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的定义篇1

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Economics或EconomicsofDevelopment）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兴起但都面临着贫穷落后的经济局面，当时这些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增长率高、经济增长率低、经济结构落后、失业问题严重，这些问题严重困扰着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共同对该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其中首树发展经济学理论大旗的是结构主义学派的彼德·T·鲍尔(LordBauer)、科林·克拉克(ColinClark)、刘易斯(A·Lewis)、缪尔达尔(G·Myrdal)、纳克斯(R·Nurkse)、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n-Rodan)、赫尔希曼(A·O·Hirschman)、普雷维什(P·Prebisch)、汉斯·辛格(H·W·Singer)、霍利斯·B·钱纳里（HollisBurleyChenery）、M·赛尔奎因（MosheSyrquin）等人。由于结构主义方法产生较早，这些学者也构成了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颇具影响。

一、何谓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

（一）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经济学的概念界定众说纷纭，并不统一。本文采用我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的解释：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发展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发展经济学是指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和学说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其理论可以溯源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中涉及到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发展经济学，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农业国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本文所谈的发展经济学是指狭义的发展经济学。

（二）结构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基本理论要素包括其发展观、对经济发展运行机制的描述、资本形成理论、伪装性失业理论和国际经济理论。而指导这些理论的分析方法的对象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1.对经济结构构成的分析：经济结构的构成在结构主义者当中说法不一，根据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马颖和陈波的归纳分析，其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结构构成是指宏观意义上的整个经济各个部门的构成及相关变量，包括有关的经济活动部门和作为生产中主要投入的劳动力和资本投资等变量；第二，结构构成是指按经济活动部门所组成的部门结构或者按某种需要来划分的经济结构。”[1]其中大多数学者运用第二种含义进行分析。例如W.A.刘易斯有关二元经济结构的分析。霍利斯·B·钱纳里的“两缺口”模式即是按经济活动的部门结构进行分析的。且霍利斯?B?钱纳里是按积累过程（包括投资、政府收入和教育三个类目）、资源配置过程（包括国内需求结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三个类目）、人口与分配过程（由劳动力配置、城市化、人口转型、收入分配四个方面构成）这三个过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的。其认为，结构构成表现为“一个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相对稳定的关系。”[2]2.对经结构变迁或结构转型的分析：结构主义方法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转型”(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的分析一直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学派研究纲领中占据着中心位置。“结构转型”亦称“结构变迁”(thestructuralchange)。它们被钱纳里定义为“需求、生产、贸易和就业构成的一组互相关联的变化，而“需求、生产、贸易、就业构成的各自的变化又反映了因收入水平提高而产生的资源配置格局转移的不同方面”[3]；赛尔奎因则把“结构变迁”定义为“从生产和要素使用角度来考虑的各部门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工业化便成了结构变迁的中心过程”[4]从钱纳里和赛尔奎因两人对“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的定义中可看出两层含义：第一，“结构转型”本身就涵盖了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而赛尔奎因的定义中提到的“各部门”实际上也是指“产业结构”；第二，“产业结构转变”过程同“结构转型”过程是一个同步进行的过程，“结构转型”的作用因素，影响着“产业结构转变”。3．对经济结构与经济现象之关系的分析：结构主义者还透过经济运行中的众多变量，强调经济结构作为“深层因素”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他们看到了影响经济运行的诸多因素，指出，在一国经济中，劳动市场二元结构、农业、运输、动力、进出口等行业都被列举为结构刚性。如农业部门对价格激励做出的反映严重滞后于工业部门，往往会成为导致发展中断的瓶颈；运输和动力等基础设施部门中的刚性表现为生产缺乏伸缩性，对价格反映存在滞后性；这些部门还会因为投资不足而拉整个经济的后腿。

二、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工具例析

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指导之下形成了具体的研究方法，著名经济学家霍利斯·B·钱纳里、M·赛尔奎因即在产业结构转型研究中倡导“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和“广义的结构转型”分析方法。以下通过对两种研究方法的概述，对这两种方法做出评价。

(一)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方法。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主要指统计方法与投入——产出法。最早对产业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是克拉克。他在其《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从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三个部门就业人数的变动入手，研究了产业结构的转变，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农业部门的相对规模不断缩小，工业部门先增大后缩小，而服务业处于部门不断增大趋势；第二，效率和需求是促成产业结构转变的两个基本方面。库兹涅茨对克拉克的研究方法作了进一步发展，他在《现代经济增长：速度、结构与扩展》一书中，指出了有关农业、工业、服务业这三个部门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关系式：

ri=ai(1+rT)—1

式中，ri和ai分别表示部门产出和国民总产出每10年的增长率，ai为部门某一时期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对10年前该部门占总产出比值的比例。通过分析一个世纪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各自占国民总产出比重的变化可以得出ai，再经过对国民总产出增长率进行估算得出各部门的产出增长率，进而描述各部门的变动趋势。该公式基本描述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的变动趋势，为结构主义研究的精确化作出了贡献。

霍利斯·B·钱纳里将克拉克和库兹涅茨的统计研究方法又作了进一步推进，在他与M·赛尔奎因1975年合著的《发展模式：1950——1970》一书对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变动作出广泛的统计上的解释。在该书中其除了使用传统的统计方法之外，还巧妙地使用了相关分析。他们为了创造一整套可以对更为广泛的可获得的数据进行度量的方法，专门设计了对包括积累、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在内的10个基本过程进行描述的27个变量，以便分析与各国经济增长相伴随的产业结构转变。

钱纳里率先用投入——产出方法来分析产业结构转变，早在1959年，在他与克拉克合写的《产业关联经济学》一书中，就第一次运用投入——产出模型系统地论述了产业间的结构关联问题。这一分析方法共两个步骤：第一，用于投入产出方法来细化行业分类，建立起全面的产业结构转变分析框架，用以克服传统的统计方法在分析结构转变方面的缺陷。他们通过对中间产品使用比例wi和中间产品投入比例uj进行计算，将产业结构中的各行业细分为四种类型：中间产品使用和投入的比重均偏高的产业(钢铁、石油制品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高但中间产品投入比重低的产业(农林业、煤矿业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低但投入比重却偏高的产业(服装、造船、食品加工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和投入比重均偏低的产业(渔业、运输业等)。wi值和nj值的高低代表着产业关联程度的强弱。

（二）广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CGE模型于20世纪60——70年代问世，起初由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运用该模型讨论经济问题。由于CGE模型具有能够对经济全面地加以模拟的巨大优势，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以结构主义的假设，使之能按照结构主义表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问题。结构主义这一研究方法至今影响尚存，被新一代结构主义经济学家所继承。恰如新一代结构主义领军人物泰勒所言，结构主义思路的基本假设“在于一个经济的制度以及各生产部门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决定这个经济的宏观经济行为方面起主要作用”。[5]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学家改变传统方法一般地分析产业结构的转变，而是从某一具体角度来研究包括产业结构转变在内的广义的结构转型。例如,CGE模型被用来分析短期内在外汇短缺前提下调节政策的选择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以说明宏观调节与结构转变之间的关联所在；CGE模型还被用来讨论包括货币、债券和分割的可贷资金市场在内的金融压抑问题,使其既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特征,又能解释市场不完善条件下各种替代机制的宏观经济学本义；而且，工资水平、生活状况、金融资产收益、资本利得等方面也被纳入CGE模型,以便分析贸易条件变化对发展中经济所造成的收入分配效应。其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德尔曼——罗宾逊模型。其是1978年阿德尔曼和罗宾逊在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CGE模型的基础上,建构了第一个结构主义CGE模型,讨论了韩国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与广义的结构转型相伴随的收入分配问题。

三、对发展经济学经济结构主义方法的评价

结构主义方法产生于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之后，一定意义上弥补了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的缺陷，但由于其是二战之后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显现出许多不足。

（一）理论框架的粗糙。虽然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为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理论框架过于松散。同新古典思路相比，结构思路更接近现实,但不如新古典主义方法那样严密。结构主义的各主要假定前提只是以描述性陈述为特征，还远未达到公理化程度。其分析方法初衷显然是想建构能将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非经济参数包纳进来的理论模型，但由于变量太多,致使理论框架显得过于松散和粗糙。造成结构主义框架此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结构主义所依赖的逻辑基础主要是归纳法。而新古典思路所依据的逻辑基础主要是演绎法,故而这一方法从根本上很难达到精密化的程度。第二，结构主义方法的数学化形式表达难以包括所有影响经济运行的因素，本身就受分析方法局限性的制约。

（二）微观基础的不足。结构主义方法从总体上是可以说是一种宏观理论。在建构上深受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方法的影响。虽然早期结构主义方法有着比新古典方法更为广阔的视野，但缺乏微观基础的不足酿就了结构主义方法的“阿基里斯之踵”。这方面从结构主义方法所使用的弹性这一术语上可以看出。而弹性概念是早期新古典方法的微观分析工具。结构主义方法将其借来应用于结构与制度分析工具的辅手段。而且严格地说,结构主义者所使用的“刚性”术语,实质上也是对弹性不足的另一种表述。从而显现出其微观基础的不足。

（三）方法过于理论化。无论是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方法，还是广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其理论都需要进行量化，而许多人文因素是很难用量化的指标进行分析的。故而，其提出的对策和建议也因为过于笼统而缺乏可操作性。如他们在观察并分析了许多市场失灵的情况后，就草率地做出中央政府必须代替市场的结论。发展经济学经济结构主义方法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当前已被多重均衡分析法、发展微观分析法、现实主义制度分析法所取代，但其曾经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提供过指导作用，而且至今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在我国当前进行产业结构转型的形势下更有必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从而促进我国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颖陈波：发展经济学中结构方法：基本理念与分析工具[E/OL].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网站：/

[2]HollisB.Chenery.StructuralChangeandDevelopmentPolicy[M].OxfordUniversityPress.p.108,1979.

