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核心篇1

社区党建的内涵不仅包括了党的自身建设，而且包括党对社区内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环境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全方位的领导和指导。深圳经过30年的持续高速发展，已全面完成城市化，社区成为城市管理和群众生活的基本单元。伴随公民社会加速演进，社会组织快速发展，社会结构和管理逐渐扁平化，社区日益成为公民参与社会事务、表达个人诉求的重要平台。要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领导作用，需实现四个转变：

（一）社会形态由单位体制向社会体制转变。随着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以及社区流动人口数量增加，以往社会成员的管理体制被打破，大量的“单位人”转而成为“社会人”。同时，机关、事业单位管理改革的全面推进，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原来承担的社会职能、服务职能已逐渐分离出来，其中许多工作要由社区建立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化服务网络来承接。此外，大量无上级主管部门的新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落户社区，社区中出现了大量的群众组织和活动团体，迫切需要社区党组织加强对新的组织和团体的指导、服务和管理。

社区治理的核心篇2

在街道成立“街道综合服务管理中心”，街道办事处主任兼任中心主任，综治办、派出所、司法所、计生、劳动和社会保障、城管执法、民政、等负责人参加。在街道党工委领导下，负责对社区服务管理站的领导和管理。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街道保留“市民服务中心”作为“综合服务管理中心”为民办事的服务窗口，并在“综合服务管理中心”加挂“综治服务中心”和“群众调解中心”等牌子。街道各职能部门对社区服务管理站主要是加强业务指导，充分发挥协管员的协管作用，完成好区及市、区相关业务主管部门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

二、各社区设立社区服务管理站

在各社区成立“服务管理站”，作为街道“综合服务管理中心”各项工作的延伸，主要协助配合街道及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做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劳动和社会保障、市容巡查管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群众调解等工作，完成好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交办的其他有关工作。社区服务管理站要按照“一站式”、“一本通”的模式运作，社区居委会党组织负责人兼任社区服务管理站站长，社区民警兼任副站长。社区居委会要为社区服务管理站提供必要的办公地点和条件。

三、社区服务协管员的管理

（一）招聘与辞退

需要补充社区服务协管员的，由区政府按照招聘条件进行公开招聘。招聘计划和方案报市综治办审核同意后再组织实施。

社区服务协管员实行动态管理，聘用合同三年一签；若发生严重违法违纪行为，或连续两次以上工作考核不合格的，应予以辞退。辞退社区服务协管员，由街道办事处提出意见，经区组织实施部门同意，报市劳务派遣公司依照《劳动合同法》予以解除聘用合同，并送市级业务主管部门备案。

（二）日常管理与考核培训

社区服务协管员日常管理由街道“综合服务管理中心”负责，社区服务管理站要统筹安排社区服务协管员的具体工作，做到既统筹使用、形成合力，又明确任务、科学管理；每半年要对社区服务协管员考核一次，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考勤、完成工作情况、参加培训情况等，考核结果经街道综合服务管理中心审核后作为确定绩效工资的重要依据。街道综合服务管理中心将考核结果报送市劳务派遣公司，市劳务派遣公司根据考核结果核算绩效工资。

四、社区服务协管员工作职责

按照统筹使用，形成合力，又明确任务，科学管理的原则，对计生、综治、市容、劳动四类协管员进行适当分工，依据《区社区服务协管员工作职责》中七个方面的工作来明确责任，同时对计生与综治、劳动与市容设置AB岗相互结对子。

（一）计生服务协管员负责人口和计生服务管理方面的工作

（二）综治服务协管员负责如下工作

1、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综合服务管理方面；

2、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协管方面；

3、基层调解和工作方面。

（三）劳动服务协管员负责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工作

社区治理的核心篇3

一、改革路径、经济特区及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

改革开放以前，经济领域的高度计划性、政治领域的纵向权力控制和社会领域的单位制与公社制形成了社会个体间整体性或者说同质性的利益结构。社会主体在自身利益无法通过主观能动加以维持与增量，只能被动接受利益分配方案时，往往产生强烈的“依赖”心理，自我实现动力严重缺失，最终导致社会发展活力缺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变革势在必行。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赋予了社会个体追逐自身利益的合法性，并创造了相应的制度空间，形成了巨大的发展动能，实现了经济的超常规增长。

上述合法性与制度空间的形成依赖于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理念创新与制度变革，这些理念创新与制度变革之间似乎又存在明显的矛盾冲突。那么，究竟有没有明晰的路线图指引着理念创新与制度变革呢？对此，学界已有较为丰富的文献讨论，大致形成以下基本共识，即改革目标不是事先设定而是意识模糊下的摸索。具体来说：黄亚生认为，相比苏联改革，中国改革计划性较弱，目标性不强[注：yasheng huang，“information，bureaucracy，and economic reforms in china and the soviert union”，?world policics，?vol．47，no．1，oct.1994，pp．102-134．]；王绍光指出，每一项具体的改革措施都是对迫在眉睫的危机作出的应急性反应[注：王绍光也坦言：“他们能做的仅仅是优先诊治最迫切的议题”。参见王绍光《学习机制与适应能力：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变迁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理念创新与制度变革均是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即“中央对怎么改革并不预先设定一个原则和目标，而是通过对试验的不确定态度，实现对地方的选择性控制”[注：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当然，政策试验有基本规则约束，政治秩序的基本稳定是前提，即中央政府既希望地方政府努力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元素；又希望能迅速纠正可能破坏政治秩序稳定的不当“创新”行为。而地方政府既希望通过政策创新获取相应的经济收益和政治收益，又希望有效规避可能引发的政治风险。为此，以局域性的经济特区为载体进行创新试验，成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基于不同利益视角的共同策略选择。

中央为激励与约束地方政府，借鉴“财政包干制”，在经济特区治理上也开始实行“政治承包制”，即“国家放弃了对承包外行政权力的监控权，国家首先设定了各种硬性指标和禁止性规范，只要部门、地方和基层达到了国家各项硬性指标的规定，不违背各项禁止性规范，它们的行动就是自由的”[注：戴长征：《国家权威碎裂化：成因、影响及对策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6期。]。这种“行动自由”在经济特区治理中得到集中体现，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放大”[注：由于内部信息控制与纵向权力监督乏力，地方政府往往能变通政策执行，因而可以说行动自由被“放大”。]。正如阿瑟•刘易斯指出的那样，“如果统治者思想的变化允许人们以从前被禁止的方式进行活动……在基本的经济因素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也可能存在着允许有更大的行动自由的制度变化”[注：［美］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梁小民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59页。]。经济特区治理生态中的这种自由逐步演化为“条块”双重分散性[注：“国家管理体制同时存在‘条的分散性’和‘块的分散性’，体制内的这种双重分散性，使得权力关系在任何状态下都可能存在分散性，在集中的时候，形成的是‘条的分散’，在分权的时候，形成的是‘块的分散’”。参见林尚立《权力与体制：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逻辑》，《学术月刊》2001年第5期。]，这种特性构成了经济特区治理生态的基本特征，也形成了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生成和成长的环境条件。另外，经济特区治理既是地方政府组织目标实现（地方gdp增长）的关键要素，也是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彰显行动能力和效能的关键行动区域。因此，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行动理念、行动策略和行动绩效会直接反映在经济特区治理的过程与结果上。

二、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多元表征与内生性成因

近年来，经济特区治理困境逐步显现，表征多种多样。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衍生具有复杂的成因系统，但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治论文联盟理动力衰竭及相应行为偏差却是成因系统中的唯一“活体”因素：既扮演着其他因素的作用媒介，又直接决定这些因素的作用结果。

（一）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多元表征

经济特区治理困境集中表现在政策、体制和功能三个层面。政策层面主要是经济特区逐步形成的“政策洼地”或者说“特区不特”现象；体制层面主要是经济特区治理体制违背生命周期规律而出现的超前回归与滞后演进问题；功能层面主要是经济特区功能的结构偏差，即经济功能显著，社会功能不足。

1.在政策层面。旧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逐步衰减，在面对其他地区新政策优势产生的虹吸效应[注：所谓虹吸效应，是指某一区域基于特殊政策优势或通过政策创新，对经济发展资源形成强大的聚集效用，将周边甚至更远地域的资金和人才资源吸引过来，从而减缓了其他地区的发展。]时，“政策洼地”效应凸现，环比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加入wto以后，全国范围的改革开放与诸多国家战略的实施，使经济特区原有意义上的“特”逐步淡化，甚至有一种“特区不特”的感觉。例如，“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战略实施都伴随着中央政府的特殊政策，传统经济特区不再是优惠政策的集中地”

