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证券化的主要目的篇1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特定目的机构；特定目的公司

中图分类号：D922,2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6)03-0098-04

资产证券化是当前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重要金融创新之一，并推广到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典型的资产证券化结构中，一项关键的制度创新是特定目的机构(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①的设立，而特定目的公司是特定目的机构的主要形态之一。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资产证券化发起人(即原始权益人)将拟证券化的资产转让给特定目的公司以隔离破产风险；特定目的公司以该资产为基础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获得资金用于支付购买证券化资产的对价；然后用证券化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支付资产支持证券本息，直至清偿完毕。可见，在整个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特定目的公司起到了融资通道的作用，这正是资产证券化制度设计的精妙所在。由于特定目的公司与普通公司差别很大，往往需要制定专门的特定目的公司法予以规范。本文拟对特定目的公司运作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进行探讨，以期有裨益于我国特定目的公司法律制度的构建以及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推行。

一、特定目的公司的业务范围

特定目的公司既然是为资产证券化而设立，作为证券化发起人融资的通道，那么其权利能力就应当限定在特定的范围内，其业务内容应只限于法律或资产证券化计划确定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具体包括受让应收账款或不动产等证券化资产、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对证券化资产进行管理处分以及分配证券化资产所产生的收益等。除此以外，特定目的公司不得从事其他业务，如为取得对价，从事证券化资产以外的资产受让或贷款或提供其他服务；为他人保证或背书；将所受让的资产出质、让与、互易、提供担保或实施其他处分；等等。特定目的公司也不得出租自己的“壳资源”，以自己的名义，为他人经营资产证券化业务。

之所以要对特定目的公司的权利能力进行严格限制，一方面是因为特定目的公司是为资产证券化这一特定目的而设，在税法上享有诸多优惠政策，以促进资产证券化的推行。如果允许特定目的公司从事资产证券化以外的业务，将会导致其被滥设，为其他不正当目的而利用特定目的公司“借尸还魂”。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允许特定目的公司从事特定资产证券化以外的业务，将增加投资人的风险，最终有可能导致资产证券化的失败。

在特定目的公司业务中，除受让证券化资产必须由特定目的公司自身完成外，对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管理处分证券化资产以及分配证券化资产所产生的收益等工作，均可以委托发起人或其他专业服务机构代为处理。特定目的公司还可以将证券化资产信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负责资产证券化具体业务。考虑到特定目的公司通常仅设立一名董事，除非其是受让信托受益权而仅居于受益人地位，无需从事复杂的资产管理和处分工作外，其他如记名金钱债权或不动产等证券化资产，特定目的公司本身似乎没有有效管理和处分的能力，甚至没有能力分配所发行证券的本金、利息或红利。因此，在日本，特定目的公司必须将管理和处分证券化资产(除受托受益权外)的业务，委托或信托具有专门知识经验的专业机构(如信托机构)代为处理。特定目的公司将管理处分特定证券化资产的业务委任他人处理时，双方必须签订业务委托书。②如特定目的公司将特定资产信托给其他专业机构管理和处分时，则应当签订信托契约书，载明受托人于知悉发生有价证券申购证所记载的管理处分特定资产重要事项时，负有立即通知受益人的义务。

特定目的公司的负责人不得违反法律、公司章程和资产证券化计划，从事所确定的业务范围以外的其他经营活动，否则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例如，根据台湾地区“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的规定，如果公司负责人违法为他人进行保证或背书，应自负保证及背书责任，如公司或资产基础证券持有人受有损害时，亦应负赔偿责任。特殊目的公司的负责人，也不得就资产基础证券的募集或发行，为有关经纪或居间买卖资产基础证券之行为。③

二、资产证券化计划

对于普通公司来讲，公司必须依法经营，不得违反法律、公司章程以及股东会决议。但对于特定目的公司来讲，除了遵守上述规定外，公司的业务还必须遵循资产证券化计划的规定。资产证券化计划是详细规定对特定资产进行证券化处理的方案的法律文件，它是对特定资产进行证券化处理的主要依据。如果一个特定目的公司进行多项资产证券化，则应分别制定资产证券化计划。资产证券化计划在性质上类似于招股说明书，属于合同法上的要约邀请。如果投资者购买了资产支持证券后，资产证券化计划即构成投资者和特定目的公司之间的协议一部分。

由于资产证券化计划涉及到潜在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利益，需要纳入监管范围，其必要记载事项应当由法律明确规定，并经主管机关核准或向主管机关备案后才能生效。特定目的公司应依经批准或备案后的资产证券化计划经营证券化业务。

从理论上讲，公司章程是公司经营的最基本准则，资产证券化计划书既然这么重要，就应当列入公司章程的必要记载事项，以利于信息的公开。但在证券化实务中，在设立特定目的公司时要设计适当的资产证券化计划是很困难的。并且在很多情况下，资产支持证券的内容等事项直至发行前仍不能确定，进行资产证券化的成本也很难估计。所以不宜把资产证券化计划作为公司章程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日本原《特定目的公司法》将资产证券化计划作为公司章程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修订后的《资产流动化法》取消了这一规定，改为在特定目的公司设立后，如要从事资产证券化业务，必须事先将资产证券化计划报金融再生委员会批准。④

特定目的公司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后，资产证券化计划属于特定目的公司和投资者之间合同的一部分。因此，非经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会议通过不得变更资产证券化计划。但是，资产证券化计划的变更对证券持有人的权益无重大影响的，可以不经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会议同意。所谓资产证券化计划的变更对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的权益无重大影响，一般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1)办理公开招募或私募前所进行的变更； (2)资产

证券化计划所确定的债务清偿及剩余财产分派后，资产

证券化计划执行期间的缩短；(3)依资产证券化计划的记载，取得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全体书面同意所进行的变更；(4)主管机关认定的其他情形。又因为资产证券化计划须经主管机关核准或向主管机关申报后生效，因此其变更也要经主管机关核准或向主管机关申报后才能生效。

三、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

(一)发行许可

发行证券行为(特别是公开发行证券)涉及到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利益，因此特定目的公司在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前，必须得到主管机关的批准或向主管机关备案。向非特定人公开招募证券时，还应当向证券主管机关申请核准或申报。例如，我国台湾地区“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第73条规定，特殊目的公司非经主管机关核准或向主管机关申报生效，不得发行资产基础证券。

(二)资产支持证券类型

为了利于筹资，资产支持证券首先应属于有价证券，以便于流通。其次，特定目的公司应当享有类似于公司法上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权利能力，可以发行各种不同种类和不同期间的证券，甚至更丰富的证券品种。

资产支持证券的基本类型包括权益型证券和债权型证券两种。其中权益型证券可分为优先型、普通型和劣后型证券，还可以衍生出附认股权证券或附转换权证券等。债权型证券也可以区分为普通型和劣后型债券，以及衍生出附认股权债券和附转换权债券等。另外商业本票等商业票据也属于债权型证券。理论上，除受到各国和地区资本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法规的限制外，资产支持证券的类型可以根据证券化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衍生。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则应当依照证券法有关发行证券的规定和票据法有关签发票据的规定进行。

以日本为例，特定目的公司可以发行优先出资证券、特定公司债、转换特定公司债、附新股优先出资认购权特定公司债和特定商业本票等不同类型的资产支持证券。其中，优先出资证券持有人即为公司的优先出资股东，以与发起设立特定目的公司的特定股东相区别。特定公司债、转换特定公司债和附新股优先出资认购权特定公司债的发行大都援引有关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的规定。如果具备以下两种情形，特定目的公司还可以发行商业本票：(1)发行目的是为了取得特定资产而筹集资金，且在资产流动化计划所定的发行限额内，并符合总理府令和大藏省令规定的保护一般投资者的其他要件；(2)为支付依日本《资产流动化法》第149条所发行的特定商业本票而筹集资金。我国台湾地区的特殊目的公司也可以发行不同种类和不同期间的资产支持证券，但应采取记名式。⑤记名证券的流通不如无记名证券便利，采取记名证券反映了监管当局的谨慎态度。

(三)证券发行方式

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可以采取公募或私募方式进行。

就公募而言，特定目的公司依照资产证券化计划对非特定人公开招募资产支持证券时，应当依照证券主管机关规定的方式向投资人提供招募说明书，并在办理公开招募时，应事先向证券主管机关申请核准或申报。由于资产证券化交易非常复杂，一般投资者难以对资产支持证券进行判断，因此为了保护缺乏资产证券化相关知识的公众投资者的利益，有必要对公开募集的资产支持证券进行强制性信用评级。例如，我国台湾地区“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第102条规定，向非特定人公开招募的资产基础证券应当经主管机关认可的信用等级评定机构评定其等级。这一方面能够提高投资者的决策能力，另一方面也是利用市场的力量对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人进行监督。

就私募而言，私募的最大特点是募集对象特定，数量少，成本低，但证券的转让受限制。特定目的公司向特定人招募资产支持证券时，应当依照主管机关规定的方式，向应募人或购买人提供招募说明书，并应在资产支持证券上以明显文字注记，在提供给应募人或购买人的相关书面文件中载明。至于特定人的范围、招募说明书的内容及证券转让的限制，应当遵循法律及主管机关的有关规定。当特定人出售所持有的证券，并对非特定人公开招募时，应当遵循上述公开募集的规定。由于私募的对象一般是具有丰富投资经验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且数量较少，因此不必要对资产支持证券进行强制性信用评级，可以由特定目的公司依市场需要，自行决定是否进行信用评级，以降低募集成本。

四、证券化资产的移转和管理

对于证券化资产的范围，原则上由当事人自行选择。在有健全的证券信用评级等中介机构的情况下，市场能够提供必要的投资决策信息，以引导发起人对证券化资产的选择。但对于证券化后发国家和地区，限定资产的范围，对有效保护投资者和证券化市场来讲，也许是明智的选择。我国台湾地区即对金融资产证券化的资产范围作出限定，将用于证券化的金融资产限定为创始机构享有收益和处分权的下列资产：(1)汽车贷款债权或其他动产担保贷款债权及其担保物权；(2)房屋贷款债权或其他不动产担保贷款债权及其担保物权；(3)租赁债权、信用卡债权、应收账款债权或其他金钱债权；(4)创始机构以前三项所定资产与信托业成立信托契约所产生的受益权；(5)其他经主管机关核定的债权。

原始权益人转移证券化资产的时间，可以在特定目的公司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之前，也可以在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之后。我国台湾地区“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第83条规定，特殊目的公司于发行资产基础证券之后，创始机构与特殊目的公司应于资产证券化计划所载明的受让期间内，办理资产的移转手续，不得有拖延或虚伪行为。资产移转的会计处理应符合一般公认会计原则。为了避免出现真实出售和欺诈转移问题，条例进一步规定，创始机构依条例规定办理资产移转，并依资产证券化计划取得让与资产的对价的，推定为民法上的有偿行为。台湾“民法”第244条第2款规定：“债务人所为之有偿行为，于行为时明知有损害于债权人之权利者，以受益人于受益时亦知其情事者为限，债权人得申请法院撤销之。”即使创始机构(债务人)故意损害其债权人利益而转移证券化资产，也只有当特定目的公司(受让人)于转让时也明知(恶意)的情况下，创始机构的债权人才有权申请法院撤销资产的转移，从而保证了交易的安全。

特定目的公司一般没有能力对证券化资产进行管理，因而通常委托给原始权益人和其他专业服务机构来管理。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甚至强制要求对证券化资产进行委托管理。根据台湾地区“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第84条的规定，特殊目的公司所受让的资产，除了属于信托受益权外，应将受让资产之管理及处分委任或信托服务机构代为处理。服务机构应将证券化资产与其自有财产分别管理，其债权人对该资产不得有任何请求权或其他权利。服务机构管理及处分特殊目的公司的受让资产，应定期收取该受让资产的本金或其利益、孳息及其他收益，提供监督机构转交资产基础证券持有人，并将受让资产相关债务人清偿、待催收与呆账情形及其他

重大讯息，提供监督机构。服务机构无法履行其服务义务时，可以依资产证券化计划规定或报经主管机关核准，由备用的服务机构继续提供资产管理处分的服务。

五、资金的借入和运用

在特定目的公司运营过程中，由于证券化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与资产支持证券的偿付在时间上不一定相匹配，有可能出现资金短缺的情况，也可能出现资金积留闲置的情况。当出现资金短缺时，就有供稿资金以弥补缺口的必要；当出现资金闲置时，则需要运用该资金，实现保值增值。

(一)资金的借贷

从资产证券化交易的设计上看，特定目的公司通过发行证券募集资金，用以支付购买证券化资产的价款，然后收取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向证券持有人偿付，除此之外，特定目的公司不得从事其他获取收益的业务，因此，原则上特定目的公司不需要借人资金。但在特定目的公司的运营过程中，难免出现流动不足和短期资金需求。为了保障特定目的公司的正常平稳运转和及时偿付证券，有必要适度放宽特定目的公司借贷的限制。实际上，短期借贷是特定目的公司保证流动性便利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资产证券化之初，往往通过金融机构或大公司向特定目的公司承诺贷款额度的方式作为信用增级措施。但是，特定目的公司借贷必须符合特定的条件，以避免产生信用危机。根据日本《资产流动化法》的规定，特定目的公司可以依据资产流动化计划所规定的额度，由董事决定向特定金融机构借入款项，以取得受让特定资产所需的资金。此外，对于投资者而言，特定资产是投资者所持证券的唯一担保标的，因此，除非资产流动化计划所规定的特定目的借款，原则上不得将特定资产出借、让与、交换或提供担保。⑦我国台湾地区“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也规定，除条例或资产证券化计划另有规定外，特殊目的公司不得借入款项。借入款项的目的，应以依资产证券化计划配发或偿还利益、本金、利息或其他收益为限，并须经全体董事同意。⑧可见，特定目的公司借入奖金，必须严格按照资产证券化计划事先确定的额度和用途进行，不得由特定目的公司临时自行决定。

(二)资金的运用

当特定目的公司资金出现闲置时，如何运用该资金便是一个问题。由于特定目的公司业务上的资金大都是由证券化资产所产生的，其用途主要是偿付资产支持证券本金和收益，因此，为了维护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的利益，不适宜进行高风险性的投资。

在日本，特定目的公司的闲置资金只能限于以下三种运用方式：(1)购买公债或其他大藏大臣及内阁总理大臣所指定的有价证券；(2)存放于大藏大臣及内阁总理大臣所指定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3)其他总理府令或大藏省令所规定的方法。⑨台湾地区“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也规定，特殊目的公司的自有财产及因其所受让的资产所产生的闲置资金，只限于以下运用方式：(1)银行存款；(2)购买政府债券或金融债券；(3)购买国库券或银行可转让定期存单；(4)购买经主管机关规定一定等级以上银行的保证、承兑或经一定等级以上信用评等的商业票据；(5)其他经主管机关核准的运用方式。

注释：

①特定目的公司在我国台湾地区称为“特殊目的公司”。本文统一称为“特定目的公司”，但在引用或直接论述台湾地区相关法制时，依其法律规定。

②业务委托书一般应载明下列事项：(1)受任人应将应归属于委任人的特定资产或该业务，与自己的固有财产或其他财产分别管理；(2)受任人应依委任人的请求，说明特定资产的管理及处分状况；(3)受任人应于其主事务场所备置记载特定资产管理和处分状况的文书，并依委任和有的请求供其阅览；(4)受任人于知悉发生有价证券申购证所记载的管理处分特定资产重要事项时，应立即通知委任人；(5)受任人如未得到委任人的同意，不得将业务再复委任他人。参见日本《流产流动化法》第144条。

③台湾地区“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第89、90条。

④日本《资产流动化法》第142条。

⑤台湾地区“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第101条准用15、19条。

⑥台湾地区“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第4条第1款(第2项。

⑦日本《资产流动化法)第150、152条。原(特定目的公司法》规定．特定目的公司原则上应当依靠证券发行得到的资金取得特定资产，通过借款取得资产仅被视为一种临时性、补充性的手段，《资产流动化法》则将用借款购买资产正常化了。

资产证券化的主要目的篇2

一  资产证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是20世纪70年代从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融资方法。

它是指金融中介机构将不具有流动性，但具有稳定的未来现金流量的金融资产，如应收账款等转换为可以在市场上出售、流通的证券进行融资的过程。由于金融机构的资产多为贷款如银行的住房抵押贷款，属于金融机构创造的信用，所以“资产证券化”又称为“信用证券化”。资产证券化制度出现的原因主要是：金融资产的持有者拥有大量的金融资产，无法变现，这一方面影响资金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也带来很大的信用风险，为了解决这种流动性困难及分散风险，资产证券化制度应运而生。

资产证券化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使资金的需求者能够不需要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就能直接从资金的供给者获得所需要的资金。资产证券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采取了复杂的交易结构：首先，金融资产的持有者（也就是资金的需求者后文称为发起人）将其一部分资产（拟证券化的资产）转让给一个中介机构（特殊目的机构），使拟证券化的资产与发起人的其他资产隔离，即使发起人发生破产也不会影响证券投资者对证券化资产的利益；其次，中介机构以被转让的资产为基础发行证券；最后，由信用增级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对资产支撑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y ABS）进行信用增级和信用评级，从而使资产支撑证券能够在证券市场上出售流通。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资产证券化融资结构的核心概念是资产分割，即把拟证券化的资产从资金的需求者的信用风险中分离出来[1]（第1页）。

