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态主要特征篇1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3-0113-06

问题的提出

作为人类政治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地缘政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既具隐含的内部特质，又有各种显性的表现。地缘政治关系是地缘政治现实的一方面重要表现，它更多地以显性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因而成为众人瞩目的重要地缘政治内容。考察地缘政治关系，是研究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地缘政治的综合性与复杂性往往导致地缘政治关系表现得错综复杂、扑朔迷离，要全面、正确地把握地缘政治关系确非易事，需要有恰当的且方便的解析地缘政治关系的方法。

考察地缘政治的一种途径选择是，针对地缘政治的显性特征，从地缘政治关系所展示的外貌，整体地、综合地观察和分析。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地缘政治总是表现出与时代特征相吻合的面貌，而且，通过历史的、动态的观察与比较，我们还可以看到地缘政治关系的演变。这就需要有一个能够反映地缘政治关系整体面貌的概念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然而，在现有的地缘政治学成果中，没能找到合适的概念。因此，本文建立一个反映地缘政治总体面貌的新概念“地缘政治形态”，使它能够反映出地缘政治关系的总体特征以及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演进，且便于我们观测、描述和理解，通过对地缘政治形态的整体性研究和历史性动态考察，发现地缘政治关系的本质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通过地缘政治形态概念及其方法，预期可以实现两个主要研究目标：一是概括出某一时间段内世界或区域的地缘政治关系的总体表现特征；二是，通过对不同时段地缘政治形态的动态考察，揭示地缘政治关系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前者为静态分析，后者为动态考察。地缘政治关系在其零乱的外在表现背后，必定潜藏着一定的规律。虽然在任何特定的时间中都可能出现混乱和无序，但地缘政治秩序在世界上是确实存在的。尽管在许多时候这种秩序很难看清楚，然而，透过复杂的看得见的地缘政治形态，去发现其内在格局是可能的。

现有的地缘政治学方法论中，没有关于地缘政治形态概念的专门论述，更无从谈起地缘政治形态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但这并不表明不存在地缘政治形态。事实上，任何社会形态都有与其相对应的政治形态，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地缘政治关系也一定会表现出某种客观的形态。由于缺乏地缘政治形态研究的现存方法，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形态的研究中寻找启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研究的启示

马克思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时，为了整体性地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建立了“社会形态”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中，社会形态与社会经济形态被看作是一对同义词。

1．社会形态概念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概念是一个复合概念，包含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经济结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等重要内涵。

首先，马克思主义在论及社会形态时，通常针对生产关系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将社会形态与“社会经济结构”、“生产关系总和”和“生产关系体系”等名词联系在一起。生产关系决定了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它是构成社会形态的骨骼，是决定一定的社会形态的性质的直接标志。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概念内涵不仅局限于生产关系，还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上层建筑等领域。虽然生产力并不是直接决定社会形态的因素，但由于生产关系归根结底决定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因此生产力也是组成社会形态的重要成分。马克思还将社会形态指向生产方式，把意识形态、精神生产等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内容融入社会形态概念之中。

可见，社会形态不仅包括一定的生产关系，而且还包括该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习惯，在阶级社会中还包括阶级划分及阶级对抗的具体社会表现，包括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家庭关系等等。这样，社会形态就不仅仅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而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各种社会要素的总和。赵家祥把社会形态定义为：是由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全部生活要素组成的统一的完整的社会体系，是按照本身特有的规律运动、变化、发展着的活的社会机体。

2．方法论启示

马克思主义将社会形态总体上落脚于生产关系层面，通常指向生产关系总和或生产关系体系及其表现出的社会经济结构。同时还将它指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即生产方式；还指向经济基础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可见，马克思主义在研究社会形态时，首先从人类社会关系中的物质层面入手，将重点落实于生产关系层面，同时也十分重视从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角度研究。总体上，其方法和手段是综合的，方法论本质主要表现为：

(1)从物质层面出发，把复杂的社会关系简约为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首先把复杂的社会关系划分成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两大层面，指出物质关系是决定人类社会关系的本原。然后，从人类社会生活的纵深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社会关系中分离出生产关系，并把生产关系作为决定人类社会其它关系的原始关系，即从物质关系入手，把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简约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作为研究社会形态的基本指标。

(2)把社会经济结构作为研究社会形态的主要途径。马克思认为，一个时代的政治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是这一时代的主要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3)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社会要素统一在一起作整体性研究。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考察社会形态时，是把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看作一个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把社会形态看作所有这些社会因素的总和。

(4)把社会形态的发展作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加以动态考察。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形态看作是活生生的社会有机体，而不是静物，认为它是有生命的，必然有形成、变化、死亡的过程，因此，加以动态的考察分析。

马克思主义运用社会形态概念，并把它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加以动态的考察，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其关于社会形态概念的构建及其研究方法为地缘政治形态的研究提供了启迪。

地缘政治形态概念与研究方法

1．地缘政治形态概念的建立

马克思通过建立反映人类社会整体面貌特征

的“社会形态”概念，并将它运用于对社会发展演变内在逻辑的探究，最后成功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下面，将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建构地缘政治形态概念，并拟构相应的研究方法。本文希望建构一个能够将人类社会各种地缘政治关系笼罩在内的整体性概念――地缘政治形态，以此考察不同时期地缘政治关系的总体面貌和特征，并通过不同时间段地缘政治形态特征的总结与比较，揭示出地缘政治的时空特点及其发展变化趋势。

地缘政治形态概念应该具有这样一个核心：它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各种地缘政治现实关系组成的有机体及其呈现的总体面貌。它是一个能够被观测到的有外貌特征(如形状、轮廓等)的形体，其内部存在一个支撑它的结构，结构中包含着按一定次序排列的地缘政治关系。因此，地缘政治形态不仅用来表示地缘政治关系的外在形式，而且还需要能够反映出其内在的关系结构特点。如世界地缘政治关系的地域差异、地理分布等，不仅具有外在的面貌和物理轮廓等特征，而且还是地缘政治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构成的内在结构的体现。如果通过历史过程对不同时间段内地缘政治形态进行连续的、动态的考察，就能观察到地缘政治形态的变化发展轨迹，从而揭示地缘政治关系运行发展的规律。这就意味着，地缘政治形态概念不仅仅用以静态地描述世界地缘政治现象的总体面貌，而且还应能够用于对地缘政治的发生发展过程作动态的研究。

据此，这里对地缘政治形态界定如下：在特定时代所致的生产力条件和空间条件下，由政治行为体通过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各种地缘政治关系有机组合而成的综合体所展现出的空间样式。它是一个有机体，具有骨架、轮廓、外形和面貌等相对稳定的构件，同时具有产生、发展、演变、消亡的动态过程。它既是地缘政治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又是地缘政治关系内在逻辑的反映，是外形和内在结构的统一。

这一概念包含着诸多要素：①时间要素，反映不同时代地缘政治形态的差异与变化。②空间要素，即地缘政治形态依托于特定的地理空间，并具有地理形式。③生产力要素，特定的生产力条件，尤其是技术，它是影响地缘政治关系的重要因素，密切关系到地缘政治形态的特征与演化。④结构要素，地缘政治形态内含特定的结构，由地缘政治行为体相互作用形成的各种地缘政治关系按一定规则组合而成。⑤主体要素，地缘政治形态的本体是行为体之间地缘政治关系的综合体，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地缘政治关系的主体是政治行为体。⑥生命要素，作为一个有机体，地缘政治形态具有从形成经发展到消亡的生命过程。

上述地缘政治形态概念所表达的含义包括：①地缘政治形态是一个有机综合体，是各种地缘政治现实关系的总和，反映特定时期地缘政治的总体面貌特征。②各种地缘政治关系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它们在空间上通过排列形成一定的结构――地缘政治结构，它是支撑地缘政治形态的骨架。③地缘政治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具有形成、发展、演变、消亡的运动特征。

地缘政治形态是各种地缘政治关系外在表现与内在联系有机统一的综合体，这一特征要求我们在分析地缘政治形态时，不仅要准确地概括地缘政治关系的外部特征，而且必须深入内部解析其内在结构，以更好地把握支撑地缘政治形态的内在动因。这依赖于正确而有效的研究方法。

2．地缘政治形态研究方法

根据地缘政治形态概念的内涵，参考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形态的方法论特征，按照“简约――结构――整体――动态”的方法路径，拟构地缘政治形态研究方法。其遵循的原则有：①紧紧抓住行为体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它是地缘政治形态研究的根本对象。这里，将地缘政治关系简约为国际政治行为体之间以地理要素为纽带的、并在地理空间中进行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②将研究重点投放在对其内部结构的剖析上，尤其是主要地缘政治关系在地理空间上的组合与排列。③把地缘政治形态视作生命过程，放在历史时段中进行动态考察。④在关注行为体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这一主脉时，应注意各种影响地缘政治关系发展的生产力背景、塑造世界政治的精神因素等物质与非物质条件，作整体考察。

具体方法上强调，在对地缘政治关系作综合性的总体研究的同时，重点对地缘政治关系进行结构的解剖，并进行过程的动态分析。

(1)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为主脉，综合考虑生产力背景、统治者的思想观念等因素，加以整体性考察。地缘政治形态是地缘政治关系内在特征的反映，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地域空间上的综合表现，是人类生产力发展水平控制下地缘政治活动空间变化的写照，其中还反映出人类主观能动性所引发的政治行为的变化在地缘政治关系中的显现，以及地理环境条件对人类政治活动反作用的痕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空间过程及其在地理空间中的存在是地缘政治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塑造地缘政治形态的直接成分。同时，生产力发展状况，特别是技术条件因素，它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生与变化的重大背景，在地缘政治关系中有一定程度的体现。而地缘政治行为体对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的认知及其价值取向等观念因素，也可能会在地缘政治关系中有所反映。因此，在研究地缘政治关系时，除了抓住主脉外，还需适度关注技术、人类对世界的认知等综合因素，进行整体考察。

(2)把地缘政治形态作为有机体，从内部解析由地缘政治关系组成的空间结构，从而把握支撑形态的内部构架。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关系构成的社会经济结构角度解剖社会形态，使人们看清了支撑社会形态的骨架。地缘政治形态也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和生物体一样，具有其特定的内在结构。虽然地缘政治关系乍看起来似乎有些零乱，其实并非一团乱麻似地堆砌在一起，而是通过一定的排列与组合形成特定的内在结构。

对地缘政治关系的排列与组合，可以按垂直与水平两个维度来观察。从纵向看，各种地缘政治关系不是同等的，而有主次之分，各种关系所处地位具有高低排列的次序，主要关系支配次要关系。从横向看，地缘政治关系存在水平排列的次序，一些地缘政治界线将各种地缘政治关系分割开来，有全球性的、区域性的、次区域性的分界线，前者决定后者。因此，可以通过地缘政治关系的排列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结构，来认识地缘政治形态。

(3)把地缘政治形态作为一个生命过程，通过历史性的动态分析，探索地缘政治的演变规律。地缘政治形态在特定的时段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从长远的历史视野来看，它又是一个形成、发展、演变直至消亡的自然历史过程，具有动态性。因此，研究地缘政治形态，既可以进行静态的描述，又可以进行动态的分析，两者在根本上都必须紧紧抓住地缘政治关系这个脉络。

静态研究更多地适合于对某个特定时段内的地缘政治关系的细致分析。而把地缘政治形态看作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历史过程的结果，通过过程

的动态分析与比较，可以发现地缘政治关系演变的趋向，有利于人们把握地缘政治的发展规律。

形态分析法运用：冷战时代的世界地缘政治形态

运用上文构建的地缘政治形态概念及其研究方法，以冷战时代为例，分析世界地缘政治形态，作为其效果的检验。本文以冷战时代世界政治关系为主脉，进行综合性的和整体性的形态分析。由于不涉及跨时代的过程研究，因而更多地深入关系内部进行结构的剖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政治很快由热战演变为冷战，并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二战的胜利彻底打破了原来主要由帝国主义控制的旧世界体系，促使世界政治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帝国主义和殖民体系瓦解，原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体系规模锐减，同时一批独立国家诞生，形成民族主义国家体系。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形成，除苏联外迅速向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展。这样，在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中，形成了两大社会体系、三类国家体系、多种经济制度类型并存与竞争的复杂局面。

战后美国和苏联奠定了全球性的超强地位，世界其他地区未形成能与它们分享领导权的力量，美、苏将诸多国家分别纳入各自领导的体系中，使战后的世界地缘政治很快演化出美苏进行全球性竞争与对抗的形态。这一形态与美苏分别主导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对抗局面相吻合，表现出浓重的意识形态地缘政治色彩。冷战时代，以美苏全球争霸为主轴展开的世界地缘政治具有显著的形态特征，主要表现为：

(1)一个统一的地理世界按不同的价值观念，被分割为两个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世界。自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联社会主义政权就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仇视的对象。但由于当时苏维埃政权力量尚未足够强大，而且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尖锐，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还没有发展为全球性的根本对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迅速壮大，对美国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国家体系造成巨大冲击，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构成了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谁能够更好地组织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苏联通过社会制度的创新，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受到许多国家的青睐。美国则力图证明，它的政治经济组织模式更有效，更能被广泛接受。这样，按照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分野，一个统一的地理世界被齐刷刷地分成两个政治世界。两者之间彼此隔绝，分庭抗礼，水火不容。全球范围内国家之间关系按意识形态划界，非友即敌，难有另择。

(2)海洋体系与大陆体系之间形成围堵与反围堵态势，边缘地带成为两种力量交锋的热点。苏联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位居欧亚大陆中心部位，成员以大陆性国家为主，构成大陆国家体系。美国挂帅的资本主义阵营分布于北美、西欧、东亚等地，以海洋国家为主，分布在欧亚大陆，构成海洋体系。战后，美国纠集其盟国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围堵、封锁和遏制战略，率先在欧洲建立以“铁幕”为标志的地缘战略封锁线；其后，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针对苏中设置“岛屿锁链”；20世纪80年代后，在中东、南亚建立遏制苏联南下的地缘政治战线。而苏联则一直试图向海洋突破。这样，在海洋体系与大陆体系之间形成封锁与反封锁、围堵与反围堵、遏制与反遏制的地缘政治斗争。处在海洋体系与大陆体系交接部位的边缘地带，如德国、朝鲜半岛、印支半岛、南亚、中近东地区等，成为两种性质地缘政治势力的交锋地带和热度持续高涨的冲突地带。

(3)世界大势保持恐怖平衡，局部热点持续紧张。冷战的特色在于处于战争边缘但维持不战的状态，它建立在美苏军事力量的基本平衡基础上。美苏两极对抗的简单结构使世界安全孕育危机，随时有擦枪走火的危险，但却保持了它们之间的简衡，总体上避免了危及全人类的世界大战。由于双方都掌握足以摧毁对方的大规模杀伤性热核武器，但却都不具有能够有效避免对方攻击的防御能力，这种情形一方面造成了美苏对抗的不断升级和持续高涨，使世界局势长期处在战争边缘；另一方面，对相互毁灭的顾忌，使双方尽量避免直接冲突，大大降低了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因此，美苏竞争常常由人进行。美苏之间的核能力平衡维持了世界大势的恐怖冷和平，但无法彻底控制局部地区形势的突变，热点彼伏此起，如柏林危机、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古巴导弹危机等等。

