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的起源篇1

现代大部分的读者都有阅读网络小说的习惯或经历，进而使得网络小说的市场被推向巅峰，在此前提下，一部以盗墓为题材的网络小说《鬼吹灯》，在网络读者市场中受到极大的喜爱。《鬼吹灯》这部小说，以盗墓题材为主，其中讲解了许多古代文学当中的传说、神话，激起了读者对古代文学的探索心理，通过《鬼吹灯》使得许多已经不太为人了解的古代文学典故，重新被人记起，从而使古代文学的传承之火再次被点燃。

1.《鬼吹灯》网络小说概述

网络小说《鬼吹灯》，是一部以盗墓为主要题材，介绍古代传说、神话的小说，通过书中人物的关系交织、探险旅途，将读者引向一个个充满未知魅力的精神世界[1]。在《鬼吹灯》小说当中，借用了许多古代文学的典故、古代事迹等等，例如“黑狗血、狐妖”等等充满古代神秘色彩的设定，使得整篇小说都带有离奇的意境。

基于现代人海量的信息，许多古代文学作品实际上已经鲜为人知，甚至有部分已经丢失，而通过《鬼吹灯》小说，使得许多读者重新了解了古代文学，促进了现代人对古代文学的兴趣，进而所形成的不仅仅是了解《鬼吹灯》书中的古代文学，而是使得许多读者，自行去查询古代文学作品，所以，从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角度上来说，《鬼吹灯》小说为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随着《鬼吹灯》小说被大多数读者喜爱，许多作者开始以其为参照，撰写了许多不同题材的文学作品，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由古代传说衍生出来的幻想类作品，且种类繁多。古代文学的传承不仅仅限于神话传说题材，应该更加全面地进行传承和发展，，但是我们要看到，传承和发展不是没有根据地胡编乱造，不是一味追求古怪神怪，应该在传统文化里发掘新意，合理想象，切记不能将历史进行篡改、歪说、胡说。

2.时代标志下的传承

在当下的网络文学市场当中，表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局面，网络文学尤其是网络小说异军突起，百花齐放。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只是网络文学更具时效性，更新特别快，传播更广更快，也更容易受到读者的追捧和欢迎[2]。在这支网络文学大军中，以《鬼吹灯》为代表的“灵异”小说很受作者欢迎，也衍生出如《盗墓笔记》一类的优秀盗墓小说系列。如何在现代背景下更好地传承古代文学，当然不能完全以读者的受欢迎程度来作评判，比如目前最受人追捧的题材主要为：玄幻、修仙、盗墓、灵异等，这只是传承和学习古代文学的一个方向，而不是唯一。非常有必要对现代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和总结，探寻和发现此类题材对古代文学的发展。

古典文学也要依托网络文学的时代特性，进行更加广泛地传播，从这个角度来说，《鬼吹灯》在传播古代民间传说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而作为读者也要肩负起古代文学传承的责任，自觉拒绝趣味低级的所谓文学作品，学会品读经典，提升自觉的阅读和鉴赏水平。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上来说，网络小说通常都是以连载的形式进行创作，即将创作完成的部分先行放出供读者阅读，再进行后续创作，网络小说本身的“生杀大权”是掌握在作者手上的。在此前提下，为了实现更好的古代文学传承，某些无法引起读者关注，又缺少传播价值和阅读价值的文章，作者也会逐渐放弃连载创作。

3.现代网络小说古代文学资源传承特点

3.1二次型创作

以《鬼吹灯》小说为例，因其中涉及了许多古代文学作品，从创作的角度上来说，《鬼吹灯》小说的作者，就是在古代文学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二次创作，使得传统文学能够变得更为现代人接受[3]。通过二次型创作的方式，确实能够加强读者对古代文学的理解，以此加快古代文学传承的效率。古代文学的原著，古时候的书写方式、言辞用法，一般读者往往晦涩难懂，如让现代人直接去阅读原著，除了特别喜爱并且有一定古文功底的作者，以及出于研究的需要去阅读外，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表现出兴致阑珊的状态，而通过二次型小说，将古代书写的风格，转换成现代的白话文，且通过故事进行新的演绎，加之小说本身剧情、人物、题材的穿插，使得古代文学的魅力进一步的得到提升。

3.2网络小说阅读便捷性

基于以往的角度上，如果想要读取一本小说，那么就需要前往图书馆等地方进行阅读，并且可能需要付费阅读，在此前提下，就使得读者的求知欲往往被这些因素所限制，而反观现代网络小说市场，其绝大部分的效果，都存在免费阅读的特点，并介于网络本身的便捷性，使得阅读的行为在网络当中十分便捷，可以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以此在网络阅读便捷性的基础上，对于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也有相当的推动作用。

此外，许多古代文学的原著作品，在现代依旧属于难以接触的阶段，在此前提下，就造成了近代对大部分的古代文学被人遗忘的现象，但同样基于网络阅读的便捷性，使得古代文学更加容易被人接触，即使在网络小说作品当中，对其内容表达的不完全，但将中心思想、核心内容阐述全面，就足以保障文学传承的全面性。

3.3兴趣的形成

基于上述的观点，许多现代网络小说，在引用古代文学作品时，为了不影响作品主体，只会引用古代文学当中的核心部分，即古代传说或者典故，仅仅是现代文学的引子。基于读者的角度上而言，网络小说能够培养读者对古代文学作品或者古代历史典故的兴趣，这就非常不错了。网络小说，可以减少古代文学在传播方面一定程度的缺陷，会激发出读者的求知欲，促使读者去寻找与之相关的文学作品，甚至去拜读原著，在不知不觉之间完成了文化的傳承。

3.4古代文学焦点化

在热门题材的网络小说被广大读者追捧的前提下，许多古代文学也成为了读者眼里的焦点，例如喜欢阅读灵异题材的读者，就对其中的“粽子、黑驴蹄、黄皮子”等一类的名词十分熟悉，进而在与同好的日常交流当中，逐渐将此类名词带入，使得该古代文学名词成为日常的焦点，如此一传十，十传百的效应之下，使其传播面成几何级增加，进一步将此类名词升级为社会层面的焦点。

4.现代文学作品当中古代文学传承的不足

4.1古代文学题材引用较为单一

不少的现代网络文学作品，可能因作者写作能力的局限，或作品主体剧情的局限，使得在引用古代文学时，往往会出单一化的不足现象，这对整体的古代文学资源传承存在不利影响，很好地传承古代文学往往成为空谈。现代网络小说市场，想要在其中成为一个单纯的作者十分简单，但大部分的作者，由于写作水平的限制，无法使作品融入更多新的古代题材和古代人文因素，很多时候都是重复和翻版，缺少优秀的创新点。现在的网络写作者往往浮躁，喜欢跟风和模范，比如一部《鬼吹灯》的走红，就有无数作者对其进行简单的模仿，甚至是写出很多水平低下的纯“鬼故事”，留下的是垃圾文字和恐怖故事，缺少古代文学的美感。这对古代文学资源而言，不但起不到发展作用，反而减弱的传承力度。

4.2古代文学融入深度不足

从《鬼吹灯》这部网络小说当中，可以很明显看出，小说主体的剧情与古代文学融为一体，使得两者形成互相衬托的效应。在《鬼吹灯》小说的火热状况下，很多读者都对古代民间故事传说有很强的探索兴趣，一时间各种版本的民间传说被读者挖掘和整理出来。但是也有一些网络写作者，为了博得读者的点击量而胡编乱造，甚至歪曲历史传说，缺少对古代文学的敬畏和研究，这些作者不能很好的将古代文学与自身创作思路进行融合，这类作品往往生硬、无趣。这类文章往往把古代传说或者典故当作噱头，而缺少扣人心弦的情节和引人入胜的故事，更没有深度的思想。这种文章，混淆视听，曲解历史，是对读者极不负责的体现。

5.改善现代文学作品当中古代文学传承不足的措施

5.1把关作者写作水平

实际上，作家是一个高尚的职业，需要有很好的语言功底和艺术水平。而在现代网络小说的作者群中，具有作家能力的人员终究占了少数，大部分作者的语言功底和艺术水平存在不足，如此导致许多粗制滥造的网络文学作品出现，不仅对网络小说市场造成了不利影响，还对文化的传承造成阻碍。为了传统文化的传承、维护网络市场的纯净，应该对网络文学作品进行把关审核，并对各大网络平台进行监督、审查，最终通過相关机构与网络平台的内外管理，确保了作者的各项能力，进而优化网络小说市场整体的质量，促进古代文学传承的完善。

5.2加深古代文学的融合度

要实现现代网络小说与古代文学的高度融合，需要我国文学写作者整体素质能力的提高，还要加强对青少年古文化学习的培养，从娃娃抓起，不忘经典。在作者有意识的推动作品与古代文学融合的前提下，使作品与古代文学经典形成互相帮衬的关系，如此有助于作品质量的提高。

5.3杜绝曲解现象的发生

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曲解现象，在现代网络小说中十分常见，纯属误导读者的行为，使读者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出现偏差。对此类作品，各大网络平台应当严格管制，杜绝此类作品的出现。要实现此点，应当由相关的监管部门，针对曲解古代文学的行为，制定出相应标准，要求网络媒体、平台严格依照标准对现代网络作品进行管理，对自身平台中的每个网络小说作品内容进行核查，在平台中出现了曲解历史、歪曲传说等现象，一经发现必须立即下架，以保障古代文学在现代网络中传承的环境。

参考文献 

[1]孙蔚.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探析[J].当代青年月刊.2015 

古代小说的起源篇2

笔者认为说弹词起源于变文和诸宫调欠妥:首先起源于变文说忽视了中国古代诗歌;中国古代诗歌并称,诗与歌最初是结合在一起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即古代民间歌谣总集。七言诗,早在三国时就已经出现。唐代诗歌出现大量七言作品。俚曲由于不受重视,唐代以前记载很少,但是可以看出,到唐代,已经形成了用七言杂以三字歌唱的形式,这些说明,并不是唐代变文独有和独创,并且变文是为宣传宗教服务的,而后来的弹词主要唱风花雪月,二者大相径庭,只根据形式说弹词起源于唐代变文未免牵强。其次《诸宫调》在形式和特点上与弹词差别甚远,它与后来杂剧更为接近。今存诸宫调有12世纪初金无名氏的《刘知远诸宫调》,演述五代时后汉高祖刘知远发迹变泰的故事。弹词的形式,早在唐代已初具雏形,宋代诸宫调才兴起。另外诸宫调一个显着的特点是有不同的宫调,而后来的弹词没有。况且诸宫调的乐器“罗敲月面,板撒红牙”(太平乐府 卷九)与弹词的琵琶和三弦完全不同。因此说起源于诸宫调也是不确切的。

笔者倾向于最后一种,弹词出于陶真为主的民间说唱,是一门拥有自己特色的艺术形式。“陶真”又作“淘真”,是宋元明说唱伎艺的一种,流行于民间,受百姓喜爱。其词最早见于南宋时期记述临安(杭州)民俗风情的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盛录》:“唱涯词只引子弟,听淘真尽是村人。”“淘真”在宋代文献中仅此一见; 元末昆山人顾坚曾作有模仿淘真的作品。明魏良辅《南词引正》记载:元朝有顾坚者,虽离昆山三十里,居千墩,精于南辞,善作古赋。……与杨铁笛、顾阿瑛、倪元镇为友。自号风月散人,其着有《陶真野集》十卷、《风月散人乐府》八卷行于世。

明代以后关于陶真的记载增多,陶真的特点也渐渐明朗。乐器上使用琵琶: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0“熙朝乐事”中说:“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内容上古今小说平话:蒋一葵《尧山堂外记》提到“杭州盲女唱古今小说、平话,谓之陶真。” 周楫《西湖二集》卷17《刘伯温荐贤平浙》“入话”中说:“那陶真本子上道:‘太平之时嫌官小,离乱之时怕出征。’”

古代小说的起源篇3

一、古今字定义

“古今字”概念原本是传统训诂学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早在西汉经学中便已有了今、古文之分。如《史记·儒林列传》载：“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西汉人所说“古文”、“今文”，与后来所说的“古今字”虽不完全是一回事，却是其概念的滥觞。可以考虑给“古今字”下一个这样的定义：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语言在表达同一词义时，分工明确地、不相淆混地使用了音同而形异的两个汉字，它们便构成历史上的一对“古今字”。出现在较早阶段文献语言中的那个字便是“古字”，出现在较晚阶段文献语言中的那个字便是“今字”。其实所谓古今字，实际上是汉字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孳乳分化现象，导致古今字产生的原因是部分汉字承担的语义过多，影响交际，古今字的形成是区别律作用的结果。

二、前人对古今字的研究

前人对“古今字”的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郑玄为代表，《礼记·曲礼下》：“君天下曰‘天子’，朝诸候、分职授政任功日‘予一人’。”郑注云：“《觑礼》日：‘伯父实来，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诗·小雅·鹿鸣》：“视民不眺，君子是则是效。”郑笺云：“‘视’，古‘示’字也。”《礼记·曲礼上》：“幼子常视毋谁。”郑注云：“视’，今之‘示’字。”郑玄所说的“古今字’，主要是指在汉语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人表示同一词义时先后使用了同音而不同形的汉字这样一种用字现象。其中除了故书“仪’但作“义”这类情况以外，一般与汉字发展史上加注意符的造字模式都没有直接联系。从理论上来说，郑玄所谓的“今字”是应当包括“造字相承，增偏旁”一类的，但由于郑玄本人在理论上既未明确地提到这一点，而在实际分析中也没有自觉地、大量地列举这一类的例子，所以，他的“古今字”概念中的“今字”，便似乎没有包括加注意符及加注音符所产生的后起字。

第二阶段以唐代的颜师古为代表，颜师古不同意郑玄的“余”、“予’为古今字的看法，因为“予”之与“余”，“各有音义，本非古今字别”，其同训为“我”，只是一种同义现象罢了。这就是说.颜师古纠正了郑玄“古今字”观的个别失误。强调了“古今字”应当是音义相同，而古用彼今用此的一对字。他所说的“古今字”，既包括了汉字在不同历史阶段所产生的异体字，还包括了汉字在孽乳繁衍过程中所大量产生的加注意符式的后起字。

第三阶段以王筠为代表，他从文字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古今字问题，提出了“分别文”的说法。有二种类型：一则正义为借义所夺，因加偏旁以别之者也；一则本字义多，既加偏旁，则只分其一义也。”这段话表明王筠对汉字的记词表义功能有了深刻的认识，并且揭示了汉字的孳乳发展的原因及规律。他提出的两类分别文基本上能概括古字和今字的关系。他所认为的“古今字”以“分别文”为主，包括了不同历史阶段所产生的异体字，而汉人所分析的“古今载籍本”中的古今字似乎未包括在内，概念范围比颜师古的又缩小了一些。

第四阶段以徐灏为代表，他所说的“古今字”明确包括两类，一是“造字相承”的后起字，一是“古今载籍本”的不同用字，即认为古今字是造字相承的关系。就这一意义来说，先造字与后起字的关系就是古今字的关系；但就其实质来看，“古今”二字，却是古时的相对概念，并不表示具体时间。同时，古今字中的古字、今字与古本字、借字；与初文、后起字也有区别。

