危怀安等(2012)、许小玲(2012)、王达梅(2012)等学者从政策、组织、社会等方面对科技社团自身建设的阻碍凶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相应对策；而胡辛( 2014)、袁静(2014)、吉莉(2015)等学者对各省市科技社团亦开展了实证研究，将理论与实证结合起来综合分析。可以说近十年国内学者在科技社团这个领域做出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这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随着我国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转型，亟待社会组织的深度参与。但关于社会组织如何参与、在什么样的布局下参与、通过什么方式参与等方面研究都具有一些成果。其中一个重要论断是，科技社团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是较能协调各方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组织，其深度参与对我国当前社会治理实践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学术界在科技社团与各治理丰体深度互动相关领域的研究不多见。因此，本文拟从科技社团服务供给的角度，探析科技社团服务供给的缺失及制约因素，并据此提出一些可行的对策，丰富科技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材料，并为现实科技社团的实践行动提供参考。

二、协同治理亟待科技社团加强服务的供给

协同治理是当前我国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转型的必然路径。所谓协同，就是指同一系统内部各个部分之间相互作用、构成有序统一整体的过程。所谓治理，就是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各就其位、恪尽其责的前提下，在特定公共事务领域密切合作、良性互动，共同达成相关方利益最优化的过程（刘峰、于军，2012）。然而，协同治理不是“协同”和“治理”内涵的简单叠加，还有其新的内在逻辑。“协同治理是指处于同一治理网络中的多元主体间通过协调合作，形成彼此啮合、相互依存、共同行动、共担风险的局面，产生有序的治理结构，以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李辉、任晓春，2010)。”就其治理思路来看，协同治理是指“围绕共同问题，协同不同组织、不同部门、不同地域的主体共同解决单个治理主体不能或难以解决的问题。这种协同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包括非正式的志愿服务、舆论宣传等（罗伯特·阿格拉诺夫，2007）。”因而，协同治理理论强调，一是多元主体应处于同一个治理网络，形成平等、协调的治理结构；二是协同治理网络应保持密切联系；三是多元治理主体间应在动态平衡中保持有序的治理结构。正由于协同治理内涵的复杂性，决定其非政府或市场能单独承担，必须寻求第三部门的有力支持。

（一）多组织协同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现实选择

我国社会力量主要包括各类社会组织及公众，当前我国治理结构中，社会组织发育不良、公众参与程度较低。然而，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层面已经面临加强社会参与的关口，原有的过度强调政府效能的治理思路面临调整。一方面，我国所面临的政治及经济问题越来越突出，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政府的治理责任被进一步放大；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却又要求政府机构进一步精简、治理能力进一步强化。由此，我国政治实践面临两难的现实境遇，要求引进新的治理理念，开辟新的治理途径，强化社会力量的参与。因而我国国家治理目标的现实选择，应当是充分培育参与协同治理的社会力量，构建有利于实现协同治理的体制机制，推动多组织协同治理局面的形成。

（二）科技社团是协同治理的重要参与者

我国国家治理现实需要多组织的协同治理，而构建多组织协同的关联机制不能仍由政府主导，而应让其他组织承担。治理理论的重要创始人罗西瑙早在二十世纪就明确提出“治理模式下政府已不足唯一的政治活动主体”(J．N．Rosenau，1992)，为此，应积极利用多组织参与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多组织协同治理的作用来应对治理难题。科技社团是重要的社会组织，是能协调各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社会组织。其一，科技社团作为人才队伍素质优、专业化水平高、综合实力强的社会组织，是协同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因而在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转型中，应成为政府着力培育和扶持的社会力量。其二，科技社团作为非营利组织的代表，其发展壮大不会造成政治权利的转移，不会影响社会稳定。“政府治理模式下各类社会主体的发育成长，并非必然形成一种对抗政府的力量，它可能是一种协同政府治理并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力量（郁建兴、任泽涛，2012）。”科技社团的诞生和发展深受我国政治环境影响，是我国政府的天然联盟，是补充政府功能、协同政府治理的重要力量。其三，作为第三部门，科技社团能够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充分发挥参与、监督和中介功能，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沟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公众，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而，我国协同治理体系的构建离不开科技社团的积极参与。

（三）科技社团加强服务供给是优化协同治理布局的应然需求

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由政府单独提供，其他治理主体发育不足的问题。一方面造成政府的负担过重，另一方面导致市场化机制发展不充分，社会组织行业竞争能力弱，公民参与热情不足。因而应以“协同治理为理论支撑，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协同治理方式，培育社会自治力量的协同治理组织，确立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协同治理体系”（郑恒峰，2009）。在协同治理体系中“必须注重社会治理资源的优化，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社会良性资本的创造，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郑巧、肖文涛，2008），积极加强科技社团服务供给，促进科技社团有力参与协同治理，优化协同治理布局。科技社团能够通过加强多元化专业服务的过程来优化协同治理的布局，主要包括参与、监督和中介过程。一是科技社团发挥参与功能，直接参与国家治理，承担政府职能转移，为市场提供针对性的服务，开展科技普及及相关培训活动，增强协同主体的力量。二是科技社团发挥监督动能，参与涉及国计民生重大项目的可行性论证，能利用专业知识监督公众难以监督的专业问题，为协同治理布局提供智力支持。三是科技社团发挥中介功能，能够沟通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公众，优化协同治理布局。

三、协同治理下科技社团服务供给缺失及制约因素

科技社团积极参与协同治理，加强服务供给，是我国国家治理的现实选择。实践层面上，科技社团在协同治理视阈下的服务供给存在四个向度，即政府向度、市场向度、公众向度和科技共同体向度。科技社团在这四个向度上的服务供给，能够促进社会管理创新，优化社会治理资源的配置，打破沟通障碍促进交流，从而推动我国协同治理体系构建。我国科技社团服务供给的缺失及其制约因素大致在此四向度之中。

（一）科技社团服务供给缺失

我国科技社团发育不良，服务供给缺失严重，对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协助公共治理力不从心；对联结各市场主体、促进协同治理布局构建引导不足；对提供公众参与渠道、满足公众多元化需求影响不足；对科技社团之间的整合以及内部的管理亦存在不足。尽管我国科技社团自改革开放以来重新获得了较大发展，但在以下几个向度中仍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尚有提高的空间。

