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学论文篇1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150016001650170017501800185018751900192519501960197019801990

人口（百万）1101601401602253294334134725275826688209831136

人均GDP（美元）630630630630630630500568697973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

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发展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W.J.&Bowen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B.S.与Pommerehne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A.奠定了“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应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理学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

从一些数据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文化大

革命”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文化经济学论文篇2

①企业良好形象的树立有赖于企业文化，优秀的企业文化能使企业得到消费者信赖，同时得到社会的认同，这样可以提高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创造更多的经济利润；

②具有优秀企业文化的企业能更多的获得政府的支持，优惠政策相应而来，企业可以从中长期获益；

③企业的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的增强，能够促进企业生产高质量的生态产品，随着消费者对绿色环保产品的需求增加，企业和市场能够达到双赢；

④优秀的企业文化一定是能够引导顺应时代要求的，这样企业能够遵从市场经济规律，实现利益最大化；

⑤具有优秀企业文化的企业，能够积极采用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为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创造良好条件；

⑥优秀企业文化能够充分激发企业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融入企业文化当中，能够提高工作效率，直接提升企业经济效益。由此可见，通过企业文化的建设而创造出企业文化生态系统，成为创造经济效益的巨大动力。

二、从微观经济看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将推动企业内部经济的发展，文化的构建产生正外部性，以文化约束，防止内部员工搭便车行为的发生，一个有积极文化做导向的企业，可以实现企业效率的提高，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因为文化使内部的员工充满激情，相互协作的精神，相互鼓励的品质，都会使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而增加劳动的剩余价值。因此相比较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企业将更具有竞争力，压缩成本后，会使企业在市场中的产品价格下降，相比同类产品使消费者得到的效用增加，以此使企业的销售收入增加，同时企业文化对于内部环境的稳定，降低了企业的经营风险，也使企业的信用得到提高，企业信用的提高又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行投资，充足的资本有利于企业对于产业链的加固，这将导致一系列良性循环，使企业不断发展，通过企业创新的文化精神，研发出符合消费者偏好的产品或者是优质的服务，以此为消费者创造出需求，而强有力的文化才可发展出强有力的科技与营销，根据供给与需求函数，可以看出创造出了需求，并且需求的增加使价格提高，增加了企业利润，由此可见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因为其确实对企业的内部微观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相应的实例举不胜举，从大连万达集团的万达学院，到江淮汽车的JAC大学，不论是麦当劳的汉堡大学，还是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积极构建文化生态系统。我们都可以看见企业文化对于微观的企业具有实实在在的有利之处。它将成为一个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这种企业文化以渗透到了员工培训，员工再教育的各个方面，甚至企业的一草一木，建筑特点，环境风格都是诠释企业内部文化的阵地。每个企业都有不一样的文化内涵，虽然文化主干大致相同，但是不同行业会有差异性。只有抓住了不同行业之间细微的差异性，才可以使企业文化具有针对性。利用企业文化在企业发展上得到成功。

三、从宏观经济看企业文化建设

我国的经济目标是降低失业率，价格稳定，防止通货膨胀，经济持续增长，国际收支平衡，而这些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依赖于经济的主体，企业的发展水平，所以通过文化建设，可以更好的对企业进行调节。同时，内部文化，与外部文化相辅相成。通过社会大环境的文化来影响企业文化，将为构建和谐社会，充分挖掘与扩展中国梦这样的党政方针降低成本，也为实现国家文化高度创造推动力，所以企业文化不仅是企业需要，也是社会需要，国家需要。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而国家政策又基于企业所制定。所以文化也就成为了企业与国家之间的软性连接。比如社会提倡的诚实守信，创造创新文化，国家以政策和法律为导向的，经济法，物权法的实施，来保护由创造创新产生的知识产权，由诚实守信创造的正当利益，以这种方式保护了社会文化，同时这样的文化落实到了企业，又变成了企业文化，如企业所要求员工的诚实守信，创造创新，将会使企业顺应大环境而得到保护与发展。所以，企业需要去建设企业文化，这种文化可以使企业得到宏观政策的保护，社会舆论的保护，为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也为社会文化的发展加固基础。

四、从行为经济看企业文化建设

行为经济学是把心理学与经济学相互结合，而企业文化的建设则是通过对企业员工心理的观察而产生的激励与效率。行为经济学认为人有生性活泼的一面，人性中有情感的、非理性的观念所引导的成分。因此，通过企业文化，降低员工的非理性的一面，而提高员工的团队感，集体意识。对于企业家而言，他们的行为被企业文化赋予了为社会创造高品质和服务，为企业职工谋福利为，为社会解决就业，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的经济学中所说的经济学人，即自私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个体，所以在个人效用函数中引入利他主义行为来说明人类行为的一般性，这就拓展了“经济人”的假设，将非经济因素纳入到经济模型分析中来，而企业文化就是为了加强行为经济中的利他主义行为，由人性的自私，变得更有道德。以此来实现企业的更好发展。通俗点说，通过企业文化为目的所塑造的人，应该是笔下所说的“我们大家要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通过感性的方式，让企业中的员工有归属感，有责任感，也是企业文化的导向。加入跟多的利他精神。

文化经济学论文篇3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江西经济发展经历了四种形态——农业经济、开放经济、生态经济、项目经济。这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进过程。

江西是传统的农业大省，悠久的耕作历史、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农业成为江西的一大优势一大品牌。受计划经济、传统经济和比较优势理论影响，新世纪之前，江西省委发展经济的主战略是大力发展农业，为国家提供更多样更丰富更优质的农产品。以农业为主战略发展农业经济，确实提升了江西在中国农业格局中的地位，为改革开放之初的东部沿海先行地区解决了农产品的后顾之忧。但由于农业成本的不断增加、农产品价格的长期偏低，使农业经济并未给江西带来多大的实惠。一车猪换不回广东一车水（健力宝饮料），一车大米换不回广东一车冰箱。残酷的现实，迫使江西开始在危中求机，寻求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恰在此时，一批来自改革开放前沿，知晓改革开放操作的领导干部相继调入并主政江西。经过调研，他们深刻地认识到，有较好基础的江西之所以落后，关键在于思想保守，体制机制陈旧。于是，江西省委果断地提出了对接长珠闽，承接大辐射，建好后花园，以大开放促大发展的经济主战略，简称大开放战略。这样，在2000年时，江西出现了第二种经济形态——开放经济。

的确，以大开放主战略发展开放经济，给江西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生机。人们的思想观念变了，体制机制变了，干部的工作作风变了，经济发展的环境变了，国内外大量的资本、企业、产业涌入江西，一时间，江西成为投资兴业的热土。开放经济使江西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得到了巨大的实惠，江西人以自信的精神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受知识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影响，上世纪后期开始，国外发达国家和国内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出现了一轮产业调整的浪潮。一些产业在本地壮大、兴起，一些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由于认识的缺失和需求上的饥不择食，使部分高污染、高能耗、技术设备落后的企业进入江西。“垃圾型”企业造成的是能源过度开发、环境被污染、好山好水好空气遭破坏。经过改革开放的发展，伴随收入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国人的经济发展理念也发生了悄然变化——可持续发展、科教兴国成为国人的共识，生活观念也发生了悄然变化——追求生活的质量和品位，重视绿色环保消费。在此背景下，江西省委大度、前瞻、理性地提出了生态发展主战略。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在经济发展中，重环保，重科教，重节约，重质效，重长期。这样，约从2004年开始，江西出现了第三种经济形态——生态经济。生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投资增加、人流增加、消费增加等多重经济效能。

从纵向看，三十年改革开放确实使江西经济实力大增，江西人收入大增，江西人民群众的生活大改善，江西经济社会大进步。但是，从横向看，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却在扩大。发展水平差距继续扩大——1978年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是西部的1．86倍、中部的1．56倍，到2007年分别扩大到2．39倍和2．05倍。经济总量差距拉大——1978年东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50．3、29．06和20．63，到2007年分别为59．27、23．36和17．3。区域收入差距较大——从各地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2008年1－3季度）来看，2万元以上主要是东部地区，其中北京38977、上海35639、天津26660、江苏21850、浙江23294、广东23188，而低于1．5万元的主要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其中黑龙江14620、江西14993、河南14329、海南14850。[1]

面对差距扩大、处境被动的局面，作为拥有资源优势、生态优势、市场优势的江西该怎么办？2008年初，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在宜春市考察调研时，就加快江西省县市区域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指示：“但是有一条，你要是没有项目，就别到我这来汇报工作。你战略制定得特别好，发展思路也特别清楚，经验也不少，就是没有项目，没有发展，这不行。在一定程度上，项目是衡量工作水平的标志，是工作的结果，是抓经济的积累，是有本事的体现。”[2]而后，苏荣书记在许多场合（会议上或视察中）就发展项目经济的必然性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指出：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在具体的经济工作中，就必须抓项目。项目是经济工作的基础，是搞好民生工程的关键；项目是财源，是发展的后劲所在；项目建设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实现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载体，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没有项目就没有发展，就没有后劲，富民兴赣就是一句空话；有项目才有资金流，才有就业，才有财源，才能推进三次产业的发展，带来经济社会的发展；项目建设不仅关系当前，更关乎长远，要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加快发展，做大总量；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力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随着江西省委以项目为抓手，重大项目带动战略的提出，从2008年开始，江西出现了第四种经济形态——项目经济。

项目带动战略的提出，既是对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符合欠发达地区实情的客观需要。在各地千方百计抢抓机遇发展自我的今天，欠发达地区希冀在最短时间赶超发达地区，就必须高起点、高质量、高速度、成规模地发展经济。福建石狮的起步，源自于家家户户的原创小项目；苏北贫穷市——宿迁的崛起，得益于大量的引进项目；江西省分宜县双林镇之所以一年财政收入过亿元，得益于“中国草”——苎麻项目；人口不多、资源不足、地理位置不优的江西省上高县，近年发展迅猛，得益于一批本土和外地的项目。

二、项目经济的概念

项目与项目经济有区别有联系。项目，是一个使用非常广泛的概念。约翰·宾指出：“项目是在一定时间里，在预定范围内需要达到预定质量水平的一项一次性任务。”[3]在建筑学上，“项目是指那些作为管理对象，按限定时间、预算和质量标准完成的一次性任务。”[3]在分类学上，“指事物分成的门类，如服务项目、体育项目、建设项目等。”[4]在哲学上，“项目就是主体必须按时按质按量完成的整体性工作。”[5]项目经济的核心是项目运作。项目运作是个系统，包括开发、包装、引进、合作、培植、扶助、嫁接、保护、整合、推介等要素。