比较而言，颜师古的“古今字”概念范围最宽，徐灏次之，郑玄、段玉裁又次之，王筠的最窄。

三、“古今字”与“异体字”、“区别字”、“通假字”、“同源字”之间的关系

“古今字”与“异体字”、“区别字”之间是一种包容兼交叉重叠的关系。所谓“包容”，是说“古今字”可以是“区别字”，也可以是“异体字”。因为“区别字”的产生一般都有古今时代的问题，所以一般都可以归人“古今字”之中。所以，所谓“兼交叉重叠”，便意味着“古今字”不能包括所有的“异体字”.只有不同历史时期产生和使用的异体字才能纳人“古今字”范围，同一历史时期所流行的异体字便不能算作“古今字”。

“古今字”与“通假字”这两个概念都应是训诂学范畴中的问题，一般有其明确的界限。“古今字”是“古”、“今”不同时代使用音同而形不同的汉字来表达同一个词义，而“通假字”则是同一时代使用音同而形不同的汉字来表达同一个词义。但二者也有一定的交叉，这就是，如果“古今字”中的‘今字”是“区别字”，它们产生以后，世人使用它们并不严格地与其“古字”即初文区分开来，而是时有通用现象，这就既是“古今字”，也是“通假字”问题了。但总的来说，‘古今字”是异时用字问题，“通假字”是同时用字问题，这一条原则是始终存在的。

古今字和同源字关系十分密切，古今字并不都是同源字。王力先生曾给同源字下过这么一个定义：“凡音义皆近，音近义同，或义近音同的字，叫做同源字。分析这个定义，我们不难看出同源字的本质特征：必须“有同一来源”。古今字的形成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因假借造成一字记录多词最终发生分化而形成古今字，一是因引申造成一字表示多义后来产生分化而形成古今字。第一种古今字情况比较复杂，当今字表示古字本义时，今字和古字是同源字。如“莫”与“暮”，今字“暮”的傍晚、黄昏义是直接承袭古字“莫”的，“暮”字是由“莫”字派生出来的，莫、暮同源字。当今表示古字假借义时，今字和古字不是同源字，这是因为古字表示今字所表示的那个语义时，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借用，它自身的语义与这个假借义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一般来说，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同源字的区别是明显的，它们的着眼点、字义范围、读音、处理角度不同：古今字着眼于时代的先后；异体字表现在写法上的不同（音义皆同），通假字产生于音同或音近（多数无意义联系），同源字则音义皆近，音近义同，或义近音同，它们划分的标准不一样。但是，这几种字又是不能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交错的，如：“云谓”的“云”和“霎雨”的“霎”，从字源看，是古今字；从字形看，是异体字。“从”和“徒”本是古今字，但《说文》引为两个字头，从字形来看，则为异体字。

四、结语

古今字是传统训诂学的术语，它反映的是同字异义现象，古字和今字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只有在表达同一个词或者同一个意义时才构成古今字。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分析问题，不能因循守旧，以偏概全，用同源字、通假字代替古今字。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王力.古代汉语（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1.

古代小说的起源篇4

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的演变，近代社会发展以来，文化的发展也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变迁，在现代和传统的交界之下，国内外相融合的发展中，中国现代文学得到了有效的发展。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在古代文学资源的影响下是如何在现代性的语境中被充分激发出来的呢？这种进入式的激活方式是是以何种标准为依据的呢？同时应该如何在传统的价值观中把握中国古代与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呢？传统价值观转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探索的。

一、中国现代文学面临的语境局势

1.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

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国家在坚船利炮的协助之下打开了我国国家的大门，使得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此，很多文人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我们国家的贫穷落后以及与西方技术发展先进之间的差距，深有感触的文学人士开始将生命置之度外，而以壮我国威，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投入到革命激战中来，一场场关于文字的革命如洪流般铺天盖地的袭来，“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这一系列的革命似乎带有一定的仓促性，将古代文化以猝不及防的态势打入了深渊，使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面临着诸多阻碍。文学革命，自1917年开始在我国拉开了帷幕，带有乡土气息的小说，蕴含伤痕的各类文学著作，九叶诗派等等，到当前各类穿越小说、都市言情的泛滥，在时代的发展变迁之下，我国的现代文学好似给人一种繁荣昌盛之感，可是如果仔细探究来看，这种繁荣的背后，所谓的文学大都不过是浮夸的、虚无的，并且在国外西方世界的影响之下，关于民族的东西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中国现代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处于瓶颈状态。

2.文学“断裂层”。

纵观近百年以来的现代文学发展史，还没有哪一本比得上《红楼梦》的小说，也没有一首能够和唐诗三百首相抗衡的诗歌，现代文学语境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无非只是在面对诺贝尔文学奖时所产生的尴尬，在面对世界经典文学时候的一种难以言说的无奈之感。但是作为一门独具感性气息的学科，文学不仅应该有着现代社会的影迹，同时还不能脱离历史母体。纵观现代看似发展繁荣的文学界，和古代文学有联系的作品，我所了解的比较著名的作品有郭沫若先生编著的《屈原》、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宋之问的《武则天》，等等，可以说与历史有关的这些作品真的很少，特别是在近几年的发展中，优秀的文学作品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太多的作家一味的朝前跑，而忽略了对古代文学的观望，使得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出现了裂痕，就现代文学来说，古代文学是其根，是其源，如果少了根和源，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势必会腐朽没落。

二、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

上述我们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的语境出现了裂痕，也就是所谓的断裂层，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缺少了古代文学所蕴含的精神，究其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古代文学资源的匮乏吗？答案是否定的，康德曾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像中华民族一样有着数以千万计的历史编写人员。由此我们可知，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多么的深厚和丰富。

1.丰富的古代文学资源。

为后人们所铭记和津津乐道的古代文学和历史文人真的是数不胜数啊，先秦名著就有《诗经》、《庄子》和《周易》；东汉和西汉时期，出现了拥有磅礴气势的汉赋和《史记》；魏晋时期，文学作品更是如泛滥之江河，这一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就有“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唐宋时期的“诗仙”、“诗圣”、“诗鬼”所写诗篇千古流传，水平不分高下，以豪放派、婉约派为代表的诗词文人独领时代潮流；元代的杂曲更是不甘落后，《西厢曲》、《牡丹亭》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明清时期，古代文学更是走上巅峰之路，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四大名著，集政治、爱情、诗词歌赋等于一体，不仅丰富了当时文人精神世界，更成为现代的经典著作，除了这些，各类民歌、史记也不甘落后，壮观了古代文学。

2.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说起文学资源的文化传承，我们不得不感到羞愧，在传承方面，我们没有做到主动积极，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克服两方面的难题，第一是将想当然的这种想法克服掉，在当前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社会人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想法随意去改变文学资源的发展，然后想当然的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发展演变。但是这种想当然绝对不能脱离历史的发展，而是应该站在真实的角度，对文化进行传承和接受。第二应该站在多种角度对古代文学进行解读，历史的久远和文学资源的丰富这两大特点使得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受到了阻碍。对此就必须要求工作者能够从多种角度对其进行全面综合分析，以防以片面单一的角度去褒贬历史人物和事实，应该做到客观性和广义性的评价。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就像鸟儿离不开天空，鱼儿离不开水一样，现代文学也必须紧随其根，而古代文学就是现代文学的根。尽管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其为了弘扬现代性，而企图将古代文学抛离出去，但是实践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而且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始终离不开古代文学资源这一丰富的源泉的，如当代以人为本的意识离不开古代文学思想的天人合一，现在的审美离不开古代的意境，如今的散文诗歌更是离不开古代文学资源的思想。因此当前现代文学的发展，应该站在现代的角度，以古代文学资源为发展根源，深刻挖掘出其中所存在的潜力，从而有效的促进自我发展。在当前，人们精神世界的发展无非就是做到返璞归真，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传统，如此才能使得心灵获得慰藉。因此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的是统一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管理，如果不能以古代文学资源为根本和指引，现代文学是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的，如果不能将现代文学的语境融入其中，古代文学也是不能有效发挥出其资源力量的。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语境的发展和古代文学资源的挖掘，两者之间可谓是相辅相成的，只有相互依存才能共同发展。现代文学是在我国发生了历史变化之后，人们的思想脱离了原本的封建之后而对外国文学所接受学习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其在表现现代的科学民主思想的时候所运用的现代语言，而且对艺术表现形式也进行了创新，形成了现代社会的小说、散文、诗歌等新的体裁。另外在各类表现形式上，如抒情方式、描段都给予了创新，形成了现代化的特点，从而和世界文流紧密联系起来，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形态，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是存在很大区别的，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在精神层面来看，不管是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方面，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都是存在一定的联系的。但是也必须看到古代文学的精神注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都是和儒家或者道家文化仅仅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所体现的主要是精神文学的层次，还没有和方法论结合起来，而现代文学的精神既包含了方法论，也包含了现代的文学思想。第二、在现代文学的内涵中虽然包含着一定的人文因素，但是其主要的文学意识是个性主义或者人道主义，这种因素是古代文学中所不具有的，它们是从近现代的西方国家引进来的一种文化，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的灵魂源泉，也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所在，现代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的解放最终都是对人自身的一种解放，而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精神在古典文学中是不常见的。第三，古代文学主要是以文言文为主要符号的文学形式，而现代文学则是以白话文为主要表现形式，白话文这一语言符号虽然取代了文言文，但是其更具独特性和新颖性，使得现代文学更具美感。第四、古代文学体裁主要是以诗歌和散文为主要形式，而小说和戏曲则是处于边缘发展的形式；而到了现代，小说则成为了主流发展形式，诗歌和散文则处于了边缘发展。结语：纵观上述，我国现代文学的语境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局面，需要新的源泉的注入，而古代文学资源，需要被充分解读和挖掘，二者之间要想得到永恒发展就必须不断借助对方的力量来实现自我的发展，有效实现我国文学史的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古代小说的起源篇5

近代之前，蒙古族说唱文学以散韵结合的英雄史诗为主。自十三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中期，蒙古英雄史诗虽然经历了发展期和消亡期，但仍有《格斯尔》、《江格尔》等数十部长、短篇史诗作品存留传唱至今。这些作品以夸张的手法记载草原人类蒙昧初开时的原始记忆，形成散文式“说”与韵文式“唱”交叉搭配的固定模式。直到19世纪，蒙古族说唱文学的传统内容增添了崭新的构成元素———本子故事。从审美意识而论，蒙古族历史悠久的民间说唱艺术与汉民族的文学艺术交融产生的说唱文学新形式———本子故事一改以往英雄史诗“尚虚幻，贵夸张”的传统风格，整体呈现出“由虚向实”、“贵神向重人”转变的新趋势。

“本子故事”是指蒙古族艺人口头说唱的故事，是蒙古地区自古盛行的胡尔齐故事的一种，属于民间文学范畴。传统胡尔齐故事的内容来源于蒙古族古老而丰富的英雄史诗（包括莽古斯故事）。自十九世纪上半叶起，在蒙汉文化交汇广、交融深的卓索图盟等东南蒙古地区开始流行说唱本子故事，其后逐渐普及到内蒙古全境和外蒙古广阔地区。值得一提的是，本子故事的盛行不仅活跃和丰富了蒙古民众的文化生活，更是刺激和带动了蒙古族文人书生参与故事本子的翻译或创作。由此，属于民间文学范畴的本子故事和属于书面文学范畴的故事本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在近代蒙古文学领域掀起一股由民间艺人———文人作者———听众群体（读者）三方有机互动的民间文学小高潮。对于近代蒙古族本子故事的兴起渊源，俄罗斯学者李福清在其《书本故事与口头文学的联系》中曾有论到：“从18世纪到20世纪，在现今中国的辽宁省和内蒙古一带显然还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口头叙事文学。当地将这种广泛流传的说书文学称之为“本生乌力格尔”，即“书面故事”。这种文学以翻译过来的汉文小说题材为内容。它是两种不同传统的奇妙结合：一种是源于汉族口头说书的远东章回小说传统；另一种是高度发展的纯属于蒙古人的史诗传统。拉着胡琴的说书人按照自己的需要对翻译过来的作品进行改编，突出描述草原蒙古人所喜爱的骏马和骑士，极力采用传统的史诗手法和民族曲调。这样，久而久之，两种原本不大相同的文化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终于结合在一起了。”笔者认为，近代蒙古本子故事的繁荣盛行不仅仅是“汉族口头说书传统与蒙古人的史诗传统相互结合”的文学现象，更是蒙古文学、文化的传统积淀、族群生存、生活的现实语境以及民族文化选择、吸收的机动能力相互交融的立体体现。

首先从文化传统而论，本子故事的繁荣继承并注解了蒙古书面文学与民间口传文学之间历史悠久的亲缘关系。我们面对口口相传，代代相承的蒙古族民间文学与史笔相传，风骨相继的蒙古族书面文学之间经纬纵横的复杂关系时，仍可从文化学的视域梳理出贯穿其始终的主干血脉。从肇端于13世纪的《蒙古秘史》、复兴于17世纪的《黄金史》和《蒙古源流》直到突起于19世纪的《青史演义》，纵观整个蒙古族文学的发展史络，笔者从创作与接受两个角度简括其传统特色为“创作态度上民间文学与书面文学互通不排异，史学与文学互融不排斥；审美意识上雅俗不对立，贵贱不对峙，没有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泾渭分明的门槛隔阂”。因此说，继承和发扬蒙古族文学、文化传统特点的近代蒙古族说唱文学由艺人负责说唱本子故事，由文人担当创作故事脚本的良性互动模式既保障了说唱文学的娱乐性，也提高了说唱文学的艺术性，从而为民间文学与书面文学交互发展的蒙古文学史开创了一个双赢的良好局面。

其次，从族群的生存语境而论，本子故事的繁荣迎合并体现了近代蒙古族在多元社会中的跨文化生存现实。众所周知，清朝初期时“严禁蒙汉相互容留、杂居，甚至要蒙古部落内所有的汉人、汉人村内所有蒙民各将彼此附近的地亩照数调换，分别集中居住，不许混杂。”〔1〕但是，事实证明，清廷的禁令从未能制止汉族移民为生计糊口而奔向塞外的脚步。直到19世纪初叶，蒙古民众沉醉于新兴的本子故事时，其中夹杂的大量汉语音译词汇并未成为他们欣赏理解的障碍。可见，此时，蒙汉杂居已成规模，蒙古人接受汉文化影响已成风气。当世代农耕的汉族文化开始染指游牧蒙古人世代安居的朔漠草原，并与其博弈彼此的文化话语权之时，新兴的本子故事在满足蒙古听众的娱乐需求之余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促进文化交流的使命。本子故事的兴盛一方面推动了更多说唱艺人的涌现，另一方面促进了蒙古族文人从事故事本子新作的创作或去翻译和改写讲史演义类、英雄传奇类和公安类小说等适合说唱的汉族文学作品。我们用影响理论解析近代蒙古族文学发展史略，可清晰地梳理出从译作到仿作再到创作的三个较为完整的发展环节。从模仿汉文小说译本到创作中原故事的发展过程中，本子故事的兴盛环节恰恰完成的是从翻译汉文小说向创作以本民族现实生活为题材的独立小说过渡的重要中介任务，其在蒙古文学史上的理论意义和现实贡献实不可没。再次，从民族文化的选择能力而论，本子故事的繁荣展示并证明了蒙古文化对异文化的吸收和改造能力。创作者们的创作态度以蒙古族固有审美情趣为宗，不仅迎合了当时对内地历史文化有兴趣而缺乏深层沟通的蒙古族读者的实际欣赏水平，更是衬托出创作者在多元文化交融的环境中注重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思维定式和创作能动性。