1．政府向度

科技社团对政府的服务供给，能够促进政府增强组织和协调作用，是治理方式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我国科技社团与政府机构边界交织，其诞生之初就源自于补充政府功能不足，协助政府治理过程，具有对政府进行服务供给的功能。目前，科技社团对政府服务供给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科技社团对政府的智力支持有待加强，科技决策咨询工作尚需深化。在决策咨询领域选择上，科技社团受政府影响较大，科技社团参与部级决策咨询相对较多，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明显偏少。二是承担政府职能转移乏力。科技社团自身建设长期不足，专业服务脱离实践、独立性较差、公信力不足，在承担政府职能中后继乏力；同时，传统管理的惯性使得政府垄断各项社会职能，在政府职能转移方面呈现不放权、少放权倾向，科技社团自身建设的有限成果也难以得到实践的检验。

2．市场向度

通过市场化机制，科技社团能够联接各市场主体，对市场本身能充分优化资源配置，对市场外其他维度的治理主体能够发挥支撑和协同作用，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市场方面，当前科技社团服务供给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对企业的服务供给不足。企业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科技社团对企业的服务供给是优化协同治理布局的重要环节。其服务缺失主要在于，其一，科技社团对企业参与协同治理方面尚未起到技术指导和知识支持的作用。其二，科技社团缺乏与企业的深度合作，尚未在企业战略调整等层面发挥作用。其三，对重点企业的服务供给乏力，对中小企业的服务供给不足。“持有重要资源（含智力资产资源）的核心企业将使成员企业对其产生依赖，从而产生较高的协同控制能力( Pfeffer，1978)。”重点企业能够影响中小企业参与治理进程，然而科技社团一方面难以满足重点企业的服务需求，另一方面又对中小企业服务供给力度有限，不利于协同治理布局的构建。第_，对市场化机制服务供给不足。其一，桥梁纽带作用发挥不够，尚未形成企业、政府、公众之间的沟通交流机制。其二，市场化人才培育不足，尚未构建跨部门跨地域跨行业的市场化人才培育合作平台，导致难以培育出具备协同治理素质的高层次人才。

3．公众向度

科技社团作为第二方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其超脱的地位，使其在公共服务、社会中介、政策倡导、公民参与等方面逐渐发挥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有利于填补公共服务空缺，进一步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响应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扩展的社会需求；另一方面，有利于构建公民有序地参与治理的渠道。王名(2008)认为社会组织“有利于创造政府和单位体制之外的公民有序参与的新渠道，提高公共政策的认可程度”。因而科技社团理应肩负起培养公众用科学的思想观察问题、用科学的方法处理问题的责任，承担起构建公民有序参与渠道的社会职责。然而，科技社团服务供给不足，不利于公众力量参与协同治理。一是科技社团科技普及工作不深入、不到位。二是科技社团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的作用未充分发挥。三是科技社团尚未形成有效的公众诉求响应机制。“一个群体的意见可能由它本身表达，也可能从这个群体中的某个人或群体外代表这个群体的个人来表达到，但更多的、更有效的，应由这个群体内部发育产生出来的团体来表达（朱光磊，2008）。”科技社团作为公众利益诉求的团体代表之一，尚未形成规范化、建制化的公众诉求响应体系。

4．科技共同体向度

科技社团对科技共同体服务供给缺失，主要是指其对科技共同体内部人员提供的服务在针对性、时效性上有所不足，从而影响科技社团自身建设。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科学交流服务有待加强。在科学一科学家关系维度，科技社团国际化交流服务有所欠缺，学术交流的形式较为保守；在科学一经济社会关系维度，科技社团对政府对市场的信息交换不充分，咨询工作不到位；在科学一公众关系维度，科技社团的科技普及、教育培训等工作还有待深化。其二，尚未形成有效的协同机制。科技社团对沟通政府、市场、社会、公众之间资源整合平台搭建不足，尚未对科技人员形成进一步深化协同机制的基础环境；科技社团尚未形成多学科协同的有效机制，在整合多学科协同创新领域功能发挥有限。其三，内部管理工作不到位，对科技人员利益维护力度不足：一是科技工作者利益表达及反馈机制不健全，导致其意见、建议和诉求反应不及时，合法权益难以维护；二是对科技工作者的组织动员力度不够，导致科技普及、决策咨询等方面的工作存在智力资源的不足。

（二）科技社团服务供给的制约因素

科技社团服务供给的缺失包含有四个维度，其制约因素亦可大致按政府、市场、公众、科技共同体四个维度来划分。反映在具体制约因素上，则包括主要涉及政府维度的政策保障缺乏，涉及科技共同体维度的发展动力不足，涉及公众维度的公信力缺失，以及涉及政府、市场、公众的协同机制不完善。

1．政策保障不完备

作为国家治理的参与者、监督者、中介者，科技社团服务供给需要得到一定的政策保障。然而，目前我国对科技社团的政策扶持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具体政策没有得到及时落实。其一，科技社团法律地位不明确。科技社团与政府职能划分不明确，科技社团的定位、功能，以及在整个社会事务中的职能分配得不到明确，进一步扩大社会化服务供给的地位、作用、步骤、思路等尚未得到澄清。其二，财税扶持力度不够。我国相关税法对科技社团扶持的力度有限，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第八条并未将科技社团纳入营业税减免范围；同时社会公益性捐赠得不到鼓励，由于制度衔接不畅，科技社团尚不具备社会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弱化了科技社团获得社会捐赠的渠道。其三，政府向科技社团购买服务尚未形成系统化、规范化的机制。中央及地方在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实践中陆续出台了部分规定、意见等文件，但尚未形成全国或者区域统一的规范，尚未形成程序化的购买机制，导致政府购买科技社团服务规范性不高，购买责任模糊，成本难以控制，信息公开化程度不够，监管机制不完善等，这制约了政府和科技社团的深度合作。

2．发展动力不足

随着政府职能加快转变与转移，科技社团职能不断增多，工作任务不断加大，然而科技社团的服务供给能力尚未得到长足的发展，服务升级困难，不能满足日渐增长的服务需求。第一，科技社团经费来源不足。经费来源渠道较狭窄，经费构成结构相对单一。政府拨付、挂靠单位资助，成为经费主要来源，自筹和社会捐赠比例过低。随着挂靠企业的经济转型，其制度安排也随之转变，部分企业收拢了对科技社团的经费支持，导致科技社团经费短缺问题更加严重。第二，科技社团人才队伍建设不足，导致科技社团在服务供给升级中缺乏人力支持和智力支撑，呈现出专业化服务不专业、人才培育乏力等问题：其一，科技社团在打造专家队伍方面成效有限，难以形成一批高水准的具有国际视野的专家团队，对政府科技决策咨询和重大项目可行性分析的服务供给乏力；其二，科技社团在人才培育与激励方面缺乏规范的程序和有效的投入，导致人才培育后劲不足。

