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支付的特征篇1

？譺？訛王漪.移动支付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互联网天地，2013年5月。

？譻？訛移动支付.从概念到落地的探索，互联网周刊，2013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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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漪.移动支付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互联网天地，2013年第5期.

[3]移动支付.从概念到落地的探索.互联网周刊，2013年9月5日.

[4]李智，徐清.我国移动支付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电信网技术，2013年4月第4期.

[5]付玉辉.移动支付：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开放模式与融合监管.互联网天地，2011年第1期.

移动支付的特征篇2

税权是国家机关行使的涉及税收的权利的总称，是国家拥有的强制要求征税或不征税的资格和能力。中国税收立法权有明确规定，且属于法学范畴，本文中讨论的税权主要是税收征管权和税收收益权。

（二）税收分权

税收主要从税权的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进行划分。税收的横向划分是指税权在相同层级的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分割和配置，其模式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独享模式，强调严格的税收法定原则，由立法机关独享税收立法权，根据需要可以依法授予行政机关适当地行使税收立法权；另一种模式是共享模式，税收立法权由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共享，甚至法院都可能分享到广义上的税收立法权。

税收的纵向划分是指不同层级的同类国家机关之间在税权方面的分割与配置。税收的纵向划分也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集权模式，强调税权特别是税收立法权集中在中央；另一种是分权模式，强调税权要分散在各级政权之间，典型的分权模式要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对某些税种实施征管权和收益权。

二、中央与地方税收收益分权博弈模型分析

中国现行税收征管系统主要划分为国家税务局系统、地方税务局系统、海关系统。各征管系统虽然存在税收竞争，但是各利益方实为合作关系，特别是国家税务局系统与地方税务局系统。国税局与地税局之间的博弈是重复博弈，更是合作博弈，这一关系在共享税问题中体现尤为明显。本文采用合作博弈的方法分析国家税务局与地方税务局的博弈（不考虑海关系统），分析的重点在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收益权博弈，核心问题是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分成比例如何确定。目前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由国家税务局征收，因此共享税征收成本由国家税务局承担。设：

Yc和Yl分别表示中央税和地方税收入；πc和πl分别表示中央和各地方税收总得益； α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地方的分成比例； Yt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收入；S为中央对地方的总的转移支付； F是转移支付的固定返还基数； C（Yc）代表中央政府征收中央税的成本； C（Yl）代表各地方征收地方税的成本； C（Yt）代表征收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成本；

中央政府税收得益可以表示为：

πc=Yc+（1-α）Yt-C（Yc）-C（Yt）-S

地方政府税收得益可以表示为：

πl=S+Yl+αYt-C（Yl）

在此假设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是由固定返还金额和共享税的部分税收得益两部分构成的，即：

S=F+αYt

U=πcπl=[Yc+（1-α）Yt-C（Yc）-C（Ft）-S]×[S+Yl+αYt-C（Yl）]

在每个年度内，由于全国资源配置及其他外生变量相对稳定，中央与地方征收的税收之和相对固定，即πc+πl=K，K在每个年度内并不相同，但在任意一个特定年度内为一常数。在此种情况下，设中央与地方的总效用函数U=πcπl，当πc=πl=[πc+πl2]时U取得最大值，即为纳什解。具体分配情况如图1。

此时得出：

F与α满足一个线性方程。从上式可以看出，中央对地方的共享税分成比例与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成反比。此时涉及到中央政府的策略选择问题。如果中央政府选择F大而α小，即中央给予地方较高的转移支付固定返还额，那么中央就需要降低分配给地方的共享税比例，这种制度下中央政府倾向于集权，共享税由国税系统征收后下放给地方的共享税比例较小，而固定数额转移支付较大，地方缺乏征收共享税的动力，这种策略有两个明显的缺陷。首先，这一机制加大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大额度的固定返还转移支付相当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补贴，这必然加大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而且会导致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下降，抑制经济增长；其次，中央与地方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各地方政府如果了解到中央政府会在共享税分成比例较低的情况下加大固定转移支付额，那么各地方政府也存在隐瞒共享税实际缴纳情况的信息以换取大额度固定转移支付额，而中央在缺乏信息的情况下也只能妥协，这种情况下，各级政府都倾向于等待中央政府的固定转移支付援助，产生恶性循环。如果中央政府选择F小而α大，即中央给予地方较低的转移支付固定返还额，那么中央就需要调高分配给地方的共享税比例，这种制度下中央政府倾向于分权，转移支付总额的大小更多的由各地方政府征收共享税的税额来决定，这种情况下各地方政府的共享税得益更多，也有动机与中央共同分享共享税得益及承担相应成本，也有助于推动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也会因为选择这一策略而受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固定返还转移支付额度变小，减轻了中央政府财政压力的同时，各地方上报的缴税情况也较为真实，有利于中央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大小更多的由中央与地方的共享税额决定，这是一个有效率的激励制度，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说，可以获得双赢的结果，这种制度下也能实现两级政府的合作博弈。

移动支付的特征篇3

从上面可以看到，支付宝钱包主要就是通过上述三道保护措施来保证支付安全的。不过这些保护措施并不十分安全，比如支付宝钱包的手势密码实际形同虚设，只要知道支付宝账户和密码，随时可以点击“忘记手势密码”，然后使用支付宝账户和密码重新登录即可。至于支付宝账户和密码、支付密码，由于完全是字符密码，很容易被黑客窃取，特别是开放的Android系统密码极易泄露，比如Android平台的“窥私肉虫”就会在后台偷偷监控用户的输入，这样在移动支付时就很容易泄露自己的账户和密码。

可以看到一般移动支付安全性并不高，而在移动安全日益恶化的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更为安全的移动支付方式。那么苹果即将推出的移动支付又是怎么保障支付安全的呢？

对于传统的移动支付，其实苹果早已经在实施。比如我们需要使用iPhone在苹果中国商店购买一个应用，只要先注册一个苹果ID并登录，然后充值金额到苹果账户，这样在iPhone上即可完成支付。显然这种移动支付和支付宝钱包并无两样，支付的安全也主要是通过苹果ID的登录密码保护。

那么即将推出的苹果移动支付又是怎么样的呢？根据苹果披露的信息，移动支付安全主要是借助iPhone 5S新增的TouchID（即指纹验证）实现的。大家知道iPhone 5S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增加了指纹验证，我们只要通过预设的指纹就可以实现手机开锁。

首先我们需要在iPhone上进行指纹注册形成一个TouchID，指纹数据默认保存在一个当前用户无法访问的安全区域，并且数据不会联网上传，这样可避免指纹数据的网上泄密。接着我们就可以将银行账号、信用卡或其他应用的登录密码、支付密码全部绑定到TouchID下，即将我们本人的指纹替代了所有手机应用上的账号和密码。这样当我们需要进行移动支付时，首先要使用自己的指纹登录，在需要实际进行资金支付的时候，还需要使用自己的指纹进行确认，有效保证支付的安全。因为指纹是每个人的生理特征，世界上几乎找不出指纹相同的两个人，所以苹果手机上的指纹支付无疑是很安全的。

移动支付的特征篇4

一、前言

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强劲发展，移动电子商务也逐渐凭借技术和应用上的优越性，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而影响移动支付业务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安全性。相对于有线网络的连接方式，无线网络没有特定的界限，窃听者无需进行搭线就可以轻易获得无线网络信号。因此相对于传统的电子商务模式，移动电子商务的安全性更加薄弱。如何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不受侵犯，除了需要加密措施外，还需要强有力的身份认证，使得窃听者无从盗用用户权限。

二、身份认证的概念

身份认证系统是认证、授权与访问控制三个系统相结合的产物。认证是指检测用户或设备所声称身份是否有效的过程；授权是赋予用户、用户组对于特定系统访问权限的过程；访问控制指把来自系统资源的信息流限制到网络中被授权的人或系统。授权和访问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成功的认证之后进行的。

因此，身份认证技术主要基于以下要素：

（1）“What you know”，如密码和身份证号码等；

（2）“What you have”，如一个动态口令卡、一个IC卡或USBKey等；

（3）“Who are you”，根据被认证对象身上所具有的特征，如指纹、瞳孔等；

（4）“Where are you”，根据被认证方所在的位置如地理位置、IP地址等

三、移动支付中安全问题的现状

（一）信息的泄露。用户在使用手机进行支付时，加密等安全措施保护力度不高，黑客们就可以通过钓鱼网站、木马程序等手段窃取用户信息，将被移动支付功能进行非法复制，从而造成用户的损失。

（二）商家和消费者合法身份的确认。移动支付将银行、商家、消费者紧密地联系起来，并涉及大量的现金往来，如何解决合法身份认证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用户信用体系的建设和完善。通常一些小额支付业务可以通过扣除手机话费的方式进行付费交易，于是就可能产生手机话费透支、恶意拖欠等现象。同时，由于我国手机号管理不够完善，许多手机号购买时尚未采取实名制管理，由此可能造成恶意透支现象发生。

（四）移动终端丢失给移动支付用户带来的损失。移动支付通常是手机卡与银行卡、信用卡相关联，由此可能存在用户在丢失手机后自己的移动支付帐户被他人冒用的风险。

四、常用身份认证技术

（一）静态口令认证技术

静态口令认证是指用户设置登录的用户名和密码，电子商务系统通过验证用户名和密码来确认用户的身份。这种认证机制方法表面看来比较简单，开销小，但实际上，由于许多用户为了防止忘记密码，经常采用诸如生日、电话号码等容易被猜测的字符串作为密码，或者把密码抄写在某个自认为安全的地方，这样很容易造成密码泄漏。

为提高静态口令的安全性，通常会控制口令的内容。例如，对口令长度和内容的限制（如要求口令长度达到一定长度，要多种符号混合输入等）、要求定期更换口令、不同系统功能采用不同的口令等。采用这些方法可以从口令的复杂程度上提高系统的安全性，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同时也造成用户使用的不方便。但对于安全性要求不是很高的领域，静态口令认证仍然是一种可取的方式。

（二）动态口令认证技术

以一次性动态口令登录，每次登录的认证信息都不相同。由于每个正确的动态口令只能使用一次，即使非法用户截获了己经通过验证的正确口令，再次提交到认证服务器也不能通过验证，因此不必担心口令在传输认证期间被第三方监听到，从而提高登录过程的安全性。

（三）基于数字证书的认证技术

数字证书包含用户身份信息、用户公钥以及证书发行机构对该证书的数字签名信息。证书发行机构的数字签名可以确保证书信息的真实性，用户公钥信息可以保证数字信息的完整性，用户的数字签名可以保证数字信息的不可抵赖性。

基于X.509证书的认证技术适用于开放式网络环境下的身份认证，该技术已被广泛接受，许多网络安全程序都可以使用X.509证书，如IPsec、SSL、SET、S/MIME等）。但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缺陷，如：在最初的证书时，CA如何验证一个远程用户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问题；用户私有密钥保存的安全问题；用户用于取出私钥的通行字的质量问题等等。此类问题在理论上虽不难解决，但在具体实施中却很困难。

（四）基于智能卡认证技术

智能卡（Smart Card）是一种集成的带有智能的电路卡，它不仅具有读写和存储数据的功能，而且能对数据进行处理。智能卡由于其硬件软件的多种措施的保护，保证了卡内的个人信息不会轻易的被第三方窃取，且其内部自带的数据处理功能可以使得对于关键信息的操作在卡内完成，而不必读取卡中的内容，从而防止了信息在读取过程中泄露的可能性。此外，智能卡可以提供唯一的ID号，系统通过此ID号可以识别使用系统的用户身份。

因此，智能卡认证技术被认为是最安全可靠的认证技术之一。智能卡一般是形状与信用卡类似的矩形塑料片，但也有许多其它的形式。近年来出现了许多将智能卡与身份认证相结合的技术，其中，基于USBKey的身份认证是目前比较流行的智能卡身份认证方式。USBKey结合了现代密码学技术、智能卡技术和USB技术，是新一代身份认证技术。