本子故事最早兴起的漠南蒙古地区靠近我国蒙古族英雄史诗流传分布三大中心之一的扎鲁特———科尔沁史诗带，其传统文化底蕴非常雄厚。这一地区蒙汉杂居的生存环境、京师屏藩的地理位置，具备了能够与内地频繁交流互动的天然优势，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到了近代，来自汉文化圈的新的审美意趣在蒙古族民众的精神文化领域广泛地渗透扩展。以说唱中原内地故事为主要吸引手段的本子故事即是伴随着漠南蒙古蒙汉交杂，移垦加剧，农耕日甚的社会变迁进程悄然升起，并以星火燎原之势遍及内蒙古全境以及漠北的外蒙古地区。但是，我们从深受蒙古人喜爱的本子故事中仍可捕捉到他们注重民族传统审美理想的文化选择。当时，本子故事的来源渠道可分为二：其一，汉文小说的蒙古文译本及改写本，如《封神演义》、《水浒传》等；其二，产生于蒙古地区的以描写中原内地战争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如《寒风传》、《说唐五传》等。这些作品无论是说唐、讲汉还是言宋，都是以保家卫国，英雄征战的故事为主。这种高扬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审美取向和欣赏趣味让人很容易联想到蒙古族历史悠久的英雄史诗传统。即使是蒙古文人创作的故事本子新作虽然标以内地战事为题，但是，究其本源则是作者从本民族的审美理想出发，仿照汉文“说唐”故事，借鉴和择选清代流传的各类汉文讲史演义和公案类小说的细节，经过艺术虚构创作出来的。譬如，“说唐五传”之一的《苦喜传》中，作者开篇介绍唐朝紫辉皇帝“力敌万夫”的描述显然属于蒙古化之笔。蒙古族自古重骑射、部落首领需要以武功服众。即使是撰者生活的清代，蒙古贵族多勤于骑射，致力由军功晋升。因此，本子故事中出现“力敌万夫”的唐朝皇帝，反映出作者是在遵循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本族的审美标准进行创作的事实。这些故事本子新作中频频出现与汉族文化传统不相符合的结构方式和情节描写，一方面是作者对中原汉文化尚缺乏深刻了解所致，但另一方面则证实了这些作品依托蒙古族英雄史诗传统，尊重本民族文化特质的事实。本子故事粗线条的叙述方式、重复情节的处理手法以及对英雄的崇拜和以征战为主线的题材，无不表露出英雄史诗的痕迹。这些渗透着蒙古文学传统和文化底蕴，融合语言魅力和情节引力于一身的本子故事不仅仅是近代蒙古民众茶余饭后的娱乐消遣，更是民族文化在多元语境中的吸收能力和创新活力的动态体现。

“说唐五传”是最受近代蒙古民众欢迎的说唱本子故事。据传，清代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瑞应寺喇嘛恩和特古斯创作了这些本子故事新作。所谓“说唐五传”包括《苦喜传》六十回、《全家福》六十回、《尚尧传》九十回，《偰僻传》一百二十回，《羌胡传》一百九十九回。这些作品的主要材料来源于清代中原地区盛行的小说和评书《说唐前传》、《说唐后传》、《说唐三传》以及《封神演义》、《三侠五义》和《隋唐演义》等诸多历史演义小说和公案小说。这些深受蒙古民众喜爱的本子故事和故事本子“那既庞大而又简洁清晰的结构和脉络，那庄重、严肃、不事诙谐的故事内容和叙述方式，那对英雄的崇敬和以国家、群体利益为重的精神，包括那些一再出现的充满神秘感的斗法情节，以及同一主题经过反复结构故事而不断深化，从而形成小说群落形态，都深深印记着蒙古英雄史诗的胎记。”〔2〕但是，与蒙古族传统的英雄史诗相比较，近代新兴起的“五传”等本子故事则在艺术审美上明显呈现出“由虚向实”，“去神化、贵人事”的新取向，清晰昭示着近代蒙古族社会的变迁烙印。

我们知道，作为一种大型的民间文学样式，英雄史诗不同于作家创作的书面文学属于个人行为，而是一个民族全体人民聪明与智慧的结晶。从最初产生到广泛流传，从不断加工到长期保存始终与全民族的集体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用本民族的眼光审视和解读周围的世界，运用本民族的语言把自己民族独特的心理素质、道德观念和风俗人情烙印在史诗的字里行间，体现着本民族特有的激情和理想。史诗所赞美的英雄人物都是“民族精神的十足的代表，他们往往通过自己的个性来表现出民族的全部的充沛力量，它的实质精神的全部诗意。”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就是这样一部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的诗篇。主人公江格尔身上集中体现了蒙古族人民的机智勇猛、强悍粗犷、不畏、疾恶如仇等最优秀的品质。他智勇双全，神力过人，心胸坦荡，知人善任。为了消灭落后的分裂势力，实现各部族的统一，为了消除外来的侵略战争的隐患，保卫家乡的安全，捍卫本不足人民的利益，他团结了六千又十二名“个个像神仙一样的勇士”，南征北战，除暴安良；他在战争中身先士卒，以身作则，运用各个击破的战术，先后征服了七十个可汗的领地，创建了拥有五百万居民的“像天堂一样幸福吉祥的宝木巴联盟，实现了蒙古族人民千百年渴望并为之奋斗的和平统一的美好愿望。江格尔成为促进统一的英雄象征，犹如文中的唱词所言：“在东方的七个国家，江格尔是人民美好的梦想；在西方的十二个国家，江格尔是人民崇高的希望。”但是，我们从史诗大胆瑰丽的想象和天马行空的描写中也不难发现其神话与历史相结合，幻想与现实相交融的艺术特色。史诗的内容往往天人不分，人神相交，英雄的业绩与神力的夸张扭结在一起。英雄史诗《格斯尔》中，主人公格斯尔就是为了“降服妖魔，救护生灵，使善良百姓都过上太平安宁的生活”，接受观音菩萨和白梵天王的派遣，降临人间的。他既是母体血肉之胎所生，从事着放牧、揉皮子、挖野菜、掏地鼠等极其普通的劳动生产，过着常人一样的生活。但是，作为天神的儿子，格斯尔又具备了凡人无法比拟的神奇本领。当他还在母腹中的时候便会唱歌说话、告知自己的身世和未来的神通，一岁捕杀魔鸦，二岁治死恶魔，三岁杀鼹鼠精，四岁镇压七妖，五岁施展分身术、障眼法放出毒蜂和虻虫俘获五百商人，十四岁独闯龙宫逼婚，十五岁起便开始了驰骋疆场保卫家乡的征战生涯。成人后的格斯尔更是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上达天国招呼天神，下入地府役使鬼怪，真可谓为所欲为，无所不能。这些荒诞不经、离奇古怪的故事情节、上天入地、瑰丽宏伟的战争场面使得史诗中的英雄人物神化幻化，罩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神奇色彩。但是，当我们把比较的目光投向近代同样以英雄保家卫国为主题的“五传”等本子故事时会发现传统英雄史诗“贵夸张，尚虚幻“的审美取向渐趋淡化的倾向。

“五传”讲述了跨越百年的唐朝兴衰故事。其中，外事战争征伐和朝廷内部争斗内容占了绝大篇幅。可以说，保卫社稷和反抗侵略是贯串这五部系列作品的主脉络。综观故事全文，唐朝先后与匈奴、吐蕃、突厥界利汗、北燕、南越、东辽、西辽、羌胡、契僻等众多国家交战。这些战事都是因对方挑起事端，侵犯唐朝引起。“五传”以唐朝反抗侵略的胜利保障了正义战胜邪恶的艺术效果。作者通过不遗余力地歌颂正面英雄不屈不挠，誓死捍卫国家的奋斗精神，更加突出了作品反抗侵略，保家卫国的中心思想。“五传”塑造了程公叶、程四海、程忠乃、秦人杰、秦龙、秦孙表、罗舒玉、罗孟、罗雄、罗强、尉迟嵩勋、尉迟显德、尉迟芳、徐云、徐西里、薛嵩、薛邯等一大批以保卫大唐社稷，反抗外敌侵略为己任的英雄人物形象。他们作为唐朝反侵略战争的中坚力量，不贪财、不恋色，不求享乐，一心只为唐朝社稷的安危殚精竭虑。他们也像清代蒙古王公贵族一样，承袭着从祖辈传下来的爵位，世世代代供奉于朝廷。在“五传”跨越百年的宏伟叙事中，这些英雄人物一代承接一代地为保卫大唐江山，反抗敌国的侵略前仆后继，奋斗不息。但是，他们既没有传统英雄史诗《格斯尔》、《江格尔》中主人公上天入地，呼风唤雨的神通，也不像史诗英雄不死不灭，永恒战斗的神奇。“五传”的主人公都是凡人俗子。他们人生有限，生命无常，所致力的事业也处于不断的循环反复之中。

他们超越个人的存在方式就是子承父业，代代相传的家族存在方式。五传之一的《苦喜传》中，秦琼的九世孙秦龙年仅十一岁便挂帅出征匈奴国。其父镇国公秦人杰虽然心怀担忧，但更多的则是后继有人的由衷欣慰。作为长辈的秦人杰在送别酒席上挥泪告诫这些少年英雄们：“看你们六个人的举止，日后必能成为国家柱石般的良臣，你们要努力向前，莫要像我们这些愚钝的父辈们，有所闪失。”可鉴，英雄们自小从父辈那里接受了要为国家尽忠尽力的传统教育，确立了努力成为国家栋梁之才，终身效力社稷的人生目标。近代蒙古族学者罗布桑却丹在其著《蒙古风俗鉴》中记载蒙古族在喜庆宴席上，年长者在接受晚辈敬酒时，会祝福他们“要孝敬父母，要忠于额真诺谚，要把力量先给国家。”我们从“五传”中与蒙古族的礼仪习俗如出一辙的情节描写中着实感受到蒙古族崇尚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传统文化烙印。而且，究本溯源，正是得力于这些不怕死、乐于献身国家的英雄及其信奉的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五传”能够在蒙古地区广受喜爱，经久不衰，流传至今。

古代小说的起源篇6

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的国门被打开，而我们的知识分子也深刻意识到国家的落后，文学界由此觉醒，并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过犹不及，“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等口号和思潮使得古代文化与文学受到强烈排斥，这种过于极端的决定未免显得急躁了，也正因为如此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今后的发展遗留下不小的隐患。20世纪初的文学革命，将现代文学的序幕正式拉开了，有伤痕文学、乡土小说和九叶诗派等。一直发展到如今有穿越小说、奇幻小说和都市言情等出现，表面上看来现代文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态势。但仔细追究，我们会发现繁荣的背后正是一派虚无和浮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西方理论的影响，另外本土文化改造所产生的影响也很深，而我们自己的文学史和本民族的文学意蕴已越走越远，我国的现代文学可谓是进入了“瓶颈”。

(二)文学“断裂层”

现代文学史已有近百年的时间，然而却尚未真正出现能与古代文学相媲美的文学作品。没有一部小说可以与《红楼梦》比肩，没有一首现代诗歌可以与唐诗相对抗的诗歌。文学是一门较为感性的科学，其应当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以反映当下的真实生活，同时也不能与历史母体相脱离。在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之后，现代文学中鲜少出现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只知向前看却忘了回顾身后，因而使得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出现了“断裂层”[1]。

二、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

(一)丰富的古代文学资源

先秦诸子的《诗经》、《庄子》;两汉的汉赋、《史记》;魏晋的“建安风骨”；唐宋诗词、元曲，明清的四大名著等等。此外还有民歌、游记等不同种类的文本史料。古代文学资源十分丰富，我们所指的古代文学资料当然指的不仅仅是文本资料本身，因为其本身也反映出了一些潜在的内容，这或者是一个时代的风尚，或者是某个朝代的社会思想等等。由此可见，祖先们为我们留下的古代资源之丰富，这些不同文学形式的作品为我们展示不同时代的人们的生活面貌，不同时代的历史变更以及社会生产等等。

(二)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然而，我们在传承文学资源方面显然做得还很不够。我们要传承就一定要很好地面对困难，需要克服的难题主要有两个。首先，要克服理所当然的心态，在现代，人们有着十分自由的言论，思想自由，人们总是试图去研究文学发展史，并对其历史进行演变，同时并设法使其合理化。但我们所认为的合理未必就是历史的真实，对于现代人所需要的合理性，我们也不应该一味地遵循，而将历史的真实性抹杀了。研究古代资源的人员，应该始终站在时代和历史的大背景下，对于古文化的接受和传承要本着最真实的态度。其次，应该对古代文化资料进行多角度地解读，由于历史悠远，文学资源过于丰富，这也使得我们今天的传承遭遇难题，因而相关工作者就需要从多维视角出发，采用多种不同的理论进行理论批评，从而使得评析更加全面和综合，以防理论过于主观，对于历史人物与事实更不能肆意地褒贬，要客观地做出评价。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自己的“根”：古代文学资源[2]。虽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之初曾试图抛弃古代文学而实现自己的现代性，但最终实践证明这条路是无法走下去的。我们发展现代文学终究还是离不开古代资源的支持，没有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就难以出现“终极关怀”和“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现当展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也是从古老的文学文本中演变而来。因此，我们在对历史资源和现代文学前景的反思，不应该只是一味地去远离，更重要的是要去靠近，而且是进入到最深层次，将其内在潜力挖掘出来，将新的的活力注入以便促进自我的更好发展。在如今这个世界，返璞归真的实现还是需要立足于传统的东西，这样才能很好地矫正人性，使心灵得到慰藉。因此，联系起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二者的关系，二者之间向来不是对立的的关系，而应该是同一。若不是深入地挖掘和利用古代文学资源，就无法从中汲取力量，进而促使现代文学获得长远发展;；不去进行现代性文学语境的渗透，也不能很好地挖掘古代文学资源的潜在力量。因此，我们说发展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和发掘古代文学资源，二者并无冲突，是相互依存的，是一种同一的关系。

古代小说的起源篇7

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的国门被打开，而我们的知识分子也深刻意识到国家的落后，文学界由此觉醒，并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过犹不及，“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等口号和思潮使得古代文化与文学受到强烈排斥，这种过于极端的决定未免显得急躁了，也正因为如此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今后的发展遗留下不小的隐患。20世纪初的文学革命，将现代文学的序幕正式拉开了，有伤痕文学、乡土小说和九叶诗派等。一直发展到如今有穿越小说、奇幻小说和都市言情等出现，表面上看来现代文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态势。但仔细追究，我们会发现繁荣的背后正是一派虚无和浮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西方理论的影响，另外本土文化改造所产生的影响也很深，而我们自己的文学史和本民族的文学意蕴已越走越远，我国的现代文学可谓是进入了“瓶颈”。

(二)文学“断裂层”

现代文学史已有近百年的时间，然而却尚未真正出现能与古代文学相媲美的文学作品。没有一部小说可以与《红楼梦》比肩，没有一首现代诗歌可以与唐诗相对抗的诗歌。文学是一门较为感性的科学，其应当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以反映当下的真实生活，同时也不能与历史母体相脱离。在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之后，现代文学中鲜少出现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只知向前看却忘了回顾身后，因而使得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出现了“断裂层”。

二、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

(一)丰富的古代文学资源

先秦诸子的《诗经》、《庄子》;两汉的汉赋、《史记》;魏晋的“建安风骨”；唐宋诗词、元曲，明清的四大名著等等。此外还有民歌、游记等不同种类的文本史料。古代文学资源十分丰富，我们所指的古代文学资料当然指的不仅仅是文本资料本身，因为其本身也反映出了一些潜在的内容，这或者是一个时代的风尚，或者是某个朝代的社会思想等等。由此可见，祖先们为我们留下的古代资源之丰富，这些不同文学形式的作品为我们展示不同时代的人们的生活面貌，不同时代的历史变更以及社会生产等等。

