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发展论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龙市支行持续深入开展系列金融宣传活动

为进一步宣传普及金融知识、加强公众教育服务，充分发挥农发行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龙市支行以“助小微 强服务 防风险 惠民生”、“打击非法集资 维护金融稳定 共创和谐社会”、“珍爱信用记录 享受幸福人生”为主线，分别开展了服务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月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及《征信业管理条例》专项宣传活动。

一、齐抓共管，推进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为了开展好系列金融宣传月活动，和龙市支行成立了以行长为组长，办公室、客户业务部、会计结算部“两部一室”为成员的宣传小组，召开活动筹备会议，制定了《农发行和龙市支行系列金融宣传月活动方案》，将各部门的具体责任落到实处，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大好局面，确保了宣传活动的顺利展开。

二、创新思维，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宣传活动中改进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促进了宣传活动的有效开展。一是在宣传内容上力争做到通俗易懂，在宣传形式上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生动形象。二是加强动态宣传。我行通过悬挂条幅、张贴宣传标语、电子显示屏滚动播出宣传口号、分发宣传单、配置讲解员等方式，向公众进行宣传，增强公众对农发行业务的了解。三是开展银企对话宣传活动。和龙市支行深入企业，讲解农发行服务小微企业的优惠政策，并同时向企业宣传非法集资的危害性与遵守征信业条例的重要性，引导客户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切实增强防范风险的意识。

三、常抓不懈，建立金融服务宣传活动长效工作机制

和龙市支行以此次宣传活动为契机，建立开展金融宣传活动长效工作机制，坚持不懈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全力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和谐稳定。一是落实常设办公部门，负责全行金融服务工作的开展，全面落实各成员部门的工作职责。二是按照“部门配合、明确职责、齐抓共管”的工作要求，建立金融宣传工作机制，明确工作重点和操作办法。三是做到宣传活动常态化，宣传工作实质化，不间断地利用条幅、电子显示屏等媒介，面向企业、面向公众进行金融宣传活动。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十二五”期间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严重制约与挑战

“十一五”时期，中国农业发展经受住了重大自然灾害和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的严峻考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十二五”时期，是中国发展现代农业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也将是中国农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时期。在此时期，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重大机遇，也存在着若干严重制约与挑战。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一、农产品成本在总体上呈现长期上升的趋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产品成本在周期性波动中呈现出长期上升的趋势：多数农产品成本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上升，到1998年前后开始下降，到2001年前后又重新进入新一轮上升阶段；多数农产品成本在新周期上升阶段的起点，往往明显高于上一周期上升阶段的起点，并且只是略低于上一周期成本上升阶段的最高点（详见图1）。剖析农产品成本增加的来源可以发现，人工成本、土地成本、种子费，特别是化肥费、机械作业费和农药费等能源价格主导型成本，往往是推动种植业产品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如2002到2007年，三种粮食平均的每亩总成本增加了110.66元，其中化肥费、机械作业费、土地成本、人工成本、农药费和种子费分别增加了33.53元、30.66元、30.61元、29.50元、9.47元和7.25元，分别占总成本增量的30.3%、27.7%、27.7%、26.7%、8.6%和6.6%。在畜产品生产中，精饲料费、仔畜进价和人工成本是推动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如2002到2007年，规模养猪每头总成本的增量为460.66元，其中精饲料费、仔畜进价、人工成本分别增加了219.99元、198.96元和28.77元，分别占总成本增量的47.8%、43.2%和6.3%。在农产品价格一定的情况下，农产品成本的提高，必然影响农业效益的改善，从而制约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从历史经验来看，农产品成本的波动周期与宏观经济的波动周期之间，往往保持着较强的一致性。尽管不同种类农产品成本开始上升或下降的起点往往有所不同，不同农产品成本波动的轨迹也可能有一定差异，但就总体而言，经济繁荣时期往往也是农产品成本快速上升的时期，经济萧条时期往往也是农产品成本变化平缓甚至下降的时期；只是宏观经济的波动周期，可能会略微超前或滞后于特定农产品成本的波动周期。鉴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对实体经济的深刻影响，尽管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企稳回升的关键期，但可以预料未来经济的复苏过程很可能不是一路坦途，在2009、2010年乃至“十二五”前半期，国民经济的增长很可能会比2002到2008年明显放慢。因此，在未来一两年，尽管我们不排除部分农产品出现成本上升的可能性，但就多数农产品而言，其成本变化很可能比较平稳，甚至会略有下降或在波动中有所下降，不必太多地担心农产品成本的快速上升及由此形成的对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负面影响。

但如将考虑问题的时间跨度拉长到“十二五”后半期乃至更长时间，对于中长期农产品成本的上升及其对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负面影响，则不可掉以轻心。主要原因是：

（1）根据历史经验，尽管农产品成本可能会出现连续几年的下跌，但成本下跌阶段的低谷仍然很可能高于此前开始成本上升阶段的起点。农产品成本的短期下跌，难改其长期走高的趋势。

（2）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农产品生产的土地成本将呈加快上涨的趋势，由此会形成对农产品成本上升的持续推力。最近几年来，不仅农业的地租水平在逐年提高，由于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工商业用地紧张和地价上涨的问题也在迅速凸显，由此也会带动农业用地机会成本的上升。2009年在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许多地方房地产用地的价格仍在迅速上涨，甚至频繁出现“地王”现象。这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比较极端而又间接地说明，土地价格对农产品成本上升的推动具有较强的刚性。

（3）至少从中长期趋势来看，中国种植业产品的能源价格主导型成本仍将呈现上升趋势。尽管在国际市场上，影响能源价格的不确定因素正在明显增多，但国际能源价格变化的中长期趋势仍将是逐步走高，从而会推动农产品生产中化肥费、机械作业费、农药费、排灌费、农膜费、燃料动力费等能源价格主导型成本的上升。尽管目前国内外油价仍然没有接轨，但在对外开放迅速扩大、互联网传播功能迅速增强的背景下，国际能源价格的上涨，仍会成为国内能源价格上涨的带动力。这种情况决定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产品生产中化肥、农药、农膜、机械作业等与能源相关的要素价格在总体上仍会呈现上涨趋势。尤其是随着农机补贴力度的加大和农业劳动力向城市或非农产业转移的推进，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地区，农业劳动力季节性短缺的问题将会不断加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农业劳动机会成本的增加，也会推动农业机械对劳动力的替代。因此，中国农业机械化将会继续呈现向纵深发展的趋势，部分地区的农业机械化可望加速。由此将会导致农机作业面积不断扩大，农产品成本中的机械作业费相应增加。

（4）今后，随着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资源竞争的加剧，农产品生产的用水成本必然呈现不断走高的趋势。

（5）中国畜产品成本提高的推力同样不可轻视。以养猪业为例，首先，精饲料费是近年来导致养猪业成本提高的主要因素，精饲料价格既受养猪业周期波动的影响，也受玉米等粮食价格和能源价格的作用。当前国际粮价已经进入波动幅度放大、波动频率增加的阶段，国际粮价的波动及由此引发的部分国家粮食供应的紧张，很容易引起相关国家的过激反应，从而加剧世界粮食安全问题。因此，尽管不排除今后部分年份出现国际粮价下跌的可能性，但中长期内世界粮食安全问题仍将比较严重，由此会推动中长期国际粮价的上涨。由于国内粮价和国内外能源价格的上涨，今后精饲料费很有可能继续成为养猪业成本上升的主要推手。其次，随着社会用工、用地机会成本的提高、畜牧业健康养殖方式的推广，以及畜牧业由分散饲养向集中饲养、小规模饲养向规模化饲养、副业化饲养向规模化饲养的转变，养猪业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的提高将会成为必然趋势。

（6）随着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发展、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及国内外消费示范影响的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对农业美化生态环境的功能，将会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农业发展中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也将呈现迅速提高的趋势。由此会导致农业发展对环境和节能减排的要求迅速提高，强化对农产品成本上升的推动。以畜牧业为例，近年来，一方面，畜禽疫病频繁发生且有长期加重的趋势，控制畜禽疫病的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社会对畜产品安全和畜牧业生产减少污染排放的需求却在不断升级，并对加快畜牧业养殖方式的转变提出迫切的要求。由此会导致养殖业中医疗防疫费、死亡损失费、保险费，甚至小区建设费、环境治理费呈现总量加大的趋势，推动畜产品成本的上升。

二、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和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面临严重障碍

最近几年来，中国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开始取得积极进展，对于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产生了积极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型明显加快，微观层面的农业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不断推进，表现为各类农业专业户、重点户和种植场、养殖场迅速崛起，有些农业专业户实际上已经成为家庭农场、家庭牧场的雏形。二是农业分工分业迅速深化，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农业发展、结构升级和农民增收的引领支撑作用迅速凸显。三是在区域层面，农业发展的集群化和连片化现象迅速推进，重大项目带动、农业项目区建设、优势特色农产品产业带建设等，越来越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方式。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平台乃至组织成员的竞争或合作关系，越来越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如有些种养小区实行统一规划，要求统一品种、统一防疫、统一供应农资、统一销售，甚至奶牛养殖小区要求统一挤奶等等。但就总体而言，中国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仍然较为滞后，严重制约着农业产业体系的发育、农业经营效益的提高及其对农民增收贡献能力的增强。中国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和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严重滞后，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由于体制改革滞后，政府、准政府主导型农业服务体系活力不强、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比较严重。如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农业推广体系往往有钱养兵、无钱打仗，人才少，素质低，设备老化，为农服务的机制不到位，其农技服务也不适应农业结构调整对农业技术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至于行业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攻关及其推广应用往往无人问津，新技术、新品种的试验示范也很少有人重视，对农民农业结构调整的指导更是相对贫乏。近年来，许多地方畜禽疫病大面积传播，增加了农民的养殖风险，一个重要原因是动物疫病防治在资金和技术上都存在严重问题，防疫人员不到位。又如由于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导致第一，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性不足，其运行效率和服务功能难以得到有效提升。第二，农村金融服务领域开拓不足，主要局限于传统的存贷款业务，许多地方的地方性资本市场甚至农业保险业务几近空白，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推进往往面临启动资金不足、运营资金短缺和农业经营风险集中化的困扰。2009年7月我们在黑龙江省青冈县调查时，有些农民说，他们养猪是“前面挣个够，去年赔个够，今年死临头”。因此，“不是农民不想富，而是他不敢迈大步”。第三，中小银行和微型金融发展不足，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难以更好地满足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由于养殖业风险大，有些地方的农户养殖贷款至今仍处于空白状态。第四，大银行与中小银行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共同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机制尚待形成，导致农村发展中长期资金不足的问题更为严重。

（二）对农业分工协作和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政策引导机制不健全，支持力度不够。由此导致农业分工协作的发展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状态，导致营利性、非营利性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缺乏有效的政策引导和制度支撑，不利于形成网络化、集群化的农业产业体系，不利于分散农业经营风险、增强农业的抗风险能力；还导致农业、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难以得到有效引导，妨碍农业效益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影响农民增收和就业渠道的拓展。此外，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还不利于通过市场化、社会化的农业服务体系，形成对政府主导型农业服务体系改革的激励效应。农业分工协作发展缓慢，还导致农户之间难以通过联合和协作，获得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好处，通过农业生产资料统购分销、病虫害统防统治等降低农产品成本；相反，却可能在农资（机）购置、病虫害防治、获取市场信息等方面，提高农业的经营成本。

（三）在顺应农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农业服务体系的转型方面，尚缺乏有效的统筹规划、政策引导和人力资本支撑。当前，中国农村乃至城乡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正在显著加快，这不仅表现为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型，表现为农户、农民的分化和农村精英阶层向城市的流动；还表现为农村人口和经济布局的集中化。农村精英阶层向城市的流动和农业劳动力素质的弱化，导致农业发展对加强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显著增强。农村人口和经济布局的集中化，导致按行政体系配置资源的农业服务体系建设思路面临严峻挑战；围绕农业产业区、产业带，加强农业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显著增强。农户与农民的分化，往往伴随着农户的专业化和农户农业经营的规模化和集约化，导致农业发展和现代农业建设对加快农业组织创新的要求日趋迫切，容易衍生出大量个性化、定制化、特惠式的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导致传统的公益性和普惠式的农业服务体系的局限性日益突出，改革传统的农业服务体系，特别是农技推广体系的要求迅速增强。

顺应农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加快农业服务体系的转型，尤其需要加强农民培训，促进农民培训的发展和转型升级，以便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雄厚的人力资本支撑。但是，近年来，中国农民培训虽然取得了积极进展，仍严重滞后于发展现代农业的需求。甚至随着农民外出就业规模的扩大和农村精英阶层的流失，农村特别是传统农区的农业劳动力素质出现了不断弱化，形成所谓的“三八六一九九二五”部队。2007年，我们在内蒙调查时，有的基层干部反映，现在的农业劳动力大多是老头、老太、光棍、灰汉（智能差的人）。农业劳动力素质弱化，直接妨碍现代农业技术、农业经营方式在农村的扩散，也给农业技术培训提出了新的难题：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对农业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但目前真正从事农业的农民，接受技术培训的意愿和能力往往比较弱。在此背景下，就难以提高农业培训的针对性、适用性和有效性。农民培训发展不足，又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劳动力素质的弱化及其对现代农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如由于创业培训发展不足，在农业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的推进过程中，农民往往面临不知“从何下手”、“如何下手”的问题。有的农民说，“我们农民也想挣钱，关键是到哪挣钱？”鉴于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经常面临“种啥啥多”、“养啥啥不赚钱”的难题，有些农民发出感叹：“谁能告诉我，来年种什么？”许多乡镇干部发出感言：“农村懂营销、会创市场的人太少”，“面对市场农民容易犯迷惑”，“农民培训问题越来越大”，“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是人才问题”！

三、要素市场、产权市场的发育和城乡统筹严重滞后

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推进农业、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农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但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不仅包括产业（产品）结构的调整，还包括土地、资金、农资、企业家和劳动力等要素结构的调整，甚至产权结构的调整。农业结构升级更要通过农业要素结构的升级来支撑。因此，为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必须加快涉农要素市场和产权市场的发育，拓展涉农要素的市场领域，为促进涉农要素和产权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重组创造条件。不仅如此，还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促进城乡要素市场、产权市场的有效对接，为发挥城市要素市场、产权市场对农村要素市场、产权市场的带动作用，促进涉农要素结构的升级创造条件。加快涉农要素市场、产权市场的发育和城乡统筹，还可以通过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和产权流动，通过城乡之间在要素市场的竞争，更好地激活涉农要素市场和产权市场，带动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具体地说，又分三类情况：

（一）通过涉农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城乡统筹，带动农业要素结构的优化。以土地市场为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加快推进，城乡之间对土地要素的竞争日趋激烈，土地的资产属性也会不断增强。在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维持农村社会和谐的同时，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在加强农地用途管制的同时，通过深化农地制度的改革、培育多层次的农村土地市场或土地产权市场，促进农用地和宅基地的有序流转。这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和农地的节约利用；另一方面，有利于利用土地的资产属性，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业的生态保护功能迅速凸显，由此也会带动周边地区土地、道路、房产和旅游景点等资产价值的提高，为借此带动农民增收、扩大农产品的市场空间，甚至发展乡村旅游提供可能。近年来，中国农村土地市场，特别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日益受到重视。但是，挖掘利用土地资产属性的潜力仍待破题，借此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仍有很大空间。又如农村人力资本市场不发达、信息服务体系不健全，加剧了农业发展中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往往导致农业结构调整中低水平过度竞争和粗放经营现象的盛行，也严重影响农业结构升级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二）按照统筹城乡的视角完善涉农要素市场规制，基于农业的弱质性和农业的多功能性，完善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制度，减少工业化、城镇化对农村优质资源的抽吸，为建设有区域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提供良好的要素保障。

（三）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完善农村产权市场，盘活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农业资源、农业企业的优化重组和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目前，上述方面，特别是后两方面的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在许多地方充其量只是刚刚起步。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四、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问题长期存在并可能局部恶化

近年来中国粮食连续五年增产，2009年很可能继续增产。由于国内粮食库存充足，在当前乃至“十二五”前半期，要让中国的粮食生产和库存来满足国内粮食需求，不会存在大的问题。但是，从中长期的角度看，对于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仍然不可掉以轻心。因为根据我们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粮食需求总量将会达到56500万吨上下，较2007年的粮食实际产量增加约13%。尽管从资源和技术的角度来看，实现中国中长期粮食增产的潜力很大，对2020年前实现中国粮食供求平衡可以采取谨慎乐观的态度；但要将中国中长期粮食增产的潜力转化为现实，还面临诸多严重障碍和约束。如产业之间、城乡之间争夺耕地和水资源的竞争不断加剧，粮食增产面临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的约束不断强化；粮食生产比较利益低、成本和机会成本上升的问题迅速凸显，粮食生产面临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的约束不断增强；农业对GDP和财政增收的贡献能力弱，粮食增产很容易面临各级政府对农业投入能力和投入意愿不足的困扰。

从中短期来看，在当前乃至“十二五”前半期，国内粮价下行的压力在不断蓄积。2009年的重大天气灾害，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粮价的稳定甚至上涨。自2008年9月份到2009年6月底，国家在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同时，连续6次扩大粮食临时收储，对稳定国内粮价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粮食储备有一定的保质期，按照粮食最低收购价收储的粮食也好，扩大临时收储的粮食也罢，这些粮食迟早是要进入市场的。2009年通过扩大临时收储稳定粮价，实际上增大了2010年、2011年国内粮价下行的压力。何况，随着时间的延续，通过扩大临时收储来稳定粮价，还有个边际效应递减的问题。鉴于当前乃至“十二五”前半期，国内推动粮价下行的压力不断加大，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要求日益增强。可以预见，在当前乃至“十二五”前半期，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来促进农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潜力，有可能呈现加快释放的趋势。当然，能在多大程度上释放，取决于实际政策的调整情况。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尽管在总量上中国粮食生产及库存可以满足国内的粮食需求，但不等于说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可以高枕无忧了，更不等于说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不可能在部分时期、部分地区、甚至部分品种上表现得比较严重。因为，我们先前的研究[1]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总量平衡对实现中国粮食供求平衡的影响，已经显著地趋于减弱；结构平衡对实现中国粮食供求平衡的影响，已经显著地趋于增强；甚至结构问题已经超越总量问题，成为影响中国粮食供求平衡的主要问题。粮食的结构平衡主要包括品种结构平衡、区域结构平衡、用途结构平衡和品质结构平衡等方面。但是，结构问题往往以局部总量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某一品种或某一地区的供给短缺或过剩，这些结构问题或局部总量问题经传播或放大后，容易被误解为全国性的总量问题。

实现粮食安全的基础是确保粮食的供求平衡，它不仅要求实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消费需求能力的协调，还要求粮食综合流通能力与消费需求能力的协调。即使国内粮食生产和库存能够满足粮食需求，只要粮食流通体系特别是粮食物流体系出问题，导致主产区或仓储库点的粮食不能按时足额地运到主销区，粮食供求平衡同样会出现大的问题，甚至可能引发市场粮价的骤然上涨和政府乃至社会对粮食安全问题的恐慌。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大的粮食供求失衡和价格上涨，往往都与粮食综合流通能力不强有很大关系，粮食流通安全越来越成为影响中国粮食安全主要瓶颈，至少是与粮食生产安全并重的问题。可见，即使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能够保障粮食安全，粮食流通不畅仍然可能导致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再起波澜”。黑龙江省是中国粮食生产最具潜力的省份之一。2009年7月我们到该省调查时，该省农业厅同志反映，黑龙江粮食最大的问题是运不出去。当然，就全国而言，作为粮食主产省，黑龙江省的粮食安全状况远远好于全国。但它与主销区的粮食安全是相对的。主产区粮食的最大问题是运不出去，主销区粮食的最大问题可能就是运不进来。

此外，在中国，粮食安全特别是粮食生产安全问题还容易形成放大效应。第一，当粮食运输遭遇煤、油、原材料和产成品运输紧张的冲击，导致市场粮价迅速上涨时，粮食流通环节的问题很容易被误解为粮食生产环节的问题。第二，粮食价格与通货膨胀孰因孰果，至今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每当粮价上涨与通货膨胀“双碰头”时，政策研究部门乃至决策层很容易把通货膨胀的发生归“罪”于粮价上涨；受“重生产轻流通”思维惯性的影响，又很容易把通货膨胀和粮价上涨的发生，进一步归“罪”于粮食生产不足。

如果我们进一步放宽视野同样可以发现，在“十二五”时期内，粮食安全问题，特别是粮食供求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尤其是部分时期、部分地区、部分品种市场粮价的迅速上涨，很可能会不期而遇。因为国内外市场粮价的影响因素已经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波动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加剧，将成为未来国际粮食市场的重要特征[2]。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国内外粮食市场的相互影响显著增强，考虑粮食安全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内。而从国际上看，随着粮食能源用途等新用途的开发，中长期内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将会长期存在，甚至由于国际市场粮食价格的波动性增强，在“十二五”时期，世界范围内特别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很难出现稳定性的根本缓解，很可能每过一段时间粮食安全又会重新成为世界范围的“焦点话题”。况且，国际粮食市场的“风吹草动”特别是投资炒作，很可能引起主要粮食生产国和消费国的过激反应，加剧世界性的粮食安全恐慌，并将这种恐慌传播到中国。

因此，中国政府对粮食安全问题很可能长期保持高度关注的状态。在此背景下，一旦粮食安全出现严重问题，特别是面临程度不同的粮食恐慌时，在政府的政策安排中，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倾向：为确保粮食安全甚至粮食增产，放松对增加其他农产品供给的关注；支持农业结构调整、甚至确保其他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和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政策，因此很容易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由此往往导致农业结构调整的反复和农业结构多元化的“退化”，从而进一步导致通过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的空间被迫收缩；或农业结构调整时而受到抑制时而受到鼓励，出现“摇摆不定的状况”。

从更广的范围来看，粮食安全问题只是粮、棉、油、肉、蛋、奶等主要农产品供给问题的极端化而已。这些主要农产品供给问题的严重化，都可能产生类似于粮食安全问题严重化的后果，影响农业产业领域的拓展和产业链的延伸，从而导致农业增收的潜力挖掘不够或出现反复。当粮食安全出现严重问题时，为确保粮食安全，往往要以牺牲棉花、油料和肉、蛋、奶的发展空间为代价，进一步导致农业增收空间的收缩。