在表现上，项目具有多样性。在经济领域主要有企业、产品、工程、生产要素等。项目的多样性，要求我们在经济发展中树立春天意识——行行兴旺、业业繁荣、品品充裕、人人有为，只要不违规不违法，只要有市场，不管什么项目，都要争要上，都要发展好。在状态上，项目具有集合性。一个项目就是一个集合体——由生产要素（如资金、信息、技术、土地、劳动力等）和政策、法规、文化等要素构成。项目的集合性，要求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树立整体意识，精心策划，周密组织，优化要素，合作共赢。在品格上，项目具有优质性。项目本是建筑术语，原指建筑工程（桥、路、房等）。质量是建筑工程的生命和品格，质量不合格的工程是废品，其生产行为是浪费，是犯罪。项目的优质性要求我们在经济发展中树立质效优先意识——企业赢利、政府增收、百姓满意、社会和谐，懂经营，投真情，讲细节，重标准。

三、项目经济的哲学依据

多样性、集合性、优质性特点，决定项目经济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和功能。同时，坚实的哲学依据使项目经济更具有科学性。

一是主体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尽管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但物质是运动的主体（承担者、完成者、进行者）。离开物质这一主体的运动都是乌有。项目经济是社会运动发展的主体，谁抓住了项目经济，谁就有主动权、主导权、制控权。二是主要矛盾决定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复杂事物中存在许多矛盾（关系、要素），其中起决定作用、居支配地位的矛盾（关系、要素）叫主要矛盾。社会现象纷繁复杂，社会发展千头万绪，其中项目经济是其主要矛盾。三是经济基础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经济是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的性质和方向，决定着社会文明与进步的程度。项目、项目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载体。

[参考文献]

[1]白津夫．区域协调战略升级[EB／OL]．中国新闻网，2009－03－16．

[2]傅云．苏荣书记在宜春考察调研[N]．宜春日报，2008－01－06．

文化经济学论文篇4

理论界关于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的关系问题的探讨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笔者通过维普数据库查询,在1989-2010年6月期间,与“科学文化”相关的文章有3578篇,探讨“科学文化”与“经济发展”或“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之间关系的文章有102篇,而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文章则没有发现。笔者试图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皮尔逊相关分析法等现代统计理论,就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联性进行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选定

国民经济数据选取我国1995-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单位:亿元)。科学文化数据共选取10个指标:投入选取2个指标:1995-2009年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WT),同期每年研究与开发经费(RD);科学文化产出选取5个指标:同期每年出版报纸的份数(BZ),同期年广播人口覆盖率(GB),同期年电视人口覆盖率(DS),同期年专利授权量(ZL),同期年技术成交额(JS);劳动者及素质选取3个指标:同期每年文化从业人员数(WY),同期每年科技活动人员数(KY),同期每年每万人中大学生数量(DX)(见表1)。

从上述原始数据来看,科学文化各项指标除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和文化从业人员数据有些波动外,其余基本上呈现增长的趋势。

二、分析

(一)主成分分析

根据表1提供的全国1995-2009年科学文化各项主要指标数据,利用统计软件SPSS17.0做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法是根据降维的思想,将相关性很高的多变量转变为彼此相互独立且不相关的少数变量,从而达到用较少的变量去解释原来资料中的大部分变量的目的。通常是选出比原始变量个数少,能解释大部分资料中的变量的几个新变量,即所谓主成分,用以解释资料的综合性指标。

通过对表1中的科学文化10个指标的相关性分析,得出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的相关矩阵(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大多在0.6以上,没有0.3以下的。同时还通过了KMO检验和Bartlett的球形检验。本案的KMO值为0.588(大于0.5的最低要求),表示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另外,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397.571(自由度为45)达显著,代表母群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成分存在。因此,上述数据适合于主成分分析和进一步分析。通过分析,得到1个主成分,这个主成分的贡献率达到86.922%,超过了85%的要求,它解释了科学文化10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对应的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见表3)。

根据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得到该主成分的计算模型:

F=0.113BZ+0.100GB+0.103DS+0.112WT+0.086WY+0.113DX+0.111ZL+0.112JS+0.110JS+0.110RD+0.110KY

F为主成分得分。相对应的主成分得分用于后面的分析。

(二)关联性分析

全国1995-2009年GDP及科学文化综合指标得分(即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全国GDP发展指标的趋势与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的趋势基本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假定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正向关系。因此,我们选用皮尔逊(Pearson)相关分析方法和双尾检验法(2-tailed)对表4GDP指标和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拒绝了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的相关性为零的原假设,科学文化主成分与GDP发展的相关性达到0.969,呈高度相关。这说明科学文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确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一种先进的文化也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毫无疑问,国民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也会推动科学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表5出了国民经济与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的相关性。全国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和研究与开发经费两个资金投入指标与GDP的相关性分别高达0.961和0.998,呈高度相关,这显示了资金投入的重要性,“一投就灵”非常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

从科学文化产出的5个指标来看,除广播、电视两个指标与GDP的相关性数据分别为0.736和0.776,属于有较高的相关性外,其余报纸出版份数、专利授权量、技术成交额3个指标分别高达0.918、0.994、0.998,呈高度相关。报纸数量增多了,说明看报的人多了,这从侧面反映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正向的影响。专利授权量和技术成交额的增长,并与经济发展高度相关,正是科学技术物化为生产力的最佳佐证。

从人员的3个指标来看,文化从业人员、科技活动人员和大学生数量与GDP的相关性分别达到0.637、0.995和0.962,文化从业人员与经济发展相关性不高,主要是因为文化从业人员的增长出现多次波动,如2000年、2001年文化从业人员出现下降,是因为同期国家对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减少,期间时值文化部门进行体制改革,实行人员分流造成。从2002年起,文化从业人员又开始增长,这与当时文化基本建设投资又开始增长是相吻合的。科技活动人员、大学生拥有量与国民经济发展高度相关,这反映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三、结论和建议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相关度很高,适合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对各项指标进行降维。通过分析得出了一个主成分,这个主成分在科学文化的10个指标上的载荷均在70%以上。

第二,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因此,加大对科学文化的投入,提高科学文化的产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努力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发展和繁荣我国科学文化,是提高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必由之路。因此,加大科学文化的发展力度应作为十二・五期间各级党委、政府做好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任志安,景治中.经济分析实验教程[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

文化经济学论文篇5

构筑中原崛起的生态屏障，增加生态产品的有效供给，增强林业碳汇能力，满足第一人口大省经济社会发展对林业的强劲需求，是河南省发展现代林业、建设生态文明、加快中原崛起的一个关键问题。党的十七大之后，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率先作出了建设林业生态省的科学决策。

一、林业生态省建设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河南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林业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扎实开展林业工程建设，林业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林木资源不断增加，森林覆盖率明显提高。全省林业总产值增长速度高于河南省同期GDP的增幅，每年向社会提供木材1400多万立方米，大枣、板栗、苹果及茶叶等林产品生产在我国具有重要的影响。河南省实现了林业用地面积、有林地面积、活立木蓄积量、森林覆盖率的“四增长”，“缺林少绿”的现象已成历史，生态环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是，河南林业对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与人民群众喝上清洁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工作生活的期盼相比，还存在薄弱环节。河南林业基础低，人口多，人均林木蓄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还有1100多万亩的宜林荒山荒地，4470万亩水土流失面积，802万亩平原区沙化土地。因此，必须站在新的起点上以全新的视觉，重新规划林业建设。

河南省地处中原，自然条件较好，南北植物并容，树种资源丰富，发展林业的优势和潜力较大。2007年，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站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高度，着力把科学发展观转化林业建设的正确思路、丰富内容、有效措施和实际效果，作出了建设林业生态省的科学决策，谋求林业更高水平、更快速度的发展，并通过林业减排作用拓展经济社会的发展空间，通过林业防护作用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二、林业生态省建设规划的科学性

河南省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林业发展的思路与方法，关键体现在坚持以人为本，着眼发展，集中民智，调查研究，并科学编制了《河南林业生态省建设规划》，作为今后5年全省林业发展的总蓝图和行动纲领，使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基本要求切实体现在规划的目标任务、建设工程等具体内容当中。

1、规划程序的规范性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组织专家编制《河南林业生态省建设规划》，采取以县为基本单元，经过了自下而上、科学计算、逐级汇总、平衡优化、专家论证等环节，形成了省、市、县三级规划体系。对涉及到的林业与粮食安全、节能减排等重大问题认真进行专题调查研究、科学咨询论证，并及时吸收农业、水利、国土、城建、环保等有关行业的科研成果和业务规范。河南省政府邀请国内知名院士专家进行了论证评审，给予了高度评价。评审委员会认为“河南林业生态省建设规划指导思想科学，建设目标明确，切合实际，处于国内同类工作的领先水平”。院士专家的论证评审意见，为省委、省政府的及时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2、目标设计的系统性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生态省建设的目标任务充分体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这一的基本要求。规划的目标任务既有总体目标又有具体目标，既有数量指标又有质量指标，既有造林规模又有效益价值。规划提出经过5年努力，巩固和完善高效益的农业生产生态防护体系，基本建成了城乡宜居的森林生态环境体系，初步建成了持续稳定的国土生态安全体系，有林地面积达到5468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21.84%，森林和湿地资源年固定二氧化碳能力达到8600万吨，林业年产值达到760亿元，林业资源综合效益价值达到5100亿元，使全省的生态环境显著改善，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承载能力明显提高，初步建成林业生态省。到“十二五”末，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24%以上，林业年产值达到1000亿元，林业资源综合效益价值达到5700亿元。所有县（市）实现林业生态县，建成林业生态省。这些目标任务均经过集思广益，民主讨论，分析研究，科学计算，是科学可行的。

3、建设工程的合理性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坚持用统筹兼顾的方法谋划生态省建设工程。在山区和平原区，统筹安排部级工程与省级工程，统筹安排林业生态工程和林业产业工程，在突出宜林荒山荒地营造林木工程的同时兼顾城市林业生态建设和村镇绿化工程，在注重造林的同时兼顾森林抚育和低质低效林的改造。在规划继续抓好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重点地区防护林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工程等5个国家重点林业工程的基础上，计划启动8个省级林业生态工程和4个省级林业产业工程。5个省级重点生态工程规划总任务5151万亩，包括山区生态体系建设工程、农田防护林体系扩建工程、防沙治沙工程、生态廊道网络建设工程、城市林业生态建设工程、村镇绿化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森林抚育和改造工程。4个省级林业产业工程规划总任务324万亩，包括用材林及工业原料林建设工程、经济林建设工程、园林绿化苗木花卉建设工程、森林生态旅游设施建设工程。这些工程相互衔接、合理布局，形成了涵盖全省的林业工程体系。

