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经济论文篇1

桥梁美学的属性包括其客观性、主观性、相对性、社会性、创造性。桥梁美学的客观性是指桥梁美学是客观存在的，其客观基础具体指其结构形态、材料、技术和功能要求等。很多杰出的桥梁即使经历了几百甚至上千年后依然被认为是美丽的，正是因为美具有客观性，才使桥梁美学的研究具有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桥梁美学的主观性是指在审美过程中有主观意识的参与，同时结合客观审美对象而得出美与丑的判断。如对争议颇多的英国福斯桥的评价，有人说它是“丑陋的极品”，而有的人则赞叹其宏伟的外观气势，同一座桥可能引起完全相反的议论，可见人们的审美观念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桥梁美学的相对性是指在不同的时代人们的审美观念不同；即使在同一时代，不同地区和民族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也会有不同的审美观；另外，美是相对于丑而言，美和丑相比较才显出美。如中国古代桥梁栏杆上常刻有狮、龙等，而西方古代桥梁常用神和伟人作为雕饰，正是这种审美观念的差异性，才会造就多样化的世界。桥梁美学的社会性是指尽管对于美的认识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由于人类是聚集在一起生活的，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社会里，存在着能为社会公众普遍接受的审美标准。如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普遍认为装饰是美不可或缺的因素；现在简洁明快、纤细流畅的桥梁被认为是美丽的。桥梁美学的创造性是指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断变化使得创造美成为可能，美需要不断创新，才有生命力。现代由于科技的进步，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桥型不断丰富，这些都是美的创造性在桥梁领域的表现。桥梁美学的设计原则包括环境的协调、主从与对称、韵律、均衡与稳定、色彩、风格六个方面。环境的协调要求桥梁与桥址处的自然景观以及人文建筑能够协调一致，互相映衬，融为一体，构成让人赏心悦目的整体景观。主从与对称是 在 桥 梁 型 体 的 安 排 上 突 出 中 心 部 位 为“主”，两侧部位起衬托作用为“从”，并以中轴线对称布置，从而使整个桥梁体型关系主次分明；同时有时候在不规则环境中，可以不用拘泥于严格意义上的对称。韵律常指建筑型体中的变化与重复形成的有节奏的韵律感，给人们带来一种鲜明、生动、富有活力的美感，能非常显著的统一桥梁建筑的整体形象。均衡与稳定表现出桥梁建筑的稳固和耐用，反映桥梁建筑的基本功能，是宏伟建筑物完美布局的基础，是桥梁美学设计的基石。色彩是审美对象的视觉属性之一，是桥梁建筑的一种表现手段，新型色彩材料和涂料的发展，使桥梁更加瑰丽多姿。风格是一座桥梁的各种因素的整体特点，体现设计构思的特色和特征，表现出时代的、民族的、社会的文化思想，往往成为欣赏者审美的主要方面。桥梁工程师要提升审美情趣和艺术素养，重视桥梁的美学设计原则，使桥梁具有使用和欣赏的双重作用。

桥梁的经济性

进入21世纪，由于对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和全寿命设计理念的重视，桥梁设计中遵循的“安全、适应、经济、美观、耐久、环保”六项原则已成为大家的共识［7］。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投入的增加，经济性原则在中国桥梁界似乎越来越被忽视。一些不经济和不合理的大跨度方案，常常因业主的“好大喜功”和设计者的盲目追求大跨度，追求世界第一而被采用，甚至有些工程技术人员认为跨度的突破就是“创新”，并为此付出成倍的代价，甚至造成严重的比例失调。跨径越大，造价越高。经济性作为判定一个桥梁设计是否成功的基本标准，决定了我们必须将造价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如果一座桥梁的价值大于其造价，那么就可以认为这座桥的经济效益是合理的。通常桥梁的价值有以下几个要素构成：功能价值、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桥梁的功能价值是非常明显的，它跨越障碍、沟壑，使交通运输便利，节约了时间，尤其在当代信息时代，时间就是金钱，节约了时间也就相当于创造了财富。桥梁的社会价值不局限于某种表现形式，通常桥梁象征着和谐、统一、友谊和交流沟通，这种象征的价值很难用具体的数字来量化，但在某些情况下意义重大。如位于南美洲的巴拉圭－巴西友谊大桥（图7）就象征着两国的交流沟通，友谊长存，同时中国也与周边国家建造了不少类似的桥梁，如中越友谊大桥、中朝友谊大桥等。桥梁的美学价值也不能用数字来量化，但却极具价值，类似于衣食住行，为了更高的美学享受，我们愿意为美付出一定的代价。但为了追求美，我们不一定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有时，我们只需在细节问题上给予更多的重视，就能让结构物的外形大为改观。真正美丽的桥梁是生动而有气势的，同时也是优雅而有诗意的，能够超越时间和潮流的。通过正确理解桥梁功能价值、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一定可以建造出经济美观的桥梁。

桥梁美学设计和经济性的关系

美学经济论文篇2

这十大中国经济学家榜单顺序是：张五常、钱颖一、郎咸平、林毅夫、邹恒甫、吴敬琏、张维迎、李稻葵、陈志武、田国强。

这份榜单把学术影响力看做是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同时也引入全球知名学者的评价。《华尔街电讯》表示，他们想以此斧正被妖魔化的经济学家，肯定他们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

经济学家须有创造力

《华尔街电讯》送出的这张引人注目的榜单，十人中，只有吴敬琏一人是中国本土培养的。其他学者如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张维迎，清华大学教授钱颖一、李稻葵等都在国外接受过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

据调查，在中国被称为“经济学家”的约有6000人，然而，能在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上的经济学者只有大约100人。目前，中国经济学家在全球经济学界和财经媒体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非常有限，他们的观点仍然处于边缘状态，全球主流媒体很少关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华尔街电讯》董事会主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教授指出，“评判一名经济学家是否合格主要有两点：第一，他对经济到底了解多少?第二，是否有创造力?有很多人有一流经济学的教育背景，但他们没有创新思维，这也是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经济学家的。”

学术影响权重占70％

《华尔街电讯》评选经济学家的指标包括三个方面：学术影响(70％)、经济影响力(25％)和社会影响力(5％)。学术影响力主要考察候选人在国际国内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量和被引用的次数，经济影响力主要考察候选人对经济增长、经济改革和产业政策的影响，社会影响力主要考察候选人的社会责任感、社会知名度以及话语可信度。

《华尔街电讯》总编辑丁海森说：“和第一届评选相比，学术影响力的权重已经从60％提高到70％，以后这个权重还会持续增加。”

蒙代尔表示，中国有很多名牌大学经济学系，但没有一个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经济系前列，无法与麻省理工、哈佛、耶鲁、剑桥、牛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世界名校相提并论，这也是制约中国经济学家成长的关键因素之一。“经济学是一门非常专业、非常严肃的学科，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才可能出结果。”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十大经济学家的身世：

张五常1935年生于香港；1959年到洛杉矶加州大学经济系跟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奇安学习；1961―1962年攻读硕士学位；1963一?967年攻读博士学位；1967年到芝加哥大学跟从科斯作博士后研究；1969年为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1982年至今为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

张五常教授为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在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的演讲中，多次提到张五常教授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1997年张五常教授当选为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是第一次将该职衔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

钱颖一　生于北京，祖籍浙江。1977年考入清华大学数学专业；1981年本科(提前)毕业，1982年获学士学位，毕业后留学美国；198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1984年获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0－1999年任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1999－2001年任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教授；2001年至今任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组织和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以及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

郎咸平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博士，长江商学院(首席)教授，2003年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最高学术级别的(首席)教授，搜狐首席经济顾问，世界银行、深交所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顾问，受中小投资者赞誉的“郎监管”，1990年金融学论文引用率排名全世界第一，畅销书《公司治理》的作者。

在大众心目中，郎咸平是位观点鲜明而且具有世界级学术成就、在中国博得极高知名度的大师级学者。郎教授曾于1998―2001在世界银行担任公司治理顾问，致力于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护小股民权益的课题。在东亚地区，此项研究尚属首次。其论文在美国最负盛名的《2000年金融经济学期刊》、《2002年美国金融学会期刊》发表，被专业学者、研究人员及《经济学家》、《华尔街日报》等知名媒体广泛引用，并且被收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林毅夫　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林毅夫生于1952年10月，籍贯为台湾省宜兰县；1971年，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8年，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1982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8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1987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1987―1990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0－19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主要作品有《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等。

邹恒甫出生于湖南省华容县，武汉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司经济学家，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

他在国外主要杂志上发表740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由于他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所作的突出贡献，在去年年初全球10多万名经济学家和5500名著名经济学家的大排名中名列世界第247位。根据2000年国内文献情报中心的SSCI检索结果，仅仅由于邹恒甫一个人所发表的文章，就把武汉大学在这一领域的排名从全国第十几位上升到了第三位。

吴敬琏　1930年1月生，江苏南京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195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曾师从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阿―毕尔曼。1983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1979年开始，吴敬琏教授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比较研究方面，是经济体制比较研究学科的开创者之一。他在国内最早提出并倡导市场经济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界“市场经济论”和“整体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以坚持市场化改革而被称为“吴市场”。其不同时期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建议，如建设市场经济、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等，在理论上始终一贯，在实践上推动了中国改革事业的前进。

2000年以来，吴敬琏教授先后对基金黑幕和中国股市进行抨击，引发了学界对中国证券市场的争论。

张维迎　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获西北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学读书；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4年8月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84―1990年在国家体改委工作期间，在部级杂志上发表数十篇有广泛影响的论文，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

张维迎教授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

据对国内最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1995―1997年间论文引证统计，张维迎教授的论文被引证的次数排名第一，其中《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名列单篇第一。

李稻葵　曾任美国安娜堡密歇根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并兼任该校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从事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变迁研究；长期受聘为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并任该校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曾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信息系统专业学士学位；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HIID)访问学者；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经济学)学位。

现兼任(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美国密歇根大学威廉戴维森研究所研究员；国际《经济学通报》、中国《经济研究》、香港《中国评论》等学术杂志的编委；国际比较经济研究会执行理事；南开大学、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曾兼任世界银行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研究项目顾问；国际《比较经济学杂志》编委；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会长；

主要研究领域：转轨经济学、公司金融、国际经济学、中国经济。

陈志武　1983年获中南工业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普纳思经济管理研究院联合学术主席，国际著名金融学家、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美国价值引擎公司创办人，华尔街Zebra对；中基金公司的首席投资经理，金融学和金融资产定价领域最具有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获得过美国默顿・米勒(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奖、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等多项重大奖励。

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市场监管、风险管理、资本市场、公司治理、现代金融理论、资产定价和投资管理、公司财务、期权定价模型和套期保值、资产证券化的运作等。

陈志武先生在核心财经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大量具有广泛影响的研究论文，涉及从股票定价和期权定价理论到有关外汇、资本市场发展、公司治理、基金管理和投资战略的研究。最近几年，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市场发展和其他新兴资本市场问题。

陈志武先生的著作常被《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远东经济评论》等杂志所引用，也常发表于许多香港和内地的报纸和杂志上。陈教授的学术思想常被实业界和政府高层领导所采纳。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全球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有17人来自中国，陈志武教授的排名为第202位。陈教授还是许多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的主编或副主编等。

美学经济论文篇3

中国现代经济学不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中“内生”出来的，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在早期移植西方经济学及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近代留学生群体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其学术思想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独特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界缺乏对近代留学生群体经济思想的系统深入研究，留学生经济学学术成就迄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该书以中同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为切入点研究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思想，重点研究留学生博士论文对经济学的贡献。作者论述了留学生博士论文在理论经济学、财政理论、金融理论、农业经济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工商管理理论、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方面的学术贡献，是一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著作，开拓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

二、挖掘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史料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学科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该学科一百多年来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是运用中文文献资料，外文文献资料少有运用，存在文献收罗不足的问题，导致中同近代经济思想特别是民国经济思想没有得到充分挖掘，许多经济思想没有系统加以研究。比如民国时期的刘大中、蒋硕杰、林霖、何廉和方显廷等的经济思想都没有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甚至没有列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既要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创新，也要有史料的新发现。作者利用从欧美各国收集到的英文、法文及德文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近代留学生在欧美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两方学者在欧美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评论文章等，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变迁，其中大多数资料是第一手资料且第一次运用。

美学经济论文篇4

那么，将经济发展战略概念引入中国的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是如何筹办起来的，讨论了哪些问题，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的筹办

“”结束后，中国逐渐修复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抓紧进行外交“补课”。1978年12月，《中美建交公报》发表，标志着中美隔绝状态的结束和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1979年，随着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访美，中美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就在这一年，罗伯特・克莱因（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率领第一个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华，就中美经济问题进行广泛交流。作为对这次来访的回访，1980年11月12日至12月12日，以许涤新为团长的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接受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访美。代表团成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复三、徐绳武、董辅i、项启源、梁文森，国家计委的柳随年，南开大学的滕维藻，武汉大学的曾启贤，广东社会科学院的廖建祥。

