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阶段篇1

中图分类号:F12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0-0001-02

引言

自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分阶段逐步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并对各地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二十年后,许多学者分别从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和地区差异角度给予了高度关注(林毅夫、蔡、都阳,1998);(蔡、都阳,2000);(赵红,2005),还有一些学者专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研究,但还存在许多争议。究其主要原因,其一,可能是因为所研究的时间区段不同,加之经济增长可能因为历史时期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增长模式;其二,研究方法是否考虑到经济增长数据本身的随机性,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一、基于人均实际GDP的阶段性识别

本文结合变点分析与有序样本聚类的方法(陈稀孺,1991),探讨了中国经济长时间跨期增长的真实阶段性,试图给出中国经济增长更全面的阶段性解释。按照上述思想和步骤,在统计软件SPSS中编写了VBA程序,对中国1978―2004年人均实际GDP数据进行了有序样本聚类。

为确定分类数目,本文利用损失函数的性质(GLTPTA. A.K.CHEN J.,1996;L. Perreault. J. Bernier,B. Bobe’e and E. Parent,2000),确认了合理的变点分类数目为5,则对应的分点为5,11,13,18,所划分的类为(括号内为对应的年份):

G1={1978,1979,1980,1981,1982｝

G2={1983,1984,1985,1986,1987,1988}

G3={1989,1990}G4={1991,1992,1993,1994,1995}

G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

二、GDP增长变点的解读

政府以改变政策的方式来调节和推动经济的增长,这在当今社会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政府影响经济增长主要通过提供促进技术增长和生产率的政策、刺激资本形成的政策、增长劳动力供给的政策来影响经济的增长。首先,在促进技术增长方面,政府最重要的作用是在教育领域及研究与发展领域。政府在教育经费方面的投入将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劳动力;政府在R&D方面有两方面的作用,其一是对R&D的投入,当然主要是在涉及经济与社会长期发展的基础研究领域;其二是对企业R&D费用的法律规定,这实际上是从外部干预劳动力价格及产品的价格(使产品由于分摊R&D费用而成本提高),最终必然引起企业制度的变迁,影响经济的增长。其次,在刺激资本形成方面,如果政府在要素收入政策上有进一步的明确规定(如税率、产权等),就会刺激更多的民间资本投入。如果政府政策一旦形成刺激,由之引起的对潜在收益的期望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因为从法律制度上保证人们对资本要素收益的分配权才是保证投资积极性最根本的措施。其实,政府刺激经济增长大多集中在刺激资本形成的政策上,在中国更是如此(中国是一个资本相对缺乏的国家,并且有许多人还有投资的欲望)。最后,从增长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讲,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其供给量的多少直接影响经济的增长。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劳动力的增长对经济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只要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为正,劳动力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就会起促进作用。在中国,一方面是劳动力过剩,另一方面是劳动力的素质很差。因而提高劳动力素质及降低人口出生率的政策都是政府干预的直接例证。而政府对劳动的干预,将导致工资率的变化,最终必将引起制度的变迁,进而使得经济增长模式发生变化。

中国的制度变迁过程就是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它是围绕着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积累进行的,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多元化经济向一元化经济的变迁,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原始积累,这是一个从分散到集中、从市场化到计划化的过程,包括原始积累体制的形成(1953―1956年)与运行(1956―1978年)两大时期;第二阶段是从1978年底开始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变迁。这是一个从集中到分散、从计划到市场的过程,它标志着传统原始积累体制的终结。这里我们着重讨论第二阶段。

从1978年开始,经济支配权表现为分散化的过程,经济资源的控制权、投资权与分配权表现为从计划调节向市场调节、从政府计划的宏观层面管制向市场微观层面放开的过渡。中国制度变迁的第二阶段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1976―1978年,准备时期即思想观念开始转变,打破原有意识形态的过程。1978年 5月 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次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在全国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成为冲破“左”倾思想束缚的思想大解放,为 1978年 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铺垫了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认真讨论了“”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遗留下来的某些问题。会议号召全党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一次解放思想的大会,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就工业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而言,1978―1984年,在城市的改革以放权让利与利改税为主,开始启动市场机制。对于劳动者而言物质激励以少量的奖金形式出现为特征。

(2)1978―1984年,放权让利与利改税时期,开始启动市场机制。1980年8月,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提出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1981年7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提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优势的根本前提下,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是党的一项战略决策,并对扶持和保护个体经济作了规定。

(3)1984―1988年,价格转轨时期,实行价格双轨制,灰色市场交易、效力市场化开始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之中,交易成本显性化,并快速上升。

(4)1988―1991年,国民经济第二次历史调整时期。

1992年至今,投资主体进一步多元化,资源配置进一步市场化,计划条件下的原始积累正在退出历史舞台。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在理论上标志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模式的确立,表明我们由此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理论认识过程。十四大以后,国家有关部门将中国的经济成分划分为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和其他经济等九种类型。1993年11月14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施方案,标志着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

结论

由于经济增长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能因为历史时期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增长模式。本文结合有序样本聚类的思想,以SPSS统计软件为平台,通过编写VBA程序确定了变点的个数及位置,并实证检验了方法的稳健性。同时,结合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对所划分的时空区段进行了解读。研究结果与中国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表明本文的研究结果在经济增长突变监测方面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蔡,都阳.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地区差距分析[J].经济研究,1998,(6).

[2]蔡,都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J].经济研究,2000,(10).

[3]赵红.中国地区间财富分配趋同分析[J].统计研究,2005,(8).

[4]陈希孺.变点统计分析简介(I)、(II)、( III )、(IV) [J].数理统计与管理,1991:1-4.

[5]GLTPTA. A.K.CHEN J. Detecting Changes of Mean in Multidimensional Normal Sequences with Application to Literature and Geology[J].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1996,(11).

[6]L.Perreault.J. Bernier,B. Bobe’e and E. Parent. Bayesian Change-point Analysis in Hydrometeorological Time Series[J]. Journal of Hydrology,2000,(235).

Identification and Demonstration on the Phases of Economy Growth in China

WANG Jian-qiong,LIU Xiao-wei

经济增长的阶段篇2

实证研究 

（一）变量和数据的选取 

本文选取1980-2009年30年间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内蒙古统计年鉴》。主要采用指标为：一是衡量经济增长的量：内蒙古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各产业的生产总值GDPi（i=1，2，3）；二是内蒙古的就业人数，包括总的就业人数L和各个产业的就业人数Li（i=1，2，3）。 

（二）平稳性、协整、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本文采用ADF检验法对LNGDP和LNL进行检验，经检变量二阶差分后是平稳的。接着采用Johansen检验，发现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向量，表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最后进行Granger检验，发现GDP是L的Granger原因（0.021<0.05；0.047<0.05），而L不是GDP的Granger原因（0.797>0.05；0.744>0.05），它们之间呈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 

（三）经济增长与总就业之间的关系 

LNGDP与LNL的散点图。从图1可以看到LNGDP与LNL大致呈指数分布，设模型为L=aGDPα（α为就业弹性），变换为LNL=c+α*LNGDP（其中Lna=c），上述模型估计如下： 

LNL=6.34+0.08LNGDP R2=0.81 D.W=0.17 （1） 

（131.33）（11.19） 

从方程（1）看出，模型在总体程度上拟合不错，R2=0.81，各变量都通过了检验。 

各产值与各产业就业人数阶段性特征 

为了能够深入研究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从各产业就业人数与各产值之间入手。首先做了各产业就业人数时序图，如图2、图3、图4所示（数据经过sas标准化）。 

由图2、图3、图4看出，各产业的就业人数不是持续增长的，都有一定的间断性，而各产业产值却是持续增长的，它们之间呈现不协调关系，其中图3表现最为明显，从1980开始就业人数持续增长，到1996年突然下降，直到2004年才开始缓慢上升。为了进一步分析问题，综合了图2、图3、图4，分三段进行研究。第一段从1980-1995年；第二段从1996-2004年，第三段从2005-2009年。 

（一）第一阶段各产值和就业人数的特征 

LNL1=6.05+0.04LNGDP1 （2） 

（120.60）（3.84） R2=0.51 D.W=0.72 

LNL2=4.11+0.25LNGDP2 （3） 

（36.83）（9.88） R2=0.87 D.W=0.29 

LNL3=3.76+0.34LNGDP3 （4） 

（55.39）（21.79） R2=0.97 D.W=1.21 

方程（2）、（3）、（4）各变量都通过了检验，各方程在整体上拟合还不错。在第一时间段中，无论是第一、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它们都对就业起到了拉动作用。第一产业拉动就业的弹性为0.04；第二产业为0.25；第三产业为0.34。第三产业吸纳的就业空间最大。 

第一阶段从1980年到1995年，这时恰值“六五”“七五”和“八五”是改革开放初中期，内蒙古的经济在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下运行，非农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所吸纳的就业人数空间很大，呈现出每个产业产值增加都能带动产业就业人数的增加的特点。 

（二） 第二阶段各产值和就业人数的特征 

LNL1=6.08+0.04LNGDP1 （5） 

（57.62）（2.23） R2=0.41 D.W=2.02 

LNL2=7.31-0.33LNGDP2 （6） 

（35.98）（-10.34）R2=0.94 D.W=1.88 

LNL3=5.03+0.11LNGDP3 （7） 

（12.59）（1.79） R2=0.31 D.W=1.18 

在方程（5）、（6）、（7）中，只有方程（6）通过了检验且拟合良好，其余方程都没有通过检验，拟合效果较差。情况不如第一阶段，第一产业拉动就业弹性0.04；第二产业为-0.33；第三产业为0.11。经济增长只对第一、三产业起到了拉动作用且很小，而对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的拉动反而是负的，这说明经济的增长并不一定能带来就业人数的同步增加，这与经济理论相背离。产业结构和就业呈现不协调现状。 

第二阶段从1996年到2004年，这时恰值“九五”和“十五”。内蒙古经济发展较快，也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时期。这时期经济的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变得缓慢，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还是负数，出现了“排斥”现象。 

（三）第三阶段各产值和就业人数的特征 

LNL1=6.05+0.03LNGDP1 （8） 

（33.24）（1.36） R2=0.38 D.W=2.54 

LNL2=3.87+0.16LNGDP2 （9） 

（22.64）（7.72） R2=0.95 D.W=3.37

LNL3=4.00+0.23LNGDP3 （10） 

（9.10）（4.17） R2=0.85 D.W=1.39 

在方程（8）、（9）、（10）中，只有方程（8）没有通过检验且拟合效果较差。第三阶段情况还是不如第一阶段，第一产业拉动就业的弹性为0.03；第二产业为0.16；第三产业为0.23，虽然对就业的拉动都是正作用，但全都是小于第一阶段。 

第三阶段从2005年到2009年，这时恰值“十一五”，内蒙古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较第二阶段情况有所好转，每个产业的产值增加都能带动各产业的就业人数的增加，但还是弱于第一段。 

