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阶段篇1

1、危机：危机往往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繁荣时爆发。

2、萧条：在萧条阶段，商品供给超过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现象有所缓和。

3、复苏：萧条阶段之后，市场情况有所好转，生产开始逐步回升，萧条阶段过渡到复苏阶段。

4、高涨：由于市场的扩大，价格开始上升，利润渐有回升，从而刺激着资本家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进入高涨阶段。

（来源：文章屋网 ）

经济危机的阶段篇2

一、引言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的实体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2009年第一季度的各类经济数据显示,经济已停止下滑,但复苏尚未开始。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在2009年4月提出,世界经济从下降阶段进入调整阶段。也就是说,危机被管理住和经济恢复增长两者之间还有漫长的距离,这一时期,被定义为“后危机时代”。中小企业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主要参与者,在后危机时代,它们是否能够在保增长的同时求得发展,是事关中国经济健康运行的关键。成本管理是企业管理的组成部分,在中小企业渡过金融危机中起到重要作用,那么,在后危机时代,成本管理应如何发挥作用呢?

二、后危机时代的主要特点

时期长短难预料。各类经济数据处于混沌期,部分数据好转后又有下滑趋势,美国经济在低谷徘徊多久很难预测。例如,美国房产销售量以及开工率在2009年3月已经停止下跌,6月现房销售上升3.6%。同时,Conference board消费者信心指数和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步履蹒跚”,两者在连续两月上升后,又出现了较大幅度回调。2009年6月,私人家庭储蓄率从半年前的1%上升至6.9%,标志着中期消费信心处于低迷。虽然2009年第三季度GDP环比增长3.5%,但银行业与就业市场依旧表现疲软。

经济将缓慢恢复增长。日本央行预计,世界经济将保持缓慢恢复态势,2009后半年,由于美欧经济好转,新兴国家经济继续保持高增长;2010年,因各国内需刺激效果减退,经济恢复势头有可能放缓,但全球经济复苏中断的可能性很小;2011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会加快。

创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的特征,每一个经济增长周期都有重大的技术革命所产生的新产业在支持,危机过后必然产生具有新技术革命意义上的产业创新,需要新产业革命支持新的增长周期。洪银兴认为,参与新产业革命,关键是要发展创新型经济,以创新型经济迎接新产业革命。

三、后危机时代中小企业成本管理的特征

中小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企业数量占总数的99%,经济总量占60%左右,上缴税金占50%左右,容纳就业人数占75%以上。2009年10月,信息化部长李毅中表示,没有中小企业的复苏,就不会有经济的复苏。由此可见,中小企业复苏稳定,是后危机时代的重大问题,对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而成本管理无疑是中小企业复苏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工作。笔者认为,后危机时代中小企业的成本管理呈现如下特征。

(一)思路较窄,目标定位较为陈旧

多数中小企业延续以往经验,仍把成本管理目标单一地理解为降低成本。以江苏常州为例,八成受访的制造业财务经理谈及在危机过后如何进行成本管理时,核心思想仍集中在如何降低成本上。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努力降低产品的料、工、费,从而使得产品的总成本下降;另一方面降低各项管理费用。

(二)基础薄弱,成本算准成为难题

仍以前例,财务经理普遍认为,目前成本管理工作重心体现在如何核算清楚每种产品的成本。如某地毯公司的财务主管表示,弄清每一批地毯所耗纱锭的精确成本已经是个难题,更不用谈如何去降低产品的各类耗费了,即便在金融危机下,也无法将成本管理工作做细。

(三)方法简单,成本计算远离需求

当前世界生产发展的趋势是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方式,这样的生产方式最适用的成本核算方法为分批法,即按批次计算汇总每种产品的成本。据调查,我国制造业企业过半数使用品种法,约41.5%的企业使用分步法,只有约5.7%的企业采用分批法计算成本。

(四)渠道单一,资金追逐短期利益

Murillo Campello,John R. Grahamd & Campbell R. Harvey(2009)认为,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欧洲及亚洲的企业几乎都有减少或取消那些有助于企业长期价值的开支及项目的行为。研究表明,企业为了赢得短期的现金流渡过金融危机,常常放弃长期利益。有学者认为,我国中小企业一方面投资渠道单一,另一方面投资能力较弱。中小企业投资后更关注如何快速收回,而不是着眼于长期战略。

为渡危机,尽力削减各类支出。2009年4月财政部关于应对当前金融危机,加强企业财务管理的若干意见中指出,严格控制企业成本,是企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重要举措。在此政策指引下,中小企业已尽力消减瘦身,以缩减工资、管理费用等方式渡过难关。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的统计资料表明,仅2008年上半年,全国就有超过2 000万员工被解聘。

四、后危机时代中小企业成本管理的方法

理论上说,成本管理对企业而言应是一个连续不间断的工作。中小企业虽然规模小,但都设置了成本管理的机构,执行成本管理的职能。在接下来一段相当长的后危机时期,笔者对中小企业成本管理提出三大系统要求。

(一)以危机管理的阶段性理论为指导

关于危机管理的阶段性理论,总体说来有以下两个观点:米特若夫的五阶段模型是指将危机管理分成信号侦测、探测和预防、控制损害、恢复阶段和学习阶段五个阶段。罗伯特・希斯的4R模型即危机管理分为缩减(Reduction)、预备(Readiness)、反应(Response)和恢复(Recovery)四个阶段。以上两个观点中,又以米特若夫的五阶段模型最流行。以五阶段模型为据,后危机时代正对应着其恢复和学习两个阶段。在危机的恢复阶段,危机的损害已经停止,表现为,经济的各项指标停止下滑,学习阶段要求企业分析危机原因,调整自身战略,吸取教训,为迎接下一个旺销做准备。

中小企业应适应危机管理阶段性特征的要求作出成本管理的战略部署。第一,成本管理目标调整。并将成本管理目标从单一的降低成本转为创造利润空间。第二,区分降低成本与节减支出。节俭支出一定能降低成本,但降低成本不一定要节俭支出。有效率、有计划地降低成本而不是一味地节俭支出。第三,成本管理也讲求速度。成本管理应迅速和企业所处的危机阶段相匹配。

(二)以和谐的外部环境为基础

企业外部环境是对企业外部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等的总称。成本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组成部分,良好的外部环境能为成本管理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中小企业通常认为成本管理是本企业内部的事,因此割裂了成本管理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增加了成本管理推行的难度。

以政治环境为例,中小企业的政治关联性可以增加中小企业融资的便利,从而为中小企业的成本管理创造一个较为宽松的空间,可使成本管理站在扩大利润空间的战略高度进行项目可行性评价。Faccio(2005)发现,政治关系对企业的影响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胡旭阳(2006)以浙江民营企业为例,论证了在中国的转轨过程中,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通过传递民营企业的质量信号降低了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壁垒,便利了民营企业的融资,从而促进了中国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增长。

理顺外部环境,能为成本管理提供更高的平台。笔者认为,首先,中小企业应改变原有思维模式,积极主动与政府建立并保持良性关系;其次,密切关注后危机时代出台的各项经济政策,充分理解并创造条件利用政策;最后,顺应增长模式转型的经济规律,在利用新技术、新能源等方面下功夫。

(三)以具体的战略计划为武器

后危机阶段的中小企业成本管理不应再埋头于危机怎么过,而是为下一阶段新的产业革命的高潮做准备。笔者认为,具体战略计划应重点关注基础、瓶颈、信息化以及人力资源四个方面。

第一,梳理并且优化业务流程。成本管理的效率依附于各项工作具体的业务流程,依赖于实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顺畅。后危机时代经济尚未复苏,中小企业应借此机会打基础,持续提升内部管理水平。以各个部门为主体,以服务产品订单为宗旨,以各项具体工作为对象,调动全员参与,梳理企业的全面业务流程,将业务流程细化、优化继而固化。

第二,区别对待成本管理瓶颈。前述分析可看出,中小企业成本管理的特征之一是基础薄弱,可能存在多处瓶颈。按瓶颈影响力的大小,将瓶颈分为两类:一是制约类,是指该类瓶颈影响成本管理的效率以至于改变了成本管理的目标;二是影响类,是指该类瓶颈仅影响成本管理的效率,不改变成本管理的目标。运用“抓大放小”的原则,解决制约类瓶颈,改善影响类瓶颈。

第三,对ERP项目进行可行性评估。在后危机时代,中小企业管理者为了快速提升内部管理水平,为经济复苏好转做准备,往往寄希望于上马ERP项目。笔者认为,尤其在危机后期,作ERP项目需要认真作可行性分析。一是因为中小企业是否具备ERP成功实施的基础条件有待论证;二是因为ERP成功实施后的真正效果有待实践。

第四,充分计划人力资源成本。在后危机时代,成本管理中关于人力资源成本的战略应确定为“保工资,保队伍”。后危机时代再执行降低人力资源成本的计划是不恰当的,而应注意保存其中坚力量。同时又由于后危机时代周期长短难预测,中小企业不应立即扩大招聘规模。总之,中小企业的成本管理具体战略计划中,应充分考虑人力资源的因素。

【参考文献】

[1] Murillo Campello, John R. Grahamd and Campbell R. Harvey,2009,”The Long-

Term Cos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Working paper.

[2] Faccio, M.,2005,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forthcoming.

[3] 胡旭阳.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的融资便利[J].管理世界,2006(5):108-112.

经济危机的阶段篇3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次金融危机，通过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影响，迅速的扩展到全球，并快速升级为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世界面临的最大的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打击和衰退之中。金融危机中，由于全球空前一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全球经济正逐步实现由深度衰退到艰难复苏的转变。但是，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复苏将是漫长而缓慢的，同时，在这漫长的恢复调整的“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的恢复过程将充满着变数和不确定性。面对金融危机过去之后的全新的国际和国内经济金融环境，我国金融业在反思与吸取金融危机带来的经验与启示的同时，也需要正视当前的挑战与机遇，从而促进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

一、 金融危机为我国银行业带来的经验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的金融风暴以迅猛之势席卷全球，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打击。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活动开始出现鲜明的发展方向：其一，经济活动市场化；其二，经济活动国际化及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其三，经济活动信息化。世界经济的这三个发展方向一起构成了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和形成因素，同时也是这次金融危机为世人留下的重要的经验教训。

    能否迅速遏制全球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冲击，并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处理好各种危机后遗症，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最大考验之一。

二、 现阶段我国金融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金融危机给我国金融行业带来的严重的冲击与危害，但是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了部分机遇。我们需要综合分析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从而探究金融危机的应对方式与策略。

(一) 现阶段我国金融业面临的挑战

    1.经济周期下降带来资产质量下降的风险。一方面，虽然经济危机过去一段时间，但是经济危机带来的显著影响还在继续，世界经济恢复步伐缓慢，经济的外部需求扩张还需要等待，甚至在短时间内经济快速发展还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使银行资产质量面临考验。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显著问题是我国经济的投资总额不断上升，而相比的经济消费和出口发展却依然处于疲软状态。

    2.金融业逐步开放带来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随着国外银行和外来投资这的大量涌入，外资在我国迅速实现了数量的增加及资产规模的扩大，我国国内市场的重要竞争者中，外资银行和外来投资者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角色。

    3.利率市场化带来净利差收入的减少。现阶段，外币贷款利率、大额外币存款利率以及部分小额存款利率已经放开，在货币市场上，央行票据、国债在整个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回购利率也已实现了开放，同时人民币利率改革发展到“存款利率规定上限，贷款利率规定下限”的阶段。利率市场化的基本走势就是银行存贷利差收窄，将带来巨大的利润压力。

    4.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带来巨大的挑战。《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是由我国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其中指出将在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五个城市进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这一举动说明我国人民币正式开始了国际化进程发展道路。