经济结构的定义篇2

提要：社会科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最早缘于哈耶克传统。在经济学也存在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两种主义。本文对经济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分别进行了阐述，最后对经济学中的这两种主义进行了对比。本文认为，基于经济学中这两种主义的比较和分析对于现实的中国经济实践很有意义。关键词：经济学建构理性主义进化理性主义一、哈耶克传统和经济学引申哈耶克（1967）最早区分了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的两种理性主义秩序：建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rationality）和进化理性主义（ecologicalrationality）①。建构理性主义蔑视和贬低非理性的或者未被理性充分理解的事物，它假定人生而具有智识和道德秉赋，因而人能够根据理性原则对社会作精心规划，并尽可能地抑制乃至铲除一切非理性现象。它还认为，道德、宗教、法律、语言、文字、金钱、市场等一切文化制度都源于发明或设计，都是“精心设计之物”。此外，建构理性主义拒不承认“抽象”是我们的大脑必不可少的工具，它更倾向于特殊和具体，它认为理性能够省掉抽象而完全掌握“具体”和所有的特定细节，并因而实在地掌握“社会过程”。建构理性主义宣称：适用于历史的观念，也适用于未来的纲领；对自己的行为了如指掌的人类应当运用理性所赋予的设计能力，按部就班地创造一种文明。具体来讲，建构理性主义认为：第一，所有有益于人类的制度在过去都是人们在明确意识到它们所具有的可欲结果的情况下发明出来的，因此人们在未来也应当按照这种方式去发明这样的制度；第二，只有当我们能够证明这些制度在任何特定的情形中所产生的特定结果都会比另一种安排所产生的结果更优越的时候，我们才应当对他们表示赞同和尊重；第三，我们完全由能连找这种方式来型构我们的制度，进而使我们的制度在所有可能的结果中切实实现那些我们认为比其他所有结果更为优越的结果；第四，当我们对所有因素做有意识的思考能够使一种与自生自发过程的结果不同的结果变得更为优越的时候，我们的理性就决不应当再去诉求那些自发的或机械的手段。进化理性主义则认为个人理性是十分有限的和不完全的，理性在人类事务中起着相当小的作用，各种实在的制度，如道德、语言、法律等并不是人类智慧预先设计的产物，而是以一种累积的方式进化而来的。进化理性主义者主张社会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有机地、缓慢地发展，他们认为独立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作用会比单个人或某一组织有意识地调节社会取得更加恢宏的成就。此外，进化理性主义承认，人的理性并不足以充分把握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细节，因而人类必须依赖“抽象”这一工具，以帮助大脑处理那些我们并不完全知道的事情。进化理性主义包含着以下几条原则：第一，采取完整或集中形式的知识总体是不存在的，知识总是以分散的、不完全的、有时甚至是彼此冲突的信念形式散布于个人之间的。第二，除了理性知识以外，人们的习惯及技术、偏好和态度、规则以及制度，都是对过去经验的调适，它们构成了与理性知识相对应的另一类重要知识。这类知识是累积性的经验产物，它们为理性认识活动的发生提供了特定的框架。第三，理性认识本身处在不断进化的过程中，社会科学理论并不是关于社会发展过程中某种规律的总结或发现，而只是关于客观世界某种自然秩序的主观重构过程，必然是一个不断证伪的过程，不存在永恒的绝对真理。在哈耶克看来，现代社会中的唯社会论、计划制度和全权主义，都是从社会唯理主义或建构理性主义那里派生出来的。但这种建构理性主义却是一种幼稚的理性主义，而且这种观点在社会领域中导致了巨大的危害。因此，哈耶克更偏好于进化理性主义②，而且，正是基于这种进化理性主义，哈耶克建构了它的整个思想和理论体系。有关哈耶克对进化理性主义和建构理性主义的区分和论述，在社会科学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效应。但这种影响效应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因为有关进化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讨论更多地限于社会学、法理学以及国际关系等领域，但在经济学中却很少有专门的文献讨论进化理性主义和建构理性主义问题。③一直以来，在经济学中并不缺乏有关理性的讨论，但这种讨论更多地集中于经济行为个体的“理性”或者“有限理性”或者“非理性”进行，这种争论的结果是深化了对我们对理性的认识，而理性的内涵也逐渐丰富起来。④但本文认为，仅限于考察微观经济个体行为的理性问题，尽管必要，但还显不足；而从人类整体层面的经济行为角度以及制度形成角度考察理性问题，可能对人类的自由和发展更有实际价值（意义），但这需要对经济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展开专门性的研究工作。二、经济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在哈耶克看来，曼德维尔（1705）提出的标准化社会经济科学模型（sssm）是典型的一种建构理性主义（构建主义），这种观点起源于笛卡尔、培根和霍布斯等哲学家的思想，并对19世纪的李嘉图、边沁和约翰·穆勒等经济学家形成重要影响。⑤建构理性主义者坚信，一切有意义的社会制度都是而且都应该是基于人的理智进行有意识的演绎过程的结果。基于这种建构主义的sssm，建构理性主义经济学者最终推导出微观主体决策的理性预期模型和宏观经济政府的调控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经济学的整个基石。近年来兴起的实验经济学⑥的研究结果倾向于在非个人的市场交易机制中证实建构主义，但在个人交易（personalexchange）市场机制，尤其是两主体参与的扩展形式的博弈中，即当存在风险合作时，至少存在部分被试通过个体努力能够频繁获益的博弈中，建构主义能否得到证明还很模糊。实验经济学家史密斯（2003）认为，这种实验结论可以推动两方面研究的深入：（1）对博弈理论的建构性扩展，即主体的行为不仅要参考博弈的相互性问题，还须考虑到主体各自的价值判断和不同偏好。（2）对学习机制认识的深化，即sssm模型的可预测性可以通过持续的试错适应过程来达到。针对经济学中的建构主义思想和实验经济学实验结论之间的矛盾，存在一种比较合理的替代性解释：对于重复博弈的社会交易主体来讲，信任、互惠和公平（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的社会化扩展要优于个体理性的深化和机会主义行为的泛滥，而信任、互惠和公平的社会化往往会导致交易主体之间的竞争优化为合作或共谋。实验经济学有关市场机制的实验中，有效地证明了这一点。即如果实验参与者被置身于更逼近于现实市场的实验环境中，在所谓的双重叫价拍卖机制随机地分为买卖双方，并同时叫价（包括要约、递价以及进一步讨价还价）时，通过交易主体个体选择行为的交互性，市场交易主体之间的合作常常会发生。这种实验结果也与最大化团体福利的标准价格竞争模型相一致。但一般来讲，经济建构主义理性具有关键的几个预设假定。第一，经济建构理性主义假设被实验的每个市场交易者都具有关于交易支付、获益以及其他交易者的所有相关信息，而且，信息是完全对称的。第二，经济建构理性主义“要求”每个市场交易者对于讨价还价的过程及其带来的结果具有超强的经济计算能力，而不会由于各种生理或者心理因素的影响产生各种认知偏差，并进一步导致决策判断上的失误。第三，经济建构理性主义的实施尚须考虑到经济环境的变迁或者突变。比如对于那些突发性安排，即使原始的建构理性主义能够得以深化，相关机会成本和经济结构的挑战也需要考虑。哈耶克（1967）提醒我们说，即使人类关于社会经济系统的理论和思考过程在多大程度上应用到了有意识的、刻意性的理智，我们仍有必要时刻提醒我们自己：人类的行为和活动过程中充斥和迷漫着下意识、本能和机械化的神经冲动，而它们却阻碍着人们充分有效地利用大脑的最稀缺资源——注意力和推理力。下意识、本能和机械化的神经冲动发生于大脑的生理运作也遵从经济化原理，没有一个人的大脑能够承受在自我意识的持续控制和谨慎计划下事无巨细地计算分析每天所有的问题，并予以强烈的关注。另外，脱离了语言工具的支持，就没有人能够完整正确地表述自己的观点、相法和决策，但语言本身是具有天然的局限性的。这就正如一个购物者到超市购物，如果他完全依据建构主义理性的话，他将不得不对成千上万的商品进行仔细的观察和评估，并将之与自己的偏好和预算进行详细的对照和计算，那么这种经济行为付出的机会成本将非常高昂，所花费的时间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此刻，此人的大脑也会因此严重地耗损甚至崩溃。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发现证明，在遇到不熟悉或者突发性事件时，人的大脑将首先求诸于有关决策背景，而这种背景将激发人体与之相关经历的大脑记忆，这些记忆会诱致大脑对不熟悉或突发性事件产生直觉式、启发性的认知以及构架式、经验性的判断。这个思维过程中，大脑已经自然脱离了个体有意识的、精确性的思维控制，而更多地求诸于下意识甚至无意识的经验和直觉。现代心理学和现代生理学的研究进一步证明，甚至人们对直觉和经验的获取也并不是通过刻意的、专门的记忆或者学习达到的。比如就语言而言，我们的对发音、单词、语法以及句法的掌握，并不需要特殊的、直接的培养和教育，只要我们能够充分暴露于家庭的交流和社会的交互过程中，连续地置身于语言对话的氛围中，大脑会“脱机式”地、自发地掌握语言的关键并予以运用，而不断的语言运用又会不断强化我们对语言的学习程度。三、经济学中的进化理性主义与建构理性主义截然相反，进化理性主义认为社会经济系统发生于文化和生物的不断进化，无论人们的行动原则、标准、传统还是道德规范的形成，都遵从自然的、内生的进化过程。进化理性主义者利用理智--理性的解构--重构方法来审视更多基于经验和常识而为的个体行为。他们分析认为，利用建构理性主义工具来指导决策、来理解人类文化的发生过程、来发掘那些产生于人们的交互性而不是某些人刻意设计的文化和生物遗产中的规则、标准和制度里镶嵌着的、可能的智慧，都具有极大的约束性，甚至幼稚性。对于各种社会规则、标准和制度，即使人们能够发现和理解它们，但人们总是倾向于不自然地、无意识地遵循。这就是进化理性主义哲学家所认为的真实的理性主义的社会经济秩序。18世纪的进化理性主义先驱西蒙和休谟首先对人类理智的有限性、人类理解力的有效边界以及笛卡尔式的建构主义理性夸张进行了重新审视和指正。休谟认为，理性仅仅是一种对自然发生着的制度的理智认识现象，而不是理智的结果，如道德规则。亚当·斯密（1776）在经济学中首先提倡了进化理性主义观点，他认为经济秩序仅可见于嵌套于现有的经济规则和经济习俗中的智慧形式中，而这些经济规则和经济习俗自然地发源于以前人们的社会经济交往和优化选择行为，也就是一种交易形式的优化劣汰过程。亚当·斯密的这种进化理性主义观点与人类中心主义者的观点相左，后者认为如果某种观察到的社会机制可以发生作用，那么这种机制一定是前人基于特定的目的予以有意识的理性设计而成。进化理性主义对经济学的渗透尤以演化经济学为标志。演化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立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哲学基础，运用生物学模拟方法，分析社会经济系统的演进与进化，以论证市场经济的可改良型。其中心论点是：社会经济中的规则制度非人为设计，它本质上是一个自发的动态进化与演进体系。而制度变迁或制度演进模式的差异主要是由惯例、文化传统、选择环境、历史初期条件等一系列自发性因素所决定。演进主义经济学的主要代表包括纳尔逊、温特等人，但坚持进化理性主义的经济学家还包括就制度经济学派的开创人凡勃仑、经济自由主义领袖哈耶克、现代比较制度学派的代表青木昌彦等人。⑦近年来，实验经济学中关于持续双重拍卖（cda）市场机制的无数实验有效地证明了进化理性主义的合理性。在有关拍卖理论的经济实验里，实验参与者们最终的选择总是倾向于违背个体自我的起始意愿——自私心理和机会主义理念，而逐步适应性地走向合作利用那些能够提升团体福利的经济交易形式。而且，这一实验结果并不随着实验环境和交易机制的改变而变化，即无论是封闭的出价机制（sealedbid）、公开的报价机制（postedoffer），还是在其他类型的持续双重拍卖机制，都可以凸现实验参与者的进化理性主义。这一分析结果，已经超越经典博弈理论基于预期效用模型对博弈主体行为的有限解释，因为即使考虑了不完全信息条件，个体决策者的自发性思维计算也不得不协调地遵从相关的制度安排——社会化计算和交互性考虑，以获取更高的交易性收益。深入探究和认识潜在的真实的大脑的运行过程，对于强化我们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很有裨益，也有利于我们摆脱建构理性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固有的局限性。这方面，经济学家西蒙（1976）基于经济行为人自身信息的非完全性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较早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假定。他认为个体决策者只有有限理性，只能进行次优选择--追求较满意的目标。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希勒和姆里纳赛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家，则基于现代心理学，尤其是认知心理学的启示，分别对传统经济学“经济人”的无限理性、无限控制力和无限自私自利等三个假定进行了批判和修正。他们认为，人的情绪、性格和感觉等主观心理因素会对行为人的决策构成显著的影响效应，而经典经济学中的预期效用理论、贝叶斯学习和理性预期是无法对个体行为人的真实决策过程进行有效描述的。这点，正如卡尼曼和特维斯基（1986）所言：“由于大量的心理实验分析结论和理性公理中的一致性、次序性和传递性原则相违背，而且这种违背带有系统性、显著性和根本性，因此，客观上需要新的经济理论对行为人的决策做出更合理的解释和更稳固的支持。”⑧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经济个体的有限理还会基于一定的心理感染和信息传染机制，导致经济群体的认知出现系统性偏差，并进一步引起“羊群行为”甚至集体无意识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将受到根本性挑战，甚至对进化理性主义也构成潜在性威胁。四、经济学两种主义之比较和意义总体来讲，遵循建构理性主义的经济学不对经济主体（包括家庭、厂商和政府）的理性进行限制，认为通过经济主体的理性计算，可以获得关于有效配置资源从而型构社会经济制度所需的全部信息，因而社会经济制度是设计的产物。而进化理性主义则明确指出理性的限度，认为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主体之间存在互动，即秩序形成过程是非确定性的，是经济主体的理性所不及的。社会经济秩序是各种经济主体参与的结果，而不是某些专门的经济主体，如政府设计的结果。经济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不注重经济个体的差异，并把复杂分解为简单。这一点正如迈因策尔（1999）所言，“人的行为如同遵从一定运动数学定律的机械系统中的元素一样，是规则的，可预见的。如果起始条件和环境都是已知的、可测量的，那么就可以确信，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个体行为就如同气体中的分子那样，其行为是确定论。”在这样的假定下，无差异的经济主体之间相互独立的、相互分离的经济行为，并不存在由于他们之间多维的、非线性的互动而影响和改变他们所处的外部环境。米塞斯（2001）认为，新古典理论对于各类经济主体的经济选择行为的分析和讨论，都以既定的制度规则为前提，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在新古典理论中是作为一个场所、一种机制而出现的。在市场这种即定的设置下，各种经济主体进行交易，其交易行为的选择与市场的演化之间并不存在相互性，因此，经济学中的制度演进被分离，经济主体的行为也日以机械和呆板。经济学中的进化理性主义者则认为简单的、无差异的经济主体假定并不现实。实际交易中的经济主体有着不同的偏好、赋予不同的资源并有着不同的效用函数（经济最大化抑或其他效用最大化）。