各产值与各产业就业人数协调性分析 

（一）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不符 

从表1看出1980年内蒙古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为26.4∶47.2∶26.4，同期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数比例为65.97∶18.57∶15.46；2009年内蒙古第一、二、三产业比例为9.5∶52.5∶38，同期第一、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比例为48.84∶16.92∶34.24。由此看出，在这三十年中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下降了16.9%，就业比重下降17.13%；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上升5.3%，就业比重下降1.65%；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上升11.6%，就业比重上升18.78% 。第一产业呈现“产值低，就业高”的特点，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这说明农村牧区存在着大量的富裕劳动力，大量的劳动力积压在第一产业上，导致了农牧民的低收入，低消费，成为第二、三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很大，但就业人数比重急剧的减少，呈现“产值高，就业低”的特点。从1980年的产业比重上升了5.3%，同期就业比重却下降了1.65%。这说明第二产业的发展排斥劳动力。内蒙古的工业结构不合理，主要发展重工业，轻工业发展较慢。大量的资金都集中于重化工业行业，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地萎缩。资本密集型产业会导致劳动力资源的大量闲置和浪费，造成过高的失业率。投资的高增长率主要带来的只是就业者的人均资本准备水平的提高，拉动就业的作用较差，这是内蒙古投资主导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就业弹性却下降的原因所在（刘仙梅，2007）。第三产业发展速度缓慢，从这三十年中，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上升11.6%，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18.78%<50%（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由此可以看出，第三产发展缓慢，吸纳就业人数的能力不够。 

（二）外部环境和政策的影响 

“九五”和“十五”期间内蒙古受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亚洲金融危机和区内外企业竞争的影响，大批亏损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不得不破产，兼并或调整结构，从而导致了大量的富余职工失去原有的工作岗位沦为失业人员，成为了第二产业劳动力净流出的原因。自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内蒙古实施了更加倾斜的财政支付政策，而这些财政支出大多数都投放在能源和基础原材料等开发项目上。这些项目虽然耗资很大，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吸纳的就业空间很有限。 

经济增长的阶段篇3

一、制度变迁、二元经济转型与我国经济增长：一种回归分析

尽管对于制度与二元经济转型两者如何推动经济增长这一问题，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发展理论都相应的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为更有利于对问题的分析，我们这里拟采取直接选定变量并在建立计量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回归分析。

先看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由于实践中我国的经济制度变革基本上是沿着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经济主体产权制度的变革以及发展战略的全面调整这三个方面来展开的[1]，因此，我们在构建计量模型并进而进行回归分析时，就拟将具体的经济制度变量界定在以下三个方面：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水平与开放程度。实际测算中，市场化程度（MRL）用投资的市场化指数来表示，非国有化水平（NOSW）用非国有经济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开放程度（ORL）用对外贸易比率来表示。

依据上述制度变量的含义，我们首先可建立起制度――经济增长的经济评估模型：GY=A0=A1MRL+A2NSOW+A3ORL……（式一），回归后可得到方程：GY=167.37+5.784MRL+11.562NSOW+0.405ORL ……（式二）

（132.418）(2.377)(0.895)(1.450)

R2=0.991,DW=1.10, F=293.204

既然，（式二）中的DW值较大，也即说明了自变量之间存在着比较强的自相关性；这一点其实便说明了“非国有化”、“市场化”以及“开放水平”之间的变化并非是各自独立的，而是在发展中相互作用的。

由于“非国有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开放水平”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正相关[1]，因此要排除这种强烈的正相关对我们制度――经济增长分析的影响，我们这里可以利用岭回归（ridge regression）的方法，用 作为回归系数的估计，以考虑变量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其中，k为岭回归的参数）。随着k值的变化，我们即可得到不同的回归参数与k2的估计值（见表一）并进而验证我们的相关结论。

表一岭回归k值与系数估计

k R2 NSOW MRL ORL

0.00000 0.98216 1.128233 -0.178237 0.019750

0.05000 0.97092 0.852649 -0.019352 0.124967

0.10000 0.95658 0.713908 0.058057 0.172222

0.15000 0.94466 0.629136 0.102854 0.197453

0.20000 0.93482 0.571193 0.131320 0.212127

0.40000 0.90574 0.446804 0.180115 0.231166

0.50000 0.89377 0.411773 0.188539 0.231628

0.55000 0.88802 0.397477 0190985 0.230494

0.70000 0.87126 0.362855 0.194113 0.226917

0.75000 0.86576 0.353313 0.194216 0.225165

0.85000 0.85484 0.336360 0.139532 0.221330

0.90000 0.84941 0.328758 0.192855 0.219304

0.95000 0.84399 0.521642 0.192012 0.217234

依据表一，我们又可作出岭回归系数的变化图（见图一）

结合表一、图一，我们可以看到，随着k值的增大，市场化程度的回归系数从负变成了正；而当k=0.5时，岭迹图已经比较稳定。为此，最后取k=0.5时，估计回归方程就为：GY=-421.714+6.119MRL+4.22NSOW+4.754ORL ……（式三）

(132.418)(2.377)(0.895) (1.450)

R2=0.945F=44.87

显然，这也就说明了我们所选定的制度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这些相关关系中，“非国有化水平”、“市场化程度”以及“开放水平”三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致相当；同时，岭回归参数k=0.5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又说明了这三个制度性变量之间是相互推进与相互作用的，其中任何单纯的制度变量的变化都无法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作用。至此，制度――经济增长这一结论也就基本上得以了证实。

分析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后，我们再来观察二元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对于二元经济转型变量，我们选定“非农化水平（NA）”为变量，并据此建立简单的计量模型来测算二元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于是就有：GY=A+B・NA，计量后可得到回归方程：

GY=-762.79+26.94NA……（式四）

(72.49)(1.76)

R2=0.98DW=0.223 F=232.15

由此可见，二元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既然，计量方程（式三）与（式四）并没有拒绝（也即是验证了）制度――经济增长论与二元经济发展论，因而，我们也就不难作出如下判断：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制度转轨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协同发展与作用下的产物[2]。如此，为谋求分析的准确性与有说服力，我们又有必要将制度变量与二元经济变量同时纳入计量模型中，以测算出这些变量在协同作用下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为此，我们又可以通过建立简单的回归方程来得出相应的计量方程：

GY=46.83+15.412MRL―4.567NSOW+1.810RL―14.653NA……（式五）

(2.77)(8.79) (-2.141) (1.303)(-2.453)

R2=0.994 F=290.994 DW=1.857

从上述结果中我们不难看出，“非国有化”这个核心的制度变量与“非农化水平”这两者对经济的作用是负面的、且明显地与制度――经济增长以及二元经济发展这一结论相冲突。不过，这一情况对我们的分析结论并无太大影响。原因在于，DW值过大，回归变量之间存在自相关性，并且很多变量的显著性无法通过，因此，上述方程（式五）其实并没有真正反映出各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这一点也就要求我们在实际测算中有必要消除回归变量之间的这种自相关性。为此，我们同样采取上述的岭回归方法来处理此类的自相关问题。于是我们又可以得到估计回归方程：

GY=--213.83+7.321MRL+3.87NSOW+2.834ORL+0.435NA……（式六），

（126.74）(5.76) (2.343) (2.514) (0.156)

R2=0.979F=90.664

根据估计回归方程（式六）并综合前面有关的分析，我们便不难看出如下的三条结论：一是制度变革、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型与中国经济增长都呈现出了较高的相关关系，也即是制度――经济增长论与二元经济发展论在我国同时存在。二是与三变量综合模型相比较，在纳入二元经济变量后，各种制度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较大的变化，其中对“非国有化”与“开放水平”的影响最大。这一点也就无形中说明了二元经济的转型与这两个制度变量的关系更为密切。此外，结合这些制度变量的相关性，我们还不难看出：不仅“非国有化”与“开放水平”是推动二元经济转型发展最重要的动力，而且二元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纳到“非国有化”与“开放水平”的发展上。三是二元经济与制度变量的自相关性同时也说明了，虽然制度变量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很大，然而，这一点却并不能忽略二元经济转变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二元经济转型一方面是制度变量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另一方面也是推进制度变量变化的重要因素；此外，二元经济转型的滞后不仅会严重制约到制度变革的结局，而且也还可直接影响制度调整的空间。显然，经济增长应是制度变迁、对外开放以及二元经济转型等因素相互作用与共同发展的结果[3]。

二、制度变迁、二元经济转型与我国经济增长：一种因果推导

应该说，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说明制度变迁、二元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的，只是这种分析并不能完全反映出这些因素能在何种程度上导致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因为从严格的统计学意义上讲，回归关系并不等于因果关系[3]。因此，为了真正体现出制度变迁与二元经济转型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具体地位与作用，我们就有必要建立起一个既包容了制度变迁因素，又包括了二元经济结构的社会生产函数，并借此有效地分析出相关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在抽象的生产函数Y=AKαLβeε中，制度变迁与二元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的影响，二是对资本和劳动配置效率以及包括技术在内的生产效率的影响。据此，我们即可建立起如下的生产函数：……（式七）

式中α、β、φ为参数；x1、x2分别为“非国有经济固定资本占社会总固定资本的比重”和“非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总固定资本投资的比重”，y1、y2分别代表“非国有经济就业量占总就业量的比重”和“非农业就业量占总就业量的比重”，z1、z2、z3分别为“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度”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占总职工的比重”。

对上述生产函数变形后进行计量，又可得到如下方程：

1ny=2.451+0.253Ink-0.029x1knk+0.48x2lnk-0.18lnL+0.082y1lnL+0.177y2+0.896

(1.102) (1.769) (-0.937)(2.809) (-0.662) (2.514) (2.412)

+0.155z1+0.144z2+0.639z3 ……（式八）

(0.501) (0.637) (0.764)

R2=0.999F=1686.5 sig=0.00

由此,又能得到包含各种制度结构变量和二元经济结构变量的社会生产函数:

……(式九)

依据上述(式八)与(式九)两个生产函数,我们即可得到以下的衡量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参数指标和数值。

(1)规模经济指数(弹性指数):g=0.072-0.029x1+0.484x2+0.082y1+0.177y;

(2)资本边际产出:

(3)劳动力边际产出:

(4)技术产出弹性:

(5)市场化产出弹性:

(6)开放产出弹性:

(7)资本所有制结构产出弹性(也即是非国有固定资本占社会固定资本的比重每上升1%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幅度):

(8)资本产业结构产出弹性(也即是非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每上升1%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幅度)：

（9）劳动力所有制结构产出弹性（也即是劳动力由国有经济向非国有经济流动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幅度）：

（10）劳动力产业结构产出弹性（也即是劳动力由农业向其他产业流动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幅度）：

（11）所有制结构产出弹性（也即是所有生产要素的所有制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变化）：

（12）产业结构产出弹性（也即是所有生产要素的二元经济转型带来的经济增长变化）：

上述各种参数指标及其数值也就表明了不同生产因素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效率。当然，如果在这些效率指标的基础上，再考虑不同时期各种参数的具体历史变化幅度，那么我们又可以得到所有制度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以及二元经济转型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

（13）制度――增长贡献率＝市场化产出弹性×市场化指数变化率＋开放产出弹性×开放指数变化率＋所有制结构产出弹性×所有制变化率＝0.155z1+0.144z2-0.029x1lnX+0.082y1lNl.

