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本质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社会治理的本质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一)求真务实

求真务实就是立足实际，实事求是，扎实勤奋地工作，实实在在地为人民谋利益，对人民群众最具体、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要求，要给予最及时、最方便、最大程度的实现和满足。反映在实际工作中，要特别注意防止和杜绝各种形式的乱作为、不作为现象，这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个现实问题。乱作为主要是一些政法机关和干警漠视案件的客观事实，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和实体规定，滥用执法权力。不作为往往表现为不勤政敬业，工作缺乏热情，有警不出、有案不立、案件久拖不决等现象，这实质上是漠视人民群众的疾苦，对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不予理睬。乱作为和不作为都有悖于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全体政法干警要努力打牢执法为民的思想根基，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积极履行法定职责，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切实保护。

(二)甘当公仆

政法干警作为人民公仆，最重要的是在工作中树立和强化服务意识，妥善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的关系。政法机关行使管理职责的根本目的是为整个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人民群众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管理行为只是手段，而服务才是最终目的。对此，绝不能本末倒置。当然，也不能因倡导服务，就放松管理或不敢管理，对于越是关乎广大人民群众切实利益、普遍利益的领域和事项，越是要严格管理、强化管理。

(三)文明执法

文明执法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对政法工作的基本要求，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进步的表现，是政法机关执法为民的本质要求和外在体现。

文明执法，就是要做到服务热情，多为群众提供便利，不给群众增加麻烦。文明执法，要尊重当事人的人格尊严。文明执法，还必须注意执法者的警容风纪。人民群众对政法工作的印象和评价，往往来自对执法者本身的印象和评价。执法者举止文明，待人平和，仪容整洁，群众就会产生一种亲近感、信任感，每一位政法干警都应加强自身修养，既重视八小时以内的举止文明，也重视八小时以外的生活自律，真正树立起政法队伍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

(四)清正廉洁

篇2

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从不设定一个未来社会的模式，也没有过早的描述未来社会的具体细节，更不愿意凭空猜测无法预知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只是一个轮廓和方向，它没有为后人设计社会主义的“模式”。

 

马克思恩格斯以他们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为研究对象，揭示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和历史命运是他们著作的核心内容。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建立的，它是一个继承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各种文明成果，又高于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型社会形态。这种社会的基本特征，大体可以概括为四种情况：一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论断，任何国家从事社会主义普遍遵循的普遍原理。二是运用比较对照的方法以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状况作为参照而提出来的观点和看法，这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发展而变化的。三是对未来社会的最初的、不一定成熟的理论和设想，也就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四是随着历史的变化和发展只有与现实社会实践相结合，才能得以实现，并显示其生命力特征。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为各国如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提供一个具体的答案，更不可能设计一个现成的模式。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反对把他们的理论机械的加以重复教条化，而是说他们的理论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们行动的向导。他们反复强调，未来社会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将来会采取哪些措施，这完全应该由当事人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来决定，任何人都没有义务也不可能为后人制定一整套具体的行动计划。可见在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那里，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不仅一开始就是十分明确的，而且是必须坚持的首要的根本原则。因此从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正确的理解和科学的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预见和设想，就成为者冷静思考和妥善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一般规律与民族特点相统一

 

一般规律作为社会历史发展中本质关系的理论抽象，指明了每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共同要求。但是这种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在转化为每个国家的现实过程中，受到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自然条件和历史原因的制约，从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点。

 

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经济形式、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等，展现了人类发展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同一时期的各个不同国家存在着各自不同的特点。这不仅表现在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类型上，还表现在每个民族国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诸多特殊方面。二是同一类型的国家存在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三是同一国家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地区也存在着各自不同的特点，甚至并存着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社会形态。等等，正因为各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显示出不同的特点才使我们的世界成为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要使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基本原则正确地适用于不同的民族国家，就意味着各民族都要走社会主义这一必由之路，但其具体的走法只能根据各国家和民族自己的特征去选择。

