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安全理论篇1

现实主义者中间最早就国际安全提供思辨哲理的是17世纪英国大思想家霍布斯，尽管他只是附带地谈及对国际政治的理论性看法。霍布斯式“自然状态”论构成其政治哲学的前提。在这种公共权威（也因而是文明社会）产生以前的假设性状态中，人与人在体力和智力两方面的平等使他们拥有同等的可以互相毁灭的能力，其结果是每个人对暴死于他人手下的巨大恐惧以及对他人意图的最坏猜疑，进而是为个人安全进行的绝对戒备和斗争。这同由物质欲望和名誉追求而引起的另两大类争斗一起，使得自然状态必然是普遍和无休止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在其中没有法律，没有道德，没有文明，“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出路何在？根据霍布斯的理论就在于订立社会契约，将一切订约人的几乎所有自然权利（即自然状态中每个人为抵抗别人以保全生命而对每一事物、包括对别人生命的权利）统统交给他们相约建立的“利维坦”—一个对个人来说无比强大、无比威严的公共权威，用对这种公共权威的绝对服从换取国内秩序和安全。像霍布斯学说的所有研究者都注意到的那样，按照个人一国家之比拟，在国际无政府状态或者说类似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中，国家安全仅能勉强依靠基于国家自助的国际权势斗争。霍尔斯自己就在《利维坦》中写下了关于这种状况的一段名言：“在所有的时代中，国王和最高者由于具有独立地位，始终是互相猜忌的，并保持着斗剑的状态和姿势。他们的武器指向对方，他们的目光互相注视；也就是说，他们在国土边境上筑碉堡、派边防部队并架设枪炮还不断派间谍到邻国刺探，而这就是战争的姿态。”一句话，公共权威的建立似乎不过是将自然状态中的绝对斗争由个人关系领域移到国际关系领域。由此，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可靠途径似乎是各国相约建立世界政府，用废弃、独立来换取普遍永久的安全与和平。

我们确有理由批评霍布斯（1）漠视或混淆厂国际体系状态与他的自然状态的重大区别；（2）极为简单化地将秩序产牛的原因仅仅归结于对政府权威的畏惧，从而实际上忽略了无政府国际体系内存在着某种秩序；（3）很大程度上将这一体系中的国家同自然状态中的个人混为一谈，由此使人容易推断国家也极易受外来暴力损毁，除非建立世界“利维坦”。然而，霍布斯本人不仅从未表示需要世界政府，而且还在《利维坦》的核心篇章中对自己关于自然状态的基本观点作了两处虽不显著但应予注意的保留。首先，他说“我也相信整个世界决不会普遍出现这种状况（自然状态）”，“就具体的个人来说，人人相互为战的状态……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存在过”；稍后，他又相当明确地说“但由于他们（国王和最高者）用这种办法（即互相防范、随时准备战争）维持了臣民的产业，所以便没有产生伴随个人自由行动而出现的那种悲惨状况。”这两处保留使人们以为在霍布斯那里，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并不完全排除国家经久生存和国际起码安全的可能性。事实上，霍布斯至少隐约地认识或设想到国际安全的机制在于均势，不管它出于国际政治更为基本和常在的冲突性质而多么不稳定。他承认国家间可以有权宜性的暂时合作，一国有时有必要向别国结盟或背弃联盟，特定时期里众多自私的国家为打败共同敌人甚至能结成相当广泛的大联盟；而他作为生活在大联盟时代的人肯定理解这种大联盟（它历经多年，终于挫败了哈布斯堡西班牙的欧洲霸权图谋）所起的构造均势的作用。

霍布斯之后的一两代，即路易十四扩张和西班牙继承战争时期，均势论真正形成并且开始流行。它的主要特点是着重于国际层次上力量对比的全局构造，着重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对现实主义思想传统而言，均势提供了国家安全的头等保障，更构成了国际安全的主要机制。从国际体系角度看，均势的功能在于保持以国家为基本单位、以国家间相互承认和独立为根本原则的现代国际体系，即维持这一体系的安全和根本稳定，而从单个国家的角度看。则在于确保体系内各国（主要是各强国）的自主生存。当然，这两项功能还有其“无情的逻辑延伸”即阻止霸权。用19世纪初著名的外交思想家和实践家根茨的话说，如果“国家体系要存在并依靠共同努力来维持，它的任何一个成员国就决不可强大到能够强迫全体其余成员国的地步。”除了均势的定义和功能外，传统的均势论还有一项关于均势之生成机制的核心内容，可称为均势自动生成论，即一国优势及其霸权追求必然地（自动地）招致其他国家单独和联合的制衡努力，均势格局由此得以生成或恢复。也就是说，国际安全本质上依靠一种自在的机制，据此可以说其实现和维持是自动的。

均势论久经历史检验，证明它所提示的那种阻止霸权的国际力量分布确是起码程度国际安全的首要保障。然而，且不说均势往往孕育着新的超级强国优势及其霸权欲望，它有时不能不通过战争来实现，甚至某些情况下还导致牺牲个别小国的独立生存，从而其国际安全功能的履行需打折扣。对于均势自动生成论，则应予以严肃质疑和批评。这一观念由来已久，世代沿袭很少受到怀疑。然而，历史考察表明，它在自己的合理成分之外存在着重大缺陷：历史上对霸权或其追求的反应远非总是制衡，它们还包括（也许更经常）容忍、规避、屈从和“搭车”；实际情况至少有时与其提示相反，即制衡努力或均势力量并不总随霸权威胁的增大而增强，它们也可随其减小而增强；均势自动生成论忽略了霸权或其追求国往往会提供利得，来使别国宁愿“搭车”而不制衡，也忽略了霸权或其追求的具体形式除了军事强制甚至武力征服，还可以是主要依靠政治、文化和经济影响的“包容”或“束缚”，从而远不那么容易使其他国家产生制衡意愿。理论上的分析能够显示，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倘若力量对比显著偏向霸权觊觎国，或存在多极格局、包括超强国家与几个大致自主的次强国家并存的局面，制衍（特别是联合制衡）至少是不容易的。不仅如此，国际体系中格外严重的“无功受禄”和“公共财货”供给不足问题，以及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引起或加剧的利得与代价分配方面的矛盾，进一步表明了合作反霸的困难。在单个国家层次即国内状况层次上，有关一国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的多种因索在很多情况下会增添制衡的困难，甚或促使一国根本不做制衡努力。总之，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中的国际安全机制（或者说最具现实主义色彩的国际安全机制）确有其可靠性，但可靠程度往往有很大局限。

国际安全的哲理内涵

何谓国际安全？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判断什么是安全。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安全是指个体的生命、心灵、躯体及其（就人类而言）外在所有物不受任何力量、特别是暴力的侵犯和损害。如果把所谈论的个体扩大为群体，即扩大为家庭、村社、部族、民族、国家等等，那么安全的含义要复杂得多。再进一步说，如果将所侵犯和损害的对象延伸到其他价值范畴，使之在上述最基本的价值之外还包括个人或社会文明生存所需的其他条件——例如尊严、起码或体面的生活所依靠的经济条件、共同体赖以维系的基本情感、习俗和制度因素。以及体现和维护所有这一切的法律或法理，则安全的含义就更为复杂和宽泛。不仅如此，在谈论个人或其群体的安全时，几乎所有世代、所有文明的人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赋予其道德意义，表达他们关于尊重和维护、或侵犯和损害安全的是非判断与褒贬态度。在如此庞杂并且富含道德评判相对性的安全含义面前，诉诸“许多世纪里作为西方主流政治思想之本”的自然法观念，可以得到一套可称为最简明、最根本、并且富含普遍伦理和法理意味的安全纲要，而它经过同样依据自然法哲理的简单延伸，便可提供一项具有同样特征的国际安全概念，从而构成国际安全思想的哲理基础。

自然法的基本含义同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天理人伦”相似。早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自然法观念的某种萌芽。然而，首先使自然法成为一个哲学主题的是罗马帝国时期的斯多噶（斯多亚）派，自然法由此被界定和阐发为永恒地支配整个人类的自然理性，即先验的天然伦理原则。一方面，自然法以人对其所有人类同胞的天然亲和倾向为基础，提供评判人的行为的永恒尺度；另一方面，人由于具有理性而能够认识自然法并遵照自然法来行动，因而能够使个人、社会趋于完美。经过中世纪的继承和变迁，到17世纪韧，自然法观念由格老秀斯发展，成为近性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政治思想的最初形态。格老秀斯强调，人的本质属性是以人“对社会（生活）的渴望”为其根本的人的自然理性，它作为绝对和普遍的根本伦理律令即自然法，指引人们在合理地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扬固有的群体秉性，与其他人友好交往并结合成和平的有序社会。按照这种哲学理念，自然法规定了人们尊重他人和平生存及幸福的义务，以及自身和平生存及幸福的权利。

具体地说，格老秀斯把自然法的基本内涵归结为五大项，它提示了人的安全的哲理。

这五大项是：不侵占他人所有，包括本节开头谈到的一切基本价值；将所侵占的以及可能由侵占所生的利得归还原所有者；信守承诺补偿由自己的过错给他人造成的损失；按照某人罪过施以恰当的惩罚。在由人组成的群体内部，只要人与人之间互相履行这五大义务，就将导致所有相关的人无虞侵害，无虞剥夺，安享公平的社会秩序的出现和可信赖的社会交往的开展，并且使人们以符合道德理性的方式共同和平地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下，每个人都是充分安全的，而由他们组成的所有群体只要同样互相履行这些义务，则每个群体也将是充分安全的。很明显，根据大多数政治哲学家在众多相关场合都视作当然的个人一国家、个人集合体一国际社会（或国际体系）之比拟，前一种安全相当于国家安全，后一种安全则相当于国际安全。不仅如此，无论是对格老秀斯自然法观念的上述展示，还是对其国际关系思想的总体论说，都表明他所关注的多半是国际安全。此后，洛克对格老秀斯的自然法观念进行了深刻的个人主义改造：自然理性的根本内容从人的社会亲和性与先验道德义务，转变为个人自然权利。由此，安全可得到它最明确、最简洁也员基本的哲理界定：个人安全即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权利无虞侵害和剥夺，只要其实际行使不侵犯其他人同等的当然权利；国家安全依照个人一国家之比拟，即国家安享、独立、领土完整和选择国内生活方式的自由，只要它同时尊重其他国家同等的当然权利；国际安全即在国家普遍安全的前提下，国际社会处于类似洛克式“自然状态”的那种和平、有秩序和较有道德的无政府状态。

当代杰出的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家海德利·布尔提出的一项国际秩序定义，实际上可被认为是用当代话语表述的、最基本的国际安全的哲理规定。按照他的看法，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希望的秩序并非个人或群体关系的随便哪种稳定模式，而是一种导致特定的预期结果、促进某些目的或价值的社会生活安排。在此类意指目的性或功能性社会安排的秩序中，最重要的是为维持社会生活本身所必不可少的基本目的，它包括：（1）社会成员的生命多半免于暴力伤害或毁灭；（2）其承诺和协议多半得到遵守和履行；（3）其所有权多半保持稳定。同理，国际秩序的不可或缺的基石，或者说国际安全的起码标准，包括类似的三条，即国家免遭外部暴力侵害，国际承诺和协议得到遵守，国家和领土完整得到保持。与此同时，布尔还更多地从国际安全而非国家安全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另外两项标准，并在论说序列上将其置于优先位置。首先是国际社会本身的保存，这既意味着阻止超级强国图谋霸权，将国际社会转变成“普遍帝国”，也意味着防止所谓超国（Supra—state）、跨国（trans—state）和亚国（Sub-state）三个层次上的行为实体破坏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主要角色的地位及其特别权利。其?伪闶枪噬缁岬暮推剑獠⒉皇侵溉妨⑵毡橛谰煤推剑?quot;只在特殊情况下保持和平……被破坏的国际关系的平常状态“。显而易见，在现代历史上，这些哲理规定所提示的起码程度的国际安全比追求较高程度的国际安全更经常地成为国际最重要的问题，当今世界在某些重要方面也是如此。

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国际安全机制及其评判

对于理性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来说，如何实现国际安全这一问题，同它对现实主义传统来说一样非常重要。而且，倘若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各自被赋予的关注程度进行对比，那么完全可以肯定后类安全在理性主义传统中占有更突出的、甚至是中心的位置。之所以如此，多半是由于它在价值取向和基本思考方面尤其侧重追求普遍持久和平和设想其实现途径，并且更为兼顾国家个体利益与它所理解的国际社会总体利益。理性主义国际关系信念的根本是格老秀斯式的人类理性即社会亲和性观念，以及将国际体系当做洛克式自然状态那样的国际社会——虽无至高的超国家政府权威，但有多重整合纽带和共同规范。在理性主义者那里，国际安全机制主要意味着逐步接近或一举实现普遍持久和平的机制，其特征在于国内社会变迁与国际关系改造并举，政治经济举措与法制伦理构建结合。

格老秀斯之后至20世纪前期，关于国际安全途径的理性主义观点有三大最有影响的代表，那就是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国际观、边沁肇始的19世纪英国自由国际主义和20世纪的威尔逊主义。它们与当今西方主流国际关系思想的类同非常明显。启蒙思想家们多半认为，如果各国君主大大减少或停止对通商的干预，允许尽可能自由的贸易，促进共同利益的和平经济法则，就大有希望取代制造国际纷争的冲突和权势政治。不少启蒙思想家还认为，必须建立立体或民土政体，因为包括中等阶级在内的民众大都生性热爱和平，由其意志控制政府能保证国际安宁。秘密外交、同盟谋略、宫廷争夺、领土取让以及同所有这些密切相连的均势政策，都被当做旧制恶俗遭到启蒙思想家们的抨击。应被认作英国自由国际主义先驱的边沁国际关系思想在上述各方面同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大致相同。除主张为大大减少军备和列强争斗而放弃殖民地外，他的新创造主要在于后来大体重现于威尔逊主义中的一套国际政治“民主化”、和平化改造逻辑：要规范国家对外行为，防止和化解国际纷争，就应建立国际司法议会；该议会依靠理性而非武力运行，而公众舆论是理性力量的主要体现和最有力的制裁武器；为保证各国公众对国际事务有公平合理的判断，各国须实行和保障新闻自由，并且废除秘密外交。边沁之后，经科布登、布莱特到格莱斯顿，19世纪英国自由国际主义的安全与和平理念基本上一脉相承。

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权势重心随之移往大西洋东岸。与此同时，威尔逊主义正式问世，并且成为当时非常吸引人心的思想旗帜。总的来说，威尔逊是从一套与现实主义权势政治观相反的国际关系理念出发，要求废止传统的欧式国际政治运行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改行一套新规范和新机制，以此实现从未被欧洲列强真正当做政策目标的普遍持久和平。咸尔逊认为，普遍持久的和平与安全首先有赖于普遍确立民主制度。在国内政治的民主化之外，还须实施国际政治的“民主化”，即用公开外交取代秘密外交，用民族自决取代强权政治。普遍和平与安全还有赖于用自由贸易原则支配国际经济，尽可能消除一切贸易壁垒。最后并且最令威尔逊着迷的是建立一个世界性组织，其主要功能应在于保证世界政治法制化，以此提供普遍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他认为，人类理性及其指导下的世界舆论在国际关系的上述改造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而新的世界秩序和国际规范说到底，必须以历来被现实主义权势政治观排除在国际关系领域之外的个人道德为准绳。

