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篇1

2月6日，贵州印发《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7年-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这是国内首个省级层面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我省发展数字经济的优势是什么？

谢晓尧：贵州的优势总的来说有4个方面，一是战略优势，国家大力支持，数字化发展态势逐渐形成。先后获批建设全国首个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试验区，获批宽带乡村、远程医疗、物联网重大应用等试点示范，在大数据方面相继出台《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若干政策的意见〉》等系列相关文件，为发展数字经济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是资源优势，数据加速累积，应用模式和种类不断丰富。全省数据中心服务器承载能力达37万台，安装使用服务器5.1万台。云上贵州系统平台已承载481个应用系统，三大电信运营商贵安数据中心正式投入运营，数据共享开放实现突破，云上贵州政府数据共享交换平成升级改造，完成353个数据资源目录的梳理和170个数据集上云，共享数据集118个，108家网站与省政府门户网站实现数据交换等。

三是环境优势，软硬生态良好，发展条件和氛围持续优化。我省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生态和气候条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和宜居宜业环境，推动大数据等新经济形态发展，开展大数据先行探索，营造全社会关心、重视、参与大数据发展的氛围，形成全国大数据“试验田”的先行优势和数字经济发展良好的环境优势。交流合作环境不断优化，贵阳数博会成为全球数字经济领域重要的高端交流平台，中国痛客大赛、中国“云上贵州”大数据商业模式大赛等一批创业创新平台不断涌现。

四是后发优势，发展速度加快，为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空间，我省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和城镇化带动主战略，经济加速发展、综合实力快速提升，工业实力明显增强，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旅游业井喷发展，一些优势产业在全国地位夯实，全省在西部地区实现了赶超进位的历史性突破，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五年位居全国前列。

发展“四型”数字经济

《规划》中提出了发展“四型”数字经济，“四型”所对应的经济业态是什么？

谢晓尧：“四型”经济即资源型数字经济、技术型数字经济、融合型数字经济、服务型数字经济，是贵州发展数字经济的主要内容。一是资源型数字济，主要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挖掘、数据可视化、数据交换交易等领域产业。这部分对应大数据核心业态部分。二是技术型数字经济，主要是数字技术硬件产品研发制造、软件开发和技术服务，包括智能终端产品、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网络通信服务、数字安全等技术领域以及虚拟现实、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等领域产业。这部分对应大数据关联业态部分。 三是融合型数字经济，包括数字技术与一、二产业的融合应用，智能制造、数字农业、智慧绿色能源、区域特色产业数字化等新型业态，促进产业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和提质增效，形成数字融合型经济新增长极。四是服务型数字经济，包括数字技术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积极培育数字化、网络化的现代服务产业新业态，着力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再造数字消费“新蓝海”。

当前，我省正深入推进大数据战略行动，发展数字经济和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是什么关系？

谢晓尧：数字经济有很强的大数据特征，我们用大数据战略行动统揽数字经济发展，把数字经济作为我省大数据战略行动的重要方向，作为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建设的重要内容。

项目“牵引”培育市场主体

《规划》不但提出了我省数字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而且明确了四个支撑性目标。怎样才能实现这些目标？

谢晓尧：主要以六个方面为抓手：一是抓信息基础设施。大力提升现代信息网络发展水平，加快形成宽带、泛在、融合的信息基础设施体系，构建数字流动新通道。二是抓发展载体。以创建贵安数字经济部级创新示范区，打造贵阳数字经济示范城市、遵义数字端产品制造集聚区，建设贵阳-遵义-贵安数字经济核心引领带和一批省级数字经济示范基地（园区、小镇）。三是抓重点项目。每年谋划、和实施一批引领性、应用性、支撑性的数字经济重点项目。四是抓融合应用。抓各行各业的大数据应用，抓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推动转型升级。今年我们将实施“大数据+产业深度融合行动计划”，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促进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经营模式创新，重点建设120个典型示范项目。五是抓企业培育。千方百计打造一批引领企业、龙头企业，培育一批中小微企业。六是环境营造，持续营造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验田”环境，让企业愿意来贵州投资、创业，愿意来贵州试验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篇2

如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及移动网络技术等方面的加速创新应用，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领域的日益渗透，以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孕育出全新商业模式和经济范式，带动全球化发展步入以“数据要素”为主要的动力，对数字经济发展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潜能的挖掘成为了当前各个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我国也不例外。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我国明确提出了要重点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想实现数字中国的建设，发展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新兴产业，离不开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和实体经济四者的结合。我国在2017年首次将数字经济纳入两会报告之中，并且订下了要促进数字经济增长的目标；而2019年两会在相关的报告中又一次对强大数字经济进行了强调。国家层面对数字经济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2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核心问题分析

2.1数字经济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能级有待提升

数字经济是一种融合性经济，其价值主要体现在赋能，即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和社会领域，促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数字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其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作用正在显现，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三二一产业的逆向渗透特征显现，即第三产业数字经济发展迅速，而第一、二产业则相对滞后；数字经济在生产和消费的区域发展并不均衡。相关的资本大量涌入生活服务及消费方面，而在核心技术环节的应用与相较于发达国家还有着很大的距离。

2.2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能力仍需进一步挖掘

推动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和领域的深入融合，是促进我国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方向，但目前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仍存在以下障碍：一是利用数字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面临较高壁垒。囿于数字化改造初始投入和追加投资成本大、回报周期长、试错成本及风险大，企业内部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不足等因素，传统产业利用数字技术的动力仍显不足。二是新兴产业的发展快、体量小。分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模式的发展迅速受到自身规模的限制，对于经济发展无法起到预期的支撑作用。三是相关技术的作用滞后性强。数字技术的发展会诱发生产模式和方式的改变，还可能对一些传统产业造成一定的冲击，这就需要相关的组织必须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后才能够得到数字技术的正向收益。

2.3核心技术、设备和标准等受制于人，数字人才面临结构性短缺

我国数字经济领域核心技术、设备和标准等受制于人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观。美国制裁中兴、华为事件更提醒我们，核心技术、设备和标准受制于人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大隐患。随着数字经济转型在各个行业中的推行逐渐深入，对于相关技术的应用也愈加广泛，劳动力市场对数字人才需求会急剧增加。一是各层面数字顶尖人才及兼具行业经验的跨界人才供不应求,远未满足当前数字经济融合产业的发展需求；二是数字人才主要分布在传统的信息通信基础产业，新兴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及智能制造等领域数字技术人才短缺；三是初级技能人才培养跟不上需求,相关教育培训滞后,导致初级人才难以成长为高级技能人才。

2.4局部过热现象突出，放大实体经济风险

一方面，近年来数字经济第三产业，尤其是生活服务领域出现发展过热现象并引发诸多问题。资本市场对娱乐、送餐、直播等低技艺需求的有关行业的期望较大，就2016年来看，与餐饮有关020企业的融资超过了三十亿美元，“资本入冬”之后有数千家凭借“烧钱”维持的企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相继倒闭。在另一方面，对于数字经济来说，其行为、主体、环节相对比较复杂，其联系也就更加紧密，所以当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时就可能影响到整个经济体系。例如互联网金融中风险的潜在性和隐蔽性导致参与者不能够及时进行判断，当风险发生时，整个的金融体系都可能受到威胁。

2.5数字经济市场发展秩序急需规范，政府治理能力和方式亟待提升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及新模式、新业态的不断涌现，对经济社会产生颠覆性影响的同时，也引发一系列治理难题。传统经济活动中尚未解决好的问题在数字经济时代又被进一步放大。新老问题交织叠加进一步加剧了治理复杂性。一是制度规范明显落后于市场发展，数字经济市场乱象不断显现。一方面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线上线下问题聚合交错，线下不规范问题在线上被快速复制放大。另一方面新型经营不规范问题持续涌现，而政府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先发展后规范现象。二是政府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及方式亟待优化创新。一方面数字经济突具跨领域与跨地区发展特点，条块化与属地化分割的传统管理体制已不适应其跨界融合发展的新态势。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新业态迭代迅速，同现有法律滞后矛盾愈发突出，给监管与行业规范发展带来问题。同时，治理对象数量庞大、违规行为类型多样化，事前审批为主的治理方式和靠人力集中检查的治理手段难以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需求。

3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生态体系构建建议

3.1构建数字经济创新体系

我国应当着眼于前沿科技，从而发展高端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所占优势较大的技术，对“核高基”等薄弱部分进行克难攻坚，对“大云物移”等新型技术进行不断的创新；从而促进技术的融合和发展，推动垂直产业技术及数字经济之间的结合，对于智能制造、机器人、能源互联等一些兼容性较强的领域进行改革创新，以推动其进一步发展。塑造全面创新格局，推进商业、生产、服务与管理等模式的创新，不断培育发展数字经济的新产业、新业态。对于主体创新力的激活，适宜采用开办适用于各类主体、线上和线下结合的开放式网络。对现有的体制进行优化，打造出科技设施与创新资源可以开放和共享的优质平台，对数字经济方面的创新成果进行优化、保护和分配。

3.2构建数字经济人才培养体系

建立数字经济人才需求监测与预警机制，根据数字经济技术、管理、运营等全产业链发展的实际人才需求，及时调整各级各类人才培养与引进结构。将数字素养教育纳入各级基础教育体系，依托技校和企业实训培养数字化转型所需的基本人才，依托科研院所和高校培养带动数字技术突破发展的高端科研人才，满足其发展对各层次数字人才的不同需求。结合现有人才引进政策及需求状况，制定专门政策加大对数字经济发展急需人才，尤其是顶尖科研人才的吸引力度。

3.3构建数字经济产业体系

建议相关部门加快制定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规划，围绕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和深度融合，聚焦数字前沿技术进步与应用所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加强新技术、新标准、新体系的产业应用，如以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产业生态为核心，推进关键技术产品及解决方案的设计应用。构建开放的生产组织体系，形成网络化、集群化协同分工格局，推动新模式、新业态的产业应用，打破企业边界，促进技术、设备和服务共享等。

3.4构建数字经济市场体系

推动数字经济中数据、技术、人才等各类要素的市场化发展，加快构建数据交易市场，健全数字技术交易市场，强化资本市场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撑。着力构建公平竞争、包容有序的市场秩序，清除市场壁垒，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创新发展，营造线上线下公平竞争的环境。

3.5构建数字经济治理体系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篇3

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一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实现跨界发展，打破时空限制，延伸产业链条，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二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三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牵住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尽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战略布局，加快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要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要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提高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要做好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加强形势研判，抓住机遇，赢得主动