（14）二元经济――增长贡献率＝资本产业结构产出弹性×资本变化率＋劳动力产业结构产出弹性×劳动力变化率＝0.484x2lnK+0.177y2lNL

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各时期数据（1982年至2005年）代入上述14个方程中，即可得到相关的参数时间序列值（因篇幅限制，这里略去了相关的参数时间序列值）。

依据相关的各参数时间序列值变化的具体情况，我们又可以形成如下的五方面认识：一是从制度变迁、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上来看，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程度要远高于所有制度的变量（因为二元经济转型带来的产业结构产出弹性的平均水平达6.025，而制度变迁的只有0.26），因此，从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的角度上讲，我国过去二十来年的经济增长应当是以二元经济转型带来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主导。二是结合过去各种变量调整的幅度，我们又可以看到我国大幅度的经济制度变量弥补了其产出弹性低下的缺点――非国有经济劳动力就业比重提高了64.23%，非国有经济固定资本比重提高了253.33%，市场化程度提高了245.68%，对外开放指数提高了90%；而与此同时，二元经济转型的较小变化幅度却抵消了其高弹性的作用――非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增加了1.23%，非农劳动力就业比重提高了72.88%。显然，经济制度变量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与二元经济转型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相比，两者间的差异其实并不太大――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4.29%，二元经济转型的贡献率为46.54%，技术水平提高的贡献率为23.13%，而要素投入的增加却达到了16.04%。尽管如此，数据对比上的差距还是告诉我们：我国的经济增长并不似人们想象的那样完全来源于或主要来源于制度的变革，增长的主要来源应可归结为二元经济转型所带来的产业结构的升级上。总的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是渐进式的制度变迁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享受到了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后发优势”（当然，这种“后发优势”又是与制度变迁紧密相连的）。三是之所以我国制度变迁并未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核心与主要的作用，而二元经济转型的作用却是异乎寻常的显著，其原因应主要有以下的三点：首先从规模经济指数上看，我国的规模经济指数虽一直都在提高，但却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而且无约束值也应低于1（位于0.6-0.7之间），这也即说明了我国的经济增长长期处于规模经济递减的状态。其次，从资本的边际产出方程式中（式九），我们又可以看到非国有经济固定资本的增加也有弱化整体资本边际产出的作用。其中的原因就在于，非国有经济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里，而大部分中小企业又是以粗放式的经营为主，因此，国有经济的民营化在其初期并没有提高资本的技术质量和相应的使用效率。最后，从劳动力边际产出及其方程αk/αk=（-0.181+0.082y1+0.177y2）y/L中又可以看到,我国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一直处于恶化状态，而导致这种状态的重要原因就在于y1、y2的值不足够大,以及L存量的只增不减。四是与技术产出弹性相比,各种制度产出弹性的平均水平都很高;然而从发展趋势上看,从1999年起各种制度产出弹性的增长态势均趋于平缓,甚至还有下降的趋势。这一点无形中也就说明了由制度变革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变窄；相反技术产出弹性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加。显然，这种情况也就充分表明了核心技术的培育将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之一[4]。五是与所有制产出弹性、市场化产出弹性以及开放产出弹性的变化趋势相比较，产业结构产出弹性直接上升的趋势也就表明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而制度变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时期将成为历史。原因在于，我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空间依然很大，而各种经济制度变化的空间却已经很小（如，第一产业的比重仍高达16%，农业的劳动力比重仍高达50%多；与此同时，市场化程度与开放度接近80%，非国有工业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高达63%左右）。由此可见，我国未来的经济改革应当将重心放在如何推动我国二元经济转型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上面{5}。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的实证计量以及其他相关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的一些结论及政策建议：第一，我国经济制度的变迁与二元经济的转型共同构成了过去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从总体上讲，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制度转轨、对外开放以及二元经济转型等因素共同作用与协同发展的结果。作为制度变量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以及推进制度变量变化的基础，二元经济转型的滞后不仅会严重制约到制度变革的传导，而且也会直接影响到制度调整的空间。因此，在我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制度――经济增长论与二元经济发展论可以同时成立[6]。第二，如果从各种增长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影响的角度上看，二元经济转型所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同时，虽然从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总量贡献上看，二元经济转型、技术进步、制度变迁以及生产要素的增长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总的说来，二元经济转型的贡献要高于其它因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我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享受了渐进式的制度变革的好处，而且也无形中享受到了转轨的“后发优势”[7]。第三，从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发展趋势以及作用的空间上看，制约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经济因素将会从以往的经济制度瓶颈转向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进步上。而且我们也可以说，核心技术的培育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型将是我国经济边际增长的主导力量[8]。显然这一点也就决定了我国未来经济改革的重心应当从所有制改革、市场化和开放化转向资本产业结构和劳动力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技术的进步上来。第四，资本产权的非国有化虽然对经济增长的绝对速度变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过去简单的“非国有化”发展中，资本产权结构的变化却有弱化我国规模经济与资本边际产出效率的作用。因此，未来的产权制度变革，不仅要注重资本产权所有制之间的流动，而且还必须要注重资本规模的调整以及资本产权调整与劳动产权调整的协调发展[9]。此外，资本产业结构产出弹性、劳动力产业结构产出弹性分别高于它们的所有制结构产出弹性，这一点也就无形中说明了未来资本的产业开放与劳动力的产业流动引导将比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更为重要。因此，往后以所有制为核心的产权制度改革应当逐步淡出，并让位于行业的开放以及二元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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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沈坤荣.体制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增长[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65-68

[5]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3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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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achs, Jeffrey D, “The Transition at Mid Decade”, American EconomicPreview papers ,1996.86:2PP128-133

[9]Vladimir Popov, “shock Therapy verses Gradualism; The End of the Debate”,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2000,XLII,No:1 (spring: 1-57)

A Source Analysis on Our Country economic grow at the present stage: System Changes and Duality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Visual Angle

JIANG Man-Yuan TANG Yu-Bin

经济增长的阶段篇4

引言

旅游业是一个相关性很强的综合产业，正因为如此，旅游本身的包容性也带来了发展的多面性和复杂性。21世纪经济飞速发展，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都给旅游提供了好时机，政府和个人抓住机遇，发展好旅游业，是个环境的贡献更是对社会的贡献。广西旅游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对广西旅游业的研究有些还是经验之谈，并没有结合到广西实际来考虑。

国内关于旅游经济、产业结构与就业的研究丰富，如柳思维等的旅游经济增长与旅游就业增长之间存在不一致性的结论，侯学东认为旅游业在优化产业结构和吸收就业能力上有很大优势，旅游就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依绍华对旅游业的就业效应运用剥离系数方法，认为旅游业对就业的作用并没有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大，对直接相关产业的就业带动能力较强。闫敏对旅游业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旅游并非投入小，见效快的产业，我国的旅游业的产业化水平还有待提升。以上的研究说明旅游业对就业有吸纳作用，对产业结构调整有优化作用，但是作用有多大，如何利用它为社会创造价值，各地区都应该根据自的情况寻求出路。旅游经济是否提高了就业，经济增长是否意味着产业结构协调，本文就这一个问题展开讨论。分析广西旅游发展的现状是否符合经济需求，是否促进了经济发展，是否促进了就业的提高等问题。

1、旅游经济与就业的相关性研究

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二者存在着因果的正相关关系[1]。但是在我国却出现了与理论上不一致的现象，受就业弹性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之间存在非一致性。特别地，在就业弹性下降的情况下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高经济增长率可能伴随着低就业增长率。下面就广西旅游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来进行研究分析。

1.1广西旅游部门就业的现状分析

旅游产业是一个多行业相关联的综合性产业，因此旅游就业也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几个部门，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在吃、住、行、游、购、娱六个方面的就业情况。通过近年来广西旅游部门的内部统计数据发现：旅游就业主要体现在宾馆业，根据表1的数据从04年-09年宾馆饭店平均就业为50020人，占平均总就业人数的62%，其次是旅游景区就业，平均就业人数为15324人，占平均总就业人数的19%，再次是旅行社就业，平均就业人数为8288人，占平均总就业人数的10%，比重最小的管理机构及其它，平均就业人数为6660人，占平均总就业人数的8%。

1.2旅游收入与直接就业的研究分析

旅游收入对旅游就业的影响分为对旅游直接就业和对旅游间接就业的影响。传统的说法是旅游直接就业与间接就业的比例为1：6～8[2]。本文中只讨论对直接就业的影响，也就是旅游收入对旅游部门职工人数的影响。

广西旅游总收入增长率变动幅度较大，从97年的7.49%上升到08年17.29%。虽然在某些特殊年份出现负增长，但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旅游就业增长率变动辐度也较大，整体是呈下降趋势，从97年的24.80%下降到-1.45%。由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03年的非典时期，旅游收入出现负增长，其他时期都是比较规则的稳定性变动。而由于98年金融危机和01年下降趋势比较大，其它时期也是比较规则的平稳变动。

旅游经济与旅游部门职工人数增长在数据上的显示出二者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密切，也就是说旅游经济对旅游直接就业的影响不明显，例如2001年收入增长，而就业并没有立即变动，而是到2002年就业才下降，这就说明经济对就业的拉动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而且整个数据看来拉动和阻碍效用并不明显。

原因：除去1998年和2003年出现的负增长不讨论，九五期间旅游产业基础夯实，处于稳定发展时期，旅游产业蓬勃发展起来，而就业没有受到拉动是因为产业结构发展趋势决定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较低，第三产业中的各个行业都有较大发展空间，所以随着经济总量的提高以及其他新兴产业的发展，旅游就业在总就业量的比重就会下降。

1.2.2旅游就业弹性分析

所谓就业弹性是指反映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之间关系的系数，即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所能带来的就业增长的百分点[3]。

通过对广西旅游就业弹性的分析发现（见图2）：从总体来看，目前广西旅游就业弹性还处在较高的水平上。1997-2008年，平均每年1个百分点的旅游经济增长拉动就业增长0.41个百分点，相当于带来3.27万个左右的旅游部门就业机会，但总体水平是下降的趋势，1999年的弹性系数为0.93，到2006年的弹性系数为0.11，2007和2008年出现了负值。就业弹性为负值的年份分别是1998年、2003年、2007年和2008年，所不同的是，前两个年份是由于旅游经济为负增长而就业增加的情况，为旅游就业的“吸入”效应；而后两个年份是由于旅游经济为正增长而就业减少的情况，为旅游就业的“挤出”效应[4]。

第二，旅游业本身特性决定旅游就业存在的一些弱点：季节性和兼职性造成人员选择的局限，低工资和低技能也削弱了旅游就业的整体素质和积极作用。

1.3旅游直接就业与第三产业就业的关系研究

旅游业是朝阳产业，无烟工业，是新兴的第三产业。而第三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占着重要的地位，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已成为衡量现代经济发展程度的主要标志。我国发展第三产业的重点就应该放在那引起就业容量大、市场需求量大、与人民不断提高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行业[5]。广西是个旅游资源大省，旅游业发展的程度却远不及人意，下表中旅游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我们可以探讨广西的旅游强省之路线。

原因：第一，旅游资源挖掘深度不够，不足以吸引游客，所以发展才会如此缓慢。广西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旅游业成为支柱产业是明智之路，而旅游业发展缓慢也是制约广西经济发展的瓶颈。

第二，政府干涉力度不足，没有制定良好的方针政策来保障就业，就业市场混乱，人员参差不齐，影响了旅游经济总量发展，也就相应的制约了就业的人数。

3、结语

要从旅游经济总量增长的角度，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并增加就业。通过调整旅游产业结构，提高旅游业在第三产业中所占的比重来促进经济增长，以此提高和扩大旅游就业率。反之也可以大力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提高消费质量，优化三大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旅游业以此来提高和扩大就业范围。调整旅游产业结构主要可以从旅游产品、旅游目的地、旅游市场、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调整与优化。

首先，创新旅游产品，现代社会的进步，顾客的需求层次也在不断提高，旅游产品从单一转为多重型，从大众观光转向休闲度假型。从深层次开发广西旅游资源，不要把旅游仅限于风景观光，还有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旅游特色项目等，开发新的旅游线路，这样来增强旅游部门安置劳动力的能力。

其次，加大对旅游目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依托广西旅游资源优势，促进旅游经济开发，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到旅游业，增加就业岗位，带动旅游收入。广西民族风情游、边境异域风情游、滨海度假游、山水特色风光游是主要的旅游资源，开发好这四大旅游线路也能为创收增添巨大的财富。

