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原理论文篇1

1.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教学现状调查报告

为进一步了解并反映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教学现状，提高我校英美文学教学质量和英语专业学生学习英美文学的兴趣，特对本校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2007届大三学生（第一学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总人数为40人，发放问卷40份，收回有效问卷40份。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首先对学生是否喜爱英美文学这门课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接受调查的学生中有30%不喜欢这门课，70%则比较喜欢。不喜欢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教材枯燥乏味、教学内容缺乏系统性、课堂气氛较沉闷。其次对学习英美文学的意义进行了调查。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对文学课的目标有着明确的说明，即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认为自己比较清楚学习英美文学的意义，但也有30%学生认为不清楚。对该门课学习难度大小的调查表明仅有10%学生认为学习难度不大，剩余大部分学生认为难度较大，并指出学后收获甚少。最后学生自答部分显示英美文学学习的最大难题是：学习内容多、内容整体缺乏系统性、主题分散、记忆困难；其次，教材枯燥乏味、课堂气氛较沉闷也是造成教学效果不够理想的原因。

调查结果提醒教师，如果学生体验不到英美文学学习带来的乐趣或体验得不够必将削减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必须尽快找到合理而有效的对策。近些年国内学者在英美文学教学改革上做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2.国内英美文学教学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从五大视角对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现状或改革进行研究，分别为文学批评、教学法、实证研究、跨文化、计算机辅助教学视角。

文学批评理论与英美文学教学。闫玉敏提倡在文学课上将传统的批评方法、形式主义批评方法、心理学批评方法、神话与原型的批评方法等介绍给学生，让学生学会如何去阅读作品[1]32-36。然而，文章只是将文学批评方法作为文学课的教学内容而不是一种教学理念来提倡。随后出现了一些将文学批评理论作为课堂教学指导理念的文章，如有把读者反应理论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结合起来以增强学生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动沟通的，也有从女权主义角度指导英美文学教学以建立一个师生平等、互帮互学的教学模式的。然而这些研究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文学课授课内容庞杂、学生记忆困难的问题。

教学法与英美文学教学。“抛锚”式教学是建构主义教学的一部分，张冰将这一教学模式应用到英美文学教学过程，认为通过教师的“抛锚”，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消化作品，并在作品的情景中把握作者的意图，有利于教师和学生更好得完成教学和学习任务[2]167。吕洪灵则注意到独白式教学方式在英美文学课堂中的重要性，提醒教师在强调学生“动”的同时也要看到“静”的重要性，着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不要一味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表现积极，也要给学生静下心来思考的时间[3]60-62。

英美文学教学实证研究。2002年，在南京师范大学程爱民等学者的带领下，该课题组对我国高校英美文学教学现状进行了调查报告，分析总结了我国高校英美文学教学的现状以及在认识观念、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师资培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4]14-18。但是该调查报告尚只发现问题，并未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法或策略。次年，鲁吉进一步佐证了我国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类课程教学现状不容乐观的状况并得出五点看法，即英语专业学生中真正喜欢英美文学的为数不多、学生对学习英美文学的意义与作用认识不够清楚、学生感到这门课难学、学校对这门课的忽视和教师的教学手段太过单一[5]10-13。

计算机辅助教学与英美文学教学。刘仪华总结了英美文学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四点优势：高效省时，有利于文学能力的培养；丰富的教学活动和乐于互助；逼真理想的语言环境；新增的语言“实用技能”[6]148-149。张显平指出文学语料库的构建与利用是改进英美文学教学的有效途径之一，并提出构建文学语料库应注意文学性、对象性和反馈性三个基本原则[7]132-135。然而，在我国语料库应用于英美文学教学尚处于初步研究阶段，以文学语言基本素材的专业语料库在文学教学中的意义与价值还需要广大外语教学工作者去判别和验证。

跨文化交流与英美文学教学。曾洪伟提出应该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引入比较文学的理念和方法，打破“自闭症”走向开放，跳出英美文化的圈子，从第三者的立场考辨英美文化与其他民族和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8]87-89。

综上所述，英美文学教学发展趋势即是逐渐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不断朝跨文化、实证研究、与多媒体相结合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强调教学内容输入的多样性与系统性，也不断注重提高教学输出质量与学生的接收能力。本文针对调查报告突显的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阐述、归纳弗莱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及其主要特征，论证该理论对英美文学教学的指导与应用价值。

3.弗莱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概述

诺思罗普·弗莱是加拿大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思想家，也是全球最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之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著作《批评的解剖》的问世标志着神话原型批评作为重要的西方现代批评流派之一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弗莱认为文学是远古神话在现代文明社会的延续和发展，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对某个神话故事按不同的形式和模式进行描述，为了更好的理解文学作品，必须从理解神话入手。

“原型”是弗莱神话批评理论的核心概念。原型可以指在历史、文学、宗教或民间故事中反复出现的具有继承能力的象征、意象、母题或主题模式；记叙神祗故事的神话模式是文学作品中最普遍的模式类型。原型是普遍的象征，它们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并且反复出现，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然而 在特定的文学作品中，原型并不容易被识别出来，因为文学作品是“移位的神话”。原始神话和宗教仪式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按照各种模式移位到各具性格的神祗形象上。对弗莱而言，文学作品之间互相连贯的源泉是“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却反复出现、经过不同程度‘移位’的特定原型[9]36。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原型反复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因此对原型的每次不同 “移位”是由作者所处的历史时期、作者本身的写作天赋和个性所决定的。弗莱建议从两个不同的层次看待文学文本：叙事结构的直接表现形式，即表层结构和间接表现形式（原型），即深层结构[10]163。表层结构可以复杂多变，但原型代表的深层结构却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文学中的原型人物数量也应该是固定、可数的。在文学创作中，人们利用数量相对固定的原型进行创作。

4.弗莱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对英美文学教学的指导作用

通过梳理、概括弗莱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笔者发现其有三大显著特征，而这三大特征恰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英美文学课堂上出现的主要问题。

趣味性。调查还显示92.5%的学生希望教师通过讲故事的形式进行英美文学教学，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听课兴趣，也更方便学生记忆和理解。弗莱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强调神话对理解文学作品的重要性，认为文学就是移位的神话。将英美文学与欧美神话、圣经故事、民间传说等联系起来进行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学习兴趣、全面了解西方文化习俗。

互文性。弗莱认为原型是文学本身的再现，是传统文本与文本之间一种特定的再生现象。互文性从时间顺序即纵向联系的角度反映出文本与文本之间存在的某种程度的联系。由于文学作品反映人类生活和经验，一些人类共同关注的主题如爱情、生命、追寻等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会有所体现，作者不可能凭空创造出全新的文字或文学，历史文本对现代文本具有借鉴作用，现代文本总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借用或改写历史文本，文本与文本之间交织成密集的网，没有孤立存在的文本存在。基于以上观点和调查数据显示的继以讲故事的方式之后将近55%的学生希望教师在课上采用对比和串联的方式进行英美文学教学，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可有意从某一主题出发，寻找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不同文本让学生进行发散性学习，对比同一主题下不同时代或相同时代不同作家创作手法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甚至对比同一作家相同主题下不同作品的特点，而不是孤立地学习某一个作家的某一部作品。根据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的互文性特征进行教学不仅可以使学生对某一特定主题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在对比学习中领悟不同作家的创作风格，还有利于学生加强记忆。

系统性。弗莱理论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仅仅用一个原型单位就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原型纵横连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让人不仅从纵向角度看到同一文明下不同文本间存在的互文性，还从不同文明、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作品间找到相似与相异之处，即横向联系。例如，关于人类诞生的神话或传说，对比中国、印度、英美等国我们既可以找到不同点也可以找到相似点。教师在英美文学课堂上有意识地将英美文化与其他异质文化联系起来进行对比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避免英语专业学生把目光局限在英美文学上而忽视本国或其他国家的优秀作品。

5．结论

本文首先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英美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学生学习该课程的实际需求；其次综述、评价国内围绕英美文学教学现状或改革进行过的研究；进而阐述、归纳弗莱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及其三大特征；最后结合英美文学教学实践进行论述，以求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英美文学课堂不活跃、学习内容杂而乱、学生记忆不牢等问题，提倡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多采用讲故事、对比、串联的方式系统地进行英美文学教学。

6. 参考文献：

[1]闫玉敏. 文学批评方法与文学课教学[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1997（2）：32-36.

[2]张冰.抛锚式教学模式在英美文学选读中的应用[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3）：167-168.

[3]吕洪灵. 独白与交往，何去何从？——浅论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8)：60-62.

[4]程爱民等.关于我国高校英美文学教学现状的调查报告[J].外语研究, 2002(1)：14-18.

[5]鲁吉.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类课程教学现状调查[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4)：10-13.

[6]刘仪华. 英美文学课的困境与多媒体辅助教学[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00（4）：147-149.

[7]张显平. 构建语料库促进英美文学教学改革[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5)：132-135.

美学原理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 H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7-285-1

中国悠远的历史本身就蕴藏着深厚的美学基础。许多翻译标准的讨论也都涉及到对翻译美学的探索，如严复的“三难”准确概括了翻译的审美标准和价值观；马建忠的善译等译理也是在信言与美言的讨论范围之列；傅雷的重神似而不重形似更是对严复“信达雅”美学造诣上的补充。可见中国传统译论同哲学与美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美学思想成为翻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学翻译中所蕴含的美学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翻译美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更成为翻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一、我国翻译美学理论的发展

翻译美学借鉴现代美学的基本理论和结构框架来阐释翻译的机制和功能，体现出翻译学跨学科发展的要求。傅仲选的《实用翻译美学》，是我国第一部翻译美学专著。翻译中的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审美活动、翻译美的标准和美的再现等问题得到了具体的研究。刘宓庆在《翻译美学导论》中进一步明晰了翻译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翻译美学以翻译审美客体(原文和译文)、翻译审美主体(读者和译者)、翻译审美意识系统、审美标准及其审美再现手段为研究对象，以“本位观照，外位参照”为研究原则，立足自己的文化土壤，充分挖掘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思想，研究其对翻译的启示，同时，以针对性和相关性为指引，借鉴和吸收西方美学中的有关理论，丰富中国翻译美学的理论内涵。这种论述是翻译与美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成功探索。其中对翻译审美意识系统的探讨等方面都采用了现代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有着浓厚的美学学科特征。他的研究标志着中国当代翻译美学理论研究框架初具规模。

系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和毛荣贵的《翻译美学》等著作对翻译美学理论又做了进一步的探究，推动了翻译美学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完善。

二、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美学

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归于过于应用，而翻译美学最大的应用莫过于在文学翻译方面的应用。虽各位学者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对实践却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奚永吉和他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一书，他认为文学翻译研究“必赖之于比较，求之于美学。”，而不同国家、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使得其美不仅仅体现在文字的“表层结构和形态”之中，而更多的集中于作品的文化内涵上。所以他提出采用宏观比较与微观比较相统一的方法，对翻译美学比较范畴和途径进行分析，如对东西方译者译品、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译品、不同地域或同一地域译品、同一译者不同时期之译品、同一原著不同译者多种译品等比较，以期待在译介过程中能够彼此融合互通，达到翻译美文的目的。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观关注的是不同文化内涵中美学方式的不同表达。而许渊冲的“三美论”则是文学翻译中诗歌领域的美学探究。 “译诗要像原诗一样能感动读者，就达到了意美的要像原诗一样有悦耳的韵律就是音美；还要尽可能保持原诗的形式，就是形美”（《翻译的艺术》）在“三美”之中，许渊冲认为最重要的是求意美，次求音美，再求形美。也就是说，要在传达原文意美和音美的前提下尽可能传达原文的形美。并力求三者统一，只有三者兼备，才是好的译文。

如此看来，美学要素在文学作品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将美学分析运用到文学翻译中，用翻译美学理论以及跨学科多元文化来指导文学翻译是不可逆的发展趋势。

三、美学分析运用到文学翻译当中

翻译的起点是原文，翻译的终点是译文。译者要做的就是把原文中的美学要素转移到译文中去，不论是语言的形式，还是语言的内容。该内容不仅包括语音、语义、语言所反映的现实，还包括语言中所隐含的情态、韵味、意境等。而在文学翻译中英语作为西方语言的一种，必然反映西方美学的一些特点，所以强调理性、抽象思维、逻辑推理和空间结构，其形式美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一些修辞手法上，如对照的均衡美，比喻的形象美、简洁美，排比的气势美，诗歌的韵律美等等。中文的修辞手法反映的形式美，如对偶、排比等，比英文更明显突出;更重要的，中国古典美学还讲究中和、气韵、意境、美丑、情志、形象、形神、文质、虚实、真幻、文气、情景、动静、比兴等强调文字内在精神的美学要素。而这写美学要素极大的体现在文学翻译当中，如此对原文和译文进行美学分析，就是要保证原文的美学要素通过翻译尽最大可能转移到译文中去，以使翻译的艺术不断发展。如此，体现出美学理论对文学翻译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结论

我国翻译与美学的结合有悠久的传统，美学理论对翻译及文学翻译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从美学角度不仅有利于了解翻译理论的形成，也有利于文学翻译批评。文学作品是译者解读原作的美并将其转移到译文中的过程，同时也提醒我们在翻译实践中要得到成功的译本不可忽视翻译理论的重大指导作用。而运用于文学翻译中的美学理论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傅仲选.实用翻译美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

[2]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北京：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

[3]奚永吉.文学翻译比较美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4]毛荣贵.翻译美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5]方梦之.译学辞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6]黄龙.翻译的美学观[J].外语研究，1988.