布坎南（1991）说，“经济，如果恰当地理解的话，即没有目的、功能，也没有意图。经济是被一个结构、一组规则和制度规定的，这些规则和制度约束着人们在一个类似于游戏的互动的相互连接链中的选择。”多元的经济主体实施差别化的、动态的经济行为，实际上已经参与到了经济系统从而经济秩序的选择中，而经济系统和经济秩序的选择和再选择，又会影响到并决定着经济主体的下一步经济行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发生和发展。符号互动论（symbolicinteractionism）对经济主体与经济秩序之间的互动性作了进一步解释。符号互动理论强调社会经济生活的相对开放性、社会经济结构的不稳定性以及主观解释的重要性，将宏观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经济中的个体行为沟通起来，将社会经济结构看作是许多个人理解与行动的结果，将社会经济过程视为是主观意义赋予客体并做出反应的过程，他力图通过对互动过程的分析来理解人来行为，从而了解社会经济因素如何影响个体，个体又如何作用于社会经济，以及这个相互决定的过程如何发生。坚持演化理性主义的符号互动论奠基人米德（1934）就认为社会不是“存在”的，而是随着互动中的人们的行动不断被创造和再创造出来的，是“发生”于互动中的个体之间的事件之流。总体来讲，在文化和生物进化过程中，秩序形成的关键在于存在一种产生多元化制度、规则的机制和一种对这些多元化制度、规则予以适应性选择的机制。但建构理性主义的优势在于它仅仅可以促进多样化制度、规则的产生，而对于理解和应用多样化的制度规则并且予以优化选择，却能力有限。而这一点，恰恰是进化理性主义的比较优势。遵从经济学中的两种不同的理性主义——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会导致我们对现实的经济实践产生不同的认识，这对中国这样的转型期社会尤其显得有意义。经济转型前的中国无疑是遵循建构理性主义的，政府对经济资源的计划主义配置、对社会财富的整体性持有以及对经济主体的普遍化控制都体现了建构主义理性（政府）对自我经济发展预测和社会制度设计能力的自信，而建构理性主义的政府也因此成为社会经济系统的中心决策主体。而基于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实践至少在某种程度可以证明建构理性主义的不足和缺陷。不过，这种建构理性主义危害所诱发的政府起初被迫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仍然是由政府首先驱动和规划安排的，也就是说政府还是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尊崇建构理性主义。但处于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中的中国经济转型期间，建构理性主义在经济社会思维中的中心地位却开始渐进地让位于进化理性主义。这是因为“转型期”的社会经济行为具有“过渡性”特征。人们的行为模式还普遍缺乏“稳定性”，协调各种行为交互作用的许多制度不是尚在建立就是完全缺失。同时传统价值体系早已瓦解，新的价值体系却因文化转型的过于迅速而难以确立（汪丁丁，2003）。这种转型期经济行为主体特有的价值多元化趋势和交互不稳定性特点恰恰符合进化理性主义的条件，也就是说多元化的经济主体行为的动态博弈本身就构成着社会和市场的逐步演化，而这种演化正在或者已经超越建构理性主义政府的预期视野和把握能力，政府的行为至少将被迫向市场看齐并因此得到规范（这一点，建构理性主义政府可能不愿意看到，甚至开始就没有想到）。比如仅从经济法的构建和完善来看，其实施已经不完全不依赖于政府的推动了，而对市场经济规律的尊重和各种经济主体博弈行为的分析将成为这种经济法律制度是否有效推行和发挥作用的关键。因为，从经济法的法理本身来讲，要想切实达到某项经济法规建构和实施的目标——有效规范平等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能否对市场经济主体行为的进化过程准确把握才是关键。对于这一点，建构理性主义立法者能力是有限的，而像进化理性主义者学习才是正途。社会经济系统的进化过程极其复杂，对现实中国未来市场和政府间的交互效应问题还有待我们深入研究，这是不争的事实。仅从这一点来讲，进化理性主义可能比建构主义理性更可取。参考文献：1.vonhayek.studiesinphilosophy,politicsandeconomics.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7,pp.82~95.2.samuelso,w.,andr.zeckhauser,status-quobiasindecision-making,journalofriskanduncertainty1,1988,7-59.3.vernonl.smith.constructivistandecologicalrationalityineconomics.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2003.pp.456-508.4.kahneman,d.,anda.tversky.ontherealityofcognitiveillusions:areplytogigerenzer’scritique,psychologicalreview,103,1996,pp.582-581.5.[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6.[美]赫伯特•••a•••西蒙，《西蒙选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7.[美]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版。8.[美]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9.[美]彼德·纽曼，默里·米尔盖特；[英]约翰·伊特韦尔编.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10.邓正来，《哈耶克理论评注》，《开放时代》2001年第7期。11.汪丁丁，《经济学视角下的行为与意义》，《学术月刊》2003年第10期。①邓正来（2001）认为，哈耶克在其理论建构过程中所达致的一系列重要命题，乃是在哈耶克关于“知与无知的知识观”的转换的逻辑脉络中和有关进化论的理性主义与建构论的唯理主义框架中展开的，而且也是在其间得以实现的。哈耶克在“分立的个人知识”经“知道如何”（knowhow）的默会知识再到“无知”概念的转换过程中，达致了从“知”意义上的主观知识观向“无知”意义上的“超验”知识观的转化——这可以典型地表述为从“观念依赖”到“观念决定”再转向“必然无知”或“理性不及”的发展过程；哈耶克在批判建构理性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他所主张的明确限定理性范围和理性存于文化进化过程之中的进化论理性主义。②哈耶克（1967）在有关“理性主义的种类”、“建构主义的谬误”等文中着重对建构主义进行了批判。哈耶克认为，“……，这种幼稚的理性主义的最佳称谓乃是唯理建构主义（rationalconstructivist）。自此以后，正是这种观点在社会领域中导致了无从估量的危害，而不论它在技术领域中取得了何等伟大的成就。”“人不仅是一种追求目的（purpose-seeking）的动物，而且是一种遵循规则（rule-following）的动物。”而在“自由自序原理”、“关于行为规则系统之进化问题的若干评注——个人行为规则与社会的行动秩序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自生自发秩序与第三范畴——认知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等文中，哈耶克则侧重阐述了它的进化理性主义观点。例如哈耶克认为，“……，从上述种种观念中，渐渐发展出一整套社会理论；这种社会理论表明，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的制度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条理井然的，然而这既不是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并未明确意识到其所作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这种理论表明，某种比单个人所思的结果要宏大得多的成就，可以从众人日常的且平凡的努力中生发出来。这个论点，从某些方面来讲，构成了对各种各样的设计理论的挑战，而且这一挑战来得要比后来提出的生物进化论更具威力。这种社会理论第一次明确指出，一种显见明确的秩序并非人的智慧预先设计的产物，因而也没有必要将其归之于一种更高级的、超自然的智能的设计；这种理论进一步指出，这种秩序的出现，实际上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即它乃是适应性进化的结果。”③笔者检索和查阅了近期国内外相关社会科学的主要网站、报刊和专业性期刊，结果发现在许多社会科学领域都充斥着关于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的讨论，而单单在经济学文献中却很少发现有关内容的专门讨论，国内经济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④理性概念的内涵是不断变化的。这里不讨论理性概念的由来，单单考察现代经济学理解中的理性概念。现代经济学中的理性含义包括：第一，主观的理性意识和客观的理性能力（西蒙，1955）。理性意识是指受人的目的所驱动的一切主观心理活动，它不仅指人们所具有的、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主观愿望，而且意味着人们应保持有目的的感觉、知觉和表象等感性认识活动及敏捷的认知视野。客观理性能力是指人们认识事物和规律的逻辑思维方面的能力，如理解、计算、判断能力等等。西蒙的“有限理性”行为主要指的是客观能力方面所受的限制。第二，行为理性（rationalityofaction）和知识理性（rationalityofknowledge）（阿罗，1966）。行为理性是指可以根据偏好对不同的选择方案进行排序，并且所排次序在任何时候都独立于机会集合。知识理性是指最大限度地利用可以获得的知识来形成判断（贝叶斯理性）。知识理性有两层含义，一是交易者最大限度地利用可获得的知识形成自己的信念；强调序贯决策中人们的信念更新能力，通常指“贝叶斯理性”；二是决策者努力获知关于其他个体特征的知识，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高阶知识（信念）方面的能力，又被称为“交互理性”（interactiverationality）。微观理性预期理论和博弈论加深了人们对这方面的理解。第三，个体理性（individualrationality）、集体理性（collectiverationality）以及交互理性（interactiverationality）。个体理性指决策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意识和能力等，集体理性则以追求由个体组成的特定群体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交互理性即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时与其他个体之间的互动，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取决于其他人的行为。第四，实质理性和过程理性。latsis（1972）讨论企业理论的两种竞争性研究思路，他称其中一个为“形势决定主义”，另一个为“经济行为主义”这两种思路的基本对立点是后者需要一种理性选择的心理学理论作为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而前者并非如此。西蒙（1973）认为，形势决定主义和经济行为主义尽管都假定行为在特定意义上是理性的，但是对于这两种思路而言，“理性”一词的含义大相径庭。为此，西蒙将理性界定为实质理性和过程理性之分。其中，当行为在给定条件和约束所施加的限制内适于达成给定目标时，行为是实质上理性的。根据这一定义，行为的理性只在一方面取决于行为者，或者说他的目标；给定这些目标，理就完全由行为发生时所处的环境特征决定，而与行为者的心理过程无关。行为的过程理性，是指它是适当的深思熟虑的结果，这种过程的理性取决于产生它的心理过程，即过程理性近似于心理学讨论中的、与行为人“认知过程”或者“智力过程”相关的行为理性，而传统的心理认知过程则主要集中于三类心理学分析：学习、问题求解和概念获取。学习分析关心的是从一种疑难形势中抽取和存储信息的方式，以便于此后对类似问题的求解。问题解决分析（狭义上）将注意力特别集中在反复试验过程和知觉在达成问题解中所扮演的互补角色。概念获取研究关系的是从一系列形势中抽取规律并进行一般化处理，从而用于预测后续形势的方法。⑤根据哈耶克的理解，这种建构理性主义思潮在19世纪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在于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而历史的考察功利主义不难发现，功利主义对经济学的渗透集中体现在了经济效用主义者李嘉图和约翰•穆勒以及边沁主义者边沁的经济思想和研究方法上，而这些古典经济大师却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整个经济学理论的变迁。⑥传统经济学的一般认识是，“经济学家……无法进行类似于化学家或生物学家所进行的那种受控条件下的实验，因为经济学分析很难控制其他重要因素。与天文学家或气象学家一样，经济学家通常必须满足于观察”（samuelson&zeckhauser，1988）。但按照新颖的实验经济学观点，经济学研究也并不一定只能运用抽象和浓缩的理论模型或数量统计方法来进行演绎，现代的经济研究正越来越需要、而且越来越依赖于从可控实验中获取数据，而不是基于传统的现场观察来获取数据。这里的实验经济学是指运用实验方法和技术来研究经济问题的一门学科，它通过在可控制实验环境下对经济现象或经济行为的分析和考察，以此来检验和完善传统的经济理论，并为政策决策提供相应的指导依据。实验经济学大师弗农·史密斯也为此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另一位获得者是行为经济学加丹尼尔·卡尼曼）。⑦出于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定义和认识不同，并不是所有的制度经济学家都认同或遵从进化理性主义。而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学、激进政治经济学以及转轨经济学相关代表人物对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的理解和认知也不尽相同，还有待我们深入地考察。⑧基于西方心理学对现代经济学渗透力度的强化，出现相关心理学和经济学的交叉性学科是不足为奇的，这些交叉性学科对于我们分析和理解经济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具有很大的影响（哈耶克也曾提及这个问题并有所阐述）。但颇具争议的是有关这门交叉性学科的名称却是多样的，一说为心理经济学，一说为行为经济学，一说为行为金融学。心理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存在三者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存在着很大差异，而这种差异来源于西方心理学对经济学的流派性影响效应。基于本文的研究认为，起源于欧洲的心理经济学更多地受到了传统欧洲式的构造主义心理学流派的影响，而在美国复兴的行为经济学，则更多地受到了根植于美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流派的影响；相反行为金融理论则更多地受到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影响。考虑到这种差别，基于研究的便利，史密斯（2003）认为可以用经济心理学（economicpsychology）来泛指心理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甚至行为博弈理论（behavioralgametheory），而不论心理学对它们的一般性影响还是流派性影响。