这里毋需多谈威尔逊贯彻他的多数原则的实际决心多么有限，也毋需多谈威尔逊主义反映了美国的世界霸权欲望、特殊利益抱负和美利坚民族未免狭隘自大的政治文化传统。需要做的是，从威尔逊集大成的经典理性主义国际安全思想中选择某些要点，予以简短的评论。对其中那种在当今被称作“民主和平论”的断言，至少可以提出以下严重质疑：所谓民主国家的公众同所谓专制国家的领导人相比，并不特别忌惮战争的损害或代价；不管是在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国家，大众都有可能怀抱极端意识形态（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或宗教的狂热，从而支持侵略战争；反过来说专制国家领导人有可能害怕对外战争，因为国内的反专制力量可能由于战争的激发而得以释放或强化。即使仅就民主国家互相间而论，民族主义、宗教偏见、国家重大利益间的严重抵触等等因素，可以同民主国家里一些有助于互相间和平相处的机制和政治文化一样起作用。还有，即使承认近两个世纪来民主国家互相问确实极少战争，仍可不无理由地认为民主国家数量过少，不足以作出足够可靠和普遍的结论；或者，它们之间的战争所以异常罕见，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某些同国内制度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国际政治原因。况义，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危机实际上并非罕见。关于那些可被称作“商业和平论”〔或用当今自由国际主义者喜用的术语称作“（经济）互相依赖和平论”〕的经典理性主义断言，不仅18世纪后期的大现实主义者汉密尔顿以其哲理和历史事实做了值得人们注意的驳斥，而且当今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互相依赖既可能促进国际协调、也可能引发或加剧国际争斗，他们提出了较为严肃的批评。至于被威尔逊主义奉作国际普遍安全之根本保障的世界组织，其首要功能更难经得起历史检验和逻辑推敲。此类世界组织的基础在于国际集体安全，而国际集体安全实际上基于这样的假定：在国际安全方面国际组织的所有或绝大多数成员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有共同利益、共同认识和共同行为。然而，设想所有或绝大多数国家都认为国际现状有利或正义，设想它们将本国利益等同丁由普遍安全来定义的国际共同利益，或者时刻愿意将本国利益从属于维持普遍安全的需要，并且甘愿承受由此而来的战争危险，显然有违常理。同时，要相信它们会为集体安全体制而放弃对国力要素的传统控制“，由此”在最为关键的政策领域放弃“，同样不符合一般情况下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不仅如此，集体安全的另一项前提——可动用来维持现存秩序的国际集合力量占有压倒性优势，以致足以威慑或击败侵略国—?环弦恢质导噬喜⒎呛奔那榭觯辞致怨加泄柿α孔芎偷暮艽笠徊糠帧；痪浠八担词辜俣ㄆ渌刑跫家丫弑福分饕宓募灏踩材岩远糇杌虼彀苷嬲那抗蚯抗诺那致孕卸；剐胫赋觯谕分饕寮捌渌枷胂惹髡诺墓拾踩浦校褂凶牛ɑ蚩梢砸瓿觯冒ㄕ秸谀诘氖侄卫幢涓阶ㄖ乒夜谔逯啤⑹怪泵裰骰耙蚨推交囊馕丁U饪梢运凳俏推蕉⒍秸拾踩鸹俟野踩U庋墓拾踩凑毡疚那懊媛鬯档亩ㄒ迨亲韵嗝艿模诠收问导猩踔镣崾呛苄岸竦摹?/P>

然而，对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国际安全机制构想所做的否定不应过头。从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冷战后大国间战争的发生概率，经济发达国家互相问关系的和平稳定程度，国际和睦、公正的实现范围、区域和世界性国际组织在促进安全与和平方面的作用大小等角度看，“民主和平”、“商业和平”以及“法制和平”这三种观念远非全然谬误，虽然检验这些观念的时间尺度仍远不够长，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方面，必须批判西方主流思潮在冷战结束后洋洋得意地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另一方面也须认识到自由国际主义取得了局部成功和有限认证，从中去思考一系列应予探究的重要问题。当今由“民土和平论”大加阐发的那类观念的理由，无论是传统性地集中于民主制的制度约束，还是再加上自由民主型政治文化的行为效应和民主国家的集体认同感，都有’定程度的逻辑合理性和事实依据。如果主要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而论。传统和当今的“商业和平”、“互相依赖和平”一类理念，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特别是比较容易解释（当然还需考虑其他重要因素）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互相问有着经久的互相协调与广泛合作关系，为什么战争和军事强制对它们中间大多数（甚至包括大多数正迅速走上发达道路的国家）的吸引力总的来说显著跌落。至于同际组织的国家安全作用，只要考察一下某些比较成熟、内外环境也比较有利的区域安全组织，或者是冷战后的联合国，就会发现，有所选择的有限集体安全、维和行动及多边军备控制是可以实现的。审慎地说，国际安全机制在某些方面正曲折地沿着理性主义传统所示的方向发育成长。

革命主义视野与国际安全范畴的急剧扩展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指出的，因篇幅限制，对革命主义传统中的国际安全问题将只予以非常概要的阐述。革命主义强调的是蕴含在国际关系中或被掩盖与扭曲的人类关系，重视超越国家疆界和民族分野的人类共同体、超越国家利益甚至国际社会利益的人类幸福、超越任何特殊伦理的人类正义。在革命主义思想家看来，国内与国外并无真正的区别，不存在有真正的独特主体、独特性质的国际关系。

因而严格说来，在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所包含的安全概念当中，对革命主义者有意义的和可用的至多只有国家安全，而且这只是在革命主义者掌握了国家政权、面临抵御外部敌人以完成和巩固国内政治变更的情况下，才仅仅具有政权安全和革命主义事业安全的意味。如果实在要将原来意义上的国际安全用到革命主义者身上，那么它就大致等同于世界安全、人类安全，而且其中具有强烈的道德内涵，即涤荡所有人间非正义，或者说是革命主义者所认为并重视的那些人间非正义。这样一种“国际安全”定义，比急剧地扩展从自然法和理性主义观念导出的国际安全定义，更不用说与现实主义传统的国际安全概念——各国独立生存和国家国际体系根本稳定——相比，显得异乎寻常地丰富。在国际关系理论界，这一定义或内涵的扩展实际上是由革命主义传统的当代典型理论表现之一——20世纪70—80年代勃然兴起的“世界秩序”学派首先发动的。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和平运动和关于人权、生态环境、南北关系等全球性问题的运动的一大思想反应和意识形态提供者，世界秩序学派倡导从人类共同体的视野，统一地考察当代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问题和当代世界的非正义问题。前者指现存世界秩序中工业和科技的急剧发展给人类造成的严重威胁，即核战争危险、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聚积和扩散、人口危机、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等问题；后者指日益加剧的南北经济差距，以及国家和其他力量对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民族、种族、宗教、性别等类群体的权利）的压制和破坏。世界秩序论者不仅实际上将安全范畴扩大到包括人类生活和人类价值的多个基本方面在内，而且还本着强烈的道德主义，要求自觉地追求理想的世界秩序，特别是主张根本变革国家国际体系。

政治安全理论篇2

一、培养优良的思想道德修养是关键

优良的思想道德修养是感染员工的关键。一个合格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责任感，要真正做到干一行，爱一行，从点点滴滴做起，要有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优良品质，艰苦的任务抢在前，危难之际冲在先，做改革创新的先行者，当好攻关克难的先锋，以自己实际行动影响人、带动人。在执行规章制度上，敢干敢说身先士卒，不落在群众后面；在思想道德修养上，就是要自我提高思想道德认识，思想道德判断水平，陶冶思想情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形成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崇高理想的过程。要充分认清人们的道德素质不是自然提高的，道德修养也不是随着科学文化修养的提高而自然提高，而是需要通过教育和加强自身修养的途径来提高。道德修养重在自律和自我反省，如果不注重道德修养，即使掌握了丰富的知识，也难以避免人格上的缺失，甚至危害社会。所以我们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修养，不断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做员工贴心人、企业优秀管理者，为企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必须结合生产管理不断提升专业修养

提升专业修养是抓好工作的关键。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作为企业管理者若没有一定理论知识和专业修养是难以胜任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业务能力是多方面，传授给人们的东西，不能停留在原则性、政策性的表面，而是要深入到人们的心灵中去，做好思想工作必须坚持学习，不断提升综合水平，而且需要具备高尚的学识、才能、作风和相应的组织、表达、创造、调研、观察、分析、判断、决策、解决问题等能力。必须做到几个方面：一要会说。在做报告、上安全课时要有理有据，做演讲时要以典型安全案例，引人入胜，用身边的真人真事教育员工，引以为戒，做思想政治工作时要以情感人，把安全无小事、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关爱安全就是关爱生命的真谛，灌输给他们，使员工入脑入心；二要会写。撰写的文章要通俗易懂，顺口流畅，翻来覆去都是老话、套话让人望而生畏。没有新知识、新内容，空洞无实的文章是没有人愿意阅读的。如何写出让人爱读的文章、爱看的板报，除具有扎实的文学功底外，内容也要切合实际，与时俱进。三、要会用。要会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把职工的人身安全防护用品、职业健康、社会保险等法律法规溶入到企业的管理中，熟悉掌握国家制定的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内容，把书本知识揉合到实际生产、生活中，宣传好执行三级安全教育的重大意义，让更多员工知道怎样操作、怎样防范？在培训中学习、在工作中体会，让员工认识每个岗位安全目标意义，真正做到安全意识整体不断提升；四要会挑，挑什么？就是深入生产一线，挑出员工思想稳定、生产管理、安全生产出色、精神文明活动开展的好的生产班组和个人。五要会树。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树立标兵班组、优秀员工，我公司先后培养出全国劳动模范二人、省级劳动模范多人。给企业树立了榜样，激发了员工争先创优的积极性。六要会教。把一线管理人员教出既懂生产管理又会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复合型管理队伍。企业管理不是单一的，知识是多方面的，政工干部不仅要学习党的理论、法律政策理论，更要学习生产专业技术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我公司不断创新管理模式，探索激励的新方法，连续六年，开展了两轮班组升级竞赛活动。在公司高度重视、支持下，各班段踊跃参与，积极努力取得可喜成绩。涌现出7个合格班组，7个先进班级和16个标兵班组。今年，我公司又开始了第三轮竞赛活动，我们不断总结经验，充实新的内容，重点增加了安全现场管理、事故隐患整治和亲情家访、职工队伍稳定等考核指标。实践证明，公司认真扎实开展的班组升级竞赛活动，强化了班组建设，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和集体责任感，充分调动了职工积极性，创造性，有效地促进企业健康快速发展。同时，企业政工干部思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得到了增强，促进了企业安全生产管理。

三、思想政治工作与安全生产的辩证关系

理清两者的辩证关系是企业安全出效益的保证。企业生产经营离不开人，企业管理对象就是员工。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的情绪和感情，不仅直接影响工作效率还会影响人们的生理变化，与安全有着密切的关系。如：积极的情绪可以使人振奋，注意力集中，主动提高工作效率，劳动效果。不良的心境则使人对一切事物感到厌烦、消极，并且注意力不易集中，除影响人的身心健康外，降低了生产和工作的能力，又容易发生事故。人在企业生产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是有着错综复杂的思维，如何引导员工规范操作，就离不开学习培训和思想政治工作。安全与生产、效益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安全好了才能更好地生产。近年来全国各地和我市安全生产事故走势来看发生了较大变化，以前在高危企业发生重特大伤亡事故较多，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下，加强了监管力度和专项整治，事故得到有效遏制，但是在相对危险性较小的一般性工贸企业反而管理松散、安全管理不够重视、安全意识淡薄而发生安全伤亡事故，趋势还在上升中。只要是生产运营企业，安全管理不到位都存在着一定不安全因素和隐患，随时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正确处理好思想政治工作与安全生产的辩证关系是非常必要的。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最主要抓住人这条主线来开展工作。在传统企业管理中，人们往往片面地认为，生产是硬性的能创造利润，思想政治工作和安全生产管理是务虚的、花钱费时的、没有效益，重生产、轻安全！但越来越多的现实已向我们证明，思想政治工作不到位，安全不好，频发伤亡事故，企业和个人不但经济受到损失而且精神也受到巨大伤害，最终得出安全出效益的硬道理！安全是企业生产的前提，只有思想政治工作到位、教育培训及时、人们安全意识就会增强、现场管理规范、安全投入保证、整体安全素质才能提高，企业效益最大化才会实现的道理！安全管理最重要是培养员工具备现代人应有安全意识，善待生命、珍惜生命的人本意识，行为规范、预防为主、防范在先的超前意识，每时每刻处处事事、注意安全的警觉意识，更重要的是健康意识、风险意识、防范意识、科学意识和守法意识。实践证明只有具备正确的安全态度和较高的安全道德的人才能正确发挥其安全知识安全技能成为安全高效的生产者。总而言之，只有每一个员工在自己生产、生活中自觉行动起来，把学习安全知识与工作生活紧密结合，防范在先、牢记安全，就会使事故风险降至最小限度，才能使社会稳定，企业增效，安居落业。

四、完善制度建设推进科学管理

完善的制度是科学管理的保证。推进企业科学管理，完善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制度建设是企业实现科学管理的重要前提。安全伴随生产而存在，没有安全的保证，生产就难以顺利进行，安全与生产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关系。生产活动是一个变化的动态过程，人是生产活动主体，由于受各种大环境因素和自身条件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各种思想波动和变化、有各类不安全行为的发生，如何纠正不规范行为？单纯靠思想政治工作和平时人为经验管教是无法达到最佳管理效果，这就要有制度约束，企业要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行业规范要求建章立制，确定生产、工作目标和全员安全责任体系。明确各方面、各层次人员岗位责任和工作目标，建立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科学管理网络。我公司紧抓制度建设不放松，2012年10月公司根据《纺织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对企业基础管理资料、设备、设施和生产现场等13个管理要素进行综合自评，被安全管理部门评定等级为符合安全三级要求，顺利通过外审，有效推进标准化建设。我公司连续15年安全生产工作实现了“无死亡、无重伤、无火灾”的三无管理目标。这些成绩与我们始终坚持安全管理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安全长效评定，持续改进的做法是分不开的。安全责任是安全生产的灵魂。安全生产责任制是安全生产制度体系最小基础、最重要制度。安全责任制的实质是“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有了规范制度就要求各级管理人员，尤其是生产一线的班组长、工段长，按照法律法规和操作程序要求，深入细（下转第48页）（上接第46页）致地做好员工思想政治工作，多督促、多检查，发现隐患及时处理，认真落实好管理职责，使生产现场控制在规范有序、优良状态中。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必须有组织上的保障，否则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就无从谈起。所谓组织保障主要包括两方面；安全生产机构的保障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保障。有了机构和人员平时管理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领导重视先导作用。抓生产同时必须抓好安全，严格执行三同时原则，注重安全建设是生产中‘预防为主’的根本体现，也是安全生产的最高境界。安全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强化安全系统管理是重点，考核经济效益同时考核安全绩效，以安全价值为核心的安全理念是心态安全文化建设的灵魂，心态安全是安全生产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最能体现安全意识，无论是管理者，还是普通员工，只有做到心态安全与行为安全统一，运用科学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才能保证安全制度落到实处。

二是培训教育夯实基础作用。培训主管人员如何处理管理与被管理劳动关系，转变企业管理人员的工作作风、增强业务知识和法律意识，就能增强他们的和诣劳动关系，掌握处理管理与被管理问题的原则及技巧。结合企业生产实际，对员工定期开展职业技能、业务知识、操作规程、法律意识的培训教育。培养员工参政、议政能力，使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尤其是企业的重大决策与涉及广大职工切身利益的决定。发挥全员最佳聪明才智和积极性，为企业实现生产经营发展目标。

三是奖罚分明规范作用。企业用制度规范管理，无论是谁，为企业作出贡献给予表扬和奖励；违章、违纪给予批评和处罚。行为科学认为，激励就是激发人的动机，引发人的行为。人的行为的动因是人的需要，因此对人的行为的激励，就是通过创造外部条件来满足人们需要的过程。激励是目的，创造外部条件是激励的手段。奖励是在管理中普遍采用的激励手段。并通过思想教育使人树立远大理想，有事业心和进取心，有较高的抱负，以便在工作中不断地进行自我激励；批评、处罚就是所谓负激励，对员工违背规章制度的行为进行惩罚，以使得这种行为不再发生，即犯错人员弃恶从善，积极性向正确方向转变。目前，多数企业安全管理采取的是负激励即违章罚款，但是效果不佳。我们采取长效激励，把工作和生活紧密结合，如集资建房分配把安全奖项得分计入评比，让更多年青职工分到新房。企业应多考虑运用正激励。要以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原则，物质激励是基础，精神激励是根本，适时适地运用多种奖励方法，以丰富激励的内容，满足员工的合理需求，使其处于最佳工作状态，从而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达到良好的效果。

综上所述企业管理只要坚持以人为本，正确处理好安全生产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辩证关系，坚持民主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到赏罚分明，一视同仁，企业安全各项管理工作都会井井有条，企业才能稳步发展，员工才会安居乐业。

参考文献：

[1]中国地质大学安全行为科学教材.