 

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8日下午就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行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教授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了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了他的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拓展网络经济空间，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较快、成就显著。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在支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恢复生产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一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实现跨界发展，打破时空限制，延伸产业链条，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二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三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牵住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尽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习近平强调，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战略布局，加快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要全面推进产业化、规模化应用，重点突破关键软件，推动软件产业做大做强，提升关键软件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

 

习近平指出，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产业深度融合，加快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要推进重点领域数字产业发展，聚焦战略前沿和制高点领域，立足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增强产业链关键环节竞争力，完善重点产业供应链体系，加速产品和服务迭代。

 

习近平强调，要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要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公平竞争监管制度，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要纠正和规范发展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和做法，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依法查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要保护平台从业人员和消费者合法权益。要加强税收监管和税务稽查。

 

习近平指出，要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提高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完善主管部门、监管机构职责，分工合作、相互配合。要改进提高监管技术和手段，把监管和治理贯穿创新、生产、经营、投资全过程。要明确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和义务，建设行业自律机制。要开展社会监督、媒体监督、公众监督，形成监督合力。要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要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就涉及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要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主动参与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开展双多边数字治理合作，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及时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篇4

直销银行的发展方向是数字银行，数字银行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手段再造银行业的运营体系，从根本上实现商业银行从部门银行到流程银行的转型。目前，数字银行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其经营环境、金融功能、商业模式和发展路径还没有成熟或定型，和理想的数字银行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根据金融科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研究数字银行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数字银行的经营环境

数字银行是在新经济和新金融环境下运营的新型银行。新经济条件下，互联网成为基础设施，个人数据成为生产资料，数据资产在资产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新经济催生新金融为之服务，综合交易账户和法定数字货币是新金融最终形成的主要标志。

个人数据驱动的“新经济”正式确立

“新经济”理论在美国诞生20多年来，一直伴随着质疑和批判。在当今的在线社会，由于使用成本大幅降低，便利性大幅提高，互联网在全球大规模使用并普及，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基础设施。互联网基础设施上，留下了大数据沉淀，自然沉淀的数据成为生产资料。以公共服务的形式在云端对大数据进行计算，数据变得有价值、可利用。有了互联网这项基础设施，数据这项生产资料，计算这项公共服务，“新经济”才名副其实地得以确立。

“新经济”在数理环境下运行，依托于网络平台及其账户体系，边际交易成本趋近于零，交易效率有超过生产效率的趋势。相应地，经济活动的中心逐渐从生产转向交易，经济主体也从生产主体（企业）转向交易主体（个人或家庭）。“新经济”是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济形态，在微观上则表现为数据驱动的企业业务流程。比如，阿里、腾讯和百度等互联网企业便是以平台上沉淀下来的个人数据为核心，开展相应的电商、社交网络、搜索以及衍生场景金融服务。2011年，世界经济论坛《个人数据――一种新资产的崛起》报告，将个人数据作为“最新的经济资源”，列为“新的资产类别”。专利、文艺品等人类高智力成果都已实现资产化，在新经济时代，个人大数据等低智力成果也会实现资产化。包括个人数据在内的数据资产规模呈指数级膨胀，在资产结构中逐步超越了权益性资产和实体性资产，资源稀缺性在新经济中将不再是中心议题。

账户与货币革命推动形成新金融

新经济必然有新金融为之服务，金融根植于货币，新的账户和货币形态是新金融的标志。新经济时代，网络账户是用户连接互联网的通行证，是包含用户信息价值和货币价值等个人数据的综合载体。网络账户集成了用户货币资产和金融资产，不仅能够集成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还能提供内生于网络交易的一站式集成金融服务，成为用户货币活动的大本营。中国的网络账户服务于网络交易，并衍生出支付结算和理财等金融功能。在西方发达国家，网络交易的支付结算主要由信用卡承担，并未衍生出大规模的银行账户之外的网络支付账户。目前，我国的银行账户依托于银行柜台开立，没有网络交易的基因或场景。银行账户与网络支付账户一样，都有向综合交易账户发展的趋势。

账户与货币具有天然的联系，账户革命必然伴随着货币革命。货币形态由纸币演化到电子货币之后，不同层次的货币实现了快速、低成本相互转化，现金、活期存款等预防性货币需求大幅减少。诺贝尔奖获得者西姆斯认为，随着技术进步，各种类型的资产都将有可能用来结账，成为货币。货币与金融资产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金融产品（或投资品）逐渐具有类似传统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即金融产品货币化。比如，在中国引发互联网金融热潮的余额宝等“宝宝类”货币市场基金，实际上就是基金货币化的一种表现形式。随着互联网支付和数字加密货币的发展，分布式记账技术解决了交易中的信任问题，实现了价值的点对点传输，进一步弱化了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强化了其价值尺度职能。数字货币是新经济中的账户货币，未来的数字货币就是一种价值符号、一个精密的记账系统。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将基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申请到数字货币后，提供货币流通与应用生态体系构建服务。

数字银行的金融功能

现代金融功能理论认为，金融系统具有六项基本功能，即资源配置、支付结算、风险管理、提供价格信息，以及储备资源和所有权分割，创造激励机制。数字银行不仅发挥信用中介功能，还将以市场信用和信息中介功能为主，朝综合化方向发展。

从信用中介到信息中介

信用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商业银行凭借长期积累的信用优势、信息优势和资产转换能力，承担着信用中介、支付中介、风险管理和货币创造等金融中介功能。其中，信用中介最能反映其经营活动特征，是最基本、最核心的职能。这是因为银行经营具有规模经济效益，显著降低了资金融通的交易成本，缓解了信息不对称及其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大幅提升了交易的可能性。但是，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的新经济确立后，数字技术削弱了银行信用中介职能赖以生存的基础，拥有丰富账户数据的网络平台已经在一些领域替代了这一职能。银行的存款资金被大量分流，支付中介和融资中介职能受到冲击和挑战，而这些冲击的实质是信息和数据的冲击。在这个过程中，银行的信用中介职能逐步弱化，而信息中介职能逐步强化。商业银行要巩固和发展中介功能，需要从信用中介向信息中介升级。最终的理想状态是，数字银行提供交易撮合和风险管理等信息服务，不再需要资本来充当风险缓冲，从而，基于信用中介的利差收入下降，基于信息中介的服务收入在主营业务收入中占绝对主导地位。在数字银行发展的过程中，商业银行由信用中介转型为信息中介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主要依靠电子渠道和自助渠道提供投资理财服务的直销银行。直销银行是数字银行的初期形态，银行的资金端实现了从线下向线上的迁移，更加安全便捷地满足了长尾客户长期被压抑的投资需求。第二阶段，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推动下，基于数据获取资产的数字银行产生了，银行的资产端实现了移动化、数字化转型，为客户提供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等嵌入式场景金融服务，融资的成本降低了，流程简化了，风险透明了，如中国的微众银行、美国的Simple定位为平台中介，连接借贷双方，提供风险管理和贷款管理服务，就是信息中介的雏形。第三阶段，当远程开户得以实现，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广泛应用，法定数字货币在全社会普遍推广，社会征信体系发展完善，数字银行也会进入成熟发展阶段。这时，银行将突破信用中介模式下风险偏好、资本约束和运营模式等约束，主要作为信息中介连接资金端和资产端，双方的法律关系主要表现为直接借贷和收益权转让两种模式。数字银行将通过融合了各类金融账户和生活场景账户的统一综合账户，为客户提供资源配置、支付结算、风险管理（财富管理）和价格信息。

从银行信用到市场信用

在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和市场信用相继出现，至今仍发挥着各自的作用。银行信用通过存贷款机制延伸出货币创造功能，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几乎成为唯一的信用机制。新金融在我国的迅猛发展突破了银行信用，展现了市场信用的巨大魅力。这是因为，互联网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了风险定价和风险管理效率，拓展了交易可能性边界，改变了金融交易和组织形式，本身就可以定义为“金融市场”，并趋向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对应的无中介或市场情形。所以，新金融是资本市场对银行信用“脱媒”以来的第二次“脱媒”，第一次脱媒主要在传统银行的资源配置即融资功能方面，第二次脱媒则在支付结算、风险管理和价格信息提供职能方面。数字银行作为新金融的一种组织形式，同时承担了中介和市场职能。一方面，突破了传统银行信用对财务报表的依赖，侧重于观测和计算在线交易行为数据，更加依赖于数据驱动的“市场”信用。另一方面，数字银行通过货币市场基金、资产证券化等传统影子银行模式开展货币转移型信用活动，通过交易资产、同业资产、投资资产等资产负债表中的“银行影子”模式开展货币创造型信用活动，这些在本质上都是市场信用。数字银行的市场信用功能主要体现在，为客户提供个人数据资产（含数字货币）和债权类资产交易，为交易双方提供交易价格信息。一是个人数据资产交易。如前所述，新经济的资产结构中，数据资产将超越权益性资产。当前，个人数据产权不清，谁采集谁拥有，数据管理分散、混乱，数据开放、流通困难。个人数据资产与货币资产都是个人财产，当法律明确个人数据的所有权归属于个人后，底忠行便能解决交易规则和定价等问题，通过建立个人大数据资产管理与运营系统，提供数据确权、汇聚、管理、交易与增值服务。二是债权类资产交易。在我国金融改革的过程中，公司和企业债券、地方政府债券等将发挥直接融资工具的作用，直接向企业和居民销售。数字银行的发展方向则是进行债券的发行销售、信息披露、市场询价和债券交易等。同时，在银行间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市场以外的场外债权资本市场，大量信用评级在2A以下的企业有融资需求，数字银行将承担这类非标准债权资产及其证券化工具（含理财业务）的发行、交易和流转，成为多层级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环节。三是提供价格信息。这是一项重要的金融功能，展现了信息中介和市场信用的交易中介职能。数字银行提供资金价格和资产价格，并为交易双方提供最优的基于完全竞争的竞价机制。这种价格形成机制解决了传统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约束问题，丰富和完善了传统金融的“价格信息提供”功能。

结语

数字银行随着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的新经济而兴起，是直销银行新的发展阶段，不仅实现了零售银行从网点分销到线上直销的渠道变革，而且应用金融科技手段再造银行业的运营体系。新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从企业这个生产主体转向个人或家庭这个交易主体，个人数据实现资产化，数据资产超越权益性资产，在资产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数据成为生产资料。当前，承载个人大数据的网络综合交易账户逐渐孕育成熟，当法定数字货币在全社会普遍发行、推广的时候，新金融格局便最终成型。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篇5