 

而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只有通过各国各民族的特殊发展形式才能表现出来。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主要包括：一是社会历史发展总是从低级到高级的趋势前进。二是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社会不同的经济形态。三是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每一个相同的社会制度都有其共同的本质特征。

 

所以我们要善于把一般规律与民族特点结合起来，既不能以一般规律否定民族特点，也不能以民族特点否定一般规律，不承认一般规律，民族特点的区分就会失去准绳，不懂得各国各民族的不同特点，就无法理解纷繁复杂和迅速多变的社会现象。当然也要防止和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只看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种只看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不同特点，离开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就本国特色谈本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就是共性与个性、统一性与独立性的关系。矛盾的特殊性作为个性包含着矛盾的普遍性即共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矛盾的普遍性又贯穿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共性统摄着个性。共性与个性相互联结、相互制约、相互过度。作为方法论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论是开创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还是开创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都必须实现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要实现这种结合，就必须坚持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所谓的普遍原理，也就是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矛盾性时所遵循的普遍规律，因而这些普遍原理是矛盾普遍性的体现。我们只有把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才能摸索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规律，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

 

列宁指出：“的精髓，的活的灵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曾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普遍发展的规律与各国发展的具体道路之间的关系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不存在一个先验的模式，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公式，而是要善于把的普遍真理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要善于把的普遍真理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在解决本国具体问题的实践中开创一条适合自己情况的发展道路。

 

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实践中，始终注意防止和反对把共性与个性割裂开来的倾向，尤其是教条主义倾向。作为普遍真理，它提供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研究具体问题的出发点和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只有与具体的实践相结合才有意义。而教条主义的特点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书本出发，经验主义的特点是从狭隘的实际经验出发，轻视理论，轻视普遍性，常常把局部经验夸大为普遍真理。他们从实质上都是割裂了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关系。

 

篇3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65-1285/c.2016.06.09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施晴.社会资本与邻避事件的有效治理[J].克拉玛依学刊，2016（6）46-50.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的发展、经济体制的转轨使得中国政府在社会治理中面临一系列问题与挑战。邻避事件的发生暴露出政府信任困境。张旭霞在互联网上就政府信任问题对网友评论进行了追踪调查并得出以下结论：“对政府持 ‘信任’态度的约占20%，持 ‘不信任’态度的约占80%。”[1]根据 《小康 》 研究中心调查，2006-2007年度中国政府公信力指数为 60.6 分，刚过及格线。通过对 “政府信任程度”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很相信中央政府，逾70%的受访者表示不相信地方政府。与此同时，政府官员以80.3%的绝对多数被网民选为信用最差的群体，这大大影响了政府形象。”[2]武晓峰（2008）、唐铁汉（2005）、王策（2005）等对如何治理邻避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是，笔者认为，有效治理邻避事件需要集万众之力，借助社会资本理论、在考察社会资本与邻避事件相关性的基础上，分析我国邻避事件中社会资本匮乏的现状，有利于对邻避事件的治理。

二、社会资本与邻避事件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一）相关概念与基本理论

“邻避”一词来源于西方，狄尔认为：“一般而言，邻避（NIMBY）指的是居民想要保护他们生存环境的动机。正式而言，邻避指的是社区居民面对一个他们不欢迎的开发项目时的保护主义者态度和所采取的反对策略”，[3]82“居民通常都承认这些‘有害’设施有其必要性，但不要在他们家附近建设或运营，因而产生了‘不要在我家后院’的概念”[4]300。张劲松认为：“邻避是指居民或当地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如垃圾场、核电厂、殡仪馆等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而采取强烈和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5]20简言之，“邻避”是指居民想要保护身边的环境，拒绝接受在自家周围建厂而通过非制度化、非理性化手段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抗争行为。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布迪厄最先提出的，然而，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是真正把社会资本的概念引入政治领域并引起学术界关注的学者。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6]195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首要组成部分，它促使互惠规范的形成和横向社会网络的建立；互惠规范可以为信任的扩散营造良好的氛围，促进社会网络的建立；横向网络的建立为信任提供了传递和扩散的场所，也促成了互惠规则的形成。他们都是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促成较高的社会资本体现（如图1）所示，这对于邻避设施相关利益主体自愿合作的形成以及邻避事件的解决必不可少。