(二)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然而，我们在传承文学资源方面显然做得还很不够。我们要传承就一定要很好地面对困难，需要克服的难题主要有两个。首先，要克服理所当然的心态，在现代，人们有着十分自由的言论，思想自由，人们总是试图去研究文学发展史，并对其历史进行演变，同时并设法使其合理化。但我们所认为的合理未必就是历史的真实，对于现代人所需要的合理性，我们也不应该一味地遵循，而将历史的真实性抹杀了。研究古代资源的人员，应该始终站在时代和历史的大背景下，对于古文化的接受和传承要本着最真实的态度。其次，应该对古代文化资料进行多角度地解读，由于历史悠远，文学资源过于丰富，这也使得我们今天的传承遭遇难题，因而相关工作者就需要从多维视角出发，采用多种不同的理论进行理论批评，从而使得评析更加全面和综合，以防理论过于主观，对于历史人物与事实更不能肆意地褒贬，要客观地做出评价。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自己的“根”：古代文学资源。虽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之初曾试图抛弃古代文学而实现自己的现代性，但最终实践证明这条路是无法走下去的。我们发展现代文学终究还是离不开古代资源的支持，没有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就难以出现“终极关怀”和“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现当展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也是从古老的文学文本中演变而来。因此，我们在对历史资源和现代文学前景的反思，不应该只是一味地去远离，更重要的是要去靠近，而且是进入到最深层次，将其内在潜力挖掘出来，将新的的活力注入以便促进自我的更好发展。在如今这个世界，返璞归真的实现还是需要立足于传统的东西，这样才能很好地矫正人性，使心灵得到慰藉。因此，联系起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二者的关系，二者之间向来不是对立的的关系，而应该是同一。若不是深入地挖掘和利用古代文学资源，就无法从中汲取力量，进而促使现代文学获得长远发展;；不去进行现代性文学语境的渗透，也不能很好地挖掘古代文学资源的潜在力量。因此，我们说发展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和发掘古代文学资源，二者并无冲突，是相互依存的，是一种同一的关系。

古代小说的起源篇8

    在民间信仰基础上,中国历史上曾产生过大量的神话、传说和故事,后经文人辑录、加工、改编和再创作而完成文本化过程,转变为志怪、传奇、话本、章回等体制的小说。在小说写定过程中,民间信仰通过提供题材、人物、主题、观念和语词等多种途经渗透进来。纵观古代小说发展史可以发现,表现神仙灵异、因果报应是古代小说的重要情节类型,神怪人物是古代小说的重要角色群体,不仅志怪、传奇、话本小说如此,即便是章回体的历史演义和世情小说也概莫能外。志怪是我国古代延续时间最久、数量最多的小说品种,上自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下迄清末《萤窗异草》、《右台仙馆笔记》之类,历代文人辑录了数以万计的民间神怪故事。志怪较少个人化虚构,情节多是“粗陈梗概”,《列仙传》、《搜神记》、《幽明录》皆属此类;不过,其中也有个别描写细腻、生动翔实之作,如《神仙传》中的部分篇什就已有唐传奇笔法,而《汉武帝内传》洋洋万言,篇幅之巨、场面之大、人物之多,虽唐传奇也不多见。至于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以传奇入志怪”,其精彩描写历来为人赞叹,被称作文言小说的艺术高峰。文人搜奇记异是民间信仰渗透到志怪小说的重要途径。从汉魏到明清,以搜奇记异为目的写作活动让大量民间信仰及其叙事寄寓于志怪小说之中。唐传奇是对汉魏六朝志怪的继承和发展。关于唐传奇与志怪的关系,何满子曾指出:“汉魏以降,志怪小说之繁富,殆为神话寥寂之天然补偿。环球文林,罕有其比。蕴积千载,唐人传奇乃承其余泽。”①唐代传奇、志怪二体,难以截然分开,《玄怪录》、《酉阳杂俎》、《甘泽谣》、《传奇》等具有代表性的传奇集,其中也不乏粗陈梗概的短小篇什,与志怪难分伯仲。所以,今人谈到唐代文言小说,常用“志怪传奇小说”加以统称。当然,唐代文人对这些神仙鬼怪故事着意铺陈点化,借以寄托情愫,抒发己意,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和道教的神仙济世等观念,也贯穿作者的儒家伦常和道德教化思想。话本是在说书艺人讲唱的宗教性或世俗性故事的基础上,经过文人编撰形成的通俗小说。即使是历史题材的话本,如《武王伐纣平话》、《三国志平话》等,也经常浸润着佛道二教和民间神灵观念;至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吕洞宾飞剑斩黄龙》、《张道陵七试赵升》等宗教题材的话本,人物多谪自于仙界或西方灵山,情节多是转世历劫、济世度人,带有更多民间信仰多教融合的特点。此外,艺人讲唱、文人编撰这些故事时,还会凭借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分析人物命运变化的原因,而这些原因经常是他们头脑中的民间神灵观念的直接映现。所以,话本中渗透的民间信仰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二者水乳交融,密不可分。明清章回小说多是在说书艺人讲唱历史故事的基础上,经过历代作家多次加工、改编、再创作而完成的“历代累积型”长篇小说。①作家在改编过程中,将自己的佛道和民间信仰观念以及儒家伦理思想都融入小说之中,于是章回小说呈现出驳杂的宗教色调,小说人物普遍被神魔化,就连着名的历史人物也被描写成谪仙或精怪的化身,如《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关公被神化、诸葛亮被仙化,《三遂平妖传》中的“三遂”都被谪仙化,其他多数人物则被妖怪化,《西游记》中的取经人都是神佛转世,而其对立面则都是妖精,《封神演义》中的大部分人物都是遭逢杀伐劫难的阐、截二教神仙,一些凡人死后也被加封为神。清代由文人独立创作的章回小说,如《红楼梦》、《绿野仙踪》、《镜花缘》等,也都比拟前代作品,把主要人物写成神仙降世,主要情节则是谪仙转世历劫。这种情节特点形成了明清小说“转世历劫”的结构模式。②从古代小说发展史可以看出,小说文本由简到繁,由疏到密,由短到长,其间都离不开对民间信仰的创造性加工和利用,相当大的篇幅用之于对民间神灵的刻画和对神仙故事的演绎。可以说,民间信仰对古代小说的渗透几乎达到了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地步。

    二、古代小说对民间信仰的影响

古代小说的起源篇9

日本汉学家在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方面走在国际汉学界的前列,尤其在考古学方法的运用和出土文物材料的求证方面具有很好的学术影响。民间文化学学术史专家贺学君的《中日中国神话研究百年回眸》所引资料显示,日本较早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成果有井上圆了的《孔孟之偶像尧舜形成原因探源》(1882),此后至1904年间,日本学界发表了较多的相关论文,如《尧舜》和《续尧舜》(清野勉,1894)、《五帝论》(中村德五郎,1898)等。这些研究以文献为主,少量涉及古文字资料。真正自觉运用考古人类学方法的是出石诚彦的《中国神话传说之研究》(1943)。作为日本第一位专门从事中国神话研究的学者,他以比较神话学方法为基础,大胆突破前人纯以文献为主的传统观念,注意从古代绘画、雕刻等历史遗物中寻求原始神话的痕迹,又引入自然史方法,以期由此揭示某些神话产生的现实基础,从而将神话从后人累加的政治因素和道德观念中剥离出来,较为可信地梳理了华夏部分早期起源神话的原始形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御手洗胜通过考证黄帝与龙的关系来探寻黄帝传说的传承地区与意义。侧重于考古和历史素材的林巳奈夫,着有《殷中期以来的鬼神》(1970)、《汉代的神》(1975)。侧重于中国神话通论的贝冢茂树,着有《中国的神话》(1971)、《中国神话的起源》(1973)、《英雄的诞生》(1976)。侧重于神话与古文字及民俗研究的白川静,着有《中国神话》(1975)、《〈山海经〉中的鬼神世界》(1986)、《甲骨文的世界》和《中国古代民俗》等一系列专着。20世纪末叶,小南一郎的《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1993)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西王母神话的起源与演变,考证西王母神话与七夕文化的关联,深化了西王母神话的可信度。欧美汉学界运用考古学方法和考古新成果来研究中国起源神话的代表是20世纪中期的女性主义神话学派。中国神话学家叶舒宪认为,女性主义神话学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以女性主义观点和考古新材料为双重契机的女神再发现运动,以及女性主义神话学对西方文化两大源头的重新认识。女性主义作为一场文化思想运动,它的重大启蒙意义就在于揭示出一个被忽略已久的真相:世界上已知的所有文明几乎都是父权制的。女神的发掘与研究取得的重大影响,与考古学方法及其相关成果的运用密切相关。

古代小说的起源篇10

2021重阳节登高是什么意思重阳节登高的风俗历史悠久。古代民间在重阳节有登高的风俗，故重阳节又叫“登高节”。重阳登高习俗源于此时的气候特点以及古人对山岳的崇拜。登高“辞青”也是源于大自然中的节气，重阳节登山“辞青”与古人在阳春三月春游“踏青”相对应。“登山祈福”的习俗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流行。登高的地点，没有统一的规定，登高所到之处大抵分为登高山、登高楼、抑或是登高台。

重阳节登高起源

重阳节登高起源(一)

重阳时节，秋收已经完毕，农活不多，农民相对比较清闲。而这时正是山野里的野果、药材之类植物的成熟季节，于是农民纷纷上山采集野果、药材和供副业用的植物原料，并把这种上山采集的活动叫做“小秋收”。因此，九月初九登高的习俗由此演变而来。

重阳节登高起源(二)

重阳登高起源于古代人们对山神的崇拜，信奉山神可以使人免除灾害。古人认为“九为老阳，阳极必变”，九月九日，月、日均为老阳之数，不吉利。因此衍化出一系列避不祥、求长寿的活动(这里并非如魏文帝曹丕所称“九”为“宜于长久”之数。这是明代谢肇淛《五杂俎》中的看法)。所以，人们在“阳极必变”的重阳日子里，必须往山上游玩，以避免灾祸。最初人们还要祭拜山神以求平安吉祥，后来逐渐演化成一种娱乐活动。

重阳节有哪些意义

意义一：登高山祈福

古代人的生活环境比起现今要艰苦许多，最早时期人们的很多事物大都来自于才集合和狩猎，而山林中生长的各种植物和动物得以让人类生存和繁衍。因此在古代，古人对高山是崇拜的。因此在这一天登高山也是一种表达人们敬畏崇拜和祈福的一种行为。

意义二：辞青

据清代潘荣陛编撰的《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重阳)有治看携酌于各门郊外痛饮终日，谓之‘辞青’。”

意义三：登高辟邪气

在我国的古代，有着重九一“阳”登勤之日，地气上升，天气下降的说法。而古人们为了避免接触到邪气，所以才在九九这一天登高以避邪气。不过这一说法现在看是不科学。不过，九九一般正值秋高气爽的收获季节，举家出游、登高望远在时令上是非常适宜的。

重阳节饮食习俗吃重阳糕

据史料记载，古人在重阳节前后几天制作的松糕称作重阳糕，又称花糕、菊糕、五色糕，制无定法，较为随意。粘些香菜叶以为标志，中间夹上青果、小枣、核桃仁之类的糙干果;细花糕有3层、2层不等，每层中间都夹有较细的蜜饯干果，如苹果脯、桃脯、杏脯、乌枣之类;金钱花糕与细花糕基本同样，但个儿较小，如同“金钱”一般，多是上层府第贵族的食品。

据说，早年不家用发面饼夹上枣,栗诸果的，或以江米、黄米面蒸成粘糕饼，似“上金”、“下银”的花糕。

据《西京杂记》载，汉代时已有九月九日吃蓬饵之俗，即最初的重阳糕。饵，即古代之糕。《周礼》载饵用作祭祀或在宴会上食用。汉代又记有黍糕，可能与今天的糕已差不远。蓬饵，想必也类似于黍糕之类。至宋代，吃重阳糕之风大盛了。糕与高谐音，吃糕是为了取吉祥之意义，因而才受到人们的青睐。

饮菊酒

菊花，是我国名花，也是长寿名花。在“霜降之时，唯此草盛茂”，由于菊的独特品性，菊成为生命力的象征。

早在屈原笔下，就已有“夕餐秋菊之落英”之句，即服食菊花瓣。汉代就已有了菊花酒。魏时曹五曾在重阳赠菊给钟蹈，祝他长寿。晋代葛洪在《抱朴子》中记河南南阳山中人家，因饮了遍生菊花的甘谷水而延年益寿的事。梁简文帝《采菊篇》中则有“相呼提筐采菊珠，朝起露湿沾罗懦”之句，亦采菊酿酒之举。直到明清，菊花酒仍然盛行，在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中仍有记载，是盛行的健身饮料。

重阳佳节，我国有饮菊花酒的传统习俗。菊花酒，在古代被看作是重阳必饮、祛灾祈福的“吉祥酒”。

吃糍耙

吃糍耙，是我国西南地区重阳佳节的又一食俗。糍耙分为软甜、硬咸两种。其做法是将洗净的糯米下到开水锅里，一沸即捞，上笼蒸熟，再放臼里捣烂，揉搓成团即可。食用时，把芝麻炒熟，捣成细末，把糍耙团搓成条，揪成小块，拌上芝麻、白糖等。其味香甜适口，称为“软糍耙”(温食最佳)。硬糍耙又称“油糍耙”，做法是糯米蒸熟后不捣烂，放在案上搓成团，擀开后放些食盐和花椒粉做成“馅芯”，再卷条切片，再入油锅中炸制，成色金黄美观，咸麻香脆，回味无穷。

吃蟹

在我国的一些地方重阳节有吃蟹的习俗。中秋刚过，北方的蟹正是肥硕之时。俗话说：“九月团脐十月尖，持螯饮酒菊花天。”重阳时节捕捉的蟹最为上品，长得十分矫健，脂满膏肥，名扬天下。

重阳登高有什么寓意1、登高辟邪气

在我国的古代，有着重九一“阳”登勤之日，地气上升，天气下降的说法。而古人们为了避免接触到邪气，所以才在九九这一天登高以避邪气。不过这一说法现在看实在有些不科学。不过，九九一般正值秋高气爽的收获季节，举家出游、登高望远在时令上是非常适宜的。

2、登高山祈福

据《礼记·祭法》中有记载：“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古代人的生活环境比起现今要艰苦许多，最早时期人们的很多事物大都来自于才集合和狩猎，而山林中生长的各种植物和动物得以让人类生存和繁衍。因此在古代，古人们对于山特别是高山是有崇拜的。因此在舅舅这一天登高山也是一种表达人们敬畏崇拜和祈福的一种行为。

3、辞青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春季的踏青一说，实际上与之相对的还有秋季的辞青一说。据清代潘荣陛编撰的《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重阳)有治看携酌于各门郊外痛饮终日，谓之‘辞青’。”