（五）基于生物识别的认证技术

生物识别这种认证方式是将人体固有的生理或行为特征收集并用电脑进行处理，由此用于个人身份鉴定的技术。基于生物特征的身份认证技术具有以下优点：①没有复杂的密码口令，不易遗忘或丢失；②利用了个人特征的独特性，不易伪造或被盗；③利用了人体本身，无需增加复杂的装置，方便实用。

目前，己有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主要有指纹识别、掌纹识别、手形识别、人脸识别、虹膜识别、视网膜识别、声音识别和签名识别等。其中，指纹识别是最早研究并利用的，由于人类指纹的唯一性，指纹识别是最方便、最可靠的生物识别技术之一。此外，声音、虹膜、视网膜、脸部特征识别，都是非接触方式进行，易于被用户接受。但目前多数识别技术仍处于研究实验或小范围应用阶段，由于识别设备成本高、对识别正确率没有确切结论、采取的特征会由于某些因素呈现不稳定性等原因，目前还很难真正推广到应用中。

参考文献：

[1]王秦、支芬和. 移动商务身份认证评价指标体系研究[N] 技术管理与经济研究 2012.04

[2]崔媛媛. 手机数字签名_移动支付业务的安全保障[N] 电信网技术 2010.02（2）

移动支付的特征篇5

同时，客户在同一机构开立所有支付账户须关联本客户银行账户，支付账户的名称应与该客户所关联的银行账户名称一致。个人客户向在同一支付机构开立的所有支付账户月累计充值金额合计小于1000元的，可不关联银行账户。但未关联银行账户的支付账户只可用于付款、接受交易退款，但不得用于收款。当用户进行支付时，若单笔资金金额超1万元，支付系统将要求客户重新登记个人身份信息，并核对其真实性。

此外，在银行与支付机构自愿合作的情况下，银行应根据合作协议及客户授权对关联银行账户信息和客户身份信息的关联性进行核验，并将核验结果告知支付机构。

征求意见稿还规定，信用卡不得透支为支付账户充值，以防利用信用卡变相透支提现。

移动支付的特征篇6

一、宏观税负偏高,挤压居民收入增长,制约消费需求扩大

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总体税负水平,一般通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政府取得的收入总量占同期GDP的比重来反映。基本上有三种统计口径:一是小口径的宏观税负,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二是中口径的宏观税负,即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包括税收在内的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收入;三是大口径的宏观税负,即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包括税收收入、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等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形式取得的收入的总和。采用不同的指标,运用不同的方法,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判断的结论相去甚远。从相关资料可以判断:

(一)中国大口径宏观税负高达30%以上,比中小口径的宏观税负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

2008年全国税收收入54219.62亿元,国内生产总值300670亿元,小口径宏观税负,即全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8.03%。2008年包括税收在内的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全国财政收入61316.90亿元,中口径宏观税负,即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0.4%,比小口径宏观税负高出2.36个百分点。2008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9600亿元(比2007年13000亿元有较大缩水),占当年GDP的3.19%;全国社保基金总收入13808亿元,占当年GDP的4.59%;中央和地方预算外资金收入7000亿元(该项收入2007年为6820.32亿元,2008年数据尚未公布,暂按与2007年大致相当的数计),占当年GDP的2.33%,包括此三项在内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即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高达30.51%,比中口径宏观税负高10.11个百分点,比小口径宏观税负高12.47个百分点。此外,由于制度外财政收入一般是以费的形式缴纳,如果把各种打着政府名义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和一些政府部门接受企业和个人“捐赠”以及各级政府部门屡禁不止、名目繁多的“小金库”等收入都计算进入政府收入,则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甚至会高达40%左右。

(二)从分税制开始,财政收入增长迅速,宏观税负快速提高

2003—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1%,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6%,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迅速从1994年的10.8%提高到2008年的20.4%,增长了1.9倍。与此相对应,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5%,既慢于GDP增长,更慢于财政收入增长。财政收入增速是城镇居民增速的2.4倍,是农民收入增速的3.6倍。

(三)中国宏观税负高于中等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与所处的发展阶段极不相称

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在30—35%之间,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在20—30%之间,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在16—20%之间。尽管中国按中小口径计算的宏观税负刚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与人均GDP水平大致相当,但反映真实负担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则在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不相称。

(四)与发达国家实行“高税负、高福利”政策相反,中国是在低福利水平上实行高税负,税负明显偏高

高税负国家往往是高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在这些国家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OECD国家中,社会保障税收入都是税收收入中的头号税种。从社会保障支出比较视角,更能反映出问题的实质,2008年中国全国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的费用9492.47亿元,仅占当年GDP的3.157%,而发达国家的国家社会保障支出一般要占到GDP的10%左右。

宏观税负过高,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切取的蛋糕过大,必然挤占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加重企业负担和居民负担,不仅不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更不利于居民收入的提高。消费增长是收入增长的函数,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必然带来消费增长缓慢,因此,宏观税负过高,政府所得比重过大,必然影响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造成长期以来居民消费率一路下滑,使得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方针难以取得成效。

二、财力与事权不匹配,迫使地方政府不计代价地扩大财源

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重点规范中央和地方间收入划分的同时,对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并没有进行大的调整,逐渐形成了收入重在中央、支出重在地方的收支格局,或通俗的“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现象,各级政府事权财权配置存在明显的不匹配。

(一)财力快速上移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迅速提高。1993年,中央财政占比22%,地方财政占比78%。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当年中央财政占比迅速提高到55.7%,地方财政占比下降到44.3%。此后的1995—2006年的12年间,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平均为52%,地方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平均为48%。到2008年,中央财政所占的比重进一步提升到53.3%,地方财政所占的比重进一步降至46.7%。

(二)事权下移

由于事权配置重心偏低、各级政府的事权责任与其收入和行政能力不对称。中央政府承担的事权尤其是直接支出责任相对不足,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的实际支出责任。尽管中央政府在收入分配中占54%以上,但在财政支出构成中的比例并不高。1993年,中央财政支出占比28.3%,地方财政支出占比71.1%。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当年中央财政支出占比并没有随着收入占比的明显提高而提高,仅为30.3%,而地方财政支出占比仍高达69.7%。此后的1995—2006年的12年间,中央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平均为29%,地方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平均为71%。到2008年,中央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进一步降低到21.4%,地方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仍高达78.6%。

(三)“中央请客、地方埋单”

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职责范围界定不够明确,含糊不清的支出大多被分配给下级政府,有些事务虽然明确归中央或省级地方,但在实际执行中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责任部分却下放给了基层。更由于上下级政府之间事权范围配置的随意性很大,在垂直体制下,一些上级的法定事权往往成为下级的当然事权,往往通过所谓的政绩考核、一票否决等将本级责任分解成下级的责任,使“上级请客、下级埋单”的状况十分风行。通常,下级政府掌握的财源越少,负担也就越重。目前我国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只占20%左右,却承担了近80%的义务教育支出和55—60%左右的公共卫生支出。

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明确划定,但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模糊,地方政府在财力被上收而事权不变的困境下,为履行好事权,必须千方百计地扩大财源。途径之一,是做大蛋糕,尽可能多地分享25%增值税的总量,这必然激发地方政府加大招商引资、加大投资上项目的力度以加速经济发展,片面追求GDP增长以增加财政收入的冲动。途径之二,是扩大地方可独享的收入来源,如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等,这些收入大部分与土地有关,导致地方政府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经营城市”等口号下,大量征用集体土地和进行旧城改造拆迁,不断扩张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发展城市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大量违法圈地,以土地生财;与房地产开发商共同推高房价,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发展中开辟高增长税收。许多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占财政收入的70%,土地收入成了名符其实的第一财政。

三、税制结构不合理,导致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转变

(一)主体税种结构失衡

虽然经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我国建立了流转税(间接税)和所得税(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但从目前运行情况看,实际上仍是以流转税(间接税)为主体的单主体税制结构。1994年以来,在税收总量中,所得税收入占比虽然有所上升,从1994年的17%提高到2007年的26%;流转税收入占比虽然有所下降,从1994年的74.2%降至2007年的61.8%;但现行税制结构中,流转税(间接税)比重过高,所得税(直接税)比重过低。由于流转税(间接税)是直接对企业经营活动过程征税而非对经营效果(所得)征税,难以起到所得税(直接税)的作用,因此,从向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征收流转税(直接税)逐步转变为向企业经营所得或个人所得征收所得税(直接税)是一种历史趋势,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均采用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如OECD国家,是以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主体税种、流转税为辅助税种的税制结构,其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平均在50%左右,流转税比重往往不到40%。由于我国流转税所占比重过大,所得税比重过小,所谓“双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实际上并未真正形成,既不利于主体税种的相互配合,更不利于发挥所得税在实现公平原则方面的调控作用。

(二)税种结构不合理

一是以增值税、营业税为主要税种的流转税,是直接对企业经营活动过程征税而非对经营效果征税,既缺乏科学性,也是导致政府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过高的重要原因。

二是在现有税种结构中,缺乏物业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针对不动产保有环节的财产性税种,缺乏针对与提供公共服务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税、教育税等税种,使得再分配环节难以对收入分配不公进行有效校正。

三是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没有随着人均GDP快速提高而作出同步调整,并且未实行综合计征,而是采用传统的分项计征模式,税率和费用扣除方法不尽合理,难以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不能体现“多得多征、公平税负”的原则,实践中也容易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少纳税的情况。

四是消费税征收范围没有随居民消费情况的变化而调整,一些高档次的奢侈性消费品及行为没有纳入征税范围,一些与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已课征消费税的消费品没有从消费税应税税目中取消,致使消费税调节力度弱化,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

五是现行资源税制度存在着计税依据缺乏收入弹性、资源开采地税收收入偏低、对节约开采和有效利用资源的调节力度不够等问题,特别是长期以来实行从量定额征收,单纯根据销售量依据固定税额征收,这种从量而非从价计征以及以销售量而非开采量为依据的计征模式,无法抑制企业和地方政府伴随资源价格的增长而对资源大量开采,不利于资源节约开采利用。此外,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建立也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

(三)地方政府缺乏稳定的主体税种作为财力保障

现行分税制体制下,税收立法权被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政府没有税收立法权,加之主体税种实行向中央集中的“共享税”模式,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没有稳定、合法的地方税收作为稳定的财力保障和调节手段。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农业税后,基层财政的主体税种更加缺失,县乡财政本级收入进一步降低,基层政府运行更加困难。

出口退税政策存在结构性缺陷,强化了低成本的出口导向模式,影响了出口结构的升级和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物业税等财产税收的缺失,使城镇政府缺乏稳定的、能随人口增加而增长的财政资金渠道,使地方政府只关心“土地城镇化”而忽视“人口城镇化”,导致大量进城农民工落户难。

四、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

(一)行政管理费增速太快、所占比重太高

有关统计表明,从改革开放初的1978年至2003年,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87倍,行政管理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从4.71%上升到2003年的19.03%。其中,行政管理支出从1986年的220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6512亿元,20年间增长30倍,年均增长率19.5%;同期财政支出增长15倍,年均增长率15.4%;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9.98%上升至19.19%,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相应地,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从1986年的20.5元,增加到2005年的498元,增长23倍,而同期GDP增长为14.6倍。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一国的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超过15.6%。通常发达国家这一比重更低,日本为2.38%、英国4.19%、韩国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尽管近几年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有所下降,但2006年仍高达18.73%,这一比重,不仅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高出3.13个百分点,更比上述发达国家分别高出16.35、14.54、13.67、12.23、11.63和8.83个百分点。

此外,预算外行政管理费更是大幅度上升。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我国行政事业费支出占预算外收入的比重为54.42%,2005年则达72.01%,7年间近增了近18个百分点。庞大的行政管理费支出,消耗了相当大的财政收入,加大了公共财政的负担。