经济结构的定义篇3

一、引论

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其表述的涵义有二:其一，政治经济学只有“一门”，就是总体表达唯物史观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政治经济学的阶段特征没有也不可能掩盖其总体性，而只会是显露出政治经济学的内部结构随历史研究对象的发展而发展的特性;其二，广义体系与狭义体系的区分，既是相对的，又是历史发展的，因此，如果说依据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一般而言，可以将诞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划分为: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和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那么，后一体系本身又必然以前一体系为既定前提和发展条件，从而显露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学在本质上应具有总体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性质。总之可以说，总体政治经济学乃是政治经济学不断发展本身所形成的一种内在历史结构。

首先，简要的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的初期(对应于经典作家的1840-1850年代的研究).为了资本主义革命批判任务的客观需要，经典作家确立的根本研究任务是，以广义政治经济学为切人，努力形成一般分析与特殊分析的结合，并最终促成“科学批判分析”。通过这一初创的研究，政治经济学被规定为关于唯物史观的总体经济学表达，是关于唯物史观的总的经济学证明和运用。这一时期的经典总体政治经济学研究著作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等。

其次，相应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逐步科学形成和发展时期(其典型标志和核心形式是经典作家围绕《资本论》的研究)，也正是通过一般分析与特殊分析在资本主义对象内科学结合的完成，以《资本论》这部光辉著作的系统创作为载体，总体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阐释才真正具有可能。恩格斯的分析表明，《资本论》是一项“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它科学地认识到“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而“到目前为止，总的来说，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归根结底，《资本论》的总体研究性质不仅仅是关于方法论本身的，也是对于总体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在结合的一种奠基。

第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际运用和具体发展时期(即对应于经典作家之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研究)，经典作家之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确实严重忽略了总体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在结合这一关涉马克思主义体系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具体表现为理论与法乃至内容与方法在方法论研究上的开始断裂，致使在实际运用与理论具体操作中的批判逻辑和建设逻辑的两分研究的状况及趋势逐渐得到强化。在教学中，政治经济学被两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完全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脱离，甚至在研究上直接对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研究方法日渐教条化。这一硬化的“正统’，一定程度上已经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使“历史”成为简单和断裂的，而不是完全相反的复杂和连续、累积的。所以，诚如卢卡奇令人信服地指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件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所谓马克思主义总体政治经济学，乃是从总体方法论角度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涉及对象的一种总体分析和全面理解，即总体政治经济学不仅包括狭义分析(对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经济系统分析)，必然同时包括广义分析(对于人类劳动和生产过程的总体一般分析)，或者说，在科学的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之内，狭义政治经济学和广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不可偏废、有机统一的。虽然政治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属性，使这一结合乃至统一同时具有显著的时代性和历史阶段性特征，但总体性仍然是内在的分析逻辑。从这一意义而言，我们将要剖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应该是批判逻辑与建设逻辑的有机统一，以及深层次地包括了理论与方法的有机统一分析，等等。

二、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的科学内涵

这一理论剖析，可集中在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内核方法和逻辑框架的两个有机联系方面。

先来看第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伴随着方法论的不断发展而得到发展和成熟，所以，迄今为止的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内核方法，作为总体方法论的具体化和经济实现形式，突出体现为一种“总体经济结构分析方法”。简单示意如下表。

表中，社会总体经济结构被表达为“生产方式十生产关系”，准确地说，是以特定形态生产方式为基础、与之相结合并反映其变化的社会生产关系。因而，社会总体经济结构在层次划分上可以区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具体生成系统，表明生产关系生成系统本身决不只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全部，而且它作为“最高层级”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式，必然由“较低层级”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式所决定，这就是生产力一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的一般作用原理。根据这一分析，看来波普尔将马克思学说系统地简化为一种“决定论”来理解的真正危险之处不是在于“历史决定论”本身，而是在于人为制造了历史决定论与科学决定论的逻辑矛盾。简言之，马克思关于决定论的论述所包括的三个层级关系，即物质技术或生产力决定层级、经济或生产关系决定层级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决定层级，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辩证的。马克思的科学叙述一再表明马克思主义决定论是科学的整体决定论，其基本逻辑是:生产力对于总体社会经济系统的决定不会是简单、直接的，或者以某种线性形式进行，而是伴随有社会中介条件和过程的不断生成的一种经济结构形式的决定，本质上乃是一个生产力决定作用的逐步社会累积发展过程。

第一，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经济变迁过程指认社会经济系统的本质结构和发展结构，这一分析最终可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是一门关于真正意义的动态经济过程分析的历史科学。具体而言，包括劳动过程、生产组织及相应的所有制一产权一管理制度三个子系统构成内容层级。它表明:(1)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真正基础乃是特定历史形态的劳动过程(演化)结构，包括社会经济系统所需的全部技术条件和物量基础两方面内容，通过技术结构(即劳动的物质技术条件组合系统)向社会结构(即劳动的社会组织条件或分工和协作系统)的对接和转换，从而最终实现劳动物量的社会化;(2)生产组织对于实现劳动与生产方式的结合始终具有直接的社会中介作用，内生于从特定劳动过程向社会生产方式进行历史变迁和转化的过程之中;(3)因而，劳动过程和生产组织一起进一步真正构成了生产社会性质的现实基础，决定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特殊结合方式的具体形态，即表现为具体的所有制形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产权形式和经济管理制度形式。

第二，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经济运行形式指认社会经济系统的形式结构，相应，这一具体分析是为了充分揭示和展现经济有机体的内在运行机理以及表层结构，从而使之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数理表达特性，如可以表征为“在时间和空间里有确定位置的一个经济整体的特性的那些比例和关系”，等等。作为本质层次的外化和实现，经济运行形式对应地具体化为社会劳动形式、社会生产形式以及社会经济分配方式和形式等不同的运行层级形式。它表明:(1)就完整的劳动过程本身包含着劳动方式(作为劳动的物质技术和社会组织条件)和劳动形式(作为劳动结合和交换形式)而言，作为社会生产力的表层结构，劳动形式不过就是特定形态的劳动分工和协作或劳动技术组织条件的社会实现形式;(2)作为劳动(分工)形式的直接社会加总—“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分工”，因而社会生产形式在内涵上即表现为生产者之间的具体不同的社会经济联系形式，表现为基于特定生产组织形态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如基于家庭生产组织的自给自足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基于企业生产组织的市场资源配置方式等;(3)同样，完整的生产社会形式由于要全面反映劳动和生产组织的社会性质以及劳动和生产过程运行的社会全貌，因此系统包括以所有制、产权及管理制度为基础的或与之直接对应的社会经济分配方式和形式，这显然同时是特定社会生产关系在内容构成上的具体化。

总起来看，生产力决定社会生产过程或经济结构的变迁和运行的机制是这样的:特定劳动过程一社会劳动形式一生产组织一社会生产形式一生产的社会形式。它的深刻内涵包括:(1)总体生产方式包括劳动方式(作为微观层次上的物质生产方式)、生产形式(作为宏观层次上的物质生产方式)以及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社会生产方式本身)三个层次⑩，从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用运动具体化为完整生产方式内部结构的运动;(2)从劳动过程到生产过程的社会总合的经济运动，作为生产力一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一般原理的具体运用，无疑深化了既有的二重性经济理论，并可能重塑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研究逻辑路径;(3)从科学决定论的方法论出发，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构造”，劳动过程理论的时代和现实意义在于赋予劳动价值分析的结构内涵，从而可能重塑科学劳动价值理论体系的内部理论构成关系，实现劳动过程分析和剩余价值分析的内在结合。

进一步从第二方面看，从完整劳动过程二重性(包括劳动技术过程和劳动社会过程)出发，需要将《资本论》中的狭义逻辑论证框架—作为“商品一资本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扩展为总体逻辑论证框架:劳动过程一价值一资本一市场经济。因为不仅马克思的科学资本主义批判本身就是批判逻辑与建设逻辑的直接的统一，也就是同时包括了对资本主义的“从正面，即从促进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以及“从反面来表述它的规律”两方面的内容要素，而且《资本论》本身也是劳动二重性逻辑的直接展开，也就是分别作为“资本主义本质论”和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论”。在《资本论》中，劳动技术过程的直接规定是劳动过程的自然属性，劳动社会过程的直接规定则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的社会属性，从而，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规定性上劳动二重性与生产二重性取得了内在的一致，并构成社会抽象劳动一资本关系基础上的“资本积累一经济结构”图式。但是，即使仅就资本主义过程而论，社会生产或资本积累过程也总会与特定劳动过程相联结并以之为基础，反过来，每一劳动过程的新形式的形成则会推进一种新的社会积累体系或结构形式。由此使得这种分析本身带有两个新特点:

第一，价值决不只限于狭义价值，而首先是一个总体价值的概念。在资本主义过程中，狭义劳动技术过程被直接简化和还原为劳动社会过程，社会总资本代表了简单劳动过程的完全的社会加总，社会价值关系体现为既定社会总需求结构下的社会抽象劳动关系。在广义劳动历史演化过程中，由于社会总需求结构不变假定的放松，价值首先体现为一种“劳动效用关系”—作为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概念，其真实内涵是总体劳动过程视阑对于简单劳动过程视阑的替代。总括两方面的论述，价值总体地乃是“劳动对效用的关系”。总体价值概念表明:价值作为社会作用中介，也是一个总体过程，是“劳动过程一商品一资本”过程与“劳动过程一企业一资本”过程的一种复合。关于前一过程，马克思给出的社会经济总揽的公式是“商品价值构成”，由此引出资本的各种物质形态，引出狭义资本总公式;相应，对于后一过程，则可以相对给出“企业价值构成”的社会经济总揽公式，由此引出资本的各种人力形态，引出人力资本的社会规定。由此，基于完整的价值概念，可以得到总体资本形态，也就是作为物质资本形态和人力资本形态的统一。

第二，直接嫁接在总体资本规定之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析。与资本的总体形态对应，资本总体规定则作为历史规定(积累起来的历史劳动过程)和社会规定(积累起来的社会抽象劳动)的统一，或者说，乃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这一规定使资本概念成为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最为突出的表征，从而通过总体资本的社会作用中介，经济总过程事实地裂变为“劳动过程一价值一私人资本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以及“劳动过程一价值一公有资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前一过程发展了资本和劳动的社会对立关系，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则确立了私人资本的牢不可破的社会主导地位:资本是“没有任何日期”的历史存在权，资本所有权是“一种普照的光”，“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因而拥有“支配一切的权力”;后一过程发展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生产协作关系，使得“企业所有权”能够游离于资本所有权进行经济生长，从而企业不仅作为劳动生产率单位因而作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微观基础，也同时作为产权经济组织因而作为社会经济系统的现实基础和社会载体。总括两方面的论述，社会主义劳动过程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一个从具体劳动过程向抽象劳动过程进行社会转化和还原的价值增殖过程，而且更为重要的，还是一个在生产专业化以及生产和谐两方面均占有效率优势的价值和谐过程。根据这一观点，无疑，社会主义劳动过程对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将体现在对于“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乃至“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的生产经营信条的历史否定和扬弃，而且必将体现在实际劳动过程现实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总体劳动过程中。

总之，对于总体政治经济学而言，商品不再简单地成为(或表现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单元形式，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历史和“被决定”的范畴，替代它的将是更为基础和根本的概念—劳动过程;而既然社会经济系统首先面对乃至需要解决的是无数个千差万别的单个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需要分析社会经济结构的各个单一形成要素，而且需要细致地理论剖析和阐明它们各自在总体结构中的地位及其内部有机联系，并努力地将之推进到经济运行的现实表层结构进行分析。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重点

以上的论述并不表明劳动价值论在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体系中的缺失，相反，更加凸显其中心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内核基础。因此，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重点乃是在于，科学确立劳动价值论和经济理论体系的各个具体理论层面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打通劳动价值论发挥功能的两个基础:理论基础和方法基础，实现理论与方法的一体化。这一研究是通过不断理论建设和利用完整、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体系来达到的。具体而言，从理论基础的角度，劳动价值论与价格理论、企业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之间的逻辑联系，除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论述的狭义价值生产、创造和转型及狭义价值流通、实现和分配诸理论，还应当包括具有广义内涵的价值创造、转型乃至实现和分配等理论;与此相应，从方法基础对应的角度，总体经济结构分析必然会进一步具体化为基本经济分析和基本制度分析等方法，前者如基于劳动的平均一边际分析方法、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后者如基于劳动的演化一博弈分析方法，等等，从而，在总体政治经济学体系内，通过理论基础和方法基础的对接以及有机结合，最终能够实现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科学意识形态功能和科学方法工具功能的完美统一。

经济结构的定义篇4

首先，我们必须从中国现实经济状况出发来理解中央所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概念和政策的涵义和意义，从而正确理解这一概念和政策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在理论和政策含义上的关系。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增长进人一条减速的通道。由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比较高，因而，受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再加上中国经济增长内在条件的变化，自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年下滑，2015年降至6.9%。中国经济进人从高速增长到中髙速增长的“新常态”。由于世界经济仍然处在艰难的复苏之中，能否在可预见的未来重新回到一个比较乐观的状态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保持我国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我们就必须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国内，找准影响我国烃济增长的内在原因和主要因素，通过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发挥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潜力。