再次，加强区域联合，形成旅游圈，提高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扩大旅游市场。广西地理位置特殊，东连广东省、香港、澳门，西靠云南省，东北邻湖南江西，再加上北部湾经济圈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发展广西“大旅游”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最后，加强对旅游业的管理体制监督与改革。分清政府及企业个人各部门各岗位的职责和权力，做到各负其责。提高旅游教育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技术水平，培养出不同层次的人才。强化旅游行业管理力度，打造广西旅游特色品牌，推进广西发展旅游战略。提高旅游景区景点的管理水平，保护好游客的安全和利益。政府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加大旅游业对就业的支持力度。（作者单位：1.广西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2.广西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陈安平，李勋来.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研究[J].经济科学，2004，1：30-34

经济增长的阶段篇5

(二)高消耗。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消耗大量物质资源实现的。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水平明显偏高。从主要产品的单位能耗来看，火电供电煤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22．5％，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高2l％，水泥综合能耗高45％，乙烯综合能耗高31％。从主要耗能设备的能源效率来看，机动车百公里油耗比欧洲高*％，比日本高20％，比美国高10％；载货汽车百吨公里油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l倍以上。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的2～3倍。

从水资源利用来看，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且时空分布不均，但水资源浪费严重，利用效率低下。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为0．4，是国外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为100立方米，是国外先进水平的10倍；多数城市供水管网跑冒滴漏损失率超过20％。从矿产资源的消耗强度看，在现行汇率下，我国每万美元GDP消耗的钢材、铜、铝、铅、锌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6、4．8、4．9、4．9和4．4倍，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高出许多。

(三)高排放。高消耗换来的高增长，必然是高排放和高污染。小机组发电比例高，耗煤就多，粉煤灰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就多；立窑水泥比重高，矿山利用率就低，废石和粉尘排放量就多；草浆造纸比例高，耗水量就大，废水排放量就多；低效磷肥比例大，磷矿利用率就低，废渣和废石就多。我国废弃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年我国工业和生活废水排放总量453亿吨，其中化学需氧量排放1348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2120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目前，我国每年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近10亿吨。

(四)不协调。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木桶定律”，是说木桶的实际容量，不是取决于桶壁上最长的那条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条板，那些高出最短木条的部分是无效部分。同样的道理，经济结构不协调状态下的增长，会有相当一部分是无效增长。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无论是三次产业结构、产业内部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还是城乡结构、地区结构、重大生产力布局等都存在不合理的问题，有些方面还比较突出，严重制约着经济的整体增长和总体效益的提高。

从农业来看，我国农业基础依然薄弱，“三农”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农业的“短板”，直接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影响农民的消费水平和农村市场的开拓，并进一步制约其他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从服务业来看，目前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32．3％，不仅低于全世界平均64％的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45％的水平。服务业不发达，就不能为其他产业提供便捷、高效的物流服务，质优、价廉的信息服务，以及高效的融资、市场中介等服务，就难以促进其他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和技术创新，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服务业的“短板”，影响其他产业的竞争力和发展水平，并最终降低经济增长的效益。据估算，我国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DP的比重高达20％，比发达国家高出近1倍。

从工业来看，虽然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工业的整体水平已有了很大提高，但传统产业、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占主导地位，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装备制造业的水平不高。许多关键设备都要依赖进口。据统计，我国光纤制造设备和60万千瓦发电站控制设备的几乎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的85％，石油化工制造装备的80％，轿车工业装备和数控机床等的70％都被进口产品占据。装备制造业基础性强、关联度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生产消耗水平和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技术装备水平落后，能源、原材料消耗就高，产品的层次和附加值就低，产业的竞争力就差，增长的代价就大。这些行业的“短板”，特别是关键技术设备受制于人，必然会减缓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进度，增加结构升级的成本，削弱在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从而制约增长质量和竞争力的提高。

从企业组织结构看，我国企业组织结构相对落后，“大而全”、“小而全”在某些行业依然突出，专业化分工不够发达，行业集中度不高。不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影响劳动力、技术、资金等资源的优化组合，会造成人力与物力资源的浪费，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加企业的成本，削弱整个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竞争力。

(五)难循环。从资源流程和对环境影响的角度考察，增长方式存在着两种模式：一种是传统模式，即“资源一产品_废弃物”的单向线性过程，创造的财富越多，消耗的资源就越多，产生的废弃物也就越多，对资源环境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另一种是循环经济模式，即“资源_产品_废弃物_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以尽可能小的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模式，在一些发达国家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全世界钢产量的1／3、铜产量的1／2、纸制品的1／3来自于循环使用。水的循环利用更为普遍，一些发达国家在17个产业部类的生产中，水资源的消耗速率已达到“零”增长，有的已实现负增长。国外钢铁企业采用高炉喷废塑料、余热余压发电等资源综合利用技术，不仅减少了污染，还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美国用铝废料生产的再生铝占其铝产量的50％以上。巴西铝饮料罐的回收率高达85％，日本为82．5％，美国为55．4％。

目前，我国资源回收率还比较低，综合利用率不高，许多可以利用或再利用的资源却成了废弃物。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为33％，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55％，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分别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0个、*个和20个百分点。煤炭资源综合回收率为30％左右，其中大中型煤矿为40％～50％，小型煤矿只有10％一15％。我国每年产生上亿吨的粉煤灰，历年积存量已有30多亿吨，目前的综合利用仅限于生产水泥、墙体材料或者铺路、建坝等，大量高附加值的物质没有开发利用。我国每年约有500万吨废钢铁、20多万吨废有色金属、1400万吨的废纸及大量的废塑料、废玻璃等没有回收利用。

(六)低效率。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的增长，必然是低效率。我国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46、日本的1／41、法国的1／34、德国的l／32。剔除农业人口多的因素，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也只相当于美国的1／30、日本的1／18、法国的1／

16、德国的1／12和韩国的1／7。我国水泥企业的人均年产量不到500吨，世界先进水平一般在8000吨以上。我国重点煤矿原煤生产效率是每人每天3．4吨，而美国为44吨，德国为11吨，俄罗斯为9吨。

经济增长的阶段篇6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依据

1.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早在1867年，马克思就在《资本论》中区分了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关系——人与自然的研究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名论断已被人们视为“历史性前瞻”，至今仍给人以启迪。

马克思告诫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大自然。人类经济社会系统是大自然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基础。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如果我们不认识和正确应用自然规律，不按自然规律办事，就要遭到自然界的报复性惩罚，“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

2.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理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理论有早期经济增长理论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之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与不同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直接反映在不同经济时期的增长理论上。在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阶段，由于人口增长与粮食等产品增长的不同步，人口增长的扩张性与土地等生产能力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不平衡，因而产生了理论上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对于经济增长依赖于基本生产要素驱动的困境，斯密与李嘉图等曾持悲观态度。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理论上的“马尔萨斯陷阱”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在早期增长阶段，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资本的积累。

新增长理论的内生增长模型是对新古典增长论的完善和修正，其共同特点是强调内生化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新增长理论说明，要素投入的增加只有在其能够带来科技进步的条件下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科技进步必须遵循内在实现机制。

3.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研究。研究经济发展方式，首先应该研究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对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时，美国经济学家丁·克德思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丁·克德思指出，全要素生产是指产量与全部生产要素投入量之比。美国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丹尼麦运用克德里克的全要素生产理论把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两大类，即总投入量和单位投入量的产出量(全要素生产率)；并且指出，总投入量主要包括劳动、资本的投入量；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包括知识生产、资源配置的落差、规模经济等。

丹尼麦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被各国经济学家所关注，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在理论界，比较公认的影响增长的因素主要有：劳动力、资本的投入，广义技术进步如新技术的发明应用，工艺水平的提高，经营管理的理论化，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产业结构的优化即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经济环境的改善(包括经济体制的效能、政府部门的效率和社会的稳定等)。在这里，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可分解为数量和质量两种，总投入数量属于经济增长的数量因素，全要素生产率属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因素，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有数量扩张型增长方式和质量效益型增长方式。在一定时期内，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总投入量的增加而带来的增长就是数量型增长，一般称之为粗放型增长；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带来的增长，就是质量效益型增长，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集约型增长。

4.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增长方式。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以P·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为开端，现代经济学把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划分为4个阶段；对应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的增长方式。对于这4个阶段，虽然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命名，但他们对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增长方式内容的分析却几乎如出一辙。

第一阶段是“起飞”前阶段，即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前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增长缓慢并且主要依靠增加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投入来实现，农业是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M·波特(Michael Porter)把它定义为“生产要素驱动阶段”。

第二阶段是从18世纪后期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到19世纪后期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前的“早期经济增长”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以机器代替手工业，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成为主导产业。M·波特把这一发展阶段定义为“投资驱动阶段”。

第三阶段是l870-1970年的百年发展时期。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早期经济增长阶段的增长方式的区别在于，经济增长已经主要不是靠资本积累驱动，而是主要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实现。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现代制造业与现代农业。S·库兹涅茨(simon Kuznefs)把这种增长方式叫做“现代经济增长”，M·波特把这个阶段定义为“创新驱动阶段”。[2]

第四个阶段是1970年以后逐步向信息时代或者知识经济时代过渡。用信息技术改造、优化、提升国民经济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信息化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是渗透于各行各业的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技术产业。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依据

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和科学发展观来解析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可以发现，我国经济之所以长期粗放而且转型艰难，在主观上，是与战略指导上的价值观、发展观、政绩观密切相关；在客观上，是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的新变化及国际背景的新变化密切相关。

(一)战略指导上的价值观、发展观和政绩观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财富拜物教的价值观、追求GDP数量增长的发展观深刻影响着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这是战略指导思想出现偏差的深层次文化根源。

自18世纪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在创造出惊人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把物质财富当成了那个时代的图腾，当成了衡量一切价值的基础。而且，亚当·斯密(后来还有边沁和穆勒)把自利和对功利主义的追求，上升为社会繁荣进步的源泉。作为传统工业文明的一种主流价值观，功利主义已渗透到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长期以来，我们把以财富拜物教、功利主义、享乐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价值观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殊产物，殊不知，这种价值观在社会主义中国照样大行其道。在我国，在宏观层面上，对财富的崇拜表现为对GDP增长速度的追求；在企业层面上，财富拜物教表现为对利润的最大化崇拜。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疯狂地扩大生产规模，滥用资源，将环境污染“外部化”。显然，这种价值观、发展观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方式格格不入，与生态文明格格不入。

(二)所处发展阶段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产业结构均由“一二三”演进到了“二三一”阶段，即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并且处在起飞后的高速增长期，第二产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在这个阶段，有许多因素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1.正面影响

(1)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坚实基础。

(2)高新技术蓬勃发展，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坚实的科学技术支撑。

(3)重视生态、重视环保的思想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4)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制度，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制度保证。

(5)城市化发展和城市规模效益的提高，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条件。

(6)融入经济全球化使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内外两个市场和多种资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了外部条件。

因此，现在我们已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佳机遇期。

2.负面影响

(1)在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能源、资源的高消耗仍将是我国经济领域的有关重要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早期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影响很大，国际背景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影响也不可低估。为了吸引外资，全国各地纷纷出台一系列包括减免税收、廉价甚至无偿出让土地、压低劳动工资等手段招商引资，而且低设环保门槛。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发达国家趁机把资源消耗型、污染型产业纷纷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自己则以主导者的身份占据且控制着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技术研发、品牌和销售终端等高端环节。正是在这种国际分工格局中，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我国引进了不少资源能源消耗大、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环境污染大的产业，中国成了加工制造大国。这种“低端锁定”增加了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经济增长的阶段篇7