良性互动模式

（二）相关性分析――社会资本的匮乏是邻避事件的重要根源

1.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相互信任的低落。西方哲学家史里斯・博克曾说过：“信任是我们必须保护的东西，因为它就像空气和水源一样，一旦受损，我们所居住的社会就会土崩瓦解。”[7]584谣言的鼓动只是邻避事件的导火索，能诱发公众大规模聚集的重要原因是公众、地方政府和相关环境评估机构三者之间存在“信任鸿沟”。

首先，公众对地方政府不信任。王奎明做过一个研究，发现“仅仅有52.4%的民众认为城市政府治理环境的表现高于6分”（包含6分，1分为最低，10分为最高）。从公众角度而言，地方政府治理环境的能力遭到公众的质疑。余杭“5・10”事件的爆发，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最裸地体现就是在杭州市政府做出各种承诺后，有村民在接受采访时称：“余杭区出来这个我们是不会相信的，我们只会相信省政府或者是中央那边”。[8]另外，地方政府对公众不信任。据相关资料显示，在一些邻避事件中，地方政府认为邻避抗争是公众打着环保的幌子，实则是为自己谋利的非理性情绪行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导致部分地方政府往往在项目起始阶段便进行信息封锁的原因，例如，厦门的PX项目、上海的磁悬浮线、四川什邡项目等。

其次，公众对相关环评机构不信任。据相关调查报道，[9]政府与相关环评机构及厂商结成利益同盟，如，2009年广东番禺垃圾焚烧厂的环评、近年来我国发生的血铅超标事件，大多是归因于环评中的“卫生防护距离”造假现象。另外，环评中“公民缺位”现象普遍。如，浙江德清事件中，500米范围内的113户居民被政府和相关环保部门“遗漏”；广东河源事件的环评报告，将500米内的常住居民、拥有129户400多人的村庄完全忽略等。这些现象的发生使得公众无法相信环评报告的真实性，无法相信环评机构在邻避设施风险评估中能起到重要作用。

2.规范互惠社会资本的亏空导致邻避事件治理中出现制度短缺。胡洪彬认为：“作为社会资本的规范，本身既包括了如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性等在内的非正式性制度约束，也体现为如政策、规则和法律等形式的刚性约束。”[10]40首先，随着公民环保意识的兴起，绩效政府理念已经不符合当今生态文明建设要实现“绿色化”的价值取向。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影响较大的邻避事件均显示：地方政府为了提升官员政绩和升迁机会，一味追求GDP的提高，搞形象工程，邻避设施并非基于公共福利而修建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激化了居民的反抗情绪，使得居民与政府之间形成强烈对抗。其次，邻避事件与环保组织在价值理念上背道而驰。厦门PX项目最开始是业主对于自身房产价值的一种维权，这种维权是对于私有产权的一种保护，而不是出于保护环境本身。公民通过邻避运动维护其自身利益，是公众维权的途径，而环保NGO①更多的是出于保护环境、宣传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另外，环保民间组织法律地位低下，缺乏参与邻避事件的法律法规保障。在2007年1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关于民间组织参与突发事件的规定少之又少。

3.公民参与网络缺失导致民众利益表达和维护的社会基础薄弱。根据相关报道显示，不少邻避事件爆发后才出现弥补性的公众参与，而事前却是完全的参与缺位。

首先，我国现阶段的环境评估中心多由相关专家进行封闭式评估，待评估报告完成后，由当地政府在官网上公布于众。在整个项目的制定和决策阶段，公众作为利益的直接相关者被置之事外。虽然有些地方政府认识到公众参与的必要性，但是，公众参与的实效性并没有体现。例如，在四川什邡的钼铜项目中，“环境影响评价意见表”体现“报喜不报忧”的情况。