（二）现阶段国金融业面临的机遇

    1.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将进一步加深和改善。现阶段我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是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是不相适应的，我国金融市场存在很多断点。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使我国金融市场中的供需不协调表现得更为突出，同时也推进我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的优化与发展。

    2.银行面对的市场和客户将进一步扩大和成熟。例如我国企业资本运营问题，我国企业中由于长短期限不匹配、投机股市等现象，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很多知名企业由于运营资本的问题而无法抵抗金融危机而破产。

    3.金融监管的体制和机制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这次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对我国金融业以及企业造成了严重后果鲜明的暴露出了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和机制的不健全以及其弱点。

现阶段我国宏观调控应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

    1.以经济稳健发展为前提，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现阶段，首先，我国应当积极调整投资结构的构成，通过调整经济结构的构成，优化我国经济结构，从而提升我国经济结构的稳定性，以及促进我国经济结构有效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危害；其次，优化我国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投资于消费比例关系到我国经济的活力与生命力，我国应积极协调投资于消费的比例，从而保障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再者，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和实施区域总体发展战略，从而通过保障我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保障我国经济整体的活力与竞争力。

    2.转变发展方式，着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尤其要改变和摆脱既有思维方式束缚和路径依赖。同时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而求得快速发展，经济的发展也不能以扩大社会矛盾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也不能以增加历史欠账为牺牲换取经济发展。

    3．将“中国制造”逐渐发展为“中国创造”。通过狠抓品质管理，提升产品整体科技含量，来提升我国的经济竞争力。

    4．在调整中持续实施扩大内需策略。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宽广，内需的增长是我国应对国际性的金融危机的重要策略。现阶段金融危机的影响依然存在，要着力保持扩大内需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和持续性，通过内需的提高，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的生命力，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5．积极拓展国际新兴市场。金融危机启示我国经济发展中应积极拓展全面的国际市场。我国拓展国际市场需要积极推动与相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谈判，通过这些谈判，进一步拓宽国际市场空间，增加贸易渠道，分散出口过度集中少数发达国家的风险。

参考文献：

[1] 刘元庆.资本约束、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与商业银行战略转型[J]，金融论坛，2006.

经济危机的阶段篇4

在欧洲，《资本论》重新成为畅销书。他的读者不仅有普通民众、银行家、企业经理，还包括各国政要——法国总统萨科奇、德国财长布吕克。一本于1867年出版的著作重新畅销，这一切都要归于眼下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在西方世界，主流经济学家和政要们对这场危机的严重后果始料未及，另一方面各国采取的种种金融、经济政策，效果有限。于是，人们急于寻求深层次的理论支撑，为金融危机把脉，希望能够找到摆脱危机的良方。那么马克思的 《资本论》在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批判过程，是否真正如人们所期望的也提供了解决危机的方法了呢?

一、《资本论》中经济危机理论的内容

马克思的 《资本论》从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经济细胞开始，分析了商品的两重性和商品生产过程的两重性，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矛盾及其发展规律，特别是他的经济危机的理论，具有极其丰富的生命力和科学内涵。

1．资本的本性是经济危机产生的直接诱因。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是一个特定的政治经济范畴，它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货币、钱、财富都不是资本，只有这些东西被用来当作生钱的工具的时候，它才是资本。西方经济学家将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 “资本家的贪婪”，但是资本家只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因此，资本家表现出来的本性只是资本的本性，而资本的本性就是“为发财而发财”。马克思曾援引英国评论家邓宁的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者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如果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有300％的利润 ，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家对金钱的贪婪 “就像踏车上的白鼠，一直在快跑，为的是跑得更快”。也正是资本对利润永无止境的贪婪，推动着生产规模越来越大；而且由于财富中的大部分由资本家占有，他们是资本的绝对拥有者，劳动者的购买力相对于不断扩张的企业产能是趋于下降的。于是，商品就卖不出去，资本就无法完成周转，企业被迫闲置生产力，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资本的本性是导致经济危机的直接诱因。

2．经济危机理论的核心逻辑。关于经济危机，马克思说：“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来到了。”列宁指出：“危机是什么?是生产过剩，生产的商品不能实现，找不到需求。”在共产党宣暮中，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美国大萧条时期报纸有这样一段报道，深入浅出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孩子对妈妈说：“太冷了，为什么不点炉子?”妈妈：“因为你爸爸失业了，我们买不起煤。”“爸爸为什么失业了?”“因为他是挖煤的，煤太多了。”社会生产的增长超过了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导致生产相对过剩，消费者有需求却没有购买力，于是生产者卖不出产品或服务，不能给员工发足够的工资，一部分人失业，失业的人更缺乏购买力的恶性循环。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的核心逻辑包括经济危机的实质，经济危机的根源和经济危机的特征。其中生产过剩是经济危机的本质体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已经超过了劳动群众的实际需要，不是社会产品的绝对过剩，而是一种相对过剩，是相对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出现的过剩。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现象。

经济危机的爆发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决定的。“生产力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群众消费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生产过剩的基础。”《资本论》中有如下论述 ：“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发展的界限。”由于资本主义竞争规律和剩余价值的存在，资本主义本身具有一种盲目提高生产能力和无限扩大生产规模的趋势，生产的社会化为扩大生产的趋势提供了物质基础。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生产的社会化内在要求各部门、各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只有这样，整个社会的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使得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可能建立起使经济良性运转所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关系。因此，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就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对抗性质，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正是资本主义 自身的质的规定性，决定了资本和劳动收入的两极分化，引起群众购买力不足，带来有效需求的不足，从而最终影响到生产领域，导致生产过剩的产生。这便是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的核心逻辑。这一内在逻辑受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支配，只要矛盾不解决，经济危机就会与资本主义如影随形。一次危机过去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基本矛盾又会逐渐重新激化起来 ，使另外一次危机成为不可避免。

3．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从社会制度层面去寻找经济危机的根源，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于是，资本主义无法消除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决定了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经济危机的这种周期性使资本主义再生产也表现出周期性，这种周期包括四个阶段：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危机往往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繁荣时爆发，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这时达到最尖锐的程度。危机首先在商品流通的某一环节出现，然后迅速波及各个部门，最后导致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严重混乱。危机之后是萧条阶段。在萧条阶段，商品供给超过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现象有所缓和，生产不再继续下降，失业人数也不再增加，但过剩商品还未完全销售出去，社会购买力仍然十分低下，社会经济呈停滞状态。萧条阶段之后，市场情况有所好转，生产开始逐步回升，经济逐渐摆脱停滞局面，于是萧条阶段过渡到复苏阶段。在复苏阶段，由于市场的扩大，价格开始上升，利润渐有回升，从而刺激着资本家增加投资 、扩大生产。随着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逐渐加快，社会生产超过危机前的最高点，进入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在高涨阶段，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只是暂时的，繁荣包含了新的危机的先兆。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矛盾发展到尖锐程度时，危机必将再次爆发。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下一个周期。

马克思在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对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指出生产过的危机的重要特点是它的以固定资本更新为基础的周期性永久的危机是没有的。固定资本与危机有着密切的关系，克思谈道：“它们 (危机)是以固定资本的生产过剩，是流动资本的相对的生产为基础的。”固定资本大规模新，虽然可以暂时促进复苏，但却不能从根本上使资本主义摆脱危机，相反，它又为下次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到来创造了物质基础。于是这种固定资本生产过剩会引起危机周期性的发生。从1925年英国第一次发生普遍性生产过剩危机开始，每隔8～10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发生一次。

既然经济危机具有上述发展趋势，那么怎样才能消除经济危机呢?据此 ，马克思提出了他自己的政策主张，那就是 ：破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全民所有的公有制，按照社会需要对社会各生产部门实行有计划的调节，对全社会的生产实行统一的组织与管理；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校正社会财富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对产品按照劳动者的利益进行分配。只有这样，生产关系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性质 ，保证社会化大生产按比例地协调发展，从而从根本上消除生产过剩的根源。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现实价值

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分析逻辑是否经得住现实的考验呢?是否对当今经济危机具有解释能力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现实价值所在。

1．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依然适应。这次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的破坏力相当巨大，美国、欧洲发达国家的救市政策发挥作用的成效十分有限，2009年2月 《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最近提出经济危机的阶段说，他认为经济危机依然处在演进过程，目前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它的危害将大大高于第一阶段，危机将从投资银行转向商业银行领域 ，直接对美国商业银行系统造成冲击。从西方反思危机的思路来看，往往集中于 “监管缺位”、 “政策失误”、 “低估风险”，认为此次危机与1929年大危机的原因大相径庭，即存在有效需求 “过度”和有效需求不足的差异。但是从根本上说，资本世界的各种周期爆发的经济危机并无本质差别：都是生产过剩危机。从1929年大危机演变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只不过是把 “皮球”从供给方踢给了需求方。因为表面看此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导火索不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过于旺盛，但是本质上是房地产业的生产过剩。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为了缓解房地产业的生产过剩，通过 “透支”这一将未来收入的资本化手段来刺激消费者实现扩大需求的目的。以至于一些并不具备还款能力和信用低的人通过透支满足自身的过度需求。面对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消费也进一步膨胀，以致出现了大量缺乏应有的收入基础的过度需求。从而出现了不负责任的廉价信用所导致的房地产过度膨胀的恶性循环。于是，马克思生产过剩的危机的逻辑：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经受住了现实的考验，对于时下这场肆虐全球的经济危机具有极强的解释能力。

2．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依然适应。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源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则是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定性，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经济危机的根源。而西方世界把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 “华尔街的贪婪”，危机的根源最终锁定在人性的贪婪上。然而这一论断并不具有说服力。科技革命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同时又造成结构性问题，失业率高居不下，贫困差距继续扩大，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持续过大、金融体制过度自由化，体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监督等 ，产生了新的矛盾，加速了社会分化。而经济全球化又进一步加剧了各种矛盾。鉴于这种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对经济体制进行调整：例如调整经济政策、建立国家宏观调控机制、调整所有制形式。尽管上述的调整政策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效果，但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美国人盛行借贷消费，表面来看是文化乃至所谓价值观问题，而实质是社会大众的 “相对贫困” (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越来越低)与 “绝对贫困” (一旦失业即会出现)导致社会购买力 日趋萎缩，而资本为了获取更多乃至超额利润，生产出远远超出大众购买能力的商品房、汽车等消费品，为了将这些 “剩余产品”转化为利润。他们又生产出各种金融衍生产品，销售给购买力日趋萎缩的民众。这恰恰是 符本论》所强调的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大众购买力萎缩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体现。这一矛盾，其实也是以市场作为主要基础调节手段之社会普遍存在的基本矛盾，只是经济自由主义登峰造极，不断累积与加剧这一矛盾的恶化与爆发。通过消费信贷提升购买力，缓解生产过剩的措施只能在短期内发挥作用。换言之，只要 “透支消费”不停止 ，那么即便没有 “次贷”问题，也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而且在虚拟经济严重超越真实经济的大环境下，这种危机将会越来越频繁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得到解决，马克思就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也许只是在某个黄昏时不经意地飞过狐城鼠社，就足以让不喜欢他的绅士淑女们出一身冷汗。” [脚 马克思在～百多年前就已经预见到这个问题了。