(4)“零和”成为国家间地缘政治关系的主要模式。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表现为典型的零和模式，“敌之得即我之失”的观念遍行天下。一方面，国家之间关系往往不是结盟就是对抗，难有第三条道路的选择。另一方面，加重了某些地缘政治要素或目标的战略砝码，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其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美苏双方争夺势力范围和战略要害地区的冲动与欲望。纵观冷战史实，很难发现由美苏和平协商解决冲突、双方共赢的成功案例。相反，德国的分裂、朝鲜半岛的南北对峙都是零和模式下达成的不稳定平衡，美苏双方不仅没有从中捞到多少便宜，反而付出沉重代价。在美苏对峙格局控制下，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冲突通常也以零和模式展开，如阿以矛盾、印巴冲突等。

(5)存在“三个世界”的力量结构，国际政治行为体在结构内互动。冷战时的世界，在意识形态覆盖下，还存在一个力量结构：世界各国和地区按力量强弱进行排列与组合。结构内包含三个层次：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少数超强力量；为数众多、分布最广的薄弱力量；介于两者的中间力量。它们分别对应着三个世界：美苏第一世界；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第二世界；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这三个世界并非彼此孤立存在，而是同一力量结构中的三个层面，它们从高到低形成序列。三个世界之间相互作用，彼此运动。第一世界中的美苏矛盾运动支配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关系，其它两个世界处在被支配地位。第二世界在服从第一世界的同时，享有对第三世界的经济优势和影响力。第三世界通过自身联合图谋自强，与来自第一世界的霸权势力抗争。三个世界的力量结构及其间的互动，是冷战地缘政治形态的又一重要特征。

(6)第三世界的联合形成重要力量，制约全球地缘政治关系的运营。第三世界由广大落后的亚非拉地区组成，长期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侵略、控制的对象。冷战时期，它们仍然是美苏争霸和渗透的重点地区。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1954年4月的万隆会议，推动了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标志着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向不结盟运动迈进。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和不结盟原则，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为争取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和经济发展的自而积极斗争，牵制美苏对世界的争夺和控制。这样，在全球地缘政治关系中，除美苏关系外，霸权主义势力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关系构成冷战时代世界地缘政治关系的重要方面，制约着世界地缘政治关系的运营。

简短的小结

政治生态主要特征篇2

摘 要：政治参与是民众表达舆情的最直接方式，网络社会的兴起与发展为民众舆情的表达提供了更为方便的条件。目前，大学生政治参与热情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形势，这些发展形势利弊兼具，需要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措施来规范和引导大学生政治参与的主体价值观。文章对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发展形势做总体性的描述，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大学生政治参与的一些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剖析，最终对如何完善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机制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网络社会；政治参与；价值困境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10-0018-02

我国在召开党的十七大时曾指出社会主义必须要倡导人民民主，要让全国各个领域的公民参与国家政治，同时要确保公民有序参与，动员人民依法参与和处理管理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文化事业。在十召开时，报告中提出了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自由、平等、富强、民主、爱国、敬业、文明、和谐、公正、法治、诚信、友善，这二十四个字体现出我国要坚定民主自治的决心，并高度重视民众政治参与，将其作为我国奋斗的政治目标，标志着我国政治文明的重大发展，体现出现代民主自治的特征。所以说，不断扩大政治参与，就是在不断发展我国现代政治。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深水期和攻坚期，处于社会的深刻转型时期，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各种利益分配及利益取向也出现不同的分化。大学生是一类非常重要的公民群体，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也是我国未来的希望，更能够推动我国民主自治，进而推动我国政治发展。现如今，大学生群体的政治参与的态度、深度，政治践履的实践方法和参与方法等，对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因此，研究转型期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意义深远。本文首先分析现阶段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现实情况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以网络舆情的博兴为背景，对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进行分析，进而对大学生政治参与的途径进行深入探讨，提高大学生的积极性，并有效地构建当代大学生的主体价值理念。

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解析

自上世纪互联网诞生以来，网络的触角已经延伸到人类生活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特别是近几年随着自媒体的发展，网络已经不再仅仅是当初发明的用途和意义，已经渗透到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深受这张“蜘蛛网”的影响。现阶段经济发展全球化，世界文明也在无线发展，网络发展的速度也非常之快，并发展成为社会中全新的文化话语权。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市场的统一程度要求较高，更要求出现文化生长与整合的范式，其首先表现为社会整体性概念，而不再是简单地转换个人。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的文化在价值层面的转换也体现出来。作为一种公共性的价值存在，网络社会体现出其特有的文化特征：首先，网络社会是语言符号系统的一种，是广大网络公民交流互动的平台；其次，网络社会存在很多次生品，且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包括各种软件、文本以及声像等等；再次，网络的一些基本假设直接影响着网络价值的形成。不管是从组织形式来看，还是从功能方面来看，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差别都比较大，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社会的某些方面，其不能反映现实社会的某些地域特征，但却是一个存在于现实外的数字化“拟真空间”，其并不是真正的现实，而是虚拟的社会，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反映。对于网络空间来说，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缺乏物质实体，网络空间是人们预设的“不在场”的暧昧的“承诺”。网络空间是一个共同体，其体现着巨大的价值，由多个节点互相联结在一起，而在网络空间的个人就是其中的节点，彼此之间通过多种多样的语言与符号来交流各项信息，形成各个群体之间、各个人之间沟通与交流的网络，形成独特的公共交往景观。

二、互联网技术对民主政治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网络信息技术正逐渐成为民众最为重要的民主参与手段和工具，对于人们快速享有网络民主的信息时代有着重要意义。网络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互动结构和参与结构，也改变了信息的占有与分配格局，为参与式民主拓展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民众有了更加畅通的网络言路渠道，使得民众在参与国家政治时体现出更大的热诚和能力，民众通过网络的迅速串联，聚合成为强大的舆论力量，对民主政治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若要界定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科学内涵，首先就是要深入分析政治参与的内涵。

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参与是指一般的公民能够通过合法的途径来参与国家政治，并对政治管理行为能够造成一定的影响。公民要行使民主自主的权利，也需要通过政治参与来实现，其也体现了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更说明了双方的责任关系。我国大学生高度关注和重视国家的发展，有自己的态度和认识，也形成了大学生群体的判断力，需要通过政治参与来表达。在校学习阶段，大学生尚未步入社会，其参与国家政治的行为体现出一定的特征。因此，要对大学生参与国家政治的行为进行研究，不能仅仅分析其行为，更要对他们参与政治的意识进行分析，两者融合在一起才能深入分析其特征。

大学生这一群体普遍知识水平都较高，参与国家政治不仅能够促进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有利于大学生自身的全面发展，更能够有利于我国社会稳定。首先，从个人的角度而言，大学生正处于人生成长、成才的关键时期，合法、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和目标之一。第二，从国家层面来看，大学生是推动我国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力量之一，大学生合法、有序的政治参与有助于推动我国民众政治民主化进程。第三，从社会层面来看，为大学生提供开放轻松的社会氛围，让其能够有序合法地参与国家政治，不仅能够有利于维护学校秩序，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三、互联网技术对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同时也为我国带来了更加轻松和谐的政治环境，我国公民不管是在价值取向方面，还是在思想观念方面，都有了相应的改变。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大学生的国家政治参与行为也体现出其独有的特色。首先，政治参与意识总体增强，但参与动机功利化倾向突出。其次，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更加理性，但是在认知与行为方面存在着脱节现象。再者，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形式更加丰富多样，体现出个性化的特点，但是通过制度外的途径参与政治的现象也愈加增多。目前互联网技术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很多大学生都通过网络舆论来影响我国政治，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网络政治”。然而网络政治也有双面性，存在利弊双方，一方面能够让大学生利用虚拟的网络自由表达自己的政治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政府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大学生这种政治态度的自我表达本身缺乏约束和制约，致使部分大学生表达错误或者是激进的政治言论，无法确保网络政治参与的秩序。

针对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种种特征，在对其进行评价时不能仅仅用好坏来评定，每种特征都存在利弊两方面，关键是我们能否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对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予以引导和规范。

首先，政府要主动加强其工作职能的网络信息普遍化，网络逐步成为政府工作的工具和窗口。重点是要通过新媒体技术加强政府网络公众平台的可参与性建设，通过提供信息交互类交流和服务，实现在线互动服务，努力促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行为，便于公众参与到政府管理中来。政府和群众需要通过有效的渠道来进行互动，不能通过制度以外的途径来沟通与交流，这样才能减少政治冲突和矛盾的发生，确保我国政治发展能够更加稳定。

其次，网络政治参与立法工作要加快。总的说来，我国互联网发展拥有较为宽松和谐的环境，网络参与者的素质也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在同步提高。但是，作为一个服务人类社会群体的技术产物，我们不能任由网络自由无拘束发展，因为不受规范的自由就会有可能走到它的对立面。加强网络法律体系的建设，既是对参与者的约束，也是对参与者的力的保护，能明确规定网络功能的利用，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规范大学生能够有序参与国家政治，让其能够通过有序法制的途径来参与网络政治，同时要能够保证大学生在这一过程中的自我利益，为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提供法律保障。

再次，网络的伦理规范体系必须要得到健全和完善。在虚拟空间中，人们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和所肩负的道德责任，都与现实空间中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个空间的优点即是便于人们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往，变得更加自由和轻松。但是在虚拟空间中极易出现道德和法律无序的状态。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互联网上的主导地位，同时更要在大学生中开展广泛的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广大学生客观、理性、辩证地运用网络技术，将诚实、平等、公正、守法的网络理念贯彻到底，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网络舆情的表达，让大学生能够积极合法地参与国家政治，确保其能够有序融入到公共生活中去。

最后，和谐的网络政治文化的构建也必不可少。随着网络群体参与者的不断扩大，近年来由于缺乏相关部门权威信息的，以及及时、准确的信息沟通与交流，尤其是青年群体极易对一些不良的网络舆论导向失去选择能力和判断能力，以至于盲目跟风，引发一些不良的舆论效应。互联网技术具有很多特征，包括便捷性以及开放性等等，这些特征使得网络中存在的一些文化互相交融和激荡，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使得先进文化尤其明显，并能够起到模范作用，使得我国的政治文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利用网络对公众进行教育时，我们要认识到网络技术的这些特点，包括交流气氛轻松、网络信息丰富，使网络政治文化朝着有利于我们社会和谐、青年群体健康成长的方向发展。

从前文的分析来看，本文虽只是在总体上描述了大学生政治参与的一些特征以及发展态势，而对在某些特定时期或者是针对于某些特别的政治事件而体现出来的其他特征不能予以正确描述。但总的来说不管是对于网络民主政治的发展还是政府的相关决策，这些针对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态势性发展特征的认识仍然极为重要，其意味着我国政治参与的信息处于上升期，而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和健全。

参考文献：

[1]莫楠，傅义强.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视域下的政府公信力提升路径研究[J].继续教育研究，2013（8）.

政治生态主要特征篇3

心理学是研究人们心理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它侧重于从心理活动的一般规律和生理机制方面来研究人。运用心理学知识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够增加思想政治教育的科技含量，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

人的行为和表情是人对某种客观事物的特定反应，是受人的心理支配和调节的，是人的心理活动的直接表现。人的心理活动是由客观事物引起的，又会在人的行为和表情中显露出来。我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之中，运用心理学知识对被教育者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特点进行研究，可以掌握被教育者的心理活动和思想状况，这有助于我们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预见性。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运用心理学知识，对被教育者心理活动规律进行探讨和分析，可以把握被教育者的思想动态，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针对性。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推广运用心理学中的心理引导、心理相容、心理共振、心理趋同等一系列原则和方法，可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有效性。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运用心理学方法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掌握个体差异理论，使教育更有针对性。

所谓个性心理，是指人在自身的心理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个性心理特征，这种特征主要体现在人的气质、性格和能力等三方面。只有了解和掌握每个人的个性心理特征，才能因人而异，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第一，要注意了解人的气质特征。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气质有多种。懂得不同气质类型的特：征，就可以在教育中采取不同的方式，使各种气质类型的人的积极方面得到发展，消极方面得到克服。第二，要掌握人的性格特征。性格是表现在人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中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人的性格不同，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也应有所不同，要针对具体人和具体问题实施不同的教育方式。第三，要注意人的能力特征。我们要根据不同情况，把处在不同状态下具有不同能力的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2．研究特殊心理活动，预防和消除学生逆反心理。

政治生态主要特征篇4

一、政治价值

政治价值作为政治哲学的首要命题，是表征政治主客体关系的基本范畴，特指政治客体对政治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即包括政治个体和政治组织在内的“政治人”对政治生活的理解和追求。政治价值作为人类政治实践的目的和追求，是引发政治实践的原始动因，具有强烈的政治主体性，它不在于实然地看待政治存在，而在于应然地审视政治生活，将政治实践置于政治主体活动的目的之下。给人类创新政治生活以理想和追求，给人类改造政治现实以勇气和力量，从而推动人类政治实践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理论源于无产阶级政治实践，并置政治价值的实践追求于无产阶级政治发展的时代坐标之中，从而内导着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不断发展。从政治价值的逻辑层面来看，政治自由、政治民主和政治权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理论的三维逻辑结构。

第一，政治自由作为政治价值逻辑结构的最高层面。是政治主体从事政治实践活动所追求的终极性价值。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自由是指受到宪法和法律保障的公民表达政治见解、参与政治生活和实现政治意愿的权力。正如列宁所言：“政治自由就是人民处理全民和国家事务的自由”，“争得政治自由，即争得以法律保证全体公民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保证全体公民享有自由集会、自己讨论自己的事情和通过各种团体和报纸影响国家事务的权利”。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中进一步指出：“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所以社会应该把这两种斗争紧紧地结合成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争取政治权利，争取政治自由。”可见，列宁在这里将政治自由作为无产阶级从事政治实践活动所追求的最高价值，并号召无产阶级为之奋斗。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自由范畴，必须坚持从特定时代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出发，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实践本性和阶级特征，同时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自由与资产阶级政治自由的根本区别。政治自由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内容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其目标具有历史的永恒性，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时代性内涵和永久性理想的有机统一，它构成了每个时代的政治主体不断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价值目标，从而推动人类政治实践的不断演进。从政治实践本原性的视角分析，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自由的获取必须通过政治实践活动以摆脱政治生活必然性的奴役，增强人为之人的政治主体性，唯其如此才能获取真正的政治自由。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对政治自由的全部理解，最终都归结到政治实践领域，归结到追求政治自由的客观物质过程上来。

第二，政治民主作为政治价值逻辑结构的中间层面，是政治主体从事政治实践活动所追求的阶段性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的政治理想，也是人类追求自我解放、实现人类全面发展的价值形态，深刻体现着人的政治主体性和政治平等性。一方面，人类通过对象化的政治实践活动，实现对政治生活的普遍占有，从而确证自己的政治能动本性，肯定自己的政治主体地位。政治主体性的确立。是人类获得政治自由的前提条件。从这个维度上讲。政治民主既是政治实践的价值诉求，又是实现政治自由的手段选择，构成了人类政治生活价值与手段的统一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即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从而真正获得民主。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将政治民主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目的看待；而在《在恩格斯致爱·伯恩斯坦》中，恩格斯则将政治民主看作是实现其它政治价值的手段，他认为：“无产阶级为了取得政权也需要民主形式，……这种形式和其他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民主本身就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从政治民主的逻辑内涵看，人类在政治实践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自主、自立，实际上是一种“本原形态的民主”，即“自己做主。应该做主，也能够做主”的一种能力和要求。另一方面，在政治主体间的交往中，政治民主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恰恰要求把平等相待作为基本原则，从这个层面上讲，“平等在民主中处于核心地位”在传统政治文明中，由于受自然经济的制约，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平等相处，致使专制政治一直主导着政治生活的全部过程。随着商品经济的确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日益减弱的同时，人们要求平等相处、自己做主的愿望日渐强烈，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民主也随之产生，并在资产阶级政治实践的推动下进一步强化，从而构成了政治民主的现代形态。但由于受私有制和阶级利益的束缚，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注定只是少数人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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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民主；唯有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政治民主。才是“完全的、普遍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政治民主，才是政治民主历史演进的最高形态。