从资产证券化的运作过程来看，特殊目的机构在资产证券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其作用主要有：第一，特殊目的机构通过“真实销售”的方式获得发起人的资产，使发起人的资产与发行人的资产相分离，根据破产法的规定这能够使证券发行人与发起人的破产风险相隔离。第二，特殊目的机构本身的业务状况对其发行的资产支撑证券的评级也会产生影响。第三，特殊目的机构所采取的组织形式会对资产支撑证券的形式产生影响。因此资产证券化涉及的诸多的法律问题中，特殊目的机构的法律问题具有极端的重要性，直接影响了资产证券化的成败。因此，在有证券化成文立法的国家和地区，作为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的特殊目的机构是立法的重要内容。

二从实施资产证券化的有关国家的情况来看，解决特殊目的机构法律问题的原则主要有以下两项：

（一）以专门立法解决特殊目的机构法律问题的原则

从美欧日以及其他各国的资产证券化的实践经验来看，资产证券化的中介机构都是通过单行立法建立起来的。在美国的资产证券化的实践中，作为特殊目的机构的主要有美国的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annie Mae）、联邦住宅抵押贷款公司（Freddie Mae）及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Ginnie Mae），这三个机构都是美国分别通过1968年的《住宅暨都市发展法》（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Act）、1970年的《紧急住宅融资法》（Emergency Home Finance Act）两项专门立法建立起来的。此后，资产证券化的专门立法如法国1988年的资产证券化法设立了FCC作为中介机构来接受商业公司的应账款[2]（第2-3页）。日本1998年的资产证券化法案称为《特殊目的公司法》，该法案创设了不同于一般商法上公司的一种特殊法人制度来解决资产证券化问题，后来因限制较多，不利于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又于2000年对该法进行了修订，并将名称改为《资产流动化法》。该法案除了对特定目的公司的相关条文进行修正，还增订了特定目的信托制度。日本的《资产流动化法》分为5编，共有254条，其中有关特定目的公司制度共158条，有关特定目的信托制度共67条，是该法的主体。此外，我国台湾地区、泰国、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等的资产证券化立法莫不如此。从世界各国资产证券化实践来看，制定专门的资产证券化立法来规范特殊目的机构、推进资产证券化发展应该是一种成功的经验。

（二）坚持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原则

从资产证券化实践来看，要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使证券化资产与发起人的风险相分离。但由于特殊目的机构并不必然的由发起人以外的与发起人无任何关系的人担任，在许多情况下，尽管特殊目的机构是独立的法人，由于其或者可能就是由发起人设立或者可能与发起人有某种关系，为了防止发起人利用这种关系使特殊目的机构违背投资人的利益进行业务活动，特殊目的机构的立法要对特殊目的机构的业务活动进行监控，如健全信息披露、强化机构的内部治理、加强行政机构的控制与监督以及赋予相关利益人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等[3]（第144页）。实际上，只有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才能最终真正推动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从世界各国的资产证券化的实践来看，资产证券化的结构设计中，中介机构的法律形式有主要以下几种，即：特殊目的信托（Special Purpose Trust）、特殊目的公司（Special Purpose Corporation）、一般合伙（无限合伙）或隐名合伙（有限合伙）等。

特殊目的机构采取信托形式是指发起人以证券化基础资产设立信托，让与作为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的信托机构，以从该信托机构换取受益权证，然后再销售给投资者[4]（第3页）。在金融资产证券化关系中，发起人是委托人，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是受托人，投资者是受益人，而被让与的证券化基础资产自然就是信托财产。根据信托法原理，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可隔离于发起人自有财产之外，即使发起人破产也无作为破产财产被清算之虞，因此，采信托形式可以实现破产隔离的效果，同时使投资者（受益人）享有实质性权益并承担相应风险，最终实现金融资产证券化的目的。此外，将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设计成信托形式还有税收上的好处。根据美国联邦税法上的“名义所得原则”，资产和事业发生的收益的归属主体，如仅为单纯的名义主体，并不享受该收益，则可免除课税，而由享有该收益的实质所有者作为纳税主体。这样作为证券化基础资产名义所有人的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则可免予就该资产收益缴纳所得税，而由实际享有收益的投资者一方纳税，这样可以避免所谓的“双重纳税”问题。

特殊目的机构采取公司形式是指发起人将证券化基础资产转让给一家专门从事证券化运作的特殊目的公司，由其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与信托相比，采用这种形式有两个优点：一是公司拥有证券化基础资产的实质性权益，因而有权对该资产产生的现金收益进行任意的分割组合，可以运用分档、剥离等技术，向投资者发行不同档次或不同支付来源的转付型证券，而无法律上的权利限制；二是它作为一个常设机构，可以连续不断地进行证券化交易运作，可以向不同的发起人购买不同的证券化基础资产，不管这些资产是否相关，据以分别发行一组组不同的资产支持证券，在更大规模、更深层次上推行证券化，从而提高了证券化效率，降低了运作成本。当然，它也有其致命弱点，即将被课税，使投资者和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面临被双重课税的困境。实践中，解决的办法是国家给予其免税的优待或干脆将其设到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此外，各国法律一般都规定，公司需有一定的资本金，但由于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本身就是为便于融资而特设的产物，所以一般只注入最低的法定资本金。

特殊目的机构采取合伙形式是指发起人将证券化基础资产让与作为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的合伙组织，由其发行可上市流通的预托证券，投资者购买该证券而成为有限合伙人。在美国，由于合伙在联邦税法上被视为转付机构，不作为直接课税对象，其营业收益和损失直接由各合伙人分担，因而也可实现避免双重纳税的目的，该形式多为不动产证券化所采用。在美国的不动产证券化所成立的不动产有限合伙最初主要是想获得税收上的好处，但1986年美国修正税法之后，有限合伙投资不动产的税务上的优惠被取消了；而且在合伙的法律关系里，合伙人一般要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说合伙人的财产风险和合伙组织的风险并没有完全隔离开来，从而不能达到特殊目的机构所要求的破产隔离的目的。所以该种形式的特殊目的机构已经很少被采用。因此在资产证券化的实践中，目前广泛采用的主要是公司制和信托制[5]（第46-47页）。

特殊目的机构内部控制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发起人操纵中介机构从事与该机构的目的不相关或背离的事务，从而对投资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对特殊目的机构活动的规制主要表现在：

（一）特殊目的公司的内部法律监控

1.特殊目的公司的设立，一般是依据公司法的有关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定为蓝本，然后根据特殊目的公司的特点加以修正，从而形成有关特殊目的公司的法律制度。首先，为了防止发起人利用对于中介机构的实质控制权操纵中介机构或对中介机构的利益造成损害，切断发起人与中介机构的联系就成了特殊目的机构立法的关键。依我国台湾地区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特殊目的公司必须由金融机构设立并且金融机构与发起人不得为关联企业。其次，为了避免特殊目的公司的设立成本过高，立法对于特殊目的公司的设立要件与程序都尽量予以简化。如规定特殊目的公司的股东为一人；其最低资本额仅为10万元。

2.特殊目的公司的机构设置，依我国台湾地区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特殊目的公司由金融机构组织设立，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以一人为限，”这显然其机构设置与公司法上的股份有限公司是一致的。其机构主要有股东会、董事会、监察人。日本的《资产流动化法》还有会计监察人的设置。特殊目的公司的股东会为公司的最高意思机关。日本的《资产流动化法》对股东会的召集期间与决议方式有严格限制。此外《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还规定了董事对公司负有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及忠实义务。特殊目的公司设有监察人，至少为一人，至多为三人；监察人代表公司监督董事的行为，对公司负有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监察人还有权代表股东对董事提起诉讼。日本的《资产流动化法》还设置会计监察人，其主要的任务是：查核董事在每个会计年度终了时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营业报告书等。

3.特殊目的公司的业务范围。特殊目的公司设立的主要目的就是经营资产证券化业务，所以特殊目的公司除了经营资产证券化业务及其附带业务以外，不得兼营其他业务。由于特殊目的公司的主要资产就是其从发起人处接受的资产，因此，特殊目的公司也不得将所受让的资产出质、让与、互易供担保或进行其他处分。此外特殊目的公司对其自有财产的运用也受到严格的限制。为了保护投资人的利益，一般而言应该严格禁止特殊目的机构对外负债，但是如果公司负债是为了对投资者按资产证券化计划书配发偿还利益、本金、利息或其他收益，则经过全体董事同意，特殊目的公司可以举债。

（二）特殊目的信托的内部法律监控

特殊目的信托运用于资产证券化，是将特定的金融资产转换为受益权从而为投资者创造出投资对象。明文规定特定目的信托立法的目前主要有日本的《资产流动化法》，我国台湾地区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泰国的《资产证券化之特殊目的法人皇家法令》（Royal Enactment on the Special Purpose Juristic Person of Securitization）等。这些成文立法关于特殊目的信托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点：

1.特殊目的信托的成立。信托契约须经主管机关核准后生效。特殊目的信托契约须载明信托的目的，还必须附上资产信托证券化计划，并载明委托人的义务及应告知受托机构的事项、受托机构支出费用的偿还及损害补偿事项、关于信托报酬的计算方法、信托资金的运用方法等事项。

2.特殊目的信托的业务规范。除非是为了配发利益、孳息或其他收益，不能对外借入款项，特殊目的信托中属于信托财产的闲置资金，其运用方式也必须用于法定的投资。

3.受益人会议。为了保障投资人的利益，特殊目的信托设有受益人会议，作为代表委托人权益的机关。特殊目的信托受益人及委托人权利的行使，应经受益人会议决议或由信托监察人为之。此外受托机构为了保护受益人的权利，依特殊目的信托契约的规定，还可以选任监察人来代表受益人或委托人为诉讼上或诉讼外的行为。

三 早在1996年，中国就有成功的资产证券化实践[6]（第2-3页），但都是在国外的资本市场上发行的资产支撑证券。

目前中国的资产证券化纷纷选择离岸操作，主要原因之一是规避国内法律障碍。资产证券化是一项全新的融资方式，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还未涉及此项业务，有些现存规定甚至限制此项业务。而离岸资产证券化的大部分业务流程是在国外完成的，适用资产支撑证券发行国的法律，从而可以规避国内的法律障碍。同时，国内资本市场上的资产证券化还只是处于讨论的阶段。

国内资本市场上没有资产证券化实践的最重要的原因，一方面是资本市场本身还不够成熟，另一方面是相关法律的欠缺与不完善，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关于特殊目的机构的立法。到目前为止，试点机构的有关方案还只集中在到底是进行表外融资还是表内融资的问题上，其实，真正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构建特殊目的机构的有关制度。

（一）我国特殊目的机构法律构建的原则

1.大胆借鉴先进立法和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技术创新，金融全球化发展的结果之一，必然包含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因此借鉴其他国家的资产证券化立法的成功经验和吸取有关国家在推进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遭遇的失败的教训，对我国更好地利用资产证券化这种融资方式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还同一个国家的金融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所以我国在进行资产证券化的立法时，既要大胆地借鉴外国先进立法的经验，又要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

2.单行立法的原则。第一，以单行立法推进本国的资产证券化是大多数国家资产证券化发展的成功经验。第二，我国过去对与市场经济有关的很多法律都采取的是单行立法的模式。第三，我国特殊目的机构的法律问题涉及到许多部门法，如民法、公司法、信托法、证券法、税法等，资产证券化法制环境的完善就意味着对这些部门法有关条款的突破，各部门法的修订无疑是一项复杂而巨大的工程，如果采用单行立法可以减少一些麻烦，而且通过特殊目的机构的单行立法，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还会为法律适用带来很大的方便。

3.坚持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原则。资产证券化实现了融资者直接向投资者融资的目的，但这在客观上并没有改变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因“信息的不对称”而可能遭受的来自融资者的道德风险或违约风险，因此一方面我国应在立法中加入对特殊目的机构的管制规范；另一方面，在信用增强的机制中，通过采取附追索权的方式来分散基础资产的风险[7]（第260页），以便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二）我国特殊目的机构构建的法律形式

笔者认为，在我国，可采纳两种形式的特殊目的机构，即特殊目的信托和特殊目的公司。

1.采取特殊目的信托的形式。在我国采取特殊目的信托会遇到以下问题：首先是受托人的资格问题。根据我国《信托法》第24条、《证券法》第6条、《商业银行法》的规定，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不能投资于非银行金融业务，自然也不能成立以发行抵押支持证券为单一业务的特殊机构。因此，实行证券化的主体，除了信托投资公司以外，可以设立单独的专业受托机构。在我国缺乏专门的法律规范受托人，保障委托人及受益人权益的情况下，通过特殊目的信托的专门规定能够弥补这一方面的不足。其次是受益权的证券化。根据我国《信托法》第2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整个信托法只是就信托的传统形态予以规范，其并未对资产证券化中信托受益权证券化的形态作出任何规定和解释。因此有待法律加以明确。再次是债权可否作为信托财产。《信托法》对此无明文规定，《商业银行法》也没有规定商业银行是否可以通过发行抵押证券（债券）的形式出售贷款、筹集资金。这就使我国商业银行进行资产证券化进程受到商业银行法律制度的约束。不过，《商业银行法》关于商业银行可以经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它业务”的规定缓解了这种约束。

2.采取特殊目的公司形式。在我国采取特殊目的公司会遇到以下问题：第一，公司设立的条件。依据我国《公司法》第19、20、23、73、75、78条的规定，公司的设立有发起人人数和资本最低限额的限制，同时还须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经营条件。尤其是我国不承认一人公司的存在，因此如组建特殊目的公司必然受到公司法的限制。其次是发行主体的资格。我国对资本市场监管比较严格，发行主体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并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批或核准。《公司法》对公开发行股票、债券规定了严格的条件。而特殊目的机构的净资产一般很难达到我国公司法的要求。另外，根据现行的《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第2条、第20条的规定，特殊目的机构的发行收入不能购买发起人的债权。可见，在当前的法律框架下，特殊目的机构发行证券与相关法律相冲突，无法直接依据上述法律法规发行抵押证券。再次是公司发行证券的性质。特殊目的公司发行的抵押证券的种类、性质、发行和承销程序等目前尚无法律规定，也需要由法律加以确认。

（三）我国特殊目的机构的内部控制

1.特殊目的信托的内部控制。对特殊目的信托的控制主要在于其与普通信托的差别：首先从设立上来说，特殊目的信托除了在信托契约中要载明信托的特殊目的以外，还需要附具资产证券化计划书。其次从业务规范上来说，特殊目的信托行为能力范围受到限制，一方面是受托人除非是为了受益人的利益，一般情况下不能负债；另一方面是受托人在运用信托财产中的闲置资金时，其可以投资的标的受到限制。第三从机构设置上来说，特殊目的信托设有受益人会议以及信托监察人，可以代表受益人行使权利。第四是特殊目的信托终止除了一般信托的终止事由以外，还应该有一些特别的事由，如由受益人会议决议或主管机关所规定的事由。

2.特殊目的公司的内部控制。对特殊目的公司的控制主要在于其与公司法上公司的差别：首先从设立上来说，考虑到一方面特殊目的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接受并持有基础资产，另一方面要降低资产证券化的成本，特殊目的公司设立门槛要低于一般的公司，即其最低资本金要求应该少于一般公司的最低资本金的要求。其次从性质上说，特殊目的公司一般由发起人设立，应该是一个一人公司，这就要突破我国公司法而就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作特别的规定。再次，从公司组织来说，特殊目的公司的组织结构与股份有限公司的结构类似，但为了兼顾降低运行成本和保护投资者利益，其制度设计应该加以简化。如书面投票制度的采纳，董事监事最低人数为一人等。最后就是对公司的行为能力的限制，公司除非为了对投资人履行公司证券的债务，不得借入款项；公司的流动资金，一般来说都是处分基础资产而来，其运用也应该限于风险较低的投资标的。

总之，资产证券化的核心在于能否建立起值得投资人信任的法律制度，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克服有关的法律障碍，尽早制定与特殊目的机构相关的法律，从而促进我国国内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David G.Glennie，Eduard C.de Bouter & Randall D.Lude.Securitization[J].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8.