③

罗清河、蔡腾飞：《新时期经济特区还要特下去》，《深圳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特区不特”主要指的是“特区的优惠政策已经变为普惠政策，而不是说特区已经不再享有特殊的政策，有些地区的政策甚至比特区更‘特’”?③。另外，已实施的两税合一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条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合并。]废除了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也意味着特区最重要优惠政策的取消。

2.在体制层面。经济特区的治理体制向传统行政区体制的加速或滞后回归，使经济特区各生命期的原有体制效能无法有效发挥。经济特区完整的生命周期包括创建期、成长期、转换期、成熟期与回归期[注：经济特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有生物体生命周期成长的特征。经济特区自创建到衰亡可分为创建期、成长期、转换期、成熟期和回归期等五个阶段，而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治理特征。参见闫国庆等《开发区治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7-78页。]。不可否认，依据经济特区的生命周期规律，经济特区向传统行政区的体制回归是必然趋势，但这种回归如果超越了经济特区发展的生命周期规律，呈现加速或者滞后局面，则必然使经济特区各生命周期的原有体制效能无法发挥，进而导致经济持续发展动力不足或导致发展结构的失衡。从现实情况看，国内相当多的经济特区并未完全成熟便迅即进入低位回归期，被传统行政体制同化，“先行先试”效应持续弱化，差异性日渐式微。对此，中央政府有着清醒认识：2003年春，在寄语深圳时就指出，深圳应该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继续发挥“试验田”和“示范区”作用。2010年1月4日，国务院也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海南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构建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

3.在功能层面。经济特区功能系统严重偏差，集中表现为经济增长功能显著，社会功能严重缺失。这种功能偏差既间接促成了经济特区与母城的矛盾冲突，也形成了独特的特区二元经济形态，成为社会冲突频发的根源性因素。二元经济形态在经济特区中比较普遍，特别是后发的经济特区（如海南）。这些地区农村的落后面貌、农民的收入水平与特区城市化水平、居民收入水差较大。从现实结果看，经济特区的二元经济形态既拖了经济特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后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特区经济的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另外，面对人口的聚集与流动，特别是大量涌入的外来流动人口，经济特区必须增强自己的社会管理功能，并配置以相应公共财政资源，在就业、医疗、住房、教育、心理、治安等问题上有所作为。否则，诸多社会问题的发生就不可避免。在深圳发生的“富士康十三连跳”事件就是力证。

（二）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内生性成因

从学理和现实的双重逻辑看，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成因结构较为复杂，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彼此交织：既有经济因素，譬如，金融危机扩散、产业结构滞后和资本技术缺乏等；又有政府治理的常见问题，如治理体制僵化、体制效能衰退、变革路径偏差和治理操作失当等。然而，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生成、演进及结果均与作为经济特区治理主体的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行动理念、行动策略与行动结果密切相关。可以说，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是上述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作用于经济特区的基本中介，并可通过自身治理行为的输出影响上述因素的作用结果，进而决定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生成与否、走向如何。从政治社会学角度看，“政治不是简单的权力与制度及其运行，而是人与制度的不断互动所构成的政治生活，……这决定了把握权力与制度固然重要，但是认识与把握生动的现实政治生活更为重要”[注：［美］ 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张华青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3页。]。另外，制度结构虽然塑造着改革，但“结构最终离不开行动者的诠释，诠释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改革的不同结果”[注：这里的行动者包括组织与组织成员两个部分，与本文的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有一定差异。参见zhichang zhu，“reform without a theory：why does it work in china?”。转引自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事实上，新制度主义者也观察到“核心人物”对制度变化与制度绩效的影响作用，“上层决策者的利益是影响制度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成本与收益核算的结果往往决定制度变迁走向”[注：［美］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王诚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52页。]。因此，可以说制度的实施过程、方向与运行绩效均是核心行动者“精心设计的改变博弈形式的产物”[注：［美］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周黎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页。]。 从政府纵向权力配置结构看，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往往侧重于对经济特区共性治理理念、功能结构和体制系统的梳理和模式选取，并通过纵向权力运作加以推广。而各经济特区的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更侧重于对经济特区治理理念、功能结构和体制系统的认知及相应政策的执行。因此，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治理行为实际上组成了经济特区的治理过程，或者说经济特区治理可直接从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治理行为中找寻路线图。当然，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行为并不具有绝对空间，也受到现存制度体系和外部环境的约束。但内部信息控制可以使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更容易实施对上级政府的有效风险控制[注：纵向政府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使上层政府的核查存在高成本和低效率并存的窘境，不足以实现“一核查就发现问题”的理想预期。中央政府与上级政府如果发现目前的治理绩效低于预期，必然会变革现行政策，引发下级政府的“反抗”，即在政策执行上“阳奉阴违”，进行“伪执行”。]，减弱制度体系及外部环境对自身的约束，其行为选择更多取决于自身知识结构与利益结构。具体来说：

社区治理的核心篇4

一、改革路径、经济特区及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

改革开放以前，经济领域的高度计划性、政治领域的纵向权力控制和社会领域的单位制与公社制形成了社会个体间整体性或者说同质性的利益结构。社会主体在自身利益无法通过主观能动加以维持与增量，只能被动接受利益分配方案时，往往产生强烈的“依赖”心理，自我实现动力严重缺失，最终导致社会发展活力缺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变革势在必行。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赋予了社会个体追逐自身利益的合法性，并创造了相应的制度空间，形成了巨大的发展动能，实现了经济的超常规增长。

上述合法性与制度空间的形成依赖于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理念创新与制度变革，这些理念创新与制度变革之间似乎又存在明显的矛盾冲突。那么，究竟有没有明晰的路线图指引着理念创新与制度变革呢？对此，学界已有较为丰富的文献讨论，大致形成以下基本共识，即改革目标不是事先设定而是意识模糊下的摸索。具体来说：黄亚生认为，相比苏联改革，中国改革计划性较弱，目标性不强[注：yasheng huang，“information，bureaucracy，and economic reforms in china and the soviert union”，world policics，vol．47，no．1，oct.1994，pp．102-134．]；王绍光指出，每一项具体的改革措施都是对迫在眉睫的危机作出的应急性反应[注：王绍光也坦言：“他们能做的仅仅是优先诊治最迫切的议题”。参见王绍光《学习机制与适应能力：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变迁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理念创新与制度变革均是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即“中央对怎么改革并不预先设定一个原则和目标，而是通过对试验的不确定态度，实现对地方的选择性控制”[注：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当然，政策试验有基本规则约束，政治秩序的基本稳定是前提，即中央政府既希望地方政府努力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元素；又希望能迅速纠正可能破坏政治秩序稳定的不当“创新”行为。而地方政府既希望通过政策创新获取相应的经济收益和政治收益，又希望有效规避可能引发的政治风险。为此，以局域性的经济特区为载体进行创新试验，成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基于不同利益视角的共同策略选择。

中央为激励与约束地方政府，借鉴“财政包干制”，在经济特区治理上也开始实行“政治承包制”，即“国家放弃了对承包外行政权力的监控权，国家首先设定了各种硬性指标和禁止性规范，只要部门、地方和基层达到了国家各项硬性指标的规定，不违背各项禁止性规范，它们的行动就是自由的”[注：戴长征：《国家权威碎裂化：成因、影响及对策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6期。]。这种“行动自由”在经济特区治理中得到集中体现，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放大”[注：由于内部信息控制与纵向权力监督乏力，地方政府往往能变通政策执行，因而可以说行动自由被“放大”。]。正如阿瑟•刘易斯指出的那样，“如果统治者思想的变化允许人们以从前被禁止的方式进行活动……在基本的经济因素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也可能存在着允许有更大的行动自由的制度变化”[注：［美］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梁小民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59页。]。经济特区治理生态中的这种自由逐步演化为“条块”双重分散性[注：“国家管理体制同时存在‘条的分散性’和‘块的分散性’，体制内的这种双重分散性，使得权力关系在任何状态下都可能存在分散性，在集中的时候，形成的是‘条的分散’，在分权的时候，形成的是‘块的分散’”。参见林尚立《权力与体制：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逻辑》，《学术月刊》2001年第5期。]，这种特性构成了经济特区治理生态的基本特征，也形成了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生成和成长的环境条件。另外，经济特区治理既是地方政府组织目标实现（地方gdp增长）的关键要素，也是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彰显行动能力和效能的关键行动区域。因此，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行动理念、行动策略和行动绩效会直接反映在经济特区治理的过程与结果上。