(二)社会性支出比重偏低

与OECD国家社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40—60%的比重截然相反,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中用于社会性支出的比重一直偏低,尽管社会文教支出比重从1985年的20.38%上升到2006年的26.83%,提高了6个百分点,但这一比重甚至低于1998—2001年的水平,仅相当于10年前的1997年的水平。

由于社会性支出增长缓慢,使我国财政用于教育支出的水平明显偏低。1995年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为5.2%,发达国家为5.5%,发展中国家为4.6%,最不发达国家为3.6%,而我国当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仅为2.41%,此后的10年间,这一比重一直徘徊在3%以下,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还低于最不发达国家的水平。近几年来,财政性教育经费快速增长,2007年其占GDP比重达到了3.32%,无论从国际比较来看,还是从我国教育法规定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的要求来看,财政用于教育支出的水平都明显偏低。

由于社会性支出增长缓慢,使我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水平明显偏低。尽管我国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逐年增加,2007年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支出达到了5447.16亿元,但占当年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仅为10.94%,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12%,与日本社保总费用占GDP的13.7%,美国的16.81%,瑞典的32.14%,英国的22.8%,德国的29.07%,法国的29.72%相比较,差距高达数倍乃至20来倍,较低的社会保障支出,使我国人民的基本保障受到极大的约束。

(三)经济性支出比重仍然偏高

从1985—2006年,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下降了近30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不可谓不大,但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的比重仍占26%以上,而国际经合组织(OECD)国家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5—8%,我国用于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仍然偏大。

政府的财政收入过多地用于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费用增长,必然挤占本应用于支持医疗、教育、社保等民生领域的公共财政开支,造成公共财政的“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一方面致使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主体的活动,另一方面使政府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职责严重缺位,阻碍着政府职能向现代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服务领域投入的严重不足,是导致社会保障覆盖面窄、统筹层次低、保障水平不高的直接根源,不仅影响着社会和谐稳定,而且越来越成为影响居民消费预期、提高即期消费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进而制约着经济发展中需求结构的转型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五、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难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一)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

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十分复杂,既保留了原财政包干体制下的一些体制补助、专项补助、结算补助等形式,又在实行分税制后增加了税收返还和过渡期转移支付等形式,形式类别很多。这种形式多样的转移支付制度,很容易导致管理分散和效率降低,对地区间财力的均等化作用不明显。在现行中央转移支付项目和类别中,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包括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原体制补助等多种方式。如果将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进行比较,可发现用于均衡地区间财政能力的财力性转移支付所占比重偏低。2007年,财力性转移支付所占比重仅为39.16%,而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所占比重达60.84%。并且在财力性转移支付中,均等化作用较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仅占财力性转移支付的35.3%,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的比重仅仅为13.7%。这种转移支付设计很不科学,很难充分发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调节地区间财力差距的作用。

(二)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方式不合理

在分税制改革过程中,我国在处理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关系上偏向于“增量调节”,从而延续了原体制下的分配格局,并把原体制中形成的非均衡状况带入了新的体制。具体表现在资金分配上,现行转移支付主要通过“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进行,既不合理又不规范。就“税收返还”而言,不仅保留了1993年前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在中央对地方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方面的差距,而且对增量返还按1:0.3的系数确定,致使其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中所占比较过高(2005年所占比重达36%以上)。由于“税收返还”数额的确定建立在往年基数基础上,不仅不能对地区间财力分配的既定格局作调整,反而会进一步拉大地区间财力的差距,导致“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分配格局。就专项转移支付而言,由于资金分配过程不透明、分配标准和依据不明确、分配方式不规范,主观随意性很大,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关系密切程度,以及地方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等对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有很大影响。并且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往往需要地方政府资金作配套,有资金配套能力的经济发达地区往往比缺乏资金配套能力的欠发达地区更容易获得更多的专项转移支付拨款。由此可见,专项转移支付对均衡地区间财力的作用十分有限,甚至还会扩大地区间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的原有差距。

移动支付的特征篇7

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总体税负水平,一般通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政府取得的收入总量占同期GDP的比重来反映。基本上有三种统计口径:一是小口径的宏观税负,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二是中口径的宏观税负,即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包括税收在内的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收入;三是大口径的宏观税负,即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包括税收收入、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等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形式取得的收入的总和。采用不同的指标,运用不同的方法,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判断的结论相去甚远。从相关资料可以判断:

(一)中国大口径宏观税负高达30%以上,比中小口径的宏观税负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

2008年全国税收收入54219.62亿元,国内生产总值300670亿元,小口径宏观税负,即全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8.03%。2008年包括税收在内的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全国财政收入61316.90亿元,中口径宏观税负,即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0.4%,比小口径宏观税负高出2.36个百分点。2008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9600亿元(比2007年13000亿元有较大缩水),占当年GDP的3.19%;全国社保基金总收入13808亿元,占当年GDP的4.59%;中央和地方预算外资金收入7000亿元(该项收入2007年为6820.32亿元,2008年数据尚未公布,暂按与2007年大致相当的数计),占当年GDP的2.33%,包括此三项在内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即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高达30.51%,比中口径宏观税负高10.11个百分点,比小口径宏观税负高12.47个百分点。此外,由于制度外财政收入一般是以费的形式缴纳,如果把各种打着政府名义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和一些政府部门接受企业和个人“捐赠”以及各级政府部门屡禁不止、名目繁多的“小金库”等收入都计算进入政府收入,则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甚至会高达40%左右。

(二)从分税制开始,财政收入增长迅速,宏观税负快速提高

2003―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1%,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6%,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迅速从1994年的10.8%提高到2008年的20.4%,增长了1.9倍。与此相对应,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5%,既慢于GDP增长,更慢于财政收入增长。财政收入增速是城镇居民增速的2.4倍,是农民收入增速的3.6倍。

(三)中国宏观税负高于中等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与所处的发展阶段极不相称

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在30―35%之间,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在20―30%之间,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在16―20%之间。尽管中国按中小口径计算的宏观税负刚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与人均GDP水平大致相当,但反映真实负担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则在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不相称。

(四)与发达国家实行“高税负、高福利”政策相反,中国是在低福利水平上实行高税负,税负明显偏高

高税负国家往往是高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在这些国家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OECD国家中,社会保障税收入都是税收收入中的头号税种。从社会保障支出比较视角,更能反映出问题的实质,2008年中国全国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的费用9492.47亿元,仅占当年GDP的3.157%,而发达国家的国家社会保障支出一般要占到GDP的10%左右。

宏观税负过高,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切取的蛋糕过大,必然挤占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加重企业负担和居民负担,不仅不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更不利于居民收入的提高。消费增长是收入增长的函数,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必然带来消费增长缓慢,因此,宏观税负过高,政府所得比重过大,必然影响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造成长期以来居民消费率一路下滑,使得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方针难以取得成效。

二、财力与事权不匹配,迫使地方政府不计代价地扩大财源

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重点规范中央和地方间收入划分的同时,对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并没有进行大的调整,逐渐形成了收入重在中央、支出重在地方的收支格局,或通俗的“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现象,各级政府事权财权配置存在明显的不匹配。

(一)财力快速上移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迅速提高。1993年,中央财政占比22%,地方财政占比78%。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当年中央财政占比迅速提高到55.7%,地方财政占比下降到44.3%。此后的1995―2006年的12年间,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平均为52%,地方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平均为48%。到2008年,中央财政所占的比重进一步提升到53.3%,地方财政所占的比重进一步降至46.7%。

(二)事权下移

由于事权配置重心偏低、各级政府的事权责任与其收入和行政能力不对称。中央政府承担的事权尤其是直接支出责任相对不足,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的实际支出责任。尽管中央政府在收入分配中占54%以上,但在财政支出构成中的比例并不高。1993年,中央财政支出占比28.3%,地方财政支出占比71.1%。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当年中央财政支出占比并没有随着收入占比的明显提高而提高,仅为30.3%,而地方财政支出占比仍高达69.7%。此后的1995―2006年的12年间,中央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平均为29%,地方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平均为71%。到2008年,中央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进一步降低到21.4%,地方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仍高达78.6%。

(三)“中央请客、地方埋单”

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职责范围界定不够明确,含糊不清的支出大多被分配给下级政府,有些事务虽然明确归中央或省级地方,但在实际执行中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责任部分却下放给了基层。更由于上下级政府之间事权范围配置的随意性很大,在垂直体制下,一些上级的法定事权往往成为下级的当然事权,往往通过所谓的政绩考核、一票否决等将本级责任分解成下级的责任,使“上级请客、下级埋单”的状况十分风行。通常,下级政府掌握的财源越少,负担也就越重。目前我国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只占20%左右,却承担了近80%的义务教育支出和55―60%左右的公共卫生支出。

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明确划定,但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模糊,地方政府在财力被上收而事权不变的困境下,为履行好事权,必须千方百计地扩大财源。途径之一,是做大蛋糕,尽可能多地分享25%增值税的总量,这必然激发地方政府加大招商引资、加大投资上项目的力度以加速经济发展,片面追求GDP增长以增加财政收入的冲动。途径之二,是扩大地方可独享的收入来源,如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等,这些收入大部分与土地有关,导致地方政府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经营城市”等口号下,大量征用集体土地和进行旧城改造拆迁,不断扩张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发展城市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大量违法圈地,以土地生财;与房地产开发商共同推高房价,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发展中开辟高增长税收。许多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占财政收入的70%,土地收入成了名符其实的第一财政。

三、税制结构不合理,导致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转变

(一)主体税种结构失衡

虽然经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我国建立了流转税(间接税)和所得税(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但从目前运行情况看,实际上仍是以流转税(间接税)为主体的单主体税制结构。1994年以来,在税收总量中,所得税收入占比虽然有所上升,从1994年的17%提高到2007年的26%;流转税收入占比虽然有所下降,从1994年的74.2%降至2007年的61.8%;但现行税制结构中,流转税(间接税)比重过高,所得税(直接税)比重过低。由于流转税(间接税)是直接对企业经营活动过程征税而非对经营效果(所得)征税,难以起到所得税(直接税)的作用,因此,从向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征收流转税(直接税)逐步转变为向企业经营所得或个人所得征收所得税(直接税)是一种历史趋势,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均采用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如OECD国家,是以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主体税种、流转税为辅助税种的税制结构,其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平均在50%左右,流转税比重往往不到40%。由于我国流转税所占比重过大,所得税比重过小,所谓“双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实际上并未真正形成,既不利于主体税种的相互配合,更不利于发挥所得税在实现公平原则方面的调控作用。

(二)税种结构不合理

一是以增值税、营业税为主要税种的 流转税,是直接对企业经营活动过程征税而非对经营效果征税,既缺乏科学性,也是导致政府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过高的重要原因。

二是在现有税种结构中,缺乏物业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针对不动产保有环节的财产性税种,缺乏针对与提供公共服务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税、教育税等税种,使得再分配环节难以对收入分配不公进行有效校正。

三是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没有随着人均GDP快速提高而作出同步调整,并且未实行综合计征,而是采用传统的分项计征模式,税率和费用扣除方法不尽合理,难以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不能体现“多得多征、公平税负”的原则,实践中也容易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少纳税的情况。

四是消费税征收范围没有随居民消费情况的变化而调整,一些高档次的奢侈性消费品及行为没有纳入征税范围,一些与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已课征消费税的消费品没有从消费税应税税目中取消,致使消费税调节力度弱化,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

五是现行资源税制度存在着计税依据缺乏收入弹性、资源开采地税收收入偏低、对节约开采和有效利用资源的调节力度不够等问题,特别是长期以来实行从量定额征收,单纯根据销售量依据固定税额征收,这种从量而非从价计征以及以销售量而非开采量为依据的计征模式,无法抑制企业和地方政府伴随资源价格的增长而对资源大量开采,不利于资源节约开采利用。此外,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建立也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