[7]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美学原理论文篇3

【基金项目】2015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辜鸿铭英译《论语》之翻译美学研究，项目编号：2015-QN-466。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10-0015-01

《论语》作为“四书”之一，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推崇。作为记录孔子及其第一言语形式的文学典籍，其语言精简凝练却寓意深刻，同时运用了多种多样的写作修辞手法等具有极高的文学性和强烈的艺术魅力。而当前中国与世界关系不断密切，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论语》也成为现阶段文学翻译工作者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本文将在此背景下，结合翻译美学理论简要谈谈《论语》的翻译美学。

一、翻译美学理论介绍

翻译美学是将美学学科与现代语言学科进行完美结合后形成的产物，在这一理念的引导下能够有效解决当前在文学翻译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美学问题，同时进一步表现出文学作品自身蕴含的美感，强化作者的审美体验。因此该理论已经推出便迅速广泛运用在文学翻译当中，并取得了良好的翻译成效。翻译美学不仅有效帮助译者熟练掌握再现翻译中的审美的方式方法，与此同时也能够有效提升译者在翻译工作当中的语际转换能力和审美鉴别能力，进而全方位提升译者的翻译能力。翻译美学当中将审美进行再现，其实指的就是将全部理论层面上的审美活动落实到具体翻译当中，这也是翻译追求的最高境界[1]。具体来说，翻译美学按照美的层次呈现出逐步递进的关系，在第一层当中翻译美学主要再现的是形式美，即确保语音、语义和文字精准无误的基础上增加其审美性；在第二层当中翻译美学主要再现的是整体美，即确保语境、意向、作品风格等与原著完全相符的基础上适当增强其审美性；而在第三层当中翻译美学主要再现的是技术美，也就是将作品的写作手法与写作技巧等翻译出美感；而第四层再现的是社会文化美，即真实还原与作家、作品息息相关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前提下需要适当增强其审美性。

二、《论语》翻译美学

（一）能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模仿原语语篇

《论语》语言精简凝练却富含深远的意义，同时包含众多修辞方式、表达方式等等，与此同时几乎在每一章当中都会使用叠词，起到一定的押韵作用。使其读起来朗朗上口，极富韵律感，因此在翻译美学理论的指导下，翻译人员需要充分运用各种翻译技巧以便能够在语音方面达到良好的审美效果。以处理叠词为例，譬如论语当中孔子有云：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在许渊冲的译本当中将其翻译成“An intelligentleman， said the Master is carefree while an uncultured man is careworn[2].”原文中的“荡荡”与“戚戚”具有强烈的音韵美，使得该句话也成为《论语》当中的名言。这句话的本意为孔子认为君子为人光明磊落心胸坦荡，而小人则处处表现的斤斤计较容易患得患失。在译本当中，许渊冲选择沿用原语语篇，选择使用carefree和careworn两个分别表示“逍遥”和“忧心忡忡”的词汇用以表明君子与小人在道德素质方面形成的鲜明对比，同时两个词汇均以care作为词头，无论是在语义还是在音韵方面均与原始文本表现出相等的审美效果。另外，译者还需要对《论语》进行能动理解，在充分考虑中西方两种语言及文化存在的差异之后，尽可能选用与原语语篇相贴合的词语、句式等进行翻译，从而确保能够忠实原作，因此译者自身的理解能力对译文质量有着明显的影响作用。比如说众所周知在《论语》当中以“仁”为核心，不仅其出现次数最多，而且“仁”字具有非常深刻广泛的语义，在英文当中几乎找不到能够与之完全相对的词。在里雅各的翻译当中，使用benevolence一词对“仁”进行高度概括，而在具体的译文当中，里雅各分别使用perfect virtue、virtuous manners等词翻译“仁”，用以表达出仁当中包含的内在精神价值与审美追求，而这也是在众多《论语》英译本当中对“仁”本身含义最为贴近的翻译。

（二）结合实际翻译情况适当调整原语语篇

鉴于中西方之间确实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论语》完全使用我国古代文言文的语言表达习惯，因此其中有许多篇章无法通过模仿原语语篇的方式传达出其内在的深层含义与审美价值。因此在翻译美学的指导下，译者需要适当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原语语篇进行适当调整，在不改变原有语篇语义、意境、意向等内容的前提下完成审美再现。比如说在《论语》当中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赞叹他的弟子颜回，每天只有一竹笼饭一瓢冷水，生活在贫民区中的一件破房子当中，但却能够安于清贫、淡然处之，即使清贫也已经保持顶天立地的气概。在原文的首尾处重复出现“贤哉，回也！”用以生动形象地表达出孔子对颜回强烈的情感，在韦利的译本当中将其翻译成“The Master said，Incomparable indeed was Hui！ A handful of rice to eat， a gourdful of water to drink， living in a mean street-others would have found it unendurably depressing， but to Hui’s cheerfulness it made no difference at all. Incomparable indeed was Hui！[3]”在保留原文中强烈语气的同时，将“一箪食、一瓢饮”翻译成“A handful of rice to eat， a gourdful of water to drink”，更加生动形象地向读者展现了颜回艰苦的生活条件，进一步彰显其高尚的人格，大大强化了译文的审美效果。而在翻译“小人”一词时，相比于里雅各的the mean man翻译，韦利则使用了the small man进行翻译。前者mean一词虽然能够传递出刻薄、小气之一，但是多局限与性格层面，而small则具体指的是morally mean其中更多凸显的是精神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小气，因此更加能够将《论语》当中原本的审美信息传递出来，因此也韦利对小人的翻译也成为众多《论语》英译本中的经典与传神之作，但其由于受制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因此也存在一定的误译情况，本文则在此不做详细叙述。

总而言之，《论语》作为我国的文学瑰宝，其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具有极高的地位。考虑到中国西方之间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和语言习惯，因此为了能够将《论语》当中的精髓内容准确无误传达给读者，翻译人员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坚持以翻译美学为指导原则，根据具体文本内容选择保留、模仿原语语篇，或是借助其他辅助方式对其进行适当调整，在确保语义、语境等基本内容准确无误的基础之上适当增加《论语》当中的审美信息，以便读者能够更好地感悟和理解《论语》同时有效加强自身的审美体验。

参考文献：

[1]李杰.接受翻译美学视角下《论语》两个英译本对比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16.

[2]叶桦，赵静怡. 典籍文本中美学层面的损失与补偿――兼评《论语》英译的补偿技巧[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5，06：84-89.

美学原理论文篇4

许渊冲先生是蜚声中外的学者和翻译家，他学富五车，译著等身，自称“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唯一人”。许渊冲不仅译作很多，还提出了许多翻译新理念，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翻译学说。许渊冲翻译理论中引起强烈反响的就是他的“优势竞赛论”。但一经提出，引发的争论就此起彼伏，至今还在争论着。何以“优势竞赛论”几十年还让中国翻译界争论不休呢？本人也来解析一下“优势竞赛论”。

一、关于“优势竞赛论 ”的论争

许渊冲的“优势竞赛论”提出后，一石激起千成浪，翻译界反响强烈，争论不休，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最早响应的是翁显良，他1982年在《翻译通讯》中说：“英译汉应该因汉语之宜，或分或合，或伸或缩，灵活处理，充分发挥我们在运用本族语方面所固有的优势；这样才有可能做到译文与原文二者艺术效果大致相同，这样才是忠实与原作，......原著的艺术越高，越要发挥汉语的优势。”刘季春也高度评价了“优势竞赛论”，在其编写的教材《实用翻译教程》上说：“严复以来，如果说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是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第一次飞跃的话，许渊冲的扬长避短，发挥译文语言优势便是第二次飞跃。”但也有反对的声音：董乐山说，“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发挥汉语优势，就不是一种科学的提法。我不懂什么叫汉语优势，如果是滥用中文成语，什么南柯一梦、黄粱美梦、寅吃卯粮等等，一部外国文学作品成了中文陈词滥调的堆砌，这就不可取。至于什么风流女皇、交上了桃花运，也就更是等而下之了，中文成语要用得恰到好处才是。”

2000年，许渊冲先生又在《中国翻译》上撰文《新世纪的新译论》，进一步阐述了“优势竞赛论”的思想。他的观点使中国翻译界再次沸腾起来，支持者与反对者唇枪舌战，争论不休：支持者认为，发挥译文语言优势与忠实于原文并不矛盾。反对者，如江枫，认为许渊冲的“优势竞赛论”不甚妥当，翻译工作应该提倡精益求精的竞赛，而精益求精的翻译前提，只能是对原作完整而正确的理解，切不可以与原作者竞赛之说为错译辩解，认为与原作竞赛，出了原著头的译作是过犹不及、翻译出头就是错。宋学智认为，把两种规律不同的语言放到一起搞竞赛，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宋学智又从作品的审美价值到社会价值，从译者的审美判断到读者的审美期待来分析竞赛论和优势论的不恰当，认为，竞赛论和优势论，将会削弱和破坏原作的审美价值，剥夺读者追求异国情调的审美期待。他还认为，竞赛论和优势论变“译意”为“创意”，变桥梁为跳板，与翻译活动的本质不相符合，与文化交流的宗旨相抵触。

二、解析“优势竞赛论”

1.“优势竞赛论”的起点和理论基础

要理解“优势竞赛论”，首先要看它的起点和理论基础。许先生说，“20世纪的中国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在世界上占有领先的地位。全世界没有一个外国人出版过一部中英互译的文学名著，而中国出版了中英互译作品的人却不在少数，因此以实践而论，中国翻译家的水平最高。中英两种语文之间的差距远远大于西方语文之间的差距，只有西方语文互译实践的翻译家，不可能提出解决中英互译问题的理论，因此就理论而言，也是有中英互译实践的理论家最高。”在《翻译的艺术》前言指出，“中国文学翻译工作者对世界文化应尽的责任，就是把一部分外国文化的血液，灌输到中国文化中来，同时把一部分中国文化的血液，灌输到世界文化中去，使世界文化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光辉灿烂。”由此可以看出，许先生的“优势竞赛论”的起点是东西方文化平等、译者与原著作者平等。理论基础是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精华——提倡以信为本。

2.对“发挥译语语言的优势”的理解

“发挥译语语言的优势”是译界争论的焦点。有人错误以为，许先生是倡导译者使用漂亮华丽的辞藻，采用归化策略与原文展开竞赛，而不考虑原文的形式甚至于内容，最终导致翻译的“不忠”。可以说，这是对“优势竞赛论”最大的误解或偏见。在《翻译的艺术》一书中，许渊冲说：“在原文高于译文的时候，应该尽可能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和形式，发挥原文的语言优势；在译文高于原文的时候，也可以扬长避短，发挥译文的语言优势。”这里，许先生强调了“原文的语言优势”和“译文的语言优势”的双重“发挥”，而很多人却忽略了许先生说的也要发挥原文的语言优势论。而对于如何发挥原文的语言优势，我们可从《翻译的艺术》一书知晓答案，“总之，如果外国语的表达形式比本国语更精确，更有力时，可以直译，吸收外国的新鲜用语。反之，如果本国语的表达形式比外国语的更精确、更有力时，则可以意译。”

3.对“竞赛论”的理解

许先生认为“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甚至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竞赛，看哪种文字能更好地表达原作的内容”，此观点受到翻译家宋学智的反驳，他认为虽然译语之间的竞赛是“正当可行”，“理所当然”的，但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竞赛并不存在。可是，翻译是选择的艺术，一个句子，我们可以有多种翻译方法，选择哪个最好，这才是确定最后译作是否优秀的关键。要进行比较，让不同译语竞赛，分出优劣胜负。许渊冲的“尽量利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看哪种文字能更好地表达原作的内容”也可以理解为这个意思。在《再谈〈竞赛论〉和〈优势论〉——兼评〈忠实是译者的天职〉》这篇文章中，许先生列举翻译实例：词《昆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中三个“一截”的两种译文：one piece和one part，而他却“发挥英语优势”来和这两种译文比赛，把三个“一截”分别译成crest，breast和rest。比赛结果孰优孰劣，读者自有评判。

许渊冲认为，语言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翻译时就要充分利用译入语的优势，发挥了译语优势的译文可能胜过原文。关于汉语相对于西方语言的优势，辜正坤教授也曾有过深入的研究。他指出，“汉语是描写性特强的语言，英语则是逻辑性特强的语言（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是所谓‘形而上学思维的语言’，因此，相对说来，汉语多华丽修饰语，而印欧语要少得多。也就是说，汉语言文字先天地就在艺术表达上更富于表现性，更具美感性。”不同民族的文学语言在表达能力上有差异，而在翻译中译者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弥补。例如，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西方语言，可近似程度地将汉语的华丽色彩淡化为西语的本色。从翻译实践来看，有的译文确实在文笔上超过了原作，这种现象在中外翻译史上都有例证。如庞德把汉武帝的《落叶衰蝉曲》译成英文时，最后加了原诗所没有的一行：A wet leaf that clings to the thresh-hold.把汉武帝宠妃的阴魂比作了一片依恋门槛的树叶，结果这首译诗成了意象派的名作。译文胜过原作，是就审美效果而言的，许先生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正确就是用最好的方法取得最好的效果”，指的也是这个意思。对于“优势竞赛论”，我们需要整体地理解和把握，万万不能断章取义。

4.“优势竞赛论”所体现的翻译标准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以“信”为本，对于“信”，许先生解释为“忠实准确”。许先生所提倡的“忠实”，并非是字对字的忠实于原文，“优势竞赛论”的忠实是以准确为基础，并追求意美、音美和形美。许渊冲先生在《三谈意美、音美、形美》中说：“一般说来，诗词都具有意美、音美、形美，如果只再现原诗的意美，无论程度大小，即使是百分之百，也不可能是忠实于原诗的。正相反，如果译诗作出一点牺牲，不那么意似了，但却在更大程度上保存了原诗的意美、音美和形美，总的看来，应该说是更忠实于原诗的。”由此可见，许先生追求的是把原诗的意美、音美和形美在译作中再现，这才能让读者品读到“原汁原味”。他认为如果保留原语形式能够保存原作魅力，自然可以保留原语形式，但如保留形式而不能保存魅力，或不保留形式却能保存魅力，那就应该舍形式而取内容，舍原语形式而取艺术魅力。例如《诗经》中“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的英译为例：

Meet or part， live or die，

We've made oath， you and I.

如果保留原语形式，那就应该改成：Die or Live， meet or part， /With you’ve made oath. 许渊冲认为后一种译文不能体现原作的艺术魅力。

许渊冲译著等身，从他的翻译实践来看，都是以“信”为基础的。他把许多外国文学名著翻译成汉语，又把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精粹的《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诗词译成了法语、英文。他翻译的中国经典诗词《中国不朽诗三百首》被英国著名的企鹅出版公司收入“企鹅丛书”出版，这是中国人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首次被收入西方的经典文学丛书。

5.对“为了求美，甚至不妨失真”的解读

“为了求美，甚至不妨失真”意思并不是让译者恣意发挥，只追求辞藻华丽，译文漂亮，这正是目前中国翻译界对优势竞赛论的最大的误解。面对各种误解、曲解甚至责难，许渊冲不无感叹：“知我罪我，只好见仁见智了。”许渊冲的“不妨失真”，并非是无条件的。他说：“为了求美，甚至不妨失真。……不过这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译作应该是好的文学作品，丰富了译语的文学。”许渊冲还说：“字面准确有时反倒不确，不如字面上不求确，结果反而正确。”这话正是其翻译经验的总结，因而不乏真知灼见。“为了求美”，即为了“结果正确”；“甚至不妨失真”，即“字面上不求确”——如此理解，则更可见许氏译论之道理。许渊冲说：“一般说来，译诗要在不失真的条件下，尽可能传达原诗的意美、音美、形美，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又说：“诗要求美，译要求真；把美的诗译得不美，不能算是存真；只有在不失真的条件下尽量求美，才是译诗的原则。”这些话，可作为“为了求美甚至不妨失真”的最佳解释。

三、“优势竞赛论”的价值

郑海凌曾说“我们认为，在中国，许氏理论是革新翻译的艺术观念的酵母，是新的翻译艺术观念的先声，对中国文学翻译的发展有导向意义。”“优势竞赛论”突破了以“信”为本的传统翻译理念，进行了创新，这是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虽然它还有待于完善，虽然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它的理论价值和对文学翻译活动的指导意义会终为人们所接受。他所倡导的“译学要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也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

参考文献：

[1]董乐山.译余废墨[M].北京：三联，1987.

[2]刘季春.实用翻译教程[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 6.

[3]江枫.“新世纪的新译论”点评[J].中国翻译，2001，（3）：21-26.

[4]宋学智.忠实是译者的天职[J].中国翻译，2000（6）.