二、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多元表征与内生性成因

近年来，经济特区治理困境逐步显现，表征多种多样。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衍生具有复杂的成因系统，但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治理动力衰竭及相应行为偏差却是成因系统中的唯一“活体”因素：既扮演着其他因素的作用媒介，又直接决定这些因素的作用结果。

（一）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多元表征

经济特区治理困境集中表现在政策、体制和功能三个层面。政策层面主要是经济特区逐步形成的“政策洼地”或者说“特区不特”现象；体制层面主要是经济特区治理体制违背生命周期规律而出现的超前回归与滞后演进问题；功能层面主要是经济特区功能的结构偏差，即经济功能显著，社会功能不足。

1.在政策层面。旧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逐步衰减，在面对其他地区新政策优势产生的虹吸效应[注：所谓虹吸效应，是指某一区域基于特殊政策优势或通过政策创新，对经济发展资源形成强大的聚集效用，将周边甚至更远地域的资金和人才资源吸引过来，从而减缓了其他地区的发展。]时，“政策洼地”效应凸现，环比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加入wto以后，全国范围的改革开放与诸多国家战略的实施，使经济特区原有意义上的“特”逐步淡化，甚至有一种“特区不特”的感觉。例如，“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战略实施都伴随着中央政府的特殊政策，传统经济特区不再是优惠政策的集中地”

③

罗清河、蔡腾飞：《新时期经济特区还要特下去》，《深圳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特区不特”主要指的是“特区的优惠政策已经变为普惠政策，而不是说特区已经不再享有特殊的政策，有些地区的政策甚至比特区更‘特’”③。另外，已实施的两税合一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条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合并。]废除了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也意味着特区最重要优惠政策的取消。

2.在体制层面。经济特区的治理体制向传统行政区体制的加速或滞后回归，使经济特区各生命期的原有体制效能无法有效发挥。经济特区完整的生命周期包括创建期、成长期、转换期、成熟期与回归期[注：经济特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有生物体生命周期成长的特征。经济特区自创建到衰亡可分为创建期、成长期、转换期、成熟期和回归期等五个阶段，而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治理特征。参见闫国庆等《开发区治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7-78页。]。不可否认，依据经济特区的生命周期规律，经济特区向传统行政区的体制回归是必然趋势，但这种回归如果超越了经济特区发展的生命周期规律，呈现加速或者滞后局面，则必然使经济特区各生命周期的原有体制效能无法发挥，进而导致经济持续发展动力不足或导致发展结构的失衡。从现实情况看，国内相当多的经济特区并未完全成熟便迅即进入低位回归期，被传统行政体制同化，“先行先试”效应持续弱化，差异性日渐式微。对此，中央政府有着清醒认识：2003年春，胡锦涛在寄语深圳时就指出，深圳应该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继续发挥“试验田”和“示范区”作用。2010年1月4日，国务院也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海南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构建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

3.在功能层面。经济特区功能系统严重偏差，集中表现为经济增长功能显著，社会功能严重缺失。这种功能偏差既间接促成了经济特区与母城的矛盾冲突，也形成了独特的特区二元经济形态，成为社会冲突频发的根源性因素。二元经济形态在经济特区中比较普遍，特别是后发的经济特区（如海南）。这些地区农村的落后面貌、农民的收入水平与特区城市化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反差较大。从现实结果看，经济特区的二元经济形态既拖了经济特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后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特区经济的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另外，面对人口的聚集与流动，特别是大量涌入的外来流动人口，经济特区必须增强自己的社会管理功能，并配置以相应公共财政资源，在就业、医疗、住房、教育、心理、治安等问题上有所作为。否则，诸多社会问题的发生就不可避免。在深圳发生的“富士康十三连跳”事件就是力证。

（二）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内生性成因

从学理和现实的双重逻辑看，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成因结构较为复杂，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彼此交织：既有经济因素，譬如，金融危机扩散、产业结构滞后和资本技术缺乏等；又有政府治理的常见问题，如治理体制僵化、体制效能衰退、变革路径偏差和治理操作失当等。然而，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生成、演进及结果均与作为经济特区治理主体的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行动理念、行动策略与行动结果密切相关。可以说，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是上述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作用于经济特区的基本中介，并可通过自身治理行为的输出影响上述因素的作用结果，进而决定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生成与否、走向如何。从政治社会学角度看，“政治不是简单的权力与制度及其运行，而是人与制度的不断互动所构成的政治生活，……这决定了把握权力与制度固然重要，但是认识与把握生动的现实政治生活更为重要”[注：［美］ 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张华青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3页。]。另外，制度结构虽然塑造着改革，但“结构最终离不开行动者的诠释，诠释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改革的不同结果”[注：这里的行动者包括组织与组织成员两个部分，与本文的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有一定差异。参见zhichang zhu，“reform without a theory：why does it work in china?”。转引自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事实上，新制度主义者也观察到“核心人物”对制度变化与制度绩效的影响作用，“上层决策者的利益是影响制度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成本与收益核算的结果往往决定制度变迁走向”[注：［美］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王诚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52页。]。因此，可以说制度的实施过程、方向与运行绩效均是核心行动者“精心设计的改变博弈形式的产物”[注：［美］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周黎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页。]。 从政府纵向权力配置结构看，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往往侧重于对经济特区共性治理理念、功能结构和体制系统的梳理和模式选取，并通过纵向权力运作加以推广。而各经济特区的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更侧重于对经济特区治理理念、功能结构和体制系统的认知及相应政策的执行。因此，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治理行为实际上组成了经济特区的治理过程，或者说经济特区治理可直接从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治理行为中找寻路线图。当然，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行为并不具有绝对空间，也受到现存制度体系和外部环境的约束。但内部信息控制可以使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更容易实施对上级政府的有效风险控制[注：纵向政府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使上层政府的核查存在高成本和低效率并存的窘境，不足以实现“一核查就发现问题”的理想预期。中央政府与上级政府如果发现目前的治理绩效低于预期，必然会变革现行政策，引发下级政府的“反抗”，即在政策执行上“阳奉阴违”，进行“伪执行”。]，减弱制度体系及外部环境对自身的约束，其行为选择更多取决于自身知识结构与利益结构。具体来说：

社区治理的核心篇5

一、以宣传为根本加强社区结核病防治

泰山区共有68个社区，设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处，社区卫生服务站60处，构建了覆盖全区的无缝隙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社区是开展结核病防治工作的基础，我们以全区“社区建设年”和“星级社区创建”为契机，把大力推进疾病控制进社区、巩固发展“省级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成果作为卫生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

2、充分利用社区各种阵地开展结核病防治宣传。在六位一体的社区卫生工作中，健康教育、疾病控制是其中的两大内容。我们在社区卫生服务站制作了结防知识宣传栏，在村卫生所张贴了结核病防治知识宣传画，在各社区、村张贴了区政府结核病防治公告，在岱西社区、嘉德社区等社区建立了疾病控制宣传长廊，利用大型户外电子屏定期播放结核病防治动画片，与社区联合定期对辖区居民进行结核病等相关传染病防治知识宣传。同时，要求社区建立居民健康档案，提高警惕，及时发现肺结核病人和可以病人，对于咳嗽、咳痰两周以上的病人及时转诊到区疾控中心进行确诊治疗。区疾控中心对于确诊的肺结核病人及时将信息通知所辖社区，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定期督导病人服药，帮助其康复。我们也注重充分利用“3.24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每年，市结防中心和区医疗卫生单位都联合在农贸市场举行宣传活动，利用宣传单、横幅、咨询台、电视访谈等形式，广泛宣传国家结核病防治政策及知识。今年，我们在上高街道发放宣传画1000余张，宣传单7000余份，解答群众咨询180余人次。我们还与电视台联合制作了肺结核防治专题片；在泰安日报刊登结核病防治知识；通过行风热线解答听众疑问。同时，结合工作特点，我们通过卫生监督行动将结防知识送到社区有关经营业户。利用每年对辖区公共场所和食品经营户发放查体办证通知单的机会，将结防知识印刷到通知单背面，让经营业户同时了解熟悉结核病防治知识。

二、以项目为带动加强学校结核病防治

经过积极努力，2007年泰山区成功山东省首批“构建无结核病的和谐校园项目试点县”之一。项目启动以来，我们在组织领导、健康教育、人员培训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相当成效，结防知识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形成率显著提升。