其次，环保组织的缺位。台湾地区邻避事件的解决，很大一部分是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但内地治理邻避事件时，由于环保NGO的缺位，政府面对的是原子化的个人，政府与公众之间缺少一个高效沟通的桥梁，使得政府无法找到谈判代表，只能同众多分散的公众个体展开利益博弈，彼此间的信任不足和信息不对称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也容易激发矛盾升级。

三、社会资本视域下的邻避事件的路径选择

社会资本与邻避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我国当前社会资本运行的客观状况表明，要实现对邻避事件的有效治理，就必须注重对政府与公众进行现代社会资本的培育，达到社会治理的良性均衡。对此，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一）提升公众理性风险认知水平

一般来说，风险越不确定，人们越倾向于夸大风险的危害及风险发生的概率。对于“无知”的信息，人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所以，专家确定的“事实风险”与人们对“事实风险”的感知之间可能存在着遥远距离。风险沟通正是解决公众风险认知问题的重要方法。风险沟通重在处理 “公众感知”（dealing with public perception）问题。首先，由于公众对上级政府（中央政府）高度信任，因此，借助权威媒体向社会大众传播有针对性、具体的科学知识来促进地方政府、专家、企业、相关环评部门等各治理主体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建立并维持与公众之间的相互信任，推动公众全程参与，将大众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经验、建议等非科学知识纳入公众参与项目建设的各个环节，从而避免公众通过非制度化、非理性途径寻求自身利益的表达。其次，加强对公众的教育和疏导，是风险沟通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公众对邻避设施的敏感、疑虑甚至恐慌源于对邻避设施的知识不足和风险猜想，只有增长邻避知识，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才能对邻避设施予以理性认知和科学对待，才能推动公众与政府、相关环保部门良性互动环节的展开，才能真正实现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与合作。

（二）推进制度构建，加强法律法规建设

首先，坚持依法行政，健全政绩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如此定义制度：“制度是一整套规则，应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11]134依法行政意味着地方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平等相处，地方政府权力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依法规范地方政府基层干部和管理人员在邻避设施建设中的行为，改变、以权代法的不良思想，增强法制观念，提高双边学习的能力，使地方政府的基层管理人员真正具备“人民公仆”的服务理念，营造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氛围。其次，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政府绩效考核指标、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应将反映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情况的指标一起纳入指标体系。完善政绩考核办法，根据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差别化的考核制度；根据考核评价结果，对生态文明建设成绩突出的地区、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对于因环境监管、环境保护落实不到位而引起邻避事件的现象，例如，陕西凤翔“血铅”案，要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建立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制，对因工作失职、监管不力等造成对公民、社会严重后果的个人要记录在案，实行终身追究制。

（三）建立政府―公众―环保NGO协作治理机制，完善社会网络

多元协同治理可以大大拓宽公众参与邻避事件的渠道，从而在政府、公众、环保NGO等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社会网络。与此同时，社会公众和环保NGO自主参与治理邻避事件全过程，使地方政府的一切活动都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促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与尊重，从而也有利于提升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重塑地方政府公信力。因此，重视各个治理主体在邻避设施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各个治理主体在规避邻避事件中的效能、走多元协同治理之路，是完善社会网络的根本选择。以下将在对邻避事件的分析中，构建政府-公众-环保NGO之间的良性互动模式（如图2所示），完善公民参与社会网络，避免邻避事件的再次发生。

