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教育论文篇1

作为一种专门提供给妇女的男女分校式的高等教育，西方早期女子学院为不能进入传统大学学习的女性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男子的大学相比，这些女子学院具有不同的特点。而在欧美各国，女子学院的办学模式也各有差异。在女子高等教育方面，美国走在了整个世界的前列，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早期女子学院的创办和发展上。美国的早期女子学院以七姐妹学院为代表，包括：蒙特·霍利约克学院(MountHolyokeSeminary)、史密斯学院(SmithCollege)、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College)、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College)、巴纳德学院(BarnardColIege)、瓦萨学院(VassarCollege)以及布林·莫尔学院(BrynMawrC01．1ege)[1]。这七所女子学院中既有独立的女子学院，学院的楷模。然而，女子学院的价值被公众所接受经历了很长的历史过程。以美国为例，直到1973年，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CarnegieCommissiononHigherEducation)发表了《女子高等教育的机会》一文，才首次比较正式地希望教育界关注女子学院所起的作用。该文指出：“女子学院毕业生的成就值得重视，不仅因为它们体现了女子学院对妇女教育的决心，而且在其潜在影响方面更具重要性。”[2]在女子学院出现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妇女及其才智并没有受到高度重视，女性在社会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尽管如此，早期女子学院还是得到了发展，直到今日它仍是世界女子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西方早期女子学院的历史渊源

西方女性正式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发生在近代以后。为了进入大学，妇女们经历了不断的努力和斗争。大学在其创立之初，目的就是培养为教会和国家服务的人才。而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决定了她们无法进人传统的大学领域。此外，人们也习惯性地认为女性在各方面都弱于男性。具体来说，首先，妇女被认为在智力上先天弱于男子，因而不适合接受高等教育；其次，妇女天生体力过弱而无法承受高层次智力活动带来的压力[3]。尽管女子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需求和努力没有停止过，但女子始终被阻隔在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之外。但是随着社会风气开始趋于开放、高等教育功能不断拓展、基础教育逐渐普及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需求日益显著，女子进入高等教育领域的客观条件已经形成。同时，女性主义运动推进了妇女争取获得包括教育权在内的各种平等权利的斗争，使妇女在主观上要求接受高层次教育，即高等教育。如此看似不可调和的两难局面，为早期女子学院的建立提供了前提。确实，西方早期女子学院的创立为不能进入传统大学学习的女性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然而这一时期的女子学院是一种专门提供给妇女的男女分校式的高等教育机构，与面向男子的大学相比，它们有着不同的特点。

美国是最早创建女子学院的国家。在美国殖民地早期，虽然已经有了名为“学院”的专门招收女性的学校，但其程度不过比中学稍高一点，还不是名副其实的女子高等教育，并且此类学校多数是寄宿学校。其中，最著名的是宾夕法尼亚的摩拉维亚女子学院(MoravianSeminary)。在该学院中，教师教摩拉维亚族女孩语言、宗教、历史、音乐以及包括天文学、生物学和物理学等在内的自然学科。以欧斯特莱恩(ElisabethOegerlein)为代表的先驱者将摩拉维亚女子学院的办学精神在殖民地传播，并且创办了许多类似的女子学院。到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时，摩拉维亚女子学院被公认为是美国女子能接受最高级别教育的机构[4]。随着美国女子要求接受更高教育，1785年摩拉维亚女子学院开始招收美国社会各种族、各阶层的妇女，正式的女子学院初现端倪。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等待之后，即19世纪30年代，真正意义上属于高等教育范畴的女子学院在美国首先建立。一般来说，这些女子学院也是最前沿的女子高等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早期女子学院的创建和发展经历了名称和内涵的重大变迁。在美国，殖民地时期就出现了比中等教育稍高的专门培养女子的学术团体(Academy)。19世纪初，“女子学院”(Seminary)一词替代了先前的学术团体的称法，使女子接受中学后教育有了更加正式的含义，学院办学的主要目的是职业准备。在这方面，与男子学院为培养军事人才不同，女子学院的培养目标是教师及母亲。虽然不同地区的女子学院的课程内容不一，例如，有些女子学院注重礼仪的培养，有些女子学院提供家政课程，但是当时所有的女子学院都不提供男子学院提供的用希腊语、拉丁语传授的古典课程。女子学院最多也只是提供一些用英语传授的学术性课程，例如历史、哲学、现代语言及自然科学等，其目的也仅限于为妇女从事教学工作做准备。当然，也有一些有远见的女子学院开设了属于大学程度的课程，例如纽约州的特洛伊女子学院(TroyFemaleSemi—nary)[5]。“女子学院”的这种称法一直被沿用到真正属于高等教育范畴的女子学院的出现。到19世纪末，随着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观念的确立和男女平等的高等教育斗争的开展，许多女子学院开始改用传统的“学院”(college)的称法。

二、西方早期女子学院的创立与发展

西方早期女子学院的创立与发展是女子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早期的女子学院主要有两种形式：独立的女子学院以及隶属于综合大学的女子学院。在这些学院的创立与实践过程中，既有为女子大学教育事业奋斗终生的伟大人物，也有从女子学院提供的大学教育中受益匪浅的杰出女性。虽然真正的西方高等教育始于中世纪的欧洲，但是，由于欧洲社会生活的历史传统相对闭塞，欧洲各国在女子学院的创建和发展方面都没有赶上美国。

1．美国独立的女子学院

在美国独立的女子学院中，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是里昂(MaryLyon)创办的蒙特·霍利约克学院和瓦萨(MatthewVassar)创办的瓦萨学院。

1837年11月8日，美国新英格兰拓荒区的一名女教师里昂通过个人的不懈努力，在马萨诸塞州的南哈德雷创建了第一所属于高等教育范畴的女子学院，即蒙特·霍利约克学院。在蒙特·霍利约克学院之前，里昂已经在新英格兰的许多地方，建立并推广她的女子学院办学模式，这些学院虽然没有完全达到高等教育水平，但为蒙特·霍利约克学院的创办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首先，招生要求严格。里昂要求入学的妇女思想成熟、态度严谨、有能力完成学院课程的学习，并且具有摆脱传统的家庭生活而追求全新未来的意愿。其次，里昂争取到了男性的支持，这些男性多数来自教会。其中，最重要的是牧师帕卡德(TheophilusPackard)以及霍克斯(RoswellHawks)，他们通过传教的方式将里昂的女子学院办学理念和实践在教区推广[6]。同时，里昂的办学资助也主要来自教会，当然也包括一些个人资助。此外，课程要求规范。在新英格兰建立的女子学院中，里昂的伊普斯威治女子学院(IpswichFemaleSemi—nary)的课程和教学已经具有了鲜明的高等教育特色。

1837年，在募集到了一笔8千美元的资助后，里昂将美国历史上第一所达到高等教育程度的女子学院建在了马萨诸塞州南哈德雷的霍利约克山边。学院成立之初有80名女学生，校舍为一幢四层的楼房。里昂节俭朴素的风格完全体现在了蒙特·霍利约克学院的校舍建筑风格上。在蒙特·霍利约克学院，里昂让女学生们掌握知识，学会自我管理，更注重培养女孩们对人生的信念。她建立了二个完整的大学系统，将外在的建筑转换成了内在的秩序。在这样的转换过程中，里昂应用了古老的女子教育理念，在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中，适当地借用了母女的关联，从而很好地将家庭和学校教育结合了起来。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里昂始终强调她们自身的女性角色。这种办学理念完全有别于传统的只对男子开放的大学，具有独到的女子高等教育的特色。作为女子高等教育的开端，蒙特·霍利约克学院的建立为美国女子教育创造了新的可能性。

1849年里昂去世，但她所创办的女子学院并未就此停滞不前。随着学院学生、教师、校舍以及办学理念的不断更新，女子学院成为了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这一时期，历史上第一批女子学院出现在美国东部以马萨诸塞州为中心的地区。其中值得一提的另一所女子学院是1865年创办的瓦萨学院，学院的改革精神体现了美国妇女新纪元的开始。瓦萨学院的创始者们深深地意识到了对女子学院进行革新的重要性，这所用“学院”(college)命名的学校大胆地为妇女提供完整的文科课程。

瓦萨学院的创始人瓦萨曾这样指出，学院创建的目标是让女子能获得和男子一样的高等教育[7]。瓦萨突破了女子学院的传统办学理念，要求自己的学院并非表面化地模仿普通高等教育，强调根据新的教学对象，即女性，进行适当的、特别的调整。首先，在课程方面，瓦萨学院将体育课放在第一位，尤其注重体育课在所有课程中的基础作用。学院还特别成立了体育训练科，在专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各种体育训练活动；同时，学院积极组织开展学生的户内、户外课余运动，并且不断更新校内运动设施。第二，在智力教育方面，该学院的特色是文科教育，因此，要求学生入学时已顺利完成了基础教育。学院的课程设置分为常规课程(regularcourseofstudy)及特别课程(specialcourse)两类。前者与其他女子学院的培养目标接近，即让妇女接受更高级的教育；后者则注重妇女教育的特殊需要。另外，学院还设有不同的专业系科。在瓦萨学院建立之初，曾设想将学院的学习年限从传统的3年延长为4年，但这和传统观念中妇女适婚年龄有点冲突，因而在实施过程中也是阻力重重。瓦萨学院的办学在突破传统的同时，也注重女性特色以及教育的社会和职业性。专为女性开设的家政教育便是一大特色[8]，学院不仅在课程设置中保证一定课时的常规家务能力培养，例如针线活、家用设施的修补等，而且还开设了包括家政经济学课程在内的家政课程。同时，在学院的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瓦萨认为，妇女在接受完高等教育后，在社会中将扮演一种特殊的角色并承担社会使命，因此，学院所开设的社会教育就是要陶冶学生的情操。在职业教育方面，学院着重培养女性的教学、电报发送、速记、记账等职业技能。这些职业技能都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对妇女劳动力的需求。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妇女以成倍的增长速度进入各类女子学院学习。据1870年美国教育委员会的统计，有11，000名美国女性在女子学院学习。也正是从19世纪70年代起，美国女子学院的数量迅速增长，许多原先以旧式女子学院命名的学校都升级为高等教育程度的女子学院。

2．英美隶属于综合性大学的女子学院

早期女子高等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形式是隶属于综合性大学的女子学院。这些女子学院虽然隶属于综合性大学，但实际上，从管理和经费而言，这些女子学院都是独立的办学机构。而且，多数学院的教学楼不在隶属大学的校园内。当然也有部分女子学院与其隶属大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是在课程教学方面得到隶属大学的支持。这些女子学院的创办和发展实际上意味着综合性大学开始公平地向妇女提供高等教育。例如，创办于1879年的隶属于美国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学院，创办于1889年的隶属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巴纳德学院等。