第三，政治权力作为政治价值逻辑结构的基础层面，是政治主体从事政治实践活动所追求的工具性价值。作为强势政治主体制约弱势政治主体论文联盟的价值性工具，政治权力体现了政治主体之间的一种非对称关系，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逻辑维度分析，政治权力的运行具有特定的指向性：一方面。它是强势政治主体指向弱势政治主体的立体线性结构；另一方面，它是政治权力中心指向社会公共生活的圆形平面结构。这种权力指向并非仅是一维单向性结构，而是具有二维互动性特征，正是这种互动性的权力运行，才使人类政治实践不断推进。人类政治文明不断提升。政治权力作为政治价值的重要构成部分，主要因为它是实现其它政治价值的手段性价值。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哲学忽视手段性价值，抽象地研究目的性价值，从而使目的性价值失去必要的实现手段而陷入抽象思辨的泥潭。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政治实践作为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充分认识到手段性价值在政治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将政治权力作为实现目的性价值的手段性价值，纳入到政治价值的理论视阈之中，从而弥补了资产阶级政治价值体系的理论缺失。萨托利曾经说过：“谈论政治自由就应当关注控制权力的权力，关注权力承受者的权力”，用此观点去理解马克思政治权力思想虽然明显不对，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政治权力作为工具性价值的重要意义。正是基于这一工具性价值在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政治权力才成为政治主体进行政治实践所追求的直接目标。恩格斯在《工联》中指出：“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也就是说要保住它在立法机关中的可靠的多数；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由此可见，恩格斯在这里将政治权力看作是阶级斗争的直接目的和价值追求，同时也视其为统治阶级维护政治关系和被统治阶级改变政治关系的首要工具。纵观人类政治生活发展的历史轨迹，政治权力构成了贯穿人类政治实践的一条价值主线，私有制社会的统治阶级运用政治权力为自身的阶级利益服务，无产阶级则争得政治权力并运用政治权力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从而体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力观。

政治价值作为政治主体追求政治理想的精髓所在，贯穿于政治实践的全部过程，主导着政治生活的发展方向。政治权力作为人们政治实践追求的直接性目标，是人们实现政治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基本手段；政治民主作为人们政治实践追求的阶段性目标，同时也是实现政治自由的必要手段；政治自由作为人们政治实践追求的终极性目标，是人类政治价值的最高形态。

二、政治实践

政治实践是指政治主体运用政治中介作用于政治客体的社会活动。其内在本质是政治主体对政治关系的能动改造。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主体内容，政治实践是连接政治价值和政治文明的物质活动。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生活，……”。显然，同志将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概括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类型。如果说生产斗争表征着人类社会的经济实践，科学实验表征着人类社会的文化实践。那么阶级斗争则表征着人类社会的政治实践。逻辑是历史的沉淀，理论是实践的升华。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历史演进，逐渐沉淀为政治实践的逻辑形态，从而构成了政治思想的理性层面，进而凝结为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源于它的实践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从实践维度审视政治生活便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同时也体现出政治实践不断发展推动政治哲学实践转向的历史进程。由于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和历史性，决定了政治实践的多维性和时代性。作为人类社会三大实践活动之一，政治实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经济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经过原始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的漫长发展，伴随着剩余产品和阶级对立的历史形成，人类政治实践活动便随之产生，并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关注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并对阶级斗争、阶级、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等实践形式进行过精辟论述。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实践命题的核心内容，指导着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不断发展。在人类政治实践的不断演进中，历史地沉淀出政治实践的逻辑形态，政治主体、政治客体和政治中介，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命题三位一体的逻辑结构。

首先，政治主体是政治实践的能动承担者，也是政治关系的能动改造者。在人类政治生活中，政治主体表现为两种存在形态：其一是个体性主体，它是指进入特定政治生活并从事政治实践活动的社会个体，亦即置身于政治生活中的个体“政治人”。虽然每个社会人都是潜在的“政治人”，但是只有进入政治生活并从事政治实践活动的社会人才是现实的“政治人”。个体性政治主体的典型代表是公民、政治家和行政官僚。其二是群体性主体，它是指进入特定政治生活并从事政治实践活动的社会群体。群体性主体是政治主体的基本形态，在政治实践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其典型代表是阶级、政党、民族、政府和利益集团等。在政治实践发展过程中，作为具有强烈能动性的政治主体，一方面提取政治环境中的有利因素，使之内化为自身的主体力量；另一方面又运用自己的主体力量去克服不利因素，从而改变旧的政治关系，创造新的政治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主体的政治能动性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观点的生动体现。政治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政治实践源于经济实践的历史发展，政治主体则是经济主体的立体上升。政治主体的本质属性是表现于政治实践活动中的政治性。这表明了政治主体不仅应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对政治生活的观念把握达到了理性自觉，而且必须进入特定的政治生活，并自觉从事政治实践活动，进而在互动性政治实践中改造旧的政治关系并承担新的政治关系。在阶级对立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历史互动构成了政治实践的全部内容。对立阶级便构成了传统政治时代最基本的政治实践主体。随着现代政治文明时代的到来，政治生活呈现出“阶级性下降，民族性上升”的新型特征。因此，政治生活中除阶级之外，国内的政党和国际的民族也日益从政治主体的边缘向中心内聚，从而使政治主体日益呈显出多元化趋势。

其次，政治客体是政治实践活动的作用对象，也就是政治实践活动的承受者。在人类政治实践活动中，政治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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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可逻辑地分为两种形态：其一是观念性客体，表现为维护旧的政治关系的意识形态，其实质是政治生活的观念存在物；其二是制度性客体，表现为体现旧的政治关系的政治制度，其实质是政治生活的制度存在物。从政治实践进行的逻辑进程分析，观念性客体是政治实践活动改造的首要对象，制度性客体则是政治实践活动改造的重心所在。然而，对观念性客体的彻底改造，又依赖于对制度性客体的彻底改造；制度性客体改造的成功与否，是政治实践活动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政治客体的本质属性是论文联盟表现于政治实践活动中的对象性，这表明政治客体必须通过政治主体的能动改造，才能不断满足政治主体的价值追求。政治客体的本质是政治关系，是政治主体之间在政治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稳定联系。政治关系产生于政治主体所进行的政治实践活动，并由特定的政治主体所承担，在政治生活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这种政治关系因其不能适应政治生活发展的时代需要，因而构成了新的政治实践活动的改造对象。政治关系的这种自我否定，充分体现了政治生活发展的历史辩证法。在私有制经济时代，政治关系集中体现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和压迫；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历史地实现了政治关系的伟大转变，集中体现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它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政治关系实现了由对抗型向和谐型的历史转型。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全面把握这种政治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顺应政治文明演进的时代趋势，将“和谐社会”确立为我国现阶段政治实践的价值坐标，从而展开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实践。随着阶级对立关系的消亡和实践活动范围的扩大，政治客体的逻辑重心逐渐由国内阶级关系向国际民族关系位移，改善国际民族关系便成为现代政治实践的时代命题，从而使政治客体日益呈现出国际化趋势。

最后，政治中介是政治主体作用于政治客体所运用的政治手段的总和，是联系政治主体与政治客体的桥梁和纽带。在人类政治生活中，政治中介同样表现为两种逻辑形态：其一是刚性政治中介，常称之为政治上层建筑，它又可分为暴力型和规范型两种类型，暴力型政治中介是指以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武装设施为物质载体的暴力形态；规范型政治中介是指以政治制度和法律规范为基本内容的规范形态。在革命战争年代刚性政治中介集中表现为武装力量，在和平建设时期刚性政治中介则集中表现为政策法规。其二是柔性政治中介，常称之为思想上层建筑，主要包括能够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文化和政治教育，它旨在为政治实践的合理性和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提供思想基础。政治中介的本质属性是表现于政治实践活动中的工具性，这种政治工具的实践选择，不但表明了政治主体的能动性。而且体现了政治生活的文明度。在传统政治时代，由于受经济基础和等级观念的影响，政治实践活动中刚性中介主导着政治生活的全部内容。随着政治文明的不断提升，民主、法治、平等观念深入民心，政治实践的基本主题发生了重心位移，政治生活的柔性因素也随之不断增强，从而使政治体系逐渐软化并富有弹性，呈现出“统治性下降，管理性上升；暴力性下降，教化性上升；革命性下降，改革性上升；对抗性下降。和谐性上升”的新型特征。因此，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柔性政治中介的地位逐渐上升并成为政治中介的主体内容，从而使政治中介日益呈现出柔性化趋势。

政治实践作为政治主体追求政治价值的社会活动，在改造政治关系的过程中派生出政治认识，进而升华出反映政治实践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政治理论；同时政治理论又能动地反作用于政治实践，从而构成了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的互动格局，推动政治实践日益走向理性自觉，提升政治文明不断迈向时代高度。政治主体作为政治实践的能动因素，决定着政治实践的发展过程；政治客体作为政治实践的改造对象，代表着人类政治关系的实然形态；政治中介作为政治主体改造政治客体的工具选择。表征着政治主体的能动特征和主体力量。

三、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作为政治实践活动的价值沉淀，是政治主体追求政治价值过程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它表征着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文明程度。从逻辑的维度看，人类文明可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大形态。作为人类文明产生的最终标志，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历史演进的主导轴心，内导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方向，既是人类文明分化的最高层面，又是联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中间环节；既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其存在的前提条件，又浓缩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时代精华。同志充分认识到政治文明的重大意义，并站在时代的高度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政治文明从此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价值目标，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政治文明从历史维度可分为传统政治文明和现代政治文明两大形态：传统政治文明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以专制政治为本质特征；现代政治文明则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以民主政治为本质特征。政治文明作为一个有机系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政治命题，它可逻辑地分为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大层面，从而构成其内在的逻辑结构。

其一，政治意识文明作为政治文明逻辑结构的内在灵魂，是政治主体在政治实践中追求政治价值的观念升华，也是政治主体反映人类政治生活的积极成果，更是政治主体升华政治实践经验的理性形态，它表征着人类政治生活的柔性层面。政治意识既是政治存在的主观反映，又是政治实践的逻辑内化；既是政治活动的历史产物，又是政治行为的观念前提。政治意识文明作为政治文明体系的结构内核，规定着政治文明发展的价值取向，维护着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在政治文明系统中起着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的作用。人类社会的政治存在本质上具有强烈的实践性，随着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不断演进，政治实践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就不断升华为政治意识的逻辑层面，形成对政治实践活动的认知形态，政治哲学便是这种政治认知的最高层面。作为政治认知的思维结晶，政治哲学代表着政治意识的精华所在，必然会在政治存在决定政治意识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在政治实践推动政治认知深化的过程中不断升华。政治实践发展史正是政治哲学发展史的深层根源，政治实践的历史演进必然推动着政治哲学的不断发展，政治哲学的与时俱进正是政治实践不断发展的逻辑表征。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历史发展，逻辑地升华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观念形态。一个半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有力地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与时俱进；中国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不断推进，也有力地推动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不断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则代表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时代高度。

其二，政治制度文明作为政治文明逻辑结构的主体结构，是政治主体在政治实践中追求政治价值的行为规范，表征着人类政治生活的有序程度，构成了衡量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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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尺。作为政治意识文明的必然延伸，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从历史维度考察，政治制度文明作为政治生活的制度性存在，经历了从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转化的历史转型，同时也经历了从人治形态向法治形态转变的时代位移，其变化的深层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的经济实践活动，这种建立在经济实践发展基础上的政治制度转型，表征了政治制度文明日益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时代趋势。资产阶级在推进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制度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由于其本身的阶级狭隘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文明必然具有其历史局限性。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构成了人类政治制度文明历史演进的最高形态。然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必然存在其自身的不完善性，需要人民群众的不懈努力才能使其不断完善。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政治原则，坚持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民主生活的价值取向，不断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构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时代平台。

政治生态主要特征篇5

 

1.精英的特征

1.1阶级

拉斯韦尔所定义的精英人物即占有安全、尊重、收入等特定价值的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权势人物。那么，如何对这些权势人物分类，如何来描述他们的特征，是接下来我所要探究的。

精英人物的特征主要可以用四个词汇加以描述，即阶级、技能、人格和态度。

首先看阶级。阶级就是具有类似的职能、地位与观点的重要社会集团[1]。拉斯韦尔更关注的是造成精英在阶级构成上改变的原因，或者说阶级是如何成为标志精英的一个特征。他认为，革命造成了精英在阶级构成上的改变。他用两次耳熟能详的革命被拿来举例。一次是十八世纪末发生在法国的一系列革命，另外一次是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一次改变的是资产阶级，一次则是无产阶级。

1.2技能

技能就是某种能教授和学到的作业方法，它包括使用事物或事物象征的技术（手工工人或工程师的技术），运用仪式象征的技术以及暴力、议价、宣传、分析等技术。[2]

在拉斯韦尔看来，拥有专门从事对物的管理技能的人，与拥有专门从事对人的管理技能的人相比，显然后者更有资格成为精英。这些拥有专门对人管理技能的人是：主持礼仪的人、使用暴力的专家、拥有讨价还价技能的人、拥有辩护技能的人、拥有对人事关系分析技能的人。使用暴力的专家们常常在一个国家处于危机的时刻才受到尊崇，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与将军们都是如此，而在和平时期则有可能被人淡忘。讨价还价的技能在商界和外交界都很重要；所谓辩护的技能就是类似律师、广告商和新闻广告等职业；而对人事关系分析的技能则掌握在一些人文学者的手里，这些人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等。

1.3人格和态度

如果说技能这一特征与政治关联性较小，那么作为精英第三个重要特征——人格，则被拉斯韦尔更多地以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方式做分析。分析一下曾经征服整个欧洲的拿破仑，会发现，由于拿破仑五岁的时候进了一所女校，那里只有他一个男孩，而父母和兄弟姐妹又对他十分宠爱，导致他在不受约束的环境里，养成了一种倾向于使用专横暴力的人格。在历史上，大多数的鼓动家在性格形成时期是被极度纵容和迁就的，但又常常因为所处环境的变化而中断这种纵容，比如说家庭中父母关系的不稳定，这样就使得这类孩子比别人更懂得怎样对变化不定的人类态度做出敏感的反应。

最后，所谓态度，是相继出现的精英和精英集团的政治态度对社会生活所具有的意义。在某个时候占优势的态度可能是“地方性的”、“区域性的”、“国家性的”，而在另一个时候，占统治地位的态度可能是对“阶级”或对“技能”的忠诚。精英们的态度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