(三)地方政府缺乏稳定的主体税种作为财力保障

现行分税制体制下,税收立法权被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政府没有税收立法权,加之主体税种实行向中央集中的“共享税”模式,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没有稳定、合法的地方税收作为稳定的财力保障和调节手段。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农业税后,基层财政的主体税种更加缺失,县乡财政本级收入进一步降低,基层政府运行更加困难。

出口退税政策存在结构性缺陷,强化了低成本的出口导向模式,影响了出口结构的升级和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物业税等财产税收的缺失,使城镇政府缺乏稳定的、能随人口增加而增长的财政资金渠道,使地方政府只关心“土地城镇化”而忽视“人口城镇化”,导致大量进城农民工落户难。

四、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

(一)行政管理费增速太快、所占比重太高

有关统计表明,从改革开放初的1978年至2003年,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87倍,行政管理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从4.71%上升到2003年的19.03%。其中,行政管理支出从1986年的220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6512亿元,20年间增长30倍,年均增长率19.5%;同期财政支出增长15倍,年均增长率15.4%;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9.98%上升至19.19%,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相应地,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从1986年的20.5元,增加到2005年的498元,增长23倍,而同期GDP增长为14.6倍。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一国的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超过15.6%。通常发达国家这一比重更低,日本为2.38%、英国4.19%、韩国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尽管近几年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有所下降,但2006年仍高达18.73%,这一比重,不仅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高出3.13个百分点,更比上述发达国家分别高出16.35、14.54、13.67、12.23、11.63和8.83个百分点。

此外,预算外行政管理费更是大幅度上升。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我国行政事业费支出占预算外收入的比重为54.42%,2005年则达72.01%,7年间近增了近18个百分点。庞大的行政管理费支出,消耗了相当大的财政收入,加大了公共财政的负担。

(二)社会性支出比重偏低

与OECD国家社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40―60%的比重截然相反,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中用于社会性支出的比重一直偏低,尽管社会文教支出比重从1985年的20.38%上升到2006年的26.83%,提高了6个百分点,但这一比重甚至低于1998―2001年的水平,仅相当于10年前的1997年的水平。

由于社会性支出增长缓慢,使我国财政用于教育支出的水平明显偏低。1995年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为5.2%,发达国家为5.5%,发展中国家为4.6%,最不发达国家为3.6%,而我国当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仅为2.41%,此后的10年间,这一比重一直徘徊在3%以下,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还低于最不发达国家的水平。近几年来,财政性教育经费快速增长,2007年其占GDP比重达到了3.32%,无论从国际比较来看,还是从我国教育法规定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的要求来看,财政用于教育支出的水平都明显偏低。

由于社会性支出增长缓慢,使我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水平明显偏低。尽管我国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逐年增加, 2007年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支出达到了5447.16亿元,但占当年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仅为10.94%,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12%,与日本社保总费用占GDP的13.7%,美国的16.81%,瑞典的32.14%,英国的22.8%,德国的29.07%,法国的29.72%相比较,差距高达数倍乃至20来倍,较低的社会保障支出,使我国人民的基本保障受到极大的约束。

(三)经济性支出比重仍然偏高

从1985―2006年,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下降了近30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不可谓不大,但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的比重仍占26%以上,而国际经合组织(OECD)国家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5―8%,我国用于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仍然偏大。

政府的财政收入过多地用于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费用增长,必然挤占本应用于支持医疗、教育、社保等民生领域的公共财政开支,造成公共财政的“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一方面致使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主体的活动,另一方面使政府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职责严重缺位,阻碍着政府职能向现代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服务领域投入的严重不足,是导致社会保障覆盖面窄、统筹层次低、保障水平不高的直接根源,不仅影响着社会和谐稳定,而且越来越成为影响居民消费预期、提高即期消费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进而制约着经济发展中需求结构的转型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五、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难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一)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

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十分复杂,既保留了原财政包干体制下的一些体制补助、专项补助、结算补助等形式,又在实行分税制后增加了税收返还和过渡期转移支付等形式,形式类别很多。这种形式多样的转移支付制度,很容易导致管理分散和效率降低,对地区间财力的均等化作用不明显。在现行中央转移支付项目和类别中,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包括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原体制补助等多种方式。如果将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进行比较,可发现用于均衡地区间财政能力的财力性转移支付所占比重偏低。2007年,财力性转移支付所占比重仅为39.16%,而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所占比重达60.84%。并且在财力性转移支付中,均等化作用较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仅占财力性转移支付的35.3%,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的比重仅仅为13.7%。这种转移支付设计很不科学,很难充分发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调节地区间财力差距的作用。

(二)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方式不合理

在分税制改革过程中,我国在处理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关系上偏向于“增量调节”,从而延续了原体制下的分配格局,并把原体制中形成的非均衡状况带入了新的体制。具体表现在资金分配上,现行转移支付主要通过“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进行,既不合理又不规范。就“税收返还”而言,不仅保留了1993年前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在中央对地方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方面的差距,而且对增量返还按1:0.3的系数确定,致使其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中所占比较过高(2005年所占比重达36%以上)。由于“税收返还”数额的确定建立在往年基数基础上,不仅不能对地区间财力分配的既定格局作调整,反而会进一步拉大地区间财力的差距,导致“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分配格局。就专项转移支付而言,由于资金分配过程不透明、分配标准和依据不明确、分配方式不规范,主观随意性很大,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关系密切程度,以及地方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等对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有很大影响。并且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往往需要地方政府资金作配套,有资金配套能力的经济发达地区往往比缺乏资金配套能力的欠发达地区更容易获得更多的专项转移支付拨款。由此可见,专项转移支付对均衡地区间财力的作用十分有限,甚至还会扩大地区间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的原有差距。

(三)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设置不合理

移动支付的特征篇8

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总体税负水平,一般通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政府取得的收入总量占同期GDP的比重来反映。基本上有三种统计口径:一是小口径的宏观税负,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二是中口径的宏观税负,即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包括税收在内的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收入;三是大口径的宏观税负,即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包括税收收入、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等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形式取得的收入的总和。采用不同的指标,运用不同的方法,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判断的结论相去甚远。从相关资料可以判断:

(一)中国大口径宏观税负高达30%以上,比中小口径的宏观税负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

2008年全国税收收入54219.62亿元,国内生产总值300670亿元,小口径宏观税负,即全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8.03%。2008年包括税收在内的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全国财政收入61316.90亿元,中口径宏观税负,即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0.4%,比小口径宏观税负高出2.36个百分点。2008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9600亿元(比2007年13000亿元有较大缩水),占当年GDP的3.19%;全国社保基金总收入13808亿元,占当年GDP的4.59%;中央和地方预算外资金收入7000亿元(该项收入2007年为6820.32亿元,2008年数据尚未公布,暂按与2007年大致相当的数计),占当年GDP的2.33%,包括此三项在内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即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高达30.51%,比中口径宏观税负高10.11个百分点,比小口径宏观税负高12.47个百分点。此外,由于制度外财政收入一般是以费的形式缴纳,如果把各种打着政府名义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和一些政府部门接受企业和个人“捐赠”以及各级政府部门屡禁不止、名目繁多的“小金库”等收入都计算进入政府收入,则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甚至会高达40%左右。

(二)从分税制开始,财政收入增长迅速,宏观税负快速提高

2003—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1%,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6%,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迅速从1994年的10.8%提高到2008年的20.4%,增长了1.9倍。与此相对应,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5%,既慢于GDP增长,更慢于财政收入增长。财政收入增速是城镇居民增速的2.4倍,是农民收入增速的3.6倍。

(三)中国宏观税负高于中等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与所处的发展阶段极不相称

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在30—35%之间,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在20—30%之间,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在16—20%之间。尽管中国按中小口径计算的宏观税负刚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与人均GDP水平大致相当,但反映真实负担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则在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不相称。

(四)与发达国家实行“高税负、高福利”政策相反,中国是在低福利水平上实行高税负,税负明显偏高

高税负国家往往是高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在这些国家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OECD国家中,社会保障税收入都是税收收入中的头号税种。从社会保障支出比较视角,更能反映出问题的实质,2008年中国全国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的费用9492.47亿元,仅占当年GDP的3.157%,而发达国家的国家社会保障支出一般要占到GDP的10%左右。

宏观税负过高,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切取的蛋糕过大,必然挤占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加重企业负担和居民负担,不仅不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更不利于居民收入的提高。消费增长是收入增长的函数,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必然带来消费增长缓慢,因此,宏观税负过高,政府所得比重过大,必然影响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造成长期以来居民消费率一路下滑,使得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方针难以取得成效。

二、财力与事权不匹配,迫使地方政府不计代价地扩大财源

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重点规范中央和地方间收入划分的同时,对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并没有进行大的调整,逐渐形成了收入重在中央、支出重在地方的收支格局,或通俗的“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现象,各级政府事权财权配置存在明显的不匹配。

(一)财力快速上移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迅速提高。1993年,中央财政占比22%,地方财政占比78%。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当年中央财政占比迅速提高到55.7%,地方财政占比下降到44.3%。此后的1995—2006年的12年间,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平均为52%,地方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平均为48%。到2008年,中央财政所占的比重进一步提升到53.3%,地方财政所占的比重进一步降至46.7%。

(二)事权下移

由于事权配置重心偏低、各级政府的事权责任与其收入和行政能力不对称。中央政府承担的事权尤其是直接支出责任相对不足,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的实际支出责任。尽管中央政府在收入分配中占54%以上,但在财政支出构成中的比例并不高。1993年,中央财政支出占比28.3%,地方财政支出占比71.1%。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当年中央财政支出占比并没有随着收入占比的明显提高而提高,仅为30.3%,而地方财政支出占比仍高达69.7%。此后的1995—2006年的12年间,中央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平均为29%,地方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平均为71%。到2008年,中央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进一步降低到21.4%,地方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仍高达78.6%。

(三)“中央请客、地方埋单”

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职责范围界定不够明确,含糊不清的支出大多被分配给下级政府,有些事务虽然明确归中央或省级地方,但在实际执行中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责任部分却下放给了基层。更由于上下级政府之间事权范围配置的随意性很大,在垂直体制下,一些上级的法定事权往往成为下级的当然事权,往往通过所谓的政绩考核、一票否决等将本级责任分解成下级的责任,使“上级请客、下级埋单”的状况十分风行。通常,下级政府掌握的财源越少,负担也就越重。目前我国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只占20%左右,却承担了近80%的义务教育支出和55—60%左右的公共卫生支出。

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明确划定,但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模糊,地方政府在财力被上收而事权不变的困境下,为履行好事权,必须千方百计地扩大财源。途径之一,是做大蛋糕,尽可能多地分享25%增值税的总量,这必然激发地方政府加大招商引资、加大投资上项目的力度以加速经济发展,片面追求GDP增长以增加财政收入的冲动。途径之二,是扩大地方可独享的收入来源,如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等,这些收入大部分与土地有关,导致地方政府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经营城市”等口号下,大量征用集体土地和进行旧城改造拆迁,不断扩张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发展城市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大量违法圈地,以土地生财;与房地产开发商共同推高房价,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发展中开辟高增长税收。许多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占财政收入的70%,土地收入成了名符其实的第一财政。

三、税制结构不合理,导致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转变

(一)主体税种结构失衡

虽然经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我国建立了流转税(间接税)和所得税(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但从目前运行情况看,实际上仍是以流转税(间接税)为主体的单主体税制结构。1994年以来,在税收总量中,所得税收入占比虽然有所上升,从1994年的17%提高到2007年的26%;流转税收入占比虽然有所下降,从1994年的74.2%降至2007年的61.8%;但现行税制结构中,流转税(间接税)比重过高,所得税(直接税)比重过低。由于流转税(间接税)是直接对企业经营活动过程征税而非对经营效果(所得)征税,难以起到所得税(直接税)的作用,因此,从向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征收流转税(直接税)逐步转变为向企业经营所得或个人所得征收所得税(直接税)是一种历史趋势,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均采用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如OECD国家,是以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主体税种、流转税为辅助税种的税制结构,其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平均在50%左右,流转税比重往往不到40%。由于我国流转税所占比重过大,所得税比重过小,所谓“双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实际上并未真正形成,既不利于主体税种的相互配合,更不利于发挥所得税在实现公平原则方面的调控作用。