19世纪初，英国已经有一些私人团体为妇女提供带有一定高等教育特色的教育。但是，女子高等教育的真正开端是从剑桥大学开始的，并且以隶属于综合大学的女子学院为重要形式。英国的剑桥大学最先开设了两所隶属性质的女子学院，即格顿学院(GirtonCollege)及纽纳姆学院(NewnhamC01．1ege)。在英国，女子高等教育课程和教学方法的很多革命性观念都首先在这两所学院中产生和实践一J。格顿学院的前身是由英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戴维斯(EmilyDavies)于1869年在希钦创办的一所女子学院。该学院由剑桥大学的客座教授授课，在管理体制上和剑桥大学并没有什么联系。希钦学院在创建5年后搬到了剑桥，新校舍建在名为“格顿”的地方，故将学院命名为“格顿学院”，并且成为了剑桥大学的学院之一。它设有神学、古代文学、数学、自然科学、法律、历史、古代语及音乐理论等学科。戴维斯还推动建立了一个委员会，以确保妇女能参加大学地方考试(HigherLocalExamination)。剑桥大学于1863年允许妇女参加大学地方考试，并从91位考试者中选出25个候选人。虽然这些候选的女生仅用了6周的时间准备考试，但她们却在考试中表现突出。剑桥大学的地方考试按同等条件向有限的妇女开放，进行了为期3年的试验。随后，剑桥大学就开始每年正规地招收女生。这些都为女子高等教育在英国的开端和发展创造了条件。1871年创办的纽纳姆女子寄宿学院于1880年并入了剑桥大学。进入纽纳姆学院的女生必须在18岁以上。该校设有数学、历史、现代语、自然科学、物理、化学、地质、矿物学等课程。同时女生也可以到剑桥大学其他的学院听课，并在研究所和陈列馆等场所接受自然科学、物理、地质学及矿物学等操作性课程教育。格顿学院和纽纳姆学院在建立之初，就已经形成了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师资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教学的特色，而这种做法到19世纪90年代后才在男校中推广。

1879年，牛津大学效仿剑桥大学的做法，开设了多所女子学院。1879年开设的玛格丽特夫人学院(LadyMargarettHall)是专门为信奉英国国教的妇女接受高等教育而建立的，该学院还开设了大学升学考试准备班。同年，还开设了萨默维尔学院(SommerviUeCollege)。该学院以著名的女天文物理学家萨默维尔(MarySommerville)的名字命名。1886年，另一所为英国国教信奉者开设的女子学院圣休学院(St．Hugh’sHall)在牛津大学创办。1893年又创办了圣希尔达学院(St．Hilda’sHall)。随着这些隶属性质的女子学院的建立，牛津大学校方意识到了加强对这些学院管理的重要性。于是，1878年牛津大学成立了牛津妇女教育委员会，将上述四所女子学院纳入该委员会管理之下，具体管理女子学院的教学内容及对学生进行监督。

三、西方早期女子学院的历史贡献

早期教育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4-0041-06

一、引 言

清华大学外文系始于1926年，初名“西洋文学系”，1928年易名为“外国语文学系”。抗战爆发后，1938年清华大学与北大、南开三校迁至昆明，建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迁回清华园复校，1952年院系调整，外文系建制撤销。外文系除培养出钱钟书、季羡林、曹禺等学贯中西的大师之外，尚有一大批外国语言文学教育家、戏剧家、诗人、作家、翻译家等杰出人才，以毕业年份为序（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1927年朱湘；1928年陈嘉和陈诠；1928年杨业治和吴达元；1930年李健吾；1931年张骏祥；1936年吴景荣和刘世沐；1938年方钜成；1939年许国璋、王佐良、杨周翰和李赋宁；1940年穆旦（即查良铮）、赵瑞蕻、周珏良、黎锦扬和杨苡（即杨静如）；1942年许渊冲；1943年巫宁坤、何兆武、林同端和郑敏；1945年金、刘承沛和杜运燮；1946年袁可嘉和卞之琳；1947年黄爱（即黄雨石）；1949年杨德豫；1950年英若诚、吴云森（即江枫）和文洁若 ；1951年资中筠和冯钟璞（即宗璞）等 [1]。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外国文学部1935年共毕业四位研究生：赵萝蕤、田德望、曹葆华及杨绛，后来均成为学术大家[2]。

本文论及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指1926年至1952年间（含西南联大时期）以培养“博雅之士”，汇通中西之学为目标的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以下简称“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是一个内涵丰富、多维度的教育理念，本文重点讨论清华外文系博雅外语教育理念与相应的课程体系，兼论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对时下外语教育及整体大学教育的史鉴价值。

二、外语教育的博雅理念

作为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828年耶鲁大学的《耶鲁报告》指出：博雅教育是一种全面的教育，一种开启全部心智的教育，或一种全面开启心智的教育。[3]它要求开设广博的课程，反对高等教育过早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要求以经典的和基础的科目训练学生的心智。“博雅教育是文化的教育或是以文化为依归的教育。博雅教育的最终产品是文化人。”[4]

（一）培养博雅之士

1926年，吴宓参照美国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撰写《外国语文学系概况》，开宗明义提出了清华外文系如下五个培养目标[5]201：

本系课程编制之目的为使学生：（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 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丁）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

吴宓提出的清华外文系培养目标，浓缩了清华外文系的教育思想，为清华外文系的人才培养确立了基调。其第一个目标即为培养博雅之士，而博雅之士既不是一种职业，更不是一种职业技能。“博”是指融汇中西语言文化的广博，是提升人格境界、成就学问事业的基础，是知识的广度，而“雅”是在“博”的基础上形成的高雅志趣和学术涵养，是知识的高度。吴宓先生的“博雅”之说，简言之，是“希望学生能够吸收东西方古往今来的优秀文化，成为全面发展的人”[6]19-20。吴宓提倡博雅之士的教育模式， 深受其母校哈佛大学以及导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影响， 其目的是造就具有深厚中西语言修养、宽广文化底蕴、具有批判性思维、“博而能约”、“圆通智慧”的中西文化、语言通才，其实质在于人格的塑造、文化的熏陶和精神的修养。

（二）西方理念与中国传统的结合

博雅教育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其实质是培养“通人”或“全人”；在中国，类似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和汉朝以后偏重人格和人文素质的儒家教育。“六艺”虽有实用功能，但其实质是将受教育者培养成“君子”，即有德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高尚道德修养、全面发展的“人”。清华外文系培养的博雅之士，兼具中国文化传统中“君子”的理想人格的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与批判精神。作为人文学科的外国语文教育，其根本目的不是训练某一个职业领域的从业人员，而是通过中西语言文化的熏陶与教育，涵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体系，帮助学生形成全面的、均衡的知识结构，开阔其视野，提高其在融会贯通中西文化基础之上的创造力、适应力。吴宓认为，教育之理想，尤其是大学本科教育的理想，应是培养了解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之通才[7]24。

吴自选 黄忠廉：论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博雅教育

三、清华外文系博雅课程体系

清华外文系的课程体系体现文理兼修、通专兼顾、贯通文史哲的特点，是实现博雅教育理念的路径，也是吴宓提出的培养目标的具体实践。以清华外文系1936-1937学年度的课程设置为例[8]：

第一学年44或46学分：英文8，国文6，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择一）8，逻辑、高级算学、微积分（择一）6或8，物理、化学、地质、生物（择一）8，选习一种第二外国语8；

第二学年36学分：英文6，西洋哲学史 6，西洋文学概要8，英国浪漫诗人（专集研究）4，西洋小说（专集研究二）4，选习一种第二外国语8；

第三学年32学分：英文、德法文（择一）8，西洋文学分期研究：古代希腊罗马；中世；文艺复兴时代（每门4学分）12，英文文字学入门4，戏剧（专集研究三）4，文学批评（专集研究四）4；第四学年24学分：英文、德法文（择一）8，西洋文学分期研究：18世纪；19世纪（每门4学分）8；现代西洋文学：诗；戏剧；小说（任择二种）4，莎士比亚（专集研究五）4；

选修课：拉丁文8；第一二年日文8；第一二年俄文8；英语捷径4；研究课程若干6。

具体分析，清华外文系的课程设置有以下特点：

（一）重视基础，文理兼修

在清华外文系四个学年共136或138个学分中，语言类课程共44学分。清华外文系强调“本系教授语言文字之方法，注重熟练及勤习。读书谈话作文并重，使所学确能实用，足应世需”[5]199。学生通过“读书谈话作文”，训练扎实的语言基本功。但在清华外文系课程设置中找不到“精读”、“泛读”、“口语”和“听力”这样的把作为整体的英语语言文学肢解得支离破碎的课程，而是主要通过文史哲等课程来提高语言基本功。“西洋哲学史由贺麟先生讲授。他指定学生阅读西方哲学名著英译本（例如柏拉图《对话录》等书）， 并让学生用英文写读书报告。”[9]3

早期清华大学贯彻梅贻琦校长提出的“通识为主，而专识为末”[10]的教育理念，要求学生在自然、人文、社会三个方面有综合的、广泛的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11]。由于全校一年级学生不分专业，清华外文系与其他各系学生所选课程为“共同必修课程”，涵盖文、史、哲、理等多个领域，重点在“博”。李赋宁先生言：“我在清华园渡过的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英文的听、说、读、写有了很大进步，法文的根基打得很牢靠，西方文学、哲学和历史也都有了一些入门知识。”[6]29

（二）以“文”为主，注重西方文化的整体性

如果不将大一的44学分计算在内，清华外文系的文学类课程占到其余三年总学分的61%。文学课程分文学史和文学体。文学史按时代进行分期研究， 即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18世纪和19世纪，分配于三年中。“文学体则强调分体详细研究，于三年的学习中全面涵盖了各种文体， 即小说、诗、戏剧、文学专题研究和文学批评等。”[12]174-175 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开设的56门选修课程中，文学类课程更为丰富，涵盖国别文学史、断代文学史、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作家与作品研究及文学理论，共28门，占选修课总数的50%，其余为语言理论及“外语及其他”类课程。仅在“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类选修课中，即开设12门课程 [13]131。文学是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对学生品德、性情和境界的熏陶与提升起一定作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吴宓就十分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主张学生通过阅读、理解和比较研究中外经典文学作品，提高自身的素养和道德情操。他归纳出文学在启迪学生心智，涵养学生心性，增进学生人格塑造，了解西方文明流变乃至增强学生爱国心等十大功能[7]59-64。

吴宓视西方文学、文化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要求学生对其具有广博和全面的知识。清华外文系将英语语言文学置于西方语文的大背景下，有德、法、俄、拉丁等多种课程供学生修读，并配合以严格的教学制度，培养出一大批德、法、俄语言文学专家。西南联大时期，“在外文系的56门选修课程中，法语语言文学类选修课程即达11门。”[13]137这些课程覆盖面很广，“使学生的注意力不仅局限在某一种外语或某一国别文学上，而是把西方文学、哲学和文化看成一个整体，大大扩展了学生视野”[9]3。

（三）选课制与旁听制，贯通文史哲

吴宓从创造中国新文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高度，强调清华外文系学生中国文学功力的重要性[5]201：

本系对学生选修他系之学科，特重中国文学系。……目的在于：（1）创造中国之新文学，以西洋文学为源泉为圭臬；或（2）编译书籍，以西洋之文明精神及其文艺思想，介绍传布于中国；又或（3）以西文著述，而传布中国之文明精神及文艺于西洋，则中国文学史学之知识修养均不可不丰厚。故本系注重与中国文学系相辅以行者可也。

高度重视中国文学的清华外文系不仅造就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者、翻译家、戏剧家，同时也是中国诗歌史上著名的“中国新诗派”的诞生地，著名诗人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就是在清华外文系的培育下走向成熟的 [14]。

早期清华大学除了实行美国式的学分制，更以独具特色的选课制度，实现其造就通才的目标。“学生于每学年开学时，参照各系规定的课程表自行选定课程，中途亦可增选或退选，但大一应修课程不得中途退选”[12]119。清华外文系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选修、旁听其他学系的课程，特别是同属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历史学系和哲学系的课程，学生可以一日横跨文史哲三大学科门类：“听了罗常培的语言学，入邻室钱穆的中国史课，晚间有金岳霖讲‘哲学中的时与空’，须早去占座”[15]。在清华外文系读书四年的季羡林先生曾言，真正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只有两门课，就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和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这两门课影响他的一生，而这两门课恰好都不是清华外文系的专业课[16]。清华外文系的选课制度给予学生很大自主性，允许、鼓励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课，为学生以中西语言文化为根基，在人文学科领域的融会贯通以及个性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四、清华外文系作为外语教育的历史坐标