[2]Gilles Saint Marc & Gide Loyrette Nouel.French Securitization：NewLegislation Eliminates Last Remaining Constraints[J].The SecuritizationConduit，1998，（1）。

[3]王志诚。特殊目的公司与投资人之保护机制[J].月旦法学，2002，（88）。

[4]周小明。信托制度比较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资产证券化的主要目的篇3

一、国内外资产证券化的现状

资产证券化是将一组缺乏流动性但其未来现金流可以预测的资产组成资产池，以资产池所产生的现金流作为偿付基础，通过风险隔离、现金流重组和信用增级等手段，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从而将组合资产预期现金流的收益权转换成可以出售和流通的、信用等级较高的债券或受益凭证的结构性融资技术和过程。

资产证券化起源于美国，1968年美国政府国民抵押协会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只资产支持证券——抵押贷款债券，开创了资产证券化的先河。资产证券化因为其自身的独特优势，自产生以来获得了迅猛地发展。目前在美国，资产支持证券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国债和企业债，成为美国债券市场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品种。资产证券化在美国的债券市场乃至资本市场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国内的资产证券化开始于2005年，并且一开始就遵循着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分别发展。一条路径是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主导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其主要依据为《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运作模式采用了信托结构，证券化资产主要来源于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存量贷款，我国目前已经完成的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有4个(具体情况参见表1);另一条路径是中国证监会主导的企业资产证券化，其主要依据为《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运作模式采用了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化资产主要来源于各类企业的收益权或债权，我国目前已经完成的企业资产证券化项目有9个(具体情况参见表2)。近来，在中国人民银行的主导下，正在探索资产证券化的第三条路径——非信贷资产证券化，运作模式也采用了信托结构，证券化资产主要来源于各类企业利益、应收账款、道路收费和公共设施的使用费等等，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非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有1个，即重庆市政资产支持证券。该项目的发起人是重庆市轨道交通总公司和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计划募集资金50亿元。

二、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现实条件

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现实条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浙江省直接融资的比例偏低，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潜力巨大

截至2007年底，浙江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规模高达2.90万亿元，贷款规模高达2.49万亿元。虽然浙江省的企业上市工作卓有成效，但是相对于如此巨大的间接融资规模，浙江省的直接融资规模仍然显得十分弱小，仅占各种融资总规模的5%左右。此外，浙江省游离在监管范围之外的民间资金规模估计在1万亿元左右。而资产证券化可以为浙江省的各类企业提供一种新的直接融资工具，同时为浙江省的城乡居民提供一种新的投资渠道。因此，可以预见资产证券化在浙江省的发展潜力巨大。

(二)国外已经有相当成熟的资产证券化经验可以借鉴

在国际资本市场中，固定收益产品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美国的固定收益产品余额已经超过了股票市场余额。而在固定收益产品中，资产证券化产品已经成为存量最大的产品类别，如美国截至2005年末资产证券化产品余额已经超过国债余额，也超过了企业债余额。德国自2000年推出证券化贷款计划以来，已经给超过5万个中小企业提供了170多亿欧元的贷款。国外在资产证券化领域已经积累了相当成熟的经验，可以为浙江省的资产证券化提供借鉴。

(三)国内资产证券化的实践和探索正在稳步推进

2005年以来，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在实践上获得了突破，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企业资产证券化两种模式齐头并进、并驾齐驱，先后完成了2个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和9个企业资产证券化项目，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利于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大力推进。

(四)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框架为资产证券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目前我国涉及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主要有: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发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中国银监会发布的《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关于证券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家财政部发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等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陆续出台，为浙江省开展资产证券化提供了很好的制度保障。

三、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突破口选择

目前，我国已经试点的资产证券化的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主导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具体采用的是信托模式。另一种是中国证监会主导的企业资产证券化，具体采用的是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模式。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框架下，浙江省可以选择的资产证券化模式有且只有以上这两种。

在浙江省，各家商业银行的资产状况和盈利状况都很好，其资产证券化的需求不是很迫切;各大型企业的资产状况和经营状况良好，贷款需求可以得到较好地满足，其资产证券化的需求不是很强烈。而各中小企业虽然发展状况良好，但是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各家商业银行大多不愿意提供贷款，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普遍存在，因此中小企业对资产证券化的需求很迫切、很强烈。与此同时，很多市县级地方政府在大力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遇到了国家的严厉控制，且不能发行市政债，而在一定时期内，各市县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基本稳定，这样一来，各市县级地方政府对资产证券化的需求也很迫切、很强烈。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突破口应该选在中小企业和市县级地方政府这两个领域。就具体模式而言，中小企业可以采用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托模式)，也可以采用中小企业集合资产证券化(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模式)，但短期内采用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可行性更强一些。市县级地方政府可以采用市县级地方政府资产证券化(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模式)。

具体来说，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可以借鉴国外已经相当成熟的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和我国已经进行过的2个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因此其可行性很高。但在我国仍然很有推广的意义，其特色在于其他已经进行过的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都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某些特定信贷资产的证券化，而其他商业银行尚未在中小企业信贷资产领域进行过证券化，因此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很有希望获得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的认可和支持。而中小企业集合资产证券化的试点虽然可以发挥浙江省产业集聚的特色和优势，但是国内外没有相关的资产证券化项目可以借鉴，同时因为中小企业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难以较好地满足中国证监会提出的“基础资产应当能够产生相对稳定的现金流”的要求，因此中小企业集合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很难在短期内获得中国证监会的认可和支持，但可以在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再继续探索和推进。至于市县级地方政府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可以借鉴国内外比较成熟的市政资产证券化项目，因此市县级地方政府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很有希望获得中国证监会的认可和支持。

简而言之，笔者认为，浙江省的资产证券化应该坚持“两个突破口”(中小企业和市县级地方政府)和“两种模式”(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和市县级地方政府资产证券化)同时推进。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提出的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如图1:

笔者提出的市县级地方政府资产证券化试点如图2:

资产证券化的主要目的篇4

二、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模型的构建

由于资产证券化是一项设计精巧的结构性融资活动，交易结构复杂，参与主体较多，运作程序繁琐，因此资产证券化各参与组织可以看作复杂网络组织的模块化组织进行分析。

1.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组织构成

原始债务人：在与原始权益人签订的债权债务合同中承担债务的一方，债务人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主要是按照合同来履行义务。原始权益人（发起人）：在与原始债务人签订的债权债务合同中享有债权的一方。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发起人把需要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出售给SPV，进而实现基础资产的风险与收益的重组优化。特殊目的载体(SPV)：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首先发起人将资产组合转让给独立的中介机构，并由这家独立的中介机构发行证券，最终达到融资的目的。SPV是介于发起人和投资者之间的中介机构，是资产支持证券的真正发行人。SPV是一个法律上的实体，可以采取信托、公司或者有限合伙的形式。服务商：它一般由发起人或发起人自己指定的银行来承担，对资产项目及其所产生的现金流进行监理和保管：负责收取这些资产到期的本金和利息，将其交付予受托人；对过期欠帐服务机构进行催收，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定期向受托管理人和投资者提供有关特定资产组合的财务报告等。受托管理人：在资产证券化中，受托管理人主要是作为发行人的向投资者发行证券，并将权益资产的应收款转给投资者，另外受托人需要将服务商提供的报告进行确认并转交给投资者。其主要职责是：一是作为发行人的人向投资者发行证券；二是将权益资产的应收款转给投资者，并且在款项没有立即转给投资者时，有责任对款项进行投资；三是受托人应对服务商提供的报告进行确认并转给投资者。投资者：作为资产支持证券的最终购买者，主要有寻求长期投资机会的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退休基金，需要分散经营风险的商业银行以及谋求高于债券回报的安全投资机会的个人和机构投资者等。信用评级机构：在资产证券化交易过程中，信用评级机构的主要作用是对将要发行证券的风险与收益进行评价，并给出证券的信用等级，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合理、可靠的依据。国际上主要的信用评级机构除了标准普尔和穆迪外，还有惠誉、达夫菲尔普斯。信用增级机构：它主要是使一个投机级证券的信用等级提高到投资级，进而能够进入到高级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一般信用增级机构包括：政府机构、保险公司、金融担保公司、金融机构、大型企业的财务公司等。中介服务机构：它主要为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提供各类业务指导、充当顾问，中介服务机构主要有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金融监管机构是指对金融证券市场进行监督管制的机构，如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以及法律监管部门等。

2.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模型构建

各模块化组织间的如物质、信息、服务、资金等联系，各结点与结点间的复杂关系一起构成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系统，图中原始债务人、发起人、特殊目的载体SPV、投资者是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的核心运作主体，是必不可少的模块化组组织；资产增级机构、资产评级机构、承销商、服务商、委托管理人是运作过程中的中介服务机构，为核心运作主体提供信息、咨询等服务，这几个模块化组织根据具体的情况可以被替代；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以及法律监管部门等金融监管机构对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过程进行监督管理，规范网络运作市场，提高证券化交易效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第一，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是由具有决策能力的资产证券化运作参与组织结点以及结点之间的交易连结方式、信息沟通方式、服务方式等构成的具有网络结构的整体系统。第二，每个结点之间的联系、整个网络的交易与运作以及相互遵守的协议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资产证券化网络的运作绩效。第三，资产证券化网络能够有效实现证券化交易目标，通过各组织结点之间信息服务、物质资金的传递与合作，达到降低交易风险、提高交易利润的目的。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可以看成是以降低交易风险、提高交易利润为目标，证券化各运作参与组织结点之间相互联系、相互监督、相互作用，其间进行着信息、服务、物质等传递与流动，通过双向或多向的各种关系连接，构成的组织有机体。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主要是在市场的推动下，在政府的引导监管下形成的，它的规模可大可小，而且动态变化，随具体环境变化而变化。

三、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组织特性分析

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是证券化各参与组织结点之间相互联系、相互监督下，通过双向或多向的各种关系连接，构成的组织形式。从模块化组织视角来看，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是由多结点模块组织构成的复杂网络组织。

1.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组织理论分析

关于资产证券化的网络运作，我们从组织理论视角分析证券化网络组织与结点组织的特性问题，不仅有利于证券化网络运作整体的效率，而且有利于结点组织灵活应变能力的提高。根据Langlois的观点，文章认为资产证券化的网络运作具有双重性目标，一方面资产证券化的网络运作依靠与不同的结点组织相互合作与分享来降低风险，进而推动资产证券化的运作与交易；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的各模块化组织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是相对独立的交易组织实体。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结点组织的双重特性，使得网络运作组织的整体目标与各结点组织的个体目标通常不一致。因此，我们需要建立资产证券化的网络运作机制，从而协调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的网络组织整体性和模块组织独立性之间的矛盾，进而达到二者目标的辩证统一。但是，目前的组织理论无法协调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组织的整体性达到最优与模块化组织的局部性最优之间矛盾。因此，文章利用网络整体性与模块独立性双重性特征的思想，为具有异质性质的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组织之间的合作交易运作提供了可能。

2.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组织双重特性分析

随着网络经济以及知识经济的发展，模块化组织独特的结构，使其在创造“新组合”或需求创造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组织中的结点模块本身是独立的组织，但又与其他的各模块组织进行相互作用，构成了证券化网络运作组织的整体性与模块组织独立性的双重特性。

（1）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组织的网络整体性

资产证券化的运作交易组织是由各个模块组织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复杂网络组织。一方面，各个模块组织要与运作网络中的其他模块组织相互作用与联系，才能实现资产证券化交易的目标。离开了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不仅不能获取网络中的各种资源如信息、服务、资金等，证券化交易目标便不能实现。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的运作网络通过整合利用各个模块组织的资源，促使资产证券化的复杂网络组织实现耽搁组织不能实现的“涌现性”的价值效应，离开了运作过程中的各模块组织，资产证券化的各运作主体便不成为网络组织。因此资产证券化运作过程中的模块组织是运作网络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网络整体性的特性。

（2）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组织的模块独立性

与一般的一体化组织相比，模块化组织能够调动内部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进而创造更高的组织绩效与价值。资产证券化的模块化组织本身就是为减少交易风险、提高组织利润的目标而努力的相对完整的利益主体。资产证券化的模块化组织在参与证券化网络整体的交易运作的同时，它也在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不断努力。模块化组织相对于资产证券化整体运作网络组织来说，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对于其他模块化组织，它却是相对独立的完整的主体。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组织具有特殊性，运作网络中的结点组织具有高度的异质性，他们在组织文化、组织目标、运营方式、绩效标准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性，因此运作网络整体性目标与模块组织目标可能存在不一致性，传统的组织理论无法解决此问题，网络组织中的结点模块组织的双重特性为该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新的分析视角。

四、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机制的设计

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机制是在参与证券化交易运作过程中的各模块化网络组织相互作用、相互联系运行和操作的原理和方法。资产证券化交易参与主体较多，交易运作结构复杂，我们对资产证券化的网络运作机制将从利益分配机制、监管担保机制、风险分担机制以及激励约束机制四个机制进行深入分析。

1.利益分配机制

利益分配机制是资产证券化交易运作的原动力。在资产证券化的交易运作过程中，运作参与组织的各自利益目标并不一致，如果利益分配机制设计不当，很可能导致运作组织的个体利益偏离整个运作网络的整体利益的方向。因此，资产证券化的利益分配机制设计的目标，就是在确保运作网络整体利益最大化并合理保障各个运作参与组织的个体利益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减少运作组织的个体利益方向偏离的程度。资产证券化运作参与组织是建立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之上，整个运作网络要得到健康的发展，需要平衡每个参与组织付出与收益的比例。因此一般按照平等互利、风险与利益相匹配、公平兼顾效率等原则进行利益分配机制的构建。利益分配是资产证券化的整个运作流通过程中的，各参与主体的所获得的利益之比。在整个资产证券化运作交易过程中由两个步骤组成：一是由原始债权人将原始债务人的债务资产出售给证券化机构；二是由证券化机构对债务资产进行一系列的重组后，发行证券，使投资者进行购买。因此，在这两个步骤中，完成了各参与组织的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散。按照我国资产证券化运作机制构建的市场基础，资产证券化运作过程中的利益分配主体主要包括原始债务人、原始债权人和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资产证券化融资工具不仅为原始债务人和原始债权人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来源，而且为原始债权人降低了一些风险。原始债务人和原始权益人的利益主要来自本金、利息以及利率差价带来的收益。针对原始债务人和原始债权人的利益问题，主要是通过降低贷款利率、放宽借贷条件等方法来扩大享受这种利益的利益主体的范围，以保证原始债务人和权益人的利益能够得到维持；投资者主要的利益来源是资产的增值部分以及利率差价带来收益，针对投资者的利益分配问题，主要是通过提高资本投资率、健全资本市场、利率市场化等方法来提高资本投资者的积极性，保证资产证券化的正常运作；作为非利益主体的其他中介服务机构主要是利益服务费用的获取。

2.风险分担机制

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分担机制主要是横向风险分担机制。横向风险分担机制主要是借助投资、借贷等以及应用各种金融工具，进而将投资中的各种风险进行重新配置转移，最终实现“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横向风险分担可以规避非系统性风险，通过投资者持有多种资产组合来实现。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产生的风险通过在各个证券化市场的参与主体之间进行转移和配置，最终实现风险的有效分担。要实现风险有效分担必须做到：证券化过程中产生风险的相关信息需要在市场参与主体之间进行充分暴露和揭示；资产组合中的资产价格需要低相关性；投资者必须是成熟且理性的，如果证券化市场的投资者具有较为成熟的投资行为与心理，并且对证券化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具有正确的认知，就不会有过强的投机行为；证券化市场的金融监管必须充分有效等。风险分担机制是资产证券化运作的内在推动力，由于在资产证券化交易过程中存在着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投机行为和不确定性等因素，因此风险性较大。然而通过资产证券化风险可以在市场各参与主体之间进行转移和重新配置，过程如下：风险有效分担的前提下，基础资产质量有保证下，基础资产风险转移到SPV证券发行人；经由信用评级和信用增级机构对SPV证券发行人的资产组合进行信用评级与增级，资产组合存在的风险转移给投资者，实现风险有效分担。

3.监管担保机制

资产证券化整体运作绩效的提高，必须在科学有效的监管担保机制下才能取得。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是由原始债务人、原始债权人、投资者、中介服务机构和政府的行政监管部门等共同构成的开放的网络运作系统，是极其复杂的多方博弈的世界。由此可见，资产证券化市场的高效运行离不开有效的监管担保机制。资产证券化的监管担保机制是指证券化网络运作过程中，监管担保各机构中对证券化运作参与组织通过制度安排相互影响、相互协调，共同发挥作用。监管担保机制是资产证券化运作的重要一环，对于资产证券化的正常运作具有重要作用。该机制包括监督机制和担保机制。监督机制用来监督资产证券化运作过程的越轨行为，保障交易主体的合法权益及运作的正常进行，它由法律部门、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政府管理部门监督和财务审计等行业协会监督组成。担保机制主要是降低资产证券化运作的可控风险，保证资产证券化正常运作，它包括政府部门担保、商业保险公司以及经营组织机构三重担保体系。监管担保机制是资产证券化交易市场正常运作的关键环节之一，而我国尚没有较为成熟的监管机制，因此针对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机制的监管担保机制有如下思考：应结合我国资产证券化运作市场监管担保现状，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建立科学合理的监管担保法律规范体系；应以强化功能监管和市场约束为导向，明确我国三类机构（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为主导的政府管理部门监管和由行业协会及交易所负责的自律监管）的监管职责以及政府部门担保、商业保险公司以及经营组织机构三重担保机构的职责；建立资产证券化监管担保信息中心，统一开发证券业监管的操作系统，来取代落后的用手工操作的监管担保工具，以实现统一管理、信息共享、降低监管担保成本和提高监管担保效率，同时加快资产证券化监管担保的电子网络建设，实现运作交易过程的监管担保网络化，增强服务功能和提高监管担保水平；为增加资产证券化监管担保的透明度，我国还应尽快构建证券化信息披露制度的框架等。

4.激励约束机制

激励约束机制，即激励约束主体根据组织目标、人的行为规律，通过各种方式，去激发企业和人的动力，使企业和人有一股内在的动力，迸发出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规范企业和人的行为，朝着激励主体所期望的目标前进。激励约束机制是资产证券化在运作交易过程中为实现整体目标效益最大化，进而达到个体利益最大化而设计的机制。激励约束机制主要针对资产证券化各个交易主体的共同目标，分析各交易主体采取积极行为的诱导因素集，从行为导向制度、行为幅度制度、行为时空制度及行为归化制度等方面构建一套具有法律、行政效力和道德约束力的激励约束制度体系，以导向、规范和制约资产证券化运作过程中各交易主体的行为，使交易主体的个体目标与资产证券化交易运作的共同目标达到最大程度的和谐一致，来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和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统一。

资产证券化的主要目的篇5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02－0045－03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识码：A

一、国内外资产证券化的现状

资产证券化是将一组缺乏流动性但其未来现金流可以预测的资产组成资产池，以资产池所产生的现金流作为偿付基础，通过风险隔离、现金流重组和信用增级等手段，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从而将组合资产预期现金流的收益权转换成可以出售和流通的、信用等级较高的债券或受益凭证的结构性融资技术和过程。

资产证券化起源于美国，1968年美国政府国民抵押协会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只资产支持证券――抵押贷款债券，开创了资产证券化的先河。资产证券化因为其自身的独特优势，自产生以来获得了迅猛地发展。目前在美国，资产支持证券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国债和企业债，成为美国债券市场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品种。资产证券化在美国的债券市场乃至资本市场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表1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情况单位：亿元