2.精英的手段

2.1象征的手段

在初步探究完拉斯韦尔的精英主义特点之后，接下来所要关注的是精英们的统治手段，精英是如何利用象征、暴力、物资与实际措施等手段来达到特定的目标。

首先，第一个重要的手段是象征。“任何精英都以共同命运的象征作为旗号来为自己辩护和维护自己的利益。”[3]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人从降生的那一刻起，就接受着个人主义的教育，个人成就与个人奋斗紧密相连，以至所有人都坚信：只要你付出了足够的努力，你就会成功。包括电影、小说等在内的宣传手段都在提醒人们，个人对成功与失败负全部责任，而在这一切背后，掩盖了国家与社会对个人的就业或生活应负的责任。相反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集体责任的观点却渗透到了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包括在国家的象征方面，每一个听到国歌响起，看到国旗飘扬，庄严肃穆的军队行进在国旗下场景的人，都会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我是某某国家的一员。

2.2物资和实际措施

精英运用物资进行攻击和防卫时所采取的形式是毁坏、扣留、摊派。论文参考网。“很明显，一个精英如果不能使自己与经济繁荣联系在一起，他是要受到内部攻击的。”[4]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精英们的安全已经与物资和价格的波动紧紧相连，所以作为统治者，精英们必须掌控物资和服务的流动。这主要有两种形式——配给制和价格制。

最后，精英治国仍然需要一些具体的政策和管理办法，这就是所谓的实际措施。具体来说，一个国家的宪法、法律、制度等都可以被精英用来保护自己和统治大众。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统治者不断推进教育和民主化改革，在拉斯韦尔看来，是为了将大众的注意力从对财富的分配不均上转移到其他问题上，让人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慢慢消失在争取普遍选举权、更好的教育制度之中。[5]

3.结语

拉斯韦尔的精英主义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以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人物，体现了精英主义研究问题的科学态度。他倾向于将民主作为一种方法，这种理念也直接影响到许多现代民主理论家的思想，如达尔、亨廷顿等。论文参考网。论文参考网。初探拉斯韦尔的精英主义思想之后，我想，尽管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精英的确推动了文明的进步。但是如果没有占人口多数的大中阶层从事基本的生产服务，精英们就没有余力去发展文明。

参考文献

[1]参见【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杨昌裕 译：《政治学》，第91页。

[2]参见【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杨昌裕 译：《政治学》，第77页。

[3]参见【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杨昌裕 译：《政治学》，第19页。

[4]参见【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杨昌裕 译：《政治学》，第47页。

政治生态主要特征篇6

从思想与观念史上看，“社会主义”表达了人类对理想社会不断探索的思考历史。这类思想的原生态可上溯到柏拉图，在十五、十六世纪乃至十八、十九世纪都有思想家们对其不断的继承和阐发[1]。在1848年欧洲革命后，“社会主义”逐步成为一些现代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并与反资本主义方式、社会及观念紧密相连。当“现代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创立其极具影响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后，有关“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被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而且也在很多国家获得了广泛传播与支持。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思想在一些国家中也被本国政治精英们所丰富、发展或者修正、甚至也被曲解。比如在西欧，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理论展开了持久性的激烈辩论，俄国革命以及共产主义运动推动了这场理论争辩并使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意识形态化。二战以后，很多亚、非、拉新兴独立国家的精英们也纷纷宣称他们正在实行或者争取实行社会主义，虽然其内容已与欧洲的社会主义相去甚远。此外，随着苏联模式神圣性的理论消解，一些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则开始强调本国的特殊性，寻求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

这些变化与发展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在很长时期中已不再仅仅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出现，它实际上代表着多种反社会现状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几乎成为所有反社会现状的代名词。在那些社会主义尚未取得成功的国家里，社会主义者对于“非社会主义的”现存秩序来说，其基本的政治身份就被标识为“政治反对派”。他们须将思想化为行动、将理论付诸实践才可能实现其社会主义目标。这一政治过程就是通常所称的“社会主义运动”。

已有的政治研究指出，政治精英及群体在驾驭环境、达成其目标的政治过程中，主要可运用象征、暴力、物质和实际措施等方法。作为现存社会的反对派，社会主义者与统治集团相比通常更缺乏物质的、制度性暴力和相应的实际措施。因而，他们一般地更依赖于象征策略的运用 15，56。象征策略的政治功能在于，借助象征符号的意义表达向世界传播社会理想、进行社会动员和采取社会行动，并使政治诉求和行为合理化。法国大革命是此种象征策略运用的古典范式，一百多年的社会主义运动则使这类政治传播策略得到大力发展。因为很多社会主义者都对大革命称赞备至，实际上也运用了许多大革命时期的象征资源。

政治象征策略通常包括了具有政治意义的象征符号、象征物、仪式行为和话语等等，它们既被用于实践层面，也被用于理论建构中，因而各种各样的象征都在政治过程中发挥着某些作用。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象征策略的基本性质由这种社会运动的“反现状”特性所决定。也就是说，作为政治反对派的社会主义者所选择的象征，通常是那些预计可以使大众感情背离现存权力象征、可以使大众的喜爱之情转移到挑战性象征上去、并且可以把大众的敌对情绪引向现存权力象征的那些象征。因为社会主义运动是要同现存的陈腐观念和道德决裂，并使这种行动在新的道德基础上得到解释 29。本文的分析试图表明，社会主义运动生死攸关的政治斗争其实包含着大量对象征资源的创造、争夺、控制和运用；在权力斗争的行为表象之后同时也隐含着特定意义和价值间的斗争，可以说，正是“意义”居于现代政治冲突的中心性解释地位。

二、旗帜、绘画、标语、歌曲：象征物与社会主义运动

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在其争取政治权力的运动中广泛使用了种类繁多的政治象征物。与其它象征表现形式相比，象征物最为直观、具体，因而最易于用来表达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情感。它们通常以一种“图示化”的方式而被使用。例如，“红旗”就一直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用来表达社会主义者的鲜血流淌在成员血脉之中的意义以及表达一种兄弟般的普遍人类情感。事实上，自法国大革命后，与红色有关的东西几乎都成为社会革命者的象征。当然，很多社会主义者也将某些独创符号与红旗结合在一起作为其运动的大旗。比如，法国社会主义者在红旗上一般写有如“自由”、“平等”和“博爱”这类富含魔力的词汇，用来象征他们追求的社会目标。美国社会主义旗帜上的符号则是步枪和火炬，表达着美国工人阶级用暴力手段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心以及在黑暗世界传播光明与真理的愿望，而各国共产主义者团结一致的标志则是镰刀和斧头交叉的红旗，代表着列宁所阐述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理想。简单地讲，没加区分的红旗主要表达了工人阶级国际间的普遍团结，而有独创符号的红旗则用来表达本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独特性。所有这些旗帜都被视为劳苦大众社会团结最具鼓舞性的象征而被崇扬和使用。“红旗如林”、“红色海洋”典型反映出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浩大声势的政治真实性。

更多的“图示化”象征和符号也包括了由艺术家们创作的多种绘画。绘画是一种高度象征化的表达性艺术，因为同样的一幅画可以在不同的观者中引出类似的或者相反的意义阐释。在社会主义绘画中，一类主题用来表达资本主义秩序下的种种社会罪恶，比如童工、贫穷、剥削、战争等。另一类则以亮丽的色调或配上易于联想的词汇来象征自由、平等制度下的美好生活。比如，人们熟悉的卡通漫画的主要表现手法就是将特定的政治个体或群体予以“象征化”抽出实在性、赋予预定特质而成为“象征人”。多年来，卡通画中的“资本家”、“地主”和其它剥削者总是被打扮成肥肥胖胖、不讲情理的样子，他们由一大堆过分奢侈的东西包围着。为了强调其贪婪的特性，他们的手有时被画得格外肥大。在损害工人和农民利益的情况下，剥削者们总是咧着大嘴露出喜笑颜开的模样，或者穷凶极恶的样子，而工人、农民等劳苦大众则被画成瘦骨伶仃、衣衫褴褛的样子。不过，在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国家里，或在社会主义运动已取得胜利的国家里，劳苦大众已被画得比过去更富力量，目的是要表明被剥削阶级已有充足的能力与一切剥削势力展开斗争并取得最终胜利。在中国革命后冲时期，政治宣传画或漫画中的工人通常是一位目光坚毅、肌肉发达的炼钢工人，农民由一位温顺、健康的妇女扮演，在表达社会主义的相关主题时，通常的空间安排是工人突前居中、农民紧随正是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革命的雄性气质、工农一家和暴力革命等信念和意义的浓缩象征。而在表达斗争主题时，“阶级敌人”总是会被画成不成比例地瘦小和丑陋在充满自信和强大的“人民”面前，一切“敌人”都总是不堪一击的。

各国社会主义者使用象征策略的另一个明显特点是普遍运用领袖人物的“肖像画”确切地说是其“理想化”文本来象征社会主义的纲领和理想。心理学研究已经指出，“现代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及其战友恩格斯的肖像对于各国社会主义者产生了深远的心理影响。这两位杰出领导人的堂堂仪表、渊博学识以及对事业的信心姑且不谈他们那印象深刻的胡须就足以在其大批追随者或劳苦大众中建立起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统、尊严和权威的信念以及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当然，许多社会主义者也努力造就本国的精神领袖。比如，英国的凯尔?哈定、法国的尼恩?伯纳姆、美国的恩吉?德比斯、南斯拉夫的铁托、古巴的卡斯特罗、中国的毛泽东等等。这些本国领袖代表着各自社会主义运动的特质，也被用来激发成员对社会主义事业更大的激情和献身精神。

运用简练、鲜明、生动的“标语”(口号)也是各国社会主义者重要的宣传策略。标语是政治语言的“物化”表现，是文字的“放大”形态，在实践上具有强有力的心理暗示作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标语一部分用来控诉现存社会的罪恶、揭露当权者的****与无能，另一部分也用来展现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就、描绘未来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乐园。例如，英国工党就特别擅长将标语、口号张贴在建筑物、广告栏和会议大厅墙上，也经常分发印有鲜艳彩图的小册子来宣传它的社会合作目标。奥地利的维也纳社会主义者同样很喜欢用一种鲜明生动的图画式形式来展现有关社会需求的数据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就 414。许多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也广泛运用这类象征性的宣传策略，如在中国的“文革”时期，随处可见的标语、口号所形成的那种铺天盖地之势就令人难以忘怀。

同样，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始终回响着由不同语言写成的、充满战斗激情的“歌曲”，因为音乐、歌曲本身就富含象征特质。一些歌曲充满了爱国主义气息，或者国际团结精神，另一些则主要用来表达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斗争力量、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等等。多年来，“国际歌”就是各国社会主义者传唱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歌曲。在社会主义者的各类集会中，这首歌对于激发兄弟般的团结情感特别有效。“歌声如潮”、“歌的海洋”形象地表达出社会主义集会时那种被充分释放的高涨情绪所营造出的空前盛况。总体而言，渗透着社会主义情感的象征主义歌曲在二战以前比在二战以后的社会主义宣传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二战后的社会主义者更加强调表现本国运动特质的歌曲而不是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

此外，社会主义运动也创造出某些特有的象征姿势、仪式以加强信念和鼓舞士气。比如，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里，举起握紧的拳头为增加政治权力而进行武装斗争的象征姿势在二战后社会主义运动的新一代中已经很流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共产党或工人党的新成员在入党宣誓仪式中也是相同的姿势。当然，更多富于象征性和表演性的政治仪式可以在斯大林时期和中国的“文革”中看到。因为这些威权政治时代也正是政治仪式的各种形式达到登峰造极的时期。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运动象征策略的核心语言

然而，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联系最为重要的象征符号并不是上述这些象征物、绘画、歌曲或者政治仪式，而是社会主义者一贯使用的语言词汇和短语。在理论言说中，关键概念和术语构成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在实践中，特定的政治语言不仅从认知上影响人们对政治现实的定义和理解，而且具有很大的情感影响力。因为一种极富感染力的语言、文字可以成为高效的政治炸药，它可以被用来摧毁它所要攻击的任何目标。在雅各宾派的文告中、在列宁的革命宣传册子中、在领袖的最高指示中或在红卫兵的口号中都可窥见一斑。

从理论层面上看，社会主义运动中多数的语言象征策略选择和意义争论都是围绕着“社会主义”这个关键术语展开的，因而“社会主义”也被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在其最宽泛的、或愿意认可的意义上得到阐释和发展。它们共同的、也是最基本的逻辑方法就是在“社会主义”这一术语前添加各种各样的限定词或修饰词。目的一要使自己的理论保持在“社会主义”的思想大传统之中，二则是要表达自身理论的某些特质并试图与其它的或想要攻击的理论敌人划清界限。因而，“社会主义”到现在已成为含义众多、最富争议的政治词汇，成为历史解释、经济学说和社会理论中多样概念的浓缩象征。下面的例子将说明，位于社会主义象征体系核心的“社会主义”概念在保持其语言形式上的高度稳定的同时，它的意义又是如何出奇地富于变化。

随着《共产党宣言》的发表，“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就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有关经济和社会信念的复杂体系。它代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即认为生产方式及其交换决定着整个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过程的普遍特征。它也代表着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这些信念，前者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它的相关必要的社会劳动量，后者则是马克思关于资本剥削理论的基础。同样，马克思主义代表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的一系列观察和预言资本的不断集中、工人生活的不断恶化、资产阶级数量的日益下降、中产阶级的迅速消失、工人数量的大幅上升、劳工组织力量的不断增强以及持续性的工人与资本家间的“阶级斗争”将最终导致工人掌握政权 591-610。因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对现存社会进行根本性变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普遍信念。

然而，马克思对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的一系列科学预测并没有完全实现，因而曾经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着名的卡尔?考茨基开始转向社会“进化”的观点。另一方面，由于列宁、斯大林和其它共产主义者坚信自己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扞卫者，“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很多人眼中就成为共产主义者所持信念的象征。

“社会主义”的思想也通过其它一些概念而得到表达和传播。在英语国家里，听得最多的就是“费边社会主义”。它代表了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和运动，致力于渐进、民主的社会变化。费边主义者认为，中产阶级而不是工人才是社会变化中的重要角色，通过有效的、民主的政治行动而不是阶级斗争才是社会革新的最佳途径。他们以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租金理论而不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其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者批评费边社会主义是犬儒主义，因为它鼓吹“社会渐进变化的不可避免性”。在德国，“修正的社会主义”代表一种多少与费边社会主义相类似的意识形态，但伯恩斯坦旗下的“修正主义者”则把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项职业工作。他们的批评与修正指向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解释、剩余价值论、资本集中的概念、中产阶级消失、阶级斗争、劳工不断贫困化等方面[10]。这种修正不仅在德国社会主义理论界产生了持久争论，也导致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和衰落。当然，接受了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认为他们都彻底背叛了马克思。

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共产主义”成为最具影响的意识形态之一。“共产主义”代表了非西方国家中理论上坚持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传统、实践中已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强调用暴力手段****资本主义、国家权力集中的必要性以及国家控制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共产主义者通常互换使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这两个词表达了他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不同但必然相联的两个阶段 639-642。他们倡导和开展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成为二十世纪最为显着的时代特征。

然而，在一些国家里，托洛茨基主义者宣称他们才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许多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的精英们也宣称他们正在实行或者争取实行社会主义，甚至希特勒的追随者们也称自己是国家社会主义者。由此，在一些人看来，“社会主义”已被用来表达从民主到独裁、具有广泛差异的不同概念和思想。由于意义的过分泛化，人们对“社会主义”真正代表什么也变得前所未有的迷茫。