3．协同机制支撑不够

科技社团的服务供给缺乏完善的运行机制支撑，导致服务供给得不到相应的配合。第一，政府协作机制不完善。双重管理和挂靠体制一定程度上堵住了社团进行合法登记注册的渠道，也增加了扩大科技社团建设规模的困难；财税政策发展的延时性也制约了科技社团服务供给能力的提升。第二，市场相应机制不完善。一是科技社团与氽业之间存在的价值偏差，导致科技社团与企业难以达成深度合作协议，制约了科技社团进一步开放对企业的服务供给；二是公共服务本身市场化机制不完善，科技社团相关服务供给缺乏市场机制的有效支撑，导致服务供给链条的断裂，制约了科技社团服务供给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延伸。第三，公众交流机制不完善。科技社团缺乏面向公众的宣传机制，制约了其公信力的增长；科技社团缺乏而向公众的信息收集渠道，难以收集公众的诉求，导致科技社团服务供给缺乏针对性。

4．公信力基础缺失

科技社团服务供给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延伸需要得到公众参与的有力支持，然而当前我国科技社团普遍缺乏公信力基础。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2002)指出：“对一个秩序优良的公民社会来说，公共精神、公民认同的存在同样足至关重要的，若无最低限度的公民认同，公民社会的机构或制度就不可能运作。”当前我国公众对科技社团认同度不高，影响了科技社团服务供给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其一，科技社团尚未完全脱离行政属性。政府还在科技社团工作的各个层面发挥后续影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技社团的自主发展，影响了科技社团的公信力。其二．科技社团自身能力不足，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不高，难以取得公众认可。其三，科技社团信息公开机制不完善，公众难以参与到科技社团工作中来，对科技社团工作认工作认可度不高。

四、协同治理下科技社团服务供给能力提升的对策

科技社团服务供给能力的缺失包含政府、市场、公众、科技共同体等四个维度，从行动逻辑上来讲，主体行动遵循由潜在可能性、可操作的实践过程到最终结果的逻辑，市场维度和公众维度虽然具有促进科技社团服务供给能力提升的可能性，但在实际工作中面临着可操作性不足。因而，在对策层面，本文主要从制度安排及科技社团门身建设两个力’面来探讨。

（一）强化扶持和培育科技社团的制度安排

科技社团服务供给能力提升必须通过制度安排来实现。即“通过制度强化、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来实现，从强化向社会赋权制度、清除落后制度以及建立健全促进社会健康成长的支持培育制度等三个层面同步推进，并形成不同制度间的合力”（郁建兴、仟泽涛，2012），因而，具体而言应从财税政策、法治手段、行政管理三个方面强化扶持和培育科技社团的制度安排。

1．加大对科技社团的政策支持

作为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科技社团应是政府人力扶持的对象。著名公民社会理论专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萨拉蒙(2007)在对各大洲典型国家非营利组织的比较研究中发现，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平均40%来自公共部门，而在爱尔兰、比利时等国家这个比例甚至高达77%。因而，政府应加大对科技社团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其一，加大对科技社团的税收减免力度，对科技社团不同性质的活动产生的税收进行全额或者部分减免。其二，放宽科技社团筹资限制，鼓励金融机构为科技社团提供风险相对可控的融资服务，引导民问力量参与科技社团投融资过程。其三，加快建立政府向科技社团购买服务机制，编制详尽的政府购买服务实施办法，以文件的形式将科技社团纳入购买服务重点对象，加快形成程序化、建制化、规范化的购买服务机制。

2.强化科技社团持续发展的法治保障

我国科技社团在改革背景下得到了迅速发展，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在参与协同治理方而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科技社团的持续、良性发展还需要进一步构建相关法律体系，增强法治保障。一是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以法律形式规范科技社团的成立、运转和退出程序。二是要制订相关法律条例，明确科技团体的角色和作用，厘清科技社团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界定科技社团的活动范围。既限定科技社团的活动不超越应有的范围，又保证科技社团享有作为社会组织应有的权利。因而根据新形势、新情况，囚地制宜地对科技社团的设立程序、职能、有关政策等作出具体的可操作的规定，扶持和规范科技社团发展。

3.改进对科技社团的管理方式

我国科技社团由民政部管理，由科学技术协会负责协调。当前政府部门对科技社团行政干预过多，社团自身发展活力不足。因而，政府应通过制度安排改进对科技社团的管理方式，开放科技社团的竞争机制和自丰经营权利，加大科技社团的活动空间和创新动力，变微观管理为宏观引导。其一，开放科技社团竞争机制。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同一行政区域内不再登记批准相同或相似社会团体成立，这显然不利于科技社团在竞争中提高服务供给质量。因而应开放科技社团准入和退出机制，支持相似科技社团竞争，鼓励科技社团通过合理方式进行合并、联盟，促进科技社团自身的建设。其二，开放科技社团自主经营权利。《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相关规定直接限制了社会团体通过经营性活动获得经费的渠道，因而政府应开放科技社团自主经营权利，配合竞争机制，进一步强化科技社团白主建设。在此过程中，政府需做好宏观引导、监督工作。

（二）大力加强科技社团自身能力建设

科技社团自身能力建设与制度安排是相辅相成的，合理的制度安排能够为科技社团能力建设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科技社团应在立足当前制度安排的情况下，从以下几个方面大力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1．重视人才队伍建设

科技社团服务供给升级的关键在于人才队伍建设。科技社团应抓住历史机遇，将人才队伍建设作为提高自身能力建设的重点，积极打造核心优势团队，丰动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第一，完善科技社团人才评审制度。进一步探索考核、评审等多重评价手段，积极为科技人才体系的建设提供实践指导，为科技人才的自我定位和自我评价提供参考依据。第二，建设促进科技人才成长的合理环境。继续促进知识流动，打破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管理不足的局限性，推进科技社团间的学术、科研成果的相互交流。第三，强化优秀青年人才培育机制。积极发现和培育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重点培育青年科技人才的协同治理理念，为科技社团服务供给能力的长远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2．拓宽经费来源渠道

科技社团需要足够的资金作为其服务供给支撑。目前，我国科技社团的经济来源较为单一，急需拓展经济来源渠道，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经费管理体系。其一，要充分开发科技社团自身资源，有效开发服务资源，提高创收能力；其二，主动发挥科技社团智力优势，组织专家顾问团队为政府提供技术与咨询服务，争取政府经费倾斜，实现与政府的互利共赢；其三，通过与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开展深度合作，利用企业经费加强自身建设。