(二)税种结构不合理

一是以增值税、营业税为主要税种的 流转税,是直接对企业经营活动过程征税而非对经营效果征税,既缺乏科学性,也是导致政府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过高的重要原因。

二是在现有税种结构中,缺乏物业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针对不动产保有环节的财产性税种,缺乏针对与提供公共服务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税、教育税等税种,使得再分配环节难以对收入分配不公进行有效校正。

三是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没有随着人均GDP快速提高而作出同步调整,并且未实行综合计征,而是采用传统的分项计征模式,税率和费用扣除方法不尽合理,难以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不能体现“多得多征、公平税负”的原则,实践中也容易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少纳税的情况。

四是消费税征收范围没有随居民消费情况的变化而调整,一些高档次的奢侈性消费品及行为没有纳入征税范围,一些与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已课征消费税的消费品没有从消费税应税税目中取消,致使消费税调节力度弱化,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

五是现行资源税制度存在着计税依据缺乏收入弹性、资源开采地税收收入偏低、对节约开采和有效利用资源的调节力度不够等问题,特别是长期以来实行从量定额征收,单纯根据销售量依据固定税额征收,这种从量而非从价计征以及以销售量而非开采量为依据的计征模式,无法抑制企业和地方政府伴随资源价格的增长而对资源大量开采,不利于资源节约开采利用。此外,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建立也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

(三)地方政府缺乏稳定的主体税种作为财力保障

现行分税制体制下,税收立法权被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政府没有税收立法权,加之主体税种实行向中央集中的“共享税”模式,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没有稳定、合法的地方税收作为稳定的财力保障和调节手段。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农业税后,基层财政的主体税种更加缺失,县乡财政本级收入进一步降低,基层政府运行更加困难。

出口退税政策存在结构性缺陷,强化了低成本的出口导向模式,影响了出口结构的升级和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物业税等财产税收的缺失,使城镇政府缺乏稳定的、能随人口增加而增长的财政资金渠道,使地方政府只关心“土地城镇化”而忽视“人口城镇化”,导致大量进城农民工落户难。

四、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

(一)行政管理费增速太快、所占比重太高

有关统计表明,从改革开放初的1978年至2003年,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87倍,行政管理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从4.71%上升到2003年的19.03%。其中,行政管理支出从1986年的220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6512亿元,20年间增长30倍,年均增长率19.5%;同期财政支出增长15倍,年均增长率15.4%;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9.98%上升至19.19%,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相应地 ,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从1986年的20.5元,增加到2005年的498元,增长23倍,而同期GDP增长为14.6倍。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一国的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超过15.6%。通常发达国家这一比重更低,日本为2.38%、英国4.19%、韩国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尽管近几年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有所下降,但2006年仍高达18.73%,这一比重,不仅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高出3.13个百分点,更比上述发达国家分别高出16.35、14.54、13.67、12.23、11.63和8.83个百分点。

此外,预算外行政管理费更是大幅度上升。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我国行政事业费支出占预算外收入的比重为54.42%,2005年则达72.01%,7年间近增了近18个百分点。庞大的行政管理费支出,消耗了相当大的财政收入,加大了公共财政的负担。

(二)社会性支出比重偏低

与OECD国家社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40—60%的比重截然相反,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中用于社会性支出的比重一直偏低,尽管社会文教支出比重从1985年的20.38%上升到2006年的26.83%,提高了6个百分点,但这一比重甚至低于1998—2001年的水平,仅相当于10年前的1997年的水平。

由于社会性支出增长缓慢,使我国财政用于教育支出的水平明显偏低。1995年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为5.2%,发达国家为5.5%,发展中国家为4.6%,最不发达国家为3.6%,而我国当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仅为2.41%,此后的10年间,这一比重一直徘徊在3%以下,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还低于最不发达国家的水平。近几年来,财政性教育经费快速增长,2007年其占GDP比重达到了3.32%,无论从国际比较来看,还是从我国教育法规定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的要求来看,财政用于教育支出的水平都明显偏低。

由于社会性支出增长缓慢,使我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水平明显偏低。尽管我国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逐年增加, 2007年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支出达到了5447.16亿元,但占当年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仅为10.94%,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12%,与日本社保总费用占GDP的13.7%,美国的16.81%,瑞典的32.14%,英国的22.8%,德国的29.07%,法国的29.72%相比较,差距高达数倍乃至20来倍,较低的社会保障支出,使我国人民的基本保障受到极大的约束。

(三)经济性支出比重仍然偏高

从1985—2006年,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下降了近30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不可谓不大,但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的比重仍占26%以上,而国际经合组织(OECD)国家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5—8%,我国用于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仍然偏大。

政府的财政收入过多地用于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费用增长,必然挤占本应用于支持医疗、教育、社保等民生领域的公共财政开支,造成公共财政的“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一方面致使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主体的活动,另一方面使政府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职责严重缺位,阻碍着政府职能向现代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服务领域投入的严重不足,是导致社会保障覆盖面窄、统筹层次低、保障水平不高的直接根源,不仅影响着社会和谐稳定,而且越来越成为影响居民消费预期、提高即期消费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进而制约着经济发展中需求结构的转型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五、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难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一)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

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十分复杂,既保留了原财政包干体制下的一些体制补助、专项补助、结算补助等形式,又在实行分税制后增加了税收返还和过渡期转移支付等形式,形式类别很多。这种形式多样的转移支付制度,很容易导致管理分散和效率降低,对地区间财力的均等化作用不明显。在现行中央转移支付项目和类别中,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包括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原体制补助等多种方式。如果将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进行比较,可发现用于均衡地区间财政能力的财力性转移支付所占比重偏低。2007年,财力性转移支付所占比重仅为39.16%,而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所占比重达60.84%。并且在财力性转移支付中,均等化作用较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仅占财力性转移支付的35.3%,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的比重仅仅为13.7%。这种转移支付设计很不科学,很难充分发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调节地区间财力差距的作用。

(二)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方式不合理

在分税制改革过程中,我国在处理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关系上偏向于“增量调节”,从而延续了原体制下的分配格局,并把原体制中形成的非均衡状况带入了新的体制。具体表现在资金分配上,现行转移支付主要通过“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进行,既不合理又不规范。就“税收返还”而言,不仅保留了1993年前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在中央对地方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方面的差距,而且对增量返还按1:0.3的系数确定,致使其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中所占比较过高(2005年所占比重达36%以上)。由于“税收返还”数额的确定建立在往年基数基础上,不仅不能对地区间财力分配的既定格局作调整,反而会进一步拉大地区间财力的差距,导致“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分配格局。就专项转移支付而言,由于资金分配过程不透明、分配标准和依据不明确、分配方式不规范,主观随意性很大,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关系密切程度,以及地方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等对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有很大影响。并且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往往需要地方政府资金作配套,有资金配套能力的经济发达地区往往比缺乏资金配套能力的欠发达地区更容易获得更多的专项转移支付拨款。由此可见,专项转移支付对均衡地区间财力的作用十分有限,甚至还会扩大地区间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的原有差距。

移动支付的特征篇9

我国电子支付产业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末，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已经由产品生命周期的最初起步阶段逐步进人了高速发展阶段，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的经济学特征逐渐显现。

一、我国电子支付产业发展现状

(一)电子支付定义 　在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发布的《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中，将电子支付的定义界定如下：“电子支付是指单位、个人(以下简称客户)直接或授权他人通过电子终端发出支付指令、实现货币支付与资金转移的行为。电子支付的类型按电子支付指令发起方式分为网上支付、电话支付、移动支付、销售点终端交易、自动柜员机交易和其他电子支付。” 　我国电子支付产业历经了传统支付向以网络支付为主的新兴支付的转变，其涵盖范围也从ATM取款、POS消费扩大到B2C、B2B、C2C等网络支付、电话支付、移动支付领域。

(二)我国电子支付产业发展状况 　随着我国互联网普及率的逐年提高，互联网正在走进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据CNNIC最新发布的《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调查显示，商务交易类应用的用户规模增长最快，平均年增幅达到了68％。其中，网上支付用户年增幅80.9％，在所有应用中排名第一。2009年中国网络购物市场交易规模达到2500亿，2010年网络购物市场将迎来更大规模的发展。 　目前我国的电子支付产业模式呈现出网络支付(B2C、B2B等)蓬勃发展，移动支付、电话支付蓄势待发的特点。网络支付按照机构类型主要划分为三种类型：商业银行支付网关、中国银联支付和第三方支付平台。

1、商业银行支付网关 　我国最早推出网上支付的机构是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支付网关系统由各家商业银行自行开发，制订统一的接口标准，通过与商户服务器直连，借助网上银行系统满足网上购物和客户商户间的资金结算的需要。银行支付网关的推出，有助于各家商业银行拓展新商户、收取结算手续费、扩大本行银行卡、网上银行的影响面进而绑定客户存款、获得综合收益。银行支付网关已经成为各商业银行近年来发展的重点及未来市场争夺的焦点。 　2、中国银联支付 　中国银联支付由银联公司与商户服务器联接。商户并不与发卡各商业银行连接，银联通过现有的银联收单系统实现各发卡行与商户间的资金清算。银联支付可以受理各家银行卡且支付方式简单，用户只需输入卡号、密码就可以进行付款，但也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 　3、第三方支付平台 　主要是指商业银行支付网关和银联支付网关之外的支付平台。目前国内比较知名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有支付宝、网银在线、上海环迅、腾讯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平台由非金融机构创建，但已基本实现了与各商业银行的直连，能够受理各家银行卡，而且比普通商业银行支付网关功能完善、能够提供全方位、专业化的电子商务服务，因此虽然起步晚，但竞争力强，成为很多中小商户和网上支付消费者的首选。

移动支付的特征篇10

很明显，分税制后地方政府财政的自给能力是不足的。但是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又要到什么程度合适呢？收入决定于支出责任，支出责任决定于事权。所以，必须要明晰中央、地方以及地方以下政府的事权。

根据受益范围原则把事权（公共产品）划分为三个层次：全国性事权（公共产品）、交叉性事权（公共产品）和地方性事权（公共产品）。全国性公共产品属于中央政府的事权，如保证国防、外交；负责货币发行，控制物价水平；组织重大自然灾害的救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调整。地方性公共产品属于地方政府的事权，如保障地方性的行政和治安管理的顺利开展；制订和实施本地区内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充分利用地区资源优势，实施地区性产业及技术政策，发展地区经济。交叉性公共产品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每隔四、五年在经过科学论证、明确具体标准和分配比例的基础上，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按照事权比例共同承担，并根据有关实际情况的变化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这种政策建议应该以法律形式为实现机制。

2.两种方式增加地方政府收入

一是通过增加地方政府财权的方式。将税收管理权包括税收立法权、解释权、税基税率选择确定权、税种开征停征权、减免权、调整权等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合理划分。如对于中央税与共享税的立法权、征收权、管理权可集中在中央；对于不在全国统一开征、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地方税的立法权、解释权、征管权可全部划给地方；对于全国统一开征、对宏观经济有较大影响的地方税如营业税等可由中央制定基本法规和征收办法，相应给予地方一定的征管权、税率确定权和政策调整权等，这样既理顺了中央与地方对税收管理权的分级划分，又可以发挥中央与地方税收征管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是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另外，可允许地方政府基于财政收入发行一定比例的地方债。并将募集资金的用途、使用的时间表、要达到的目的、还债的预算等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这样既可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也可避免地方政府隐形债务的膨胀。

二是提高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比例。中央政府可以根据各地地方政府的具体情况分别确定转移支付的方式和比例，使地方政府不至于拆东墙补西墙，从而达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的。