重阳节是在每年农历的九月初九。双九重叠，所以也称“重九”。

古代小说的起源篇11

1，文字源于结绳。认为文字是在上古时期结绳治事的启示下创制而成的[1] 。

2，文字始于八卦。认为文字产生于易卦的卦象，如乾卦为天，坤卦为地，坎卦为水，离卦为火等[2]。

3，仓颉视龟作书。认为仓颉受到灵龟的启示创制了文字[3] 。

4，文字、图画同源。认为书画异名而同体，在文字产生的初期，书亦画，画亦书[4] 。

5，文字源于图画。认为二者并不同源，图画在先，文字在后，文字是在图画的基础上产生的[5] 。

6，文字源于先民的社会实践。认为文字的产生直接导源于原始的记事方法[6] 。

7，中国文字西来说[7]。认为中国的文字是从西亚或埃及传来的。

    对文字起源的上述见解，在当代学术界仍没有就哪一种说法达成广泛的共识。认为“视龟作书”附会了河图洛书的传说，是把文字的发明看作天意神授，纯属虚妄无稽。而“结绳”原是原始的实物助记手段，“八卦”本为古已通行的巫筮方法，认为两者与文字的创制毫无关联。认为“书画同源”或“文字源于图画”只能说明象形字的由来，而不能涵盖一些指事字，记号字的源起。中国文字由西方传入的说法，已被我国的考古学研究所否定，是“东方两河流域”的华夏先民创制了中国文字。近人提出的原始记事方法是文字产生的本源的见解，由于在实际上就是文字源于结绳说的扩大，在学术界也很少得到响应。

（二）

    二千多年以来，文字起源问题的讨论时续时止，旷日持久而少有进展。今天，当我们老话重提的时候，有必要先跳出“庐山”之外，冷静地观察一下“庐山”的真面，寻觅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能又一头扎进没有结果的争论当中。

    面对文字起源问题的种种见解，我们曾长期游移徘徊，百思而不得其解。文字源于结绳或始于八卦的说法，真的是诸先贤捕风捉影或无病呻吟吗？所谓“视龟作书”与我国古代确曾流行的龟卜及契龟记卜有无联系？所谓“书画同源”原指书画“异名同体”，但二者异名异体始于何时？怎样加以区分？研究文字起源问题，特别是面临远古陶器符号是不是文字的问题，前人遗留给我们的种种疑问是不能回避的。我们认为，在进入这些问题的讨论之前，有关文字起源的理论认识与研究方法，应当是首当其冲的，其中存在的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科学地确认中国原初文字的标准认识不足。确认文字的标准，是关于文字的界定即什么是文字的问题。讨论文字的起源，弄清什么是文字是必要的前提。长期以来，研究语言文字的人，大都固守着这样的认识，即“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语言的书面表达形式”。在我国原始陶器符号的讨论中，这个问题表现的尤为突出。因为记录语言一般要多个文字符号连续出现，每个符号是一个字，有固定的读音，代表语言中的一个词。基于这样的认识，对远古陶器上大多只有一个的刻、绘符号，不少学者认为，它们可能对文字的产生有某种影响，但其本身绝不可能是文字。新的研究成果表明，“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个关于文字的定义，不能涵盖世界上的两大文字类型，它只适用于纯表音的拼音文字系统，因为这类文字仅仅与语音发生联系，而与语义则毫不相干。然而，这个定义却不适用于以表义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音义文字系统。关于这一点，饶宗颐先生已经发表了精辟的见解，认为中国文字是不追随语言的、脱离了语言羁绊的，能够控制语言的文字系统[8]。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文字有很强的表意功能。同一个字，同一句话，可以用雅言、雅音读之，也可以用方言、方音读之。如果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我们就不会以“记录语言的符号”为标准，断然否定远古陶器符号是原初文字的可能。这些符号如果是具有独立意义的数字或某种名称，即使没有以完整的语言形式出现，似乎也不能排斥已经成为文字的可能。所以，我们不能把它与拼音文字等同起来，一个单独的符号，也可能是所记事项的主干词语，具有特定的记事功能。

    二、对原初文字的性质不明确。谈文字的起源，说到底是指处于源头的原初文字是怎样产生的，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原初的文字有哪些，一是萌发与形成的途径是什么，就是指原生文字是如何创制而成的，以及为其后文字的创制提供了哪些可以仿效的法则。研究文字的起源，是探索远古先民在何种社会需求之下，其思维或意识受到怎样的冲动，才创制了最初用于记事达意的文字符号。当前，我们讨论文字的起源，往往是站在已经具有成千上万的成熟文字之上，泛泛地谈文字是怎样产生的，忽略了以历史的眼光，客观地去探求为数不多的原初文字是哪些，是在怎样的社会实践中发明的。正因为如此，才对“结绳”、“八卦”、“观龟”与文字之间有无关联不屑一顾。我认为，克服非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努力追求原初文字的性质与社会成因，才能为文字起源的研究找到出路。

三、“以后证前”的研究方法尚待完善。五六千年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世代传承，一脉相沿，这已为考古学文化研究与典籍记载证实。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确知的时代最早的文字资料是殷墟甲骨文字，在此之前，中国文字起码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历程。迄至今日，能够说明中国文字发生、发展的资料仍然相当缺乏，特别是在原始陶器符号的性质尚未论定的情况下，一种行之有效的“以后证前”的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的。一些学者已经尝试以甲骨文、金文论证远古陶器符号，这种方法是否可靠常常受到人们的怀疑。因为这种在时间上间隔了千年乃至几千年的文字形体的比附，由于相当长时间中的资料缺环，研究者本身对结论的正确性也不能断言。但是，我们认为，鉴于中国文化毋庸置疑的连续性，只要我们在论证时摒弃单个文字的简单比附，借助古代典籍、考古资料与民族志资料，把文字的产生还原到客观的历史背景之中，然后再去进行早晚文字形体的比较研究，所得结论自然会令人信服。

（三）

    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虽然存在着早期文字资料缺乏的障碍，但我们有保留着浓厚的原始特征的殷商金文与甲骨文字，又有遗存着许多上古史实的历史典籍，不断出土的古代文物提供了文字产生时期的文化背景，多种民族志资料又可以用来作为参照。所以，利用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文字的起源开展多角度综合研究，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或途径。

    一、哪些是处在源头的原初文字呢？这在我国的古代典籍中是有迹可寻的。《后汉书· 律历志》开宗明义，谓：“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则筭数之事生矣。”这段话的大意是：当天地之间的人事庞杂，庶物蕃盛的时候，就发明了筭数用于管理。《汉书·律历志》曾引据《逸书》的话“先其算命”，说古之王者治理国家，要先立筭数以命百事，即创制筭数统绪天下事物。此《志》文又说：“数者，一、十、百、千、万，所以算数事物”。这里所谓命百事，班固以为即《尚书·虞书》“乃同律、度、量、衡。”关于这一点，《后汉志》说解十分详明：“夫一、十、百、千、万，所用同也；律、度、量、衡、历其用别出。故体有长短，检以度；物有多少，受以量；量有轻重，平以权衡；声有清浊，协以律吕；三光运行，纪以历数。”我们认为，无论尧舜时期是否已有完备的度、量、衡及历法制度，但已经能运用筭数治理天下事物是完全可能的。数是适应氏族集团不断扩大，天下事物日渐蕃盛的管理手段。因为，没有数，管理制度不能成立；没有数，管理手段亦无从施行。因此，可以认为，数字应是原始初文的重要组成部分[9] 。

    数字的产生是适应了人物、庶物蕃盛的需要，但管理诸事、诸物则不仅关涉它们的数量，而且必然还涉及到它们的名称。只有如此，所记的各类经济文书才不会发生混淆。表达诸事、诸物的字就是名物字。这类名物字，首先是与人类维持生计密切相关的衣食品物，当然也会包括人类自身的五体、五官之类以及赖以生存的周围世界如日月山川、草木鸟兽等。这就是《易·系辞》所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者，是上古先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创制出来的。名物字是图案、图形，就如同花纹一样，原始名物字所以就叫作文。这应该就是所谓书画同源的书。所以，我们认为，处在起源阶段的原初文字大体有两类，一类是数字，一类是名物字。

 

   二、那么，这些原初文字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讨论：     1、筹策记数与数字产生。《左传·僖公十五年》载韩简的言论，说：“物生而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象即物象，物象即物名。滋为滋益蕃盛，品物繁多。是说数字是在品物滋蕃日盛的状况下产生的。《后汉书·律历志》也就这个问题说：“人物既著，则筭数之事生。”所谓筭数，不同于今天的算术一词。筭指算筹，数指数字。《说文》云：“筭，长六寸，所以计历数者”，说筭是用来记、计历日、数目的工具。《说文》竹部段注：“筹犹策，策犹筭……故曰筭、曰筹、曰策，一也。”筹策原是人们随手可得的竹木细枝或草茎。《方言》一书有杪字，指树木的枝梢，杪在古燕国的北疆称作策，说明其时其地曾以树木枝梢为策，用作记、计数目的工具。《后汉志》把筭与数并称，正说明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司马彪在该《志》篇末赞语中，提出了“数本杪曶” 的看法，认为数字是本于记、计数目的筹策创制而成的。基于此，我们曾提出，中国数字的一至八都由直线组成，一至四是直线的累积，五至八是直线的错置，都是由记、计数目的筹策异引出来的。[10]

    2、筹策演卦与数字产生。汉代以来，不少阐释易经的人提出八卦成文的说法，最近又有学者称之为卦象文字，认为文字是由八卦演生的各种卦象生成的。但是，借以画成卦象并推断刚柔、阴阳、虚实寓义的卦爻，全都依据了筮数的奇偶，本与物象全无关联，认为文字由卦象而生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八卦最早见于《易·系辞》，据称是伏牺氏王天下创制的。汉人多有相关记述，武梁祠题记：“伏牺苍精……画卦结绳，以理海内。”《礼器碑》：“皇戏统华胥，承天画卦。”八卦本是以筹策求奇偶以象阴阳的巫筮手段，所以八卦与数及计数工具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左传·僖公十五年》云：“筮，数也。”《汉书律历志》云：“自伏牺画八卦，由数起。”颜师古反其道，注云：“万物之数，由八卦而起”。八卦与数字的生成孰先孰后以及两者的因果关系，目前尚难论定，但八卦筮法、卦象都表明了筹策与数字之间的客观联系。在商周以至战国的出土文字资料中，筮占的工具全为竹木、草茎制成的筹策，而八卦卦象无一不是以数字写成。唐兰先生曾说：“八卦的一画（指画成八卦阴阳肴的横画）和一字的一画，很难区别……照我的意见，八卦的起源是用筭筹（卜算子）来布成爻，古文學字也就象两手布爻的形状。”出土资料已证明，八卦卦爻是数字，而不是一长横两短横的阴阳爻，也恰恰说明，一至八这八个用于记录卦象的直线数字，应是受到筹策布爻的启迪创制而成的。由此，我们认为，从这样的角度上谈文字源于八卦，应当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3、结绳记事与数字产生。《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记载，不仅指出上古时代曾经流行结绳之法，而且也把结绳与文字联系起来。郑玄在《周易》注中，就古之结绳治事作了如下的解释：“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唐李鼎祚《周易集解》所作的进一步的诠释认为：“结之多少，随物众寡”。这种说法与晚近的民族志资料可以互证，都是以绳结的大、小、多、少表示所记各类事物的数量。

    在中国的古文字资料中，凡是字的构形或意义与结绳相关的，或者是数字，或者是与数字相关的字。如学者已经指出的，商周金文中写作      的十、   （二十）、   （三十），“正象一根或几根打结的绳子”，并指出古賣、媵等字的字形与结绳相关，字义与交易，陪嫁物品的数量相关[11]。这是具有历史依据并极富学术意义的创见。如果从这种角度分析结绳治事与文字之间的关系，虽则说文字源于结绳的说法过份夸张，但它与原始初文的产生确有密切的关系。与筹策记数一样，结绳记事在原初文字的创制中，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

    由以上的讨论可知，历史上有关文字源于结绳记事，筹策记数，八卦筮占的种种见解，虽然不尽相同，但却揭示了一个共同的关于文字起源的历史途径，即文字产生于先民长期使用的记事、记数的方法。正是这些原始的记事方法， 使我们的先民产生了创制文字的最初的冲动。当世代使用的记事方法在功用与操作方式上，与管理日渐澎胀的公共事物不相适应的情况下，人们就不得不在管理手段上另谋出路。于是，一种源于原始记事方法，替代原始记事方法的新的管理手段产生了，这种手段就是数字。资料表明，这种原初的数字大多是通过描绘原始记数工具的途径，即后来所谓的象形手段造成的。数字是由万事万物抽绎出来的抽象概念，但数字本身却是记数工具的具象表达。数字生成所采取的象形的方法以及抽象概念具象表达的方法，在此后中国文字的发展中，成为最基本的造字手段。

    4、原初名物字的产生。见于典籍，关于原初名物字的产生远不如有关数字生成那样具体，我们只见“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等少量笼统描述。《说文解字》叙云：“文者，物象之本”，认为文字是本于物象创制出来的。基于这种认识，不少遵从“书画同源”或“文字源于图画”的学者，将中国原始陶器装饰图案的鸟兽鱼虫等，与商代金文、甲骨的象形文字相比照，或是把商周青铜铭文中风格保守的图画文字与甲骨文象形文字相比照，是当前学界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但是，利用这种方法，我们只能了解某些名物字形体的演变，却难以确知这些字生成的时代以及是否属于原初的文字。如商代铜器铭文中的戈、钺等字，显然是青铜兵器的象形，产生的时代不可能追溯到文字起源的时期。因此，仍需要找到更为切实的研究原始名物字源起的方法。

    书与画都是线条的艺术，运用线条是两者共同的手段。但是就两者产生的年代而言，绘画艺术远比文字的产生早得多，这在世界的考古资料中已经得到证明。所以，可以这样说，绘画艺术为图形文字的创制提供了基本的手段。所以，有的学者已经把远古陶器的装饰图形，看作中国文字的远祖。我们认为，讲“文字源于图画”主要是强调原始名物字生成的基本途径以及这种途径为尔后文字的发展提出的可以仿效的造字法则，而不必拘泥于每个表意字一定以绘画为前身。

目前，在考古界已经尝试的文物比照法，就是以经过科学的考古断代的出土文物，推断一些名物字的生成年代。苏秉琦先生对殷墟甲骨文酉、龙两个字的考证是典型例子。他说：“甲骨文中有小口尖底瓶的形象”，“就是尖底瓶演变到最后形式的象形字”，这个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另外，谈到红山文化多姿多彩的玉雕龙时，又说：“甲骨文中龙字的多种形态以及妇好墓的玉雕龙，可以大致追溯到距今五千至三千年间的龙形变化过程。”以文字起源时期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历史文物推定相关名物字的生成，其结论是可靠的。[12]

（四）

     我们曾在《数字、名物字是中国文字的源头》一文中，提出作为中国文字源头的数字，是由原始记数工具直接导引出来的。与此类似，西亚两河流域古苏美尔人数字的创制，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历史途径。考古研究表明，在西亚两河流域，出土所见的一种仿象不同物品的小泥具、早在公元前八千纪，已经成为记数的工具。几千年以后，不知出于何种目的，这种泥具往往被封存于卵形泥球之中。此后，可能是为了便于回忆球内泥具的内容，又有了先用泥具在空心泥球表面压出印痕，然后再行封存的方法。正是在这种压印的启迪下，一种以芦苇为书刻工具，记录封存泥具所代表的品物与数量的文字，不久就出现在泥球的表面。由于压印印痕与继之而起的文字代表了泥球内泥具的内容，泥具本身便成了不再必要的东西而被废弃。泥球由于不封存泥具逐渐由空心而实心，又由实心而成为平整泥板。相关的名物字应是受到压印的启示，圆点状数字普遍认为是仿象一种最常见的圆形泥具而来。鉴于以上研究成果，一位长期从事这项研究的美国学者认为：楔形文字不是起源于图画，而是直接由三维的陶具演变而来。[13]