3．强化基础管理

强化基础管理具体体现在对制度、经济、行政以及营销四方面的管理深化上。其一，在制度上，应进一步深化办事机构和人事制度改革；积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立现代化的工作人员队伍；改善工作制度，扩充专职工作人员；公开决策程序，发展民主治理，建立起有利于科技社团自主、自立、自律的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等：建立起符合现代科技社团发展规律的管理制度。其二，在经济上，应建立健全配套的监督机制和审计制度，落实财务公示制度。其三，在行政上，应健全办公系统，提高办公效率；完善岗位责任制。其四，在营销上，健全宣传机制，引进现代营销管理方式，改善社团公众形象，大力提升社团公信力。

4．构建信息沟通平台

信息不透明、沟通交流不畅等因素加大了科技社团服务供给的难度，不利于科技社团自身建设，因而科技社团应加强信息化建设，大力构建沟通交流平台，连接政府、市场和公众，促进内部交流，优化协同治理布局。一是建立科技社团工作综合信息网络平台，及时更新政府资料信息，公示相关决策信息，加大科技社团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工作的透明度。二是加强科技社团与企业的交流与合作，使企业遇到的具体问题能够得到及时反馈。三是通过网络信息技术拓宽公众诉求反馈渠道，广泛收集、有效筛选相关信息。四是加强内部交流学习，促进社团会员在交流互动中分享经验，提升青年人才培养效果，进一步促进科技社团自身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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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科学化篇9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变迁的社会环境影响因素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及其政策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三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在这个大的环境系统中，三者又各自成系统，分别以不同的层次、地位和功能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政治环境

学科政策变迁的决定性因素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而言，所谓政治环境是指国家政治背景、执政党意志、政治体制、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等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和作用于学科政策产生、发展和完善的各种因素总和。“任何国家都会运用教育的力量，完成其政治功能，实现其社会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反映和宣传执政党意志的学科，其学科政策是对国家法定意图和执政党权威价值观的可操作性表述，政策价值目标必须与国家政治目标保持高度一致。因此，国家宏观的政治环境必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变迁的主要推动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想，党和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相关政策实现了由为阶级斗争服务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历史性转变。但是，新的历史阶段刚刚开始，由于受到“”的影响和破坏，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不仅仅面临着恢复和发展的问题，甚至还面临着舍弃的问题。

1979年5月，教育部政治理论教育司经过摸排调查，撰写了目标明确、数据翔实的《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成为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基本依据。1980年5月27日至6月6日，第一机械部、全国机械工会和中国社会科学心里研究所联合召开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要成为一门科学”的问题，由此展开了“思想政治工作要科学化”的全国大讨论，最终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地位，指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发展的新方向。党的十二大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社会主义建设战略方针的历史高度，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成为一段时期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总纲领。1984年，教育部连续出台《关于在十二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关于在高等学校举办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班的意见》等多个文件，进一步规范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建设。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高等院校师生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新的变化，表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有所显现，出现了校园骚乱和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一方面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宣传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稳定高校的局势。另一方面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建设，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力作用，为改革开放扫清思想障碍。1985年8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正式启动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改革的序幕。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硕士、博士研究生专业目录，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中增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1988年，全国有10所高等院校获准首批招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20世纪9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加强了“和平演变”的攻势，实施“西化”、“分化”，图谋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党和国家依据时局变化沉着应对，在高等教育领域展开了多层面、多角度、多途径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有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政策。依据2008年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思想政治工作司等部门的相关文件汇编，初步统计有48份涉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

199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了《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新目录的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中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点，1997年首次面向全国招收博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形成了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逐渐步入国际地位迅速上升期、国内经济社会转型期、工业化加速发展期、城市化快速成长期、群众政治参与活跃期、思想文化多元碰撞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源源不断的理论创新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障，开辟了全新的理论空间。2000年6月，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提出了“四个如何认识”，对于面向新世纪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指导作用。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基础工程和理论创新工程，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建设纳入其中，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迈向更高层次。2005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了《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决定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目前，全国共有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博士点66个，二级学科硕士点253个。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更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学科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大、十都强调指出：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呈现出了空前繁荣发展的崭新局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其鲜明的政治性表明，在学科发展方向、学科内容、学科体制以及学科政策等诸方面建设，其都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党的执政意识紧密相连。“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可以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优化的方向；实现民主，可以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优化的根本宗旨；健全法制，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优化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大政方针以及良好的民主、法制环境，不仅对人的政治意识、政治热情、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具有重大的影响，也是引导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经济环境

学科政策变迁的诱导性因素经济是教育发展的基础，教育能促进经济运转，“从中短期而言，教育多在于适应经济结构变迁的需要，但是，如果从长远观点着眼，教育则能改变现有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虽然经济对教育的影响不是最深刻的，但其往往是教育政策变革的直接诱因。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的经济环境是指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内容、制定、执行和评估等系列问题的国家宏观经济体制、经济利益、经济制度、经济活动等诸因素之和。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对经济环境作出若干类别划分，但是，经济环境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社会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投人，管理规范，而且影响到教育的方式方法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笔者主要是按照所有制性质将经济环境划分为计划经济环境和市场经济环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经济体制逐步从单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思想政治教育也逐步转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上来。

1982-1986年，党中央连续出台5个中央“一号文件”，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等，这一系列政策文件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全面展开。在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党中央明确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定地贯彻执行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密切结合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来进行的指导方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心任务，从学科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教学实践等多层面增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1980年，教育部、团中央颁发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紧密结合为“四化”培养人才来进行。1993年，中组部、、国家教委颁布的《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理论联系实际，引导师生认清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深刻影响和更高要求，牢固树立高等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教育师生注意克服和消除市场活动中的消极影响，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虽然还处在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对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形成和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多种所有制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由单纯强调意识形态性转变为注重加强对大学生职业道德、社会公德、法律意识以及个人的思想品质、道德修养、理想信念等的培养，增强了为市场经济发展服务功能。我国先后颁布了《关于高等学校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的若干规定》《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关于深入学习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意见》等政策，这些政策不但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内容，而且转变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价值取向，使学科政策价值取向在强调政治性的同时，还兼顾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不但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性、“法治”的强制性，而且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

（三）文化环境

学科政策变迁的中介性因素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的文化环境是指影响政策制定人、政策执行人、政策对象以及政策研究人员对政策认识和理解的国家宏观文化政策、文化体制、文化氛围、文化理念以及社会心理等因素的总和。文化环境是一种“软环境”，与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硬环境”相比，其对人和社会是一种内在的、深层的、持久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文化形态的存在，这种存在涵养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因此，“文化的流变亦对动态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互动，并且文化的流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制约具有决定意义”，而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必须采取积极的有效应对策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的变迁就是应对的显性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文化各项事业繁荣发展，既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提供了丰富内容，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的创新，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发展创造了动态的良好的文化环境。党和国家通过系列政策措施，推进文化教育大发展，“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高校逐渐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科技文化创新的坚强阵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社会文化进步相互交融。