3．经济危机的周期性规律依然适用。在西方，人们对经济危机周期的长短的关注要远远高于对危机周期性的原因的关注。西方经济学家看待此次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三种观点：U型、L型和w型。U型是经济下来了见底之后就起来了，这是最好的一种类型；L型是经济下来了之后会在低位持续运行较长时间；而w型是上下起伏 ，波动较大。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固定资本，平均大约l0年左右就需要实行更新，固定资本的这个平均的生命周期，是决定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间隔时间创造了物质基础。二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决定周期长短的因素，除了固定资本的更新以外 ，还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强干预经济的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延缓或加速经济危机的爆发，情况更加错综复杂。政府为了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往往会采取一系列的反周期措施，包括在危机和萧条阶段的膨胀性政策以及在复苏和高涨阶段的紧缩性政策，使周期发生了变形：危机的来势没有过去那样凶猛，萧条和复苏两个阶段，界限不清；高涨阶段经济增长乏力，有时还发生曲折和波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萧条和复苏两个阶段混淆在一起，不易划分，从表现形式看，整个周期是由危机、 “回升”和高涨三个阶段组成的，而不像过去那样 由四个阶段组成。于是，就会出现前面所提到的U型、L型和w型三种危机发展的形式。至于危机爆发时的具体情况各次都会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它都是在其他多种因素影响和不同条件下发生的，不过这些都是一些从属的影响因素。但是这种周期形态变化的新现象，并没有否定马恩关于经济危机四个阶段的划分，恰恰反映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严重干扰对周期性影响，是资本主义矛盾激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一个长波下降意味着一个萧条的投资时期，当替代性投资重新出现、乘数加速器机制在上升方向上再次起作用时，回升就开始了。对投资需求的刺激将改变整个经济面貌，为新的创新高潮提供舞台。” 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仍然是周期变化的基础和前提，资本主义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周期的形态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因此，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理论仍然是认识当前危机现象的根本依据。尽管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干预措施，包括对经济的某些调解和福利政策等，危机爆发的具体情况有所改变，但危机仍然周期爆发，这一事实就确凿地证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9．

[2]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http：／／sz1966．blog．hexun．eom／ 177 1 d．htm l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3．

[4]列宁全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35-136．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257．

[6]马克思．刺余价值理论 (第2册) [M]．北京：人民出版 社 ．1975：602．

[7]马克思．资本论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548．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315．

[9]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经济危机 (文章摘编)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25-126．

经济危机的阶段篇5

资本主义的历史也是一部与经济危机抗争的历史，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引发了人们对其根源与必然性的探究，西方资本主义此时重读《资本论》也定会倍感亲切。

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在《资本论》这样一部政治经济学的划时代巨著中，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首先分析了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货币产生之前，一次商品交换行为既是买进又是卖出，买卖行为在时间与空间上同步进行，鲜少出现生产过剩，总供给与总需求大体平衡。但在货币产生后，商品的买卖成为了两个阶段，商品所有者要将自己的商品卖出去换成货币，再用货币买进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这样就很容易出现商品买卖脱节、生产过剩的情况，这其中也就酝酿着经济危机。

（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首先，一方面，每一个企业为了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想方设法地改进技术、扩大生产规模，这使得企业生产存在无限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资本家长期的剥削使得无产阶级越加贫困。因此，市场的发展必定落后于生产的发展。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配置资源有其自发性、盲目性与滞后性，因此，生产过剩的危机就在所难免了。最后，与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相对应的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这意味着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由生产力的解放者变成了阻碍者，这必然会导致资产阶级的“被革命”。

（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与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这种生产过剩是相对的生产过剩。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其对资本的无限追求导致了资本积累以及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继而导致了生产与消费矛盾的升级，生产过剩的危机也就出现了，主要表现为：商品滞销；生产下降；资金周转不灵；失业率和利率上升。

（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一种周期性的现象，一个周期包括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危机阶段是起点；进入萧条阶段后生产逐渐恢复，逐渐转入复苏阶段；在复苏阶段，没有破产的资本家加紧改进技术，投入生产，加紧对工人的剥削，生产不断扩大，逐步进入高涨阶段。而在繁荣的背后，新的危机也在酝酿之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像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子，只要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存在，这种“周期性现象”就不可避免。

二、当今世界经济危机——美国金融危机

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并从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如今，2008年金融危机余波未了，欧债危机又接踵而至，成为了2012年达沃斯经济论坛的重点议题，但是仍然未能找到解决危机的有效方法，这充分暴露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

（一）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与实质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暴露出了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放任金融创新而又缺乏有效的监管。此次金融危机与传统的经济危机有很大不同，表现为消费过度而并非消费不足，而导致危机的原因是金融监管缺失和金融创新过度等金融市场的自身因素，而事实上，此次危机同时存在着物质产品与虚拟产品过剩的问题，金融产品过剩刺激着虚假的消费需求，产生了许多经济泡沫，一旦这些经济泡沫破裂，危机便无可避免。美国金融危机是以次贷危机为导火线的，次级贷款这种金融衍生品的出现，刺激了消费需求，导致了“需求过度”，出现了金融市场的虚假繁荣，这种过度的需求导致了违约率的不断攀升，最终导致了经济泡沫的破裂。所以，此次金融危机仍然是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

（二）美国金融危机的特点

此次源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是一场以银行信用危机为起点，进而扩展到实体经济的有别于以往的新型经济危机。这场新型的经济危机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传统的经济危机由实体经济领域蔓延到金融领域，此次危机是从金融领域进一步波及到实体经济领域。其二，信用对危机的影响已经大大地增强了。其三，以往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在资本主义的边缘或非核心地带，对世界经济的整体影响相对较小，而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在资本主义心脏地带——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影响颇大，甚至还导致了当今的世界性难题——欧债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

三、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与美国金融危机的启示

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引发了西方社会的“《资本论》热”，他们试图从中找到解决之道。巨额救市方案与《多德一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都只是治标之策。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才是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但是现阶段社会主义仍然有发生经济危机的风险，在我国，市场仍然发挥着重大作用，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也继续存在，贫富悬殊也较大，加之我国经济具有的开放性以及不可逆转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得经济危机也具有的全球性，使得我国也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这就要求我们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为指导，提高警惕，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努力防范经济危机风险。

（一）正确认识虚拟经济

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以及信用的缺失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这在虚拟经济极为发达的今天尤其引人深思：虚拟经济必须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虚拟经济的发展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讲还处于“幼年期”，我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损失较小，也反映出我国金融业发展还不成熟，开放性不够。美国金融危机给了我们警示，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虚拟资本的投机性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一方面推动农业、工业、建筑业等实体经济的良好发展；另一方面要监督虚拟经济的发展，严格控制虚拟经济泡沫和恶性投机行为，引导虚拟经济走上优质轨道，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实理二者的协调发展。

（二）加强金融监管

次贷危机暴露出了美国金融监管缺位、金融创新过度以及信息不透明等一系列问题，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是对金融自由化的更正。事实证明，金融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地位和金融市场自身具有的内在缺陷表明金融行业’需要政府进行监管。我们必须要防范和控制好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在金融创新中应当坚持适度原则，过犹不及，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金融市场将资金带来时，也带来了风险。我国的金融业开放程度不足，这使得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相对较小，但这同时也说明我国金融业还处于不发达的阶段，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也较低，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势必会融入全球金融圈中，这时，加强金融监管就显得十分迫切。我们可以借鉴美国、新加坡等国的金融监管经验，加强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监管，控制金融创新，通过立法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三）政府管制与市场调节的有效结合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非常具有活力的，但是市场机制也存在缺陷，如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这就孕育着经济危机。所以，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有形之手”也不可或缺，同时要正确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形之手”既不能缺位，也不能错位，应当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有进有退，实现政府职能的收缩和市场价值的回归，弥补市场调节所固有的缺陷。

（四）刺激内需

经济危机表现为消费不足，因此，拉动消费、扩大内需成为了应对和防范经济危机的重要措施。“在美国，消费者的支出部分大约占总体经济活动的三分之二，因此，消费需求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最值得关注的因素。”当前扩大内需主要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农村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应当致力于增加农民的收入，让农民有财产性收入，在小城镇兴办小型微型企业，拉动农村和小城镇经济以拉动内需；合理规划消费、投资和出口的比例，以需求带动投资，以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五）控制房地产业过度开发

经济危机的阶段篇6

对于金融危机来说，已经成为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同时也是经济金融上的问题之一，对我国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有着极为严重的影响，甚至还会对我国财政税收等方面产生出相应的影响。因此，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就要做好财政税收的改革与研究工作，同时还要清楚的认识到这一方面，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降低金融危机造成的危害与影响，确保财政税收的稳定。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的财政税收改革必要性

在金融危机背景的影响下，对财政税收等方面进行全面有效的改革就显得极为重要。且就我国现阶段来说，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了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影响下，我国与世界经济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这种形式的影响下，就可以在借鉴其他国家一些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来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进行改革与创新。从另一层面上来说，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不断发展，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就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等造成严重的影响，同时也会对我国的财政税收等方面产生出相应的影响。因此，在实际中为了降低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就要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最大限度的降低经济危机的危害，做好财政税收的改革工作。

做好税收管理工作可以满足我国财政税收上的改革需求。就现阶段来说，我国经济发展中财政收税属于十分重要的一种税收类型，不仅可以对需求总量等方面进行调节，同时也可以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有效的调整。随着当前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财政税收开始不断增加，传统的税收管理模式已经难以满足现阶段的发展需求了，因此，在实际中就要对现阶段的财政税收进行有效的调整，提高管理的水平，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财政税收改革的措施

（一）建立完善的税负税收制度

对于税负税收来说，是一个国家中的整体税负水平，同时也是纳税主体经济负担的重要体现形式之一。一般来说，在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下，政府支出出现变化，税收收入等方面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就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政府规模以及财政支出总量等方面与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此，在金融危机背景的影响下，就要建立出完善的税收制度，保证税负水平的适中。在实际中想要建立出完善的税负税收机制，首先，就要最大限度的减少纳税人的税外负担，提高宏观税负水平。其次，是要实现增值税的转型，做好物业税的征收工作，从而保证税收制度的合理。

（二）正确处理财政及经济间的良性互动

从现阶段来说，我国的财政税收整体水平主要是建立在企业生产增长上的。也就是说要在金融危机背景的影响下，做好财政税收的改革工作，提高企业的销售能力，保证财政税收的稳定发展。因此，借助财政税收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就成为了财政与经济发展上的良性互动，同时为了保证良性互动的快速发展，政府方面就要做好介入工作，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带动周边产业的发展，避免出现资金浪费等现象。

（三）优化税收征管组织形式

就现阶段的税务管理工作来说，税收征管属于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依靠相关的税法规定等在税收工作中进行征收、检查以及管理等工作，以此来掌握好税收的变化情况。同时还要做好税源的管理工作，促进生产与组织收入上的结合，所以就要做好税收工作调查工作，通过科学的税收征管组织来保证市场经济的稳定。详细的说就是要借助先进的管理理念来优化税收征管组织形式。

1、就要明确管理的职能

就现阶段的政府税收征管来说，其主要的职能就是要保证市场经济环境上的平衡，尤其是在金融危机背景的影响下，就要向着专业化的管理方向不断发展，管理管事与管户上的相互弥补，提高管理的效能。为了实现双管制度形式，就要减少管理的层次，将业务流程作为方向，明确管理的职能，发挥出管理的效果，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2、要建立扁平化的管理结构

对于扁平化组织管理结构来说，就是要在税收征管的过程中实现平行化的征管体制，同时还要按照集中原则与职责明确原则来整合好基层征管机构，通过保证执法主体减少数量与审批的环节。对业务单一与职责交叉部门进行整合，可以保证在有限的人力资源中实现高效的运用。从而减少纳税人的缴税麻烦，为纳税部门提供出方便快捷的支付方法，提高工作的效果。

（四）完善当前地税与国税协调机制

就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说，我国经济发展建设中税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传统的税收体系已经难以满足现阶段的税收需求了，因此，在实际中就要加强国税与地税机关之间的联系，同时还要利用好信息资源，保证国税与地税工作的有效进行，促进我国财政税收的合理化发展。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金融危机背景的影响下，想要促进我国财政税收的发展，就要认识到进行财政改革工作的重要性，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上出发，做好改革与研究工作，最大限度的降低金融危机对我国财政税收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参考文献：