五、农业基础设施和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低仍是一个突出问题

最近几年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的物质技术装备水平等，日益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但就总体而言，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低，抗灾减灾的能力不强，仍是突出的问题。由此不仅会增加农产品成本和农业经营风险，还会影响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甚至妨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许多农业主产区，农业水利设施建设欠账多，许多水库不能关水。每遇严重灾害，单产和总产都要下降。改革开放后，许多地方的农业发展，基本上是在吃改革开放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老本。农村税费改革前，农闲季节经常有千军万马挑大埂、修水渠的场景。但是，农村税费改革后，许多地方类似现象已经荡然无存，甚至小塘小坝的维修和养护也无人问津。因此，农村水利工程不配套的问题比较普遍，农村渠道淤塞的问题也比较严重，农业生产条件长期较差。有些地方农业春旱秋涝都很严重，究其原因主要是小流域治理长期得不到重视。2009年7月，我们在黑龙江省调查时，该省农业厅的同志反映，该省自然灾害频繁，今年旱灾、涝灾、低温、寡照都很严重，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是影响农业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例如跑冒滴漏的水库太多，导致旱地灌不上，涝地排不出。该省青冈县乡镇干部反映，由于水利工程不配套，该地玉米种植经常出现前旱后涝，严重影响产量和质量。因此，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水利配套设施建设迫在眉睫。近年来，国家陆续有些项目支持当地的水利设施建设，但往往缺乏配套，导致农民用不起。如有的项目支持农民打机井，但机井打好后无钱拉国电，只给农民配台柴油发电机。农民因使用成本太高用不起，导致机井处于闲置状态，难以发挥作用。至于农田长期只用不养、土地瘠薄、有机质含量下降的问题，在许多农业主产区早已不是新鲜事。

在许多地方，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低，对于农业的节能减排、节本增效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形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如据我们对黑龙江省的调查，虽然最近几年在农机补贴政策的支持下，当地大型拖拉机增加很快，但仍有不少地方由于缺乏大型拖拉机耕作，深耕深翻面积小，导致犁底层变浅、土壤板结和质量下降，因此土壤保水能力和化肥利用率都有所下降，加剧肥料和土壤流失的问题，影响农产品产量和质量。有些地方大型农机具发展不足，甚至成为土地流转的重要障碍。我们在吉林德惠县调查时，农民反映他们最盼望的是加强交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畜禽疫病防治。

近年来，随着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经营的深入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低的问题，已经由农业生产环节转向农业产前、产后环节。如许多地方的电网改造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完成的，当时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农村生活用电问题。但是，最近几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村生产用电的需求迅速增长，甚至远远超出生活用电的需求，导致农村电网的不适应性日趋突出，变压器容量不够的问题比较严重。这一问题如果不尽快解决，农产品加工保鲜等环节的发展都难有大的突破，要借此拓展农产品市场或通过延迟销售提高农产品价格，都会面临很大限制。农业产前、产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和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低，还加剧了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和拓展农产品市场的风险，导致农民来自于农业的收入容易出现较大波动。如有些畜牧业较为密集的地区，由于缺乏深加工和冷藏设施，要延迟畜禽销售以规避畜禽价格的低谷，就必须延长畜禽的饲养时间，从而提高畜禽料肉比，降低养殖效益。有些地方由于储藏、加工和销售基础设施落后，导致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运行对周边地区农业产业化的带动力不强。最近几年来，中国扩大农产品出口频遭国外绿色壁垒的困扰，许多地方缺乏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设施，导致扩大农产品出口的困难明显加大。近年来，国家对农村公路建设的投入增加很快，但许多农民坦言仍远远不够。公路不修，要为农业产业化开拓市场就会困难重重。

六、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性明显增加

近年来，中国主要农产品市场发生重大阶段性变化，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幅度放大、波动频率增加，农产品价格变化的影响因素也日益走向复杂化和多样化。而且，越是需求收入弹性高的农产品，越是政府干预市场少的农产品，波动幅度放大、波动频率增加的特征越显著。[3]农民来自于农业的收入，与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放大、波动频率增加，往往导致农民实现农业收入稳定增长的难度加大，农民农业收入的增长速度很容易出现部分年份明显加快、部分年份明显放慢的情形，甚至不排除部分地区、部分年份出现农民农业收入绝对减少的可能性。显然，这种情况不利于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的积极性，妨碍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当前，中国农产品价格进入波动幅度放大、波动频率增加的阶段，这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包括那些引发农业发展重大阶段性变化的新因素，也包括那些影响农业发展的传统因素。为适应形势的变化，部分传统因素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采取了新的变化形式，加剧了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如长期以来，中国实行以小规模农户分散经营为主的农业经营方式，由此很容易导致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决策出现模仿化和从众化倾向，导致农产品供给上的同步放大或收缩效应。当农产品供求和价格的波动不甚强烈时，这种农业经营方式对农产品供求和价格波动的影响，还不至于那么大。但当其遭遇农产品价格的较大波动时，由此形成的波动放大效应就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近年来，农产品能源用途的开发和跨国公司对国际农产品市场操纵因素的增强，正好为中国小规模、分散化农业经营方式的波动放大效应提供了作用的土壤。又比如，以往虽然有极端天气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疫病，但是最近几年来，一方面，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事件明显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特别是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农业的发展，重大动植物疫病的发生频率明显增加，其影响也进一步扩大。这些极端天气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疫病往往具有突发性强、传播性和转折性大、防控难度高的特点。极端天气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疫病的频繁发生，很容易成为引发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重要原因

引发农业发展重大阶段性变化的新因素，包括对食品安全关注程度的迅速提高，农产品出口绿色壁垒的显著强化，农业多功能性的迅速凸显，农产品消费结构的迅速升级，跨国公司对农业产业链的控操作用迅速增强，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农资市场的联动效应显著强化，农产品市场投机抄作因素的显著增加，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不健全，农产品现货市场的区域分割和期货市场的发展滞后等。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加快推进，一方面，农业发展的要素成本和机会成本加快提高；另一方面，农业发展对现代生产要素的依赖逐步增强，这些现代生产要素对应的成本大多具有能源价格主导型特征，容易因国内外能源价格的波动和国内外农资市场的垄断，导致农业经营效益和比较利益的剧烈波动，进而通过影响农产品供给，加剧农产品价格的波动。

七、农业产业化过程中“企业控制产业”的现象可能继续深化

近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组织的创新日趋活跃，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行业协会、农民经济技术研究会等层出不穷，对于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带动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解决了单个农户在生产经营中办不了、办不好或办了不合算的许多问题。到2008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11.09万个，实有成员2500多万人。[4]但就总体而言，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低，仍是一个突出问题。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的推进，在中国农业产业链，“企业控制产业”的现象正在加快形成。这些居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摄取垄断利润，往往以将农民推向农业价值链分配的边缘地位为代价。

农业产业链运作中“企业控制产业”现象的形成，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许多地方在招商引资或支持龙头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贪大求洋”，过度重视大企业发展、大项目带动，轻视中小企业的发展。由此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增加了政绩，提高了区域农业产业化的显示度；但也在客观上拉大了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大型龙头企业与中小龙头企业之间在经济实力、谈判地位甚至市场定价能力的差别。在许多地方，居于农业产前、产后环节的龙头企业以推进农产品标准化为由，要求农户“统一品种”、“统一种植”固然有其合理性，甚至可以在短期内降低农业的经营风险；但如超过一定限度，形成“新品种”对“土品种”的全面替代、企业行为对农户行为的“全面覆盖”，也可能带来一系列的负作用。如从长期来看，不仅会导致农作物多样性的下降，不利于农产品品种资源的保护，甚至会强化龙头企业对农业种质资源的控制；从近中期来看，容易淡化农业发展的区域特色，强化农户作为生产者对龙头企业的市场依赖，并将农户引向对市场粮价被动接受的地位。

在农业产业链，招商引资中“贪大求洋”的倾向，还可能为大型龙头企业对中小型龙头企业的挤压、排斥和控制提供便利，不利于增强区域农业产业体系的稳定性和本土根植性，甚至影响农业产前、产后企业带动农户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效果。有些大型龙头企业为谋求自身利益，甚至可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对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市场供求和价格波动推波助澜，或人为制造波动。长此下去，政府支持农业的政策效果和对农业的调控能力，都可能面临严重侵蚀。当前，在那些市场集中度高、专用性强的农业产业链中，更容易出现类似现象。[5]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近年来，在中国农业产业链，“企业控制产业”的现象往往更容易出现在市场集中度高、利润空间大、发展潜力好的领域。第二，外资企业对中国农业产业链的控制呈现加快趋势，并日益体现其战略意图。外资企业对中国农业产业链的控制正在日益向纵深发展，其控制方式正在从以低价进入为切入点的贸易控制，转向通过参股合资进入加工领域，进而通过低成本并购控制中国涉农企业。有的跨国公司甚至扬言，在中国农业中要先清理市场，拿80%的钱消灭对手，拿20%的钱进行投资。第三，目前在中国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中，“企业控制产业”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农产品加工企业对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控制，但已经开始呈现由加工企业转向流通企业，特别是大型零售商的趋势。如家乐福等大型超市对中国农产品销售渠道的控制，尽管比重仍然不大，但正在出现不断增强的趋势。这些流通企业特别是大型零售商可能通过设置超市进场费、要求通过各种食品安全认证等，提高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的成本和门槛，并将大多数小规模、低技术、低素质的农民排斥在农业产业化的大门之外；甚至通过扩大国外农产品销售等方式，挤占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的市场空间。[6]第四，尽管按照通常的理解，延长农业产业链有利于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从而促进农民增收；但“企业控制产业”的存在及其由加工领域向流通领域的转移，很可能加剧农民在农业产业链增值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加剧农产品价值链分配的下列不公平现象：农民“承担成本多、获得利润少”，控制农业产业链的加工企业特别是零售商“承担成本少、获得利润多”。因此，在农产品价值链或农业产业化的利益分割中，农民往往居于低端，处于讨价还价的弱势，容易受到价格、成本波动的冲击”，从而影响农民增收，进而影响农民发展农业的积极性。

基于前文分析，“十二五”时期，中国农业发展仍将是任重而道远。应对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制约与挑战，必须超前谋划，增强决策的前瞻性。作出具体谋划与决策固然不是本文主旨所在，然而若能为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借鉴，则本文目标已达到。

（姜长云，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转型期中国农业发展研究

作者简介：王一凡（1989年），男，汉族，湖北赤壁，硕士研究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农村与区域发展。

刘隐（1991年），男，汉族，湖北天门，硕士研究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农村与区域发展。

摘要：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起点和基础，不仅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而且关系到贫困问题和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代表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最大量的人口，不发达的现状和经济困境也往往伴随着这些国家和人民，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解决其在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国内外现实意义。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均处于转型期，农业发展也不例外，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在分析转型期中国农业发展的新特点和在经济发展中所起作用的基础上，结合其所面临的挑战，讨论如何采取措施推动转型期中国农业的发展，以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转型；农业；发展

一、 农业在转型期中国发展中的作用

（一） 农业在经济中的贡献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增长的源泉，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异质性，本文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两类：传统农业国和转型中国家，分类是用于考察农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中所起的作用。在传统农业国中，农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据统计，在这类国家中农业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2%；在转型中国家，农业已不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仅为5%-7%；可见，在经济发展初期，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比较大，并且往往是国家越落后，工业化水平越低，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越大。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经济的转型，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会逐渐下降。当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结束以后，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将会减少至很小的比例，甚至为负，这时的农业成为净补贴部门，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已不再重要，而是表示农业不再对发展构成大的阻碍。在中国，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可以分为市场贡献、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四个方面。

农业的市场贡献体现在农业的各种投入不仅仅来自于本部门内部供给，其它部门的支持更是必不可少，而且农民生产生活中所使用的消费品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非农部门，这样就给经济中的其它部门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由此扩大了非农产业的销售，促进了其它部门的发展和增长。

农业的产品贡献是指农业部门为非农部门的发展提供的产品贡献，即在农业总产品中扣除农业部门消费后所得到的剩余。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农业为许多工业部门提供农产品作为主要原料，我国的工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以农副产品加工部门作为主导，工业生产原料有近30%来自农业，轻纺工业这一比例占80%以上，虽然还有一些工业部门不直接以农副产品为原料，但它们依赖于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部门的增长。所以农业品的生产规模及其增长决定了工业品的生产规模和增长。粮食“十连增”保障了粮食安全，稳定了工业部门的发展环境，这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业化的进程。

农业的要素贡献可以分为劳动力贡献和资本贡献。在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农民进入城市，以各种形式为非农产业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继而奠定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优势的基础，据统计，在中国第二产业中，农民工占从业人数的比例为57.6%，在第三产业中，农民工占从业人数的比例约为52%。；而资本贡献是指在农业剩余中扣除农业部门购买的工业品部分后的净剩余。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需要巨额的资本投入，我国利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业中汲取大量资金发展工业。截止到1978年，国家从农业中汲取的原始积累据推算约为8000亿元以上。中国农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做出了巨大的资本贡献。

农业的外汇贡献指的是通过农产品贸易出口创汇，利用外汇进口急需的物资和技术以促进发展。在工业化初期，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急需从国外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紧缺原材料和高科技生产技术，急需大量外汇。在外部投资不足的情况下，这些需求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初级农产品的出口创汇。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2003年我国农产品贸易保持持续顺差，直至2004年才出现逆差。同时，以农产品为原料的纺织品的大量出口，成为国家创汇的重要途径。

（二） 农业可以减少贫困、保障粮食安全进而稳定发展环境

在发展中国家，平均每4个贫困人口中就有3个生活在农村，约21亿人每天每人消费不足2美元，8.8亿人每人每天消费不足1美元，处于极度贫困，贫困形势十分严峻。农业为无数农业经营者和生产者提供了就业，在城市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农业还起到了相当于社会保障的作用。虽然农业的发展不能够让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但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的作用却是举世公认的。据多项评估显示，由于农业GDP增长所带来的对有效脱贫的作用至少是非农产业GDP增长所带来的对有效脱贫作用的2倍，在中国，这一数值达到3.5倍，据统计，以每日1.25美元的生活费用衡量，从1981年到2008年，中国脱贫人口达到6.6亿，贫困率从84%降至13.1%。减少大量贫困人口已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标志性成就。

农业发展对于保障粮食安全也尤为重要，一旦粮食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后果将十分严重，由于粮食无法自给，只能通过进口来弥补，这就需要大量的外汇支出，而发展中国家往往创汇能力不强，将有限的外汇用于进口粮食必然会收缩技术的进口，从而影响到非农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

（三） 农业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业首先是高耗水产业，直接导致了水资源的短缺；其次，农业对化肥和农药的乱用滥用直接导致土壤肥力下降并形成污染；此外，农业生产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以及温室效应等问题也亟待解决。要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但又不能对后代人的发展构成危害。农业作为可持续发展中重要的一部分，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实施和促进农业的发展，能够有效地缓解社会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

二、 如何促进转型期中国农业的发展

（一） 提高各种要素和资源的可得性

在中国，由于劳动力相对富足，农业发展所需的各种要素和资源包括土地、金融资本、水利、科教等方面，而人口增长、水资源短缺、公共物品分配不均等现实往往限制了农民自由或者公平地获得这些要素和资源，因此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农民获得这些生计所需的资源。

在土地方面，放开土地流转市场有助于帮助农民获得更多的收入，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退出农业生产的机制，在产权的保护下却又不致于失去生计保障。这有利于农村人口“市民化”，使土地向生产效率高的人群流转。但目前由于法律法规的限制和缺少实施细则等原因限制了土地市场功能的发挥，使土地配置缺乏效率。对土地进行确权，开放土地市场，对土地市场实行有效监管，形成规范健全的土地流转体系可以帮助解决土地资源的可得性问题。

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农村缺乏像城市一样健全完善的金融市场，由于风险大、利润低，使得金融机构不愿涉足农业领域，致使农业和农村普遍存在着融资成本高、机会不均等等问题。而农民除了土地，缺少其它可以作为抵押的资产，而土地所有权集体所有也导致所有权无法进行抵押，而如果以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会导致一旦失败将失去生计的风险。这些现状致使小农在市场上无法与其它市场主体进行竞争。建立农村金融体系需要借助国家的力量在农村建立金融机构为农业生产者提供金融服务，并以降低农民的交易费用和融资成本为目标，创新金融工具，拓宽融资渠道，在部分地区试点推广无抵押贷款。与此同时，完善农村保险体系可以有效减少农户风险，进而免除农民的后顾之忧，投身于农业生产和经营之中，带来巨大的效率提升和福利。

在水利方面，由于生态环境变化越来越快，中国的防灾减灾压力也越来越大，节约水资源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兴建农田水利和灌溉设施成为农业发展的应有之义。水利是发展农业必不可少的前提之一，并且还能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集公共性和战略性于一身。发展水利建设，不仅可以扭转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而且关系到防洪安全和供水安全。

在科教方面，由于中国的农村地区教育水平相对于城市水平较为低下，并且教育水平提高的速度慢于城市，使农村积贫积弱，加大对农村科技和教育的投入有助于帮助一部分农民掌握技能实现脱贫并发展生产，投身到现代农业的经营之中。将职业培训和高等教育相结合，使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供农民自主选择，提高教育质量，增加农民摆脱贫困的内生能力，帮助他们实现良性发展。

（二） 使产品和生产资料市场更加健全

由于农业市场各种强有力的市场主体的参与，为了保证小农的地位不受冲击，应当完善市场机制并加强监管，实现资源在市场上通过自由竞争与自由交换来实现有效配置，使农民享受农业发展的利益。

在产品市场上，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波动来进一步健全市场体制，依靠完善商品交换、市场信息体系以及风险管理工具来惠及农民，利用期货工具来控制大宗农作物的价格；运用粮食储备来保持粮食价格的稳定；通过降低关税、减少进出口贸易限制、规范市场公平交易来有效地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效率。

在生产资料市场，同样面临着交易成本高、交易风险大、规模不经济等问题，在利用市场自我调节农资市场的同时更要谨慎地使用农资补贴，并对补贴的绩效进行评价和反馈。

（三） 提高公共投资的数量和质量

在二十世纪中后期，由于国家投入向工业倾斜，这种投资政策造成了农业发展的停滞，一直到农业农村发展的落后开始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才使得人们重新重视农业，对农业加大投资。政府对农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水利、路桥、通信、电力等方面。这类公共投资的增加将有效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但由于这类投资往往具有数量大、利润小、周期长等特点，私人和组织无力承担，因此只能由政府和集体提供。通过国家负责大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地方集体负责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可以减少农村闲置劳动力，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农业公共投资的效率。

（四）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要实现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重新定位生产者和政府的角色。由于农民个体往往是富有效率的生产者，如果能得到组织的支持将会在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获得规模经济。对小农而言，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以农户为基础，合作组织为依托，将生产的各个环节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将有助于引导农民走向市场，克服小规模经营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由于农民组织往往受到法律的限制，其自身常常面临管理能力低下等问题。因此只有依靠政府的扶持和职业经理人进行管理来发展和壮大农民组织，使其成为强有力的市场主体。

（五） 实现发展的可持续

随着资源的日益稀缺、气候变化加剧以及环境成本的加大，农业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不加限制地滥用自然资源了。生产的外部性导致农业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引起了人们对于如农药影响、生物多样性的破坏、资源浪费等环境问题的关切，这些问题促使我们努力去寻求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首先，要通过法律来明晰产权，明确产权所有者的权利和义务，使外部成本内部化，避免“公共的悲剧”；其次，采用科学技术，进行保护性耕作，如轮种休耕等，对农业生产资料的使用进行集约化的管理，运用物理、化学、生物和电子信息等手段获取农业环境的即时信息，以此为以依据提出防治污染的对策；最后，发展生物清洁能源并降低成本，为农业发展开辟新的市场并延缓资源耗竭的速度。

三、 结论和启示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正处在转型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过程中。近年来，农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已经降到5%以下，非农部门迅速发展，但由于户籍等一系列制度的限制，对于劳动力的配置却相当滞后，绝大多数贫困人口仍然滞留在农村。对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政府需要对农村进行大量补贴，而农村人口众多的现实使得公共财政捉襟见肘，公共财政面临巨大的压力。而如果依靠补贴，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将会增加贫困人口的消费成本，致使公共决策陷入僵局。要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当前中国农业向现代农业前进，必须采取包括促进农业人口市民化、农民组织化、发展高附加值特色农业等在内的综合措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根据速水和拉坦的研究，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技术进步道路，是由该国的资源禀赋状况决定的。在土地相对稀缺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国，由于土地相对于劳动越来越稀缺，导致土地价格越来越高，取消土地流转制度的严格限制可以使土地的再配置效率提升，使土地向生产效率高的人群流转，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作用，进而提高效率。而有效率并且公平的市场将成为解决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的极佳工具，企业将农民与市场紧密联系起来，政府通过政策引导企业提高竞争力，使更多的农民和企业参与发展，并帮助它们“走出去”，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提高自身实力。

农业对于发展的潜力还远未充分发挥，对于转型中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新的机遇正在显现出来，而有效的措施能够帮助中国充分发挥农业在发展中的作用，实现农业的极大发展。（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中国农业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研究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中国农业发展的成就，其次探究了农业发展中的资源环境问题，最后探讨了中国农业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及展望未来的农业发展。

【关键词】中国；农业发展；资源环境；约束

一、前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农业发展迅速，但是资源环境的约束也是越来越突出。在新的条件下，我们必须加强对其的研究，找到相应的解决措施，只有这样我国的农业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二、中国农业发展的成就

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基础地位，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根本问题。20世纪末，我国农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强有力推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形势一直保持旺盛势头。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自1999年，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已稳定在5亿吨以上，成为世界最大产粮国，畜产品和水产品产量每年都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目前，中国人均粮食、棉花、油料蔬菜、肉类、禽蛋、水产品产量，已达到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非农产业发展迅速。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财政收入的1/4、创汇的1/3、工业增加值的1/2、农村社会增加值的2/3、农民收入的1/3来自乡镇企业。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与此同时，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也取得明显进步。农村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和村务、财务公开制度，村委会选举已形成比较系统的规范，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正在逐步普及。全国农村从总体上进入了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的阶段。农业国际合作与交往发展迅速。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了大量农作物和畜禽良种、种苗以及大批农业科技成果来发展我国的农业。同时，中国农业科技的国际交往也发展迅速，中国已与80多个国家有了农业交往，与40多个国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时中国还同13个国际农业研究中心有密切的关系，并积极开展了双边合作。

三、农业发展中的资源环境问题

1、农产品产地环境受到污染

近年来，由于工矿企业排放的“三废”，以及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的化肥、农药和农膜，导致我国部分农产品产地环境受到污染，尤其是大中城市郊区的农产品产地、工矿企业区周边的农产品产地、污水灌溉区的环境污染严重。

（1）农田土壤污染

目前，我国农产品产地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较为严峻。据不完全调查，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000万公顷，污水灌溉污染耕地216.7万公顷，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13.3万公顷，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2）农用灌溉水污染