社会治理科学化篇10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4-0084-04

回顾和总结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历程与历史经验，有助于深入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新时期以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可以讲两句话：一是获得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了辉煌成绩；二是任重道远，还有许多带有根本性的开拓研究空间。”[1]成绩与问题并存的局面凸显了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科学化建设的重要性。为此，在新形势下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科学化问题，对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科学化的前提：目的与规律的统一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科学化首要解决的问题是目的与规律的统一性。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必须加强服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功能；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必须走学科化、科学化发展道路。目的与规律的统一最终就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相得益彰。

1.服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目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方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处于思想文化多元、价值取向多样、社会思潮多变的局势下，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更是迫在眉睫。作为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意识形态本质属性是毫无疑义的。无论怎样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文化、教育功能，都不能忽视和抹杀思想政治教育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稳定的根本职责。从当前形势发展来看，遮蔽阶级立场的调和论以及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模糊论的危害性更为巨大。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必须立足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实际需要，创新理论与深化实践只能根植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践发展的现实需要。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客观性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服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目标的合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历史进程就是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行辩护、论证的过程，也是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泛化、淡化、儒化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做斗争，逐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过程。

2.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规范发展。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规范发展，其实质是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规律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规范发展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要遵循一般学科建设的规律。即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对象、基本概念、研究范式等进行清晰而明确的界定，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首要条件。尽管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已进入全面发展时期，但仍然存在着学术概念不够准确、学科边界不够明晰、研究方式不够周全的问题。为此，准确界定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本概念、科学区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边界、积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范式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谋求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从社会实践活动层面进行分析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科学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来源于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规律性。目前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服务社会发展与坚持以人为本的统一、教育者主导作用与受教育者主体作用的统一、教育自觉影响与环境自发影响的统一等基本规律已取得基本共识。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进行学科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走向科学化的必然要求。

3.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相得益彰。在《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2]307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在阶级社会里，任何执政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首要的目的就是强化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建设对于党和国家的重要性已从苏共、苏联解体中得到印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无疑更应该高扬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服务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功能，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与表达。科学性是一门学科屹立于学科之林的基石，科学性之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尤为重要。时代主题转换以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变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重心有所调整，要求其在坚持服务意识形态建设的同时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取得跨越式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不断科学化的结果，这就要正确处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的关系，在新形势下继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基础上更加突显其科学精神，注重知识理论教育与服务国家意志、社会需要并重，将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有机统一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科学化的基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需要继承，更需要创新。继承孕育着创新，创新蕴含着继承。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既要及时总结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注重学科建设的内涵积淀；又要努力体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时代气息，注重学科建设的外延拓展。

1.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继往开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继往开来前提在继承，继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优良传统。反思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分析总结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基本经验，这是科学合理继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优良传统的有效途径。纵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历程，总结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基本经验，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第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归属。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学科定位直接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性。由上世纪80年代的创立与初步发展到现在的跨越式深入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增设和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越跨式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未来发展的根本准则。第二，始终坚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价值。任何学科的建设发展都是以传承知识、培养人才为价值取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亦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所要培养的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主要是以培养思想觉悟好、政治素质高的人才为根本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要实现引领历史潮流和发展方向的根本使命，需要不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

2.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返本开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返本开新重在创新，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基本思路。时展促使思想观念、信息技术、社会环境等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创新已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实现科学化的必由之路。返本开新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做出的科学应对，它所强调的是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返本开新，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要回归本真。本真即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体系、研究论域、运动形式要立足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本身。返本就是将历史与逻辑的思维方法统一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本身来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和发展，以培育“思想政治教育观”这一学科根本性问题来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基本规定，紧密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要聚焦问题。关注问题、解决问题是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动力和源泉，“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应当更大层面地唤醒本学科领域的问题意识，培育发现问题的能力，增强回应问题的勇气，以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切准‘真’问题、聚集‘大’问题，回应‘新’问题、重话‘老’问题，并将之贯穿学科建设的全过程。”[3]及时回答实践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创新发展的基本规律。

3.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传统与现代并存发展。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继承与创新，核心问题在于科学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继承传统与走向现代的关系。毋庸置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科学化需要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秀品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更需要将传统精髓、优秀品质、宝贵经验赋予时代内涵和现代风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要实现继承传统与走向现代的并存发展，特别要注意提防和新儒学思潮的侵袭，也要防止新自由主义思想、普世价值观的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一方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教育工作，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或放弃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传统和根本；另一方面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现代化进程，人才培养、目标理念、科学研究、队伍建设、教育实践等都要与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相接轨，紧扣现代社会发展脉搏。继承优良传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稳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弘扬创新精神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以继承优良传统推动学科的创新发展，以推进创新发展延续学科的优良传统。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科学化的关键：交叉与独立的统一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特质映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借鉴的可能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化发展反映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独立的必然性。强化学科借鉴与坚守学科立场的协调统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科学化的关键。

1.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交叉发展。美国学者约翰・埃利亚斯（John L. Elias）指出：“道德教育是一个需要多学科共同研究的领域，仅仅通过一门学科来探讨这一领域既是有限的，也是危险的。”[4]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研究过程的实践性、研究结果的应用性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交叉发展的必要性。概而论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交叉发展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含其它五个二级学科的交叉；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其它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交叉；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相关自然科学学科的交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属二级学科之间的依托与整合从根本上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地位，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特色，同时也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基石更为稳固、指导思想更为鲜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借鉴与吸收相关哲学社会科学有助于拓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视野、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提供知识论和方法论的支撑，党和国家近年来不断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提供了有利契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新兴自然科学的交叉研究也取得一定成绩，相关著作《思想政治教育――基于新视野的系统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分析》、《断裂处的光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论》以及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论的学术论文对于扭转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单一、线性的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2.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特立独行。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特立独行，强调的是在学科建设过程中要始终保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强调和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特立独行并不是反对和放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综合发展，回到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单打独斗、固守本位的局面。当然，强调和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特立独行并非空穴来风，据《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2010》收录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十年博士学位论文调研报告”指出：“在所收集的306篇博士学位论文里面，虽然绝大多数还是可以看出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性质，但的确也有相当大的比例，占论文总数的31.4%，与其他学科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党史党建、伦理学、政治学等相互重叠，不恰当地包含着相当宽泛的‘外延’。这些问题的存在，凸显了选题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性不够，学科意识泛化现象倾向严重。”[5]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学科属性的淡化和泛化必然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低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地位不高。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特立独行最根本的就是要以学科意识统领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教育实践、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等，并将学科意识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始终。