经济危机的阶段篇7

反思次贷危机，巴曙松认为，危机产生的根源主要有：全球进程中的结构失衡，需要以危机的方式寻求再平衡；发达国家尚未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崛起做好准备；全球化推动了一个相对于实体经济来说过分膨胀的金融部门，危机是对这种过大规模的金融部门的再调整；监管机构的监管理念滞后于金融机构商业模式的变化；金融机构的全球化，导致跨国金融监管的政策失灵。

在美国金融界，对于当前的次贷危机的严重程度的评估，其共识是百年一遇，通常只与大萧条时期来对比。从目前观察到的情况看，次贷危机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迅速凸显。巴曙松说，根据近期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一些代表性企业的调研了解的情况看，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正在呈现恶化的趋势，目前的评估，其冲击程度不会低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风暴：次贷危机的影响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内需的放缓压力更大；传统的应对衰退的宏观政策工具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实施效果可能会打折扣。

次贷危机引发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其冲击力无论是在实体经济还是金融市场都已经得到充分显现。在一片悲观的氛围中，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次贷危机日益恶化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放到防守和抵御风险方面，金融创新等方面的进展也在事实上明显放慢。巴曙松指出，实际上，如果从一个更长的历史视角看，这一轮次贷危机所可能带来的全球经济金融版图、金融游戏规则以及不同经济体的重新洗牌，对于一个正处于崛起阶段的中国经济来说，在更大程度上来说还显现出不少新的机会。

巴曙松认为，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要看到危险，更要看到机会。全球经济调整中的中国可以说是挑战和机遇并存。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经受历次外部大冲击的经验看，每一次大的外部冲击都成为中国经济充分调动各种资源、促进经济体制的改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推动中国经济迈上新的台阶的重大机遇。次贷危机的冲击，同样也带给中国一次全面推进改革的机遇。

面对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传导和影响渠道的多样化，巴曙松指出，中国必须要及早把握次贷危机的发展演变脉络，以积极稳健的姿态，以理性和建设性的态度，量力而行，参与全球应对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体系的完善工作。目前看来，有如下几个方面是可以考虑的：

――在参与全球次贷危机应对中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以赢得更大国际金融话语权为原则，在现有的国际金融格局下适当参与全球金融救援行动。

经济危机的阶段篇8

应对全球环境危机的需要

全球环境危机集中体现在全球气候变暖上，现在世界各国正在采取一些一致性行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四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在过去的100年中，由二氧化碳等气体造成的温室效应使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上升了0.3℃～0.6℃；到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升高1.8℃～4.0℃。关于全球气候是否变暖还存在争论。如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绿色低碳发展是西方国家的一个阴谋，我们没有必要随着这个阴谋起舞。这其实不是一个阴谋，而是一个阳谋，各国都在公开博弈。有的人说，全球是不是真的变暖未可知，也许以后还会变冷。也有人认为二氧化碳的排放不是造成地球变暖最重要的原因。其实，二氧化碳只是当今世界用来解释地球不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工具或手段，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实际上是要解决地球资源和环境不可持续的问题。不管以后地球是否变暖，只要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多数人认为地球的可持续发展遇到了问题，即使地球以后变冷了，假的也变成真的了，因为新的绿色低碳规则、秩序和观念由此形成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欧盟要收航空碳税，美国2020年后要收碳税，很难挡得了。这是一个大趋势，而且他们占据了世界道德高地。

强调绿色发展，实际上是应对全球环境危机的必然选择。事实上，全球环境总体上在恶化。地球变暖只是环境恶化的一个方面，最主要的是现在自然灾害频发，海啸、地震、水灾、旱灾年年都有。工业污染已经扩散到南极；大批原始植被被破坏，大量生物物种遭到灭绝；许多矿产资源濒临枯竭；人类自身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的《UNEP2009年鉴》指出，全世界每年产生超过20亿吨废物，发达国家每人每天丢弃的固体废物达1.4公斤。与水文气象相关的气候灾害如暴风、洪水、干旱自1950年以来发生频率显著增加。2000-2007年，这些灾害发生的频繁度以每年8.4%的速度增长。至少25个国家的整个森林系统几乎完全消失，另外29个国家的森林系统退化了90%。

近年来，中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比如雾霾等空气污染，已导致一些外国人不愿来中国工作，即使来了也要求很高的补贴。我们如果出国，一回国下了飞机之后，就能感觉到空气明显不一样。中国环境规划院估计，在中国13亿人口中，每年有40多万人因与空气污染相关的疾病而死亡。水污染也很严重。还有土壤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据全国第二次土壤侵蚀调查，中国37%的国土遭受水土流失之害，年均土壤侵蚀量达45亿多吨，是全球年侵蚀总量的1/5。近几年，环境频发，比如四川德阳什邡事件、江苏启东事件等，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政府形象的重要因素。原来很多人没把环境太当回事，现在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需要好的环境，环境的价值日益凸显，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度越来越低。

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持续的需要

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还没有结束。要走出危机，需要有新的技术，尤其是新能源和节能环保技术的突破，也需要有新兴产业的成长或新增长点的形成，而新兴产业中有些就属于绿色发展方面的产业。

全球经济危机演化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金融机构破产，如雷曼兄弟破产；第二个阶段是债务危机，如希腊等“欧洲五国”的债务危机；第三个阶段是国际货币体系危机。目前尚处于第二个阶段。危机为什么呈这种演化趋势？因为危机刚开始爆发时，一些金融机构资金链断了，亏损破产。亏损破产怎么办呢？政府发债来救这些金融机构。政府救到一定程度后结果把自己也救进去了，出现财政收不抵支。在出现债务危机后，政府最后还有杀手锏，那就是印钞票。钞票印多了，就会出现货币体系危机。

危机何时能走出来，主要看两个条件是否具备：一是技术变革是否取得重大突破；二是制度变革是否取得重大进展，制度变革包括全球治理结构改革以及主要经济体的制度变革。每一次危机都会带来一次技术革命，现在正在酝酿新一轮技术革命。新的技术革命主要体现在新能源技术、节能环保技术和信息技术等方面。新能源技术、节能环保技术的发展，就属于绿色发展的范畴。这场危机要走出来，还要靠绿色发展。通过绿色发展培育新的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说绿色发展也是应对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的需要。

应对经济增速下滑挑战的需要

中国过去30多年 10%左右的持续高速增长阶段已逐渐结束，现已开始步入中速增长阶段，10后可能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这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大势，也是各国工业化城镇化达到一定阶段后的规律性形象。具体说，2014―2020年GDP平均增速可能是6-8%，2020―2030年GDP平均增速4-6%，2030年以后则可能是2-4%，就像当今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目前，中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转换。

经济危机的阶段篇9

[中图分类号]F03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2-0039-08

欧债危机是发生在欧洲部分国家的债务危机，危机由希腊发生并蔓延至欧盟核心成员国。2009年10月20日，希腊政府宣布当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超过12%，远高于欧盟设定的3%上限。随后，全球三大评级公司相继下调希腊信用评级，欧洲债务危机率先在希腊爆发。2010年4月底，随着希腊债务危机深化，其“多米诺骨牌”逐渐显现出来。之后，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也逐步深陷其中，再加上希腊，形成了欧债危机的“欧猪五国”（PIIGS）。2011年下半年，欧债危机出现了向法国等核心国家蔓延的势头；2012年，法国等9国信用评级被标准普尔下调，法国信用被踢出AAA级。至此，债务危机愈演愈烈，演变成为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债务风暴”。

欧债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必然产物，它兼具危机家族的遗传性和变异性，一方面它携带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烙下的不可改变的基因，另一方面显现出其最新进化趋势中的独特性质，由此也暴露了当下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的种种困境。

一、欧债危机：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必然产物

总的看来，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当下的金融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同的阶段，资本的历史形态也会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如产业资本、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不同资本的历史形态是不同阶段资本扩张所采取的形式，由此所导致的矛盾也不同，因此其矛盾激化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

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产业资本是主宰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本。在产业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经济危机主要是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具体表现为供给与消费的不平衡。“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瘫痪状态。工业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一方面是机器的改进，这种改进由于竞争而变成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法令，同时就使工人遭到不断的解雇：产生了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是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也成了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的竞争规律。这两方面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恶性循环……这种矛盾发展到荒谬的程度：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式。”正因为供给和消费的不平衡，导致消费的增长赶不上生产的扩张，由此导致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其危机一般表现为：企业生产出的大量商品积压卖不出去，被迫减产甚至停产，到危机的中后期出现大量企业关门甚至倒闭，导致社会的大量失业，整个社会经济陷入瘫痪和混乱状态。如1825年英国所爆发的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结果，必然导致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主要表现为：少数拥有雄厚资本的大企业，会利用其雄厚的资本，采用先进技术设备，在更大的范围内组织生产专业化和协作，进而实现资本的集中。对此，马克思指出：“积累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不断增长的积聚，另一方面，表现为许多单个资本的互相排斥。”“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这就是说，资本积累的结果使得庞大的社会财富愈来愈集中在少数资本巨头的手中，其结果是必然导致垄断的出现。

垄断是产业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科学技术得到大大提高。以电力的发明和使用为主导，诞生了托马斯炼钢法、蒸汽涡轮、内燃发动机、汽钻、发电机、电动机、电灯、电话等一系列新技术和新设备。这些新技术、新设备的利用大大增强了产业资本扩张的能力。“世界工业产量，1850―1870年的20年间只增长了，1倍，而1870～1900年的30年中增长了2.2倍，20世纪的头13年中又增长了66%”加之这一时期信用制度的快速发展，也使社会分散的闲置货币资本和游资得以集中成为巨额借贷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的集中和产业资本的快速扩张，也加速了产业资本的集中，当这种集中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时，就必然要产生垄断。

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庞大的社会财富愈来愈集中在资本巨头的手中，这就得以在更大规模上实现扩大再生产，从而增加了生产社会化的程度。但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之后，产业资本的扩张也达到了极致，资本不仅可以获取平均利润，而且可以获得超额的垄断利润。资本在攫取超额利润的同时，又进一步加剧了产业资本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以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痼疾不仅不会因为产业资本的调整和转型而得以缓解，反而以更加激烈、更具有破坏力的方式表现出来。如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被称为“三十年代的大危机”。

为了应对危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放弃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转向凯恩斯学派的调节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由此进入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有效需求不足”。为此，他主张政府必须成为“看得见的手”，即通过国家干预经济，实行赤字预算、增加投资，实现充分就业，刺激并鼓励消费，以克服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凯恩斯的反危机理论是针对经济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提出的，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对缓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一定的作用，也受到人们的极大重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凯恩斯主义，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相对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但是，凯恩斯的反危机理论并没有找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此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找到消除危机的有效办法。随着资本主义各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普遍出现的“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逐渐受到各国的冷落。

面对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和凯恩斯主义的束手无策，曾经被边缘化的自由主义思想又开始抬头。但是新自由主义并不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简单照搬，新自由主义对经济的修复主要是以金融化――即把经济的重心从生产领域转移到金融领域来进行的，“它的核心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突出强调最少的政府干预，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由此逐渐形成与实体经济并驾齐驱的虚拟经济。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地涌现，从商品生产派生出来的资金融通反过来主宰了商品生产，金融资本由此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宰者。同时，金融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必然要求跨越国境而向全世界发展，由此推动了金融的全球化。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推进，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化和虚拟化不断加速，金融资产的运作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导致实体经济不断衰落。以希腊为例，2010年服务业在其GDP中占比达到52.57%，而工业占GDP的比重仅有14.62%。其结果是这些国家所生产的产品（真正的财富）并不能支撑整个国家的运行，并且为了维持高福利的制度和国家的有效运行，在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下，欧盟国家只能采用征税和发行国债两种财政融资工具，但在西方选举制的背景下，任何执政党都不敢轻易动用增税这一“高压线”。于是不断地发行国债也就自然成为了各国为财政赤字融资的救命稻草，由此形成债台高筑、入不敷出的局面。