清华外文系作为博雅教育在中国的成功范例，至少在以下两个层面给外语教育界以启示：

（一）从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出发，造就外国语言文化通才

“外语专业教育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一直采用专才型培养模式，导致学生知识面偏窄，文化底蕴不深。”[17]20世纪80年代起，外语界开始进行外语与经贸、新闻、外交、法律乃至科技相结合的所谓“外语+X（培养方向或辅修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改革，然而外语教育职业化、训练化、空洞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的遏止，其人文学科属性日渐淡化[18]244-245，外语院系沦为“语言培训中心”或“体制内的新东方”，时至今日其定性、定位问题仍未得解决。外语教育不能也不应简单地等同于职业教育、技能训练甚至是应试培训；如是，高等外语教育已然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必要。外语教育过于重视职业技能的训练而忽视人文素质的培养，其价值取向将趋向功利主义；以单纯的就业需求为导向，导致外语专业学生在思想的深度、知识的结构、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与其他文科专业产生较大差距[19]。

外语学科的基本要素是语言、文学和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兼具人文性[20]，因此，人文性是外语教育的一个根本属性，培养全面发展的“文化人”是外语教育的应然目标。外语教育只有明确了自身的人文学科属性，才能找到专业的学科定位，才能确立适当的培养目标，而“我国英语专业教学改革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课题莫过于培养目标。”[18]243 从清华外文系的成功经验看，外语教育应注重与文学、历史、哲学等相关学科融会贯通的外国语言文化通才。许国璋先生在谈及外语院系培养目标时强调外语人才必须是文化人[21]。

（二）从博雅教育理念出发，改革课程体系

始自20世纪50年代苏联模式的外语教育课程体系偏重语言技能训练， 按照培养译员的“语言学校”模式开展教学[22]，强调语言技能、忽视文化熏陶，重视机械训练、淡化文学教化，缺乏认识能力和思辨能力的系统培养。时至今日，外语专业基础阶段课程仍以语言技能训练为轴心，以大量机械操练为途径。以英语专业为例，依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英语专业基本上都以专业技能课“基础英语”、“高级英语”、“听力”、“口语”、“阅读”、“写作”、“翻译”为主干课程。主干课程不但所占学时数多， 而且持续时间长， 一般达到总学时67%左右[23]；这些专业技能课程“分裂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知识，使语言教学沦为空洞语言与空洞交际，使学习者既无法习得语言能力与语言交际能力，又无法学习到知识”[24]。以训练学生语言能力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实际上并不能提高学生的说、写、译等语言产出能力。而在英语专业高年级所开设的“专业知识课”如语言学、词汇学、语法学等课程，更是冷知识传授多于文本研读，只能给学生们带来信息与知识压迫[25]。这样的课程体系无助于学生知识、技能的增长，更不能提升、陶冶其人格，因此不仅受教育者不能用外语获取信息与知识、传递思想与情感，最终造成学生“缺乏分析综合的能力，很少有自己的想法，很难有创新意识，出不了创造性的成果”[26]。

清华外文系课程内容宽泛， 涵盖自然、社会和人文三大学科。大一英文也指导英文阅读和练习英文写作。但英文阅读和写作的任务还由其它课程来分担。而在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课程表中“单纯的英文课（相当于时下的精读、泛读、听力、写作等）只占学年总学分的15.8%-24.2%。语言水平的提高， 主要是通过学习其他课程来实现。”[27] 从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及其规律出发，须在课程设置上确立“语言”和“文化”平衡，以中西文史哲经典著作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助受教育者建立完整的知识架构，厚植其人文底蕴，提升其思想境界，在扎实的中西语言基础之上，培养其会通、思辨、适应和创新的能力。

五、清华外文系作为中国大学的历史镜鉴

清华外文系是早期清华大学全面实施博雅教育的在一个系科具体的、成功的实现。实际上博雅教育对当今教育的启示，不仅在外语教育，也在高等教育整体。博雅教育不应只是清华外文系追求，而应是高等教育系统整体之追求。吴宓认为，培养博而能约，圆通智慧的通才，不仅适用于文史哲学科，自然和社会学科亦如此[7]68。

（一）博雅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本然追求

梅贻琦先生认为博雅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勿囿于一途， 而得旁涉他门， 以见知识之为物，原系综合贯通的，然其在理想上相关联相辅助之处，凡曾受大学教育者不可不知也”[28]，以梅贻琦、蔡元培、竺可桢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大学主事者主张的是博雅教育理念中人格教化和知识教育的结合，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平衡。20世纪50年代以降，尤其是院系调整以后，专业教育成为高等教育主导思想。至今，过于狭窄的专业教育思想并没有烟消云散， 仍然制约着中国大学的发展。简言之，大学教育高度专业化、过分实用化乃至功利化取向弊端有二：首先，以职业为导向的高度功利化的大学教育造精神缺失，导致受教者人格缺陷。受教育者蜕变成缺乏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器物”。如果受教育者普遍存在的自私狭隘、庸俗功利、寡廉鲜耻等诸多人格缺失，无疑是高等教育的失败，与大学的使命背道而驰。其次，造成学生日益被束缚于狭窄的学科划分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区别。大学长期局限于培养所谓“专业技术人才”，学生没有足够的知识宽度、学习能力和健全心智去适应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造成受教育者创新动力不足。

狭隘专业教育颠倒大学教育的本然价值，难以完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教育，相反，它是器物化、工具化的教育。而梅贻琦先生主校时期的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其重点在人格、修养、灵魂的教化和熏陶，其本质是人文教育，而“人文教育是一切大学的灵魂之所依”[29]。“博雅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更恰当地是则是大学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30]，也关乎大学教育的使命问题。从某种角度而言，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源于它回归了大学教育的本质，作为历史镜鉴可以考察时下价值追求错乱、办学方向迷失的大学。

（二）博雅教育是应对大学挑战的必由路径之一

博雅教育是应对人文精神缺失和创新能力不足中国大学两大挑战的必由路径。其一，博雅教育是以与人类历史上积累沉淀下来的文明与文化遗产进行“对话”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大知识观教育，目的是打破传统学科领域的壁垒，通过对经典的深入研读，让学生领略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的魅力，籍此实现“人”的整体素质的提升。清华外文系的博雅之说，如果说“博”是一种学术追求，那么“雅”即是一种人文品质和人格境界，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源于它“注重人格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的需要，重视人文教育”[31]。总之，清华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模式既是观照整个大学教育人文精神缺失的历史镜鉴，更是弘扬大学人文精神的路径。其二，创新型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开阔的视野、丰富的想象力、强烈的使命感等素质，而博雅教育主张的文理兼通和跨学科综合性的课程有助于学生拓展视野，强化对知识整体性把握，使学生在融会贯通中汲取智慧，培养“学生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32]，而这些正是创新的必要条件。清华外文系毕业生许渊冲称他：把生命科学的优质基因克隆问题，应用到中西文学互译的理论上来，提出了优化的创译论，使中国文学翻译理论走上了世界译坛的前列”[33]。

六、结 语

清华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是一个完整而复杂的教育思想体系，也是一种办学风格。它将西方人文主义的博雅教育与中国教育传统相结合，以培养博雅之士为目标，致力于文史哲的贯通，着力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培养了大量人文学科杰出人才，确立了外语教育的“清华学派”，也为21世纪中国外语教育提供了启迪和借鉴。

进入21世纪，中国大学面临的是与清华外文系迥异的社会、教育和制度环境。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是多种因素交汇的产物，然而外语教育的清华学派既是精神遗产更是镜鉴，值得从外语教育界同仁从多层次、多视角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包括外语教育乃至整个大学教育的本质、价值、过程与目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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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教育论文篇3

二、阅读兴趣的培养

3岁前孩子学习的方式跟成人是完全不同的，他会像海绵吸水一样，在瞬间吸收他感受到的一切，因此，他能同时感受到很多信息，并且这些信息都会同步地进入他的大脑。他可以芝麻西瓜一起捡。孩子在游戏过程中，一边放故事给他听，一边玩游戏，时间一长可以把里面内容都能说出来，觉得这样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三心二意。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孩子确实是有这种特殊的能力的，蒙台梭利提出孩子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吸收性的心智，所谓吸收性心智，说白了，就是他的大脑就像一架照相机，周围环境给他的一切刺激，他都会照单全收。有时候如果宝宝兴趣点转移，不要强迫他。坚持宝宝阅读的兴趣可能是一阵一阵的，有时候满腔热情，有时候又不感兴趣，有时候喜欢某本书，有时候又特别讨厌某本书。有时候喜欢自己阅读，有时候又特别依赖妈妈来读给他听。这都很正常。他喜欢没完没了地阅读某本书，那是他想要一再地体验这本书带给他的乐趣。他现在不喜欢某本书，并不代表他将来也不喜欢某本书。在阅读过程中可以为孩子设计一些小游戏来增加兴趣，阅读游戏可以很简单，仅仅是一些重复的动作。比如给宝宝看了小白兔的故事或者图片以后，妈妈就可以给宝宝设置一个将手指竖起来扮演小白兔蹦蹦跳的游戏。如果宝宝比较小，妈妈可以称当表演的主角，来吸引宝宝的注意力，让他觉得很有趣。

早期教育论文篇4

身体素质是人的各项素质的物质基础，也是一个国家文明和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儿童的体质不仅直接影响到游戏活动和智力开发的效果，而且还会影响日后学业与事业的成功，甚至有可以通过遗传基因影响到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长。试想，一个长期处于体弱多病、无精打采状态下的孩子，怎能坚持正常的生活，怎能享受各种游戏的乐趣，又怎样能胜任繁重的学习任务？当然，更谈不上开发智力、培养人格了。如果一味地只强调智力开发和识字阅读，很可能导致儿童身心发展的自然“生态平衡”错位。

二、儿童的抗病能力较弱，容易感染各种疾病或受到伤害。

儿童的身体非常娇嫩，易受各种不良因素的伤害。我国流行病学的调查说明，我国人口死亡率中，儿童死亡率居前列。这是因为，一方面儿童年龄小，免疫系统的功能不完善，抗病能力差，易受各种病原体的侵袭；另一方面，是他们的好奇心强，什么东西都要亲自探索一番、体验一下，都要去摸一摸、看一看、听一听、嗅一嗅、尝一尝；但是，由于他们的认识水平很有限，不可能认识到事物间的各种复杂关系和估计到自己行为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因此，很容易造成意外伤害。

三、儿童期是身体和大脑生长发育最快的时期，一旦有所失误，会贻害终生，将悔之晚矣。

孩子从出生到满1岁，是生长发育的第一个高峰期，各种器官和组织迅速发育。以大脑为例，出生时，大脑皮质的沟、回还不明显，神经细胞体积很小，神经纤维的长度和分支较短、较少。脑的平均重量约为370克，相当于体重的1/8—1/9，到6个月时，即达700克左右，1岁时达900克左右，成人的脑重约为1500克，相当于体重的1/38～1/40。3岁时，大脑神经细胞体积增大，纤维变长，分支增多，机能基本成熟。在身体和大脑发育最快的时期，最需要充足的营养，氧和活动量。如果儿童缺少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导致身体或大脑发育障碍，甚至畸形，贻误终生。

四、严酷的现实告诫我们，把体育放在儿童早期教育的首位，非常必要。

(1)1994年编制的《中国儿童状况分析报告》中指出：“我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60.03‰，大城市为20.86‰，农村为71.08‰，在极为落后的农村（四类县）高达99.69‰。”这是一组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

(2)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有关报告指出，中国儿童在生长发育曲线在6个月以内基本上接近国际参考标准，而后则明显地向下偏移，农村尤为突出。这就说明，我国儿童在6个月以后的体质发育水平明显下降。