代表团主要承担四项任务：（一）参加为期四天的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了解美国和西方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介绍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二）了解美国的经济研究工作和经济学教学情况，为改进中国的经济研究工作和经济学教学取得一些借鉴。（三）了解美国最近的经济情况，特别是里根当选总统后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将发生的变化，并结合对美国经济情况的考察，了解美国经济理论的变化。同时，从对美国经济运行机制的考察中尽可能为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得一些借鉴。（四）参加中美经济学家工作联络会议，讨论1981年两国经济学家的交流问题，并在访问中建立和扩大同美国政府机构、大学、研究机构等有关部门的联系，以发展两国经济学家的交流。其中，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是代表团这次访美的第一个议题。

举办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是1979年10月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华时商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宦乡在与美国代表团会晤时提出，可否在美国召开一次讨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策略的会议，由中美双方的经济学者参加。美方表示同意，并确定由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埃德曼负责筹备。此后，双方多次通信洽谈，在会议的参加者、内容、时间等方面逐渐取得一致意见。

1980年11月21日至24日，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举行。根据事先商定的会议议程，主要讨论了八个方面的问题，即农业、工业平衡，消费、投资的平衡和宏观经济战略，平等、增长和基本需要，工业化、外贸，技术、环境和技术转让，就业、人力资源，制度方案的选择，集中经济和分散经济中的计划。这八个方面的议题，主要是由美方设计的。中国经济学家对此表示赞赏，在事后向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汇报中也认为考虑比较全面，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妥善考虑的问题。

中方对美方关于讨论会的筹备和安排比较满意，认为“美方很重视这次会议，态度是善意的”。参加讨论会的西方经济学家一共有19人，一半以上是知名经学家，其中包括2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17人，还有2位来自荷兰和英国。美方经济学家来自美国几所著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及世界银行等，在美国经济学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主要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和刘易斯，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埃德曼、刘遵义、王尔德教授和助理教授泰森，来自世界银行的顾问巴拉萨、威斯特法尔、休斯和经济学家罗宾逊、斯蒂格利茨，来自哈佛大学的多夫曼教授和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帕金斯，来自耶鲁大学的伦那斯和蒙蒂斯教授，来自波士顿大学的斯特里顿教授，来自艾瑟克斯大学的希尔教授以及海牙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埃莫累吉、日内瓦国际劳动组织经济学家霍普金斯等。这些经济学家在讨论会上态度比较好，在文章中尽量少用数学公式，以便中国经济学家了解其基本观点。在讨论台湾地区经济时，也比较注意分寸。中国经济学家满意的还有同声传译，水平很高。据他们了解，担任同声传译的是邓小平访美时的翻译人员。

为了让更多的中国经济学家参与讨论，得到锻炼和启发，中方除了代表团一行10人参与讨论，还通知在美国进修、访问和讲学的5位经济学家列席会议。

中美经济学家的发言及主要观点

中国经济学家的发言

在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上，中国经济学家梁文森、董辅i、项启源、滕维藻、廖建祥、曾启贤、柳随年分别做了题为《中国经济发展中工业和农业的平衡问题》《中国经济发展中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收入分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外贸形式》《中国工业企业的大中小并举方针与技术方法选择问题》《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就业问题》《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管理问题》的发言。中方事先提供7篇论文的英文译本，于10月寄给美方。1981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许涤新在开幕和闭幕时的发言以及这7篇文章编辑成《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报告文集》一书出版发行。

这些文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划分阶段介绍新中国30年来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二是阐述中国经济政策背后的国情和现实依据，三是总结经验教训。关于中国经济发展30年的情况，中国经济学家一般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时期、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时期、1977年到1980年。这五个阶段的划分，确实能够基本体现中国经济发展的曲折进程。关于中国经济政策背后的国情和现实依据，各位经济学家花了很大心思做阐释。

董辅i指出，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自己的经济中都遇到一个困难，即一方面要有大量的资金、各种技术装备和技术用于积累以进行建设，另一方面要有大量的收入用于消费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那么资金从哪里来？中国不能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走的掠夺殖民地的老路，也不能像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靠向外国借款或者靠外国资本到本国投资来获取发展资金，因为这条路潜伏着使本国的经济依附于外国资本的危险，所以中国主要只能靠自己的内部积累来满足建设的需要。当时中国曾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是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入手，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以便用自己生产的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去替代进口，并用来装备和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另一条路是从优先发展轻工业入手，用轻工业产品的出口换取建设所需要的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中国选择了第一条道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因此也带来了消费和积累的一些问题。

滕维藻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拥有近10亿人口而经济又比较落后的大国，因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只能是把立足点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而难以采取某些工业发达国家“以贸易立国”的方针，或者像有些发展经济学家所倡导、近年来若干亚洲和拉美国家所实行的把扩大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的理论和做法，但是也应该充分认识到外贸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柳随年指出，实行对国民经济的有计划管理，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比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要好得多。但是实践证明，对国民经济实现真正的科学的计划管理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必须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要保证计划的科学性，使计划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符合实际情况。二是要使国家计划同企业计划密切结合，做到既有基层经济单位的积极性，又有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合理性。三是实现国家计划的办法要灵活，做到一方面国家对国民经济大的方面能有所控制，另一方面又不至于过多干涉基层单位的具体经济事务。

关于经验教训，中国经济学家主要从宏观方面进行总结，现在看来比较抽象和拘谨，但在当时应该还是有所突破。

与以往相比，中国经济学家的发言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更加实在，少有空谈，对于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勇于承认和分析，得到美方的赞许。但是代表团也承认，提交的论文阐述政策比较多，利用大量统计资料进行具体分析少，从理论高度上进行概括不够。

美国经济学家的发言

虽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中国经济学家思想上的束缚还不少，但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已有相对理性的态度。许涤新在开幕词中指出：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并不相同，在经济理论上，也并不可能完全相同。但是，这种不相同，并不妨碍两国经济学家认真协作。求同存异是保持友谊、增进友谊的原则，也是搞好经济理论、把经济理论向深入发展的原则。因此，对于美国经济学家在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国经济学界十分重视。

1981年7月，《经济研究》编辑部将参与讨论会的经济学家的9篇文章汇集一起，编辑出版了《国外经济学者论中国及发展中国家经济》。这9篇文章依次是帕金斯的《一个美国人对中国经济的展望》、埃德曼的《教育与经济发展之比较观》、阿罗的《计划工作与不确定性》、多夫曼的《欠发达国家环境保护计划的利益-费用分析》、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中国经济计划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概要》、休斯的《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发展趋势》、斯蒂格利茨的《资料、计划和刺激》、泰森的《南斯拉夫经济的结构与概况》、波士顿大学教授斯特里顿的《基本需要》。在出版前言中，《经济研究》编辑部说明，这9篇文章大部分选自在这次会议上美国经济学家的发言，一部分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外国学者为刊物撰写的专稿，并倡Я系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有分析地阅读这些文章，从中汲取可资借鉴的内容，增进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了解。

虽然这些文章并不是讨论会发言的全部，但是通过这9篇文章也能略窥美国经济学家讨论问题之一斑。

帕金斯坦诚地指出，一个从局外观察中国的外国人，要想充分了解情况，提出政策方面的建议，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也可以发挥局外人的优势，不受个人经验的局限，通过其他国家的经验用一种比较的眼光来看问题。他主要从问题出发阐述他的看法。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会有多大？什么人会在这一增长中获利、什么人会被抛在后面？这两个问题又引申出第三个问题：经济改革可能会搞到什么程度？它对经济增长和利益的分配会产生什么影响？他的答案是，如果中国的政治形势保持稳定，除非出现带有根本性的经济阻碍因素，中国经济增长率不大可能低于每年4.5%。如果没有这些阻碍因素，中国经济增长率一定能加速达到6%或者更多。1977年至1980年所发生的经济改革可能会加深不平等，但也不一定如此，甚至可能性不大。鼓励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增加轻工业投资，对于农业以外就业的增长会起促进作用。这既有利于那些找到工作的人，也有利于继续留在农村的人，因为农村需要养活的人也减少了。而且，如果政策的改变加速了国民收入的增长，就有更多的钱来救济最贫困地区的人。对于中国的未来前景，他认为中国有朝一日成为一个收入很高的工业大国，这不是会不会实现的问题，而是何时实现的问题。现在执行的某些政策无疑会失败，不过这是经济发展中的正常情况。只有在领导害怕改革的情况下，失败的政策才会导致停滞。中国现行经济政策的整个影响，会加速八九十年代国民收入的增长。增长能加快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着手改革时有多大胆略。这个问题与其说是经济问题，倒不如说是政治问题。

对于备受关注的经济计划，阿罗谈了他的认识。他认为计划工作试图控制并调节未来。对未来的预测是计划工作的基础。但未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不可能完全了解未来。这种不确定性使得计划工作必须遵循三条原则：折中性、多样性和适应性。

虽然美国经济学家尽量用通俗的语言来阐述他们的观点，但是都有其深奥的理论分析模式和比较分析范式，甚至是计量经济学分析模型。这些文章除少数专门讨论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外，大部分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共同问题进行理论分析。

中国经济学家的回应

针对美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建议，许涤新在闭幕发言中做了回应。他表示，美国的朋友们很关心中国会不会出现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这种好意我们表示感谢。我们对这个问题是永远保持警惕的。按劳分配原则固然存在差别，但这种差别会调动人们对劳动、对工作的积极性，这个原则本身限制着贫富悬殊的产生。如果出现了贫富悬殊，非法的收入要由国法制裁，合法的收入将由税收处理。美国有的朋友认为中国可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把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发展的标志。他们的好意，我们感谢。但是我们不能不考虑本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不能不考虑本国的国内市场。我很同意帕金斯教授的意见，中国不能跟某些小国一样，以外贸为立国之道。中国应该走自己的道路。拥有近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只有在发展本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只有扩大在本国国内市场的条件下，才能稳步地发展对外贸易，才能在发展经济的战略中占据主动地位。有几位美国朋友，通过经济模式和数量经济的计算，对中国经济发展表达了比较乐观的看法。我们感谢朋友们的好意，并且在看法上大体表示同意。经济模式计算出来的前景，可以作为我们国家计划的参考。客观实际情况是不断变化的，而且还有一些不可知的因素在发生作用，所以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才能制订比较合乎实际的计划。为了发展中国国民经济，必须实现四个现代化。有些朋友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就是中国的西方化。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进行的。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需要吸收西方友好国家的先进技术，学习西方国家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优良经验，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而否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除了许涤新的当场回应，《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美报告》对美国经济学家的发言也做了一分为二的分析：“美方论文都包含有‘市场万能’的前提，这是需要看到的，但是，其中提出的有些问题值得我们今后进行研究，例如，人力开发的经济效果、人口流动的利弊、人民的基本需要的满足、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的改善的关系、计划工作中的不确定问题、国际市场价格与国内价格的结合问题等等。”

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的报告及认识

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美肩负“向西取经”的使命，是中国经济工作中的一件大事。而且，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特别重视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重视总结研究出国考察的观感和收获。回国后，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按照规定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了详细而深入的汇报。

分报告

在分报告《关于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的情况报告》中，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认为，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有三方面大的收获：

中美经济学者之间进行了思想碰撞。《情况报告》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抉择，涉及的问题极为广泛。经过会议，中国经济学家对美国学者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设想有了一定了解。美国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存在一些相同困难。为了加快发展，应当增加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产品，并且努力扩大对外销路。这样做，可以增加就业机会，也能从外贸中得到大量好处。在城乡人口自由活动的条件下，农民的收入会提高，农村人口过多的局面会逐渐改变。再加上引进外国资本，经过一段时间，国内的重工业也会建立和发展起来。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最为快速的道路。对此，《情况报告》认为，实质上是要用资本主义的一套办法来解决不发达国家面临的各种经济矛盾。对于中国，他们也是用资本主义的观点来考察。他们赞成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调整、改革和把经济搞活的一系列政策。但又觉得还不彻底。他们推荐南朝鲜、新加坡、台湾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心是强调发展中国家要改变落后面貌，必须依靠对外贸易，并且一再提出中国应当把对外贸易放在举足轻重的地位。美方学者直接或间接对中国经济提出的各项意见，虽然出于善意，而且有些意见对我们有启发，但总的来说是要中国的经济更加市场化、自由化。中国进行的四个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我们采取各种灵活的政策把经济搞活，但绝不能因此就动摇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美方学者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某些具体看法，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建设有参考价值。《情况报告》认为，美国学者主张发展中国家要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产品，努力扩大国外销路；强调教育制度要同经济发展战略联系起来考虑，不但要发展高等教育、普及初等教育，还要注重发展职业教育，在落后偏远地区要注意推广中等教育的技工学校、专科学校；要防止个人收入的差别过大和出现贫富悬殊；满足基本需要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控制人口增长很有必要；要研究好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集中经济和分散经济各有利弊等意值得借鉴。