4、保障措施的操作性

把良好的发展设想、科学的目标任务、合理的建设内容等变为现实，有赖于可靠的保障措施。为保障《河南林业生态省建设规划》的顺利实施，河南省政府文件明确提出了操作性强的保障措施。一是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目标责任，形成强有力的激励机制。规划执行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和上级政府监督，严格考核。二是加大政府投资，拓宽融资渠道，确立林业投资机制。文件规定省本级财政对规划建设的投资，按照一般预算支出2％的比例列入预算。省辖市、县（市、区）分别按1.8％、1％的比例列入同级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三是制定检查办法，强化核查稽查，完善工程管理机制。河南省制定了《河南林业生态省建设重点工程检查验收办法》、《河南省林业重点工程营造林作业设计编制办法》、《河南林业生态省建设重点工程稽查办法》等，把投资安排与《规划》实施情况和验收结果直接挂钩。改下达项目同时下达资金为检查验收合格后拨付资金，改单一的工程核查为核查与稽查相结合的复合型抽查，改林木休眠期核查为林木生长期核查。

三、林业生态省建设效果的综合性

林业生态省建设是林业系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通过认真实施《河南林业生态省建设规划》，加强资源培育、保护管理等各环节的工作，落实责任，改革创新，贯彻科学发展观，现已取得林业生态省建设阶段性、综合性的显著效果。林业在推动科学发展、加快中原崛起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生态建设协调推进，改革创新实现新跨越

按照《河南林业生态省建设规划》，全面启动重点林业生态建设工程，把国家重点生态工程与省级重点生态工程统筹设计、协调推进、一起安排、一张图纸、一同督查。突出抓好山区生态体系、生态廊道网络、城市林业生态和村镇绿化等4个林业生态工程。坚持改革创新，实行全过程的“阳光林务”，对年度计划、投资标准、核查结果、奖励资金等一律在河南林业信息网公开。把林权制度改革作为林业生态省建设的突破口，与林业生态省建设同步研究部署、同步落实责任、同步组织实施。对纳入2008年、2009年林业生态省建设任务的新造林地，及时明晰产权，颁发林权证。经过核查和稽查，2008年全省共完成造林合格面积601万亩，是2007年的2.2倍。2009年全省共完成造林合格面积715万亩，创历史最高。两年来，森林经营进一步加强，共完成森林抚育和改造460万亩，提高了森林生态质量和综合效益。有52个县（市、区）达到林业生态县建设标准。全省森林覆盖率已经提高到20.16%，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加上灌木林、四旁树等林木资源，全省林木覆盖率达26.5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产业发展逆势而上，优化结构达到新水平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河南省立足区位优势、资源特点，着眼于实现林业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以市场为导向，逆势而上，优化结构，积极推进林纸林板一体化项目建设，重点培育了一批龙头企业，促进林业产业前伸后延，拉长产业链，加强管理和服务，增强林业企业的竞争力。近两年，每年完成以杨树为主的速生丰产林30万多亩，全省速生丰产用材林和工业原料林已达800多万亩。新发展经济林16.5万亩，全省经济林面积达1330多万亩，年产量670万吨。大力发展的苗木花卉总面积达85万亩。2008年全省林业产业总产值达到527亿元，同比增长21%，高出河南省生产总值增长速度8个百分点。农民来自林业的人均收入达762元，比2007年增长9.64%，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提高到17.1%，在林业发展中得到了较大的实惠。2009年全省林业产业总产值突破600亿元。

3、生态文化异彩纷呈，丰富内涵彰显新魅力

依据河南省丰厚的文化资源和独具特色的森林景观，紧密联系河南省第八次党代会提出的实现由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的奋斗目标，把生态文化建设作为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内容，并加快建设生态文化设施。2008年、2009年，新批建部级和省级森林公园4处，完成了5处部级自然保护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展了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创绿色家园，建富裕新村”等活动；组织了以“健康的湿地，健康的人类”为主题的“世界湿地日”活动；以“繁荣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明”为重点的“爱鸟周”和以“倡导绿色生活，共建生态文明”为主题的“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等活动。牡丹已成为洛阳经济建设的友好使者，牡丹文化已经成为河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鄢陵县是闻名遐迩的花木大县，是“中国腊梅文化之乡”。国家林业局与河南省政府在鄢陵联合主办了中原花木交易博览会，参展客商650多家，参会客商2000多家，涉及全国20多个省（市、区）及美、日、韩、荷等国，既是我国中部地区最大的花木产业展示交流平台，也是国内外专家学者、花木经营管理者探讨生态文化、花木产业发展的高层论坛会。牡丹是中国传统名花之一，素有“花王”之称。洛阳牡丹花国色天香，雍容华贵，艳而不俗，柔而不媚，驰名中外。“洛阳牡丹花会”吸引八方来宾，以花为媒，文化交流，经贸合作，盛况空前，不仅是河南省确定的全省性重大节会，而且成为全国著名的地方节会之一。