美学原理论文篇5

文学批评理论既包含文学理论，又融合文学批评理论。从概念上来看，文学批评理论主要借助于对文学的本质、特征的分析，从文学批评视角来对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进行研究与评价的过程。鉴于此，本文将着重从文学批评理论引入必要性，以及多种文学批评理论的特点应用中来探讨英美文学中多元化文学批评理论的教学方法。

一、文学批评理论的多元化类型及特色

从文学批评的视角来探讨文学批评的多元化，需要从不同理论学派的不同观点分析上来进行研究，来了解不同文学批评的多维视角特征。

（1）新批评理论的特色

以兰色姆、威姆塞特等人为代表的“新批评”理论家，将文学原著的写作动机与作者的感受作为文学批评的焦点，指出新批评理论是对作品对象的根本转移，脱离了对被批评对象的全面认知，而是将阅读者自我的“阅读错觉”融入到文学批评中。新批评文学批评理论是一种常见的文学批评模式，其建立是对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不同认知思想的展现。特别是在文学本体论分析上，将文学作品的内涵及自身的价值，作为文学作品批评的客观事实。由此得出，新批评理论重视对西方文学作品自身语言、涵义的表述，也深化了对文学作品语义的分析，特别是从文学作品语境的剖析上，融入了文字的上下文、写作环境、历史沉淀等内容，帮助我们从中来感受英美文学的写作特色与旨趣。从新批评理论特色来看，其重点在于对原著的尊重，特别是客观、公正的看待文学原著，不能融入固有的主观意识，倡导踏实的阅读风气。因此，在高校英美文学教学中，利用新批评理论来钻研原著的文学特色，从中来探析文学作品的文学魅力，让学生能够从中来了解英美文学、主动去学习英美文学。

（2）社会理论批评理论的特色

从文学作品的产生、发展历史来看，任何一部作品都与其时代、社会、历史相关联。在英美文学批评理论中，社会历史批评理论是基于对文学作品的内涵及价值衡量，从文学作品的倾向性、真实性、社会效应等方面来进行分析。也就是说，不同文学作品都是按照自身的文学内容来展现相应的社会历史生活现实，对于艺术形象的刻画，以及人物情感的表达，同样离不开文学作品所处的社会历史场景。因此，从关注作者所处的时代特征，联系作者所处的生活状态，来全面剖析作者在文学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与观点，这一观点有助于我们从文学分析视角来了解当时社会的文学发展特点。因此，作为文学批评理论之一，社会历史批评理论，也是一种常用的英美文学作品分析方法。

（3）文化学批评理论的特色

文化学批评理论是基于人类文化视角，从关注作品所处地域、时代的问题特色来进行剖析作品的历史文化特色及内涵。文化学批评理论从精神活动视阈下来探讨英美文学作品的功能，并从文化学知识背景、文化视角来全面探讨作品的文化立场。英美文学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载体，从文化学批评视角来挖掘文学作品的核心内涵，并从文化的整体性与现实文化的各个层次性来进行对比，以实现对英美文学作品文化形式及文化底蕴的挖掘与呈现。

二、文学批评理论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意义及价值

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学作品的阅读、理解能力，很有必要从文学批评理论的应用中，让学生感受不同文学批评理论在解读英美文学原著中的赏析作用。

（1）掌握文学批评理论是鉴赏英美文学的基础任务

从高校英语专业教学纲要来看，培养广大学生对英语文学原著的阅读、欣赏和理解能力，必然需要掌握不同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英美文学作品具有广泛性，在阅读和赏析过程中，由于东西方文化理解的差异性，学生在阅读、欣赏中缺乏应有的鉴赏能力，特别是西方文学史知识、西方文学文化知识，这些内容要作为学生的教学目标来完成。总体来说，阅读英美文学需要融入四个要求。一是要让学生能够阅读大量的原著，从文学原著中提升对英语的语言感知能力。如果学生缺乏应有的阅读量，则难以体验英文原著的文学特点，也难以为后续的知识、素能提升作铺垫。二是要注重对西方文学史的学习，特别是利用文学批评理论和知识，来分析西方文学原著。三是从跨文化视角来欣赏西方文学原著的魅力，主要从学生的学习趣味上，掌握相的英美文学知识、英美文学批评方法，特别是通过实例来深化对文学批评理论的学习和应用。学生在对英美文学原著的阅读、欣赏、以及对文学批评理论的应用中，将对英美文学知识的感性理解，转换为跨文化交际意识与能力，从而扩宽了学生的英美文化视野，提升了对英美文学作品的赏析能力。

（2）借助于文学批评理论来强化对英美文学兴趣的培养

英美文学在教学中，由于种种因素，很多学生缺乏应有的学习兴趣，特别是很多英语专业学生，对西方文学原著不了解、不理解，缺乏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更无法从中来掌握相应的文学批评能力。随着现代社会竞争的加剧，单纯的依靠背诵西方文学史及选读内容，这些枯燥、纷繁的文学知识，并未得到有效利用，更无法让学生从中来提升自我的语言交际能力。为此，突出文学批评理论的渗透，从不同文学批评理论的应用中，来全面的剖析英美文学作品的特色，也让学生能够从中感知英美文学的艺术价值和魅力。英美文学作品与西方文化是关联的，让学生从阅读、分析、欣赏中来感受西方文化，提升英美文学审美能力，多角度、多方位的来理解文学作品的内涵，增强学习兴趣。

（3）从文学批评理论的学习中来丰富学生人文教育目标

高等院校英美文学教学要渗透人文教育目标，特别是从推进大学生全面健康发展上，既要关注专业知识的学习，也要融入人格、心智的成长。从当前高校英美文学教育实践来看，过多的强调英美文学知识，忽视大学生生理、心理及对西方人文环境的影响，不利于强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应用。文学批评理论的学习，从重视基础知识到倡导人文精神的培养，帮助学生走出心灵困惑，体现英美文学教学的人文关怀。文学批评理论的多元化教学，将文学作品作为解析情感、表现人的心灵，增强学生审美理念的重要载体，也从中来感受西方文学原著对西方社会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展示特征，特别是从多个角度来引导学生运用文学批评理论，来强化对西方文学作品的内涵式学习，在增强文学史知识，提升西方文学鉴赏能力的同时，体现对人性的关怀。

三、结语

英美文学在我国高校课程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是一门主干课程。利用文学批评理论来指导学生从英美文学阅读中，提升鉴赏能力，扩展文史知识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在高校英美文学教学中，打破传统以“文学史+选读”方式来贯穿文学史知识的教育模式，通过引入多种文学批评理论，来帮助学生从英美文学阅读、欣赏中，掌握不同文学批评理论的多元化分析方法，来全面理解原著的文学价值，增强学生运用文学批评理论来自我阅读、赏析英美文学的能力。

参考文献

美学原理论文篇6

一 引言

文学翻译并不是简单地将一种语言文字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过程，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和一种审美的活动。一个好的译者一定有很深的美学理论基础，因为一部好的翻译作品必须忠实地反映原作品所表达的思想，还用使用翻译后的语言准确、完整、美丽地表达了这一思想。所以，翻译美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文化、思想、语言等因素。

由于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文化沉淀的差异以及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发展轨迹和面貌。西方美学更多地是采用哲学的思想和逻辑推理的方式阐述美学问题，而中国美学在表达这一问题时更多地是采用直觉和感悟的生活方式。所以，中西美学差异迥然。

二 翻译美学的发展

作为同属美学分支学科的文艺美学和翻译美学，文艺美学主要是由文艺创作者依靠个人审美观点、思想修养去感受生活并把感悟生活中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并通过文艺特有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引起听众和观众的共鸣。而文艺美学是研究文艺创作者在其作品中塑造美感规律的科学。美学是由多个环节组成的一个复杂、有内涵的学科，而文艺美学是其中关键的一个环节。美学研究的主要是审美的一般规律，包括审美意识、审美对象、审美关系、审美活动和审美艺术等内容。审美的逻辑起点是美的本质，逻辑终点是由美和审美相统一的典型的艺术形态。文艺美学则是以艺术形态即美的逻辑终点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艺术在美学中是作为审美关系集中体现来研究的，是为了把美和审美的本质和规律更充分、更鲜明地展现出来。由此可见，美学为文艺美学提供了美学基础理论和原则，二者是一般与具体的关系，文艺美学是美学的一个分支，它提供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具体素材。

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翻译美学从文艺美学引申了许多理论资源来表达翻译这门再现的艺术从而再现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原作美感规律。简言之，翻译美学研究的内容是如何把一种语言作品的思想和内容更完整、更和谐地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作品。翻译美学的研究对象是翻译中的审美主体（译者、读者）、审美客体（原文、译文）、翻译中的审美判断、翻译中的审美活动、审美欣赏、审美标准以及翻译过程中富有创造性的审美再现，等等。翻译美学问题的许多概念都是来源于中国文艺理论和文艺美学，立足于中国自身的文艺美学理论资源。同时，我们无论是在进行理论研究的时候，还是在具体翻译工作的时候，同样应该学习和引入西方的翻译美学理论，采用了“中西并用，以中为主”的原则，将翻译美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进行较好地融合。

三 西方翻译美学的发展历程

美学最初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从古至今许多伟大的美学家也同时是伟大的哲学家。众所周知，哲学起源于德国，所以德国美学在很长一个时期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德国的战败和美国的崛起，美学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

翻译美学是翻译和美学的边缘学科，这是因为对翻译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这一领域，尤其是诗歌的翻译美学。其实美学翻译的实质就是要克服语言、文化以及思维上的差异，让全人类能够共享不同民族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管是直译还是意译，翻译本身就是艺术创造的一个过程或是艺术的再生，有其自身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

西方的翻译理论都有哲学的思想，而这也是美学的起源思想。泰特勒（A.F.Tyler）在著名的“翻译之原则”中阐述了他对翻译美学的理解。他认为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应该做到三点：首先，译作必须能够忠实保留原著的全部优点；其次，译作应该能够还原原作的全部推理；最后，译作应该能够表达原作全部的美。而19世纪的译论家阿诺德主张翻译诗歌的精髓在于翻译者对作品中所表达的“真理”的审美感悟，并把这种感悟用流畅、令人惬意的文字表述出来，避免为了追求诗歌的形式而矫揉造作的修饰。在西方早期的翻译理论中，都把哲学中的美学思想作为主要的理论支撑。费尔迪南认为，语音是最能体现文学作品中的审美因素的。而语音的审美效果并不是体现在声音本身，而是体现在韵律和节奏上，从而使得这个句子中的词汇区别于其他句子中的词汇。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的语音在朗读同样的作品时，能够表达同样的情感。英语主要依靠音势即重音节和轻音节的交替形成韵律，这种语音的审美效果在英诗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可以说直到今天，西方的美学仍然有很深的哲学内涵，所以西方的美学家在研究翻译理论时都首先从哲学的角度出发，用哲学的思想表述对美的理解和感悟。这种表述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亚昆那一直到康德和黑格尔，再到今天的研究者都是如此。由此可见，同时代的美学思潮深深影响着同一个时代下的翻译理论。

四 中国传统译论美学思想

1898年，严复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主旨一直是中国译论美学的中心思想，其影响深远，直至今天无人能出其右。“信”指意义忠于原味，即译文要准确、不歪曲、不遗漏、也不要随意增减的意思；“达”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译文顺畅清晰；“雅”则指译文选词要恰当、生动、形象，追求文章本身的古雅、简明优雅。“信达雅”三个字道出了翻译的本质，点出了翻译的精髓，涵盖了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之间的种种关系。相比国外长篇累牍的理论阐述，“信达雅”这三个字囊括了翻译美学的几乎全部内容，充分体现出了汉语的简洁美、凝炼美、模糊美。诚如罗新璋所说：“信达雅说，百年不衰，或许因其高度概括，妙在含糊，能推移而会通，阐扬以适今。思无定契，理有恒存；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翻译，总还会有人念‘三字经’！”如果要用最简洁的语言来表达中国传统译论的美学思想，那就是至今仍在指导中国译论发展方向的“信达雅”。

中国传统译论的诞生伊始只是传统美学和古典文学的一支，并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后来随着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促进了这一学科的不断丰满和完善，并最后形成了一门新兴的学科——翻译学。如果用一条线来总结概括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路线那就是“案本—求信—神似—化境”。传统翻译美学在立论和论证上都采用了文艺美学的方法，重直感印象，不强调形式论证和结构分析；重经验，不强调对客观的语言规范的研究。传统翻译美学与传统的风格学一样，倾向于使用印象性术语，如“直质”、“婉丽”、“清雅”等等，更加注重对意象内涵的表达。纵观中国传统译论中的美学思想，其深受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影响，从古代佛经翻译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到后来作为译论美学典范的“信达雅”，始终没有超出古典美学的范畴。中国的古典美学是建立在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广泛的社会形态基础之上的，涵盖了政治、宗教、哲学、伦理、艺术等内容，是中国悠久历史背景下人们思想的高度概括，反映出了中国五千年历史下人们思想状况的发展。这种美学思想也影响了中国传统译论中的美学思想，即在译论中更多讲究意会、不尚言传，强调直观的感悟和心灵感受，将对原文的理解和领会意兴抒发出来，而不注重缺乏科学的严密性和客观写实性。与其说这是中国传统译论的缺点，不如说是中国传统译论的特色，因为它真实地向我们展现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思想。

五 未来中国译论美学的研究与发展方向

不可否认，无论是中国译论还是西方译论，美学已经逐渐成为翻译理论中的重要特色和亮点。而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我国的译论美学既有其不成熟的一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应该积极地看待这些问题，因为译论美学确实有助于我国翻译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与发展。译论美学发展到今天并且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自然有其自身的发展动力和外界的发展需求。即使在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哲学和美学的各种形态的交织，美学和哲学联姻有其历史背景和文化层次的缘由。我国的翻译理论也同样深受我国古典美学的影响，这与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历程极为相似。本文认为中国未来译论美学将会沿着下面几个方向发展。

1 翻译标准

和西方的翻译学相比，我国的翻译学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虽然经过许多翻译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初步形成了我国翻译自身特有的翻译特色和理论基础，但总体来看，我国翻译尤其是在译论美学的要求上缺乏规范和标准。所以，我国译论美学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将是研究制定更加规范的译论美学标准，这样既可以量化翻译工作，更有益于这门学科的学习和传承。

2 翻译境界

我国的翻译境界问题一直以来是只是停留在学者的口传心授，并没有作为翻译的一个要求和方向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本文认为翻译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译论美学的最高境界是在意境上和传神上的融合。当我们读一种翻译作品时，并没有感觉是读一种外国著作，而好像是在读一本本国的优秀作品的一些创新的思想，这就是译论美学的境界。

3 翻译风格

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时间较短，虽然很多学者在进行积极的探索，但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翻译风格。我国的翻译总体风格是忠实有余、审美不足。我们只是把国外作品的内容完整地表达出来，但里面的美学精神并没有进行提炼。在以后的译论美学的发展中，翻译风格的问题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研究，并逐渐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译论美学风格。

4 译论美学国际化

文化的交流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更推动了这种交流。译论美学作为世界的一个迅速发展的新兴学科，已经融入到世界文化交流的体系中去。通过译论美学的交流，各国的文化可以更好地互相了解、互相学习，而这种了解和学习反过来又可以更好地促进译论美学的发展。因此，我国的译论美学必须积极地融入到世界译论美学的体系中去。我国的译论美学需要更多地了解国外的美学思想，同时还需要国外更多的翻译研究者了解我国的译论美学的思想。这种国际化的交流是双赢的，正如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使得一个国家的人民更好地了解另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一样，译论美学的国际化既是译论美学的发展趋势，更是我们了解世界并让世界了解我们的有效途径。在以后的翻译工作中，我们应该积极地把我们的译论美学展现在世界面前。

六 结语

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创造，一种审美。翻译史上任何一部优秀的作品无不是翻译工作者伟大的创造和对美的完美展示，是用一种文化和思维对另一种文化和思维的诠释和致敬。译论美学是把这种创造和审美进行理性地分析和研究，从而使这门能够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学科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通过研究英美的翻译理论，尤其在译论美学方面的理论，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翻译中美学思想的运用方式，并用这种思想更好地指导我们的翻译工作，更重要的是研究西方译论美学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了解另一种文化的过程，通过这种过程，可以更好地把我们的文化和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进行很好地融合和交流，从而推动世界的不断发展。

翻译是一种创造、一种审美，我们需要不断地学习，从而创造出更多的代表不同民族文化的美的作品。

参考文献

[1] 崔溶澈：《试论〈红楼梦〉的外文翻译——文化差异与韩文翻译》，《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6期。

[2] 朱瑞君、韩江洪：《试论翻译的自由性》，《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美学原理论文篇7