对如何改进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工作有启发。《情况报告》认为，西方经济学有很多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首先，西方经济理论研究分工细，个人在专业范围内钻得比较深，从总体上看研究领域很广。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则分工很粗，就每个人来说，需要研究的范围比较广，不易深入，相互间往往重复，从总体上看研究领域并不宽，有些应该研究的问题没人研究。其次，西方经济学家比较注意搜集大量资料进行比较分析，特别是对世界上各国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再次，西方经济学家十分注意数量分析，重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利用数学模型分析研究经济理论问题。中国经济学家则很少注意数量分析，往往从理论得出结论，很少通过科学论证和计算。总之，经过讨论会，打破了一些思想框框，对于经济理论研究产生一些新的想法。

主报告

主报告《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美报告》，对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的总结没有分报告详细，但是对问题的认识层次进了一步，有一些更深远的思考。

关于美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建设提出的问题和意见，《访美报告》认为尽管有些问题的提法和意见是根据资产阶级的理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法提出来的，不适合或者不尽适合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国情，但是“仍不失有参考的价值”。

特别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对过去的一些认识进行了反思，进一步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确实存在不同战略抉择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自然首先同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有关，同时在同一个社会经济制度下也确实仍然存在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问题。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错误地认为同一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只能有一种经济发展的战略，以前我们曾经照搬苏联的经济模式和发展经济道路就是出自这种认识。而且，有一段时间还曾错误地认为，由于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同，他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我们是不相容的，从而对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持全盘否定态度。例如，有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吸收外资、设置加工特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对外贸易等途径来发展自己的经济、逐步把农业人口转变为工业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重工业、由进口替代逐步过渡到出口替代等，这些经验过去我们是加以批判和摒弃的。因此，要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真总结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各个经济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从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上来考虑并服从于发展战略的选择，切忌出现互不接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况。

回头看

37年过去了，今天回过头来看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的报告和认识，可以从侧面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思想理论界的一些状况。

美学经济论文篇5

马歇尔・杰文斯正是《夺命的冷漠》的作者，这其实是美国经济学杰出教授威廉・伯烈特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斯・艾辛格两人创作小组的笔名。然而，在这个笔名里却结合了经济学界两个伟大人物的名字：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威廉・杰文斯。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是继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之后又一位划时代的经济学大师。至今我们学习的微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仍是以马歇尔经济学理论为核心的。而威廉・杰文斯则是“边际三杰”之一，有“边际效用理论之父”的美誉。

1870年代，英国学派杰文斯、奥地利学派门格尔、瑞士洛桑学派瓦尔拉斯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虽然这3个学派的学说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具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放弃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来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相抗衡。

到了1890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正式出版。马歇尔综合了“边际三杰”的成果及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些其他的理论，如供求论、生产费用论等，提出了系统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广泛流行于西方。

二人小组取笔名马歇尔・杰文斯可见其宏图壮志。事实上，这本书的故事的确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塑造的人物也栩栩如生，打动人心。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亨利・斯皮尔曼教授受人之托，来到英国剑桥帮助收购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的故居。没想到，他的朋友费恩遭到来路不明的袭击，斯皮尔曼与夫人利用游览剑桥之机进行调查。马歇尔故居的卖主有意把房子卖给另一位知名人士――剑桥大学主教学院院长哈特。但出人意料的是，哈特此时突然遭人谋杀。斯皮尔曼决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最后的凶手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作者将经济学原理巧妙地用到了破案的过程中，使读者在“悦读”中感受到经济学的魅力。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曾经说过：“经济学很简单，难就难在对它的运用。”奇案中的经济学系列为我们开启了一扇运用经济学的大门，开辟了一条激发学习经济学兴趣的新路。

人们时常把经济学想得很神秘，认为那是经济学家的专利。事实上，各种经济学现象就在我们身边，无处不在。我们常常听说“谷贱伤农”，但不知就里。为什么会出现“丰产不丰收”?降价可以促进销量增加，国家却为什么要出台粮食最低收购价?我们时常说资本主义腐败，宁肯把牛奶倒进大海里也不给穷人喝!是资本家头脑缺根弦，还是我们忽略了背后的经济学原理?

价格战是商战中常用的武器。在很多人眼里降价是促销的灵丹妙药，于是价格战漫天飞舞、昏天黑地，结果几败俱伤(两败俱伤已不足以说明竞争的残酷和伤害的广泛)。如何脱离价格战的苦海?殊不知，涨价也可成就一番伟业。那么，又是什么样的商品适合涨价销售呢?这些均可在经济学原理中寻找答案。

毋庸置疑，从破案小说的角度讲到、用到经济学原理，奇案中的经济学系列是成功的。在《夺命的冷漠》中就运用到了马歇尔的经济人假设、信息不对称等经济学原理，而该系列著作也陆续讲了边际、均衡这些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但是对于既想轻松阅读，又想系统学习经济学体系的读者而言，本书总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具体说来，就是经济学的信息量仍显不足。

美学经济论文篇6

一、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早期研究

曾经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美联储主席的Bums(1960)很早已经认识到，二战以后到1959年美国共经历了4次衰退，其衰退的程度比战前温和许多，他乐观地预测美国经济正在稳定化的方向迈进。Bums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促进了美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所得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逐渐提高，其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日益加强；失业保险、退休金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可以平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过度波动；就业结构也在变得稳定，管理人员、工程师、科研人员、财务(金融)等白领行业的就业比重逐渐加大，与制造、建筑和运输等传统行业相比，白领行业受经济衰退的冲击相对较小；“大萧条”以后建立起来的存款保险制度等增强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可以防止金融恐慌的扩散。与当时经济学界的思潮相一致，Bums重视政府的干预和需求管理政策，其观点带有浓厚的凯恩斯主义色彩。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尽管后来70—80年代出现了“滞胀”和数次经济衰退，但是当8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们回顾经济周期问题的时候，基本上都认同二战之后美国经济周期比二战之前稳定了，即使是扣除战前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等特殊时期，20世纪50—80年代的经济波动也小于1893—1940年。经济学家们开始从各个角度对波动性下降的原因进行解释。

Gordon(1986)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研究的论文集在历史上有重要意义，其中有数篇文献涉及到经济周期稳定化问题。与Bums(1960)相似，Gordon在论文集序言中强调政府规模的扩大、逆经济周期的调节政策、经济结构的变化等对经济周期稳定化的作用。Taylor(1986)采用当时比较新颖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冲击—传导机制分析方法，认为二战之后的外部冲击比战前减小了，而冲击的扩散机制本身并没有弱化，因此Taylor认为是外部冲击的减小导致了周期的稳定化。这一时期一个争论的话题是工资(价格)粘性问题，随着工会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大，美国的工资(价格)的粘性在战后有所增强，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指出在工资(价格)粘性的情况下，名义冲击会造成实际产出的波动，因此工资(价格)粘性是经济波动的一种根源，但是Delong与Lawrence则认为工资(价格)粘性的增强有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其主要论点是在弹性价格下，实际利率会剧烈波动，因此对实际产出带来冲击。

Zarnowitz(1992)的专著对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原因做出了全面的总结，他分8个类别列出了18种可能的因素，有的因素在Bums(1960)中已经有所提及，有的在当时则是比较新颖的假说：比如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库存投资的波动性降低；公众对国家克服经济衰退的信心有所加强，这种心理预期有利于摆脱衰退；居民需求偏好的稳定性等等。Zarnowitz同时也对过去的一些假说进行了重新的审视，比如关于政府规模问题，历史上国防开支对于美国克服经济衰退有过重要作用，人们也普遍接受有政府干预的混合经济是二战后50—60年代美国“黄金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沉重而笨拙的“政府之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谴责，这种观点转化无疑反映了新兴的理性预期学派、货币主义等学派的主张。此外，Zarnowitz对前人强调的一些因素如个人所得税的自动稳定器作用、社会保障、就业结构的变化、金融稳定的作用等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且从统计

数据上给予了新的支持。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文献

在经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之后，80年代美国经过努力成功地克服了通货膨胀的困扰，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历了近1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时期。weber(1997)提出和研究了美国经济波动微波化问题。mcconnell与perez-quiros(2000)采用统计检验，发现美国经济的波动性存在结构突变，突变点发生在1984年第1季度，在突变点之后美国经济波动性显著变小。kim与nelson(1999)的计量分析也曾得出类似的结论。正是这两篇文献又引发了近期美国经济学界对经济周期稳定化问题的热烈探讨。紧接着，blanchard与simon(2001)的研究指出美国gdp季度增长率的标准差从20世纪50年代的1.5%下降到了90年代的0.5%。stock与watson(2002)的统计检验也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22个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性存在突变性下降。

那么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经济的稳定性会显著增强？最直观的一个解释是80年代以后没有发生70年代那样严重的石油危机，或者说这种现象是好的运气带来的；有的学者则将这种现象归因于货币政策，认为沃尔克和格林斯潘时期的货币政策成功地熨平了经济波动；有的学者则侧重研究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问题；有的则强调金融创新的贡献等等，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来讲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可上述因素从理论上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到底是哪种因素起了更主要的作用，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实证问题。下面分6个方面对有关文献进行评述。

(一)外部冲击的减弱(“运气说”)

主张经济周期稳定化“运气说”的主要有stock与watson(2002)、ahmed与wilson(2004)以及blanchard与simon(2001)等，这些研究一般都采用上文中提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冲击—传导机制分析，把回归模型中的误差项看作是外部冲击。实证结果显示，与20世纪50—70年代相比，80—90年代回归误差项的方差变小了，因此就说明是外部冲击减弱了。stock与watson(2002)的分析认为，如果将50—70年代的误差项方差代人80—90年代的回归模型，则80—90年代的波动性会接近50—70年代的水平。他们运用这种反拟法(counterfactual)证明经济周期稳定化是外部冲击的减小造成的，因此主张“运气说”。

向量自回归模型注重数据拟合，它以变量本身的滞后期做解释变量，理论基础是比较薄弱的。模型估计出来的误差项往往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现实冲击。因此正如dynan等(2005)所指出的，这种分析方法尽管有所帮助，但结论的可靠性值得怀疑。cecchetti等(2006)指出从现实看外部冲击是否减弱是值得商榷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和亚洲先后发生过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也曾经引发巨大的金融动荡，20世纪90年代初和90年代末石油价格也出现过剧烈起伏，因此cecchetti等认为这种“运气说”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二)信息技术与库存管理改善

美国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信息技术是“新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很多学者从这个角度解释美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kahn等(2002)注意到美国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波动性有明显下降，但是其销售额波动性并没有下降(或者说是最终需求的波动性并没有下降)，因此认为信息技术和市场预测技术的改进使厂商可以预先应对市场的波动，平滑生产，防止产出的剧烈波动。kahn等在理论模型中假设厂商有一个预

期的存货一销售比例，根据厂商对需求冲击的认知程度分为“低信息”和“高信息”情形，在“高信息”情形下同样的需求冲击可以产生较小的生产波动。

美学经济论文篇7

关键词:

文化经济时代;当代美学转向;审美人类学;中国当代审美经验;流动幻象

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创意经济报告2013》，①在这个报告中，明确指出人类已经进入文化经济时代。在当代社会，文化在社会发展中占据十分关键的重要地位，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经过从工业经济时代到知识经济时代，现在又过渡到文化经济时代了。那么，什么是文化经济时代?它与知识经济时代在形态和特征上有什么不同?文化经济时代中的文化又应该担负着怎样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等等，这诸多的新现象、新文化形态和新问题，都期待着理论作出回答和指引。本文就从这个问题介入，从审美人类学的角度来思考人类社会新形态将呈现怎样的变迁和转型?彰显文化重要性的同时又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思想变化和观念影响?同时，审美人类学面对这些问题与挑战，又该做出怎样的理论回应，以及未来文化发展方向应作什么样的策略性调整等。