当前，以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为代表的分享经济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发展，基于网络信用积分免押金租单车、租房等新兴方式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在杭州街头，一座座新出现的无人超市吸引了不少市民的目光――从闸机进店，扫二维码，将所需商品放入购物车，经过两道结算门就完成了支付。“不用带现金，商品拿了就走，这样的高科技很有趣，也让购物变得很方便。”一位女士告诉笔者，实际上，现在在杭州，无论是停车场停车还是上街买菜，都无需现金，只带一个手机就可以完成支付。

在电子支付领域处于全国领先行列的杭州，成为我国数字经济繁荣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我国，“互联网+”的热潮推动了数字经济领域形成一波创业创新浪潮，互联网行业在数字经济中的占比迅速提升。以2016年为例，我国信息通信服务业收入超过2.1万亿元，同比增长11.5%，其中基于互联网业务收入突破1.3万亿元，同比增长28.7%，占全行业比重由2010年的21%提升至2016年的63%，全面成为信息通信行业发展的主导力量。

在数字技术的带动下，互联网平台不断涌现，并渗入到商贸、生活服务、交通、工业等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在消费领域，支付手段从实体货币、信用卡到目前移动互联网支付手段日益普及；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催生了分享经济，单车、汽车、住房、雨伞、充电宝等分享租赁平台逐渐兴起，为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便利。

从世界范围来看，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全球经济形态逐渐发生变化，世界各国和企业纷纷开启数字化转型之路，发展通信基础设施，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经济实体迅速壮大。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球市值最高的10家公司中，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Facebook五家属于数字经济范畴。

腾讯研究院研究员周子祺表示：“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能够带动GDP，也能促进各个相关产业发展，从而推动就业结构优化，成为未来就业增长的重要领域和创新创业的重要空间。”

目前来看，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正在逐渐成为热点，在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等地，机器人工业、3D打印、生物识别、量子计算、再生能源等技术也有了一些实践。未来，技术的进步将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发展。

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

当前，不少传统企业开启了数字化转型之路。传统建筑机械企业三一重工大力开发工业互联网平台，如今已接入超过23万台设备，实时采集近一万个运行参数，能为客户提供精准的大数据分析、预测、运营支持及商业模式创新服务。

专家认为，产业融合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正在加速向传统产业渗透，增强融合效应，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特别是新技术推动了物联网的迅速发展，加速了线上线下融合，并引发数据爆发式增长。目前，海量的数据已经成为重要资源，创造价值的潜能大幅提升。

在制造业领域，网络物理系统技术日益成熟，越来越多的企业构建起虚拟产线、虚拟车间、虚拟工厂等，实现产品设计、仿真、试验、工艺、制造等活动在数字空间完成；在流通领域，线上线下的融合发展丰富了市场竞争手段，重塑了零售模式，也创造了大量新业态。

“近年来工业互联网已成为主要工业国抢占国际制造业竞争制高点、寻求经济新增长点的共同选择。”中国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中心主任赵仲海指出，“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的倍增效应已开始显现，基于互联网的创新创业新载体不断地涌现。”

除了传统企业外，社会管理治理模式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例如交通领域互联网企业掌握的交通实时数据、用户评价信息等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价值。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也在加快数字化转型，通过技术创新使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更为优化。如教育方面，多地已经建成了覆盖广、多层次的教育信息化系统，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达到85%；社保方面，以“电子社保”工程建设为突破口，推动社保服务向网络化数字化转变；“互联网+政务服务”在各地得到实践，网络平台让事务办理更加快捷、方便、透明。此外，数字基础设施的概念也在不断推广，例如安装传感器的自来水总管、数字化停车系统、数字化交通系统等也在探索实践中。

数字经济发展还有一些瓶颈

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过程中，仍然有一些问题出现。目前，存在区域、行业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提升改造过程中，仍面临较高壁垒；由于市场发展领先于制度规范，还出现一些恶意复制初创企业模式、非法运营等不正当行为。

对于新兴产业的发展，既要激发市场活力，也要加强政府治理管理。由于数字经济发展跨领域、跨地区特点突出，平_企业成为新的主体，传统监管难以适应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这就需要规范企业平台责任，在市场准入监管等方面加强政府治理，通过法律法规建设填补立法空白，规范企业市场行为。

对于数字经济的区域、行业之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不少专家认为，当前最大的发展瓶颈仍在于数据的互联互通。中央企业联合会研究部副主任缪荣表示，目前行业内、部门间、地区乃至国家间的数据融通难度大，政府部门应该首先克服体制机制障碍，开放共享部分数据，在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为企业和老百姓提供更多便利。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篇6

自2015年正式提出“互联网+”以来，我国先后推动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2016年)、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2017年)、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18年)、“智能+”(2019年)和新基建(2020年)等一系列战略举措，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由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逐步迈入了数字经济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创新驱动要素发生了重大改变［1］。这为占全国人口68%、国土面积占90%、GDP占41%(2019年)的国民经济基本单元［2］———县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多重挑战。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在新时代、新形势、新趋势下，推动数字经济赋能县域经济发展，加快县域经济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创新发展步伐，成为了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

一、数字经济时代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

(一)新的经济发展体系给县域经济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随着“新基建”的大力建设与推进，以5G、AI等为代表的智能技术催生了新的经济发展体系:1.市场资源配置出现新要素。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携同算法、算力共同赋能物理世界(主要是机器)，物理世界将替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人类将进入“数字生产力”新经济时代。2.竞争要素和机制出现新规则。竞争要素已由传统的资源、产品、技术、服务等过渡到生态圈体系竞争时代，市场竞争要素资源将向数字经济体系无限集中，将改写商业经济竞争的规则，传统经济管理被强中心、共生化、无边界、自驱动的数字经济全方位取代。3.经济发展出现新趋势。传统经济形态将与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建立起高度耦合“数字联姻”关系，传统组织、物理世界将在数字化进程中进化出“智能生产力”、“智能生产关系”及“智能产出”的新型经济关系，传统经济的智能数字化转型将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并产出新型智能产品，新的经济发展体系将给县域经济带来全方位的机遇和变革［3］。

(二)县域经济统计和核算面临重大调整和冲击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创新和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和产品表现形式，创造出了诸如共享经济、共享知识等新型产品、新型消费和新型收益的综合经济形态和数字化产品。而现有宏观统计体系已经无法完全对具有跨界融合、免费服务、动态创新等特征数字和被数字化提升的产品与活动所带来的增加值进行准确的捕捉和计量［4］，这对我国传统统计、税收和财政管理体系提出新的重大挑战，国民经济统计与核算体系面临重大调整［5］。而县域在数字技术、数据积累与规范、新产业规模与集聚能力等方面与市域城市或发达区域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面对新型统计与核算体系的完善、实施和推广，县域经济发展的数量与质量都将面临不利的局面。

二、数字经济时代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传统生产要素运用不足及固化依赖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依赖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先后交替及转换从而获得竞争优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型发展。但由于不同县域发展水平和条件的差异，传统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发挥，诸多县域经济发展出现了“木桶效应”现象。同时许多县域对传统生产要素产生了“刚性”依赖，这严重束和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随着土地资源日趋紧张、劳动力红利逐渐消失、资本门槛逐年提高、环保标准日益提高等一系列发展条件的变化，传统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已无法适应新常态下数字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县域经济发展面临两难选择。

(二)数据要素发展积累和沉淀不够为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需要，许多县域先后推动诸如智慧县域、数字县域、数字政府等的建设，除了在物流、交通、基础配套等数字化硬件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提升外，还将线上线下数字化产品市场的触角伸向了偏远的乡村，网上购物、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等数字化场景进入并深刻影响县域人们的日常生活。县域数字化建设及数字化产品催生了海量的数据，但相比需求相对规范、采集技术成熟、应用场景系统、渠道兼容较好的一、二线及中心城市来说，由于应用需求、采集技术、数据管理等方面的先天不足，县域内绝大多数的海量数据呈现碎片化、无序化、失联化的特点，处于“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无处可用”的“流浪”状态，规范、有序、标准的数据积累和沉淀明显不够，县域经济智能化发展先天不足。

(三)新型经济形态发展的系统性不足数字经济的本质是以数据流动的智能化来解决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以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其经济形态主要表现为消费端和供给端的高效协同和精准匹配。但目前我国县域经济供给端与消费端存在明显的失衡和不匹配:在消费端来说，县域经济范围内拥有较大规模的网购人群和网络零售、快捷便利的快递物流及移动支付体系;但在供给端来说，县域普遍存在全球知名品牌缺乏、精准营销不足、产品定位不准、数据驱动产品不足、数字化制造能力偏低、柔性生产和定制化生产能力供应链体系不完善等诸多问题，新型经济形态发展的内生动力及韧性严重不足。

(四)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理念与思维“误区”1.认知误区。数字经济要求县域治理进行创新和适应、跨越不同领域技术、传统创新方式等诸多改变和适应，因此普遍存在害怕、惶恐、抵触、轻视的倾向和情绪，对数字经济的本质、趋势、应用等认知不足。2.思维误区。受传统思维惯性和现实情境双重因素影响，出现了一方面轻视数字经济的引领创新作用，而另一方面则认为领数字经济无所不能的两种极端思维。3.实践误区。在推动数字经济过程中，县域政府普遍存在过于追求国际前沿水准、打造大型新型商业生态而普通民众却对发展数字经济“孤陋寡闻”、参与度较低的不对称情境。同时许多县域过于谋求县域范围内全方位的智能发展，没有充分考虑到自身的特色与差异，缺少问题导向的思维转变。

三、数字经济时展县域经济的途径与方法

(一)解放思想，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理念与思维创新1.服务县域经济发展大局。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是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和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因此县域数字经济发展要树立人本理念、惠民理念、可持续发展等理念，所有的智能产业、技术、产品等均要以县域内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出发点和归宿，特别是要紧紧围绕并服务于乡村振兴、美丽乡村、扶贫攻坚等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发展大局。2.坚持问题导向。不同县域的发展均有其自身优势和不足，推动县域数字经济发展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县域面临的痛点和难题，运用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式方法予以解决，谨防“两张皮”现象再现。3.创新县域管理方式。推动县域管理从传统自上而下的管理思维向多元包容的管理方式改进，关注用户思维、流量思维、大数据思维、平台思维等，满足并达成县域管理过程中多方的利益需求，实现共赢共享。4.树立全生态思维。在推动县域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一味求大求全，要在夯实数字基础设施、营造数字转型环境、完善数字化积累等多个方面构建数字智能产业生态体系。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篇7