3.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借鉴与独创双向互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发展的派生性体现了学科独创发展的本源性，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依托、借鉴、融合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思维方法，其根本目的在于巩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地位、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效果。脱离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本质属性的借鉴与创新并不可取，这样只会导致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丧失意识形态领导权、降低学科地位、走向名存实亡的危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立独行的本源性决定了学科独创离不开学科交叉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强调、强化、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意识需要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发展的路线，通过学科交叉发展来开拓学科视野、充实学科体系、丰富学科内涵。忽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发展的独立发展也是错误的，这样只会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范式面临定域关注、精细发展、学院走向、解题低效的危机。[6]要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借鉴与独创的双向互动机制，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借鉴与独创发展统一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化建设，从而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化。

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科学化的保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既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也是衡量学科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标尺，理论与实践统一的程度体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科学化的水平。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科学化，需要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理论根基，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实践进程，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学术性与实践性协调并进。

1.夯实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理论根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理论根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基础，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科学化进程中需要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首先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观点、方法内在统一的整体性，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原则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当前之所以会出现诸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解、肢解、曲解，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观照。尽管目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存在着不同看法，但从理论特征、社会理想、理论品质和政治立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科学概括[7]是可行的，沿着这一思维理路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有助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基础的科学化。其次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代接轨、与实践联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既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又与时展和社会实践紧密相连，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现状，用取得不俗成绩、存在不少问题来概括应该是客观而公允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取得的成绩主要集中于主干学科基础研究方面，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史、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为代表。鉴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时间相对较短，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以加强主干学科研究为重心，夯实学科理论根基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但囿于研究条件和视野的限制，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成果总体呈数量少、质量低的局面，严重阻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现代化、国际化进程。随着学科的不断分化与高度整合，众多新兴学科与传统学科的交叉发展日益壮大，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分支学科研究视域狭窄、应用理论特别是实证研究欠缺。今后“要提倡、鼓励实证研究、实验研究和调查研究，因为这些都是有价值的应用研究，这种研究往往能够创造新的经验和方法，揭示新的规律和内容”。[8]思想政治教育主干学科基础研究是引导思想政治教育分支学科应用研究摆脱低水平徘徊、走向精深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分支学科应用研究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主干学科基础研究摆脱空洞化怪圈、走向实践的必然。

2.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实践进程。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实践进程，需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关注现实、指导实践、解决问题的力度，进而凸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应用性和实践性。理论的真理性只能通过实践来检验，同样实践也是衡量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科学化水平的唯一途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教育实践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必须而且只能以思想政治教育阐释理论、指导实践、解决问题的效度来考量和评价，并最终统一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实践进程之中。处于社会分化与转型期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全球化潮流裹挟之下出现思想文化多元、意识形态纷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完善带来价值取向多样、道德观念模糊，信息网络技术飞速发展而相应监管滞后产生“双刃剑之痛”、虚拟网络安全等众多现实问题迫切需要得到科学理论的指导。为此，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实践进程是发挥其应有作用、走向科学化的必然。应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通过确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实践思维方式、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行动研究范式、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成果转化、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领域等不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实践进程。

3.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学术性与实践性协调并进。一般意义上讲，学术性即学理性、理论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学术性，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遵循科学理论研究的规律和规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跨越发展使得其科学研究成果在质和量上都有显著提高，但其学术性依然遭人诟病。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注于理论宣传、政策解读过度而导致学术研究偏废；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成果对实践经验凝练概括不够而导致学理性不强。深入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理论研究、提炼升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是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学术性的有效途径。“实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56指的是广义的实践，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实践性则是狭义的实践，主要针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观照和参与社会实践而言。实践性既是社会与人的本质属性，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学科的本质特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研究、课程建设、人才培养等都是为了更好地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但是要避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陷入经院化和经验化的倾向。简言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学术性与实践性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学术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跻身、屹立于学科之林的必要前提，实践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社会生活中扎根、开花的坚实基础。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实践性带动其学术性发展，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学术性推动其实践性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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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lias. Moral Education: Secular and Religious [M].Robert E.Krieger publishing Co.Inc, 1989:56.

[5]沈壮海.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2010[R].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375.

社会治理科学化篇11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13）01-0205-06

自从1984年成为独立的学科建制后，思想政治教育在政策支持、同仁努力以及社会形势需求等多重动力的推动下逐步走上了科学化的发展道路。然而，不少社会成员甚至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研究以及实际工作的专业人员时常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疑惑或质疑，引发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及其活动的认同危机。思想政治教育是不是一门学问？能不能称得上是独立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有没有用？这些基本问题成为缠绕每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根源性问题，深刻地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进度与实践效果。

一、认同危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问题意识

自1984年成为独立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在此后30多年的发展道路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与此同时，也不断地遭遇人们对这门学科及其实践的认同危机。这一认同危机表现为人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以及实践活动缺少知识、价值以及情感上的认可、支持与接受。譬如，有人或是不认同学科的独立性、科学性，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各门知识的“大杂烩”，算不上独立的学科；或是不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性，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性差，甚至不是理论；或是不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作用效果，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形式主义”、“假大空”、“没有用”等。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所出现的“认同危机”以隐秘、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严重损害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推进。具体表现为：

第一，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引发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空场”。思想政治教育所出现的认同危机与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学科评价机制标准的“移位”是分不开的。在告别了“知识即美德”那种神圣的价值判断标准之后，现代社会所崇尚的工具理性、经济利益成为学科评价体系的基本尺度。一门学科的认同度与这门学科是否面向市场、获取经济价值紧密相关。在“工具理性蔓延”的现代社会，经济利益成为社会生活统一化的度量衡，货币也变成一种人人都必须学会和使用的“统一语言”。以人的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难以获得社会甚至高校的认同。在现代社会里，工具理性的高扬将原本富含价值理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挤兑”，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精神蕴含被现代性的价值标尺所“漂逝”。如韦伯所说，工具理性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专家没有灵魂，者没有心肝。”思想政治教育内蕴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人文精神、文化趣味，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应有的学术使命、学术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应当具备的引领精神功能及崇高、神圣的气质在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的过程中被荡涤的“烟消云散”。由于缺少十足的学科与实践认同，思想政治教育在学校不支持、学生不配合、社会不理解的合力作用下变得弱化、低效。思想政治教育俨然成为纯粹而又机械的知识教条，似乎成了“不思想”、“无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二，理论研究脱离社会现实，思想政治教育遭遇“生态断裂”。从应然的生态来说，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应当源于实践需求，现实的社会生活为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旨在解决的理论课题：反过来，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又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指导下更科学、有效地展开。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者有义务审慎地厘清这一学科的基本问题，这无论是对于学科的理论研究、工作实践，还是提升人们对于这一学科的认同感和喜爱度都不无裨益。对于思想政治学科来说，人们的接受程度和热情很大程度源自于理论研究者对这一学科基本问题的精湛阐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的最后说过：“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弄清问题”，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尤其如此。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两张皮”现象十分严重：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亟需具备相应的知识、理论加以指导；另一方面，经院化的理论研究难以生产出有效的、实用的理论产品。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要么世俗化，要么精深化，“社会上不受欢迎，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套没有用；学术也不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都是时政语言，缺乏知识，更不要说学术含量”。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所生产出的“科研成果”距离社会现实相距甚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缺乏理论指导的情形下所开展的工作常常混乱、无序、低效。