【参考文献】

文化经济学论文篇6

在气候变化经济学和气候政策(1)的文献综述基础上，剖析了经济学原理在全球气候变化研究中的应用。在总结西方流行的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评估、预测、分析方法和模型的前提下，回顾了不同空间和时间尺度上温室气体减排成本估算的方法和结果，特别分析和强调了气候变化不确定性的特点对经济模型和政策设计的影响，提供了有效的基于市场的政策选择。 论文关键词：气候变化经济学；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温室气体减排成本 一、引言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2007a)，近百年来，全球表面的气温升高了0.74℃。如果在2000年到2030年间依然保持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将增加25—90％，预计未来20年间，气温将每10年增加0.2℃。科学证据表明燃烧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的累积以及人类活动排放的其他温室气体如甲烷和氧化亚氮等是导致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气温升高可能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如热浪)发生的频率加大、风暴的密集度增加、大气降水模式的改变以及海平面上升等。这些自然系统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对生态系统的功能产生根本的影响，从而威胁生物的生存能力和人类财富的安全。 经济学家Williams Nordhaus1982发表了题为“How Fast Shall We Graze The Global Commons”的文章，开始应用经济学研究气候变化，从此气候变化经济学就将焦点落在分析气候变化的影响和提供积极的针对面临的气候问题的政策分析。虽然和环境经济学的其他领域有重叠，但气候变化经济学更多的是利用气候变化的鲜明特点，即温室气体影响的长期性、气候问题产生和影响范围的全球化、政策的效益和成本的不平衡的分布等，来理解气候变化问题的多个侧面。通过模拟经济发展和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趋势，检验和分析技术选择对气候变化进程和减排成本的影响，选择控制气候变化的具体措施(如碳税和碳交易等)。 气候变化经济学已经建立了其研究领域和基础要素，并在经济学界达成了共识。1997年，美国2500名经济学家，包括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共同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最有效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方法是通过基于市场的政策。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控制措施，温室气体继续排放将导致世界随着气候系统的变化经历根本性的变革。他们相信经济学家和决策者能够利用大量的证据和量化的风险评估提供的信息来帮助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二、气候变化的损失和减缓的效益 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一系列的后果，如平均气温升高、极端天气现象频率发生、降水模式的变化、海平面上升和生态系统的改变等，这些生物物理系统要素的变化将对人类的福利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经济学家通常将气候变化对人类福利的影响分为两类：市场和非市场的损失。 市场的损失(market damages)来源于气候变化导致的市场产品的价格波动和数量的变化给福利带来的影响，主要是因为生产量的变化受气候变化要素的约束。研究者通常应用气候依赖型的生产函数来模拟气候变化的福利影响。例如，小麦的产量是气候要素气温和降水的函数，因此可以直接估算由于气候要素变化导致的小麦产量的变化。生产函数法还被用在森林、能源服务、水资源利用以及海平面上升导致的洪水等产生的经济损失。有学者认为生产函数法忽视了产品之间替代的可能性。于是享乐价格法(hedonic approach)则成为估算气候变化损失的另一选择。例如Mendelsohn et al.(1994)将享乐价格法应用到农业，基于选择最大化地租的假设，利用跨部门的数据检验自然、物理和气候变量对土地价格的影响。 非市场的损失(no—market damages)包括由于不利的气候变化导致的直接效用的损失、损失的生态系统的服务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导致的福利的减少。这些损失的价值不能够在市场上直接观察到。例如，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没有和价格的变化有任何明显的直接联系，也观测不到需求的变化。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是最有争议也是最为广泛被采用的评估非市场损失的方法。Berk and Fovell(1998)利用支付意愿法研究了美国加州不同地域的公众为阻止当地的气候变化每月愿意支付的价格。结果表明冬季人们为阻止当地气候变得暖湿／暖干的支付意愿分别是每月9.74和16.70美元，而为阻止气候变得冷湿／冷干的支付愿意分别是每月11. 10和18.18美元。 评估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更多的研究利用包括市场和非市场部门的经济模型，估算全球或是区域气候变化的经济损失。总体上，基于模型的实证性研究报告了三种不同的气候变化经济影响的评估和结果。第一种是计算在特定的全球平均气温升高的情况下，气候变化的影响占GDP的百分比。Mendelsohn et al.(2003)估算了气候变化对农业、林业、水、能源和海岸地带五个市场部门的影响，结果表明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的小。如果气温比工业化前升高4℃或是以上，在此情况下气候变化对上述五个部门的影响都是正的。Tol(2002)的估算包括市场(农业、林业、水、能源、海岸地带)和非市场的部门(生态系统以及疾病造成的健康影响)，结果发现如果气温比工业化前升高0.5℃时，气候变化带来的效益占全球GDP的2.5％。如果全球气温升高2-2.5℃，气候变化的损失占全球GDP的0.5-2％。Dordhaus(2000)除了考虑更多的市场部门、与气候相关的疾病、污染造成的死亡以及生态系统外，其模型还包括了气候变化导致的灾害的经济损失。 第二种研究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则是按照特定的排放情景，在特定的经济发展、技术变化和适应能力的假设前提下，经济影响被按照时间的发展综合，然后被贴现到现在的值。一些估算是在全球的尺度上进行的，有些估算是综合一系列地区或是当地的影响以得到全球的总和。Stern(2006)应用综合评估模型，设计了基准和高气候变化的不同情景。模型估算的结果表明，在“照常营业”(business—as—usual)的情景下，即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措施或是行动的话，气候变化对市场部门的影响加上灾害的风险损失，每年至少占全球GDP的5％；如果将市场部门、灾害的风险和非市场的损失都计算在内的话，气候变化影响的损失估计每年占全球GDP的20％或是更多，而且损失将一直持续。Jorgenson et al.(2004)应用一般均衡模型(cGE)估算气候变化对美国投资、资本的存量、劳动力和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如果温室气体排放导致气温升高3℃，在最佳的适应状态和潜在的危害较低的情况下，气候变化的净收益为GDP的1％；如果很少采用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损失为GDP的3％。不管是哪种情景，70-80％的气候变化影响是由农业产品的价格变化引起的，少部分是由能源价格和死亡率的变化导致的。 第三种气候变化影响研究的是估算社会碳成本(Social Cost of Carbon，SCC)。在任何时间段或是任何时间内，SCC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碳排放(CO2)造成的以经济价值来估算的额外(边际)影响或是损害，也可以理解为每减少一个单位的碳排放的边际效益。SCC的计算尽可能将每一吨额外保存在大气中的CO2的边际影响加起来，此过程需要一个温室气体在大气中停留的时间模型和将经济价值贴现到排放年限的方法。2005年社会碳成本的平均估算值为每吨碳(tC)43美元(即每吨二氧化碳12美元)，但该平均值的变化范围很大，如在100个估算中，每吨碳从10美元(每吨二氧化碳3美元)到高达每吨碳350美元(每吨二氧化碳95美元)(IPCC，2007c)。社会碳成本大幅度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估算的假设上存在的差异造成的，如气候敏感性、响应时间滞后、风险和公平的处理方式、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影响、是否包含潜在灾难损失和贴现率选择等。 三、温室气体减排成本的估算 美国国家环保局的研究(US EPA，2006)分析了全球和不同地区以及不同部门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指出如果减排成本是$10／tCO2eq，2020年全总的非二氧化碳的减排潜力大于2000MtCO2eq(二氧化碳当量)；如果减排成本为$20／tCO2eq，则减排潜力为2，185MtCO2eq。由于二氧化碳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来源，而且其在大气中的累积对气候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目前国内外主要的研究大都集中讨论二氧化碳的减排成本。 1、减排成本估算的方法和模型 二氧化碳的减排成本取决于多种边际替代的可能性，例如不同燃料的替代以及替代能源密集型产品的能力等。替代的潜力越大，则满足特定的减排目标的成本也就越低。研究者主要应用的模型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评估可替代性的选择和减排成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模型。 “自下而上”的能源技术模型，提供了非常详细的有关具体的能源过程或是产品的技术信息。模型 趋于集中在一个部门或是一组部门，对于一般能源替代的能力提供较少的信息，也不能反映能源密集型产品价格的变化对这些产品的中期和最终需求的影响。自下而上的研究一般是针对行业的研究，所以将宏观经济视为不变。比较常用的模型有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开发的LEAP，日本环境研究所的AIM／Enduse以及在国际能源署框架的MARKAL模型等。许多研究机构都根据研究需要和解决的问题开发不同的模型。 “自上而下”的研究是从整体经济的角度评估减排成本的经济模型，包括“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这些模型的优势在于能够追踪燃料的价格、生产方式以及消费者选择之间的关系。然而，这类模型包涵了较少的具体的能源过程或是产品的信息，能源之间的替代通过平稳的生产函数来体现，而不是详细的可选择的不连续过程。自上而下的研究是从整体经济的角度评估减排成本，使用全球一致的框架和有关减排的综合信息，并抓住宏观经济反馈和市场反馈。自上而下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模型建造的假设。Repetto & Duncan(1997)的综合分析发现，广泛应用的估算气候变化减排成本的模型，都包括了以下主要假设：低碳或是无碳技术的可得性以及成本，经济对于价格变化反应的有效性，能源和能源产品可替代性程度，达到具体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需要的年限。是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就可以避免一些气候变化的经济成本，是否减少化石燃料的燃烧就可以避免其他的空气污染的损害，碳税税收如何在一个经济体内循环等。如果假设条件不同，得出的减排成本的差异是比较大的。 综合评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IAM)模拟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的过程，从温室气体的排放到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综合的分析。这类模型将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集中程度、气温、降水等要素联系起来，同时还考虑这些要素的变化如何反馈到生产和效用系统。综合模型也多为优化模型，以解决随着时间的变化如何将减排的利益最大化。综合模型利用气候变化经济分析的方法，比较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成本和消除或是减弱气候变化的效益。这类模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IGMS模型和Stern报告中应用的PAGE2002等。 2、减排成本的实证研究 IPCC(2007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实现中期减排(2030年)，全球将温室气体稳定在445和710ppm CO2-eq之间的宏观经济成本处于全球GDP降低3％和GDP增长0.6％这一范围内。实现长期减排目标(2050年)，大气中温室气体稳定在710和445ppm CO2-eq之间，全球平均的宏观经济成本是GDP增加1％到GDP损失5.5％。大多数研究的结论是随着温室气体稳定目标的严格，减排成本加大。模拟也表明，假设排放交易体系下的碳税收入或拍卖许可证的收入用于促进低碳技术或现有税制的改革，将会大幅度降低减排成本。全球减排二氧化碳的宏观经济成本的估算主要是利用自上而下的模型，模型的总体假设是在全球排放交易的前提下，寻找全球最低的减排成本。 区域减排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假设的温室气体的稳定水平和基准情景。对于相同地区减排成本的估算，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模型和假设，最后得出的结果也有很大的差异。虽然计算结果在具体的数据上有所不同，但是模型所解释的总体特征还是具有一致性。Chen(2004)利用中国的MARKAL—MACRO模型，预测中国2050年的一次能源的消费为4818Mtee，碳的排放量为2395MTC，从2000到2050年之间，中国单位GDP的碳强度将平均每年降低3％。在此情景下，如果CO2的减排幅度为基准水平的5-45％，估算的碳的边际减排成本在12美元／吨碳到216美元／吨碳，减排的经济成本相当于在基准基础上损失0.1％到2.54％的GDP。王灿等(2005)采用综合描述中国经济、能源、环境系统的动态CGE模型，分析了2010年实施碳税政策的减排情景。结果发现，在基准排放水平下CO2减排率为0-40％时，GDP损失率在0-3.9％之间，减排边际社会成本是边际技术成本的2倍左右。当在基准排放水平下CO2削减10％时，碳排放的边际成本约99元／吨，GDP仅下降0.1％左右，如果减排率上升到30％时，碳排放的边际成本约475元／吨，GDP将下降1％左右。 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Lockwood et al.，2007)报告了一项基于不同模型对于英 国减排成本的估算。其中，Anderson的自下而上的模型结果表明，在2050年，如果减排目标是在1990水平上减排80％，在基准没有控制飞行的排放的情境下，减排的成本为GDP的2.49％；如果控制飞行的排放，减排成本是GDP的1.06％；在能效提高的情景下，减排成本为GDP的0.76％；而如果有新核能的投入，则减排成本为GDP的0.94％。MARKAL—MACRO模型的结果显示，在2050年，基准的情景下减排成本为GDP的2.81％；加速技术革新的减排成本为GDP的2.58％；高燃料价格的情景下，减排成本为GDP的2.64％；而能源效率加速提高的减排成本为GDP的2.04％。不管哪类模型，结果均显示提高能源效率是降低减排成本的关键因素。这两个模型的结果也被用在英国能源白皮书中，强调提高能源效率是英国的能源政策的优先考虑。 研究还发现估算CO2的减排成本，基于不同的理论和方法的变量是关键的要素，例如贴现率的选择、市场有效性的假设、外部性的处理、价值评估的问题和技术、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的影响、交易成本等，这些经济要素的不同都会导致估算成本的差异。 3、技术变化与减排成本 气候是由存储在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决定的。有些温室气体在大气中能够存在上百年，使得气候变化成为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因此技术条件的假设对于减排成本的估算就非常的重要。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和技术变化的速率、技术替代以及新技术的应用是直接相关的。和没有考虑技术进步的模型比较，将技术变化包括在模型中估算出来的温室气体减排成本明显的减低(IPCC，2007c)。这些成本下降的幅度关键取决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研发支出的回报率、行业和地区之间的溢出效应、其它研发的推广以及边干边学的模式和学习的速度等。 目前应用的技术进步模型已经有了极为显著的改进，超越了早期的传统模型中将技术看作是外部变化因子的模式。最近的几个模型允许技术进步的速率或是方向对内在的政策干预做出反应。一些模型(如Popp，2004；Nordhaus，2002)则集中在研究和开发基础上的技术变化，结合政策干预、激励研发的政策以及知识的进步。其他的模型则强调基于学和做的技术变化，考虑累积的产出是和学习相关的，随着产出的不断累积而降低生产成本。相对于那些将技术认为是外部因素的模型，政策介入所产生的技术变化的模型能以比较低的减排成本达到规定的减排目标。 四、气候变化经济学与不确定性 气候变化最大的特点是不确定性，在科学上和经济学上均具有不确定性。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表现在我们还缺乏对一些科学问题的认识，例如排放的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积累的量，温室气体集中程度的改变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气候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分布以及出现的速度，区域气候变化对海平面、农业、林业、渔业、水资源、疾病和自然系统的影响等。经济上的不确定性表现为我们不确定世界人口和经济的增长速度，人类活动的能源强度和土地强度，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或是鼓励技术发展政策对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累积的影响以及政策的成本等。 1、不确定性与气候政策的选择 不确定性分析的目的一是辨别出一系列可管理的变量，二是估计每一个重要的参数可能的分布，三是估计参数的不确定性对所解决的重要问题的影响。一些成熟的数学模型已经被学者用来分析和成本效益相关的不确定性，如一些学者采用Monte Carlo模拟分析减排模型输出的不确定性，决定那些缺乏知识的随机的参数或是误差如何影响被模拟的系统的敏感性和可信度。此方法提供了给定政策的一系列结果或是一系列的优化政策。王灿等(2006)利用Monte Carlo模型对CGE的二氧化碳减排模型的不确定性进行了分析，他们对CGE模型的50个自由参数进行随机采样，考察模型输出的不确定性。敏感性分析也被用来确定减排成本评估中对估算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还有一些研究者利用其他的模型来处理不确定性。例如Nordhaus(2007)利用综合的气候-经济模型DICE同时分析不确定性。 2、不确定性与贴现率的选择 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存在要持续一个世纪或是更长的时间，因此减缓气候变化的效益必须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被度量，这样就提出了贴现率在气候变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通常讨论两种贴现的方法，但这两种方法均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一种是应用社会时间偏好率，即纯粹的时间偏好率和福利的增长率之和。另外的方法考虑市场的投资回报率，使项目的投资能够得到这种回报 。也有专家指出，应该选择比预期价值低的贴现率，以反映贴现的要素以及贴现率和贴现的时间间隔之间的关系。针对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一个国家必须将其决策建立在让贴现率能够反映资本的机会成本的基础上。发达国家一般采用4-6％的贴现率是合理的(这个贴现水平被欧盟国家用来评价公共部门的项目)，而发展中国家的贴现率可能会高达10-12％(IPCC，2001)。在Stern的报告中，基于对气候变化公平性的强调，选择了近似于零的0.1％的贴现率，致使其气候变化影响的估算受到了经济学界的批评。Nordhaus(2007)用相似的方法和3％的贴现率重新模拟Stern的估算，发现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远远低于Stern的结果。 3、不确定性与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 除了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估算有影响，不确定性同时也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否应该现在就采取行动减缓气候变化?现在行动应该投入多少?还是等待至少是一些不确定性得到解决?经济学原理建议，在缺乏固定的成本和不可逆转性的情况下，社会现在就应该采取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温室气体的减排量应该是在预期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相等的那个点。然而，无论是在成本侧的低碳技术的投资还是在效益侧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累计，气候变化和固定成本和不可逆的决策存在着固有的联系。这些特征导致或是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来减缓气候变化或是没有行动，分别取决于各自沉没成本的大小。实证性的分析和数学模型建议现在就应该开始采取措施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以获得显著的环境效益。Stern的研究报告(2006)显示，如果现在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气候变化的损失会控制在每年损失全球1％的GDP。所以他呼吁世界应该立即行动，大幅度的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以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损失。 五、结语 气候变化经济学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方法评估环境效益，在各种市场扭曲或是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确定成本，在不确定下做出政策选择，而且允许在政策上反映灵活性。虽然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但气候变化经济学对气候和能源政策的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实证性的研究对于一些主要变量提供的信息对于指导决策是非常有价值的，也使得许多政策能够在实践上保持有效性。针对理论和实践上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今后的研究还需要在不断改进模型的基础上，加强排放政策和技术政策的综合研究。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2007)的预测，到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将比现在增加57％。从2003年到2030年全球在能源设施方面要投入160万亿美元的资金。经济学家如何很好地回答有关气候变化尚未解决的问题和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为气候变化政策和技术选择提供决策支持，将会对减缓气候变化的进程和投资的后果产生深刻的影响。