政治安全理论篇3

中图分类号：TU71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对企业来说，安全生产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而在现实生活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只注重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建设，而忽视人本原理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管理。是造成事故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就企业抓安全不能忽略政治思想工作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安全生产管理是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安全科学的一个分支。所谓安全生产管理，就是针对人们生产过程的安全问题，运用有效的资源，发挥人们的智慧，通过人们的努力，进行有关决策、计划、组织和控制等活动。实现生产过程中人与机器设备、物料、环境的和谐，达到安全生产的目标。

安全生产管理的目标是，减少和控制危害，减少和控制事故，尽量避免生产过程中由于事故所造成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环境污染以及其他显性或隐性的损失。安全生产管理包括安全法制管理、行政管理、监督管理、工艺技术管理、设备设施管理、作业环境和条件管理等。

安全生产管理的基本对象是企业的员工，涉及企业中的所有人员、设备设施、物料、环境、财务、信息等各个方面。安全生产管理的内容包括：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安全生产策划、安全培训教育、安全生产档案等。

第二在管理中必须把安全的因素放在首位，体现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人本原理。以人为本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一切管理活动都是以人为本展开的，人既是管理的主体，又是管理的客体，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管理层面上，离开人就无所谓管理；其二是管理活动中，作为管理对象的要素和管理系统各环节，都是需要人掌管、运作、推动和实施。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是企业全体员工参与的工作，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管理层面上发挥着能量。所以，要搞好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对员工的有效管理就显得特别重要。

第三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是消除危险危害和避免事故的有效方法之一。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对象是企业员工，涉及到企业中的所有人员。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能使员工按照安全生产的原则行事，树立“安全生产，预防为主”的良好思想。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能使员工提高对安全生产重要性的认识、消除安全生产的盲区、规范个人的不安全行为，及时发现事故隐患而灭之。只要我们把人的不安全行为要素控制住，就能中断事故要素链，就能消除危险危害、避免事故发生的频率。

要控制好人的不安全行为一是要靠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法制管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生产责任制具有其强制性的特性，它能极大地限制人们的不安全行为，惩罚人们的不安全行为带来的损失，规范人们有序的安全行为，做到预防为主，从而避免危险危害和事故的发生；要控制好人的不安全行为二是要靠安全生产管理。现．代管理认为，单位和个人都具有一定的能量。并且可按照能量的大小顺序排列，形成管理的能级。在安全管理系统中，建立一套合理能级，根据单位和个人能量的大小安排工作，才能发挥不同能级的能量，保证结构的稳定性和管理的有效性。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应该做到预防为主，通过有效的管理和技术手段，减少和防止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安全生产管理就是控制事故发生。

要控制好人的不安全行为三是要靠教育培训。通过培训和教育来提高员工辨别危险危害的能力；通过培训和教育种使员工对机器设备、设施的危险危害部位更加了解，使危险更加醒目；通过培训和教育来提高员工避免伤害的能力；通过培训和教育来增强员工采取必要的行动来避免伤害的自觉胜。

政治安全理论篇4

一、提出论题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是一项被反复提出但始终没有真正完成的任务。过去十多年，理论界对政府审计研究成果较多，而对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研究不多；对审计理论体系探讨的较多，而径直对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研究不多。当然，前者对政府审计理论的设计与构造不乏借鉴参考作用。

关于审计理论体系的架构，有的学者认为包括审计基础理论、审计应用理论和审计管理理论（冯均科，2002），有的学者认为审计理论体系包括审计基础理论、审计应用理论和审计发展理论（王会金，2004），还有的学者认为包括审计基本理论和审计应用理论（王晓霞，2008）等；这些理论体系架构将审计本质、审计职能、审计作用、审计任务、审计假设、审计目标、审计对象、审计依据、审计准则、审计组织、审计模式、审计方法、审计程序、审计环境等诸多概念或元素在各个理论模块中进行编组，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理论框架设计，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审计概念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审计运行的基本规律，丰富了审计理论成果宝库，开阔了学术视野，垫高了理论研究平台。但是既有的研究大多是针对一般审计而论，主要考虑了注册会计师审计和内部审计，体现了审计发展特定时期人们的认知水平。

审计理论发展如同审计实践一样，有一个成长成熟过程，由于我国政府审计起步较晚，一定程度上仍然处于探讨摸索阶段，审计实践的土壤尚不肥沃，不足滋养理论这样的参天大树；另一方面，政府审计不同于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它受国情、政体、政策法规等审计环境的影响较大，国外政府审计理论对我国的借鉴参考价值受到较多限制，理论研究不能从国外政府审计中直接复制；同时，由于理论研究方法之偏差，理论集中于构造审计理论体系的方法、理论体系研究的逻辑起点、理论体系构造的基本原则等方面的研究，较多在理论体系的“运动”，而没有进入理论体系内容研究之核心。而今，我国政府审计经过近30年的发展，构建理论体系的时机和条件已趋成熟：既具理论开发与研究基础，又具理论和实务工作者的持续努力；政府审计实践的土壤逐渐肥沃，审计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断得以总结和凝练；国外审计理论和实务得以借鉴与参考；政府审计有关法律法规的逐步建立、健全，有关审计业务规范的出台，审计事业自身的发展以及与相关职能的社会分工也趋于明晰，特别是政府审计、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之间的界分日渐清晰。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工具（李金华，2004）、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刘家义，2010）、政府审计具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免疫系统”功能（刘家义，2008）等理论观点的提出与创新，为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良好前提和必要引领。由此可见，政府理论体系的构建业已成为现代政府审计理论进一步发展并走向成熟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

如何构建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有的学者提出审计目标导向的审计理论演绎，提出了一种源于审计职业实践的观点和新的审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冯均科，2002）。笔者采用这一研究思路（因为篇幅限制不作证明和说明）。那么，政府审计的目标是什么？刘家义（2008）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政府审计机关的重要职责；潘博（2010）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审计工作的最高战略目标；张庆龙、谢志华等（2009）认为，政府审计应关注国家治理，构筑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审计平台。新世纪，我国进入了发展黄金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政府审计如何担当历史重任，参与国家治理、有效发挥经济社会健康运行“免疫系统”功能，筑起稳固的安全屏障，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的巩固与持久，关系到传统审计的改造与现代政府审计的定位与发展。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目标，这是关键性、引导性的理论命题，学术价值殊然；同时，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也是政府审计龙头性、系统性的实践问题，对于政府审计有效履责、发挥作用、产生效益，提升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现实意义显著。因此实施国家治理、维护经济安全在政府审计理论体系设计中起目标牵引、导向作用。

二、实施治理、维护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设计

以国家经济安全为目标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应定位于国家治理，服务于国家安全利益，立足现实，回顾历史，总结过去，借鉴国外，放眼未来，指导实践，具有全面性、开放性、融合性、动态性和创新性等基本特征。它的主要内容包括：

1.绪论。即综合百家之说，立政府审计之论。绪论主要解决政府审计学术研究的成果归纳、整合的问题。任何理论以及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是建立在前人探索研究的基础之上的，都是借鉴、参考与运用、融合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之结果，对于审计这一应用性、复合性极强的学科更是如此。因此，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理应涵盖理论研究，借鉴与参考前人研究的有益成果和经验，融会贯通、优化整合并有所提高；另一方面，理论建设规律表明，任何理论体系的建设与完善都是一个动态、递进的连续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充分借鉴与参考现有成果，提高理论研究起点，少走弯路，避免重复劳动，节约研究成本，提高理论研究水平，是绪论的先行命题。所以，全面归纳总结现有理论成果，总结实验经验，是构建中国特色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出发点，这既包括围绕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与政府审计，系统归纳国内外理论研究成果，也包括及时总结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实践，将成功经验和成熟做法上升为理论，这样才能使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立足于坚实的实践基础和较高学术平台之上。

2.史论。主要解决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史料、史鉴的问题。明显区别是注册会计师审计和内部审计，政府审计产生与演进史长达数千年之久，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积垫。2004年李金华主编的《中国审计史》是至今我国最完整的审计史作，其主要叙述的是政府审计发展历史。利用政府审计，优化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不是现代人的发明，在人类进步的文明史上已具充分记载，亦不乏成功案例和经典事例，对于如今政府审计理论构建和实践推进无不具有参考价值；充分挖掘这一历史宝藏，以史为鉴，解剖历史重要事件，分析政府审计兴衰与国家兴衰历史经验与教训，研判政府审计发挥经济社会免疫系统功能的环境与条件，发掘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的途径与方式，这不仅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理论建设的重要任务。

纵观审计发展历史，审计诞生的原始动因萌生于安全忧患和治理需要，政府审计与国家同生，且成为重要的治理手段，旨在强化国家政治、经济功能，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史料证明：国家安全是政府审计治理的重要目标和首要驱动；政府审计内置于国家政权体系之中，依照统治者意志发生作用；政府审计与国家安全具有天然联系，审计的兴衰与国家安全的命运是一致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经济安全寓于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之中，经济服务政治，政治受制于经济，政治（权）安全与经济安全紧密相联。为了追求国家政权安全，历史上有的统治者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牺牲经济安全，而缺乏经济安全保障的治理安排，其维护力和可持续力是极其有限和相当脆弱的，如秦始皇兴建万里长城、明朝大规模的“屯田戍边”、“固卫疆域”，清朝“清海空域”以防海寇入侵等安稳之举等，系劳民伤财，耗尽国力，防外患则生内乱，终难维系。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这样的正反史例也是不胜枚数的，如前苏联为了与美国争夺军事制高点，保障国家安全、确立国防优势，倾其国力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结果经济安全遭严重破坏，引发政治（权）安全的破坏，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这些事例正是当今研究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借鉴与参考，为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丰富的历史养料与必要的前车之鉴，对于理论建设和实践开拓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学术界涉猎较少，一定程度上说仍是未开发的处女地。缺乏历史的厚度和深邃的眼力，是目前理论研究表浅、经不住时间检验的原因之一。

3.法论。解决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法律支持及互应的问题。现代审计的重要理念是依法审计、规范行政。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行为是法律许可且受到法律保护的，同时政府审计行为也受到法律法规的约束，政府审计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法从事审计监督与评价活动。因此，审计理论须涉足法律法规研究，“法论”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主体内容之一。政府审计理论研究须系统地研读宪法、国家安全法及其实施细则、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法规依据，明确政府审计的活动领域和行为边界，明确审计行为的执行程序与操作方式，同时及时发现与有效解决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存在的法律法规障碍，为政府审计更好地实施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支持和行为保障，为政府审计改革、创新与发展做好审计法制建设预研和相关方面立法或修法的理论准备。

4.立论。即政府审计基础理论，它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基石，也是政府审计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或理论体系的核心，故称之为“立”。这里所说的理论是狭义的，属基本范畴；广义的理论则包括理论体系的全部内容，所有理论和实践内容均可以落入“理论”范畴。本部分主要解决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原则、机理与运行规律的问题。它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中最基础、最重要、最复杂，也是建设任务最重的组成内容，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也大多集中于此。理论部分的主要内容包涵：

政府审计基础理论的概念和元素，包括审计本质、审计目的、审计假设、审计原则、审计特征、审计主体、审计对象、审计程序、审计方法、审计环境等。这些理论概念或元素，一部分政府审计与一般审计理论（或者说与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具有通用性，如审计假设、审计原则、审计方法等，政府审计可以借用而不必与其他主体审计严格区分，但与此同时政府审计亦有其特殊性，需要研究且形成自身的理论表述，部分概念或元素，如政府审计的审计本质、审计目标、审计主体与客体、审计程序、审计环境等，与内部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存在较大差异，不得不“自立门户”。

就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特殊性方面，笔者认为须着力研究：

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国家治理、经济安全与国家政治安全、社会安全、国防安全、民生安全的关系及互动性理论；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遵循理论和原则依据：系统论、受托经济责任论、国家治理论、“免疫系统”论和审计规制论等；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与其他国家治理手段、形式的联系与区别；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客观必要性、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可行；

现行体制框架下政府审计的职能与作用，以及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领域与能效；

政府审计治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对策与措施；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路径选择与实现方式；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程序与方法；

政府审计与财政金融安全、资源和环境安全、信息安全、社会和民生安全、国防安全、权力运行安全等理论。

5.实论。解答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际效能的问题，即通过对政府审计实际运行过程与结果数据的分析，进行实证检验与评价，证明政府审计实施前后国家治理及国家经济安全性实际发生的变化（分析审计与不审计的结果差异），分析政府审计绩效指标与国家治理及国家经济安全指标的关联性（分析审计绩效与治理绩效和安全绩效的相关性与结果差异），以发现政府审计运行实迹与理论轨迹的偏差，提供校正参数与实践指导依据，进而提出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可行性以及效果影响因子。通过抽象的理论推演，仅仅能证明政府审计应当在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的作用，但究竟是否能发挥这些作用，实际发挥了什么作用，其作用程度如何，以及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只能通过实证分析才能明判。由于部分政府审计项目资料的保密性，以及现行审计结果公告所公布数据的有限性和滞后性，其公告的程序与手续的复杂性和谨慎性，使得有关政府审计方面的实证研究一直较为薄弱，这方面的成果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不及注册会计师审计和内部审计的研究；加之政府审计的运行受制于诸多政治、政策因素，其运行曲线难以准确绘制，难以在一个较短时期找到其基本规律，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实证分析在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没有实际数据和数量定义的定性理论，不能说是科学的理论学说，更不是完整的理论体系。从政府理论发展看，实证分析的缺位，客观上制约了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也影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因此，实证分析与检验是构筑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引导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有待加强与突破的重要领域。