这种复杂情形的后果之一就是，西方国家中的很多社会主义者用“民主社会主义者”来称呼自己。“民主社会主义”是多种社会主义思想的复杂综合，到今天也代表了一大堆有关理想社会的观念和主张。比如认为，民主、合作的秩序是消灭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手段，也是提升经济安全、增进工业民主、大众物质、心理和精神发展最大化的手段，因而最终将代替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下，民主政治模式会不断加强，人们享有充分的言论、新闻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宗教自由和政治活动的自由；合作的社会主义秩序将是动态的发展，通过不断的合作试验，它将进化到更高级的形态；最后，民主社会主义保证主要的生产资料将由民主、自治的社区所有，但仍有许多行业留给合作组织和私人，这样，就可以平衡地保护消费者、生产者和公共利益 420-421。各种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以及相互间的论争表明，“社会主义”的现代含义从一开始就处于不断争议和多样性阐释过程之中。它促动了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入探索，也同时导致了意义混乱，它使更多工人阶级觉悟和行动起来，但也使早期较为完整统一的欧美社会主义运动变成后来的各自为战。另一方面，各国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激烈辩论也揭示出这样的重要事实，即在人们极为关注的利益政治、权力政治的表象之后隐含着政治过程的另一个侧面：语言政治。语言政治的核心内容就是有关话语权的斗争[11]。即究竟谁有权力决定谁能创造语言、选择词汇并赋予其含义？谁编创了“我们的”故事？故事应如何发展？谁有权力在语言的概念与其所指的现实世界之间进行协商？一句话，谁对事物的理解才算数？语言一直是人们用以构筑和评价所谓“社会现实”的重要方法。就此而论，严肃的理论争辩也好、运动中出现的鼓舞性或者攻击性的语言象征策略也罢，无不关乎“定义能力”的话语权力斗争。由此，在严酷的权力和利益争夺的同时，话语权的争夺其实更为激烈。

四、社会主义运动中象征策略的功能阐释

作为政治传播的重要手段，象征策略是所有社会运动所必需的。它们旨在激发情感、形成态度并导致一致行动。因而，象征策略构成了政治过程一个重要的、持久性动力因素。从“类型学”研究角度看，社会主义运动中象征策略的运用具有多样的和复合的功能。这些功能可被区分为工具性功能与文化性功能，前者作为一套技术策略，主要用于解决运动中的许多基本运作问题，后者则表达一套价值和意义，主要用于对政治行为、权力诉求作合理性和合法性论证与辩护。

象征策略的工具性功能[12] 首先表现为它们是政治识别与区分的标准。政治运动是社会行为，个人一旦参与政治生活，就不再是其自然之身，而是被赋予了政治特性的政治之身。因而，使用特定的象征物、举行某些仪式、采行某套话语以及对政治人物的公开态度，就成为区分敌我的基本方法。透过这些象征策略，成员与外界之间以及成员之间的政治区分和沟通得以达成，统一的集体行动才得以出现。比如，在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中，冲突各方正是以明晰的符号被区分为两个仪式化阵营：法国国旗与红旗、马赛曲与国际歌、爱丽舍宫与巴士底狱，或者更一般的讲，右岸与左岸。另一方面，象征策略也是用于建构权力结构和权威序列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各种象征物、仪式行为和政治话语的不断重复使用、演练和言说，权力和权威秩序就被不断明确、显示和强化，人们也能在具象的感观世界中意识和明晰到权力所在、权威所属，谁更有权力、谁应服从谁等等。如此，象征策略进而也成为促成关键性政治行为政治决策的合法化和权威化的有力工具。

从文化性功能[13] 的角度上看，政治象征是意义浓缩、情感表达和价值展现的重要形式。各种象征策略首要的文化功能在于为人们提供某种“社会记忆”。在政治场域，这类记忆的实质就是政治记忆，其主要内容在于“一个社群被提请注意其由支配性话语表现并在其中讲述的认同特征[14]。”也就是说，把群体的过去和现在理解为一种具有某些明显认知因素的集体自传或集体象征文本。这同时也要求集体或国家对于各种各样用于表达意义和价值的象征“符码”作井然有序的排列组合，使它们能够互相支持和强化，避免相互间的冲突。这类意义整合主要表现为建构主流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大都以特殊化的政治话语作为其主要内容，而其他象征策略的运用则使意识形态得以不断重现和再生。

象征策略的复合性功能将在“政治社会化”中得到集中表现。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政治社会化”被作为政治先知先觉者向其所信赖的大众反复不断传输其思想、观念、规则和技能并要求大众按其指引开展政治活动而获得特殊定义。只有通过不断的运动、通过象征符号的意义表达，才能唤醒及强化正确的“阶级意识”，否则，社会主义运动就难以取得成功。简言之，“政治社会化”就是要灌输一套意识形态、推行一套行为方式、教会一套政治话语、造就一代社会新人，最终实现一种新型社会。

在过去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者对促进其事业发展的象征策略的运用在激发社会情感、表达核心观念以及促成政治行动等诸多方面已发挥出显着的功效作用，象征策略本身与社会主义运动结成了共生共存的关系，对其的运用已成为一类普遍的政治实践。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当代，今天的社会主义者应该继续将过去卓有成效的象征策略置于新的研究性分析视野中，并在新的变化了的环境中予以重新审视。换句话讲，所有的象征策略应坚持能够为读者、听者或观者传达其所代表的真实的社会主题，以及它们可能实现的范围与程度，能够给人们带来对以事实陈述和逻辑论证所阐明的主题的全面性理解。如此，“社会主义”的精神与内涵才可以保持“与时俱进”的特质。我们相信，在一个充满改革、创新和发展的新时代里，基于对社会运动、时代特征和政治变化的全面、准确理解而采取的理性行为愈多，那么，国家解决现存社会问题的能力就会愈强，而世界走向社会主义美好明天的希望也就会越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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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态主要特征篇7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价值本质；价值形态；价值实现；

“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存在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存在的根本依据。因此，我们需要能动的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这一原创性概念的理解，运用价值哲学的研究成果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并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赋予价值哲学以具体的内涵和品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代实践的对话交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的实证基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与西方相关价值理论的对话，开拓比较价值研究的新领域；积极实现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资源整合。

一、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内涵及本质的理解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内涵，学界主要存在“关系说”、“意义说”和“复合说”（三说）。其中，项久雨基于对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灵魂驱动力”概念的理解，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从本质上讲是指对人的发展的效用和意义，它是人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认识活动中建立起来的，是以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和发展规律为尺度的一种客观的主客体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及其性质是否与人的本性、目的和需要等相一致、相适合、想接近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其教育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合乎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的目的而呈现出的一种肯定意义关系。说到底，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本质无非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个“施教”和“受教”过程满足了人的思想政治品德社会化形塑的需要，其具体表现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和个人产生持续的、明确的导向价值、动力价值和协调价值，唯此，方可解释它的本质属性。

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形态的过渡形态解释模式

为了避免社会和个体长期远距离互动的局面，在经历了“社会----个体”价值形态的划分之后，有学者又在二者之间提出了“集体”这个中间价值形态概念。用政治学或社会学中的“公民社会”概念替代“集体”价值形态这个价值的过渡形态日益凸显其合理性。因为“公民社会”概念比“集体”所能涵盖的社会中间组织形态更为丰富。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组织是以集体或团体出现，但实质上它可能是属于非法的或非正式的，这就无法与一般意义上的“集体”含义实现对接，也就会出现名不副实的现象，这就需要在理论和话语体系上作出更合理的解释。与此相应的，“价值”定位模式也应该作出适当的调整。“价值”概念它先验的将主体置于一个有价值的祭台之上，但事实上，在多数情况下，事物存在的本身事实上对更大的价值所造成的影响是破坏性的。因而，用“效应”替代“价值”就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效应”这个中性词比“价值”这个有价值倾向的词更显得客观。

三、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

价值分理论上价值存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上价值的兑现。就此而论，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本质、途径、规律等三个主要领域。张耀灿等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客体通过作用于主体（即社会和人），并内化为主体的意识和动机，再由主体能动性地将其外化为良好的行为和品德，从而促进人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既是客体的主体化过程，也是主体的客体化过程，是其价值实现的本质。项久雨也持有相似的观点。已经有学者从思想政治教育与经济业务工作的效用关系入手，总结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三大规律：即神形统一律、真善美统一律和虚实转化律。但规律最终还是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这条根本途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是被有效消费（被认可）之后才显示其价值的，在这个过程中，价值客体的功能和属性满足了主体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生成是主体的需要、利益的实现和实践活动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价值主体的需要是前提，价值主体的利益实现是生成动因，实践活动是生成的源泉。

四、善于抽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特征

特征是事物本质的外在表现，善于抽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本质特征，是建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的关键环节之一。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问题上，已经形成了多种观点：袁贵仁较早关注到这个问题，并将这类特征归结为间接性、渐进性、潜在性、渗透性；有学者则归结为间接性、潜在性、累进性、社会性；其后，陈华洲、项久雨等学者也就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特征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从相关研究成果可以认识到，特征认知是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矛盾的切入点，没有这种特征上的面面观，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特征就是抽象的，在这些特征当中，主体性、社会性、历史性、累进性和客观性不仅存在于阶级社会中，也将继续存在于无阶级社会中，必将为我们调整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相对稳定的坐标。

五、高效度、高信度地做好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评价

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评估,一直为学界和教育工作者所关注。然而,先前的研究,主要在评估的意义、标准、原则、特点、途径和方法等方面着墨较多。目前,这方面研究的重点,已经转移到科学评估模型的系统构建上。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评价问题上，我们也要警惕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万能论”、“无用论”、“代替论”三种主要偏见。随着市场经济渗透于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民主化倾向日益浓厚，公民社会和公共治理日益凸显其现代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评价日益受到社会下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主客体式的价值评价模式日益不能满足社会的民主需要，主体间性模式日益提上日程。这是一个不以某个阶级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单向评价模式将让位于对话评价模式。为此，我们需要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评估的理论基石，从理论上廓清研究评估价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科学方法的指导下制订好评估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标准体系，准确衡量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要加大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评价工作机制的研究。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减少失误。

六、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变动趋势准确把脉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变动的趋势问题，有几个问题是需要跟踪、观察、调整的。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有没有异化的可能性。实践证明，异化的可能是存在的，一旦思想政治教育的纠错机制失效，思想政治教育甚至会沦为一种相互倾轧的口实或工具。其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及其大小是有边界的，思想政治教育仅仅是社会现象的一种而已，而且也仅仅是人之行为的很小一部分，国家治下的民众不要期待思想政治教育担当起拯救万千事物的重担。它只是在可预期的人的活动场域里发挥作用，一旦超过它的“临界点”，想当然的东西就彻底成了妄想。最后，在可预见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思想政治教育这种现象将作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被消费着，不论你是否愿意，它将渗透于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兰州大学；甘肃；兰州；730000）

参考文献：

［1］ 项久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与人的价值，［J］，《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12期

［2］ 张耀灿、郑永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政治生态主要特征篇8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6-0065-03

生活境遇即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境况和遭遇的综合，前者代表的是当下情形的权衡，后者代表的是历史遭遇的经验，生活境遇既是个人性的，也是社会性的，既是个人生命演化的轨迹，也是社会历史大背景在个人生命中打下的烙印。因此，它能成为连接个人与国家、心灵与社会的中间环节，通过它既能看到个人生活的模样，也能瞥见政治权力擦过个体生命时所撞击出来的亮光。因此，本文试图借助生活境遇来展现农民日常化的政治认同逻辑。

一、政治化的生活与生活化的政治

近代以来，对启动现代化与国家政权建设的中国来说，其既经历了激情革命的岁月，这是一种具有启蒙主义理想的改造社会的革命，无疑具有政治冲破社会的栅栏闯入经济、社会以及私人领域的特征，这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所经历的不断推进革命的政治化的生活；也经历了冷静变革的开放时期，而“文革”的结束与改革的开启，走向了带有“告别革命”意味的政治退潮，常规政治与现实政治逐渐凸显的时代，即生活化的政治。受其影响，农民也在政治化生活与生活化的政治之间变换着自身的角色与关系。

（一）政治化的生活

郭于华教授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疑问：“村落社区的历史和家庭、个体的生命历程如何与整个社会及其变迁发生联系，如何与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相关联？我们何以能够透过个人生活史和微观层面的民间历史资料理解和解释社会的运作？执著于‘活着’或‘过日子’的普通人何以可能被发动起来，并以一种全民的‘积极亢奋状态’卷入政治生活？”[1]105的确，千百年来农民的生活都是一种自然状态，其典型特征就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纳完粮，大部分时候都生活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自在自为状态。但是中国的革命与现代化特性却打破了这种状态，其主要表现为：传统中国是一个贫困而分散的社会，要实现后发现代化，就必须通过政治?釉钡姆绞嚼唇?分散的农民社会带入现代化，而这样的任务则需要由一个权威性政党和领袖自上而下地将农民大众吸纳到党和国家体系中来，由此形成动员型政治形态。[2]因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与农民大众之间的链接是通过政党及其组织运作方式来实现的。而这种政治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政治动员、政治教育的过程，恰恰就是将普通农民卷入政治生活，改变农民日常生活状态和行为轨迹的历史性进程。

1.经济生活的政治化。革命胜利之后的中国，一方面继续推进着革命年代的做法，例如，将翻身与生产相联系，解放与土改相伴随，赋予生产以及生产关系调整以政治涵义；另一方面，则以不可阻挡之势，将农业生产置于国家政治任务之下，实现着国家所要实现的新的政治经济一体化，如城乡二元结构和农业合作化，进而一步一步地迈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人民公社。这正如金观涛、刘青峰二位教授强调的：“国家控制强大到一定程度会造成整个经济结构的突变，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的自耕农结构和双结构工业结构均是不稳定的，它只能转化到与强大意识形态指导下国家控制相适应的新形态中去。”[3]首先，国家指令调节着农业的生产。这种情形下，农业生产什么和怎么生产不再是农民个人的自主行为，而是伴随国家政治需要起伏的运动型经济和指令性农业。例如，有的农村历史上均是上半年种小麦、下半年中包谷的基本格局，被改变为种植经济作物，如甘蔗、油菜、花生、芝麻等，这都是国家政治任务的结果。其次，国家的粮食供应制度――口粮，也需按国家的要求获得。而农村计划口粮的获取，必须以完成国家经济任务为前提，而集体时期开会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布置生产任务，然后分解任务到各班、各组中去。第三，记工分成为农村的日常监督制度。与之相关的，则是记工分的办法在各生产队的普遍施行。因此，工分就成为了衡量个人在集体劳动中的数量和质量的依据。