中央政治局提出要加快推动国家规划中已经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5G、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这种新型基础设施，即新基建。在后疫情时代，由于病毒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巨大影响尚未褪去，全球经济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新基建建设要提速，可能带有更为广阔的考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当中，金融服务有着巨大的作用。在新基建背景下，金融服务对经济发展有何带动作用、如何发挥带动作用，非常值得思考与探索。

1新基建概述

1.1新基建

新基建区别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基建。工业经济时代，煤电油运等严重制约经济发展，从我国来看，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工业基础薄弱，人民群众生活艰难，基础建设更多的是为了改善民生，提高工业基础，当年流行的“想要富，先修路”道尽了基础设施的重要价值作用。进入信息时代，信息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开始影响经济发展。在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新基建这一概念。新基建的新主要集中在数字经济相关的产业行业，新基建对数字化、智能化的重视程度非常高，对信息技术领域的高新技术非常重视，这与不同时代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征相当。新基建更强调供需的平衡，这与传统基础设施明显不同，传统基础设施更加关注的是产业和供给端，新基建强调供给端的同时，也专注高科技的转化在消费中的应用。

1.2新基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由于我国数字经济飞速发展，传统的基础设施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经过多年的努力，全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完善。从GPRS演进为5G，5G已经走在世界各国前列，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促使下游应用规模越来越大，而上游技术研发的成本越来越低，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对于数字经济而言，发展风险越小，新基建中的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是数字经济的关键基础，作为上游技术研发和下游应用的中间环节，起到的作用将是非常显著的。当前国际经济发展中，5G以及信息技术相关的领域是全球技术和商业竞争的前沿，仅就5G而言，在数字经济中，哪个国家率先实现5G的成熟应用，显然会在未来技术和商业标准的制定当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若中国在5G领域率先突破，在数字经济下掌握的话语权越多，则获得的利益越多，对于伟大复兴显然具有重大价值作用。

2金融服务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2.1金融服务的作用

一方面，金融服务增加要素总量，使经济发展要素不断聚集，金融服务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本积累，而成熟的经济增长理论中，资本积累是最重要的基础条件。新中国成立以来，围绕中央银行的金融机制体制，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资本积累，当资本积累越来越多，显然在经济上就显现出强大的发展动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爆发式增长，离不开资本积累，因为没有钱就不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不行就不能积聚生产要素，营商环境就会比较差，投融资水平会比较低。如此就会降低资本积累，形成恶性循环，在金融市场上，通过直接融资或间接融资的方式来实现资本积累，通过资本的积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商业基础优秀，带来更多的投资，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另一方面，金融提高要素生产率，通过金融服务实现资本的优化配置。金融直接决定投融资的效率，即促使融资转为投资、储蓄转为投资。在金融机制不理想的情况下，很多资金是在转化成投资的过程中被浪费了，金融的发展本质就是要降低这种浪费，促使资金的有效配置，进而实现经济增长。而金融低效一般情况下是竞争机制缺乏或某些制度的制约。同时，金融在促进技术进步和技术成果转化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需要创新驱动，技术进步是创新驱动的关键，金融可以实现资本的优化配置，进而促使技术成果转化，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技术进步需要非常多的资金支持，而新技术的出现也往往带有巨大风险，金融可以分散风险，进而为技术进步提供支持。此外，金融业越发达，其产出越大，在GDP总量中的占比也会越大，同时会表现出第三产业快速增长，比重加大，按照现阶段产业结构调优中，第三产业比重加大，是产业结构优化的表现。金融在经济当中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的关系互为因果。当经济发展程度越高，越需要金融，同时通过金融的发展，实现资本的更高效配置，促使资本向高新技术产业倾斜，也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表现。

2.2金融服务发挥带动作用的表现

成熟的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模型当中均强调金融这一指标，金融对经济发展显然是不可忽视的一个要素。以往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导致市场运作效率低，因为人们在没有必要信息的情况下，不会贸然闯入市场，即便进入也抱着谨慎的态度，金融市场尤其如此。传统的解决方法是建立交易商制度，换而言之是建立金融中介机构，这些机构向交易者提供直接担保或间接担保，用以调整市场风险，进而降低人们的顾虑，促使金融市场活跃。例如证券市场，投资者并不能有效识别市场上的风险和投资对象的风险，在投资策略上会显得中庸，不会向发行证券的公司支付高额的价格，如此优良公司的证券价值就被低估了，而不良公司的证券价值却会被高估，要寻找到优良公司，就需要广撒网，一旦买中优良公司，就如同中彩票。但实际上优良公司并不一定愿意发行证券，但是不良公司一定愿意推销自己的证券。外部投资者不清楚情况，显然不愿意贸然进入，如此市场就会陷入停滞不前的窘境。而公司要发展需要资金，证券市场没有多少资本进入，就会导致证券市场不能成为融资的渠道，对公司发展不利。而银行作为金融市场上的大鳄，银行可以分辨信贷风险，但也有失手的时候，所以很多银行都将大型集团公司作为投资对象，保证可以获得较多的利润，而这又造成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困境。当信用评级机构出现，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开始消解，信息成为一个关键的要素，并形成一个产业，证券投资者和金融机构都需要这些信息要素，如此又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即恶意利用隐私信息。在新基建下，金融机构实现了转型，技术运用提高了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也提供了海量的数据支撑，对于投资者而言，利用新型基础设施，在信息获取上有了更好的渠道，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可以较为精准地分析判断公司的情况，进而为投资决策提供支撑。信息不对等的情况进一步消解，金融市场更加规范化，更有助于资本的优化配置。

3新基建下金融服务发挥带动作用的思考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当前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是在线化、生态化和智能化，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加快了数字化转型的节奏，远程办公、在线教育、无接触式服务、在线医疗等发展大大加速，无论融通各方面数据对疫情进行监测和态势判断，还是各企业依托各类平台拓展渠道，整合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实现组织管理创新，都可以看到政府精准管理以及企业高效运营需要的技术能力和数据资源，如此才保证了中国经济发展在疫情时期相对平稳。新基建侧重于连接工序两端，注重发掘消费升级带来的巨大市场潜力，推动技术创新。显然对于金融服务来讲，也需要在新基建背景下，实现快速数字化，当然金融业是数字化转型的前锋，新基建加速金融数字化转型，金融科技对业务进行全面赋能，在数据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科技与金融服务的结合越来越密切，数据驱动下的金融服务业务不断出现，传统业务也在与科技的融合中被重塑。数据支撑下，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将提高金融服务风控和监管能力，新基建促使数据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的全量数据进一步整合，并为业务提供更为准确的支撑，数据实时计算和人工智能能力的不断加强，将为业务提供更为有效的风险控制支撑和更为精准的营销机制，也对相关部门实现实时的金融监管提供了坚实基础。如此基于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向客户提供投资顾问服务，预测股票涨跌，现阶段Tensorflow、LSTM可预测股票未来五日开盘价、收盘价、最高价和最低价，使用RecursiveFeatureElimination和Pearson相关系数等进行多轮训练，移除若干权值系数特征，再基于新的特征集进行下一轮训练，保证稳定上升的准确性。现在股市标注清晰、数据量庞大，应用简单、直接变现，股市AI已经具备人工智能应用爆发的要素。在新基建背景下，金融服务业可直接发展直接融资、技术底层支持、合作、基础设施建设、供应链完善等方面，抓好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引进、研发或对外合作，提高技术赋能的能力，在技术赋能下，实现业务升级，推动线上线下的融合，配合当前时代经济发展需求，推出更多创新产品，抓住技术发展的机遇，提高运行效率和风控能力，借助信息科技公司的技术优势，结合行业海量数据、天然场景以及政府信用平台，制定高效评估信用风险的办法，突破金融服务行业逐步陷入的瓶颈。

4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基建背景下，金融服务也必须要加快数字化转型，促使金融行业组织全面转型升级，合理利用新基建的设施基础，发挥金融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实现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为此要配合业务发展战略，构建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规划，纳入数字化管理理念以及文化，配套数字化管理办法，并打造一支更加专业化的团队。以此保证金融服务可持续发展，并高效发挥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贺刚.金融创新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影响———基于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9(4)．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篇8

1早期经济理论视角下的“离散式”媒体规制：市场机制与科斯定理在传统的纸质与广播电视媒介时代，媒体的信息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物质媒介本身的传递以及随之形成的影响力，媒介的运作模式与相应的媒介规制都体现出了结点式、离散式的特点；不同的媒体基于其物理特征，各自为不同用户群提供信息服务，而未联接成类似于互联网媒体的、连续的“媒介场域”或形成渗透入个人生活的媒介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运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提升媒体运作和媒体规制的效率，成为了当时西方国家的经济学界与传播学界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他于1959年发表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FCC）”为经济学领域传统的产权理论研究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冲击了美国FCC规制传播媒体的传统模式，即基于委员会听证并颁布营业许可证，以分配广播频谱的频谱分配方法[4]。科斯认为，广播频谱的分配应该交予市场中供求关系的运作来完成。依据市场规律拍卖频谱资源，可以提高运营方优化服务的积极性，从而在现有资源的调配下使大众获得更高质量的信息传播服务[5]。在这一自由市场相互匹配的过程中，政府过多的干预和控制反而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一方面是公众的文化消费与信息需求没有得到充分地满足；另一方面则是频谱资源在低效率人为调配下的浪费。

不可否认的是，社会成本与负面外部性问题是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市场失灵的现象也在经济活动的部分特殊领域中时常出现，尤其是公共服务领域。科斯提出，在政府明确各方权利与义务的前提下，经济中的非效率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谈判与斡旋得到纠正，从而使社会效益趋于最大化。这也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6]。基于此理论可以认为：在媒体规制的过程中，政府、媒体运营商以及受众等各方因素可以在既有的权利义务关系中进行谈判和博弈，进而协调好信息传播背后的频谱等资源调配规则，达到政府规制、用户使用以及机构服务三者之间的纳什均衡状态。 