在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诸多原因和要素中，结构性的因素是最为突出的一个。例如，由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造成了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部分主导产业的产能过剩、产品库存比较严重，一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负债率即杠杆率也比较高。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中也存在结构性问题，货币资本大量集中于金融领域，而实体经济融资困难,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十分突出。在生产的技术结构方面，存在着大部分企业的技术水平仍然比较落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等问题。在收人分配结构中则存在着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个人之间等方面的收人差距过大的突出问题，等等。总之，结构性的因素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在结构性的因素中，供给侧的结构问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中央提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改革方略。由此可见，中央所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并没有任何直接的理论和政策的关系。

从西方供给学派理论和政策产生的背景来看，完全不同于当前的中国。西方供给学派产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上个世纪70年达国家陷人长期滞胀这样一个特殊背景的产物。欧美发达国家在经历了二战后的所谓“黄金时代”之后，在70年代初进人到一个长期滞胀的局面。由于自二战以后凯恩斯主义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所以，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形成滞胀的原因归结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于是，产生了全面否定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供给学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等各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受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以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不仅在国内大力推进以私有化、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且在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以便为发达国家获得新的国际市场。因此，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个流派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完全是以欧美发达国家的滞胀为背景，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直接批判对象而产生的。从供给学派的政策内容来看，主要是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放松对于金融的监管实现金融的自由化、通过减税和压制工会为私人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通过推行全球化为企业获得国际市场，等等。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有的人把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短暂的经济繁荣的功劳都归结于供给学派理论和政策，这不仅是肤浅的，而且也是错误的。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所出现的短期经济繁荣，虽然确实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一定影响，但主要是来源于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新发展以及以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新技术革命，而不是主要来源于或者仅仅来源于供给学派经济学及其政策。从一定意义来说，如果没有冷战的结束和新的全球化的发展，没有新的技术革命的推动，仅仅依靠供给学派所提出的政策，欧美国家不可能出现哪怕是短期的经济繁荣。其次，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最终导致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从这个角度来说，包括供给学派在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并没有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长期的经济繁荣，反而是产生金融危机的罪魁之一。因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过分推崇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地位和实践价值都是错误的，用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和政策来解读我国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是别有用心的误导。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遵循的若干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和发展具有一系列重要理论和观点，是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四个环节同时存在并且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四个环节中，生产环节始终起着支配和核心的作用，同时分配、流通和消费对于生产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只有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所有这些环节互相适应和匹配，才能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反之，经济发展就会出现一定的放缓和减速。因而，必须始终重视生产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分配、流通和消费对于生产的巨大反作用及其与生产的协调关系。因此，一方面必须深刻认识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另一方面又必须从生产与分配、流通和消费的辩证关系出发，注重分配、流通和消费等方面的深化改革。必须克服仅仅从供给侧即生产这一个方面来理解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片面性。

在认识到中国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同时，并不能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投资、出口以及消费的改革和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对立起来。我们必须从全面统筹的高度出发，在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还必须重视投资及其改革、出口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由收人分配改革而产生的居民消费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这应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遵循的又一条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为优越的第一个特点就在于能够保护和不断发展生产力，相反，资本主义由于自身矛盾和缺陷必然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现为一种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在危机爆发时资本家有时故意毁灭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而不会免费提供给需要商品的广大贫困群众，这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的资本生产与人民消费之间的矛盾的对抗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虽然也会产生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的产业结构失衡和供求之间的不均衡这种现象，但是，社会主义并不存在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的对抗性，因而，对于暂时过剩的产品和产能，完全可以如上所述，通过国家政府采取一定的政策充分加以利用和保护，而决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任由这些产品和产能被人为地破坏掉。这应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遵循的另外一条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发展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必然产生相对过剩人口即失业工人及其不断增加。这种由资本运动产生的工人失业问题，显然单纯依靠资本家个人或者市场本身是无法解决的。所以，在当代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建立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有效地缓解了由此而产生的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社会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同样也会必然产生社会生产对于劳动力需求的下降和一部分劳动力的暂时性失业。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的劳动力失业问题，同样是无法由单个企业或市场自身来解决的，同样必须而且更应该由国家出面来加以解决。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无论存在多少现实的困难，中央政府以及各级地方政府也必须千方百计地承担起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一定数量的失业工人的就业安排和必需的生活保障的责任，而且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做得更好，只有这样才能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优越性。这应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遵循的又一条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制度基础。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比资本主义私有制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前景。同时，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计划，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社会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保持社会生产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必须遵循的一个根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必须坚持进一步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原则，决不能动摇。一些人利用部分国有企业出现的由于经济周期产生的正常的暂时经营困难现象，把一些国有企业妖魔化为所谓“僵尸企业”，并且主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消灭这些国有企业。显然，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当前在社会上还存在一种观点，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推行新的计划经济。那么果真如此吗？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究竟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并且明确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方向和原则。因此，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必须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的精神统一起来。很明显，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地理解为就是推行新的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对立起来了，因而是不正确的。

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又突出地存在着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这是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来就是由政府主导的一种改革，在这个改革过程中，一方面政府必然要充分发挥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政府的作用又不应该以损害市场经济体制为代价。因而，是否能够在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基础上又解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是检验这个改革成败的关键。

那么，究竟如何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前提下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呢？在理解和处理这个问题上，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必须克服对于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的盲目迷信。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西方经济学反映的只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原则和规律，并不完全适合用于解释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同一问题。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具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完全不同的依据和性质。一些新自由主义者照搬西方经济学的教条，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仅仅理解为只能提供公共服务，并且政府的作用越小越好，这是完全错误的。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政府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充分尊重市场本身的运行规律，决不能大包大揽和越俎代庖；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充分运用市场手段和经济职能而非行政手段，来有效处理过剩产能、库存、产业结构、髙杠杆等问题。

总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必须创造性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社会主义的办法去解决当前存在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而不能囿于西方经济学的教条。

四、生产关系的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

所谓供给侧，是相对于需求侧而言的，它主要是指社会生产这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社会生产中始终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及其对立统一关系。因此，对于“供给侧”的涵义必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从最直接的意义上来说，之所以要对供给侧进行改革，是因为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存在失调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部分产能过剩、产品库存比较严重，一些企业负债率即杠杆率比较高，等等。而这些方面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属于生产力层面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是一种生产力层面的改革。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上所言，不仅“供给侧”本来就包含着生产关系，而且“结构”除了产业结构这一含义外，也指人与人在生产中形成的社会结构即生产关系。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来看，一方面生产力各要素及其关系直接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又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因而，分析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供给侧方面的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生产力这个层面上，而且必须深入分析现有的生产关系有哪些方面可能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革。从改革本来的含义来说，主要就是指生产关系的调整。因而，仅仅从生产力角度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而是必须更加重视从生产关系的调整和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关系”的涵义是非常丰富和广泛的，它不仅指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包括各种社会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例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等。毛泽东早在《论十大关系》中就分析过这个问题。就当下中国经济改革所涉及到的生产关系来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的改革是极为重要的内容。

众所周知，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分税制的实行，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一方面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职能错位等各方面问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地方政府职能的企业化和行为短期化，是导致产业结构失调的重要原因。为了实现本地财税、GDP增长率、就业等各项经济指标，各个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一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另一方面使一些地方政府有时不惜保护一些存在各种问题的企业，其中包括生产假冒伪劣甚至有害商品的企业、对资源和生态具有严重破坏性的企业、在未来的市场上并没有竞争力和广阔市场前景的企业，等等。

分税制实行以来所形成的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是中国经济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所做的各方面艰苦努力和成绩，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巳有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存在着需要改革的巨大空间。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极为重要的内容和真正的治本之策。

五、必须从长期和短期的辩证关系出发全面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经济结构的定义篇5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1-00000-03

一、有关国民经济结构范畴的界定

1.有关国民经济结构范畴的相关文献

国外有关经济的“结构”研究，最早见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①（1776）第二篇的第三章，其中关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划分，具有了产业结构的萌芽；在第三篇的第一章“论财富的自然发展”中，运用绝对成本来强调国家（或地区）间经济的分工，这也具有区域经济（结构）的意味。但直至当代，有关经济结构的研究，一直未能进入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正殿②，西方经济主流文献将经济结构其等同于产业结构。

国内改革开放前，有关国民经济（不是宏观经济）结构方面的权威之作当属的《论十大关系》（1956）③，对“经济结构”进行了产业、区域、企业和分配关系的局部探讨；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经济结构的诠释变化较大――从马克思的观点倒向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观点④、再从盲从与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向适合我国国情方向变化⑤；官方文献《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5）⑥，对经济结构的范畴解释沿袭了的观点，只是内容略有变化。

2.关于经济结构范畴的界定

从中外文献可以看出，首先中国有关经济结构的范畴界定要大于西方的界定范畴，呈现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其次，尽管本土的研究还不一致，但比较权威的两篇代表性文献――《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对经济结构的范畴基本一致――经济结构包括生产结构和分配结构，其中生产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企业结构。

这种观点较为科学的原因在于这种表述符合国情：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即在所有制企业结构方面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反映国际分工的产业结构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反映资源禀赋差异的区域结构方面与小国差异、在反映人民生活均寡的分配结构方面的社会历史变迁。

二、改革开放以来有关经济结构政策的变迁

1.有关经济结构党政文献的统计规范

改革开放后，有关经济结构的党政文献始于十二大，包括七次党代会、四次三中全会（十二萌中全会、十四萌中全会、十六萌中全会十八萌中全会）、1995-2015年二十一次中央经济会议的文献（1995年前没有中央经济会议），时间维度为1982-2015年；有关经济结构的党政文献表述侧重于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的成绩、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及其范畴具体表述、进行结构调整的意义、进行结构调整（对策）的具体阐述四个方面，本研究省略相关取得的成绩表述。

2.统计规范处理表

采用二元制记录处理，即直接表述经济结构问题有问题的用数字1表示，无表述空白（或0表示）；同样，表述经济结构中产业结构有问题（产业问题）、区域结构有问题（区域问题）、企业结构有问题（企业问题）、分配结构有问题（分配问题）的分别用1表示，无表述空白（或0表示）。有关结构调整意义的阐述用1表示，无阐述的空白（或0表示）；其中具体阐述意义与上文结构问题对应。有关结构问题对策的阐述用1表示，无阐述的空白（或0表示）；其中具体阐述对策也与上文结构问题对应。

以2012年时点为例，当年党的十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大；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这里“结构问题”表述为“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计1次；具体方面，产业结构问题表述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1次，区域结构问题表述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1次，分配结构问题表述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1次；经济结构问题对策表述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1次，产业结构问题对策表述为“优化产业结构”，区域结构问题对策表述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见表一、表二：

三、有关经济结构失衡的政策分析

假定政府文献关于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的表述，是政府偏好的反映。

1.改革开放后，有关国民经济结构方面的政策表述统计累计规范说明：

按照年份（横轴），对有关上述表述的次数进行加总（纵轴）――“提及数量”，得出“系列1”统计图；同理，只对1995-2015年二十一次中央经济会议文献有关经济结构的表述，进行加总处理（纵轴），得出“系列2”统计图（及其线性趋势线），见下图一：

2.年度经济结构累积阐述数量统计图分析

除1994年外，所有党政文献都有关于经济结构方面的阐述，同一文献的相关表述在其原文献所处位次显著与否、不合理问题提及与否、文字表述长短和反复，三者表达基本上是同步的――处于显著位置就会提及不合理问题、涉及文字就多（非显著位置就不会提及不合理问题），其重要性会按照“结构问题、调整意义、结构对策调整意义、结构对策结构对策”的表述形式依次递减。

首先，关于“系列1”与“系列2”两折线图的联系

两图对于连续时点，提及数量都成波浪上升形态：具体表现为在某一时点上，如果有经济结构问题的表述，下一时点就会减弱，再下一个时点又会被重新提及，反复前行；对于波谷，二者吻合――1994、1998、2004、2008、2013表现为波谷，间隔年限与波峰有所差异；对于波峰，“系列1”分别在1992、1997、2002、2007、2012表现为波峰，“系列2”与“系列1”基本同步――1992、1997、2002、2005、2014年波峰，并且更加平缓（“系列1”波峰波动更加剧烈）。

由于1992、1997、2002、2007、2012年都有党代会召开，经济结构累积阐述的数量增多，“系列1”比“系列2”的波峰会更加高，因此全体数据采用“系列2”图示更加科学。

其次，“系列2”图形的分析

对于波峰，呈上升状态，其中2014年波峰急剧升高，1992、1997、2005、2014波峰与先后年份有较平稳的过渡；对于波谷，也呈上升趋势，2013波谷也急剧升高。对于趋势线，开放前经济结构的重视程度处于最重要的位置（省略），随后下降到最低，现在又上升到几乎与经济增长同一层次位置；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以后，上升趋势加快。