(3)少数地区的调查结果表明，儿童营养不良的比率在40%左右，其中城市比农村严重、女孩比男孩严重。儿童缺铁性贫血比率在50%左右。某大城市的一项调查显示，有70%以上的孩子缺锌。缺铁、缺锌都直接影响儿童的生长和智力发育。

(4)许多地方的调查说明，肥胖儿的比率逐年上升。肥胖儿童中的50—70%有“高胰岛素血症”，胰岛功能下降，成年后极易发生糖尿病、心脑血管病。预防肥胖必须从儿童时期开始。

(5)由于营养不均衡和用眼卫生做得不好，我国城市小学生近视率达20%，最高达32%。

(6)许多调查表明，当前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严重。据两大城市对学龄前独生子女的调查，心理变态率超过50%。患孤独症的儿童，约有50万人，并以每年千分之几的速度增加。打骂体罚儿童，不仅给他们带来皮肉之苦，还会带来精神创伤，严重地影响了儿童的身心健康；因为对于心灵的伤害，远比皮肉的痛苦，更加刻骨铭心，还有什么舔犊之情可言？

把体育放在首位，并非成天都要孩子去搞体育和游戏活动。它的本质涵义是要把孩子的健康放在首位。它不仅要求孩子能成活，保证孩子有强壮的体魄，而且还要保证孩子有一个健康、聪慧的大脑和健康的心理、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

WHO（世界卫生组织）在新近制定的世界保健大中，对健康下了这样的定义：“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而且应包括体格、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全面发展。”

世界卫生组织又指出：“如果家长和儿童能重视自我保健，采用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合理的饮食结构，全世界可望减少1/3儿童疾病的发生。”为此，家长应给孩子合理安排好一日三餐，保证孩子有良好、充足的睡眠，孩子年龄越小，越需要更多的睡眠时间。良好的睡眠有三大功能：有利于生长发育，22点至凌晨1点是生长激素分泌的最高峰，但必须在熟睡后1小时才能进入高峰期；加强新陈代谢过程，有利于消除疲劳；有利于开发智力潜能，提高学习效果。据统计，7岁的小学生，每天少于8小时睡眠者，有60%的人跟不上班，39%的人勉强达到班上平均分数线，没有一个人名列前茅。

早期教育论文篇5

2．家庭早期的价值观培育是公民获得价值观启蒙的第一个主阵地孩童时期是孩子学习的最佳黄金时期，家庭早期的价值观培育是公民获得价值观启蒙的第一个主阵地。日本学者木村久一曾提出过儿童的可能能力递减法则，他说:“生来具备一百度可能能力的儿童，如果从一生下来就给他进行理想的教育，那么就可能成为具备一百度能力的成人。如果从五岁开始教育的话，教育再好，也只能达到具备六十度能力的成人。到十五岁时教育就会剩下四十度。”［2］242印度“狼孩”卡玛拉的学习案例有力的证明了越早接收早期教育、越早受到早期价值启蒙越好。

3．家庭早期的价值观培育决定孩子未来的人生发展方向和社会的发展较之宗教对西方人的思想、行为甚至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人则更多地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家庭早期的价值观培育决定孩子未来的人生发展方向。孟子讲“国之本在家”，黑格尔认为中国“终古无变的宪法的‘精神’，就是‘家庭的精神’”［3］113。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庭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人重视家庭，对家庭怀着宗教般的情感，犹如西方人信奉上帝”［4］18。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指出，家庭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可见，综合了家庭成员之间思想的、感情的、经济的、文化的和道德的诸方面因素的家庭对中国孩子成长至关重要。幼童时期，正是幼儿及儿童个性形成的重要时期。他们的可塑性大，容易接受正、负方面的影响，家庭早期的价值观培育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决定孩子未来的人生发展方向，由此，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后备军的孩子也决定了国家的前途与未来，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二、家庭早期教育中公民价值观培育存在的问题

(一)从家长与公民价值观的关系而言，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部分家长(如隔代教育)不了解价值观为何物，不知道“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也不知道价值观形成规律，无从谈起对幼儿及儿童的价值观教育。二是一部分家长虽然了解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但不认可，将自己认为正确的价值观传递给孩子。在目前的社会变革期，部分家长在价值观上产生了困惑，诚实正直还是投机取巧，宽容友善还是以直抱怨?他们既希望孩子诚实正直、宽容友善，又害怕孩子长大后吃亏上当、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因此，不自觉地给孩子灌输“不与陌生人说话”“资源有限，竞争无限”等价值观。更有甚者，自己的价值观已完全沦落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自由等，仍振振有词的灌输给孩子。三是一部分家长虽然了解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也认可，但重视智育教育而忽视价值观教育。在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长期熏陶下，部分家长望子成龙心切，认为不能让孩子输在第一起跑线上，比较注重培养孩子的智力方面，而对成长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非智力方面，如价值观、人格等方面重视度不够。

(二)从家长的教育方式来看，存在三种错误的教养方式

一是溺爱型。这种家庭教养方式指家长对孩子娇生惯养、千依百顺、无条件的满足孩子的一切要求。这种方式易导致孩子以自我为中心，形成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二是放任型。这种家庭教养方式指家长由于一定的原因(或工作繁忙，无暇顾及或因无意识教育孩子)，对孩子的教育放任自流，不管不问。这种方式易导致孩子散漫，冷漠，长大后很难形成友善等价值观。三是权威型。这种家庭教养方式指家长将孩子看作私有财产，认为教育孩子是私人的事，全凭自己的意志教育孩子。这种方式容易出现“不打不成材”“虎妈”“狼爸”等现象，易使孩子敌视他人，仇视社会。

(三)家庭早期教育中公民价值观的错误培育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如果要对以上的错误教养方式进行总结，可以将“家长要求孩子采取某种行动或者要求孩子听话”归纳为以下的教养逻辑:一是简单的说理;二是在说不通的前提下，权威地单方面下命令下指示;三是仍然说不通则是告诫、警告、恐吓或引诱;四是也即最后一步是歇斯底里的打骂等惩罚，如面壁，关小屋子，或拳脚相加等。错误的教养方式对幼儿及儿童公民价值观的培育负作用相当大。在此，简单列举两种具体的方式加以说明。第一，在权威型教养方式中，如果孩子不听话就以编恐怖故事的方法对之进行连哄带骗的警告恐吓。这种教育方式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不易产生诚信感，家长不是将孩子作为平等的主体尊重他，不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是连哄带骗，在其幼小的心灵播下了不诚信的种子，如果以后不及时矫正，那么孩子长大后自然会产生一种撒谎心理，离公民价值准则之“诚信”渐行渐远。第二，在溺爱型教养方式中，如果孩子不小心头部撞倒了桌子等哇哇大哭，家长习惯性的安慰，“我们打这个桌子，是它不乖，该打该打，不哭了啊……”这种教育方式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不易产生友善感，家长的这一举动不是让孩子查找被撞的原因，而是把责任推给别人、别物。别人、别物如果有对不起地方，那么一定要“讨回个公道”，在其幼小的心灵播下了怨气的种子，如果以后不及时矫正，那么孩子长大后自然会产生一种报复心理，与公民价值准则之“友善”相去甚远。

三、家庭早期教育中公民价值观培育的观念和原则

(一)家长要形成正确的“三观”

家庭早期公民价值观培育，对个人、社会、国家均至关重要。但家长、学校、社会、乃至政府对之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家长自身。因而，政府、社会、社区等有义务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如加强立法，加大家庭早期价值培育重要性宣传，形成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家长培训支持体系等，帮助家长形成正确的三观，指导家长正确实施家庭早期公民价值观培育。

1．正确的孩子观。孩子不是家长的私有财产，孩子是逐渐成熟的具有一定依赖性的相对独立主体，具有平等的人格。家长应站在孩子的角度认识孩子、理解孩子、尊重孩子，重视他们的心理、生理发展特点和各个年龄段的成长规律。

早期教育论文篇6

教育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的教育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所达到的一种较高水平状态，是传统教育在现代社会的现实转化，是包括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在内的教育整体转换运动。近十年来，随着学界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的深入。研究的视角也逐渐关注到中国教育的早期现代化，现就近十年来对该问题的研究状况作总体评述。

就论文而言，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张平海与吕玉才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教育现代化与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特点》，2001年张平海发表博士论文《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以来，专门论述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论文有30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既有宏观的整体描述，又有微观的区域研究和个体研究，下面简要介绍一些主要的观点。

一、对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宏观研究

要研究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进程，首先必须解决中国近代教育史的历史分期问题。

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开端问题，学者们大体上存在两种意见。有些学者，如田正平、王列盈、张平海等将“洋务学堂的兴办”作为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起点，以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成立为开端，认为洋务学堂的创办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起步阶段。而有些学者，如杨东平、王建华、瞿海东则认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生长，始于清末新政时“废科举、设学堂”，以1904年建立第一个现代学制“癸卯学制”为标志。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异，是因为不同的教育现代化评价指标。王金霞、赵丹心认为分期问题是对事物发展历程的一种概括和揭示，教育早期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现象，需要进行分期研究。教育早期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构成有民主化、制度化、科学化、世俗化四个方面，依据不同的指标就会得到不同的分期结果。因此，以“洋务学堂”作为现代化教育起点的，是以科学化为衡量指标。田正平在《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中以“京师同文馆”增添天文、算学馆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就是按照科学化的标准，以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及部分社会科学正式进入学校课程设置作为衡量指标。而以清末新政的“癸卯学制”作为起点的，则是以民主化、制度化为分期指标。

而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教育思想的更新是教育现代化实现的前提，教育体制的不断完善是教育现代化逐步实现的保证，正确处理中西文化之间的矛盾是实现教育内容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张平海的总结对于今天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建设有现实借鉴作用。

二、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微观研究

从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不是一个整体推进的过程，而是参差不齐的。有的省区走在了教育现代化的前列，有的省区则远远落在了后面。如果要客观地把握中国的教育现代化进程，就要分区域、分个体进行研究。

河北省(直隶)是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表现最为突出、成效最为显著的区域之一。王金霞在充分吸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泛搜集晚清、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地方史志等资料，多角度地展示了河北早期现代化教育体系的萌生、构建与推进的曲折过程，总结了河北教育早期现代化的特征与模式及其对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作用与地位。

要全面反映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就不能忽略对这个过程中“基础”层面的变革。20世纪初，科举制度的停废使现代教育制度在乡村获得很大发展，李自华以江西桂桥小学为例，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分析它的办学经验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启示意义，提出应重视民办教育在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郝锦花、田正平则关注到乡村的新学教育始终处于及其窘困的境地，以考察民国时期乡村小学教员的收入反映乡村新式教育事业的举步维艰。此外，田正平还关注到乡村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受挫与新旧教育的冲突有密切的关系。从科举停废以来，乡村中出现了毁学风潮，这是群体性破坏新式教育的暴力行为。新旧教育的冲突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直困扰着中国的乡村教育，使其教育现代化进程步履蹒跚。

教育改革中，一些具有开明思想的官吏或绅士起了重要的作用。不少学者从人物与教育早期现代化这个角度进行研究。王建华、翟海涛通过对托忒克·端方的教育改革主张和具体措施的分析，探讨端方在清末教育改革中的作用和地位，充分肯定了他在晚清教育现代化中的作用。张倩则探讨和梳理了张百熙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影响和地位，从近代学制、近代高等教育、近代师范教育、近代教育行政等方面阐述了张百熙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推进作用及历史地位，同时也指出其教育实践和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三、问题与不足