一 引言

文学翻译并不是简单地将一种语言文字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过程,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和一种审美的活动。一个好的译者一定有很深的美学理论基础,因为一部好的翻译作品必须忠实地反映原作品所表达的思想,还用使用翻译后的语言准确、完整、美丽地表达了这一思想。所以,翻译美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文化、思想、语言等因素。

由于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文化沉淀的差异以及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发展轨迹和面貌。西方美学更多地是采用哲学的思想和逻辑推理的方式阐述美学问题,而中国美学在表达这一问题时更多地是采用直觉和感悟的生活方式。所以,中西美学差异迥然。

二 翻译美学的发展

作为同属美学分支学科的文艺美学和翻译美学,文艺美学主要是由文艺创作者依靠个人审美观点、思想修养去感受生活并把感悟生活中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并通过文艺特有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引起听众和观众的共鸣。而文艺美学是研究文艺创作者在其作品中塑造美感规律的科学。美学是由多个环节组成的一个复杂、有内涵的学科,而文艺美学是其中关键的一个环节。美学研究的主要是审美的一般规律,包括审美意识、审美对象、审美关系、审美活动和审美艺术等内容。审美的逻辑起点是美的本质,逻辑终点是由美和审美相统一的典型的艺术形态。文艺美学则是以艺术形态即美的逻辑终点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艺术在美学中是作为审美关系集中体现来研究的,是为了把美和审美的本质和规律更充分、更鲜明地展现出来。由此可见,美学为文艺美学提供了美学基础理论和原则,二者是一般与具体的关系,文艺美学是美学的一个分支,它提供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具体素材。

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翻译美学从文艺美学引申了许多理论资源来表达翻译这门再现的艺术从而再现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原作美感规律。简言之,翻译美学研究的内容是如何把一种语言作品的思想和内容更完整、更和谐地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作品。翻译美学的研究对象是翻译中的审美主体(译者、读者)、审美客体(原文、译文)、翻译中的审美判断、翻译中的审美活动、审美欣赏、审美标准以及翻译过程中富有创造性的审美再现,等等。翻译美学问题的许多概念都是来源于中国文艺理论和文艺美学,立足于中国自身的文艺美学理论资源。同时,我们无论是在进行理论研究的时候,还是在具体翻译工作的时候,同样应该学习和引入西方的翻译美学理论,采用了“中西并用,以中为主”的原则,将翻译美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进行较好地融合。

三 西方翻译美学的发展历程

美学最初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从古至今许多伟大的美学家也同时是伟大的哲学家。众所周知,哲学起源于德国,所以德国美学在很长一个时期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德国的战败和美国的崛起,美学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

翻译美学是翻译和美学的边缘学科,这是因为对翻译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这一领域,尤其是诗歌的翻译美学。其实美学翻译的实质就是要克服语言、文化以及思维上的差异,让全人类能够共享不同民族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管是直译还是意译,翻译本身就是艺术创造的一个过程或是艺术的再生,有其自身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

西方的翻译理论都有哲学的思想,而这也是美学的起源思想。泰特勒(A.F.Tyler)在着名的“翻译之原则”中阐述了他对翻译美学的理解。他认为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应该做到三点:首先,译作必须能够忠实保留原着的全部优点;其次,译作应该能够还原原作的全部推理;最后,译作应该能够表达原作全部的美。而19世纪的译论家阿诺德主张翻译诗歌的精髓在于翻译者对作品中所表达的“真理”的审美感悟,并把这种感悟用流畅、令人惬意的文字表述出来,避免为了追求诗歌的形式而矫揉造作的修饰。在西方早期的翻译理论中,都把哲学中的美学思想作为主要的理论支撑。费尔迪南认为,语音是最能体现文学作品中的审美因素的。而语音的审美效果并不是体现在声音本身,而是体现在韵律和节奏上,从而使得这个句子中的词汇区别于其他句子中的词汇。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的语音在朗读同样的作品时,能够表达同样的情感。英语主要依靠音势即重音节和轻音节的交替形成韵律,这种语音的审美效果在英诗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可以说直到今天,西方的美学仍然有很深的哲学内涵,所以西方的美学家在研究翻译理论时都首先从哲学的角度出发,用哲学的思想表述对美的理解和感悟。这种表述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亚昆那一直到康德和黑格尔,再到今天的研究者都是如此。由此可见,同时代的美学思潮深深影响着同一个时代下的翻译理论。

四 中国传统译论美学思想

1898年,严复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主旨一直是中国译论美学的中心思想,其影响深远,直至今天无人能出其右。“信”指意义忠于原味,即译文要准确、不歪曲、不遗漏、也不要随意增减的意思;“达”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译文顺畅清晰;“雅”则指译文选词要恰当、生动、形象,追求文章本身的古雅、简明优雅。“信达雅”三个字道出了翻译的本质,点出了翻译的精髓,涵盖了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之间的种种关系。相比国外长篇累牍的理论阐述,“信达雅”这三个字囊括了翻译美学的几乎全部内容,充分体现出了汉语的简洁美、凝炼美、模糊美。诚如罗新璋所说:“信达雅说,百年不衰,或许因其高度概括,妙在含糊,能推移而会通,阐扬以适今。思无定契,理有恒存;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翻译,总还会有人念‘三字经’!”如果要用最简洁的语言来表达中国传统译论的美学思想,那就是至今仍在指导中国译论发展方向的“信达雅”。

中国传统译论的诞生伊始只是传统美学和古典文学的一支,并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后来随着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促进了这一学科的不断丰满和完善,并最后形成了一门新兴的学科——翻译学。如果用一条线来总结概括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路线那就是“案本—求信—神似—化境”。传统翻译美学在立论和论证上都采用了文艺美学的方法,重直感印象,不强调形式论证和结构分析;重经验,不强调对客观的语言规范的研究。传统翻译美学与传统的风格学一样,倾向于使用印象性术语,如“直质”、“婉丽”、“清雅”等等,更加注重对意象内涵的表达。纵观中国传统译论中的美学思想,其深受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影响,从古代佛经翻译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到后来作为译论美学典范的“信达雅”,始终没有超出古典美学的范畴。中国的古典美学是建立在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广泛的社会形态基础之上的,涵盖了政治、宗教、哲学、伦理、艺术等内容,是中国悠久历史背景下人们思想的高度概括,反映出了中国五千年历史下人们思想状况的发展。这种美学思想也影响了中国传统译论中的美学思想,即在译论中更多讲究意会、不尚言传,强调直观的感悟和心灵感受,将对原文的理解和领会意兴抒发出来,而不注重缺乏科学的严密 性和客观写实性。与其说这是中国传统译论的缺点,不如说是中国传统译论的特色,因为它真实地向我们展现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思想。

五 未来中国译论美学的研究与发展方向

不可否认,无论是中国译论还是西方译论,美学已经逐渐成为翻译理论中的重要特色和亮点。而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我国的译论美学既有其不成熟的一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应该积极地看待这些问题,因为译论美学确实有助于我国翻译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与发展。译论美学发展到今天并且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自然有其自身的发展动力和外界的发展需求。即使在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哲学和美学的各种形态的交织,美学和哲学联姻有其历史背景和文化层次的缘由。我国的翻译理论也同样深受我国古典美学的影响,这与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历程极为相似。本文认为中国未来译论美学将会沿着下面几个方向发展。

1 翻译标准

和西方的翻译学相比,我国的翻译学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虽然经过许多翻译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初步形成了我国翻译自身特有的翻译特色和理论基础,但总体来看,我国翻译尤其是在译论美学的要求上缺乏规范和标准。所以,我国译论美学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将是研究制定更加规范的译论美学标准,这样既可以量化翻译工作,更有益于这门学科的学习和传承。

2 翻译境界

我国的翻译境界问题一直以来是只是停留在学者的口传心授,并没有作为翻译的一个要求和方向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本文认为翻译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译论美学的最高境界是在意境上和传神上的融合。当我们读一种翻译作品时,并没有感觉是读一种外国着作,而好像是在读一本本国的优秀作品的一些创新的思想,这就是译论美学的境界。

3 翻译风格

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时间较短,虽然很多学者在进行积极的探索,但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翻译风格。我国的翻译总体风格是忠实有余、审美不足。我们只是把国外作品的内容完整地表达出来,但里面的美学精神并没有进行提炼。在以后的译论美学的发展中,翻译风格的问题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研究,并逐渐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译论美学风格。

4 译论美学国际化

文化的交流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更推动了这种交流。译论美学作为世界的一个迅速发展的新兴学科,已经融入到世界文化交流的体系中去。通过译论美学的交流,各国的文化可以更好地互相了解、互相学习,而这种了解和学习反过来又可以更好地促进译论美学的发展。因此,我国的译论美学必须积极地融入到世界译论美学的体系中去。我国的译论美学需要更多地了解国外的美学思想,同时还需要国外更多的翻译研究者了解我国的译论美学的思想。这种国际化的交流是双赢的,正如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使得一个国家的人民更好地了解另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一样,译论美学的国际化既是译论美学的发展趋势,更是我们了解世界并让世界了解我们的有效途径。在以后的翻译工作中,我们应该积极地把我们的译论美学展现在世界面前。

六 结语

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创造,一种审美。翻译史上任何一部优秀的作品无不是翻译工作者伟大的创造和对美的完美展示,是用一种文化和思维对另一种文化和思维的诠释和致敬。译论美学是把这种创造和审美进行理性地分析和研究,从而使这门能够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学科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通过研究英美的翻译理论,尤其在译论美学方面的理论,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翻译中美学思想的运用方式,并用这种思想更好地指导我们的翻译工作,更重要的是研究西方译论美学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了解另一种文化的过程,通过这种过程,可以更好地把我们的文化和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进行很好地融合和交流,从而推动世界的不断发展。

翻译是一种创造、一种审美,我们需要不断地学习,从而创造出更多的代表不同民族文化的美的作品。

参考文献:

[1] 崔溶澈:《试论〈红楼梦〉的外文翻译——文化差异与韩文翻译》,《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6期。

[2] 朱瑞君、韩江洪:《试论翻译的自由性》,《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美学原理论文篇8

2005年12月，曾永成所著《回归实践论人类学要要要马克思主义文艺新解读》出版。他在书中立足于当代语境，摆脱已有的流行性阐述，从实践论人类学对马克思主义原典进行全新解读，推动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认知，为文艺理论界提供新的哲学思路与研究视角。

21世纪以来，整体性的人类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受到普遍质疑，市场经济与网络技术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带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失衡以及深刻的精神危机。马克思主义在新形势下，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需要警惕狭隘化、片面化甚至歪曲化的阐释倾向。这就需要从当今语境出发，立足于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原典进行深入解读，与时俱进地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原典的认识。只有如此，马克思主义才能适合新的现实要求，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展现出旺盛的生命活力。

回归实践论人类学，就是从根本上调整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哲学基础的认识。曾永成关注马克思主义早期作品中关于人类学的论述，并以之为理论起点，在“生成本体论”和“人本生态观”的基础上，认识到实践和人的“类本质”生成的独特重要性与整合效用，从而阐发其“实践论人类学”内涵，以此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整体形态的重新认识。“实践论人类学”契合了世界本体的生成论与生态属性，消解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绝对割裂，表现出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以实践论人类学为文艺学理论基础，可以有效避免对马克思主义原典内容的屏蔽以及某些原则性的误解，更能够接近马克思原典的本意；可以帮助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文艺学顺利找到进入21世纪现实语境的切入点与适应性，推动对其学理阐释的与时俱进，充分发挥其时代功用；有利于文艺学理论基础的人类学回归，使其以一种更具包容性与整合力、更有价值导向意义的阐释模式展示马克思主义原典中更加广阔深邃的内在含义。

回归实践论人类学，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学进行“绿色解读”。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传统阐释大多都从意识形态性开始，很少从人类生命根基的角度阐明文艺需要这一文艺活动的出发点，文艺的功能问题探讨难以深入。曾永成以这个根本问题为切入点，本着实践论人类学的整体精神，对生成本体论和人本生态观进行学理分析，再回归到基于两者统一的实践论人类学解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生态学内涵。他回归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并将其最终落脚在文艺理论的生态学化建设上，在生态思维中建构具有实践论人类学精神的文艺学新形态，将生态论文艺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的当代课题。

曾永成以“走向类的融通”为题，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跨越中西文化的思维优势。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融合中西方文化的思维优势走向类的融通，不仅表现在“艺术掌握方式”论、“更加莎士比亚化”的自然性精神和“性格”与“意境”的类意识通观等具体问题上，也体现在关于文艺需要和功能这个文艺人类学思维和生态思维的核心问题上。由此，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的内在可能性就从原典出发被揭示出来。建设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理论和美学，最好的思想基础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人类学及其文艺思想，这为我们展示了最真实的世界图景、最根本的价值观念以及最开放的思维空间。如高云涌在对《回归实践论人类学》的评论中所说院“在由于生态危机而使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的今天，这种基于“返本”进而“开新”的解读，无疑有助于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学的内在基因所固有的生命力，有助于使其更加深入而且有力地介入21世纪人类创建生态文明的历史性实践。”

曾永成所著《回归实践论人类学》一书，整体呈现出一个显著特点，即在以往对生成本体论的阐释的基础上，从实践论人类学对之加以更加深入的考察，明确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新理解，即“生成本体论”说，而鲜明地区别于流行的“实践本体论”。

首先，曾永成对马克思理论的阐释与流行的实践本体论不同，认为不仅要如以往的权威性解读一样，强调人与自然通过实践发生的共时态联系，更需要创新性地强调人与自然之间也存在着历时性的生成关系，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前提。实践对于审美活动的意义不在于其是美与审美得以产生的根源，而在于将其从动物的对象性联系提升为主体性的关系。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将这种生物性活动提升为主体性活动，并将主体性建立在对象性的基础之上，以此说明自然与人之间存在历时性的生成关系。而这种联系先于实践，修正了以往实践是审美产生的内在根源的误读。

其次，实践本体论对旧唯物主义合理内涵简单摒弃，对这些已经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具有重要理论内涵的观点不予理睬，不可避免地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片面化。而生成本体论重新唤起对马克和恩格斯的自然史观的关注，纠正了实践本体论的这个思维误区，不仅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成性联系，更高度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观点，形成“自然要人”大系统的整体观念。

再次，曾永成从马克思主义原典出发，对“自然向人生成”进行科学解读，立足于整体性观点形成“生成本体论”主张，对自然本体论、人本体论、精神本体论以及实践本体论等本体论观点加以序化综合，将世界本体解读为不同形态内在联系的生成过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这种生成本体论的解读，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而深邃的视域，既将传统意义上的实践本体论纳入其中，又避免了它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并有利于真正吸收其合理内核和美学上的积极成果。

最后，在生成本体论的整体格局中，实践从审美根源的角色中解脱出来，充当自然、人、精神和历史等诸种形态间能动综合的中介。这打破了长期以来审美本体论所默认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虚妄，体现出自然生态规律对于人类实践的深刻制约性。在生成本体论中考察实践，对于今天的人类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极为重要。

美学原理论文篇9

政教批评是我国古代文学的基本批评观念与批评理论之一。它是指在开展文学批评时，批评主体从儒家教化及其审美原则的角度对作家作品所进行的理论批评。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政教批评有其源远流长的承传发展线索，从一个视角映现出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特色，具有独特的观照意义。本文对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政教审美原则论予以考察。