从抽象的特征看，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是一致的，均统一于资本“增值性”这一根本特征。两者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最本质差异在于：产业资本通过M-C-M’方式实现增值，而金融资本的投入与产出都是货币，其增值形式是M-M’。虚拟资本的发展使企业融资变得容易了，由此为资本扩张开拓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延缓经济危机的发生，但同时也不断为可能爆发的经济危机积累能量与风险。同时虚拟资本由于其虚拟性、投机性和不稳定性，必定会带来信用泡沫、资本泡沫、投资泡沫及负债泡沫。一旦经济体系当中有一个大的泡沫破裂，就必然使被它掩盖与延缓的危机以更加惊心动魄的形式展示出来。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就是这一原因的结果。而金融危机一旦爆发，为了避免金融上层建筑的崩溃，各国政府就被迫要投放大量的资金来挽救脆弱的金融体系，“虚拟经济泡沫――银行危机――政府救助”的危机演进路径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各国政府的财政预算支出水平和赤字规模大幅度上升。这样，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及其对金融市场带来的剧烈波动冲击欧盟各国时，便引发了这场持续至今的欧洲债务危机。由此可见，爆发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欧债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金融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

二、欧债危机折射了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制度的困境

这场危机从本质上看依然是资本的危机，危机的持续蔓延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拔，它不仅使资本主义遭受重创，也再次暴露出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危机。

1.中产阶级的分化及其向低收入阶层滑落动摇了资本主义社会稳定的基石。

中产阶级的数量与质量是衡量社会繁荣稳定度的重要指标。“中产阶级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既是社会稳定的受益者又是卫道士。”他们没有大的资金实力和家庭背景，不能像大资产阶级那样通过左右政治、超越法律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只能依靠社会的稳定、祈求法律制度的公平来保护自我发展。同时，由于中产阶级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科学技术能力，他们在一个和平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经济秩序中，很容易凭借自己的学识能力找到适当的位置，使自己的知识技能得以发挥，实现自我价值，并获得满意的回报。因此，中产阶级本能地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天性，因为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里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得到的。

中产阶级的兴起，是现代科学技术迅速进步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的必然结果。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劳动脑力化和经济信息化的不断推进，不能不引起社会阶层结构和利益群体结构沿着强化中产阶级地位的方向更新组合。“到1956年，美国职业结构中白领工人的数目竟然超过了蓝领工人，这在工业文明史上也是第一次”。“到1970年，白领工人与蓝领工人的比例超过了5：4。”这种更新组合，又成了适应和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及社会生产力继续前进的因素，并一度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资本主义社会稳定的中流砥柱。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金融资本的扩张，金融界快速上涨的高额年薪与普通民众收入增长停滞的现象形成强烈反差，中产阶级也因此出现大规模分化且其中大部分向低收入阶层滑落。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现状分析中看到其分化的状况。

第一，社会贫富分化的持续拉大直接冲击和影响西方中产阶级的稳定。虚拟经济的发展使得金融界的富人阶层越来越富裕，而从事底层工作的低收入工作者则相对越来越贫穷，贫困问题日益侵蚀着所谓“中产阶层”。在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家庭收入两极分化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程度。据统计，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只有30万，他们的收入与最穷的50%人口的总收入相当。美国最富的10%家庭的财富占社会财富的比例高达70%。”同样，西欧发达国家的贫富分化也在加剧。如英国1979―1995年最低10%收入层的个人总收入所占份额从4.2%下降到3.2%，而最高10%收入层所占份额则从21%上升到26%。1976―1996年，英国最低10%工资收入层与最高10%工资收入层的工资收入差距从25倍增加到35倍。在德国，1997年柏林经济研究所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占居民人数6%最富有的德国人拥有全部财富的1/3，而占居民人数50%的低收入者只占有10%的货币财富。在葡萄牙，1997年葡萄牙最富有和最贫穷各10%的居民收入占本国居民收入的比例分别是28%与2%。同时，在20世纪90年代，欧盟范围内的失业人员达到2000万（失业率为11%），有些国家如西班牙竞达到20%左右，2004年欧盟失业率仍然达到8.8%；而所谓正常劳动关系（不包括没有劳动协议保障的临时工、黑工等）在德国只占就业人数的55%，在意大利和英国甚至都不到一半。

第二，西方资产阶级本身就具有不稳定性。特别是金融资本家利用信贷等手段使得劳动者收入金融化，利用金融方式掠夺中产阶级收入，由此进一步促进中产阶级的分化。在经济虚拟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为了保持“称得上”体面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靠信贷消费，信贷消费是在消费者一时人不敷出之际，“寅吃卯粮”，以消费者提前支取远期收入来贴补生产者的即期利益。如通过银行按揭的方式购房、买车。而一旦失去工作，不能还贷，银行就会收回消费者所购车房。因此，中产阶级通过借贷方法以改善他们生活的信用经济，其结果往往是家庭债务高于他们的可支配收入，也使他们的未来处于高度的不确定性之中。当社会经济的运行一旦出现问题，首当其冲的往往是中产阶级。

总之，资本主义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加之中产阶级自身不稳定的特征，决定了中产阶级的经济状况及地位的日趋下降，“工资贬值和失业已经慢慢地爬上了社会阶梯――从贫穷的劳工到工厂的蓝领工人再到管理阶层的白领”，“两极分化加剧，逐渐形成了一个‘新阶级社会’――一个由20%人口组成的特权阶级和80%人口组成的新工人阶级的钻石型阶级结构。”在这一过程中，中产阶级的工作状况也趋于恶化，表现为实际工资的下降和劳动时间的延长。而欧债危机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萎缩的现象进一步加剧。不只是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就是经济实力较强的德国也不例外。“2010年6月，德国柏林世界经济研究所一项研究公报显示：2009年，月净收入介于860欧元和1844欧元的德国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61.5%，而2000年时这一比例为66.5%。同时，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分别从2000年的17.8%和15.6%上升到2009年的21，7%和16.8%。”“这表明，2000-2009年这10年中，德国中产阶级萎缩，穷人和富人群体人数有所增加，有穷人越穷、富人越富的趋势。”

中产阶级的分化及其向低收入阶层滑落使得资本与劳动对立的“缓冲带”进一步缩小，由此必然会动摇资本主义社会稳定的基石。“资本力量一直被最大限度地纵容，渗透进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劳资力量严重失衡，其极致便是社会危机的爆发。”当社会大众对国家不满情绪不断增加，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将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近年来，欧洲各国所发生的罢工、抗议活动日趋频繁就是明显的例证。

2.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转嫁危机的空间变小，资本积累陷入困境。

如上所述，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加表现为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广大人民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面对有效需求的不足，政府不得不依靠财政扩张政策来扩大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而财政扩张政策的“常规武器”就是公共债务。“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越来越依赖于公共债务，赤字财政成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发展模式。”“截至2011年5月16日，美国的公共债务规模已经高达14.3万亿美元。”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使不断扩大公共开支政策长期有效，其有效的办法就是把增加开支所需要的资金由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来支付，即从发展中国家获取剩余价值，来支撑本国国内不断扩大的公共开支。

持续的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和运转的主要动力，经济全球化也正是资本在空间上扩张的结果，“金融资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占据统治地位后，必然要求对外扩张，推行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各国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去，以便将其垄断势力扩展到世界范围”，形成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网络和“中心一”的世界经济结构。在这一结构中美国居于最核心，欧洲和日本处于次核心，它们都是资本主义核心国家，而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则处于最。正是这一“中心一”的世界经济结构使得美国可以通过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并借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推行新自由主义，强制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模式，以此构建金融贸易自由化并确保其套利套汇收益的平台，大肆掠食、攫取发展中国家财富，由此造成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动荡不安和国家债务的危机。发生在阿根廷、墨西哥、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这一世界经济结构，通过金融资本的信贷杠杆掠夺财富，并以此转嫁其内部危机的结果。其路径是：首先“通过‘债务陷阱’将欠发达国家‘拉拢’进资本循环体系。”“待时机成熟之时，金融资本就会利用信贷杠杆制造国家债务危机。”伴随着资本在全球扩张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世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世界上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亚太地区部分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拥有了世界上近90%的财富。”当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资产被掠夺得无利可图时，危机自然而然地由逐步向里层转移，发端于希腊的欧洲债务危机正是危机转移的结果。这样，起源于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各种经济危机经过转移之后又不断向蔓延，并再次回到了资本主义核心国家。这说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中心一”的世界经济结构来转嫁危机的空间将越来越小，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被克服，反而以新的更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资本扩张的空间也变得更加狭小。

3.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神圣“光环”不再，陷入政治合法性困境。

危机爆发以来，西方社会动荡不安，福利主义的国家制度危机显现，西方社会一贯引以为豪的民主也遭受一系列的挑战，形成政、经、社相互掣肘，并演变成愈加复杂难解的局面。主要表现为：

第一，“经济自由”与“民主政治”的矛盾。“经济自由”与“民主政治”本质上是存在着冲突的，尤其是在欧洲各国深陷债务危机的条件下，两者之间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市场经济是其赖以存在的基石，其所彰显的是资本力量，在实践中体现为“一元一票”，这种自由给资本家带来了无数的经济利益。而民主所要彰显的社会大众的力量，强调的是保障和维护公民基本的民利，即主张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和在基层范围内实现多种形式的民主，保证人们能够干预决策过程，其在实践中体现的是“一人一票”。在资本主义的政治实践中，大众的力量是分散的，对于每个选民手中的选票来说，其边际收益近乎于零，但对于资本，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家则能够充分地利用资本来实现其利益，即“把资本力量扩张到经济系统之外，用于支配国家权力、支配意识形态，从而使全社会的上层建筑都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从这方面来说，在经济社会所真正拥有的权利方面，广大人民群众是无法与资本家相抗衡的，“一人一票”永远敌不过“一元一票”。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变得越来越难以兼得。正因如此，资本扩张总是伴随着社会劳苦大众的贫困，他们不仅远离自由，也远离了民主，而也正是这种“经济自由”的肆虐导致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持续至今的欧债危机。欧债危机发生以来，一方面欧洲央行持续采取了非常规性的宽松货币政策，以缓解债务危机造成的市场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欧洲各国都采取了增加税收、延长工作时间、提高退休年龄等措施应对危机。如2011年希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年收入1.2万欧元降至8000欧元”，同时，“向所有纳税人征收特别危机税，税率依收入从1%到5%不等。”上述举措被批评为政府在应对私人债务危机时，用社会主义手段对待富人，用自由主义手段对待大众。“随着危机的蔓延和加深，社会大众对既有政策的不满情绪也在发展。人们指责现有政策只是在挽救金融家，却让民众作出更大的牺牲。”