我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仅5.59×107公顷，即只有约43% 的耕地依靠灌溉水，而57%的耕地仍主要依靠降水。灌溉水质量对产地环境的影响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如果从产地环境角度分析，目前真正受水污染影响的区域估计在20%左右， 其中影响较严重的区域约占5%，受污染威胁面积约为6.50×106公顷。

（3）农区大气污染

由于部分地区大量燃煤，以及焚烧大量的农作物秸秆，导致农区大气污染。据估算，我国大气污染农田面积约533万公顷，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5.6%，仅淮河流域因农田大气污染累计损失就超过1.7亿元。

2、耕地资源减少

耕地是农作物生长的基地，是农业生产首要的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有效的保护耕地，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然而，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水土流失的加剧，我国耕地面积呈逐年减少趋势。《2008 年国土资源公报》显示，2008 年全国耕地总面积18.2574亿亩，较2007年净减少29万亩，减幅0.016%。其中建设占用耕地287.4万亩；生态退耕11.40万亩；灾毁耕地37.2万亩；因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地37.40万亩；以上四项共减少耕地373.35万亩。同期，全国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344.4万亩。

3、农业水资源短缺

水是农业生存和发展的命脉，是农业发展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源。当前，我国农业水资源短缺形势日趋严峻。首先，人均占有量少。我国水资源总量虽然不少，但人均水资源的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年缺水量近400亿立方米，约有3亿农村人口喝不上达标饮用水；农田受旱面积年均达200万公顷。其次，用水浪费严重。近年来，我国年供水量大约为5500亿吨，而农业用水量约占总量的 70%，其中农田灌溉用水占农业用水的90%左右。据资料显示，我国农业用水灌溉定额普遍偏高，实际达到平均每亩灌水450 立方米～500立方米，超出实际需水量的1倍左右，有的地方甚至超出2倍以上。据统计，中国农业灌溉水的利用率不到50%，1立方米水只能生产0.85公斤粮食，远低于2公斤以上的世界发达国家水平。

四、中国农业发展的资源约束

1、具有刚性约束特点的农业自然资源:耕地资源与水资源。

从一国拥有的自然资源禀赋看，无论是土地资源、林木资源、水利资源，还是矿藏资源，中国的资源基础储量都比较丰富，但人均占有水平较低，大多数资源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农业生产所必需的耕地资源与水资源也不例外。中国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1%，但耕地面积仅占世界的7%。从水资源拥有量看，中国平均每年可更新的淡水资源量为2.812万亿立方米，占世界约42.75万亿立方米可更新淡水资源的6.6%，可以说，中国的水资源与耕地资源存在同样的不利条件。水资源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可通过灌溉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来体现，因为中国75%的粮食作物生长在灌溉土地。对中国而言，相对较少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是其农业发展固有的不利条件。除自然资源在国家间不均等分配的固有资源禀赋约束外，国内的城市和工业扩张都需要地理空间和水资源，进一步强化了农业生产的自然资源约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农业与非农产业、农村与城镇在耕地和水资源等自然资源方面的竞争将日益激烈。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农业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低于非农产业，在与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耕地和水资源争夺战中，农业和农村的弱势地位逐渐凸显，进而导致农业生产的耕地面积减少、耕地质量下降、水资源短缺的约束不断强化。

2、具有逐利性和软约束的农业社会资源:资金、劳动力与国际市场

与耕地和水资源的自然资源属性不同，资金和劳动力属于农业社会资源，而且流动性相对较强，其流动性约束是一种软约束。由于受到的是流动性软约束，资金和劳动力就有激励通过流动去寻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总体而言，我国当前仍然是农业部门资金流向非农业部门，素质较高的农业劳动力流向非农产业。农村资金方面。2010年，农村投资的增幅仍低于城镇投资增幅4.8个百分点，农村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到13.2%。1995年以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14.43倍(按现价计)，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比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高出约1倍。近年来，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农业补贴规模继续扩大，农村金融服务有所改善。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10年末，主要金融机构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城市信用社、村镇银行和小贷公司等农村贷款余额9.8万亿元，同比增长31.5%，高出同期各项贷款增速11.9个百分点;农户贷款余额2.6万亿元，同比增长29.4%;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2.3万亿元，同比增长18.3%。但不可否认是农村民间资本仍向着投资回报率高的二、三产业转移，且各类金融机构或多或少地扮演着“抽水机”角色，农村农业资本依然缺乏，农民贷款仍困难。农村劳动力方面。农业从业人员继续减少，结构性矛盾显现。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大量有文化的青壮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农业从业人员数量和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由于乡村人口基数大，目前乡村劳动力总量依然过剩，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压力还较大，但是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业青壮年劳动力短缺、农忙季节性短缺、区域性短缺问题开始显现，农村劳动力进入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阶段。在全社会从业人员中，乡村从业人员总数和所占比重逐年下降。

3、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约束的农业现入要素:化肥和农药

现入要素的使用对农业发展，尤其是农作物增产的作用巨大，但仍然逃不出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我国农业生产中的化肥使用效果已表现出相当明显的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从不同农业生产资料来看，产品畜价格、机械化农具价格和农药价格相对比较稳定，饲料(2010年价格上涨8.3%)、农用机油(2010年价格上涨10.3%)和农业生产服务价格(2010年价格上涨10.3%)上涨明显，但是化肥价格持续下降。2010年，化肥价格在2009年下降6.3%的基础上进一步下降了1.4%，化肥使用可能已经到了极限。以农业生产中的氮肥使用效果为例。从国际比较看，中国氮肥施用量是美国的3倍、是法国的1.5倍、是德国的1.6倍，单位农田的氮肥施用量远远高于世界发达国家的用量。尽管粮食作物增产与氮肥施用量增加高度相关，但随着氮肥的大量使用，氮肥的肥效快速下降，其直接表现为氮肥促进粮食产量增加的效率下降。有研究指出，随着氮肥施用量的增加，水稻产量渐增，但增势减缓，到最高产量后，继续增加氮肥施用量，产量转而下降且肥料成本增加引发净收入减少。有专家分析认为长期过量使用化肥造成耕地贫化、土地板结和水土流失是氮肥肥效迅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在化肥施用技术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之前，农民维持单位土地产出量就需要施用更多化肥，似乎陷入了“施用化肥—土地贫化—施用更多化肥—土地更加贫化”的恶性循环。农药的使用也没能避开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多年来，我国粮食不断增产的重要原因就是化肥、农药等要素投入的增加，导致我国农业生产中的化肥、农药投入水平已经相当高。过量使用化肥会产生负面效应，同样，过量使用农药也有类似的结果。有学者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以1996～2008年省际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对我国的农业实际生产情况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表明农药使用量对粮食产量的回归系数在-10.664到0.978之间，变化不大，说明粮食产量几乎不受农药使用量的影响(张立超、翟印礼，2010)。贾卫国(2010)在江苏省12个城市的农化用品投入效率进行分析后，得出1/3的城市已处于农化用品投入规模过大、规模收益递减阶段的结果。此外，相关研究也表明，减少农药使用量并不影响农作物产量。按经济学的理论，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增加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报酬是一个先增后减的过程，而实践也表明，化肥和农药的投入使用也是遵这一规律。

4、能够突破资源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农业科学技术

在农业科技方面，据农业部测算，2010年农业科技贡献率达52%，良种覆盖率达96%以上，种子统供率达到66%，粮食作物专业化统防统治率达12%，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52%。即便如此，我国农业科技含量低、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却是当前农业科技发展的现状。总体来说，科技进步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比发达国家低20～40个百分点。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薄弱，推广能力不足，技术到户率不高，现实科技的潜力发挥不足，例如每年大约有6000项农业科技成果诞生，但只有不到1/3被利用。大型农机作业推广应用水平不高，导致土壤板结和质量下降，降低了土壤保水能力和化肥利用率，影响农产品产量和质量。农业用水约占社会用水的2/3，但农业用水效率仅及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

五、展望未来的农业发展

1、农业政策的核心目标应当从实现食品的自供给安全，转变为改善农户的生计状况许多经济学者的研究证明，农产品产量的提高对农民收入的增长贡献甚微，因此，在粮食总产品连续3年保持增产(总产超过4.9亿t，2007年粮食总产量预计突破 5亿t)的今天，如何在政府层面上保证农产品供给数量上的安全，同时实现农民实际收入的显著提高，是新农村建设中的一大难点。现在，中国处于一个开放的环境中，正视国际农产品市场应有的作用，应当是使农产品供给安全得以有效实现的一条重要途径。

2、应当尊重农民的意愿，保护并发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长期以来，中国农业科技政策体系与农户生计目标相脱离，忽略了农民的自主意识，应当集中力量发掘传统农业的精华和乡土智慧，发挥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就像舒尔茨说过的一样:“在自己土地上的普通农民，具有超过来自富国的仅仅懂得经济学的专家的优势。他熟悉他的小块土地和当地气候，而且他能预期他的辛勤劳动将取得怎样的成功，而所谓的专家却一无所知。”事实上，农业产出增长的源泉，往往产生于最好的现有技术的扩散，而不是某一实验室新技术的发明，英国的农业革命、美国的土壤保持运动亦如是。

3、农业新技术的开发和扩散应能促进农民的充分就业 中国农业自然资源的人口承载力业已不堪重负，而长期以来中国推广的农业技术却是以资本、土地密集型为导向的，不仅没有利用好最广大的劳动力资源，反而使得贫富差距不断加大。为求得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福利，必须把生态学原则结合到以农村充分就业为中心的战略之中，开发“生态技术”使农民能够就地“自我雇佣”，旨在促进农村的充分就业，并开创一系列的增值增收活动。

六、结束语

农业的发展是人类一切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得到更好发展的保证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必须加强对其的研究。在农业的发展中资源环境的约束是重要的方面之一，关系到中国农业是否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中国农业发展与期权理论实践

摘 要：中国粮食保护价政策虽然为保护农民利益而制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较多漏洞，农民的利益常常受到损害。为改变这一状况，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可以建立和完善农产品期权市场，引导农业生产和流通，对于推动我国农业生产和经营市场化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针对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民由于农产品和化肥、种子、生产工具等生产要素价格变动所面临的风险问题展开分析，引入期权理论利用套期保值将农民的价格风险转移给市场，进而分散农业生产中风险，使农民的利益通过市场化得到保护。

关键词：农业生产；套期保值；风险转移

1.前言

传统意义上的农业支持政策是指由政府机构介入市场，利用行政手段对农产品以保护价形式收购、政府储备或直接对农民进行低收入补贴，以保护农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水平。将期权理论引入农业生产和经营，可以对我国农业支持政策补充和促进，通过市场形式承担和分散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价格风险，以维持农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保持在稳定的水平上。

2.期权理论运用农业市场概述

2.1期权理论

期权（Option）是指在某一限定时期内按某一履约价格买进或卖出某一特定商品或合约的权利。是一种投资者支付一定费用获得不必强制执行的选择权。

期权的核心思想主要表现为以下四方面：

（1）期权相关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称

投资者获得期权后拥有的选择权，在有利的条件下可以行使权利，在不利的条件下可以选择放弃权利。因此，期权相关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对称的。

（2）期权相关的成本和收益不对称

投资者付出一定成本获取期权，条件不利时放弃该期权，损失是购买期权的成本；条件有利时行使权利，获得差价收益。也就是说，期权所有者付出的成本是固定的，而获得的收益有多种可能，可能是零也可能很大。因此，投资获得期权的成本与其持有期权的收益是不对称的。

（3）管理“不确定”以提高期权价值

投资者通过期权锁定了不确定的下界风险，这意味着不确定程度越高，标的资产的波动越大，投资者获得上界收益的可能性就越大，期权价值越高。

（4）运用复制组合对冲不确定

期权可通过标的资产与无风险资产动态复制而得，期权定价是通过标的资产动态反应的。决策者可以通过复制组合对冲不确定性，这使得决策者的效用函数不对期权定价产生影响。

2.2期权理论与农业发展

利用期权市场保护农业，相对于利用行政措施支持农业，有如下优势：（1）期权交易中的价格，是通过市场竞价过程形成，是期权交易双方对未来供需状况的预期，它的形成基本反映了供求的实际关系。为农民生产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减少了农业生产的盲目性；（2）鼓励农民进入期权市场，其部分价格风险被期权市场中其他投资者承担，有效的降低了风险； 3.农业生产中期权套期保值应用分析

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由于市场价格的波动，构成了农民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性。一方面，由于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不确定，为农民在前一年粮种的选种和当年的销售收入都带来的很大的不确定性，往往给农民带来很大的损失，谷贱伤农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另一方面，在农民生产过程中，由于种子、化肥及生产工具的价格变动，使得农民的生产成本存在不确定性。

3.1在农业市场中运用多头看跌期权进行卖方套期保值

进行这项操作的目的是要规避农业生产者对农产品价格下跌的风险，但是在这里运用的是看跌期权合约而不是期货合约。看跌期权合约是指这一合约的买方有权利在某一确定时间以某一确定的价格出售标的资产，但他没有义务一定要履行他的权利。可见，看跌期权合约的买方是期望未来标的资产下跌而购买的这个合约。下面我们通过举例来说明：

7月份，当小麦的现价为1580元/吨时，一位农业生产者正期望从他的一个客户手中获得200吨小麦的大订单。预期客户会要求在8月底交货（合约约定以交货时间价格成交）。农业生产者关注的是小麦价格会从目前水平下跌，从而对他的边际利润产生压力。

很明显，为保持现在的价格和盈利水平，需要对小麦价格进行套期保值。这位农业生产者决定运用多头期权来控制农产品的风险。

查询网站所得到的小麦期货合约的成交价格如下：

7月份：每吨1620元，8月份：每吨1680元，9月份：每吨1720元

上述数据表明市场处于期货溢价状态，当然溢价程度不是很强。于是农业生产者以20元的期权价格买入交易所9月小麦的1720看跌期权。

（1）价格上涨

对于农业生产者来说，价格上涨显然是一种让他们满意的变动。因此，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运用期货期权套期保值是否可以让农业生产者在价格发生有利变动时能够获利。

考虑进期权购买成本的话，农业生产者的实际销售价格是1730元，（实际收到的价格1750元-在期货市场上的损失20元）。这比农业生产者要套期保值的价格有150元的改进。

以上表明，利用多头看跌期权进行卖方套期保值，在市场价格发生了有利的变化时，农业生产者在规避了风险的同时，仍能得到价格有利变动所带来的收益。

（2）价格下跌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主要研究在标的商品价格下跌时，利用期权的卖方套期保值的情况。为此，我们假设农业生产者平仓时，小麦的现货价格已跌至1490元/吨。此时农业生产者持有的看跌期权处于实值状态，他会下指令让期货经纪人执行这项期权。同时，他会再买进同等数量的小麦期货合约，来抵消由于执行期权所带来的空头期货头寸。此时买进期货的交易价是1485元/吨。

3.2农业市场中运用多头看涨期权的买方套期保值。

在农业生产者进行生产时，我们的目标是保护农业生产者免受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影响，考虑看涨期权。看涨期权是指该合约的购买方有权利在某一确定时间以某一确定的价格购买标的的资产，但他没有义务一定要履行他的权利。

当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在看涨期权的执行价格之下时，期权将不被执行，由此引起的成本仅是全部期权费用。在生产资料市场价格上涨，不利于农业生产者时它通过执行期权，将会大大减少损失。因此，在买方套期保值中，主要是针对价格向上的不利变化，由运用看涨期权的保护策略则可为此承担损失。

4.建议

农产品期权市场在我国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关于市场机制和规则的建立还很不完善，各参与主体还处于观望态势。此处针对我国农业期权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 以市场导向为主，政府支持为辅

我国农业市场发展滞后，加快农业市场改革，转变政府管理农业生产和流通的方式，成为当前解决农业问题的重中之重。于是，利用期权这种新的金融衍生工具避免由于价格的波动给农民带来的损失，抵御市场风险，对于保护农民的利益，促进农业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渠道。在农业期权市场建立初期，政府是主要的引导者和支持者。它可以通过代替农民支付权利金、交易中的手续费及其他相关交易费用，也可以直接向参与农业期权交易的农民进行财政补贴，，来鼓励农民进入期权市场，使农民真正成为农业期权市场的参与主体。

（二） 培育农民成为规范的期权市场参与主体

由于中国大多数农民受到传统农业经营思想的深刻影响，所以期权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生工具，能否被农民大众接受并灵活运用，成为农业期权市场能否在我国成功建立的关键所在。于是，要培育农民真正成为期权市场的参与主体，帮助和引导广大农民进入期权市场，首先必须帮助农民转换观念，增强商品意识和市场意识，通过农业期权市场引导农民根据市场需求优化粮食种值结构，使其农业生产经营向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发展。

（三） 开展农业期权交易试点，逐步完善市场管理体系

美国于1993年开始鼓励农场主参与政府农业期权交易试点。这种措施使政府对农业生产的补贴通过期权市场使农场主成为农业补贴政策的直接受益者。中国目前可以借鉴此经验，在我国实行农业期权交易试点。对优先进入该试点的粮食生产企业和农民，给予粮食期权支持。对于交易对象的选择，可以首先选定某一优质粮食品种为对象，在该品种主产省的某一地区试点。通过交易试点的推行，不断完善农业期权市场体系。确定合理的交割税率，制定符合各个参与主体利益要求的市场管理体制。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永吉县支行以十八大精神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永吉县农发行党支部组织全行员工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精神，在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涵的基础上，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农发行工作实际，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农发行价值体系建设。该行为使全体员工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涵，组织全行员工原原本本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修改后的党章，结合本行实际，制定了《开展爱岗敬业履职尽责主题教育活动方案》，牢牢抓住科学发展这条红线，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对员工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使员工再次受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进一步树立和倡导了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及爱党、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精神，以实际行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该行党支部在组织员工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同时，还按上级行要求，组织全行员工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农发总行的价值体系。即农发行愿景：打造一流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农发行使命（宣传语）：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建设新农村的银行；农发行核心理念：至诚服务、有效发展、以人为本、构建和谐；农发行精神：尽职、务实、创新、自强。党支部号召全行员工认真抓好落实，积极发挥价值体系的核心引领作用，不断适应新形势要求，拓展理念内涵，丰富实践内容，进一步做好本职工作，使之转化为全行员工统一的价值导向，神圣的使命感召，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共同的奋斗目标。将其贯穿经营管理全过程，用“打造一流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的愿景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感，召示全行员工为之而奋斗。

在学习提高的基础上，县行党支部以支持“三农”为切入点，践行经营理念，完善管理机制，向全行员工发出了“转变观念，创新管理，真抓实干，不辱使命，创建一流员工队伍，为支持‘三农’做贡献”的号召。开展了以“我爱农发行，奉献在岗位”为主题的艰苦创业、廉洁从业、建功立业的创建活动，使全行员工进一步增强了大局意识，树立了主人翁责任感，推动了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活动不断深入发展。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国家粮食局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合作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各省级分行：

国有粮食企业是国家收购掌握粮源和实施粮食宏观调控、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维护粮食市场与价格基本稳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载体和得力抓手，承担着重要的公益性、基础性和社会性职能。近些年来，各地按照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部署，大力推动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企业“三老”问题基本解决，新的经营管理机制逐步建立。国有粮食企业在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下，积极开展粮食购销，经济效益稳步提高，开始走向振兴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在多元市场主体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受历史遗留问题及当前经济环境等因素影响，国有粮食企业融资难、竞争力弱、经营模式单一、缺乏自我积累等问题比较突出，“小、散、弱”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粮食购销主渠道的地位和功能受到影响。

为进一步优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发展环境，充分发挥农业政策性金融的重要支持作用，促进国有粮食企业尽快做大做强，更好地服务国家粮食宏观调控，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维护粮食市场稳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国家粮食局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农发行）就进一步加强合作，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推动战略重组，做大做强国有粮食企业

（一）重点推进县级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兼并重组，促进资产优化组合。每个县（市、区）原则上保留1家地方国有或国有控股粮食购销企业，以优势骨干粮库为主体，基层购销网络为基础，通过兼并重组，组建公司制、股份制粮食企业，主要承担粮食储备、政府调控和市场化收购任务。逐步实现“一县一企、一企多点”模式，促进资产、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把国有粮食企业做大做强。

（二）积极适应区域粮食宏观调控需要，着力培育区域性国有或国有控股的地方大型粮食企业，并以具备规模优势、资产优势和市场影响力的区域性大中型粮食企业为依托，打造国有或国有控股的区域性粮食集团，不断提高国有粮食企业的竞争力、影响力和控制力。

（三）按照有利于保护售粮农民利益、有利于粮食市场稳定、有利于国家粮食安全、有利于发挥国有粮食企业主渠道作用的原则，在深入分析本地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资产状况、经营能力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当地粮食购销数量、企业辐射半径和应急保障需要，制定本地区国有粮食企业改革重组规划方案。省、市、县三级规划方案要上下对应、统一协调，并征得当地政府同意及有关部门的支持，确保规划方案的顺利实施。

二、转变企业经营模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四）着力改变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买原粮、卖原粮”的单一经营发展模式，推动有条件的国有粮食企业向收购、仓储、物流、加工、销售等一体化发展，延伸和完善产业链条，增强企业竞争力。鼓励地方国有粮食企业通过积极参与“主食产业化”、“放心粮油工程”等，拓展经营空间，实现经营多元化发展。

（五）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创新机制，规范运作，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真正形成以资产为纽带、统一发展战略、统一资产管理、统一财务核算、统一制度管控、统一人力配置的统分结合的公司制发展模式，切实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

三、积极协调和争取地方政府支持，为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六）在改制重组过程中，要通过采取免征、先征后返或减征土地出让金的方式，将地方国有粮食企业现有的国有划拨土地改变为出让用地。结合“退城进郊”、创办“粮食产业园”等，盘活地方国有粮食企业现有资产，扩大资产规模，改善资产质量。

（七）加强对地方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的指导、协调、监督和服务，在人员分流、社会保障、经营性亏损处置等方面给予一定优惠政策，争取重组、改制后的地方国有和国有控股粮食企业，继续享受原有国有粮食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减少企业经营成本。

（八）采取政府注资、企业入股等方式，多渠道充实国有粮食企业资本金，提高企业资信状况，增强地方国有粮食企业融资偿贷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发挥政策性金融支持作用，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九）以省、市两级粮食储备为重点，加大对地方储备信贷支持力度，确保省、市级储备粮增储、轮换资金需要，不断增强地方政府区域粮食市场调控能力。对省、市级储备粮管理公司或直属库，地方储备先购后销所需的轮换贷款，应给予信用贷款支持。对军粮供应企业保障军粮供应所需资金足额贷款。