一、诗歌理论批评对政教审美原则论的阐说

我国古典诗学的政教审美原则论发端于春秋时期。孔子是最早提出中和审美原则的理论家，其《论语·八佾》云：“《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孔子从儒家中庸思想原则出发，认为《关雎》一诗在艺术表现上秉持了适度把握的原则，具有哀乐相谐的中和之美。其《论语·子路》又云；“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对中和的原则从理论上予以阐说，他将士人中偏于两极之人称为“狂者”和“狷者”，认为他们的言行都是不合中和之旨的，是与一般人的行为准则所不合的。左丘明《左传·昭公三十一年》云：“《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左丘明推扬《春秋》在表现方式上微婉合度，含蓄而深寓旨意，认为它较好地起到了劝善惩恶的社会功能。孔子、左丘明对微婉合度的中和原则的倡导与论说，成为后世文学政教审美原则论之滥觞。

汉魏六朝时期，是我国古典诗学政教审美原则论进一步凸显的时期。此时，对诗学政教审美原则的论说主要体现在司马迁、扬雄、《毛诗序》作者、刘勰等人的论说中。司马迁《史记·屈原传》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习舾司马迁承继孔子以来的中和审美原则论，论断《诗经》的主要篇什合乎中和之旨，他一反时人对屈原《离骚》露才扬己的指责，认为《离骚》怨而不露，诽而不乱，是合乎儒家中庸思想原则的。之后，扬雄《法言》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晚年的扬雄对自己早年致力于创作大赋深表后悔，他曾道。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扬雄在经过创作的长时间历练和反思后，他晚年崇尚华丽而合乎典则的。诗人之赋”，对过度渲染、一味追求夸饰的。辞人之赋”不以为然，体现出自觉地以中和审美原则指导文学创作的自律性。南朝时，刘勰《文心雕龙》多方面论说到文学批评的政教审美原则。如：《宗经》篇云：。《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摘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刘勰将温柔敦厚视为诗歌言说人的心志最本质的风格特征与审美要求，他界定具有。温柔”审美特质的作品是最容易感人至深的。《明诗》篇又云：。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刘勰进一步强调诗歌要温柔敦厚、持人情性，他将孔子等人以来所倡导的中和批评准则倡扬了开来。

唐代，对诗学政教审美原则的阐说主要体现在孔颖达、刘蛲、徐衍等人的言论中。孔颖达《礼记·经解》云：。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ZS]船孔颖达进一步提出。诗教”的论题。他认为，《诗》、《书》等作为。六艺”各有所教，其教化也各有特点，其中，诗教乃。六艺”教化之首，在发挥教化功能中具有突出的作用和地位。孔颖达将。诗教”的最基本精神与特征概括为。温柔敦厚”，这从内在质性上对诗教的本质予以了界定，从此，汉代以来人们所常言的。温柔敦厚”作为诗教的核心观念之一，一直影响到历代文论家对作家作品的批评。孔颖达对。温柔敦厚”作为《诗》教之义的解说，在古典诗学政教之论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之后，刘蛲《取士先德行而后才艺疏》云：。昔之采诗，以观风俗。咏《卷耳》则忠臣善，诵《蓼莪》而孝子悲。温良敦厚，诗教也。岂主于淫文哉!

刘蛲和孔颖达一样，也肯定。温良敦厚”是诗教的基本特征他明确反对过度的、违背中和原则的。淫文”。晚唐，徐衍《风骚要式》云，。美颂不可情奢，情奢则轻浮见矣；讽刺不可怒张，怒张则筋骨露矣。”针对。美颂”容易辞不符实的状况徐衍强调要反对过于感情用事，避免轻浮不实；针对“讽刺”容易直露的情况，他又提出反对一味叫嚣怒张的做法，认为这容易使诗作筋骨尽露，缺少感人的意味。

宋代，邵雍、王安石、魏泰、黄庭坚、韩驹等人对诗学政教审美原则都有所论说，他们将政教审美原则较广泛地推扬了开来。邵雍《答傅钦之》对诗歌的审美表现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即。恶则哀之，哀而不伤；善则乐之，乐而不淫，邵雍将孔子以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话题具体联系善恶观念阐说发挥了开来。王安石《诗义序》提出了。《诗》上通乎道德，下止于礼义”的论断，对《毛诗序》中的。止乎礼义”之论予以了重倡。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强调。诗主优柔感讽，不在逞豪放而致怒张也。"黄庭坚也对中和审美原则予以过阐发，他反对。强谏争于廷，怨仇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的创作旨向和路径，认为这是“失诗之旨”的做法，此论从一个侧面道出了诗歌创作要持人性情的主张。韩驹《陵阳室中语》则云：。诗言志，当先正其心志，心志正，则道德仁义之语、高雅淳厚之义自具。三百篇中有美有刺，所谓‘思无邪’也。先具此质，却论工拙。”韩驹较早将诗作的社会功用与创作主体心志的邪正联系起来立论。他提出，要想让诗作具有美刺之义，合乎儒家。思无邪”的原则，首先必须要让创作主体。正其心志”，如果主体惰性淳厚，志向纯正，那么，诗作自然便会呈现出中和的审美特征。

元代，对诗学政教审美原则的阐说主要体现在虞集、傅若金两人的论说中。虞集《郑氏毛诗序》认为诗歌可以。变化”人的。气质，涵养”人的。德性”，。所谓‘温柔敦厚’之教，习与性成，庶几学诗之道也”虞集把。温柔敦厚”的艺术原则放置到了诗歌审美表现的首位。傅若金《诗法正论》云：先生日：夫子删诗，列于六经，谓其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推之从政专对而无不可也。其所关亦大哉!若作者能以‘思无邪’而不堕不动声色奇怪淫靡之失，则固圣人所不弃也。傅若金在孔子所倡。兴观群怨”说的基础上，继续将心思无邪”定位为诗歌思想旨向和艺术表现的准则，其批评观念体现出过度的保守性。傅若金极力主张诗歌创作要有益于教化，要符合以比兴言说的传统，要吻合中和的审美原则，要得情性之正。他在这段不长篇幅的论说中，将儒家诗学政教批评的原则都端了出来。

明代，在对诗学政教审美原则的阐说方面，杨慎，胡震亨、王祚、陈子龙等人对。温柔敦厚”、。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中和审美原则也予以了高标。如：杨慎《选诗外编序》批评魏晋以来不少诗作，。详其旨趣，究其体裁，世代相沿，风流日下。填括音节，渐成律体。盖缘情绮靡之说胜，而温柔敦厚之意荒矣。”胡震亨《唐音癸签》云：。诗家虽刺讥中要带一分含蓄，庶不失忠厚之旨。”“王祚《学诗斋诗记》云：。诗以理情性，是故圣人有优柔敦厚之教焉。求止乎礼义之中而不失其所感之正，情性之道，斯得矣。”陈子龙《皇明诗选序》云：。诗由人心生也，发于哀乐，而止于礼义，故王者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一些诗论家对诗学政教审美原则展开了理论探讨。如：谭浚《说诗序》具体地对中和艺术表现的内涵展开阐说，他认为，诗的最大功用在于养人性情，由养”到“中”，再由“中”到。和”，他批评。躁者肆而不遏，倨者疏而不缩，濡者咩而不谐，杀者竭而不泽，微者匿而不显。此词逐文变，匪所养也”；认为只有。君子”才能够。喜平则无乐，怒平则无恶，思平则无虑，悲平则无怨，恐平则无畏。”谭浚实际上旨在提倡一种不露声色、悲喜深寓的艺术欣赏与感受观，其论显见深受传统儒家思想观念的沾溉与局圃。又：王直《诗辨》认为孔子删诗，。十去其九”，则。其存者必合圣人之度，皆吟咏情性，涵畅道德者也”．其温厚和平之气，皆能感发人之善心者可知矣。王直之论，亦体现出对。温厚和平”创作取向的痴迷。

清代，人们对诗学政教审美原则探讨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对温柔敦厚诗教原则的标树；二是从人的性情、品格论说温柔敦厚诗教原则的根源。在第一个维面，冯班、魏禧、徐乾学、田雯、田同之、吴雷发、翁方纲、方薰、潘德舆、何绍基等人作出了论说。如；冯班以“恩无邪”来概括诗歌的思想旨向，其《钝吟杂录》云：“诗者，讽刺之言也，凭理而发，怨诽者不乱，好色者不淫，故日思无邪。”魏漕《魏叔子文集》云：“诗之为道，主于温厚和平，此不恶之谓也；此于礼义，此严之谓也。”徐乾学《十种唐诗选序》云：“诗之为教，主于温柔敦厚，……惟恐稍涉凌厉，有乖温柔敦厚之旨田同之《西圃诗说》云：“不微不婉，径情直发，不可为诗。一览而尽，言外无余，不可为诗。吴雷发《说诗菅蒯》云：“诗须得言外意，其中含蕴无穷，乃合风人之旨。”

翁方纲《渔洋诗髓论》云：“诗者忠孝而已矣，温柔敦厚而已矣，性情之事也。”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云：“凡作讥讽诗，尤要蕴藉；发露尖颖，皆非诗人敦厚之教。”何绍基《题冯鲁川I小像册论诗》云：“温柔敦厚，诗教也等等。在第二个维面，赵执信、沈德潜、李重华、纪昀、焦循等人则作出了论说。赵执信《沈东田诗集序》云：“诗之教温柔敦厚，盖必人之天性近之，而后沐浴风雅，扬挖比兴，咀其精英而挹其芳润，庶几有得，非苟然也。赵执信论断“温柔敦厚”的诗教是与人的“天性”有着紧密联系的，是人敦厚性情的体现。沈德潜《施觉庵考功诗序》云：“诗之为道也，以微言通讽谕，大要援此譬彼，优游婉顺，无放情竭论，而人裴徊自得于意言之余。《三百》以来，代有升降，旨归则一。惟夫后之为诗者，哀必欲涕，喜必欲狂，豪则放纵，而戚若有亡，粗厉之气胜，而忠厚之道衰。其与诗教日以慎矣。”沈德潜是诗教的忠实提倡者和维护者，他在清代中期统治者崇盛文道的历史背景下，强调诗歌创作要走微言大义之路，“优游婉顺”，以陶冶人的情性为本。他反对非中和的创作路径，认为在对个性的偏扬中温柔敦厚之道会走向衰落，诗教会日渐式微。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云：“今既藉风雅一道，自附立言，则美刺二端，断不得轻易著手。大致陶冶性灵为先，果得性灵和粹，即间有美刺，定能敦厚温柔，不谬古人宗指，否则于已既导欲增悲，于世必指斥招尤，或谀人求悦，取戾自不小也。”纪昀将人品与诗格紧密联系起来加以阐说，认为人品与诗格是成正比的。他认为，李、杜相较，“忠爱悱恻，温柔敦厚”的性情和气质是杜甫让后人广泛接受和推扬的主要原因。焦循《毛诗郑氏笺》云：“夫诗，温柔敦厚者也。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不言理，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自理道之说起，人各挟其是非，以逞其血气，激浊扬清，本非谬戾，而言不本于性情，则听者厌倦。焦循明确将诗的本质属性界定为“温柔敦厚”，他具体从表现方式和艺术内容两方面立论，在表现方式上，强调要以“比兴”言说，委婉曲致，引人回味；在艺术内容上，则肯定“不言理”而“言情”，不追求超过人而追求感动人。

二、词学理论批评对政教审美原则论的阐说

我国古典词学理论批评对政教审美原则论的阐说相对于古典诗学而言数量是很少的，主要体现在清人的一些词学论评中。清代，对词学政教审美原则论予以过阐说的词论家主要有田同之、尤侗、彭孙通、蒋敦复、刘熙载等人。他们主要围绕诗词同道，词的创作旨向要人乎雅正、合于风雅之义来展开其论说。田同之《西圃词说》云：“王元美论词云：‘宁为大雅罪人’予以为不然。文人之才何所不寓，大抵比物流连。寄托居多。《国风》、《雅》、《颂》，同扶名教，即宋玉赋美人亦犹主文谲谏之义，良以端之不得，故长言咏叹，随指以托兴焉。必欲以柳屯田之兰心蕙性，枕言下等言语，不几风雅扫地乎?田同之针对明人王世贞论词所大胆吐露的欲为风雅罪人的言论展开论说。他认为，风雅谲谏在我国古代是具有悠久传统的，《诗经》中的“风”、“雅”、“颂”有功于名教自不必说，就连宋玉这样的才子，也以“美人”之喻托言谲谏之义，较好地将文人之才性与传统政教的要求结合在了一起。

但像柳永这样的词人则创作旨向相反，从创作主体而言，他具有灵心妙舌，但遗憾的是其出语猥俗，不合风雅之义，他将作词之道领向了脱轨风雅的道路。尤侗《序》亦云：“词在季盂之间，虽不多作，要皆合于国风好色、小雅怨诽之致，故予尝谓先生之诗可谓词，词可为曲。尤侗在论评吴伟业词作时，对词作的旨向明确提出了合于风雅之义的要求。此论在我国古代词论史上是较早从正面阐说政教之求的言论。彭孙通彭孙通《旷庵词序》云：“历观古今诸词，其以景语胜者，必芊绵而温丽者也；其以情语胜者，必淫艳而佻巧者也。情景合则婉约而不失之淫，情景离则儇浅而或流于荡，如温、韦、二李、少游、美成诸家，率皆以旅至之景，写哀怨之情，称美一时，流声千载。黄九、柳七，一涉儇薄，犹未免于淳朴变浇风之讥，他尚何论哉!……不知填词之道，以雅正为宗，不能冶淫为诲，譬犹声之有雅正，色之有尹邢，雅俗顿殊，天人自别，政非徒于闺檐巾帼之余，一味儇俏无赖，遂窃窃光草兰苓之目也。”彭孙通从词的创作对情景运用的角度来详细展开论说，认为词与诗一样，也有“以景语胜”和“以情语胜”两种艺术表现的偏重，相对来说，“以情语胜”更容易流于不合风雅之义的艺术表现情态中。同时，词作艺术表现也有情景交融和情景相离两种审美表现的不同情态，相对而言，情景相离容易使词作流于浅俗浮荡的艺术情味中。为此，他将宋代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词人词作划分为了两类，对黄庭坚、柳永词作予以了讥斥。彭孙通最后归结“填词之道”应以“雅正为宗”，在创作旨向的人乎雅正中尽辨“雅”与“俗”的内在本质不同。彭孙通此论体现出深受宋人执着辨分雅俗与贯通雅俗的影响，在古典词学政教审美原则论中是甚具典型意义的。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提出：“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唐、五代、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蒋敦复和彭孙通一样，也从正面提出了词作要有“风人比兴”之义的要求，强调要在对事物凡俗和日常生活的吟咏中，体现出深致的寄托。他称扬南宋词人大都能于物有寄，继承发展了我国古代以来的“风人比兴”传统。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词莫要于有关系。

张元干仲宗因胡邦衡谪新州，作《贺新郎》送之，坐是除名，然身虽黜而义不可没也。张孝祥安国于建康留守席上赋《六州歌头》，致感重臣罢席。然则词之兴观群怨，岂下于诗哉!”刘熙载也通过例说张元干、张孝祥二人词作，阐说出诗词同道之理和词作艺术表现亦具有“兴”、“观”、“群、“怨”的效果。他在词的创作旨向上是明确持论有丰厚社会现实内涵的。

三、散文理论批评对政教审美原则论的阐说

我国古典散文理论批评对政教审美原则论的阐说是与诗学理论批评紧密相联的，两者相互纽结。从先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人们的文学观念由诗文同体到逐渐异途，形成各异的文体批评观念。因此，在这一长段的历史时期中，我国古典散文政教之论并未开拓出多少独立发展的空间，其政教审美原则论是与诗学政教审美原则论交融在一起的。其论说也主要体现在孔子、左丘明、司马迁、扬雄、《毛诗序》作者、刘勰等人的言论中，我们不作复述。