显然经济结构不合理具有长期性，1992前后、1997前后是经济结构短暂失衡期，2012年后至今处于经济结构长期严重失衡期，2011年前后政府偏好的急剧变化令人费解。政府偏好否真实反映了当时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呢？如果是，从某种程度上讲，相关政府文献就是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集体智慧的结晶，随后的经济政策就会促进经济发展；否则，相关政府文献就不是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集体智慧的结晶，相关政策就会阻碍经济发展，政府偏好就存在着问题。

3.年度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企业结构、分配结构累积阐述数量统计图分析

首先，按照“政策表述统计累计规范说明”，根据表一对产业结构――系列1、区域结构――系列2、企业结构――系列3、分配结构――系列4，进行年度累计统计，见下图二：

显然，与年度经济结构累积阐述数量统计图相一致，2011年后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企业结构和分配结构的相关政策被提及增多，范围更加广泛。

其次，根据表一，对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企业结构和分配结构进行累计统计：有关产业结构方面表述的提及数量共计14次，区域结构方面共计6次，企业结构方面共计11次，分配结构方面共计8次。可见，有关产业结构方面、企业结构方面的政策阐述较多，而区域结构方面和分配结构方面表述得较少。

现实中，产业结构方面、企业结构方面的发展状况表现为供过于求――发展过度，低端产能严重过剩、国有企业臃肿效率低下；而区域结构方面和分配结构方面表现为供不应求――发展落后，城乡二元结构突出、贫富差距悬殊。以国有企业为例，2005年中国二、三产业国有经济比重为39%（以后没有官方数据），远远超过上个世纪80年代世界各国国有化最高潮的西方发达国家的15%，显然现在国有及其控股企业的规模比例过高，影响市场的竞争。

结论

一方面，经济结构失衡问题是个长期问题，2011年前后政府偏好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往届政府对待经济结构问题的认识程度的局限性――不时偏离经济结构失衡这一主要矛盾，这一累积效应的结果就是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致使当前政府面临严峻挑战；简言之，总体上往届政府的偏好不能正确地反映现实经济问题。

另一方面在局部，政策与现实又有某种藕合性――政策倾斜就会发展过度、而政策忽视就会发展不足，因此政策导向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要想解决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政策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积极与紧缩同步，一方面，遏制地方政府不良的投资冲动，完善市场机制，去产能；同时加快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增强企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加快《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落实，解决区域布局不协调问题；同时，进一步扩大政府转移支付，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彻底改变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

注释：

①亚当・斯密.国富论[M].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1.

②Colin Clark.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London，Macmillan and Co. 1940. Octavo. First edition

③.论十大关系[N].人民日报.1956-04-25.

④魏杰.对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些思考[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

⑤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M].苏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⑥.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J].求是，1995（23）.

⑦1995年前没有中央经济会议，表一中的年份只写出后两位数，例如，95表示1995年。

参考文献：

[1]，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2年9月8日。

[2]，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7年10月25日。

[3]，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年10月12日。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

江擅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

[4]，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

[5]《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20日。

[6]《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11月14日。

[7]《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10月14日。

[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

经济结构的定义篇6

从经济学范式特征看，新制度经济学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其价值观、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等“硬核”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受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一般均衡方法、个体理性分析方法、经典物理学与现代数学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把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放在制度变迁的演化中，通过制度的供给需求来分析制度的演化。在研究对象(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和历史分析方法等具体分析方法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相通之处。这样，就决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之间是既相互区别、对立，又相互联系、统一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硬核”，借鉴与吸收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综合，进而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实质上是制度分析范式

经济学范式主要具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指世界观，另一方面是指方法论。从世界观的意义上讲，经济学范式所表明的是经济学家们共同的基本信念和价值标准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经济学范式是指被经济学家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来看，它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其内容包括四方面：一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信念与价值观，二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科学方法与具体分析方法，三是以生产方式范畴为核心的概念体系，四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与具体结论。从其基本内容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本质上是制度经济理论，马克思采用的是制度分析方法，是较早地把制度纳入经济分析中的理论家。马克思明确地将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定义为社会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并将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律的、政治的及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视为真正的社会制度。因此，制度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包含着作为经济制度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和作为上层建筑的与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体系两个层面。前者可以看作是一种仅限于经济关系领域内的狭义的制度，后者则可以被视为一种广义的制度。以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涉及并从本质上剖析作为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固定化和规范化表现形态的一个社会的各种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的制度体系。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制度范畴的内涵就是社会形态的“生理学结构”，它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作为社会生产方式即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这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作为生产关系主要内容的生产过程的管理制度与生产成果的分配制度，这是由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派生制度。三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等制度，这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所产生并决定的上层建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制度”分为狭义的制度和广义的制度，狭义的制度是指经济制度，即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管理制度与分配制度，这是仅限于经济领域内的制度；广义的制度是指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整个社会制度，即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这是存在于经济、政治领域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结构细致缜密，涵盖并详细界定了各种制度内容，科学地揭示了它们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以一种层层递进的结构探讨了各种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突出特征和最大贡献就是它以生产方式、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内部矛盾为根据阐明制度变迁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阐明了制度的“内核”与“外壳”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制度结构中，制度的“内核”是以一定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制度的“外壳”是体现一定生产关系的管理制度与分配制度；在社会制度的总体结构中，制度的“内核”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相应的生产关系，制度的“外壳”是政治法律制度等社会上层建筑。从二者关系来看，制度的“内核”是基础和内容，制度的“外壳”是结果和形式，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反映与包含前者。制度的“内核”与“外壳”之间的矛盾作为制度体系的内在矛盾是制度发展变革的决定力量，当一定的制度的外壳能够容纳并适应其内核的发展时，它就能存在与发展：当一定的制度的外壳不能容纳与适应其内核的发展时，它就要被炸毁并被新制度的外壳所取代。马克思正是运用了“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框架论述了人类社会制度的历史更替，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社会制度变迁的浩大历史画面。马克思还具体地分析了生产方式发展引起社会制度变迁的机理：生产方式变化(物质生产方式变化——社会生产方式变化)——生产关系变化——上层建筑变化。诺思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力量在于强调了结构变迁和社会生产潜力与产权结构问的矛盾。这实际上是指马克思的物质生产方式与其社会形式之间相互作用的原理。因此，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为一种制度经济学，或一种关于社会制度分析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科学地确定了以社会制度为内容的研究对象，而且建立了以各种社会制度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范畴与概念体系；不仅具体分析了各种制度因素之间的唯物主义的辩证联系，而且科学地阐述了社会制度的矛盾运动过程及客观规律。今天，我们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就必须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传统，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范式的基础上吸收当代经济学的科学成果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果，进行科学综合，实现理论创新，努力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应当现代化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我们不仅要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范式而且必须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征，吸收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新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首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以生产方式理论为基本框架的马克思经典范式是迄今最为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同西方经济学相比，它无论在世界观方面还是在方法论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科学性，无论是对社会经济变革还是对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无可比拟的解释力与指导力。其次，我们之所以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发展、创新、现代化，是因为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两类十分明显的“反常现象”：其一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大量“反常现象”，其二是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的大量“反常现象”。这两类“反常现象”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典理论提出了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有实现理论创新，才能对新的大量“反常现象”具有适应性，才能形成适应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新特征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信息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在马克思经典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指导下，科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形式所发生的新变化，提出新观点，建立新理论，形成具有现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再次，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学迅速发展，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充分吸收这些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形成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最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基本原理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特征和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新模式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并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释，形成了引人关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成果，这为我们进一步进行科学探索，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目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经过创新发展已经取得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构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理论框架，将已有的研究成果整合进来，是该范式今后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

从其自身发展趋势看，也需要同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兴经济学门类进行科学综合。一般说来，经济学范式的运动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纵向批判与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胡进，2004)。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发展是一个“建立——革命——综合——革命——综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发展过程，不仅是一个纵向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自我扬弃过程，而且还是一个不断吸收其他学派的成果与方法的横向综合过程。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范式本身就是在广泛吸收当时经济学成果与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应当而且必须充分吸收和广泛借鉴当代经济学的积极成果与科学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特征是坚持“理性——个人主义——均衡”的分析框架和数学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这种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方法把经济学看成是以事实、感觉、经验为依据，具有客观性和规律性的科学。二是个体主义占主导的方法论原则与基本内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的假设，这是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继承了个体主义的原则，并进一步强化了“经济人”假设，使它成为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三是坚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均衡分析为基本方法，因为“经济人理性”要求行为的一致、有序和可观测，而只有处于均衡状态的人的行为才是稳定的，具有可观测性或实证性，才能表现出“理性”。四是广泛应用数学方法作为主要分析手段，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最显著的特征。总的来说，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本身具有局限性并日益面临经济社会生活的挑战，但其实证分析方法、个体主义分析方法、一般均衡方法和数学方法有其一定的科学性和应用价值，因而是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应科学借鉴和利用的。如果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为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分析方法，那么西方经济学门类的发展则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20世纪以来，新制度学派、西方马克思学派、结构主义和演化经济学等学派广泛发展起来，其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从总体上看，西方经济学各新流派的基本共性是在许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坚持“制度——历史——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和多元主义的研究方法，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及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激烈批判。西方经济学新流派所提出的一些观点与主张，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构筑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厦的重要理论来源。在现代西方经济学新流派中，新制度经济学是最值得注意和借鉴的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制度，或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拓宽到制度领域里。新制度经济学所运用的分析方法很多是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方法。如，个人主义分析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供给——需求”一般均衡方法及经典物理学和现代数学的方法，特别是引入实验室实验和计量经济学检验的方法。二是注重社会经济发展、经济实绩与制度创新、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三是在分析框架的确定上深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理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存在许多重要区别，但二者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性及相通之处。第一，在分析方法上，二者都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特别是动态的历史分析方法，因而这两种理论都具有历史感。“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第二，两种理论都重视意识形态在制度稳定与创新中的作用，都认为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变化滞后性。第三，在制度创新的动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都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寻求制度变迁的动力和源泉。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特别是吸收和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与成果，进行科学综合，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不仅必要，而且也可行。通过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体系对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进行创造性的综合，不仅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而且还能在寻求融合的基础上带来重大的理论创新，进而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三、怎样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

从总体上说，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来统一整个制度经济学理论，建立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崭新形式。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之所以能承担这一重要任务，是由于马克思制度经济学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它不仅具有涵盖或涉及各门社会科学研究内容的理论广度，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运用独创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来解剖制度本质和制度变迁内在历史逻辑的理论深度。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之所以必须实现同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因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经济学体系，它为我们勾画的是一个远距离、深层次、长镜头般的制度分析框架，揭示了制度的真正起源和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规律及其基本趋势，这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的、动态的制度变迁观。但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历史任务所决定，对短时期内的具体制度变迁过程，这种研究就无法直接回答。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框架既缺乏对制度和制度变迁深入的微观分析，又未能采用现代分析技术对理论进行精细化的处理和数理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进行综合，某种程度上就是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是一项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工程，需要科学设计、正确推进。从总体上说，这一工程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路：一是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首先，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生产方式理论为基础，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即从制度的角度来整理和构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框架：通过对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来揭示一定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这一研究是本质层次的，它必然涉及并要求从本质上剖析一个社会的各种经济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体系，最终形成一个人类社会长期的、本质的整体制度分析的框架结构，以此作为一般制度分析范式的基础。其次，在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吸收新制度经济学一些相关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构建一个综合的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的科学框架。二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特征与具体形式，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及其客观规律，确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信息化、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观点。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特征与具体形式，揭示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及客观规律，确立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市场化、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观点。

具体说，进行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应抓住以下三个主要环节：

(一)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宏观根本制度的研究基础上展开对微观各项具体制度的研究，实现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综合。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属于宏观制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经济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试图解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不同社会形态之间过渡的客观必然及其各种主客观条件，并从现存社会制度内在的矛盾推演出未来理想的社会形态。它既体现人类尊重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又体现人类理性构建能力和对美好社会制度的追求”。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定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是社会的根本经济制度。新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制度，是微观的企业制度、产权制度等具体经济制度，这是社会根本经济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将这两方面内容结合起来，一是要在生产要素所有制、劳动制度、管理制度、分配制度与政治制度等根本制度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和国家制度等各种具体制度，即在分析社会形态内在结构的基础上分析人们的具体行为规则。二是要在分析各种法律、契约、政府和公司等正式制度的同时，研究各种意识形态、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等各种非正式制度。三是要在分析各种制度本身的基础上，分析各种制度的实施机制。这样，既可以从深层次上揭示制度的起源、本质和变迁的真实过程，又可以用更简洁、生动的语言和技术手段来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表现形式与运行方式，从而在本质经济学与表象经济学的统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