为扩展经济增长理论,更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笔者曾构造了一个新古典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综合体(《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与中国积极增长路径转换》,刊载于《中国软科学》2009第3期)。其中,市场的活动主体为逐利的厂商,可以选择模仿或者自主创新来推动技术进步,同时也考虑了资本投入的异质性,以中间产品种类的差别体现资本异质性,其中的扩展模型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展开分析,当条件满足时,发展中国家能够实现赶超;当条件不具备时,这些国家就只能陷于模仿陷阱,增长停滞。在发展中国家应以模仿为主的发展阶段,创新型企业无法在竞争中战胜直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模仿型企业,因而研发投入并不会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更多的促进作用。而且,由于研发活动还要占用一定的生产资源,可能反而会表现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性。所以,在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处于较低阶段时,技术进步主要靠模仿来实现是有效率的,此时研发活动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小,甚至会阻碍增长,投资特别是物化了更先进技术的设备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应有显著的推进作用;当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发达国家出于保护本国技术领先及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会停止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继续模仿的成本上升至自主创新开始有利可图时,发展中国家的自主研发才会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此时,设备投资不再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让位于研发活动了。在由以模仿主导的技术进步向以独立自主创新为主导的技术进步转变的过渡阶段中,逐利企业也会发挥主体作用,同时政府干预,向下扭曲要素价格,高估企业价值对于经济快速实现赶超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新古典增长模型相比,不同之处在于,笔者的“模仿通向创新之路”的模型之中,融合进了内生的技术进步;而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相比,最为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推动技术进步的主导形式具有阶段性。

这样,我们得出如下基于理论分析对于中国及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的几点判断:

1.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技术进步路径具有内生的演化机制。逐利的微观主体为引导全社会推进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发生变化,由以模仿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为主要形式推动技术进步的阶段,过渡到以自主研发为主要形式实现技术进步的阶段。所以,后发国家要建立起市场环境,特别是培育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这种创新精神有助于推动全社会的技术进步。

2.模仿的先进技术多数物化在机器设备当中,因而对于处在模仿阶段的国家,高投资率是更多引入先进设备,推动技术进步,从而实现经济更快增长的保障。如果国内的储蓄率过低,不足以支撑高投资率,可以借助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弥补国内投资不足。国际经验表明,相对于向国外借款,外国直接投资因无需还本付息,对于经济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更为稳妥。但是,当一国技术水平发展到以自主创新为主要形式推动技术进步的阶段以后,外国直接投资对于本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就会下降,所以不能盲目迷信引进外资来促进增长的作用,FDI加速经济增长具有阶段性。

3.由于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够顺利实现由模仿到创新的转换,有的国家陷于模仿陷阱,经济停滞。陷于模仿陷阱的因素有很多,相应地也为政策选择留有很大余地。依靠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能够得到较快的增长速度,但并不能使得陷入模仿陷阱的国家避免经济最终停滞在较低水平的均衡处。此时,需要选取的政策措施包括提高模仿效率和降低资本使用成本,增强企业的获利能力,提高企业价值,借此摆脱模仿陷阱。

4.对于能够自发实现技术进步形式提升的国家,在本国技术进步处于模仿阶段时,可以通过高估企业价值的政策手段加速经济增长过程,缩短该国经济处于模仿阶段的时间。高估企业价值可以通过向下扭曲要素价格和本币贬值得以实现。这样的政策手段在依次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中国的增长路径中,都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

5.中国30年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处在模仿阶段中,低价工业化的加速效应,这在改革初期的制度变化带来的效率提升消耗殆尽后更为明显。所以,截至本世纪初,中国的经济增长都在最优增长路径上或在其附近运行。伴随着经济增长,中国实现了大幅度的技术进步,而非毫无意义的粗放式增长。

6.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路径,基本处于由模仿向创新的过渡阶段,对外模仿、吸引外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会出现下降,而自主研发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显著上升。要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地增长,必须处理好模仿阶段和自主创新阶段的衔接,不同阶段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极为不同。模仿阶段政府可以有较大的活动空间,甚至可以主导经济的发展,通过向下扭曲要素价格和超贬本国汇率等手段,直接干预经济,提高企业的获利能力来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在自主创新阶段,政府的活动空间相对减小,因为任何违背市场的定价机制从长期来看都是难以为继的,如果厂商和消费者具有完全理性,那么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在短期内也是无效的。在由模仿阶段向创新阶段的过渡期间,最优状态应该是政府逐渐减少对经济的扭曲,将生产资源的定价权逐步交还给市场。

7.由模仿阶段向创新阶段的过渡绝不是瞬间能够实现的跳跃式过渡,而是渐进式的过渡。起先是整个国家处于模仿阶段,生产中间产品的所有厂商完全向发达国家模仿;随着本国技术水平的提升,小部分能力最强的厂商开始创新,而大部分厂商仍然处于模仿阶段,此时模仿企业可能会将模仿对象转移为国内的技术领先者,特别是在国内市场需求超过领先厂商生产能力时,更为显著;当国内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大部分厂商开始转向研发活动,只有小部分能力极差的厂商模仿,直至最后所有技术领先者均自主研发来推动技术进步。在过渡阶段中,国家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也要相应地作出调整与变动,以适应经济增长路径的顺利过渡。这就包括在模仿阶段被扭曲的要素价格和被贬低的本国币值的调整。理论与实践都告诉我们,这种调整应该谨慎对待,否则极易引起整个经济的大幅度震荡。如日元升值过于激烈,相应配套政策推出不利,致使日本的整体经济陷于停滞达十年之久。

向下扭曲要素价格,高估企业的获利能力,确实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只限于模仿阶段,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当企业进入创新阶段以后,被扭曲的要素价格也包括被低估的汇率都要回升至正常值。如果中国真的已经进入了创新阶段,或者是进入由模仿到创新的过渡阶段,那么这种价格重估就是常态,而非短期冲击。要做到两个接受:一是接受模仿企业获利能力逐渐下降的事实,二是接受经济增长率开始放缓的事实。

劳动力的价格增添了社会保障性的支出;资金价格的重新估值是恢复了资本的市场价格,或者,至少是资本价格向其自身的市场价格回归;资源价格和土地出让也不再为招商引资服务,开始体现它们应有的价值;这一切都在压缩企业的获利能力,进而降低了企业的价值。企业价值的降低宏观上相应表现在经济增长率上,就是经济增速的减缓。

当然,生产要素价格的回归幅度与速度要有优化选择,与所处的技术进步路径的状态(即模仿实现技术进步与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的相对比重)相适应。特别是对劳动力的价格回归更要平稳,如果分配给消费的资源过多,就极易形成未富先老的社会状态,追求过多的社会福利将使得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

经济增长的阶段篇8

我国的宏观调控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过去，我们往往在出现严重通胀后才被迫采取高强度紧缩措施，造成经济大起大落。而此次宏观调控在经济出现过热苗头时，就迅速采取紧缩措施，不仅避免了经济强幅震荡，而且保持了平稳快速增长。这说明我国宏观调控已过渡到第二阶段。现在的任务是如何掌握利用微调来调控经济，将其控制在适度区间的方法和技巧。

我国此次宏观调控实际上是中等程度干预，它的效果虽然好于高强度干预，但低于微调。与后者相比，它有三个弱点。一是滞后性。它往往在经济运行已经偏离适度区间，过热或过冷初步形成后才进行干预，错过了最佳时机，有些失之过迟。二是力度偏大。由于经济运行已偏离适度区间，要将它扭转回适度区间，需较大的调控力度，这容易引起经济震荡。三是缺乏灵活性，不能对付经济惯性的冲击。

经济运行有两大特点，一是方向的变动性，即其总是交替向上或向下运动，不会停止在某一点上。二是惯性，当经济向上或向下运行时，有一种冲力，即使加以抑制，也会在原有轨道运行一段时间后才会停下来。例如，当经济处于上升趋势或上升通道时，经济惯性会使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如果不加以阻止，会很快越过潜在增长率和适度区间，进入经济过热。但如果采取强干预，则由于力度太大，产生矫枉过正的偏差，即不仅阻止了经济趋向过热，而且使之转为过冷，引起经济震荡。只有采取微调手段，才能适度减缓经济惯性的冲击，将经济稳定在适度区间。由此可见，宏观调控有两个任务：一是扭转经济运行方向，即在经济过热（或过冷）时，采取高强度或中等强度措施，使之由上升（或下降）转为下降（或上升）。二是使用微调手段来阻击和抑制经济惯性的冲击，将经济增长率控制在适度区间。如果第二个任务完成的好，第一个任务也就不需要了。

二、宏观调控的微调工具和技巧

从我国的宏观调控历史来看，我们比较善于高强度和中等强度调控，对于微调还比较生疏，缺乏深刻的认识。其原因之一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微调工具。要掌握微调技巧，需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微调工具，确定微调幅度和频率，正确判断微调启动时机，三者缺一不可。

（一）微调工具

发达国家选择的是利率，这与它们已建立起相当成熟的市场经济分不开。而我国刚刚建立起市场经济，还不完备，利率也没有实现市场化，因而无法以利率为主要微调手段。更何况，利率的调控空间小、时滞长，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局限性较大，并不是最理想的工具。

与之相比，投资贷款增长率具有很多优点。经济增长从短期来看，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而投资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投资资金的多寡，特别是投资贷款的多少。因此，抓住了投资贷款增长率（即信贷闸门）也就抓住了经济增长的“牛鼻子”和要害，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实际上，利率也是通过投资贷款增长率来间接影响经济的，即利率的升降影响投资贷款增长率的增减，进而影响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从我国此次宏观调控来看，正是管住了信贷这个闸门，才及时制止了经济过热。

央行直接调控投资贷款增长率是行政手段还是经济手段呢？它实际上是经济手段。一般来说，在货币领域，凡是央行只控制总量不管资金具体使用，而由商业银行或经济主体自行决定的，都属于经济手段。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贷款增长率，特别是投资贷款增长率与银行准备金率一样，都属于货币政策工具，所不同的是它的作用更直接，效果也更显著。

（二）微调幅度和频率的确定

发达国家微调的幅度是每次变动利率0.25个百分点，属于小幅调整。对投资贷款增长率的调整也应如此，以小幅调整为主，每次变动0.25―0.5个百分点为宜。微调的频率不宜过快，要有一定的间隔，以观察效果。如果微调频率过快，间隔过短，等于几个微调叠加在一起，成为“重调”，容易引起经济较大波动。特别是投资贷款增长率，它的调整要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影响经济增长率，因此每次调整后，应等一下，观察效果，不可操之过急，频繁调整。

从微调的实际效果来看，美国运用的比较成功。例如，为对付通胀压力（即经济增长率越出适度区间上限的压力），美联储从2004年6月到2005年12月，连续13次提高利率，使之从2%提高到4.5%。这些经验值得借鉴。对于我国来说，在进行微调时，无论是提高还是降低投资贷款增长率，都要一点一点地进行，走一步看一下，宁可慢一些，要有足够的耐心。

（三）微调启动时机的判断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经济运行处于上升（或下降）趋势的情况下，当经济增长率高于（或低于）潜在增长率时，启动微调，阻击经济惯性，将其控制在潜在增长率附近，至少不能偏离适度区间；另一种情况是经济过热，政府采取紧缩措施，使经济增长率由上升转为下降，但由于阻力太大，经济增长率迟迟不能回归适度区间。这时，就要启动微调来加速回归进程。