1、开展项目培训。省级构建无结核病的和谐校园项目启动会议后，泰山区卫生局、教育局印发了《泰山区构建无结核病的和谐校园项目实施方案》，召开了全区构建无结核病的和谐校园项目启动与培训会议。会上，泰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各项目学校签署了项目目标责任书，确保项目工作责任到人，落到实处。启动会议后我们开展了培训，对各街道镇教委办、卫生院分工负责人及区直各中小学分工校长、校医进行了培训。培训内容主要为结核病防治基本知识以及国家对结核病人的政策；项目具体要求和健康促进核心信息；项目宣传活动和健康促进的形式等，对项目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加强项目督导。项目执行期间，泰山区卫生局与教育局联合组成的健康促进领导小组对项目学校进行了督导检查，督促各项目学校切实开展好项目工作。同时有计划的对学生等重点人群进行结核病专项筛查。自2004年起，每年对学校新生进行结核病筛查，共检查8000余人，对结核菌素试验强阳性者免费进行胸透，确保了学校结核病人的早发现、早治疗，有效地控制了学校结核病疫情的发生。

三、以实验室建设为关键突出区结防机构的龙头带动作用

社区治理的核心篇6

一、统一思想，从认识上坚持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

在居民自治过程中，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首先要提高思想认识。在区划调整时，同步对党组织在社区各种组织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作了明确规定，建立了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社区成员代表大会为决策机构，以社区议事协商委员会为议事机构，以社区居委会为执行机构的分设管理体制。地位明确了并不等于思想统一，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既然实行居民自治，就应该放手；有的同志认为搞居民自治只不过是形式，实际发挥作用的还是社区党组织。针对种种模糊认识，针对党总支组织有关人员统一思想，形成三点共识：一是社区建设、发展和稳定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内容，议行分设的管理体制是当前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的有效形式。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社区党组织必须在居民自治过程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二是社区居委会是群众的自治组织，自治不等于脱离党的领导，特别是在当前面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向社区而社区又无力解决时，非常需要党组织的指导、帮助和支持。而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比较好的形式也是借助于社区居委会这个渠道和力量。三是议行分设管理体制把决策权和执行权分离开来，客观上也要求社区党组织行使领导、协调、监督职能、认识上的统一，为社区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加强组织建设，从组织上保证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

新形势下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要通过社区内各种组织来实现，因此必须大力加强组织建设。一是加强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建设，提高社区工作者的政治素质和工作水平。二是加强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和社区协商委员会建设，发挥各自作用。党组织引导那些参与意识强、有一定政策水平、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的各界代表参与“两会”工作，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献计献策，提升社区建设水平。三是发挥“社区党建联席会”作用。“社区党建联席会”定期听取和了解社区建设情况，开展双向服务，有效地整合社区资源。

三、抓住关键环节，从职责上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

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党组织突出抓了三个环节：一是支持社区居委会充分行使自己的职能。社区居委会在社区中发挥主体作用，承担着社区建设、管理和服务工作。社区党组织大力支持居委会开展工作，竖持定期审核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计划和安排；定期听取社区居委会工作汇报和检查落实情况；定期召开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联席会，互通情况。对社区居委会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尽力帮助协调解决。 二是推进居务公开，保障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党组织支持居委会每半年召开一次居民代表大会，每季度召开一次议事协商会，社区居委会向“两会”汇报工作并征求意见和建议；组织居住在社区内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立群众接待日制度，倾听居民的呼声；在社区内设置居务公开栏和群众监督意见箱，公开社区居委会成员分工、工作制度、财务制度、财务收支等情况，让居民群众了解社区居委会的工作，引导居民群众正确运用民利，建立良好的社区生活秩序。三是充分发挥社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组织正确引导党员在民主自治过程中发挥作用，把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落在实处。社区建立了经常性社会捐助站，党员带头捐款捐物，支援生活困难的群众和灾区群众。

四、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从制度上落实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

在居民自治过程中.只有建立健全相关制度，用制度规范社区党组织支持、帮助居民自治组织开展工作的途径，才能保证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的有效发挥。适应社区实际，先后建立了社区党总支委员划片包户了解社情民意的制度；党总支听取社区居委会工作汇报制度；定期召开党组织和自治组织联席会制度；向党员通报社区情况，征求对社区重大事项决策意见的制度，以及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的若干制度。社情党组织在工作中狠抓落实，使制度转化成实际效果，既保证了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又保证了社区居委会正确履行职能，还调动了社区单位和社区党员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现在社区单位党组织参与率达到100%，社区党员参与率达到80%以上。

五、积极推进社区建设，从工作上体现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

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议行分设管理体制的正常运转，使社区建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是提高社区管理水平。二是做好社区服务。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和社区议事协商委员会认真履行职责，收集整理群众意见，为居委会出谋划策，并力所能及地提供智力和物质支持。社区党组织协调各方，对群众建议、要求限期解决或条件不成熟的，都给予认真答复，征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三是搞好共建。主动为社区建设出力已成为社区单位的自觉行动，目前，社区内的困难家庭已全部由社区党组织和党员承包，将上级部门提出的不让一家一户过不去的要求落在了实处。

参考文献：

社区治理的核心篇7

【中图分类号】 R19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8-172-2

目前全球20亿人感染结核菌，活动性结核病病人达l500万，每年新发结核病病人达800―1000万，有180万人因结核病死亡。据WHO《2008年全球结核病控制报告》估计，我国结核病位居全球第二位，是全球22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结核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传染病，由于传染性强，发病率及死亡率高。调查发现，结核杆菌感染人体后，并不是所有感染者都发病，一般仅有10%的患者发展为临床结核病。而表现出症状的患者，往往存在少数潜在感染史。目前认为，结核病的发病与基因――环境以及基因――基因的交互作用有关。人体除指甲、毛发等部位不会感染结核以外，其余任何部位均可感染结核。据此，结核病可分为肺结核和肺外结核。后者常见部位有淋巴、脑膜、腹膜、肠道、泌尿系粘膜、皮肤、舌、皮肤、眼及生殖系统等。肺外结核病在世界范围内有增长趋势，WHO报道，肺外结病近年来在全球有明显增长趋势，广河地区亦有增长。近年来，耐多药结核在广河发病率增高，研究认为，耐多药结核在欧洲的发病率为5.3%，而对氨基水杨酸异烟肼方案治疗MDR-TB并取得一定疗效。广河县是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绝大部分人口构成为回族和东乡族，该地区自然条件较差，经济基础薄弱，各种传染病多发，尤其是结核病疫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国外研究认为，经济水平下降会导致结核病发病率增高，以至于痰涂片阴性者突然转阳性，据调查，2010年全年广河县共有185例稳定结核病患者经济水平下降致因痰涂片转阳者，主要由于家庭主要劳力因车祸或突然发病后经济水平下降而导致病情加重。

一、材料与方法

（一）资料来源：所有资料来源于广河县2002年至2012年间的结核病人登记本、初诊病人登记本、结核病实验室登记本、结核病人病历等基础资料，并与各项目报表资料相核实。

（二）方法：依据全地区结核病防治工作规划、年度计划、项目实施方案、工作总结、工作规范等规划管理资料优化筛选。就诊率、发现率、治愈率等技术指标全部数据均采用描述性分析。

二、结果

自从2002年国家规范化开展结核病防治工作以来，在国家大政方针指导下和各级政府的政策与经费支持下，结核病防治工作较前得到了规范化开展，各地区成立了结核病防治的专业队伍，有效治疗了大部分结核病患者，结核病疫情的发展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扭转了结核病防控工作的不利局面。但是在规范化开展结核病防治工作中也发现了一系列问题，就我地区而言，结核病防治工作目前主要存在下列问题：

（一）人力资源的建设严重不足：该地区从事结核病防治工作的专业人员，按国家要求需配备8名人员，现只有5名，且只有1人具有本科学历，另外4人学历较低且缺乏计算机使用知识；目前乡级虽配备了兼职结核病防治专业人员，但其防治水平有限，且流动性强，经常换人，责任心不强；村级结核病防治工作未完全开展，也无人员负责。各级结核病防治部门工作效率低下，上级对下级也难以做到工作的及时指导与监控。

（二）结核病防治保障经费不足：中央财政虽每年都下拨了结核病防治相关经费，但其经费分配使用方面不合理且不足，缺培训经费支持，特别是督导和健康促进的经费严重不足；区财政每年下拨的结核病防治经费不足以支付上述经费需求，经费保障方面与国家结核病防治政策方面不匹配。