作为传统纸质与广播媒介盛行时代所提出的规制理论，科斯定理及其产权理论为广播媒介中的频谱资源分配提供了具有独特创见的宝贵方案。然而，作为经济学视角下的媒体规制理论，科斯定理着重理顺了媒介资源中的供求关系管理思路，但却并没有在信息传播的内容层面投入足够的关注。由此可见，媒体规制在这一理论的观照下更多地体现为媒体市场中主体间供求关系的规制，而不是面向内容标准、传递渠道、以及各主体间的权力与义务关系等多个方面的整体性规制。在数字媒体大发展的时代，媒体与信息、文化的结合日益紧密，媒体中的信息传播也在更大程度上摆脱了物质载体和基础设施的客观限制，为理论上的“言论自由”提供了诸多的实践契机。在这种情况下，规制者若仅仅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讨论媒体的经济效益，忽略对数字媒体在文化传播、知识分享等公共效益方面的探讨，则已偏离了媒体发展的整体趋势，不符合数字媒体规制的客观发展规律。 

2数字媒体规制的新理论定位：区别于经济、社会规制的文化规制数字媒体与传统媒体不同，它指的是：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进行信息采集、加工、处理，并借助计算机数字信息网络技术传播和提供信息服务的组织。这类组织一般具有专业媒体性质，但与一些具有特定用户群及专门信息服务内容有所不同的是，其信息服务面向一般的互联网用户，因而更具有广泛性。根植于数字化网络技术的数字媒体与传统媒体比较而言，具有更强的信息生产、组织与传播能力，其包含的信息内容因而也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规制政策的制定者在关注数字媒体的经济性与社会性特征的同时，也更应着眼于其信息内容的文化软特征。在媒体规制中对其文化特征的关注，通常被称为文化规制的视角。 

在规制的分类与内容研究中，文化规制是指：规制者（政府或其他组织）对微观文化主体实施的文化控制。这种控制往往与普通法的司法干预、以及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借助一系列政策工具所进行的间接干预不同，它通常是在政府的主导下，以直接的行政干预形式出现[7]。科斯在其经济理论分析中，运用了市场、博弈以及均衡等经济学理论工具探讨了媒体规制的一般规律与基本方向。但基于频谱资源分配这一问题情境建立起来的科斯定理已不能满足现代数字化，特别是大数据背景下的媒体规制问题。相比于量上的“无差别”的资源积累与分配理论，数字媒体规制实践亟需文化视角下偏向质的内容的新规制框架。在多种媒介互联互通、人群与网络日益融合的情境下，数字媒体作为信息分享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依据前文中对规制理论的定义，应归入文化规制的范畴之中。 

面向传统媒体的规制往往关注于其一般性的经济与社会影响。因此，就传统的规制分类而言，规制通常被分为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8]。经济性规制是指：在资源分配出现垄断现象、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以及市场竞争不充分的情况下，规制者为了缓解自由市场的负面效应、促进社会公平而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性调节与规制。由此可见，政府通过立法形式制约经济垄断行为（如《反垄断法》的颁布），以保障市场中的自由充分竞争，就是典型的经济性规制。社会性规制是以保护个人健康、公共安全、生活环境以及社会稳定等涉及群体性公共利益的规制类型。在美国，社会性管制通常被限定在健康、安全与环境保护3个方面，因而也被称为HSE规制（Health，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9]。关于HSE规制的经济性与均衡问题吸引了很多经济学领域学者的关注[10]，并被放置到了一系列标准化的经济模型中进行推导与分析，得出了各有侧重的理论框架：例如环境模型（Environmental Model）与物质平衡模型（Material Balance Model）等[11]。与上述两种规制不同，文化规制作为一种面向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的“软性”规制，通常被分散在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的子领域中进行研究，或是被归为社会性规制的组成部分进行探讨，而不作为具有特殊性与明确边界的完整研究范畴被单独地提取出来。 

文化本身在跨领域、跨地区、跨时间的条件下是具有多元性与特殊性的。ICT的高速发展与大数据环境的有力支持，则更加速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增进了不同文化领域之间的沟通与了解。基于这种本质特征与发展背景的考虑可以发现，包含数字媒体规制在内的整个文化规制不应只是经济性与社会性因素的产物，更是信息与文化交流本身的要求下出现的产物[4]。文化多样性特征下的文化规制除了面对传统的经济性与社会性冲击（例如文化产业规制、传统民间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等）之外，还要适应一系列涉及文化交流的特殊问题（例如文化霸权主义与国家认同等），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基于媒体这一关键视角协调不同地区和不同领域的文化实践[12]。 

文化所蕴含的固有特征要求文化规制作为一种相对独立于经济性与社会性“二分”规制结构的规制类型而存在。数字媒体作为互联网时代信息与知识传递的领头羊，其在文化传播中的规制应该符合文化规制的特殊性要求。规制者（如政府的纵向规制或其他组织的横向规制等）应该更多地关注数字媒体的文化性影响（例如数字媒体的传播内容如何影响主流价值观与舆论导向，数字媒体的传递形式如何改变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等），而非仅仅关注于数字媒体运行的经济性和社会性侧面（如数字媒体中的盈利模式与广告传播规制，数字媒体运营商的商业活动规制等），使数字媒体的文化性规制又滑向了传统的经济型与社会性规制思路。由此可见，文化传递与文化资源流动借助现代化数字媒体的平台变得更加快捷、高效，各种形式的文化内容也因此逐渐溢满了个人的生活空间。这不仅对数字媒体的管理与规制水平提出了要求，更是使包含更大研究范围与应用领域的文化规制面临了新的挑战。

3网络环境下的数字媒体规制：理论分歧与规制融合现代数字媒体技术（例如博客网站、微博、微信等）是依托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所构成的整体情境实现快速发展的。随着数字媒体内容的丰富与技术的多样化，媒体本身与互联网的结合也日益紧密：一方面，数字媒体的内容建构与传播都需要依靠互联网中的虚拟平台才能完成；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与物联网趋势不断地渗透进大众生活的各方面细节，人们在日益嵌入“线上生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数字媒体的全方位影响。与传统的报纸、电话、电视等媒体不同，就媒体形式的泛在性、即时性以及内容传播的不可控性（现代互联网具有泛在性，接入网络就意味着接入媒体）而言，数字媒体对公众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流行于20世纪40年代的“魔弹论”中对媒介作用的阐释[13]。在涉及社会问题的负面信息传播方面，数字媒体的“魔弹效应”往往体现得更加明显。 

美国是新媒体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而数字媒体则是新媒体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围绕着网络环境下如何对数字媒体进行规制的问题，网络自由主义者、网络联邦主义者以及网络现实主义者各抒己见，并展开了激烈的观点交锋[14]。网络自由主义者认为，网络所构成的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是有根本区别的。从网络无政府主义学派的立场来看，网络本身比现实世界更具有民主性、自由性与开放性，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感或实际需求生活在这样的自由空间之内，网络空间既不需要也不适用于政府的管护[15-16]。网络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认为，网络中媒体对文化的塑造比其他任何东西对文化的塑造都要显著，人们可以在网络空间的基础上，自由地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网络联邦主义者并不认同绝对自由的激进观点，他们认为：网络是复杂而有边界的，面向网络空间的规制与管护在理论上是可能的；政府无法有效管理网络中的信息创造与信息传播，网络中的数字媒体规制只能依靠主体自身和相关的虚拟社区。因此，针对网络本身以及数字媒体的规制应该依据其自身的特点与规律，基于虚拟空间中的主体自身进行规制，政府不应通过传统的行政管理方法干预网络空间与数字媒体的运作。网络现实主义者在网络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与上述两种立场有根本性的不同。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认为：网络无论如何虚拟，都是物理空间的映射，网络空间中的行为和问题都与物理空间中的特定现象存在对应关系。因此，无论是数字媒体还是整个网络虚拟空间，应该受到网络法律的规制，隶属于真实空间中的政府[17-18]。在现实世界中，网络与数字媒体也正在迈向一个政府管理与巨头垄断的时代。 

从整个社会对网络技术与互联网世界的理解来看，上述3种观点的交锋与更迭过程也反映出了人们对互联网和数字媒体的认识逐渐从早期乌托邦式的激进与开放回归到了成熟与理性的状态[14]：互联网领域或赛博空间为用户提供了更便捷的交流空间与表达平台，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一切合理调控或规制的否定。在相对灵活自由的网络空间下，数字媒体的发展的确获得了更多的动力与可能性，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渐渐暴露。这些问题除了来自于网络环境的自身特征以外，更多的则是现实环境中受管制的行为在缺乏规制的情境下被肆意投射到了网络空间与数字媒介平台之中，例如网络欺凌问题（Cyberbullying）[19-20]。在心理学与信息系统领域的研究中，诸如网络欺凌等对数字媒体用户产生负面影响的现象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关注。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最终的落脚点多半在于信息系统设计、用户的人机交互指导等范畴，面向整个数字媒体平台的全局性视角与宏观层面的规制却基本与该问题的研究处于脱节的状态，个体研究的进展也因此很难为宏观的规制政策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启示或方向指导。 

进一步地，脱离互联网情境的限制，从而在更为宏观的视域下观照网络数字媒体的研究与实践，可以发现：随着ICT技术的蓬勃发展，电子网络、电信网络以及计算机互联网的融合为数字媒体规制的研究与政策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4]。由传统媒介规制的长期实践延伸而来的“分而治之”的规制思路在多种媒体融合的情境下变得矛盾重重。就媒体发展与政策实践的具体关系而言，媒体融合的主要挑战在于网络运营监管和内容监管的冲突，甚至失效[21]。传统的广电监管对地面无线网络、有线电视网络和卫星直播网络的运营进行严格的管制，以达到特定的社会政治目标。该监管体制根本不可能照搬到电信部门，而且电信网络也不属于广电监管的范畴。互联网上的节目可能来自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国内的“分离式管制”法规很难有效监管境外机构。此外，政出多门，多头管理，造成了一些管制冲突、低效率以及内容监管的失效，监管框架无法应对层出不穷的新业务和新特点，如互联网广播电视的业务有的国家将其当作电信业务监管，如丹麦、荷兰、日本等。有的国家将其作为广播电视节目监管，如挪威、瑞典等。我国则将其分为内容与产业分别监管，并产生一些矛盾和冲突。 