（十）对县级粮食储备实行有区别的信贷政策。对制度健全、财政补偿政策落实、符合贷款集中管理要求的，增储贷款要优先支持；对财政补贴不落实的，原则上不予支持。对承担县级储备的企业，地方财政补贴能够弥补价差亏损，或企业足额建立轮换风险准备金的，所需轮换贷款可采取信用贷款方式。

（十一）对经营管理状况好的地方国有粮食企业开展自主经营的市场化粮食收购资金需求，要按照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和经营能力，在企业有效资产应抵尽抵，落实一定比例的自有资金或缴存风险准备金后，可发放信用贷款。不得将自有资金和风险准备金两种风险保障措施同时使用。

（十二）对从事粮食储运、调销、加工的国有粮食企业符合流动资金贷款条件和要求的，要积极给予流动资金贷款支持，促进其扩大经营。

（十三）在地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可以发放重组贷款，支持企业资产整合，提高竞争优势。对地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在战略重组过程中关闭、注销和破产的，农发行可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快处置所形成的呆坏账。

（十四）充分利用现有的流动资金贷款、中长期固定资产贷款，积极支持改制后的地方国有粮食企业开展粮食收储、科技创新、技术升级改造、质量体系建设、军粮供应保障能力提升以及生产基地建设，引导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加快产业布局，尽快做大做强。

（十五）对改革改制后的地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暂时达不到粮食收购贷款条件的，给予1～2年过渡期限。在粮食主产区和有粮食收购任务地区，一个县（市、区）域内没有具备粮食收购贷款资格企业的，应由当地政府指定，落实必要风险防控措施，选择1～2家条件较好的地方国有粮食企业发放粮食收购贷款，确保不留收购空白点，地方政府和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负责对指定企业进行监管，确保农发行收购资金安全。

（十六）地方国有粮食企业要按照农发行粮食收购资金封闭管理要求，确保粮食收购资金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挪用。申请粮食收购资金贷款须在农发行开立粮食收购资金存款账户，积极配合农发行对收购资金的信贷监管，销售货款要全额回笼至农发行存款账户，并及时归还占用的粮食收购贷款。

五、改进信贷服务，提高办贷效率

（十七）积极协调地方政府发展贷款担保机构。通过粮食企业的联合筹资、吸收社会资金入股、向现有担保机构注资、争取财政资金补助等方式组建融资性担保公司，对地方国有粮食企业定向提供担保，提高地方国有粮食企业的融资能力。

（十八）建立粮食共同担保基金。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协调政府有关部门和地方国有粮食企业共同出资，在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或财政部门建立粮食共同担保基金，为地方国有粮食企业融资进行担保。

（十九）不断创新信贷产品，满足地方粮食企业改革发展的需要。对产业链比较完善的粮食企业，农发行要创新信贷产品，以核心业务为依托，满足企业上下游整个产业链的融资需求。

（二十）创新地方国有粮食企业的贷款担保方式，增大对企业融资额度。实行粮食库存浮动抵押、仓单质押等安全、便捷的担保方式，切实改善地方国有粮食企业融资担保难问题。

（二十一）对于地方国有粮食企业使用粮食收购贷款，每年在收购旺季前要及早开展收购贷款资格认定、信用等级评定和授信工作，将粮食收购贷款额度核批到企业，并及时通知企业办理相关手续。

（二十二）严格执行中国银监会和农发行有关金融服务收费相关规定，严禁违规向企业收费。对于符合收费减免政策规定的，要减免相关费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六、密切加强合作，建立工作协调机制

（二十三）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发行要建立国有粮食企业资信共同考评机制，把企业发展潜力、经营管理能力、履约还贷能力等作为考核重要内容，共同把发展前景良好、管理规范、信誉良好的国有粮食企业纳入“信誉良好企业”名单，在贷款条件和政策上给予适当优惠和支持。

（二十四）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发行要建立国有粮食企业贷款风险共同监管机制，科学区分市场经营风险等系统性风险和恶意挤占挪用等非系统性风险，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农发行适当提高对因价格波动而带来的市场风险承受度和容忍度。粮食部门要加强对国有粮食企业经营管理的指导，努力规避市场风险。同时建立国有粮食企业贷款非系统性风险责任追究机制，对企业发生的恶意挤占挪用农发行贷款的行为，按照人事管理权限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二十五）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发行要建立定期联系共同会商制度，加强对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掌握粮食行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改革动态等，共同参与当地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方案的制定，积极争取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及时沟通国有粮食企业改革进展、经营管理和信贷资金的使用情况，协商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及时总结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典型做法，完善政策措施，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

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发行要认真贯彻落实本意见精神，并将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向国家粮食局（财务司）和农发行（客户一部）报告。

当前，正值秋粮收购的关键时期，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农发行要通力合作，认真分析秋粮收购资金需求，及早安排和落实收购资金，加强对收购资金监管，确保不出现“打白条”问题。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试述中国农业发展相关术语演变特点

摘 要：论述了中国农业发展相关术语演变的特点，包括命名方式的演变、术语形式的演变和语义的演变等，旨在为现代农业的科学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农业发展，术语，演变

作者简介：李军（1968—），男，上海市人，博士，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通信方式：。 从一般意义而论，对农业发展的阶段做出划分，既应反映出不同时期农业生产力状况，也应体现生产力各要素的配置方式，并从生产方式上加以把握，同时还应考虑农业演进与其他产业发展的相互关系。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农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差异，它的指称、概念、特征，内涵和外延等存在着区别。因此，人们从历史的角度，往往把农业划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发展阶段，从而产生了与之对应的相关术语。从术语学的角度来看，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上述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农业术语中的客体随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进步，从木质工具到石器工具再到当前的机械化工具，农业发展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出现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的不同形态模式与术语表达。

一 命名方式的演变 “正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之一。孔子早已提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1］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正名”意识同样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齐民要术》《陈旉农书》《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等古代农业典籍都注重对农业名词术语的命名和诠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的规范性。因此，有学者援引《齐民要术》中的文字，认为《种谷》中的一段注释“按今世粟名多以人姓为名目，亦有观形立名，亦有会义为称”是中国古代科学著述对农业术语命名法的一种探索［2］。诚如《齐民要术》对农业术语命名规则的概括，中国古代农业术语有其自身的命名特点，并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生变化。

汉代刘熙在《释名》一书中称：“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3］，他所说的“义类”正是事物命名取义的依据。事实上，在前文的论述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农业术语的命名原则，即从原始农业阶段开始，中国古代农业术语的命名就与对象的形象、意义、用途有着直接联系。汉字的特点之一是表意性，也就是说农业术语的命名自然源于表意的需要。如原始农业术语中出现了一系列以象形、会意、指事为主要特征的单音节词汇——“田”“艺”等。因此，其术语的命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造字方式的影响，以表形、表意为主。

传统农业时期的术语体系继承了前一阶段的大量术语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其命名的理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实施方式命名。

农业术语的命名方式与农业实践密不可分。从上古文字的出现起，农业实践对术语的命名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有相当部分农业术语就成为对农业生产活动的直观描述，如“力”“耕”等词汇均是如此。传统农业时期，随着构词方式的演变，对这类术语的命名也更加灵活多样，如“区田”“架田”“转耕”“纵耕”“火耕水耨”等概念所表达出来的是“区”“架”“转”“纵”“火耕”“水耨”等具体的耕作行为，从而突出了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耕作方式的特点。

第二，以约定俗成命名。

农业术语是在农业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因而农业术语的命名与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约定俗成的特点，源自民间的口语、俚语、农谚等也常常被用作术语的命名依据。《天工开物》就列举了大量有关农业的“俗名”“方语”，如“稻”的俗名“金包银”“喉下急”，“豆”的俗名“摘缘”“拔绿”“高脚黄”等，又以“荞麦”本非麦类而约定俗成称为“麦”为例来说明这一命名原则［2］。事实上，约定俗成是农业术语命名的重要方式，相当多的概念术语都是在传播过程中得到使用者的认可，而演变为专门性的农业术语。例如，“畎亩”一词原为田地的泛称，但在使用中被约定俗成为对先秦耕作方式的描述。又如，“井田”一词最初用于土地计量，但同样被约定俗成为对夏商周三代土地制度的描述。

第三，以借用词命名。

在农业术语的发展中，由于新物种、新工具或新生产方式层出不穷，原有的词汇并不能够完全描述新的对象，由此带来的是术语在命名上采取了借用词的方式。例如，陈旉的《农书》提出了“粪药”的概念，主张“用粪如用药”，而这个术语显然借用了“药”这一医学用语，形象地强调了土地保养的途径。与之类似，徐光启也提到“粪丹”的概念，同样从医学、方术中借用了“丹”这个名词，从而为新的概念现象提供了命名方式。“底”则是直接从普通词语中借用而来，成为对作物前茬的描述。

从总体上看，自原始农业至传统农业，其命名方式与汉字结构的变化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对应关系，即由以表形、表意的命名方式逐渐转变为更加多样化的命名方式。尤其是在合成词广泛使用之后，术语的命名愈发显得宽泛灵活，这无疑也促进了概念表达的准确性。然而，我们还应当认识到，中国古代农业术语的命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同事异名和同名异事的现象屡见不鲜，仅以“架田”为例，关于同一现象的表述就有“架田”“葑田”“浮田”三种，这在某种意义上体现出有关传统农业发展模式的概念体系缺乏精确性。

二 术语形式的演变 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一文中指出，从上古文字开始，汉字在结构形式上的演变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形声字越来越多；二是汉字的字符从依靠自身的形象表义变为依靠其意义表义；三是无理据的字或部分无理据的字越来越多［4］。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有关农业发展模式的术语概念在文字的字形构造上也不能例外。

从传统农业术语的构成上看，尽管汉字字符的形式特点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但其仍然在总体上呈现出声符与意符相结合的特点。对此，有学者论述说：“汉字基本上是一字一音、单文独义，在一个封闭而自成体系的小天地里，实现了形、音、义的高度结合，从某种意义上看，与我们民族的传统经济、生活方式都有相似之处。”［5］确实如此，在传统农业术语的巨大体系中，既有对概念、名词的形象性呈现，如前文所列出的“耕”“牵”等词汇，也出现了诸多兼具表意和表音特点的形声字，如“墒”“葑”等词汇。从汉字的这一字形特点来看，从原始农业到传统农业，中国古代农业术语具有较强的表意性，往往能够通过字形或意符指示出该字含义的基本范畴。例如，关于耕作方面的术语常见为从禾从耒从土，其字形构造与耕作对象、工具有关；关于畜牧业的术语往往从牛从马从羊，突出了畜牧业的特点；关于农具的术语较多地从木从石从金，较为清楚地表现了生产工具的属性质地。因此，农业术语的这种构形规则能够比较直观地呈现出术语的内涵，使其在意义表达上具有指事清晰、范畴明确的特点。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改革与发展研究

【摘要】 综合考虑三农经济的特点、目前的发展形势以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自身的业务范围、经营背景等因素，本文认为，无论是外部经济体制环境还是内部经营管理，农发行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由于经营管理机制不健全、资金运用效率低、潜在风险大等，导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应有的支农作用受到明显制约，因此农发行的改革和职能调整势在必行。

【关键词】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政策性金融 改革

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改革的必要性

1、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农业发展银行的支持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头等重要的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安天下”的产业，这是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但随着工业化，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又是一个弱势产业，这就决定了农业的发展需要政策上的必要扶持。要扶持就得有相应的手段，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政策性金融手段。农业政策性金融主要通过财政贴息提供长期、低成本的资金供应，进行农业发展的硬件建设和生产能力建设等，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农业政策性金融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兼有财政和银行的双重职能，其宗旨就是根据国家农业政策及意图，为农业发展提供政策性金融服务，它通过对农业项目的先期介入，能有效地分散风险，引导和鼓励包括商业银行、工商企业、外商以及农民个人在内的社会投资者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投资农业的积极性。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肩负着为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外部条件的重任。因此，应促进农发行的改革与发展，充分发挥农业政策性金融的作用，使它能够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从而更好更快地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2、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改革是建立完善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必然要求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建立，除了与当前“三农”形式有关，也与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息息相关。一方面使原有的国有专业银行可以摆脱政策性业务的束缚，真正逐步走上商业化的道路，减轻国家的负担，另一方面也为构筑完善合理的农村金融体系奠定了基础。当前，我国正着力建立多层次、多元结构的农村金融组织，以满足新农村建设不同领域的金融需求。与此同时，国务院明确提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要在农村金融中发挥骨干和支柱作用，弥补其他商业性金融不愿或不能涉足的农业领域的缺口，更好地解决农村金融需求普遍得不到满足与资金加速外流形成的尖锐矛盾。

二、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职能分工不明确，市场定位不清

政策性金融区别于商业性金融最大的特点在于非营利性和非竞争性。政策性金融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实行保本微利经营，不与商业性金融竞争，严格规范地执行国家政策，体现政府意图。政策性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农业发展银行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分别承担着商业性支农职能和政策性支农职能。从实际情况看，三者间的职能分工存在错位的现象。农业银行于1995年被界定为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定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业务范围已与其他国有商业银行无异，竞争的视角也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农业转向工商业，但仍肩负一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国家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却成为“专司粮棉油收购资金封闭管理”的机构，业务单一。而且原来归属于农业发展银行其后又重新划转到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的政策性金融业务，有些被选择性地执行，如农业产业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有利可图的就去做；有些被长期冻结，如专项贷款；有些业务成为转移呆坏账的工具。这些现状维持至今仍未打破，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即农业发展银行的市场定位问题。在全社会呼吁要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对农业政策性资金投入的今天，国家并没有尽快明确这个问题，这既影响对“三农”的政策性资金投入，同时还制约农发行的可持续发展。

2、筹资机制不健全，制约业务经营拓展

目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来源主渠道是向中国人民银行的借款、筹资，使得资金运用大受制约。这种基本上依赖中央银行借款的筹资方式，偏离了通过组建政策性银行，以切断政策性贷款与基础货币之间的联系的改革初衷。根据现行政策规定，政策性银行不得与商业银行竞争汲取社会存款，特别是居民储蓄，此种做法极大限制了其自身的信用创造能力。目前农业发展银行的负债业务主体主要是向中央银行借款，吸收开户企事业单位存款等，均属于被动形成的负债。而且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经办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过程中，承担着巨大的经营风险，很容易导致不良信贷资产增加和财务状况恶化，而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3、业务范围过于狭隘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实际上仅是单纯的粮棉收购贷款银行，业务仅限于支持粮棉流通，根本无法充分发挥支农作用。即使在支持粮棉流通方面，也同样存在突出问题。棉花购销已经市场化，随着粮食购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种植业结构的调整、粮棉购销主体的多元化，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收购量明显下降，以购销信贷为主的农业发展银行的贷款资产业务也出现规律性明显下降。

4、内控机制比较薄弱

随着农发行职能的不断完善和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大，信贷风险出现三个转变：一是由粮油的流通环节风险转变为对农业整体产业的风险；二是由单一客户风险转变为多元化、集团化、产业化的客户风险；三是由政策性贷款风险为主转向由商业性贷款风险为主。但是风险防控机制还不适应需要，信贷管理制度仍不完善，一些规章制度存在重复交叉甚至相互矛盾，亟需进一步整合。适应政策性和商业性两类业务特点的风险预警体系尚不健全；贷后管理相对薄弱，同时缺乏适合不同类型企业需要的管理模式，不适应业务多元化发展的需要。风险管理手段不足，缺乏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风险管理文化欠缺；不良资产化解手段比较单一，清收难度加大。目前政策性金融机构法人治理机构不健全，内部审计和监察力量薄弱，管理粗放，甚至有些政策性银行由于内部管理混乱、违法违规经营，导致不良贷款率高，从而面临很大的信贷风险。

三、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途径

目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与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基层机构甚至与国家开发银行进行合并与重组，此举并不能完成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组织制度的创新。因为农村政策性金融与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国家开发银行等的功能是不同的，具有不同的目标群体，即使完成了组织制度上的变迁，也不能实现经营机制的转型。进一步来讲，深化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改革不是一个简单的“并”、“撤”、“留”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功能定位或职能调整的问题，而应将其放到整个金融体制改革与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大背景下，建立一种符合当前我国农业发展和金融改革实际情况的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制度，使目标定位更加明确，管理手段更加先进，运营机制更加完善，相关配套措施落实到位，经济社会效益显著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这将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今后改革和发展应该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关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改革本文有以下几点建议。

1、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将农业发展银行各层次分支机构进行合理调整

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各地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逐步形成了环渤海经济区域、长江三角洲、闽南地区、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区域。农业发展银行主要定位于支持城乡一体化、外向型农业、农业产业化、农产品流通、农业科技进步等。分支结构按照经济区域设置，有利于提高农业发展银行各机构运行效率和适应能力，有利于打破地方保护和克服体制性障碍，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从而形成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在中部及西部欠发达地区，受较差的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往往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农业发展相对较为封闭。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主要定位于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农业综合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等。分支机构按照行政区域划设置，有利于贯彻政府产业政策和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有利于支持西部大开发，有利于政府调控农业主产区粮食市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2、拓展农业发展银行支农业务范围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能定位要在国家支农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框架内统筹考虑，围绕以农为本的“务农”指导思想，从事综合性农业开发信贷业务和建设综合性农业政策金融服务体系。合理有效地运用资金，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发挥职能和作用的主要手段，也是其业务运作的关键所在。在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制亟待重构、重组与重建的时期，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农村金融主体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应该充分发挥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其特有的政策性导向与扶持功能，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1）坚定不移地做好粮棉油收购和储备资金的供应和管理工作，确保粮食收购和储备不出问题。首先，为粮食流通企业提供收购资金，支持企业开展粮棉油收购，对继续实行保护价收购的粮食品种要保证资金的供应，按照“以销定贷，以效定贷”的原则，积极支持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水平，敞开收购农民余粮，使农民手中粮食变现。促进农产品价值的实现，是维护市场稳定、保护农民利益、促进粮食安全、平抑主要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重要手段。其次，支持国家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储备体系建设，支持提高粮食储备率，增强政府对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2）支持农业主产区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首先，提高农业综合开发和生产的能力，建立一批高产、优质、高效的大宗农产品商品生长基地。其次，在稳定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和总产量的基础上，着力调整主厂区农业生产格局和优化品种结构。最后，完善贷款准入制，按照“区别对待，择优扶持”的原则，支持农业主产区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着眼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把它们作为贷款对象，并视情况逐步延伸，支持贷款对象逐步打破所有制限制，这样将众多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并纳入市场体系中，从而大大提高农业比较利益和增强农户市场适应能力。另一方面，支持退耕还林（草）工程和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支持西部贫困地区根据当地自然资源条件和农业技术产品，因地制宜地发展畜牧业、林果业、渔业等，引导西部贫困地区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3）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农发行要加大对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粮棉主产区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持力度，提高农业科技有效供给能力和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及应用转化率。

3、完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筹资管理机制

（1）允许农发行同步发展资产与负债业务，稳定低成本资金来源。一是增加财政预算支农资金、国家农业投资，并由农发行统一拨付、管理和使用；改部分财政无偿投资为农发行信贷资金来源。二是吸收存款，允许农发行扩大吸收企业存款的范围，向非贷款客户或其他金融机构开办协议存款等业务。三是依托国家信用发行农业政策性金融债券，并利用政府担保从国外借款或发行债券。通过发行农业政策性金融债券，从国内外金融市场筹集资金，逐步改变对财政资金和中央银行再贷款过度的状况，并随着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逐步提高金融债券的数额和比重，不断增强自主融资能力，这是农发行融资模式的未来发展趋势。四是支持农发行加强与邮储银行、社保及农业专项基金等的合作。

（2）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由于农发行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对特定的农业领域或项目提供优惠贷款支持，其在资金来源、资金投放、贷款利率等方面都是确定的，根据法律上的公平原则，对其进行经济利益补偿也是应该的，所以应建立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一是国家相关部门应确保资本金尽快足额到位和逐步补充，制定安排相应的利差拨补计划，并纳入年度财政预算，根据政策性贷款的发放季提前划拨资金。二是给予政策性银行与业务收益、风险相关联的财政贴息、税收减免、呆账核销等优惠政策，允许农发行建立评估银行资产质量和贷款损失准备充足性的政策、做法和程序，根据业务风险大小和资产质量状况适当提高呆账准备金比例，并按审慎会计原则及时足额提取准备金。

4、增强内部控制能力 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要改革成为发展空间合理、机制体制健全、经营管理规范、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开发性金融机构，必须建立切合其实际的内部控制体系与风险防范管理机制。

（1）加快内部改革，提高整体效率和活力。一是建立控制有力、调节灵活、多级负责、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系统调控体系。强化总行权威，进行资金计划、发展规划、业务战略和管理模式的宏观设计、配置和指导；同时按业务流程科学配置分支机构业务、资金、财务和人事等权限。二是建立健全业务流程经营体系。梳理业务流程，合理分配部门职责，规范工作运行程序。三是完善内控机制和信贷管理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信贷资产质量监测机制，规范贷款业务操作规程，加强系统内业务审计稽核、行政监察和纪律检查。四是加快信息系统建设，提高管理与服务水平。

（2）改革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农发行职工队伍建设。一是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通过横向调配、优化组合等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充实信贷力量。二是按照“能进能出”的原则进行用工制度改革。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公开招聘制等吸引商业银行等人员。三是按照“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进行干部制度改革。推行竞争上岗、干部交流和岗位轮换。四是按照“绩效挂钩、按劳分配、兼顾公平”的原则进行分配制度改革。五是加强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培训。

（3）与其他金融机构合作，发挥更全面金融服务的作用。农村地区人口密度小，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落后，农业生产分散。农发行受经营网点和人员结构的限制，很难有精力和能力，对广大农户和小企业进行有效的支持，从而无法完成全方位服务农民和农业经济的目标。在这方面，可借鉴美国等国外政策性金融的经验，切实加强政策性金融与合作金融、商业性金融的互补合作。利用商业金融、农信社已有网络和信息更为对称的特点，优势互补，形成合力，扩大对政策性金融支持对象的贷款规模。