1. 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合作模式构建。从政府管理角度来讲，要规避邻避运动，重中之重便是促进公众的全程参与。鼓励公众不仅要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安全评价等环境论证阶段，还要参与邻避设施选址和补偿等决策阶段，重要的是在邻避项目的规划期间参与及事后参与。德国地方政府在邻避设施选址建设前，会与当地居民代表进行协商，居民对选择主持环评的专家拥有绝对的表决权，而且拥有参与设施的规划、补偿等各个环节的权利。另外，把知情权还于公众，将抗争行为遏制在萌芽状态。通过相关媒体对邻避项目相关信息进行如实的公开，也可以利用社区公告栏等进行公示，甚至在必要时展开政府与公众之间直接的沟通与交流。把邻避项目的各种资讯包括收益和风险等清晰、明确地公示，有利于在最大程度上获得公众的最大支持率。台湾地区由政府机关当公证人，由企业和周边居民签订“不污染后院”的环保协议书，以保证公众参与邻避项目的环保补偿，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政府因补偿回馈的不透明而成为抗议对象的情况发生。

2.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合作模式构建。“互联网+”时代，媒体在信息公开中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在邻避事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信息公开将要进入3.0版时代，要把过去很孤立、被动型的信息公开制度向上游和下游延伸，向上游延伸就是以报道的真实性和实效性为出发点，往下游延伸就是要在环评具体情况的同时，加强对信息的解读工作，加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以“政府为中心”向“以社会为中心”发展，媒体在邻避事件中要把握信息的传播规律，引导人们掌握事件发展的实情，使冲突得到快速、高效的平息。例如昆明 PX 事件，由于媒体及时公开事件进展，真实、高效地报道利益相关方的观点，在舆情引导中发挥重要作用，才避免了事件的恶性发展。

3.政府-环保 NGO -公众合作模式构建。首先，明确政府的主导地位与环保NGO的相对独立地位，给予环保NGO更多发展空间与自治性。政府不应对环保NGO实行控制，而应充分给予其自主性，合理引导、鼓励环保NGO的健康发展。环保NGO也不能仅仅为了提倡保护环境而存在，而是应该作为公民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担负着防止、削弱或补救政府与企业对公众利益的侵犯而引起邻避冲突的使命。其次，健全环保NGO参与的决策评估机制。作为连接政府与公众的“桥梁”，环保NGO应积极参与项目的决策阶段，以便真实、高效地表达公众的利益诉求。邻避设施建设的评估小组应由政府方面代表、相关环保专家、环保NGO的相关人员共同组成，充分评估设施对周边居民身体健康和社区环境的影响程度，并及时联系权威媒体，公开评估结果，打消公众对邻避设施的疑虑。

另外，完善环保NGO的法律保障机制。为民间环保组织的成立与登记营造宽松的法律环境，放宽成立环保NGO的一些不合理的准入条件，完善民间环保组织参与的相关立法；并尝试建立一套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可以采取共同诉讼，合并计算损失的策略，以避免单个时，法院考虑该事件与自身利益的原因而不判原告胜诉以及计算损失难统一情况的发生。

注释

①NGO：是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非政

府组织）的英文缩写。

参考文献：

[1]Zhang Xuxia.On Government Credibility and the Public' s Right to Speak[J].Chinese Public Adminis

tration，2006（9）.

[2]中国信用小康指数60分，官员信用度最差，农民最高[ EB/OL] .http：///.2007-08-01.

[3]陈宝胜.邻避冲突基本理论的反思与重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6）.

[4]Dear，M. Understanding and Overcoming the NIMBY Syn-drome[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1992（3）.

[5]张劲松.邻避型环境的政府治理[J].理论探讨，2014（5）.

[6]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7]Nicholson，N.eds.，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M]. Malden：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1998.

[8]浙江余杭5千村民聚集，反对建垃圾焚烧发电厂[EB/OL].http：///xwwgf/20140511/t20140511_515482468.shtml，2014-5-11.

[9]靳薇.如何减少“PX类冲突”中的“共输”[N].学习

时报，2012-12-4（4）.