第三，外部投入与内在认同形成反差，思想政治教育陷入“自信危机”。思想政治教育做的是人的精神领域的思想工作，其基本精神为正义。“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正义的工作，它高举正义的旗帜，从正义出发，为着正义的目标而努力。思想政治工作活动的过程，就是为正义而奋斗的过程。”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建设，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材，规范建制，增加师资投入，在人力、财力以及物力上大力地投入和保障。近年来，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思想政治理论课实现独立化建制，在部属“211”层次高校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力度。200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学科建制中升格为一级学科，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以及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等六个二级专业。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发展也步入快车道，拥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硕士点达到200多个，博士点60多个，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专业设置和培养方案。与巨大的外部投入形成反差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并未形成充足的学科自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身还缺乏学科和学术的自信，尽管有学科平台，但多数成员主要还在从事非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或重点放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外的学科那里，以为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学科，缺乏学术，而其他学科才是学科，才是科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遭人非议，认为“不管用”，“知行分离”，“说一套、做一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好做，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理想，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不明显”业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致的共识。

思想政治教育所遭遇的“认同危机”以深刻的、隐秘的形式渗透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当中，弥散于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的系统结构。缺乏足够的认同是造成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萎靡”状态的根由。笔者认为，尽管我们可以从宏观的社会环境和具体的工作方法对此作出解释并提出化解之道，但更为主要的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研究者和从事业者缺乏审慎的态度和系统、认真的了解，并未形成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准确认知，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应有的自觉。

二、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基本蕴含

自觉，本属于哲学概念，它指的是主体内在的自我发现、外在创新的自我解放意识。所谓“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理论或实践形态所体现出的学科特质、学术品位与实践特色的认识。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的“自知之明”，反映出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科研以及实践工作的人“认识自己”的能力。它是从认识论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作出的描述，是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各项活动的人对思想政治教育自身作出的认识。“自觉”具有“反思”的特质，是人的理性认知能力的重要体现，是事物以自身作为认知对象进行自我刻画的表现。“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应当具备的认知思维和认知能力，他能够自觉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性质、特色，理论研究应当具备的旨趣、品位和社会实践活动所应具备的特点、品质等。

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自知之明”。笔者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认知、主体性以及文化性三个维度揭示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结构：

1 价值认知自觉。价值认知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能够自觉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研究以及实践的重要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并非人们简单地认定的“官方说教”，也不是他人肆意贴上“无用”标签的活动。它以人的精神领域尤其是人的思想作为对象，旨在揭示人们的思想如何转化为行为的规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这是其本质，但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还具有强烈的社会性、文化性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是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优秀人才的渠道，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学科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正规化、系统化以及科学化的人才培育通道。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研究是一项具有探索性和神圣性的事业，其价值在于科学地解释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转化规律，意识形态嵌入社会的内在机制，人们道德行为发生的心理缘起等，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可靠的理论阐释以及有益的理论指导。价值认知自觉不仅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清醒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培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热情，内在的认同与热爱。

2 主体性自觉。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自觉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的人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自觉认知，它解决的是“谁之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中国特色的学科，它发端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立足于中国具体的国情与实际，继承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以自己独特的立场和方式言说着“中国故事”。主体性自觉在全球化时代越发具有现实意义，全球化时代的学术研究是多元思潮竞相争斗话语权、通过思想的力量获得主体性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自觉是获致中国研究的自主性、指认中国独立性的重要标志。“谁之思想政治教育”的提问是全球化时代追问主体自主性的表现。当下的中国，在大国崛起步伐加剧的浪潮中以崭新的姿态、强劲的国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势如破竹”式的社会发展进程向世界证明中国作为大国的能力与地位。与之相应，中国的崛起激发着中国学术寻求自主性的理论表达。在西方知识系统和概念体系笼罩中国的当下，中国迫切地需要贡献出自身的理论创建和知识表达，体现出应有的大国风范和主体自觉。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学科，“从中国国情、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问题的特殊性出发，运用中国特有的视角和方法，秉承中国特有的思维传统，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结论和实践路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自觉增进人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认知与它作为中国学科的自主性，使人们更加认清自身的使命，以中国的话语、中国风格诉说着“中国故事”，表达出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中国气派”。

3 文化传承自觉。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传承自觉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实践工作者对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文化活动并在文化的历史传承性上所发挥作用的自觉认知。思想政治教育是处于一定文化情境中的人们展开的社会实践活动，文化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属性之一。文化情境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社会背景，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与教育对象，都是文化的存在物，借助一定的文化载体宣传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一定阶级所需要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意识形态作为教育对象，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基本表现形式，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特征的基本面相。“价值与规范的传授与认同则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这便是文化沟通与运作的过程”。作为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类文明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传承的作用。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一系列有益的理念、内容和方法都是值得思想政治教育借鉴的要素。传统文化的一些优秀的道德品质（如孝道、仁爱），教育观念（如因材施教），教育方式（如道德教化）完全可以进行创造性转化。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也就是中国文化传承的过程。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有效的传播方式和传承载体，将中华五千年优秀文化成果得以极力地发扬和推广。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传承自觉就是要自觉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特征，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所担负的文化传统传承的使命与重任。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尊重、吸取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对其加以转化、利用，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传承自觉的实践要求。

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从业者对思想政治教育作出的“自我认知”。这一过程体现出强烈的自我觉醒意识与自我批判意识。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自我认知的理性认识阶段，已不再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活动进行简单的、直观化的描述，而是上升为内在的自觉。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所产生的主观认知，成为团结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组织程度与行动活力的内在“精神纽带”。可以说，如果缺乏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思想政治教育将很难进行准确的认知定位。无法准确地认识到其各项活动的价值与使命，也就不能真正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与活力。