一、文化经济时代的来临和当代美学的转向

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国家的穷与富》中告诉我们的是，如果说经济发展给了我们什么启示，那就是文化乃是举足轻重的因素。②马克思将文化界定为上层建筑，而把经济生产和物质生产划归为经济基础，这绝非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式的关系格局，其中蕴藉着可深入发掘的隐喻空间。尽管在此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围绕着这个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进行了各种各样的隐喻性阐释，却始终难以达成共识。伴随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所看到的是，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文化因素已不断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的趋势日趋显著。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影响有着深刻的影响，改写了人们的话语表达方式，在重构文化、艺术、审美的现代内涵的同时，也重构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在此，我们首先应该明晰文化经济这个概念的准确含义。什么是文化经济?它与之前我们所称的知识经济有何不同?要想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还需先厘清前面我们所提到的“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是指将文化作为资本，从而可以获得经济效益。在现代社会的精神生产和文化发展过程中，经济成分不断增加，市场手段的介入，文化活动渗透到各种经济活动之中，从而形成了新兴经济产业———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最先遭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他们认为，文化被工业化、商品化，成为了现代意识形态用以操控人们思想的有效途径。在法兰克福学派之后，布尔迪厄则通过对作为资本的文化进行分析，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及其背后的“决定性”统治力量。然而，同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却认为，艺术品的复制可以把艺术从宗教仪式的古老传统中解放出来，因而赋予现代文化和艺术以审美救赎的功用。后来的英国伯明翰学派继承了这一发展方向和理论方向，矫正了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文化产业消极面的过度批判，深入地分析了文化过程中主动与受动的辩证关系。他们不再将文化视为低级民众的文化工业娱乐，而是从消费者而非生产者的角度来理解民众的文化消费，从而将文化工业看成是潜在地具有颠覆性的复杂场域。

“经济文化化”是金元浦在2002年《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化生产力与文化产业》一文中提出的，其基本涵义是指现代经济发展中文化的、科学技术的、信息的乃至心理的要素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经济运行过程中审美因素和文化内涵的作用的不断增强，文化要素不断发挥重要作用，人文精神和文化资源在所需资源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各种经济产品中的文化含量不断提高、丰富，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环节中也愈来愈多地被注入文化的理念和内涵。①“从人类实践形态转化的逻辑和趋势来看，如果说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使用和分配基础上的经济，核心是突出知识、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价值的话，那么，文化经济则是对知识经济内涵的不断丰富和深化。文化经济包含了知识经济，是文化因素对知识经济和体验的全面提升，其内容构成不仅有科学、技术等智力因素，同时还包括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娱乐休闲、艺术感知等精神因素，既包含科学精神，也体现人文精神，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结合，尤其突出了人文精神、观念文化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价值。”②如果说知识经济时代突出的是文化的经济效益，那么，文化经济时代突出的则是文化的人文涵义，将人文精神变成了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最直接的资源，经济不再只是以获取效益和利润为根本目标，经济的根本还在于为人类的合理生活服务，回归人类自身。因此，在文化经济时代，人文精神、人性本质、伦理诉求、人的最根本的存在方式等等问题重新得到思考和弘扬，再一次回归到社会话语关注的中心。

在美学研究中，人性异化和如何回归一直是现代美学所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进入到现代社会，在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思维操控下，现代人性遭到严重异化。查尔斯•泰勒从三个方面表达了他对现代性产生的隐忧:(1)个人主义。生命的英雄维度的失落，人们不再有更高的目标追求，也不再感觉到有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2)工具主义理性，一种以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支出收获比率作为成功的度量尺度。(3)在政治层面上，个人主义和工具主义理性的政治后果，“一种与工具理性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生活方式是难以维持的”。还有就是“自由的丧失”。③而在此背景下，审美的意义变得日益重要。审美作为一种情感性的想象活动，是可以让现代人仍然体会到自由存在的最后一块飞地。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审美在现代社会中可以“突破约定俗成的能指和所指关系，消除现实世界对人的各种理性压抑，使主体体验非功利的审美愉悦，因而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非凡的意义”。④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审美始终是肩负着救赎的任务而存在的。为了捍卫美的神圣性和独特性，浪漫主义率先强调艺术的自律性，强调审美不同于理性、科学、哲学的独特逻辑，追求主体自由创造及其存在形式。如果说浪漫主义是以一种审美和伦理的生活模式来对抗当时的现代性，现代主义则不再是对现代性的单纯否定，而是增加了它的反思维度。它们不再从过去而是从未来汲取源泉，用以指导人们当下的现实生活，寻找超越现代性的合理存在。

然而，现代主义美学将审美从实际生活中隔离出来，审美表达中只留下纯粹的形式游戏，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经验成为对立的两极。在文学艺术方面，经过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和现代派文学阶段，文学形象和现实生活体验之间的联系断裂了，形成了日常生活经验与文学的自律性世界二元对立的文化格局，文学也分裂为古典的、符号化了的过去与激进的、情感化的当下体验之间的对立。⑤尽管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生存于各种日常生活中，但传统理论往往沉迷于形而上的理性追求，而对形而下的世俗的现实生活世界不屑一顾，视而不见。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发展，碎裂化的特征突显，文化冲突进一步加深，伦理危机和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美学又面临着新的问题、新的要求和新的挑战。美学不应仅仅停留于形而上的层面去做乌托邦式的想象性救赎，而应该直接介入社会和现实生活中。在尼古拉斯•康普瑞德斯的《转向与回归:政治思想中的审美转向》导言中，就提到了这种美学转向:“如果不查阅相当数量的(经常以系统的和出人意料的方式)探讨美学与政治联系的论文，就几乎不可能出席政治理论家或政治哲学家的专业会议。更简明地说，从美学角度探讨政治生活的研究非常广泛而且与日俱增，这种现象已经越来越突出并且一以贯之，因此我们必须将其看成政治思想之中的审美转向来进行谈论。”①他甚至认为，自从18世纪后期以来，美学与政治已经完全相互浸染纠缠在一块了。②法国学者朗西埃则在他的著作《歧义》中直接宣称，政治在根本上就是审美的。朗西埃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感觉的分配”。朗西埃对“感觉”的理解和其他理论家不同，分别从经验性、认知性、理性或“理据”等三个层面上来理解，而政治通过对感觉的重新分布或划分而发挥作用，从而突出了美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③国际美学学会前任会长阿列西•艾尔雅维奇最近则强调了“美学的革命”的概念。他以20世纪先锋派艺术为基本对象，讨论了艺术(审美)与现实关系的一种重要的形态:审美的革命，即关于社会未来的讨论和变化首先以审美的革命的形式发生，通过先锋派艺术的实践，这种观念中的“未来”在现实中发生和得以实现。阿列西认为，自20世纪先锋派运动产生以来，“审美”已经与政治、与社会生活发生密切的联系，审美的革命是社会现实变迁的前奏等等。④这些理论动态和美学观点其实就是对文化经济时代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作出的理论回应，其共同点在于:强调了美学与政治和社会现实的结合。因此，当代美学研究有必要更新旧有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走出康德式自律性美学的理论模式，重新握住现实生活的关系，开展与现实的介入性对话。

二、当代美学的新问题与审美人类学的理论实践

近年来，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的思想正引起学术界和美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巴迪欧最重要的观点在于他对“事件”的哲学看法。他认为，各种事件是“正在生成并随时变动的张力关系”，事件不再以“现存”或“已存”的方式而存在，事件乃是变动本身，而且是以完全不可预料的突现形式发挥。鉴于“存在”与“事件”之间的裂缝，真正的哲学不再是始于结构的事实(文化的、语言的、制度的等)，而是仅始于发生的事件。⑤于是，巴迪欧把哲学研究的重点，由古典哲学所聚焦的“存在”转向“事件”，而哲学并不生产真理，它只获取它们，展示它们，为真理确立场所。藉此，艺术就在于寻找新的图示以获得和真理事件的联结，“打破事件”的艺术作品将是现今时代把握真理性的惟一方式。因此，当代美学和艺术逐渐转向了对事件的呈现和场域性研究。此种特殊的场域是如何敞开的?我们不妨先来关注一下当下美学领域和人文学科关注的话题和表现内容。2014年秋，世界人文联合总会(CHCI)在香港召开年度大会，此次会议以“展演人文”为主题，围绕新的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诸如环境与信仰、世俗主义、政治归属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在传统人文学科中，人性问题被认为是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的伪问题。随着科学对人文学科的渗透和介入，人文完全可以通过表演、游戏、事件展现等方式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让人们直接去感知、看到或听到。2014年冬，在北京舞蹈学院召开了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会议主题为“文化自觉与艺术人类学研究”，与会学者在交流中都达成了一种共识，即，艺术研究中的“文化自觉”不仅是一种理论性的提法，而且要求基于中国本土经验不断地形塑与聚集，这再一次凸显出美学和艺术的学科范式的转换的必要性及其价值意义。而2015年的国际美学学会的会议主题为“修正现代美学”，强调要对现代美学进行调整，呈现当下美学研究的视点转移和兴趣转移，逐渐向空间发展，注重表演性和空间性。其讨论的主题包括“现代空间与建筑理论”“当今美学的状况”“当代艺术与中世纪艺术”“景观与媒介时代中的艺术与建筑”。不难发现，如上会议主题的纵深探讨都强调了生活事实的在场与理论跟进的紧迫性。

在艺术方面，以电影艺术为例，其也更注重电影的叙事方式和表达方式，通过各种技术和技巧的处理，在事件的呈现过程中，将不可呈现的人性、人情等内在的难以描摹的存在充分展现出来，正因如此，原生态呈现式的纪录片电影受到了广泛关注。例如艾晓明的《开往家乡的列车》，用镜头忠实地记录了中国底层百姓在2008年的除夕前焦急等待开往家乡列车的朴实而动人的场景。对于中国人来说，春节就是亲人团聚，共聚庆福的日子，不管平时在哪里，干什么，有钱没钱，都得回家过年，因而春运就成了中国的一个特殊文化现象。可是，叙事却在这里转折性地、不可预料地展开。就在春节临近之际，铁路南北大动脉京广线中断、列车停运。在这样的突发性事件中，有政府对民工的体贴关怀，部队士兵和志愿者们的温馨演绎，人的情感寄托、伦理选择、人文关怀甚至悲剧性情感反应都在冷静而客观的叙述中一一衍化开来，带给我们一种直视和震惊的效果。开篇有一段歌曲，来自广州地铁中唱歌的外地男吉他手的弹唱，一个关于想家却不能回家的故事，与影片中的记叙情节遥相呼应，成为影片中所要呈现的主题的生动诠释和场景聚结。在绘画方面，德国画家雅玛士使用“拓遍中国”“以墨洗宅”等中国艺术的基本概念，追求人类学的“在场”。作者自述道:“中国城市的巨大转变带来一种建筑知识与传统的失落，把先前历史的存在抹去了，但这种残存建筑的存在却提供了先前历史的经验。关于我们所处社会的历史，往往只是被简单地在特意选择的地图、照片、书籍以及博物馆展览中有所展示。我取名为‘德园’的中式挂轴试图以纪录的方法来把‘人类学的现场’转化到我的作品中。拓印刻在石头上的书画一直是中国的传统，在这里成为引起一种意识的材料，这就是历史本身以及依托于历史的物质文化。历史是活的记忆的过程，对我而言，她塑造与追溯人类的思想、激情以及行为，从而有利于确定我们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①残存建筑的存在提供了先前历史的经验，但不能简单地在特意选择的地图、照片、书籍以及博物馆展览中有所展示。有意的展示呈现的更多的是意识形态化了的东西，而雅玛士则希望通过“拓”和“洗”的方式去呈现一种巴迪欧意义上的“事件”，体现一种“人类学的在场”，从而将这些历史经验呈现并让我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以上这些艺术现象让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巴迪欧哲学的有效性，具体而形象地呈现巴迪欧的“事件哲学”概念。

审美人类学是一门始终关注人性和伦理情感的学科，同时也是一门交叉性学科，在方法上，审美人类学提供了当代美学实践的诸种可能性，例如，引入实证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方法，诸如数量统计与分析、田野调查等实证科学方法，深入到日常生活和审美经验中，并将之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对象呈现为场域，从而可以有效地探讨审美、体验、人性、伦理等重要的文化现象和文化问题。此外，审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语境式的研究方法，体现出在对待不同文化时的平等宽容的态度，关注处于社会边缘和底层大多数人们的审美经验，关注他们的价值观念、审美心理、情感需求和文化表达方式，以探讨他们的文化自觉和伦理价值。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审美人类学恰恰站在了当代美学走向敞开现实的入口处。尽管审美人类学是在美学与人类学的契合之处生长出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但它同时又在与传统美学和传统人类学的区分中显现其特性，亦即，审美人类学一方面借鉴人类学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开拓新的探讨审美和艺术的空间，同时又尽可能地避免陷入传统人类学还原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窠臼，而发掘和秉承人类学的批判精神无疑是审美人类学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审美人类学区分于传统美学，它努力尝试着将美学由一种想象性的学问转变为一门具有其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能够切实地作用于现实生活关系的关于变革的学科。概言之，传统美学倾向于研究精神层次的问题，传统人类学则倾向于研究“物质基础”层面的问题，然而，这两个层面同构为人类社会存在的两个不可分离且交互共生的组成部分，因此，在我们探析审美和艺术的复杂性与特殊性问题时，如何恢复这两者的共在关系就是一个首要而关键的结点。富于意味的是，审美人类学恰恰侧重于对处于这两者间的审美与艺术的制度层面加以研究，即通过对审美与艺术符号在文化语境中的具体表现，找出在其背后隐藏着的被社会约定俗成的一套规则与禁忌。而在审美人类学视域中提出的“审美制度”问题研究更向我们呈现和展示出人们关于“美”和“艺术”的观念与行为是如何被美学思想、艺术教育、惯例观念、政治、权力、文化政策、经济等制度性因素建构的动态性过程。在文化经济时代，审美问题的历史逻辑、表达机制、人类学基础、伦理功能发生了复杂的变化，美学问题不再是关于个体纯粹的情感问题，而是复杂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巴迪欧的“事件哲学”让我们清楚“事件”其实并不等于存在，而是一个变动不居的东西，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将这个事件的场域展开，通过科学的分析去呈现场域中所有的问题、经验、表达方法和机制因素。当然，科学的分析只能去呈现，却无法进行最终的人文性分析和提升，因此，在我们看来，审美人类学为当下美学和艺术等文化现象的研究提供了方法和研究的新框架。