我国国内的资产证券化开始于2005年，并且一开始就遵循着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分别发展。一条路径是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主导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其主要依据为《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运作模式采用了信托结构，证券化资产主要来源于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存量贷款，我国目前已经完成的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有4个（具体情况参见表1）；另一条路径是中国证监会主导的企业资产证券化，其主要依据为《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运作模式采用了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化资产主要来源于各类企业的收益权或债权，我国目前已经完成的企业资产证券化项目有9个（具体情况参见表2）。近来，在中国人民银行的主导下，正在探索资产证券化的第三条路径――非信贷资产证券化，运作模式也采用了信托结构，证券化资产主要来源于各类企业利益、应收账款、道路收费和公共设施的使用费等等，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非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有1个，即重庆市政资产支持证券。该项目的发起人是重庆市轨道交通总公司和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计划募集资金50亿元。

二、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现实条件

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现实条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浙江省直接融资的比例偏低，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潜力巨大

截至2007年底，浙江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规模高达2.90万亿元，贷款规模高达2.49万亿元。虽然浙江省的企业上市工作卓有成效，但是相对于如此巨大的间接融资规模，浙江省的直接融资规模仍然显得十分弱小，仅占各种融资总规模的5%左右。此外，浙江省游离在监管范围之外的民间资金规模估计在1万亿元左右。而资产证券化可以为浙江省的各类企业提供一种新的直接融资工具，同时为浙江省的城乡居民提供一种新的投资渠道。因此，可以预见资产证券化在浙江省的发展潜力巨大。

表2企业资产证券化试点情况单位：亿元

（二）国外已经有相当成熟的资产证券化经验可以借鉴

在国际资本市场中，固定收益产品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美国的固定收益产品余额已经超过了股票市场余额。而在固定收益产品中，资产证券化产品已经成为存量最大的产品类别，如美国截至2005年末资产证券化产品余额已经超过国债余额，也超过了企业债余额。德国自2000年推出证券化贷款计划以来，已经给超过5万个中小企业提供了170多亿欧元的贷款。国外在资产证券化领域已经积累了相当成熟的经验，可以为浙江省的资产证券化提供借鉴。

（三）国内资产证券化的实践和探索正在稳步推进

2005年以来，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在实践上获得了突破，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企业资产证券化两种模式齐头并进、并驾齐驱，先后完成了2个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和9个企业资产证券化项目，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利于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大力推进。

（四）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框架为资产证券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目前我国涉及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主要有：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中国银监会的《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的《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关于证券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家财政部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等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陆续出台，为浙江省开展资产证券化提供了很好的制度保障。

三、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突破口选择

目前，我国已经试点的资产证券化的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主导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具体采用的是信托模式。另一种是中国证监会主导的企业资产证券化，具体采用的是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模式。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框架下，浙江省可以选择的资产证券化模式有且只有以上这两种。

在浙江省，各家商业银行的资产状况和盈利状况都很好，其资产证券化的需求不是很迫切；各大型企业的资产状况和经营状况良好，贷款需求可以得到较好地满足，其资产证券化的需求不是很强烈。而各中小企业虽然发展状况良好，但是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各家商业银行大多不愿意提供贷款，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普遍存在，因此中小企业对资产证券化的需求很迫切、很强烈。与此同时，很多市县级地方政府在大力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遇到了国家的严厉控制，且不能发行市政债，而在一定时期内，各市县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基本稳定，这样一来，各市县级地方政府对资产证券化的需求也很迫切、很强烈。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突破口应该选在中小企业和市县级地方政府这两个领域。就具体模式而言，中小企业可以采用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托模式），也可以采用中小企业集合资产证券化（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模式），但短期内采用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可行性更强一些。市县级地方政府可以采用市县级地方政府资产证券化（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模式）。

具体来说，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可以借鉴国外已经相当成熟的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和我国已经进行过的2个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因此其可行性很高。但在我国仍然很有推广的意义，其特色在于其他已经进行过的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都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某些特定信贷资产的证券化，而其他商业银行尚未在中小企业信贷资产领域进行过证券化，因此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很有希望获得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的认可和支持。而中小企业集合资产证券化的试点虽然可以发挥浙江省产业集聚的特色和优势，但是国内外没有相关的资产证券化项目可以借鉴，同时因为中小企业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难以较好地满足中国证监会提出的“基础资产应当能够产生相对稳定的现金流”的要求，因此中小企业集合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很难在短期内获得中国证监会的认可和支持，但可以在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再继续探索和推进。至于市县级地方政府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可以借鉴国内外比较成熟的市政资产证券化项目，因此市县级地方政府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很有希望获得中国证监会的认可和支持。

简而言之，笔者认为，浙江省的资产证券化应该坚持“两个突破口”（中小企业和市县级地方政府）和“两种模式”（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和市县级地方政府资产证券化）同时推进。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提出的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如图1：

笔者提出的市县级地方政府资产证券化试点如图2：

资产证券化的主要目的篇6

一、国内外资产证券化的现状

资产证券化是将一组缺乏流动性但其未来现金流可以预测的资产组成资产池,以资产池所产生的现金流作为偿付基础,通过风险隔离、现金流重组和信用增级等手段,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从而将组合资产预期现金流的收益权转换成可以出售和流通的、信用等级较高的债券或受益凭证的结构性融资技术和过程。

资产证券化起源于美国,1968年美国政府国民抵押协会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只资产支持证券——抵押贷款债券,开创了资产证券化的先河。资产证券化因为其自身的独特优势,自产生以来获得了迅猛地发展。目前在美国,资产支持证券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国债和企业债,成为美国债券市场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品种。资产证券化在美国的债券市场乃至资本市场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国内的资产证券化开始于2005年,并且一开始就遵循着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分别发展。一条路径是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主导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其主要依据为《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运作模式采用了信托结构,证券化资产主要来源于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存量贷款,我国目前已经完成的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有4个(具体情况参见表1);另一条路径是中国证监会主导的企业资产证券化,其主要依据为《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运作模式采用了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化资产主要来源于各类企业的收益权或债权,我国目前已经完成的企业资产证券化项目有9个(具体情况参见表2)。近来,在中国人民银行的主导下,正在探索资产证券化的第三条路径——非信贷资产证券化,运作模式也采用了信托结构,证券化资产主要来源于各类企业利益、应收账款、道路收费和公共设施的使用费等等,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非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有1个,即重庆市政资产支持证券。该项目的发起人是重庆市轨道交通总公司和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计划募集资金50亿元。

二、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现实条件

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现实条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浙江省直接融资的比例偏低,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潜力巨大

截至2007年底,浙江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规模高达2.90万亿元,贷款规模高达2.49万亿元。虽然浙江省的企业上市工作卓有成效,但是相对于如此巨大的间接融资规模,浙江省的直接融资规模仍然显得十分弱小,仅占各种融资总规模的5%左右。此外,浙江省游离在监管范围之外的民间资金规模估计在1万亿元左右。而资产证券化可以为浙江省的各类企业提供一种新的直接融资工具,同时为浙江省的城乡居民提供一种新的投资渠道。因此,可以预见资产证券化在浙江省的发展潜力巨大。

(二)国外已经有相当成熟的资产证券化经验可以借鉴

在国际资本市场中,固定收益产品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美国的固定收益产品余额已经超过了股票市场余额。而在固定收益产品中,资产证券化产品已经成为存量最大的产品类别,如美国截至2005年末资产证券化产品余额已经超过国债余额,也超过了企业债余额。德国自2000年推出证券化贷款计划以来,已经给超过5万个中小企业提供了170多亿欧元的贷款。国外在资产证券化领域已经积累了相当成熟的经验,可以为浙江省的资产证券化提供借鉴。

(三)国内资产证券化的实践和探索正在稳步推进

2005年以来,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在实践上获得了突破,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企业资产证券化两种模式齐头并进、并驾齐驱,先后完成了2个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和9个企业资产证券化项目,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利于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大力推进。

(四)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框架为资产证券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目前我国涉及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主要有: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中国银监会的《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的《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关于证券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家财政部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等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陆续出台,为浙江省开展资产证券化提供了很好的制度保障。

三、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突破口选择

目前,我国已经试点的资产证券化的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主导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具体采用的是信托模式。另一种是中国证监会主导的企业资产证券化,具体采用的是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模式。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框架下,浙江省可以选择的资产证券化模式有且只有以上这两种。

在浙江省,各家商业银行的资产状况和盈利状况都很好,其资产证券化的需求不是很迫切;各大型企业的资产状况和经营状况良好,贷款需求可以得到较好地满足,其资产证券化的需求不是很强烈。而各中小企业虽然发展状况良好,但是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各家商业银行大多不愿意提供贷款,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普遍存在,因此中小企业对资产证券化的需求很迫切、很强烈。与此同时,很多市县级地方政府在大力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遇到了国家的严厉控制,且不能发行市政债,而在一定时期内,各市县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基本稳定,这样一来,各市县级地方政府对资产证券化的需求也很迫切、很强烈。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突破口应该选在中小企业和市县级地方政府这两个领域。就具体模式而言,中小企业可以采用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托模式),也可以采用中小企业集合资产证券化(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模式),但短期内采用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可行性更强一些。市县级地方政府可以采用市县级地方政府资产证券化(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模式)。

具体来说,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可以借鉴国外已经相当成熟的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和我国已经进行过的2个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因此其可行性很高。但在我国仍然很有推广的意义,其特色在于其他已经进行过的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都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某些特定信贷资产的证券化,而其他商业银行尚未在中小企业信贷资产领域进行过证券化,因此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很有希望获得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的认可和支持。而中小企业集合资产证券化的试点虽然可以发挥浙江省产业集聚的特色和优势,但是国内外没有相关的资产证券化项目可以借鉴,同时因为中小企业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难以较好地满足中国证监会提出的“基础资产应当能够产生相对稳定的现金流”的要求,因此中小企业集合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很难在短期内获得中国证监会的认可和支持,但可以在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再继续探索和推进。至于市县级地方政府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可以借鉴国内外比较成熟的市政资产证券化项目,因此市县级地方政府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很有希望获得中国证监会的认可和支持。

简而言之,笔者认为,浙江省的资产证券化应该坚持“两个突破口”(中小企业和市县级地方政府)和“两种模式”(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和市县级地方政府资产证券化)同时推进。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提出的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如图1:

笔者提出的市县级地方政府资产证券化试点如图2:

资产证券化的主要目的篇7

在中国这一进程却经历了波折不断，迄今为止，标准意义上的信贷资产证券化总额度不过数千亿，并实行“额度控制”、“逐单审批”等一系列制度。不过，今年以证监会《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规定》的为契机，监管竞争正在涌现，也给金融业界进一步探索资产证券化提供了政策空间。

“中国有几十万亿的商业地产，都可能成为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在2013年早些时候表态。在现有的资产证券化探索中，证券公司最为积极。

2013年1月及2013年3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举办了资产证券化专场培训，亦对资产证券化产品未来的入场交易制定了一系列准则，流动性安排或成为券商进军资产证券化最大的优势所在。各家证券公司或在公司投行内部或者固定收益及资产管理部，设置专业的资产证券化团队，开始为相关业务做前提准备。

但在中国金融市场，银行拥有最多资金以及客户资源，其主管部门中国人民银行及银监会如何动作最为关键。

银监会下发的8号文为银行理财投资资产证券化相关产品“开了口子”，不过同时其比例也受到限制。此前已经完成众多非标准类资产证券化项目的信托公司则进一步在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担任SPV等领域不断深耕。

除去规模较大、模式也较为成熟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在企业资产证券化中，一系列法律问题及现实操作问题仍困扰着这项业务的进一步深化。这些包括券商资产管理计划担任资产证券化SPV的合法性和风险隔离法律效力，实际操作的费率与企业融资需求的匹配，以及流动性安排等一系列障碍。

对于法律方面的障碍，业界正在通过不同渠道与监管层进行沟通和呼吁，而对于现实层面的人才及实际操作困境，或有赖于业界在不断的业务操作中摸索出更为有效的方式。

资产证券化会否成为银行及企业甩卖不良资产的“通道”？流程复杂牵涉多方的资产证券化中隐藏的道德风险是监管层担忧的重点。不过，在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市场，对一定程度风险的容忍，或成为推动资产证券化业务进一步深化的关键。

资产证券化波折

在中国国内，资产证券化的起步或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初，1992年海南三亚市开发建设总公司发行2亿元规模的三亚地产投资券，以投资券的形式，通过预售地产开发后的销售权益获取资金，开发建设小区。

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何小锋将其定义为“资产证券化”，这次发行具有破产隔离、以收益权为基础等一系列资产证券化特征。后续又陆续在海外发行了珠海高速、中集集团等一系列离岸资产担保债券等类资产证券化形式。

直至2005年4月21日和6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等监管部门相继公布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和《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规则》，资产证券化才有了真正的法律依据。

一位当时曾参与相关法规起草的央行人士向记者表示，“资产证券化的功能主要体现在银行盘活信贷资产，满足信贷转移和信贷风险分散的需求。”

不过更重要的是，“资产证券化使得以前大量无法通过贷款间接融资的中小企业能够进入直接融资市场。也能促进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化，提升直接融资比例”。

在2005至2008年前的窗口期，国家开发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都曾发行总额约为数百亿的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证券公司及信托公司也都曾掀起储备资产证券化项目的热潮，并诞生了第一批拥有实操项目经验的中国资产证券化人才。

不过，随着2008年以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为基础的次级贷款衍生品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高层对资产证券化的态度转折颇多，资产证券化步骤也大大减缓。

“资产证券化暂停以后，大量资产证券化人才被雪藏，有些也在公司内部转岗。”一位申银万国证券人士表示。

直至2012年6月，央行终于重启了沉寂数年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首批放出500亿额度。不过，仍然实行逐单审批等审批制度，并对一系列指标，例如发行方自留比例等做出严格规定。

资产证券化牵涉多方主体，流程亦比较复杂。“向高层讲清楚资产证券化的作用和功能不容易。”前述参与相关法规制定的央行人士表示，一定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跟实体经济挂钩，支持实体经济。比如发展挂钩廉租房、中小企业等证券化产品；第二是从简单到复杂。“先只做资产证券化，在资产证券化产品基础上的那些衍生品先不要搞，否则解释不清楚”。

各方争夺

信贷资产证券化重启以来，工商银行、交通银行陆续发行了数支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

2013年3月20日，工商银行即以中海信托作为SPV载体，以中信证券及中金公司为发行承销人，发行了一期总额约35.9亿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托。

该信托以工商银行所持有的来自29个借款人向工商银行借贷的63笔共计35.92亿元评级AA-级以上贷款为资产基础，发行利率为浮动利率，期限预计约为5年。

“从额度重启以来，我们接到了很多金融机构的额度申请。”一位央行金融市场司人士表示，“现在一共是四家银行、一家信托公司以及一家财务公司等六家机构发行了产品，很多机构还排不上。”

不过，相较于模式成熟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企业资产证券化在本轮资产证券化创新热潮中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

2013年年初，证监会推出《证券公司企业资产证券化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在规定中，明确了证券公司转向资产管理计划的风险隔离属性，大大拓展了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基础资产范围，并允许证券公司进行一系列产品创新。

证监会相关领导也不断在业界“吹风”，支持证券公司进军“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巨大市场。“中国有几十万亿的商业地产市场、几十万亿的股权市场，都是资产证券化的潜在对象。”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曾表示。

央行管理下的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此前已经开发出注册制的资产支持票据（ABN）。根据中金公司研究，其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但实质是以资产现金流为基础而进行的“类资产证券化”，目前已经发行近千亿产品。

而银监会管理下的信托公司亦是此前非标准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最大发行者，其总规模达到数万亿。由于信托具有明确的“风险隔离”法律地位，在信贷资产证券化以及企业非标准资产证券化领域，均有涉足。

无疑，若证券公司涉足此类业务，则与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及信托公司形成部分竞争关系。不过，在银行体系掌握大量客户及资金资源的前提下，证券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也需要依赖银行，因此监管协调十分重要。

2013年3月18日公布的《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中删去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作为信托资产的风险隔离地位，资产证券化产品公开交易的条款，并弱化部分基础资产投资范围的举动，或是监管协调的体现。

3月37日，银监会下发的《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8号文”）或将信托及证券公司拉至同一地位。

“这个规定是把银行理财资金投资非标准债权产品合法化，但把比例卡死到5%。”一位央企信托中层表示，“如果信托公司能够通过做资产证券化，解决之前信托份额不能登记、不能公开交易的问题，是否可以视作标准化产品？”

“如果信托也能做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交易放在银行间市场，银监会肯定更愿意在自己监管范围内把事情搞定。”前述央企信托中层表示，“通道业务的名单制也会是信托的优势所在。”

通过前述措施，信托或可守住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阵地，而企业资产证券化“就看各自的产品设计和客户资金等资源的积累能力了”。

绑缚前行

在目前国内资产证券化所涵盖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企业资产证券化和资产支持票据（ABN）这三大领域中，信贷资产证券化可算是试点时间最长、规模也最大的“主力品种”。而在信贷资产证券化中，银行作为基础资产的供给者、证券化方案的设计者以及主要的受益人，扮演着关键角色。

然而，时至今日，多数参与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的银行业者却认为，受制于总体额度控制、严厉的风险控制要求乃至对基础资产的限定性要求，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可谓是“被绑住手脚向前挪动”。或许正如一家国有大行金融市场部负责人所调侃的那样，到目前为止，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的意义在于“聊胜于无”。