2.日常生活的公共化。由于将日常生活变为政治权力实践和政治仪式进行的场所，所以，农民自己可支配的时间被大大挤压掉了，自己私密的空间也受到侵入。所以，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下，农民早上和下午是需要到生产队出工记工分的，中午有些许休息和吃饭时间，下午收工后，又时常被通知去开会，而这种会议，往往都带有政治性的成分，如要先学习一下文件，或者唱唱革命歌曲。因而，农民的日常生活被各种运动和政治学习所占据，日常生活已经被公共化了。这种公共化的生活也有三种表现，一是开会学习常态化。这种会议一般以政治精神传达与政治文件学习为主，这使得上层的声音和指示能传达到这个国家底层的村庄。二是阶级斗争时不时地上演。阶级斗争时，一般会让坏成分的分子在台上陪站，或者直接拉出来批斗，这样的目的，既是提醒村民敌人的存在，以便在敌人的反面，确认自我是人民一员的认同感，同时也是对阶级敌人的羞辱与展示，其目的都是为了让权力在农民日常生活中显示政治力量。三是政治运动的持续化。上年纪的农民脑海中能数出来的政治运动都是一串一串的，可见，各种政治运动在他们个人曾经的生活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权力在其日常生活中的存在，也是让其生活卷入政治的方式之一。

3.观念世界的象征化。观念世界的象征化主要就是指人们对国家各种象征仪式的接受和权力符号的内化过程，也就是，生活仪式化与象征实用化。仪式象征是政治权力表现的形式，也是权威得以塑造和再生产的过程，因而，观念世界的象征化对农民的内心世界的改造意义显著。这主要体现在，一是打击赌博，树立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农民的赌博行为如被查获，是要被扭送到专门的学习班改造学习的，这种学习班就具有改造思想的作用。二是积极分子、正面人物屡被宣扬，也就是说，评比先进、树立榜样是塑造农民观念世界中孰好孰坏、孰优孰劣的常见手段。三是办学习班扫盲、教唱歌曲和跳舞等一系列文化活动，让农民感受到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尚。

（二）生活化的政治

中国社会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政治化生活之后，高度政治化的生活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则是生活化的政治，这种政治的典型特征就是，生活成为了政治的目的，政治只是充当着工具和手段的作用，生活的，又重归生活，政治的，归于政治，二者之间不再是同构关系，而是各自回归各自的支配逻辑。也就是说，生活化的政治是让私人生活成为生活的主角和常态，而政治只是其中的点缀，但是却不可或缺且意义非凡，这正如孙立平先生在谈 “过程―事件分析”的妙处时，所类比的空气之于画作的意义，即有生命的、流动的、充实的空气让画作产生了强烈震撼和革命性的艺术形式。[4]这就具有任剑涛教授所描述的后革命时代的典型特征了：“而后革命时代人们刚刚告别个人崇拜，对于他人的盲从与迷信就此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拉开距离。……从个人崇拜向个人主义的滑动，显示了人们力图探求自己的生命价值与人生意义的积极变化。面对市场经济促成的平庸生活局面、面对缺乏激情的后革命驱动的情绪化状况、面对不清晰的未来造成的前途迷惘，人们努力在日常的生活经历中寻找生活的价值和意义。”[5]

1.从村公所到灶台。经历了广场政治的狂欢与剧场政治的激情之后，村庄农民还得回到日常生活中来，还得回归到与生存和生命需求有关的吃喝拉撒睡等基本需求中来，这才是每个农民必须面对的真实问题，因而从村公所到灶台才是理性的选择。生活逻辑所支配出来的人性需求，使得普通农民必须回到生产与生活有关的一系列活动中来，在这个私人领域中，其才能感到安全感、平静感和满足感，这是因为公共与私人领域比较起来，私人领域才是满足个体生的欲望和生活必需品的地方，公共领域只是为个性提供了广阔的表现空间。[6]对于农民来说，个人生活与家庭生活中最主要的活动即是围绕灶台展开，灶台代表了生的欲望，而村公所则代表的是公共活动场所，是个性表现的空间，相较而言，以生活为主旋律和围绕生活开展的活动，必然会表现为从村公所到灶台的回归。例如，现今，有的村干部感受到两个时期（集体化时期与后集体化时期）相比其号召力在减弱，同时，农民普遍认为，与其和干部争国家补贴，不如自己多卖点菜挣钱，都反映出了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在生活政治场域中，个人利益优先与公共生活退居第二，才是最真实的表现。

2.从价值理性到工具理性。如果说革命时代代表的是道德理想主义，蕴含的是价值理性的话，那么后革命时代代表的则是现实主义，蕴含的则是工具理性。前者是以集体化时期的社会激情高扬的集体主义为表现，后者则是以改革开放时期的生活利益算计为表现的个人主义。在以价值理性为基调的政治化生活中强调村民必须有集体主义道德，要有社会公德之心，要大公无私，要“一大二公”，要“舍小家顾大家”，可是在以工具理性判断为基调的生活政治时期，前面的这些要求显然是“不明智的”。因而，在生活化政治中，农民开始变得比较注重物质利益，变得思想比较复杂（在某些人看来），变得没有公德之心，变得不顾他人只顾自家，变得“我该得的就要得”的权利要求觉醒，变得一切向钱看，干部不再如集体时期那样“吃苦在前、分物在后”。从村庄政治看，在农村权力中心所展示的权力争夺中，以及农民的政治价值判断中，价值理性滑向了工具理性。

3.从先验主义到经验主义。在革命和集体化时期的农村进行了一系列国家所倡导或发起的政治运动，而这些政治运动既有涉及生产劳动的，如大跃进、浮夸风、瞎指挥等；也有涉及生活的，如人民公社大食堂；还有涉及社会组织形式的，如换工队、互助组、低级社、高?社等；涉及文化的，如学习班、唱歌跳舞班等。而在话语上则为“人定胜天”“敢教日月换新天”“喝令三山五岳，我来了”等，这些活动可看作是社会试验的具体形式，但其背后却是先验主义启蒙思想的涌动，与政治化生活密切相联系，这种高扬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等思绪，以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冲动，均是与政治走向和国家意志相伴随的。而经验主义则是与先验主义相对应的，体现生活常识、平民主义、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潮，对于人的行为及其能力抱有怀疑主义的态度，相信经验世界中的知识积累和不断试错，通过人的经验感知来把握世界。因而，生活化政治的背后主要的判断尺度和依据就是理性计算与生活常理，干部从事政治活动看重的也是政治为其生活带来的现实利益和物质回报，村庄精英进行政治博弈，没有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那么崇高，相反，却充满了利益盘算和物质享受的鄙俗气息。

二、生活境遇：农民政治认同观念的心理沉淀

生活境遇一词来自于生活之中，有其深厚的生活基础，或者说，其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因生活境遇是每一个农民所具有的，是现实生活在其中的过滤和沉淀，因而，生活境遇就成为理解农民行为和心理的一种角度。

（一）生活境遇的二重性

清华大学郭于华教授通过对受苦人的“苦”进行专门性研究，有力地捕捉到了苦难与阶级、与国家、与社会等的联系，进而找到了进入心态史研究领域，并获得对历史过程和逻辑的理解之独特路径。[7]应该说，这一研究极具学术价值和启发意义。类似地，生活境遇也因其对每个农民来说，是与生俱来的，同时也因其是农民与外部世界如社会进行互动的产物，是具有社会印记的，因此，生活境遇就具有二重性属性，即既是个人的，同时也是社会的；既是微观社区的，也是宏大制度结构的；既是身体感知的，也是外部力量塑造的。这样，生活境遇就是一个个人与社会的交汇点，通过它，既能看到个人生命历程的轨迹，也能看到社会历史的脚步。虽然，农民的日常生活是弥散的、默默无闻的、周而复始的、“无事件境”色彩浓厚的、琐碎的，但是，这并不代表农民的日常生活是不可触摸、不可感知、不可讲述、不可展现的。而生活境遇所具有的二重性，则可谓日常生活的聚焦，并进而可以对境况相同和遭遇类似的人进行归类和聚集，这样就为捕捉带有个人色彩的、弥散性的日常经验的情形找到了可分析的路径。在此，身体政治与象征政治在形成生活境遇上是两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

（二）生活境遇之身体政治

满永认为：“国家与革命，对长期生活在经验世界中的乡村人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并非是不言自明的。乡村人又是在怎样的层面上去理解革命、认知国家的？也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8]因此，寻找到中介环节或中介媒介就成为解开这个问题的关键。福柯独辟蹊径地对身体政治或生命政治的研究对此有启发意义。福柯认为，话语、暴力、意识形态、物质因素、技术、谋略等都能实现对肉体的驾驭，这表现为：“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这种对肉体的政治干预，按照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与对肉体的经济使用密切相联；肉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9]同时，应星教授指出：“身体既是人最私密的存在，又是人最公共的符号。”[10]24正是这样一种身体与政治的关系，使得透过身体政治，能够感受到权力的存在，同时身体政治也是农民向外发出回应的表现。因此，身体既是被当作政治的工具，也是被当作政治的目的，即受驯服的身体，可是，身体也并非是那么听命行事的，农民自身的感受和对身体束缚的抗拒，均构成了这样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无论是集体化时期的生产队管理模式，还是集体大食堂时期的饥饿记忆，以及斗争地主和其他阶级敌人所施展的暴力与软暴力，这些记忆均让农民感受到了国家权力作用于身体的力量和印记。在这样的身体政治的权力实践中，在每个农民的心理和情感以及身体上均能感知到的规训与惩罚所带来的影响，国家治理技术正试图将农民的身体、生活乃至思想均实现集体化以及国家化，至于农民在此过程中感受到的震慑、洗礼、接纳、抗拒、服从、应付、附和等交织出来的复杂心态与情感就决定了农民政治认同的状况。

（三）生活境遇之象征政治

政治象征既可能是标志性物品，如纪念品、艺术品、仪式、旗帜等，也可能是符号，如标语、口号、纲领、路线等。而运用政治象征唤起政治情感以及实现政治目的的政治形态即为象征政治。换言之，象征政治通过象征符号和仪式行为能够实现塑造人们的政治心理、内化权力实践的目的。正如有学者认为的，象征符号和仪式行为通常被视为非理性的东西是可以创造和再造权威的，它们与权力相互依存、互为因果。[1]83因而，作为权力技术与权力实践的仪式与象征，就成为政治权力作用于农民日常生活并使之唤起认同和想象的中介媒介物，权力实践正是通过生产生活的仪式化以及仪式的实践化来深入农民内心世界，改变和塑造其政治心理和政治态度的。对此，郭于华教授指出：“生产、生活过程的政治化、仪式化，以仪式表演呈现的政治活动，改变乃至重塑了人们的观念领域和精神世界。”[1]117学者应星在探讨当代中国的新德治的时候，也曾专门分析真理话语、国家治理技术、个人的策略行动三者是如何构成了塑造“新人”，实现政治治理和权力合法性再生产机制的。[10]160过去国家通过开会仪式、领袖崇拜、政治广播、文件报纸等方式在不断地向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观念世界传送着政治象征的符号与意涵，现今则是通过电视新闻、惠农政策不断地传递着来自上层政治的权力信息，这些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农民是如何看待村庄政治、如何看待国家政治以及日常生活中所能接触到的权力结构和意义系统的。

三、生活境遇所展示的农民政治认同逻辑

总的来看，生活境遇是综合性农民政治认同状况的反映，其构成了农民由内而外的观察政治和接纳政治权力的日常化的实践结果，而身体政治与象征政治是外在力量产生和改变农民政治认同的关键性中介?h节。因而，生活境遇既是历史性心态、情感的累积，也是现实利益关系、情理是非的横向判断，在这二者交汇的十字交叉点上，我们得以发现农民是如何看待政治权力的，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面貌。

（一）从生活境遇看农民政治认同的复杂性

生存理性决定的农民政治认同，将农民作为一个抽象的理性人或经济人看待，只看到了农民作为现实存在的一个生理性需求维度，但实际上，农民还有更为复杂的表现，如从政治的角度看去，就还有政治人属性；从社会学角度看去，就有社会人属性；从伦理学角度看去，就还有道德人的属性；从法律的角度看去，就还有法律人属性；从心理学角度看去，就有情感人属性。而且，根据马斯洛的研究，人的基本需求中生理或生存需求是最低层面的需求，而安全需求至少包含有政治人和社会人属性，再上一级的交往需求，则包含有社会人和法律人、经济人、情感人等属性，如再往更高一级看，自我实现的需求，就包含有不同属性的人的不同面相和属性。因此，四重逻辑之中的生活境遇决定的农民政治认同，起码涉及到了经济人、社会人、政治人、情感人、道德人等维度，能看出不同农民政治认同的表现背后的人性基础和相应行为原理。因此，以经验世界中的农民为分析对象的生活境遇，就能解释农民政治认同的复杂性。

（二）从生活境遇看农民政治认同的变化性

由于生活境遇决定的政治认同综合考虑了历史性维度和共时性维度的双重影响，因而，农民的政治认同既是时间意义上的不断累积或衰减或扭曲或矫正等情况，也是当下利益与现实需求之网中的境况判准，这样的情形就会多增加一些对农民政治认同变化性的认识，而不是线性的一个因素（如生存理性）影响，一个维度可能出现的情况就只有要么是增长，要么是减小，或者是没变化的。但是，如果将历史性和共时性维度同时考虑在内，就会发现如下情形，第一种情况是，历史上可能有较强政治认同的农民，因当下利益受损而减小或不认同政治系统。第二种情况，虽然当下现实利益问题或政策不当问题导致了不满，但因曾经的遭遇让其感恩党或政府，则也不至于政治认同急剧下降。第三种情况，还可以发现政治认同的变化性来自于对国家政治与村庄政治所能满足农民的不同需求，如前文所分析的，农民对国家权力基层政府及其代理人与中央政府的评价与情感呈现两极分化，国家象征政治与现实政治对于农民的生活境遇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其背后的原因放置于生活境遇也能够得到很好的理解。此外，还可能有第四种甚至更多种情况可以进行分析和讨论。

政治生态主要特征篇9

同志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内政治文化的概念，阐述了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的讲话中，他又阐述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进一步提出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要求。正确认识党内政治文化是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前提。而明确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把握党内政治文化的本质与基本特征，是进行党内政治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进一步分析党内政治文化的结构与功能的客观前提，是理解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相互关系的理论基础，是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进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

一、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

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在性质和类型上属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它绝对不是一座文化上的“飞来峰”，而是我们党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政治心理、政治情感、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等构成的有机整体。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既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生动的实践源泉，也有深厚的文化传承。正如所指出：“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

（一）马克思主义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指导思想

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也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内政治文化的思想观点，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之路。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它孕育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崇高的价值追求，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中国共产党产生于中华民族，来自于中国人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也孕育和涵养了中国共产党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培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价值观，党内政治文化必然要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

（三）革命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源头

革命文化不仅包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各种革命精神，比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红安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也包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等富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的革命文化精神，都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革命文化是党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展示着党的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深刻揭示了历史事件、历史现象背后深层次的文化原因，深刻蕴含着党团结凝聚、纯洁先进、成功发展的秘诀。强调：“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

（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的主体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先锋队”性质决定了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国先进文化的推动者和发展者，同时又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起，就开始形成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党内政治文化一定是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母体培育和发展起来的，同时引领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党内政治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党内政治实践中的生动体现。

（五）党内政治文化是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

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性，是政党阶级性最高和最集中的表现。中国共产党党性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属性，也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其本质上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和先进性。指出：“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因此，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要始终体现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以党性修炼为主线，同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行为作斗争，积极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坚决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江湖”文化。

二、党内政治文化的本质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党内政治文化必然体现着工人阶级的意志和根本利益。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党内政治实践中的淬炼和升华，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信仰和价值追求，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和先进性的生动体现。