[10]胡洪彬.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

篇4

管理控制的发展趋势在学术界达成了共识,认为企业控制更应该是一种战略控制,要突出信息、知识控制的地位,倾向于非正式控制。由于现代企业管理控制的生存环境呈现出开放性、自然性,其规律难以把握,若只依靠企业某一相关利益主体实施控制,是很难胜任的,只有企业全部相关利益主体甚至是全员控制,才能实现企业管理控制新的预期。国内学者阎达五、谷祺、程新生与杨雄胜等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持有类似的观点。由此,多边施控利益主体的协调问题显得十分重要,考虑到“关系”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兼顾以往有关管理控制过分强调组织,而忽视行为个体的影响,本文将结合企业社会资本理论,从行为个体的角度,换位认识企业管理控制,以求找到研究管理控制新的突破点。

一、企业社会资本及其三个维度

关于社会资本主要有资源观、能力观和结构观三种观点,资源观得到了学术界较高的认同,本文也就采用资源观。资源观认为社会资本是镶嵌在个人或社会个人占有的关系网络中,通过关系网络可以获得的来自于关系网络的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总和,可区分为结构维度、关系维度与认知维度三个基本维度(郭毅,2003)。结构维度是指行动者之间联系的整体模式,这一维度主要关心的是网络联系存在与否、联系强弱及网络结构;关系维度是指通过创造关系或由关系手段获得的资产,包括信任与可信度、规范与惩罚、义务与期望以及可辨识的身份;认知维度是指不同主体间共同理解的表达、解释与意义系统的那些资源,如语言、符号和默会知识。社会资本理论最先主要用于宏观层面,Burt(1992)第一个将企业作为社会资本研究主体;而真正提出企业社会资本的是Gabbay(1999),并对其进行系统的阐述,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是以社会结构为载体,有助于企业这一主体目标实现的那些资源,企业社会资本由企业拥有的社会资本与个人拥有服务于企业的社会资本两部分组成。本文主要分析的是个人拥有服务于企业的社会资本,根据社会资本的分类企业社会资本也可以分为三类:企业结构性社会资本、企业关系性社会资本与企业认知性社会资本。在企业中,企业社会资本通过增强行为个体之间的信任度,来简化交易的复杂性,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国内部分学者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刘志彪(2006)视企业社会资本为企业战略资源的权变价值,周小虎(2005)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是制度安排的基础,企业制度应当从资本逻辑转向社会资本的逻辑,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离不开社会资本。笔者认为一个企业如果拥有高质量的社会资本,它将成为企业一项不可轻易复制的战略资源,将为企业管理控制提供良好的软环境,同时也是企业一种高效率的管理控制工具,企业管理控制不能忽视企业社会资本,基于企业社会资本的管理控制,至少要能检测和完善企业结构性社会资本的完备性;增强企业关系性社会资本的互动性;提升企业认知性社会资本的层次性,并从整体性与战略的角度,实现三维社会资本的系统互动。