二、合理划分税种，使各级政府有各自的主体税种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多数实行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发展中国家多数实行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税制经过不断改革和调整，已出现了趋同化倾向。具体表现在，发达国家在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基础上增加了间接税比重，而发展中国家在以间接税为主体的基础上提高了直接税地位。而具有代表性的直接税和间接税分别是所得税和增值税。增值税归地方或中央与地方共享的缺陷前面已经谈到，所以建议中央独享增值税。事实上，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多数国家的实践来看都是将增值税作为中央税[1]。所得税可暂由中央和地方分享。

由于省级政府在提高征管效率、加强省内收入分配调节等方面有着较大优势，因而可以考虑把营业税、资源税收入划归省级财政。为此，必须扩大营业税征税范围，将铁道、银行总行、保险总公司集中交纳的营业税全部划归地方，使营业税真正成为省级政府的主体税种。美国州一级以销售税和货物税为主体税种。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销售税和货物税收入占州政府税收收入的50%以上[1]。

省以下的分税也需继续深化。地方一级可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并大力发展和培植；适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环境保护税等税种作为地方税的辅助税种。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财产税收入占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比重一直在90%以上，80年代仍占75%。

三、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随着中央级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的提高，我国从1995年起建立了过渡期转移支付。2002年，国务院决定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并确定将中央因改革增加的收入全部作为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来源，实行统一分配，建立了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同时，将过渡期转移支付改为一般性转移支付。2009年，为进一步规范转移支付管理，更好地体现公共财政的特征，中央财政将一般性转移支付改为均衡性转移支付

1.取消税收返还

发达地区基数高，所以得到的返还也高，贫困地区基数低，得到的返还也低。并且，税收返还所占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收入比重还很大，虽然已有减小的趋势。因此，这种为照顾既得利益而遗留下来加大贫富差距的不好的东西，我们应该逐步取消。

2.降低专项转移支付比重，增加均衡性转移支付比重

专项转移支付一般要求地方财政提供一定的配套资金，这常常导致资金的错配。用某县财政局官员的话说，“我这里明明需要添一座教学楼，今年的专项资金却只有盖宿舍楼的钱。不拿吧，这个钱浪费了。如果拿吧，还得出几百万的配套资金。而即使拿回来，重复建设也很不好。”

我国在专项转移支付所占的比重过大，而均衡性转移支付所占的比重还比较低。转移支付重要的任务是平衡地区之间的发展，所以OECD国家均衡性转移支付一般都占到50%以上，如奥地利为69%，墨西哥为78%，西班牙为67%，瑞士为80%，葡萄牙为81%，土耳其为82%[2]。此外，2008年，在专项转移支付中，支出相对刚性和透明的教育、科学、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环保和农林水事务方面的转移支付只占65%，其他零星项目的转移支付占到了35%。这部分零星项目的转移支付监管起来比较难，应该适当压缩[3]。

3.完善均衡性转移支付测算方法和分配办法，强化监督

进一步调整完善均衡性转移支付测算方法和分配办法。首先要合理确定地方标准财政收入，可按照因素法统一测算；然后要合理确定标准财政支出，扩大标准财政支出的项目，要按各地的实际支出需求，而不要采用传统的标准支出进行测算；最后，按照收支缺口合理的确定分配方法。

借鉴国外成功的管理经验建立专门的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赋予其法定的转移支付管理职责。向全国人大提供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年度报告，对上年转移支付情况做出评估，对下一年的转移支付情况做出预算和规划。

四、完善征税机构设置

我国拥有国税、地税两套税务机构。从机构人员配备来看，省地税局主管领导多数由省级财政厅主管领导人兼任，在政策的执行、征管范围的划分及地方各有关部门的工作配合上，地税局明显优于国税局也是造成目前国税税收任务难以完成的一个因素。另外，国税、地税机构分设导致税收部分征管“空白”。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为了保证中央财政的稳定增长与调控职能，自下而上地实现国税、地税机构分设有其必要，但应共建一套税收征管网络，用于维护网络和财力由两机构分摊，信息共享。至于经济落后、财政收人主要靠转移支付的地区，则没必要设两套机构。国税、地税机构单设，纯属浪费资源，多此一举。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只设一个隶属地税的税收机构，以减少税收成本，也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税源和征管税收的积极性。待财政自足后，国税、地税分设也为时未晚。实际税收增长比例，国税由中央政府决定，地税由省级政府决定，各下各的任务，难以科学、有效地协调。省以下的市、县级政府基本上无权过问同级地税机构的税收计划和税收任务。

五、减少行政级次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可看成是委托人和代（下转第230页）（上接第227页）理人的关系，当他们之间的利益目标不一致时，中央到最底层政府委托-链条越长，政府间的地位和信息不对称越严重，就越容易产生委托问题，即上级政府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下级政府与基层政府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

我国有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行政机构。这么纵深的结构不仅在中国自己的历史上前所未有，就在全世界范围来看也别无仅有。三级行政体制的建立将是一个趋势，现在试行的“省管县”和“乡财县管”的做法就深合此中之道。

六、法治、民主、监督

各级政府间收入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责权限应该由法律明确规定，尤其是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划分应该具体清晰，以防止法律的任意解释和中央、地方的相互侵权。同时,设立相对独立的专门机构裁决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限争议，而不是简单地由中央说了算等。

必须建立或完善对于地方政府的支出控制机制，即民主财政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政府花钱要受到人民监督和控制，社会公众给你纳税，但你将收入的钱干什么、投入什么项目，这些项目是否有优先安排的必要，这些都需由公众通过法定程序审议并同意；地方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是否廉洁高效，也同样要接受公众监督。土地出让金必须严格纳入预算管理，并接受人大的监督。

移动支付的特征篇11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中国财政收入管理历经三个阶段的改革:(1)1978—1993年,构建以税收为主的财政收入阶段。通过两步“利改税”改革,民族地区建立起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体,其他税种相配合的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的符合经济发展实际的复合税制。民族地区初步形成了财政规范、收入稳定的格局,实现了财政收入的扩大及结构的合理化。(2)1994—2002年,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收入体系阶段。1994年分税制改革,在税制改革的基础上,中央和民族地区间逐步建立起税法统一、税负公平的财政收入管理体制。(3)2003年至今,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收入体系阶段。①此阶段,对民族地区财政收入进行全面改革,涉及民族地区出口退税、企业税收、资源税率等多项改革,这些改革促进了财政收入总量的增长,财政收入结构的优化,财政收入分配的规范。

(二)民族地区财政支出管理改革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民族地区推行了:(1)部门预算改革。实行较规范的部门预算,详细规定预算编制程序,提高预算编制透明度,增强预算编制的真实性、准确性。(2)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如广西、新疆、、宁夏成立了“工资统一发放中心”,解决财政资金层层拨付、环节过多的问题,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和效率,杜绝了资金使用过程中存在的截留、挤占、挪用问题。(3)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设立“政府采购资金专户”,采购资金由国库部门向供应商直接拨付,规范了政府采购流程,提高了采购质量和效率,建立了政府采购监管制度。(4)“收支两条线”改革。实现财政收支脱钩、收缴分离,避免“坐收”、“坐支”现象,使财政收支透明化、制度化和规范化。(5)“乡财县管”改革。坚持财权和事权相统一,在预算管理权、资金使用权和财务审批权不变的前提下,以乡镇独立核算为主体,实行“预算共编、账户统设、集中收付、票据统管”的财政管理方式,理顺和规范了县乡财政分配关系。

(三)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改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建立起一套财政转移支付办法。(1)过渡期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1995—2001年)。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政转移支付引入了规范化运作机制,并从1995年起实行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将8个民族省区和民族省区之外的民族自治州纳入政策性转移支付的范围。2000年,一般性转移支付额61.65亿元,加上民族地区政策性转移支付额23.8亿元,资金总量达到85.45亿元,占全部中央给地方财政转移支付额4665亿元的1.83%。从地区看,全国22个享受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的地区中,民族地区8省区共分配资金38.84亿元,占总额85.45亿元的45.45%。①这种转移支付只是每年从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量中拿出一部分,占全部转移支付的比重小(1.83%),而且转移支付资金在民族地区间分配不均。(2)转型期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2002年至今)。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实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流动的财政转移支付、年终结算补助和专项拨款补助方式,按照规范和公正原则,根据客观因素计算确定各地区的标准财政收入和支出,将其作为财政转移支付的依据。(3)民族地区各省区对下财政转移支付。1995年以来,民族地区各省区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设计制定了各具特色的省区对下财政转移支付办法。2002年,国务院转发财政部《关于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关问题的意见》,要求各地方政府结合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调整和完善省区以下财政管理体制。2005年初,新疆对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正式建立,包括转移支付办法的基本原则、转移支付测算内容、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与监督等。②

二、民族地区财政体制的特殊性

民族地区财政是国家财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地方财政和区域财政的范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具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从依据上看,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是民族地区财政体制特殊性的现实依据;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地区财政体制特殊性的政治依据。从内容上看,民族地区财政体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

(一)民族地区财政的现实特殊性

民族地区财政的现实特殊性,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决定:(1)民族地区大多是不发达或欠发达地区,集边疆、山区、贫困、落后为一体。经济文化落后、交通运输不发达、市场发育不完善、企业竞争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优势产业支撑力不足,加剧了财政的恶化。(2)民族地区财政历史负债多、政府债务风险大,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处于“补课、赶趟、过坎”的状况,财政自给能力弱、可支配财力少。(3)由民族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民族构成特征和经济特征等因素决定,民族地区除了承担其论文他地区必须承担的财政支出外,还有维持民族地区社会治安,维护边境安全等方面的支出,导致财力不足。(4)农业在民族地区始终占据重要地位,但由于其生产力水平不高、科技含量低、生产效益差,无法形成产业链和优势互补的格局,摆脱财政困难的难度大。(5)民族地区分布广泛,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居住地自然条件不同,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市场结构、消费结构和生产方式存在差异,使得民族地区间发展不平衡。(6)民族地区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和和价值观,要求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适应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具体需求,不能实行“一刀切”的政策举措。

(二)民族地区财政的政治特殊性

财政自治是民族区域自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地区发展的经济基础。没有财政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就不能得到保障。民族地区财政自治是指在国家统一的财政体制下,自治机关根据《宪法》原则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精神,依照自治条例的规定和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财政自治条例,组织财政收入,统筹分配财政资金,自主管理本地区财政事务的活动。民族地区财政自治的基本内容包括:(1)财政自治立法。依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财政自治条例,制定执行有关财税法律法规的变通或补充规定。(2)自主组织和使用财政收入。凡是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都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安排使用。在执行财政预算的过程中,民族自治地方自行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3)依法安排财政支出。按照国家规定,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安排民族地区的预算支出;对民族地区的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结合区域实际情况,制定补充规定和具体办法。(4)税收管理自治。针对民族地区的实际需要,从税收上加以照顾和鼓励,实行减税或免税。(5)享受财政援助。民族地区经济基础薄弱,普遍面临财政困难,在一段时期内无法依靠自身努力解决其财政困境,有赖于中央及上级机关的财政援助。

(三)民族地区财政政策的特殊性

随着中国财政管理体制的演进,中央在财政方面给予民族地区诸多优惠和特殊照顾,以支持其经济社会发展(见表1)。这些财政优惠政策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0—1980年,为实现民族地区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国家实行了三项财政优惠政策,即财政补助、设立民族机动金和预备费并在预算中占比高于一般地区。第二阶段是1981—1993年,国家对民族地区实行递增补助的财政体制(其他地方不递增),补助额每年比上年增长10%。第三阶段是1994年至今,实施“分税制”的财税体制,国家对民族地区除给予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外,还有民族优惠政策转移支付和其他财政补助方式。(四)民族地区税收政策的特殊性