6.例论。解决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实战案例积累及经验总结与提升的问题。国外政府审计机关非常重视经典案例解析，案例库（分为成功案例和失败案例两类）是其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并编成审计人员案头书，作为审计实践开拓和理论研发的首要依据。目前，在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政府审计实践尚未全面、普遍、规则地开展，审计数据未形成一定规模且足以支持实证分析的时候，审计案例的研究与积累就显得尤其重要，只有案例个体的“点”足够之多，才能连成“面”，形成实证分析需要的数据库与案例群。再之，案例一直是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的重要素材，反映了审计主体对审计规律的认识水平与把握程度；案例解剖能够发现与评价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际发挥的作用，发现审计机关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分工协作情况以及审计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局限。目前我国理论界对审计案例的分析研究与总结提升不够，经常将审计例子与审计案例混为一谈，不注意对审计案例，特别是大案要案的深入剖析，出于保密等诸多原因，很多成功经验得不到总结推广，一些经验教训不能引以为戒，更不能及时上升为审计的理性认识和对审计规律的认知，成为审计理论体系的组成内容，因而使审计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常常低层次重复，甚至发生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是构建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导向下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必须特别关注的问题。

7.综论。解答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视角下政府审计的制度优化、技术支撑和系统保障的问题。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不仅需要内部职能转变和资源优化整合，而且需要营造良好的体制基础和社会环境，需要更有力的技术支持和更全面的能力保障。现行的政府审计体制、机制和审计制度与管理安排，要根据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要求进行调整、改革与完善，需要进行持续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审计方法手段需要更多地注入现代审计元素，更多地融入现代科技，更多地配置现代化装备。具体说：

现行政府审计体制改革研究。针对中央与地方审计机关的设置、政府审计机关双重角色（隶属政府与监督政府）、双重领导制、“两个报告”制及审计公告制度等方面存在的不足，着力研究解决目前审计机关，主要是地方审计机关的独立性问题、审计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双重领导制可能出现的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问题、审计经费的落实保障问题、审计查处难处罚难和落实更难的问题等。

审计队伍建设与审计机关人力资源科学管理研究。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对审计人员素质及人力资源管理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构建高层次、复合型、创新型审计队伍，建立健全审计人员职业生涯规划机制和制度，完善人力资源配置，建立审计人员培训及终身教育体系与多元化激励机制，这些都亟待政府审计理论开拓与实践探索。

审计规范化建设研究。加速审计工作与审计管理的规范化建设进程，包括审计主体资格的规范、审计业务类别与工作目标的规范、审计计划的规范、审计业务执行过程的规范、审计成果的规范、审计质量控制与责任的规范、信息技术环境下审计的规范和对审计管理的规范等，实施科学性、开放性的规划与建设，以提高政府审计“三化”（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降低审计风险，减少审计成本，提升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效率与能效，是政府审计理论需要持续研究的内容。

审计信息化、科技化建设研究。为审计信息化、科技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技术保障，着力开展包括推行科技强审策略，加强审计信息化建设，提升审计工作技术含量；增强审计主体驾驭信息系统的能力，提高审计信息处理能力，提升其开展计算机审计、信息系统审计、网络审计的整体胜任能力；提高审计主体在复杂审计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和大案要案的审计攻坚能力等方面内容的开拓探索。

审计文化建设研究。审计文化是伴随着审计事业的产生、发展而不断演进、积淀起来的，是审计软实力的重要组成。审计文化内容广泛、内涵丰富，包涵着目标使命、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职业习性等元素，具有引导、聚向、激励、约束、感化、宣传等多重功能，在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完善先进审计文化的建设体制与机制，以先进的审计文化引领和推进审计事业科学发展，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必须回答的现实命题。

8.兼论。解答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下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兼融并举，即与其他学科理论和其他领域实践、与国（境）外政府审计理论与实践的交叉融合、互动互鉴之命题。理论建设是开放式，学术研究的合理延伸、广引博证、拾遗补缺，能够有效避免学术研究的死角和盲区，有利于拓展理论研究领域、丰富与完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如中国政府审计体制与西方立法型、司法型和独立型审计体制的比较分析，在不同审计体制下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角色定位和环境依赖，不同的职责界定和路径选择，不同的审计对象和审计效能等方面的比较分析等，对政府审计理论构建提供了借鉴与启迪作用；又如政府审计与其他国家治理方式的联系与区别，政府审计如何与其他国家治理方式配备、契合，形成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合力，最大限度发挥审计与其他国家治理方式的系统功能，也是政府审计理论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再如应用经济学、理财学的基本理论，对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目标下政府审计规制与其他经济性规制、社会性规制、法律规制和行政规制的执行成本和效能的对比分析，对其政治成本、社会成本、经济成本的统合评判，以及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执行成本与能效的综合评估等，无疑能够优化政府审计策略与措施，改善国家治理，提高治理对策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等等。因此，兼论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构建的重点、难点及需要关注的若干问题

构建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重点，一是政府审计基础理论的构筑，这是理论大厦之桩基，是其他部分依托的基础，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所有论述均应从基础理论中找到依据，并以此为引导进行延伸与细化；这一基础越宽厚、越牢靠，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就越稳固、越丰富；可以说基础理论的成熟是政府审计从经验走向科学的重要标志，故须着力加强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导向下政府审计基础理论的创新研究。二是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效与实现路径的论证，这是政府审计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对政府审计功能深化、提升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效具有直接作用，也是各国审计界竞相研究开发的课题。因此在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中地位独特。

构建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难点，一是“实论”，因为实证检验中衡量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改善程度的指标及其指标值的确定、国家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际结果中政府审计实际贡献度的确定等，均无现成范式可循，可供借鉴与参考的资料不多，现行统计体系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完整数据，国外的做法虽有独到之处，但由于他国与中国国情存有较大差异，不能照抄照搬，因此“实论”研究存在较大的技术难度，理论建设颇具摸索性。二是“综论”和“廉论”，其范围广泛，定义域不甚清晰，理论容量很大，许多理论和实践课题都是创新性的，如国家经济安全策略与绩效的审计评估属全新课题，它与现行审计机关开展绩效审计与经济效益审计不尽相同，但却是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欲完成基础性研究和相应的应用性研究颇具挑战性；又如，在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政府审计与其他经济管理和监督机关的分工合作，政府审计如何利用现有社会资源，动用既有经济监管力量，加强外部管理与内部控制，共同完善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利益，也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如此等等。

需要特别表明的是，构建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不是一切从零开始，进行理论重新研发与重新构造，而是充分利用现有的理论成果和学术资源，在既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调整、组合和完善，并且根据我国政府审计的实践平台，作理论的再加工和再创新。现有理论研究成果许多内容和观点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可以直接植入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之中。笔者认为，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构建中应强调以下几个比较重要的观点：

1.以实施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为目标，对于政府审计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导向作用，但是国家经济安全是相对的概念，安全不等于消除风险，追求绝对安全的成本扩张、超越社会承受，反而会损害国家经济安全利益。国家经济安全是多维的、立体化的概念，即是“下海冲浪”而非“立岸”或“浅水区”的安全，是完善市场正向机制而非损伤效率与公平的安全，是投入产出正效益而非净投入、负效益的安全。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应持综合安全观，追求实质性、长久的安全利益，而不是追求一时的、片面的和局部的安全。目前政府审计在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时，应特别注意防范与纠正防范形象工程掩盖下的经济泡沫，以及牺牲长远利益而谋取一时安全利益的做法。近年审计署对地方政府债务专项调查已触及到这一敏感话题，体现了对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的深度关注，理论研究应反映这一特征。

2.依据审计本质及其职能定位，政府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作为经济社会的“免疫系统”，作为防范与治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规制手段，应当具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抵御防范、监控检测、识别预警、自滤除疾、校正调适、升级优化等能效，这是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功能定位，是政府审计重要的基本理论点，或者说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须以国家审计（此处笔者认为与政府审计同义，与同）与国家治理、国家审计具有经济社会免疫系统的学说为指导，这是近年政府审计理论研究的成果，应继续深入研究并创造性地丰富与发展这一理论学说。

3.根据国家经济安全要求，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和有益做法，在现行法律和体制框架下，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着力点和实现路径是信息保障、国家治理内部控制制度维护、权力监督、经济运行监测、管理问责、政策评估和风险预警干预等，这是政府审计与其他经济管理与监督机关的比较优势所在，且以此为基础，政府审计与其他经济管理与监督机关进行分工与合作，共同形成国家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合力，即对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的系统研究甚为重要。

4.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是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巨额投入，其成本是可折分、可解析和可监控的；成本与能效的审计评估能够完善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提升经济安全策略的兑现力和持续力；审计监督侧重于社会经济的价值运动（这也是政府审计与其他经济管理和监督部门的分工），政府审计具有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执行成本与能效评估的资格与胜任性；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执行成本与能效审计评估是现行政府绩效审计的功能延伸和深度发展，是政府审计理论的新增长点。

综上所述，按照“绪论铺垫――史论借鉴――法论支撑――理论构筑――实论检验――例论剖析――综论统合――兼论补充”的逻辑思路，构建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是一种摸索性的理论尝试，其结果正待理论进一步证明和实践的深入检验。对政府审计理论与实践“八论”的划分也具有相对性，各部分内容肯定存在一定的交集，有的内容置于哪一部分并无严格的划分标准。“八论”仅仅是提供了认识政府审计理论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完成了展示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层次结构和逻辑线索的功能而已。当然，这一设计不具有排他性，其他设计，也许就是更优的方案。政府理论体系的构建本身就是一个持续渐进的开放的过程，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笔者乐见各位同仁的商榷与指教。

【主要参考文献】

［1］ 冯均科，等.审计理论体系研究［J］.陕西审计，2002（增刊）.

［2］ 王会金.现代审计理论体系框架结构之研究［J］.审计研究，2004（3）.

［3］ 王晓霞.审计理论体系的探析［J］.商场现代化，2008（12）.

［4］ 冯均科.目标导向审计理论体系刍议［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

［5］ 李金华.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工具［J］.财经，2005（1）.

［6］ 刘家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审计工作全面发展［J］.审计研究，2008（3）.

［7］ 潘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审计工作的最高战略目标［N］.中国审计报，2010-03-31.

［8］ 张庆龙，谢志华.论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J］.审计研究，2009（4）.

［9］ 杨树滋.中国审计理论体系探讨［J］.山东审计，2002（4）.

政治安全理论篇5

【中图分类号】D412.62 【文献标识码】A

公安高等院校自创办以来始终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注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对公安高等教育提出的任务、要求，不断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探索独具特色的建设发展之路。在中办、国办强调把“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作为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予以强化；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出台《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部要求执行《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的背景下，梳理、归纳、总结公安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经验，对于掌握公安高等院校意识形态教育的主动权有重要的意义。

公安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性质和地位

公安高等院校始终强调以培养适应人民民主政权需要的公安专门人才为己任，其办学宗旨和办学任务以及公安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公安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特殊的性质和地位。

政治性是公安高等院校建校立校之本，也是其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突出性质，它贯穿着课程改革与建设的全过程。1984年之前，公安高等教育主要是培养具有过硬政治素质与忠诚品格的专门人才，当时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均以此展开。1984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成立，一批相对正规的公安院校得以建立，中国公安高等教育体系基本形成。①公安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也开始逐渐正规化、系统化，并呈现出与教育部普通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相适应、与公安高等院校培训历史相承接的特点，“政治建校”像一条红线，贯穿于公安高等院校的教育教学。1998年2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合并重组，按照“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公安队伍建设要求，所有专业的培养目标均开宗明义地强调：必须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政治立场坚定、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合格警务人员。②在此之后，公安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别加大了爱国、忠诚等教育的比重。2013年9月，公安部部长郭声琨亲自过问学校相关课程与工作，要求“教育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铸牢忠诚警魂”，强调了公安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性质和重点地位。③

公安高等院校是培养思想上认同主流价值、政治上忠诚可靠的公安事业高级专门人才，这一目标决定了其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核心地位和先导地位。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公安工作复杂性和特殊性加剧，公安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公安队伍人才培养中的特殊地位愈加凸显。公安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坚持党性原则、强化责任，把意识形态工作贯穿到思想理论课教学和立德树人的全过程，这实际上决定着公安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成败，更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此外，思想政治理论课引领着整个公安教育教学体系的方向，因为对于其他素质的开发与拓展，政治素质是公安人才的最根本要求，其他课程实际上是为公安人才培养的根本目标所服务的。指出，“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政法队伍的政治灵魂。必须把理想信念教育摆在政法队伍建设第一位”。④公安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性质与地位，为课程建设与改革提出了相应的任务与要求，同时决定了工作的方向与重点。当然，无论如何改革，这一课程本身的政治性与核心地位是不能动摇的，即公安高等院校要高度重视思想理论课的建设与改革，并在此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坚持党性原则。

公安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历史沿革和阶段性特征

新时期公安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历史沿革。公安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特殊性，决定了贯彻执政党对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求的彻底性。在公安教育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根据人才培养需要和国家大政方针制定进行了屡次调整。特别是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公安高等院校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逐渐发展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公安教育体系：从开始的培训专科教育到本科院校的成立，以及1993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04年开始招收博士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渗透高教共性的同时，在拓展思路和创新方法上彰显了个性。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以下简称“公安大学”）为典型例证，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设置和改革，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公安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初步设立和初步调整（1984～1993年）。截至1984年底，中国建成正规化公安高等院校17所，初步形成中国公安正规化学历教育体系，正规化公安高等教育开始初具规模。⑤这一时期公安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建设与全国高等院校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改革相重叠。同时，根据国家发展的大环境需要和公安人才培养目标，教学计划几经调整。

第二阶段：公安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全面建设与逐步完善（1994～1999年）。这一时期是公安高等教育完善专业学科，进行正规化办学，逐步提高教育质量、教育层次的不断探索时期。

第三阶段：公安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规范化建设与全面提升时期（2000年至今）。这一时期公安高等教育伴随着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脚步逐渐壮大，同时也填补了中国教育领域公安学科的空白。

据统计，公安高等院校由最初建立的3所本科院校经过16年的发展，到2000年已增加至20所。进入新世纪的头几年，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几乎沿用以往的教学计划。但很快就与国家出台的“2005方案”接轨。2010年，公安高等院校由17所增加至34所。⑥此时的教学计划与教育部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计趋向吻合，只是根据专业不同，学时有所调整。2013年，根据教育部公安学类、公安技术类专业质量标准制定工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计为：一方面执行教育部方案，另一方面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改为《思想道德修养》，依据学生今后工作的需要，充分体现在社会主流文化引领下的公安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自主创新，加大了法律基础知识的比重，单独开设了法律课程，注重了课程建设与校园精神的融合与拓展。⑦

新时期公安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阶段性特征。从1984年至今30多年间，公安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如同一个生命体，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的全面调整。

第一阶段：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初步建立时期，潜心总结与探索。这一阶段重视与本科教育前的培训课程的衔接、重视德育领先的教育理念引领，强调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在上好教育部规定课程的同时，增加了道德修养等自选课程，力图从教学实践中产生和总结公安高等院校理论教育和德育工作的经验，使公安高等院校的理论教学与德育工作迈上新台阶。

第二阶段：思想政治理论课全面建设与逐步完善期，注重坚守与创新。随着公安大学本科教育改革的深化，研究生教育提到了议事日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计划既坚守教育部统一安排的相关课程的落实，又满足人才市场对警务人员思维方式等深层素质要求，有选择、高聚合地增加了一些学生喜闻乐见的课程。