技术发展与政策实践的内在矛盾往往可以为相应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新的增长点，媒体融合机制下的传统规制变革问题也因而成为了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在该研究领域中，诸多学者认为基于媒体融合实际的“规制融合”或者“政策融合”是大势所趋。面对媒介融合的现实困境与发展规律，英国学者佩特罗斯·罗斯费迪斯（Petros Losifidis）[22]提出了“规制融合”（Regulatory Convergence）的概念，认为“规制融合”，其实意味着通过展开一系列因应媒介技术融合、市场融合和产业融合的媒介规制变革，从而“建立一个能够适应所有融合领域的共通的规制框架”。在迈阿密大学传播学院的加里森（Bruce Garrison）和杜帕勒（Michel Dupagne）[23]设计的“媒介融合”模型中，数字媒体的融合既可以是技术融合作为经济融合（即市场或产业融合）和规制融合的先决前提，也可以是经济融合和规制融合带来技术的融合。但无论是哪一种模式，融合效果的最后产生都是技术、经济以及外生性规制因素三重作用的结果。欧洲学者库伦贝格（Cuilenburg）和斯拉（Slaa）认为[24]，立足科技和经济双重影响促使广播电视和电信产业之间的关联甚至融合这一事实，就规制政策的制定而言，广播电视和电信政策的管制分离已经不再必要，对媒介政策和电信政策进行融合是实现广播电视传播和电信事业共同发展的惟一良方，并提出政策融合（Policy Convergence）的概念。在政策实践领域，随着政府和公众对数字化网络中虚拟世界的认知不断深入，数字媒体的规制问题也逐渐脱离了“绝对自由”或严格管控的误区，开始进入规范化与程序化的发展阶段。从发达国家的实际做法来看，大多采取了机构整合策略，其中实施最早的是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简称FCC），该委员会早在20世纪初广播媒体出现之后就开始组建，1934年《通信法》的出台，成立了该委员会，取代联邦无线电委员会，其后1984年《有线通信政策法》使FCC获得对有线电视的规制权力，1996年《电信法》让FCC进入对互联网传播领域进行规制。FCC对电信网、互联网和广播电视网络实行三网融合的统一规制体制，由于通过对无线电、有线电视、电报和电话、互联网传播服务等业务实施一体化规制，从根本上消除了美国电信行业和广电行业可能存在的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的规制现象。

2003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通信法》，设立了通信办公室（Office of Communication，以下简称OFCOM），该办公室融合代替了过去5个彼此分立部门的职能：电信办公室（Office of Tele-Communications，OFTEL），广播标准委员会（The Broadcasting Standard Commission，BSC），广播局（The Radio Authority，RA），独立的电视委员会（The Broadcasting Standards Commission，ITC）以及无线电通信局（The Radio Communication Authority，RCA），该机构的成立使英国在规制层面去除了电信业与广电业之间的藩篱，使得“媒介融合在技术中立（Technology Neutrality）的旗号下得以顺利展开”[25]。规制机构上是日本总务省主管。效仿美英规制机构融合模式，2001年由原邮政省、自治省和总务厅合并成立总务省，下设信息通信政策局和综合通信基础局职能部门，电波监理审议会和信息通信议会作为总务省的常设咨询机构，参与和协调职能部门对日本电信业和广播电视业行使规制职能[26]。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宏观层面的数字媒体规制理论需要与基于各项具体现象的个体研究相结合，才能获得更为扎实可靠的经验土壤与分析基础，以最终支持数字媒体规制的政策实践。 

4回归数字媒体规制的逻辑起点：规制动机的理论分析如上文所述，在数字媒体规制的研究范畴中，无论是基于经济、文化或是其他视角出发，政府对网络和媒体进行规制的合理性都是所有相关理论建构的原始逻辑起点，而这一起点通常蕴含在两个前提假设之中：一方面，政府有能力对网络和媒体进行规制，维护数字媒体的合理运行。这也是网络现实主义者所主要倡导的观点[17-18]；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存在失灵现象，政府的规制有利于减弱自由市场中负面的外部性，协助数字媒体情境下的社会收益达到最大化。这是宏观调控等一系列政府干预合理性的最主要理论根基，也是规制俘获理论打破传统规制理论的首要突破口。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倡导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体制与“看不见的手”，对西方各国的经济体制建设与经济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在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爆发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学家认识到了市场机制本身的局限性，单纯依靠市场调节无法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在这种情况下，支持政府干预与宏观调控的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学界诞生。该学派的理论认为：市场本身存在失灵（Failure）与低效的可能，政府调节有利于缓解市场失灵时出现的负面外部性，降低经济损失，提高社会效益。早期的公共利益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相似，他们都将政府描述为市场失灵的调节者和解救者。如果没有政府规制的存在，市场往往会运行得没有效率，从而限制了社会福利的最终提高。与此同时，政府的规制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分配的公平，缓和阶级之间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27]。 

规制公共利益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受到诸多批评，原因在于：一方面，规制是立法者与执行机构的行为，公共利益理论只是建构了规制者的规制动机，而没有说明社会利益与规制行为之间的互动博弈关系，因而只是一种无法验证的假定[28]；另一方面，很多传统经济领域的垄断与恶性竞争现象证明，政府的规制有时并不能扼制市场失灵，反而会加剧社会不公与资源浪费现象[29]。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篇9

货币是假的，信息是真的

如果高度概括眼前这场金融危机的本质，可以说：货币是假的，信息是真的。或者说，货币是多的，信息是少的。

货币是假的，第一层含义是指，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货币市场(含金融市场)没有真实反映实体市场，没有优化配置实体资源，背离了真实世界。第二层含义是，货币市场占用的交易费用，相对于它节省的交易费用，多到不合理的程度。

如果把实体市场视为委托人，货币市场视为人，这次金融危机的实质，是人背离委托人，手段背离目的，自我膨胀，发生异化。这是典型的工业病，是传统工业化局限的大暴露。

按照正常情况，实体市场“委托”货币市场，通过货币形式，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应该是：市场所耗费的交易费用，不应超过委托市场自己配置资源时所耗费的交易费用，也就是说，有金融市场，应该比没有金融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消耗的交易费用少。

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货币市场，在帮助实体市场配置资源时，发展出越来越复杂的手段(如衍生金融工具)，这些手段开始父生子，子生孙，无限繁衍，到后来背离了目标的初衷，最后“忘记”了自身作为工具的身份，把手段的利益当作了目的的利益，实体市场这个委托人，反而成了华尔街发财致富的手段。不是华尔街为真实世界服务，而成了真实世界为华尔街服务。华尔街的钱，本质上是一种交易费用，当这种交易费用远远超过华尔街提供的服务所给真实世界节省的交易费用时，危机爆发了。

所谓的假，就是指异化。就是对于目的来说，手段变假了，变得不真实了，也就是说，不再以真实符合目的作为手段的本份了。

信息是真的，第一层含义是指，从两房贷款开始，来自真实世界的供求信息一直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以衍生工具的复杂化为转移。第二层含义是指这种真实世界的信息，又是不透明的，因此真实的信息又是少的。

真实信息少，只是现象。本质是没有形成真实信息的产业化，特别是没有形成信息配置资源的统一市场。信息被掌握在了少数利益集团手中。真实信息一旦产业化，将对利益集团不利。格林斯潘相信金融利益集团会以市场自发调节达到均衡为行为目标，但实际是华尔街只不过是一个利益集团。

货币市场的竞争者正在出现

中间人无限膨胀，是王业社会不可克眼的局限。仅在中间人内部调控，不能解决中间人体制自身造成的问题。如果考虑到中间人已形成利益集团，要维护既得利益，情况就更是如此。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反映了工业化不能适应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资源配置的要求。以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和美国国家利益集团为代表的中间人势力恶性膨胀，代表了全球性的工业病。

根本性的问题是货币市场本身存在合理性受到了挑战。当前，出现了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也就是用信息直接配置资源的方式，与货币配置资源的方式相竞争。

电子商务交易市场，正在发展成为独立于货币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的信息市场。在电子商务形成的信息市场中，人们通过信息交换，匹配供求，撮合交易，实现了不通过一般等价物的、直接基于使用价值和具体价值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

我们在实践中观察到，许多全球化公司和跨国公司配置资源的时候，首先依靠的，不是上市公司在股市上获得的经常是扭曲过时的价格信号，而是直接利用供应链和社会网络，进行复杂系统条件下一对一的实蓟跷锖头务的信息匹配。只有需要进行宏观判断和长期判断时，才会优先考虑货币市场的信号。一个集团企业的老板，如果在下午3点前，就可以把公司当天所有的资源变化情况、市场变化情况搞清楚，他为什么还要绕弯到华尔街去求证该怎么进行响应市场的决策呢?

我们说，货币是假的，信息是真的。如果信息是假的怎么办?可以援引第一条，“信息是真的”来解决。这是什么意思呢?在用信息配置资源时，任何一条具体的信息，都有可能是假的。但信息市场作为一个整体，与货币市场相比，谁更加真实――更符合真实世界――呢?

当我们说信息是真的时，意思并不是指每一条信息必定是真实的，而是指信息市场作为一个整体，比货币市场更加接近真实世界；是指信息的机制。这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说，信息市场比货币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货币市场要经过一般等价物的迂回，不仅流通速度慢，而且会造成系统性的信号失真；而信息市场在互联网和数字化条件下，可以进行高速复杂的信息匹配。另一方面是说，信息市场比货币市场配置资源的成本更低。因此信息市场在总体上来说，可以比货币市场更有效地配置实体资源。

货币市场与信息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实质区别在于，前者是一般等价的迂回调节，后者是个性化的直接调节，这也反映了两种虚拟经济的本质不同。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篇10

将新型信息技术与企业财务转型工作有机结合，是新时代背景下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推动企业健康平稳发展的必然途径。结合目前国内经济发展态势不难看出，企业已经逐渐成为引领国民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所以主动迎接来自数字化发展而带来的各种变化，也就成为加快企业变革速度的重要支撑，也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企业在全新的经济发展浪潮下，始终紧跟时展步伐，并充分结合市场需求与企业发展情况，实现科学有效的财务转型。

一、数字经济基本概述

（一）数字经济的概念

数字经济其实就是指将数字化信息以及由此衍生的知识作为推动发展的主要因素，并将现代化信息技术作为发展的主要载体，之后通过数字技术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有机结合，进一步提高我国传统企业的科技化与数字化水平，进而构建起一种全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