掌握微调启动时机，首先需要确定经济增长适度区间。经济增长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扩大再生产过程。决定扩大再生产的因素主要是投资和生产技术效率。由于后者在短期内相对稳定，因此投资量的变动对扩大再生产至关重要。从这一点出发，扩大再生产过程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企业筹措投资资金阶段(简称筹资阶段)。由于我国企业投资资金很大一部分，甚至主要部分来自银行贷款，而它又容易为政府所调控，因此，投资贷款增长率成为该阶段的核心指标。第二阶段是企业使用筹集来的资金进行实际投资阶段(简称投资阶段)，核心指标是投资增长率。第三阶段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阶段(简称经济增长阶段)，核心指标是经济增长率。第四阶段是经济增长率影响总量均衡阶段(简称总量均衡阶段或通胀阶段)，核心指标是通胀率。这四个阶段及其核心指标，组成了新的经济运行评价指标体系的主干。从其相互联系来看，投资贷款增长率是先行指标，投资增长率是次先行指标，经济增长率是同步指标，通胀率是滞后指标。

三、我国经济运行评价指标体系的参考数值和政策选择

从我国情况看，根据经济模型测算，上述四个阶段达到均衡时核心指标的参考数值是：通胀率为3%，适度区间为1―3%；适度经济增长率或潜在经济增长率为9.3%，适度区间为9―9.6%；适度投资增长率为16.5%，适度区间为15―20%；适度投资贷款增长率为6%，适度区间为5―9%。

运用上述参考指标来观察我国2005年经济运行态势，可以发现通胀率比2004年同期下降2.1个百分点，达到1.8%；经济增长率为9.9%，比2004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但高于适度区间的上限；投资增长率为25.7%，比2004年同期下降0.9个百分点，仍明显高于适度区间的上限；投资贷款增长率（由于我国没有投资贷款的统计,因此只能以贷款总额减去消费贷款后的余额来代表之）连续下降，从2004年12月的13.5%回落到2005年12月的10%，向适度区间的上限靠拢。

经济增长的阶段篇9

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汉森认为，促成经济进步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发明、新领土与新资源的发现和开发、人口增长。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人口增长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生产力越发达，人口增长的基础就越牢固；另一方面，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反两方面作用，小基数下的适度人口增长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过度的人口膨胀则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

经济增长对人口容量的影响

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会吸引大量外来人口。到2000年，常住人口比户籍人口多692万人，净流入长三角人口10年间增长18倍。

事实上，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两者是复杂多变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总人口增长较慢而GDP增长较快，到1985年后，二者呈现出同向关系。类似情况也可以从在业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关系数中得到体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业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出现了负相关，当时大批外地劳动力返乡，在业人口出现负增长，但经济依然保持相对高速增长，直到2001―2002年，在业人口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才重新回到同方向变化。然而，就总体而言，从1978-2002年，无论是总人口增长还是在业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促进的。本文将1978年到2002年主要年份的在业人口和GDP总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两者呈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稳定在0.99以上；将总人口与GDP总量进行相关分析，其相关系数高达0.83―0.89之间，呈高度正相关。

产业升级对人口容量的影响

根据钱纳里的标准，2002年，长三角人均经济水平为5258美元（PPP价格），处于工业化的初、中级阶段之间，江苏8市和浙江7市大致处于这一阶段，唯有上海市人均经济总量以常住人口计算为7458美元（PPP价格），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后期，而我国则为3920美元（PPP价格），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

从三次产业构成来看，2002年长三角经济发展阶段处于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第一产业占GDP的6％，低于标准水平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GDP的52％，与标准水平一致；而第三产业为42％，高于世界平均2个百分点。

从分地区看，浙江7城市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为8.43％，比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标准8％高0.43个百分点，与长三角地区第一产业占GDP6％的水平高2.4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低于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标准水平2.36个百分点，比长三角地区平均水平高2.2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比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标准水平低2.79个百分点，比长三角地区平均水平低4.7个百分点。换言之，浙江7市的产值结构处于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但人均GDP与世界低收入国家相近。

江苏省8城市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为7.02％，比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标准8％低0.98个百分点，与长三角地区第一产业平均水平高1.0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低于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标准水平1.43个百分点，比长三角地区平均水平高1.3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比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标准水平低0.45个百分点，比长三角地区的平均水平低2.36个百分点。江苏省7市的产值结构处于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但人均GDP与世界低收入国家相近。

而上海市的产业结构虽属于发达阶段的初中级阶段，但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已降至2％，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低于标准水平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比标准水平高11个百分点，与世界中高收入国家1998年的平均水平相近。

将长三角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2002年，长三角人均GDP达到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而我国的人均GDP经调整为1892美元(PPP)，基本接近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从就业结构看，2002年，长三角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为26％，低于工业化中级阶段24百分点，比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高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为41％，比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高11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为33％比发达经济的初中级阶段低17个百分点。总体判断，长三角都市带就业结构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之间的水平。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注意到，长三角都市带第二产业，无论是产值结构还是就业结构，都高于工业化中级阶段的标准水平，这可能与制造业的世界性转移相关。

把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结合起来看，长三角都市带第一产业，26％的就业人数仅创造了6％的GDP，其生产力水平低下；第三产业以33％的就业人数创造42％的GDP，落后于第二产业以41％的就业人数创造52％的GDP。这说明长三角都市带的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还不协调，就业结构滞后于产值结构，并且第一产业投入劳力多、产出少、效率低。

从纵向看，2000年与1990年相比，长三角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下降达12.6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基本维持不变，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上升了12.35个百分点。同时，长三角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超过了第一产业，从第3位上升为第2位；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从第2位下降为第3位。按照人口就业结构模型判断，长三角人口就业结构已从传统的正金字塔型转变为过渡时期的鼓型模式。目前，长三角的产业结构基本实现了调整与合理化阶段的任务，开始进入升级与高级化的阶段。这符合世界性产业发展规律。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人口容量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本质要求。产业结构升级将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通过平衡要素在不同部门的生产率来提高社会平均生产率水平。一般说来，生产率提高较快的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趋于上升，而生产率提高较慢的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会趋于下降。显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本质要求，只有产业结构升级，才能获得经济学上所谓的“集约增长效应”。而且，产业结构升级也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没有产业结构的升级，可持续发展只能是一种理想。

其次，产业结构的升级有利于区域人口容量的增扩。如前所述，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阶段密切相关。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大批农村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使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不断减少，比重不断降低，而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迅速上升，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城市化水平提高。虽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到高度工业化阶段逐渐趋向饱和，但是，依靠科技进步创造越来越高的劳动生产率，第二产业仍然是保证人口容量扩大的基础。加上工业化中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不断涌现的第三产业门类，以及三产本身的高度化，进一步增强了吸纳劳动力和容纳人口的能力。

将1978―2002年长三角人口增长率分别与同期三次产业产值增长率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产业产值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11，说明人口增长越快，第一产业的产值增长速度越慢，从另一侧面说明了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而第二、第三产业产值与人口增长率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09和0.60。换言之，一定规模的人口或劳动力是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的基础，同时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支撑了区域人口和劳动力的扩容，这也正是经济效率高的大城市人口集中的原因所在。

就业增长弹性变化对人口容量的影响

就业弹性系数是研究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数量关系的函数，指劳动力就业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比率，其经济含义是：

经济每增长1％，就业能增长多少个百分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就业就弹性系数不断趋于下降。索洛增长模型表明，技术进步率、资本投入增长率以及劳动与资本产出弹性均与就业增长率负相关，因为节约劳动型和资本密集型的经济增长会产生就业挤出效应，降低GDP就业弹性。

1978―2002年，长三角都市带主要年份的在业人口与GDP总量的相关系数在不同的时期里基本保持一致，高达0.99，人口总量与GDP总量的相关系数略低于在业人口，但仍高过0.8以上；若将GDP增长率与同期在业人口增长率进行相关分析，则发现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498。这表明在过去的20多年里，长三角都市带在业人口增多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增长，但人口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有变化的。

如从1978年到1980年，或者从1980年至1985年，总人口增长率与GDP增长率是负向关系，说明从改革开放之初，到1984年国家出台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小城镇落户政策以后的一段时间，降低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务工经商的成本。

本文计算了1990年到2002年长三角都市带分产业的就业弹性，从中看到20世纪90年代，长三角都市带有资料的十二个市第一产业的就业弹性无一例外地是负值，表明长三角十二个城市第一产业是劳动力输出部门。

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在长三角各城市表现不一，上海、苏州、南通、扬州、泰州等五个城市，第二产业就业弹性小于0，说明这五个城市的第二产业随着改革的深入，减人增效的国企改革效果显著，第二产业产值的增长快于在业人口的增长速度，甚至出现第二产业的产值增长与就业人数减少并存。但浙江省有资料的六个城市中，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均大于0，尤其是绍兴市，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高达0.3，宁波、嘉兴和舟山市就业弹性均高于0.1，与江苏、上海的负弹性完全不同，这说明浙江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劳动就业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有力地缓解了就业压力，这可能与浙江发达的民营经济有关。浙江第二产业发展仍不充分，随着世界制造向第三世界的转移，浙江民营经济必然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生增长点。

经济增长的阶段篇10

经过30年的经济改革与经济转型，我国逐步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工业化逐渐成熟、开始迈进工业化高级阶段和经济稳定增长阶段，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表现为：

一、工业化进入由中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时期

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当年价格1090美元），2007年我国GDP为246619亿元，比1978年的568018亿元增长了4214倍多。按照钱纳里的标准，我国进入到了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时期，工业化由中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也进入到了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过渡期，这一时期既是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0，也是经济发展的/矛盾凸显期0。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国将迎来一个大规模固定资产、设备的更新阶段，并由此带来三方面的经济机遇。一是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更新，必将带动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二是重型机器制造业正在逐步建立和形成；三是自主创新的开展必然介入成套机器设备的更新。从所处的矛盾凸显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以来，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和矛盾更为显著0。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发展不平衡、社会转型期的矛盾，以及国内体制和外部环境中的新问题开始集中显露出来。产生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地区差距扩大，经济结构失衡、失业和通货膨胀等问题。

二、整体经济发展进入双重转型期

改革30年的经济发展不是一般的发展，而是一种典型的转型发展，经济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双重制度变迁0的特征，在双重制度变迁背景下整体经济发展进入到了双重转型期：一方面要实现发展的任务，实现由贫穷落后向富裕状态的转变，缩小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另一方面要加快经济转型，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统一为一个过程。从经济发展来看，既要加速实现传统经典工业化时代的任务，又要迎接信息化时代工业化的挑战。从经济转型的任务来看，面临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工业化由传统工业化向现代新型工业化的转型，城市化由人口城市化向以产业为支持的功能型城市化转型，经济发展从规模扩张型向效率提高型转型，社会由封闭向开放的转型。双重制度变迁既增加了制度变迁的成本，又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结构调整成为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题

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以结构调整为特征的新阶段，从产业结构的演进来看，2006年我国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214B4713B4013，对照工业化先行国家产业结构的历史演变，目前中国产业结构演进阶段转换的/拐点0已经出现。从就业结构来看，2006年中国劳动力在三次产业的分布结构为4418B2318B3114，/非农0产业占就业的比重仅为5512%，比之工业化先行大国最低2/3，平均70%以上的比重低得多。从城市化来看，中国的城市化率尚未突破50%，按照/常住人口0统计的/城市人口0占总人口的比重，2007年仅仅为4419%。因此，结构调整成为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题，在新的发展阶段需要在产业结构调整与需求结构升级方面做文章。在需求方面，大力发展消费信贷，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在供给方面，重点发展装备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要形成以住、行为主要增长点的需求结构和以高加工度、技术密集、创新推动为特征的产业结构。

四、消费的增长效应逐步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消费结构变化显著，消费方式逐步从生存型转向发展型和享受型。在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中，住房、交通、文化教育、医疗保健、通讯等方面的消费比重不断上升，食品消费不断下降，恩格尔系数由1993年的01869逐渐下降至2003年的0155，进而下降到2006年的01428。这说明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发展性的消费正在加速增长。