第三阶段：思想政治理论课规范化建设与全面提升期，力争创新与超越。教育部“2005年方案”实施以来，公安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彰显了特色：一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指导思想，坚持为共和国培养忠诚卫士的根本宗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和方法，坚持政治建警的传承。二是始终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为主要内容，不断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结合党和国家重大政策的出台，体现最新理论成果。三是始终顺应时展的要求，顺应我国社会变革和现代化发展对警察事业的要求，顺应大学生心里发展和未来的警务人才的素质要求，重视三观教育。四是始终明确改革目标，即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增强该课程体系的实效性、针对性。

实践证明，公安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每一次的课程改革都是顺应时代主流、成效显著的。但也有一些方面需要调整与改进，比如教材过于重理论而接地气不足，现有的评价制度不能反映学生的思想变化状态，如何直面和应对社会负面现象而不是刻意回避这些问题，如何以开阔的视野建起让学生了解到国内外理论界最新动态的渠道等，这些对未来公安从业者都有现实紧迫性。

公安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经验与特色

以公安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框架为基础，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突出忠诚教育。公安高等院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始终把忠诚教育放在首要位置，并由此出发尝试了很多有特色的教育教学。一是以公安机关的模范人物对学生进行榜样教育，帮助同学们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树立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忠诚意识。公安队伍是一个英才辈出的群体，发挥榜样力量，号召学生向他（她）们学习，增进学生对党、祖国和人民的认知和情感，为学生牢固树立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意识，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已成公安教育的常态。二是以理想信念为核心，以公安机关的性质和所承担的政治和社会使命为方向，铸就忠诚警魂。公安高等院校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练、战”一体化教育模式，以促使预备警官清楚个人的道德素养与政策水平关系到公安未来，使他们牢记使命，践行宗旨，勇于担当，心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心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心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心系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信心足、信念坚。三是通过组织实践教学和参与老师的实战课题，亲历忠诚考验。通过实际参加公安工作，使预备警官所受的忠诚教育延伸到现实公安工作的过程中，让忠诚教育的成效体现在学生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上。

以警察意识培养为目标，设计多层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体系。按照未来的人民警察人才培养目标，帮助学生树立政治意识、责任意识、法律意识、群众意识、纪律意识、奉献意识，廉洁从警教育，强化学生警察意识的培养，是公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内在要求。为此，公安高等院校开展了以警察意识培养为核心的层次教育。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探索确立了必修课为主、选修课为延伸的整体联动的课程体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在重点建设教育部规定必修的课的基础上，积极筹备开设了二十余门的选修课，包括《中华民族精神导论》、《现代西方哲学评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以及《警察伦理学》等选修课，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得以延续，贯穿于学生生活的全过程。⑧

把学生社会实践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有效延伸。充分利用社会实践加强大学生实际能力的锻炼，是提升公安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重要途径。公安工作的实践性和操作性很强，学生必须学会用“专业视角”观察社会，用“专业语言”去解读社会。近年来，公安高等院校把社会实践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和环节，并以相应的制度为支撑。例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在基层公安机关建立了自己的实习基地，安排大三的学生定期和假期到公安机关见习，部分学生实践恰逢国家或当地的大型活动、各种重大节庆、重要会议保卫工作等，让学生获得实际锻炼的同时，有机会接触和实践公安工作，认识公安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锻炼学生处事和社会活动的能力，滋养职业素养和核心价值观，进而明确自身努力的方向。

在教学中渗透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中国正处于改革的深水区，各种矛盾凸显。公安院校的大部分毕业生将要协调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问题，这就需要公安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授中要结合社会热点，充实、更新相应的教学内容，使学生认识到一些形势发展的趋势，并学会运用科学分析方法认知社会。诸如：强化教师与学生的交流与探讨，对于学生普遍关注或在社会生活中引起较大反响的问题进行专题讲解；组织学生对参加维和、周边安全、美日韩问题，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等问题讨论与辩论，明辨是非，廓清思路。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说理和剖析现实，以鲜活的事实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的使命感。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总要求。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已由规模扩张、数量供给为主步入以提高质量和发展水平为主的新阶段，是由“以量谋大”战略到“以质图强”战略的转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与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公安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要实现体系更加优化，特色更加鲜明，还要尊重公安教育规律，敢于善于创新，继续做该做、能做的事。

（作者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讲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5年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公安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历史沿革及基本经验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5JKF01423）

【注释】

①刘复之：“遵循‘三个面向’指示 发展公安教育事业”，《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②程胜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论公安大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发展趋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③李恩树：“强警必强教强警先强教”，《法治日报》，2013年9月9日。

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的十七大以来大事记”，《新华每日电讯》，2012年10月31日。

⑤姜政国：“中国公安教育的发展历史沿革与创新”，《法治时空》，2009年第2期。

⑥闵政，王文硕：“新世纪公安教育训练工作在创新中不断发展”，《人民公安报》，2010年11月25日。

政治安全理论篇6

关键词： 国内外；生态政治理论；研究述评

Key words: domestic and overseas; theory of ecological politics; research review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8-0183-02

0引言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什么是生态政治、生态政治包含哪些内容、生态政治具有怎样的价值以及如何建设生态政治，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

1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内涵研究

生态政治作为目前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国内外对其有不少定义。由于侧重点不同以及生态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国外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包括：其一，罗依・艾克斯利（Robyn Eckersley）把生态政治解读为生态（绿色）思潮、生态（绿色）运动和绿党三个层面。其二，美国学者卡普拉（Capra）和斯普雷纳克（Spretnak）把生态政治一方面理解为一种生态运动，另一方面又把它看成是绿色政治学。其三，丹尼尔・A・科尔曼将生态政治解释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通过重温公民权利和社群合作，通过把地球理解为我们的家园而实现的生态化生活方式。

国内对生态政治内涵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主要包括：其一，《中国大百科全书》（1992）将生态政治扩展为政治生态，认为生态政治学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其二，刘京希（1998）把生态政治理论解释为是研究政治体系及其机制的“内生态”以及政治体系在动作过程中与社会及自然环境间生态关系的理论。在内涵上他把生态政治理论从以对自然生态的维护为中心转变为以政治的生态化为中心，在外延上把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从政治自然生态层次推进到政治社会生态层次及政治体系内生态层次。其三，吴海晶（2003）从综合角度指出生态政治既是观念、运动,又是力量和理想。作为观念,它反映了人类对其生存状况的关注和思考；作为运动,它表明了人们对无度生产、无度消费所造成的环境破坏的抗议和反对；作为力量,它显示了政府、公众、环保组织、国际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的信心和勇气；作为理想,它寄托了人类对生态文明的希冀和期望。

2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内容研究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影响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绿党政治理论、环境安全理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绿党政治理论是西方生态政治理论中主题最为鲜明、结构最为系统的理论。其基本理念包括:一是生态学理念。绿党以生态学中生物同外部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探讨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倡导生态优先原则。二是社会责任理念。绿党政治理论认为，社会责任感等同于社会正义。一个社会或社群不能以损害他人利益来谋求自身的环境安全，要坚持环境正义，实现社会正义。三是基层民主理念。绿党的民主目标是国家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民主化，使人们有权决定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他们生活条件的方式和选择自己的工作、生活方式。四是非暴力理念。绿党的政治目标是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粗暴关系变成一种平衡和尊重的关系。五是女权主义理念。“把男性和女性都解放出来”是绿党政治理论的重要理念。它强调男女平等，反对压迫和剥削妇女。六是和平政治理念。绿党强调全球责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坚持“胸怀全球,行于当地”。

环境安全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从安全的视角来认识和思考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影响。1977年美国环境专家莱斯・R・布朗在《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中从理论上首次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安全概念和国际政治范畴，提出应重新界定国家安全的范围。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环境安全”的概念。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将环境保护与“一个更安全更繁荣的未来”以及“人类对安全稳定的自然环境的需求”联系起来。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绿色运动”中，认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路径在于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它的基本理论观点包括：其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危机都根源于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其二，生态危机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并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三，主张立足当代现实,“超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用“异化消费”论去“补充”马克思主义；其四，要求重新评价工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主张建立一种“无增长的”经济模式；其五，主张用小规模的技术取代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的技术，使生产过程分散化、民主化；其六，认为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从国内对生态政治理论内容的研究来看，由于我国学术界研究生态政治理论较晚，目前并没有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统一的理论体系。陈清硕（1995）认为生态政治学以社会生态的政治问题及其影响为研究对象,其主要的研究内容是探求社会生态系统与社会政治系统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性,研究的目的在于使社会生态与社会政治能够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肖显静（2000）认为生态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首先是选择正确的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以摆脱环境危机，其次是对市场体制的政府干预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第三是建立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张连国（2006）在系统介绍国内外生态政治学研究的现状的基础上指出生态政治的基本内容是“政治生态体系”观，它是以人为主体的生命与其环境之间，以及人所组成的“政治体系”与“社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模式。

3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价值研究

绿党政治是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以反对传统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为内容,突出强调人类整体利益和未来人类利益的新的政治运动。环境安全是环境问题与安全问题结合形成的一种新概念，它不同于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安全问题。环境问题日益恶化所引起的环境安全问题构成了人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逐步增多。尽管目前对与环境安全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它唤醒了人们的环境安全意识，并已为全世界各国所广泛接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成因及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进行了不同于其他生态政治理论的独特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蔡先凤（2003）认为生态政治的兴起堪称20世纪中后期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它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力量对比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王治军（2008）指出生态政治理论在对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将生态问题提高到了政治的高度,将政治问题从人类社会扩展到自然环境。

4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建设研究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研究基本沿着“深绿”与“浅绿”两个方向展开。“深绿”的生态政治理论认为只有用生态思维、生态智慧重新建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民主，以致于从根本上改变对政治的理解和建设才能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浅绿”的生态政治理论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自然生态环境的有限性上，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只有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包心鉴（2001）认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政治与政策出路在于加强政府在环保方面的意识与责任：一是加强和完善立法工作；二是实行一种后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模式；三是充分重视政治家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赛明明、孙发峰（2006）认为应该从政治和社会的深层角度、特别是从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出发,从制度和机制层面,从公众广泛的参与权力和途径等视角来思考和进行我国的生态政治建设。

5生态政治理论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外学者面对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对生态政治理论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关于生态政治理论的有益成果，对我们在新形势下有效应对与化解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但从根本上说，国内外学术界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许多学者偏重于宏观层面的研究，学理意味浓厚，缺乏具体的实证分析，提出的一些政策措施在实际应用中缺乏可操作性；二是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单一学科，缺乏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对生态政治理论从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等视角进行探讨的成果较少；三是专门从马克思主义原著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思想的成果还比较薄弱。

因此，在研究生态政治理论过程中，既要注重从宏观的整体层次上进行探讨，又要善于对微观层次加以分析和探讨，并注重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与此同时，要在深入阅读原著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思想，并结合我国生态政治的现状和借鉴国外生态政治理论的有益成果进行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和生态社会的综合研究。

参考文献：

[1]Robyn Eckersley，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Toward an Ecocentric Approach，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

[2]（美）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M].石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

[3]（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梅俊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4]张友渔.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

[5]刘京希.生态政治论[J].学习与探索，1995（3）.

[6]吴海晶.生态政治的内涵、作用及意义[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4）.

[7]陈清硕.方兴未艾的生态政治学[J].社会科学，1995（4）.

[8]肖显静.生态政治何以可能[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6）.

[9]张连国.生态政治学研究述论[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10]蔡先凤.当代西方生态政治理论述评[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政治安全理论篇7

政治安全是政治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重要课题，其内涵随着政治文明的发展不断发展并赋予新的内涵。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政治安全是其安全的基本前提，在全球化浪潮中，伴随着日益复杂的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当前我国网络政治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威胁。关于政治安全的含义，学界普遍的观点认为政治安全要包括、领土、意识形态、政权、政治制度几大要素，而且国家拥有独立权和自。[1]从学界对政治安全的认识来看，政治安全主要包括国家、政权、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政局这五个方面的稳定与安全。国家安全是重点，是五方面内容的核心。伴随着网络的逐渐兴起与发展，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虚拟的特点，开放和全球一体化，快速和相互集成等等。从政治功能角度出发，网络的作用突出表现在动员民众进行政治参与、监督政府行为、表达政治诉求等方面。网络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冲击，主要是威胁国家安全、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冲击国家稳定机制、动摇政治稳定基础以及危害国家信息安全等。随着网络在中国的发展和应用，以及发展和网络舆论的作用，网络外交日益突出，网络的影响对中国的政治和政治安全已引起广泛关注。因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网络的这一重要现象，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全面深入和系统研究中国政治安全问题。可以说，网络政治是在当前中国政治研究中是一个热点问题。

一、网络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目前学界对于网络与国家政治安全影响的研究呈现出雨后春笋的研究状态。对于这方面研究，学者们首先分析了网络作为新兴的传播工具，与传统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相比，网络的开放性、平等性、虚拟性、互动性等特点显得尤为突出。[2]也有从网络舆情的角度为基本出发点，研究网络政治的特点：网络政治主题突出，网络的普遍性、及时性和敏感性、真实性和直接性、互动性、表现力强等特点。[3]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网络对政治安全提出的新挑战，有学者提出网络时代政治安全问题的出现的全新特点，政治安全的影响因素在信息化时代的空间领域有了新的扩展，由传统的海陆空等传统领域扩张到网络疆域，由此可见政治安全受到的威胁必须得到重视。[4]

网络与全球化一样是一把“双刃剑”，既给我国政治安全带来全新的机遇，同时也是严峻的挑战。关于网络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研究成果也是相当的丰富，主要是从利弊两方面进行阐述。关于网络对政治安全的积极影响，学者主要是政治稳定的角度进行论证。第一，从公民角度出发，在互联网时代，公众借助这一新的传播媒介，政治参与热情高涨，政治参与渠道拓宽；互联网开辟了政治参与的新渠道，民众借助这种新渠道可以发泄政治不满情绪，从而缓解和减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降低的发生概率；第二，从政府角度出发，互联网增强了民众对政府政治决策过程的监督，促进决策的科学性与透明性；互联网也实现了信息在政治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使政府层多倾听民意，了解民情，从而减少政治沟通失灵。[5]同样，网络政治参与促使网络民意得到更加有效的表达，提高民众的政治素养，为现代化进程中政府治理模式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路径，有利于合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构建，为政府决策集中民意与智慧，从而缓解社会冲突、化解社会矛盾。[6]针对这些观点，学者更多的是从动态的政治过程来研究网络对于政治安全的积极影响，从民众与政府两个主题出发来探讨网络的功能，这与网络的开放性、虚拟性、互动性等特征是密切相关的。