三、“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培育之途

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从业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成的“自知之明”。其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自觉也必然从这一群体入手，提升他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认知的自觉性。具体而言：

第一，树立“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业”的职业伦理观。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思想、灵魂方面的工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职业伦理显得尤为重要。应当具备怎样的伦理品质直接关系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的实际效果。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神圣性、正义性的活动，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应当秉持韦伯式的“天职”观念，保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忠诚与热爱，真正地认识并努力地践行“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业”的职业伦理观。“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业”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认识到这项活动所承载的价值理想，投入热情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教育教学以及实际工作当中。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应当能够将本学科的基本概念、理论以及方法说清楚、讲明白，澄清他人对这门学科的误解，解决人们对于这门学科认知上的混乱局面。实际上，外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误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这门学科的不解或误解。思想政治教育的从业者应投身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中，科学回答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疑问、质疑，提高这一学科的科学化水平，提升人们对这门学科的认同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职业伦理观念深刻地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发展、学术研究与实践开展。“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业”而不是“靠思想政治教育生存”应当成为每个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应当秉持的伦理操守。

第二，寻求有效的问题意识，以书写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国故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自觉的形成离不开对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资源的观照以及对现实社会的观察与解读。通过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提炼出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线索，上升至学理的范畴，再加以充分地研究，寻找到中国社会的“问题意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应当培养解读与回应中国社会的能力，书写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国叙事”。马克思曾说过：“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思想政治教育在观察、解释社会现象中发现问题意识，进而提升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迫切需要提高其解释、解读中国社会的能力，从精神交往、价值传导、文化交流等视域对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作出全景式与多断面的剖析。尤其是要对当下中国的转型社会作出描述，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社会转型所特有的“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东方与西方的碰撞”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包含痛苦相伴”的基本特征。用自身独特话语或理论对中国社会进行观察，提炼出有价值的问题意识，叙述、解读以及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在解释、解读中国社会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并从自身的立场对其作出回应。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国故事”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自觉的表现，它建立在鲜明的问题意识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作出详尽的解释与回应。

社会治理科学化篇12

自由开发式的探讨为各种科学技术的产生提供各种逻辑可能性，因此提供了能够解决自然科学问题的人文社会科学环境。在各种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多元地共存于民主制度的框架之中，社会难以形成广泛共识，但这些学说的共在是处于相互融合，相互发展，相互矛盾之中，这种矛盾不可能被解决，矛盾状态可以是相互的取笑、讧攻、排斥、对立，但并不等同于导致战争状态，其结果有可能导致共赢，防止垄断集团的产生，防止利益集团对社会利益的垄断，也防止社会的封闭状态。在共同辩论中，形成共同认识的方面，或者提供各不相同的可能性供人们选择，而且社会制度本身鼓励着各种不同质的学说的多元化，并使之成为永恒状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科技发展有其独特的路径。其一是一个开放社会为科技探索、交流、试验、检验提供广阔的自由空间。其二是不同的利益体有着不同的需求，需求的多元化导致科技产品研发的多元化。其三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容易在集团的边际利益（或者说公共领域）达成共识；从利益平衡的角度，引导着研发资源进入各个领域，而不是专注于某一方面，有利于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为什么软件技术诞生在美国而不是中国，也不是在日本、欧洲？这与社会文化、政治模态、技术选择相关，而能够使电子科技取得领先发展，则由美国的文化决定。这种文化不仅仅包括良好的创新机制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包括创新的文化土壤，为科技的产生、更新、发展打下基础。“美国科技和经济发展通过自主创新而后来居上。尤为突出地表现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不断营造和优化有利于创新的良好文化氛围。竞争意识、冒险精神、创业胆识和宽容失败传统是其文化的积极方向。美国较早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和科学管理，较早地将研究开发机构纳入企业的核心部门，较早地把‘专利制度是给天才之火浇上利益之油’的理念，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制。在美国，大科学和开放式研究机构使科技与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密切联系。风险投资能从真正意义上得以实施。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其文化的包容性反过来成为促进创新的重要条件。‘二战’后至今，尽管不断受到来自工业化国家的挑战，但美国仍在主要高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7］不同的社会文化中知识精英社会担当不同任何人都有着一定的文化背景，都要受到文化的影响，但如何使科技工作者能够承担起社会责任，是文化本身应该反思的重要问题。作为科技工作者应该能够专注于自己的工作，避开各种干扰，有着一种责任意识，这是创新性人才必备的基本素质，如果这些责任担当总是被文化所掩埋，那么这种文化将滞后，因为它使科技工作者责任和方向迷失。“在这一系列‘偶然’的历史事件背后，不能说毫无其必然性……证明中国近代科学之所以落后，是由于中国文化中存在某种阻碍科学发育的‘深层结构’”。［3］511政治文化的深层影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认识多局限于儒释道层面，更加专注于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科学技术知识沦为奇技淫巧。就像散落在草丛中的小蘑菇，偶尔露一下头，让人欣赏一下，不可能形成体系，撑起一片天空，摆脱不了另类的命运。因此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与统治者合流，成为社会政治的附庸和奴隶；一条是与统治者分道扬镳，对抗世俗权力。“近代中国的科学文化不是内生的，而是输入的”。［3］511中国的传统文化难以诞生现代意义的科学技术。但时至今日，科学技术已在中国落地开花。结果最终如何？还需要不断反思。因此，在审视一种文化的时候，可以看到一种文化是否具有一种创新机制，如果没有创新性，那么是否能够植入创新机制？如果能够，也不失为一个创新性社会。解决不好植入的问题，中国的科学技术或许又将被中国式的人情世故所掩埋，或许再出现一次“儒、释、道、科”合流。科技的锋芒将会被中庸之道所折损。摆脱不了成为别人二手科技交易市场的命运。事实上传统的“学而优则仕”，官本位思想在今天仍然深深影响着学术领域；学术领域成为社会政治的附庸，哪里还有学术？官成为科技工作者追逐的对象是件可悲的事情，但在中国却是事实，因为官掌握着各种可以分配的资源，能够给他带来利益，能够带来所谓的价值，如果科技成果附属于各种资源、利益的时候，科技偏离了它本身所应有的航向，失去自我价值。科技工作者的价值没有能够体现，科技工作者也没有能够得到尊重。那么创新性的国家如何能够建设好呢？“如果官场的风气是唯官之命是从，长官意志和盛行，则领导决策者早年在大学里的科学技术训练也难以转化成科学理性决策的实际成果，甚至还会被其所累。科学决策需要广泛征询专家意见，众采各家的理性建议，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集中”。［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