文化经济学论文篇7

关键词：我国；银行；经济资本管理

一、前言

金融业界对经济资本这个概念并不陌生，但一直困惑于如何将这个概念与金融实务紧密联系起来。自经济资本概念提出伊始，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就一直在探索如何使这个概念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如何超越定性的层面，定量地、具体化地度量经济资本，以及如何利用各种经济资本指标来深化金融企业的业绩管理。这些努力总结起来，其实质就是如何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工作。

经济资本指用于承担业务风险或购买外来收益的股东投资总额。经济资本＝风险资本＋商誉。如果没有购买外来收益计划，经济资本和风险资本的差别可以忽略。而风险资本是指抵补一定时间段内，给定置信区间内资产和其他头寸价值的潜在损失金额，即指能够令损失超过资本的概率小于一定水平的资本要求。在现代商业银行监管框架下，资本能力大小决定了银行的规模增长能力、风险抵御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银行机构开展经济资本管理，可以量化内部每个业务单元和每个业务环节在获得经营收益过程中所承受的风险大小，可以实现对利润的风险调整和对客户的风险定价，进而使绩效评价和经营战略更为科学。

二、银行经济资本管理在中国

2004年6月26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了以完善资本充足率框架为主要内容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并于2006年底在十国集团国家正式实施。中国政府为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设定的最后期限为：拥有大量海外业务的大型中国银行须在2010年前实施。2007年2月27日中国银监会《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规定：“银行经批准可以申请暂缓实施新资本协议，但不得迟于2013年。”同时，中国银监会督促大型国内银行，按照新资本协议规定的高级内部评级体系，开发最复杂的信用风险计量模型；要求中小银行借鉴新协议所代表的先进风险管理技术和经验，逐步朝先进的风险管理模式靠拢。

新资本协议提出的信用风险的初级和高级内部评级法都要求有5年的违约概率数据，高级内部评级法还要求有7年的违约损失率和违约风险暴露数据。因此，国内银行最迟需要从2008年1月开始收集数据或者推迟使用高级内部评级法，或者从开始收集数据起7年后再使用该方法。今日，国内银行执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号角已经吹响。

管理风险的能力是银行的核心能力，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其实质体现了对银行风险管理的要求，新资本协议要求精确计量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新资本协议对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状况、资本充足状况等信息披露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如何依照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识别金融风险，利用金融风险技术建立风险模型，难确计量与完整披露银行的风险，如何以“资本约束下盈利能力最大化”为目标，实现流程银行等管理激变，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如何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贯穿风险控制意识和风险管理，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于引人经济资本分配和管理模式。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采用经济资本分配和管理模式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建立以经济增加值和经济资本回报率为核心的绩效考核体系，识别和计量经营过程中的风险水平，从而用经济资本定量表示全行总体、各业务品种、各分支机构在获得经营收益过程中所承受的风险水平，实现对利润的风险调整、对客户的风险定价，使绩效评价和利率定价更为科学，进而提升自己的风险管理能力，优化业务结构和区域结构，适应资本监管要求。目前在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还达不到监管要求的情况下，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建立资本制约机制，可以有效地引导和约束风险资产的增长，确保风险的增长与资本的增长相协调，稳定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

三、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作用

1.经济资本管理体系的引入是银行经营管理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表现。经济资本管理体系的引入、运用以及相应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能够促进银行管理模式由传统的粗放式、外延式向集约式、内涵式转变。

2.经济资本是银行实施战略管理的基础手段。全面计量和监控风险状态是银行实施战略化管理、赢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基础手段。当经济资本总量接近或超过监管资本时，银行应通过某种途径补充资本金、控制其风险承担行为，否则其安全性将在战略上受到威胁。

3.经济资本是银行开展全面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全面风险管理是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其关键环节在于风险的量化、分解、监测以及应对策略。经济资本通过对非预期损失的计算和预测，直接反映银行的风险全貌，同时，经济资本的配置能够实现银行资本与风险的匹配。

4.经济资本是银行内部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在经济资本配置的基础上，通过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指标对银行的各分支机构、产品线和业务线的评价，考察了其盈利能力，又充分考虑了该盈利能力背后承担的风险。

5.经济资本管理的实施为银行市场营销提供指引。银行决策者判断不同业务和产品的市场进退标准是经济资本回报的大小。银行应保留和发展较大资本回报的业务和产品，否则应予收缩或退出市场。

四、如何建立现代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体系

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现阶段的具体特点，建立现代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体系需要考虑和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尽快建立和完善经济资本配置程序

商业银行应综合考虑股东、经营管理层、监管当局等不同角色对资本管理的要求，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建立和完善经济资本配置程序：第一，评价银行总体风险承受能力。银行的董事会须综合考虑监管当局规定、股东收益和经营中承担的风险，并对所需资本的总体水平做出评估；银行的经营管理层须就其风险偏好所要采用的风险结构做出决定。第二，合理配置资本资源。银行根据既定的资本总量和资本回报要求，运用限额管理、组合管理以及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目标管理等手段，将资本在各个分支机构、产品线和业务线等不同层面进行有效配置。第三，最优化可用资本。在风险结构和预计的资本需要量一定的情况下，银行需要平衡监管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关系，运用内部风险资本模型度量最优化可用资本水平，确保可用资本与规划资本需要一致，并使资本成本达到最优。第四，衡量资本使用和收益。银行在持续经营前提下计算实际资本收益，当环境变化、业务超过原定目标或原定目标无法完成时，银行有必要对资本计划进行适当的调整。

(二)加快研究制定经济资本管理配套制度

经济资本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必须运用到银行所有业务流程中，并使之充分发挥决策支持作用。在当前条件下，我国商业银行应坚持制度与系统“同步推进、配套建设、逐步完善”的原则。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和培训力度，促进银行经营管理理念的转变和提升；另一方面，要加快研究、制定和出台一整套经济资本分配管理办法，从而更全面、更扎实、更有效地推进经济资本管理体系建设。

(三)明确经济资本计量范围

依据内部风险资本模型计量的经济资本应与监管当局要求的监管资本保持总体平衡，商业银行应分别计量相应经济资本抵御以上三种风险。

(四)合理选取经济资本计量和配置方法

商业银行的经济资本计量和配置方法主要有三种：资产波动法、收入波动法和系数法。这些方法的复杂程度不同，技术上也各有优劣。从各国银行的实践看，资产波动法正在成为普遍接受的计量和配置经济资本的方式。

(五)建立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评价体系

国际先进银行主要采用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综合考核银行的盈利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该指标不仅能够将银行的收益和风险直接挂钩、有机结合，充分体现经营目标和绩效考核的内在统一，还能够促进银行建立良好的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也能够激励银行自觉地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风险，在审慎经营的前提下拓展业务、创造利润，实现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最大化，从而实现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的经营目标。

(六)加强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国外银行的先进管理信息系统主要有资产负债管理系统、资金转移定价系统、财务集中管理系统、内部评级系统等。这些管理信息系统不仅可以处理银行内部的资本配置问题，还可以对账面收益水平进行调整，得到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状况，从而真实反映银行资本是否实现增值目标以及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

参考文献：

[1]银强.引进经济资本管理手段实施全面风险管理[J],广西农村金融研究,2005,(01)

[2]单增建.运用经济资本提高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水平[J],新金融,2005,(06)

[3]单增建.用经济资本理念提升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水平[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5,(06)

[4]宋常,丁卫.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核心技术——RAROC[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02)

文化经济学论文篇8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新型融资工具发展至今，不仅成为国际金融领域内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之一，而且成为一项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和应用的金融创新技术；因此积极地吸收国外资产证券化这一重要的金融创新成果，在国内研究资产证券化，实践资产证券化，无论是资产证券化本身效率的释放，还是对国内整体金融效率的提高，都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也正是资产证券化引起国内金融界高度重视的根本原因。

一、资产证券化的主要创新内涵及其效率

本文仅讨论资产证券化的两个创新之处，即破产隔离和风险对冲。这是资产证券化的主要的创新和效率体现所在。

1、破产隔离

资产证券化针对传统金融的缺陷，创造了破产隔离技术，是资产证券化具有的一个重要创新特征，并且为资产证券化的其它创新提供了基础条件，它对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信用风险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资产证券化重要创新内容的破产隔离具有下面两层基本含义。

（1）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与发起人的破产相隔离。在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中，一般需要特别强调，发起人必须通过“真实出售”的方式向SPV转让基础资产。在这种交易结构安排下，发起人必须将资产的所有权合法地过让给发行人，发行人对受让资产拥有完全的产权，发起人对所转让资产没有追索权。因此，既使发起人因为各种原因而破产，也不能追索基础资产，不得对基础资产进行清算，基础资产所创造的现金流仍然按照资产证券化交易契约支付给投资者。资产证券化因此实现了基础资产与发起人的破产相互隔离，投资者的权益因不会受到发起人破产的株连而得到有效的保护。

（2）资产证券化的发行人与破产相隔离。为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同时也是为了提升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等级，资产证券化对特殊目的载体的组织模式、经营范围以及运作程序都严格地进行界定，从经济基础上保证SPV远离破产，进一步强化资产证券化破产隔离的技术特征。部分国家还通过立法，强制性地规定SPV不得破产。资产证券化的破产隔离处理，使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者远离破产风险，所面临的信用风险因此得到有效地控制。与此同时，资产证券化的破产隔离处理为资产证券化另一重要技术的有效应用提供了可能，即资产证券化的信用增级技术。经过破产隔离处理以后，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不仅与发起人的破产相隔离，而且通过SPV的刻意设计，保持了与其它经济实体的隔离，使基础资产非常独立。正是因为基础资产得到有效隔离，才能有效实现针对基础资产的信用增级，用较低廉的成本达到有效提升资产支持证券信用级别，降低资产支持证券信用风险的目的。