(二)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基本框架下运用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总体分析框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这是揭示制度起源、本质和真实演变过程的科学方法，显然这是一种整体方法论。“马克思的总体方法可以概括为总体性、社会性、制度性、历史性和阶级性五个基本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深刻地蕴涵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总体规定性、社会规定性、制度规定性、历史规定性和阶级规定性的理解”。同时，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还应采用个体方法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基于新古典经济学所采用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这是因为个体分析方法在细致描述和刻画制度形成和变迁特征方面，在运用数理模型来描述和分析具体的制度形成和制度变迁过程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个体方法论能容易地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从而使制度经济学能使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和描述方式，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总体过程进行更细致、更具体的描述，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更好地把握制度及其变迁的内在逻辑。因此，我们应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框架下运用个体主义方法论来补充与完善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

(三)在阐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的基本前提下详细分析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实现基本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综合。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社会的生产力的扩张能力即物质生产方式的繁盛与生产的社会形式及其生产关系的适应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应当而且必须将社会制度的变迁历史唯物主义地置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框架来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的变迁表面地置于“成本——收益”和“供给——需求”框架来分析，认为制度变迁主体对制度变迁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计较是制度变迁的动力。也认识到在人的动机背后决定人行为方式的客观力量。前者可称之为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后者可称之为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就是要揭示与阐明制度变迁两种动力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内在联系：当生产的物质发展要求生产的社会形式进行相应变革时，必定同时存在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制度变迁主体会通过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比较来努力实现该种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如果仅仅停留在制度变迁根本动力的分析上，我们将难以准确地理解和掌握制度形成的具体步骤、原因及制度变迁的具体方式和过程，更不能对制度形成和制度变迁进行数理模型描述和定量分析。只有在阐明制度变迁根本动力的基本前提下详细分析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并将这两种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全面揭示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

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的主要内容，既包括研究对象与分析方法的综合，也包括理论观点的科学综合。通过这些综合，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另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得到丰富、完善、发展与创新，形成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这一科学范式体系包括两大部分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硬核”部分，如，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及以生产方式理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框架，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及以此为核心的矛盾分析方法、整体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等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以及关于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基本主体和主要内容等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等。二是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保护层”部分。如，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综合分析方法：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框架内运用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在马克思历史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运用“成本——收益”的均衡分析方法；在马克思矛盾分析方法的前提下运用“谈判——合作”的博弈分析方法；在马克思逻辑分析方法的前提下运用“数理——模型”的数学分析方法。又如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新观点：制度变迁的动力是根本动力与具体动力综合作用的统一：制度变迁的范围是宏观制度变迁与微观制度变迁的统一；制度变迁过程是长期制度变革与短期制度调整的统一；制度变迁的主体是社会集团的集体力量与个人参与的统一，等等。

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是一种理论的创新和思想的深化，这种综合是经济学价值判断的综合和演变过程。它既是一种方法论的创新，理论研究内容与分析框架的拓展，又是一种关于制度经济学甚至整个经济学思想认识的深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框架和理论结构是科学的，它需要综合和补充的是不同制度经济学流派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新的研究成果，它需要的是自身理论框架的进一步拓展和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不同制度经济学流派的发展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营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种开放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符合科学发展的正常模式。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研究的基本结论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及西方经济学有重要区别。无论从世界观还是从方法论方面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迄今为止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应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地位与指导作用。同时，应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纳入科学范式的轨道，努力实现其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

经济结构的定义篇7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外围)、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外围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外围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著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注　释:

①这可以从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把他近来研究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学著作(2001年)取名为“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体现出来，1987年吉尔平将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著作命名为“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吉尔平的这两本著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种分类，即以意识形态来分类，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从这一角度来概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参见李滨、姚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与当代代表》，《欧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叙述霸权稳定论时主要依据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关内容。

④这一定义来自克拉斯纳，见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这些人物的有关著述详见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关于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这种进化主义及其特征的分析详见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著作是:现代世界体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论阐述主要依据下列考克斯的论著:“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13. S 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 byC MurphyandR Tooze，Boulder:Col ，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 39-40

经济结构的定义篇8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新常态的逻辑关系，概括地讲，就是形势与任务的因果关系。形势决定任务，只有认清了形势，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任务和措施。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党中央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而作出的科学判断和重要部署。

明确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党的十以来中央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即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但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经济发展阶段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国际环境来看，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大势没有变。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经济延续疲弱复苏态势，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比较大。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酝酿兴起，世界各国都在进行结构调整、体制改革和发展创新，一些发达经济体加快构建全球治理新秩序，制定全球经贸投资新规则，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从国内的情况来看，中国经济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背景下，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创新驱动等新的增长点。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客观状态，具有内在必然性。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中央提出了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战略任务，并强调，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实现这一战略任务，千头万绪，其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必然要求和关键举措。

相比于我国经济此前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市场供求关系由之前的总体上供不应求转变为供过于求。过去，我国生产能力滞后，经济发展曾长期处于总体上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阶段，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扩大投资、提高生产能力上，通过增加投资、扩大出口、刺激消费这“三驾马车”的驱动，有效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现在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发展，我国经济发展的许多领域已经出现了供过于求、产能过剩的现象;而且情况更为复杂：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地区发展差距的拉开和产业分工的细化，需求结构日益多元化、复杂化。与此同时，面对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复苏乏力的局面，各国都在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政策，在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情况下，这些调整的影响无疑也会传导到国内，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综合分析可见，这些矛盾和问题是极其复杂的，是总量问题与结构性问题交织、需求问题与供给问题并存、内部本身问题与外部输入问题同在。

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如果思维方式还停留在过去，试图一味靠扩大投资规模、搞强刺激政策来提高发展速度，作用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可能还会掩盖或加重一些问题。因此，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适时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可以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抓住了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牛鼻子”。

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是意味着实行需求紧缩或者放松需求管理？

党中央多次明确强调，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两句话是一个整体，不能割裂开来，更不能以后者否定前者。

在需求与供给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一方面，如前所述，我国经济发展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周期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但主要矛盾已转化成结构性问题;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中需求侧、供给侧都存在，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由此出发，当然要重点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主攻方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另一方面，在抓好供给侧的同时，不能忽视了需求侧。虽然当前我国经济不少领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但不能简单地认为我国市场需求已经完全饱和了。比如，有的产业和地区表面上看需求已经“饱和”，实际上是“假饱和”，其中不少供给是低端甚至无效供给，真正有效的供给并不充足;有的产业和地区需求不足但供给过剩，明明供给已经严重超过该行业和地区的需求，还在源源不断地生产;有的产业和地区需求旺盛但供给不足，从产业上看，那些生产科技含量高、质量高、附加值高的商品的产业，以及那些偏远落后的贫困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所以，需求侧的问题仍然存在，在重视供给侧的同时，不能忽视了需求侧，既不能再像以往那样搞强刺激，也不能非此即彼搞需求紧缩或忽视需求管理。正如强调的，“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

总之，供给和需求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互为条件，相互转化。在处理二者关系问题上，既要坚持两点论，两手都要抓;又要坚持重点论，根据经济领域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分清主次，着力解决好重点问题。

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搞新的“计划经济”吗？

有人担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搞新的“计划经济”。这当然是一种误解。自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们党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注意把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机结合起来，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坚持的重要原则之一，不能轻易改变。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根本目的是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更加注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矫正以前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配置扭曲，比如，企业竞争机制方面，那些长期处于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状态的“僵尸企业”，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而勉力维持，占用和浪费资源配置;流通体制方面，由于各行业、各地区设置的条条框框过多，导致运输效率低下，物流成本高企，推高了商品的价格，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是要搞新的“计划经济”，更不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特别注意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虽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 “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因为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本身具有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弊端，会导致“市场失灵”现象的出现，这就需要政府及时补位，进行合理的调控和干预，保障经济健康发展。因此，具体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上，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政府应该通过适度的宏观调控，解决好那些通过市场自身配置不能提供有效供给的问题。

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照搬西方供给学派的主张？

对于中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观点认为，这说明凯恩斯主义不行了，要靠供给学派和里根经济学解决问题。这种观点犯了舍本逐末、照搬主义的错误。

我们应该坚持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我们之前没有照搬照抄过凯恩斯主义的主张，现在也不会照搬照抄供给学派和里根经济学的主张。多次强调，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由我国的社会制度和客观国情决定的。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进行的，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注意防范和避免市场经济本身的弊端，这是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遵循和基本前提。脱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遵循和前提，盲目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必然会舍本逐末、迷失方向。事实上，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持续低迷、失业问题严重、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等问题，正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所揭示的那样，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上下功夫，把二者的优越性都发挥好，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经济结构的定义篇9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世纪3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世纪8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

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 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着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

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

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经济结构的定义篇10

中图分类号：D031(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9-0039-03

一、结构主义政治学

波朗查斯的结构主义政治学主要围绕着以下三个问题展开的。

(一)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

结构主义的本质和首要原则在于对整体性的强调，认为整体对于部分来说具有逻辑上的优先重要性，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统一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能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关系网络中，即把它与其它部分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所以，结构主义坚持只有通过存在于部分之间的关系才能适当地解释整体和部分，并以此为基础强调深层结构。具体到社会生活而言，结构主义明确指出，社会生活是由经济、技术、政治、法律、伦理、宗教等各方面因素构成的一个有意义的复杂整体，其中某一因素除非与其它因素联系起来考虑，否则便不能得到理解。

波朗查斯对于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关系的探讨是其结构主义政治学的逻辑起点。波朗查斯指出，根据结构主义。生产方式所指的并非一般列为经济方面的严格意义上的生产关系，而是指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理论等属于这种方式的环节和实践的特殊结合。这些环节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直线性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这样的关系，即在其中居统治地位的经济环节对其他环节起着控制作用，使这些环节各得其所和各尽其职。至于如何理解经济环节最后的统治作用，波朗查斯进一步论述道，“整个结构归根到底决定于经济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经济在这个结构中总是起着统治作用。由占统治地位的结构构成的统一体意味着每种生产方式都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方面或环节；但事实上经济之所以起着决定性作用，是因为经济让每一个环节起统治作用，而由经济掌握着起决定作用的环节的转换，这种转换是由于各个环节分散活动的结果”。

波朗查斯同时指出，生产方式构成一个抽象形式的事物，严格而言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实际存在的唯一事物是由历史决定的社会形态。一种社会形态是在一定历史时期所存在的一个复杂的社会整体。这个社会整体由若干“纯粹”生产方式结合而成。其中有一种生产方式居于统治地位。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

波朗查斯以结构主义方法分析了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后指出，他对于政治方面的研究着重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其所依据的理论就是结构主义的共时性原则。结构主义认为共时性是同时要素间的关系，是整体性的必然延伸。

根据共时性原则，波朗查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对不同但又统一的各个环节(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间关系的一般形式提出解释。但是只有把政治方面的部门理论用来研究一个特定生产方式课题。才能得出更加丰富的结论。“因此，政治科学课题的概念的形成，从最贫乏的理论推断提高到最丰富的理论推断。首先要求严格限定把政治作为一种特定生产方式中的一个方面、部门和环节”。

波朗查斯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指出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联结的特征是一种“混合关系”或“有机的”、“自然的”、“同时的”关系，其实际占有关系的特征是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统一。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里，则是经济和政治这两个环节特有的相对独立自主性，这不仅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过程以一种相对独立自主的方式进行，而不需要“超经济因素”的干预，而且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所发挥的作用具有自主性。

总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是经济和政治环节的各自独立性：这种独立自主性是明确区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些环节间的关系同其他生产方式保有的关系之间的基础”。这种政治与经济环节所具有的各自的自主性使得有可能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方面提出一个部门理论，例如提出有关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

(三)政治实践与国家政权

波朗查斯指出，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里，政治与政治活动问题是与历史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政治领域就不是一种特殊的结构和专门的实践，而是包括属于一种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实践的每一个方面的动态或历时的面貌。这样。对马克思主义就会作出以下理解：其一是把政治活动与历史相等同：其二是把属于一种社会形态的各种结构和实践的不同方面过分政治化；其三是否定政治本身的特殊性，不加区别地将政治列入其它各种因素之中，由此打破了一种社会形态中各种因素之间关系的平衡。基于上述原因。“使得政治和政治实践结构的理论研究琐碎化，从而导致意识形态上一成不变的唯意志论或经济主义。并产生形形的修正主义、改良主义和自发论，等等”。

二、关于国家职能的基本观点

经济结构的定义篇11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4-00-01

一、引言

“新常态”重在强调效率高、成本低、可持续。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由高速转中速；在机构调整上，不断优化升级；在动力要素上，由单靠要素和投资转变为主要依靠创新驱动。近年来，义乌市金融机构资金实力不断壮大，经营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良好的金融生态和发展前景，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来义乌设立分支机构，拓展金融市场，开办金融业务。全市已有银行业金融机构23家，证券机构9家，保险机构38家，期货公司5家。准金融机构有融资性担保公司7家，小额贷款公司7家，典当行10家，金融仓储公司1家，本外币兑换公司1家，股权投资基金公司2家，以及投资管理类企业200多家，义乌正逐步成为一个由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保险市场和期货市场组成的区域性金融市场。目前，义乌已初步构建了全国性、区域性、地方性金融协同发展的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而义乌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建设对浙中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助推作用。因此，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如何将义乌打造成浙中地区的金融中心成为一个值得讨论和研究的命题。