5、加强政策性金融法律支持体系

农业政策性银行能否持续发展，加强农业金融政策立法是关键。目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经印发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粮食购销企业与加工企业联营信贷监管试行办法》、《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出纳制度》。但相关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农业政策性金融法》或《政策性银行管理条例》来明确界定农发行与政府、财政、中央银行以及银行业监管机构等外部主体之间的关系，对其经营目标、经营原则、业务范围、管理体制、运作机制、资金来源及运用等方面进行规范。农发行必须吸取以往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经验教训，将改革定位在以扶持为主、效益为辅，建立政策引导、法律保障的农村政策性金融市场。坚持以扶持“弱势产业、弱势群体”为主的政策性功能，争取国家从信贷政策、存款政策、利率政策、财政贴息、政府亏损补贴政策、债券市场政策、资本市场政策等方面进行立法保护。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符合我国农业发展特点以及开发性金融基本理论的监管和考核评价办法，严格规范农发行的经营行为。促进对农发行的依法运营与监管，要营造良好的农业金融生态环境，制定《粮食法》，修订《企业破产法》和《刑法》等相关法律条款，明确对挤占挪用农业政策性信贷资金、悬空逃废农发行债务行为的法律责任，保护农发行的合法权益。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加入世贸组织与中国农业发展

农业曾经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难点之一，也是对外开放影响预期最悲观的产业之一。那么，加入世贸组织10年来，中国农业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扩大 农业对外开放积累了哪些经验，具有怎样的启示？在新的历史时期，今后中国农业面临哪些风险和挑战，应该实施怎样的开放战略？本文对此作初步探讨。

一、加入世贸组织10年：中国农业发展的成就

加入世贸组织、扩大对外开放，对中国农业产生了深刻而积极的影响。总体来看，10年来，中国农业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积极提高统筹利用国际国内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能力，着力提升农业的整体素质、经营效益和市场竞争力，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主要农产品供给、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大局提供了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表现在：

第一，严格履行加入承诺，农业全面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加入世贸组织10年来，中国严格履行承诺，逐步削减农产品关税，目前已经降至15%，不到世界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62%的1/4，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关税水 平最低的国家之一；对粮棉等重点农产品以及化肥等农资产品，按照关税配额管理承诺，合理实施进口管理及国内市场措施；严守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承诺，将国内 支持中的黄箱补贴，上限约束在8.5%。与此同时，积极鼓励农业引进和利用外资，开展农业综合开发、农产品加工流通、农业科技研发等，对推动现代农业发 展、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结构升级、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发挥积极作用；加大农业对外合作工作力度，构建更加开放、公平、合理的国际与双边农业合作框架。探 索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多家农业企业，积极开展对外投资，在东南亚、非洲、南美等地区进行农业开发、合作经营，正在建立形成持续、 稳定、合理的全球资源性农产品进口供应链。

积极参与并推动贸易谈判，进一步改善国际农业贸易环境。根据中国农业的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特征，促进与东盟、新西兰等双边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全面参与世贸 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农业贸易规则。10年的开放历程，使中国农业基本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得到拓展，农业全 面对外开放的格局基本形成。

第二，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

加入世贸组织10年来，中国农业积极应对国际市场激烈竞争、贸易摩擦频发多发，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和农产品市场剧烈波动的冲击，战胜了农业生产成本上升、比 较利益下降以及自然灾害多发重发等多种困难的挑战，实现持续稳定增长。如2002~2010年，中国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达11.8%，比加入前 1998~2001年的10.8%高出一个百分点。特别是10年来，中国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方针不动摇，始终注重抓好粮食生产。粮食产量从 2001年的9052亿斤增加到了2010年的10930亿斤，增长了20.7%，年均增速达2.1%。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中国粮食生产连续8年丰 收，近几年粮食产量保持在1万亿斤以上水平，打破了延续多年的粮食三年一减的不稳定周期，粮食安全基础得到进一步强化。其他主要农产品，如油料、棉花、食 糖、肉禽蛋奶和水产品以及瓜果蔬菜等产量也实现新的突破，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农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持续稳定增长，不仅满足了工业化、城镇化 加速发展进程中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而且为中国克服各种突发自然灾害困难，应对国际粮价剧烈波动冲击，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 供了基础支撑。

第三，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农村市场贡献明显提升。

加入世贸组织10年来，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1年的2366元增加到2010年的5919元，增加3552元，年均增长 10.7%。特别是近几年来，虽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农民收入实际增速仍保持8%以上，2010年增幅达到10.9%，不仅高 于GDP的增长速度，而且也高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幅，是中国历史上农民增收最快的时期之一。农民收入的增加，促进生活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市场日益 扩大。2010年中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达20875亿元，比2001年的10424.9亿元，增长100.3%，年均增长8%。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张，对中 国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意义深远。

第四，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大幅增长，农业与世界市场的关联程度日益增强。

一方面，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扩大优势农产品出口。2010年中国农产品出口总额达489亿美元，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相比，增长203.6%， 年均增长13.1%。由此促进建立一批标准化、规模化的农产品出口基地，培育了一批具有带动和示范作用的产业化龙头企业，初步形成了特色、优质、安全、高 效的农业产业体系，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收入增加。另一方面，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出发，在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的同时，适度增加资源性农产 品进口。农产品进口总额从2001年的118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719亿美元，年均增幅达22.2%。农产品进口弥补了国内农产品供需缺口，缓解 了中国农业资源紧张的压力，为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发挥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农业与世界市场的关联程度日益增强。中国农业贸易依存度由2001年的15%，增加到2010年的20.2%。其中，虽然目前中国农产品出 口贸易依存度只有8%，但农产品进口依存度日益提高，由2001年的6.4%上升到2010年的11.8%。其中，油籽、棉花等资源性产品进口大幅增长， 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明显提高。如为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植物油以及饲料需求，大豆进口从2001年的1038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5480万吨，年均增 长20.3%，占国内大豆消费量的84%，相当于世界大豆进口总量的61.4%，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作为农产品生产大国和消费 大国，目前已成为继美国、欧盟、加拿大、巴西之后的世界第5大农产品出口国，除欧盟、美国、日本之外的第4大农产品进口国，对世界农产品市场具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

二、应对农业国际化挑战的经验与问题

加入世贸组织之初，由于中国农业经营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科技实力弱，在农业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许多人对开放条件下的农业发展充满疑虑和担 心。为什么10年来，中国农业打破种种悲观预言，实现持续稳定发展？其中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和启示？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更加重视“三农”问题，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根据中国农业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全局的新要求，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农村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三农”工作的战略理念和大政方针，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到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全 国全部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从明确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方向，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任务；从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 格局的重要目标，到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大决策，为新时期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应对农业国际化竞争挑战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重点， 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撑和制度保障。与此同时，中央连续发出八个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出台了取消农业税，实施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 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最低收购价等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强农惠农政策措施，初步建立了以价格支持为基础、农业补贴为主体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全面实现 从农业“负保护”向“正保护”的政策转型，按照国际通行的测算方法，中国农业补贴率从2001年的5.9%提高到2010年的16.1%。不仅有效保护和 提高了农民种粮务农的积极性，也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服务国家粮食安全大局，创新农产品贸易战略。

10年来，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为出发点，一方面，优化和调整农产品出口结构，积极扩大优势农产品出口，建立形成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基础的优 势农产品出口体系。10年来，中国园艺、水产、畜禽等优势产品出口在全部农产品出口中的比重，从2001年的60%，增加到2010年的70%；粮食等土 地密集型资源性产品出口，占农产品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从2001年的20%，下降至2010年不足10%。另一方面，适度进口资源性农产品，探索建立统筹 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机制。2010年，中国进口植物油与油籽折油共2035万吨，按目前国内大豆亩产236斤的生产技术水平测算，相当 于利用了国外9.6亿亩的种植面积（与国内水稻与玉米种植面积之和相当）。若全部由国内生产来替代，意味着要以减少68%的粮食总产为代价。因此，适度进 口国外资源性农产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农业资源短缺的压力，对中国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

着力提升农产品进出口管理能力，加强和改善农产品市场调控水平。

中国按照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采取关税配额管理等进口管理措施，有效把握粮食等重要农产品进口的时间、节奏与规模，防范部分品种过度进口对国内生产和市场 形成冲击；积极应用世贸组织规则，应对化解日益严峻的贸易摩擦与纠纷，为扩大优势农产品出口、保持农业稳定发展，营造公平、合理的国际竞争环境。特别是 2008年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农产品能源化、金融化趋势加快，全球农产品价格波动更加频繁，中国进一步强化农产品进出口管理，着力提高驾驭复 杂国际市场环境的能力和水平；健全完善国内农产品调控体系，通过实施最低价收购、临时收储、竞价销售，把握储备吞吐、进出口节奏与时机，不断提高农产品市 场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确保国内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市场稳定，成功化解国际粮食危机的严峻挑战，为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 基础。但10年来，对农业开放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息。有人认为大豆等个别农产品进口过度，对国内生产冲击严重，导致大豆行业集体“沦陷”；也有人认为国内种 业、大豆压榨加工行业面临外资垄断，农业产业安全存在严重隐患。客观看，在应对农业国际化挑战中，存在一些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

对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战略的认识还有待深化。

对农业开放的不同认识，有的来自对中国农业的强烈隐患意识，担心中国农业在不利的国际竞争中受到严重影响；有的来自局部、地区和行业的利益博弈，担心本国 产品、本土企业缺乏比较优势，难以承受外来冲击；有的则强调农产品消费需求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机会，应该由本国农业、农民来分享，因此对农产品进口心存 疑虑，抵制情绪还相当普遍。究其本质，根源在于我们没有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对中国农业对外开放战略还缺乏全面深入的把握，对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 与利用国际农业资源的依存关系认识不足。

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一般而言，农业资源相对紧缺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农产品进口将 快速增长、农业对外贸易依存度将逐步上升。例如中国台湾地区，1952~1969年农产品出口贸易顺差为29.3亿美元，占外汇收入的50%以上，为台湾 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作出重要贡献。但从1970年经济起飞开始，台湾第一次出现6.6万美元的农产品贸易逆差，此后随着农产品进口大幅度增长，再也没有 出现过顺差。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粮食需求刚性增长、水土资源约束不断加大的双重压力将越来越大，进口国外农产品、利用国外农业资源不可避免。

与此相反的是，由于战略缺失，目前中国的农产品贸易格局令人担忧，一方面，虽然中国农产品进口规模逐年扩大、对外依存度日益提高，但还没有建立有效利用国 际农业资源和市场的战略机制；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已经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贸易大国，但仍然没有掌握必要的国际农产品市场与价格话语权，国内市场和企业不 得不依然为国际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付出巨大代价。

缺乏对农业国际化战略的总体规划和统筹管理。

加入世贸组织10年，中国农业已经从加入之初的过渡期管理，进入全面参与农业国际化竞争阶段。但是，目前我们对新形势下的农业国际化战略，尚缺乏顶层设计 和总体规划。特别是，还没有制定符合今后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农业对外开放战略目标和重点。与此相反的是，部门分割、管理多头、职能错位、层级复杂等问题还 比较严重，没有建立对农业国际化战略进行统一协调管理的体制机制。在某些领域，部门利益影响全局决策，行业利益左右社会舆论，地区利益挑战中央政策等现象 越来越严重。需要重视的是，目前我们较多地注重于农产品进口限制、贸易保护，没有统筹管理农业产前、产中与产后相关产业开放的可能风险，农业对外开放政策 体系还不完善，利用外资管理制度还不健全，农业产业安全管理存在一定隐患。例如，各方面都关注的外资在油脂加工行业大举扩张问题，既有部分外资企业违规直 接或变相扩大对油脂加工投资的问题，如以压榨棉籽、棕榈油加工等不受限制的名义申报项目，项目建成后，实际上可用于压榨大豆、菜籽或油脂加工；也有个别外 资企业利用某些地方政府“GDP崇拜”心理，采用多种方式规避国家油脂加工产业政策。如根据总投资不超过5000万美元项目直接由地方政府审批的规定，一 些外资企业将油脂加工项目投资设在限额以下，或将总投资超过5000万美元的项目“化大为小”，避开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的审批。与此同时，少数外国粮商利 用其全球供应链优势，在国内市场运用低价等策略冲击国内中小粮企，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正在形成快速扩张之势。这在缺乏对农产品贸易、外商投资统筹管理的 形势下，将危及国内农产品市场稳定和粮食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全局。

农产品国际市场风险管理机制亟待加强。

开放条件下，国内外农产品市场融合不断加快、相互影响日益加深，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国内市场的传导影响越来越复杂，对市场风险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但与 此不相适应的是，一方面，国内企业的市场风险管理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国内期货市场、远期合同等市场风险管理工具也不健全，市场发育也不够成 熟，尚未形成有效防范和控制国际市场风险的机制。比如，近几年社会普遍关注的大豆问题，表象是近10年来大豆进口激增，因此质疑大豆市场开放过大、是加入 世贸组织后受到冲击最大的产品。但理性分析，其实质是，由于2004年、2008年国际市场大豆价格的两次剧烈波动，导致国内部分缺乏风险管理意识的压榨 企业亏损严重、甚至停产关闭，引发两次行业兼并重组浪潮，而部分跨国粮商在两次危机中都幸免于难，趁机扩张，到目前已经掌握国内70%~80%的压榨产 能。这或许是农产品市场开放10年来我们真正需要吸取的深刻教训。

三、农业国际化的新形势与新挑战

同过去10年相比，今后随着中国国际化、市场化程度的明显提高，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联度日益增强，农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农业国际化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和挑战，主要表现在：

从国内看，今后主要农产品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

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就需要适度进口大豆、植物油、棉花、橡胶等资源性农产品，利用国外农业资源，弥补国内农业资源的不 足。如何进一步提高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建立持续、稳定、合理的全球资源性农产品进口供应链，既十分重要，也十分紧迫。农业比较利 益呈持续下降趋势，提高农业竞争力难度加大，农民增收困难日益严重。近年来，由于土地等农业资源成本、人工成本、物质与服务费用等大幅上涨，中国农业成本 已进入快速上升通道。特别是，由于农业小规模分散经营，农业的兼业化、副业化趋势日趋显著，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仍须进一步健全，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能力亟待 加强，农业标准化建设与国际市场也未完全接轨。因此，今后提高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难度将越来越大，面临的挑战将更加严峻，对加快完善和强化农业支持保护 制度的要求更加紧迫。

从国际看，首先，影响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保持国内市场稳定的挑战越来越大。一是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将继续深化，进一步加剧全球农产品供给 波动。二是农业“能源化”趋势有可能更加凸显。由于国际石油价格持续攀升，将进一步推动生物能源快速发展，大幅增加对玉米、糖料、油菜籽及大豆等原料的需 求，全球粮食供求格局将更趋不稳定。三是农产品“金融化”趋势难以逆转，投机资本炒作的影响更加突出，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将更趋剧烈。

其次，农业国际竞争环境日益复杂，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发达国家继续对农业实行高补贴、高保护政策，农业贸易保护主义仍然甚嚣尘上。而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几近无果而终，建立国际农产品贸易新规则和新秩序步履维艰，不公平的国际农业竞争环境难以得到根本的改变。

第三，全球农业经营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难度将越来越大。

全球农业跨国公司利用资金、品牌、管理等优势，进一步加快垂直整合与联盟，强化全球粮源、物流、贸易、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布局，已经控制全球80%的 粮食贸易、70%的油籽贸易，对全球农业竞争制高点的争夺将更趋激烈，今后中国农业“走出去”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更趋复杂、难度会越来越大。

四、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

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坚定不移地扩大农业对外开放，是国家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支撑。

从现在起到今后的5~10年，农业对外开放的基本取向是，以服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大局为核心，以推进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建立全球资 源性农产品供应链为重点，以建立健全农业开放支持政策体系为支撑，以强化农业开放风险与安全管理为关键，全面提高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能 力，深入拓展农业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为促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基础支撑和良好条件。

需要采取的关键措施包括：要从全球视野、战略高度，进一步提高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的认识，坚持扩大农业对外开放不动摇，深刻领会、全面把握统筹利用国际国内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意义；抓紧制定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的总体规划，建立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机制；深化农业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 全农业对外开放统筹管理的体制机制，为进一步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维护农业产业安全，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和政策保障；建立完善农业开放支持政策体系，建立 符合农业开放战略利益的农产品进出口支持政策与对外投资保障措施；把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作为新一轮农业开放的重点，采取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支持措 施，鼓励各类企业在境外投资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市场营销、国际贸易，建立全球资源性农产品进口供应链，培育农业跨国经营企业；支持中国企业通过参股、 并购等方式，参与农业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建设；建立健全外资准入和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外资并购境内涉农企业报告和安全审查机制；建立健全科学、灵活、有效 的农产品进出口调控机制，建立农产品进口监测与产业损害预警系统和快速反应机制，充分运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建立应对国外农业高额 补贴的应急机制；进一步强化风险管理意识、全面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积极参与国际农产品贸易规则、农业标准制定，以及动植物疫病防控、生物安全等 涉农国际谈判与协作，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农产品贸易规则，促进形成公平、稳定、可预见的国际农产品市场秩序。

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1995年1月1日正式开始运作，负责管理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莱蒙湖畔。1996 年1月1日，它正式取代关贸总协定临时机构。世贸组织是具有法人地位的国际组织，在调解成员争端方面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它的前身是1947年订立的关税及 贸易总协定。与关贸总协定相比，世贸组织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知识产权贸易，而关贸总协定只适用于商品货物贸易。

自2001年12月11日开始，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的产业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世界贸易组织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世贸组织的第一任总干事是意大利前外贸部长雷纳托·鲁杰罗，第二任总干事是新西兰前总理麦克·穆尔，第三任总干事是泰国前副总理兼商业部长素帕猜，现任总干事是欧盟前贸易谈判代表帕斯卡尔·拉米。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中国农业发展格局的演变特征与趋势

摘要:本文从农业经济、农产品生产、畜产品生产和农业多功能性四个方面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农业发展格局的特征，对未来趋势进行了判断。结果表明，农业占GDP的比重下降速度将由 以往的“急进式”转变为“温和式”，2020年前后中国农业在产值上将进入农牧基本平衡阶 段，“以牧为主”的生产格局将最先在经济发展水平的“中间地带”出现；粮食生产呈现向 主产区集中趋势，区域供需不平衡现象更加突出，东北地区作为“国之粮仓”的地位将日渐 巩固，黄淮海地区由目前的“供需有余”转为“供需基本平衡”，长江中下游地区由目前的 “供需基本平衡”转为“供不足需”；畜产品总体呈现北强南弱态势，肉类、禽蛋生产将进 一步向黄淮海、东北地区集中，西南地区的奶业发展有较大的空间；农业的盲目垦殖与化学 品的大量投入，导致了生态环境破坏与文化传承功能的全面衰落，尽快建立农业生态环境补 偿制度是提升农业多功能性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农业发展格局；演变特征；趋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取得了长足发展，粮食、蔬菜、肉、蛋、奶等主要农牧产品 产量不断增加，不仅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也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大力 支撑。但是，我国农业发展在地域上存在巨大差异。在过去的60年中，受经济因素、地域因 素等多重因素影响，农业生产在南北方、东西方之间呈现此消彼长现象，主要农产品生产格 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地认识农业发展格局的演变特征及其趋势，对于新时期我国 制定相应的农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基于大量历史资料，从农业经济格局、农 产品生产格局、畜产品生产格局和农业多功能性四个方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业发展格 局进行了分析，对未来趋势进行了判断，以期能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1 农业经济格局演变及其趋势

1.1 过去60年来农业经济格局演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高达58.5%，农业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重 要源泉，当时的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国。到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降为30 ％左右，农业的经济创收功能已明显落后于工业。至2008年，农业所创造的产值仅占GDP的 11.3％。以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前30年农业所创造的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40％左右，与 工 业基本相当；后30年为22％左右，约为工业的50％左右。从省域来看，我国农业占GDP的比 重存在较大差距，波动在0.8%-30％之间。在经济发达的北京和上海，农业占GDP的比重已 经下降到1％左右，与当今世界的美国、日本较为接近；在四川、海南和广西，农业占GDP的 比重仍高达18％以上，相当于巴基斯坦、印度的水平。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产值的比重稳步下降，林、牧、渔业比重不断上 升，农业内部产业结构已经实现了由传统单一的种植业为主向农牧并重、林渔同步发展的现 代农业转变。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2008年农业所占比重为48.4%，比1952年下降了37.5 个百分点，农业内部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积极发展瓜果、蔬菜、花卉等高效经济作物 ，2008年蔬菜水果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重达到42%，高效经济作物成为农业结构调整的亮点 ；2008年林业产值所占比重为3.7%，比1952年提高了2.1个百分点，林业的发展由木材生产 为主向生态建设为主转变；2008年畜牧业所占比重为35.5%，比1952年提高了24.3个百分点 ，畜产品中牛羊肉、禽肉比重明显上升，结构更趋合理；2008年渔业产值所占比重为10%， 比1952年提高7.7个百分点，渔业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副业迅速成长为繁荣农业经济的重 要产业。

从省域来看，牧业与农业的比值波动在0.3-1.5之间(见表1)。牧业产值超过或接近农业产值 的省市 有北京、内蒙古、辽宁、吉林、湖南、四川和青海；牧业/农业比重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的有山西、上海、江苏、浙江、海南、陕西、甘肃和新疆。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畜牧业比 重明显偏低表明我国的农牧结构调整并不与区域经济水平密切相关，而作为全国6大主要牧 区的新疆和甘肃畜牧业比重也明显偏低又表明中国的畜牧业发展也不完全决定于区域自然资 源赋存。这些现象表明，中国农业在地域结构调整中有着自身的规律。

1.2 对未来农业经济格局的基本判断

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低，一般在3％以内，农业占国民经济的 比重下降也被看作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过去的60年，中国农业从占国民经济比重的 50.5％迅速下降到了11.3％，下降幅度达77.6％，是一种“急进式”的下降。但是，在多重 因素影响下，今后一定时期内农业占GDP的比重下降速度将可能转变为“温和式”下降，到2 020年仍保持6％以上。其依据主要是：第一，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展望未 来，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以往10％以上的高增长将极为困难，危机面前，农业相对于其他行业 所受的影响较小；第二，2006年我国废止了农业税，标志着正式将“以农补工”的国家发展 战略调整为“以工补农”，随着粮食直补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农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有可能在今后一定时期内获得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快速发展；第三，国际社会 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使中国节能减排的压力巨大，发展方式转变将不再是停留在口头而必须 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在节能减排面前农业有着一定的优势。孙新章:中国农业发展格局的演变特征与趋势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12期

在农牧关系问题上，改革开放初期曾有着激烈的争论，即“以牧为主”论和“以农为主”论 。“以牧为主”论认为，世界上发达国家都已经或正在进入以畜牧业为主的时代，不以畜牧 业为主我国就谈不上农业现代化，到20世纪末期中国畜牧业的比重就应该超过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的40％。“以农为主”论认为，在我国，人民的食物结构以粮食为主，耕地有限，又有 着庞大的人口数量，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只能以粮食为主，辅之以肉、蛋、奶、菜等 副食。历史发展表明，中国农业既没有大踏步进入“以牧为主”时代，也没有长期坚持“以 粮为纲”。从发展趋势看，在产值上畜牧业必将替代种植业成为中国农业生产中的第一产业 。在2020年前后，中国畜牧业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将达到40％以上，种植业所占比重 下降到45％以下，中国农业进入农牧基本平衡阶段。在经济发达、较发达、较落后和落后四 大类区域中，首先实现以牧为主的区域即不是经济发达地区，更不是经济落后地区，而是经 济较发达和较落后地区，即农牧关系转变首先出现在经济发展的“中间地带”上。