2、风险对冲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结构化金融技术，与传统的间接融资相比较，有一个显著的创新特征，就是能够更加广泛地进行资产组合，有效地实现风险对冲，降低资金融通的风险。这也是资产证券化充分发挥其结构化金融优势的基础。

（1）间接金融实现风险对冲的局限性。在间接金融实现资金融通过程中，受信息不对称的困扰，银行总是试图与客户建立稳定的关系，既可降低信息成本，也有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出于同样的考虑，银行一般更乐意在比较熟悉的领域、地域拓展业务，形成一个基本的市场定位。在间接金融的资金融通过程中，银行所持有的贷款在地域、行业上的分散程度非常有限，彼此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难以达到风险对冲的目的。因此，银行不仅要常常面临具体贷款的个别风险，还时刻要警惕系统金融风险，一旦遭受剧烈的系统风险冲击，银行极易发生全局性的金融危机。

（2）资产证券化实现风险对冲的优势。资产证券化则不同，构成其资产组合的基础资产从各银行购买而来，各银行在克服信息不对称矛盾上，已经起到了事实上的前置过滤器作用。因此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对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两难选择可以得到回避，SPV在构造基础资产池的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有效选择。资产证券化因此不仅可以突破行业限制，而且可以突破地域限制，广泛地收购基础资产，构造成资产池，并将基础资产的收益与风险与基础资产剥离开来，以资产池为基础进行重新构造，实现基础资产风险相互之间的充分对冲。根据投资组合原理，资产组合的统计分散特征越显著，基础资产的个别风险将得到越彻底地对冲。极端的情况是，当资产池包含所有风险资产，则基础资产的个性风险将不复存在，资产池只有系统风险。资产证券化在筛选基础资产，构造资产池的过程中也充分注意到这一原理的应用。资产证券化成功地实现了对资产池的收益和风险与基础资产的剥离与重组，为资产证券化有效运用金融工程技术进行金融再创造提供了条件。资产证券化的发行人通过将被剥离的收益和风险进行切片、组合，创造出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证券，满足具有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使资产支持证券具有非常广泛的投资群。因此在二级市场上，资产支持证券的风险能够得到进一步分散和对冲，增强了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二、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分析

1、资产证券化的微观风险

与普通固定收入证券相似，资产支持证券同样具有违约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购买力风险和再投资风险的一般风险。然而，相对于普通固定收入证券，资产支持证券具有两大风险，是传统证券所没有的，对资产支持证券的定价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是基础资产提前偿付风险。从本质上看，资产支持证券是一种衍生金融资产，其价值由作为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信用基础的基础资产所决定。而作为资产支持证券信用支持的基础资产，受各种因素影响，特别是利率波动影响，有可能被原始债务人提前偿付，影响资产池预期现金流的稳定性，使资产支持证券的价值发生波动，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者因此面临较大的风险。二是失效及等级下降风险。在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中，一系列交易均是通过契约有机地组织起来的。在复杂的契约体系中，如果某一份契约无效，就有可能导致整个交易无效，发行人对资产支持证券的支付义务有可能消失，投资者对资产支持证券本金和利息的求偿权得不到保全。资产证券化还特别容易受到资产支持证券信用等级下降的损害，因为资产证券化交易与构成交易的基础包含复杂多样的因素，如果这些因素中的任一因素恶化，整个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等级就有可能下降。显然，交易结构越复杂，导致资产支持证券信用等级下降的潜在因素就越多，投资者蒙受的资产支持证券信用等级下降风险就越大。

2、资产证券化的系统风险

（1）资产证券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对传统信用的一种替代。资产证券化使银行以及其它信用中介创造了更多的信用，但是从整个金融体系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金融形式的替代，投资者在投资资产支持证券后，就减少了其在银行的存款，或者在其它方面的投资，也就是说整个社会信用在其它方面就相应有所减少。因此资产证券化更多地是用更加有效的金融替代效率相对较低的金融形式，从流动性管理以及风险有效对冲等方面弱化金融体系的风险，而不是绝对地放大整个社会信用总量。

（2）资产证券化通过有效的结构设计缓解了对基础资产监管弱化的矛盾。在基础资产的监管问题上，随着资产证券化发展的逐步成熟，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一般通过某种形式，让发起人继续对基础资产的信用风险承担一定责任，以此激励发起人继续对基础资产进行监督管理。同时，发行人一般将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战略性的融资手段，而不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具有对整个交易进行监督管理的动力。发行人只有加强对基础资产的监督管理，包括在受让基础资产时对基础资产进行严格挑选，使投资者免受或者减少风险损失，其今后的融资才具有可行性。资产证券化过程的信用评级，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基础资产的监督与管理。因此，通过上述三个途径，对基础资产的监管不仅不会因为资产证券化而削弱，相反还有一定程度加强。西方国家资产证券化的相对较低的违约比率，从实证角度也支持了这一论断。

（3）资产证券化固有的流动性创造功能减小了金融系统的流动性风险。资产证券化就是将缺乏流动性或流动性不强的金融资产集结成池，然后以此为支持发行证券进行融资，让不能流动的资产流动起来，给整个金融体系创造大量的流动性。这一特征改变了银行贷款流动性的现状，使银行能够方便地实现资产与负债在流动性上的匹配，降低流动性风险。这一结构性的变革，对于增强金融系统抗御风险的能力，强化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在我国实行资产证券化对我国银行体系改革与发展的金融益处

首先，实行资产证券化对提高我国商业银行负债业务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商业银行负债业务的效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吸收资金的规模和质量。资产证券化对商业银行负债业务效率的影响主要在于可以减少对银行资金来源的约束。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还是以吸收存款为主，其中又以储蓄存款的地位最为突出，而各项贷款在银行总资产中所占比重同样具有主导地位，这样的资产负债结构意味着银行的资金来源受到存款增长的较大约束，从而也降低了银行负债业务的效率性。资产证券化则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存款之外的另一条筹资渠道，不仅增加了银行负债业务的主动性和选择性，也减少了存款业务对银行经营扩张的刚性约束。

其次，实行资产证券化对提高我国商业银行资产业务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实行资产证券化，为我国商业银行进行资产业务扩张、资产结构调整以及风险管理提供了可能性，具体为：第一，资产证券化有助于我国商业银行实现资产多样化，降低地域或行业风险。资产证券化帮助商业银行将所承担的地域、行业风险分散给众多投资者共同承担，从而降低了由其自己承担的部分。另外，商业银行也可以通过购买不同地域或行业的资产支持证券来实现自身资产组合的多样性，使资产结构趋向更合理。这对于我国的一些地方性商业银行尤其具有意义。第二，资产证券化可以改善我国商业银行资产流动性状况，使资产与负债的期限匹配更合理，从而摆脱短期资金来源对长期资金运用的约束，也为商业银行更好的进行利率敏感性缺口和期限缺口管理提供了便利。第三，资产证券化有助于降低资本规模对商业银行资产扩张的约束，满足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因为推行资产证券化的运作，一方面降低了平均资产风险权重从而使风险资产总额变小，另一方面增加了银行的现金收入从而提高了银行自身资本金的积累，尽管以第一方面的作用为主，但这两个方面都能对银行资产扩张对资本规模产生的压力予以有效缓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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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侯迎春：资产证券化在我国推行的研究[J]，经济师，2003（8）.

文化经济学论文篇9

对于就业压力日益严峻的中国人才市场来说，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大学生的就业将遭遇多方面的挑战和挤压。随着高学历就业人数的逐年增长，以及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对就业人员综合技能要求的提高等客观因素，都不同程度的加剧了本不乐观的就业形势。据统计，200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为610万人，比2008年559万增加了51万人2007、2008年未就业的毕业生同时会挤压2009年毕业生就业空间，高校毕业生成为了继下岗职工之后最受关注的群体。加上以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投行宣布破产为标志的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及其影响的日益扩散，在整体环境堪忧的情况下，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或许将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

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巳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关注。无疑，引起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如就业政策、制度滞后、就业环境不理想等等，也有主观方面的因素，主要是大学生自身在思想、观念和素质上存在偏差，不能适应新的就业形势。从主观方面看，就业价值观上存在的偏差是影响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因素，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这些大学生自身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准确把握经济危机下大学生的就业观现状，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已成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科研的重要课题。

一、全球经济危机下大学生就业价值观的现实表现

就业价值观是大学生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在社会需要与客观事物所能满足这种需要的关系之间产生一种关于职业与就业行为的观念，也就是大学生对就业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和现象进行评价、决定取舍的思想观念。它是大学生就业过程内心的”指路灯”，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精神和物质生活行为，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行为。包括就业价值目标取向、就业价值评价标准、就业价值实现手段等方面。

(一)就业价值目标取向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

社会价值高于个人的价值，自我价值只有通过社会价值才能实现，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理念。在知识经济高度发展的当经社会，到处充满了残酷的竞争与淘汰。大学生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不断提升自己去迎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社会也在严格地挑选着每一个人。这样，大学生不仅面临狭窄的就业空间，同时又不可避免的抱怨社会的残酷。日益扩散的经济危机只是更加剧了这种现实。

当社会需求与个人需求之间的差异日益扩大时，当代大学生在就业选择的过程中又陷入了追求自我价值与追求社会价值的矛盾之中。有些大学生社会价值观念比较淡化，择业时更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以自我为中心，只关心个人的价值实现与实际物质利益的得失，个人主义倾向较严重。另外，还有不少大学生在择业价值观上崇尚自我，推崇的是西方式的个人奋斗和自我的营造。他们对就业问题观察与思考的核心，是个人中心论，至于个人与社会的结合只是兼顾考虑。

2009年90周年前夕，《人民论坛》杂志联合有关单位和专家，采用问卷调查、网络调查和专家调研等方式在人民网、人民论坛网等进行网络调查显示：当代大学生个人选就业价值目标取向择趋务实，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48．2％的大学生选择“健康快乐的生活”，28．9％的大学生认为人生价值首先在于“对社会的贡献”。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存在“重待遇”、“怕吃苦”等心态。在面对“你会接受一份个人收入较少，但对社会贡献较大的岗位吗”的提问时，58．5％的受调查者选择“不会”，22．2％选择“可以考虑”，只有19．3％选择“会”。在选择工作单位时，有59．2％的人把“经济收入”放在首位，24．3％的人把“有利于施展个人的才干”放在首位，有14．7％的人把“有利的晋升机会”放在首位。

由此可见，个人发展前途、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价值是当代大学生就业的主要目标取向之一，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个人目标的追求主导着大学生的就业行为。

(二)就业价值评价标准明显呈现出不确定性和矛盾性

就业价值评价是大学生就业价值观中的核心问题，它是大学生按照一定的社会价值标准对自己或对他人的行为或客观事物进行善恶判断和评论、表明褒贬的态度。大学生就业价值评价标准又受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制约。在社会转型时期，传统价值观与新的社会价值观不断冲撞，面对这些，即将踏人社会的大学毕业生不明白自己到底应该坚持什么，扬弃什么。