（三）结核病防治督导工作缺乏有力支持和落实：区级开展结核病防治专项督导中发现的问题，虽下达了指导意见书，但未全部得到各接受督导单位的有效落实，乡级对患者的督导，因责任心不强，对结核患者的督导效果不佳，平时的患者管理信息未及时有效的反馈。与结防机构联系密切的卫生行政、教育和妇联等部门及机构的沟通成本也较高，造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低下。据报道，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结核病防治体系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广河县半数以上结核病患者实际上为自服药（51.2%）；家庭督导的比例（26.8%）高于医务人员督导（22%）而社区是距离结核病患者最近且宣传最有效的机构。当前中国绝大多数结核病人的管理和督导主要在社区开展，应调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相关兄弟单位在结核病防治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主要从实际督导情况及治疗依从性两方面协助疾控中心，评价DOTS策略在广河县的实施情况，并分析广河县结核病治疗管理策略的实施效果，从而提高结核病人督导和管理工作中的效果，为制定结核病防治方案和政策提供有力依据。

（四）基本工作条件还不齐全：区级虽配备了专用药品存储仓库，但还未完全达到国家有关药品的存储要求，无法存储要求较高的抗结核药品，办公及督导设备方面也不足，结核病防治工作用计算机不够用，现只有1台专用于结核病防治工作，未配备多媒体投影仪、摄像机、传真机、督导车辆；乡级结核病防治工作未配备专用痰检显微镜且大部分开展痰检工作没有安全设备。

（五）结核病感染的预防控制工作开展不规范，特别个人防护措施不足：在接访结核患者时，没有效的预防措施，特别是乡级，但要配备防护设备都需要投入大量的经费。

（六）结核病防治健康促进工作活动不足，影响范围有限：由于缺少村级结核病防治网络，由区乡级承担全区所有的结核病防治宣传工作（主要由区级承担），区结防科人力有限，还要承担其它结核病防治工作，无法经常性地开展结核病防治知识宣传工作。

（七）培训工作欠缺：虽然每年区级都按要求对下级开展结核病防治工作综合性培训，但因为各级结核病防治相关机构的相关人员经常换人，导致培训了的人员不在岗位，在岗的没及时得到培训，乡级未有效开展对村级的结核病防治培训，未派从事结核病防治工作的人员到上级进修过。

（八）结核病防治网络建设不全：结核防治工作国家要求是三级网络，但目前我区只有两级，缺村级结核病防治网络，且乡级结核病防治网络也不稳定，人员流动性太大，人员工作水平较低，缺乏结核病防治专业知识。

（九）结核病患者发现不足，且不均衡：每年虽然能完成国家下发的新涂阳患者任务数，但其他患者任务数难以完成，这也与各级结防机构盲目追求完成上级下达的涂阳患者任务有一定关系，而忽视了其它结核病任务的完成；也与上级片面下达各类结核病患者任务数有一关系。

（十）结核病防治科研工作有待开展：区级因为结核病防治工作任务繁重，且人员又少，专业人员关于科研的知识缺乏，无法投入更多的精力有效开展更多的结核病科研工作。

（十一）《应对结核病防治规划（2002―2010）年》（下简称《规划》）实施情况及中期目标的实现程度。总结、分析《规划》实施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与不足，提出改进措施。经过总结、分析《规划》实施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与不足，从而提出改进措施后，《规划》进展顺利，中期目标如期实现，但是政府承诺、结防机构能力建设、DOTS实施质量有待进一步加强。

（十二）结核病综合防治模式转变不够：据国内报道，上海等市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定点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成的结核病“三位一体”防治模式，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面实行归口管理，定点医院承担归口诊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落实防治措施。就1995―2004年新模式建立后的结核病防治成效显著。1995―2004年，上海市综合性医院发现的活动性肺结核患者数增加了68.7%，由1995年的2549例增加到2004年的429 9例，该市居民新登记活动性患者中，由综合性医院发现的比例也由1995年的43.1%上升至2004年的51.0%，全市综合性医院发现的疑、确诊肺结核病例报告率1997年为96.3%，1998―2004年均在99%左右，全市新登记涂阳病例6个月阴转率无明显差别，均在90%左右。全市1994―2003年新登记活动性病例1年治愈率除1998年外均保持在90%以上，全市新登记活动性病例社区管理覆盖率逐步提高，由1995的93.7%提高至2004年99.2%。本人认为，应向上海等先进地区学习，由政府牵头，建立一个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定点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成的结核病“三位一体”防治模式，把广河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结核病防治工作上到一个新台阶。

三、结论

结核病防治工作因为存在上述主要问题，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结核病防治工作的开展，但上述十个问题中主要是人力资源建设和结核病防治保障经费不足问题，与其它一系列问题的出现有一定的关联性。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希望国家多开展一些直接对基层的结核病防治培训工作，使结核病防治政策得到及时、有效的落实和执行，出台相关结核病防治政策时考虑到经费的投入是否合理，经费投入的多少是否与政策要求相匹配，下达任务是否合理，政策的出台保持一定的延续性和合理性，多征求基层结核病防治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

综上所述，积极进行结核病防治队伍建设和增加相应的结核病防治经费投入，建立网络信息平台和互联网技术，各级结核病防治部门之间通过多向互动交流和共享各种最新和最有效的信息。研究认为，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是目前为止最适合结核病防治的目标。根据我县结核病防治策略现状和疫情的发展变化，以及当前结核病防治策略存在的问题，以及宏观环境变化给结核病防治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围绕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出的“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制定出更完善的结核病防治策略， 更多还原以保证我县结核病控制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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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的核心篇8

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明党中央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性地提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2]。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内蒙古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和团结全区各族干部和群众守望相助、团结奋斗、凝心聚力地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地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真抓实干，深入实施“8337”发展思路，发挥内蒙古自身优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加快推进内蒙古自治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打造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与全国人民一道，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征程中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内蒙古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下发展经济社会的思路传承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程中的一项战略任务。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中国力量，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扎实推进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内蒙古的实际区情不断明确经济社会发展思路。

2012年12月自治区党委九届五次全委会初步形成了“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强化创新驱动，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牧业现代化，着力调整产业结构，着力壮大县域经济，着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加注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活力和动力，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思路。

2013年3月19日内蒙古贯彻全国“两会”精神干部大会上，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在深刻认识区情的基础上，明确了自治区的发展定位、重点工作和目标任务，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提出了“8337”发展思路。②

2014年1月26日至28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内蒙古进行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守望相助”③“把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的时代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发表的重要讲话，是党中央对内蒙古工作要求的新定位、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为内蒙古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指明了前进方向。

2014年4月22日至23日，内蒙古党委召开九届十一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的重要讲话精神，讨论审议自治区党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精神的决定》，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动员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守望相助形成最大的思想共识，打造祖国北疆更加亮丽的风景线。这次会议全面总结了21世纪以来内蒙古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取得的巨大成绩和宝贵经验，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科学指明了内蒙古的前进方向，是内蒙古发展进程中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三个倡导”和自治区党委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精神，内蒙古把中央精神和地区实际、历史传承和现实要求统筹起来，形成了在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路传承中的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总思路，即：科学发展、富民强区[3]。

二、打造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是内蒙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

内蒙古积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始终坚定不移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三个倡导”武装头脑，夯实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思想基础。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大力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面对全球化浪潮，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注重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不断提高公民的文明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和新的历史起点上，自治区九届十一次全委（扩大）会议在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央精神的指引下和对区情进行科学审视判断的基础上，描绘了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富民强区的内蒙古宏伟蓝图，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动员全区各族干部和群众齐心合力，从“强区”“良好社会秩序”和“富民”几个方面入手，努力打造内蒙古“经济发展”“民族团结”“文化繁荣”“边疆安宁”“生态文明”“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六大亮丽风景线[4]。

（一）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统领打造“强区”亮丽风景线

促进内蒙古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向高端发展和产品向终端发展。逐步调整优化资源型产业布局，科学发展，把资源型产业发展的重点放在转化升值上，提高煤炭、稀土、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不断提升精深加工度。遵循传统产业新型化、新兴产业规模化和支柱产业多元化的发展思路，形成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大幅提升工业化水平。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增强对经济发展支撑能力和对城乡居民生活的保障能力。不断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同时使农牧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牧区覆盖，在农村牧区实施“十个全覆盖”工程，④统筹城乡区域发展，使内蒙古综合经济实力进入全国前列。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提高草原植被覆盖度和森林覆盖率，大幅下降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以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力改善城乡人居环境，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扎实推进文化改革，深入开展民族文化强区建设，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发展草原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各族人民思想，不断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建设各民族的美好精神家园。同时促进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推动城市文明向农村牧区辐射，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使生活在城市和广大农牧区的各族群众从物质到精神全面提高生活水平。