“从小川行长到央行的中层领导，在资产证券化这个问题上都很有远见。但是外部大环境的变化，实际严重干扰了资产证券化的试点。”一位从2005年起即参与资产证券化研究及试点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金融市场部人士指，虽然央行、银监会及财政部三部委在2005年即相关文件，并在2007年将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试点总规模扩至600亿元，参与机构扩至6家，但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侵袭，“区区600亿元额度还没用完，就戛然而止。实际开始操作的项目总额还不足500亿元，而且工行占了大头。”

在这些股份制商业银行金融市场部人士看来，2012年三部委重启的新一轮资产证券化试点，才可算是对国内主要商业银行的“阳光普照”，正是在这一轮试点中，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得以从500亿的总额度中，分得一定的业务空间。

可是伴随着相关项目进入实际操作阶段，股份制商业银行试水资产证券化的“处女航”却遭遇了一连串难以逾越的“暗礁”。

“额度的问题就不说了，关键是在项目登记托管等技术环节上也遇到麻烦。”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金融市场部人士表示，按照银监会的批复，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需要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下称“中债登”）进行登记托管，可是按照央行的规定，这些项目的托管应通过上海清算所进行。“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解决，但就为这个问题耽误几个月时间，在讲究效率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是无法接受的。”

伴随着3月20日工行获准发行35.92亿元“工元2013年第一期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截至3月底，2012年新一轮资产证券化试点的已使用额度达到228亿元。但这其中，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城商行的身影依然鲜见。

项目受阻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有抱怨，做成了项目的国开行等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同样感到郁闷。

“银行做资产证券化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把信贷资产占用的资金盘活，另一个就是分散转移风险，把针对银行的单一信用风险，分散到购买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众多投资者手中。可现在的情况却是，银行做了资产证券化，风险还是留在自己手里，风险出表的目的基本无法实现。”一位国有大行金融市场部人士称。

按照三部委在2012年重启资产证券化的相关规定，在对资产证券化产品依照风险状况，进行分级后，对于风险较大但收益也较高的次级档，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银行需要自行持有，持有规模应该不低于资产证券化项目总规模的5%。

但从现有的项目实践来看，风险最高的C档资产在各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中的占比约为8%到12%，而要满足5%的风险自留要求，则银行需要持有50%乃至60%的C档资产。“本来次级档资产，风险高收益高，就是来吸引投资者的，何况这种产品实际的风险量级还比中小企业私募债等低得多，银行自己却要拿着。”前述国有大行金融市场部人士称。

至于试点期中对基础资产的特殊限制，则更令相关银行感到无奈。在2012年的信贷资产证券化重启时，监管机构曾要求试点银行，要以资产证券化项目“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可是从贷款项目本身的期限来看，小微企业显然不是资产证券化的理想对象。

“我觉得小微企业的贷款项目进行资产证券化不是很合适。本来小微企业的贷款规模和贷款期限在各家银行都受到限制。可能此类资产证券化的产品还没做出来，小微贷款就已经还掉了。”一位股份制商业银行高管称，对基础资产的特定限制，足以让额度管理失去意义，“大家就是练练手，做一两个就差不多了”。

对此，监管层人士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考量。“银行的抱怨，我们也能够想到。但这是推进金融创新的必由之路。”一位监管机构一线人士称，“这里面也是用心良苦。”

据监管机构内部人士表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资产证券化试点一直面临着危机引致的巨大质疑和批评，而作为金融创新的推动者，央行、银监会亦不得不以更为委婉的方式，令公众接受资产证券化试点的重启。

“直接推动资产证券化，公众会担忧会不会重蹈美国华尔街的覆辙。那么相对能接受的，就是促进直接融资，扶持小微企业。”一位前监管层人士解释称，“起码是把资产证券化先启动起来，后面才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起码是保留和延续火种。现在是爬着走，但只要道路正确，以后还是能站起来的。”

流动性与盈利

对于证券公司来说，资产证券化唯一的优势在于流动性安排。证券公司更多寄望于能够通过证券交易所及券商OTC市场，打通资产证券化产品交易障碍。此前，信托公司的非标准化资产证券化一直受到流动性不足的困扰。

目前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均在对券商等机构举行培训，并进行流动性基础制度建设。其中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布对资产支持证券的挂牌转让实行“一站式服务”，债券业务部代中国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登记，并对挂牌转让实行免费。

对于企业资产证券化来说，信用增级措施也必不可少，一些产品采用了内部资产划分级别，一些采用外部担保的形式进行信用增级，以吸引投资客户，降低融资成本。

不过，目前资金实力较强的机构投资者如银行在银行间市场较为活跃，大部分业界人士认为，资产证券化产品初期投资者可能大多为机构投资者，因此与银行的关系式绕不开的。

券商及信托也在积极接触拥有长期资金的保险公司，不过保险资金投资资产证券化产品虽然期限及收益率较为匹配，但面临严格的投资限制。“我们找保险公司，他同意了一单批下来是半年以后了，但是我们的批文早过期了。”一位曾操作过资产证券化项目的券商人士表示。

券商亦面临着重要的业务盈利问题。多名参与资产证券化项目的一线券商及信托人士均证实，“在现有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中，承销机构为了赢得客户，其承销费率为千分之三至千分之五，有些时候甚至接近零的程度。”一家市场份额较大的信托公司中层亦呼吁给予中介机构合理的收益。

不过，中信证券债务资本市场部的一位人士并不认可，在他看来，证券公司的承销业务相比银行在客户数量和业务成本上都没有优势，承销费率趋零是必然的结果。“我们做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跟大行相比没有优势，唯一可能的优势是，一家银行不愿意把自己的贷款情况暴露给另一家银行。而信贷资产证券化又不能自买自卖。”

“证券公司应该赚的钱不是承销收益，而是在市场流动性形成之后的套利机会。”上述人士表示，“通过风险识别和风险承担，获取超额收益。”

目前，对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亦规定投资者不得超过200人，这给流动性增加了很大的困难。一个可能的缓解流动性困局的安排或是由机构投资者充当“做市商角色”，以提供流动性。

真资产证券化

资产证券化与传统融资模式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发行的基础为权益信用而非市场信用，即其还款来源不与发行主体其它资产相混淆，因而在资产证券化以后，其负债及权益能从发行主体资产负债表剥离。

在资产证券化的实践中，有“表内资产证券化”和“表外资产证券化”两者。前者情况下，投资人对发行主体拥有追索权，而非对权益组合拥有追索权。这种融资并不能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资产证券化，而被认为是附担保债权。

“资产证券化产品必须实现风险隔离和真实出售。”前述申银万国资产管理部人士认为，“这样才会真正保证投资者的收益，避免产品异化为资产担保融资。”

对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来说，这种办法不难实现。银行有足够的动力将信贷资产完全转移出表，腾出信贷额度并释放资本金。但对于企业资产证券化来说，实现这一操作却十分困难。

“中国现在正处于资产高速增值的通道，资产所有者虽然有短期的现金流问题，但对自己资产的估值非常高，与现金流不可能匹配。”前述申银万国资产管理部人士说。

“以一个商业地产项目为例子，市场估值是50亿，但按预测现金流往回推不过25亿，再打个折融资10 多亿，还要把整个项目抵押过来，老板怎么会干？”一位中信证券债务资本市场部人士表示。

在实践中，若原始资产所有者继续担任证券化资产的服务商，一般通过资产所有者拥有超过商定额资金流的回收权等一系列方式来平衡客户与发行人在估值上的差异，并允许投资人对发行人拥有一定程度的追索权。“不过这实际上就不是真实出售了。”前述央企信托中层表示，“如果商定固定收益，而且固定收益之外由发行人回收，其实质就是固定收益贷款。”

对于企业来说，相较于发行中期票据等其他方式约5至6个点的融资成本，通过资产证券化融资成本要更高。“大部分公司目前选择资产证券化还是因为没办法发中期票据，比如受到一些比例限制”。前述中信证券债务资本部人士表示。

目前的企业资产证券化还很难做到就项目本身的未来现金流进行融资，而是集中在企业应收账款、特定收益权等一些确定性较高的领域。中信证券发行的华侨城欢乐谷门票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为此种典型产品。

在现实操作中，资产的所有权无法实现过户给SPV的情况下，应收账款及其他一些特定收益权能否登记过户转让给SPV，则是企业资产证券化得以成行的关键所在。

目前，亦有信托公司创新出股权强制分红及股权出售收益权等形式，希望以此收益权作为基础实现资产证券化，正是为了破解现金流不足带来的融资困难。不过这一尝试能否得到监管层的认可，仍待实践。

司法风险

“相比于银行做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券商去做资产证券化，其实从司法上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一位有着丰富资产证券化业务经验的北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表示。

在券商从事资产证券化时，首先需要定义的就是投资者和设计产品的券商，应建立何种法律关系。而依据证监会的新规，部分有意拓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券商，将这种法律关系视为信托关系，由此实现风险隔离。

“但这种做法可能在进入司法程序，不被法院所承认。”多位法律界人士和资深资产管理行业人士均表示，根据2001年国务院的国办101号文，证监会和银监会可以监管信托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等机构营业性信托活动。这就意味着，获得国务院法律文件承认的，能够从事经营型信托业务的机构，仅有信托公司和公募基金管理公司。而券商资管则无权和投资者建立经营性信托关系。即便证监会的文件中给予认可，但根据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原则，证监会文件的效力值得怀疑。

然而，即便是能够从事信托业务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其按照证监会“基金监管新政”获准设立的资产管理子公司，能否在从事资产证券化业务时，和投资者建立信托法律关系，在法律界和资产管理业界内部，同样存在严重争议。

“我的观点是比较保守的，即便是基金子公司，也是无权建立经营性信托关系的。”前述北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指，“要么是建立委托关系或者有限合伙关系，但这样是起不到风险隔离的作用，要么就是用民事信托关系去弥补。”

资产证券化的主要目的篇8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章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07)04-048-04

资产证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是将原始权益人（卖方）不流通的存量资产或可预见的未来收入构造和转变成为资本市场可销售和流通的金融产品的过程。进行资产转化的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称为资产证券化的发起人（Originator）。发起人把持有的各种流动性较差的金融资产，分类整理为一批批资产组合，售给特定的交易机构（Special Purpose Vehicle，以下简称SPV），即金融资产的买方（主要由投资银行承担），再由交易组织根据购买下的金融资产为担保发行的资产支撑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ies，以下简称ABS），以收回购买资金。交易机构管理的存量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入用于支付投资者回报，而发起人则得到了用以进一步发展业务的资金。

一、资产证券化的特征

1．“破产隔离”和融资安全性。当贷款、应收款等资产按照规范的证券化融资标准设计后，发起人收回现金，实现了融资。发起人其他资产的信用风险以及发起人本身的各种风险因素，都不会影响到已经证券化的资产和证券化的融资结构，即资产证券的投资者无须承担发起人的风险。即使发起人破产了，但由于发起人已经出售了用于证券化的资产，所以这部分资产已经不会被当成发起人的资产用于偿还发起人的债务。用一个资产证券化经济学的专业术语，就是“破产隔离”。破产隔离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上述资产证券化的融资结构与发起人的破产风险隔离，另一个含义是指SPV无破产风险。SPV被设计为一个不会破产的机构，SPV除了进行证券化业务外，不可进行其他业务，不得举债。

2．发起人扩大了融资对象。资产证券作为一种特殊的结构融资品种，吸引了属于它自己的投资群体，扩大了融资来源。在资产证券的投资者队伍中，一些人可能是发起人原来的投资者或贷款人，而另一些人则可能是新的投资者。由于资产证券经过信用增级，所以在信用评估中它一般会获得高于发起人公司本身的信用级别，从而被新的投资者所接受。这些投资者不会对发起人公司投资，因为发起人的信用级别达不到投资者要求的级别，但是可以对发起人的资产证券进行投资。结果，发起人既扩大了融资对象，也提高了自身在资本市场中的声誉。

3．资产证券化延长了融资期限。一个企业直接融资的最长期限，依据其信用等级状况不同而有所区别。即使对于最高信用级别的企业，银行也很少提供7年以上的贷款，原因是银行本身的负债项目大多数是来自居民的储蓄，其期限较短。资产证券的发起人，通过证券化融资获得新的投资者队伍。这些投资者拥有更高的信用级别和长期的投资期限，从而可以延长融资期限。而且，资产证券本身的期限结构可以设计成复合的多期限结构，以适应不同投资者的需要。

4．资产证券化有助于发起人进行资产负债管理。这是资产证券化对发起人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原因。这种融资技术为发起人的中期和长期应收款、贷款等资产提供了相匹配的负债融资来源。证券化的融资可以在期限、利率和币种等多方面帮助发起人实现负债与资产的相应匹配，使得发起人可以和不同情形的债务人，开展更大的业务量。如果没有这种融资技术，同样大的业务量是不可能完成的。

二、我国资产证券化实践中面临的问题

（一）缺乏合格的专业人才

1．缺乏深入掌握资产证券化理论的研究人员。对我国来说，资产证券化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事物，必须首先对之加以正确认识，抽丝剥茧，理清线索，还其本来面目。但是，由于缺乏一定规模和深度的研究队伍，我国对资产证券化的理论认识尚处于较浅层次，难以为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2．实务从业者的素质还有待提高。资产证券化是个系统工程，不但需要掌握资产证券化操作技巧的人员，还需要与之配套的其他领域的专业人才。目前，熟悉证券化相关法律的专业人才在我国还很缺乏，具备符合国际标准的信用评级和增级机构还很缺乏等等，这都制约着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实践进程。

（二）缺乏合格的基础资产

合格的基础资产应具备七个条件：（1）现金流――资产具有明确界定的支付模式，能在未来产生可预测的稳定的现金流；（2）统计记录――持续一定时期的低违约率、低损失率的历史记录；（3）期限相似――本息的偿还分摊于整个资产的存活期间，资产的到期日相似；（4）分散化――金融资产的债务人有广泛的地域和人口统计分布；（5）信用――原所有者已持有该资产一段时间，有良好的信用记录；（6）抵押物――金融资产的抵押物有较高的变现价值或它对于债务人的效用很高；（7）同质性――金融资产具有标准化、高质量的合同条款。这些条件实际上就是从不同侧面对资产本质属性的表现。

合格的资产既是证券化的基础，也是资产证券化的核心机制――风险―收益真实化机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一。因此，合格的基础资产对于证券化而言如同金字塔的塔基，塔基不牢，塔身不稳；塔基不大，塔身不高。但是，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符合上述资产证券化七点要求的现实资产还很缺乏，能够适用于资产证券化的资产主要有商业银行住房抵押贷款、保费收入、大型公用基础设施收费、大型公司应收账款等。对这几类资产，笔者认为：

1．商业银行住房抵押贷款有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对于商业银行的优质房地产抵押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而言，这部分贷款总量不大，但却是商业银行不愿放弃的优质资产。没有相当规模的住房抵押贷款，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只能是纸上谈兵；另一方面，对于不良住房抵押贷款而言，虽然无论是业界还是政府都希望借资产证券化来实现不良资产的处置。但是，由于这些不良资产基本以国有企业负债及由此形成的企业资产形式存在，且多数是信用贷款，没有任何形式的抵押和担保，又缺乏大量、持续、稳定的长期资金供给，不符合证券化的基本要求。即便是通过信用增级，在现有体制下，也会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极易形成新的表现形态的不良金融资产。“不良资产无法证券化，优良资产不愿证券化”是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困境的形象描述。

2．保费收入的主要问题是规模偏小。截止2006年底，全国保费收入合计为5641.44亿元①，无论是从保费收入的绝对额，还是从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②等相对指标来衡量，与发达国家相比，都存在着很大差距。同时，受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居民保险意识、保险产品开发程度以及保险服务水平等方面的制约和入世后保险业竞争加剧的影响，这一局面很难短期内得到根本改善。因此，保费收入目前还很难扮演证券化的重要角色。

3．大型公用基础设施和大型企业应收账款等资产。从资产特性上看，这部分资产数量巨大，历史资料较为完备，收益预期稳定，信用记录可信度较高，并且较易剥离，因此比较适合充当基础资产。同时从证券化需求上看，企业和公共事业机构也需要利用资产证券化来盘活资本、拓宽融资渠道、缓解资金需求压力、增加收益。因此，这部分资产有望成为近期我国资产证券化运作的首选目标。

（三）资本市场体系不完善

1．资本市场发育滞后

资本市场是资产证券化的依托。资产证券化虽然有着独特的操作机制，但它的发展和完善离不开完善的资本市场。然而，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还很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本市场发育不平衡。资本市场主要由证券市场、债券市场和中长期信贷市场三部分组成。从现状看，一方面，后两者发育相对滞后；另一方面，证券市场和债券市场内部发育也不平衡。证券市场主要以深沪证券交易所为主，适合不同层次企业证券融资和流动需要的多层次的交易体系有待形成。同时，企业债券发展相对缓慢，政策限制较多。

（2）资本市场的参与主体也不均衡。主要表现在国有大型企业为主体，其他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参与度较差。就信贷市场而言，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缺乏畅通的中长期信贷融资渠道。不少地方仍然存在对非国有企业贷款的歧视性政策，包括执行不同的贷款条件和不同的利率水平。就证券渠道而言，长期以来我国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很难获得上市资格，国有大型企业拥有天生优势。企业资本市场运作的政策也不平衡，不能做到对非国有企业一视同仁。

（3）资本市场秩序混乱。资本市场违规操作问题突出，严重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导致投机心理盛行，缺乏长期投资驱动。在高风险、高投机的环境下，企业和投资者的行为都严重扭曲。

2．金融中介组织有待完善

资产证券化是一种复杂的金融业务。为保证证券化的顺利实施，需要多种金融中介组织为之服务。例如，需要资产评估机构、信用增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参与。但是目前我国金融中介机构缺位现象严重，致使相关工作很难顺利开展。我国的资信评级业尚缺乏完整、科学、统一的行业标准管理体系；评级机构的体系、组织形式以及运作都不太规范，资信评估机构独立性不强，其信用评定缺乏信誉，从而减弱了资产证券化的市场吸引力。