社会现实的急速变化使大学生在就业价值的评价标准判断上呈现出一种不确定性与矛盾性。如在肯定以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为标准来判断个人价值的同时，又时常不完全以对国家有所贡献作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这种就业价值评价标准选择的矛盾性和不确定性，充分反映了部分大学生在标准选择问题中的复杂心态。

大学生面对新形势下的就业压力，尤其是就业愿望与就业现实形成的强烈反差，使大学毕业生的思想产生了许多新的困惑。现实的就业困境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大学生学习的出发点与归宿就是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摆脱经济困境，更多地寻求物质利益的满足。而残酷的社会现实已让很多人只要能找到工作，有口饭吃就知足。哪里还能想到把为社会发展作贡献作为就业的第一目标。可以这样说，是现代社会中的急功近利行为和偏激浮躁情绪导致了大学生就业中的功利主义倾向。理想与现实的复杂矛盾，已使我们这些“天之骄子”或急功近利或单纯务实而走向平庸肤浅。

(三)就业价值实现手段选择的多样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经济全球化、产业知识化、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其他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国际就业形势实在的展现在国人的面前，这无疑给大学生们重新思考自我、实现自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的选择空间。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大学生就业机制发生了转变，大学生就业观念也不断与时俱进，顺应时代要求而做出了相应改变。随着大学生的就业领域不断拓展，社会各层次和各行业的岗位都成为毕业生的选择对象，就业价值实现手段选择的多样化，灵活就业、自由职业、自主创业正在为广大毕业生所接受。

然而，我们要看到的是随着全球经济危机而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已使大学生成为就业市场上最直接受害者。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许多企业甚至个别行业全行业的校园招聘计划都大幅度下降，实质招聘的比例也大打折扣，这使得原本就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更是“雪上加霜”，在这样的严酷背景下，工作难找，好工作更难找。为了在茫茫的就业大军中脱颖而出，他们积极跻身于人才市场，参加各式各样的招聘，勇于在企业面前施展所长，推销自己，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谋求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

当然，随之而来得问题值得关注，部分大学生注重表面功夫，忽略素质提高；拜金主义倾向；缺乏良性竞争意识；就业道德缺失，诚信意识淡薄等。随着就业竞争的日益激烈，一些毕业生为了获得称心的职业，争取在竞争中获得胜利，采取了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而忽视了基本的道德标准，投机取巧，不讲诚信，弄虚作假。还有一部分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有单位就签，不如意或者有更好的去处就随意悔约，契约意识淡薄。这些毕业生不顾基本的职业道德，缺失诚信，不仅降低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信任度，而且影响着学校的声誉，甚至波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群体，影响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健康与稳定发展。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择业价值观培育

当代大学生就业价值观的变化，与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客观上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是相适应的，又是全新的，尚处在变化之中。如何在这种变动中把握住大学生自身的主体性，剔除非理性的影响，减少价值选择的越位与角色迷失，则是推进新时代大学教育的重点。

面对新形势下的就业压力，尤其是就业愿望与就业现实形成的强烈反差使毕业生的思想产生了许多新的困惑。就业价值观的偏差，会带来情感上的分离和行为的偏离，影响就业的心理健康，并导致就业不成功。在大学生价值观教育过程中，我们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地位，关注大学生的就业心理需求，以及大学生生命价值实现的需求。

(一)强化理想信念导向

理想信念是人们超越现实、超越自我、追求未来远大价值目标的自觉意志和持久观念，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崇高坚定的理想信念也是大学生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是他们战胜困难、取得成功的思想基础和重要保证。

信仰是价值观的核心。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的世俗化倾向，容易使大学生陷人物欲的陷阱，迷失方向，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的正确导向是十分必要的。要帮助大学生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明确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人不仅是一种物质的存在，还应该具有一种精神；人不仅要求得到物质的满足，还应该有全面的自由的发展；人不仅是为己的，还应该对社会有所贡献。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就业价值观教育，必须始终帮助大学生认清、理解并使之坚定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前新的形势下，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特定性和具体性愈加明显。

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是有一个内化的、长期的过程，其终极目标是使大学生逐步形成把个人利益与党和国家的利益、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时代要求相统一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日趋务实、更关注自身的利益、更加愿意接受突出自我感受的教育方式，这表明大学生日益关注自身的主体地位。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必须从大学生的实际出发，把理想信念教育与大学生身心发展结合起来，采取贴近大学生思想和生活的教育形式，结合在现实生活中反映出来的大学生就业的各种倾向和所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大学生容易接受的方式进行教育，从而不断提高大学生的理论素养和认识能力。要把解决理想信念问题与解决实际就业问题相结合，寓教于服务之中，在潜移默化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另外，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高校要尽可能多地创新、创造条件，为大学生的就业社会实践提供制度保障和实践机会，鼓励大学生利用假期和业余时间，结合大学生自己的专业和特长，融入现实社会生活。使他们在参与社会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从中拓展自身的全面素质，从而，坚定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二)培育大学生的时代精神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的内容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一个民族要生存和发展，就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这种精神从历史的角度看，称之为民族精神，而从现实的角度看，则指的是时代精神。时代精神代表人们精神世界主流，反映历史前进的方向。改革、创新则是这一时代精神的核心。改革开放30多年来，是整个国家面貌和全国人民精神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大变化的30年，在这一伟大时代所形成的改革创新时代精神，鲜明地反映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成为激发人的各种潜能的精神力量。在大学生就业观教育中融入时代精神，是国家和民族进步的内在要求，它要求大学生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实践证明，改革创新时代精神能够引导大学生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汲取营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掌握正确的方法论，培养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努力做勇于和善于创新的先锋；激发大学生的精神潜能、发展潜能和创造潜力，增强大学生的生存力、竞争力和辨别力，培养大学生不畏艰险的创新勇气，提高大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新的就业形势要求高校更加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在以创新为特征的时代里，适应这种时代要求的人，只能是那些具有较强创造力的人才。大学生要把自己从传统的“理论型”、“知识型”向“创新型”和“复合应用型”人才标准转化，努力适应时代的需求与挑战。

培育大学生的时代精神是为了更好的与时代相适应、与严峻的就业现实相适应、与大学生自身发展相适应的策略。笔者曾对所在学校兰帅l理工大学的学生思想状况进行问卷调查，被问及“如果毕业以后你暂时没有工作，你会选择什么时”，有51．1％的学生选择考研，选择创业的有25．5％，由此可以看到，虽然大部分的学生不知是因为深造还是逃避就业压力，但可喜得是有1／4的学生选择自己创业的道路。这一方面表明了当代大学生适应时代能力，挑战自己能力的增强，另一方面也是现有国家鼓励学生自主创业政策的有力影响。这就需要加强对大学生时代精神的教育，就要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和方式培养他们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精神，就要引导他们将学习的理论主动与实践相结合，坚持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创新，使创新不仅成为大学生的潜在意识，同时还要转化为他们的自觉追求。要培养当代大学生准确把握时代变化，紧跟时代步伐，始终站在时代前列，观念、行动随时代共同进步。根据时展的需要，以党和人民的要求为标准，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和综合能力，以提高就业竞争实力。

(三)培育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

孔子在《中庸》中讲道：“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大学生学习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得知，更重要的是修身。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是大学生就业观教育中的重要一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大众所信奉的价值理念是：我从事经济活动，所获得的收益是自己的，享乐也是自我的，但同时存在的一切责任亦需自我来负。这种把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置于纯物质性金钱财富这种无常之有、无尽之有的基础上，把生活中的拥有等同于、混淆于生命存在自身的价值之上的观念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每个人都有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而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又离不开他人与社会的支持与帮助。虽然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人生目的和人生计划，但是你的人生目的的实现，不能妨害其他人的人生目的实现，你人生计划的实施，不能靠牺牲他人的利益来达到。每个人只有始终坚持我为人人的宗旨，最终才能达到人人为我的和谐境界。

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意识主要包括对自己负责的意识、对家庭负责的意识、对国家和社会负责的意识以及对全人类负责的意识。大学生是“社会人”，必然与社会环境进行物质、信息的交流，深受社会文化的影响。面对未知的就业命运，社会物质利益的诱惑，部分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日趋淡化，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思考。通过教育和培养，使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不断增强，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正确的荣辱观是大学形成科学价值观的基础。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大学生，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正确的劳动观念，良好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主义公民道德。正确的荣辱观还为大学生树立了知荣明耻的道德新标准。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准则培育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的社会责任意识，为大学生理想人格的建设设定了不可动摇的新坐标。我们的就业观培育在注意大学生的经济需求的同时，应该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疏导与激励，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指导下，引导大学生重建生命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找到属于自己生命的价值。一方面，对大学生进行生命和安全教育，使他们形成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道德情感和人生态度，关注生命，热爱生活。引导学生辩证地看待挫折，及时调节不良情绪，懂得即使输掉一切，也不能输掉对生命的信念，保持积极健康的情绪，树立自尊心和自信心，勇敢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加强感恩和关爱教育。引导大学生学会感恩，以感恩之心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关爱他人、同情弱者、助人为乐。:

文化经济学论文篇10

 

前言：

2010年3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这是中央政府专门为发展体育产业而颁布的第一个宏观政策性文件。该文件充分显示了中央对于发展体育产业的高度重视，标志着加快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提上日程，这是我国体育产业加速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以该文件为指导思想，针对丽江是世界级旅游城市，常住人口相对少，流动人口大，体育产业尚处在初级阶段，现代化体育设施仍在完善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将丽江纳西族传统体育产业作为发展丽江体育产业的重心具有重要意义。

1纳西族的民俗节日、传统体育资源：

丽江纳西族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宗教、节日等，而且一直沿用至今。纳西族节日独特，传统体育项目多，两者相互映托，传统体育丰富了民俗节日，民俗节日又给传统体育项目提供了展示的平台极大的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1.1纳西族的民俗节日

纳西族的民俗节日多，并且每个节日都有其特有的内在意义。

? 年节：是纳西族冬季最隆重的节日从农历的腊月三十到正月十五经济学论文，腊月三十过大年，初一清晨请水，初二起走亲访友。

? 东巴会：是每年农历三月五日在丽江玉水寨举行的东巴法会，纳西族聚居地的东巴都赶来祭拜神灵和祖先，祭拜东巴始祖东巴什罗，并且诵经，做法事，交流学习。

? 棒棒会：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棒棒会标志着春节活动的结束和春耕生产的开始，准备春耕的竹木农具交易会和果树苗术、花卉盆景，由于规模越来越大每年由政府指定举办点。

? 白沙农具交流会：每年正月二十举行，地点在白沙乡，内容给帮帮会差不多，但规模较小。三朵节:是纪念纳西族守护神三朵的节日，每年的农历二月初八，会址在白沙。

? 三月会和七月会：分别在农历三月举行一般七天和农七月中旬举行一般十天，主要是进行骡马物资交流，会址都在在象山市场。

? 火把节：农历六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为期三天，树火把狂欢三天，地点在丽江坝子。