综上所述，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研究取得了相当成绩，还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专题论文。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既有对全局的考量，又有对区域个体的探讨。在研究方法上。比较注重多学科的交叉运用。这些无疑都拓宽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毋庸讳言，对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研究由于起步较晚，尚待拓展的空间还很大，并且当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从整体上看，研究的成果尚嫌不足，论文不过几十篇，而专门论著更寥寥无几。相对于现代化其他的研究领域，可以说进展已有些滞后。这需更多研究教育早期者的关注，也有待于一些相关研究机构的大力推动。

其次，就研究深度来说，现象层面的描述远远多于理论层面的分析。宏观的泛泛而论更重于微观的精细研究。多年来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制度演变、理论传人、各种教育思潮以及教育家的思想和活动等几大板块。这些内容固然非常重要，但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

最后，上述研究更多地体现了统治层面与精英层面的活动，而平民层面和基础层面的变革和实践却很少得到反映。教育现代化如果没有基础层面的变革，没有广大民众的参与，就很难真正实现。笔者认为，从基础层面这个角度加大对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研究，意义更加重大。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问题研究，应把研究视角更多地放在普通民众教育观念变革和教育实践活动领域，注重个案研究和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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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教育论文篇7

一、引言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国家阅读委员会（National Reading Committee）针对当时20%――40%的小学一年级学生因为不会阅读而产生学习障碍的问题提出了“阅读准备”（Dyslexia）的观点。由此便引发了对早期阅读价值问题的争论，“一些教育家认为，如果大脑没有在适当的时候受到刺激，有些东西就会永远丧失。而持不同意见的一些教育家认为，学前儿童的生理和心理尚未成熟，一般很难有效地学习和阅读；人为的加速儿童的发展，是一种强制性的早期学习，忽视学前儿童和学前教育的特点，不利于儿童个性的和谐发展。”（顾明远，1998）

近年来，早期阅读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理论之一，《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2002）也明确的把幼儿早期阅读方面的要求纳入了语言教育的目标体系，提出要“培养幼儿对生活中常见的简单标记和文字符号感兴趣；利用图书、绘画和其他多种方式，引发幼儿对书籍、阅读和书写的兴趣，培养前阅读和前书写技能。”不可否认的是，与国外相关研究相比，国内关于早期阅读研究起步较晚，并在早期阅读能力的理解上存在较大差异，在早期阅读能力的影响因素方面研究较少，尤其是国外已有大量研究成果的家庭读写环境与早期阅读能力的相关研究，国内更是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对我国既有研究进行梳理、反思、展望。

二、概念界定

（一）阅读

《教育大辞典》对“阅读”定义是：“阅读时一种从印的或写的语言符号中取得意义的心理过程。”“阅读也是一种基本的智力技能，这种技能是取得学业成功的先决条件，它是由一系列的过程和行为构成的总和。”（顾明远，1998）美国早期阅读委员会认为，阅读可以定义为：以理解为目的，运用书面拼音知识和口语语音知识，从印刷文字中获取意义的过程。（凯瑟琳・斯诺，2006）

（二）早期阅读

《教育大辞典（下）》中指出：早期阅读（early reading）是儿童1岁半以后即开始的阅读。主要由成人将儿童读物中的内容读给幼儿听，儿童识字后，进入自己阅读。

《中国教师新百科・幼儿教育卷》指出，早期阅读是学前幼儿接触、学习书面语言的活动。相对于学习口头语而言，早期阅读是幼儿开始接触书面语言的表现，早期阅读应当包括一切与书面语言学习有关的内容。

三、我国既有早期阅读研究主要内容的梳理

（一）关于早期阅读教育存在的问题研究

早期阅读的内涵特点、价值以及早期阅读能力的构成是早期阅读研究和早期阅读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正确的开展早期阅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最早的相关文章是由周兢、程晓樵1995年撰写的，在以后的一些文献当中（黄晓娟，2002；周兢，2002、2005；张明红，2000、2005；余珍有，2005、2006、2008），研究者基本上对早期阅读的价值问题达成了共识。早期阅读核心能力的研究却不容乐观，只有少数介绍国外研究成果的文章以及周兢所提出的三种主要核心能力的理论建构。

2001年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第一次明确的把早期阅读教育纳入幼儿园语言教育的目标体系，为早期阅读教育的研究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但是，由于早期阅读教育的理论体系总体上滞后于教育实践，有关早期阅读教育的一些问题，迄今为止尚未在幼教界形成共识，导致实践层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根据近几年来对早期阅读教育的思考，早期阅读教育中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刘先芳，2007）认为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

1.目标单一、片面

很多家长和老师在对早期阅读的理解上有些偏颇，过于强调认知，把阅读当成一中获取知识的手段。甚至很多人直接把早期识字等同于早期阅读，使得早期阅读的目标人为的被缩水。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识字，有集中识字的现象，使幼儿的注意力只在汉字上；过分强调认知，过早的让幼儿把阅读当做一种获取知识的手段。

2教学方法不当

在早期阅读教学中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一是片面强调记忆，以幼儿会复述故事为主要目的；而是强调材料中的文字信息传达给幼儿，以识字代替阅读；三是忽视了幼儿自主阅读习惯、阅读兴趣、能力的培养。如取书、收书、翻书的基本常规；听读、朗读、跟读、欣赏的基本能力；握笔、坐姿的一般常规等都是在幼儿阶段应该形成的，对幼儿今后成为有效地阅读者、流畅的阅读者有很大的帮助。

3.阅读的环境比较缺乏

“让孩子成为读书人，让社会充满书香。”这无疑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是目前大多数社区、家庭还没有形成有利于读书的环境和习惯，对幼儿的阅读获得缺乏科学指导，幼儿缺乏良好的阅读氛围的熏陶，缺乏适宜的阅读环境。文雅有序、温馨人文的高质量的阅读环境，在目前幼儿园的环境创设中体现的较少。（刘先芳，2007）

（二） 关于早期阅读教育价值与意义的研究

我国学者对早期阅读中一些重要的维度进行剖析，如早期阅读的意义、价值等。周兢在1996年就提出幼儿园早期阅读教育“可以帮助幼儿获得最佳的早期阅读效果，幼儿在集体环境中与教师、同伴分享阅读的快乐，从而提高他们参与阅读的积极性。”也有学者从幼儿发展角度认为早期阅读在丰富幼儿应有的词汇，提高语言理解能力、思维的发展，密切亲密关系、师幼关系和同伴关系，在幼儿情绪与社会性发展等方面有显著的作用（张明红，2000）。

1.从语言发展的角度

有学者指出早期阅读核心价值是引导儿童从理解和运用日常用语，向理解和掌握科学的语言发展，并以此理解文本内容所蕴含的人类智慧（章红，2009）。

2.从儿童发展的角度

幼儿早期阅读可以扩大幼儿生活、学习的范围；建立初步的“读写”自信心；提高儿童的自我调适能力；享受分享阅读的兴趣等（余珍有、周兢，2003）。有学者在肯定上述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幼儿早期阅读是积极刺激智力发展的一剂良药，有利于开发右脑的潜力，阅读可以丰富幼儿的经验，增添幼儿的生活感受，促进幼儿的社会性发展，阅读能力是学习的基础，是幼儿为入小学做准备的重要方面；良好的阅读习惯会陪伴和影响整个求学过程，使儿童终身受益（祝士媛，2007）。

（三）关于早期阅读教育策略的研究

培养儿童基本阅读能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在日常生活中利用一定的指导策略，可以有效地提高阅读的识记效果，增强儿童阅读理解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有效地促进儿童阅读能力的形成，促使儿童尽早从亲子阅读、分享阅读向自主阅读过渡（杨玲，2010）。

解决早期阅读教育问题的有效策略包括：

1.完善早期教育的目标体系

早期阅读的主要目标是兴趣的培养，因此阅读的范围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文本材料，还应该包括图画、标识标记。除此之外，通过早期阅读还能帮助幼儿积累一系列社会文化方面的经验；；促进儿童人际交往和认识世界，形成健全的人格；促进儿童的认知发展，成为流畅的阅读者等。因此，幼教工作者有必要对现有的阅读教育目标做一些理性的分析，不管教师们使用哪一套教材，都要结合幼儿的实际情况对阅读目标做出适当的调整。

2.提供新鲜、优秀的的文学作品

鲁迅先生就特别强调“给儿童提供有价值有味道的文学作品”，虽然目前还没有量化的衡量标准，到底应该给幼儿提供怎样的文学作品才能算是优秀的、有价值的、有味道的。但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1）注重幼儿的生活体验，反映儿童的真实感受；（2）注重嘴贫的趣味性、戏剧性；（3）注重作品的新颖性；（4）注重作品的艺术性、文学性。

四、对我国既有早期阅读研究的反思

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幼儿早期阅读研究的发展在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呈现出一些总体特征，对幼儿早期阅读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有不少值得借鉴或反思的地方。

（一）研究还需得到重视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早期阅读教育在我国幼教领域轰轰烈烈的展开，时间的发展催生了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早期阅读研究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主要表现在早期阅读研究文章的数量逐渐上升，参与研究的人员不断增多，由最开始以理论工作者为主体，到现在不断扩大的研究队伍。在分析文献的基础上可以看出，研究主体还较缺少经营行政部门的参与，且一线教师的研究还主要停留在早期阅读教学经验的分享阶段。

（二）研究内容亟需扩展

目前关于早期阅读的研究涉及到早期阅读的本质、功能机对儿童个体发展的价值；关心学前儿童早期阅读核心能力的培养，早期阅读环境的创设和阅读材料的选择与运用，早期阅读的方法和途径等。有资料显示，其中有关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培养儿童良好的阅读习惯与能力的方面的经验总结类研究较多。总体表现在不断深入，但内容的广度还不够，同时可以发现关于本土化的研究较少，研究者多从一般意义上谈论早期阅读教育，而缺乏结合当地实际的研究。

（三）研究方法有待多样化

幼儿早期阅读的结构、过程、环节的多层次性决定了早期阅读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因此，研究者旨在通过方法引进、丰富早期阅读研究的思维方式，来更新早期阅读观念，开拓早期阅读研究的领域。近几年，我国早期阅读研究的发展开始尝试用教育学、心理学、个案研究等方法进行研究，其中以华中师范大学周兢为代表，开始将国外脑科学与眼动技术引入，但总体上来说，我国早期阅读在研究方法上还处在不断尝试和创新的阶段，开始摆脱以往以经验描述为主的研究范式，逐渐形成我国早期阅读研究系统的研究范式。

近几年对早期阅读研究的不断深化和拓展，使得人们得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一定的思考，并取得了不少成果。尽管我国幼儿早期阅读的研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我们也可以明确未来我们的早期阅读研究必然会与具体的教学实践更加紧密的相结合，并以促进幼儿早期阅读理论的系统化，教学实践的合理化和务实化为最终追求。

参考文献：

[1][5]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下[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1978.

[2][13]张明红.关于早期阅读的几点思索[J].学前教育研究，2000.

[3][10][16]周兢.早期阅读发展与教育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6]凯瑟琳・斯诺.预防阅读困难：早期阅读教育策略[M].胡美华等译.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序言.

[4]教育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7]张必隐.阅读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8]张明红.从信息加工心理学的理论看早期阅读的教学策略[J].学前教育研究，2005.