第二，选举政治的劫持。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最为普遍的形式，在目前的西方民主政治中，任何一个政党要上台，就要尽量得到更多选票，而要争取到尽量多的选票就离不开各个方面的支持。一方面要争得资本家和各种利益集团的支持。资产阶级的选举是金钱选举。参加竞选的人都要设立庞大的竞选机构，制定竞选计划、纲领，要利用报刊、广播、电视进行宣传，这些都需要大量的金钱。在美国，“无论是总统或议员，其能否获得候选人的资格和当选的机会，就看他能否筹到足够的经费，也就是能否找到足够多的支持他的富豪为他捐款。美国政客的重要本领是筹款，这已成为美国选举政治中颠覆不破的行为准则。”“1996年在选举中获胜的参议员，平均每个席位都要花费450万美元，2000年又上升为500万美元，众议员席位的平均花费也超过了100万美元。”“2000年总统大选中，共和、民主两党的总开支突破了30亿美元。”而在2008年的总统竞选中，这一数字又突破了50亿，2012年可能达到60亿美元。在法国，1978年总统选举，平均每个候选人的竞选费约13万法郎。而2012年的总统选举公款开支，按照世界报发表的文章计算，10个正式候选人的公款费用，预计为2亿2800万欧元，平均每个候选人的竞选经费为2280万欧元。这些大量的金钱除了很少一部分联邦政府的拨款外，绝大部分是大资本家和各种利益集团的捐款。以美国为例，“2008年金融、保险、房地产行业相关的个人和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给政客们的捐款高达4.63亿美元，其51%给了，49%给了共和党。同一年，总统候选人奥巴马从这个渠道获得的资金比任何其他渠道都多――除了诉讼律师这个群体之外，奥巴马从金融行业的捐助者那里获得了3760万美元”，当然这些捐款都是要得到回报的，即政府通过“税收减免措施、规则和决议来换取选举捐款、竞选帮助、工作以及其他的好处等等。”另一方面，各政党为了能够追逐短期利益，在选举竞争中为了取悦民众又不得不满足选民提出的各种要求，其结果是民主竞选就是看谁给选民的更多，甚至采用“愚民政策”和采取“饮鸩止渴”的行为。以这次危机首先爆发的国家希腊为例，希腊政府在2009年之前就隐瞒了大量的财政亏空。这种看似民主的背后实质上是政治家为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而盲目提高福利水平，其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政府的负债累累，福利资本主义进退维谷。总之，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一方面受资本家和利益集团左右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受大众“绑架”的情况也愈发明显，西方国家的政府陷入了低财政收入、高财政支出的“两难选择和两头讨好”的困境之中，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越来越受到质疑，陷入政治合法性困境。

三、几点思考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导致资本淤积，尤其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广大人民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如果资本还具有开拓新的流通渠道和加以疏通的可能，资本的增值就不会停止。按照马克思上述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是“决不会灭亡的”。也正因如此，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依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这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客观事实。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以下几点：

经济危机的阶段篇10

美国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尤其是失业问题成为各国宏观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危机以来，中国政府及时果断采取了包括扩张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调整产业与促进就业政策在内的一揽子政策，有力遏制了经济滑坡，实现了经济止跌恢复，保持了经济较为平稳的运行。经济企稳向好的趋势渐为明朗，政府退出与后危机时代的宏观政策抉择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就业问题再度成为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宏观经济问题。分析和研究后危机时代中国就业的特征与对策成为一个迫切而又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就业带来的冲击与影响

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轮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的高速增长。经济连续5年保持了10%的高速增长，就业人员从2003年的74432万人增加到77480万人，净增3000万人。失业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断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引发了经济危机与衰退。

面对经济衰退带来的严峻就业形势，我国政府多管齐下促进就业，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 2009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995万人，比2008年末增加515万人，其中城镇就业31120万人，增加910万人，新增加1102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由4·2%上升到4·3%，完成了预期调控的就业目标。

2010年经济企稳回升，就业形势好于2009年，但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前景仍然扑朔迷离，中国就业问题依然复杂困难。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 2008年有2500多万农民工“返乡”，大学生就业、下岗失业人员和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十分困难，危机给中国就业带来巨大冲击。

随着宏观调控政策影响的发挥和经济逐渐恢复， 2009年大部分“返乡”农民工又回城重新就业，同时出现的“民工荒”、罢工潮，尤其是代表劳动密集产业的代工企业富士康公司发生的十多起跳楼事件以及向内地迁移的事件，都显现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危机给中国的就业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冲击凸显了就业总量的巨大与就业稳定问题的突出相互交织，使得就业上升为社会首要关注对象。保持新增就业增加与稳定就业、减少岗位流失并重成为影响全局的重要问题。

一方面，作为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加之处于经济与社会深刻变革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就业带有转型、转移、总量、结构、困难和长期等各种类型与矛盾交汇一起，形势十分严峻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四大长期一突出”，即人口基数大、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大、农业富余劳动力规模大、就业困难群体数量大，就业制度变革转型期长，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突出，而且长期存在。与此同时，大学生、农民工和困难群体就业同时凸现、相互交织的“三碰头”局面，决定了就业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

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我国企业就业存量在2008年底减少了8%，企业就业岗位表现为净减少。新增就业成果被存量流失抵消，城镇失业率上升，这是自2003年以来未曾出现过的情况。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部分省区的抽样调查显示， 2008年10月至2009年1月，平均有40%的企业出现过岗位净减，全部监测企业的岗位增减相抵为净减，减幅达到-8·1%。危机冲击中，农民工首当其冲。特别是沿海出口加工型企业的农民工就业人数众多，因金融危机造成的失业、待岗或返乡情况严重。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 2009年春节前，有1200多万农民工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暂时失业返乡，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8·5%。

严峻就业形势充分说明，稳定就业与新增就业同等重要，就业优先重于增长优先。

2·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冲击凸显了出口依赖型发展方式的就业风险与就业结构矛盾相互交织，使得就业风险与大学生就业困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减少就业风险与增加大学生就业岗位、提升就业人力资本水平成为就业领域的一个迫切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量渐进改革形成的出口依赖发展方式，使得产品的市场和投资倚重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就业风险非常巨大。危机以来出现的东南沿海大量失业现象正是这一增长风险与结构风险的反映。与此经济发展方式相适应的“二三一”的三次产业格局中，第二产业就业比重较大，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较小，形成了近几年来普遍存在的大学生就业困难与就业的增长弹性下降问题。危机的冲击进一步凸现了这一矛盾。

危机让西方社会对于超前消费文化进行了认真反思，社会公众的储蓄意识增强，社会整体消费水平受到抑制。尤其是美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家庭的储蓄率明显上升，美国人大肆消费的时代已经过去。这意味着我国外需导向依赖的发展方式走到尽头，产业转型、调整与转移成为后危机时代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与之相适应，就业调整与转移、结构性失业风险将成为调整期的一个突出特点。

3·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冲击凸显了就业体制性和方式性的风险差异相互交织，使得非公有制企业、中小企业的就业和灵活性就业成为一个受到特别关注的问题。

非公有制企业、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危机导致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关闭，工人下岗失业。与此同时，相比于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与灵活就业群体在金融危机中受到较大冲击。

支持和保障非公有制企业、中小企业就业和灵活就业应成为一个促进就业增长与稳定的制度。

4·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冲击凸显了社会保障滞后与政府就业保障能力不足相互交织，使得社会保障和就业公共服务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高效、细致、灵敏、有力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与能力，成为急需解决的公共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暴露出社会保障制度的严重滞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能力的严重不足。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小，保障程度低。突出表现在对城镇灵活就业群体和非就业群体的保障不足，农村人口的医疗保障程度较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尚未真正建立，社保制度难以适应劳动者跨地域流动和身份转换等。在危机冲击下，上述问题更加凸现。另一方面，危机中公众对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政府缺乏就业市场信息和监控，未能建立失业预警系统，未能形成健全的职业培训与就业促进体系和网络。如灵活就业、正规就业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就业稳定性差，处于失业风险的最前沿，但这部分群体的就业和失业情况按现有信息统计体系无法掌握。再如，占吸纳就业主流地位的大量小企业或微型企业的雇佣情况不在当前常态统计范围之内，成为掌握社会就业全貌及制定相关政策的盲点。

危机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还包括危机中政府的应急性反应能力不足与危机后常规性制度不完善相互交织在一起，都使得危机下的中国就业变得异常脆弱。

二、后危机时代中国就业的经济阶段、性质与特征

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将发生深远的变化，中国的就业问题将呈现重大变化。2010年最新统计显示，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就业不仅是一个国内经济问题，也越来越成为影响国际经济与政治的重要经济问题。

这次金融危机既对中国的就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暴露了中国就业的许多问题，也凸显了中国就业的许多深刻变化。后危机时代中国就业发生了巨大变化。

1·中国就业进入刘易斯拐点与农业商业化点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劳动力供给趋于富有弹性，劳动力市场工资趋于上涨，农产品价格趋于普遍性上涨。继2003年出现在我国东南沿海用工的“民工荒”之后， 2009年下半年再度开始显现， 2010年春节后蔓延至全国的“民工荒”，以及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现的罢工要求上涨工资的诉求，再一次证实了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刘易斯拐点。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一个告别传统自然经济与刘易斯二元结构下劳动力供给无限弹性时期，迎来刘易斯拐点和劳动力要素市场趋于弹性与工资、价格上升的市场新格局与新阶段。2009年以来的农产品由个别产品到普遍性的价格上涨，也反映了经济进入刘易斯拐点后的经济特点，即食品短缺特点。中国经济已经处于由刘易斯拐点或食品短缺点到农业商业化点之间的阶段。食品短缺与价格上涨，以及由此带动的工资上涨将是这个阶段经济的突出特点。刘易斯拐点的跨越，说明中国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代替传统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一元劳动力市场格局将成为后危机时代中国就业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就业的专业性工资收入，代替二元结构下大量农民工兼业性就业收入，成为劳动力要素收入的主要源泉，充分就业与稳定就业将成为中国就业与经济的首要目标。就业刚性供给与周期性失业成为这个时期就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业稳定与就业增长并重成为中国宏观政策的重要目标。就业的周期性特征代替转移性特征成为就业一个突出的新特征。

2·中国就业进入一个由出口-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向内需消费-投资驱动型发展方式的经济转型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随着产业转型、转移、升级，就业也发生转型、转移、调整。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正处于一个全面的“去杠杆化”和再平衡，美国的过度消费倾向开始扭转。和危机前的2007年相比，现在美国的储蓄率已经由危机前的-1·7%上升到7%;贸易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8%降到3%。这对国际贸易增长和贸易格局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国际贸易萎缩的条件下，各国更注重其国内市场，我国外部需求不足将是一个长期问题。扩大内需，增加居民消费，改善民生，重视社会发展成为中国经济调整的主调，也是世界经济的内在要求。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前进的发展阶段，有非常广阔的国内市场，扩大内需潜力很大。2009年我国出口贸易是负增长，8%以上的增长率全是靠扩大内需实现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将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过程，大约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因此，经济转型调整将是危机后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特点。就业转型、转移、调整将是中国经济与就业的一个基本特征。结构性失业现象和持续大规模的就业区域、产业转移和调整将成为一个突出的经济现象。

3·中国就业进入“人口红利”高位向老龄化过渡的经济发展阶段，劳动供给与就业需求仍处于中国人口与经济峰值期，就业供给规模将处于最大规模值域。

据预测，未来几年，城镇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每年都将超过1000人， 2008年达到1603万人。农村尚有一亿左右富余劳动力。大规模的就业供给与需求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持续性特征。

20世纪80年代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开始下降，而且下降速度逐渐加快，到2017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由于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滞后，非经济活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在不断上升。一方面是“人口红利”和人口峰值期的大规模的就业供给;另一方面，相当规模60岁以上的非经济活动人口就业参与。这两方面决定了最大规模阈值的就业供给成为后危机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推算， 2005年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是1·47亿人，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1·3%。2009的数据显示，我国总的流动人口规模1·8亿人左右，其中外出农民工是主体。就业规模庞大、流动性规模巨大、非经济活动人口就业供给增加成为这一时期一个突出而又复杂的经济现象与就业特征。