（一）阶级性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根本属性

每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这个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1] 98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的工具，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的利益代表，阶级性是政党的本质属性。意识形态是政党根本利益得以集中反映的理论形式，同时“意识形态把政党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任何政党的产生和存在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前提，从逻辑上说，先有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认同才可能有政党”[2] 235。由于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说是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党内政治文化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反映政党的根本价值取向，因此，阶级性必然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根本属性。作为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党内政治文化也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思想，反映着党所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性。

（二）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决定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党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党的阶级性关系到和反映了党的先进性[3] 83。中国共产党始终积极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价值追求，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外没有任何自身的特殊利益追求。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 285。邓小平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也强调：“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共产党———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的领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它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4] 218 党内政治文化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反映，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党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要建设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并以党内政治文化引领社会文化的发展，充分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充分体现党所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本质。

三、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

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主要是由党内政治文化的根本属性所决定的，而党内政治文化又是建立在本党阶级属性基础之上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其党内政治文化必然具有阶级性和政治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原则性和战斗性等基本特征。

（一）阶级性和政治性

在阶级社会里，文化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党内政治文化同样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反映着统治阶级的阶级属性。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党内政治文化必然首先体现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性。政治问题，任何时期都是根本性的重大问题。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政治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党内政治文化有助于坚定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念，不断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二是党内政治文化引导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尤其是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三是党内政治文化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立场。

（二）民族性和时代性

中国共产党产生于中华民族，来自于中国人民，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滋养中成立并发展壮大的，党内政治文化也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政治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必然具有浓厚的民族性特点。同志强调，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党内政治生活的光荣传统，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

时代性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显著特点，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实践证明，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作为党的建设深层次、基础性的工程，党内政治文化的时代性能够更好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相适应，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内政治文化的时代性还表现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尤其是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不断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三）原则性和战斗性

指出，党的干部必须坚持原则、认真负责；对领导班子来说，原则性是基本要求。党员、干部和领导班子的原则性来源于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政治文化的原则性。党内政治文化的原则性是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文化基础和价值导向，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战斗性必然要求党内政治文化的战斗性。毛泽东在《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一个大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5] 179邓小平同志也指出“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我们要搞革命建设“就要建立一个有战斗力的党”。党的战斗力同党内政治文化、党内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党内政治文化的战斗性是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的基础，是党的战斗力的力量源泉。对此，强调：“ 一个班子强不强、有没有战斗力，同有没有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密切相关。”[6] 96

党内政治文化的原则性与战斗性密切相关，相互促进。党内政治文化的原则性和战斗性要求：一要严明党纪，坚持原则，增强党的战斗力。二要用够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解决党内矛盾、提高党的战斗力的有力武器，在原则问题上进行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三要坚决同党内一切消极的、落后的甚至腐朽的党内政治文化作斗争，激浊扬清，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

党内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和政治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原则性和战斗性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阶级性和政治性是灵魂，决定着党内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如果没有灵魂，一切都无从谈起。民族性和时代性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离开了民族性，党内政治文化就失去了根基；离开了时代性，党内政治文化就失去了生机活力。原则性和战斗性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准绳和检验党的战斗力的重要标准。如果党内政治文化没有原则性或原则性不强，就等于丧失或者模糊了是非曲直的标准，就会陷入混乱；如果党内政治文化没有战斗性，党就会失去战斗力，就不能实现党的纲领路线和历史使命，也就难以保持党的先进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王邦佐.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吴桂韩.中国共产党党内文化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政治生态主要特征篇10

一、对某级别公务员政治心理专项研究

从公务员的级别来看，分为基层和中层公务员政治心理研究，而对于省部级副职以上公务员则没有专门的研究，一方面可能是研究样本相对较小，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政治敏感性等因素，研究可行性不大。本文所指的基层公务员是县（市）、乡（镇）两级政府的公务员队伍，他们是保持基层政权正常运转的核心力量，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各项工作开展的先行者，担负着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使命。中层公务员则主要指科级、县处级和司局级公务员队伍，他们是公务员干部队伍中的中坚力量，也是提高整个公务员队伍领导力和执行力的关键。

1.基层公务员

对基层公务员的政治心理研究分为对人格特点、心态变化的研究、对公共服务精神的调查和分析。《基层党政领导干部的人格特点与行为类型》一文采用中国人人格量表对1237名基层党政领导干部和419名对照组被试的人格特点所作比较，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基层党政领导干部的人格特点及其与行为风格的关系。《由“催粮纳税”到“服务群众”——关于基层公务员心态的调查》一文是在我国基层公务员经历着由“催粮纳税”到“服务群众”的角色转变的背景下，试图全面了解和把握基层公务员的心态变化而调查的研究成果。课题组先后深入张家口市具有代表性的4个县的14个乡镇，分别以座谈会、个别走访、问卷等形式展开调研，分析基层公务员心态形成的主要原因，包括：理想信念淡化，公仆意识不强；思想落后保守，支农能力较差；经济待遇低、政治进步慢；且受到乡镇机构改革的冲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层公务员心态良性调整的对策，包括：树立乡镇人民公仆高大形象，开展真正适合基层公务员的思想教育；建立“留得住心”的用人机制，强化基层公务员“执政”能力；体现优先原则，提高基层公务员经济收入等。《新农村建设中乡镇政府公务员公共精神现状分析与对策》一文认为提升乡镇政府公务员公共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动力支撑和重要保障。文章通过对乡镇政府公务员公共精神缺失现状进行的分析，指出应加强基层政府的制度构建来塑造公务员精神。总的来说，基层公务员的政治心理研究比较丰富，能够紧抓基层公共事务和政策变化的新特点，调查在基层政府任职的公务员的心理的变化，从政治心理学角度分析其中原因，并探讨提高基层公务员执政能力的方法。

2.中层公务员

中层公务员政治心理研究集中于对政治成熟度、权力心理、决策心理和改革创新意识的考察。《我国司局级公务员的心理素质分析》对司局级公务员的心理状况进行了考察，表明司局级公务员心理的特征是权力动机较强，对失败有较强的承受力，但成功进取心不够，风险决策意识较弱，亲和动机中等；政治上比较成熟，情绪稳定，现实感较强，但不够活泼，过于冷静，缺少热情。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司局级公务员政治心理的成熟度和趋于保守的政治心态。《对县处级领导干部政治素质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的思考》一文，作者通过对曲靖市33个市直机关、9个县（市）区县处级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状况的调查，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政治意识有所淡化；理论功底比较薄弱；受不良思想侵蚀。分析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从内因上看，没有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问题；从客观上看，既有社会因素和组织因素，也有体制因素。《贵州省厅局级公务员心理素质调研》通过设计问卷对省直机关厅局级255名公务员进行创造能力、自信心、预见能力和意志力的考察，发现在被调查的公务员中创造力非常强的人为零，较强的占9%，超过50%的人创造力非常低，说明贵州省厅局级公务员比较缺乏勇于开拓，锐意改革的创造型人才，自信心和预见能力的考查情况也不乐观。综上研究表明：中层公务员的政治成熟度相对较高，权力动机比较强，但是在预见能力和决策判断力上有所欠缺，而改革创新意识则明显缺乏，不能适应对领导干部的要求。

比较基层公务员和中层公务员的政治心理研究，可以发现研究的内容和结论都有较大差别，而关于两者的共性和差异的对比研究则少有人涉足。

二、对某地区公务员政治心理的研究

由于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各地公务员的政治心理不尽相同，因此关注某一地区公务员政治心理的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广东省领导干部人格特征状况研究》通过采用16PF量表对随机抽取的有代表性的588名领导干部进行测试，以探求广东省在岗领导干部的人格特征状况。调查结果显示“领导干部总体的人格特征显著，在乐群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怀疑性、忧虑性、实验性、聪慧性、恃强性、敏感性、世故性这些人格因素与全国常模比较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P<0.01），心理健康者占67.10%，创造力强者仅占19.17%，有成功的希望者仅占7.15%，生活适应满意者仅占22.13%。”《杭州市中青年领导干部人格特征研究》采用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测验，对杭州市213名中青年领导干部作了测量，并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出结果：中青年领导干部人格特征表现为情绪稳定成熟、开朗热情、自信沉着、理智现实、自律严谨、敢做敢为、适应良好等特点，但果断性、刚毅性、创造性并不突出。男性更内向独立、自信现实、情绪稳定，女性更外向、乐群、敏感。《成都市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调查研究》则侧重于探讨如何提高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水平，以使成都市适应加入WTO要求，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调查结果认为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总体是好的，搞好制度与法规建设，建立合理的高薪养廉制度，营造良好的社会监督环境，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是成都市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建设的关键。

上述研究表明，东部地区广东省和杭州市与西部城市成都市的公务员政治心理有着一定的差异。东部地区虽然经济发达，但公务员在创造力和满意度上并不比西部地区公务员更高，在行政伦理道德方面，西部地区公务员总体较好。但由于地区公务员政治心理研究相对较少，难以进一步得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公务员之间的区别。

三、以性别为区分的公务员政治心理研究

由于两性的差异，使得女性公务员的政治心理成为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其中的研究包括女性公务员的人格状况、心理状况以及对待政府机构改革的态度等。《浅析当今女性领导干部的人格特征状况》一文采用16PF量表对随机抽取的女性领导干部进行测试，结果表明女性领导干部的人格特征显著，大部分表现为外倾、开朗乐观、心理基本健康，但为数不少的女性领导干部的创造能力不强，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和困扰。还有针对某一地区的女性公务员政治心理状况的研究，如《上海市级女公务员发展状况调查》是上海市市级机关妇女委员会于2004年8月至10月对市级机关女公务员进行的专题调查，结果表明：上海市级女公务员政治素质过硬、信仰坚定、对社会发展、工作现状和生活态度都充满着信心，追求卓越，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女公务员认同度比较高，因此建立“廉政、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需要充分发挥女公务员的作用，提升女公务员的整体素质和综合竞争能力。《精兵简政应体现男女平等原则——辽宁省直机关部分女干部心态调查与建议》一文通过对辽宁省直机关20个涉及撤并及女干部较为集中的委办局女性的心态进行了调查，发现90%以上的女干部对机构改革持赞成、支持态度，认为机构改革势在必行；存在焦虑的心态占45%；表示无所谓的约占25%；思想压力大、意见大、心理不平衡的占60%。作者认为与男性相比，女性对机构改革的反映尤为强烈，因此应当将性别意识纳入机构改革的决策之中。

综上研究表明，大部分女性公务员政治素质较高，信仰坚定，心理健康；但与男性公务员一样，女性公务员的创造能力也不强，对机构改革女性公务员的心态更加复杂，明确支持但又深感焦虑。但关于女性公务员的政治心理研究范畴和深度都有所欠缺，比如女性公务员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认知问题，权力心理、决策心理和腐败心理有无特殊性的问题都缺乏深入研究。

四、对公务员政治心理某一方面的研究

针对公务员政治心理某一方面研究主要包括公务员的认知结构、人格特点、政治心态和鉴别能力等。总结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公务员的认知结构和人格特点客观要求很高，而实际上当前公务员还存在着腐败、守旧等与客观要求不符合的地方，因此探讨如何塑造公务员的认知结构和人格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对于政治心理的其他方面探讨相对较少，政治鉴别能力和政党认同是比较有创新性的研究。《试论公务员的认知结构》一文将公务员的认知结构分为三个层面：政治认知要求公务员从治理和政治责任的角度维护政治社会的正常运转，职业认知强调公务员对公众负责和其本身所具有的临界状态以及社会要求转化为公务员的职业伦理，社会文化认知在于公务员以平等的精神体现于社会公众之中，以公正处理社会中的人和事物以及公务员的自身和社会的双重身份如何对待文化的传承。《国家公务员的人格特征》总结道：良好的政治素质，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为准则和现代心理素质与知识架构是构成国家公务员的人格特征的四大基本要素。

《论新时期我国公务员行政人格的塑造》指出当前我国公务员存在着腐败人格、中庸人格、守旧人格及其官僚人格等不良现象，并探索我国公务员行政人格塑造的新途径。《论新时期公务员的政治鉴别能力》一文阐述了公务员政治鉴别能力的内容及要求，以及从加强理论学习和提高实践能力相结合的方式来加强公务员政治鉴别能力。《当代中国群体政党认同的实证分析——以公务员群体为对象》探讨公务员群体作为执政党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对党、党的政策、党政关系、党群关系的认知情况。研究表明：公务员对执政党态度总体呈理性信任，大部分公务员认为执政党总体和谐，但是在提高和谐度方面还有一定的空间。

五、问题导向的公务员政治心理研究

问题导向的公务员政治心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热点问题，比如腐败问题，政府机构改革问题，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服务型政府等问题上。

1.腐败问题

关于公务员腐败的心理原因探讨相对较多。有学者认为公务员腐败是由于存在侥幸心理、失衡心理、攀比心理、补偿心理、从众心理等；也有学者认为腐败形态分为不自觉腐败和自觉腐败两种，不自觉腐败是由于公务员受到社会环境中不良价值观的消极影响而偶然产生的，自觉腐败是公务员不自觉地对于腐败由“模糊”转向肯定，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腐败政治心理，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在从事腐败活动，但由于私欲的不断膨胀已无法控制自己。对于反腐败问题，《构筑反腐败的心理防线》一文强调要高度重视廉政心理建设，构筑反腐败的心理防线，切实有效地防治腐败心理演变，从源头上建设廉政文化体系和反腐败体系。也有学者认为应当用改革的精神反腐败，通过观念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创造良好的社会心理和体制环境。

2.政府机构改革问题

关于公务员对政府机构改革心态的研究、关注公务员对改革的态度及各种表现，并探讨对其不良心态进行矫正的措施。《机构改革中公务员心理状况调查与对策研究》针对吉林省长春市的公务员对机构改革的心理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公务员希望改革的心理非常强烈，大部分人认为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不少公务员在看待人员分流时担心受“关系”和“人情”因素的影响，接受“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观念仍较为困难。这一调查反映出公务员期望改革、提高效率、公平竞争的积极政治心态，也能反映公务员群体中的人情和关系等政治亚文化根深蒂固。《政府机构改革前公务员的心态及调适》认为改革要达到预期目的，必须关注改革前公务员心态的各种表现，并在此基础上、从自我的调适、行政组织调适和社会调适三个方面阐述了对政府机构改革前公务员中存有不良心态矫治的对策和措施。

政治生态主要特征篇11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2)01-0040-02

一、“官本位”的本质以及表现

“官”这种身份标识并非自人类社会开始便存在，因此。“官本位”现象也是在我国特定历史阶段才出现，那么，产生该现象的真正动因是什么呢?韩海涛在《国内学者关于政治文化的综述》一文中归纳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特征的主流观点，其中在阐释权力本位时写道：“国家政治功能无限膨胀、无限覆盖，而社会自主空间则极度狭窄和社会经济功能的极度弱小。在这种政治是一切、一切是政治的社会中，权力当然成为最活跃、最有价值的生存工具和生活杠杆，由此便产生了权力本位的政治文化现象。从深层看，其形成主要源于小农自然经济这样一种依附型生产方式的存在：从表层看，主要根据专制体制下权力能够直接操纵社会分配和兑换社会利益的实用性价值，以封建皇权为尖顶的金字塔型官僚体系按权力太小和官位高低进行资源分割的现实，成为对于社会成员的直接刺激。权力本位的政治价值取向导致中国历史上的‘学而优则仕’传统，官僚机构肿胀，使其他领域萎缩与成为政治生活的附庸。”由此看来。如果从社会政治文化层面上理解“官本位”现象，其实它只是权力本位的一种变体，政治权力在其流变过程中，借助专制官僚体制，催生出“官本位”这种文化现象。