改革开放后,国家对民族地区实行以优惠为主要特征的税收政策(见表2)。如民族地区的农业税长期采取“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轻税政策,牧业区采取了轻于农业区和城市的税收政策。①内蒙古自治区在1978—1994年本着“区别对待、合理负担、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原则,实行了一系列轻税政策;1994—1999年,按照“合理负担、公平税负、因地制宜、激励效率、普遍受益”原则,发挥农牧业税收的调节作用,照顾了牧区贫困、农牧业经济脆弱的实际情况;1999年,在6个盟市的8个旗县开始农村牧区税费改革试点;2000年,提出“三取消、三调整、一改革”工作思路,在9个盟市的11个旗县进行了农村牧区税费改革试点。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2003年在全区推进第一步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确定全区统一执行4%的农业税税率,附加为正税的20%;2004年,进行第二步改革试点,全面取消除烟叶税外的农业特产税,农业税税率再降1%;2005年全面免征农业税、取消涉农涉牧三税,比全国提前了1年。③

三、民族地区财政体制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财政体制改革虽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一刀切”的分税制改革,淡化了民族地区特殊的地理、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客观现实,将民族地区按照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规则,同一般地区进行“公平竞争”,看似公平,却恰恰是对民族地区的不公平。分税制改革后,民族地区出现税收负担加重、税源与税收收入背离、财政收支差额扩大等问题。①

(一)中央与民族地区税种划分不合理

“一刀切”的分税制改革使经济落后的民族地区,在税种、税率、共享税分成等方面都未享受应有的优惠和照顾。有学者研究表明,1993年(分税制改革前),民族地区工商税收负担率为10.7%,高于东部地区1个百分点。分税制实施后,两者差距扩大为1.8个百分点。①民族地区税种划分不合理体现在三个方面:(1)主体税种划归中央,分散小税种留给地方。把具有特殊性的民族地区财政纳入大一统的分税制中,存在随意性和盲目性。(2)消费税划归中央。对消费税收入绝对数和占本地区相对数较大的云南省和贵州省,以及对消费税增长速度较快的青海省来说,没有从消费税税收中得到应有利益。(3)资源税划分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且地方分享比例较低。据测算,西部民族地区的水能蕴藏量占全国的82.3%,煤炭资源地质储量占全国总量的21.9%,石油储量占全国总量的38.6%,天然气储量占全国总量的21.9%。②自西部大开发以来,资源不断被开采,资源税总收入不断增长,但其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并不高,使民族地区形成资源富集而经济不发达的“怪圈”。

(二)民族地区税收返还基数确定不科学

民族地区在与中央、发达地区的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博弈结果往往是照顾发达地区的既得利益和实现中央在财政收入中占大头的既定目标。中央以1993年财政收入的实际入库数来确定各地区财政收入的基数,1994年以后税收返还额在1993年的基础上逐年递增,递增率按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平均增长率的1∶0.3系数确定。采取以保护既得利益为特征的“基数法”,而不是以公平为特征的“因素法”设计转移支付,把本该可以作为弥补分税制缺陷的转移支付异化为顺利推进分税制改革的先决条件,错失了弥补分税制改革忽视民族地区财政体制特殊性的良机。中央实行的所得税基础返还改革,同样没有考虑民族地区的现实情况,更多的还是“返还”到财政实力较雄厚的一般地区。以2004年为例,该年的税收返还中,东部占57%,中部占23%,西部占20%,③两税返还与税收收入的增长挂钩,不利于区域差距的缩小,偏离了均等化目标。

(三)分税制对“民族地区”因素考虑不够

中央为了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范的财税管理体制,采取了“一刀切”的做法,各种照顾和优惠政策基本被收回,民族地区原先享有的财政优惠政策逐渐弱化和退出,民族地区财政政策的特殊性丧失殆尽。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国家奉行有利于东部地区优先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实行有利于东部地区发展的贸易分工模式、财政分配模式和资源开发方式,导致民族地区面临财税制度供给严重不足、资金大量外流、贸易分工不合理等不利局面,拉大了民族地区与一般地区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距。分税制虽有效地集中了财力,增强了中央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但没有充分考虑民族地区财政的特殊性,对财力困难的民族地区没有给予足够的照顾,转移支付量过小,无法抵消市场调节造成的投资不平衡,客观上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体制障碍。如在确定包干基数时搞“一刀切”,未能合理调整民族地区的基数。在地方固定收入项目的划分上,在共享税分成比例及税收增长返还系数确定上,没有体现民族地区的差异性。④民族贸易企业的“三照顾”政策、民族地区较高的外汇留成比例,以及定额财政补助每年递增10%等优惠措施,也随着财政体制改革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调整而被取消。按照分税制,民族自治地方的税源大头纳入了中央财政,致使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入减少;国家增加了以资源依赖性生产为主的企业和以农业初级产品为原料的企业的税负,进一步加大了民族地区的财力困难。

(四)民族地区税收自治权受限

自治权包含两层意思:第一,自治权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通过宪法和法律赋予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第二,自治权是自治地方自治机关对国家统一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的补充权或变通执行权。①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几乎所有的地方税税种的立法、条例及实施细则,都由中央制定和颁发。税收体制统一领导有余,而分级管理不足,没有赋予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必要且适当的税收管理权限。《宪法》第117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凡是按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都应该由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使用”;《民族区域自治法》第32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凡是按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都应当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安排使用。民族自治地方在全国统一的财政体制下,通过国家实行的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享受上级财政的照顾”。但从民族地区财政实践看,虽然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拥有财政自治权,但由于民族地区自身特点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相关法规明文规定与现实执行出现抵牾:民族地区财政自治权受到种种限制;民族地区税收自治权缺少明确的边界和内容,易受外界的干预和牵制;民族地区自治意识不强、自治权行使不充分,造成自治权“流失”。②

(五)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优化经济社会结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③但当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缺陷,与缩小地区间财政差距、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相背离,难以熨平民族地区与一般地区间的财力差距,并对区域间财政能力起着逆向调节效应。④

(1)体现公平性、照顾特殊性的作用未充分发挥。自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无论是在地方固定收入项目的划分上,还是共享税分成比例及税收增长返还系数的确定上,都没有体现民族地区的差异性,这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第33条规定的“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项目,由国务院按照优待民族自治地方的原则规定”不一致。⑤(2)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第一,税收返还所占比例较大,而税收返还的返还数额和增长率均以来源地的税收收入为依据,对经济发展基础差、增量少的民族地区不利,加大了民族地区与一般地区财政转移支付事实上的不平等;⑥第二,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偏小,失去平衡地区间财力不均的作用;第三,专项转移支付占比较大,随意性较强,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计划与民族地区实际需要脱节,影响使用效益;一些民族地区用中央和省区安排的专项经费顶抵本级应承担的经费,将原已安排的公共服务资金撤出,使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不能形成应有的实质性提升或较大提升。①(3)横向转移支付模式缺失。现行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包括两个层面,即中央对民族地区各省区财政转移支付和民族地区各省区以下财政转移支付。但现有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制度中,只有纵向转移支付模式,横向转移支付模式基本缺失。②(4)专项资金配套政策不合理。由于民族地区受自身财力不足所限,提供配套资金困难,引发财政安排困难、专项资金不到位等问题,造成弄虚作假和项目落空等不良后果。③(5)转移支付制度缺乏法律保障,资金分配和使用办法尚待规范。目前,中国只有1995年财政部制定的《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转移支付制度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滞后,人为因素影响大,随意性强,缺乏规范性;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缺乏科学的依据和标准,分配过程不透明,存在“人情款”和“撒胡椒面”现象;立项审批不规范,项目的确定和范围选择不合理,导致一些民族地区以虚假数字上报。④

(六)民族地区财政收支不平衡

中国财政体制改革打破了传统经济体制下以中央财政为单一主体、地方财政处于附属地位的格局,扩大了地方的财权、财力,赋予了地方主体利益地位,分级财政局面基本形成,但分税制改革“忽视差别、同等待遇”,加剧了民族地区财政收支不平衡。(1)事权与财权划分不合理、权责不匹配,催生“财权上收、事权下卸”等弊端。⑤从财权和财力来看,基层政府没有税收立法权,没有举债权,也没有独立的主体税种,收入主要依靠共享税,使其掌控的收入有限。(2)财政转移支付存在规模小、目标模糊、支付方式不灵活和转移支付不到位等弊端,难以平衡区域间财力水平。(3)税收(包括税权)分配、支出责任划分不平衡。(4)财政收支严重失衡。

一方面,民族地区财政收入和支出都有所增长。民族地区财政收入1998年为5,304,670万元,到2008年为26,835,164万元,是1998年的5.06倍;民族地区财政支出1998年为11,217,477万元,到2008年为74,039,383万元,是1998年的6.60倍。另一方面,民族地区财政收支差额不断拉大。2008年民族地区财政收支差额是1998年的7.98倍。⑥

四、优化民族地区财政体制改革

面对民族地区在税种划分、税收返还、财政自治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财政收支平衡等方面的问题,中央应根据民族地区的特点,调整和完善民族地区的财政政策,实行有别于一般地区的财政体制。

(一)客观合理地划分税种

客观合理地划分税种,是中国税收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现行的中央税、地方税、共享税,其划分标准不够科学,税种间存在重叠。从中央税看,仅消费税和关税属独立的中央税税种,税种单一、功能缺位,其主导地位难以保证;从地方税看,税种数量不少,但缺乏稳定、有效的主体税种,地方税建设的方向和目标不明确。①由于中国税源区域分布极不平衡,在确定税种及共享比例时,应针对各地区差异、税收余缺状况、经济发展需求等现实情况灵活调整,促进税种明晰、主辅相承、结构完整。

民族地区大多拥有较丰富的矿产资源、水利资源、植物药材资源,然而却出现“富饶的贫困”的怪圈。如何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和财政优势的转换?出路在于客观、合理地确定资源的价值地位,实现资源商品化,对资源实行有偿开采和使用,全面征税。(1)由从量征税转变为从价征税,实现税收与资源市场价格直接挂钩。(2)提高资源税补偿费标准,适当提高地方分成比例,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分成比例。(3)改变资源税计量依据,由企业产量征收转变为企业可采储量征收,促使企业提高资源回采率。(4)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根据开发者付费、受益者补偿、破坏者赔偿的原则,从国家、区域、产业三个层面,通过财政转移支付、项目支持等措施,给予民族地区合理补偿。所有的矿产资源开采企业不论其所属地在哪,在哪登记注册,应就地缴纳所得税,实行“谁受益谁补偿、纳税”原则。(5)在资源有偿使用收入中,划出一部分设立为专项用于资源补偿的基金。既可保证补偿基金的完整,又充分发挥财政性资金使用效益,使财政有充足的财力履行职能。

(二)保障民族地区的财政自治权

自治权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只有有效行使财政自治权,才能有力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充分体现民族区域自治的优越性。(1)尊重民族地区财政自治权,还权于自治机关。中央要充分考虑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实际情况,高度重视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特殊性,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其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不搞‘一刀切’,不向下侵权”。②(2)强化民族地区财政自治意识,充分行使财政自治权。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政策依赖”思想,即等、靠、要思想。③(3)保证民族地区财政自治立法权和管理权。《宪法》第116条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9条都规定了自治机关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立法自治权,即“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民族地区应主动争取、维护应有权力,防止财政自治权“流失”。

(三)完善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以各级政府之间存在的财力差距为基础,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为主旨而实行的一种财政资金转移或财政平衡制度。④

1.实现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法制化、标准化。立法机构应加快制订“财政转移支付法”,并在立法中明确法律责任,使该法具有权威性、震慑性和强制性。⑤政府应依法明确专项转移支付标准并规范转移支付程序,编制转移支付预算,建立完善的预算程序,设立专门机构负责转移支付工作制定科学的测算方法审查并研究转移支付规模对转移支付流程实施监督