努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宏观层面的目标为统领打造“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生态文明”的“强区”亮丽风景线。

（二）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为引领打造“良好社会秩序”的亮丽风景线

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克难时期的“深水区”阶段。在这一时期，各阶层利益交织，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内蒙古有责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守好民族团结的生命线。法律法规是推广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重要保证，要用法律的权威来不断地增强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要深刻领会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完善法律法规建设，提高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问题和化解矛盾的能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区，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不断提升社会管理和治理水平，加快法治内蒙古建设进程。“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5]注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要求上升到具体法律规范的高度，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依法治区和依法行政实践中，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学法、遵法、守法和用法意识，在全区形成有利于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法治氛围和法治环境。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综合治理的重要指导思想，形成科学有效的群众诉求表达机制和群众利益协调机制，及时解决群众合法合理诉求，坚决防止重大群体性事件发生，最大限度增进社会和谐。不断完善和创新社会治理，改善激励机制，达到实现治理效能与道德提升相互促进的目的。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巩固平等团结的新型民族关系。有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进入推进平安内蒙古建设，提升边境综合防卫管控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实行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进一步巩固安定有序、充满活力的社会局面，使各民族同心同德、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同守卫家园，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打造“民族团结”和“边疆安宁”的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

（三）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规范打造由各族干部群众和新型农牧民构成的“富民”亮丽风景线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尊重群众主体地位，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6]。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做到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全体国民教育的全过程，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教育网络，加强分类指导，对全区各族领导干部和群众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各主题实践活动中，不断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大力发扬“蒙古马精神”，以诚信建设为重点和支撑，大力培育公民公德意识、敬业精神、诚实守信意识、友善意识和团结互助精神。大力改进方式和方法创新，广泛运用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不断增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在全区各族人民中培育共同的价值导向、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培养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的干部群众和新型农牧民，形成知荣辱、讲正气、讲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道德风尚，打造“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亮丽风景线。

内蒙古党委和政府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这一基本内容，注重宣传教育和示范引领，注重制度规范和法律约束相衔接，注重深入基层，注重联系群众，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到全区各族人民生产生活中，真正融入人们精神世界各个方面。在内蒙古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和新的历史起点上，注重经济社会行为和核心价值导向有机统一，确立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遵循“8337”发展思路，不断出台经济社会政策，采取重大改革措施，努力实现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良性互动。带领全区2500万草原儿女，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守望相助、团结奋斗，把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的总要求和殷切希望而奋力前行，激励全区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草原的梦――“内蒙古版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注 释：

①在“三个倡导”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属于着眼于国家发展而提出的宏观层面的奋斗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着眼于社会发展而提出的中观层面的核心理念；“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着眼于公民个人发展而提出的微观层面的道德要求。

社区治理的核心篇9

对标考核

依据《考核办法》，考核将在市打击传销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由市工商局、市公安局、市房产局、市综治办、市文明办联合实施，采用百分制，以月度通报和年度考核相结合方式进行考核。其中，月度通报是综合12345政府服务直通车、国家工商总局传销举报网站等平台提供的有效传销投诉数据，将所有县(市)区、开发区及一类街镇和排名前三名的二类街镇投诉情况在《合肥日报》通报，并作为年度考核依据之一;年度考核则是对各类考核对象年度打击传销固守防控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考核办法》将考核对象划定为一类固守县区8个，二类防控县区5个;一类重点固守街镇12个，二类一般防控街镇25个。考核对象皆实行动态管理。

据介绍，百分制考核内容包括组织机构、专业队伍、经费保障、清理固守、物业和房屋租赁管理、处罚教育、投诉处理、宣传教育、加强维稳防控等题目，而且还设有加减分项目。

奖优罚怠

市打击传销工作领导小组将根据各类考核对象的考核结果进行排名，市政府对成绩突出的街镇给予专项补助，用于打传工作经费支出。其中，成绩排名前三的一类街镇、一类街镇转化为二类街镇的、成绩排名第一的二类街镇分别给予10万元奖励;给予其他考核成绩95分以上(含95分)的一类街镇5万元奖励、二类街镇3万元奖励。

考核结果纳入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年度计分，并作为年度创建或复评无传销县(市)区的认定依据。年度考核成绩低于90分的收回无传销县(市)区标牌并通报。

《考核办法》还规定，二类县(市)区进入一类县区，将在全市通报批评，并约谈相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负责人。对二类街镇调整为一类街镇的，全市通报批评，并约谈街镇主要负责人;打传形势长期得不到扭转的，实施严格问责，直至采取必要组织措施。另外，对年度考核成绩最后一名且成绩低于80分的一类街镇，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

综治工作纳入晋职晋级年度考核杜绝影响稳定事件发生

一是严格实行综治领导责任制。根据上级要求，年初，该局就制定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计划，并与各股室签订了综治工作目标责任书。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各股室负责人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责任人，具体抓好所在股室的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

二是及时处理排查矛盾隐患。要求各股室及时了解并掌握内部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的实际状况，协调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排除矛盾纠纷，并建立排查台账，把所有矛盾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有效杜绝了影响稳定事件发生，收到了明显效果。

三是认真做好信访稳定工作。对项目工地出现的问题，由分包领导具体负责;重大信访案件实行局领导督办、信访工作人员包案制度，责任到人，确保每个信访案件都能及时有效地处理。

制定年度综治工作重点

该局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平安创建工作，不断健全综治机构，加强制度建设。局党组始终把平安建设作为全局的重点工作来抓，做到思想上有位置，组织上有班子、工作上有布置。牢固树立防范意识，建立并坚持由局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股室负责人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此外，该局还签订机关股室综治目标责任状，健全责任机制，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上下联动的综治工作网络。

为巩固和发展该局中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建工作成果，根据贵溪市委、市政府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提出的各项要求，该局结合本局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社会治安治理工作要点，把综治工作纳入年度考核管理范畴，并将综治工作作为晋职晋级工作的考核重要内容。

全力推进和谐贵溪建设

综治工作是一项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决不可掉以轻心。贵溪市城乡规划局局长吴继平说：城乡规划是政府指导和调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管理部门，社会综合治理工作显得尤其重要。加强综治工作的主动性、全面完成综治目标责任，贵溪市城乡规划局责无旁贷。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该局专门对综治(安全生产)工作明确了分工，即综治第一责任人负总责，直接责任人抓具体工作，把综治和创建市级文明单位工作摆上中心的重要议事日程，并写入年度工作计划，使综治工作与业务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同步实施。

此外，该局还积极宣传综治工作，并参与宣传和谐贵溪为主题的各种活动，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治安责任制，确保综治工作落到实处。为加强安全保卫工作，该局聘请了一位有责任心的人员负责值班安全保卫工作，确保节假日均有人值班。

蚌埠综治工作20xx年度综合考核位列安徽省第一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通报了全省各市20xx年度综治工作(平安建设)考评结果，蚌埠综合考核位列全省第一，获评全省综治工作(平安建设)先进市，不仅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也为创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城市打下了坚实基础。

社区治理的核心篇10

[中图分类号] R587.1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02（c）-0100-04

A study on the community diabetes management and funded compensation mode in Nanshan District of Shenzhen City

WANG Changyi1，2 HU Wenzhuo1 LUO Yuxiong1 CHEN Sihan1 MA Jianping1 XU Jian3 PENG Xiaolin1 CHEN Zhongwei1

1.Center for Chronic Disease Control of Nanshan District in Shenzhe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Shenzhen 518054， China； 2.Department of Medical Statistics & Epidemiolog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zhou 510080， China； 3.Shenzhen Center for Chronic Disease Control， Guangdong Province， Shenzhen 518000， China

[Abstract] A relatively perfect three control network of diabetes community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has been established after 15 years of exploration in Nanshan District of Shenzhen City. With the advantage of "Yuanban Yuanguan" mode for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and the unique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for chronic disease prevention which is independent of CDC， funded compensation mode is changed. A secondary distribution i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basic public health services function mode， while the fund is simply packaged in accordance with resident health files before. This greatly improves work enthusiasm of community doctors for chronic disea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Key words] Community； Diabetes management； Funded compensation