3．市场投资主体缺乏

市场投资主体从需求角度决定了资产证券化的成败。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投资主体主要集中在社保基金、保险公司、投资基金、商业银行、个人投资者等主体上，而这些主体的发育还不充分：

（1）社保基金。社保基金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基金和失业保险基金。我国社保基金规模有限，基金余额占GDP的比率也仅为1%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35%-75%的水平，也低于转型国家10%-20%的水平。而且近年来社保基金收不抵支现象十分普遍，“空账”③现象严重。社保基金有多大能力参与到资产证券化中来还是个疑问。

（2）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基本职能是组织经济补偿和融通运用资金。因此，为了满足保险公司的给付义务，就客观上要求实现保费收入的保值增值。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以便为实施资产负债管理奠定基础，保险公司迫切希望涉足更广泛的资本市场，包括资产证券化市场。但是，目前的主要障碍是，一方面近年我国保险公司在保费收入普遍增长的情况下，资产质量却普遍下降，有些甚至出现了亏损；另一方面，我国实施的是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金融业经营管理体制，保险公司的经营领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其投资领域也被严格限制在银行存款、国债、中央企业债券范围内，不久前才被允许可以在一定比例内通过投资证券投资基金间接投资证券市场。这样，从投资能力和投资准入上，保险公司都面临着一定的困难。

（3）证券投资基金。目前国内的证券投资基金为数不多，总规模不大，其成立的主要目标是投资于证券和债券市场，目前还很难将主要投资目标集中于资产证券。但是，从国外实践历史看，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步成熟和投资基金的发展壮大，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会逐步成为资产证券的强有力的需求者。

（4）商业银行。它拥有雄厚的资产和强烈的投资意愿，但是，与保险公司一样，受制于分业经营的投资限制，商业银行目前还无法参与资产证券化。但是，混业经营是大势所趋，随着我国金融业的逐步规范和行业风险度的逐步降低，商业银行有望获得投资于证券业的资格，从而很快扮演起重要角色。

（5）个人投资者。在近年居民储蓄余额持续居高不下的局面下，个人投资者拥有较强的投资意愿。特别是在目前投资渠道狭窄，投资风险较大的状况下，投资者迫切需要拥有较高信用水平的投资工具。显然，资产证券可以满足这一需求。但是，从目前看，由于资产证券日趋复杂，个人投资者很难单枪匹马的从事投资；同时，由于投资基金在我国发展还很缓慢和滞后，个人投资者也很难通过投资基金实现间接参与。所以，短时期内，个人投资者还很难真正参与进来。

（四）法律体系有待完善

1．法律体系既是资本市场有序运作的保障，也是资本市场发展的限制。现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的不完备主要体现在现有法律要求与资产证券化发展要求的不协调上。例如，在保护债权人利益方面，《企业破产法》、《国有企业实行破产有关财务问题的暂行规定》还很不完善。在担保方面，我国担保法律制度不完善，至今没有建立统一的登记机关，登记事项缺乏明确的规范和标准。而《担保法》对国家机关充任担保人所作的禁止性规定又使政府提供信用担保支持制造了障碍。因此，担保法律制度的欠缺以及权威担保机构的缺位必定会制约资产证券化的开展。

2．除了证券化相关法律不相匹配外，还存在着司法环境不完善的问题。地方保护主义、司法腐败等因素导致的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严重损害了资产证券化的信用。

3．对于结构复杂的资产证券化而言，符合实际、完善的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是成功实施的重要保证。它们直接关系到证券资产的合法性、盈利性和流动性，也关系到每一参与者的切身利益。

就会计制度而言，主要涉及资产证券化资产出售、资产组合的构造以及资产组合的现金流的分配三方面。因此，如何进行证券化资产的表外处理、SPV和发起人合并财务报表问题、证券化资产的定价以及资产证券发行的会计处理问题等都需要通过财务会计制度来规范，不同的会计处理方式会导致不同的经济后果。但是，目前我国的证券化会计体系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

就税法而言，税收通过收入的再分配实现了对资产证券化各参与主体经济利益的调节。因此，如何建立既能保护各方利益，也能促进资产证券化发展的税制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在现行税制下，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双重课税的问题，从而带来资产证券化成本的增高，继而削弱其融资效率。例如，由于资产出售的确认，发起人和SPV都将面临营业税和印花税的征收。此外，对投资者而言，在持有过程中所收到的证券利息是否缴税，在变现过程中的变现收益是否需要支付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等，目前的税法都没做出相应规定。

三、发展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政策建议

1．通过金融创新，将住房抵押贷款与资本市场衔接，将住房抵押担保证券作为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切入点。在引入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过程中，不宜操之过急。这不仅是因为目前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而且在各方面准备都不充分的条件下即仓促开展现有抵押贷款的证券化试验，很可能会导致整个证券化行为变得极不规范，甚至可能有失败的危险，从而对今后证券化业务的大规模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为了确保证券化试验成功，就必须使整个资产证券化过程建立在规范、原始资产基础之上。具体操作时，可以考虑在上海、深圳等金融环境较好的城市中，选取大型房地产商开发的标准住宅小区，由一家实力雄厚的商业银行发放针对该小区的住宅抵押贷款，并确保贷款合约的完全标准化。然后，该银行把这些标准化的贷款合约组合成证券化的目标资产池，并将其出售给由这家银行与一家业绩良好的券商合资成立的特设机构SPV，最后由特设机构通过券商发行抵押支撑证券，从而最终实现抵押贷款的证券化。上述运作的关键在于规范重塑资产池，确保证券化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能规范运作。当然，只要运作过程规范，交易架构严谨，证券化的实现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2．引入国际合作。目前直接在国内开展大范围证券化的条件并不成熟，一方面国内对资产证券化不十分了解，要在短期内说服政府部门同意在国内发行资产支撑的证券非常困难；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在法律、税收、会计等方面缺乏专门针对资产证券化的具体规定，有些现行的法规甚至直接阻碍证券化业务的开展，这一现状在短时间内也难以改变。因此，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引入国际合作，方案的基本构想是：中方与国际上著名的投资银行合作，在境外成立特设机构SPV，由特设机构出面买断国内的基础设施项目，然后特设机构通过该投资银行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发行以国内项目为支撑的证券，从而达到利用证券化为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筹资的目的。

3．大力发展我国的债券市场，为提高ABS的流动性与合理定价奠定基础。资产证券化是以流动性来实现收益和分散风险的，没有一定规模的债券市场，资产证券化就不可能得到顺利实施。因此，结合当前市场化取向的利率机制改革，以及优化企业资本结构对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要求，大力发展我国的债券市场，形成一定的市场规模，这是资产证券化的必备基础。

4．建立符合市场机制运行规范的特设载体（SPV），实现标的资产的“真实出售”。在美国，SPV是以资产证券化为唯一目的的、有法律限制的、独立的信托实体，SPV与需要资产证券化的机构是市场上公平的交易者。它们在开展业务时，不受银行等相关利益机构以及财政等政府职能部门的影响和控制。而我国目前的信托投资公司与投资银行远非SPV，包括专门的几家资产管理公司也不是SPV。要实现ABS，要形成市场、形成规模，真正把它作为解决银企问题的一种途径，就必须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建立SPV。

5．支持机构投资者进入资产证券化市场。政府应在加强监督管理的前提下，为资产证券化构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逐步允许保险基金、养老基金等机构资金进入资产证券化市场，使机构投资资本能成为该市场的主体。应当看到由于资产证券化的复杂性、风险性、期限性，仅依靠个人资金很难形成市场规模。

6．政府应大力支持，对不良资产证券化给予税收优惠。政府应该认识到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既是经济行为，也是政治行为，因此对其证券化操作应予以减免税收。美国为发展资产证券化，尤其是为实现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MBS），实施了优惠税收政策，建立了一系列融资担保机构，诸如联邦住宅管理局（FHA）、联邦全国抵押协会（FNMA）、联邦住房贷款银行（FHLB），形成了完善的抵押贷款保险体系。我国发展资产证券化也需要政府在初期予以大力支持，建立相关机构，实行有效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尽快以法律形式规范资产证券化流程，保证资产证券化有序进行。

注：

① 参见中国保监会统计数据，circ.省略。

② 保险密度指的是人均保险费的数量。保险深度指的是保费收入占GDP的比例。

资产证券化的主要目的篇9

但中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程度仍然很低、规模很小，远不能满足经济金融的发展需求。当前，中国资产证券化发展存在四大制约因素，为促进行业进一步发展，必须要破解这四个因素。

2014年，中国资产证券化呈现井喷式发展。2005年至2013年，资产证券化累计发行规模为1190.58亿元，而2014年全年发行规模即达到3220.64亿元。2014年一年的发行规模为之前八年多累计发行规模的2.7倍。

2015年，中国资产证券化继续保持井喷式发展态势。前三季度，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行规模为2512.66亿元，企业资产证券化发行规模为920.55亿元。

尽管中国资产证券化经过了十年从无到有的发展，特别是2014年井喷式发展，但总体而言，中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程度仍然很低、规模很小。

截至2014年底，中国资产证券化的余额为3000多亿元，约为贷款余额的0.3%，整个债券市场余额的1%。截至2014年底，美国的资产证券化余额是10万亿美元，中国资产证券化的余额约为美国的0.5%。另外，2014年初，中信证券、银河证券和中金公司就中国资产证券化的潜在规模做过估计，分别为30.9亿元、38.6亿元和68.2亿元。

为促进中国资产证券化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要解决以下四个制约因素。 产品流动性差

中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程度低、规模小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产品流动性低，导致市场参与主体缺乏动力。

信贷资产证券化连接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其基础资产收益率和证券化产品收益率分别对应着贷款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而目前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几乎没有交易，严重缺乏流动性，其结果是投资者要求较高的收益率（债券市场利率）。相应地，由于利率市场化尚未完成，贷款利率（基础资产收益率）偏低。从而出现基础资产收益率与债券市场利率倒挂的情况，导致金融机构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积极性不高。

从企业资产证券化来看，企业开展资产证券化的主要目的是融资。优质的企业目前可运用的债务融资工具较多，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低流动性导致融资成本较高，所以往往会选择其他债务融资工具进行融资。只有少数大型企业作为创新尝试运用资产证券化进行融资。

资质相对较差的企业实现低成本融资的一个途径是，将高于企业整体信用的资产进行证券化，但投资者担心企业相对较差的信用会影响资产未来的安全性。这实质上与企业资产证券化到底能不能实现破产隔离这一问题直接相关。

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低流动性，根本原因在于产品复杂、标准化程度弱。这也是为什么目前中国的资产证券化产品采取私募发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解决资产证券化产品流动性差的问题，首先，应该建立和完善做市商制度，提升产品的流动性。其次，出台相应措施培育和鼓励保险资金、养老金、公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参与资产证券化产品投资。最后可学习美国两房的合理成分，注入国家信用来提高整个资产证券化信用程度和标准化程度，进而实现流动性溢价。 破产隔离难以实现

资产证券化的核心是破产隔离（这也是为什么资产支持票据不能归为资产证券化的原因），即发起人在法律上将基础资产真实出售给特殊目的载体（SPV）。信贷资产证券化在《信托法》规范下，通过特殊目的信托（SPT）实现了基础资产的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

而在企业资产证券化方面，尽管《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明确，特殊目的载体（SPV）为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为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专门设立的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专项计划资产独立于原始权益人、管理人、托管人及其他业务参与人的固有财产。但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是否法律意义上的特殊目的载体（SPV），并由此实现基础资产的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尚存争议，从而难以判断资产信用和发起人信用是否分离。

另外，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主要为债权类资产和收益权类资产。对于收益权类资产而言，由于基础资产未来现金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发起人自身的持续经营能力，事实上无法真正实现破产隔离。

鉴于此，我们建议启动资产证券化立法。考虑到中国作为大陆法国家，以及当前中国的相关法律现状，修改现有法律既没有效率，事实上也不可行。因此，对资产证券化进行专门立法，是最高效、最可行的途径。

中国应尽快启动制定一部《资产证券化法》，对资产转移、破产隔离、特殊目的载体（SPV）、证券发行、会计、税收等诸多证券化运作的内容作出规定，各相关部门再在此上位法下，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

考虑到立法周期较长，亦可考虑先由国务院出台资产证券化的专门行政法规，作为立法阶段的过渡性制度。

立法是资产证券化制度建设的核心，国外经验也充分表明，立法能够对资产证券化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双重纳税

税收问题也是中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的制约因素。目前，关于资产证券化的相关税收规定仍不完善，没有形成与资产证券化发展相配套的税收法律法规。

现行的专门针对资产证券化的税收法规只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06年出台的《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下称《通知》）。该文件对于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涉及的营业税、所得税和印花税作出了规定，但总体还是依据现行的基本税收规定，并未对特殊目的载体（SPV）的税收地位进行明确。

为实现破产隔离，资产证券化设计了将基础资产转让给特殊目的载体（SPV）并由其进行运营及收益分配的程序性环节。国外成熟市场的通行做法是，因为特殊目的载体（SPV）并非真实经营实体，因此不视为独立的纳税主体，从而实行税收中性原则，即不因特殊目的载体（SPV）的设立而导致重复征税。税收中性原则、避免重复纳税是降低资产证券化交易成本、推进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的关键因素。

而《通知》除了在印花税上给予暂免外，并没有给予资产证券化特殊的税收处理，从而造成资产证券化重复纳税问题，提高了资产证券化交易成本。

例如，《通知》规定，对受托机构从其受托管理的信贷资产信托项目中取得的贷款利息收入，应全额征收营业税，这一规定造成了营业税的重复征税。

企业资产证券化目前并没有专门的税收规定。尽管在实践中，企业资产证券化也参考《通知》的规定，但严格来讲并不适用。另外，考虑到企业资产证券化的业务多样化，《通知》也无法涵盖企业资产证券化的税收处理。

因此，我们建议应尽快完善资产证券化税收法规。参照成熟市场做法，制定专门的特殊目的载体（SPV）税收法规，实行税收中性原则，降低资产证券化交易成本。同时，考虑到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的多样性，制定针对特定类型资产的税收优惠政策。 市场分割

中国的资产证券化有一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分类，分为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企业资产证券化。

信贷资产证券化由央行和银监会监管，基础资产为信贷资产，特殊目的载体（SPV）采取特殊目的信托（SPT）的形式，证券化产品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

企业资产证券化由证监会监管，基础资产以非金融企业债权类资产或收益权类资产为主，特殊目的载体（SPV）“创造性”地采取了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形式，证券化产品在交易所债券市场交易。

尽管这种分类也主要是根据基础资产的不同来区分，但根本原因则在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监管分割。拥有信贷资产的银行类金融机构受银监会监管，信托公司亦归银监会监管，银行间债券市场受人民银行监管。而证券公司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受证监会监管。

这种分类，从有利的角度来看，能够通过市场竞争和监管博弈促进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但不利一面是造成了市场分割和重复建设。

事实上，资产证券化的这种独特分类，是监管分割所造成的中国债券市场分割的延续。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分割，既是中国分割的债券市场造成的结果，亦成为分割的债券市场的一部分。

中国的债券市场分为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分别由人民银行和证监会监管。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投资者包括银行类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企业和事业单位等机构投资者，其中商业银行是最大投资主体。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投资者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近期部分上市银行获得交易所市场的投资许可，但自有资金仍无法投资资产证券化产品。

市场分割带来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主要由银行互持，风险仍留在银行体系中，并没有发挥资产证券化盘活存量、分散风险的作用。市场分割也是资产证券化产品流动性差的原因之一。

资产证券化的主要目的篇10

松绑信号明显

2013年3月15日，证监会《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允许符合具备证券资产管理业务资格等条件的证券公司申请设立专项计划、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总体上看，新规体现了证监会全面松绑券商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意愿。在本次新规前的试点阶段，证监会主导的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载体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仅允许以企业债权和资产收益权为基础资产发行产品，且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要求“逐项审批”，基础资产范围狭小导致产品规模偏小，而发行过程繁琐且难以预期，市场影响力微乎其微。

本次新规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了突破。第一，基础资产扩大，包括财产或财产权利及其组合，亦明确包括了信贷资产、基础设施收益权、应收款、信托受益权和商业物业不动产财产等财产权利。第二，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虽然未被确认为信托资产，但明确了券商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特殊目的载体，实行破产隔离，满足发行人资产出表需求。第三，资产支持证券可以在交易所、协会报价系统和券商自办柜台交易，支持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参与的做市制度，流动性大大增加。第四，虽然产品依然实行审核制发行，但明确审核时间为两个月，审核周期缩短。第五，不强制产品评级，为私募发行的降低成本增加了可能性。第六，市场开放，包括基金、期货、银行、保险、信托等其他金融机构也可照此规定发行资产支持证券。

不过，新规的落地还有待监管部门出台更多的配套政策，例如虽然上交所和深交所都了办法明确为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产品提供转让服务，但做市和回购制度尚不完善。此外，新规为证监会的规定，其他金融机构是否能够照此办法实施，仍需要取得其他监管机构认可。又如，虽然证监会明确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特殊目的载体， 但会计上具体如何处理尚不明确。又如，银监会2010年底曾经《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转让的通知》，部分银行自身照此细化制定的《信贷资产转让管理办法》甚至对交易对手也有较严格的规定，因此，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能否顺利发行，还需要银监会对此通知进行重新解释乃至修改。