    中国、西亚相距遥远，历史与文化传统也各不相同，数字的形体也不一致，但最初的数字却是由同样的途径产生，即都是本于长期使用的原始记数工具创制而成的。这说明，多数学者认为由记号约定俗成的数字，也是通过仿象实物的途径造成的。在我国，数字的创制正是通过筹策记数，八卦筮占与结绳记事实现的。文字源于八卦，文字始于结绳并非虚妄无稽，先贤的论断正是中国文字起源的正确途径。

 

参考文献：

[1] 此说参见《易·系辞》、《说文解字》叙。

[2] 此说见《周易·说卦传》，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之《周易音义·说卦》引东汉荀爽《九家集解》、清张惠言《周易虞氏义》等。

[3] 见《孝经·援神授》。

[4] 见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5]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

[6]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1期，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1期。

[7] 中国文字西来说，是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文化中心论充斥的年代里，首先由欧洲天主徒提出来的，到十九世纪，这种观点又得到了基督徒的支持。其时的西方世俗学者，虽然没有固守中国文明源自欧洲的说法，但仍然认为中国文明是由外部传入的，或认为来自埃及、或认为来自西亚、或认为来自印度，五花八门，完全背离了历史的真实。

[8] 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下篇之10《汉字图形化持续使用之谜》。

[9] 拙作：《数字、名物字是中国文字的源头》，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七期。

[10] 拙作：《“数本杪曶”疏证》，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九期。

古代小说的起源篇12

笔者发现，由于种种原因，外部世界未能全面、深入地了解黄河河谷与黄土高原，以及由此产生的黄河文明。我们也未能就黄河文明与外部世界进行深入、广泛地交流与研究，等等原因导致了外国学者撰写的史书忽视或遗漏了人类最主要、最重要的一部分，造成全球历史文明观的片面性、人类历史的失实性、人类起源的多样性。

现在，外国史书，特别是西方的人类起源论、文明观、传播观已作为大学教材以全球史的面目出现在我国，并占据了一定的市场。而我们的史书，除采用传统的理论与观点外，更多地是照搬外史观点，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全新的、科学的、站在全球高度的人类起源论，人类文明起源及传播观。

因而没有各种文明参与讨论的史书，是不准确的史书。

每种文明都是全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而黄河文明的古老性、连续性、广泛性且黄种人占全人类的大多数，足以说明黄河文明的重要性，但我们的史书一直沿用外国人的观点。

如达尔文的人是由古猿演变而来的观点，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思想，而我们没有全新的理念推证人类进化，我们也很少怀疑人类的直系先祖是古猿。古猿真是人的直系先祖吗？

现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编著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定论全人类最早出现文明之光的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最早的文明是苏美尔人创造的两河文明。人类文明由此向全球四面八方传播。现斯氏的史书已作为中国大学的教材，我们能相信这种文明起源与传播观吗？人类文明之火真的就是苏美尔人点燃的吗？其文明何以产生？苏美尔人从何而来，又到何方去？没有答案。

如今，全球范围内又提出现代人类起源地在东非，这种以化古或基因的推证观点正确吗？古人类历史以新旧石器和铜器为标准划分科学吗？

而上述这一切，很难听到黄种人的声音，很少有黄河文明的参与，没有全人类大多数人及黄河文明为依据，现编的史书科学吗？客观、公正吗？因此我们有必要结合中外一切考古发现及现有的一切科学知识，深入研究人类历史，论证人类起源。

二、现人类起源学说不足之处与起源地必具条件

人类起源有二层含义。一个是人类的起源，指的是从古猿怎么演变成人或者是人是何种动物演变而成的问题。是从猿到人或猿是否是人的先祖之问题，这在时间上要久远的多。另一个是现代人的起源，指的是现地球上黄、白、黑、棕四色种人是何处、如何起源的。也就是说早期人类是如何演变成现代人的问题。这一段虽是整个人类进化中离现代最近的、局部的一个阶段，但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只有弄清现代人类的起源才有利于弄清整个人类的起源，因此，应首先论证现代人的起源，然后再推证人类的起源。

关于现代人的起源，有二种理论。一种是“同源论”，另一种是“多源论”。同源论认为现代各色人种均为同一先祖，是人类早期智人，从某一地区起源，渐渐渗入世界各地。多源论认为现黄、白、黑、棕四色人种是由当地的早期智人以至猿人演变而来的。

持同源论观点的学者根据古化石及人类基因推测，现人类起源于东非，但各自理据不足。

如考古发现的化石中缺少古猿与南猿之间400万年化石证据及南猿与猿人之间20万年化石证据。因而无法证明达尔文提出的人是由古猿——南猿——猿人——人类的演变过程，即证据链缺少关键必要的环节。用片面的、单一的某地区化石的古老性寻找人类起源地，违背了人类是迁徙动物，有四处游走之规律，因而让人难以信服。另外，一旦证实人非猿而变，那么再多的古猿化石就不再是人类起源的主要证据。再多的古猿化石若非现代人的直系先祖化石，也就不能做为现代人类起源的证据，所以，用化石推断人类起源是片面的，由于用古猿化石推证前提的不确定性，一些推论往往是徒劳的。因而化石可做为人类起源的证据之一，而非唯一。

用基因推测人类起源，亦可做为证据之一，但不能是唯一。因为同一先祖，其后代在若干万年后不同分支在同一时期内的遗传基因差异甚大，进化慢的（即生育繁衍周期长的）其基因虽更相似先祖，但环境产生的基因变异往往也会影响判断的正确性，更不能以现存的进化慢的基因视为各色人种共同先祖的基因，也不能将进化慢的地区定为人类起源地。再说进化慢的人类也存在着迁移规律。按哺乳动物迁徙规律，常常是最落后的类型被排斥散布在中心之外，而最强盛的类型则留在发源地或附近继续发展。基因判断法与此规律相悖，因而其推证也难让人信服。

多源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不符合同类同宗的规律，只要是同类，归根结缔是同一先祖，四色人种无论从哪一方面推证都是人类，是一类必定是同一源头，差异只是进化的结果，其本质是一样的。

基于人类同源论，四色人种先祖在全球范围内，应曾有一个生存发展，生育繁衍后代的共同区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人类的发源地——人类最古最大最好的家。三者缺一不可，比如，石器时代人类几百人或上千人群，彼此在相距较远的热带或温带草原、河边，狩猎、游牧游走不定，人类文明难以产生。即使有一处可容纳近百人的人类曾经生活过的自然山洞，后来种种原因被废弃，即使考古年代十分遥远（如上百万年），仍不能视为人类的起源地。人类起源地必须同时符合最大、最好、最古并具有产生人类早期文明的物质环境，且要有相关的综合证据佐证此区域为人类文明源头（人工取火与铜器的产生地），同时这个区域必须具备家的特性，即有人类不断繁殖物质条件。源地的人口在石器时代至少保证在三百万左右。最古时间应定在新旧石器时代即20万年前后。最大面积应在50万平方公里以上，且周边生态环境、交通条件较好。最好应定为有良好的居住环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可产生文明、传播文明的优良的地理、气候条件，且此区域一直是人类居住地，文明的产生地，即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中途成为荒漠、荒原的、或文明从未产生、或很迟产生，或外来传播产生、或中途中断的等。都难以认定是人类地起源地或人类文明的源头。

三、划分新旧石器人类历史还应参考的几个标准：

划分人类历史以石器为标准是最次、最小、最片面的标准。即是以考古发现的石器为标准，而考古未被发现的木器、土窑洞等，这些远古时代的确存在，现无论从各方面推证是客观事实的，却视而不见。这也是导致人类起源论、文明观混乱、片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是否深入地想过，在石器时代人类“穴居”的年代，人类居住的山洞，有几个是人工挖凿的，天然石洞有多少有多大可容纳众多的人类居住，石洞是否在水源附近。严格的说，人类是伴着木器进化而来的，进一步说，没有木器就没有人类的进化，人类的文明，无论是保存火种、人工取火、狩猎、建房、取暖、熟食，以至建造金字塔，无一不与木器有关。而木器的可燃性，易毁性，使人类历史学家忽视了它的存在，等等。所以，划分古人类历史不能单一用石器作标准。笔者认为划分人类历史，应综合参考以下标准：

（一）近水源时期与远水源时期

远古人类几乎每天都生活在水源附近。狩猎、游牧远涉他方，要有相应的容器盛水，而容器的大小，又取决于运输工具，离水源生活近远，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如现在的航天飞机上的宇航员在太空生活，是最远水源的时代。

古文明均产生于水源边，之后人类才以高原的人工池泊、水井为水源，以此定居、农耕、游牧。这都说明水源的重要性。利用天然水源与人工开凿水源，是近水源时期与远水源时期的分界线。

（二）旧木器时期与新木器时期

旧木器时期可使为人类对野果的食用，以木棒对野兽、利用木棒挖凿洞穴，利用木柴保存火种、取暖、熟食等时期。新木器时期即用木器为原料人工取火或种植，建房等时期。

（三）旧火时期与新火时期

旧火时期可视为人类只会利用天然火来保存火种。新火时期可视为人工以各种方式取火，且或利用煤炭作燃料。

（四）近热、温带时期与远热、温带时期

人类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可御寒的体毛，古人类只能在热、温带生存，人类能否在零下10度渡过寒冷的冬天，是这两个时期的分界线。能够在低寒带生存，标志着人类居住、御寒的技术提高。

（五）旧冶炼时期与新冶炼时期

土陶器的烧制可称为旧时期，青铜器冶炼可视为新时期，陶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对水的保存与扩大利用，铜器的出现，使人类对矿石有了新的认识，锋利的铜刀等武器出现，使人类有了对付猛兽，征服同类的物质基础。

（六）食物采集时期与食物生产时期

狩猎与采集野果为食物采集时代，游牧、农耕为食物生产时期。狩猎、游牧、农耕三者互相影响。农耕范围的不断扩大，标志着游牧和狩猎范围的缩小。

（七）旧居住时期与新居住时期

旧居住时期就是人类利用天然洞穴或建造简陋的草、木、石房时期。新居住时期即人类可以人工挖洞，建造较好的草、木、石房。居住环境对人类的生存繁衍，人类文明的产生、发展传播，意义十分重大。人类无体毛的特殊体质，使人类从古至今一直追求良好的居住环境。任何动物的生存，除自身占有一个空间外，第二个空间（区域）就是休息、生育的栖所。第三个空间是觅食的活动区域，这些区域的优劣、大小决定其生存、兴衰之命运。人类也不例外。利用天然洞穴与人类能否建造成片居所以保证大规模农耕生活，是这两个时期的分界线。

（八）新旧石器时期与金石并用时期

这两个时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虽然石器不如木器轻便多用、但其特殊作用是可以保存几十万年，有利于考古研究。铜器的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又使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以上八项标准，各自的作用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大小不一。任何一个旧时期进入一个新时期，都标志着文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所以划分人类历史应综合各种标准，不能单一的以某一类器物为标准。

四、从火或青铜的出现探寻现代人类起源地

在古人类不会利用天然火的时期，人类的无体毛之特殊体质，表明其只能生活在热带、亚热带或温带的夏季。人群的规模不会很大，从人的牙齿上看人非食肉动物，人以采集野果、昆虫为生，茹毛饮血的时代几乎不存在。狩猎活动应是从人类会利用火的时期开始。因此，人类在无火的旧石器时代，移动采集野果、昆虫生活，不会产生太大的人群，人群太大食物没有保障。随着火与铜的出现，人群规模不断增大，人类的文明产生有了一定的基础。

从人类用火取暖观点看，越炎热的地区，人类对火的需求越不强烈，故对天然火的利用及人工取火产生，距寒带愈近，可能性愈大。但人工取火产生于寒带几乎不可能，因为彼时的人类不能在寒带生存。故人工取火最大可能性是人类在温带冬季时因取暖利用天火，产生人工取火。

人类从利用天然火，保存火种发展到人工取火究竟跨越了多少万年，我们现在难以定论，但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洞穴内有用火的遗迹。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会人工取火。在七万年前消失的尼安德特人也会人工取火。在十万至二十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的足迹遍及亚、非、欧、美地区，在中国南方，也曾发现过尼安德特人的遗骸。何时起尼安德特人会人工取火呢？我们可设定为二十万年前后。

人工取火是人类进化中最具有质的飞跃。推证人工取火年代意义十分重大，究竟是何种人在何处发明了人工取火，这应是现代人类起源及文明产生的关键环节。用自身器官使用工具及靠近火源取暖是许多动物都有的本能，但人工取火使人类彻底地与其他动物分开，具有划时代意义。

现代的基因科学依四色人种已知的线粒体dna突变速度研究证明推算各色人类的共同先祖生活年代在距今14万—29万年，平均为20万年前后。现代各色人种及可能产生于那个时期已掌握人工取火的先祖群体，因此，结合考古发现的尼安德特人，我们设定人类会人工取火的年代在20万年前后。

那时这群先祖住在何处？在20万年内如何生存、繁衍，度过漫长的冰期发展到现在？首先一点，离不开火，没有火，生活在寒、温带的人类在漫长的冰期里，是难以存活的，故我们应首先从火的利用论证现代人类起源。

从利用火、保存火到人工取火，人类可能经历了几十万年，在利用火的过程中，产生人工取火，农牧生产，使人类由食物的采集者变成食物的生产者，进入文明时代。

在几十万的利用天然火，保存天然火的漫长历史中，人类为了度过漫长的温带冬季，肯定会无止境的滥伐木材，以保证火种延续，保障取暖、熟食，所以凡能用作燃料的树木，都会被人类无情地摧毁。特别是冬季的火源会将万顷森林化为乌有，使之成为荒漠、戈壁。热带草原也会成为沙漠。曾经是草原的撒哈拉沙漠和曾经是森林的塔克拉玛干就是明证。被毁掉的草原、森林由于地理、地质、气候等原因无法成为耕地，使人类不能从食物的采集者变成生产者，失去了植被就失去了野果、野兽，人类只得再去寻找植物再去烧林取暖。

几百万年前的黄土高原上植物茂盛、物产丰富，而如今黄土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整个高原黄秃秃一片。其地层内有大火烧焦的土层，说明也曾遭过大火的浩劫。但由于黄土的特性，高原未变成沙漠，黄河与黄土高原又塑造出华北平原，平原又成为草原牧场、农耕良田，同时高原已可发展农耕、牧业，这一特性也是全球绝无仅有的。这一特性使此区域的火从50万年前至今就没有熄灭过。

自从人类掌握了人工取火技术后，一部分人类持火种可以走向低温带甚至寒带。北京人、山顶洞人、尼安德特人的火无一不是在低温带发现。火的发展表明人类可以顺水源成群的走向寒带或热带狩猎、游牧、农耕。

有了人工取火技术，持火种的人类可以征服植物，战胜严寒，走遍全球大陆有水源的各个地区，但是却难以在低寒带或热带发展农业。持火种的人类可以使同类（可能被称作野人的未掌握火技术的人类）逃离原住地、或者同化同类，但难以消灭同类。同时，更不能征服猛兽，仍需与猛兽作顽强的抗争。猛兽仍是人类的主要天敌。而人类的近亲（或远亲）—猿类的生存也受到威胁，由于人类对火的扩大利用，使其他不会用火的人类及其它动物的生存、发展的区域进一步缩小。