早期教育论文篇8

刘沛

   内容提要：本文矫正了有关儿童早期发展的“无知论”观念，提出婴幼儿的认知过程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学习世界的观点。这种学习的形式，存在于婴幼儿内在固有的美妙的非文本结构之中，并通过系统的动作学习和游戏实现学习的目的和过程。理解早期学习的性质、体系、形式和过程，是音乐教育年龄下移，树立早期音乐经验信仰和赋予儿童早期音乐经验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早期教育；学习理论；游戏理论；早期音乐经验

    内容类别：音乐教育

 

               雄心勃勃的学习世界——对婴幼儿

        

“无知论”的矫正

    随着一个新生儿的诞生，成人社会便把自己的理想和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实现这种寄托的道路，是教育。

    然而，早期教育的重要依据，有赖于对儿童早期状态和潜能的认识。儿童早期成长过程，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学习世界，还是一个混沌无序的无知世界，是教育界对早期儿童受教育起点的根本观点。它强烈地左右着早期教育过程的一切因素，当然，也左右着早期音乐教育的信念和策略。

    遗憾的是，近年来教育史上的一些巨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似乎多数持“悲观”的态度。

    夸美纽斯的《母育学校》对婴儿的观察是：“新生儿的自然知识是吃、喝、睡。”

    洛克在《教育漫话》中的“白板说”是这样描述的：“心如白纸，没有标记，没有观念。”

早期教育论文篇9

国务院妇儿工委副主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晴宜在报告中对儿童教育、保育工作者和全社会提出要求：“一要进一步加大对儿童早期发展的科学研究。要大力加强多领域、多学科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共同研究探索儿童早期发展的规律，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科学依据。二要进一步加大对儿童早期发展的投入。国家对儿童早期发展的投人，可以节省成年以后用于补偿教育、医疗保健、康复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费用。目前我国对儿童早期发展总体上投入还不足。有待进一步采取各种措施。三要进一步加大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宣传和培训。要针对儿童工作者、儿童家长的需求，进行广泛的宣传和培训，更好地为儿童发展服务。四要进一步发挥各级妇儿工委的统筹协调作用，积极开展跨部门行动，动员有关部门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儿童早期发展工作。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韦钰长期关注儿童早期发展，她自2001年开始主持了一项在5-12岁儿童中进行探究式科学教育的实验研究。她在本次论坛上作了题为《七年“做中学”科学教育实验给我们的启示》的主题报告。加拿大高级研究所J・Fraser・Mustard博士应邀作了《早期儿童和脑的发展，以及终生健康(体格的和精神的)、学习和行为的发展轨迹》学术报告，世界银行专家Mary・Emmg・Young博士也应邀作了《早期儿童发展的政策和计划：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第一步》学术报告。

在19日的大会上。华东师大教授李季湄、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张民生、北京师大教授冯晓霞、卫生部妇幼保健和社会卫生司副巡视员张德英、中国预防医学会儿保分会主任委员朱宗涵、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原院长陈春明、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部长邓丽、北京师大副校长董奇、上海浦东新区妇联副主席王小君、中科院心理所发展与教育心理研究室副主任朱莉琪、教育部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重点实验室教授郑文明分别作了报告。

20日，大会分成两个论坛。在中国预防医学会儿保分会承办的“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分论坛上作学术报告的专家有：上海市教委主任沈晓明、北京市卫生局常务副局长梁万年、首都儿科研究所研究员戴耀华等：在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承办的“促进早期教育的科学化、大众化――研究、决策、实践”分论坛上作学术报告的有：中央教科所研究员王化敏、北京师大副教授曾晓东、南京师大教授虞永平等。

早期教育论文篇10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阅读已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的最佳伴侣。阅读对于一个社会人来说，不仅可以让人们明白更多的道理，也能使人成为一个对他人、对社会有用的人。针对现在愈加突出的儿童阅读障碍问题，笔者通过多年的实践教学经历对幼儿园早期阅读活动现状进行了仔细的观察研究，发现幼儿园早期阅读活动的开展仍然有很多不足之处。笔者针对这些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影响因素，然后就如何加强幼儿园早期阅读活动的开展情况，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一）研究背景

1. 2001年，《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第二部分中的教育内容与要求方面对语言领域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与要求，而早期阅读活动作为重点首次被单独提出，引发了社会对早期阅读的强烈关注，其中，提出了培养幼儿对于生活中常见的简单标记和文字符合的兴趣以及引导幼儿接触优秀的文学作品，引发幼儿对书籍、阅读和书写的兴趣，培养学前阅读和学前书写技能等要求。[1]

2. 2010年，《3―6岁儿童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的出台更是为早期阅读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指南》中对于语言领域的阅读与书写准备方面明确提出了喜欢新故事、看图书、具有初步的阅读理解能力等三个目标。早期阅读作为家长、老师与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对幼儿语言领域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1. 研究目的。（1）对影响幼儿早期阅读教育活动的因素进行研究。（2）提出解决的有效对策。

2. 研究意义。（1）理论意义：学前儿童早期阅读活动是促进学前儿童语言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促进学前儿童语言学习具有重要价值。（2）实际意义：学前儿童早期阅读活动不仅可以在集体阅读的氛围中增强儿童对阅读活动的兴趣和爱好，还能够培养儿童对书面语言的爱好，增强对文字符号的敏感性，促进儿童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1. 国外学者的研究。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外已经有关于学前儿童早期阅读方面的研究。美国学者在对六岁幼儿的阅读研究中发现，阅读能力较高的幼儿，一般来说其求知欲也相对较强。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外研究学者开始表现出对早期阅读研究的极大兴趣，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研究学者们开始通过理性的研究数据来验证前人的假设。最初研究者们发现：幼儿的早期阅读和书写行为没有发生在一个相对的时间内，也不是只有接受正统的教育后才会发生，幼儿通常在口头语言表达的同时，对书面语言激发了兴趣和需要，在生活中就发生了早期的读写行为。[2]这表明了早期阅读的必要性以及研究的可行性。

2. 国内学者的研究。目前就笔者所收集参考的文献资料来看，近十年来，我国学者对于早期阅读的理论研究方面愈加重视。包括幼儿园早期阅读活动中的阅读材料、幼儿园早期阅读活动中的环境创设、幼儿园早期阅读活动中的教师参与等等方面，都有相对成熟的理论研究。

如张明红从信息加工学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拓展研究，提出了教师指导幼儿阅读的精加工策略、组织策略以及认知策略。[3]这不仅指出了交换式参与指导幼儿早期阅读的实践方法，并且将信息加工学理论与早期阅读相结合。

梁洁纹（2009）提出了在图画书阅读活动中教师指导幼儿阅读的具体方法，“引导幼儿观察书中的画面片段，将书中画面情节对幼儿进行引导，使幼儿戴着真感情投入到画面意境中。”[4]王文静在从教师自身出发影响幼儿早期阅读的因素研究中表明，教师不仅需要对课程有着比较大量的了解和认识，还要熟练掌握教育学和心理学才能帮助幼儿进行有效的阅读。[5]

郑蓓丰和陆秋红研究发现影响幼儿早期阅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阅读环境的创设。[6]许晓蓉（2008）也提出了三类创设合适阅读环境的方法，即制作阅读墙，开展自主阅读区，创设亲子图书室。[7]

二、影响幼儿园早期阅读教育活动开展的因素

1. 影响幼儿园早期阅读环境创设的因素。第一，教师的文化教育程度对幼儿园的环境创设有着很大的影响，笔者通过观察与访谈发现幼儿园教师对于早期阅读活动的认识大多只停留在表层，对环境创设的重视程度不够，可供发挥的余地较少。第二，幼儿园的物质资源也对早期阅读活动的环境创设有着潜在的影响。幼儿园应该根据园内的实际情况为幼儿创设适宜的早期阅读环境。

2. 影响幼儿园早期阅读材料的选择与投放情况的因素。以笔者所在的幼儿园为例，物质材料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对早期阅读活动材料的投放力度不够，这就影响了早期阅读材料的丰富性；幼儿园早期阅读活动的开展形式丰富多样，这就决定了选择合适的早期阅读材料的重要性，幼儿对于阅读材料的选择更倾向于绘本、童话、童谣等。

3. 影响幼儿园教师对幼儿早期阅读指导的因素。第一，幼儿园对园内教师的培训影响着教师的教育观念。笔者通过访谈发现，很多幼儿园内对于教师的培训力度不够强，并且形式化过重，且教师对培训的认知不足，培训的实际效果并不如预期。第二，教师的教育观念影响着教师对于幼儿早期阅读的指导，幼儿园内的教师能够认识到早期阅读的重要性，但由于教师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对早期阅读的指导情况也因此不同。

4. 影响幼儿在早期阅读活动中表现情况的因素。第一，笔者通过观察发现，教师在早期阅读活动中对幼儿的态度和指导，对幼儿在早期阅读活动中的表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二，幼儿园早期阅读的坏境与材料的选择投放情况也影响着幼儿的早期阅读表现。第三，由于幼儿存在身心发展方面的个体差异性，每个幼儿对阅读材料的选择以及阅读态度都是不同的。

5. 影响家长重视参与程度的因素。家长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婚姻情况以及家庭收入都对幼儿在早期阅读活动中的表现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由于父母对孩子教育观念的差别、祖辈对幼儿的过度溺爱导致了家庭内部对幼儿早期阅读教育观念的矛盾。

三、研究的对策

（一）创设和谐的早期阅读活动环境

和谐的早期阅读活动环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幼儿创设良好的物质环境，二是为幼儿创设良好的心理环境。在物质环境方面，对于阅读角、阅读墙的设计，教师既可以根据幼儿园本月的主题活动来设计，也可以邀请家长和幼儿一起共同设计，这样不仅可以丰富阅读角、阅读墙的设计内容，还可以让家长和幼儿一起参与到早期阅读活动中来，大大提高了幼儿对早期阅读活动的兴趣。

（二）提供丰富且合适的早期阅读材料

第一，幼儿园应该将园内的物质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为早期阅读活动的开展提供丰富多样的阅读材料，加大对早期阅读方面的投入力度。第二，早期阅读材料的选择应该要符合幼儿的年龄发展特点，针对大、中、小班幼儿不同的年龄特点，为幼儿选取合适的早期阅读材料。第三，幼儿园早期阅读材料的选择应尽可能贴近幼儿的生活经验，这样教师在对幼儿进行指导时可以更加具有启发性的引导，并且将问题拓展深度，促进幼儿阅读思维的形成。

（三）提高教师指导幼儿早期阅读活动的能力

第一，幼儿园应该加强对教师早期阅读指导能力方面的培训，请一些优秀的专家学者在园内开展讲座，为教师们答疑解惑，并避免培训的形式化、流程化。第二，教师自己应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文化修养，在对幼儿的早期阅读进行指导时，能够倾听每一位幼儿遇到的问题并协助幼儿解决，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用正确的态度对待园内的培训。第三，教师应努力开展多种形式的早期阅读活动，包括阅读区教育活动、亲子阅读活动和集体阅读活动等等，教师在开展早期阅读活动时，应尽可能地将多种形式的阅读活动整合到一起，这样可以更加提高孩子们的阅读兴趣。

（四）培养幼儿良好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态度

幼儿良好阅读习惯的形成对他们的一生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第一，教师应该重视对幼儿良好阅读习惯的培养。第二，注重培养幼儿与同伴的阅读分享和交流，当孩子们因为争夺同一本书而产生矛盾时，怎样引导幼儿学会分享至关重要。第三，每个幼儿的身心发展都存在个体差异性，在幼儿早期阅读活动中，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应耐心细致地观察幼儿在早期阅读活动中的行为表现，对每一位幼儿给予适合恰当的指导。

（五）加强家园合作

第一，针对有些家长对于早期阅读教育观念的偏差，幼儿园可以请幼教专家学者们为家长开展早期阅读教育的讲座，提高家长的认识水平。第二，幼儿早期阅读水平的发展，离不开良好家庭氛围的熏陶，家长们在平时的家庭生活中要为幼儿树立良好阅读榜样和正确阅读方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三，幼儿园设立早期阅读活动的家长开放日，在开放日的学习中，家长可以近距离地观察了解自己孩子在早期阅读活动中的表现，发现孩子的优点和缺点，并能直接有效地与老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谈话，这样既可以提高家长参与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也能够加强家长与园方的交流，实现共同促进幼儿早期阅读的发展与提高。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解读[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2] 周兢. 论早期阅读教育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J]. 学前教育研究，2005（1）.