糖尿病作为一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经成为继肿瘤、心血管疾病后的第三大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近年来，我国糖尿病患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糖尿病患者总数已超过9000万[1]，其中2型糖尿病占90%～95%，给社会和政府带来沉重的负担[2]。深圳市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最发达的特区城市，而南山区则是深圳市高科技园区所在地，拥有110万常住人口。2009年深圳市慢性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深圳市35岁以上常住居民糖尿病患病率为7.3%，年轻人群的发病风险迅速提高，具有年轻化趋势[3]。南山区于1997年启动慢性病防治工作，经过15年的探索和实践，在糖尿病防治工作中积累了一定经验。本文就糖尿病防治特征和绩效评估实施方面进行探讨。

1 南山区当前糖尿病防治工作形势

1.1 糖尿病防治工作简介

1997年南山区以社区为试点探索糖尿病防治工作，以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为平台开展糖尿病综合管理。2001年，南山区在社区全面实施糖尿病防治工作，并构建成熟的区域三级防控网络。2005年，实现糖尿病防治工作信息化管理和分级管理。2012年，南山区开始实施糖尿病防治工作绩效评估。截至2012年底，南山区共管理糖尿病患者11 208例，规范管理8572例，血糖达标7669例。

1.2 糖尿病三级防控网络

南山区慢性病防治院作为南山区糖尿病防治工作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在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指导和南山区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局的领导下，建立起了综合医院和社康中心共同参与的三级防控体系（图1）。

图1 南山区糖尿病三级防控网络体系

1.3 糖尿病防治工作特点

1.3.1 “院办院管”的社康中心具体实施 深圳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区别于国内其他城市的一大特点为“院办院管”，即由公立医院举办社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参与人财物的管理和业务经营。这种模式对于建立有效的双向转诊和医院专家到社康坐诊工作机制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提高社区医生的技术水平、保障患者及时就诊具有重要意义[4]。但因规模较小、人员队伍有限[5]、举办医院的公益体现不足[6]、存在利益导向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康公共卫生工作的积极性。

1.3.2 独立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慢病机构专门负责 深圳市慢性病防治机构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特色在于在市、区均设置有独立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之外的慢性病防治机构，这为深圳市的慢性病防控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南山区慢性病防治院慢病科主要从事高血压、糖尿病、肿瘤、脑卒中、口腔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监测和防控工作，现有人员23人，其中博士后1人，博士2人，硕士6人，本科11人，按业务分为慢病监测、健康干预、口腔防治专业组，合理配备了流行病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专业人员。

2 南山区糖尿病防治绩效管理模式

2.1 糖尿病管理经费补助标准

2012年，南山区政府改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分配方式，打破以往40元/（人・年）的按照居民健康档案打包分配模式，将40元中的20元按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功能模块进行二次分配，并向高血压、糖尿病防治工作倾斜。根据深南卫人发[2012]56号《关于推进2012年全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糖尿病患者管理按每年管理1人基准100元进行补助。

2013年，南山区政府进一步提高高血压、糖尿病防治工作补助标准，根据深南卫人发[2013]63号《南山区卫生和人口计生局关于推进2013年全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糖尿病患者管理每年管理1人基准150元，其中管理率 50%按180元/（人・年）。

2.2 糖尿病防治工作绩效考核与分配方案

糖尿病防治工作的绩效分配主要以高血压、糖尿病管理人数这一核心数据为基准，根据政府文件按照不同管理率水平实现差别化费用拨付，以社康中心糖尿病防治工作季度督导考核得分作为权重，计算各举办医院社康中心每个季度的防治经费。

考核得分满分110分，包含100分业务得分和10分附加分，按照每个季度社康中心理论知识考核、35岁以上居民首诊测血糖率、糖尿病管理率、糖尿病规范管理率、血糖控制达标率、周期性体检、病案质量、电话复查、报表及时性、报表准确性和附加分11项指标得分情况进行计算（表1）。计算公式：季度经费=糖尿病管理人数×（人均年费用/4）×季度考核得分%，其中“人均年费用”按照各社康管理率水平差别划拨，即管理率< 45%按150元/（人・年），管理率在45%～50%按160元/（人・年），管理率> 50%按180元/（人・年）。

实例计算：2013年第一季度深圳市南山区蛇口人民医院沿山社康糖尿病管理人数为194例，糖尿病管理率为67.7%，季度考核得分为98分，按照180元/（人・年）核算经费。沿山社康季度经费=194×180/4×98%=8555.4元。

为了保证经费准确发放，每季度末将社康中心报表数据、原始登记本数据、信息系统数据与区慢病院督导数据进行核对，确保数据质量准确可靠。经考核达标后，根据完成情况下拨相应经费。各医院建立健全社康中心基本公共卫生项目经费保障机制，专款专用，规范补助资金分配和使用管理，体现基层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承担高血压、糖尿病防治工作的单位在收到补助经费后1个月内，按补助标准将劳务补贴发放到防治相关工作人员手中。补助经费的发放使用要严格执行财务管理规定，履行发放领取手续。相关资料长期保存备查。

2.3 实施意义

深圳市南山区糖尿病防治工作长期受到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由区卫人局统一部署，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及社康标准化建设考核结果与经费补助直接挂钩，并纳入单位主要领导的年度考核，作为人员奖惩及核定绩效工资的依据。绩效评估遵循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与服务数量挂钩，可充分发挥社康中心的执行和服务能力，调动社康医生的工作积极性，促使基层医务人员不断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

3 实施效果

2012年，深圳市南山区开始实施糖尿病防治工作绩效评估，与2011年12月数据相比，2012年12月南山区糖尿病管理人数、规范管理人数、血糖达标人数分别同比增长3151、3108、2800人，糖尿病管理率、规范管理率、血糖控制率分别同比增长10.9、8.7、8.0个百分点，见表2。

表2 深圳市南山区糖尿病管理情况比较[n（%）]

综上所述，南山区实施糖尿病防治工作绩效评估模式，补充完善了现有人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充分调动了人员积极性，鼓励社康中心积极落实35岁以上居民首诊测血糖制度，通过临床诊疗、高危人群筛查、健康档案、义诊、家庭访视、周期性体检等多种途径发现患者并纳入管理，使糖尿病防治工作更具实效。

4 讨论

深圳市南山区地处市区，人文环境好，经济水平较发达，政府投入较大。南山区慢性病防治院作为南山区糖尿病防治工作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有充足的公共卫生人力、物力以及结构合理的专业背景支持，糖尿病防治社区督导工作规范有序，实现了远程信息化动态监测，每季度到社康中心进行面对面业务指导，及时反馈督导结果，保证糖尿病防治工作的有效开展。

近年来，不同地区在糖尿病的技术管理模式方面进行了探索，在社区层面具有代表性的有居家养老管理模式[7]、专科医院管理和社区医院管理模式[8]、全程健康教育模式[9]、社区网络化管理护理模式[10]、以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全科医生为主体的糖尿病管理模式[11]。南山区将积极引进这些管理技术，探索对社区糖尿病的管理效果。

南山区糖尿病管理绩效评估模式在不同地区不同背景需做进一步探讨，各地应根据自身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和社区服务能力，研究适宜的绩效考评指标，提高糖尿病社区防治实效，全面提升社区卫生服务质量。

[参考文献]

[1] 袁晓丹，楼青青，张丹毓，等.糖尿病个案管理模式的研究进展[J].中华护理杂志，2013，48（1）：84-85.

[2] 张鲁豫，侯准科，谭琳琳，等.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模式干预效果评价[J].河南医学研究， 2011，20（4）：478-480.

[3] 刘小立，彭绩，周海滨，等.深圳市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及其相关危险因素流行病学研究（2009）[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303-304.

[4] 江捍平，罗乐宣，李创.坚持院办院管的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体制[J].中华全科医学杂志，2011，10（9）：658-659.

[5] 姚克勤.基于公共卫生服务包的社区卫生服务人力资源配置标准研究―以深圳为例[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1.

[6] 江捍平.深圳市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探索[J].卫生经济研究，2010，271（2）：9-11.

[7] 郑定容，程家明，陈丁喜，等.居家养老管理模式对糖尿病患者的生存质量的影响[J].中国医药导报，2011，8（12）：169.

[8] 刘虹丽，张帆，戴亚丽，等.两种糖尿病管理模式下患者血糖及费用的比较[J].中国医药导报，2012，9（16）：47-49.

[9] 马静.全程健康教育模式在糖尿病护理管理中的作用[J].护士进修杂志，2012，27（23）：2169-2171.