4·中国就业进入经济与就业更加多元，所有制方式多元、就业方式多样，劳动市场结构化的经济发展阶段。非公有制企业、中小企业就业与灵活性就业是就业的主导，就业结构与失业群集突现是这个阶段的突出特点。随着改革的攻坚和深入，经济的去垄断化和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公共财政与公共服务更加公平，经济中的非公有制企业和中小企业越来越成为中国就业的主渠道，灵活就业愈来愈成为一种更加普遍的就业方式。加大对非公有制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加大对灵活就业的保障力度，将成为稳定和增加就业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随着劳动市场统一，就业结构化与失业集群现象成为危机后阶段的一个更加突出的问题，大学生、农民工和困难群体就业矛盾更加突出。一是应届高校毕业生历年累积，需要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超过700万人。

受金融危机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企业用人需求减少，大学生就业需求有所减少。二是农民工首当其冲。

受到危机的影响， 2008年春节前提前、集中返乡农民工总数达7000万，为全部进城务工农民工的50%左右，其中有1000多万因失去工作而返乡。三是在整体就业趋紧的情况下，“4050”人员、零就业家庭、残疾人等群体实现就业难度更大。大学生、农民工和就业困难群体易受危机与经济调整冲击，就业与再就业困难成为这个阶段最为突出的就业结构化与失业集群现象，也是后危机时代就业的一个突出的特征。

5·中国就业进入一个通过技术革命寻找新增长点与低碳经济发展阶段。绿色就业、智慧就业、创意就业，提高人力资本与技术资本的要求是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随着信息经济、物联网经济、智慧地球的概念提出，技术变革对经济的重要性越发成为第一要素。

同时，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低碳经济、新能源开发等问题成为危机后国际经济的重要特征。

发展以生物、能源技术，环保和新材料为基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坚持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成为新世纪的经济发展目标。绿色就业、智慧就业、创意就业，人力资本提升是危机带来的一个新的就业特征。

6·中国就业进入一个中国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中国化的新的经济发展阶段。随着我国在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经济迈入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伴随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经济更加全球化，全球经济更加中国化。中国就业的全球化和全球就业的中国化趋势将成为这个阶段的一个突出新特点。

外籍就业、海外就业，中国就业与国际就业问题的交融和就业问题的全球一体化将成为危机后中国经济的一个新征。

经济危机的阶段篇11

我没有说西方金融危机，而是说西方危机。因为我们面临的不单单是金融经济危机，而是一个真正的西方危机。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世界经济在西方危机的刀尖上爬行，依然在发展，但非常艰难。

先讲讲世界经济，了解了世界经济形势，也就了解了中国未来会怎么走，也更了解我们的汽车又会怎么走。而关于汽车业，我认为未来十年它的发展应该快于GDP增长。因为中国汽车市场已经成为世界的一个中心，这是一个事实，世界汽车产业的中心在东移。下面我讲几个观点。

一、世界经济的环境非常复杂。我们面临的这场危机是十年前爆发的，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当时我们认为应该会过去了，但现在4年已经过去，第5年已经开始，危机的阴霾还是挥之不去。这场危机留下了满目疮痍，转嫁危机的心态在西方甚嚣尘上，我们新兴市场因此受到危机的影响。

二、2012年非常复杂，是大选年，世界上50%的国家都要大选。大选年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化，国内问题国际化。在这样的形势下又面临欧洲债务危机的恶化、蔓延以及徘徊，使一年当中的很多形势分不清，不确定性在上升，所以有理由认为世界经济可能陷入危机中。

三、世界经济是在U型复苏中。世界经济跟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几乎一致，今年中国经济也走了一个U型，即高开低走，第一季度比较高，低走在第二季度，第三季度可能触底，第四季度则可能回升，但不是强劲反弹，不可能出现2008年那样的U型大反弹，未来发展依然这样。

所以世界发展趋势是双向的，西方出现了危机后的经济低迷，而东方依然在崛起的高增长。

四、我们现在面临的是西方危机，它进入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是雷曼兄弟倒闭后的华尔街金融风暴。然后因政府要救私营企业，私营银行债务国家化，最后国家债务危机在欧洲爆发。其实美、日债务比欧洲要重得多、问题严重得多，为什么欧洲就出现危机了呢？

另一个问题，由于金融危机引起经济大衰退，已经出现了三高一低现象。经济低增长，甚至是长期L型低迷发展，失业率在高企。失业率绝对不是一般周期性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而财政高赤字以及债务也是历史上最高的。

经济上出现了三高一低现象，社会和政治出现了“四化”。“四化”是矛盾在激化，社会在分化，政治在结化，责任在淡化。去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到今天欧洲、希腊、西班牙这些国家的罢工、游行，都因他们面临着高失业率，面临中产阶层贫民化，出现了只进行全球合作而不承担责任的心态。

五、西方危机可能会长期化，长期化的结果就是制度性危机，制度性危机是暂时不可以解决的，必须从根基上解决问题。这是一个事实，制度问题不是一般经济规律的问题。我们处在一种自身危机的环境下，经济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发展，表面强劲、实际脆弱、不确定性上升成为主要特点。

即使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今年世界经济依然可达3.3%的增长，这不算差，是过去30年的平均增长水平，明年要回到3.5%到3.8%，而未来5年世界经济要增长4.4%，既然有那么多风险，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评价？因为世界在变，新的力量、新的主流在出现，新兴市场在崛起。

六、形势逐步在稳定，欧洲债务危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可能基本结束。为什么？因为它走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爆发期，2009年10月希腊危机爆发。然后是蔓延期，蔓延至2010年10月葡萄牙、爱尔兰出现问题。之后进入今年的徘徊期，在这一时期，他们都在增长。而从明年1月1日开始，也许是欧元区欧盟制度性重建的元年，欧洲绝处逢生，大家置之死地而后生。

西方危机不是我们的危机

世界经济乱象丛生，而新力量、新主流正在拉动世界经济发展，今天世界市场的70%是新兴市场供应的，世界需求的一半也是新兴市场供应的，所以我一再强调这次危机是西方危机不是我们的危机，只是我们的心态被危机化了。

大家都在说经济很困难，外部经济的确很困难，因为人们不知道明天是什么，人们不知道是不是会失业，所以他们不消费，觉得非常困难，所以我们称世界经济在衰退，事实上没有在衰退。

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又到了一个低点，但不是衰退。过去往往是国际贸易高于世界经济增长，国际资本流动高于国际贸易的增长。但现在国际贸易在下行，为什么？发达国家在去全球化，我们面临出口市场非常困难，我们的出口出现了目标能不能实现的问题。其他指标都能实现，但出口指标能不能实现？国际贸易在下降，但不是在衰退。

我们要看到世界经济的一股新力量，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从2001年中国入市以后就出现了双速增长，但过去十年我们没有感觉到，现在我们感觉到，为什么？发达国家危机了。也就是发达国家未来经济增长要出现非常低迷的情况，美国可能会除外。

亚洲则非常不错。2012年到2017年，亚洲将依然引领世界经济增长，亚洲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是40%，其中有50%以上是中国贡献的。现在所有新兴经济体的增长记录都不错，中、东欧在今、明两年经济增长可能较低，但未来还能实现比较好的双增长。

我们又看到了希望，这些国家经济调整以后依然会有高增长。中国经济增长即使在下行，但依然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当中增长最快的，未来5年我们的平均增长在8.5%。

印度在调整当中，根据国际货币经济组织IMF预测，未来5到6年印度经济能增长6.5%。巴西自己说要做巨人，因为巴西经济增长一直有困难，但突然出现了一个综合需求，经济非常不错，当然今年经济可能只有3%多一点的增长，但未来依然会实现4.8%到4.5%的增长。

俄罗斯由于资源需求上升，全球价格相对稳定，可能实现4%的增长。但现在有两个底线，一是日本在2011年大地震以后出现了衰退。欧元区今年经济可能负增长，未来它的增长可能只有1.1%到1.2%，欧洲区可能要出现L型增长，但美国经济调整非常成功。

发达国家恢复时间会很长

从汽车业的调整可以看到，美国这样的国家，汽车业绝对不是夕阳产业，已经是主导引领美国经济复苏的产业。未来的制造业很有可能要回归美国，这是一个现实问题。美国经济未来可能有3%的增长。而美国今年年终经济以实际不变价格计算，已经恢复到了危机前，比危机前高1.5个百分点，欧洲和日本还没有，恢复时间会很长。

这就是三级的发展，所谓的美、欧、日之间的经济比较。美国不会出现财政探底，可能有4800亿美元的财政悬崖风险，约占GDP的3.8%，但美国很有可能会避免，因为QE3（每月购买额度4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已经出来了。QE3的目标看似是为了就业，其实是为了财政悬崖，是为了赖账。所谓赖账是现阶段债务已经超过了16万亿美元，必须长期低利率化，必须要创造通货膨胀，这样才能使债务降下来。所以美国即使有财政悬崖风险，但会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两次探底不太可能出现。

日本已经在重整旗鼓开始发展，这是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国际贸易可能要回归，国际经济也要回归，汽车业不可能再拷贝过去十年的高增长。

据IMF最新统计，2014年到2017年世界经济要增长4.4%。可以看一看危机前的2004年和2007年世界经济增长是5.1%，发达国家增长是2.7%。未来发达国家可能只有2.5%，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过去危机前有7.9%，现在回到6.1%。

也就是说，国际贸易在危机前的4年当中有8.8%的高增长，未来很有可能只有6.1%的增长。后危机时代世界要回归，非理性的繁荣要走向一个正常的发展，这个发展就是世界经济依然还会有较理想的增长，也就是我说的表面强劲、实际脆弱的一种增长态势。

发达国家的危机是现实的，他们现在的增长不可能在以前增长线以上。美国的总统经济报告已经做到2022年，他认为2022年前美国经济只能增长2.4%，不能恢复到过去3.5%的潜在增长。

从西方危机我们看到失业率，欧洲的失业率已大11.3%，美国的失业率虽然降到了8.1%，但要知道美国有很多人是放弃就业。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失业率在高企，又看到了一个债务危机，发达国家债务是历史上最高，新兴市场债务是历史上最低。

仍是千载难逢的时代

世界已经被同化，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倒三角形。

全球衍生产品有650万亿美元，全球金融资产有250万亿美元，世界经济只有不到70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倒三角形状，世界经济已经完全被掏空，已经被金融化。我们未来的路怎么走，如何去金融化，如何去杠杆化，如何发展实体经济，包括汽车行业，都是一个问题。

但是，中国汽车业的春天可能就要来到，但高潮肯定过去。如果说中国汽车业有三个阶段的话，过去十年是一个阶段，是出发阶段，也是高发阶段。未来十年会进入一个稳定发展期。2020年以后可能有一个饱和期和一个相对较低的发展。我一直认为中国汽车业有可能比中国GDP增长要快，也就是会超过8.5%。

第一个理由，中国城市化没有完成，只有51%。

第二个，工业化还在中期阶段，没有结束，国际化还要深入发展，市场机会非常大。新兴市场未来10年、甚至20年要引领世界经济发展，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除非新兴市场自己出了问题。现在新兴市场的中产阶层在逐步显现，中产阶层未来几年要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

第三个趋势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开始，技术性的突破和创新在发展，给中国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我有一个想法，中国的市场可能要从城市往农村转。我是浙江人，我的家乡现在相对富裕，家乡的农民都要买车了，但他们要求不高。而中产阶层现在的目的是10到100美元一天的可支配收入，虽然买不起高档的车，但要求有合适的车可买。汽车行业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

经济危机的阶段篇12

一、 引言

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是近年来最大的两次金融危机，又发生在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对全球经济金融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欧债危机爆发后，学者们开始研究欧债危机的金融传染效应。但由于欧债危机时间上与美国次贷危机相近，并且在经济和金融等领域都受到了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也有学者把其看出次贷危机的深化和延续。那么在欧债危机和次贷危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次贷危机对欧债危机的长期影响怎样呢？而欧债危机中金融指数的波动是否是仍然受到了次贷危机的共同冲击呢？欧债危机的金融传染是次贷危机的混合传染的结果么？本文即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去探讨欧债危机中金融传染的独立性问题。