2.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结构。在保证转移支付资金来源的前提下,逐步消除返还基数中的不合理因素;提高民族地区增值税的留存比例;缩小专项转移支付的覆盖范围;提高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系数;细化标准收支和应得转移支付测算方法。此外,按照民族地区总人口、财政困难程度,以及事务等因素测算转移支付力度,逐步调整、规范民族地区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民族地区特殊性转移支付资金规模。①依法建立“一般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为辅,适时采用特殊转移支付”的复合型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3.建立纵向与横向转移支付模式相结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民族地区与东部较发达地区的横向转移支付,变“暗补”为“明补”,调动地方积极性,缩小区域财力差距,谋求整体共赢与和谐发展。②通过各种优惠政策,鼓励东部较发达地区向民族地区投资,实行适度免征或减征所得税、优惠差别税率,落实对民族地区的“三奖一补”,缩小民族地区与东部较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4.规范专项转移支付的配套政策。在配套比例的确定上,中央应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的财政承受能力,区别对待:对财政状况较好的地区,可以提高配套比例;对财政困难的民族地区,可以降低或取消地方配套比例。

5.健全财政转移支付的决策与监督机制。中央应厘清民族地区各级事权,界定各自责任,建立专门的财政转移支付决策与监督机构,以立法形式规定其职权和职责,保障转移支付的公正、合理。

(四)重视并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投资和补助力度

移动支付的特征篇12

电子商务行业：上海拥有1号店、麦考林、新蛋网、携程旅游网、我的钢铁网等，它们在各自类型的电子商务网站中都处于领先地位。上海作为整体经济水平领先全国的城市，城市人均的消费能力强，这为电子商务在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由此上海也催生了一批电子商务行业中早期的入行着。上海自由开放的环境也为国外电子商务企业在中国提供了土壤，新蛋网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外资企业的进入提高了行业的竞争格局，同时为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并且引入国外电子商务先进的物流理念、商业运作等优势。除此之外，上海独特的创新理念还开创出新的电子商务商业模式，1号店就是最好的例子，以大品种、快消品的方式切入，把控用户需求的同时也解决了大品种商品体积大、分量重等难题。上海开放、创新、高经济的优势为电子商务行业孕育出一批独具特色的典型企业。

网络游戏行业：上海拥有几家大型的网络游戏运营公司如盛大、巨人、九城等行业上市公司，上海的环境对于网络游戏行业有利有弊。上海的不足之处在于两点，第一是游戏技术人员需求缺口庞大，第二是上海物价和高人力成本的限制，从全国整体上看略逊于其他地区。上海同样拥有其他城市不具备的优势，丰富的媒体资源和广告主资源推动了上海网络游戏行业的发展，如China—Joy等展会。

金融服务与支付行业：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经济金融中心为这两个行业注入丰富的企业客户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成就了一批行业中独树一帜的企业，如银联、快钱、大智慧、东方财富网等企业。在金融服务行业方面，上海经济金融中心环境与宽松的政策给予金融服务行业足够的发展空间和优势。支付行业方面，上海主要以企业客户为主，机构数量众多。

视频行业：上海拥有全国近半数的在线视频运营商以及全国最大的IPTV、互联网电视运营商百视通，尤其是百视通，通过与银联的合作，成立了专注于解决电视支付的企业一银视通，打通了电视支付通道，为未来上海视频行业新业务的开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在主管部门的大力推动下，还成立了以视频为核心功能的上海紫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行业发展提供全方面服务。

中国网络经济发展现状

2011年预计移动互联网份额进一步提升，网络游戏份额进一步萎缩。在艾瑞咨询对于互联网行业的分类中，电子商务与网络游戏依旧占据网络经济的半壁江山。其中，2010年，电子商务市场份额由09年的25.8%增至33.6%，跃居行业首位；网络游戏市场份额下降4.9个百分点，持续萎缩。网络广告、移动互联网、搜索引擎以13.5%、12.8%、7.1%分列3至5位。艾瑞咨询预计，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强劲增长，其在互联网经济细分行业市场份额中的比例也将持续增长，而同时网络游戏份额将进一步萎缩。

移动互联网正从萌芽期向成长期过渡，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以及移动支付方案优化解决，降低了用户支付门槛，促进中国移动互联网经济的持续发展。2011年中国移动互联网投资笔数占整个互联网经济投融资笔数的17%，移动互联网的投融资热度正在延续。移动互联网的盈利模式也在不断尝试，营销和电商成为其中重要的部分，促进整个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2011年移动电商与移动营销市场规模较2010年分别同比增长了416.2%和101.7%。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移动互联网经济在互联网经济细分行业市场份额中的比例也将持续增长。

2011年上海互联网企业市场发展现状

盛大游戏占首位，网购企业异军突起，生活信息服务类企业协调发展。

2011年上海互联网企业总收入TOP10中，盛大集团以66亿元的年收入占据榜首，一号店、易迅网、新蛋网与麦考林等四家网购企业分列第三、第四、第七和第十位。伴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众多网购也快速发展，这次榜单中有四家网购企业进入前十就是很好的例证。这些网购企业分别依托其细分领域市场，综合业务发展，使之在网络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

携程以37.3亿元的年收入位居榜单第二。前程无忧、大众点评网分别位列第八和第九位。这些企业分别提供旅游信息、招聘信息与本地消费平台。这些企业迎合市场需求，将众多线下生活需求转移至线上交易，并获得良好发展。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企业也正面临着其他巨头企业进入该行业竞争与其他细分行业压缩市场的压力。携程网在不断开展新业务，寻找新收入增长点的同时，于2011年4月成立酒店点评平台驴评网，实行多元化发展。中房信提供中国房地产信息综合服务，2011年总收入为15.2亿元，排名第六。

2011年上海三组用户年龄分布

2011年上海市网购用户中，28.4%的用户是25—30岁的人群，19—24岁的占27.2%，占比第三的用户人群为31—35岁，比重为14.0%。

艾瑞分析认为，上海市网购用户的年龄段主要分布在19—40岁之间，这和该人群的经济实力和对网购的接受程度有关。

2011年上海网络游戏用户中，53.8%的用户是18岁以下人群，18—24岁占19.2%，除此之外，40岁以上人群占8.1%成为占比第三的用户群体。

艾瑞分析认为，上海网络游戏用户低龄化特征明显，从网络游戏年龄结构比率上较全国有所不同，进入就业期的用户人群在网络游戏上投入的精力相对较小，以学生用户为主。

根据网络用户行为监测工具iUser—Tracker的监测数据发现，2012年3月上海金融服务用户以19至30岁的年轻人为主，其中19—24岁的用户为27.2%，25—30岁的用户为24.2%。值得注意的是，18岁及以下的用户比例为10.6%。

上海金融服务用户年龄结构良好，适宜上海金融服务后续用户规模增长。18岁及以下的上海金融用户基本是由于网购的快速发展，从而催生了其网上银行的开办；同时，其他金融服务也有向低龄人群渗透的倾向。19至30岁的上海金融用户，网银、资讯、基金证券保险等需求兼而有之，因此，该比例人口较多。这部分人群在自身习惯养成的同时，会潜移默化地扩大其影响至其父母辈或子女辈。在未来，新生代对于新事物的接受力增强，同时受到其上代的影响，上海金融用户规模将有整体的良好发展。

上海支付行业特点

从业企业特征：机构数量众多，企业客户为主。目前上海支付行业主要呈现如下特点：机构数量众多，业务种类齐全；以独立的第三方支付公司为主；以B2C和B2B业务为主。从机构数量来看，目前已获牌照的101家支付企业中位于上海的最多，有34家，占比33.7%；其次为北京，有24家，占比23.8%；第三为广东，有14家，占比13.9%。从业务战略选择上来看，目前上海支付企业重点发展B2C和B2B业务，围绕企业客户，在原有的线下业务基础上，引入与行业、企业商务流程，推行业解决方案和金融综合支付服务。但从个人端和整体市场的影响力来看，支付宝和财付通的渗透率遥适领先于上海本地支付企业，因此，未来上海支付企业应加大企业品牌建设和推广力度。

市场环境特征：经济金融中心，宽松的政策环境。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经济金融中心，聚集了中国最大规模的工、商企业，囊括了全国所有的金融市场要素，这为支付企业提供了丰富的企业客户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同时，上海政府在金融、工商、税务等多方面给予了支付企业极大的政策支持，帮助支付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积极开发创新支付产品和服务，营造行业健康发展环境。2011年3月2日，上海市金融办、经济信息化委、商务委、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联合了《关于促进本市第三方支付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扶持第三方支付企业发展的政策。首先是资金支持，规划一定的资金用于支持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支付企业的发展；其次是鼓励传统产业、政府行政事业单位和公共服务等领域积极应用电子支付平台，拓展第三方支付的行业应用；第三是对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支付企业，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软件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等资质认定，以便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用户环境特征：整体收入较高，创新支付方式推进乏力。通过对比全国支付用户的基本属性可以发现，上海地区用户整体收入水平较高，通过第三方支付月均支付金额也较高。但在第三方支付方式的选择上更倾向于传统的信用卡和借记卡网上支付方式，以移动支付和快捷支付为代表的创新支付方式推广乏力。这一方面受限于上海地区支付企业个人端创新产品的推广力度不足；同时也与上海地区用户理性消费观念更为强烈有关。然而从消费者期待使用的支付方式类别来看，随着移动支付安全的提升和支付环境的完善，未来手机上网、手机近端刷卡以及移动POS机支付等创新支付方式在上海地区将迎来较大的发展空间。

上海在线视频行业特点

从业企业特征：行业的先行者。中国在线企业主要分布在上海和北京两地，上海企业以土豆、PPTV、PPS、乐视等企业为代表，其中土豆是中国最早的垂直视频网站；而PPTV～I]PPS则是中国成立最早，用户量最大的P2P客户端提供商；乐视则在版权营销方面突出，是中国唯一一家核心收入来源来版权分销的企业，可见上海企业在创新性和运营上有着极高的敏锐度。随着移动联网时代的到来，上海企业在这一领域也走在了行业的前列，目前土豆是中国视频企业中手机端业务收入最高的企业之一，PPTV的APP市场占有率处于全行业第一。

市场环境特征：产业上下游聚集，集群效应明显。随着中国在线视频行业的发展，视频运营商正在逐步向产业链的上下游渗透，尤其为了降低版权购买成本，各大企业都开始布局影视内容制作发行业务。上海无论是在影视制作还是发行，均是全国的聚集地，同时，上海紫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全国第一家高科技的视频基地，为视频企业在上海生根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用户环境特征：需求明确精准，对新技术接受度高。上海地区各项新媒体业务发展处于全国领先位置，无论是IPTV、互联网电视、移动电视等业务的用户量和渗透率均为全国第一，这一方面是依托于百视通和SMG在新媒体开拓上作出的努力，另一方面与上海用户对新技术、新应用的接受程度很高有关。上海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用户的收视终端也是全国最先进的，这催生了高清电视、付费电视等业务的发展，为全国视频新业务开拓提供了良好的先行试验环境。同时，由于上海用户的生活节奏很快，这也决定了上海用户在视频上的黏性较低，没有大段的收视时长，因此上海用户的碎片化特征也比较明显，这决定了移动视频和短视频在上海在发展更快于全国其他地区。

上海发展网络经济的优势

纵观上海网络经济的发展，主要具备以下几个优势：

第一，良好的工业基础以及文化氛围是网络经济发展的肥沃土壤。作为“两中心，一龙头”，上海的工业化程度领先全国，信息化建设的推进有条不紊。在此基础之上，上海互联网用户普及率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这给上海网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庞大的用户规模。

并且，上海作为时尚之都，文化氛围浓厚，上海市民的经济能力、接受能力以及消费欲望相对较高，将来普通用户的信息消费愿望也会非常强烈，依靠这些优势必将创造出大量的网络经济价值。

第二，灵活的市场环境以及政策配套是网络经济发展的坚实保障。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贸易物流中心，拥有健全的富有弹性的金融市场体系和强大的物流运输能力，这就使得网络金融服务以及电子商务能够充分依托这些丰富的企业客户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快速地进行成长。

并且上海市政府在金融、工商、税务等多方面都给予这些互联网企业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帮助这些公司能够更好更快地进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