其次，以阐释政治安全的内涵为基点，论述网络之于政治安全的挑战及消极影响是学者们的研究重点。政治安全内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加之研究者研究背景的多样性、研究角度的层次性，主要有以下几点：主要是从政治安全概念分析入手，讨论网络带来的挑战。第一，网络挑战国家安全。网络的发展拓宽了国家的边界，使国家形式上分散化，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网络信息技术上的薄弱使得他们面临信息泄露的威胁，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在网络信息时代呈现出新的不平等。[7]发展中国家在网络信息技术上的不成熟迫使他们严重依赖发达国家，信息面临严重威胁。[8]第二，网络威胁国家政治制度安全。一贯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以各种方式极力鼓吹西方的价值观与政治发展模式，希望以此来冲击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并用网络手段使发展中国家在网络层面成为新的“殖民地”，新的“依附体系”在网络时代大行其道。[9]第三，网络冲击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互联网的便捷性与即时性为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了不同于现实的便捷途径，在技术层面西方发达国家的地位占据主导。[10]传统意义上的信息垄断在网络时代被打破，网络传播信息的快速性使得政府垄断信息的局面收到挑战，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的传播收到挑战，多元化思想传播弱化了统一舆论的影响，意识形态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11]第四，网络威胁政治秩序安全。网络打破了国家节制政治参与的瓶颈，网络政治参与呈现新的态势，政府对网络事件的控制力度得到弱化，全球理念传播更加广泛，政府威信与权威受到挑战。综合以上四点，网络对政局稳定的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从宏观层面看待这些消极影响，与积极影响相比，网络对政治安全的威胁更多的是制度层面的破坏，从而影响动态的政治参与等一系列政治行为。

维护网络时代我国的政治安全问题，首先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应当深入认识网络政治问题，重视网络对政治安全的影响，坚持思想、制度建设与政治层面相结合。思想层面，正确看待网络之于国家安全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将学习国外与立足国内相结合，网上工作与网下工作相结合原则；树立“网络边疆”[12]意识，构建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新型政治安全机制模式；从制度管理层面出发，制定相应的网络政治安全法律，充分发挥立法的作用，从法律制度方面对技术以及行为进行规制，及时有效地针对实际情况进行相关法律的制定、修改与废除工作；从网络技术管理层面出发，加快我国网络信息化建设，在网络信息技术层面就投入更多人力物力与财力，减少与发达国家技术上的差距，增强网络信息安全的防御能力，开展多方面的网络安全国际合作，加大力度培养高精尖网络人才。在网络政治层面，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机制在互联网平台上引入有序的政治参与渠道，健全和完善民主机制；大力宣传网络安全意识，增强民众网络民主意识与网络王权维护意识；推行与实际相结合的电子政务，使电子政务服务更加全面、高效、便捷。除此而外，更重要的是要为网络政治安全的维护树立坚实的经济支撑与后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网络安全提供内生动力；加快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提高政府决策的效率；扩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健全政治参与机制的健全和完善；发扬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二、网络舆情给政治安全带来的挑战

关于网络舆情的研究，有学者指出，舆情是一种社会政治态度，是指要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民众对政府所做的政策的反应及态度。[13]网络舆情就是民众在网络领域的所表现出的政治态度。事实上，无论是舆情，还是网络舆情，二者都属于大众媒介的一部分。所以说，网络舆情对政治安全影响的过程就是网络这一新媒介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的过程。

有学者对网络舆情从不同学科角度例如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政治社会学等多方面进行研究，探讨其内涵的多样性与舆情过程的动态性。因此，针对网络舆情，研究者主要从它的定义与特征，产生的途径与方式，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因此，很多学者在研究网络舆情的过程中又不得不提及网络政治参与这一政治现象，在当今中国的网络政治参与中，网络群体的庞大、网络信息的复杂、网络舆论的可控性差，存在各种网络群体，这些网络群体以公共舆论为名，对政府所做的各种决策施加压力，在网络政治参与中以各种网络结社的形式影响公共决策。对参与政治者进行特征分析、研究网络政治参与与国家政治安全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参与过程中的政策思考主要成为这一方面的研究内容。当前我国网络群体的主要是围绕维护个人利益以及监督政府权力为主题，网络群体相对零散、自发性表现突出。在当代西方国家，群体的政治参与是公民集中表达意见一种常态化的政治行为，民众主要以这种方式影响政府决策。群体政治参与一般是以理性的方式参与政治扩大实践影响从而影响政府决策的出台。

国家安全的网络舆论的形态是通过网络舆情表现出来的，网络舆情是国家安全在网络舆情领域的体现。一般来说网络舆情安全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在国家层面上，另一层含义是在社会层面上。无论是在哪一种层面上，网络舆情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都不容忽视。例如，美国依仗期其互联网技术优势针对我国民主、人权等问题进行网络舆论夸大宣传，对我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造成巨大压力。[14]学者对于网络舆情对国家安全的思考更多的是建立在网络对其影响的基础之上，因此，对策也是从思想意识层面、制度建设层面以及组织领导层面来进行建言献策，无论是在哪一个层面均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基本前提，只有这样才能为维护政治安全树立网络舆论层面的屏障。

三、网络外交的兴起与其对政治安全的冲击

所谓网络外交，是指在信息时代条件下，在以互联网为基本平台，依托信息技术，以维护自身发展利益为前提的国际行为主体所进行的一系列外交活动。网络外交主体表现形式十分多样，传统形式是国家，网络时代也可以是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亦或是个人。网络外交作为外交在网络时代的特殊形式，其目的也具有外交的一般性，即为了维持国际发展主体自身的利益，这是网络外交的基本出发点。网络形式多样也导致网络外交的方式多样性，可以是不同的国际主体之间在网络层面展开的外交活动，这种活动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行为，在公共领域可以是公开亦可是秘密进行。[15]从其定义可以看出，网络外交是一种将现代化信息网络技术与外交系统结合的政治活动，本质上仍然是公共外交，与传统外交相比更具有虚拟性、即时性、互动性、灵活性等特点，核心是信息与知识传输与价值认同的塑造。[16]

近年来，网络外交逐渐成为政治学甚至是传播学的研究热点。网路外交发展潜力巨大，对其研究呈现出多学科、多领域的发展特点。与许多新兴学科的研究相类似，尽管学者已经对网络外交给予了很多关注，但是相关的专门化、系统化的研究还未出现，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是近几年来呈现一个较快的发展态势，数量上增长比较迅速。主要研究集中以下几个方面：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网络外交状况，探讨了我国网络外交的现状与对策；网络外交兴起的原因与障碍，及其对我国网络外交的启示；奥巴马政府“E外交”的提出、发展、效果与趋势；网络外交兴起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的政治动因；还有学者从网络外交的形式与机制为基本出发点研究网络外交的各种类型。总体而言，国内外外学者对网络外交的发展关注度不断提高，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全面，但是系统性的研究专著仍未形成。由于网络外交这一现象还处于发展初期，研究者也只能从现象表层以及背景层面进行相关探索，从政治学学科角度进行论证还还未形成理论性成果。

从传统意义上讲，国家通过外交手段进行过与其他国家的交流活动。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特别是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化格局势不可挡，世界已然被连成了一个整体。传统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活动更多地以网络外交的形式存在。任何一个国家通过网络进行的外交活动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传遍全世界，随之会引起国内外民众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在此基础上网络舆论变会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这种现实压力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危及国家的政局稳定；同时，由于网络的便捷性、开放性与高度灵活性，政府面对舆论压力往往无法进行有效控制，一旦这种外交影响超出政府预期，加之政府再次决策的滞后性，这种连环效应便会带来新的外交挑战。毋庸置疑，网络与政治安全的关系不可分割，网络舆情与网络外交等形成密不可分的网状关系，新时期网络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将会愈加凸显。

四、结语

在当今全球化浪潮中维护网络与国家政治安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本文对网络政治安全的影响与对策、网络舆情、网络外交等方面进行与政治安全等问题进行了一写文献综述与梳理，对于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可以结合实际探讨中国特色的网络发展模式，立足于维护政治安全的立场；以网络外交与网络舆论的新发展从理论层面进行机制建设思考；以全新视角研究在现代化进程中对网络安全的治理问题等。在网络与政治安全方面的研究空间仍然很大，学者们可以从多方面进行理论与研究创新。（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刘跃进：《国家安全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王伟：《网络社会中我国的政治安全问题探讨》，载《企业研究》2010 年第 16 期。

[3]胡小安、李丽：《网络民意促进我国公共治理模式的变革》，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4 期。

[4]韩秉成：《构筑网络发展背景下的国家安全屏障》，载《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2 年第 2 期。

[5]徐文锦、黄毅峰：《互联网：政治稳定的“双刃剑”》，载《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9 年第 3 期。

[6]胡小安、李丽：《网络民意促进我国公共治理模式的变革》，《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4 期。

[7]林喜庆、陆俊：《论网络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威胁与对策》，载《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4 期。

[8]刘文：《论信息时代的我国政治安全战略》，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5 期。

[9]林喜庆、陆俊：《论网络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威胁与对策》，载《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4 期。

[10]谭隽华：《浅议网络时代的政治安全》，载《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 年第 6 期。

[11]刘文：《论信息时代的我国政治安全战略》，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5 期。

[12]许开轶：《网络边疆的治理：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新场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7期。

[13]陈力丹：《舆论学一舆论导向研究》，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政治安全理论篇8

【中图分类号】D631.4 【文献标识码】A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变迁转型过程中，治安工作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形势日益复杂，这是社会变革时期的显著特点。当前，我国政府正在加快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治安治理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从社会治理视角更广泛更深刻地观察治安治理，才能找到更好的提升和改善思路。如何推进社会治安治理思维和方式现代化，这是治安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课题。因此，在法治建设与发展过程中，讨论治安治理现状和走向，分析治安治理的特征维度及目标追求，这理应是社会治安治理的未来发展趋势。

社会变革的内涵

社会变革是一个价值变迁、社会秩序重构的过程。社会变革必然经历从传统到现代、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过程。从社会学范畴来看，社会变革是指人类社会由一种存在类型向另一种存在类型的转变，它意味着社会系统内在结构的变迁。社会变革的过程从社会形态来说就是转型社会，即由前一种社会存在类型向后一种社会存在类型转型中的“过程态”。①应当说社会变革核心是社会结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变革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社会变革与转型，从概念提出以来，一直都是社会思潮的热点、公共讨论的前沿课题。从我国社会变革来看，社会变革主要经历了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封闭逐步向开放社会的发展；从一元结构向二元结构过渡；从人治到法治的社会转变。②具体而言，中国的社会变革是指中国在以下方面的变化：一是在经济上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二是在政治上从人治向法治、从全能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三是在社会关系及社会结构上从封闭的礼俗社会向开放的法理社会的转变。③特别是作为精神先导和思想反映的观念和文化，也在社会变革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变化。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由传统走向现代、由计划走向市场、由人治走向法治的社会变革时期，这不仅带来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化，同时也打破了旧的利益格局。新旧价值观念交错，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演绎出的多元价值观，正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产生冲击，给社会带来大量不稳定因素，利益主体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寻求新的位置与平衡，利益博弈最终会表现为社会的矛盾与冲突。

社会变革时期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崇尚法治精神的同时，社会各种矛盾与冲突也大量累积，利益分配日渐失衡、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地区差距明显拉大，加之诸多社会矛盾千头万绪。若不能有效解决或改善，各种“突发性事件”、“”的发生也就在意料之中。④因此，必然要求社会治理方式和手段做出相应的调整，特别是关乎社会治安秩序的治安治理理念和方式能满足社会变革的现实需要。

治安治理现状与走向：政府主导与政府服务

“治理”其本意有“操舵、驾驶、领路”的意思。俞可平教授认为，治理从实质来讲是公共组织在特定框架内运用公共权力控制秩序，满足社会需求。治理价值是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治理主体运用合适的方式引导、规范或控制社会活动，以最优方式促进公共利益。可以说，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管理过程。⑤塞纳尔克伦斯认为，社会责任并不是政府独立运用并垄断权力，一些社会机构和组织也有维护秩序、参与社会调节的责任。

社会变革时期，中国社会治安问题日益复杂化、动态化与多样化，传统中国治安治理体制面临严峻挑战。中国政府制定并实施各种有效的战略和策略来遏制日趋严峻的治安形势，确保治安问题在社会秩序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不仅是我国治安治理的关键使命，也是推动中国社会平安转型的基本保障。

政府主导型治理。目前，社会治安治理总体上还属于政府主导型的社会治安管理，此种现状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治理输入机制的单向度⑥。在政府主导型的治安管理体制中，普遍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单向度联结，仅仅是政府输出的机制，而社会输入机制十分有限。由于社会组织的利益和诉求得不到表达和重视，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长期累积得不到处理和释放，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二是社会自治能力的不足。社会本身自治功能不足，政府不得不强化对社会的行政干预，这一状况并未改善。社会总是依赖于政府，政府力量的调控和社会自治无法达到平衡。三是全能型政府现状没改变。政府权力最大同时也意味着责任最大。全能型政府必然不能全部履行、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履行完全社会公共责任，这与社会期望相背，导致社会对其不满而容易产生社会冲突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对的主要手段是强制或准强制的压服手段，却不能解决根本性的、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与问题。政府控制社会越全面，越易导致社会对政府过度依赖，往往导致国家完全陷入社会关系和社会事务中不能脱身。

走向服务型治理。在社会变革中，许多潜在的社会冲突不断凸现，不断被激发出来。在中国由总体性社会向市民社会过渡，社会冲突这一现象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社会变革不可避免地带来过渡性的不稳定，加剧社会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变革是社会冲突产生与加剧的社会温床；而另一方面，社会变革又不断解决社会冲突，达到和谐状态，从这个意义来说，社会变革是解决社会冲突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因此，如何化解这种社会冲突，就成为当前社会治安治理的新要求。一般认为，在社会管理中，控制关系弱化，社会主体之间服务关系生成并日益增强，管理主体与管理对象之间是一种互为管理和服务的关系，这种新型社会互动关系的建立，形成了具有服务属性的社会治理模式，这也是社会治安治理的重要特征和努力方向。

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及其创新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从发展的视角来讲，治理机制建构需要转变全能管控型社会治理范式，弱化社会控制和监管职能，强化社会服务功能。重视社会组织与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当然，社会治理的基本特性就是要改变传统政府主导模式，通过建构市场化、社会化等治理机制，与非公共部门共享社会治理，重构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网络。但笔者认为，社会治理对传统官僚层级制管理有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应是正向的，是起补充和完善的作用，是传统治理模式的发展。在社会治理框架下，依靠参与者结成伙伴、协调和合作等组成的合作互动关系执行公共决策，达成公共目标，实现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个体等权力、利益的平衡。目前，尽管服务合作型社会治理在解决公共难题时有许多优势，而且许多国家在公共治理实践中迅速推广到许多层面和不同公共领域，但这些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政府领导和主导的角色地位，也不能消除公共部门权威，政府仍然扮演决策、制定规则、组织等权威性角色。政府在政策制定中有最终决定权。政府及政府中的核心人员在治理层级中居于重要地位，他们有影响法律、法规和制度制定和实施的能力。这种治理模式谁来领导和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基于公共部门拥有国家层面及社会广泛资源，领导和引领者的角色由政府及部门来扮演既是必然也是合适的选择。

社会治安治理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是作为整个社会治理体系链条的关键。社会变革中治安治理首先要改革政府主导型的社会治安管理体制，建立社会主导型的政府服务型治理体制。社会治安直接对应的是社会安全，是以社会公众的安全需求为核心诉求，社会稳定的内在驱动力来源于公众对社会安全需求的满意程度。因此，社会变革中社会治安治理，治理主体应是多元的，政府、社会和公众共同承担起治理治安的责任。政府在其中只是一个掌舵者，起到领航的作用，政府不断开拓渠道、建立机制，吸引和带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协同社会治理，同时，公众也积极培养自己治理社会的能力，有序地、自觉地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最终达到建立一个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秩序稳定、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正义兼具的社会治安治理的理想形态。