二、 美国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的联系与区别

1. 美国次贷危机对欧债危机有一定的影响。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从三方面影响了欧洲。第一美国次贷危机直接影响到了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美国的居民购买力下降，消费下滑，欧美之间的贸易降低。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从2007年的2.8%下降到2009年的-4.1%，失业率上升至9.4%。第二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也改变了欧元和美元的汇率，从而改变了资本的国际间流动。第三是改变了欧洲国际的财政政策。为避免经济的深度下滑、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欧洲各国都不同程度的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向金融体系注入了大量资金，这一做法在刺激经济、增加流动性的同时也造成了欧洲各国普遍债台高筑。2008年～2010年间，欧洲总体债务水平从69%攀升至85%，其中金融危机的刺激政策和金融支持政策使债务水平提高了约1/4～1/3。因此，美国次贷危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欧债危机的爆发。

2. 美国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有本质的区别。从两次危机发生的时间上看，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在2007年7月起，到2008年末基本结束。欧债危机发生在2009年末，以希腊爆发危机为起点。时间上间隔期，有一个基本没有重叠。

而尽管美国次贷危机是欧债危机爆发的一个导火索，但是比较这两次危机，他们有着本质的区别。次贷危机属于国内个人及企业层面的债务危机。美国次贷危机主要是由于房价下跌导致银行坏账突增进而引发机构突然倒闭所引起的国内居民、金融机构之间的债务危机。2007年，随着美国住房市场的降温尤其是短期利率的提高，次贷还款利率也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同时，住房市场的持续降温也使购房者出售住房或者通过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困难。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大批次贷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进而引发了次贷危机。随后美国的许多金融机构状况恶化，两房、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等金融机构相继倒下。但是，与欧债危机相比，次贷危机并没有涉及美国国家信用及债务危机。而欧债危机属于国家债务危机。与次贷危机相反，欧债危机都是在各国的国家债务层面爆发，并没有涉及到各国国内居民及企业之间的债务问题。

3. 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期间的经济金融变化。

（1）欧美之间的贸易仅短期受挫。由欧盟27国国外贸易数据可以看出，只有2009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在2010年即开始大幅修复，到2011年已经出现了进口和出口的新高。因此，次贷危机的影响持续时间很短，并没有长期根本改变欧美之间的经济联系，欧美之间的经济仍然良好快速的发展着。而欧债危机的爆发出现在2009年末，基本已经走出了次贷危机的影响。

（2）欧美之间的汇率短期剧烈震荡。根据数据表明，2007年欧元对美元持续上升，达到1.6附近高度，而2008年起迅速滑落，恢复到1.3～1.4附近。可见，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对欧美汇率的影响也是短期的，不是长期的影响，而到了2009年后，欧元对美元汇率基本稳定。因此，在2009年后次贷危机对欧债危机中的资本变化的影响已经减弱。

4. 次贷危机不对欧债危机的传染造成很大影响。综合以上的论述，欧债危机和次贷危机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次贷危机发生在前，欧债危机发生在后，并没有与欧债危机的发生有着时间上的交集；同时，次贷危机只使得欧美贸易短期受挫，长期仍然更好的发展，对欧美汇率也只有短期的震荡影响。因此，次贷危机对欧债危机期间的金融传染影响是有限的。

三、 美国次贷危机中欧美国家股票市场的相关关系分析

1. 相关系数检验法。为了衡量美国次贷危机对欧债危机中金融传染的影响，我们采用直观判断金融传染的相关系数检验法的办法。相关系数检验法是基于市场有效假说下的资产定价模型的延伸，根据危机期和非危机期的相关系数的变化来做出是否存在金融传染的判断。

相关系数检验法首先区别的计量出两个国家的市场在平稳时期和危机期之间的的资产价格相关系数，然后针对这两个系数进行对比，如果危机期的相关系数明显地大于平稳时期的相关系数，就说明两个国家存在传染，而如果相关系数没有显著增加，那么市场受到的压力可能是由于某种共同原因的溢出效应造成的不是传染。因此这种方法主要用于检验是否存在Masson（1998）所谓的“纯粹性的传染”。

2. 数据及说明。

（1）数据的选择。研究数据范围以欧元区国家为主，以美国作为参考。这十五个国家股票市场指数分别为希腊股票指数ASE、爱尔兰都柏林股票指数ISEQ、西班牙指数IBEX35、葡萄牙指数PSI20、意大利指数FTIB、法国指数CAC40、芬兰指数OMX、比利时指数BFX、荷兰指数AEX、奥地利指数ATX、丹麦指数OMXC20、德国指数DAX、挪威指数OBX、英国指数FTSE、美国指数DJI的日收盘价。数据来源于路透资讯。考虑到各国的节假日会造成该国当日数据缺失，为了保证各国股票市场数据互相匹配，本文剔除了各国股票市场交易日不重叠的数据。

虽然各国家之间的交易时间不同，但由于欧洲地区的交易时间基本一致，美国和欧洲市场同一日的交易时间有重叠，而美国晚于欧洲，所以可以采用同一天数据作比较。

我们采用指数对数收益率作为股票指数收益率的参考数据，股票指数收益率定义为Rt=LnPt-LnPt-1（公式2）。其中，Pt为第t日的股票收盘指数，Pt-1为第t-1日的股票收盘指数。

（2）时间段的选择。我们根据美国次贷危机的时间，把这个过程分为三部分：一是2006到2007年初为非危机阶段；二是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末为次贷危机阶段；三是2009年中起为次贷危机后阶段。

其中，为了减少次贷危机后仍然存在的余波影响，本文把次贷危机后阶段从2009年4月开始计算，而不是从2009年1月开始计算。为了减少次贷危机前市场可能的预期对整个过程中的影响，本文也将2007年7月的数据剔除，以减少其中的干扰影响。

3. 实证检验。将以上数据用相关系数检验法实证检验如表3。

次贷危机后的相关性数据表明：

（1）与次贷危机时期的数据比较，欧洲国家与美国的相关性大幅降低，说明欧洲国家已经基本走出次贷危机带来的影响。任泽平（2012）对比大萧条和次贷危机时表明，由于次贷危机初期，美国采取了及时有效的货币政策，高风险的金融机构被收购或被国有化，金融危机影响就逐步减弱，中后期以经济危机为主。次贷危机初期，美联储吸取了大萧条的教训，其掌舵人又是以研究大萧条闻名的伯南克，从2007年8月便开始连续向金融市场直接注入流动性，并于9月份开始大幅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还创新性地推出了短期拍卖融资便利（TAF）、短期证券借贷便利（TSLF）等工具多角度地支持市场流动性，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危机，避免了金融机构的大规模挤兑和破产风潮。次贷危机受两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大规模减税计划提振，美国经济在2010年底已经走出低谷，新兴经济体甚至由于刺激过度在2010年初出现了短期过热迹象。因此，次贷危机对世界各国的冲击程度大小不一，又由于救助及时，影响程度远小于大萧条，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国内的改革动力较小，事实上的改革力度也较弱，造成次贷危机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反而由于刺激计划埋下了新的风险。周舟（2012）研究也发现至2009年4月，美国次债危机的影响已经基本消退。次贷危机后欧债危机前的相关系数数据也再次表明，次贷危机对欧洲各国的影响已经减弱。

（2）与非危机时期的数据比较，欧洲国家在欧债危机前的相关性基本又回到了非危机时期，说明了次贷危机带来的影响已经消失，而非危机时期的数据是相对稳定的。欧洲各国的相关系数又回归到了次贷危机前的非危机阶段的状态，这也说明了非危机状态时期的相关系数的稳定性，说明这个数据作为检验的基础是可靠的。朱芷娴（2012）研究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原因是分析，次贷危机后政府去杠杆化使各国债务负担加重，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刺激经济增长的宽松政策。欧元是超货币，欧元区各国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一切货币政策由统一的欧洲央行制定，因此各国对自己的利率没有自，对汇率没有调控能力。这说明欧元区国家在次贷危机后由于没有货币自，从而不能采用不同的货币刺激政策，促进其经济超速发展。因而这也是欧元区国家的相关系数恢复到非危机前阶段状态的原因。欧元区国家没有因为各国采用不同的货币政策，而使得各国的相关系数进入一个新的平衡状态。

（3）欧债危机前的相关性数据也进一步说明了欧债危机的金融传染将是相对独立的，没有次贷危机的混合传染或继发传染效应。由于次贷危机走出困境，使得欧元区国家相关系数回复到非危机阶段的状态，这也说明了欧债危机已经走出了次贷危机的阴影，在欧债危机阶段的相关性是由于欧债危机爆发的自身传染而导致的改变。欧债危机的相对独立性也是欧债危机传染表现出独特的特征的保障。

四、 美国次贷危机对欧债危机中金融传染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是检验两者时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方法，通过比较F值来进行检验。在欧债危机中传染源主要是欧猪五国，而如前文分析，美国次贷危机也是造成欧债危机爆发的因素，我们试图通过Granger检验的结果来分析美国在欧债危机中对各国的影响。

我们将欧债危机按时间段划分成开端、发展、蔓延、升级和扩散五个阶段。

验证结果如表5。

从表5可以看出，在欧债危机的开端阶段，美国几乎影响了其他所有国家，而美国同时没有受到任何国家的影响，说明美国此阶段对欧债危机的金融传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而在欧债危机的发展阶段，美国已经几乎不影响其他国家，蔓延阶段的影响力也较弱，在危机升级的阶段，美国又开始较多的影响到其他国家，而到了扩散阶段，美国的传染影响力又减弱。

美国在欧债危机爆发的开始会对危机的金融传染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随后就不再起主要作用。这表明欧债危机的金融传染是相对独立的。

五、 结论

本文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说明欧债危机的金融传染是相对于次贷危机是独立的现象。第一个方面是在欧债危机的外界环境影响分析中，提出了欧债危机与次贷危机的本质区别，次贷危机是私人部门的，而欧债危机是政府公共部门的；次贷危机对经济的影响是短暂的，对汇率的影响也是短暂的；第二个方面是从欧债危机前次贷危机后的阶段的相关系数比较，也说明了相关系数基本回复到了非危机阶段，说明了次贷危机对欧洲国家的影响减弱；最后用Granger检验方法，再一次说明了在欧债危机期间美国对欧元区各国股市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得到了一致的结论，就是欧债危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事件，而其金融传染也是出自自身原因而产生的，不是由于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也不是与次贷危机联合造成的。这说明欧债危机金融传染所表现出的特征也完全是由于欧债危机自身产生出来的独有的特征，欧债危机金融传染的研究也将具有其独特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董丽.欧洲债务危机的起因—影响及启示.云南财经大学学位论文，2011：21-22.

2. 宋学红.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演进—影响与应对措施研究.吉林大学学位论文，2012：41-43.

3. Reinhart C. M.，Rogoff K. S.From Financial Crash to Debt Crisis.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Cambridge， March，2010.

4. 王汉儒.欧债危机爆发根源的再思考——基于国际货币体系视角的分析.当代财经，2012，（11）：46-54.

5. 刘亮.美国次贷危机对欧洲债务危机的传导效应研究.南方金融，2011，（12）：61-65.

6. 陆静，郑晗.次贷危机期间国际资本市场传染效应研究.国际金融研究，2012，（5）：83-91.

7. 任泽平.两次大危机发展过程的比较与启示.经济与管理评论，2012，（6）：18-20.

8. 周舟，董坤，汪寿阳.基于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的金融传染分析.管理评论，2012，24（2）：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