2 主要农产品生产格局演变及其趋势

2.1 过去60年来粮食生产格局演变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需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口粮消费量无论在总 量还是比重上都呈下降趋势，而对主要作为饲料用粮的玉米消费量增加显著。粮食消费结构 的变化对粮食生产结构产生重要影响，表现为1949年以来，稻谷产量占粮食总产比重缓慢下 降；小麦所占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上升幅度较大，之后有小幅下降；玉米所占比重上升 幅度较大，2008年达到总产量的1/3；其他种类粮食作物所占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显著 下降，之后在小幅波动中缓慢下降。

1978年以前，我国粮食生产重心在南方和东部，这种传统南重北轻的粮食生产地域格局从20 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演变，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变化日益剧烈，粮食生产重心呈“北上”、“西进 ”的趋势［1,2］。主要粮食作物玉米、小麦等向东北、华北等北方粮食产区集中， 南方地区仍然是稻谷的主产区，但其生产规模相对萎缩。从流域的角度探讨我国粮食生产格 局的变化，可以发现，松辽河区、淮河区、西南诸河区对全国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增加明显， 而长江区、东南诸河区、珠江区下降显著。全国主要的粮食调出区已由20世纪70年代初的松 辽河区、长江区、珠江区和东南诸河区转移到21世纪初的松辽河区和淮河区。

2.2 对未来粮食生产格局演变的基本判断

回顾过去的6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起起落落，但增产的总体趋势未变。从发展趋势看，我国 的粮食生产仍有潜力可挖。一是我国具有依靠政策调整刺激生产的潜力。实践经验证明，抓 好粮食生产首要是保护农民积极性，近年来国家实施的一系列惠农政策正在使广大农民重新 燃起依靠农业发家致富的希望。二是我国具有依靠增加投入提高产量的潜力。多年来，受农 业低效益和难以实现规模效应等因素影响，亿万农民背井离乡，弃农从工，农业沦为“三八 六一”产业，科技与物质投入严重不足，潜力远未发挥。不过，从发展趋势看，我国粮食保 障的压力也将继续加大。这主要是由于从长期看，我国对粮食的需求呈刚性增长，粮食种植 面积继续扩大的空间有限，气候变化对农业将带来不利影响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的区域格局演变趋势是向北方和中部集中。从发展趋 势看，我 国粮食生产将进一步延续向主产区集中的趋势，区域供需不平衡的现象将更加突出。东北地 区和蒙新区在国家商品粮生产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尤其是东北地区无可争辩地成为 “国之粮仓”。黄淮海地区在短期内仍扮演商品粮基地角色，但受京津都市圈的快速发展影 响，从长期看将由目前的“供需有余”转为“供需基本平衡”格局。长江中下游地区将由目 前的“供需基本平衡”转变为“供不足需”，曾经为中国粮食安全和“南粮北运”格局形成 立下赫赫战功的历史难以再现。长三角和珠三角将成为中国最大的粮食亏缺地区。

3 主要畜产品生产格局演变及趋势

3.1 过去60年来主要畜产品生产格局演变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牧业稳步快速发展，无论是畜禽饲养量，还是畜牧 业产品产量及人均占有量都呈明显上升趋势。在畜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畜产品生产结构深 度变革。改革开放前，我国比较偏重于发展肉类和禽蛋生产，奶类发展相对缓慢。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肉、蛋、奶全面发展，尤其是奶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奇迹。在1985年，我国奶类 总产量为289.4万t，仅为肉类总产量的15％；2008年，我国奶类总产量达到了3 781.5万t， 比1985年增长了12倍，为肉类总产量的52％。我国人均奶类占有量达30 kg，由世界奶业生 产中的“侏儒”跃升为世界第三大产奶国。

从肉类生产来看，在历史上，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的南方地区是我国肉类生产的核心区域， 与“南粮北运”相似，肉类生产也呈现“南肉北运”格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粮食生产的 “北上”，肉类生产也开始向北方转移。在1985年北方地区、南方地区肉类产量分别占30.6 ％和69.4％，2008年分别占43.4％和56.6％。从三大区域来看，肉类生产呈现由西部向 中部 转移的趋势，东部地区基本保持稳定。从八大区域来看，肉类生产由长江中下游、西南地区 向黄淮海、东北和蒙新地区转移，华南地区和黄土高原地区的比重基本稳定。

从奶类生产来看，北方地区是我国传统的奶类生产重点区域，改革开放以来，奶类生产又进 一步由南向北大规模转移。在1985年，北方、南方地区奶类产量分别占67.9％和32.1％ ，20 08年分别占91.1％和8.9％。南方地区在奶业生产中的地位已经微乎其微。从三大区域来看 ，奶类生产呈现由西部向中部大规模转移的态势，东部地区基本稳定。从八大区域来看，牛 奶生产由高度分散向高度集中转变，正在呈现以蒙新为雁头，以东北和黄淮海为双翼的发展 模式。

从禽蛋生产来看，在南北地域格局上，总体上由南方向北方转移。1985年北方、南方产量分 别占52.1％和47.9％，2008年分别占67.3％和32.7％。从三大区域看，禽蛋生产呈现由 西部 向中部转移的态势，东部地区基本保持稳定。从八大区域来看，禽蛋生产由长江中下游地区 向黄淮海和东北转移。禽蛋生产呈现河北、山东、河南“三足鼎立”局面，2008年三省合计 生产量高达1 147.7万t，占全国的42％。

3.2 对未来主要畜产品生产格局演变的基本判断

从肉、蛋、奶三大类畜产品发展趋势看，奶业生产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根据FA O统计数据，2007年我国肉类生产量占全球的31.7％，蛋类生产量占全球的44.9％，为全球 最大的肉类和禽蛋生产国，人均占有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与此同时，我国奶类生产量仅为 全球的5.5％，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从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对主要农产品的 消费数量来看，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肉类消费量较1990年增加了0.6倍，城镇居民增加了0.2 倍；蛋类消费量农村居民增加了1.3倍，城镇居民增加了0.5倍；奶类消费量农村居民增加了 2.1倍，城镇居民增加了2.3倍。奶类的消费量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对肉、蛋的消费增速。

从地域发展趋势看，肉类、蛋类生产将进一步向东北、黄淮海集中，蒙新、东北和黄淮海地 区在奶业生产中的优势地位将长期保持。从区域供需均衡的角度看，尽管三大类畜产品均存 在北强南弱的现象，但奶类生产的区域不平衡性最大，几乎可以认为是区域失衡。目前中国 80％的牛奶产在北方的内蒙古、黑龙江和河北等地，而60％的消费市场在南方。造成奶业发 展南北失衡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南方高温、高湿，缺少广袤草原，主 观原因是多年来国家在奶业发展方向上向北方地区给予政策倾斜。从今后的发展看，以西南 低山丘陵为重点的南方地区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这主要是因为：南方地区完全具备 奶牛饲养所需的土地、水、气候和青草饲料四大要素，尤其是西南地区的草坡、南方中部地 区的秸秆类饲料资源为奶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南方地区奶牛多以圈养为主，规 模化、集约化程度比北方要高；南方地区城市密布，人口众多，需求巨大，在与北方 奶竞争中尤其是鲜奶消费竞争中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可以认为，只要解决相应的技术难题 ，政策措施得当，奶业生产南北失衡的局面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有可能缓解。

4 农业多功能性演变及趋势

4.1 过去60年来农业多功能性演变

农业多功能性可分为四类，生产功能、经济社会功能、生态环境功能和文化休闲功能［ 3］。生产功能与经济功能在上文已经做了阐述，本部分将重点对农业的社会功能、生态 环境功能和文化休闲功能予以讨论。

农业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承担就业和社会保障。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占社会总就业的比 重高达90％，至改革开放初期降到70％左右，目前又进一步降到40％左右。虽然60年来农业 从业人员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但绝对数量直至1991年达到3.9亿人的历史最高点后才开始 缓慢下降，目前仍达3亿人左右。不过，农业从业人员数量如此庞大并非真实需求，在二元 社会制度下，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进城无门，不得不以隐蔽性失业方式赋闲于农业。这些剩 余劳动力虽然在家乡无法充分就业，但由于农业能够给其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因此不会 像城市失业那样直接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和震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从这个 意义上说，中国农业承担着重要的社会保障作用。据测算，我国目前由农业担负的社会保障 人数高达1.3亿人，保障价值为733.1亿元/年［4］。

纵观60年来我国农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负面效应要远大于正面效应。从新中国成 立直至20 世纪80年代，在“以粮为纲”口号下，全国上下围着粮食转，倾全社会之力去抓粮食生产， 毁林（草）开荒、填海造田，给生态环境造成了空前的破坏。农业开垦的另一严重后果是大 大降低了土壤有机质储量，尤其在东北、华北等农业主产区最为严重［5］。除大规 模垦殖外，中国农业在向现代化农业转型的过程中，大量农药、化肥的不合理施用，加上农 机、农用塑料薄膜等的不断推广普及，农业土壤也遭到较为严重的污染与破坏。在部分集约 化农区，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甚至比发达国家更为严重。据统计，1952年我国化肥施用量（折 纯量，下同）仅为7.8万t，单位面积施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化肥施用量已经超 过5 000万t，平均施用量达400 kg/hm2以上，是国际化肥安全施用上限的2倍左右。

文化休闲功能方面，传统农业中的桑基鱼塘、梯田种植、坎儿井、间套复种、轮作制、淤地 坝、农林复合、猪-沼-果、“四位一体”等生产方式，在世界农业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6］。然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对现代农业的 追捧，中国的传统农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曾盛行于粤桂南部的稻田养鱼已难以为继， 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蔗基鱼塘”基本上被淘汰，从南至北各种以作物和绿肥为主体 的轮作、混作、间套作等优良传统耕作方式已经消失，林粮间作、果粮间作不再提倡，这引 致了生态环境破坏与农业文化传承功能的全面衰落。

4.2 对中国可持续农业未来的基本判断

解决农业的环境问题，当务之急是尽快健全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形成有利于保护耕地、 水域、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和农业物种资源的激励机制。根据中国农业环境现状和 农村发展的实际需求，我国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应重点考虑如下几个方面：节水农业补偿 、保护性耕作补偿、牲畜饲养方式转变补偿、无公害绿色农产品生产补偿、农业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补偿等。

农业文化传承功能的衰落是中国农业市场化的一种必然趋势，同时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尽管FAO等国际组织共同发起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动，但在经济全球化面前， 该行动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意义，难以改变农业文化传承功能衰落的总体趋势。保护农业文化 传承功能，需要采用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事实证明，农业休闲旅游功能的日渐加强不仅有 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同时也有利于农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由于历史的积淀，许多传统农耕 方式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对具有较高文化价值的农耕方式采用旅游开发的模式进行保护， 是一种双赢（既保护了农业文化又实现了经济创收）的措施。

作为可持续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有机农业在全球快速发展。然而，由于中国面临着 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和耕地面积的持续减少，有机农业又以否定化肥、农药等现代品投入、 以牺牲产量为代价，这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主流。中国农业必须走集约持续 型道路［7］，即以环境无公害、经济高效、能充分吸纳就业等为主要特征的农业发 展模式，是中国可持续农业的未来。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公共财政支持中国农业发展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摘要：由于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和弱质性特点，决定了公共财政是支持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实际上公共财政也为此投入了不少的资金，但还面临支出规模和财政收入增长规模相比偏小等问题。本文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了公共财政支持中国农业发展的现状，并对解决问题的途径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公共财政 杠杆效应 财政支农资金效益

在推动中国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公共财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由农业基础性地位和弱质性特点以及公共财政功能所决定的。近年来，各级财政不断加大财政对农业发展的投入力度，建立健全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和强农惠农政策支持体系，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发展。

一、公共财政支持农业发展的现状分析

（一）财政支农资金规模仍然偏小

从静态指标来看，中央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总体规模不断扩大，但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却相对较低。2002—2011年10年间，财政支农支出从1905.43亿元增加到9890亿元，增加了近5.19倍，但是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却始终没有超过10%，最高比例是2008年和2009年，达到了9.51%。平均来算只有7.95%。在我国农业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面临着结构调整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双重任务的情况下，如此规模的财政资金支持仍显薄弱。

从动态指标来看，全国财政支出规模增长趋势和财政支农投入规模增长趋势相比，只在少数年份财政支农投入规模增长速度超过了全国财政支出规模增长速度。而从国家经常性财政收入（以税收收入为主）的增长速度和中央财政支农支出增长速度的衡量来看，仍然以2002—2011年的数据为依据，10年间只有2002、2004、2008、2009年4年中央财政用于农业方面支出的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其余6年都低于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

以上分析可见，财政支农资金总量不足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尚未有效建立。

（二）国家财政资金（特别是中央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未能充分发挥

农业发展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由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配套资金、银行信贷资金和农村集体、农户及项目建设单位自筹资金四部分构成，设法提升财政资金对其它来源资金的牵引力成为提高农业开发财政投入效率的关键。

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投入为例，从1998—2007年10年间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配套资金、银行信贷资金和自筹资金四部分结构比的变化趋势来看，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情况，就是银行信贷资金在农业综合开发中投入相对较弱。四种资金投入中，农村自筹资金所占比重最高，平均占到了34%，其次是中央财政资金投入，占比为29%，银行贷款占比最低，平均为13%。

进一步进行结构占比的相关系数分析，可以发现：

1、中央财政投入占比与地方财政投入占比的相关系数为11.48%，基本呈正相关。其原因在于农业综合开发中地方财政须按一定比例与中央财政资金配套投入。然而，中央财政投入通常大于地方财政配套投入。这表明中央财政资金对地方财政支农投入的牵引力有限，未能有效发挥中央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应。其实，这种中央财政投入的到位需以地方财政提供相应配套资金为前提的农业综合开发融资模式是利弊共存的：一方面，它可减轻中央财政的支农负担，发挥中央财政支农资金的杠杆效应，并在某种程度上调动地方财政投资农业开发项目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该模式存在农村发展上的明显“马太效应”，即发达省份可以轻松配套，农业综合开发进展比较顺利，农业生产基础得以强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提升，而财政困难省份配套乏力，导致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难以顺利实施，进一步影响其农业发展后劲。还有些地方为了获得中央开发资金而实行紧缩性配套，从而加剧了地方财政困难，甚至影响其他事业的发展。

2、银行贷款占比与国家财政投入占比的相关系数为72.35%，在总体上呈负相关。说明 国家财政投入占比呈波动上升之势，而银行贷款资金占比却最低并呈波动下降趋势，这种财政与金融农业综合开发投入上的两极分化格局可以直观地反映出财政未能有效地调动金融机构参与农业综合开发的积极性。从项目建设单位讲，由于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在偿还性、利息高低、抵押与否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别，在财政投入增加时，自然会减少对银行信贷资金的需求；而在财政投入下降、开发项目资金短缺时，才会被迫增加银行借款需求。就金融机构而言，在银行商业化改革大潮的推动下，金融机构通常把安全性、流动性与盈利性视为放贷的基本准绳，而农业开发项目一般来说周期长、效益低、行政干预比较多、效率也比较低下。

3、自筹资金占比与国家财政投入占比相关系数为-60.97%，基本上呈负相关。若将财政投入看作农业开发项目资金的上层，把自筹资金视为农业开发资金的下层，则金融信贷投入就应是农业开发项目资金的中间层；在缺乏中间层作为缓冲体的情况下，上层财政投入与下层自筹投入势必直接面对。在政府财力紧张时期，要么依靠加重农民经济负担使农业综合开发继续下去，但这样可能激化干群矛盾，也为现行农民减负的政策规定所不允许；要么搁置开发项目，从而影响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可见，设法激励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农业综合开发是解决农业开发资金短缺问题的主攻方向。

综上可知，在过去20年农业综合开发实践中，国家财政资金（特别是中央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未能充分发挥出来。

（三）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低

从宏观上看，财政支农资金效益表现为农业GDP增长指数与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长指数之间的关系。仍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为例，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用1991—2009年的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替代。增长指数以1991年数据为基础进行计算，财政支农资金效益等于农业GDP增长指数除以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长指数的商数。计算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从宏观角度，1991年以来财政投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效益总的来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从微观上看，财政支农资金效益表现为农民人均来自第一产业收入的增长指数与支农支出的增长指数之间的关系。仍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为例，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用1991—2009年的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替代。增长指数以1991年数据为基础进行计算，财政支农资金效益等于农民人均来自第一产业收入的增长指数除以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长指数的商数。计算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从微观角度，1991年以来财政投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效益总的来说也是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二、对策

（一）鉴于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偏小现状的建议

尽管于1993年通过、2002年修订的《农业法》第六章第38条明确规定：“国家逐步提高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为财政支持农业投入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对于农业总投入和财政经常性收入并没有进行严格的边界划分，而且“高于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是一个弹性较大的指标，导致在执行时灵活性较强，法律约束的刚性较差。

以法律为基础建立财政支持农村经济社会建设资金投入稳定增长的机制是世界很多国家的共同做法，但是应明确界定“农业总投入”、“财政经常性收入”等关键性概念的明确内涵，规范统计的口径，以便真实地反映公共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水平；改变模糊的增幅指标，规定当年财政农业投入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得低于上年，始终保持财政农业投入在财政总支出中稳定增长的份额。

（二）鉴于国家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未能充分发挥现状的建议

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仅仅依靠公共财政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应当建立以政府为主导、鼓励、引导社会力量进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多元投资模式，扩大支农资金渠道。对于金融机构资金，可以通过加大贴息补助、加大税收优惠、为农业贷款建立风险准备基金等方式，减少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的风险，补偿其效益上的损失，提高金融机构提供农业贷款的积极性；继续培育和完善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尽快创新小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设计和产品设计，突出其涉农性；对于社会资金，应完善农业投入的激励机制，在税收、贴息、担保、补贴等方面给予农业投资更大力度的优惠政策，提高农业投资的平均获利水平，同时精简农业投资项目的审批程序，为其提供更为优质的管理、信息、人才、市场等方面的服务，吸引闲散的社会资金投入到农业项目之中。

（三）鉴于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低现状的建议

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低的原因主要有涉农管理部门多，很难进行协调，各自为政的情况突出；同时由于政府层级比较多，行政体制与财政体制改革没有并行，事权、财权的权责划分模糊，导致支农政策执行成本高昂；另外农业投资监督制衡机制不健全，导致支农资金可以被随意分割、截留和挪用，而又未能得到及时遏制，监管效果有限。

因此可以构建“以县为主，上下协调”的支农资金整合路径，因为多数农业项目上的资金是发生在县域范围内的，以县级为主可以就近监管资金使用过程中的实际效果和发生的问题并快速做出反应；同时以“项目”为基础进行资金的整合，按照项目管理的原则对项目资金进行统筹管理和控制，可以大大减少中间环节，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存在问题及应对措施

【摘要】 文章基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农业发展银行”）向现代银行运作模式转型的时机，通过对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进行深入研究，发现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工作提供指导。

【关键词】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转型

一、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的发展历程

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发展共经历了三个阶段：1994年至1996年为内部审计逐步建立阶段，1997年至2004年是内部审计逐步完善阶段，2005年至今为内部审计深层改革和进一步发展阶段。

农业发展银行1994年成立后至1996年，只有农业发展银行总行、省分行两级行，内部审计机构设置、审计模式、审计手段同中国农业银行内部审计一样，没有自己的内部审计制度。这个阶段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采用账项基础审计模式，内部审计目标是查错防弊。

1997年至2004年，各级行逐渐建立起较为严密的内部控制制度，内部审计逐渐受到重视，农业发展银行开始注重内部审计对内部控制的测试与评价作用，制度基础审计模式初见端倪。这一时期内部审计仍然沿用传统的手工审查计算方法，基本上是事后监督，审计成果转化率较低。

2005年至今农业发展银行建立起了“垂直为主、分级为辅”的内部审计体制，实施内审特派办垂直管理制度，由特派办代表总行在片区内履行审计监督职能。2006年初农业发展银行着手引进和开发审计软件，初步建成了符合农业发展银行业务特点和审计需求的计算机辅助审计系统（CAA系统），标志着内部审计方式开始进入非现场审计与现场审计相结合的新阶段。

商业化业务和中间业务的不断发展给农业发展银行带来了更大的信贷风险、管理风险和经营风险，这对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提出了新的挑战。按照现代银行的经营管理要求，要使业务又好又快地发展，就必须重视发展速度、结构、质量和效益的有效统一，处理好业务发展和风险防控的关系。这就要求建立起科学有效的内控屏障，不断提高全行的风险防范意识，不断强化风险防控措施，对进一步发挥内审部门的监督作用，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农业发展银行只有改变原有内部审计存在的诸如内审机构独立性差、审计职能过于分散、上下信息沟通不畅、内审力量薄弱等问题，打造理念先进、体制健全、运作规范、完善高效的内部审计，才能更好地应对新的内外部环境下所面临的挑战。

二、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

（一）审计功能过于分散，审计范围狭窄

由于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起步较晚，目前内部审计只注重发挥其监督检查功能和鉴证评价功能，没有体现出内部审计对组织的增值作用。随着农业发展银行内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打造现代化农业政策性银行，向管理现代化和科学化方向发展，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的目的应该不仅仅是查问题，更主要的是针对查出的问题找出解决的方法，为加强管理、提高效益服务，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因此，内部审计要突破现有的“查错”模式，置于经营管理的更高层次，从过去以真实性审计为主逐渐转移到为农业发展银行改善管理、提高效益服务。

现阶段，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主要是财务审计和合规审计，缺乏对经营效益情况以及各岗位业务规范状况，尤其是高级管理层的审计，也没有对一些重要的深层次问题如管理制度、监督体系等方面的审计服务。

（二）审计模式、手段相对落后

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的实施与我国其他商业银行一样，以现场审计为主，主要采用详细审计或依赖审计者个人经验判断的抽样审计方法来实现，这就使得内部审计缺乏科学性，造成有限的审计人力资源难于得到最佳整合利用，不能充分发挥高效的职能作用，而且实施现场审计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导致了审计期限长、审计成本高、审计效率低下，从而影响审计职能的发挥。