（二）数字经济的显著特点

1.高度流动性数字经济是高新技术下的产物，以无形资产的增加为主要表现。因此，大多数从事数字经济的工作者一般都需要通过不断积累与开发无形资产来体现，进而使其具有较强的流动性特点。其次，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数字经济从业者也更倾向于利用网络技术完成跨区域或跨境的商业活动，体现出数字经济用户所具有的较强流动性。2.对数据具有高度依赖性数据是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数据的可靠性与准确性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层次与水平。我国传统型企业积累资产的主要方式大多依靠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这导致部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来自多方因素的限制，但是随着数字经济在社会范围内的不断拓展，依靠高科技技术逐渐成为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新型资产类型。3.多层面的商业模式数字信息技术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商业范围，更有助于帮助企业合理配置不同层面的商业模式。这种新型商业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传统商业发展的固定范畴，进而也就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利用多层面商业模式获取更高的经济利益。

二、数字经济时代财务转型的必要性

（一）财务管理模式改变的需要

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仍然沿袭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但是由于管理模式自身所具有的滞后性，导致许多与企业发展相关的经济事项都得不到及时的反映和处理；企业内部各项工作事务与财务之间泾渭分明，从而加剧的信息失真情况的发生频率，不利于管理人员及时掌握准确、高效的企业信息内容。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数据已经逐渐成为影响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与之相对的则是有关传统财务管理模式的衰落。因此，为了进一步迎合企业现代化、科技化的发展需要，就必须改变传统的信息处理模式，同时结合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合理配置各项资源要素，确保为企业的正常运行与发展提供基本的数据支持。

（二）财务管理任务改变的需要

面对新的企业发展要求和目标，企业财务管理部门必须对传统的管理模式进行改造和升级，确保部门内部的各项职能都可以充分发挥出其自身作用；结合企业未来发展的切实目标和发展实况，加快业财融合的整体速度，进而为企业创造更高的生产价值；使财务管理工作与现代科技技术有机结合，根据工作实际需求构建起财务部门内部的服务共享平台。简而言之，将数字化经济与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有机结合，不仅迎合了新形势下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同时也是为了能够进一步增强企业发展的竞争力与创造活力。

（三）财务管理价值改变的需要

在高科技技术快速发展的新时代，数据已经不仅仅代表简单的数据内容，其中蕴含的甚至是能够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信息。因此，传统的财务管理价值理念已经不再符合新时代企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在此基础上，相关负责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扭转工作人员们的传统价值理念。对此，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工作人员们的财务管理价值理念，不仅需要帮助他们形成对企业财务状况以及发展情况的正确认知，还需要通过参加定期培训活动，提高员工整体的决策与管理能力，进而帮助他们在后期工作过程中合理地规划各项工作内容，并做到有效的规避与解决财务风险问题。

三、基于数字经济时代下的企业财务转型途径

（一）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

1.财务共享服务的概念部分企业在开展财务管理工作时，严格划分了财务与事务之间的界限，这导致部分财务工作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大大降低了工作的实施效率。对此，如果可以将财务共享服务理念融入数字化管理过程中，那么不仅可以使传统的财务管理工作内容重新规划，还能够通过将大量同类或重复性的工作内容进行统一整理的方式，实现更加优质的管理效果，这也就是所谓的规模效应。利用这种服务模式，不仅可以大大降低企业管理工作所需的原有成本，还能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减少工作过程中的失误次数，最终帮助企业建立起一种更符合现代化发展需要的新型财务管理模式。2.财务共享服务的优势（1）节约成本，提升工作效率。财务共享其实就是通过科学合理的管理和规划，对企业内部的各项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以此来达到降低运行成本的效果。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内容繁多，工作内容的层次分化也较为明显，如果采取统一的管理措施，虽然能够确保管理的科学性与有效性，但是无疑会浪费大量管理资源。因此，利用财务共享模式不仅可以使大量基础性业务工作变得更加简化、规范与集中，还能通过不断优化业务工作流程而减少有关人力与物力方面的消耗，从而实现降低企业成本的目的。除此之外，分工管理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管理工作的整体效率，并大幅度减少管理过程中失误问题的发生次数。（2）推动企业核心业务的发展。财务共享模式强化了财务管理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标准性，加快了企业内部财务管理部门的专业化发展速度，在确保业务管理质量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了业务运营的整体效率。在此基础上，负责财务管理工作的相关人员便可以将节省出来的时间以及管理资源投放于其他领域，进而有助于加强财务管理工作与企业其他各项核心业务之间的联系，并为企业未来的长期稳定发展创造更大的价值。

（二）建立健全业财融合体系

1.业财融合的概念使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与业务经验之间实现有机结合，是推动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撑。业财融合其实就是将企业内部开展的各项业务活动作为管理工作的主要对象，将实现企业未来的发展目标作为根本目的，利用信息化和科技化手段，将财务管理工作融入业务活动的方方面面，确保企业业务、财务工作以及信息交流之间的完美结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业务共享模式，更符合企业的实际发展需要，而更具有准确性和全面性的管理信息，也为管理工作的顺利推进奠定坚实基础。2.业财融合的优势（1）是企业财务转型的重要抓手。为了更好地迎合企业发展的现代化需求，加快财务转型工作成为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中之重，而伴随着财务转型工作的不断推进，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也已经不再适用于新时代企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因此，企业内部必须结合财务管理现状以及企业发展需要，建立起完备的财务业务管理机制，确保财务转型工作的顺利完成。除此之外，业财融合还能够从资源配置等方面为财务转型工作提供更加规范与标准的支持，进而从根本上确保财务转型的科学性与合理性。（2）有助于企业降低成本，实现价值。首先，为了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大多数企业在财务转型过程中，选择将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和优化资源作为资源配置的首要目的。通过业财融合可以基本实现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但是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更好地掌握企业运营成本的基本走向，并通过教育或培训的方式，帮助全体员工树立起科学的成本管理意识，最后将新型企业成本管理模式落到实处，那么不仅可以从根本上降低企业运营的整体成本，还可以在确保企业正常发展的前提下，提高管理工作的整体效率。其次，企业资金的风险性、发展性以及稳定性，都与企业的整体价值息息相关。因此，相关负责人必须结合经济市场的实际需求以及企业发展的现状，科学的研究并分析企业的经营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出企业的应有价值。3.业财融合体系的构建（1）大数据为基础实施资源配置。首先，企业内部各单位部门所负责的工作内容各不相同，所以必须结合企业内部不同单位部门的实际需要，分设具体的发展以及价值提升目标，以此来实现优化管理的目的。其次，以企业内部实时监测的大数据平台所提供的信息为基础，根据动态信息合理分配资源，并对配置结果进行定期的分析与评价，避免由于配置失误而影响到企业未来的长期发展。（2）打造“互联网＋”财务管理平台。首先，结合企业发展的财务数据建立起科学的数据共享平台，并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结算平台与数据平台之间的良好协作，这样便可以为企业财务管理提供更科学、准确的服务类型。其次，针对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点经营领域以及新型发展领域采取专门的管控措施，通过对重点及新型业务运营的监督与管理，以此来确保企业财务管理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背景下，企业财务转型工作成为影响企业未来发展的重点工作项目，所以为了能够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综合实力，进一步加快企业内部财务转型的速度，并在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的同时提高管理效率，便成为各企业未来发展过程中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R].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0-05-11.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篇11

作为“中国方案”里的重要内容，《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的出炉，让数字经济成为与会各国创新增长方式、注入经济新动力的共识。面对起伏不定的世界经济形势，网络信息技术等产业再一次提供了发展的风口。时隔半年，新华三于日前在G20峰会会场上举办了一场以“新IT 新经济”为主题的Navigate 2017领航者峰会。

新IT 新经济

如今以互联网为依托，数据资源为核心要素，信息技术为内生动力，融合创新为典型特征的数字经济革故鼎新、大势已现，自身发展及其对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均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成为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以及信息安全则成为关涉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此时新华三提出的“新IT”无疑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在新华三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于英涛看来，新IT+新经济的组合，不仅促进各行各业的进步，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也潜移默化地推动着社会制度建设与行业形态的重大变革。

数字经济的本质，是在信息数字化的基础上，实现信息加工处理的专业化与产业化。数字经济的规模包括了“数字经济基础部分”，即信息产业本身；以及信息技术对其他产业带来的产出增加与效率提升的“数字经济融合部分”。在数字经济的发展态势下，新华三提出“应用驱动 云领未来”全新IT战略，将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以信息化的手段为载体，利用信息化的技术去实现社会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

数字经济的发展

对于中国来说，数字经济既是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变量，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增长的新蓝海。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20万亿元，网民7.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数字经济占GDP的10.5%……这些激发人们想象力的数字，反映着中国数字经济带来的效应，数字经济，正为中国经济营造出热气腾腾的发展场景。

数字经济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宏观的经济规模上，也渗透到人们生产和生活中的各个角落。站在城市的街头，串街走巷的外卖小哥、各种颜色的共享单车，甚至连路边的煎饼果子都可以扫二维码支付，明显能感受到数字浪潮带来的冲击。

人们的生活围绕着四个主要的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社交网、移动。新IT带来新的数据，数字经济已经实际出现，改革是非常重要的，转型是必须的。

一轮新的技术革命和制度变革，正以数字化的形式发挥作用，当实体经济搭上数字化的顺风车，一场以数字化为形式、以技术进步为手段、以经济转型升级为目标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

第三方研究机构IDC中国区总裁霍锦洁认为：“未来，企业IT基础设施和软件支出有三分之二以上将用于基于云的产品，全球每5个互联‘事物’就有1个在中国。”

数字化经济的六大特点

IDC的数据显示，第三平台和解决方案支配IT支出，年度复合增长率达到11.8%，到2020年将达到4万亿美元。在中国，数字化转型经济时代来临，政府将大力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第三平台市场，信息和通信技术花费将达到8440亿美元。

IDC从互联“事物”、巨型云平台、DX开发人员/数字化供应链、数据提供商、渠道/数字化GTM合作伙伴、客户/DX使用案例这6大维度，全面阐释当今的数字化经济，评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互联”事物：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和物联网的逐步成熟，万物互联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简言之，现在主要处于人与人连接的时代，以后人与物、物与物的连接将会普及，万物互联是最终目标。

根据IDC的数据，2016年互联的物联网端点达到150亿，到2020年将达到300亿，2025年更是达到800亿。而包括农业、公路、金融等各行各业的物联网支出将达到1.3万亿美元。

巨型云平台：云已经成为IT发展的主流。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云计算都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技术驱动力。而云2.0的到来，分布式架构的采用，到2019年，43%的互联网数据将在云边缘地带得到处理。