当某一区域的人类造出铜器并会驯兽、种植时，动物界、植物界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手持火，一手持刀的人类在地球上所向无敌，更加大胆地走向全球。火毁的土地上可以发展农耕，可以去茫茫的草原上放牧，去原始森林狩猎、征服猛兽，以至在资源枯竭时，残杀猿类或落后的同类，以保证其生存、发展。现考古发现众多的猿、原始人后代在哪里呢？是自行消亡了吗？北京猿人头骨上均有打击伤痕，难道是别的动物所为吗？我们只能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寻找答案。

黄河地区出现的青铜炼技术在全球遥遥领先（摘自《全球通史》语），青铜器的出现表明煤的发现与利用，使燃料从地上发展到地下。虽然会人工取火的尼安德特人消失了，但黄河地区的火却一直未灭，且越烧越旺。“火”又象征着光明，没有火产生的明，也就不会产生所谓的文，“文明”是以明为前提、为基础。文明之一的明在黄河地区，历史十分悠久。现黄河区域内山西芮城西候渡遗址发现最早人类用火遗迹，以及黄河地区内考古发现的陕西大荔人、山西许家窑人均为20万年—1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晚期智人（距今10万——1万年间）的柳江人和山顶洞人（形成中的黄种人）均在这火的周边，这一切均说明此区域火源、人种及产生的青铜器具有古老性与连续性，是世界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以此佐证黄河谷地是现代人类主要发源地。

五、最早铜源地及其作用与意义

人类进化史上两次质的飞跃，一次是人工取火，再一次是青铜器出现。其各自的重要作用，上面已做了简要论述。探寻现代人类起源地，应首先着眼这两个源地。

全人类最早的火源，是否在黄河河谷出现，笔者不能肯定。因为天然火的可见性、随机出现性，以及树木的广泛性，其它地方均有可能最早出现。也许在此之前或之后，地球上出现过许多火源，但其持续燃烧的时间及强度，远远不及黄河河谷。因此，相对的说，黄河河谷可视为现代人类最早的火源地。

但黄河河谷古代青铜冶炼技术在全球遥遥领先，以及保存至今的青铜器，几乎近万年，这都证明黄河河谷是全球冶炼技术最早的源地。其烧制土陶，冶炼青铜年代，可推定为三万年前或更早。铜器用于狩猎、游牧年代，可推定为两万年。大规模使用铜器至少在一万年前。从考古发现及人类五万年内的活动情况，也可印证此推断。

之所以在这一地区最早产生铜器，是因为此区域有许多全球唯一的，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是优越的环境使此区域人类迅速从旧石器时代跨入铜器时代。

黄土高原与黄河均处在北温带。黄土高原面积60万平方公里。黄河近万里长，从西向东横跨亚洲大陆，流经黄土高原时，在疏松的黄土层上冲刷形成宽大的河谷。黄土高原地层内有优质丰富的煤炭，时常被冲刷散落在河滩上，古今皆有。而黄河流经中条山西端，中条山上风化散落的铜矿石，随地可见。石器时代，利用天然火或人工火，以煤炼铜是很容易的自然的，这就是此区域成为全球最早产铜的主要原因。

黄河冲击形成的黄土岸崖，土质疏松。在石器时代，石木皆可在黄土岸崖挖凿洞穴。窑洞冬暖夏凉，且可成片开发（这一点也极为重要，在旧时期时代，此类居住环境全球是唯一的）。此区域周边生态环境良好，植物茂盛，物产丰富，有利于采集野果，或狩猎。取暖用材除两岸高原森林外，逆河上游，森林密布，煤炭丰富，且航运便利。人类在此生存发展是必然的、迅速的。

故此区域在旧时期时代，以至铜器时代中期，可称作是古人类的人间天堂。自现山西河津禹门口到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几百公里长的河谷中，窑洞成片，两岸鸡犬相闻，氏族部落和睦相处，河水清澈，两岸农耕、狩猎、游牧、制陶、炼铜迅速发展。人类的各种生活技能、知识，迅速提高，并传播。导致人口激增、膨胀，迫使人类不断向四周扩散迁徙。由于铜器出现，人类可以手持铜器，扩散到陆地上每一处可以生活的地方。这次扩散可推定是二万年前短暂暖期时的事情，随后是漫长的冰期。冰期过后，世界面目全非，地球上出现了四色人种（另节再论）。

此区域最早出现铜，表明火的利用扩大，人类的农耕、狩猎、游牧、居住等等，由于铜器的出现，均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铜器使人类有了征服世界的物质基础，人类可以走向更远的地方，所以说最早的铜源即为现代人类除上苍造物之源之后的人类自身再造的又一次生命之源。

六、从考古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分析推证现代人类源地

依据化石对古人类有多种划分法，鉴于猿是否为人祖之问题，故笔者认为划分应以类人的动物可否用火为标准，会用火的基本上可肯定为人类。现证实会利用天然火或人工火大致有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十万年前后的尼安德特人、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尼安德特人因1856年发现在德国的尼安德特谷底而称为“尼人”，“尼人”分布在亚、欧、非、美等地区，从现存的“尼人”骸骨看“尼人”粗壮结实、体格和高度与现代的爱斯基莫人有几分相似，我们可视其为黄种人。“尼人”生活在北京人与山顶洞人之间的年代，在几万年前到十几万年前会人工取火的“尼人”手持石器狩猎，足迹几乎遍及天下，但在七万年前“尼人”销声匿迹，现有人认为“尼人”成为后起智人的旁支，有的认为进化成中东人或欧洲人，有的认为其成了野人。

根据我们分析的火与铜的产生使用发展及黄河地区的中心位置以及“尼人”近似黄种人，我们有理由推认“尼人”应是掌握了人工取火的从黄河河谷走出的人类。

关于印第安人来源，美国学者派克斯（henry.bamford.parks）研究认为美洲的印第安人在人类学上近乎蒙古人种（黄种人）—至少主要特征是如此。在1.5万年或2万年前冰期时代，从冰峰的白令海峡由亚洲地区进入美洲地区，苏联学者也持相同的观点，这一时期正是山顶洞人生活时期，也是“尼人”消失之时期，同时又是一部分人类有了铜器的时期，因此，“尼人”消失，山顶洞人出现、印第安人东迁与黄河河谷人类有一次持火铜扩散有一定的联系。印第安人与黄河地区人居住的地理气候相似，在一、二万年进化中仍彼此相似，若印第安人来自亚洲，其源也应在黄河河谷。

大洋洲的古化石爪哇猿人距今90—60万年。昂栋人距今20万年，而中国的元谋人距今170万年，蓝田人距今70万年，北京人距今50万年。中国的早期智人（20万年—10万年）有陕西大荔人、辽宁金牛山人、山西许家窑人。晚期智人生活的时代为 10—1万年前，印度尼西亚群岛，至今没有发现早期智人，而只有晚期智人尼阿人、瓦杰克人（距今4—2.5万年）、菲律宾的的塔邦人（距今2.3万年）、澳大利亚的凯洛尔人、塔尔盖人和科胡那人（距今1万多年），而中国的晚期智人更多，如周口店山顶洞人和四川资阳人。从南亚地区没有发现早期智人遗骸及学者对两地区古化石分析研究南亚地区的晚期智人来自中国的大荔人等为代表的早期智人。因此，用化石分析黄河地区人种在不同时期又分批向南扩散。

七、从黄、白、黑、棕四色人的人口数量、历史分布，特征、进化过程分析现代人类起源地。

依据同源论观点，全人类应当是同一群先祖。黄、白、黑、棕四色人种，各有各的先祖群，各先祖群仍应有一共同先祖。四色人种共有六十多亿，而黄色占大多数，其它各色均为少数。

从四色人的历史分布看，一万多年前，黄种人分布在亚洲地区、欧洲部分地区，南、北美洲等广大的温带地域。黑种人在非洲热带大陆。白种人在欧洲温带草原上。棕种人在南太平洋热带岛屿上。

黄种人在地理分布上范围最广，时间最长。白种人在寒冷漫长的冰期中受严寒影响，其活动区域更小，只能在欧洲南部。从居住环境上看，白种人远没有温带的黄种人与热带的黑种人、棕种人条件好。在冰期中，有限的自然洞是白种人最好的御寒栖身之所。而黄种人在黄河谷地的人工窑洞可成千上万，成片随意开发。热带的黑人、棕人居住环境也较好。

冰期中，三分之二的陆地被冰雪覆盖，冰雪隔绝各区域各色人种的往来。各色人种只能在特定的地区内顽强的独立发展，漫长的数万年或十多万年冰期，使特定地区、特定环境的人种进化成不同肤色的人种。

各色人种的肤色受环境影响而形成不同的肤色，这是各自进化产生的结果。这四色人种的共同先祖肤色应当是特定的、不同于现四色人种的肤色。我们可以设定其为近水色的肤色。将四色人种的共同先祖推至二、三万年前或十几万年前冰期间的暖期。然后用进化论观点，分析四色人种肤色、体高、毛发等形成原因。

首先，黄种人的先祖为生存，破坏了黄土高原的植被，黄土流失严重，黄河成了混浊的黄水河。常年饮用含黄色素的水，食用桔子等黄色食物，栖于黄土洞穴，成天生活在黄土环境中，遗传基因从内改变了人的肤色。因此，此区域的人类随黄土环境形成黄色人种。黄种人与黄土高原及黄河变黄有密切的关系。

白种人的肤色是因为其先祖常年在阳光照射不足的低温带游牧生活环境中形成的，特别是冰期，若干万年的洞穴生活更加剧肤色发白，基因也随之改变。“碧眼金发”是低寒少光导致的。而非先祖生来如此。

黑种人先祖在若干万年的强烈阳光辐射下，皮肤变黑、基因改变也是必然的。棕色人种形成亦同比理，两者的差异与饮食有关及阳光照射时间长短有关。黄种人在强烈的阳光下很快变黑，离开阳光又渐渐发白，说明人的肤色与阳光照射有很大的关系。

关于人的毛发。过去许多人曲解了达尔文的人是类似于猿的动物演变而来的观点。达尔文的本意是人的先祖形态象猿。但人是古猿进化而来没有得到证实，且基因学证实人与猿是近亲，非人类的直系先祖。如古猿是人类的直系先祖，那么人的体毛如何进化退去的，这一基本问题都难以解释清。现我们只能说人的先祖形态象猿但决非猿类。人类在与猿类分支时，身上的毛发仅有现在的头发、腋毛及细微的汗毛等，不可能有厚厚的、长长的御寒体毛。进一步说，如果我们先祖有厚厚的御寒体毛，锋利的牙齿及发达的四肢，那么，现在的人类也许是猿、虎、豹、熊等其它类的动物。人类对天然火的利用与人工取火就不能产生。

各色人种的毛发是在原始先祖原有的毛发基础上各自进化而来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哪一色人种毛发少就进化快，毛发多就进化慢，现四色人种的毛发，是同一先祖在不同环境中进化的结果。

比如，白种人毛发最多，那是白种人为适应低寒环境的自然选择产物，鼻子长是为了保持其体内温度长期进化的结果，作用如同我们现在为了保持室内温度加长烟筒。而生活在炎热环境中的黑种人、棕种人毛发，鼻子正好与白种人相反，且黑、棕人种毛发较黄种人毛发更少，其头发弯曲、蓬松、胡须卷曲如波，鼻子宽大，何也？环境使然！炎热的天气无须毛发御寒，便逐渐消退。头骨的发孔变细，导致头发弯曲，鼻子鼻孔宽大其作用恰好与白人长鼻左右相反，使为了散除体热进化的结果。而黄种人的毛发、鼻子介于黑、白两色人种之间，这也是温带环境影响形成的。

白种人长期游牧，黑种人长期狩猎，运动量大于农耕的黄种人，其身高于黄种人，也是长期进化形成的。

现基因学证明，七、八千年前，亚洲众多的黄种人，由黄河谷地向亚洲边缘地带扩散(应与炎帝、黄帝、蚩尤大战有关)。

所以依据前几节的论证，黄种人的起源地应为黄河河谷，鉴于前一节的对化石论述，棕色人种的起源地也在黄河河谷，白色人种生活在低温带，其历史主要为游牧生活，是铜器前期的历史，该地区也没有最早古文明产生，其来自亚洲地区可能性最大，非洲地区没有产生过最早的古文明，难以认定其为现代人类起源地，所以说黑、白、棕三色人是数万年前或十几万年前黄河地区人群向全球迁移途中遇冰期而长期进化形成的，其源地也在黄河河谷。

八、从各地区古文明产生的时间、原因等方面分析推证现代人类起源地。

我们知道的四大文明古国的文明均产生于各大河的可发展农业的流域，说明定居农业是文明产生的基础。

《全球通史》作者认为人类古文明出现最早的时间是从苏美尔人公元前3500年创造的两河文明开始，其它文明出现的时间依次是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文明，公元前2500年的古印度文明，黄河文明为公元前1500年的商朝文明，中美州和秘鲁文明为公元前500年。其对文明的定义是以制度、文字、阶级等为特征。笔者认为这些特征是人类古文明的后期特征，是生产关系的特征。如果以人工取火、青铜冶炼技术等生产力为特征，那么，从火与铜出现最早，黄种人最多，早期活动区域最广等证据推断，黄河文明要领先其它文明几千年或上万年，且黄河文明独立发展并持续到现在。《全球通史》作者认为苏美尔人的文明是最早文明，其是以文字、制度定义的，是古文明后期的特征，但苏美尔人是何种人，来自何方，又去何处？来去匆匆，仿佛是外星人似的，故以其为文明源头，理据不足。

从上几节论证的观点看，黄河文明在对天然火的利用时间，掌握人工取火、青铜冶炼技术时间上，均远远早于其它各古文明的时间，且一直没有中断。这一切说明，黄河文明的早期文明是其它文明的源头。是人口众多的黄种人（文明的载体）引燃了黄种人周边的文明之火。我们不排除其他人种在其地区有一定的文明基础，只是说在各人种接触的边缘地带，由于文明的相互交流，新的文明之火更旺，发展更为迅速，这是文明传播的基本规律。其文明的中心点、起源点在黄河谷地。

结合上几节的推证，我们不难想象出这样的历史画面：

在十多万年前，会人工取火的人类先祖，以黄河为源地，向全球扩散，遇冰期，文明发展受限。在二、三万年前，又一批掌握青铜冶炼技术及农耕技术的人类，再次向全球扩散，又遇冰期，形成四色人种，各自文明独立发展。由于环境的差异，文明结果不一，以黄河文明为最好，发展最快，人口最多。最后一次冰期后，也就是一万多年前，黑、白、黄三色人种在其所处的边缘地带，即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尼罗河流域相会，以黄河文明为主导，产生了更新、更辉煌的文明，以及新的人种。这一点推论是基于黄河地区火与铜产生最早、农耕最为古老，黄种人最多而言的。

而古印度的微黑人种亦为黄河人种一分支，是人工取火年代迁至印度河流域发展农耕的人群，其在黄河文明的基础上，创造了古印度文明，直到白色人种雅利安人入侵后，而形成新的人种。

属于黄种人的印第安人则在美洲地区以黄河文明为基础独立发展。

棕色人种（亦为黄河人种分支）在南太平洋岛屿上，由于种种原因，文明难以产生发展。

不难看出，黄河谷地为所有古文明的重心、中心、源头。

黄河文明在古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兴起之时，相对落后了。其原因有三：一是其为中心位置，与边缘文明交流机会少；二是此区域内人口众多，发展文明的物质资源有限；三是此区域内发生了古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炎黄之战、炎黄与蚩尤之战。此后，时常内战，从未中断。