治安治理特征维度：善治、共治

善治。在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会出现暂时性失衡，多元化的社会价值取向同时存在，传统和现代冲突因素此消彼长，原有社会机制没有完全退出，而新的社会规范尚未普遍建立，社会冲突和失范生成和累积已成常态。⑦从现实需求看，当前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突出，主要表现为犯罪现象普遍存在、犯罪率长期波动上升、重大安全事故频发等。维护社会治安需要完善健全的法治方式调整各种社会关系，解决各种社会问题需要“善治”⑧。社会治安治理是顺应转型社会的需求，回应时代的呼唤，以法治为出发点积极探索治安善治新路径。

俞可平教授总结国内外关于善治的观点认为：善治就是社会管理过程中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是最优化的社会治理方式，其本质特征是政府和公民合作管理社会来实现最大化公共利益，是国家与公民社会最佳状态的关系。

社会治安治理追求“善治”，逻辑起点是法治，是通过全新的治理思维和实践实现社会治安问题及相关关系处理的目标。治安善治会触及制度创新、机制重构等深层面的问题，社会治安治理体系建立、治安治理机制的转型也是顺应社会公共管理的全面战略性转型的大趋势（即全能性政府的失灵，管制、监督的统治性管理体制与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由治安管理走向治安治理，并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即“善治”。在我国，长期以来采取集权性治理体系和模式来管理社会治安，这种科层纵向管理体制在维护社会稳定和控制社会治安秩序方面表现突出，但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错综复杂，这种治安管控的体制已面临困境或已失灵，为应对这种管理困境，只有走社会治安治理道路并实现善治，才是治安和社会稳定战略和发展的理性选择。

当然，善治不仅不否认政府治理的作用，而且更加注重政府在治理中的职能作用发挥与工作质量及效率。因此，治安善治强调政府治理的作用，也倡导并主动引入其他社会组织与成员的参与介入，治安善治主体之间是合作共赢关系，反映出治安善治放弃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结构，选择的是纵横交织的网络化社会治理结构关系，治安善治结构和模式的重大变化，也蕴含了丰富治理新内容。社会治安善治从根本上来讲是治理结构和模式的创新，实现最大化治安效益。⑨

共治。“共治”与“善治”一脉相承，社会治理倡导治理主体多元、合作共治，在多元合作中，政府不仅要减少对市场的控制，还要减少对社会的控制，同时通过扩大公众参与公共事务，评价政府工作的优劣，从而影响政务向善的方面发展，向有利于公众利益的方向前进，以达致和谐善治之境。

当前，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中逐渐形成了权利保障的新特点，并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一是市场经济唤醒并增强了人们权利意识、法治意识和自由、平等观念。二是民主政治发展催生并推进了人权保障与权力制约活动。三是崇尚理性、崇尚法律权威等法治文化逐步向传统文化渗透、传播。公众也把自身能够并愿意参与政务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重要表现。公众若能够直接参与社会治理，不仅满足了自己不断增加的知情权、监督权、表达权和参与权等方面的需要和愿望，深层意义还在于其可以化解政府与公众之间，尤其是干群之间、警民之间的矛盾和误解。

笔者认为治安治理把“共治”作为一种路径，通过公众参与对治安治理工作，保障其知情、表达和参与等权利。公众参与也是一种载体，落实了宪法对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公众参与更是一种科学的治理机制，形成政府和公众之间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公共利益和权益，这是对时代要求的回应，是治安治理的有效途径和重要形式。

从治安“共治”的基础条件来看，承担社会治安治理职能的政府部门、社会自治组织（包括村居委会的治保会、调解会、各种治安联防组织与义务巡逻队等）和市场组织（保安服务公司、物业管理公司、行业自律组织等）等已经构成了较为完善的庞大组织网络系统，这种具有群防群治性质的网络化治理结构，使治安“共治”成为可能，大大提高了治安治理绩效，有效地维护了社会治安秩序。

社会变革中治安治理是根据执法服务理论、公共服务理论、多中心理论、网络化治理理论为指导的一种创新的治理之道。这种改变和创新，可以说是具有实质内容变化的，是治安工作从过去的威慑到现在的亲民，从过去的单点的、抽象的民主到当今具体的、多点的、可以实践的民主，从集中统一管理到新公共管理、多方面合作的治理。以公众参与为导向，建立政府与公民、社区、企业等多方面的伙伴关系，形成治安治理共同体，根本改变治安工作一言堂、权力集中家长制的做法，进而转变为以公众的真正需要和意愿为出发点的治安工作新机制，最终实现治安工作与公众需要的高度统一。

治安治理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重视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的同时，亦不可忽视治安治理的根本目标在于造福于民。“人民群众更加幸福、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这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工作的核心内容，治安治理亦不例外。如果没有群众的良好互动与参与，没有这种作为社会公共秩序的主体力量的支持，任何转型都是非常困难或者是危险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保障社会治安稳定的工作机制，具体包括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等。我国在推进社会治安治理战略中，应借鉴现代治理理论的最新成果，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治安治理理论与政策法律，在治安实践中改革和创新治理。

（作者为四川警察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陈晏清：《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28页。

②许韬：《治道变革与公众参与》，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页。

③梅建明：“社会政策与犯罪预防―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挑战”，《社会公共安全》，2000年第3期。

④张勇：“试论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公民基本权利保障”，《行政与法》，2009年第12期。

⑤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

⑥夏建中：《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0页。

⑦付子堂：“转型时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论纲”，《现代法学》，2003年第2期。

政治安全理论篇9

一

丹尼尔・帕帕博士现为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校长、国际关系学教授，曾任美国国际问题学会美苏分会主席，著有《莫斯科、北京、华盛顿视角中的越南》、《20世纪80年代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实力与存在的困境》、《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政治、政策》，主编《信息时代：其影响及后果选集》等书。

《当代国际关系:认知建构》一书共分6大部分20章，内容涵盖：国际关系的行为体建构、国际体系建构、国际关系的认知建构、国际政治权力建构、国际公共问题的争论，以及世界发展远景展望。

丹尼尔・帕帕在书中指出，外交史分析是“对一系列特定事件的推论、研究宽泛的国际关系的演变，为建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基础”。①外交史研究与和地缘政治战略分析相呼应，是20世纪中期研究国际问题的重要方法，至今乃在学术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地缘政治战略分析以全球安全环境为分析视角。美国海军军官阿尔福莱德・马汉(Alfred T．Mahan)和英国地理学家哈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是地缘政治战略分析的积极鼓吹者。马汉把海洋称为海上“高速公路”，称“谁控制这个高速公路，控制海上战略通道，谁就具备控制世界的大国地位”。②麦金德的陆权战略与马汉的海权思想形成对应，他强调控制欧亚大陆中心地区对控制世界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性。麦金德称这些地区为“中心地带”(heartland)，他认为，大国只有控制中心地带，占据有利的地缘战略位置，才能对边缘地区施加有效的战略影响。

丹尼尔・帕帕认为，无论是外交史分析，还是地缘政治战略理论分析，对研究国际安全困境的因果关系、国际关系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都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尤其是对变革时期的国际安全环境分析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国际关系的社会经济理论为分析上述问题提供了具有时代特色的补充性的方法论。在分析形成近现代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环境时，丹尼尔・帕帕认为，国际关系的社会经济理论分析为学者们提供了认识国际体系变迁的新视角。马克思是社会经济理论学派最具影响的代表。①马克思和列宁的政治经济理论不仅适用于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适用于国际问题的研究。马克思视“一切政治现象，包括帝国主义和战争为经济力量影响的产物”。②列宁是运用社会经济理论揭示资本主义时代国际关系特征的直接实践者。体现列宁社会经济理论主要思想的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一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政治经济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非拉国家独立运动，20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依附理论，为运用马克思、列宁社会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提供了分析依据。

丹尼尔・帕帕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冲突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对战后的中国、东欧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成为中国建国后20年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③在运用外交史、地缘政治战略、社会经济理论分析国际关系、和平与安全、防止国际冲突的途径时，“政治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理论逐渐主导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取向，“虽然这两种学派研究的取向完全不同，但它们都有强烈的政策导向性”。④

二

政治理想主义强调，“人性善良”、“世界范围内不合理的结构和制度安排”是导致人性异化、好斗的基本因素。只有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安排，战争才有可能避免。政治理想主义者主张建立国际行为规范，通过建立国际合作体制维护世界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国际联盟，作用是调解各国间的争端。国联倡导的集体安全促使各成员国保持一致，明确表示反对侵略战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国际合作原则受到当时人们的普遍质疑。

丹尼尔・帕帕认为，政治理想主义把国内政治制度变革、财富的重新分配、自由贸易体系的建立，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确立民族自决准则视为维护和平、防止战争的重要途径。①但对于政治现实主义者来说，政治理想主义的理论假设是天真和荒谬的，他们认定，人并不具备“生来即善”的天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美国政治现实主义学派，迅速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流学派。②他们否定人性“生来即善”的论调，认为人类并不是天生善良，人类的善与恶的本性是相等的。人性的另一面是一种统治对方的本能欲望，战争始终存在于人类社会，只是爆发的环境不同而已。

战前出现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曾经流行一时，该理论强调国家权力的重要性，提出“强势即正义”(might makes right)，强大的民族国家有权支配弱小民族国家的荒谬逻辑。为了这个“正义”，德国和意大利提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鼓吹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如果要避免战争，就必须赢得战争”。③国家社会主义对政治现实主义理论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德文中的“现实政治”或“实力政治”(Realpolitik)是政治现实主义的话语来源，意思指“国家间实力对实力的政治”④。实力是现实主义者崇尚的原则。这实际上同国家社会主义提出的“强势”异曲同工。

丹尼尔・帕帕指出，军事安全和战略问题通常被政治现实主义视为“高层次政治”(high politics)，社会、经济问题被认为是“低层次政治”(low pol-itics)。在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政治现实主义学派强调国家有责任维护自身安全和。集体安全原则作为一种理论经典曾受到政治理想主义者们

的推崇，根据这个原则建构国际组织和国际联盟被视为维护公正的“规范”。但在政治现实主义者们看来，国家政策和行为明智于否，主要在于政策和行为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强调实力的重要性，军事实力尤其重要，只有实力才能保证和平的实现，各国对外政策都是建立在对现实世界客观认识的基础上的。为了保持实力均衡，各国在寻求自身安全的基础上参加不同的联盟，以制衡实力强大的敌对国家。

丹尼尔・帕帕在评价政治现实主义理论方法时指出，外交政策的制订优先于国内政策的制订，国家是国际关系中处于首要地位的行为体，国家要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必须重视民族主义的作用。由于国家独立决策的特征，国家的对外决策必须理性化，因为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决策。政治现实主义理论主导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除卡特和克林顿政府外，美国政府几乎所有决策者们的政治信条都建立在实力政策基础上。①丹尼尔・帕帕认为，在解释战后欧洲如何走向经济一体化、政治联合等问题时，人们对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假设提出质疑。“当对国家边界、国家利益的界定因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时，合作和冲突对维护国家利益的利弊权衡逐渐凸显”。②

三

国际关系研究的许多新方法既是对以往各种理论假设的批判，也是对新的理论假设的建构。地区性、全球性国际组织、国际合作的不断发展，跨国经济合作范围的不断扩大，为行为主义和外交政策分析等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空间。丹尼尔・帕帕认为，人类社会正面临环境变化的巨大挑战，荒漠化、水土流失、河流水质降低、大气污染、气候变暖、生物种类濒临灭绝正在威胁人类的生存基础。①环境问题已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条件因素，也是影响国际关系中各国相互依存、维护共同利益、防止脆弱的全球生态体系继续恶化的重要问题，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不可避免地导致这种安全困境。人们的行为和自然环境变化导致以因果关系为前提的“行为量化研究”(behavioral-quantitative research)方法的出现。行为量化研究的假设、概念、方法的建构同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经济学和数学等学科存在方法论的关联，它有利于分析国际关系的现象和本质。②通过运用概念、理论、命题对国际安全困境中的“冲突、一体化、交涉、谈判、威慑”进行量化研究；其分析单位也包括对单个决策体、国家、国际体系等概念的研究。行为量化研究还涉及有关分析层面、国际关系内在因素比较、资料数据收集、方法论的研究范围、意识与理论建构的关联、相关研究标准的提出等。行为量化研究不仅具有行为主义方法的一面，也包含对传统理论的借鉴。

尤其重要的是，行为量化分析研究关注比较分析层面，包括宏观理论、大战略理论及中长期战略比较研究等。有关国际关系比较研究存在两大空间：一是对当代国际问题现象分析的宏观比较；二是通过对历史背景中国际关系各个方面的系统比较。在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和历史现象中获得比较结果，以便科学地认识国际关系发展的内在逻辑。

丹尼尔・帕帕强调研究因果联系的重要性，认为“行为主义”是强调科学研究国际关系的新方法。虽然在如何运用上还存在分歧，但就行为主义方法本身而言，研究国际关系必须包括对国际问题的清晰阐述、对问题变量的仔细分析、对各种变量之间关系的准确把握、对变量关系影响的国际环境的深入讨论。行为主义学派提出，事实不仅完全适合理论定律，而且行为理论的分析必须与事实依据一致。对于行为主义分析学派来说，例外的定律是不可接受的。

行为量化研究对问题的范围、方法论、理论的特征，以及国际关系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联等方面还有待深入研究。一些方法论的批评家们对事件和其他政治现象存在相似性、研究者的理论假设能力持怀疑态度。他们怀疑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否在量化分析的特征显示中产生效应。①他们认为无论是传统的方法还是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对研究当代国际关系都存在局限性。问题不是方法、理论模式、分析焦点是否适合特定环境，而是方法论的选择、理论建构的范围如何推动研究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关于“外交政策分析”，丹尼尔・帕帕认为它已成为研究国际关系以及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关系的一种包罗万象的分析方法，它重视分析和解释行为体的行动、立场和目的。外交政策是一种行为方式，它涉及“目标选择”、“实现目标的手段运用”、“动用资源实现选择目标”等三个方面。②外交政策与一般的“决策方式”(decision-making approach)有不同之处。官僚政治、国内政策分析等是外交政策分析的主要切入点。外交政策分析也适用于对区域问题、决策理论、经济战略等问题展开分析。外交政策分析是描述性的、解释性的、预测性的。丹尼尔・帕帕认为，“外交政策分析为多视角研究和认识国际安全问题和国际体系提供了很好的选择。”③

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各种“主义”争论。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女性主义等。有些“主义”围绕“本质、解释、规范”等问题展开分析，有些则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做文章，强调折中主义的研究方法。④这些所谓的“主义”有些是人们提出的新认识，有些则是对以往方法的修正和完善。丹尼尔・帕帕强调，在先进的信息技术已经对国家决策领域产生巨大影响时，虽然已有的分析假设仍然有助于国际问题研究，但尚未提出一种为大多数人认同、全面地分析当代国际安全困境的研究方法。①

信息技术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贯串于《当代国际关系：认知建构》一书的每一章。丹尼尔・帕帕指出，信息技术为国家间交往提供了克服时间、距离、场所等障碍因素的方法，增强了国际关系行为体处理分析数据和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决策能力的认识。现行的权力结构正在被打破，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正在加速，国际间财富的分配由于信息技术的应用更趋于非对称性。②