唐代，对散文政教审美原则的阐说主要体现在王通、李华、柳冕、崔元翰等人的言论中。王通在《中说》中对南朝许多有成就的作家如谢灵运、鲍照、江淹、吴筠、谢庄、王融、徐陵、庾信、谢胱、江总等人都指斥其不足，如云：“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洼，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王通推尚的只有颜延之、王俭、任防少数几人，其云：“子谓颜延之、王俭、任防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对颜延之等人简约典则的文风表现出倾赏之意。王通之论表现出平和中正的文学趣味，当然也同时体现出了其较为狭隘的文学审美观。之后，李华《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云：“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立身扬言，有国有家，化人成俗，安危存亡，于是乎观之。……夫子之文章，偃商传焉。偃商殁而孔及盂柯作，盖六经之遗也。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李华认为，文章的写作因缘来自两个方面：从内在而言，是缘于创作主体的“六经之志”；从外在而言，则是缘于人的思想感情受到外界事物的触动。他批评屈原、宋玉违背了儒家传统的中和艺术表现原则，致使六经之义在他们的创作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柳冕《与徐给事论文书》亦云：“盖文有余而质不足则流，才有余而雅不足则荡；流荡不返，使人有淫丽之心，此文之病也。”

美学原理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2）06-0076-04

顾祖钊先生是颇有资望的学者，他的文艺理论研究颇受童庆炳先生的看重。研读他的《文学原理新释》我们会发现其文学理论的与众不同：第一，文学理论研究的范式很特别，不同于前苏联式的反映论文学理论，也不同于科学主义以形式为核心的文学理论，更不同于人文主义式的文学理论。第二，他没有给文学下定义。那么如何去认识顾祖钊先生的《文学原理新释》？他是怎样建构文学原理的？在文学理论研究越来越个性化的今天，厘清这些是很有意义的。

一

要对顾先生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进行深入的探索，我们要先探讨顾先生的文学理论的结构。所谓文学理论结构“应指一个由诸种要素转换规律组成的整体”。[1]与一般的文学概论不同，顾先生的《文学原理新释》的立足点是艺术至境。作者告诉我们：“由意象、意境和典型的三足鼎立的艺术至境为中心，作辐射性拓展，形成新的作品论、类型论、真实论和艺术发展论”。[2]因此，了解顾先生的文学理论的结构关键就是“艺术至境”。

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艺术至境”属于诗学范畴，从诗学形态上升为理论形态还需要进行抽象，所以他其实只是以“艺术至境”为切入点，在这个观察点上对各种文艺现象进行研究。作者认为： “科学的艺术至境观，将启示我们思考艺术本质论，从而把它阐释得更为合理；……科学的艺术至境观，必然带来艺术思维研究的重要突破；……科学的艺术至境观，必然会使我们创作方法的研究走出误区；……科学的艺术至境观，可以使我们更科学地阐明文艺创作与生活的关系；……科学艺术至境观，可以对诸如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这样复杂的文学现象作出科学的解说、合理的评价；……科学的艺术至境观，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和历史的批评论；……科学的艺术至境观，必然带来创作观念的巨大变化。”[3]

具体来看，顾先生做了以下工作：

首先，对艺术至境进行了多元化的研究。

我国艺术至境研究在五十年代开始起步，当时把典型作为唯一的艺术至境，六十年代李泽厚先生意识到“意境”是独立于“典型”之外的另一种类型。[4]1987年周来祥先生则把“意境”和“典型”二元对立。[5]顾祖钊先生则认为艺术至境应该是多元的。他把艺术至境和艺术的表达方式联系起来认为：“客观表现型艺术追求的是意境创造，主观表现型艺术追求的是审美意象再现型艺术追求的是典型。三者鼎足而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人类的艺术至境。”[6]童庆炳先生在《寻找文学理论的突破口》一文中指出：“顾祖钊的艺术至境研究，从前人止步之处起步。首先，他发现将艺术分为再现与表现两大类型太笼统，他认为表现型艺术分为两个亚型，一是黑格尔所说的象征型艺术、浪漫型艺术，一是以中国抒情诗为代表的抒情艺术。顾祖钊根据他的研究，把西方的表现型称为主观表现型，把中国的表现型称为客观表现型……从而把典型与意境的二元艺术至境格局，改造为更符合艺术事实的典型、意境、意象三元艺术至境的完美结构”。[7]

其次，把艺术至境定位在作品理论的一个层面中。

《文学原理新释》的一个特点是把艺术至境作为“形象”来探讨。作者对传统的文学形象重新进行了定位，他认为：“所谓形象就是作家在文本中用语言展现的气韵生动的人物或生机盎然的艺术世界”。[8]这里的形象既包含了人物形象，也包含了其他形象。作者把“艺术至境”也归入文学的形象中，而形象层面又和语言层面、意蕴层面相联系。这样，艺术至境与文本的其他层面的联系就很明晰了。

第三，找到文本理论五大块之间的联系。

顾先生是从文学和人的精神需求维度来把握文学的。他发现为了满足认识自身和社会的需要，就形成了文学的历史本质观；为了满足启迪思想和智慧的需要，便形成了哲理本质观；为了满足表现感情的需要，就有了情感的文学本质观。于是相应地产生了文学的三种审美类型——写实型、抒情型和哲理型，形成了三种审美表现形态——典型、意境和意象。这样文学本质和文学理论其他几大块之间的联系就很清楚了。顾先生也注意到了形式论和创作论的贯通，主要表现在：文本的层次论和写作过程论的贯通，作者把文学文本分为三个层面：语言层面、形象层面、意蕴层面。在《文学原理新释》中的创作论“语言对内容的征服”一节，对艾青的《树》的分析，就是用这种理论来分析的。他把“树”这个意象的涵义分为三层：“第一层为概念树的心理印迹引起的意义。第二层为文学形象层，是由语象特征引起联想在心中形成的艺术形象系列，为形象意义层；第三层是文学形象所折射的象征意义，属于意蕴意义层”。[9]

文学发展论则更是体现了这种融合，顾先生的文学发展模式是“社会心理为动因的他律论，和以审美理想形态为中心的自律论，以及二者合力所形成的文学发展模式”。[10]

根据以上的研究，顾先生的文学理论结构点在艺术至境，而艺术至境属于文本的一个层次。因此，从操作范式的角度来看，该文学理论属于文本为中心的文学理论。

二

那么，从观念角度来看，该文学理论是怎样的范式呢？所谓观念范式是“一套根据特有的价值观念和标准所形成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形而上的信念，包括事物的本质是什么。”[11]总体而言，顾祖钊先生的文学原理是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为指导（书中很多原理是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为基础的），参照了列宁的一些哲学认识而形成的。

与传统的文学理论不同的是顾祖钊先生把本质和本体分开，他认为：“本质是关于文学性质的哲学概括；本体则是文学的构成方式及其内容要素。”[12]这多少受到新批评派的影响。韦勒克和沃伦合编的《文学理论》就是如此。

对于文学的本质，顾先生注意到的是其多层次和多侧面的特性。他认为“文学的初级本质体现为言理（志）、言情、言史三个互补性侧面；中级本质体现为对社会生活审美反映性质；高级本质则体现为上层建筑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由于意识形态部门本身都属于历史哲学的一个方面，文学总的来说，最终还属于历史意义上的‘历史’”，[13]这是从三个层面来把握其本质。初级本质主要是从文学与人的精神对应中把握文学的本质，中级本质是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阐释的。从创作主体和世界的关系来看，文学也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但这种反映与科学的探究活动又有不同，它带有强烈的审美色彩，因此顾先生认为文学的这种反映本质上是审美反映。尽管作者对审美反映作了全方位的阐释，从表述来看，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作者的“审美反映”很重视文学创作的二度体验带来的审美距离感，由此产生的非功利的游戏性质。与艺术至境相对应的审美理想，可以说艺术至境就是最高的审美理想。这也是作者对审美反映论的创新。此外，作者认为，审美反映中，主体的人格很重要，也对文学理论的深化有帮助。

文学的高级本质是从整个社会的架构来看的，从这个宏观的角度来看，文学本质上属于意识形态，与其他的意识形态不同，作者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具有审美特征。

顾先生的文学本体是以“人本体”为基础的，这和他的审美反映的文学本质观念是相对应的。而所谓的“人本体”其实是指文学是用语言构筑的心灵世界，具有心灵性和文化性。

三

规则范式是“在观念范式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套概念、定律、定理、规则、学习方法、仪器设备的使用和程序等规则系统”。[14]在文学原理方面主要表现为概念和原理的阐述。因为操作范式的变化，顾先生的文学理论的规则范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概念体系的角度来看，该书有两大特征：一是根据文学实践自创的概念，二是对古今中外的概念重新转化而对文学原理有很多新发现。

首先，根据文学自创概念。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理论研究很矛盾：董学文认为文学理论研究“一方面是向西方体制的皈依 ，表现为西方学术规范的引进和西方思想资源引介的加速；一方面是国学热中体现出来的对主体性、话语权丧失的焦虑和对传统文化资源盲目的夸扬。”[15]其实对于东西方的文论没有必要完全极端化，应该如吴兴明所言“对话和协商……控者向主体提升，意味着主体间性”。[16]顾祖钊先生的《文学原理新释》把文学理论定位在“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世界文学’，力图建立一个最具一般意义的文艺学体系”。[17]在艺术至境和各种文学关系织就的网络中，作者把中国古代文论的艺术至境、言、象、意等概念与黑格尔美学、新批评、结构主义等西方文学批评中的文学叙事、文学抒情、摹仿说、心理分析、格式塔、艺术思维、抒情主体、复义、含混、悖论、反讽、审美心理等概念合理地整合在一起，转换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文学理论。

其次，对于文学原理多有新的发现。

在文本理论中顾先生较早地用言、象、意的纵向结构对文本进行分析。

对于风格的论述，作者也多有发现，如对文学风格形成，作者就对“文如其人”的不周密的地方做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人格、人品是生活个性的反映，文学风格则是创作个性的反映。前者是功利的，后者是审美的，解释清楚了文学风格和人格的区别。

关于创作论，顾祖钊先生绕开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是创作方法还是创作原则的争论，主要关注创作心理、创作思维、创作流程、创作方式。

关于艺术思维，作者把形象思维具体化为意象思维和具象思维，把文学思维研究推进了一步。关于文学理论的创作过程的描述也有很大的创新。尤其是第三阶段“文学创作的艺术传达阶段”所探讨的“艺术传达的复杂性”、“体裁对内容的征服”、“语言对内容的征服”、“即兴与推敲”。这个设计概括力比较强，比以前的一些教材，把某些文体（或叙事文体，或抒情文体）的创作过程作为文学创作流程要科学得多。

张首映先生在批评西方的二十世纪的文学理论的转折时，曾经说过：“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具有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他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三大转折上……这三大转折也付出了许多沉重的代价，做出了痛苦的牺牲，如文学创作在文学批评中的失重，乃至失落。”[18]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引进西方的文学理论居多，对创作论也不是很重视。顾先生的发现也算是一个弥补。

关于文学发展论的研究，作者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研究的突破：

1.在文学发展的实质方面取得了前人没有的成就。作者认为：“文学发展的自律，实质上是审美理想模式的变化。其中艺术形式方面的能动性是造成这种自律的主要原因。”[19]这是很有见地的。

2.在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上，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文学的世界性的取得主要来自作品深层意蕴中的人类因素和世界意义，而作品的民族特色和个性特色又在很高的水准上充分体现了这种人类因素和世界意义。”[20]这种看法找到文学世界性的根源，文学世界性不是观光性质的世界性，而是价值式的世界性，就如同马克思思想为全世界所拥有、所珍惜，这才是真正的世界性。

四

一个好的文学理论，其操作范式、观念范式、规则范式三个范式应是互相套嵌的。那么顾先生的文学理论中这三个范式之间的关系如何？顾先生继承了反映论文学理论的一些观点，他认为文学也可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21]和反映论不同的是，顾先生进一步指出“在审美的前提下，必然要竭力满足人类对他提出的关于知、情、意的精神需要。由于审美者的需要各有偏重，就会形成不同的审美理想，为文学造成不同的审美类型，形成不同的艺术至境形态（即审美理想在艺术中的感性形态）。”[22]这样，以审美反映为基础，顾先生吸收了新批评等文本中心论的优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理论。

近几十年，我国文学理论界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打破经济决定论的庸俗社会学对我国文论研究的干扰，所以学界同仁花了大量的精力引进、吸收西方文论，研究转化古代文论。从这方面看，顾先生的研究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由此，我们可以对顾先生的文学理论所隐含的“文学”概念进行思考了。

一般来说，文学的定义有广义的文学定义、狭义的文学定义和惯例式的文学定义。顾先生没给出文学的定义，并不意味着他心目中没有文学的定位。作者从艺术至境角度来谈文学，而艺术至境其实是一种文学审美理想，也就是说在顾先生这里，“文学不同于一般的‘文化’”[23]，文学是作为审美来看待的，也就是作为狭义文学来研究的。其实他还是对文学进行了一些预设：首先文学是一种艺术，其次文学还得够得上艺术标准才配称为文学。这就和目前流行的把文学放在社会、政治、经济、性别、地域、阶级、民族、思想、道德等关系网络进行所谓的文化研究做法不同。[24]前者以艺术内部的问题进行研究，后者只是对文学环境进行研究，很容易偷换文学理论研究的命题。另一方面，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在欲望叙事泛滥的今天，顾先生用艺术至境——艺术标准来衡量文学就显出了难能可贵的艺术坚守。

顾祖钊先生的《文学原理新释》操作范式是艺术至境，是文本中心的文学理论。其观念范式是审美反映论，在概念体系上，对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形式论、文学创作论、文学发展论进行了重构，并在此基础上沟通了中国和西方的文论，融贯古今文论，是一部有民族气息的文学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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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10][13][17][19][20][21][22]顾祖钊.文学原理新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109； 286～287；328；75；3；348；377；45；45.

[3] [6]顾祖钊.论艺术至境观[A]，诗魂的追寻[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79-81；73-74.

[4]李泽厚.美学论集[M].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326.

[5]周来祥.论中国美学[M].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224.

[7]童庆炳.寻找文学理论建设的突破口[A]，诗魂的追寻[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84-85.

[15]董学文.20世纪九十年代：对建设中国文艺理论的重新思考[A]，中国文艺理论的百年教程[M].广州：广 东教育出版社，2004：286.

[16]吴兴明.实践哲学遮蔽了什么——评李泽厚的《历史本体论》的思想视野[J].文艺研究，2007，（08）：132.