[3] 张明红. 从信息加工心理学的理论看早期阅读的教学策略[J]. 学前教育研究，2005（1）：23-30.

[4] 梁洁纹. 幼儿图画书阅读活动的指导策略[J]. 教育导刊（幼儿教育），2009（5）：21-23.

早期教育论文篇11

什么是早期儿童音乐教育？通过梳理早期儿童音乐教育的研究文献，我们发现：人们普遍把早期儿童音乐教育仅仅作为一个日常生活用词在使用，并没有对其进行科学的界定。人们把早期儿童的音乐教育，与学校音乐教育混为一谈了，在实践中也没有加以区别。

笔者综合分析后认为，早期儿童音乐教育应该把握好早期儿童和音乐教育这两个词的内涵。早期儿童音乐教育虽然属于音乐教育的一个分支，但是其并非普遍意义上的音乐教育，早期儿童音乐教育有其独特性。

一、早期儿童的身心特点决定了其音乐教育的独特价值取向

理论上分析，0～6岁学龄前儿童的音乐教育应该是广义的，本文认为应该包括幼儿园音乐教育、社会音乐教育以及家庭音乐等，但具体的学习目的、内容与普遍意义上的音乐教育略有差别，关键是由早期儿童的特点决定的，因为建立在年龄基础上的早期儿童的生理、心理的特点决定了他们的身体活动能力、音乐学习能力、音乐理解能力的局限性。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阐述了早期儿童的身心特点。皮亚杰认为人类是通过认知来有效适应环境的，人类的思维以表征行为和动作的图式进行组织，通过同化和顺应的交互作用，使个体得到发展。因此，皮亚杰将儿童的认知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感觉运动阶段（0～2岁）、前运算阶段（2～7岁）、具体运算阶段（7～11岁）和形式运算阶段（11～15岁）。早期儿童主要包含在前两个阶段。

感觉运动阶段儿童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各种感官和肢体动作感知外部世界。音乐是一门听觉的艺术，音乐的学习首先从聆听音乐入手。因此我们必须为儿童提供丰富多样的音响环境，这包括他们的歌声、器乐声及生活中的各种声音，以便儿童积累初步的音乐听觉经验。

前运算阶段儿童主要特点是伴随语言发展，储存了各种表象，可以用符号进行思维，促进了想象的发展；以直觉思维为主，没有建立守恒，儿童跟周围世界的相互作用仍以感官为主。因此，同样要为儿童提供丰富多样的音乐，引导儿童辨别各种音乐要素的差别，同时辅以可操作的玩教具（打击乐器、节奏图谱等），便于儿童多感官通道参与学习音乐。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早期儿童仍然处于感官学习的阶段，因此其音乐教育也要以刺激感官为主，丰富他们的音乐感性经验；并且充分利用身体动作与音乐之间的密切关系，将身体动作和音乐有效结合进行音乐教育。

美国音乐教育家雷默说：“如果一个人想胜任自己的专业，如果一个人的专业要在整体上卓有成效，那么某种哲学――即有关该专业的本质和价值的整套基本信念――则是需要的。”①因为“一种音乐教育的哲学为我们的专业生活提供了基础，既解释了其作为一个领域的价值，也指导着我们的行动”②。音乐教育哲学可以说是对音乐教育的看法或者说是音乐教育的观念，一般包括对于音乐教育的本质、目的、价值和方法的看法。当前主流的音乐教育哲学是雷默的音乐教育审美哲学和埃里奥特的关注音乐实践的音乐教育哲学两种。雷默强调音乐教育以“审美教育为核心”，而埃里奥特则反对雷默的观点，认为其割裂了感知与创作的联系，提出音乐是一个多样化的人类实践，强调音乐教育的实践，主要探讨聆听、表演和音乐表演本质间的关系。

作为音乐教育分支的早期儿童音乐教育，我们无法完全抛开这两种哲学的争论，但正如埃里奥特本人所说的“没有绝对正确的音乐教育哲学”。那么，早期儿童音乐教育的价值取向应该何去何从？早期儿童的特点可以指引我们选择合适的哲学观。美是必然存在于音乐教育中的，我们不可否认审美是早期儿童音乐教育的终极目标，但面对倾向于用感官和肢体动作来认识周围世界的儿童我们也不排斥实践。2012年教育部制定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就是最好的证明，其中关于艺术领域是这样说明的：“每个幼儿心里都有一颗美的种子。幼儿艺术领域学习的关键在于充分创造条件和机会，在大自然和社会文化生活中萌发幼儿对美的感受和体验，丰富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引导幼儿学会用心灵去感受和发现美，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和创造美。”③

二、早期儿童音乐教育的独特性

早期儿童音乐教育的独特价值取向，决定了早起儿童音乐教育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早期儿童音乐教育目的的独特性

美国音乐教育家EdwinE.Gordon在其著作《AMusicLearning Theory for New bornand Young Children》中强调，音乐启蒙教育要早，最好从0岁开始，他通过对18个月前儿童的音乐教育研究，他坚信音乐学习是有关键期的，除非在5岁前在家庭或者幼儿园建立音乐学习的基础，否则后续将无法弥补。

蒙台梭利强调幼儿的音乐教育是启蒙教育。因此，我们必须及早对早期儿童进行音乐教育。我们一直强调的早期儿童音乐教育也并非为了把早期儿童塑造成为专业的音乐家，而是希望播下“音乐的种子”，为早期儿童奠定初步的音乐学习的基础，激发学习音乐的兴趣，不断提升他们音乐欣赏和创造力。

（二）早期儿童音乐教育内容与形式的独特性

音乐作为一门听觉的、情感的艺术，我们相信音乐学习必然是由音乐感受与体验开始的，这是早期儿童进入音乐的必经之路。因此，基于早期儿童的身心特点，为其提供丰富他们的音乐感受和体验，科学合理地引导他们正确理解音乐。从而提高早期儿童的音乐感受力、表现力和创造力。据此，我们认为应从以下方面进行音乐教育。

1.营造音乐感受与体验的环境

早期儿童的发展不是自然而然地、不是自发地、不是通过天生素质的逐渐成熟来实现的，而主要是决定于后天环境的学习。EdwinE.Gordon强调18个月以前的儿童就应该拥有丰富而多样化的音乐环境，广泛地接触音乐。

2.音乐律动

通过皮亚杰的理论我们已经知道早期儿童的发展是动作在先，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早期儿童用肢体动作对音乐的反应更早一些。这也是什么我们不排斥实践的原因。达尔克罗兹认为“音乐中最重要的要素且和生活密切关联的是节奏性的动作”④，据此我们认为音乐律动是适合早期儿童学习的一项重要内容，必须贯穿早期儿童发展的始终。

3.歌唱

歌唱是人的天性，柯达伊说过，歌唱属于每一个人。当然最关键在于早期儿童动作发展的同时语言也在逐渐发展，音乐和语言都是一种符号，我们应该像对待语言学习一样对待音乐。随着早期儿童语言从辅音、元音、单音节词、双音节词……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营造音乐的环境，鼓励他们随着音乐哼哼或者喃喃发音，EdwinE.Gordon认为早期儿童越早开始音乐的喃喃发音，将来就越有可能获得音乐感。因此说唱活动是更适合早期儿童的一种歌唱方式。

4.探索音响和乐器演奏

早期儿童主要用感官来认识世界，其中听觉作为一种重要的获取信息的通道，在早期儿童的学习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2岁前，他们对周围世界的各种声音感兴趣，并喜欢通过探索敲击玩具、用品等发出各种声音。乐器演奏是早期儿童音乐表现的重要方式，符合他们的兴趣，是他们很好的音乐体验，有助于培养早期儿童的音乐节奏感。

综上所述，早期儿童音乐教育并非普遍意义上的音乐教育，早期儿童的音乐教育有其独特性。这主要是由早期儿童身心特点决定的。而通过对音乐教育哲学价值取向分析，我们发现早期儿童音乐教育的目的不是音乐家，而是接触、感受、聆听、表现音乐的独特个体。因此，对于早期儿童音乐教育并没有明确的概念，这可能跟我们对早期儿童音乐教育目的的期望值不高有关。

三、在早期儿童音乐教育实践中如何遵循其独特性

在早期儿童的空间尽可能地提供符合他们身心发展特点的音乐教育内容。

（一）丰富早期儿童的音乐感受经验

如何为早期儿童创造良好的音乐环境？可以借鉴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儿童发展理论模型，他强调“环境中的发展”，并将儿童发展的生态环境划分为微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和宏系统组成的嵌套模型。微系统主要指家庭和学校，中间系统是两个以上的微系统相互联系和彼此作用，外系统是个体没有参与，但却对个体有影响的环境，比如社区，宏系统：基于上述三个系统的社会文化环境。

因此我们要构建早期儿童音乐教育环境，需要从家庭和幼儿园（早教机构）、家园沟通、社区音乐（区域音乐）以及整个社会音乐文化环境入手，整体联合为早期儿童音乐创设丰富多样的音乐接触的环境，使音乐生活化，以此唤醒早期儿童对音乐的敏感性，提升他们的音乐感受力。

以幼儿园的音乐教育为例⑤：

首先，引导幼儿感受、发现和欣赏周围环境中的各种音响，培养幼儿对各种声音的倾听兴趣和倾听能力。例如我们可以引导幼儿倾听自然界、生活中的各种声音（风声、雨声，汽笛声、火车的隆隆声等）及各种打击乐器的声音。

其次，创设丰富多样的日常音乐活动。可以是无意识地听，将音乐作为背景音乐，进行音乐律动和即兴创作表演；也可以是有意识地专注于音乐的活动，例如音乐歌唱、音乐欣赏等。

最后，创设幼儿音乐活动的空间和时间。设置丰富的音乐区角活动，引导幼儿能够较长时间专注于某一音乐活动。

（二）提供早期儿童音乐表现的机会

首先，处于动作发展敏感期的早期儿童，可以充分利用音乐律动的乐器――身体，探索、尝试、发现各种各样的身体动作，以音乐节奏为媒介将身体动作和音乐联系在一起，产生丰富多样的音乐律动活动。在节奏活动中创编动作，准备一些动物的图片，并注明是哪种动物，让幼儿用走路、跳跃等动作表现这种动物。其他的一个或多个同伴可以根据动作的节奏敲打乐器或拍手，并让大家猜一下你装的是哪种动物。

其次，为早期儿童多提供歌唱表演的机会。幼儿在歌唱时，创编动作并表演，不仅能提高幼儿的表现能力，还能培养他们的创造力。幼儿创编动作的能力有限，我们可以结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周围的环境，通过让幼儿观察周围生活，认识更多的事物，丰富其感性经验，了解生活，有利于动作更加形象逼真。

最后，乐器演奏。乐器演奏主要是打击乐器，例如大鼓、铃鼓、沙槌、三角铁等没有固定音高的乐器，在奥尔夫教学法中还有固定音高的琴，例如木琴、钟琴、定音鼓。

在音乐律动和乐器演奏过程中，要注意孩子的身体发育情况，对早期儿童而言大肌肉动作先于小肌肉动作，精细动作相对弱一些，因此在乐器演奏时注意选择适合他们身体活动特点的动作进行。

（三）激发早期儿童音乐创造的兴趣

每个幼儿都有创造的需求，具有创造的潜能，他们也喜欢创造性的活动。

奥尔夫音乐教学体系认为：节奏是音乐的生命，是音乐生命力的源泉。他强调从节奏入手进行音乐教育。在实践中利用节奏进行创编活动更有利于幼儿创造力的培养。给幼儿提供一些节奏乐器，或者是教师与幼儿一起制作的简易节奏乐器，并教给他们正确的用法，让幼儿用这些乐器为歌曲、诗歌、歌谣配伴奏；让幼儿熟悉基本的节奏型，如2/4拍等，并用不同的节奏型朗诵诗歌、古诗；还可以用不同的节奏型来做一些节奏游戏⑥。

创造性的提高有赖于不断积累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因此，创造性的音乐教育就是通过生活的点滴为早期儿童丰富和积累知识经验，培养幼儿对音乐的兴趣，激发幼儿的想象，并从中获得愉快的音乐体验，为幼儿音乐的创造性奠定基础。

本文依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发现早期儿童本身的独特性，逐层分析早期儿童音乐教育的目的、内容，期望带给早期儿童更好的音乐教育。旨在通过提供良好的音乐学习环境，从最简单的音乐要素学习，丰富早期儿童的音乐经验，采用适合的内容，运用恰当的方式，启蒙早期儿童的“音乐种子”，激发他们音乐学习的兴趣，提升早期儿童的音乐感受力、表现力和创造力。

注释：

①[美]贝内特.雷默，著.熊蕾，译.音乐教育的哲学[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9.