（三）审计人员素质偏低，与现代政策银行要求不适应

内审人员缺乏较高的金融理论水平和多年内审工作经验，部分内审人员，虽长期从事内审工作，但对新开办的业务了解不多，对新业务审计时，标准难以把握，审计效果不理想，存在较大的审计风险。审计整体力量不足，面对农业发展银行众多的分支机构、大量数据和资料，存在未能发现重大违法违纪问题的可能，使农业发展银行内审工作面临较大风险。

三、完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的对策建议

（一）延伸内部审计功能

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应扩展内部审计范围，不能仅仅把审计范围锁定在经营行为，应加强对管理层决策行为、决策结果的审计，围绕主要风险环节开展审计。此外，农业发展银行还需更新内部审计理念，延伸内部审计职能。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监督检查职能和鉴证评价职能上，而应该起到服务和促进作用，通过对企业各项管理技能的审查，帮助业务执行部门挖掘提高效益的潜力；提出改进管理工作的建议和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具体途径和办法。从监督检查职能，逐步拓展到为改善管理、提高效益、提供咨询和服务上来，树立内部审计就是服务的理念，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管理控制职能、鉴证评价职能、咨询服务职能。

（二）改进审计方法与技术

以前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主要是现场审计，内部审计人员往往使用原始的审计手段，造成审计人员负担重、审计效率低、发现问题滞后等问题，影响内部审计工作开展的广度和深度。

随着金融工具的日益现代化，农业发展银行已经在经营中实现了电子化，为实施计算机审计和非现场审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计算机辅助审计系统（CAA）的开发和应用大大提高了审计效率，但CAA系统总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尚需对系统构架和运用其开展审计的特性作进一步改进。

首先，建立科学的审计信息搜集系统，并实现审计系统与业务操作系统的无缝衔接，实现审计信息传输网络化。对日常经营中的财务数据，内部审计系统及时从业务系统中提取，建立审计信息数据库，使各项业务数据直接为内部审计所用；通过影像微缩技术对相关会计资料进行扫描、压缩，实现审计资料的远程传输和按权限调阅查看，并将电子影像压缩转存为审计证据，实现高效率的无纸化审计与自动化稽核。

其次，建立数据分析系统。加强内部审计风险识别和量化技术研究，针对每个业务部门、每个业务环节，将科学的分析方法和优秀审计人员的审计经验转化为数学模型植入计算机系统中，作为内部审计评价标准，尤其是针对业务风险高发环节积极开发业务数据分析系统、风险评估系统、内部控制评价系统，实现内部审计控制的完整高效。

最后，建立审计结果反馈系统和后续审计系统。内部审计系统根据每一笔业务资料和审计评价标准，自动、定期对各审计对象进行审计，并将分析结果通过审计反馈系统及时传输给管理层和被审单位，由管理层责成被审单位限期整改并上传整改结果。后续审计系统则对整改情况及时跟踪分析，并与审计标准进行比对，实现审计结果的有效利用。

（三）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

内审部门应开展“双向选择，竞争上岗”工作，坚持审计人员进入标准，优化审计队伍结构。在金融行业信息化和金融风险日益增加的形势下，农业发展银行应从以下方面提升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

第一，建立内部审计培训方案，定期对内部审计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提高现有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

第二，对内部审计人员进行其他专业知识如财务、金融甚至工程等专业的培训，使内部审计人员成为既精通审计专业知识，又掌握相关学科知识，同时还对国家产业政策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有较为深入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具备综合调查、研究、判断、协调能力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第三，扩充内部审计人员，注重引进学历层次高、专业技术熟练的人才，尤其是引入相关专业如经济、法律、机械、建筑等行业专家，促进内部审计队伍综合知识和能力的多元化。

第四，培养内部审计人员运用计算机查询、筛选、排序、统计计算等功能进行搜集，使用回归分析法、统计抽样法等专业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运用数量化、定性的方法对风险进行监测评估。

此外，还要训练内部审计人员具备强烈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使其高度重视防范和控制审计风险，保持合理的职业谨慎性。

目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工作还不能适应农业发展银行由传统政策性银行向现代银行转型的要求。农业发展银行应树立重视内部审计的新理念，创建以“啄木鸟”精神为核心理念，即“忠诚、勤奋、敏锐、坚韧、正直、无私”的内审文化，保证内部审计充分发挥功能；通过扩展内部审计范围、延伸内部审计职能、改进审计方法与技术、提高内部审计人员整体素质等手段，完善农业发展银行内部审计运行机制，促进内部审计作用的实现。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贷政策调整趋势分析

从1994年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以来，其业务范围便因农业的弱质性特点以及国家的宏观支农政策定位而具有相对的垄断性。但随着我国粮食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及国家粮食购销体制的变化，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信贷范围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新兴资本市场以及商业银行的冲击和蚕食。如何调整农发行的信贷政策范围及其管理方式，积极参与这场意义深远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正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贷政策调整的动因

国家宏观政策调控的需要。

2004年国务院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第17号文件及国务院第57次常务会议对农发行职能作了相应调整，业务对象扩大到以粮棉油为主要原料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加工转化等企业。2005年中央1号文件又明确提出“加大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增加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中长期贷款，在完善运行机制基础上强化农业发展银行的支农作用，拓宽业务范围”。这一系列政策的连续出台，显示出中央政府有意将农发行现有单纯支持粮食流通的职能转变为向农业项目提供中长期贷款，支持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条件改善的方向上来，以进一步促进农业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兴生物资源等农业科技开发和成果转化，增强我国农业的整体竞争力。

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需要。

长期以来，农发行信贷资金主要来源于央行提供的再贷款以及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的长期金融债券等两种渠道，具体如图1所示。 \

当前，央行以再贷款形式供给农发行使用的资金利率为3．24％，资金成本相对较高；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形式的再贷款与基础货币紧密联系，形成了央行货币投放的硬性缺口，不利于当前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央行对货币投放的调控。央行目前正试图改变这种因农发行信贷资金需求而造成的基础货币投放倒逼机制，切断政策性资金需求与央行基础货币的直接联系，并已逐步将农发行的央行再贷款由1997年高峰时的8167．79亿元调减为当前的5699亿元，其余资金缺口改由农发行发行中长期金融债券来弥补，从而进一步达到了使金融机构从农村抽走的资金回流反哺农村的目的。

农发行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作为我国目前惟一的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1998年至今，农业发展银行主要负责粮棉油收购、储运等环节的资金提供，在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后又面临业务萎缩的问题，没有真正起到支持农业开发的作用。其贷款规模的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

由图2可知，自1994年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以来，其信贷业务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95―1997年，这段时期是农业发展银行信贷业务的快速扩张期，其信贷规模在3年内从1995年的4687．92亿元急速扩张至1997年的8637．33亿元，增长幅度达84．25％；

第二阶段为1998年至今，农发行的信贷业务规模从1997年的高峰降至1998年的7094．66亿元，并长期徘徊在这一信贷规模附近。众所周知，1998年至今我国的GDP的年均增速一直保持在9％左右，长期的经济繁荣促进了众多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稳步扩张。而在此期间，农发行的信贷规模一直徘徊不前，再加上自1998年国务院发起的新一轮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实行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等政策后，农发行业务发展的能力被严格限制于粮食流通领域，这又进一步导致了这些年农发行信贷规模不增反而降的局面。也正因为此，农发行内部潜藏着强烈改革与发展的内在需求。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贷政策调整的目标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2005―2007年内部综合改革纲要》，从组织体系、经营机制、内控机制、科技支撑体系和企业文化等方面对农发行综合改革作出了全面规划，力争经过3年的努力，初步构建现代银行的基本框架，逐步把农发行办成发展空间合理、治理结构科学、体制机制健全、经营管理规范、操作手段先进、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

具体到农发行信贷领域，政策调整的目标可以归纳为：“以执行国家政策为前提，以防控贷款风险为重点，以客户为中心，切实加强粮油贷款营销和管理，努力创新信贷服务，构建实现粮油信贷业务可持续发展、符合现代银行要求的信贷运行机制。”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贷政策调整的具体措施

建立和完善以客户为中心、政策性与商业性分开管理的粮油贷款营销与管理体系。区分贷款的政策性和商业性，目的就是在信贷资金资源的配置和贷款风险的防控上实行区别对待的信贷政策。对政策性贷款在资金配置上依然给予优先保证，对准政策性贷款则在采取适当的风险防控措施的前提下给予积极支持，对商业性贷款在企业风险承受能力内依据效益优先原则发放贷款。在信贷管理方面，对政策性贷款业务在继续坚持封闭管理的前提下，适当对管理方式进行改革，以使其更符合基层行管理的实际需要；对商业性贷款业务则要坚持流动性、安全性和效益性的原则，在审慎积极开办的同时，探索完善各种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办法。

实行前后台制约的部门审贷分离制度，按贷款审批权限和操作流程进行贷款操作，不断完善防范和控制信贷风险的途径和方法。实行前后台审贷分离后，信贷管理部门的职能可以归纳为“四个负责”，即：对客户负责、对经营行负责、对前台客户部门负责和对行长负责。此外，为加大省级分行和二级分行的管理责任，农发行决定对贷款审批权限进行调整，上收县支行的审批权限，对总行。省行以及二级分行的审批权限进行重新界定，并进一步改进贷款调查，审查流程，减少贷款环节，缩短办贷时间、建立应急机制，尽可能缩短调查、审查，审批时间。

改革客户信用评级管理，在参考原有信用等级评定办法的基础上，由信贷管理部门制定农发行统一的客户信用等级评定办法。为此，农发行组织启动了新的客户信用评级工作，进一步完善客户信用等级管理，逐步开展行业和区域信用评级，根据评级结果实行不同的区域和行业信贷政策，及时调整区域和行业信贷结构，按照先授信后用信，严授信宽用信的原则，对经营效益好、信用等级高的优良客户率先推行公开统一授信管理方式。

建立健全贷款监测评价体系，加强贷款监督。一是建立各级分支行合理分工、有效制衡．精简效能的内设信贷部门组织架构：二是调整完善分支机构布局，将二级分行建设成为经营管理的基础平台，强化支行信贷业务经营前台职能；三是建立规范化的分支行信贷管理体制，加强贷款监督；四是由农发行总行负责研究设计贷款营运与管理的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信贷监测评价制度，及时有效地监测全行信贷运营情况，客观分析评价各分支行的信贷管理状况，并对贷款的凋查、审查、审批各环节，贷后管理的情况以及信贷政策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进行总结和评价。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贷政策调整的实际效果

形成了精简、高效、合理的信贷组织体系。按照农发行信贷政策调整目标，农发行信贷组织体系实现了按照业务发展、综合管理、支持保障三个条线设置，强化了业务发展部门在客户营销、拓展市场，服务与管理客户等方面的职能，加强了综合管理部门在综合协调、资金计划、信贷管理、风险控制、经营核算等方面的管理职能，完善了支持保障部门在科技支撑、人力资源管理、审计等方面的监督、服务职能，形成了精简、高效、合理的信贷组织体系。

完善了信贷风险防控措施。对政策性业务，农发行依然按照封闭管理的要求，把好贷款投放关，确保贷款的物资保证；对准政策性业务则实行单独记账，单独管理，并且借鉴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制度办法，完善授权、授信管理；对商业性贷款，2004年8月以来，以农发行制定的“现阶段商业性贷款管理应急方案”为主要标志，所确定的以粮棉油加工企业贷款为主的商业性贷款，按商业性贷款管理原则，强调贷款运营的流动性、安全性和效益性，严格按照企业效益、风险承受能力发放贷款，不断推行企业贷款资格认定、信用等级评定、有效资产的抵押担保、企业自筹资金参与粮食经营等风险防控办法。

改进了客户服务方式，努力创新金融产品。首先，建立了客户经理制度，由客户经理负责与客户保持经常性的接触和沟通，及时了解客户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和信贷需求的变动情况，并通过不断密切与客户的合作关系，向客户营销农发行的信贷产品和服务，提高客户对农发行的忠诚度和满意度，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现综合收益的最大化。其次，农发行通过开展保险业务，国家开发银行结算业务、政府信用协议贷款以及农业应急资金贷款等中间业务，开始了进一步探索金融产品创新的尝试。

当前信贷体系依然存在的问题

2004年以来，农发行按照粮食市场化改革要求重构了信贷管理体系并建立了以企业风险承受能力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办法，为推动粮食流通改革，强化支农作用和防范信贷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粮食市场化改革和企业改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当前粮改过渡时期，新体制和新办法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诸多不适应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信贷管理体制建立的出发点上，没有充分认识粮食改革的渐进性和复杂性，导致信贷管理体制与粮食企业改革不同步。在粮食市场机制和企业改制尚未到位前，完全以企业风险承受能力为核心的信贷管理体制及其制度办法，在实践中发生了矛盾，难以实施。

第二，在信贷管理体制确立的基本原则上，没有充分体现“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各省情况不一，东西部之间、发达不发达地区之间、粮食产销地区之间，情况干差万别，任何统一的贷款办法都不可能实现既指导全国，又管理所有贷款科目的目的。

第三，信贷制度体系的科学性、系统性不够。目前，农发行信贷管理制度办法过于繁杂，制度办法本身和制度办法之间一方面互补性不够，另一方面又相互交叉重复，容易发生矛盾，造成基层支行难以实施。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信贷制度建设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不够，缺乏整体宏观思路，往往是应急出台、短期效应。

第四，商业性贷款审批过度集中，程序繁琐，办贷效率低。目前农发行的商业性贷款相关制度规定，商业性短期贷款审批权集中到总行和省分行，二级分行以下只有建议权，而所有的固定资产贷款和技术改造贷款则全部集中到总行审批，在目前企业授信管理尚未落实的情况下，这种信贷管理体制依然不适应客户营销和提高办贷效率的要求。因此，农发行各个基层支行和企业普遍反映申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时间过长，与企业流动资金运动规律，尤其是农产品的季节性收购资金需求极不适应。这不但影响了农发行的业务拓展和信贷效益，而且也影响优质客户对农发行的选择。

第五，贷款门槛偏高，影响支农作用的发挥。一是贷款对象相对狭窄，不适应粮棉产业发展的实际。现行管理办法仅将直接从事粮棉油加工、粮食过腹转化企业纳入贷款支持对象，而把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畜产品的饲养，收购、加工等间接转化粮食的企业的资金需要排斥在外，不利于农发行支持农业产业化企业作用的充分发挥。二是贷款资格认定和贷款调查时，要求企业提供的相关资料和情况过多，对历史财务数据要求时限过长，如近3年经过审计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且无亏损等。三是在政策性贷款与经营性贷款的划分上，以财政是否承诺还款为标准划分，既不科学，也脱离客观实际。事实上，财政不承诺还款的流转贷款很大程度上是农发行为支持收购、服务“三农”而发放的贷款，有很强的政策性。同时，对无财政承诺的商业性贷款，原则上要求足额担保抵押，这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未到位的情况下难以实施。

几点建议

尽快出台农业政策性银行法，实施立法管理。一是要积极争取全国人大制定政策性银行法，或农业政策性银行管理条例，使农业发展银行同其他银行一样有法可依：二是要争取国务院或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农业政策性贷款管理违法处罚办法，确保农业政策性金融资金不被挤占和安全；三是要按照有关政策法规规定，将政策性支农资金管理工作纳入各级政府工作目标管理，进一步完善扩大农业政策性金融支农功能，落实管理责任制，为农业政策性资金使用、管理营造良好环境：四是大力开展政府信用协议贷款，运用经济办法加强政策性资金管理和防范风险；五是落实各级政府粮改责任目标，明确各级政府统筹改革成本资金责任制，其不足部分纳入各级财政预算，财力不足的可向农发行申请贷款解决。

再造科学严谨、系统规范的信贷管理制度体系。农发行信贷管理制度办法体系应在坚持贷款基本制度、原则、条件和管理方式的前提下，整合现行各类贷款管理办法，再造科学严谨、严格规范的信贷管理制度办法体系。具体分为短期、中长期贷款管理办法两大类。第一大类短期贷款包括：储备贷款管理办法(各类中央、地方储备)、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办法。第二大类中长期贷款包括：一年期以上流动资金贷款、仓储设施贷款和市场建设物流贷款以及今后新开办的基本建设投资、设备技术改造贷款等。

完善信贷管理操作流程，建立快速高效的贷款运行机制。再造高效的科学严密的贷款流程，必须坚持执行基本制度，保证内部监控到位；坚持分级负责分级管理，保证权责利相统一；坚持以合理授权(转授权)和集中统一授信为基础，健全各项制度办法。再造快速高效的贷款流程模式：原则上实行一级调查负责、多级审查把关的“平行一垂直”的运行模式，即调查行客户部门负责调查，信贷管理部门和贷审委审查后，直接报上级行直至有权审批行的信贷管理部门和贷审委审查，有权审批人审批决策的运行模式。这样既有利于形成调查、审查、审批决策责任明确，减少多次平行运行和重复调查的问题，有利于建立和谐的银企关系和上下级关系，同时也不失形成有效的前后台制约和上下级调控监督机

制。

建立分级授权和统一授信权责统一的信贷决策机制。一是建立等级行管理，分类授权的信贷管理制度。适当下放贷款资格认定和贷款审批权限。二是建立以企业信用等级为基础的授信限额方式的贷款营销制度。统一对贷款企业核定限额，在每年信用等级评定的同时，逐企业按诚信和风险承受能力核定授信限额(多行贷款的要包括他行授信)。在限额内按照分级负责，分类管理要求，落实授权和转授权，合理划分审批权限。授信限额实行动态管理，一年一定，年内需要变动的由省分行，总行审批。三是建立一级调查责任制，减少多级重复调查。除非上级行贷审委或审批人认为有必要再次组织调查的外，一般应以二级分行调查报告为主、省分行前台复查为依据进行审查和审批。四是建立“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分区域信贷管理制度。分别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等不同类型地区，制定不同的信贷支持重点和信贷管理策略。

建立适合农发行政策特点的贷款风险分类和风险贷款管理制度体系。一是要结合农发行贷款政策性、特殊性的特点，依据贷款政策支持力和企业偿债能力制定适合农发行特点的贷款风险分类办法，完善农发行贷款风险预警、监测、考核体系。二是完善风险贷款管理办法、处置方案和应急措施。在风险贷款管理办法制定中，应体现适时管理，依法处置，权责利统一，奖惩对称的原则。三是落实风险贷款管理责任制。在农发行内部应明确客户营销、信贷管理、风险管理、稽核审计、财务会计等部门风险贷款管理职责，并按照职责落实管理和清收责任制。

加大客户营销管理和金融产品开发力度。为适应市场化改革，实施优质客户战略。一是通过对客户营销工作和客户关系管理制度体系的建立，树立客户意识、市场意识、服务意识和效益意识，促进农发行经营机制转换，实现可持续发展。二是按照拓展信贷业务范围和完善支持“三农”功能的要求，突破粮棉油加工局限，开发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产业化龙头企业链所需贷款，以及结算等适销对路的金融产品，满足服务“三农”和业务发展需要。三是要从硬件建设和软环境上，根据客户需要，创新服务手段，完善服务功能，尽快开办快速汇兑、贴现、承兑汇票、银联卡等业务，适应客户需要，巩固和优化客户群体。对特殊的客户和客户群体的服务项目应量身定制，专门开发，使之更贴近客户需要。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科学高效的信贷管理监控体系。要应用现代信息科学技术，整合农发行现有业务综合系统、Notes系统，以及卫星教育系统等网络信息资源，大力研究开发适合农发行机构、业务、人员与管理要求、特点的信贷操作、决策、管理、监控、服务体系，提高农发行信贷科学管理能力。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贷业务的再思考

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方针与政策。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各类金融机构纷纷在“三农”领域加大了投入，服务“三农”能力有所增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农发行）作为支持“三农”的中坚力量，国家也赋予了其重要使命。中央一号文件就指出“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村改革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拓展农发行支农领域，大力开展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中长期政策性信贷业务”，据此农发行加大了信贷业务拓展的力度。然而，发展中必然出现相关问题，关于农发行信贷业务的思考也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信贷业务的简单比较

根据上述趋势图分析，从余额的情况看，2008年总体涉农贷款增长速度低于农信社和农发行，但2009年和2010年总体涉农贷款增速却显著加快，明显高于上述图中统计的三类机构。这有可能是2008年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后需要完成“保增长”任务，而在基础设施等固定投资领域信贷大量投放的结果。在完成保增长后，国家又加大了“三农”领域的投入，围绕这一政策导向，相对于上述三类金融机构，其他金融机构纷纷加快拓展其涉农信贷业务的步伐。这个政策倾向也可以从农信社涉农贷款占其全部贷款比重看出，农信社2008年涉农贷款所占比重下降至65.79%，至2010年又回升至68.42%。

从涉农贷款发展的具体情况看，如果仅以量而言，目前仍以农信社为主，其涉农贷款的比重始终保持在30%以上，基本占了1/3强。农发行的比重从2008年的17.68%下降至14.19%，农业银行的比重从13.48%下降至12.57%。三年来三类金融机构合计仍然超过60%，显示了三类机构信贷支农的核心作用。

三类金融机构信贷支农的各自重点有所不同，如农发行主要支持粮棉油的收购及大宗农产品的各级储备等政策性业务，同时还注重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产业化等。因此，信贷的期限结构不一样，而不同期限结构的信贷资产增长速度必然会产生差异。然而，如果从趋势的角度看，农发行的比重下降快于农信社和农业银行。在这个角度，因为并未有研究对涉农信贷支持领域的重要性进行排序，那么在这里假设上述三类机构的信贷支农领域都同等重要，只不过政策性银行首先还要满足国家规定的那些政策性业务，而在满足了这些业务后，如果按照农发行建设新农村银行的目标要求，目前的情况也许就说明了农发行信贷业务的某种困境。

从基层行业务开始的探讨

县域经济是同“三农”问题联系最为密切的区域经济板块，因此农发行信贷业务应该侧重于县域方面。所以对于农发行信贷业务情况的探讨，从县支行即基层行的微观角度入手是合适的。本文选取了河北省南部某县支行作为标本行，该县正是以农业为主，县域内规模较大企业不多，县财政收入不到1亿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该县支行的贷款中，以粮食挂账贷款为主，正常类贷款只占了少部分。

至少从河北省南部的县域金融情况来看，与宏观数据揭示的相一致，占主导地位的是当地的农信社。以样本县为例，该县的农信社贷款余额超过1亿元，而该县的建行、农行贷款余额基本在2000万元至3000万元之间，和农发行县支行正常贷款规模差异不大。而在工业发达的邻县，贷款规模第一的仍属于当地农信社。对于国有四大银行，其业务重心并未放在县域金融上，而仅是通过储蓄业务将县域当作资金来源的重要补充。而农信社则是其他原因导致了信贷业务规模超越农发行和农业银行。