三、中国当代审美经验与“审美流动幻象”的解释

2015年，广西左江宁明花山岩画文化景观被列入中国2016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惟一项目。这在人类艺术史上可谓又是一个事件。岩画，就是刻画在山洞壁上和山崖上的图画，它们是人类祖先生活情景和思想智慧的反映，是研究民族文化发生和发展的重要依据。而广西花山岩画作为骆越文化的历史遗迹，也蕴涵着史书所缺载的壮族先民社会发展面貌与精神象征信息。从审美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来看，花山岩画的现代意义在于，作为一种审美场域的现实个案，通过审美人类学的介入性研究和审美考察，通过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化的审美表达、审美经验和文化内蕴特殊性的深入研究，从中发掘出能够激活当下的文化表达机制和审美经验的原创力。中国的审美经验和文化表达方式是不同于西方的。建立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审美经验基础上的中国美学和艺术是一种具有较强开放性的“外播文化”，它以流动性的声音性形象为基础(乐、诗、词、曲等)，以“韵”和“意境”为核心范畴和表征机制。中国古代艺术特别强调“象”的空灵、无迹可寻，“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是“象”的最高表达境界，所以，中国的诗歌、音乐、绘画、书法等都强调要将具体的身体和物质性的场景幻化为一种空灵性的存在和流动性的形象。在现代社会，这些古代艺术以现代社会的“余韵”形式袅绕于我们周围，是唤起现代人们与历史进行交流对话的艺术中介。我们认为，“韵”是中国艺术最重要也最具有现代美学意义的审美表达机制，它不同于西方文化中的“移情”“视觉喻”，是体现中国文化内在的特殊的审美表达机制和情感表达机制。在西方，德国哲学家本雅明指出，现代社会中的复制技术导致了艺术的即时即地性和独一无二性的消失，从而导致了传统艺术中所包含的“灵韵”的消失。其随之而来的后果在于，“在后现代主义文化场景中，‘影像’作为对现实的复制，在现代技术手段的基础上，简单的模仿机制被推向无以复回的极端。形象的无节制的膨胀正如货币的膨胀一样，其结果只能是现实感的丧失以及内在自我的萎缩”。①而韵是一种“远出”的声音，其表达机制不同于日常生活，它通过“远出”的声音及其缠绕和回旋机制，把不可表达的历史原级性的东西化为现实生活中一些静默的意象。但这些意象不是时间性的，而是空间性的。本雅明将这些过去意象表述为现代社会中的“废墟”时强调的仍是它的视觉效果，中国审美表达机制却以“呼唤”的声音机制，通过学会聆听来自远方的回旋声音，来拉伸和扩容我们的生活空间，展现和把握到历史深处隐蔽的价值和意义。

美学经济论文篇8

引入制度分析方法研究我国经济

张五常于1935年出生在香港,抗日战争时期曾随父母到广西避难,耳闻目睹中国内地农村之艰苦,从小起就希望中国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其著作《佃农理论》获得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他以《佃农理论》和《蜜蜂的神话》两篇文章享誉学界。自1980年代起在香港报界以产权理论分析时局,在两地引发回向。

张五常有一头标志性的花白卷发,蓬松着给人一种很愤怒的感觉。他已经77岁,不过他说自己的思维能力还在高峰期。率先将新制度分析系统地运用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上的第一人,非张五常莫属了。张五常受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大师科斯、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亲传,与诺斯、巴泽尔共事多年,耳儒目染,一代新制度经济学宗师呼之欲出(科斯在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多次提到张五常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诺斯也多次提到张五常对他经济思想的影响。)张五常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应该是把制度分析的方法系统地引入到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张五常将产权制度的分析方法应用在台湾的上并创立了“新租佃理论”。

张五常以纯粹的制度分析对中国的农业改革、城市企业改革、中国金融改革及中国腐败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论点。可以说,20世纪整个80年代张五常完全献身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分析、政策建议,其在香港用中文写的《卖橘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的前途”、“中国的经济革命”等著作一时洛阳纸贵,风流万千,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代的改革者及青年学子。

在诸多的宏观改革议题中,货币升值、金融风险、失业、贫富差距、腐败、社会福利、民主等,是海外经济学界讨论中国时绕不过去的话题。张五常永不从众,他有着自己坚定的立场,这使他成为中国最有争议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特立独行的张扬个性和天马行空的言说风格,又使这种争议更上层楼。他知道围绕自己的争议,他不在乎,“我知道自己是对的”。

博士论文 一鸣惊人

他早年师从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大师阿尔奇安和科斯,科斯称张五常是最为了解他的思想真谛的人;他与现代产权大师诺斯、巴泽尔共事多年其思想互相影响与激励;他与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交往甚笃,张五常香港的家往往成了他们进入中国的桥头堡;他多次陪弗里德曼来中国,与国家领导人畅谈中国改革之大要;他也应邀参加诺贝尔奖颁发大典,被奉为嘉宾;他被选为1997—1998年度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是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的殊荣,等等。此等际遇,在中文世界的经济学家中,恐怕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但是,这只是张五常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张五常还是中文世界最好的经济学散文家,他的《卖橘者言》风靡一时;他是著名的摄影家,可与香港著名的摄影家简庆福等人一比高下;他对书法艺术了如指掌,在谈到中国各家各派的书法艺术时真是龙飞凤舞,愉悦之情洋溢于表。

1959年起,张五常进入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1966年初,张五常以“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和台湾的”为题作为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并写了十一页的提纲,希望能听取老师们的意见。

《佃农理论》主要是以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对分成租佃制作出了新解释,了以往的传统理论,建立了“新佃农理论”。其理论的要义是透过某些因素的变动,不管是分租、定租或地主自耕等,其土地利用的效率都是一样。如果产权弱化,或是政府过度干预资源配置时,将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如果能确定土地为私人产权,明晰产权制度,允许土地自由转让,这是使生产要素与土地发挥最大效率的不二法门。这种由案例实证中演绎出的一般理论后来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张五常的《佃农理论》之价值随着时间推移其重要性越来越大,它不仅成了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而且其中的几文在期刊上发表后也成了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例如,由Edward Elgar出版社出版的经济理论经典文选中的《交易费用经济学》一书,在选出这个学派最有影响与代表性的40篇文章中,张五常教授就有4篇入选,而其中两篇就是本书的主要章节。

经济学家的责任

张五常1997年做美国西部经济学会的会长,这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学会。他数了数那些会员,3个里面有1个是中国人。他在美国攻读经济的时候,全校的中国学生只他一个念经济,现在念经济的很多,中国经济学家也多了。“说起来,我在美国长滩教了两年,芝大两年,华大13年,加起来只教过一个中国学生。今天的情况相差很远。”

“中国几千年前的老子、韩非子,都是经济学家,还有其他的,当时可能纸张不便,写不出长篇大论,但比照一下现在的水平,甚至一些拿诺贝尔奖的水平,其思想哲理的重要性还比不上我们的韩非子、老子。”

美学经济论文篇9

东亚经济现代化的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相关性大体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是原西方化和原市场化的结果，东亚经济发展没有模式价值，只有政策价值，即没有现代化的多种模式和多元现代性（新古典派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现代化是单线发展的。基于主义的逻辑，所有走上工业化之路的，无论起点如何不同，最后必然出现、经济、文化全套性的越来越相似。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 Parsons）再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西方学者一般肯定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整套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因而现代化和现代性实质上即西方化和西方性，而且具有普世价值，要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也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经典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去文化论”就持这种观点，T. Parsons（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 N.J.：Prentice-Hall，1971）的社会变迁理论和Clark Kerrt（Indust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的现代化的“汇流论”（theory of convergence）是为代表。发展理论中的经典发展学派，如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派，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派，如新古典学派（Patrick and Rosovsky， Balassa， Wolf， Chen， Bhagwati etc.），政府（修正）学派（Johnson， Pack and Westphal， Amsden， White， Wade etc.），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市场学派（如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发展报告），东亚整体增长机制论（如雁形模式论或产业周期理论，喷泉模式论或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齿轮模式论或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理论，环形模式论或美国主导环太发展论，航母模式论或主导环太发展论等）等基本上持这种非文化因素的东亚经济发展论。第一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往往有一种这样的学术系谱，在西方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亚洲千年停滞论（亚洲早熟论）——亚洲命定殖民地论——亚洲发展幻象论（亚洲崩溃论）——亚洲模式不存在或终结论——终结论（全盘西方论）。这种学术系谱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承继着东方学的传统，对亚洲的发展不是积极地鼓励和引导，而是有着某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对自身则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和命定感。这种系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为有益的警示和鞭策，也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和普世意义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对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因除了对经济自变量考察，也不应忽视对东亚地区特殊的文化因素的考察。东亚经济与东亚文化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他们追问“为什么恰恰是东亚继西方而起，并且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东亚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有一种精神动力的巨大支持。东亚的社会、经济、市场、制度、甚至政策，都弥漫和渗透着东亚文化的无孔不入的。尤其是作为东亚经济或市场的行为体的东亚人，在市场的游戏规则和运行环境方面，主要体现为制度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两方面，深刻地受到东亚地区文化因素的制约。作为传统的文化已经成为东亚人民深层的精神构造（李泽厚认为儒学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深层精神构造），自发和无意地或有意而自觉地对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与经济或市场的亲和力是明显不同的，任何经济或市场都有其内在的人文气象。发展伦之所以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就缘于对文化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论并非文化决定论，也非因果链条的单因素论，他们并不否认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但认为也不应该否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就与文化传统有关联，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该看得更远。现代化理论中的修正学派或新现代化学派或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论”或现代性的多元论者，发展理论中的新发展理论（又称真正发展理论或全面发展理论）学派，如发展和发展伦理学派，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伦理学派和心理学派等，经济学中的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学派，西方所谓的现代化的“怀疑论者”和“反现代化论者”，经济哲学中的新发展哲学，历史学中的现代化学派、社会学中新发展社会学派和未来学派等，在不同的程度上持有这种观点。代表人物有《德川宗教》（1957）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Bellah，《亚洲大趋势》（1996）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John Naisbitt，《日本资本主义精神》（1980）的作者山本七平，被誉为“把日本经济学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最大贡献者”、《透视日本》（1982/1999）一书的作者森岛通夫，《新加坡的挑战》（1989）和《现代精神和儒家传统》（1996）的作者杜维明，提出亚洲资本主义理论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John Gray，《亚洲的崛起》（Asia Rising ，1995）一书的作者Jim Rohwer，《东亚之锋》（The Eastasia Edge Roy ，1982）的作者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东亚发展模式》的作者Peter Berger，以及塞缪尔亨廷顿、艾森斯塔德、赫尔曼卡恩、麦克法夸尔、克利福德纪尔兹、哈罗德卡恩、哥尔德夏米德、罗纳德多尔、拉尔夫林顿、丹尼斯古莱特、本迪克斯、麦克莱兰、哈根、摩尔、英克尔斯、巴洛齐齐、金日坤等。第二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一种学术系谱，即在西方危机论（虚构的亚洲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黄祸论——亚洲崛起论——亚洲挑战论——亚洲威胁论——西方危机论（西方衰弱论）。这种系谱缘于西方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尤其是对自身衰弱的忧虑，对亚洲崛起的害怕和恐慌，是西方学者居安思危的危机感的集中体现，当然在不同的程度和层次上也回应和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和实际，热情地鼓励和乐观地前瞻了亚洲的未来发展，但对亚洲的高度恐惧心理溢于言表。“文明冲突论”也好，“历史终结论”也好，最担心的就是亚洲文明，尤其是东亚文明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下的自我申张。“和平崛起”和“负责任的大国”战略是中国政府对这种深刻忧虑的积极回应。