当前，国内除了证监会主导的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形式资产证券化以外，还有以银监会和央行主导的信贷资产证券化（ABS）和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主导的企业资产支持票据（ABN）（表1）。但这两个市场也面临着各自的困扰。例如，银监和央行主导的ABS市场仍是扩大试点阶段，尚未转入常规，其最大的瓶颈在于试点期间的额度控制。中国银行业当前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利率市场化，未来银行储蓄向各种金融产品流动的趋势不可逆转，中国银行业贷款余额即将超过70万亿元，中长期贷款超过33万亿元，银监和央行主导的ABS市场试点区区500亿元额度，显然无法满足商业银行日益增长的信贷资产出表的需求。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推出的ABN市场，其基础资产范围受限，且期限偏短，不能有效满足资产出表的需求。

不过，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主导的票据市场一直是ABN市场，灵活、便捷、友好的注册发行机制广受发行人和中介机构好评，这一优势会令ABN市场对于企业的期限较短的资产证券化需求有吸引力。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成立5年间，债务融资工具已成为中国债券市场的主要品种之一。2012年全年，包括短融、中票、超短融、定向工具等在内的债务融资工具共发行2.6万亿元，存量规模达到4.2万亿元，远超企业债与公司债规模。但是，ABN市场也有其不足。首先，央行1号文件《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将ABN限定在了非信贷资产上。其次，中国迄今为止发行的期限最长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期限为15年，且附第10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期限可达25年甚至30年以上。最后，ABN目前并没有资产的真实出售和风险隔离，资产的原所有者将作为第二偿付来源，资产不能出表。2012年曾经有媒体报道交通银行拟在上海证交所大宗交易平台试水信贷资产证券化，率先出售基建项目存量贷款，但最终并无结果。显而易见，分割的市场局面之下，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展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监管协调。

券商试水资产证券化

2012年以来，券商一直在积极参与布局资产证券化业务。除了在创新业务研究上投入大量人力以外，不少券商还在业务实践上进行探索。目前，券商已经完成发行或者已经通过证监会审批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如表2，其中，华能澜沧江第二期水电上网收费权资产证券化产品和上海隧道股份大连路隧道应收专营权收入资产证券化产品分别在2013年1月26日和5月3日已获证监会核准，正在发行准备当中。其他已经向证监会提交申请的还有阿里巴巴1号小贷债权资产证券化产品、上港集团资产证券化产品、如帛港区BT项目回购资产证券化产品、浦发集团BT回购资产证券化产品。值得一提的是，近期海印股份公告称拟通过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融资，基础资产为原始权益人经营管理的特定商业物业五年经营收益权，这表明以商业物业收益权为基础资产的类REITs式专项计划有望面世。

潜在市场规模超10万亿元

国内资产证券化起步晚，目前尚处于初始阶段，但参照成熟市场来看，国内资产证券化发展空间广阔。根据美国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SIFMA）的统计，截至2011年末，美国ABS和MBS存量合计达到10.3万亿美元，占同期债券总存量的28%。2011年，美国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规模为1.7万亿美元，仅次于同期美国国债的发行量。此外，2012年欧洲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规模也超过5000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2012年各类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规模总和不到300亿元，而从过去8年中国资产证券化总量来看，累计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尚不到2000亿元，发行量和存量都明显偏小，预计该市场潜在规模应该超过10万亿元，中国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大发展令人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资产证券化在中国仍然属于新生事物，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资产证券化产品本身在发展初期制作稍显复杂，中介机构经验不足，在融资效率和成本上，对发行人的吸引力可能不如短融、中票等其他金融产品。另一方面，在银监会央行、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和证监会各自主导的市场中，各自有不同的优势和局限性，多头监管人为割裂了市场。只有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协调监管，给予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交易和投资更多的税收减免，打通不同市场之间的壁垒，降低准入门槛，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才能使得中国资产证券化市场蓬勃、健康地持续发展。

特邀述评嘉宾：

张海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院教授

资产证券化：另辟通道

中国资产证券化试点于2005年正式步入制度轨道，分为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和券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试点两大类，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暂停了新产品的发行。后危机时代崛起的金融产品如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券商资管产品等，都融入了资产证券化的一些技术和特点，相关的通道类业务也迅速膨胀起来。

2013年3月的《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作为资产证券化特殊目的载体的法律地位和运作机制进一步明晰化，2012年11月的《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打开了基金管理公司设立专门的子公司开展专项资产管理业务的闸门。围绕专项资产管理业务，券商和基金有了探索资产证券化产品创新的新天地。券商和基金都摩拳擦掌，希望在资产证券化领域抢占先机，那么切入点和发展重心应放在哪里？传统通道类业务的跑马圈地亢奋犹在，既有模式是近期抢占市场份额的便捷方式。但对于券商和基金而言，如何根据自身优势进行差异化的战略定位，在资产证券化领域确立和巩固可持续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更为长远的根本问题。

证券化带来自主新通道

“替代效应”和“挤出效应”严重压缩着通道业务的利润空间，同质化发展的结局必然是价格战。对于券商和基金而言，差异化发展的空间在哪里？

最为直接的差异化发展空间来源于监管差异，比如信托业在房地产和票据等领域所受的限制，以及银行理财产品对于非标债权资产的限制，为券商和基金子公司留下了一定的差异化空间。

更为广阔的空间可能在非金融企业资产证券化领域。券商可以从企业客户的需求中找到合适的项目并设计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而根据《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基金在非专项的特定资产管理业务中可以投资于资产支持证券，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投资链条，即投资者购买基金发行的证券投资基金（特定资产管理项目）、证券投资基金购买券商特殊目的载体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特殊目的载体购买非金融企业资产。这一投资链条的项目与客户两头资源不再由银行掌控，这种券商和基金独立开辟的“通道”有利于保障其盈利空间，和迄今为止银行业主导的传统通道业务有了很大不同。

与此相关，《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还允许券商资产证券化投资于信贷资产，这类业务的资产来源于银行，但资金来源可以摆脱对银行理财产品的依赖，因为证券化新规允许基金发行的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于资产支持证券，这就帮助券商和基金避免了传统通道业务中两头受制的困窘。

以客户价值明志，以风险管控致远

在资产证券化的新天地中，抢占市场份额有其重要性，但不应迷失于短期成败。仅仅专注于抢占市场份额的先机而失去建立可持续优势的先机，无异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结果必然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赢了一场战役输了整个战争。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为客户带来真正的价值，对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规模至上的传统通道模式在尽职调查和风险披露方面存在硬伤，因而深陷“刚性兑付”的迷局而难以自拔。

资产证券化的主要目的篇11

一、资产证券化的概念和交易结构

(一)资产证券化的概念

资产证券化（AssetSecuritization）是指以特定资产（又称基础资产）的未来现金流为支撑发行证券的融资活动，所发证券被称为资产支持证券（ABS，Asset-BackedSecurities）。与股票、企业债券、政府债券不同，资产支持证券不依赖于发起主体（资产的原始权益人）的整体信用，仅是对特定资产的要求权。资产证券化将特定资产从发起主体中分离出来，作为支付证券本金与利息的来源，不再受发起主体的信用、经营和其它资产状况的影响。

资产证券化发源于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RMBS，ResidentialMortgage-BackedSecurities）。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加剧，利率急剧上升，居民存款大量向资本、实物资产和消费品市场转移，众多存贷款机构陷入了“脱媒”的困境，因住房按揭贷款而产生的“短存长贷”问题暴露无遗，整个金融体系面临严峻的偿付风险，并危及房地产业的发展。当时，美国大部分存贷款机构不满足发行股票、债券的条件，即使降低发行要求，也难以得到投资者认可，已无法依靠股市、债市解决金融体系对长期资金的需求问题。在政府先行和大力推动下，从1970年美国政府信用机构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NMA，FederalNationalMortgageAssociation）推出全美第一张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来，资产证券化这一当时应急之需的重大金融创新便蓬勃发展起来，发行规模不断扩大，基础资产种类也不断向商用房抵押贷款、企业经营性贷款、贸易应收款、汽车销售贷款、基础设施收费、学生教育贷款等众多领域延伸。如今，资产支持证券构成了美国固定收益证券(固定收益证券指投资者购买时到期收益率就已确定的证券，如国债、企业债券，绝大部分资产支持证券都属固定收益证券。)市场的主体。截至2005年底，美国资产支持证券发行余额市值高达7.9万亿美元，占美国固定收益证券市

图12005年底美国固定收益证券市场结构

资料来源：SecuritiesIndustryandFinancialMarketsAssociation。

3场流通总市值25.3万亿美元的31.3%，居第一位，3远高于公司债（5.0万亿美元）和国库券（4.2万亿美元）（见图1）。

（二）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

由于资产支持证券与发起主体的整体信用无关，资产证券化一般都要通过资产组合、信用增级和风险隔离安排，才能降低融资成本和得到投资者认可。资产组合，指构建由期限、地理、人口和行业分布等不同风险特征的多项资产组成的资产池，在扩大基础资产规模的同时，增强未来现金流的稳定性，降低融资成本。信用增级，指通过第三方担保、信用评级、利差账户（“利差账户”指将证券利息率低于资产收益率的部分存入指定账户，为证券的本息支付提供担保。）、优先/次级结构（“优先/次级结构”指基于同一项基础资产发行优先级和多档次级证券，每期按优先级顺序支付本息，次级证券可能在某期或若干期得不到本息偿付，即以优先级较低的证券为优先级较高的证券提供担保。）、次级证券自留（“次级证券自留”指发行的某档次级证券由发起人自己购买，为优先级较高的证券提供担保。）等手段，提高证券的信用水平。风险隔离，指通过特殊的交易结构安排（见图2），实现资产支持证券与发起主体破产风险的完全隔离。资产证券化因此又被称为结构性融资（图2）。

图2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以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为例）

1.发起人将特定资产组合“真实出售（“真实出售”指按法律规定经转让的资产被确认为不再与出售方有风险和收益联系的资产转让行为。）”给特殊目的载体（SPV，SpecialPurposeVehicle）。SPV有信托（Trust）和公司（Company）两种形式。以信托关系设立的SPV称为特殊目的信托（SPT）；以公司形式设立的SPV称为特殊目的公司（SPC）。

2.SPV完成对拟发资产支持证券的优先/次级结构和内部信用增级安排的设计；与外部信用机构签订相关合同，完成外部信用增级；与资产管理服务商签订服务合同；与资金托管人签订资金托管合同；与证券承销商签订证券承销协议。

3.SPV以证券销售收入偿付发起人资产出售价款，通过服务商、托管人将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偿付给投资者。

二、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历程

我国规范化的资产证券化活动是从1996年开始的，按照融资来源不同，可划分为境外资产证券化和境内资产证券化两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境外资产证券化（1996-2004年）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以“收费还贷”模式进行大规模的公路建设，但当时国内资金紧张，资金供给与建设进度时常脱节，许多项目“走走停停”，严重制约着我国公路建设事业的发展；国内法律环境和资本市场条件也不允许公路建设通过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融资。在此情况下，一些项目开始通过境外已有SPV或在境外设立SPV，利用境外成熟的法律环境和资本市场，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实现了“引资搞建设”的目的（见图3）。

图3境外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以公路收费证券化为例）

1996年，珠海市政府在开曼群岛注册了SPC珠海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由珠海高速以珠海市机动车管理费和外地过境机动车所缴纳的过路费为支撑，成功在美国发行了总额2亿美元的债券，用于广州到珠海的铁路及高速公路建设，开启了我国基础设施收费境外证券化融资的先例。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我国高速公路项目境外证券化融资共筹集约15.5亿美元资金。

我国一些企业还通过应收款的境外证券化筹集或融通资金，如1997年我国恒源电厂集团有限公司选择雷曼兄弟公司为融资顾问，在开曼群岛设立SPC西部资源国际恒源公司，以其与供电局签有的长期供电协议所决定的应收款为支撑，在美国资本市场发行了资产支持债券，为公司2×30万KW火力发电厂项目筹资约3.5亿美元。

（二）第二阶段：境内资产证券化（2005年至今）

在境外资产证券化活动开展的同时，我国实施境内资产证券化的条件逐步具备。一是法律和社会中介服务体系日趋完善。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的《合同法》对债权转让的规定不再有禁止牟利的限制（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有债权转让不得牟利的规定），确立了资产证券化中债权转让的法律效力；2001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信托法》使发起人通过SPT模式进行资产证券化成为可能；社会信用评级和担保机构等社会中介服务组织迅速发展，信用环境得到改善。二是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展迅速，实施资产证券化的市场操作平台日趋成熟。截至2005年5月底，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可交易债券存量已达5.4万亿元，是1997年市场启动之初的80倍；1-5月的回购和现券交易总量就达7.5万亿元，是1997年全年的237倍；机构投资者群体已经形成，涵盖中外资银行、证券公司、社保基金、基金公司、保险公司、农村信用社等的机构投资者数量已达4600多家。三是银行要求资产证券化的内在动力明显增强。加入WTO以后，我国金融市场逐渐开放，资本充足率（资本/风险加权资产）+1偏低已成影响我国商业银行上市融资和参与全球竞争的突出问题。通过国家注资和股市融资（增大分子），我国部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有所提高，但随着放贷规模不断扩张，资本充足率又呈下降趋势，特别是没有得到国家注资、无条件上市的银行面临的资本充足率压力较大，迫切需要通过资产证券化来降低风险加权资产（减小分母，如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是50%，对企业贷款的风险权重是100%，而现金资产的风险权重为零）来保障必要的资本充足率水平。

我国于2005年3月正式启动了境内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工作，相关部门配套出台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规则》、《资产支持证券交易操作规则》、《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等规定。国家开发银行和建设银行作为试点单位，分别进行了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2005年12月15日，国家开发银行发起的“开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和建设银行发起的“建元”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我国银行间市场顺利发行，标志着采取国际公认技术和结构设计（见图4）的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境内诞生，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2006年12月18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市场以SPT模式合计对外发行了37亿元的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次级证券合计23.5亿元，由信达和东方自留），盘活了部分不良资产。

目前，我国境内资产证券化发行总额仅100多亿元，规模小且基础资产种类比较单一，尚处起步阶段。

图4开元和建元资产支持证券交易结构

资料来源：宗军、吴方伟，“我国资产支持证券的特征及其发展建议”，《中国金融》2006年第2期。

三、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与政策建议

资产证券化对分散我国过度集中于银行的金融风险，保障金融稳定；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投融资渠道；改善银行资本结构，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等作用显著，需大力推动发展。对此，各界已有共识。但要推进我国境内资产证券化规模化和多样化发展，需重点研究解决如下问题：是否需要发展SPC模式的资产证券化。

目前，我国境内资产证券化都采用SPT模式。但与SPC模式相比，SPT模式存在明显劣势：一是交易成本高。考虑到定价、交易的复杂性，信托模式通常适合于同一发起人的同一类大额资产的证券化，难以将多个发起人的资产纳入一个信托（我国《信托法》对是否允许多个发起人共同设立一个信托虽未做规定，但若多个发起人设立一个信托，会使交易十分复杂，例如不同发起人即使同类资产的风险特征不一样，在一个信托中因资产组合会降低风险，但因此而产生的收益该如何在多个发起人之间分配的问题就很难解决。），不利于通过构建大规模资产池来摊薄发行费用。而设立专营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公司则可克服上述缺陷。SPC可以购买一个或一组发起人的多样化资产，构建适合投资者风险偏好的资产池，进行分批次、大规模的资产证券化，显著降低交易成本。同时，SPC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会积极进行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专业化、主动化管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资产证券化的效率。二是不支持用资产证券化方式预先筹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我国《信托法》规定：“信托财产不能确定，信托无效”，即信托财产必须是已经存在财产，因此在基础设施建成以前无法通过SPT模式实现未来该设施收费的证券化融资。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每年能源、交通、通信、供水、供电、供热、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需求都在万亿以上，完全依靠先筹资建设，建成后再想办法回收资金的做法已行不通，需要将社会资金直接引入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当前，借鉴国外运用PFI（PFI，即PrivateFinanceInitiative（私人融资激励），指政府通过特许经营等法律安排鼓励私人部门投资参与公共项目建设和运营，常见模式有BOT、BOOT等。）模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成功经验，我国正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体制改革，许多城市公用事业领域已向外资和境内民间资本开放，但受境内法律限制，无法设立从事证券化业务的SPC，也就无法从已显流动性过剩的境内筹集建设资金，多数项目都由外资合作方在境外设立SPC并从境外资本市场融资，外汇流入又反过来进一步增加了境内面临的流动性压力。

以上分析表明，SPT模式不利于资产证券化效率的提高和基础资产范围的扩展，因此，我国有必要发展SPC模式的证券化。建议由国务院就资产证券化出台专门条例，明确SPC的法律地位，规范资产证券化的有关行为；条件成熟时，再上升为法律。我国《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等均未提及SPC及资产支持证券的有关事项，SPC目前尚未得到法律认可，因此，要发展SPC模式的资产证券化首先要明确SPC的法律地位。不仅如此，还要通过各种法律的特殊安排，保障SPC本身不致破产和实现风险隔离。例如，各国或地区的相关法律一般都规定：SPC不得进行兼并重组；SPC的母公司不得强制其破产；SPC只能从事资产证券化业务；SPC除履行证券化交易中确立的债务及担保义务外，不应发生其它债务和担保义务；SPC的股东除经主管机关核准外，不得将股份转让他人；SPC必须设立至少一名独立董事，且独立董事在公司提交自愿破产申请、实质性改变公司目标和修改组织文件时享有一票否决权；SPC对每项资产证券化必须设立独立账户，单独核算；SPC必须就每项资产证券化的执行情况按规定格式和内容定期进行公开披露；主管机关或指定监督机构可随时派员或委托专业机构检查SPC的资产证券化执行情况和其它相关事宜等等。同时，由于资产证券化的利差收入不大，税负（资产证券化主要涉及营业税、印花税和所得税，还有双重征税问题）对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各国或地区一般都对资产证券化提供特殊的优惠政策。上述规定，在资产证券化的先发展国家，如美国，一般散见于公司法、破产法、担保法、证券法、会计制度和税法等众多法律法规之中；而在资产证券化后发展国家，如韩国、菲律宾、泰国、巴西等，考虑到修改众多原有法律法规来适应资产证券化发展要求会耗时费力，一般对资产证券化进行专门立法，以使其不受已有法律法规的制约。我国与上述后发展国家面临同样的情况，因此为促进境内资产证券化进一步发展，作为过渡性安排，可先由国务院就资产证券化出台专门条例，明确SPC的法律地位，规范资产证券化的有关行为，待条件成熟时，再上升为法律。