由于“官本位”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其表现形式因此具有较强的传统色彩，国内学者吕凤华在《标本兼治官本位》中列举了三个方面：一是以官作为评判价值的标准。官的标准、权的标准，成为衡量人的价值和地位的基本尺度。二是以官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有了官就有了自我价值实现、社会地位提高的机会，就可光宗耀祖、福荫子孙、享受特权。三是把获取更高的官位作为一生追求的最高目标。随着中国社会进入近现代历史发展时期。“官本位”现象的传统特征有所弱化，尤其在当代，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其表现形式更加多元化和内隐化，政府机构、社会团体以及企业中均有所表现，带着“官本位”思想争名谋利之官僚开始披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外衣。简单来讲，官本位至少包含这种意思：把是否为官当作社会核心价值尺度来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如今，“官本位”已演化成为、政治腐败等政治领域不良现象的代名词，“官本位”的价值取向长期积淀后形成权威人格，官员的身份被固定化、神圣化。这种意识形态下的政治活动具有极强的随意性、专断性等人治色彩，“官本位”也成为中国传统人治政治的表现之一。

二、我国当代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现状概述

我国在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影响下。自90年代以来，开始关注和跟踪西方的政府绩效评估的研究进展，各级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以推进政府机关效能建设和推行公共部门绩效管理为突破口，在我国兴起了社会服务承诺制、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目标责任制考核、公民评议政府和党政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等典型的评估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传统官僚体制下，考核评估官员政绩的价值取向和评估模式，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政府行政行为的要求。但是，从现实贯彻落实角度考察。这种转变多发生在个别经济发达地区，而其它地区的转变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和制度化的文字层面，并未真正深入到体制本身，政府绩效评估停留在定性化人为评定阶段，以领导的指示为风向标，绩效评估设计粗糙泛泛，科学化程度低，同时，在监督制约机制的建立方面存在严重缺失，尤其是民众监督环节的缺失，使政府绩效评估演变成为政府官员自己“监督”自己的幌子，作风因势助长，最终使绩效评估制度流于形式。

三、“官本位”下我国当代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困境分析

(一)政治发展的内生性因素与外生性因素的冲突

近代以前的中国一直保持自给自足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支持其发展的以内生性因素为主。从文化体制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肯定人，相信人可以通过教化克服人性中的恶，这种“内省式”的文化特征催生中国的人治政治模式。韩海涛在《国内学者关于政治文化的综述》一文中提到自律的政治文化时写到“自律就是主体根据自己的内在意志和良心引出道德规范。……自律和他律和被视为两种不同的政治类型。……中国的政治形态属于前者。感性自律的治国实践，其现实旨归是以情感为支点的人治政治。……它所导致的后果：一是对于以理性为基础的法治和‘他律’政治的疏离无知；二是强化了全社会普遍的明君清官期盼意识。”。西方政治传统则恰好相反，他们认为圣贤之人的统治固然是好的。但是圣人存在与否并非历史常态，无规律可循，因此，需要借助于制度因素对人的行为予以规范。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在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下，显现出重德行、轻功效，重主观、轻客观，评估标准分类混乱的特征。这种内生的绩效评估特征在专制官僚体制和传统儒术政治文化的双重作用下，带上了鲜明的人治色彩，并内化为国人的文化认同而长期存在于国家对官员的管理过程中。对此，《政府绩效评估导论》一书有专门的描写：中国独特的行政文化为实行政府绩效评估设置了先天障碍。中国传统的“官文化”就是做官，就是为了“官”和“管”。“官”就要千方百计保住乌纱帽，那么实行绩效评估就增加了做官的成本和风险，因为政府绩效评估“评”的就是官，他们当然不会积极配合；“管”就要视“民”为奴，怎么能让他们来管制自己，来考核“官”呢?“民”长期在此传统行政文化影响下畏“官”。在各地基层，这样的“行政文化”根深蒂固，虽然近年来我们在行政文化方面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但由于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的“行政文化”深根难除，“官本位”思想仍然严重。虽然政府是人民选举的，“人民代表”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但由于权力失衡，过多地强调政府的“权威性”，实际上民众处于“弱势”地位，只是形式上的当家作主，大部分真正权力仍然掌控在政府手里，民众很难参与和推动绩效评估发展。这是我国典型的影响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内生性文化因素，虽然体制上这种“官本位”思想已经失去了存续的正式渠道，但是内生的文化因素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

我国现代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是在西方管理科学和哲学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转型并逐渐发展起来的，支撑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具有明显的外生性特征，由此生发的管理实践也印上了西方的烙印，比如重实绩、重量化、重效率，其制度化和法治化等特征同我国的人治色彩形成鲜明的对照。以上种种特征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绩效评估制度的现代性之所以能够在西方文化的土壤中健康成

长，则深深根源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传统和主义法治理念在公权力的运作过程中所起到的本质性作用。我国传统文化则恰恰缺少该理论基础，甚至其特征对评估制度的现代性的培育产生了巨大的阻碍和扭曲作用，最终导致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异化，政治发展的内生性因素和外生性因素发生冲突，我国当前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陷入困境。

当然，我们看到，我国政治发展已经迈向化方向，宪法明确将一切权力赋予人民，从权力流变的角度来看，“官本位”将逐渐演变为“民本位”，传统的人治政治正在向法治政治转变。因此，当前，如何在我国弱化甚至消除“官本位”思想，应该作为完善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建设过程中重点思考的问题。

(二)政府绩效评估制度所依存的政治体制内部机制不健全

长期以来。我国政治体制内部存在严重的权力制约机制不足的问题，在政府绩效评估领域影响尤为突出。绩效评估本质上是对政府官员行政能力和行为的监督与考核，这便要求有能与政府权力相互制衡的制约机制的保障，否则绩效评估制度很难树立自身的权威性，从而保证其实施的力度和效度。当前我国政府的绩效评估实践仍处于初始阶段。尚没有专门的立法，而且相关的立法也还很少。这使得政府绩效评估多在政府立法中做出具体规定，具有地方性的特点，缺少人大立法监督，这种缺失更加助长了人为因素的活跃性。为“官本位”意识形态留下了生存空间，人民作为监督主体的身份与地位无法得以确立。人民无从体现。当然，这其中还存在着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权威不足，政府越俎代庖越于人大之上的现象，这是由我国政治体制内部更深刻的原因造成的，政府绩效评估面对立法缺失的艰难现状，在同强大的传统政治文化相互抗衡过程中再次陷入困境。

从历史角度观察。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在我国发展至今，并未真正走出传统意义上的评估模式，现代性特征更多的起到了装饰性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将建立并强化我国人大立法的监督制约机制作为规避“官本位”传统意识形态的有效手段予以重点研究。历史趋势不容否认，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在与传统政治文化势力相互交锋的过程之中将逐步显现其现代性优势。

结语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官本位”意识形态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为民主法治理念的传播和贯彻设置了一道坚实的屏障。在当代以市场经济和法治化为特征的社会形态下。政府绩效评估制度有其存在与发展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因此，当下的关键是思考如何弱化“官本位”意识形态，最终使之退出历史舞台，只有找到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在我国才有望走出重重困境。获得真正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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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5]程竹汝，等，政治文明：历史维度与发展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6]吴乐珍，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现状、困境与对策研究[D]，浙江大学，2006

政治生态主要特征篇12

作者简介：宋杨（1982-），女，天津人，河北联合大学党委、校长办公室，馆员；张涛（1982-），男，河北唐山人，河北联合大学党委、校长办公室，讲师。（河北 唐山 06300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网络文化视域下引导大学生群体主流思想舆论路径研究”（课题编号：201303164）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32-0193-02

自互联网诞生以来，网络文化也相伴而生，其影响大学生群体舆论的作用机制逐渐形成。一般来讲，网络文化是与计算机网络相关的一切经济、政治和社会现象，是人们使用网络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及其一切相关产物。大学生群体网络文化的基本状态和传播特点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前提，在信息化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厘清大学生网络文化的基本特征，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网络文化对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首先，有利于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研究大学生网络文化特征，分析其对大学生群体的影响，能够从根本上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网络已成为大学生个体自主表达思想观点的主要工具，借助对该群体网络文化的分析，有助于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网络文化传播范围非常广泛，可以促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借助互联网的影响力扩大覆盖面，进而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分布领域。

其次，有利于促进校园的和谐与稳定。对高校网络文化的全面分析，还有助于更好地引导高校网络舆情的走向，净化校园网络文化环境，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良好的网络环境氛围，促进高校校园的和谐与稳定，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最后，有利于提升高校教育、管理人员素质，构建合格的宣传思想文化人才队伍。系统研究大学生群体当中的网络文化存在和传播特点，可以为高等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和手段保障。促使高校教师和管理者全面了解大学生的上网习惯、交流习惯和获取信息的途径，建立健全各种制度与机制，确保教育者具有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性。

二、大学生网络文化基本特征

通过文献梳理和实证验证，从网络的一般特点出发，结合大学生群体使用网络的具体情况，全面总结了目前大学生网络文化的基本特征。

1.世界性和开放性

网络自诞生以来就具备了世界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大学生使用网络也符合网络本身先天的这一特点。具体而言，大学生网络使用没有国界的限制，虽然调查显示大多数学生只登陆和浏览中文网站，但是快捷迅速的信息传递和转换已经使得中外文网站的主要内容基本上实现了同步更新，国家的界限已经在网络世界当中变得非常模糊；开放性也是互联网的基本特征之一，目前虽然相关部门也加强了对网络的监管，能够部分控制网络信息，但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大学生网络的封闭性只是相对的，而开放性具有绝对意义。

2.交互性和隐蔽性

交互性是网络交流的集中表现，也是网络舆论产生的基本方式，大学生乐于通过网络获得信息的主要原因就是对其交互性的认同，也就是说利用网络实现交流是大学生上网的主要目的；隐蔽性是建立在网络身份的虚拟性基础之上的，数字化的身份以及各种无须实名注册的网络平台的使用，使得大学生出于规避风险和消除表达顾虑的原因而选择虚假的身份参与网络表达，造成了这一特定群体网络文化的隐蔽性特征。①

3.创造性和异化性

由于大学生网络的无限丰富性和海量信息，任何个体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兴趣的信息，并且在愿意的前提下建立与志同道合的人的交流，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拓展，为激发个体的创造力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成就了大学生网络文化的创造性特征；异化性是普遍存在于各种各样的网络事物之中的状态，也就是事物在网络中走向自己的对立面的倾向，具体到大学生来说，比如纯粹愤青式的发泄、对网络负面信息的恶意传播和过度追求自由而引发的不负责任的言论等等。

4.平等性和虚拟性

在开放的网络环境当中，基于平等的技术条件和信息流动水平（对于个体大学生而言，信息流促成了同样的类似于海平面的“信息平面”，也是同样能力的主体使用网络的相同准入门槛），造成了实质上的优于现实世界当中的平等状态；虚拟性是网络与生俱来的基本特征，对于大学生网络文化来讲，由于青年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大学生网络的虚拟性所造成的影响，也就是说青年大学生网络文化中虚拟性的特点对这个特定群体的影响更加深远。

5.大众性和自由性

大学生网络文化的大众性是指学生群体和非学生群体网民并非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交叠在一起，影响彼此并按照时间维度互相转化的动态过程，同时，大众性也可以理解为庞大的大学生群体对整个网民群体的文化辐射作用；自由性是指大学生在网络世界中能够比较自由地获取信息和进行交流，能够约束青年人网络参与活动的硬性手段和条条框框几乎没有，出于自己个性和爱好的网络参与与表达是其主要的实现形式。

三、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从网络文化概念出发，理顺大学生网络文化特征的具体内容，以网络文化特征为探讨角度，论证研究主要观点，分析网络文化视域下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路径。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网络文化定义，能够囊括全部大学生群体的网络文化特征，并全面分析其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

1.立足世界性和开放性特征，探讨加强机构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的必要性与方式

网络打破了传统意义上文化的地区差异，为文化无国界交流创造了条件，同时网络没有任何准入设置，具有完全开放特点，因此，完成舆论引导一定要建立专门机构并培养具有较强素质和执行能力的人才队伍。对于高等学校而言，就是要建立一支能够全天候、全方位适应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员队伍。

2.立互性和隐蔽性特征，探讨加强校园主流媒体建设的途径

交互性是形成网络舆论的先决条件，也是舆论传播的基本方式，隐蔽性导致个体的身份角色隐藏，道德约束力下降和“愤青”情绪膨胀等，因此，实现舆论引导必须依靠主流媒体发出的权威信息，使之能够快速占领舆论阵地，实现对大学生的积极影响，体制化的舆论引导能力和权威信息的被认可程度成正相关关系，也可以认定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的有效性标志，在某种意义上讲，校园中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性能力。

3.立足创造性和异化性，探讨加强重点事件和敏感信息的深度供给

网络的海量信息和全方位交流提升了创造力水平，而这又恰恰是造成异化的主要原因，人们常常用双刃剑来形容网络文化的创造性和异化性特征的极端发展状态，因此，保障正常的舆论引导就要通过鼓励积极的创造性和避免极端的异化性来完成，深度信息供给能帮助大学生建立高度的自主理性判断能力，增强其对消极舆论的“免疫能力”，通过主体对重点信息逐步的了解，确立起对现行体制的深度认同，进而营造大学生群体的良性舆论环境。建立并不断完善良性舆论环境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功能。

4.立足平等性和虚拟性，探讨加强制度建设，制定相关领域立法工作的具体步骤

网络的隐蔽性导致社会人社会身份的隐没，学生网民个体在技术水平一致的前提下，几乎实现了完全的平等参与和表达，网络空间的虚化、网络行为的虚拟和网络身份的虚拟构成了大学生网络文化的虚拟性，因此，需要通过制度和法律建设规范平等的网络主体的权利义务，把主体的平等权控制在不能侵害其他主体权利的范围之内，同时防止虚拟性带来的责任缺失，通过规范大学生网民的行为来保障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通过法律的手段和方式，建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秩序，引导学生积极向上的进行网络参与，逐步强化平等性地位并消除虚拟性带来的负面影响。

5.立足大众性和自由性特征，探讨培养大学生网民责任意识与合格的“网络公民”的具体途径

大学生网民不分年级、性别、家庭背景等外部条件，每个人都能成为网络文化的创造者，不受约束、“为所欲为”，当然网络文化的自由性并非没有边界，但是大学生在网络世界中缺少纪律和规则的约束，因此，要想对其舆论导向进行控制，同时能够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就要寻求培养网民责任意识的方法，将责任心和积极向上的网络道德内化到学生的上网行为之中，最终培养出能够完全自觉履行网络责任、义务，依法依规行使网络权利的“网络公民”，通过把大学生培养成为合格的公民来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注释：

①通过我们的调查，当前大学生在使用网络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倾向于更多的使用同学群体共同使用的“熟人网络”的趋势，但是也没有完全取代带有隐蔽性的虚假身份，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真实和虚假身份共同存在是其网络参与的现状。

参考文献：

[1]徐建军.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