当代中国学者包括港台学者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体认和支持后一种观点，这与我们身处东亚，对东亚文化有切身体会，以及我国政府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有关。中国学者如经济学的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2003）、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见《战略与管理》2003.1）、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1999和《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2002）、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2000、《探求变化中的世界》2002）、陈岩（《东亚再崛起》1999）等，历史学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993和《现代化新论续篇》1997）、盛邦和（《中日文化论》1988、《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1995、《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2003）、章开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1988、《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198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1994）、孙福生（《20世纪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含义与影响》，见《北大亚太研究》1998.4）等，社会学的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1966和《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85）、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讨》1988）、陆晓光（《中国特殊论》，见《战略与管理》2003.4）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认同文化因素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知识分子》季刊1984年推出的“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专号，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编辑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1989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杜念中等主编的《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94年在国家教委支持下由北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罗荣渠、董正华编的199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以上学术文集或研讨会专门就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讨。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因素在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认识，并作了重新估价，但还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下：

第一，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论证，即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尚不足以形成严谨的理论体系，亟需解决。

第二，经济增长的文化变量还没有进行严格和科学的分梳，需要进行专门。

第三，只关注儒家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对其他宗教伦理和非宗教伦理的文化要素漠不关心。

第四，鉴于东亚经济的特殊表现和我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以东亚为个案对文化变量和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的研究亟需进行，以便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战略指导和保驾护航。

二、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化相关性理论研究的可能和意义

我所指的东亚概念不是纯粹地理意义的，而是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一种结构概念，尤其是指一种具有深厚的和精神气象的文化结构概念，而且这种概念本身也是一种动态的过程，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联性变迁而变迁。因此，东亚概念不仅包括东北亚的儒佛道三教文化区，也包括东南亚的儒佛文化区，甚至包括印度次大陆的佛教——印度教文化区，当然整个东亚在文化传统上最大的共同点是一个儒佛文化区，这也是为什么研究东亚不应该忽视印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未来澳洲可能随着经济和政治上的东亚化而在文化变迁上进一步向东亚接近，这殊难意料。但我认为东亚概念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意义和政策意义上讲是动态的。

研究东亚区域内传统文化因素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要解决的基本是东亚区域内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究竟有无关联？倘若有关联，则是何种意义上和何种程度上的关联以及如何关联？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即文化——经济间的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有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在多大的程度上可操作？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该如何进行类型学的？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除了要考虑儒家文化因素外，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以及价值观因素对经济发展有无影响？尤其是弥漫东亚的佛教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究竟有无影响和有多大的影响？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还有哪些？这些因素之间是怎样发生作用的？文化因素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如何？文化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及发生作用的关系如何？这些关系又是如何发生的和如何发生作用的？在文化因素和经济发展之间可否建立某种指标或指标体系以考量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障碍？柯德尔——霍夫亨兹难题（东亚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深层次结构因素在发挥作用，以至其他国家简直无法模仿）该如何解决？福山悖论（力主“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满足了人们最美好心愿的“自由民主制度”，为何最后又担心“自由民主制度”导致出现“最后的人”和“东亚的挑战”？）说明了什么？东亚的战后的经济增长是在殖民主义结束、国家独立和政治稳定的大环境下获得的，这与东亚殖民主义时期的文化更新有没有关联以及有多大的关联？文化变迁是否与制度变迁一样对经济增长发生影响？是否可以假定经济自变量对经济发展起短期作用，制度变量对经济发展起中期作用，而文化变量将对经济发展起长期作用呢？东亚未来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未来的经济发展能否从东亚和中国五千年来的文明发展中吸取智慧、灵感和从中受益？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延绵不绝是否隐含着某种深刻的发展智慧？东亚文化对于经济发展是否与西方文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同样有效的普适价值？是否东亚经济发展有助于两种文化在东亚的阴阳和合，而这种和合产生更快的经济发展或更有价值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完美发展、的和谐发展和一个美好社会的出现，在此，东亚文化对经济发展将作什么贡献？鉴于此，东亚文化究竟该如何更新？东亚发展模式该如何估价？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格，物质文化是其果实，精神文化包括科学技术、文学和等是文明发展的杠杆、精致品和活的灵魂，是建立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又会能动地反作用于（促进或阻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挡）经济发展的因素。文化具有对经济进行反馈和反思的功能。经济历史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有用的发展模式似乎并不来自知识分子规范性的理论阐述，而是来自各社会的历史经验。需要再次强调地指出现代化与西化的区别，现代化和西化的搭档关系已经被打破，第一，西方殖民统治业已变成历史的陈迹；第二，精英分子越来越多地产生于本民族的文化而不是产生于巴黎、伦敦或纽约；第三，非西方社会从来不曾与西方文化有多少接触的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的作用日益重大；第四，主要西方国家的全球性影响继续相对减弱。因此，本土文化对于决定非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就更为重要了，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文化对解释不同发展模式的重大关系。

我认为非西方的现代化包括西方化和非西方化两面，是西方的普适性与非西方的本土性的融合。传统的区域研究专家抱着极其偏狭的观念，完全无视比较文化研究，发展研究正在引导人们重新将焦点对准文化以及主要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和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别，其中发展伦正在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对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式发展正在进行价值重估。主张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发展战略的文化品位。亨廷顿认为，如果东亚、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现在与将来的发展目标上及目标达成上的差别可以从东亚人、拉美人和非洲人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中找到，那么，自然应当把文化的比较分析放在首位。文化对发展的影响要求发展学者进行系统的、经验的横向比较的以及历史纵向的研究。

我认为，从东亚经济发展和创造奇迹的历史经验来看，外层次的政策因素（如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等）和经济自变量，中层次的制度因素（政治经济制度等）和结构变量，深层次的精神因素（价值观、宗教伦理、社会心理、习俗等）和文化变量，都会对经济发展发生作用，而且三层次之间也发生关联和反馈作用。

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下：

第一，正如温家宝总理2003年12月1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作的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著名演讲中所言：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文化因素将在新的世纪里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必须理解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精神制动，包括精神支持或精神障碍。我们必须寻找驾驭和创造这种精神制动的方法。

第二，对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具有基础性和理论性的学科建设意义。

第三，借鉴离我们国门最近、而文化传统又最相似的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经验和文化建设经验。

第四，以东亚地区为个案，对经济发展与文化动因、经济发展与精神支持、经济发展与精神动员、经济发展与文化更新（或者说文化变迁）进行研究，将大大有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和协调发展以及更快的发展速度。

第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性，该研究将对此提供智力支持。

第六，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推动他们不仅仅关注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可持续发展，也进一步关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应该具有以上三重含义，方为完美。

进行该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以及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的发展上，另外就是对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进行了类型学和结构上（机制上）的分析。

实际价值体现在：一是借鉴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刻了解东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力量，以及这种结构性力量中文化在其中的地位，从而自觉地利用这种力量去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二是体现在政府的发展战略制定上，要考虑文化因素对于经济发展以及相连带的社会稳定和人的生存价值的不可小视的力量，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含义，不仅是人与自然要协调发展，而且人与社会、人与自身都要得到协调发展，即要考虑经济发展的人文代价，而不是不顾一切地追求经济增长。

【】

[1]Compton， Robert W.， Jr. 2000. East Asian Democratization: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Culture and Economy.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Evans， Grant， Christopher Hutton and Khun Eng Kuah， eds. 2000. Where China Meets Southeast Asia: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he Border Region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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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澳]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思想史》，唐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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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美]德尼古莱：《发展伦》，高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美学经济论文篇10

经历了60多年的持续努力，特别是最近30年的快速发展，广州美术学院的现代设计和教育体系，渐趋完善，并已形成了相当明显的设计现象。本文拟从以下五个方面分析广州美术学院设计现象的主要特征。

（一）设计本质：以需为本

广州美术学院一贯秉承“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需求，以产学研相结合的艺术设计教育主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特色。受广东独特的环境影响，早期的“广美设计现象”中的“以需为本”是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限定的，在人们的生活中构筑了一个物质化的设计世界。消费需求受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关注，“广美设计”影响力打造的起始，是以深度发掘企业所处的竞争性市场状况，充分把握目标受众的各方面需求为主。基于此，广美人对于设计属于经济基础已达成共识，在设计实践和设计教育中，能够自觉的将“限定”与“控制”作为解决设计问题的手段之一。“以需为本”呈现出按照各种限定发展设计；按照经费预算控制设计；按照消费目标约束设计；按照商业法则规范设计。

（二）设计实践：融入市场

设计成果最终需要依靠市场来检验，只有满足社会需求，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才能得到社会认可，设计的价值才能得以体现。深入市场，重视实践，是广美设计现象的重要特证，广州美术学院也最早最成功地构建了产、学、研紧密结合的现代设计教育模式，闯出了一条设计教育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融入市场”是基于市场环境、学校背景，将“产学研”进行有机整合；根据产业和企业所处的竞争性产业环境，对设计命题的内容与性质做出科学正确的设计决策；通过与社会、市场的紧密联系，及时掌握相关设计教学的实践变化。涉及到“广美设计实践”这一话题，不少人与广州美术学院结下不解之缘。高永坚、尹定邦和王受之是将学院建成全国产、学、研紧密结合办学体制机制创新的先行者；林学民、陈向京、韩子定、余希洋等后来者直面市场的竞争，相信市场，接受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并融入其中。广美的口号是“干中学”，在教学、科研的同时，加强专业的社会实践能力，强调师生的社会实践意识，用设计学科为社会的实践来推动教学、科研的发展，使设计教育与时代同步①。

（三）设计成果：社会效益

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广美设计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上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集美组作为其中的核心代表，二十几年来发展迅速、业绩斐然，已经成为国内顶尖的设计服务机构；白马广告作为改革开放后广告先锋中的一员而享誉业界，曾为300多家国内外企业提供广告服务，成为中国第一家销售额过亿的广告公司；到目前为止，“广美设计”从事的设计实践品目繁多，涵盖了几乎所有设计创意产业。如上所述，广美设计在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影响下，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其早期设计现象体现出了对“需求、市场”等经济价值的关注，而对“精神、艺术”等文化价值的淡漠；对“社会和行业”活动的追求，而对“校园和学术”活动的回避；对“市场意识型”教育者的认可，而对“知识学术型”教育者的不解。目前，广美设计现象在体现设计的物质属性的同时亦努力实现设计的精神属性，因而其设计本身，也就与社会、经济密不可分，促进了设计产业的社会、经济价值增益。

（四）设计理论：客观务实

设计的思想理论来源于设计的实践并提升对设计实践的指导，通过学习得出理论，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再根据实践来丰富理论。以尹定邦为代表的广美设计人以兼具中国国情与经济规律的设计理念，提出了“要站到设计的投资者、生产者、营销者和消费者的立场上，观察、分析和处理设计问题”“设计首先服务于物质文明”等设计理论观点；以前瞻而务实的治学态度提出了移位论、服务论、目标论、系统论、整合论、运动论和创造论等符合中国国情的设计理论体系；以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文化的设计观念，先后出版了《设计学概论》《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史》《中国设计思想发展简史》《中国当代广告史》《设计学文集》等一系列设计艺术学书籍。客观求解、务实求理与设计实践在逻辑上是统一的，是对设计实践的最好解读。广美设计在学习现代设计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现代设计发展所处的独特国情，结合广州美术学院长期的设计实践，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密切关联的设计理论观点，丰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理论研究。

（五）设计教育：创新意识

设计教育应能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生活的需要，能够切实地改善人们的生存处境和提高生活质量。长期以来，在我国现代设计教育的现实中，理论与实践、学校与社会、学生与社会生活相脱离的弊端严重。因而造就一种实用性、适用性的设计教育仍然是必要的追求。这样的设计教育必然是因地制宜的、灵活的和多样化的教育管理体制，使学校拥有更多的自。“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广东精神无疑成为了广州美术学院设计人的动力源泉，广美设计现象的形成也有赖于广美设计教育体制创新与改革的推波助澜。注重实践，客观务实的教育理念的推行需要革新旧观念，建立新的管理体制，才能真正实行，发挥作用，为此广美设计人不断地尝试新的设计教育模式，探索富有个性的教育方法，努力形成富有效能的教育实践格局。以设计价值和经济价值的逐渐统一为陈旧的设计教育理念赋予了新的内涵，以实践内容和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为传统的设计教育体制增加了新的活力，使得广美的设计教育系统形成了“产与学”“盈利与育人”的良性循环的设计教育体制。