所以，黄河文明为世界各地区文明的源头，以此佐证现代人类起源地在黄河河谷。

九、从中国古代传说中分析推论人类起源地

关于古人类的传说，虽神话成份颇多，但除去神话部分，仍能印证人类起源过程中每一阶段的变化与发展。虽然传说不如文字准确，但“口碑”也是极为重要的证据。代代相传的“口碑”除去神话等成份，并结合人类起源进化中发展每一时期的基本规律，仍能看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轮廓。

首先，中国人说自己是龙的传人，这是人是由何种动物演化产生的问题，如同我们现在认为人是由猿演变而来的假说。也就是说，中国人先祖也曾考证过人类起源于何种动物，或者说龙是人的先祖是中国人先祖用语言代代相传的“人类起源学说”。至于“龙”是何模样，后代人在想象中描绘形成现在的四不像动物—“龙”。

其次，关于一手持凿，一手持斧开天辟地的传说，可以推证为旧石器时代（或更早的年代），古人类在黄河河谷开辟生存活动空间—人工造穴，砍伐树木，放火烧荒，混沌初开之时，人们与天地作斗争的情形。

女娲造人是人类母系社会的表现。

有巢氏建巢时代是人类“穴居”转为“房居”时期。

燧人氏钻木取火表明人类进入人工取火、制陶、冶炼时期。

伏羲氏时期是人类进入渔猎、畜牧、八卦、算术、天文时代等。

神农氏（炎帝）时期是农耕、医药、大规模用煤冶炼铜、铁的时代。

黄帝时代象征着人类进入了文字、宫室、船车、货币、弓矢、指南针等更为文明的时期。

嫘祖发明蚕丝象征着女性进入纺织时期，等等。

当然还有更多的传说，比如炎帝、蚩尤与黄帝大战。

这些传说除去神话、政治、迷信等因素，基本事实是存在的。因为人类就是从这些阶段发展而来的，只是在时间上太模糊，很不准确，每个阶段也许就是成千年、或上万年，离现代愈远时间跨度愈大。

现代科学技术用碳14测定，炎帝时代距今七、八千年，黄帝时代迟于炎帝时代500余年，蚩尤与黄帝同代。

有必要在此进一步分析这一时期黄河河谷周边发生的炎、黄、蚩尤大战。炎帝时代农耕已很发达。“炎”又是火的象征。炎帝死后葬于山西高平，高平附近的煤及高平人的手工铜铁业至今流传不衰，说明当时煤的广泛使用与铜、铁冶炼技术发达。

蚩尤的生活地在山西运城盐池南边中条山下（有蚩尤村为证），中条山的铜矿遍山都有，蚩尤应是铜业的代表。彼时蚩尤又管理着盐池，又为盐业的代表。蚩尤部落为炎帝部落一部分。而黄帝最初的部落在陕西北部，亦属炎帝部落。黄帝死后葬于陕西，也说明黄帝最初部落在此区域游牧生活。黄帝部落后顺洛水南下，由黄河河谷进入河东，战胜炎帝后代部落蚩尤后，从游牧转为农耕定居。

黄帝部落先与炎帝其它部落发生激战，最后与蚩尤部落决战，将蚩尤在山西运城解州杀死肢解，“解州”以此得名。传说蚩尤血流入盐池使池水变红，说明这次战争异常残酷、规模巨大。传说战争中蚩尤部落人铜头铁额，会铸刀造戟，会施用烟火雾气战术，而黄帝部落作战工具为驯养的虎、熊等野兽。最后黄帝打败蚩尤。蚩尤余部纷纷南逃，后发展为南方的苗、黎等少数民族。

从作战双方使用武器说明这次战争性质是手工业部落、农耕部落与游牧部落之争。

这次战争导致此区域及周边人群向更远的四周扩散。人类基因测定，在距今七—八千年间，黄种人以黄河河谷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形成了人、蒙古人、朝鲜人、日本人、东南亚人及中国南方等许多少数民族人。

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这一地区发生的战争从未间断过，如匈奴与汉朝、蒙古族与宋朝、满族与明朝等等，所以上述分析炎黄蚩尤大战性质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这次人类的扩散是基因学证实的，那么在此之前还有多少次不同或相同原因，导致人类扩散，我们只能依靠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与基因科学进一步推测论证。

上述这些传说在中华大地广为流传之时，达尔文的进化论尚未出世。历史是按其规律发展的，无论有无学说，人类仍然按照既定的规律变化、发展。

为此，笔者多次去黄河地区考察人类有无穴居时代。在考察中，发现了大量的古窑洞，虽大都是很晚期的窑洞，但人类“穴居”的遗迹仍清晰可见。同时，发现几处有考古价值、旅游价值应发掘的土陶时代遗址。

并发现了清代咸丰二年石碑，某姓先祖旧居被称为“故穴”。雍正二年的石碑将黄土窑洞称为“佛洞”，这“佛洞”应是后来所有神庙的邹形。等等

中国古代传说及现实证据说明，人类从黄河河谷的“洞穴”，一步、一步地艰难而顽强地走上高原、平原或更遥远的地方。人类是由此谷地起源向远方发展的。

十、用全新的方法综合分析探寻现代人类起源地

我们已从不同方面（人工取火、青铜冶炼、四色人种、古化石、古文明、中国的传说、黄河河谷的遗址等）分析论证人类的起源地在黄河。

由于其它的起源说往往是以单一的证据，从某一方面片面地从古向今顺向推证，因而难以探寻到人类客观存在的源地。现我们采用已知的各科知识，以全人类的四色人种及整个人类历史活动的痕迹、遗迹为证据，采用达尔文的进化论，严格遵循历史发展规律，从现在向远古逆向论证。这样的论证，如果关键环节无误的话，就一定能寻找到人类的起源地。

现在，我们已经从人类最大部分的黄种人为主线，结合其它方面证据，推论出主要人类的起源地—黄河与黄土高原形成的河谷。就是说这些黄种人，无论其为何国、何族、何姓，其先祖在石器时代，均生活于黄河河谷里的某一洞穴。

其它三色人种先祖也极可能出自黄河河谷。为此再做进一步的分析推证，一般认为，在距今4、5万年前，晚期智人形成的时候，四色人种也开始形成，参照地球最后一次冰期时间（18000年前的山顶洞人所处的时代正处于冰期高峰，当时气温比现在低7-8度），再依据美国人类学家洛林·布雷斯认为人类在特定的条件下，5000—10000年时间就可以形成新的群种之观点。（这是他推认中东智人和欧洲智人是由尼安德特人进化时所持观点）。笔者认为在二、三万年内形成四色人种更是有可能的。

非洲起源说认为距今4—5万年前的现代智人（即四色人种的先祖）起源于10万年前的非洲，并从非洲扩张到世界各地，取代了当地的直立智人和远古智人。走出非洲的这一部分人进一步演化成现代智人。其证据主要为化石资料，认为最早的智人化石都出现在非洲（即6—13万年的化石较多）。问题是这些化石是哪一色人种的先祖？没有定论。

中东地区以色列加尔默山的斯库穴发现的智人遗骸，碳14测定也为1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比法国的克罗马人和德国的尼安德特人要早三倍年代。且各方面论证这遗骸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这遗骸的先祖来自何方？又是何种人先祖？也无定论。

如果说四色人种的先祖在非洲产生，就是说在5—10万年前，四色人的先祖就生活在炎热的非洲，至少在此又生活了5—10万年。也就是说四色人种的先祖已经是黑色的。那么其后代又是如何演变成其它三色的？

我们不妨借用笔者第七节四色人种形成法，那就是说，在四、五万年前或二、三万年前黑色人种由非洲扩散到寒带或温带，由于冰期相隔，形成了白色人、黄色人。现问题是基因已改变的黑人是否能在寒带、温带形成白色人种或黄色人种？黄色的变白色或黑色相对容易，但由黑变黄或白，相对困难。再说非洲当时没有早于黄河谷地的铜、火技术，热带黑人又如何成批去寒带狩猎、游牧？又如何在温带的冬季生存？再有，白人与黄人的传说中也没有提到他们的先祖是黑人。纯黑的人种在二、三万年内形成白、黄、棕人种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我们不排除五万年至十万年前非洲有黑种人，但现在的黑人可能是黄河地区人祖与当地土著人形成的新的人种。况且，黄河地区也有许多古化石，如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50万年前的北京人、20万年前的大荔人等。几乎与元谋人生活的年代相当的山西芮城西侯渡遗址，发现了更明显的用火痕迹。西侯渡就在黄河谷地。这说明黄河谷地人类用火年代比我们想像的要早的多，是非洲等其他地区难以相比的。

有的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因关闭自守自认为其是“中央之国”，是对世界不了解的表现，这是片面的看法。正如每一个人的乳名，不可能是自己所起，是先祖与别人叫起的。“中央之国”说明黄河谷地是黄河地区与外部人在几乎跑遍地球陆地后认为的。如十多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足迹遍及全球，表明不只有现代人才可以走遍全球，古人类同样用自己的双脚可以走遍全球任何可到达的地方，且没有什么国界阻隔与限制。只要有火与铜器，凡是有水有食的地方，古人类均可到达、生存。因此，当时的人类认为黄河谷地及周边地区是“中央之国”是可信的。并且“中”含有“源”之义。

非洲有许多古老化石，只说明古人类或古猿在此生活过。若其化石若是猿的话，或古人类化石已无后代，就难以用化石的最古、最多来认定是人类的起源地。再从地理位置上看非洲其实是亚欧大陆凸出的一个半岛，其中动物与亚欧大陆密切相关。亚欧大陆的原人类迁居非洲是完全有可能的。

根据美国底特律市维恩大学古德曼教授与其他生物学家，一道分析人与巨猿的基因构造时发现：人与大猩猩、黑猩猩这两种巨猿只有1%的差异，这说明，人类与巨猿仅有亲缘关系，猿不是人类的直系先祖。在500万年—1000万年间或更早的年代，人与猿分开了。

仅用化石的古老与多少，推证人类起源是片面的。只有用现在人类所有的证据向远古人类逆向推证，且每一步论证都环环相接，才有可能找到人类的起源地。

用化石证明东非是人类的起源地，不能令人信服。

有的学者认为中亚是人类的起源地，其理据亦不足。因为人类是热带或温带动物，地球上的几次冰期有的长达数万年、十几万年或几十万年。冰期中，这一地区冰天雪地，人类难以生存。所以中亚是现代人类的起源地，也令人难以信服。

也有的学者认为，南亚次大陆是人类的发源地，其理据是基于南亚的褐猿与人类比非洲的黑猿和大猿与人类亲缘关系更近等。基于非洲起源说理据不足，南亚次大陆也难认为是人类的起源地。

所以说，黄色人种之外的三色人种来源于黄河谷地可能性最大。

那么，黄河谷地的人种是从哪里来的？是自生的，还是外来的？外来的，是从何而来？是自生的，又如何产生？是猿变的，还是其他动物变的？综合上述论证，结合古猿变人假说及海猿变人假说，现笔者提出新的假说，人的先祖为“水龙猿”，且产生于黄河谷地。

十一、新的人类起源说—“水龙猿”假说

笔者之所以将人祖定为“水龙猿”，其理据有如下几点：

关于古猿变人说，因发现的古猿化石到现代的人化石的所有的证据链中有的环节未证实，以及人的毛发、体毛是如何进化的，用进化论难以解释，加之基因科学证实猿非人先祖等等，故我们不能再坚持猿变人之说。

有的学者根据人是喜水动物，发现人的许多的生理特征是存在于海豹、海豚等水生哺乳动物身上的。比如，所有的灵长类动物都是浑身有浓密的毛，而人与水兽一样，皮肤没有体毛；再有，灵长类动物是没有皮下脂肪的，人却与水兽极其相似，人是有皮下脂肪的；第三，人类眼腺分泌泪液以及排出盐分的现象，也是水兽所具有的特征。这在灵长类动物中是绝无仅有的；还有，妇女在水中分娩是没有痛苦的，婴儿天生的喜欢水，并有游泳的本领，这些都说明了人类与水的关系是非同寻常的。

因而提出“海猿说”，其根据是在800—400万年前，非洲曾有大片的陆地被海水淹没，推测部分“古猿”被迫下海生活，进化成“海猿”。几百万年后，海水退去了，海猿重返陆地，成为人类的先祖。这一学说仍是基于古猿变人学说为基础的。虽然这与笔者提出的“水龙猿”有相似之处，可借鉴参考。但其仍没有脱离古猿变人说，且部分海猿下海生活，理据不足，所以视其为古猿变人学说的延伸。

笔者提出的“水龙猿”。其中的“水”是借鉴“海猿说”人与水有密切关系而言。“龙”则是基于中国人（黄种人）言其是“龙”的传人，以及几千万年前出现在地球上的恐龙虽大部分灭绝，但仍有个别品种生存下来，如鸡、鳄鱼等仍是恐龙的后代而言。人类的先祖也有可能是恐龙时代生活在水边的两栖动物进化而来的。“猿”是因为基因科学证实人与猿有亲缘关系，且人的先祖形态像猿猴而言。

那么，我们可以推测一千多万年以前，我们的先祖形态相似考古发现的18000年前的普罗猿形态。他们生活在温带或热带的海洋、河、湖边，是水陆两栖动物，大如猴子，身上无体毛，但有头发、腋毛等。常年在水边捕食昆虫、采食野果，不时与有亲缘关系的猿、猴在河滩上嬉耍。也许他们是某种恐龙的后代，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先祖—“龙”。

其头发的作用是为隐蔽、保护自己，为捕食需要而生长出来的。腋毛等是为防止水中生物侵扰而生。均是生来具有的。其毛发如同虎、豹身上的花纹，或青蛙身上的颜色，是适应环境的产物。由于其是两栖动物，且生活在温带，身上无需体毛。他们每天在水中捕食，然后上岸采食野果，晒晒太阳，有的找个洞穴，生儿育女，与其他动物一样，正常繁衍生息。

只是后来有一天，气候发生变化，天气变冷或海水突然落潮，被迫走上陆地，为御寒迫使他们本能地钻入岸边洞穴。他们为了寻找温暖的地方生存，本能地接近火、利用火，后又发明人工取火，一步步进化成现代人类。

人类只所以能成为万物之灵，除本身素质外，说明人类在进化中还有许多特殊的环境突变。因人类适应了环境才演变成了现代人，这也是进化论中的观点。

综上所述，人类进化的路线图为：

一千多万年前，在黄河与黄土高原形成的河谷中生活着现代人类的先祖—“水龙猿”。由于气候、地理等环境变化，生活在水中的人祖，在五百万年前后，被迫生活在陆地上。由于其特殊的怕冷体质，只得寻找洞穴、接近火源。二百万年前后，人类会利用天然火取暖、熟食，一百万年前后会人工取火。五十万年前后，持火向全球扩散。二十万年前后，现代四色人种之先祖开始形成，并分批分期再次走向全球。十万年前后，炼铜技术出现萌芽。五万年前后，铜器用于狩猎、游牧、农耕。人类再次大规模地向全球扩散。由于冰期的影响产生了四色人种。一万年前后，四色人种的分布区域基本形成，且文明出现萌芽。而黄种人分布地域最广、人数最多及产生的文明一直遥遥领先。在黄河文明的影响下，其他各地文明进一步发展。

结束语：

人类历史中横躺着人类未来的秘密，探寻人类起源是为了人类更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