消费结构对发展度的贡献率不断增长，1993年为111%，2003年为218%，而2006年上升至413%，这是由于收入快速增长，资产市场上财富效应不断扩大，以及社会服务与保障体系改革的进展等因素所致，并且消费增长很可能最具活力。中国经济正在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拉动型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在逐步超越投资，2006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9%，大大高于投资（36%）和净出口（15%）的贡献率。这些变化预示着中国经济发展迎来了大众消费时代。

五、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加强

经济增长的阶段篇11

新常态发展阶段至少可以延伸到2030年

当前，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已经成为共识。正如所指出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将面临深刻调整，体现在增长速度的适度下调、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增长动力的显著转换。

认识新常态有必要从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视角理解。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增长率大致经历了三个经济增长周期，对应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包括：8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的改革；90年代开始的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2000年以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三个经济增长周期对应了三次阶段性经济增长率下调，即：1984-1990年期间下降了11.3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5.2%下降到3.9%）；1992-1999年期间下降了6.7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4.3%下降到7.6%）；2007-2014年期间下降了6.8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4.2%下降到7.4%）。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的阶段性经济增长速度下调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上述数据也表明，只要经历过超高速增长（例如，阶段性增速高点达14%以上），必然要经历阶段性的经济增长下调。这是因为超高速增长必然带来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而随后的增长速度下调就是通过减速换挡解决结构性矛盾，其本质是经济结构调整。因此，对当前的阶段性增长速度下调没有必要悲观，而是要充分认识到阶段性增长下调的必然性、客观性和积极性。

经济结构调整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突出特征和本质要求。首先，从产出结构来看，第三产业将取代第二产业，中国经济逐步进入到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形态，预计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望达到60%以上（2014年为48.2%）。其次，从需求结构来看，最终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将持续提高，预计2030年达到65%左右的水平（2007-2014年期间基本维持在50%左右），逐步实现经济再平衡（1978-2002年之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值超过60%）。因此，从长期的结构调整来看，新常态发展阶段至少可以延伸到2030年，这也客观地决定了“新常态”中“常”的内涵。

经济增长六大新动力的培育

“新常态”中“新”的内涵在于挖掘和培育增长的新动力，进而引领新常态，实现调结构和稳增长。这对于“十三五”时期乃至到2030年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培育新动力首先需要客观识别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因素。根据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索罗模型预测，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已经不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促进性因素。例如，总体储蓄率在近年来已经达到50%左右，不会再有上升空间；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率也将伴随着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转变出现负增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比重已经从2010年开始下降。此外，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每1%的经济增长率所隐含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也越来越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性因素。因此，按照经济增长核算的构成来看，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保持中高增长速度必然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培育。总体而言，可以归结为六大动力：创新驱动发展动力、绿色发展动力、新型城镇化动力、区域经济动力、参与经济全球化动力和包容性发展动力。

首先，创新驱动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第一动力，这也是适应我国人口老龄化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在构建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是基础，人才事业的蓬勃发展是支撑，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是关键。从国家政策引导来看，国家先后出台了科技、教育和人才发展的三个中长期规划，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设定了制度支持体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关键在于尊重创新的基本规律，深入落实三大中长期规划，提升教育竞争力，培育一大批创新人才，使教育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进而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取得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创新成果。在新常态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新动力应当着力实现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大力提升科技能力，由跟踪、模仿的“追赶式”发展向立足于自主创新的“跨越式”发展转变，在若干领域走向世界创新前沿，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上取得更多的重大突破，在某些领域实现由“跟跑者”变为“并跑者”，甚至是“领跑者”；其二，依托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科技进步对产业升级和新产业发展的支撑，推动“中国制造”快速向“中国创造”转变；其三，构建和完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体制机制，释放全社会的创新潜能，促进科技、金融和市场的有效融合，推动产业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

其次，绿色发展是突破未来经济增长所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我国已经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绝对减排，这也决定了到2030年左右，单位GDP的减排速度至少要与经济增长率相一致。这在客观上也要求不断提升绿色发展能力，尽早收获“绿色红利”，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既要坚守“底线思维”，即把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作为“发展红线”，列入五年规划的约束性指标；也要有“创新思维”，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生态补偿机制、循环经济发展体系，创新绿色发展动能。此外，作为发展的新动力，绿色发展将催生规模巨大的绿色产业，进而带动大规模的绿色投资，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和提质增效。

第三，我国仍旧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达54.77%），这个过程预计可以延续到2030年，从而进入到城镇化发展的成熟阶段（70%左右）。未来新型城镇化建设将继续成为产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公用事业投资、第三产业发展的驱动力，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新常态发展阶段，把新型城镇化建设培育成为新动力的关键是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进而实现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第四，区域发展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空间动力，将进一步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先后经历了东部优先开放（1979-1999年）、区域协调发展（2000年以后）两个主要阶段，区域发展战略的设定总体符合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近年来，主体功能区战略成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的总体战略，提出了以“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以“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以“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这将继续推动经济发展、人口布局和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还处于开始阶段，必将成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三大战略，即“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从而进一步重塑国内不同区域板块（指的是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之间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地理，带动国内各区域间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投资需求，进而推动产业发展、贸易增长和人员交流，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第五，更广泛地参与经济全球化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开放动力。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打造对外开放的升级版、新格局，这包括积极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协定谈判、设定若干个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同时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等。与以往以对外贸易和吸引对外直接投资为主的对外经济开放格局不同的是，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更加凸显主动性（例如，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战略性（例如，中巴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使新疆直通印度洋），更加体现深化机制建设（例如，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协定谈判和设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全面升级，中国更有能力利用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发展国内经济，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

第六，包容性发展动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新常态发展阶段通过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促进需求结构转变的动力。包容性发展的实质就是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包容性发展有三个重点：其一，切实落实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落实“人的城市化”保障机制，促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其二，进一步促进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事业的发展，构筑坚实的社会安全网，促进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促进社会公平、提升人民福祉；其三，补足发展短板，特别是要完善精准扶贫，力争在2020年完成涉及7000多万人口的减贫事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强基石。

释放六大新动力的必要支撑

上述六大发展动力互相促进、相互协调，构成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综合发展模式，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速度维持在中高速水平目标的实现。然而要实现这种综合发展模式，还需要依靠三大必要支撑。

一是科学规划。当前，各级地方政府正在编制“十三五”规划，“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应当充分发挥上述六大新动力，进而引领新常态。此外，由于新常态的长期性，应当考虑在“十三五”规划编制完成之后，基于各项已经实施的面向2020年的中长期规划（教育、人才、科技、新型城镇化等），着手编制面向2030年的中长期远景目标设计。

二是完善的资本市场。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最终还是要靠投资结构的转变实现，其关键在于投资效率的显著提升。尽管未来的总体储蓄率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近年来大约为50%），但是，预计到2030年仍旧可以保持高达30%以上的总体储蓄率。因此，完善的资本市场是让“高储蓄率”转化为有效投资的必要条件。在新常态发展阶段，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建设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规范运作、透明开放、监管有力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金融体系的风险防范机制。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仍旧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薄弱环节，需要花大力气加以解决。

三是稳健的公共财政。释放上述六大动力的一个必要支撑就是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引导。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引导，充分发挥公共投资的引导性作用，利用多种形式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把投资引向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领域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领域，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新常态发展阶段，财政收入增长基本上会与经济增长同步，但是财政支出有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需要不断完善财税体制，保持公共财政支出的稳健性和效率，有效控制政府的债务风险。

【参考文献】

①张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年。

经济增长的阶段篇12

一、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概述

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也被称之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它主要包括四个要点：“创新”的定义；“纯模式”；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多种周期的由来。此外，熊彼特的“长波技术论”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本文将对上述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的四个基本要点进行逐一介绍与分析。

1、“创新”的定义

创新理论贯穿于熊彼特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的全部构架中。他用创新来解释社会的发展，把创新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他从创新理论出发，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问题。同时用“企业家的创新是周期地出现的”来解释经济周期，论证了经济的周期波动根源于创新。创新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是创新所引起的旧均衡的破坏和向新均衡的过渡，因此，周期性波动并不是什么“病态”的表现，而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正常情况。

按照熊彼特的定义，“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通俗地说，创新包括以下五种情况：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例如建立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熊彼特特别强调了创新和发明的区别，他认为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发明则是非经济因素，一种新发明，只有当它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发明家也不一定是创新者，只有具有冒险精神，应用新发明于经济活动中的企业家，才是创新者。

2、“纯模式”

熊彼特在其创新理论框架中首先提出了经济周期的“纯模式”。在他看来，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是因为企业家看到创新为他带来了盈利机会，带来了超额利润，引起其他企业仿效，形成“创新浪潮”。创新浪潮的出现，造成了对银行信用和资本品需求的增加，导致经济繁荣。当创新扩展到其他较多企业，超额利润和赢利机会趋于消失之后，对银行信用和资本品的需求便减少，于是经济就收缩，走向衰退。直至另一次新的创新出现，经济才再次进入另一轮繁荣状态。这就是说，如果排除了影响经济活动的其他各种因素，那么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实质上就是由繁荣和衰退两个阶段构成的周而复始的重复活动。这就是熊彼特的所谓经济周期“纯模式”。

3、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

正如上文所言，“纯模式”是指创新所引起的繁荣和衰退两个阶段重复出现的周期。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实际上包括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于是，熊彼特使用创新所引起的“第二次浪潮”来解释。

熊彼特认为，在“第一次浪潮”，即创新所直接引起的创新浪潮中，创新引起了银行信用和对资本品需求的扩大，导致生产资本品的部门扩张，从而促成了新工厂的建立和新设备的生产，进而又进一步导致生产消费品的部门扩张、消费品需求的增长。这种扩张引起物价普遍上涨，投资机会增加，出现了投机现象，这就是“第二次浪潮”。“第二次浪潮”是对“第一次浪潮”的反应，它同“第一次浪潮”有着很大区别，表现为“第二次浪潮”中的许多投资机会与本部门的创新无关，信用的扩张也同创新无关，而只是为一般企业和投机提供资金。这样，“第二次浪潮”不仅包含了“纯模式”中不存在的失误和过度投资行为，而且它不具有自行调整走向新均衡的能力。因此，在“纯模式”中，创新引起经济自动地从衰退走向繁荣，又从繁荣走向衰退，现在则是由于“第二次浪潮”的作用，经济中紧接着衰退而出现的却是另一个病态的失衡阶段——萧条。萧条发生后，“第二次浪潮”的反应的逐渐消除，经济从萧条步入复苏阶段。复苏是作为从萧条中恢复过来的必要阶段存在的。为使复苏再步入繁荣阶段，必须再次出现创新。这就是熊彼特用创新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四个阶段循环的解释说明。

4、三个层次的“经济周期模型”

按照熊彼特的说法，无论是“纯模式”，还是周期的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关键在于创新活动。他又进一步认为，有多种创新存在，有的创新影响大，有的影响小；有的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引入经济生活中，有的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就能实现，这样势必会出现长短不一的经济周期。于是出现了熊彼特所谓的长周期、中周期、短周期之说。长周期根源于影响巨大、历史长久的“创新”，而短周期则可用影响较小的创新来解释。

二、对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再分析

上世纪末，在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经济运行出现了经济周期分界模糊甚至周期性弱化的趋势，因此，本文在研究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时使用了比周期性更长的阶段性分析方法，并以此为基础，判断和估计阶段性转移和持续的特点。

图1给出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间（1978—2008年）GPD增长率的走势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展示我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轨迹。我国以GPD增长率和经济增长动力为衡量标准的经济波动区间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1978年至1991年，1992年至1996年，1997年至今。这三个区间分别对应着三种典型的经济增长阶段，我们称这三个阶段分别为“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供给和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和“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1、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