二、管理控制能检测和完善企业结构性社会资本的完备性

企业结构性社会资本是指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非人格化方面,重点说明企业社会网络联系和网络结构特征,如联系的强弱、网络和密度、中心与边缘、连接性。主要表现为企业的人际网络。人际网络是企业信息流动的渠道,组织内员工的人际网络的密度、人际联系的强弱、人际网络的张力强度,直接影响到企业内部资源与信息的流量与流速。企业人际网络的特质由企业生存的环境决定。池国华(2003)认为现代企业的生存环境由4S状态(即静态的、单一的、简单的、安全的)过渡到了4D状态(即动态的、多样的、困难的、危险的),企业将逐渐放弃封闭式人际网络,在企业内部建立开放性的人际网络,但是开放性人际网络与环境接触面太大,企业的风险相应增加,且构建开放性人际网络成本太高、资源与信息的甄别成本也很高。企业只关注信息的流速与流量是不够的,如果人际网络中流动的资源不是企业的关键性资源,流动的信息质量水准不高,即使企业内部存在畅通的人际网络,其作用也非常有限。根据伯特(1992)的结构洞理论,所谓的结构洞是占据其他未联结点之间的结构位置、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它为行为人提供了信息和控制优势。也就是说企业具有竞争优势的信息是从结构洞处获取、引入的,且这些结构洞随着企业生存环境的变化,处于动态之中。另外,企业人际网络还可能存在路径依赖,企业利用人际网络可以使企业的交易成本下降,信息传播速度加快,信息传播质量提高,使得人际网络在企业中位居重要地位。随着人际网络的逐步完善,网络结构也就稳定下来,时间长了,网络节点上的个体对自己熟悉的时空产生了依赖,行为个体不会积极创新人际网络,从而使得原本高效的人际网络的资源配置能力下降,信息传播速度与质量下降,抗风险能力、创新刺激的功能削弱,直到不得已,才重建或创新人际网络,此时的代价也就很高。在结构性社会资本方面,管理控制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能及时疏通人际网络渠道,使得信息流量增大、流速提高。二是能准确挖掘人际关系网络中动态结构洞,尤其能及时、准确锁定人际网络中能够给企业带来高质量信息的结构洞,掌握企业所需的关键信息。三是要抑制结构性人际网络的路径依赖,防止人际网络演进出现恶性循环。

三、管理控制能增强企业关系性社会资本的互动性

企业关系性社会资本指企业社会联系的人格方面,表现为企业内人际关系。T・帕森斯和F・A希尔斯将人际关系分为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两种模式。特殊主义是指根据行为者与对象的特殊关系而认定对象及其行为的价值高低;普遍主义是独立于行动者与对象的身份上的特殊关系。在两种人际关系的基础上会产生两种不同的信任结构,在特殊主义人际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信任是强烈的,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牢固,但是形成的信任关系规模较小,信任关系的启动成本较高;以普遍主义人际关系为基础的信任关系强度减弱、内涵缩小,但是外延扩大了,信任面宽了。从企业交易成本的角度看,特殊主义有利于减少企业内部的执行成本,通过对旧组织改造影响企业创新的交易成本;普遍主义相应会增加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通过新组织组建影响企业的创新成本,企业采取哪种人际关系模式取决于哪种模式下的交易成本最低。我国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在儒家文化环境中的人际关系更具特殊主义和集团主义色彩(王询,1994),虽然近期受西方文化的冲击,但是我国儒家文化氛围依旧很浓,对行为主体的影响依然处于主流地位。企业人际关系主要表现为人际信任,还表现为联接性。所谓联接性是指组织成员将个人目标服从于或联结于集体目标的程度,不仅包括个人接受共同目标的意愿,同时还包括个人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力。企业成员之间的信任不同于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它是通过组织成员之间、组织成员与组织之间长期交往与反复博弈、以互惠为基础形成的,彼此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是一种特殊主义人际关系,一种强式的信任,信任度较高,可以大幅度地降低企业的控制成本,减少组织成员之间交易的机会主义行为,间接降低组织的交易风险与交易成本,企业管理控制要充分、适度地运用信任控制。在增强企业关系性社会资本的联接性方面,企业管理控制要注意两个极端:一是片面地追求企业目标,让企业员工被动地接受、实现企业的目标,这将影响企业内控的公正性;另一方面是片面地妥协于企业各个利益主体,将企业目标视为各个利益主体的目标的协调目标,这将增加企业内控的协调成本,影响企业内控的效率。关系性社会资本的联接性增强的过程,是企业重复博弈寻求管理控制公正性与效率均衡点的过程。