二、义乌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现实意义

（一）为国际贸易改革试点提供金融支持。义乌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可进一步推进义乌经济和产业结构升级，为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提供金融保障。金融中心的建成将更加优化义乌市场的竞争机制，加快淘汰落后产业，促进技术、资源等要素的创新，推进义乌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义乌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将吸引不同层次、不同形态的金融机构。而这些金融活动所带来的资本流入，可以更加有效的盘活义乌的金融市场，为国际贸易改革试点和义乌经济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二）有效促进与国际市场的融合。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建成可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义乌的国际化进程，有效促进义乌市场与国际市场并轨。在盘活区域金融市场的同时，随着金融中心各项事务的增加，必将带来大量的有关国际市场的金融、贸易和行业信息，加强义乌与世界的联系，为区域经济发展搭建国际舞台，有效促进义乌与国际市场的融合，也更进一步加快义乌对金融人才及信息的吸收和融合。

（三）解决辐射范围内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金融中心通过对资金和信息的优化配置，为当地及周边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通过外来资金和信息的流入，金融体系将对企业发展提供资金，突破资金瓶颈。同时，新引入的金融机构为了抢占市场，势必会推出各种金融业务，将为企业提供更加多样的投融资渠道，促进本地区的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和投融资渠道的多样化，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企业的融资问题，更好的推动义乌经济的转型升级。

（四）提升义乌经济的示范作用。随着金融中心的不断做大做强，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义乌经济的整体提升，更好的规范义乌模式，提升其示范作用。中心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将促进义乌与周边地区的合作交流，加强资源共享，实现合作共赢，从而提升义乌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义乌经济的发展壮大，特别是伴随着市场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已基本形成了“小商品大贸易、小商品大制造、小商品大经济、小商品大带动”的市场效应，义乌模式在其他区域的运用也将取得一定的成效，更好的发挥其示范作用。

三、义乌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路径探索

（一）提高金融创新能力。提高金融创新能力，首先要推进组织创新，促进监管模式的深层次变化。同时也要加快人力资源管理创新，加强现有金融人才的培训，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加入进来。实施技术创新，整合各个金融服务部门，建立起统一的金融信息服务平台，通过平台实现信息的共享和深层次的合作，提高信息资源的使用效率。突出金融产品的创新，在产品创新中寻找突破口，根据市场需求为消费者量身定做满足其需求的金融产品。

（二）完善金融结构，拓宽融资渠道。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建成会对义乌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这将为义乌有效的吸引外部资金提供强大动力。政府在规划发展线路时，应该抓住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这个契机，不断完善现有金融机构，加大金融的创新力度，加大金融中心的宣传推广。充分拓宽融资渠道，可通过加大担保力度扩大间接融资的渠道，也可采用商品及贸易融资方式，以流动资产作抵押，将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相结合。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引入口碑良好的金融机构进驻义乌，激发资本活力，合理盘活资本流向。

（三）提高直接融资水平，推动相关行业发展。积极鼓励保险、证券、咨询和财务公司等金融相关企业的发展，推动金融相关行业的转型和升级。在当前经济发展态势下，证券等金融行业应运而生，将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这些行业的发展将极大地拓宽企业和个人的投融资渠道，促进资本流动，提高资本运行的效果。这些相关行业的发展是义乌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和完善义乌金融结构，提高义乌经济运行水平的重要举措。

（四）加快贸易转型，建立贸易人民币结算中心。加快推进贸易转型，加快外贸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贸易的转型是国际贸易改革试点的中心议题，也是打造义乌区域金融中心的重要基础。积极推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建立贸易人民币结算中心，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金融创新，不断创新结算产品，拓宽贸易融资渠道，提高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真正意义上促进义乌企业的转型升级。

四、总结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义乌通过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将发挥金融行业在义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强大推动力，不断实现金融创新。金融中心的建设，将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发挥区域经济的示范带动作用，最终实现义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所以推进和加快义乌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在新常态背景下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会为义乌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义乌市国民经济发展统计公报2001-2010》.

经济结构的定义篇12

【中图分类号】 F【文献标识码】 A【文章标号】

所有制结构是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核心问题。所有制结构的性质，决定着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所有制结构的构成，决定着所有制结构是否能够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以这两方面为根本标准来建立既符合社会主义性质又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所有制经济结构。

一 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之间辩证关系

（1）矛盾的对立性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下并不能否定资本的逐利性，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仍然是以盈利最大化为根本目的，以雇佣剥削和占有剩余劳动为主要手段，社会主义制度并不能掩饰私有经济的剥削性。私有经济的剥削性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特别是由社会生产力和价值的技术构成所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价值的技术构成含量还比较低，这就决定了私有经济的剥削性相对较高。另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私有资本在利用劳动力与更高的技术上当然会选择成本更低的方式，一定条件下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价值的增长，而这在根本上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并且非公有制经济的思想理念、价值追求和政治选择，与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本质存在着根本矛盾。

（2）矛盾的统一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私有制经济的公平竞争来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私有制经济存在本身会对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社会主义要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保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就必须在竞争中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如果不能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得以成长和壮大，就很难保证它能担负起在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竞争中取胜的重任。“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环境是趋于平等的，在趋向平等的竞争环境中，公有制企业得到相应的锻炼与提高，这是私有制经济发展与公有制为主体矛盾的统一性。” 最终的社会效果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得到更快的发展与提高。公有制经济本身的发展壮大也离不开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发展，以及由此壮大的主体多元化的竞争者队伍，就很难有公有制经济效率的提高。“搞好公有制经济，不断增强其活力，使其表现出比其他所有制经济更高的竞争力，进一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根本标志。”

（3）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兼容并蓄、和谐发展

1.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其实质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所有制问题始终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和深层次问题，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到国有企业的改革，改革发展的每一步都围绕着所有制问题，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所有制的改革是围绕着对所有制结构的改革进行的，这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实践的发展要求我们从理论上解决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多种经济成分的关系，以更好的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本质在经济制度上的体现，就是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所有制经济都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构成内容。“从这一标准来坚持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一方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又应该把非公有制经济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外纳入到制度之内。” 从经济运行角度来看，所有制结构优化的关键，在于它是否适应社会生产力结构及其发展要求，是否有利于资源配置整体效率的提高。只有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真正做到和谐共处平等竞争、互相推动、共同发展，才能出现所有制结构整体优化的局面。

2.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特别是在初级阶段，社会经济中的所有制成为不可能是单一的和纯粹的。在当前我们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的性质。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使它们与公有制经济一起共同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发展本身的客观要求，所以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都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构成内容。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与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相统一的一个前提，就是要使公有制经济在与其他所有制经济的比较中具有量的优势。我们进行所有制结构改革，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并不能得出各种非公有制经济一定是发展的越多越好的结论，而是要在确保公有制经济在量上占优势的前提下来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当然，这种量的优势不一定是绝对量的优势，也可以是相对量的优势。必须保持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这就要求在改革过程中，必须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把国有经济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并在这些行业和领域中占据支配地位。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增强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就能得到更好的体现，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也能得到有效的保证。改革的实践证明，搞不好国有企业，不能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的。

二 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公有制经济取代私有制经济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国家所有制，正是来之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他们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有一点是不会变的，即它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他们指出，这一点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它作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生产力的性质及其发展所提出的客观要求，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趋势。

“社会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在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他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得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 随着历史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造成的、他自己不能在驾驭的大量生产力，正在等待着未有计划的合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去占有，以便保证，并且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保证社会全体成员享有生存和自由发展其才能的资料。’挡在私有制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他的进一步发展要求不能通过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调整来得到满足的时候，及私有制经济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时候，那么一种新的经济关系取代私有制经济关系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因为所有制是深层次的生产关系，而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必然从表层的经济关系，逐步进入到深层次的生产关系。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变化，也就必然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回避的现实。” 生产力的发展也决定了私有制经济关系被公有制经济关系取代的客观性，私有制经济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但他只是一个阶段，不是永恒的。人类社会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即向公有制经济关系发展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所在。

(2)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1.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顶点时要发生变革的而变革的方向就是私有制的解体和公有制的确立进程。”日益增长的生产力，要求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改革这种压力日益增长，迫使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其内部可能的限度内，把所有制结构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视为最基本的原则，这时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就会逐步让位于以现代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

2. 私有制的发展过程就是从个体私有制到集团私有制最后发展到国家私有制的一个演进历程，而国家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形式的高级形式。这种变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其允许的范围内所进行的自我扬弃的过程和表现形式，其中就体现这私有制逐步解体向公有制转化的态势，这是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3.“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有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有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做准备的阶段。”“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无法摆脱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将到达顶点”。 因此私有制的解体和公有制的建立是现代经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3）坚持和壮大公有制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国情的选择

我国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实现了人民对生产资料的公平占有，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绝对优势从制度上保证了劳动者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使劳动者不仅能得到他该得的劳动报酬，而且还有权与资本和其它生产要素一起平等地参与利润的分配，共享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发展的成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必然产生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当私有制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私营企业主必然会产生政治上的诉求。非公有制经济在政治势力的逐步壮大，必会影响党和同家在政治路线制定、法律制定、意识形态领域的导向性，使它们偏离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礼会主义政治方向，这是不能不引起高度警觉的。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要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与国外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教训都充分证明，放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经济的顺利发展。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科学论断是对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社会主义道路的再次肯定。我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其中公有制体现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而国有企业则是公有制的主要成分。因此，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就应该是在巩固和大力发展公有制，而让公有制经济要退出竞争性市场领域，以此来消弱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地位和作用的道路则是历史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三、对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建议

（1）关于公有制经济的经营范围问题。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对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作出合理安排。为此，在计划上不仅要对生产、建设、流通、分配等经济作出安排，而且要对各种经济成分在这些领域内的作用和地位作出安排。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要密切注意各种经济成分发展的动向，监督检查计划执行情况，防止出现偏离党的政策的倾向。落实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立“强大的公有制经济”的要求，原则上国家必须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国有大中型企业必须牢固地占领而不能从一些关键部门退出；公有制经济包括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必须控制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以保证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达到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目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对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供给、重要资源的开发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国有经济需要继续保持绝对的控制力。在中国现实的国情条件下，国有竞争性大企业的存在与发展有着充分的必要性。

（2）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推进国企产权改革。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最重要经济形式，有必要进行国有经济产权改革，通过把国有经济的各项权能分别界定给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这些资产的各个经济主体，明确他们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过程中的责权利关系，并通过产权交易把国有资产集中到最有效的企业和经营者手中，从总体上提高国有经济的经营效率。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必须是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经理负责制的经营模式，强化监督管理，国家要着手控制国有经济，进而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力，改革国有企业的分配政策，国有经济的绝对利润要归国家所有，调整国民收入结构，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3) 加强监督，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党的十六大确认了通过组建相对独立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来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其主要内容是：第一，通过设立(相对)独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解决政府一般经济社会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监管职能分离的问题。第二，通过归并政府机构管理国有资产的职能，解决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职能政出多门，权利、责任界限不清问题。第三，通过设立中央、省、（市、自治区）、市（地）三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解决不同层次国有资产代表不同利益主体的问题。强化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使国有资产高效有序的投入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去。

（4）以提高国有资本的质量为出发点，通过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促使国有资本向高效益领域转移，更为有力地搞活国有中小型企业。国有中小企业改革成本低，社会震荡小，这就为中小企业采取公司制改组、股份合作制、承包、兼并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创造了条件。这样做既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资本来源，由单一的国有资本改为投资主体多元化，并为调整国有股权比例提供有利条件，又理顺了中小企业的产权关系，调动了企业管理者和职工个人关心企业长远发展的积极性，同时也能促使国有产权单位关心国有资本的运营效率；从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入手，以优势企业为生长点，以产业重组为核心，通过收购兼并，带动国有资产的改组，有针对性地抓好国有大型企业。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强调指出：“一是公有制占主体，一是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同，首先体现在所有制上，所有制的性质直接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和国家政权的性质。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使之牢牢占据主体地位，非公有制经济必须处于非主体地位。只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才能影响其它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才能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性质。

参考文献

[1]《私有制经济发展与公有制为主体:矛盾的对立和统一》 江三良

[2]《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 张雷声、顾钰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6月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二、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所有制结构的宏观调控的立论基础和方向》 马丽娜《《资本论》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5]《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 》沈越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5版

[6]《高级政治经济学》 蒋学模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版

[7]《资本论》选读陈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

作者简介:

梁永峰（1987-），山西阳泉人，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