二、未来发展之路的探寻

设计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应该更注重现实性和前瞻性。所以，我们不仅仅要研究历史和过去，更要探索未来。21世纪，一场围绕着知识创新为核心的文化创意产业正在全球展开，设计产业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群的核心，对当今与未来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其所展现的设计形态和文化内涵，时刻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并推动者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目前正在大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强文化产业建设和知识创新等工作，中国设计产业为“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挥着重要的推动力量。国家的重视，大众的需求，技术的完善，这些有利因素正促进着我国设计教育的全面发展。中国当今设计学学科本科教育的课程理论研究有必要在根植于传统理论研究的同时在国际文化视野中展开与西方国家的对话，探索新的路径并以此引领设计创新教育。

（一）探索艺术、科学和商业高度结合的教育模式

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以及科技创新的全球化浪潮，科技与艺术设计创新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不断扩大的效益与影响力正日益被世界各国所关注。与此同时，也对设计教育的未来发展表明了新趋向，提出了新要求。当今时代设计学学科应与人文学科、社会学学科、科学学科以及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学科合作，应逐步走向与创意经济、科技创新结合之路。随着创意产业的深入发展，设计教育通过资源的重组与优化，打通学科之间长久以来的屏障，通过多学科交叉的运作模式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新的教育模式。从大的规模和大的教育框架当中，把艺术、设计类的大学跟经济类、管理类和理工类大学进行合并，比如，我国的清华大学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合并；伦敦的5所拥有百年历史、国际知名的艺术学院合并为伦敦艺术大学；芬兰的阿尔托大学由赫尔辛基的3所大学合并为成。如今，文化创意产业、艺术设计实践面临着日新月异的科技与商业环境，应当确立能够跨越科技、经济与艺术设计这三大领域的资源整合、机构调配的教育模式，逐步增设跨学科整合的新专业与研究中心。

（二）建立提升教育质量和鼓励教育特色为指向的教育体制

时代的发展迫切要求建立提升教育质量和鼓励教育特色为指向的教育体制。教育规模快速扩张往往会对教育质量产生负面影响，继1999年扩招之后，设计学学科本科教育在规模急速膨胀中缺失了教育价值，致使办学条件不足等诸多问题，教育质量下降。改革开放以后设计教育转向为经济服务——广美设计教育一直处于社会发展的从属地位，这是广美设计教育在部分时间里秉承社会中心的价值取向和技能本位的培养目标观的根源所在。为此，学校的设计课程要与时俱进，变化而有所更新，在面向市场的同时，亦要保持敏锐地探索意识；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亦要照顾到人类内心情感世界的展现。全球化时代促使现代设计应以多样性的文化进行国际化的创造性表达，既具本土化元素，又具世界性理念的艺术设计策略。广美设计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注重本土现实多，关注世界性现实问题和精神经验比较少，设计创作理念缺少国际性视野。广美设计教育研究应当确立自己的生长点，应当立足于广美设计教育的现实问题，既扬弃传统设计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话语体系，又与世界设计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领域的其他话语体系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从而探索既体现当今时代精神又适合于中国当今设计教育现实的研究路径。

美学经济论文篇11

孜孜求学路

性格决定命运，选择决定人生。卢正惠认为，人生是由许多选择组成的，其中有小选择也有大选择。而小选择和大选择的区别，并不完全在于事情本身的影响，而在于选择时的理性、勇气和对选择初衷的坚守。对今天已是功成名就的卢正惠而言，最令他欣慰的不是头顶上大学教授、著名区域经济学专家的光环，而是在每个人生的关键节点，自己都做出了正确选择，并且心甘情愿为自己的选择付出必须的代价。因此，每每回顾过往人生，回顾一路走来的风雨历程，他心中没有遗憾，有的只是从容和笃信。

1965年，卢正惠出生在曲靖市沾益县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父母都是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农民。那个时候，坐落在滇东群山深处的卢正惠的家乡被贫穷的阴影笼罩着，人们在基本的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着。造成贫穷的原因，有历史的后遗症，也有恶劣的自然环境等。在卢正惠的整个年少时期，他们家里一贫如洗，虽然父母像春耕的老牛一样，不知疲倦地辛勤劳作着，但家里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吃了上顿愁下顿。他说，在生命的初始阶段，他就目睹了生活最狰狞的一面，这对他来说，既是不幸，也是幸运，不幸的是贫穷让他饱尝了忍饥挨饿的煎熬，幸运的是贫穷激发了他改变现状、改变命运的决心和勇气。

6岁那年，父母把他送进村小学接受教育。父母的初衷很朴实，不希望孩子再重复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土里刨食的凄凉命运，希望孩子能通过读书上学，走出令人压抑的大山，到外面过上更体面而幸福的生活。

在上学读书方面，卢正惠有着极高的学习天赋，并且对学习非常感兴趣。他渴望知识，热爱学习，所以，整个小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都是全班最好的。

小学毕业后，卢正惠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初中。说到初中，卢正惠有太多的苦涩和无奈。当时，农村师资力量缺乏，学校里多数老师都是民办教师，而且这些民办老师，多数是小学毕业来教小学，初中毕业来教初中的，这无形中影响了学校的教学质量。所以，从小学开始，卢正惠就养成了自学的习惯。上初中时，他们的班主任，就是个初中毕业来教初中的民办老师，负责教他们三门课，但有二门课他居然都不熟悉，讲解起来磕磕巴巴不算，还经常出错。好在这位班主任聪明，知道卢正惠喜欢自学，而且学习成绩又好，就把教材上的题目，事先部署给他去做，等卢正惠通过自学做出来后，再拿着他的作业本去教其他同学。

初中毕业后，卢正惠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沾益一中。当时的沾益一中，是曲靖有名的重点中学，这所学校历史悠久，有着良好的教学传统，能考取这所学校的学生，都是当地各校的尖子生。

良好的学习环境，激发了卢正惠的学习潜能，渴望知识的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的学习成绩不仅在班上名列前茅，而且也为其进一步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高中毕业后，卢正惠考取了云南大学经济系。当时，虽然家里贫穷，但国家每月给的15元助学金，已足够历来节俭的他学习和生活上的用度。没有了后顾之忧，他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学习上。

那时候，一部电影《少林寺》风靡大江南北，随之而来校园掀起了武侠小说热。同所有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一样，卢正惠心中有着深深的英雄主义情结，自然而然就喜欢上了武侠小说。每当看到小说里那些豪气干云，爱国家、爱民族，轻生死、重情义，面对强敌面不改色，“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大侠，他都热血沸腾，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被那些大侠崇高的行为深深感染了，精神和思想上都获得一种升华。

再就是看金庸武侠小说，不仅激发了他的英雄主义情结，还让他领悟到了书中包含的人生哲理，他开始了长时间的思考，发现好的武侠小说中，有哲学、心理学、中国传统文化、《易经》等多领域的知识在里面。从此，他对哲学、心理学、《易经》等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大量涉猎哲学、心理学、《易经》等领域的知识，并始终信守着知识改变命运的信条。

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外面的书店里看到了一本易经方面的书。他欣喜若狂，买回来后就废寝忘食地阅读起来。由于当时他的人生阅历和知识结构还没有到达到一定的高度，所以他读起来颇为费劲，对于书里很多知识他都一知半解。但他天生就是一个不服输的人，越是读不懂，他越想读，就这样，他把读那本书当成了攀越一座知识的高峰，硬是把它啃了下来。而且在啃那本书的过程中，也让他学会了思考，学会了选择更有效的学习方法。

回想当时的情景，卢正惠告诉记者，对年轻人来说，大学阶段，是一个训练选择能力的阶段，这种训练应该呈现在很多项目上。其间，年轻人不断试错，又不断校正，最后终于懂得了选择。相对小学、初中、高中应试阶段的学习，大学有了更多自主支配的时间以及自由选择知识的机会。这期间，打牢专业知识基础，学会学习的方法，养成思考的习惯，找到专业之外感兴趣的知识，确立今后人生的定位，对大学生来说是很重要的。人很多时候会忽视积小成大，积少成多的常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可以庸庸碌碌的了其一生，也可以变得精彩无限，精彩得远远超出自己和旁人最大胆的预期。大学校园里洋溢着青春气息，而青春代表着青年，青年时代的使命，就是以惊喜和谦卑之心，努力让自己有限的生命接通人类的理性与智慧。相对于历史，在我们出生之前，这个世界就已经精彩而又复杂地存在了无数年。我们属于初来乍到者，能够站稳脚下的一角，已是万幸。从这一角扎下根去，刻苦钻研，必能与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和追求卓越的理性之光相辉映，必能与历史的久远与辉煌相共振与回荡。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变得精彩与永恒。

一路转换跨越

1986年，大学毕业了，卢正惠揣着优异的学习成绩单，回到家乡曲靖，他被分配到曲靖经济干部管理学校当老师。当时，到这所学校学习的学生，都是当地的精英，他们有资历、有实践经验，惟一欠缺的是系统的文化知识和专业理论知识。这些人都是各企业的厂长、经理、最小的也是车间主任之类。面对比自己年长，又有着深厚生活经验和实践经验的学生，他感到忐忑不安，毕竟他当时还不满22岁。好在那一辈人懂得尊师重道，虽然讲台上站着的是个年纪轻轻的小后生，但同学们还是给予了他这个小老师足够的尊重。为了回报大家对他的信任，他每次上课之前都精心准备，因此一次也没有出现过差池。

一年之后，他被调到曲靖地区行政公署从事行政和经济工作，而且一干就是近十年时间。期间，他跑遍了曲靖的山山水水，掌握了当地的第一手资料，且由于工作原因，他对区域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写出了大量有关区域经济学的文章。同时，在经济学、哲学、心理学、《易经》知识方面的修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在家乡工作了十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调到了云南财经大学当老师。说实话，当初对到大学当老师，他心中是有想法的。首先，他觉得自己资历尚浅，不足以胜任为人师表的大学教师工作；其次，到大学工作就意味着要转行，对一个深爱本职工作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件值得庆祝的事。但是，当上级的一纸调令摆在他面前时，他还是无条件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从到大学从事教学工作至今已经十九年了。这十九年间，他除了有两年到县份上挂职任副县长，其余时间他一直在学校教学与科研工作。这些年，他教了很多学生，虽然不敢说桃李满天下，但他教过的学生之中，不乏对国家和社会做出过贡献的人物，作为一名老师，没有比这更令人欣慰的了。每每想到他的那些学生，他就为自己从事的这分神圣而伟大的教师工作，感到无比自豪和光荣！

当然，除了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外，他从未放松对学术的研究，其间，他先后出版发行了《非均衡的过程――区域开发的理论与模式》《美女经济学》《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理论与模式》《时尚美丽经济学》等学术著作，以及涉及区域经济学、管理学、易经、心理学、哲学等学术领域的论文150多篇，主持与参与完成的科研课题40余项。

在卢正惠众多的学术著作中，最令人记忆深刻的是他2010年推出的《美女经济学》这本学术著作。当时，这本《美女经济学》一经推出，立刻引起了轰动。人们都觉得 “美女经济学”这个概念颇为新鲜，当然也不乏想入非非者。然而，卢正惠对《美女经济学》的解释是：“美女经济学”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全新的概念，美女经济是一种利用女性的美丽创造财富的经济业态；美女经济学是研究美丽资源优化配置的科学。美女自古有之，美女经济也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美女经济的兴盛与繁荣，则是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崛起和影视传媒业的繁荣而真正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一大朝阳产业。所以，美女经济的繁荣是盛世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是人类精神需求与审美水平提高的标志。美女是美女经济的先锋和代言人，美女经济是真善美的传播者，人类文明的风向标。美女经济是人类求真、求善、求美的产物，是社会、经济、科技、文明进步的产物，是审美水平提高的内在要求。真正的美，是真与善的完美统一，真正的美女是外在美与内在美的和谐一致。今天，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经济领域，无不留下了美女的倩影，美女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角，成了活跃经济、繁荣市场的基本要素，经济围绕美女转已是不争的事实。

美女经济源自于人类的爱美之心，从古至今，美是挡不住的诱惑，正可谓是“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商品消费中得到美的享受，是生活质量提升的重要标志。当基本的生理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们更加重视追求生活的质量与品味，更加重视追求美的事物、美的享受，更加重视追求幸福与快乐的人生。因此，美女经济的兴起与繁荣，其实是人类对美丽事物、美好生活追求的正常反应，也是满足人类积极、健康的精神需求的必然结果。

由于美女资源供给的有限性，而对美女资源需求的无限性矛盾，便产生了美女经济学。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美女是优质稀缺资源，稀缺资源的属性是数量越少，其经济价值越高，所谓物以稀为贵。无限的需求与有限的供给这对矛盾，决定了美女经济永远是短缺经济，永远无法达成市场均衡。美女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众星捧月的对象，都是公众的聚集点，“一家有女百家求”，自古至今都是普遍的现象。但是，美又是短暂的，红颜易老，正如“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并且很多美的事物都是无法复制的，也是独一无二的。利用美丽资源获取经济收益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理性的经济人自然懂得美丽资源的价值，并进行最优化的配置。利用体力资源、智力资源和利用美丽资源获取经济收益都应该得到尊重，只要是通过正当行为获得的，都不应该受到歧视与非议。