从内部审贷流程和贷后监管来看，农发行和农业银行等大型银行一样，相较农信社并无优势。审贷流程较长、二级分行授权程度相对较低、基层行信贷监管人力有限是农发行和其他大行共同面临的因素。此外，由于业绩考核方面的主观影响因素（主要是风险防控）、特定贷款品种的较高准入门槛和用途严格规范、资金规模在不同类型贷款上的优先权等因素的存在，以致农信社利率更高――相对于基准利率5.31%（本轮加息前）的8%的年率，却能够在县域金融上更胜农发行及其他大行。对某些产品审贷流程再设计以及更完善授权方式的实施，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更多客户，不过一方面农信社本身的组织结构就很扁平化，农发行和大型银行少量贷款产品的便捷审贷流程并不能改变总的格局，另外农发行作为政策性银行资金投向的优先性和特定用途必然不同于商业银行，也不可能为了吸引客户而放弃对资金使用的要求。

从历史角度看，农发行基层行广泛分布是有必要的，它们的努力保证了收购无空白点，有效解决了“卖粮难、卖棉难”的问题，确保了农民利益不受损，切实履行了农业政策性银行的义务。但农村种植结构的调整以及粮食和棉花流通体制的变化一直影响着传统业务，不少基层行业务像样本行那样陷入了萎缩困境。随着农发行“一体两翼”战略的实施，其支农范围不断拓宽，基层行的经营选择方向多元化了，基层行有条件更有生机和活力。

然而，其面临的挑战也日益增多，就基层行信贷业务来说，一是能够继续发放风险和收益都有保障的政策性贷款，这种业务既是必须完成的，同时也因这种业务风险最小，基层行也愿意做，不过该业务严重依赖于政府的宏观调控决策和市场条件，例如粮食价格持续上升就使最低保护价收购预案难以执行。二是能够在县域内的中长期贷款上有所突破，这种“扬长避短”的倾向由于其风险考核及规模原因在基层行很流行，但由于地方债务存在隐忧，国家要求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农村基础设施和综合开发贷款等中长期贷款业务的快速拓展受到了一定影响。三是在维持好既有客户基础上营销其他规模较大企业。而实际上，除了粮棉油收购客户外，县域内规模较大的涉农企业农发行大多也有所覆盖，这和其他大型商业银行的情况基本一致。并且，前两年流动性宽松的局面，降低了农发行资金价格优势以及对这些客户的吸引力，同时农发行对信贷资金使用优先顺序的安排也限制了此类业务大规模快速增长的可能性。

如果进一步归纳，宏观数据趋势、基层行业务困局也许是政策性银行恢复自身银行本质，尤其是向类似工农中建这种组织结构类似的大型银行方向靠拢的内在要求所致。这里需要突出大型银行性质和政策行性质。

对于大型银行性质，如前文所述，具体的说就是大型银行的组织架构，容易让这些银行表现出“抓大放小”、“扬长避短”的倾向。额度较小贷款审批也需要履行同样申贷流程，成本上并不合算，而且同等贷款规模下，更多客户数量意味着贷后管理难度会加大，风险责任会加大，各级行相关责任部门以及基层行都不乐见此情况出现。按照打造现代银行的理念，农发行在申贷流程、风险控制、绩效考核等制度方面都朝着四大银行的方向靠拢，因此在信贷业务模式上与这些大行基本一致。所以和大型银行的表现一样，农发行同样偏好于大的、长期的项目。例如在国家政策支持的背景下，农发行利用农业基础设施贷款等长中期贷款工具，使贷款总体期限结构向长期化转变。

对于政策行性质，专司传统粮棉油收购业务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拓展业务范围既是顺应新时代的新要求，也是完善自身走向真正银行的客观需要。但由于仍然是政策行，业务范围被严格限定在涉农领域，开办一项贷款业务需要相关监管机构予以批准并附带不少限制条件。在开展业务方面，还时时受到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比例这种无明文规定指标的限制。此外，在对政策性信贷资金的使用方面，必须要按照特定用途使用，并须执行农发行的信贷监管要求。由于政策行性质的限制，因此许多需要银行信贷支持但不在范围之内的涉农环节，如果商业上可行只能由农信社和商业银行来满足。

综上，可以认为目前的农发行业务境况是由其自身属性以及金融机构演变趋势所致，拿存在即为合理来解释应是恰当的。也因此，如果要想发挥更大强农惠农作用，也必须要考虑上述影响因素。

扩大支农骨干作用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农”金融需求更加复杂化和多元化

一方面，许多地区农村、农民的一些金融需求较为细小琐碎，如用于个人生产生活的小额贷款需求。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如城镇化、产业化，也出现了组织化大规模的金融需求。这里既包括属于公益性质的农村地区各类科教文卫及部分基础设施建设金融需求，也包括有着经济效益的农业生产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金融需求，比如大额组织化农业贷款需求、农业固定资产投资贷款需求以及新技术推广和维护贷款需求等。此外，“三农”金融需求包括信贷、存款、支付结算、农业保险、担保等多方面。很多情况下，这些方面是互相依赖、互为支持的，如担保体系的完善就有助于中小额度信贷业务的有效拓展。面对“三农”领域如此众多不同层次不同种类的金融需求，人为限定某类机构适合的业务并不妥当，需要各类涉农金融机构充分发挥它们各自力量。

政策性导向的内涵正随着时代而变化

当前，作为政策性银行，农发行仅仅完成国家规定的政策性信贷支农业务，比如粮棉油收购业务，就像在2004年前的封闭管理时期那样，是否就意味着很好地完成了国家交付的任务？换言之，农发行的信贷政策性导向是否只限于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的储备和收购业务？进一步的问题是，在“三农”金融领域，政策性银行的信贷资金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究竟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或者即使存在一定的替代竞争关系，对繁荣“三农”金融市场有无益处？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需要突破农业政策性银行的传统观念。如果从近些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来看，显然国家对于农发行的期待是比较广泛的。

农发行同大型商业银行基层组织存在差异

农发行并无私人储蓄业务，需要通过发行金融债这种方式来融资，因此农发行基层行并不具备大型商业银行县域分支机构吸收存款的功能，仅是作为历史的留存。虽然粮棉油业务不再是全部，但同大型银行相比，县域仍然应该是农发行业务的主战场。不过，基层行难以绕开拓展业务收益同风险和成本之间关系的核心问题，从事县域中小额、短期信贷业务相比区域性涉农金融机构的确是不经济的。在这种情况下，应综合考虑基层行的社会和经济贡献度。如果基层行的贡献度低，又有什么途径很好发挥出农发行支农骨干作用，同时体现出大型银行的资金批发优势？

农发行信贷业务的可能方向

建设更加现代化、高效率、有针对性的信贷组织架构和制度，可以降低信贷业务成本，有助于业务的拓展，应是农发行持续努力的方向。但更为关键的，需要考虑“三农”金融需求、国家农业政策的完善以及农发行组织结构情况对业务的影响。

加大金融支农作用应突破传统思维。凡涉及到涉农领域信贷需求的满足，都应该是农业发展银行支持的领域。因为通过这种支持，一方面是增加了资金回流“三农”领域的途径，另一方面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还具培育农村金融市场的作用。换言之，在涉农领域，众多提供金融支持的机构是互补的而非替代的。只不过，应该随着形势的变化，业务有所侧重。现阶段，在做好传统政策性业务的同时，有选择地在能发挥政策性信贷资金导向作用的领域加大投入，比如近期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持续增加的投入。此外，对于传统政策性业务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对于许多政策性业务而言，实际上属于优良资产。出现问题较多的地方是准政策性的粮棉油收购贷款。这是农发行的立行之本，也是政治上的基本要求，不可能因为拓展其他业务而忽视对该领域的有效支持。鉴于上述事由，以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的比例来确立农发行信贷业务的发展显得极不必要，新思维对于改革和发展很重要。

可以探索农发行信贷资金的批发途径。在县域金融机构中，以往，农信社“一枝独大”，许多农信社由于网络广布，吸储能力较强，因此并不缺乏资金。而随着城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以及小额贷款公司在县域的兴起，这些机构资金来源有限，因此资金成为他们中小额信贷业务拓展的挚肘因素。这种情况就为大型银行资金回流“三农”领域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农发行应秉持政策性金融的理念，在权衡业务由区域中小涉农金融机构开展的成本收益后，可以探索有效途径来发挥自身资金批发者的作用，培育中小机构的行功能。在同业合作中，这并不是鲜事。但面对众多信贷管理水平较为低下的中小涉农金融机构，要想借此充分发挥支农作用，在管理体制、授信制度、业务培训等诸多方面做出努力应是必要的前提。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以色列资源节约型农业模式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以色列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最匮乏的国家之一，主要是水和耕地资源极其短缺。然而以色列却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在中东沙漠上创造的农业奇迹已经成了世界上资源节约型农业的典范。先进的理念、管理和技术，使这个国家利用占全国2.2%的农业人口在养活720万国民的同时，还成了欧洲主要的冬季蔬菜进口基地。以色列的农业模式，对于人均水和耕地资源同样短缺的中国现代化农业建设而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以色列农业的先进之处

1.1市场化的节约理念

以色列农业之所以发达，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从总理到普通农民都具有先进的农业发展理念。早在建国初，第一任总理就提出要系统改造南部沙漠的设想。在以色列，无论是农场主，还是集体农庄的普通农民，他们的产品或品种的标准全部盯着世界市场，符合市场要求是所有农产品的惟一指标。所有的国民生产都是以耗水量为主要的衡量指标。

1.2集约化的生产组织方式

以色列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有两种：一种是集体农庄，另一种是私有农场。集体农庄实行集体所有制，内部设管理委员会，负责制定管理规则，每个社员都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私有农场的主人一般是懂技术的科学家或专家，由雇佣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负责生产管理。这两种方式的优点是可以让土地形成规模，便于集约化经营管理。在这种模式下，以色列农业形成了三个鲜明的特点：农业科技适度规模化；生产水平高度专业化；资源达到精细化利用，农业与环境和谐发展。农业生产技术与管理的统一，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发挥市场的调控作用，信息技术充分介入管理。在以色列，农业生产中的品种、规模、花色、种类等各个环节的关键因素均由市场需求决定。政府在全国建立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各地都设有市场信息分析与培训机构，由首席专家和下属团队专门负责市场信息的采集、分析、反馈与农民培训。

1.3领先全球的生产技术

以色列农业之所以先进，关键在于农业技术的不断创新。首先是滴灌技术，以Netafim 公司为代表的滴灌设备制造企业已经研制出世界上最先进的微压滴灌和山地补偿式滴灌等技术，实现了农业水肥高效利用的技术飞跃，滴灌技术对于世界上的沙漠和盐碱地治理意义非凡。其次是光热网膜技术，该技术的研发成功让夏季炎热干旱的地中海气候不再成为以色列农业的障碍，使农业生产在夏季也能正常进行。光热网膜主要有铝箔网膜和彩色网膜，铝箔网膜在夏季可以反射太阳光而起到遮阴降温作用，冬季在地表可以反射和漫射太阳光而增加温室温度和作物光合作用；彩色网膜的不同颜色可以吸收部分太阳可见光而满足不同作物对不同光谱的需求。第三是高产种养技术，包括动植物育种技术、高产栽培和养殖技术、基质利用技术等。第四是精准农业技术，主要是各种光合传感器，利用它们可以对作物生长实现全程监控，随时获得植物生长的相关数据，从宏观生长情况到微观的物质交换都可以达到精准掌握，能为农场的田间微观控制系统和全国作物生长信息系统数据库提供最准确的数据。

2.以色列农业的可借鉴之处

以色列和中国在人均资源占有量和资源分布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以色列人均淡水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3，中国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以色列人均耕地面积0.7 亩，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0%。以色列耕地淡水和资源分布不平衡，只有中北部约20%的土地适宜耕种，南部约60%国土面积是沙漠；最大的淡水源是北部的加利利湖，中南部极度缺水。而中国的耕地资源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北部和西部广袤的土地生态十分脆弱，不适宜过度开发；水资源分布集中在西南部，人口和耕地密集的中东部水资源缺乏。因此以色列农业的成功模式中，一定有许多中国可以借鉴的地方。

2.1节约理念，高效农业

以色列议会于1959 年颁布了《水法》，对全国的水资源开发和管理进行统一管理，并设立专门的水资源管理机构，负责制定水政策、发展规划、用水计划、供水配额、水土保护、污染防治、废水净化、海水淡化等工作，力求使水资源在农业生产中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在淡水资源严格控制的条件下，各种节水技术不断被研发出来，农业水的利用率越来越高，目前已经达到90%以上，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从以色列建国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农业灌溉用水从每公顷8000吨下降到5000吨，在耕地面积增加了15 万公顷的情况下，农业用水量跟60年前基本持平。

以色列的土地利用效率也很高，由于只有20%的国土面积属于宜耕地，所以他们一方面研发新的生产技术，不断地提高单产和效益；另一方面利用水利设施、滴灌、无土栽培等先进技术改造沙漠，积极地扩展耕地面积，用智慧让昔日的不毛之地变成了瓜果之乡。从20 世纪中后期实施“沙漠绿洲”计划以来，以色列在沙漠地区开发的耕地已经超过了15 万公顷，随着技术的进步，沙漠绿洲面积将会越来越大。

以色列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有15.84万，其中50%以上都是希伯来大学农学院或培训班的毕业生，很多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管理者都是著名科学家或资深专家。以色列农业部每年都组织20次以上的高新技术培训班，便于农民及时掌握最先进的技术。高度发达的农业教育与技术培训体系，从源头保障了农业技术人才的高效利用。在以色列，农民既是生产者，又是管理者，他们不仅懂技术、会操作各种机械，懂电脑和网络，甚至可能担任着政府农业技术部门的顾问或推广人员，也有的农民从事作物品种选育、栽培技术改良等科研工作，往往身兼数职，使人力资源和人才得到了充分利用。

2.2高效的研发机制，务实的科研精神

以色列很多农业方面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良好的教育、积极求实的治学精神、优越的科研条件，使得以色列农业科学家很多都是世界一流的。另外有好多教授担任行业协会的理事、政府决策部门的首席科学家或著名企业的决策领导，在这样参与性很强的科研环境下，科学家对生产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十分熟悉，科研方向明确而实用性很强。以色列大部分农业科研项目是由生产一线的经营者、企业和协会出资或建议政府出资立项，有很少一部分基础性很强的研究是由政府相关部门垂直立项。因此，项目本身就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其目的就是解决生产实际问题。以色列的农业科研单位不仅开展自我研发，同时注重多方位的合作研发，以色列科学家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团体开展合作研究，他们同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在生物技术、水资源利用、沙漠化治理等领域开展合作，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来提高他们的研究水平。

2.3科学开发农业资源，人与环境和谐发展

以色列在20 世纪50～80 年代之间开发戈兰高地的时候，由于一味开垦而没有注意环境保护，因此出现了严重的生态问题。首先是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大量泥沙进入约旦河和加利利湖，对惟一的生命水源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其次是大量化肥农药的使用使土壤结构退化，农产品产量品质下降。第三是植被破坏、土地荒漠化严重，耕地不增加反而减少，同时降水减少，水资源短缺问题加重。以色列政府在问题出现后及时调整思路，迅速改变种植业结构，大力发展林果业，推行免耕制度，发展节水灌溉，采用了土壤覆盖保护，使得这一地区的植被很快恢复，生态条件得到迅速改善，目前已经成了以色列最主要的高品质水果出口基地。从戈兰高地的开发过程中，以色列人充分认识到了资源科学开发与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对他们之后的南部沙漠科学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

3.对当前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启示

3.1充分发挥科技的创造力

以色列利用50年时间，在恶劣的环境中发展出了世界一流的现代农业，他们所依靠的除了科学而先进的理念外，主要是充分发挥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以色列人没有充足的淡水资源，就创造了喷灌和滴灌技术；没有优良的土壤，就创造了无土栽培技术；没有适宜作物生长的夏季，就研发出了光热网膜技术等。科技让以色列实现了农业技术的飞跃，但他们还在不断地更新着技术，以堪称完美的技术不断地延续着神话。中国要发展现代化农业，就必须重视科技的力量，注重培养现代化的农业科研人才，让科技切实服务生产。

3.2扬长避短，变劣为优

中国幅员辽阔，自然资源分布不平衡，这一点和以色列很相似。以色列在内盖夫沙漠地区的发展让我们充分认识到，有时候人类的智慧是可以改变自然的，以色列人利用滴灌节水、利用光热网膜调节温度、用基质改变土壤，让沙漠变成了绿洲；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在广袤的西部和高寒地区利用充足的太阳能、风能、无污染的环境和现代化的栽培设施来实现环境和谐的可持续农业发展模式。我们也可以利用节水灌溉和高效水肥利用技术让西部沙漠变成绿洲。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一定可以用自然给予我们的优势来弥补限制发展的不足，最终实现中国现代农业的腾飞。

摘自《世界农业》

中国农业发展论文:适度规模经营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摘要：本文提出对农业在生产和销售方面实行适度规模经济，使得农产品市场由完全竞争市场向垄断竞争市场逐步过渡，以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的消费能力；同时，通过让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居住，进一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策略来提高农民的消费欲望，以促进内需增加，促进经济发展，有力推动其它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适度规模　农民收入　国内需求　城镇化

一、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业从合作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体制转变，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但到目前。这一体制转变对农业发展的推功作用已基本上没了潜力，尽管农业有少许发展。那也是靠科技进步来拉动的。目前，大量农民工进城打工，而把老弱幼小放在家里，在外地挣了钱，在老家农村盖上一个大院子，说是为了小孩子结婚用的，而刚刚结婚的年轻人在新房里住不到一个月也出去打工了，留下一个用全家几年甚至是十几年心血挣钱盖的一个大院子没人住，不仅浪费了新房，而且占用了很多土地。老的小的在家少人照顾，家里人思念打工在外的人，在外打工的人担心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付出了感情上的巨大代价。这与以人为本明显违背，到头来农民还是收入最低，而农民收入低又不能促进消费，对其他产业的发展及提高生产总值也有阻碍作用。当然，国家也在尽力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取消农业税、加大农村社会保障等。

二、农业发展落后。农民依靠种地增收困难的原因分析

(一)农产品一般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

在我国，农产品基本上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中，生产者以几亿计算，而购买者也是几亿或十几亿计。产品无差别，对价格没有控制能力。处于这样的市场中，每个生产者即农民所生产的产量都微不足道，单个农户只是价格的接受者。

实行了家庭联产承责任制后。农作物的生产和销售基本上处于市场竞争中。产量低不行，产量高却会出现谷贱伤农的情况。这个怪现象是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及影响农民收入的关键所在，也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突破口。

(二)厂商利润与所生产产品的市场垄断力(或者竞争力)的正相关关系

根据经济学原理可知，厂商超额利润与垄断力和销售规模成正比关系。农产品由于垄断力为零，所以没有超额利润可讲，原因是生产者、销售者太多。怎样既能使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又能使农民增收，关系重大，不仅仅关系到农业的问题，也影响到其他行业的发展和农业对其他行业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提高国民消费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提高的重大意义。

(三)农业发展对其他产业的影响

在我国不仅农业为其他产业提供原料，而且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其他产业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没有农业的发展，农民不富裕，不利于为其他行业提供充足的原材料，也不利于其他产业产品的销售，从而难以实现产品的更新换代，提高生产总值。所以，进一步发展农业，使农民增加收入意义重大，需要找出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农业发展途径。

(四)农民增收与扩大内需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

由公式Y=C+I+G+(X-M)可知，要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消费C的拉动，而C=a+βy，这个公式中，城市居民的β比农民的β要小一些，就是说，给农民增加收入比给城市居民增加同样收入对国民收入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大。而且。一个农民进城后的消费倾向不仅比城市居民大，也比没进城之前也要大一些。另外，健全、加大社会保障体制，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体制，也会使变大，这对促进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拉动作用，也是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加大社会保障服务的一个理论依据。要增加农民的需求，一方面要增加农民的来自于土地的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增加其购买能力：另一方面要增加农民的购买欲望，比如鼓励农民进城居住、生活等。

(五)让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定居利于增加消费意愿促进内需增加

农民从农村到城市后，其消费意愿会加强；另外，解决好农民到城市的户口及保险、社会保障体系，消费信贷等，都会大幅提高农民的购买欲望，从而大大增加消费需求，从而拉动当今产品的更新换代。

三、适度规模经营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目前科学技术在农业里的大量应用，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原来一家几亩地到了收割时候，基本上全靠人力、畜力，要干上一个月。而现在主要靠机械，全村的土地靠二、三十人耕种即可，为少数人的大面积耕种提供了现实保证。

(二)邓小平强调中国农业要实现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从合作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适度规模经济：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也讲到，要发展好工业需要先发展好农业。

(三)目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潜力已尽，逐步过渡到适度规模经济阶段的时机和必要性已日趋明显，这也是其他产业发展、经济发展所要求的。

(四)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促进了经济高速发展，而农业领域的市场经济气氛并不强烈，在市场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方面，农业的收益并不充分。

(五)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且农业人口数量是其他任何一国所不能比的，这是我国的特殊国情。农民不能离开，至少是最近几十年内不能离开土地。

综上所述。应按如下方法解决农业问题：

首先，国家可以倡导、鼓励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出租，出租后可按分成制直接向租地的农民那里获得租金，使农业向适度规模经济方向发展。这样既在中国大地上实现了少数人为多数人从事农业劳动的历史，又坚持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绝大多数农民不仅可以不劳动而获得来自农业的收入，还可以安心从事其他行业的劳动。其中，国家应为进城的农民提供户籍、小孩上学等一系列有关制度、体制的帮助，使其渐渐在城市定居下来。这样，农业人口的大量减少，使农产品市场发生质的变化，农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的大量减少，农产品市场由完全竞争市场转变成垄断竞争市场，改变了中国农业生产、农产品处于不利地位的根本弱点，农业生产也有了超额利润。并且随着农业人口的继续减少，农产品的垄断力越强，农产品的超额利润也越多。这样，农民既有了购买的能力又有了购买的欲望，消费会被大幅度地拉动，即C变大了，从而带动了其他行业产品的销售，推动了其他行业的收入增加，产品的更新换代加快，增加了产品的竞争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生产总值的增加。可见。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是城市化的原始动力。由于的变大。乘数也变大，我国政府的财政政策效果也会更加明显。

其次，在非市场领域通过政府的农业保护政策加大对农业生产的补助。众所周知：富人和穷人干同样的工作所要求的工资要高一些，政府加大对农业生产的补助，会使得农民的体力价格变得更高一些。从而促使农民进城打工工资的提高，增加了农民收入，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

再次，进一步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加大力度建设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看病难、上学难、养老等问题，从而提高消费意愿，促进内需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