参考文献

〔1〕何小锋：《资产证券化：中国的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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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洪艳蓉：“美国证券法对资产证券化的规范与借鉴”，《证券市场导报》2002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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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宗军、吴方伟：“我国资产支持证券的特征及其发展建议”，《中国金融》2006年第2期。

资产证券化的主要目的篇12

知识产权证券化作为一种新兴的融资方式，目的在于通过金融安排最大限度地开发知识产权，充分利用其担保价值，促进知识产权的产业化应用。研究这一新兴事物对于推进我国知识产权的产业化应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基本原理与主要特征

所谓知识产权证券化，是指发起人（originator）以知识产权未来可产生的现金流量(包括预期的知识产权许可费和已签署许可合同中保证支付的使用费)作为基础资产，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对其中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分离与重组，转移给一个特设载体机构（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由后者据此发行可流通权利凭证进行融资的过程。

知识产权证券化的主要交易流程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参见图1）：

第一步，对要证券化资产进行打包，构建知识产权资产池。为了能够成功地发行证券，发起人首先要对自己拥有的能够产生未来现金流量的知识产权进行清理、估算考核；然后根据证券化目标确定将哪些知识产权用于证券化；最后把这些知识产权组合，形成一个资产池。

第二步，创建spv，将知识产权资产池真实转让给spv。在知识产权证券化过程中，需要建立一个具有破产隔离功能的特殊目的载体（spv），使被证券化资产可以从发起人的资产中独立出来，实现破产隔离功能。在创建了spv以后，发起人将支持证券发行的知识产权真实转移给spv。

第三步，信用增级。为改善发行条件，特设载体必须提高知识产权支持证券的信用等级。信用增包括外部增级和内部增级两种方式。

第四步，证券评级。普通投资者无法考察发行人对知识产权证券还本付息的能力，需要由一个独立的信用评级机构来完成这一工作。信用评级机构应将评级结果向投资者公告。

第五步，发行证券。知识产权证券的发行人根据不同投资者对风险和收益偏好情况对知识资产进行打包，发行不同层级结构的证券。目前国家在推行其的时候，主要面向退休基金、保险公司、互助基金、养老金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和私募基金。

第六步，对资产进行管理，建立投资者还款账户。发行人应当指定一个管理人对知识产权资产池进行管理，负责收取、记录资产池产生的现金流，并把这些现金流存入托管银行的收款专用账户。

最后，按期还本付息（图2）。按照规定的期限，托管行将由资产池产生收入对证券进行还本付息，至此，整个知识产权证券化过程即告完成。

知识产权证券本质上是资产担保证券的一种，其与普通资产担保证券的区别在于：由于基础资产的知识产权所具有的特殊性，使得知识产权证券化在基础资产池的组建、破产隔离、资产池现金流的预测等方面都不同。

知识产权证券化与知识产权担保融资存在着差别。知识产权证券化具有以资产信用为支撑、结构性融资等特点，而知识产权担保融资则不具有。除此之外，知识产权担保融资主要是采用抵押贷款合同的形式，面向的融资对象主要是银行，而知识产权证券化采用的是证券融资形式，面向的融资对象主要是资本市场。通过这种方式，知识产权证券化在技术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搭上一道桥梁。

知识产权证券化与风险投资也有区别。知识产权证券化中投资者的目的主要在于获取固定的收益，风险投资目的则在投资企业获得增值后将其股权转让，进行其他投资；前者投资者一般不介入公司管理活动，不会产生对融资公司原股东股权冲淡效果，后者从一开始就会非常全面地介入公司管理和经营，会冲淡原股份持有人的股权比例结构；对处于研究开发期、创业期的企业，风险较大，更愿意采用风险投资这类股权投资的方式，而对于技术研发比较成熟的企业，则更适合采用知识产权证券化这样的融资方式，这既可以融入资金，还可以不丧失公司股权。

不同参与人在知识产权证券化过程中有着各自的收益：对于知识产权证券的发起人来说，可以获得一种新的、可供选择的融资形式。这一融资形式可以使发起人享受表外融资的好处，在不改变股本结构、保留对其知识产权所有权的情况下将知识产权资产的未来收益提前实现，解决发起人资金流动性难题。同时，知识产权证券化还能分散知识产权所有人风险，实际上是一种为未来收益进行保险的保险形式；［1］对于证券投资者来说，知识产权证券可以为其提供一个参与新技术经济的机会。知识产权证券将纯粹的技术风险与其他风险，如管理风险、营销风险等隔离开来，这使得投资者可以通过投资于知识产权证券直接参与到一个更为纯粹的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运作中去，获得这一科技成果带来的未来预期收益；对于投资银行、信用评级机构、保险商等中介机构来说，可以通过提供评估知识产权的价值、设计证券融资结构、经营知识资产等服务，拓宽业务范围并从中获益。

二、国外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发展态势

美国是最早探索和尝试将知识产权进行证券化的国家。从世界上第一桩知识产权证券化案“鲍伊债券”开始，美国涌现出一系列案例。前后统计起来，不下十件。从美国实践来看，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已经非常广泛，包括音乐版权作品、电子游戏、电影、时装品牌、药品专利、甚至专利诉讼的胜诉金等。知识产权证券化发展在美国表现出快速增长的局面。

学术界也对知识产权证券化进程表示出极大关注。在鲍伊债券后一段时间，法律和商业期刊上出现了大量的文章，就如何将知识产权资产包进行证券化进行了深入探讨。1999年到2002年，关于知识产权证券化的讨论达到顶峰。之后，学者对知识产权证券化的热情有所减退，在这方面的文章减少，见于报道的重大交易案也寥寥无几。近两年来，知识产权证券化出现复苏迹象。2005年底，美国出现首桩软件证券化融资案，即tideline案。该案设立了一个由第三方专业投资公司设立的、面向众多交易者长期存在的独立spv。长期spv的设立对于减少融资成本，促进融资交易速度具有重要作用。同年，ucc融资公司主导的bcbg max azria知识产权证券化交易被“美国许可费征收协会（les）”评为年度最佳交易案。这些表明知识产权证券化制度已经由最初探求是否可行发展到如何进行高效运作的阶段。

知识产权证券目前主要采用定向发行方式，向机构投资者或私募基金发行，缺乏通畅的退出机制。2006年底，美国证券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新型指数——ocean tomo 300tm企业专利评估指数。该指数对三百家拥有优质专利的公司进行评估，由ocean tomo公司与美国证券交易所联合发布，投资者可以根据该指数购买股票。虽然，tomo指数的作用是人们通过分析某项资产（专利）所反映的公司财务状况来决定是否购买该公司的股票，这与通过分析某项资产（专利）来自由买卖该资产本身（也即该资产证券）之间还是存在着差距，并不能算是建立起真正的知识产权证券退出机制，但是二者之间差距已经非常容易跨越了。tomo指数的出现，对知识产权证券化制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美国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历程始终与知识经济发展、金融创新的发展和先进计算机网络技术与资产评估方法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从1997年鲍伊证券开始十年间，知识产权证券化在美国走过了一条萌芽、发展到逐渐成熟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一个从探索到推广、从设立专门的spv到spv长期化、从面向私募基金发行到寻求进入华尔街市场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市场逐渐开始承认知识产权价值的过程①，是对知识产权的认识从生产要素转变为金融资产的过程，是一个有效解决“公司知识产权财务难题”的过程②。

在知识产权证券化方面的发展，日本显得非常积极。主要原因在于日本2002年以来，通过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确立了“知识产权立国”的国家战略。日本有着更多的知识产权资产需要进行产业化应用。为了加快这些专利的产业化应用，日本经济产业省于2002年4月声明，将对信息技术和生物领域等企业拥有的专利权实行证券化经营。

欧洲与美国在金融体制和法律体系间存在差异，其证券化市场的发展路径与美国也不同。在知识产权证券化进程中，欧洲的发展更多地体现在体育产业转播权或者门票收益证券化案例上。除了体育产业证券化以外，欧洲一些国家，如意大利、英国等，也先后将电影版权、音乐作品进行证券化融资。

知识产权证券化作为一种推进知识产权产业化应用的新兴融资工具，也引起了不少国际组织的关注。在wipo的中小企业栏目中，曾经对知识产权融资问题进行过专题讨论，并将知识产权证券化看作是二十一世纪的一个“新潮流”。其他一些国际组织，如联合国贸发委员会（uncitral）、经合组织（oecd）等，也开始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说明这一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

三、我国推行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高新技术企业融资难的困境一直是制约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瓶颈因素①。从

（一）

（三）证监会模式

证监会模式是指在证监会主导下，由创新类证券公司向社会发售资产收益凭证，发起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用计划所购买企业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偿付投资者权益，并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流通资产收益凭证的企业资产证券化框架。银监会模式与证监会模式各有各的长处与不足，但是两者具有一个共通的特点，也是其最大的优势，在于两者都具有资产证券化制度提供者与监管者的职能，因此在进行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方面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可以说最小。

（四）科技部模式

所谓科技部模式，指的是由科技部等这类拥有大量技术成果的国家部委来主导，推进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工作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可以由科技部出面设立一个spv，然后将其拥有的科技专项研究计划中取得的、适宜于产业化应用的科技成果转让给该spv，然后由spv以这些科技成果产生的收益为基础发行证券，从资本市场筹集资金，支付购买科技成果的费用和资助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spv将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获得的收益支付证券持有人的本息。

科技部模式优势在于作为国家科研开发工作的主管机关，可以非常清楚地了解某项科技成果的技术成熟度与市场发展前景，从而能够将那些最适合于市场化、产业化而缺乏后续资金的科技项目推向市场，产生良好的市场效益。同时，还可以为这些科技成果寻找到一个权利归属主体，改变“国家所有实际就是无人所有”的局面。

科技部模式的不足之处在于：尽管近些年来国家对于自主创新与科技产业化应用方面给予了大量的政策支持，但是在证券发行方面科技部同样处于受监管者地位，所以在推行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的法律风险。

科技部近些年来，加大了对科技融资的扶持力度，并与银监会及其下属的国家开发银行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如果在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方面，科技部模式能够与银监会模式相结合的话，那么既能发挥科技部拥有充足的高技术成果，以及在技术市场前景判断方面的长处，又能发挥银监会模式在证券制度监管方面的优势，这对于推进这一金融创新工具的发展，无疑可以起到非常大的积极作用。

以上是我国推行知识产权证券化制度可以采用的几种主要模式，这些模式各有长处，也各有不足。为了能够成功推进这一制度的试点，应当将各种模式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优势，避免劣势。

笔者在借鉴国外知识产权证券化案例经验的基础上，就如何推进我国知识产权证券化进程提出下面八点政策建议：

第一、在我国推行知识产权证券化的总体思路应当是：采用政府试点、立法先行的模式。

知识产权证券化是一项横跨证券、信托、知识产权、保险的多功能金融创新工具，应当借鉴信贷资产证券化“边试点边立法”的模式。在前期，由政府主管机关进行小规模地试点，这样可以减小由民间主体进行试点中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同时由银监会、证监会、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税务局等部委组成的“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工作小组”，制定类似于《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等相关政策法规，搭建证券化框架，全面推动知识产权证券化工作。待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制定一部适合于包括知识产权在内所有类型资产的《资产证券化法》。

第二、在我国推行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工作中的首要问题：国家科技或知识产权主管机关与证券化监管机构之间积极协调与合作。

银监会和证监会作为我国金融机构的主要监管机关，同时又是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的主要监管机关。作为金融机构的主管机关，两个机关都有动力回应金融机构的发展需求，推动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的竞争手段来提升竞争力。［5］而对于知识产权证券化来说，两个机关都没有动力去主动尝试这一个风险较大的新兴事物。最有动力推进这一事物的机构是那些高科技企业主管机关以及手中掌握着大量技术成果或者负有推进知识产权产业化应用的国家部委，如科技部或国家知识产权局。这些部委作为国家科技及知识产权的主管机关，在推进国家知识产权产业化应用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却缺乏在证券化规则提供方面的权限。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够成功地推行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发展，国家科技和知识产权主管机关应当寻求银监会、证监会等资产证券化试点主管机关的支持，积极推动知识产权证券化的试点与发展。从目前的情形来看，由于国家开发银行近年来一直于科技部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对高科技企业进行融资支持，再加上在资产证券化试点中所积累的经验，是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工作方面一个比较好的合作伙伴。

第三、在我国推行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工作应当解决的关键问题：完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与证券资信评级的机制。

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中存在的一个最大难题就是准确地确定作为基础资产的知识产权产生的现金流，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准确地评估知识产权的价值。知识产权评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为成功地进行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工作，必须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机制。

要对知识产权价值进行准确评估，一个充分竞争、规范的知识产权市场必不可少。为此，应建立一个充分、完善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才能在有效市场竞争条件下形成合理的知识产权价格。

除应健全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制度外，还应加强知识产权证券的信用评级工作。2007年8月，证监会颁发了《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应在这一《办法》规范的前提下，通过市场的良性竞争，尽快构建出全国统一的资信评估市场，这样才有可能在优胜劣汰的机制下培育出独立、公正、权威的本土资信评估机构，形成资信评估核心竞争能力，使我国资信评估业得到长足发展。

第四、明确知识产权“真实销售”的条件，尽快制定“知识产权许可条例”，健全知识产权抵押登记的有关规定。

将作为证券化基础资产的知识产权从发起人转让给spv，实现风险隔离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也是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在法律中予以明确。对于知识产权来说，很少有将所有权完全进行转让的，多半采用的是许可的方式。知识产权许可问题既重要又复杂，我国目前主要知识产权法规对于这一问题只有简单的规定，因此有必要制定专门的《知识产权许可条例》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的规范。

知识产权信托也是知识产权“真实销售”的一种方式。我国2001年的《信托法》对此并没有规定，仅在2001年人民银行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中将知识产权信托明确纳入信托投资公司经营范围，立法上的欠缺会为知识产权信托增加难度，需要对有关法律及时完善。

知识产权的登记制度在知识产权证券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除了进行授权登记以外，还应当包括抵押登记、信托登记等等。由于登记的种类众多，如何进行协调是一个比较大的难题。目前，我国的知识产权登记机关多而分散，使得登记的效力出现问题。为了能够推进知识产权证券化，有必要建立统一高效的知识产权登记体系。

第五、制定知识产权反垄断方面的条例，规范“专利池”的构建，为证券化基础资产池的组建扫清法律障碍。

在将知识产权打包构建知识产权资产池的时候，可能产生市场垄断现象。对于这种情况，各国的反垄断法都试图进行规制，以降低滥用专利权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2007年《反垄断法》虽然原则适用于知识产权垄断行为，但是可操作性较差，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司法裁断任意性的情形。为了能够规范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建议由有关部门制定“知识产权反垄断条例”，为证券化过程中资产池的组建扫清法律障碍，使得资产池的组建不会被置于司法裁断的任意性之下。

第六、出台有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减轻证券化中各方参与人的税收负担。

税收优惠政策对于证券化推进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直接关系到证券化操作过程是否具有可行性。我国对于创新型企业给予了许多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但很少有针对知识产权证券化过程的。为了能够推动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发展，应当制定类似于“信贷资产证券化中税收政策”的“知识产权证券化中税收政策”，提供专门税收优惠措施，也可在专门的《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中规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措施。

第七、明确spv证券化操作载体法律地位，赋予其发行资产担保证券的资格。

证券化的主要特点在于设立了专门用于证券化操作的法律载体（spv）来隔离风险。spv可以采用信托结构，也可以采用公司形式。按我国目前《公司法》的有关规定，spv无法满足设立程序与资本金的要求。考虑到知识产权证券化具有的资产信用融资的特性，应当突破《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建立特定目的公司制度，对spv的设立条件进行专门规定。这可以通过修改《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或者在专门的资产证券化法中进行规定。

第八、明确知识产权证券属于“证券”的范畴，规定符合其特性的发行条件和信息披露条件。

知识产权证券属于资产担保证券的一种，但我国《证券法》并没有明确将资产担保证券纳入“证券”的范畴。《证券法》第2条中规定了“经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这一弹性做法来提供变通。在《信贷资产证券化管理办法》中，将资产支持证券定义为“由特定目的信托受托机构发行，代表特定目的信托的信托受益权份额。可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发行和交易。”从这一定义来看，资产支持证券只能算是信托受益权而已。不过从允许资产支持证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发行和交易来看，可以把这类信托受益权证书看作是定向募集证券的一种。知识产权证券作为资产支持证券的一种，与信贷资产证券具有相似的特征，应当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

知识产权证券具有资产担保证券的特性，不应适用普通证券发行和信息披露的条件，应当在《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或者专门的资产证券化立法中，进行专门的规定。

参考文献：

［1］ agiato j a．the basics of financ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oyalties［a］．berman b．from ideas to assets: investing wisely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2．423—441．

［2］ 于凤坤．难解的中关村‘歌德巴赫猜想’［j］．国际融资，2005，（2）：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