美学原理论文篇11

哲学中真善美的诉求

在哲学发展史上，众多哲学家都把追求真善美视为自己的最高理念。苏格拉底毕生追求，最高目标就是生活中的善。苏格拉底整日赤脚奔走于雅典大街小巷，引导规劝人们要真正懂得什么样的生活是美好的、有道德的、有价值的。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重点研究真理的学说，探求实体的绝对唯一的真，认为伦理学最重要的范畴便是“至善”。康德提出并研究了真、善、美三个方面的问题，其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能知者为何？探讨如何求真。第二个问题：我们所应为者如何？阐释如何为善。第三个问题：我们所可期望者为何？探讨如何求美。黑格尔哲学重中之重是其美学思想，其中至要问题是讨论美的概念及艺术理想。罗素哲学思想的真正主题是“求真”，并对真与善的关系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说。马克·奥勒留在《沉思录》中说道：“不能使他成为一个人的东西，根本就不能成为人的东西。……不过事实上，一个人越是从容不迫地使自己排斥这些和其他这样的东西，他也就越善。”所以说，寻真、求善、求美是人类的本质，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东西。

哲学中的真善美是统一的，这三个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问题。人们求真的活动，不仅需要主体的知识和思路，更多需要的是主体追求真理的品格与意志，这就包含了追求心灵的净化和品格升华的需求，也即是求善。反之，正是因为有了追求灵魂升华净化之心，才会有不畏艰险、勇往直前渴求真知的信念和行动。所以，求善和求真是互为因果、不可分割的。哲学家是集伦理、反思和认识于一身的，在哲学家那里，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一体。因此，哲学求真是基于事实基础上的真善美统一的价值判断。求真和求善的人就是具有内在美的人。真和善本身就包含有美的内涵，是判断美是什么的标准。哲学追求的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

哲学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可以指导具体的学科，当然也完完全全适合于翻译学，尤其是文学翻译。下面我们尝试从哲学追求真善美统一和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角度来解读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中的真善美的诉求

翻译处理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西方哲学家将人的理性和感性视为主体，主体具有主导性、主观性和能动性；与主体相对的就是客体，客体具有客观自身规定性和外在实在性。对于翻译主体来说，指的是译者，翻译客体指的是原文和译文文本、原文作者和原文以及译文读者。文学翻译是在真善美观照下的主客体的统一。

（一）文学翻译中的求真：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文学翻译中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形式和内容，理解与表达，忠实和通顺，直译和意译，归化和异化，科学性和艺术性等。关于文学翻译的标准中国历代翻译家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要包括：严复的信、达、雅，钱钟书的“化境”，傅雷的“神似”和许渊冲的“三美”理论。归根结底，种种翻译的矛盾和标准都是要处理好翻译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绝对的信和达是没有的，如果勉强为之，肯定会影响读者的接受，反而有害于客体。这就是主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

刘宓庆认为，翻译主体具有主导性，但并不具有无视客体可容性的凌驾性。中西方传统译论只谈主体的运作，表现出无视文本的“主体中心论”，这是违背翻译的基本职能的。而刘宓庆提出，不光翻译主体是能动的，翻译客体也是动态的、能动的，是由“文本、作者、读者”构成的三元复合体。这里的文本指的是原文及译文文本；作者是原文作者；读者指的是原文和译文的读者。翻译主体离不开原文，除了受原文的文体限制、意义限制、语法限制、风格限制、文化限制等，还要受原文作者和原文读者的限制，同时还要受译文语言和译文读者的限制。原文和译文对应着两个时间，对应着两个空间。而语言是发展的，各个时代的文风各不相同，意义也是不断发展的，语义的扩大、缩小、升格、降格以及词义的转换属于恒常的现象。对原文文本的解读同时也离不开原文作者对原文读者的期待性，即文本的期待对象，这会决定作者的态度，也就会决定译者的态度。译者要把握原作者的价值、心理、情感和审美取向。

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文本理解观认为，文本是言语交际活动的动态实体，文本永远是开放的，因为文本符号所指自由度很大，所以意义也就处于悬疑状态。解读文本即如“游戏”，需要运用解读策略消解一切形式的禁锢，消解的结果也因人而异。正是因为译者面对的是沉默的原文作者，所以，一切全凭译者的慧眼慧心来解读文本，结果自然因人而异。

不光译文作者摆脱不了原文的桎梏，即使是原文作者也摆脱不了语言的桎梏。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声音，简言之，即语言。”每一个人的思想都受到语言的制约，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言不尽意、词不达意。主体要受到客体的制约，表现为原文作者思维与语言表现之间，译文作者与语言之间的关系。

现实的复杂性远不是二元对立（客体是文本加作者）可以解决的，因为二元对立是一个平面，是静止的，而三元对立是立体的，动态的。文学翻译的求真活动是要意识到翻译的复杂性、动态性和整体性，不能使之简单化、静止化和单一化。可以说，对客体的认识越深刻、越准确，翻译的主张就越有道理。哲学的求真活动，启示我们摆脱概念的束缚，因为世界上不存在恒定不变的翻译标准。

（二）文学翻译中的求善：目的论

译者既不能脱离原文，也不能不顾及译文的读者，译文的读者也属于翻译客体的范畴。我们认为，翻译中的求善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主体对翻译文本的选择，要选择善的文本；二是考虑译文的读者可接受性。

马建忠曾经提出“善译”的标准，提出译者应“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马建忠作为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他要反映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要把西学的精髓译介到中国来，以启迪民智。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莫娜贝克指出，译者应该翻译“为善的”文本，做“有益的事”。

译文读者总是乐于接受洋溢着本国文字气息的翻译作品，这就是“趋同性”。但是也要考虑到，读者的审美观也是发展的，由于文化的多元化，读者的审美倾向日趋多元化，健康、清新、奇特的异域色彩对读者的吸引力也是不可忽视的，这就是“趋异性”。真正的善译应该兼顾两者。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译文要“力求易解”，又要保存“原作的丰姿”，使读者不但“移情”，而且“益智”，这样才能达到翻译外国作品的目的。

（三）文学翻译中的求美：艺术论

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文学翻译的最高目标是成为翻译文学。上乘的译作本身就可以成为一部独立的艺术作品。“好的文学翻译不是原作的翻版，而是原作的再生。它赋予原作以新的面貌，新的活力，新的生命，使其以新的形式与姿态，面对新的文化与读者”。这样，翻译者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忠实”和“通顺”这两个基本要求而止步不前。翻译主体对翻译客体的审视中要掺入审美、咀嚼美、挽留美甚至创造美的意识。从玄奘的“文质统一，圆满调和”，严复的“信、达、雅”到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以及钱钟书的“化境”等，可以看出，中国传统译论是以艺术和美学为基础的。正如刘宓庆所言，“翻译与美学联姻是中国翻译理论的重要特色之一”。许渊冲提出文学翻译的三美论，是传统译论的发展：意美、音美、形美。三美之中，意美是第一位的，音美第二，形美第三。并且，许渊冲认为创造美是文学翻译的本体论。

求美虽是翻译的艺术标准，却不能脱离求真和求善，不能随便地降低“忠实”的要求。朱光潜在《诗论》中说：“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说：“只有通过心灵而且由心灵活动创造出来，艺术作品才成其艺术作品。”翻译也是一门艺术，这句话同样完全适用。故此，翻译中的求美是以真和善为前提的，凌驾于原文之上的译作不足取，不顾读者、只求唯美的译者也不可效尤。虽然说翻译也是一种主体的创造活动，但是这种主体的主导性和能动性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受客体客观自身规定性和外在实在性限制的，否则，主体就会消解客体的审美内涵。因为说到底，翻译是对原文作者的心迹跟踪。

求真是科学观，这是翻译哲学的方法论。求美是艺术观，也是翻译哲学的目的论。科学之为科学，关键是在方法。文学翻译家也必须用一定的方法来讨论、分析问题，这就使翻译具有科学的一面。然文字运用之妙存乎于心，完全是个人的天分，这就使翻译具有艺术性的一面。说翻译具有科学性强调了共性，说翻译具有艺术性彰显了个性。翻译的正误关乎科学，翻译的好坏涉及艺术，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互为补充，是一对矛盾统一体。汉语民族所固有的直觉性思维方式依赖感性经验和悟性，通过哲学思考可以帮助我们体验新的理性思维的成分，将更有助于翻译学科的科学化发展。

美学原理论文篇12

美术理论，顾名思义，是对美术之理（或曰道）的思考与论述。道，既是规律又是途径，涉及本质问题，是通向形而上的思辨之途——以“道”为题，必然进入哲学的发问与解答。故理论一词，往往追究本质，探讨美术的发生意义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审美关系，探讨造型艺术自身构成的诸种要素及组合规律。在人文社会学科中，美术理论与美学最易接近，甚至被认为是美学的分支，似乎等同艺术哲学（英文ART就是指视觉的造型艺术，即我们所谓的“美术”）。当人们企图用“艺术哲学”这一学科概念代替“美术理论”时，是否表明他们就是站在哲学的立场研究造型艺术呢？

美学，德文Asthetik，最初叫“感性认识的科学”，（注：此为德国鲍姆加登在MeditationesPhilosophicae（“哲学的沉思”，1735）文中所提出的学科概念，词源来自希腊文αíσCησíS（感觉、知觉）；1750年，又著附图一书。1742年，Metaphysica（《形而上学》，第二版）一书亦如是说（"scientiasensitivecognoscendi"——感官鉴别的科学），至1757年第4版时，改称“美的科学”。参见［日］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池学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研究感性认识的规律。“美学”成为一个学科的概念，本身就表明一种学术意向——将一个哲学的认识论问题提升到科学层面上。稍后，康德就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将人们的感性判断纳入理性原理之中，并探讨其所谓科学的规则是一种错误的希望，它只能在“先验感性论”中得以保留。（注：康德以“统觉之先验统一”的原理，否认表象在经验直观中的必然联系，而认为“表象之相互关系，实由于直观综合中统觉之必然的统一”。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式译，商务书馆，1960年3月版，第105-106页。）但在20世纪初，康德的意见在东方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那时“科学主义”正风靡东亚，尤其是日本和中国。日人以汉名“美学”对译德文Asthetik，并在1907年以前传入中国。（注：1907年10月创刊的《震旦学报》第1期“美学”栏目，刊载侯毅译的《近世美学》（［日］高山林次郎著）。）时至1918年，北京美术学校创办，即在高等部中国画和西洋画两科设置“美学及美术史”公共课程，美术史分设中国绘画史和西洋绘画史，“美学”课程实为美术史学概论，近似美术理论。（注：《北京美术学校学则》（教育部指令，1918年7月5日），教育部总务厅文书科编《教育法规汇编》，1919年5月。参见章咸、张援编《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1840-1949)，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21-127页。）

若回溯中国美术理论的传统，始终未曾进入哲学内部，与其建立系统的联系（哲学或文学理论向美术理论渗透，是单向度的外部关系），更无“科学”一说。古代中国，具备理论形态的造型艺术，主要是画论与书论（雕塑业和建筑业，其理论多在技术规范，尽管亦有审美的文化的诸种意识贯注其中，但未形成自上而下的理论体系）。古代中国的画论与书论自六朝后历代不断，前后相系，是专论，号称“画学”、“书学”，或“画论”、“书论”。以“理论”的性质而言，是密切联系创作实践的一种阐释体系，不是纯粹形而上的思辨体系。因为是阐释，一明源流，二重事理，三言观念，四讲品位，史论评三者共为一个理论整体，且与创作实践形成辩证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的系统定位。

美术学是20世纪初出现的一个新学科概念，意味着“美术”研究将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系统。但国人最初使用“美术学”，着眼点却在美术史学。1907年，国粹派的刊物《国粹学报》第26期“美术篇”栏目，发表刘师培的文章《古今画学变迁论》；第30-31期连载刘师培《中国美术学变迁论》（未完稿）；第31期还刊登刘师培《论美术援地区而论》一文。（注：参见《国粹学报》第26期（第2年第1号）、第30-31期（第3年第5-6号），上海国粹学报馆，1907年3月4日、6月30日、7月29日。）这是由传统“画学”、“书学”概念转向“美术学”概念之最早例证。刘师培所用“美术学”，就是美术史研究，或称美术史学。这是当时的风气，受西学影响，对各种对象的研究，均以“学”名冠之（含有科学的名义）。所以，刘师培的“美术学”概念，并不是将传统的中国美术理论整体提升到学科层面上，而仅仅将中国美术史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出来。若认真考究，中国人“理论”的概念弹性很大，可指称某种学问或学说，也可指称某种学科或某一领域相对于实践的知识部分。中国古代的美术理论多归学理研究一类，与创作实践相关。所谓相关，一及创作实践，二级欣赏与批评实践，故其技法原理、创作观念及评判标准等，都在此列。究尽中国画学，古时品评议论及理法文章，均属“理论”。1937年，于安澜将中国古代绘画典籍分三，先后编辑出版《画论丛刊》、《画品丛刊》和《画史丛刊》，其“论”、专指“画法画理”，而欣赏与接受理论，则以“品第鉴别”之类单列。1942年，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将理法著作与品评著作一并收入。这是在现代学科意义上，对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第一次系统的知识整理。

不过，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建制的还是美术史学（在中央美术学院设立美术史系），它基本沿用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美术理论因无学科建制，相关研究人员分散在普通高校哲学系、艺术系，或美术学院的理论教研室、美术研究所等单位，——作为纯粹思辨形态的造型艺术理论，往往进入哲学或美学系统；而作为一般造型技艺理论或与本体形态相关的阐释理论，往往以课程的方式出现在专门的美术院校。1978年后，在专业美术院校和艺术研究院设立了“美术历史与理论”的学科名称（简称“美术史论”），至此，美术理论才进入学科建设的门槛。

“美术历史与理论”正式改称“美术学”是1990年的事（这里无意将两者等同，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尚待讨论），而将“美术学”确定为“二级”或“三级”学科，则到了1992年（注：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专业目录调整会议决定，将“美术历史与理论”改称“美术学”，并向全国正式颁布。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学科代码表》，“美术学”以二级学科的名义出现，包括理论研究和创作研究等下属三级学科，原“美术历史与理论”亦以“美术学（三级学科）名之，但内涵有变。）。二级学科的“美术学”，基本上包含原先术科的“美术”系列，从术科到学科，意味着增强学术含量，全面提升学术品质。原先依附创作实践的美术理论同样提升到“学科”层面，而且和美术史学合并成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二级学科的大系统内，美术理论和创作实践还是一个整体，只是更强调了美术的本体性研究和学科独立性，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促进关系，促使技艺性学科在建制上不断完善。同时，作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概念的内涵上，绝不等同于刘师培时代的“美术学”（注：参见邓福星《关于美术学及其它》，《美术观察》1998年第1期，第55页。），在学术立场上，重新确立了中国美术理论“史论评”三位一体的传统。由此，美术理论亦开始以学科的名义真正进入学术系统，但问题也接踵而来：其学科性质如何？学科规范何在？学术阈场如何界定？

如果说，美术理论进入艺术理论系统或美学系统，还有既成的规范（西方的）可以遵循，但到了“美术学”的新建系统，所有的一切必须重新链接，重新规范，重新定位。

高等院校专业教学课程的设置是学科最明显的标识。在美术学院，除了美术史外，有关的理论课程为艺术概论、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等，均作为专业基础理论的共同课，这种状况几十年不变。作为学科的基本理论，我们主要关注“概论”。早期的《美术概论》，有黄忏华的著述（1927年，参照日人及欧洲人的著作），20世纪50年代则搬用苏联教材（如涅陀希文著的《艺术概论》），事隔二十多年，又出几本国人编写的《艺术概论》，特别是80年代初文化部组织编著的《艺术概论》，几乎是通用教材。直至1994年，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理论教研室才编写出一本《美术概论》。一门学科，如果连“概论”的课程都不完备，还能说些什么？

概论者，一为基本原理的阐述，二是历论的通诠，三是基本范畴的解说，藉此进入历史文本研究。如果我们研究历代的美术理论，关注的不会是概论，而是时论。无论中西，真正能体现彼时彼地他者理论观和价值观的，不在概论而在时论。概论是总结，时论是现状研究，关注时下美术现象，以既定价值标准，审视与评判美术实践之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因此，时论既是批评文本，又是历史文本，在历史片断中直接传达创作观念与审美意识。事实上，在美术理论的发展历史中，概论之寂寂与时论之煌煌，对比极为鲜明。无怪乎，中国文学理论史，常冠名以“中国文学批评中”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注：参见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版；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1979年12月新版，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批评，是西方的概念，与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如文论、画论、乐论等）并不相符。理论不等于批评。若论中国的美术批评，与其说它接近理论，毋宁说它接近品鉴。中国古代的品鉴就是一种时论，是理论最直接的应用与表述，其方式可点评可议论，可指正可判断或褒贬、品第。