四、管理控制能提升企业认知性社会资本的层次性

企业认知性社会资本包括企业共享的语言、符号和默会知识,广义的认知性社会资本还包括组织成员共享的价值观和其他意义体系。语言和符号是互动往的基础,是人们讨论交换信息的手段,在共同语言的群体中,人们较容易地从他人处获取信息,会增强企业信息的流动速度,而在缺乏共同语言的环境,信息传递和交流有很大的障碍。另外,语言和符号还会影响人们的预期,在具有共同语言和符号的条件下,对不同行为,可能结果产生共同的预期,这种预期是协调的前提;相反则协调的预期难以产生。总之,共同语言能够提高组织对资源和信息交换的组合能力,同时资源和信息的交换组合中能产生新知识,这些知识构成了组织认知性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郭毅,2003)。而一个企业的共同语言、符号和默会知识是以企业核心价值观为支撑基础,共同语言、符号和默会知识等认知性社会资本的生命力完全取决于行为个体对企业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认同度高,企业共同语言、符号和默会知识的生命力会强,相反会很弱。企业核心价值观作为企业的潜层精神层面,企业管理控制应服务于这一精神层面,不仅通过具体的管理控制行为,更应体现于管理控制的目标之中。就管理控制的目标而言,查错防弊、合法性与经营效率等目标是服务企业某一相关利益群体的,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企业整体观或系统观,也只是站在企业自身角度,其战略角度还不够高。因此,管理控制理论中的“生态控制论”,对现代企业管理控制目标定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生态控制论认为,在知识经济背景下,企业管理控制首先要解决且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企业如何正确把握自己所处的生态系统,并在竞争中得以发展壮大(杨雄胜,2006)。因为在企业生存的生态系统中,不仅是竞争,而且是共同进化,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企业,不能只站在企业自身角度,更应该站在生态系统的全局,定位企业。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有一个和谐的环境,持续实现自己的宏伟计划;否则,企业不能生存,更不用说基业常青了。

五、小结与启示

(一)小结

本文对社会资本分为三个维度,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理论分析,体现出社会资本的结构性,事实上企业社会资本三维度的边界很模糊,是很难划分的,彼此之间存在相关性。Tasi和Ghoshal(1998)通过组织内网络的一些经验数据初步验证了三者的关系,研究表明结构性与认知性社会资本对关系性社会资本都具有较强的影响,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认知性社会资本只有弱影响。郭毅(2003)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得出结论:认为组织内结构性、关系性与认知性社会资本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体系,这个体系镶嵌于组织内部人际网络中,在组织成员的互动过程中,实现资源和信息的交换与组合,形成并强化共享语言和共同目标,从而促进协作。笔者认为,既然三种维度的社会资本在人际网络中实现了互动,那么三维度社会资本之间应该是相互影响,而不是单向影响,企业管理控制要着力实现企业三种维度社会资本的良性互动。管理控制对企业社会资本的作用主要在于两个层次。一是三个维度的内部作用。主要表现为挖掘企业结构性社会资本的结构洞,增强企业关系性社会资本的互动性,提升认知性社会资本的层次性。二是对企业社会资本的整体作用,促进三维度社会资本的系统互动。管理控制在各维度内部作用的同时,更要注重社会资本的整体性与系统性,促进三维度企业社会资本互动,以提高企业社会资本的质量水准。具体操作程序:以生态控制理论为导向,实现结构性、关系性与认知性三维度社会资本彼此互动,形成一个畅通的闭合环路。

(二)启示

结合上述分析,对我国企业管理控制的研究至少有两点:一是企业拥有高质量的社会资本,不仅不会增加企业管理控制的难度,相反会更利于企业管理控制的执行,可以说企业社会资本在企业管理控制中扮演着两个角色:一方面为企业高质量的管理控制提供良好的控制环境;另一方面又是企业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控制手段。二是我国引入西方管理控制时要充分考虑深厚的儒家文化影响这一特征,对于始终重视关系的国家,过分注重利用硬规则的控制,效果令人质疑,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我国要逐步培育以软规则控制为主,同时辅之硬规则控制的理念,企业管理控制的效果也许会更好。

【参考文献】

[1] 郭毅,朱熹.国外社会资本与管理学研究新进展[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3(7):2-7.

[2] 王询.人际关系模式与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J].经济研究,1994(8):77-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