②[美]贝内特.雷默，著.熊蕾，译.音乐教育的哲学――推进愿景（第3版）[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5.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57.

④Rae.Pica，著.王惠姿，译.0-8岁婴幼儿肢体动作经验与教学[M].台北：华腾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6：2-6.

⑤孙文云.聆听.感受表现：来自蒙台梭利音乐启蒙教育思想的启示[J].教育导刊（下半月），2014（2）：89.

⑥孙文云.浅谈婴幼儿音乐创造性的培养[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2012（4）：131.

参考文献：

[1][美]戴维.埃里奥特.齐雪，等译.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

[2][美]贝内特.雷默，著.熊蕾，译.音乐教育的哲学――推进愿景（第3版）[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

[3][美]格雷珍.希尔尼穆斯.比尔，著.杨力，译.体验音乐――美国音乐教育理念与教学案例[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

[4][美]贝内特.雷默，著.熊蕾，译.音乐教育的哲学[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9.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6]Rae.Pica，著.王惠姿，译.0-8岁婴幼儿肢体动作经验与教学[M].台北：华腾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6.

[7]孙文云.聆听.感受表现：来自蒙台梭利音乐启蒙教育思想的启示[J].教育导刊（下半月），2014（2）.

早期教育论文篇12

本文综合运用文献检索、问卷调查、深度访谈、课堂观察等研究方法，了解南京市早期教育师资的现状。结果发现南京市早教师资学历总体合格、教师队伍年轻化，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专业的早教教师，大多数从业教师缺乏0-3岁婴儿幼教育理论知识，不能很好地开展个性化的早教指导；教师任职资格不统一，资格认证类型多但专业化程度低；教师流动性大，教师队伍不稳定；培训体系不健全，培训内容不科学，职后培训匮乏。最后，提出了改善当前早教师资现状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

早期教育 师资 现状 亲子园

一、问题提出

近几年，国内各种0-3岁婴幼儿的早期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特别是上海、北京、广州等经济发达城市率先开展了0-3岁早期教育的相关研究，并出台了一系列管理政策与操作方案。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国家将“重视0-3岁婴幼儿教育”列入了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中，这进一步推动了早教事业在全国各地的开展。在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早教师资的匮乏和不合格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2011年底我国新出台的《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在幼儿教师的专业知识要求中也明确提出幼儿教师要“了解0-3岁婴幼儿保教的有关知识与基本方法”。这是政策对实践问题的及时回应，进一步表明幼儿园在托幼一体化实践中需要合理解决亲子园的师资问题，各类早教机构也需要有合格的师资来保障其办学质量。因此，研究0-3岁早期教育的师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南京市区10所早教机构的早教教师为研究对象，所调查的10所早教机构中其中4所为附设在公立幼儿园内的亲子班，3所为全国连锁加盟早教机构，3所为私人自办早教中心。发放问卷86份，其中有效问卷82份，有效回收率为95.34%。调查中还对10名教师和5名早教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个别深度访谈，观察早教活动10次，并对活动内容进行了详细观察记录。

三、结果与分析

（一）教师的基本情况

从表1可见，早教教师以女性为主，74.39%的教师年龄分布在25岁以下，教师队伍年轻化。教师学历总体合格，85.36%以上的教师学历在大专以上。但教师专业背景多样，63.41%的教师所学专业与教育无关，只有36.59%的教师是教育专业（含学前教育）背景，而这些教师大部分来自于公立幼儿园附设的亲子班；私立早教机构中的大部分教师是美术、舞蹈、音乐、英语等专业，甚至还有化学、财会等其他专业。从教师从教时间来看，教龄五年以上的教师只占12.20%，大部分教师从教时间短。

（二）教师的专业资格

根据2008年江苏省《关于进一步推进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工作的意见》中对0-3岁婴幼儿教师资格的规定，基本要求“从事该领域工作的教师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或育婴师资格证” 。但在被调查的早教老师中，只有31.25%的教师持有教师资格证，40.24%的教师持有育婴师资格证，公立亲子园的大部分教师同时具备教师资格证和育婴师资格证。私立早教机构的教师大部分只具有机构内部培训的亲子教师结业证，或是参加个别课程培训后获得的蒙台梭利教师证或奥尔夫音乐教师证。

（三）教师的培训情况

1. 职前培训情况。

不同性质的早教机构，教师的职前培训情况也有所不同。表3显示：公立幼儿园中的亲子教师在上岗前大部分经过了育婴师职业资格证书的培训，并获得了相关的证书；部分教师在寒暑假时间被派到一些培训机构参加亲子教师培训或蒙氏、感统训练、奥尔夫音乐等相关课程的培训。

连锁加盟类早教机构的教师在上岗前都要被送到总部进行为期1-3个月的短期培训，培训方案由总部自定，自由度较大。培训内容集中为加盟园自己设计的课程内容，如蒙台梭利感官课程、奥尔夫音乐课程、福禄贝尔课程、感觉统合运动课程、思维训练、珠心算等等。培训方法以理论讲授为主，观摩实践为辅。结业评价相对简单，只要不缺席，参培教师人人都能获得结业证书。培训过程中除了重点了解加盟机构的课程实施方法和相关理念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进行课程推销的策略培训，使每一个早教老师都要具备向家长推销早教机构课程的能力。

私人自办早教中心的教师由本中心从教时间长、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进行岗前培训，培训时间从1周到1个月不等，培训方法主要是跟班实习，辅助教学。通常实习结束后让新教师试上课来评估其教学能力，同时考察其育儿知识的学习情况，如果合格就可以正式上课了。

2. 职后培训情况。

早教机构教师普遍欠缺职后培训。虽然公立亲子园的教师有时会到其他亲子园观摩学习，或者由相关部门组织起来进行早教研讨活动，但这样的机会毕竟很少，有时一年都不举办一次。加盟早教机构每年会选派1-2名优秀教师去总部继续培训，但有时总部顾及经济利益，加之早教行业教师流动率高，职后培训往往流于形式，没有职前培训到位。

（四）教师欠缺的专业素质

图1 教师欠缺的专业素质（%）

通过对部分教师的访谈得知，52%的教师感觉自己在实践教学中缺乏0-3岁婴幼儿身心发展的相关知识，无法从容解答家长提出的婴幼儿身体养护、心理发展方面的困惑；28%的教师期望自己有较好的亲和力，能让婴儿尽快和自己亲近起来。在实地观察中，笔者发现约16%的教师在组织早教活动中缺乏敏锐的观察力，不能及时地对婴儿的不良情绪和行为表现做出反应，并给与个别化的指导。

通过调查、访谈和对早教活动的观察，我们发现目前南京市早教师资队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专业的早教教师，大多数从业教师缺乏0-3岁婴儿教育理论知识，不能很好地开展个性化的早教指导；教师任职资格不统一，资格认证类型多但专业化程度低；教师流动性大，教师队伍不稳定；培训体系不健全，培训内容不科学，职后培训匮乏。

四、对策与建议

（一）师范院校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加快托幼双师型人才的培养

面对0-3岁婴幼儿教师紧缺的现象和双师型教师在亲子园中的独特优势，师范院校要尽快培养了解0-6岁婴幼儿教养特点并能针对不同年龄段幼儿科学组织教养活动的托幼双师型人才，解决当前0-3岁早期教育师资匮乏和专业化水平不高的问题，从而满足家长与社会对优质早期教育服务的实践需求。要实现这一目标，各地师范院校可以根据自身现有的办学条件，采用3+2或3+1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有效利用现有师资培养资源的基础上，增设早期教育或亲子教育方向。让幼师生在系统学习幼儿教育相关知识和技能之后，根据自己的兴趣选修早期教育方向的知识和技能，进一步学习0-3岁早期教育基础理论、早期教养与护理、早期教育课程与教法、早期教育家庭指导等模块的课程。并鼓励早期教育方向的学生在毕业之前获得育婴师资格证书，争取持有“双证”上岗。

（二）教育主管部门应进一步规范早教师资入职标准和培训标准

虽然很多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在关于0-3岁婴幼儿教养意见中已经提出0-3岁婴幼儿教师应持教师资格证和育婴师资格证上岗，但早教机构的实际情况是同时拥有“双证”的教师寥寥无几，大部分教师无证上岗，或持有五花八门的所谓早教课程培训结业证，难以对0-3岁婴幼儿开展科学的教养活动。因此，教育主管部门应借鉴其他地区的一些先进经验，如，我国香港地区就规定“所有欲从事婴幼儿和幼儿教育工作的人，必须要在教育学院和公开大学等开设相关课程的院校接受培训，并取得政府许可的资格证明，才能任教”。教育局要对婴幼儿教师入职的职业资格提出要求并予以监管。

除此之外，针对目前早教市场培训标准杂乱，培训内容不系统、不科学等现象，教育主管部门还应统筹调度，不仅制定明确的培训细则，而且要联合各部门力量，出资成立0-3岁婴幼儿教育师资培训点，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系统化培训。聘请婴儿病理专家、学前教育专家、婴幼儿心理学专家、家庭教育专家等组成培训讲师团，从婴儿心理、生理、家庭教育与指导等多方面开展业务培训与指导。鼓励和吸纳有0-3岁婴幼儿教育经验的社会人士从事社区0-3岁早期教育指导工作，“走进社区，服务家庭”，一定程度上缓减早教师资短缺问题。

（三）办学主体资源共享，加强早教师资职后培训

不管是公立的亲子园还是私立的早教机构，教师普遍欠缺职后培训。因此，教育主管部门应定期开展早教师资培训或组织早教研讨活动，鼓励各种形式的办学主体资源共享，互相观摩研讨。也可以采用校企合作方式，充分利用当地师范院校的教育资源，加强早教教师的职后培训。

（四）适当提高教师待遇，稳定早教师资队伍

有研究发现比较稳定的照看者，在照料中会经常与婴幼儿互动，更适合婴幼儿发展。当前早教师资流动性大，教师队伍不稳定，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早教机构的办学质量。而地位、工资和工作条件是教养机构招聘和留住教师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早教机构管理者应尽一切可能稳定教师队伍，包括以丰厚的薪金、保险福利吸引教师，组织各种培训提高教师的能力，让教师有机会外出交流学习等。政府相关部门也应成立专门的早教管理中心，对质量较好的早教机构给予资金补贴，出台早期教育教师进修培训、评先晋升等相关文件，稳定师资队伍，不断提高师资队伍专业化水平。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课题批准号C-c/2011/01/65）“托幼一体化背景下早期教育师资培养模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