二、学科概念

常言，美术理论是一门研究与考察美术活动和美术现象，探求其规律的人文学科，是一个关于美术的知识系统。研究者必须将他对美术现象的感受与体察之经验转化成理智的(intellectual)形式，将它整理成首尾一贯的合理体系，它才能成为一种知识。我国美术理论界目前又有多少首尾一贯的知识系统？

我们可以对美术理论进行整体描述，但总是模糊的。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要有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要有相对固定的学术规范，在高校还要有相应的教学实体，包括教材。中国的美术理论的学科建设问题，长期以来有教学和研究实体，却无教材无规范（技法理论除外），且研究领域涣散，一直无法走上正常的学科建设轨道。如果检测近20年来我国所有美术理论研究方向的硕士或博士论文，你会得出什么结论？你能看到一个学科的外轮廓么？不可能。众多选题中，既有美学问题研究，也有形式本体问题研究、形态研究、批评研究、心理学研究等，还有一些跨学科的边缘性的研究选题。我们什么时候能从边缘地带划出一道清晰的学科界限？或在学科内部建立一道学术底线？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系统性处理，即将现有的各种知识系统化，寻找各个知识系统（小系统，模式块）间的相互链接。链接的情况还得进一步处理，分析其知识导向与基本局性，才有可能在学科图表上显示其内在的与外在的各种关系。

不可否认，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比历史学复杂，可是否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就造成美术理论研究的不确定性？科学研究的意义就是将复杂的问题有序化。一个系统的学科会建立自身的研究基点，确立基本范畴，建构一系列的学科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一再提倡美术本体研究，可为什么还是一再徘徊在学科边缘而无法进入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似乎学派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每一学科都存在不同学派不同学说，但都不会影响其学科的整体规范，不会淡化以至解构学科特征，至少在某一时期如此。每一学科也都会出现新兴的交叉学科，都会模糊、淡化甚至重复学科的研究对象，同样也不会改变本学科艺术质。美术理论为什么会存在这么一个学科概念，却无明确的学科定位和学科规范呢？因为历来中国美术理论就缺乏一个大的系统建构。

当我对自己所接触的知识进行整理时，发现中国历史上所谓“美术理论”，都只是一个个“知识点”，缺乏系统性，没有自己的学科归宿，或者说缺乏一个系统网络接纳这些知识。追求系统知识，并非就是“唯科学主义”。科学，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关系到人文学科(humanities)。显然，美术理论属于人文学科，研究重点在于人的情感、人格尊严及其自我实现的内在需要——注重人的精神性、个体性和审美价值观，是关于美术现象的整体价值评述。但是，美术理论也涉及到人与对象物，人或对象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观察、统计与逻辑推理，这就涉及到“科学”，涉及到观察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中国历代的美术理论，几乎都是品评赏鉴，或者说都在某种价值预制的前提下进行的理论评判（即“你能观察到什么，说明你拥有什么样的理论”）。在许多情况下，理论先于观察，有时则交替进行，先发现而后评价（不过是既定理论体系的补充、拓展与完善），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将现象定性定位，构成知识点，随后便发生转移。以价值观为基点的系统性理论建构，应有一个时间维度。但我们又无法辨别当一个系统理论出现时，是否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抑或完结？譬如，我们该如何评价顾恺之的“形神论”与谢赫的“六法论”？顾恺之是历史的决结，而谢赫是新时期的开端？我以为，无论何者，都只是一个“知识点”的问题，未成体系。理论体系与时期并无绝对的必然的对应关系。一种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一个时期的实践状况，也可以跨越几个时期，而一个时期也可能出现几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根据理论表述自身的性质决定体系的存在。文化系统比较好确认，它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轴和区域空间的标定。美术也一样，作为人类造型的活动和现象，也从属于各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研究这些活动和现象的美术理论，也必须成为一个自在的体系，并在不同体系之间建立对话和交流的关系。

在“美术学”、“美术理论”等学科概念上，中国和日本的学术界有着比较接近的看法。

可以对证以下两个文本：

(1)《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的“美术理论”词条，总定义是：“关于美术实践的科学总结。”后分两种含义：一是广义，泛指史、论、评三者：二是狭义，专指基础理论。以学科的概念论，当属狭义。美术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所有的美术现象自身（包括创作、欣赏、作品和作者）、美术与社会外部的关系、美术理论自身；其任务是：原理研究、技法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最后，串讲了中外美术理论的发展源流，比较两者间的形态和功用，结论：“由于美术实践的多元性、多层次性和复杂性，并且总是在不断地发展，所以，美术理论不应该也不可能是独尊一说和凝固不变的。”（注：《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524页。）

(2)日本学者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其“美术学”词条言其概念相当于“艺术学”（德文Kunstwissenschaft，英文Scienceofart，法文Sciencedeart），表示很多含义。德文Kunst指造型艺术，日文无对应词，故以“美术学”相译。——“美术学泛称造型艺术的学问研究”，这是广义，其下属“体系美术学”和“美术史”两种。什么是“体系美术学”？“即研讨一般造型艺术的本质和意义，阐明造型艺术各领域的特征、界限、相互关系等”，且“关于美术史的原理论和方法论及风格论跟体系研究颇有直接联系”（注：［日］竹内敏雄，前引书，第197页。），最后，又特别说明“狭义上则除了美术史，专指体系研究”。

对学科性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用语是“科学总结”，竹内敏雄的用语是“学问研究”，均十分小心地避开“科学”或“人文学”的概念。我国美术界在1990年以前没有明确的“美术学”学科定位，日本学者在20世纪初就对应德文Kunstwissenschaft，明确提出“美术学”的学科概念，这概念相等于我国当时的“美术理论”，或者说，作为学科概念，其广义的“美术学”已等于我国现行的三级学科之“美术学”，而狭义的“美术学”，即“体系美术学”等于我国“美术学”下属之“美术理论”学科。

什么是体系美术学？竹内敏雄主编的《美学百科辞典》将其分为两大基本问题：一是“美术是什么？”二是“什么是美术？”前者是哲学的发问，涉及美术本质；后者是在形态学意义上发问，涉及美术本体的基本构成要素、种类划分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形态风格。那么，美术理论的研究领域是否就是本质论和形态学？美术理论就是放大了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知识系统？以逻辑推论至此，竹内敏雄的所谓体系美术学，狭义上就是美术基本理论研究，它的注意力不在于把握单个的美术作品，而是整体的美术现象，它的广义，也等同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美术理论”概念的广义之解。看来，“美术理论”的概念表明亚洲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希望能以西方的学术规范（主要是西方的哲学规范）统摄东方的美术经验，从而建立一种跨文化的理论研究体系。

三、学科图表

美术理论的知识系统包括基本理论、应用理论与交叉学科三大板块（见下图：美术理论学科图表）。基本理论研究是学科基点，以原理论为核心。所谓“原理论”，即质性研究，规定美术的本质特征及其相关概念，回答“美术是什么”及“什么是美术”这两个最基本问题，由基本命题扩展出相关的概念群及系列范畴——直接以哲学化的思考确立某种艺术观。由原理论直接导向论方法论研究，其任务一是规定美术理论体系的总体建构方式，二是探讨理论的思维法则、研究路向、系统结构法，三是研究美术理论方法自身的历史现象与规律。此外，基本理论还向“学术阈”和“创作阈”延伸，一方面是实践主体的理论，阐述美术活动过程中主体的性质与作用，在人（创作主体、接受主体或批评主体）和作品（理论文本）之间建立一个阐释体系和评价体系；另一方面是历史客体的理论，阐述人类历史中美术作品的发生原理、形态流变及类型性质，在作品（理论文本）和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确认一个意义系统和文化类型。二者直接体现着理论的双重性——以历史性的眼光确认某种文化观，呈现出某种自在的社会性；以主体性的研究确立某种批评观，呈现出某种自为的实践性。显然，美术理论以原理论、实践主体理论和历史客体理论三者构成一个基本理论系统，其学科性质由原理论部分决定。传统学科就在原理论部分建构一元化的结构体系，其内限性强，相对封闭——如果这一部分遭到否定，便会导致整个系统崩溃（如表现论对反映论的否定，价值赋予理论对本质论的否定等等）；而现代学科建制依然保持这种大结构框架，但基本理论部分却呈现开放的多向包容的态势，尤其是在本体的质问达到十分激烈的时候，原理论基本模块就会开裂，出现各种不同的学说与流派，重新形成多元组构的基础模态——种非本质论的外化倾向。

美术理论系统的开放性真正体现在外部边缘的两大学科系列：进入创作阈的右向系列为应用学科，进入学术阈的左向系列为交叉学科。二者的研究阈场可增可减，完全是动态的开放的，随着对象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随着区域的转换而变化。按常理，进入学术阈的学科模块其学术性较强，有较大的研究空间；进入创作阈的学科模块其实践性较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多受对象制约。应用理论的研究对象也是它的研究目的，即直接针对造型艺术自身的实践，为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支持。说明性、可操作性和序列规范成为应用理论的研究特点，对象成为纯粹的研究客体，可使用科学的实验的手段，以实证或否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交叉学科的范围更为广阔，可变性大，性质最活跃。第一，与传统的人文学科或社会学交叉，如美术史学理论、美术社会学、美术心理学、美术人类学、艺术哲学或造型美学等；第二，与新兴学科交叉，如比较美术学、阐释美术学、发展美术学。另有一些两栖类学科，如美术思潮史、美术理论史、美术批评史等，论学科性质应属于史学系列，但研究对象的属性则在美术理论范畴（未列入学科图表）。交叉学科是学科分化的现象，处在学科外沿，也是学科的前沿，不断对外交换，激励学科发展，开拓学科视野，研究传统学科边界上的“遗漏问题”或传统学科无法包容的“新增问题”。

附图

美术理论学科图表

分析上列图表，可见基本学科模块亦可成为课程模块。众所周知，课程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是第一步的工作。目前，应用理论和交叉学科两部分的课程容易切入，易于规范，因为有章可循（参照西方既有的学科课程），且又相对独立，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基本理论部分的情形却不相同，在西方也没有权威的或比较完整的美术原理著作。所有关于“艺术原理”的研究都在美学范畴内，研究对象几乎都是西方的造型艺术，极少涉及西亚或东亚地区。比较美术学的研究刚兴起，远未深入，未能阐释人类造型活动最普遍的规律并提出相关的艺术法则（是否存在普遍规律和通行法则，此处暂不讨论）。理论阐释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即特定的对象、特定的语境和特定的概念术语所形成的一系列规限性的表达。中国现代的美术理论面对的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的书面创作体系（这是最低限度的说法），而是在中国本土由现代的中国人所进行的种种造型实践活动，或曰，与视觉相关的美术活动（暂且使用“美术”概念，既是约定俗成，亦无更加恰当的词可以取代），其中很大部分属于西学体系，或中西结合的现代实验。以怎样的理论话阐释这种美术现象？如何界定又如何评价？理论依据是什么？基本理论的问题最多最复杂，直接诉求个体的感性经验，一时难以澄清，故也无人问津，或无法问津。

四、学科话语

学科建制是对话语的限制。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身的命题，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特殊的概念系统，通过学术体制确立知识－理解模式。它强调在特殊的语境中讨论理论问题，而不是先验地假定问题的答案，推行非语境化的脱离实践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

学科概念系统的话语重构，曾流行的两种说法，一是实现中国古论话语的现代转换，二是实现西方现论话语的中国化。在中国，现代美术理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外来学科，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传统学科，传统中国或现代西方的学科概念和范畴都同时存在，二者碰撞，自然整合。但是，二者在量上或质上均不对等，交流的势态相差亦大。现在理论学科的系统框架是在西方理论思维模式影响下产生的，话语符号是中国的，言说对象是现代的，文化意识层面还有传统的观念，概念系统的话语方式与系统之间不是绝对的文化对应关系，中国古代的理论话语依然进入。系统是被开发的，话语是灵变的，其准则只在于自身的理论立场和对象的特性表达。

美术的概念与范畴是对美术样式的艺术功能、社会作用及审美规律的一种抽象表达。有关样式的分类、流变及艺术特征的理论，必然形成相应的范畴体系，样式的历史沿革又导致理论范畴的推移变化。在古代中国，就有三次大的变化：一从汉代的“君形”论到六朝的“畅神”论；二从六朝的“形神”论到宋代的“形意”论；三从宋代的“意象”论到明清的“逸兴”论。其中，六朝和宋代是两个转折点，而形神论的核心概念是“畅神”，形意论的核心概念是“意象”主流样式的审美特征转换与概念范畴的推移变化基本一致。问题是到了现代，一方面在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和狭隘的民族意识驱动下，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概念范畴泛滥成灾，失去了对象性；另一方面在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和开放的全球意识下，西方现代艺术中流行的概念范畴也泛滥成灾，同样失去了对象性。或许我们不能单纯地责怪现代中国美术理论的失范与混乱，因为创作实践本身都处在探索实验阶段，无所适从。旧范式被批判，旧理论被质疑，旧概念被颠覆，传统的语境丧失了，在“解构”和“多元”的现代世界中，在文化大批判的时代，我们能否期待一个共通的美术样式及其相应的概念系统？显然不能。因此，中国古代的理论话语是否需要实现所谓的“现代转换”？西方现论话语是否需要实现所谓的“本土化”？其实，这个问题可以简化——对古论话语的重新诠释，就是“现代转换”；在自我意识界面上接受西方的理论话语，在汉字符码上实现意义的重新组接，使之成为当下有效的理论工具，就是“本土化”。任何一次历史文化的转型或外来文化的输入，都存在这种现象。若究深意，在“现代转换”和“本土化”口号的背面，则隐藏着一个“新中心”论，或期待着一个新的话语霸权。本文提出的，“话语重构”，不是要建立威权话语模式，而是在清理（让概念系统进入各自的话语模式）之后，以大系统的链接方式建立一个新秩序，即在社会公共的话语空间实现某种理论定位，并以有序的方式进行对话。

五、学科建设

当代西方最流行的文化研究，不是划定学科界限，而是要建立跨学科的知识探索领域，打破传统学科的封闭性及其狭隘的话语生产方式，促使研究者从“技术知识分子”的角色中走出，提倡关心总体性的、传统的思想家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而促使理论研究者能够批判性地介入公共的社会政治问题（注：HenryGiroux,DavidShumway,PauiSmith,JamesSosnoski:Theneedforculturalstudies:resistingintellectuaisandoppositionalpublicspheres,参见JessicaMunnsandGitaRajan编：Aculturalstudiesreader:History,Theory,Practice,LondonandNewYork,1995,pp647.）。对中国而言，这种文化研究的知识倾向非常接近中国传统儒家的“文人”品性，即家国政治的学术情结和广泛的人文关怀。但在现代的中国和西方，学术方面的诸种现象都有着相悖逆的发展倾向。比如，人文化倾向与科学化倾向，本质论倾向和非本质论倾向，整体的辩证的与局部的分析的，系统的与非系统的。在造型艺术方面，则写实的与抽象的（暂且使用这一对不甚确切的概念），具象的与意象的，视觉的与观念的等等，几乎都是逆向发展。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是否也存在着逆向现象？建立专门的知识领域，厘清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型，是现代中国学科建设的基本任务。对于自然科学和一般的社会科学而言，一向如此（现今，亦开始将目光投向边缘地带，注意跨学科的研究，甚至跨越科学和艺术的边界）；而中国的人文学科，尤其是艺术学科，却明显规范不足（中国学术界“史论结合”的传统就是一种文化研究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