云的普及让安全成为一切的基础。根据IDC预测，到2020年，IT领域顶级安全服务将从云端提供：云驱动加密、威胁分析、区块链和合规性。同时，值得信任的云或者“可信云”成为企业上云的重要考量因素。

DX开发人员/数字化供应链：到2020年，DX团队将从外部开发者社区（通常为开源社区）采购80%以上的解决方案组件。

数据提供商：在大数据时代，数据能够创造价值，发现新东西。但是现在各行各业的数据不流通，企业数据源依然有限。然而到2018年，拥有DX战略的企业将把外部数据源扩大至少3到5倍。

渠道/数字化GTM合作伙伴：到2020年，云服务提供商70%以上的收入将借由渠道合作伙伴/经纪人产生。

客户/DX使用案例：IDC预计，2019年，全球企业将在技术和相关服务上支出2.1万亿美元来实施和管理DX举措。

信息技术走向融合

数字化成为企业关注的重中之重，从流程、业务和运营都在走向数字化。数字经济已成为新一波浪潮，技术成为企业转型、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企业正迎来新技术产业的黎明。

数字经济的发展，依靠的是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应用的创新交替引领、彼此促进。新IT则是数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信息化技术变革的聚合，它从IT基础设施的虚拟化、资源池化开始，融合了大数据、大互联平台、大安全防护以及创新的服务与模式，为应用的创新提供支撑。

于英涛表示，新华三一直十分积极参与国民经济建设、推动社会发展，并将“引领新IT，助推新经济”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诉求。通过持续的创新投入、完善的服务以及全面的生态合作，新华三有信心也有能力让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常态”，更好地支撑各行各业的信息化建设与转型升级需求，橹泄新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篇12

冠字号码的唯一性使其被称为是人民币的身份证，自人民银行推进实施人民币冠字号码查询工作以来，银行业金融机构大量配备能够识别和记录冠字号码的机具设备，冠字号码数据信息不仅应用于解决假币纠纷举证和责任认定，也应向其它的应用领域不断拓展。

一、冠字号码查询应用实践

近年来，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在冠字号码查询拓展应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取得了以下成效：

(一)解决银行取款假币纠纷

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机构办理现金取款业务后，对现金真伪存在异议，可以通过冠字号码后台查询追溯现金来源。通过记录、存储、备查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外付出人民币冠字号码，可以解决金融机构涉假币纠纷的举证和责任认定问题，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和金融机构信誉。

(二)实现全额清分检验常态化

全额清分是一项提高社会流通人民币整洁度的重要工作，然而，对于商业银行缴存人民银行发行库钱捆是否已进行全额清分，目前尚无明确的检验标准。运用冠字号码验证全额清分的方法，在不过多增加投入的情况下，实现了将商业银行上传的冠字号码信息与缴存发行库的钱捆相关联，达到了全额清分检验常态化的目标。

(三)实现货币物流管理精细化

为有效解决货币物流管理中存在的自动化程度较低、人工劳动繁重等问题，建立冠字号码物流管理系统，大大提高了银行业现金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冠字号码物流管理系统通过从清分机或A类点验钞机采集冠字号码，生成二维码捆封签和装袋票信息，将每捆、袋钞票与其冠字号码关联对应，使人民银行发行库和各金融机构之间现金实物的流转过程实现每张现金和相应冠字号码数据信息的同步流转，实现现金的一次清分、一次记录保存冠字号码，多次流转、查询和全程可追踪。

(四)为反宣币案件提供有效线索

早在三年前，公安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携手开展反宣币专项整治工作，着力净化人民币流通环境。在反宣币整治工作中探索运用已有的人民币冠字号码查询系统软硬件设施，着力构建防范打击反宣币的长效机制，为公安部门提供有价值的反宣币案件线索，大大提高了公安机关破案效率和成功率。

二、冠字号码查询在反洗钱领域应用拓展的主要方向

完整的人民币冠字号码数据信息包括钞票冠字号码、客户名称、身份证号、机具编号、存取款网点名称、存取款时间等要素，信息含量丰富，价值意义重大，不仅可在已有实践经验的解决假币纠纷、反宣币整治、现金物流管理等方面加强应用，还可在反洗钱等重要领域进行应用拓展。

(一)发掘大额可疑交易应用拓展

在我国，反洗钱工作的难题在于现金交易规模十分庞大，大额现金交易成为洗钱的常用手段。相比非现金交易，现金交易存在致命的监管漏洞：因为交易工具——钞票的“身份”是难以确定的，监管者难以查明一笔现金交易中使用了哪些钞票，这些钞票曾经被谁使用以及去过哪些地方。这使掌握现金交易的资金来源、去向和还原现金交易过程十分困难。而通过应用冠字号码数据信息，能够识别每一张钞票的“身份”，从而将钞票的身份与客户的身份关联起来，准确掌握钞票的来源和去向。如果发现某一客户存入银行钞票的冠字号码与另一客户取走钞票的冠字号码相同率很高，就有理由相信他们之间存在资金关联。因此，冠字号码数据信息的应用能够为打击洗钱犯罪提供大量有价值的线索，推动反洗钱工作取得实效。

(二)反腐败方面的应用拓展

现金由于具有不留踪迹、隐匿性强的特点，成为贪腐官员收受贿赂的重要工具。近年来，在反腐败案件办理中，被查贪官家中现金往往堆积如山，甚者有上亿元的现金。贪官收受现金贿赂，除可能将部分现金储藏外，也必然会使用一部分现金存入银行账户待将来使用，或者直接购买物品。而不论哪种方式，这些现金最终都将进入银行。这时，银行系统的冠字号码数据信息就能利用冠字号码技术，对重点和可疑公职人员及其家属的现金交易情况进行有效监测，同时结合非现金监测和大数据分析，能够查明所有被监测人员的资金交易对象和交易金额，使贪腐分子的灰色资金链条彻底暴露。这将极大震慑在那些思想意志薄弱的官员，对预防腐败也将起到良好的效果。

三、建议和措施

(一)实现人民币所有券别冠字号码数据信息记录

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大多只对现金付出端的大面额券别进行了冠字号码记录，记录的冠字号码数据信息并不齐全。为此，建议进一步加大冠字号码查询工作力度，银行机构应加快现钞处理设备升级，保证具备冠字号码记录功能的，同时人民银行应制定时间表，明确规定金融机构应在现金收、付端记录1元以上所有面额钞票的冠字号码，使人民币冠字号码数据信息记录进一步齐全和完整，为冠字号码各项拓展应用奠定良好基础。

(二)建设全国性冠字号码信息云数据平台

目前，冠字号码数据信息分散在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省、市分支行相对独立的冠字号码管理系统中，难以进行跨金融机构、跨地域的联网查询，非常不利于冠字号码数据信息的深入应用。为此，建议加强冠字号码系统建设，由人民银行统一开发冠字号码管理信息系统，将人民银行和各金融机构之间的冠字号码数据信息通道彻底打通。针对冠字号码数据信息存储量大、集中存储难度高的问题，建议利用分工专业素养偏低，给企业外在形象带来影响的同时，还会阻碍企业不间断发展；第三，企业没有制定高效的激励政策，无法调动企业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使得企业经济发展比较迟缓。

(三)管理制度问题

机制是促进企业稳定发展的主要方式，构建完善的机制政策，对促进企业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现实性的作用，在进行企业经济管理时，因为缺少对管理机制重要性的认识，一些企业虽然建立了管理体系，但是由于机制过于形式化，没有将其自身作用进行全面发挥，使得企业内部管理活动比较混乱，企业经济管理自身作用不能得到有效发挥[2]。

(四)管理模式问题

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采用的经济管理方式依然是原始的粗放式管理形式，没有朝着集中性的方向转化，在该管理形式的影响下，企业要想扩大自身发展规模，就要利用投资的形式来促进企业经济提升，但是在投资的过程中，会存在一定风险性，进而给企业今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四、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模式规范化具体措施

(一)构建企业经济管理体系

第一，企业管理工作人员需要对目前执行的经济法律机制以及经济管理条例有所了解，并在此条件下，构建高效经济管理体机制，实行对企业所有员工的统一管理，并做好沟通工作。第二，各个部门之间要做好协调工作，明确自身的工作职责，协调好各个部门的关系，让其参与到企业经济管理机制的构建和落实工作中，对企业经济管理形式以及标准有全面的了解，确保和企业发展目标相吻合。第三，企业在建立经济管理机制后，应该加大对经济管理机制落实情况的探究力度，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保证企业经济管理机制的自身作用得到全面发挥。

(二)规划企业经济目标

企业需要保证经济标准具备规范性，促进企业经济管理体系规范性发展。企业在落实运营工作时，应该结合企业自身情况，建立经济发展目标，同时开展企业今后发展方向的分析工作，对企业当前发展情况进行确定，依照企业制定的发展目标来实现经济管理形式规范，进而促进企业经济管理标准的全面落实[3]。

(三)建立完善的绩效政策和考评制度

针对于当前企业而言，企业职工工作积极性对提升企业工作效率有着直接的影响，假设企业职工工作积极性不高涨，就会使得企业内部环境缺少生气，使得企业经济效益偏低。而企业职工工作积极性主要和企业管理工作人员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企业所有工作人员都在一个企业工作，他们非常重视自身工薪情况以及晋升空间，因此，企业可以结合企业职工工作内容来建立绩效和考核机制，根据企业职工工作水平，设置合理的奖励政策，通过发放小礼物或者奖金的方式，调动企业职工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给企业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4]。

(四)加强对人力资源的管理

企业为了实现经济管理形式的规范性，加大人力资源管理力度是非常必要的。首先，企业应该加大对管理工作人员专业素养的提升，从而保证人力资源活动的全面落实；其次，在进行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人员配置时，需要安排具备一定工作能力和经验的工作职工，确保企业经济管理工作可以高效实行；最后，通过制定激励政策的方式，将企业职工的工作热情进行全面激发，在实现企业经济管理体系规范性的同时，还能给企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在企业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是迎合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体系。但是结合当前情况来看，大多数企业在落实经济管理工作时，普遍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给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带来了阻碍。因此，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问题，采用相应的应对措施，通过采用构建企业经济管理体系、规划企业经济目标、建立完善的绩效政策和考评制度等方式，来实现企业经济管理模型的规范性，在给企业创造一定经济效益的同时，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兵.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规范化策略探究[J].东方企业文化，2014，19：203+207.

[2]宋翔南.新环境下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规范化研究[J].中国市场，2015，46：195-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