? 三朵节： “三朵节”出自一个古老的传说。“三朵”即“三朵”神,是传说中的纳西族人民至高的保护天神。农历的二月初八，地点在白沙乡。

1.2纳西族的传统体育活动

纳西族的传统体育项目众多，通过其表现形式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九类（如表1）论文范文。

纳西族传统体育项目分类表1

 

类别

纳西族传统体育项目分类

球类

拨拨拉、丽江球（布球、草球、木球、猪尿泡球）等。

棋牌类

母鸡棋等。

追逐类

跑罐子、老大打老二等

角力类

摔跤、拔河等

跳跃投掷类

跳火把、飞石索、掷坑等。

舞戏类

东巴舞、打跳、舞狮、舞龙、偷狐儿、仿生舞（青蛙舞，孔雀舞，牦牛舞）、对歌等。

骑射类

射箭、射弩、赛马等。

水及空类

文化经济学论文篇11

 

从理论层面来讲，国际货币应承担提供国际清偿力的义务，资本项目适时的开放会促进该货币的境外持有和流通，扩大供给，对货币国际化起到促进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长、人民币币值保持稳定、出口竞争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人民币的流通范围已经跨越了国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周边国际化，特别是部分边境贸易已经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按照学术界普遍达成共识的“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的路径[1]，下一步应着眼于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的推广。因此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应与正在实施中的我国资本项目开放进行有机结合，着重解决扩大供给、刺激需求、防范金融风险等问题，在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开放的过程中推动人民币进一步的国际化。

一、以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主要的资本输出方式

资本项目开放对于推动货币国际化的一大重要意义在于通过资本输出扩大货币供给。在金融市场动荡、投资风险加大的背景下，在输出资本的多种方式中，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更有利于资产的保值增值，应为中国的第一选择。一方面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流动性短缺，发达国家的海外资金大量从新兴市场抽离，许多深陷危机的国家，面临企业资产缩水、投资不足和外汇短缺的困境，欢迎外资进入。另一方面人民币一直处在升值周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2009年全年升值64 个基点，2010年上半年升值373个基点经济学论文，自2010年6月19日人民币重启汇改至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达3.13%[5]。这意味着人民币购买力的增强，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2011年1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允许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的银行和企业开展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在境外设立或取得企业或项目全部或部分权益。因此中国企业可考虑趁此机会，通过设立、并购、参股等方式发展海外实体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这些海外企业的建立，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的培育和发展还有助于扩大人民币的海外需求，对人民币国际化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龙源期刊。

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已有一定的基础。早在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鼓励和支持各种有比较优势的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即使是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达到556亿美元，同比增长近两倍。2010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194亿美元，同比增长46％。为达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在投资过程中，要逐步扩大人民币的使用比例，政府应对以人民币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给予更多的优惠和扶持，特别是在资金融通方面，通过政策性银行、并鼓励商业银行多给予信贷支持，这样既对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扩大了人民币向境外的输出，这将进一步促进人民币在海外的使用范围和影响的扩大。

二、以上海和香港为中心循序渐进的推动金融市场的建设与深化

国际化的货币必须有充足的存放和流通渠道，以及高效的保值和增值场所，那么一个开放的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就是必需的。在这一方面，香港和上海应作为人民币自由兑换和国际化的主要试验田，在明确定位的基础上展开合作，在金融市场的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上发挥先锋作用。

1. 以香港为中心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

香港是一个老资格的国际性金融中心，金融机构众多，金融市场开放，特别是几乎无任何壁垒的贸易制度、自由兑换的货币、活跃的外汇市场和成熟的监管机制，是内地城市无法比拟的。近年来人民币在香港的流入流出量日益增加，存量规模也相当可观，而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对人民币的需求也不断提升，人民币离岸市场应运而生。特别是2007年1月，央行准许内地金融机构经批准后在香港发行人民币金融债券，这明确了以香港为中心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的目标。人民币离岸市场的作用在于为境外人民币的存放和回流提供一个合法的渠道，促进人民币资产的海外持有，包括作为私人资产和官方储备，反过来又会对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特别是国际大宗交易的结算货币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同时，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会对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起到促进作用经济学论文，而这也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重要基础[2]。在未来发展上，香港应逐步扩大和提高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广度与深度。首先，在开办个人人民币业务的基础上，渐进式的允许香港银行办理企业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业务，以贸易结算业务为主，再进一步开始非经常项目项下的各项业务，特别是促进离岸人民币借贷市场的形成；第二，巩固人民币债券的发行市场，并拓展其流通市场，以满足交易者的流动性需求；第三，利用香港良好的市场基础和信息机制，完善无本金交割的汇率远期合约NDF、无本金交割期权NDO、无本金交割掉期NDS等离岸人民币金融衍生工具，以满足人民币资产持有者规避风险的需求。

2. 以上海为中心建设人民币在岸市场

上海是我们着力打造的完全本土的国际金融中心，理应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在香港主力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前提下，上海应把重点放在在岸市场建设上，尤其应重视目前比较薄弱的人民币衍生品市场的建设。金融衍生品及其交易市场不仅发挥价格发现的功能，更有效率的配置金融资源，并且可以作为市场主体规避风险、投资投机的有效工具。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以金融期货、期权为主要形式的衍生金融产品在美国的迅速发展是保持和提高美元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以IMM为代表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可以为美元持有者提供多元化的投资产品，为投资者提供避险获利的空间。这样的产品和市场也是走向国际化的人民币必需的。因为人民币衍生金融产品不仅可以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吸引更多的主体进行避险和投机操作，而且还借助其价格发现的功能促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有助于央行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有效调节，这都有利于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环境建设。2006年9月，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在上海挂牌，标志着我国重新开始了人民币衍生品市场的建设。在人民币衍生品市场的建设过程当中，上海应以自己作为全国银行拆借、外汇交易、黄金交易、证券交易中心的地位作为依托，充分利用自身在经济基础、创新意识、国际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在制度建设方面，要建立健全相关的金融法规建设，提高监管机构及人员的道德和业务水平，严格金融执法力度，加强信息披露和透明度，一方面对保证金、逐日盯市、每日清算等相关制度要保证遵循，另一方面要合理调整行政干预力度，保证整个交易过程的公开、公正、公平；在市场建设方面，第一，应着重微观主体的塑造，重点培养基金管理公司等机构投资者，特别是正确引导私募基金的健康发展，以便更好的规避风险，促进市场的良性成长；第二经济学论文，在产品种类方面，可首先尝试在我国市场交易规模较大较为活跃的国债市场的基础上推出国债类衍生品，还可将发展重点放在股指期货等股指类衍生品上，优先发展交易所市场，循序渐进的拓展市场广度和深度。

三、保持合理的人民币汇率水平，抵御国际投机资本冲击

保持合理的人民币汇率水平，避免过度升值的现象发生，抵御国际投机资本冲击，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某一货币存在较大升值预期的情况下，会促使投资者将外币兑换成本币，以期许在本币升值时获得相应的汇兑收益龙源期刊。在持有本币的过程中，最吸引投资者的投资渠道是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因为这类资产收益高且变现容易。大批投资者的相似行为和巨额资金的进入会促使股价房价上涨，如此恶性循环就极易出现经济泡沫。而后，当本币贬值预期产生，资本外逃出现，经济即陷入停滞和萧条，货币国际化的进程受到严重的影响。

以日元为例，在日元国际化的进程当中同时伴随着日元的升值，甚至是过度升值，长期偏离经济基本面，对于本国的出口和贸易顺差的扩大却起到了非常大的阻碍作用，同时导致国际投机资本涌入，资产泡沫形成，一旦发生本币贬值预期，资本外逃，经济即陷入停滞和萧条，货币国际化的进程受到严重的影响[3]。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要特别注意防止出现当年日元过度升值的情况发生，避免汇率脱离经济基本面，影响实体经济，引发投机资本冲击。

2009年以来，随着国家救市措施的实施，经济开始回暖，但同时也存在结构问题和通货膨胀的风险。2010年我国CPI同比增长3.3%，通胀压力不断上升。特别是各地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不断增长、交易价格开始攀升，投机行为和资产泡沫发生的机率增大。并且在人民币走向自由兑换和国际化的过程当中，跨境资本流动特别是投机资本流动将愈加频繁剧烈，国内经济受国际经济影响的程度加大，特别是在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下，套利资本不断涌入，会进一步引发人民币汇率的过度升值和投机资本的持续进入经济学论文，未来出现货币逆转和资本外逃的可能性也就加大了。

作为我国来说，首要的是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使人民币汇率水平更具有合理性，稳定人民币升值预期。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重启汇改，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未来央行监管应注重营造环境和调整结构，进一步深化外汇市场的改革，主要是增加交易主体和交易方式，特别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做市商制度和外汇远期、期货等衍生品市场，充分发挥市场主体进行套期保值等操作时的价格发现功能，使人民币市场汇率水平能够更真实的反映市场主体的供需愿望。另外央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应该更加公开、透明、有效，可通过设定汇率目标区[4]，对人民币汇率进行适当控制，在市场定价的基础上避免出现过度升值的现象，以稳定人民币升值预期。第二，要以控制房价为关键，防止资产价格的过度上涨，引导社会闲置资金更多的进入实体经济领域，控制资产泡沫的扩大；第三，应注意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有效监管，特别要注意从2010年年底货币政策从紧后跨境美元套利交易造成的热钱流入。

参考文献:

[1]张蓓.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及路径选择:文献综述[J].管理观察,2009,(6)：28-30.

[2]徐新华.国际中心货币、离岸人民币市场与人民币国际化.[J].北方经贸,2009,（5）：111-114.

[3]高圣智.汲取“日元国际化”经验教训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J].西部金融,2007,（12）：11-13.

[4]何慧刚.资本项目自由化、汇率制度弹性化与人民币国际化[J].南京社会科学,2007，（5）：19-25.

文化经济学论文篇12

差异化战略又称别具一格战略、差别化战略,是将公司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差异化形成一些在全产业范围中具有独特性的东西。实现差异化战略可以有许多方式:设计或品牌形象、技术特点、外观特点、客户服务、经销网络及其他方面的独特性。如果差异化战略成功地实施了,它就成为在一个产业中赢得高水平收益的积极战略,因为它建立起防御阵地对付五种竞争力量,虽然其防御的形式与成本领先有所不同。波特认为,推行差异化战略有时会与争取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的活动相矛盾。推行差异化战略往往要求公司对于这一战略的排它性有思想准备。这一战略与提高市场份额两者不可兼顾。在建立公司的差异化战略的活动中总是伴随着很高的成本代价,有时即便全产业范围的顾客都了解公司的独特优点,也并不是所有顾客都将愿意或有能力支付公司要求的高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