信息技术对国家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权力提出了新的挑战。首先，信息技术正在削弱国家保证安全的能力。作为现代战争的重要工具，信息技术使传统的国家安全功能受到挑战。其次，跨国经济活动超越国界，由于信息技术已成为商品，与此相关的产品和服务比重不断上升，国家为国民提供财富的比重下降。最后，由于信息技术促进了国家间的民族认同感，国家为国民提供认同意识的能力受到挑战。③关于信息技术对决策的影响，丹尼尔・帕帕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决策决策权力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正在改变人们的日常工作次序。决策权力分散化在商业领域表现得十分明显。先进的信息技术通过确立世界市场和全球化的经济实践和思维，改变经济权力的属性和基础。信息时代促使国家、跨国公司等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重新思考他们的经济发展战略。④

丹尼尔・帕帕指出，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公共媒体，对建立或损害公众对政府对外决策的支持发挥很大作用，它使外交家与本国公民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信息技术正在成为与经济、军事处于同样重要位置的硬权力参量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提升其在软权力参量中的位置，如社会政治要素和外交的重要性，信息技术在国际关系环境的许多领域正在成为权力因素本身。①

丹尼尔・帕帕在其主编的《信息时代：其影响及后果选集》系列丛书中，也强调了信息时代的复杂多变，告诫人们必须具备各种应变能力，及时有效地采取对策。②

政治安全理论篇10

一、思想政治工作对安全生产的意义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如何引导人、教育人、塑造人、培养人的工作，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念、道德观念，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企业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新常态下，改革变化节奏越来越快，职工的活动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消极的一面会引发一些基层职工信念动摇、思想淡漠、工作消极等不利状况，给安全生产带来隐患。通过坚持不懈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可以使职工逐渐认识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消除不利状况产生的原因；另一方面，对职工进行全方位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从源头上遏制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是预防安全生产事故最有效、最重要的方法，也是贯彻落实“安全生产、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政策的集中体现。因此，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安全生产的基本保障，是实现安全生产状况明显好转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也是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二、新常态下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挑战

（一）思想政治工作越发不受重视

企业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将各项工作开展之优劣以经济实效来衡量，而思想政治工作不能立竿见影实现经济效益，因此处于不受重视甚至被忽视的地位。新常态下，经济发生越大的变化，思想政治工作的滞后性也越明显，越发不被重视。

（二）思想政治工作者自身认识不足

新常态下，许多企业面临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企业员工原有利益格局将被打破或调整；高度信息化的社会特征加速了新思维、新思潮、新观念、新社会现象的大量涌现，这些都不同程度影响到部分企业干部和职工思想的健康发展。针对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思想政治工作者由于理论学习不够、认识模糊等原因，没有与时俱进，对思想政治工作认识不足。

（三）思想政治工作者出现畏难情绪

由于对新常态下的思想政治工作认识不足，有些思想政治工作者出现了畏难情绪，表现出不愿干、不想干、干不好等情绪，特别是基层小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就认识不足或不重视，更给了他们不做思想政治工作的理由。

（四）思想政治工作缺乏吸引力

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和职工更加注重经济效益，对不能为企业和职工迅速带来经济效益的思想政治工作，企业和职工缺乏积极性和认同感，思想政治工作缺乏吸引力。

三、新常态下如何做好安全生产领域思想政治工作

（一）坚定信念，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工作稳步前进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7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1次中央政治局专题学习会，就安全生产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先后30余次作出重要批示。2016年12月18日，更是以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印发了《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发〔2016〕32号），这是历史上首次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印发的关于安全生产方面的文件，充分体现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安全生产工作的极大重视。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首先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遇，充分领会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一系列重要精神，提高自己的认识和理论水平；其次要结合企业实际，积极宣传有关党和国家关于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要让企业和职工明白并坚守“发展绝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为推进安全生产工作稳步前进作出贡献。历史经验和教训表明，重视安全生产、尊重安全生产的客观规律，安全生产形势就平稳可控；反之，安全隐患和事故就会频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就会受到损害。

（二）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

新常态下，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专业理论，具备不断学习现代各种科技知识的习惯和能力，能与时俱进，提高自身理论素养、政治素养，掌握并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做到这些，在工作实践中才能客观辩证地分析各种问题，解决各种困难；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理论知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业务知识和科技知识，才能做好新常态下企业安全生产的思想政治工作。

（三）发挥榜样力量，推动企业安全生产健康发展

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深入贯彻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强全社会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的意见》（安监总宣教〔2016〕42号），以先进工作者为榜样，发挥榜样的力量，教育和引Ч愦笃笠抵肮ど羁汤斫饧绺旱氖姑，守责尽责，大力弘扬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无怨无悔的良好品质，以脚踏实地、兢兢业业、真抓实干的作风推动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开展。动员企业全体员工把思想政治工作同企业的安全生产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强大合力，让安全发展理念深入职工、深入生活、深入人心，推动企业安全生产健康发展。

（四）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形式，发挥其保驾护航作用

针对思想政治工作缺乏吸引力的问题，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创新工作形式，可以将人文关怀的理念贯穿到工作中，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让职工感受到组织的依托和温暖；也可以采用职工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工作，如举办文艺汇演、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等，既能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又能寓教于乐，提升职工的文化素养；还可以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这一现代化手段，拓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空间和渠道。通过这些方式方法的创新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和吸引力，从而使思想政治工作顺利开展。

政治安全理论篇11

延安时期（1935 年红军抵达陕北至 1948 年党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的近13年的一段时期）是党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渐实现了由弱到强，领导全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延安时期的辉煌，和我党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密不可分。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逐步趋于成熟，方法体系基本确立，思想政治工作成为我党的强大政治优势，培育出了伟大的“延安精神”。深入探析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方法和经验，有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脉络，对加强和改进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亦有重要价值。

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在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前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已经基本具备了较为完备的内容体系。这一体系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在党内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1941年至1945年的运动掀起了我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的第一个高潮。

二是思想路线教育。延安时期之初，党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克服历史遗留的教条主义的影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概念和解决思想路线、学习方法的问题。1941 年 5 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的概念作了科学解释。使得全党克服了教条主义，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①

三是理想信念教育。延安时期中国面临着外患内忧的困境，加之革命斗争的环境恶劣、物质匮乏，使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信念和意志上都经受着十分严峻的考验。因此党十分重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教育以及取得民族独立、建立新中国的共同理想的教育。通过对广大群众的理想信念教育，坚定了他们革命的必胜信念。

四是宗旨意识教育。延安时期辉煌的取得，从根本上来讲，是我党坚持群众观点，赢得群众支持的结果。在这一时期，同志先后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等讲话和报告，反复强调群众观念的重要性。党的七大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党的宗旨，群众路线也被写入，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前进的根本工作路线。

五是创业精神教育。创业精神教育即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在延安时期，党面对日军和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为求生存、求发展形成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②

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方法。延安时期之所以能够成为党的历史上思想政治工作最富有成效的一个时期，关键在于当时的思想政治工作既能够遵循教育规律，又能紧密结合实际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确保了实际效果。延安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四个结合”：

一是灌输与说服教育相结合。延安时期党非常重视对党员群众进行理想信念的灌输教育。通过组织开展报告会、学习会、讨论会、整风会、训练班，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等院校开设思想政治课，分层次、有重点地深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同时，我党认为“思想斗争同其它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办法”，③积极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如在抗战时期“速胜论”、“亡国论”和“持久战”等思想的交锋中，我党不是强制压服，而是通过理论引导和国情分析的方法，组织党员群众进行辩论、研究，在此过程中使广大党员群众逐步领会持久战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

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延安时期我党始终强调理论学习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提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在加强理论教育的同时，党积极鼓励广大党员干部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到火热的实际斗争中去，把所学理论应用到革命和生产的实践中，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升华思想，磨练意志，培养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三是典型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利用典型教育群众，是延安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大特色。当时在各条战线上涌现出了如吴满有、赵占魁、张思德和白求恩等一大批先进人物以及359旅、延安县等先进集体。通过组织开展先进典型学习教育活动，充分发挥了榜样示范作用，极大地激励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④在充分运用典型教育方法的同时，我党还强调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自我修养的重要性，认为一个人的思想转变，必须通过本人的自觉。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讲演中，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问题。遵循自我教育的原则，党内也逐渐形成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

四是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也应关注群众的利益。在抗战时期，尽管斗争条件十分艰苦，党中央还是尽可能地为群众解决物质生活条件问题。如在1941年～1945年期间，根据地的公粮征收量逐年递减，我党就开展了“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大大地减轻了群众负担。除了关注人民的物质利益之外，党还特别注重从精神上激励他们。我党通过开展团结互助和和整军运动、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民主选举活动等，促进了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和政治觉悟的提高。把思想政治教育和文艺创作结合起来，也是延安时期精神激励的重要方式。当时创作的《白毛女》、《赵富贵》、《兄妹开荒》等优秀文艺作品，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共鸣，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

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经验和教训

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延安时期我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革命和建设等实际紧密结合，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

一是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党员群众思想上的问题。延安时期我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有效地克服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负面影响，进而形成了延安时期的“共同价值观”，即“延安精神”，确保了革命的正确方向，为革命提供了精神动力和科学的思想方法。

二是注重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形成的经验及时地上升为理论。延安时期，《矛盾论》、《实践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和《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等大批优秀成果问世。这不仅有力地指导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还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极大地丰富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宝库，并为后来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较为深厚的研究基础。

紧紧围绕中心任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革命的胜利果实。延安时期，我党特别强调中心任务的“中心”地位，认为党的其他一切工作都应该也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更不能例外。在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为了实现这一根本目标，我党一方面以极大的精力研究和指挥战争，另一方面又领导和组织开展了运动，为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历史重任，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和作风保证。同志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要求报纸、刊物和广播电台宣传党的政策，让广大的党员群众知道，这是实现党的中心任务的重要环节。

根据群众需要和特点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切实增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党在延安时期深刻地认识到，群众是我党一切工作的主体力量，只有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获得群众支持，革命事业才能成功。延安时期，我党一方面注重对群众加强理念信念教育，解决精神支柱问题；另一方面注重紧密结合群众的生产生活开展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实际问题。如，同志经常强调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生产教育等结合起来，他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还要编一些书，搞一些关于生产知识等方面的书，作为教材。学生要学会打算盘，学会写信，学会记账，学会写路条。”⑤延安时期党还把保障人权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贯彻在民，实现了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适应抗日战争的要求，成功地创建了“三三制”原则的政权新模式，充分调动了各阶层人民参政的积极性。

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训。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党在延安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训，主要表现在审干运动上出现了“逼、供、信”、“群众斗争大会”等斗争扩大化行为，制造了一些冤假错案。同时，由于干部教育追求“短平快”，导致许多干部的思想变化是机械被动的，而不是因时因地主动改变自己的思想；在教育的形式上、微观上是民主的，但在教育的内容上、宏观上命令成份较多，造成个人权威的恶性膨胀，也极易形成新的教条主义。⑥

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当代启示

坚持理论武装为首，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价值观。坚持思想先行，是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原则，广泛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是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经验。时代进入21世纪，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全球化浪潮步伐加快，文化渗透不断加剧，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党的先进性建设也面临着严峻考验。在此形势下，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统一人们的思想，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价值观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紧迫和重要。应当充分借鉴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的成功经验，坚持思想先行原则，坚持以思想建设为首，坚持用“延安精神”教育和激励广大党员群众，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引领、整合多元价值，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渐成为广大党员群众的价值认同和自觉行为。

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遵循以人为本的思想，延安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肯定群众的重要历史地位，注重根据群众需要和特点有针对性地实施教育。借鉴这一重要经验，我们当前的思想政治工作应以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以群众立场为根本立场，以“以人为本”为工作理念，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工作中要坚决克服轻视、漠视和忽视群众的思想，做到尊重群众、关心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以民主作风、平等态度对待教育对象，不断激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增强宗旨意识，经常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需要，有的放矢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同时，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和解决群众实际问题和困难紧密结合起来，既讲道理，又办实事，真正把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坚持服务中心工作，切实保障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围绕中心，为大局服务，这是延安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经验。当前我党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围绕这一中心工作，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应当是教育人民群众坚定理想信念，立足本职，扎实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无古人的巨大成就，但前进的道路并非一马平川，在近些年也凸显了许多深层次、根本性的问题。面对这一形势，当前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绷紧“经济弦”，不论是生产、经营领域，还是公共服务、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和体育等事业领域，思想政治工作都应以服务“保增长、保稳定、保民生”的大局为己任。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来审视和考量，坚持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一。

坚持结合实际创新，不断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发展。延安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发展的过程，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过程。我们应当继承延安时期的创新精神，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又紧密结合当前实际，积极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目标、内容、方法和机制的创新。在思想政治工作目标上，应当把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有机融合，既注重国家和社会发展，又注重个体发展。在思想政治工作内容上，除了传统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等内容外，应当更加关注人性关怀和社会公民意识的培育，把生命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公民教育以及共同价值观教育等作为重要内容。在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上，要适应信息时代科技发展的要求，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通过建立各种网络平台，畅通教育渠道，增进教育效果；同时，与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创新相适应，积极采用生活化情景体验、心理健康辅导、社会生活实践等方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在思想政治工作机制上，应当着力建立和完善各级党政、社会力量、各类学校齐抓共管的合力机制，建立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的激励机制，建立群众和媒体共同参与的监督机制，建立经费充足、人员到位和学科支撑的保障机制。

（作者单位：河南科技学院；本文系2012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大学生高尚人格培育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2BZX003）

【注释】

①王俊先，韩伟：“历史经验的总结及其对当代的启示”，《兰台世界》，2012年6月（上）。

②《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48页。

③《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90页。

政治安全理论篇12

（二）行为导向。思想政治教育的行为导向主要是在道德规范导向和法纪规范导向两方面进行的。道德和法纪是维护文化安全最为直接的途径，是表现在外在方面的有效方式之一，这两种导向同时也是实现其他导向的重要保证。有些国人理想信念淡薄，极易受到西方文化的诱惑，这就需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行为导向来对其进行预防，提高维护文化安全的自觉性。

（三）舆论导向。新闻媒体、网络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一部分，在维护文化安全中起着很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西方国家极力鼓吹言论自由，依靠这种自由来侵蚀我们国人的思想，在隐蔽性中渗透进行，网络、新媒体成为他们的主要利用工具。因此在这一点上，要保证文化安全，必须使思想政治教育舆论导向坚持党性原则，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有效主导舆论，使文化传播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四）政策导向。文化安全问题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要保障我国文化安全，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思想政治教育要切实担负起政策导向的重任，作出强有力的政策导向，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统筹发挥好宣传文化战线的重要工作，调动社会各方面组织的积极力量，进行主流文化方面宣传的政策引导，为弘扬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出努力。

（五）利益导向。国家文化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延伸，是国家利益的文化存在形式，是最高形式的国家利益，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就在于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利益导向，使人们正确区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并最终使利益认同上升到价值认同，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利益观，进而树立文化安全观，使文化利益得以实现，巩固主流文化价值，维护文化。

二、发展对策

（一）完善文化安全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导向体系。

1.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导向的内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迫切需要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内容，这就需要我们改造落后文化，整合外来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在文化安全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导向内容，应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我们的主流文化，站在时代前沿，使人们深刻领会维护文化安全的战略意义。

2.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原则。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原则，是维护文化安全的基本立足点。第一，以人为本的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有关于人的实践活动，其导向也直接指向于人，国家的文化安全依靠的是大多数国人对国家文化价值的认同与支持，进而维护文化安全。第二，预防为主的原则。我国国家文化受西方文化的隐蔽侵蚀，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功能的发挥主要有预防作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文化。第三，核心价值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是支撑整个民族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精神导向。在当今维护文化安全中，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宣传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使我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