社区治理的核心篇11

一、切实提高对深化“民主法治社区”创建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近年来，全市广大农村和城市社区等社会基层组织按照“共建共享”的原则，普遍开展了以民主管理、依法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法治实践活动，大力推进“民主法治社区（村）”建设，极大地增强了基层社会的自主能力，在扩大基层民主、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基层各项事务的法治化水平、增强干部群众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实践证明，创建“民主法治社区（村）”是推进“六五”普法规划全面实施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建设“法治”的有力保障。“民主法治社区（村）”创建活动的开展，对于实现科学发展、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我市村级组织设置改革“转、并、联”和城乡社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社区逐步代替村成为基层社会的建制单元，与此相适应，我市“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要逐步实现由村到社区的过渡，进入新一轮“民主法治社区”创建阶段。各地各部门要强化认识，抓住大改革大发展大建设的有利时机，及时调整工作重点，创新管理模式，深入推进“民主法治社区”创建，为建设“法治”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深入推进“民主法治社区”创建工作的总体要求

深入推进“民主法治社区”创建工作，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要求，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统一要求，围绕市委建设“法治”的决策部署，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认真总结创建工作经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提高创建工作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进一步夯实基层社会管理的法治基础，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再上新台阶。

“民主法治社区”创建要在全省推进“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的框架基础上，与我市进一步推进城乡统筹综合改革的总体要求相配套，立足社区，以社区为主体，以村为基础，统一创建，同步考核。城乡社区和村要结合实际，突出重点，各有侧重，在村级组织“转、并、联”任务完成后，按照“第一年搭框架、第二年抓深化、第三年全面达标”的步骤，逐步过渡到以城乡社区为单一创建主体，全面提升创建水平。

三、认真落实“民主法治社区”创建的各项任务

深入推进“民主法治社区”创建工作，要在坚持“民主与法治统一，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统一，法制宣传与法律服务统一，普及法律知识与培育法治理念统一，形式与效果统一，数量与质量统一”原则的基础上，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基层基础制度建设，健全自治治理机制。加强和发挥党组织在创建工作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完善社区自治组织框架，形成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以社区居（管）委会为执行主体，社区议事和监督委员会、社区居民会议和居民代表会议为议事、决策、监督主体的自治治理机制。建立健全居（村）民自治组织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完善居（村）民大会和居（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等工作运行机制。依法选举社区居民委员会，切实增强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居民开展自治活动和协助基层人民政府及其派出机关加强社会管理，提升公共服务的能力。依法选举产生社区议事和监督委员会，对社区日常工作实施全方位、全过程监督。通过“法律进社区”等活动，对基层在“民主法治社区”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梳理，指导、帮助制定居民公约和居（村）务公开等民主管理制度，为基层组织决定重大事项进行法律论证，确保创建工作的长期稳定和规范化、法制化运行。

（二）加强创建考评机制建设，提升创建工作质量。以提升“民主法治社区”创建质量为重点，研究探索理顺社区内外权责关系，健全政府部门间的协调机制、镇（街）与社区间的合作机制。着眼于建立多方参与、优势互补、利益协调、规范有序的社区服务运行机制，完善创建内容和考评标准，推行数字化创建。突出抓好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党务、村务、财务等核心工作，推行动态考评机制。通过民主和法治的手段，实现依法规范民主选举，切实保障群众的选举权；依法规范民主决策，切实保障群众的决策权；依法完善民主管理，切实保障群众的参与权；依法强化民主制约机制，切实保障群众的监督权；依法推进基层事务公开，切实保障群众的知情权，使创建过程成为推动基层事务民主化、法治化的过程。

（三）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社区居民法律素质。以宪法为核心，广泛开展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深化“法律进社区”活动，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素质，提高基层干部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各项事务的能力。进一步加强社区、镇（街）法制宣传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指导规范镇（街）法制辅导站、社区（村）法制学校、法制宣传栏、法律图书室等阵地和设施建设。开展社区法律志愿者活动，定期组织法治主题教育活动，开展对老年人、残疾人、困难群众和留守儿童等群体的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

（四）加强基层法律服务，拓展法律服务领域。建立完善市、县、镇三级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积极引导律师、公证员、法律服务工作者担任社区法律顾问，逐步实现“一社区一法律顾问”。广泛开展“律师进社区”活动。建立健全法律援助体系，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努力实现医调、诉调、警调、交调、检调衔接，“五大”调解组织在县级层面覆盖面达100%。组织律师每年为1000家以上的企业开展“法律体检”。积极整合司法行政内部力量，形成以司法所为依托，人民调解、法制宣传、法律援助、“12348”法律服务和安置帮教、社区矫正等多位一体的工作新格局。

（五）加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提高社区管理服务水平。深入推进“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加强镇（街）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及社区社会管理服务中心建设，将社区的社会矛盾排查化解、治安巡逻、维护社会稳定、重点人员和特殊人群管理、人民调解、法律援助、公安社区警务、消防安全等工作纳入社区管理范围。提高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切实解决基层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尊重并维护广大群众的合法权利，引导广大群众依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

（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弘扬法治文化。深入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引导全社会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加强法治文化建设，依托重大文化惠民工程和城乡文化设施提升工程建设，以中心镇、社区公共文化设施为重点，逐步完善基层文化公共设施建设，年要实现各县（市、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至少拥有一个综合性法治文化阵地（公园、街区、广场、市场等），做到县一级法治文化阵地全覆盖。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法治文艺节目创作和巡演，发挥法治文化的辐射效应，切实满足人民群众求富、求知、求安、求乐的需求。

四、进一步强化对“民主法治社区”创建工作的组织领导

“民主法治社区”创建是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以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为基础，通过民主和法治的手段，依法建制、依法治理，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基层依法治理实践过程。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目标，把创建工作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载体，切实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社区治理的核心篇12

社区是体现群众利益最直接、联系群众关系最密切、反映群众呼声最集中的领域，总书记多次强调，新时期社区的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我们一定要从政治和战略的高度重视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以科学发展的理念研究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动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把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贯穿社区建设发展的全过程，融入社区管理服务一切活动，使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更加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增强实效性。

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组成部分，是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环节。高度重视并善于做好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是加想政治工作，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载体，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的重要体现。

一、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精神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区建设，先后下发了一系列文件。2000年，中办、国办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2006年，国务院先后下发了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2010年，中办、国办又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这些决策意见既对全面推进社区建设作出部署，也对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二、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随着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和“单位人”加快向“社会人”、“社区人”的转变，城乡社区日益成为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各种社会矛盾的集聚点、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和党在基层执政的支撑点。与计划体制时期许多矛盾聚集在“单位”不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各种社会问题，诸如征地拆迁问题、下岗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困难群体救助问题、戒毒问题、医疗卫生服务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都向社区聚集；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对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对和谐政治文化和公民道德建设的需求越来越高；随着城市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流动人口大量涌入社区，突发性、时有发生。城乡社区在调节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始终处于“前沿”地位，迫切需要充分发挥社区直接面向居民、面向家庭的优势，进一步增强新时期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主动性和实效性。

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社区是党执政的基础单元，社区党组织是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任务的战斗堡垒，增强党在基层的执政能力必须抓住城乡社区这个根本。只有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进一步完善社区组织体系，建立健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大力发展服务性、公益性、互社区社会组织，增强社会自治功能，提高社区居民的组织化程度，才能为党的长期执政打牢坚实稳定的群众基础；只有发挥基层党组织和自治组织的优势和基础作用，切实维护社区居民的合法权益，探索化解社区矛盾、维护社区安定的新方法、新途径和新机制，引导社区居民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并深入开展社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使广大居民群众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践行健康、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实现家庭和谐幸福、邻里团结互助、人际关系融洽，才能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社区、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切实维护好社会的和谐稳定；只有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建立健全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社区自治组织为主体、以政府部门派驻社区力量为依托、以物业管理机构和社区社会组织为补充、以社区信息综合管理平台为载体、驻社区单位和社区群团组织密切配合、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的新型社区管理体系，才能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真正把城乡社区打造成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础平台。

四、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在新形势下凝聚和统一群众思想的有力武器，是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工程。充分发挥社区党建工作的先锋作用，以城市街道社区创先争优活动为重点，以学习型社区党组织建设为载体，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向深度广度拓展。依托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和专项服务设施开展宣传普及活动，采取社区形势宣讲、时事报告和知识竞赛等方式，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加强对涉及社区居民切身利益的收入分配、拆迁安置、食品安全、反腐倡廉等方面政策措施的释疑解惑，充分挖掘社区居民需求和教育资源，积极开展学习革命历史、诵读英模格言、传唱爱国歌曲等活动，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完善并大力倡导社区公约、村规民约和自治章程等行为准则，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成为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基本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