按照经济学的逻辑，人是有理性的经济人，经济人的行为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美女聚集的领域是经济繁荣的领域，美女集中的地区是经济发达的地区，美女聚焦的产业是朝阳产业，比如影视娱乐业的方兴未艾就是最好的例证。还有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发达城市、国有垄断行业群体等，无不都是美女如云的地方。美女作为最美丽的经济资源，其无穷的经济价值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与重视，由此形成的美女经济产业成为了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人类爱美既是一种天性，也是一种本能，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会逐步变成一种有意识的行为。东西方哲人均从人性角度讨论过美的问题，以及美的魅力等。当人的基本生理需要得到满足后，追求生活的品质成了新的社会时尚与趋势，富而思美，富而思乐成了普遍的社会现象。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类的生理需要最重要、最强烈，当生理需要得到满足后，新的更高层次的需要就成了支配人类动机与行为的动力。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把经济成长的过程分为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社会推进阶段、高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其中，第六个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就可理解为追求最大化的幸福与快乐阶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美丽、健康、幸福快乐的追求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明提高的标志。

譬如，现在世界各地经常举办选美活动，一般人看到的是活动选出的美女，而经济学家看到的活动引发的经济效应和经济业态。所以说，在经济学中，美女是一种优质的人力资本，优质资源的合理配置，必然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经济学家对这些进行分析研究，并不难理解。而且卢正惠还表示，最近他还将推出一本新的学术著作《时尚美丽经济学》，这是他花了将近两年时间才写出的，耗费了他不少精力和心血，这本《时尚美丽经济学》是对“美女经济学”的进一步系统化与科学化。目前，这本书已正式出版发行，读者可以从这本书中，看到当下新的经济学概念和新的经济业态，可以领略到从经济学的逻辑解析美丽资源的价值。

卢正惠教授长期从事区域经济学、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区域开发、县域经济等的研究，2012年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理论与模式》一书被IUD（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中国政务舆情监测中心推荐为领导干部区域经济50本必读书（见《领导》2012.3），为我国对区域经济现象的探索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也收获了应得鲜花和掌声！

美学经济论文篇12

一、引言

作者自称语作为学术语篇互动元话语的一个重要子项，是作者表达研究立场和态度时高频使用的元话语资源，关系到作者主体性身份的显现程度。作者自称语之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得到语言学界的高度关注，诸多研究探讨了其在中外学术语篇中的使用情况，如彭芹［1］等对比了中外岩土类期刊英文摘要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发现国内期刊鲜见使用第一人称，提醒相关学科的学者和编辑予以重视。李民［2］等考察了中国学者与英语本族语者在学术论文中对第一人称代词使用的异同，得出前者多用第一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凸显团体属性、后者多用单数形式强调研究独特性和新颖性的结论。高霞［3］基于可比语料库研究发现中外学者间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差异显著，但差异倾向并不一致。相比之下，作者自称语作为一个整体得到的关注则少得多。不同的学术团体会以其独特的方式进行交流和互动，跨学科语言差异正逐渐成为学术英语研究的新热点［4］。经济学学科论文摘要是否呈现相似的特点？这值得进一步的研究。有鉴于此，本研究尝试考察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自称语的使用情况，探索并阐释其共性与差异。基于语料库的定量统计和对索引行的定性分析，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1．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分别使用哪些自称语？频数是否有差异？2．所体现的作者角色是否有差异？有何差异？背后的原因何在？

二、语料采集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自建两个小型英文语料库：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语料库（简称CNC）和美国经济学期刊摘要语料库（简称USC）。前者语料选自国内经济学顶级期刊《中国工业经济》，后者语料摘自美国经济学顶级期刊AmericanEconomicReview。为了保证较好的可比性，两个语料库只收录上述两个期刊同一时段（2018年）的摘要文本，且均由随机抽样的50篇英文摘要组成。语料库的库容方面，CNC为15092词，USC是6502词，可见平均篇幅上，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远超美国，高达2．3倍之多。有鉴于此，统计节点词频数的时候，本研究不但报告其观察频数，也列出每万词中出现比率的标准化频数，以保证可比性。使用Antconc软件，分别在两个语料库中检索各类作者自称语：第一人称复数词“we、us、our”、第一人称单数词“I、me、my”、第三人称词“theauthor（s）”、物称词“this／thestudy／research／paper”。对于作者自称语缺省的情况，本研究首先利用正则表达式检索被动语态，其次通过人工方式识别语义上省略“bytheauthor（s）”的索引行。各类自称语的频次数据绘制成表，进行横向、纵向比较，并通过观察索引行进行分析、解读。

三、结果与讨论

（一）作者自称语的种类与分布

就自称语总数而言，CNC语料库的观察频数高于USC，但是标准化频数呈现迥异的结果，中国经济学期刊中的作者自称语总数显著少于美国（153．1：259．9）。作者自称语是构建作者身份的重要手段，而中国作者缺乏对其充分的利用。　另外，从表1亦可直观发现三个基本特点：1．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主要使用物称型作者自称语（如“本文”“本研究”），而美国经济学期刊摘要则主要采用第一人称代词（如We／I等）；2．第三人称代词（如“笔者／theauthor（s）”）在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作者自称语中均未出现；3．在作者自称语“缺省”方面，中美期刊摘要差异显著，标准化频次比为29．8：4．6，中国远高于美国（近6．5倍）。中国作者之所以衷情于“本研究”这种物称型自称语，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是物称符合学术语篇要求的公正、客观和严谨，也符合国内期刊论文摘要写作规范。美国同行广泛使用第一人称自称语，则源于第一人称具有直接高效和行文流畅的优势，有助于简明扼要地阐述原作的内容。另外，中国学界倾向于认为第一人称显得主观，影响学术结论的客观性，而美国学者相信第一人称不仅不妨碍学术语篇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反而更有利于作者推销自己的成果和观点，有助于自己的研究得到编辑、同行和读者的认可，增加自己论文被同行检索、下载和引用的机会。此外，美国作者将论文视为辩论性语篇，需要双向的互动、参与和介入，因而在众多作者自称语中，第一人称最具吸引力。第三人称是“折衷”性的作者自称语，既无第一人称的“高调”也无物称的“低调”，理论上比较符合中国学者的心理，而语料库数据证实第三人称不仅被美国作者遗弃，也未得到中国作者的青睐。作者自称语的缺省是依靠被动语义结构来实现的，如例1。被动结构的优点是简洁明了，丰富句式，结构紧凑，信息密集，便于体现学术语篇的客观性。但是，过度使用会造成摘要行文单一，句子变得冗长且缺乏活力，影响文字经济性和可阅读性，如例2，为了缺省作者隐藏身份而强行使用被动语态，反而造成句子头重脚轻，伤害了摘要的可读性。而且，频繁地以“去人称化”的方式隐匿作者会形成“冷冰冰”的印象，导致摘要缺乏“人情味”，削弱吸引力，影响论文在学术话语社区的宣传和推销。中国学者表现出的对被动语义结构的滥用和误用，非但不会增强学术语篇的客观性和严谨度，反而违背了在学科同行中推介自己研究成果的初衷。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自称语以物称为主（占57．1％），辅以第一人称复数自称语（占23．4％）和缺省自称语（占19．5％）；在美国方面，作者自称语中，第一人称占绝对统治地位（89．9％），其中以复数为主，亦不乏单数。特别指出的是，第一人称虽然在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作者自称语中均有使用，但是频次差异显著（248：21．5），美国远高于中国。此外，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中未出现第一人称单数自称语，而在美国方面，第一人称单数的频次甚至高于物称（21．5：18．5）。不同的作者自称语在学术语篇中具有相异的特征和效果。第一人称自称语体现作者敢于彰显自己的权威和自信，勇于凸显自身学术贡献，不回避自身的学术责任；其中，第一人称复数能体现较强的作者参与度和贡献度，第一人称单数更是展示作者权威和信度最强有力的标志语。在凸显作者的角色和地位方面，第三人称效果稍逊于第一人称。物称即非人称或以抽象实体指称，如“本文”“本研究”，其本质是隐藏作者身份，意在强调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借助被动句式形成的作者自称语缺省情况，其实质是使作者回避，让作者彻底隐身，以期获得研究客观性的认同。也就是说，表1数据揭示了一个道理：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身份多被隐藏，甚至彻底隐身，但是通过少量的第一人称复数得到一定的“曝光”，却未曾通过第一人称单数得到强烈的凸显；而在美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身份得到充分的“曝光”，甚至被强烈地凸显。这种巨大差异可能源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文化强调集体主义和中庸之道，个人不喜欢出头、冒尖，惯于隐藏身份，一般不高调宣示个人贡献，而西方文化奉行个体主义，认为个体身份高于群体身份，强调个体，重视个体独立性、个体责任。因而，相比中国，西方学者在学术语篇中更勇于用第一人称表明自身立场、态度、自信和权威，强调自己的学术贡献和学术责任。这一点在中美第一人称单数的使用频次差异上得到充分的印证。第一人称复数在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作者自称语中均有出现，起到了凸显作者身份的作用。然而，其所体现的作者角色是否有差异？本研究继而进行了更深一步的考察分析。

（二）作者自称语“we”体现的作者角色

根据柳淑芬［5］的分析框架，第一人称在学术语篇中可以体现四类角色，即原创者、观点持有者、实验操作员、论文设计者，具体如表2所示。原创者主要用于报道研究结果和结论，体现了最高的风险性和责任度，在本研究的语料库中主要通过find、con?clude等谓语动词实现。观点持有者属于较高风险性和责任度的角色，可以展示作者的学术观点，主要与argue、claim等谓词搭配。实验操作员属于较低风险性和责任度的作者角色，用于陈述研究方法与过程，借助exploit、use等谓词实现。论文设计者是风险性和责任度最低的作者角色，一般用于介绍研究目的与内容，搭配的谓词主要是examine、study、explore等。本研究探索并阐释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自称语“we”所体现的作者角色之异同。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中，共出现37次第一人称代词“we”，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作者风险性最低的角色“论文设计者”，每万词的标准化频数为9．3；其次是作者风险性较低的角色“实验操作员”，标准化频数为8．0；而高风险性的作者角色“原创者”和“观点持有者”出现频次偏低，标准化频数分别为4．0和3．3，合计尚不及低风险性作者角色的任何一个子项。相比之下，美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中，第一人称代词“we”共出现了100次，出现频次最高的是作者风险性最高的角色“原创者”（标准化频数为109．2次），占比高达71％；其余依次是“论文设计者”（20．0次）“实验操作员”（16．9次）和“观点持有者”（7．7次）。综上所述，第一人称代词“we”在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体现出了不同的作者角色，在前者中主要体现低风险性的作者角色，有助于降低作者责任度，在后者中则重点体现高风险性作者角色，有利于凸显作者的学术贡献。由此可见，第一人称代词“we”在中美学术语篇中虽然同样起到凸显作者身份的作用，但是微观效果却仍有差异，相比中国经济学期刊，美国更为高调，更能突出作者的学术贡献。在学术语篇中，第一人称能够彰显作者的主体性，体现作者对研究的高参与度和高介入度。第一人称的使用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在于能够凸显作者的学术贡献，帮助作者在学科话语社团中构建权威学者身份，助推作者在论辩性学术语篇中亮明身份、赢得主动，也有利于作者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学术界兜售和推介自己的研究成果。缺点在于，对作者身份的凸显，意味着作者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和责任，容易招致学科同行的质疑和批评。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缺点，中国学者使用第一人称时才有所保留，即使用到第一人称，也会规避第一人称单数，只取第一人称复数；即便用到第一人称复数，也会偏向表现低风险性的作者角色。究其深层缘由，可能主要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在集体主义文化风格和中庸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学者二语写作中往往偏于保守、力求稳妥，虽然希望凸显个人学术贡献，增强个人影响力，但是不愿冒着被同行批评和诟病的风险，背负过重的学术责任。中国学者隐匿作者主观自我和趋于使用低风险、低责任度的保守做法，固然有助于减少来自同行的质疑和发难，但是同时也错失了推介学术成果和构建学术身份的良机。在《中国工业经济》期刊上的往往都是中国顶尖的经济学研究者，未来会是向国际期刊投稿、实现中国经济学学术研究成果走向世界的重要力量。因此，高水平的研究者更应关注国际学术写作惯例与风格，强化对英文学术写作规范的习得，走出母语汉语谦虚谨慎的文风束缚，在合适的语境中有意识地多用第一人称，并敢于通过第一人称展现自己的研究结论和学术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