在1978年至1991年期间，实际GDP的平均算术增长率为9.27％，最高速度为15.2％，最低速度为3.8％，表示波动程度的标准差为3.39％。这些统计指标说明这个阶段我国经济的波动性比较显著，其主要原因是在探索适合我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过程中，经历了确定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一系列重要过程，这些探索过程和所采取的相应经济政策导致了显著的经济波动和完整的周期性（张守一，1998）。这个阶段的周期波动模式为：投资扩张——供给扩张——消费扩张。这种总供给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显著的波动性，但也诱导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整个周期过程以投资扩张开始，以总消费扩张结束，其中总供给的有效扩张起到了中间传导的关键作用，进而导致了总供给驱动经济增长的完成。此阶段类似于熊彼特理论中几个短周期经济周期模型的组合，政策带来的创新不确定性导致了波动的频繁，使经济很快经历了几次波动。有的可能时间太短只是“纯模式”，自动从衰退走向繁荣，又从繁荣走向衰退；有的则迅速经历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完整阶段。

2、供给和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

在1992年至1996年期间，实际GDP的算术平均增长率为12.08％，最高速度为14.20％，最低速度为9.60％，标准差为1.96％。对比上一阶段可见，这个期间的经济运行处于高位水平，平稳性和持续性已经较第一阶段有所增强。

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仅保持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这种经济活性最强的增长方式维持的时间确实显得短暂了一些。此间的周期波动模式是：消费扩张——供给扩张——投资扩张——供给扩张。这个周期以总消费扩张开始，以总供给扩张结束。由于没有实现新一轮的需求扩张，不仅导致以后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总需求不足，也使得这样的经济周期无法重复下去。这个期间结束的标志，就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软着陆”。此阶段增长率明显地上了一个台阶，而且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周期性波动。经历了三年的整治期后，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视察与中共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决策鼓舞下，各方面改革和发展热情空前高涨，需求和投资的潜力被调动。这作为一个作用力比较长久的创新，实现了一个平稳持续的经济周期。3、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

（1）1997—2003年间的经济低迷期。从1997年开始，在经济增长的阶段性调整要求和亚州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经济冲击双重作用下，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面临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在经济萎缩压力不断提升的时代背景下，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政策组合，努力以扩大内需为突破口，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因此，本文将1997—2003年这段时间称之为“总需求驱动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运行出现了显著的稳定性。这个阶段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模式是：投资扩张——供给扩张——消费扩张，恰恰在最后的消费扩张上出现了粘性和障碍，所以导致了周期波动无法完整地体现出来。另外，此时投资扩张所形成的供给扩张也出现了梗阻，主要原因是提升产品层次和服务层次的渠道不畅，无法形成新的供给和消费热点。但是这个阶段在积极扩张总需求这一点上却达成了共识，而且这一轮阶段增长中总需求扩张的宏观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这一段时期比较接近熊彼特经济理论中的“第一次浪潮”。

（2）2003—2008年间的经济过热期。2003年既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考验的一年，也是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过程中带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为了全力控制“非典”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冲击，国家通过减免税负和扩大内需等多重政策组合，提升了经济应对严重突发事件的能力，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发展。同时，从2003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了一轮新的经济增长周期：2003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一直处于经济周期波动的上升段，甚至这期间的某些年份被认为带有明显的“经济过热”特征。2003年我国GDP增幅已达10%，而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仅上涨1.2%，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也仅上涨2.3%，经济进入了典型的“高增长、低通胀”阶段。但是从2004年开始，我国经济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结构性过热特征。2004年GDP增长率为10.1%，CPI上涨3.9%，PPI上涨6.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1.4%，主要价格指数涨幅明显增大，上游商品价格指数涨幅更大。2005年GDP增长率为9.9%，CPI上涨1.8%，PPI上涨4.9%，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8.3%，主要价格指数涨幅收敛。2006年上半年GDP增长率为10.9%，CPI仅上涨1.3%，涨幅比去年同期低1个百分点，PPI也只上涨2.7%，涨幅比去年同期低2.9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6.1%，涨幅比去年同期低3.8个百分点，经济结构性偏热有所校正。

关于2003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阶段的定性分析，本文倾向于该阶段具有“经济过热、高增长难以长期持续”的特征。本文认为，判断经济是否出现过热的特征，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切入：经济中是否出现过度投资，引发经济泡沫；全社会的物价指数是否迅速上涨；是否出现经济增长瓶颈，制约经济的持续增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信贷量的增长是否过快。下文依据上述分析、判断的逻辑，对该阶段的经济增长特征进行逐一分析。

首先，过度投资现象严重，经济中存在产生泡沫的隐患。图2给出了2003年至2007年全社会投资增长率的数据，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阶段经济出现了投资增长率高位运行的态势，过度投资倾向开始显现。具体来说，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投资过度问题充分显露,潜在的风险越来越大，某些行业的产能大大超出市场需求的预测，有形成泡沫的隐患。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行业泡沫现象明显且势头不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其次，物价上涨趋势明显，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由于部分行业过度投资，2003年至2007年生产资料价格（PPI）持续上涨，特别是基础原料大幅度涨价。另外，全面反映通货膨胀压力的GDP缩减指数变动率，在2003年至2008年第一季度持续上涨，远高于2000年0.8%。

再次，货币供应迅速增长。2003年至2007年，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9.58%、14.67%、17.57%、15.68%、16.73%。流通中现金余额同比增长18.67%、13.587%、11.78%、17.48%、21.05%。伴随着投资的高增长和CPI的高增速，我国货币供给量也呈现出扩张态势，货币供给量的扩张态势与投资高速增长以及CPI高速增长相互影响，协力推动经济过热的进程。

最后，经济高速增长的越来越受到“瓶颈”效应制约。2003年以来，受工业超高速增长和投资规模过大的影响，煤电油运供给紧张，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瓶颈”效应制约。这些现象使我们对当前经济发展速度的可持续性表示怀疑。

（3）2008年至今的经济困难阶段。近年来，美国政府为了应对世纪初“网络泡沫”带来的冲击，使经济尽早摆脱不断下滑的泥潭，不断调低利率，刺激房地产市场发展，试图以此寻找经济复苏的支撑。在这样的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很多商业银行由于竞争激励和过分注重短期利益，甚至不顾金融机构风险控制的基本原则，大胆放松购房信贷标准（不用付首期，不用收入证明，也不计较抵押单位的质素等），不仅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气息带入房屋抵押贷款市场，而且迅速推动了次级房贷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过分重视收益、轻视风险，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也积极投身于次级抵押贷款的买卖之中（次级房屋信贷经过贷款机构及华尔街用财务工程方法加以估算、组合、包装，就以票据或证券产品形式，在抵押二级市场上出卖、用高息吸引其他金融机构和对冲基金购买）。当然，这种“非理性”的繁荣必然是掩盖了大量的潜在风险，而且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当房地产市场开始回归理性，房价增速逐步下调之时，次级房屋信贷行业违约开始剧增、银行信用紧缩、次级房屋抵押贷款危机便由次引发，并迅速蔓延至国际金融市场和各国实体经济，我国的经济增长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输出型”经济萧条的影响。我国在本轮金融海啸袭来之后，出现了经济衰退的种种迹象，国家决策层对此已給于了高度关注，不仅明确调整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方向，同时针对提高消费者信心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将应对经济增长放缓作为了近期国家经济政策的主旋律。可以说，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典型的经济紧缩期。

三、基于经济周期理论对当前经济紧缩问题作出的比较分析

由于本轮经济困难的直接诱因源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和全球经济低迷，对本轮经济困难的形势分析和政策制定更多地重视外因的作用。对上述现象，本文在期望以经济周期的基本理论为基础，从我国经济运行自身的周期性和外部冲击两个角度全面考察本轮经济困难的诱因，并尝试以此为依据寻找破解经济困难问题的新视角。

不可否认，引发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我国经济困难局面的最直接诱因就是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萎靡。这些来自于外部经济体的冲击，在我国入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迅速将问题传入我国，而这中间最主要的传输渠道就是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受世界市场需求萎缩影响而急剧下降，见图4。但是，2008年下半年作为一个历史时刻又有着另外一层经济含义。正如上文所言，在2004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周期（或者称经济过热时期）中，我国在持续了近4年的GDP两位数增长，继续维持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似乎已显得乏力，一轮难以维系的高增长带来的经济结构失衡也越来越严重，突出表现为高增长伴随高通胀。从图5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2007年开始我国的物价水平走出了一轮明显的上扬趋势，这种趋势在2008年上半年达到了顶峰，随即由于外部冲击而直线下滑，而且大有由正转负的势头。

依据经济周期研究的经典理论和过去经济学界对于各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实证研究结论，一般而言，一国出现了“高增长、高通胀”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程度不一的经济紧缩情况，而紧缩的程度往往取决于一国中央政府对于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调控力度和手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实现经济的“软着陆”或是“硬着陆”。可以说，2008年上半年之前，我国经济运行表现出的包括“高增长、高通胀”在内的种种迹象已经充分地表明：这种超速增长的局面难以为继，经济即将面临一轮新的调整。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可以有多种渠道自行解决消化，例如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实现经济“软着陆”（这种办法往往因为政府调控能力有限而难以有效实现）；经济体自身的周期性调节；高增长带来产能过剩从而导致经济供求失衡，经济萎缩并逐步恢复并开始新一轮增长等。

有趣的是，本轮经济调整恰好在经济出现过热和通胀、经济体自身有周期性调整需要的时候，一个外部冲击直接导致了现在的产能过剩、经济供求失衡、增长速度难以为继局面。假使没有这个外部冲击，本文认为，根据经济周期理论，中国经济也即将进入“通胀—通缩”的波动周期，但是除去外部干扰因素之后，这个过程会显得更加自然也相对缓慢。因此，本文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从经济周期的角度考察，外部冲击加速了中国经济内部调整的步伐，本次中国经济面临的经济低迷是由世界金融危机等巨大外部冲击引发的提前一轮经济调整的表现，即使没有外部冲击中国经济也即将迎来一个经济调整的周期性转变。延续上述思路，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讲，应对本轮经济危机的政策制定必须有双重考虑：一方面是应对眼前的由进出口直接引发的需求下降；另一方面是着眼经济结构调整，逐步改善前期经济过热引发的结构性问题，将经济发展引向良性轨道。如果当前经济政策过分注重应对外部冲击，那么当外部经济环境趋好的时候，前期中国经济过热的调整需要或许将显现出来，中国经济很有可能陷入一轮新的原自自身调整的经济紧缩期，那无疑将延续当前经济紧缩境况的持续期，对经济发展的危害不言而喻。

四、结论

一般认为，经济周期的形式和持续时间是不规则的。经济周期变化无常。这就增加了人们对经济周期认识上的复杂性。从熊彼特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周期分析，显示了经济周期甚至是经济紧缩并不可怕，在正常的周期里，经济扩张——紧缩的反复是正常的、是经济自身调节的一种表现。通过上文分析，我们认为本次中国经济受次贷危机引发的外部危机影响，加速了经济周期调整的节奏，因此，从经济周期的视角来看，此次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增长困难确实是“危”与“机”并存（“危”在经济增长临难困难，“机”在中国经济提前迎来了一次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机遇）。我国应对经济困难的思路如果能在上述双重视角下进行完善，应对经济困难的措施如果能够增长与调整并重、长期和短期兼顾，那么中国经济一定能平稳而迅速地走出当前经济紧缩的阴影，同时迎来新一轮发展的良好历史契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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