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软实力论文
摘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
文化软实力论文:软实力国有企业文化论文
1软实力和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
1.1企业文化的内涵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思潮，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日等国研究者和商业从业人员提炼出的有关企业管理的新概念。麻省理工学院学者埃德加•沙因在其1986年出版的《企业文化与领导》一书中提出，企业文化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被多数成员普遍认可的价值体系。企业文化具有强大的约束和功能导向作用，能够有效规范和引导企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因此受到了企业管理者的广泛关注和普遍重视。此后，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雷斯•E•迪尔和麦肯锡咨询公司顾问阿伦•A•肯尼迪在其合著的《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一书中明确提出了企业文化的主要因素构成，即价值观、企业环境、英雄人物、典礼及仪式、文化网络。其中，英雄人物即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或个人，它是一种人格化的企业文化，具有极强的影响力、感染力和鼓舞作用，能够使企业成员更好地认识自己，并积极进行创新活动，推动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而目前国内学者对企业文化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差异，他们认为企业文化即领导者提出和倡导、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一种文化行为方式。综合上述各主要观点，我们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所极力塑造的一种与他者相区别的文化形象，具体指涉商业组织的价值理念、符号、仪式以及处世原则等的文化形象，是企业发展经验的凝结，体现了组织的理念，渗透于组织的全部肌体。企业文化包括以下特点：抽象性，即意味着企业文化要通过一些抽象、简明的符号、象征来包涵具体丰富的内容；规范性，即意味着企业文化要表达应然性的目标，而不是实然性的现状；独特性，即意味着企业文化的特征和功能就是要使特定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可变性，即意味着企业文化应该伴随所处经济社会现实环境之变迁而进行与时俱进的更新和发展，从而使企业文化这种软实力与企业本身因产品质量而形成的硬实力同步发展。
1.2软实力与企业文化软实力（softpower）并非企业管理领域内的原生概念，其最早是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教授在对美国崛起进程以及大国关系进行研究时提出。它最初指的是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以外仍能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秩序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实力，其主要体现在文化的在广度上的蔓延以及在深度上的渗透这两个方面。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相近学科之间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影响和借鉴，软实力也逐渐被一些学者引入到企业管理领域。例如，有学者对企业软实力的外延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企业软实力即企业文化所彰显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承受力与适应力、执行力与能动力、学习力与创新力、权威力与亲和力。另有学者站在企业软实力功能角度，分析了企业软实力的组成规律，其认为企业软实力是企业在社会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建设过程中，为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最终实现其经营发展目标的一种能力。此外，还有学者从软实力与硬实力关系入手，认为企业软实力是建立在企业硬实力这一基础上，能够对企业利益相关者产生一定影响，最终使其认同和支持企业发展的一种精神力量，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企业发展，使其尽早实现其经营发展目标。依据这些不同的定义，我们认为企业软实力是一种无形、然却对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具有不可复制、不可模仿、强渗透性、强蔓延性等特征。企业文化是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它可以通过企业文化逐渐渗透至本组织之全部肌体并辐射至与其相关的其他组织。
2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2.1企业文化有助于发挥引领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以及我国产业升级的逐步加快，企业越来越重视技术创新。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其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当前，全球五百强企业中已有三百多家进入中国，并充分利用其资金和技术优势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在技术市场、服务市场、国内市场中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必须加快管理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以便在当前的竞争环境下抢占一席之地。因此，企业必须加快创建与创新企业文化，充分发挥其文化的软实力功能，最终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企业文化。神华集团成立至今已逾二十年。在这近二十年的高速发展中，神华集团在最初的“开疆拓土、重整河山、做强做大、打造辉煌”方针的指引下，规模日益扩大，产业链日趋完善，进而发展为“建设矿、路、港、电、化一体化发展，打造国际一流大型能源企业”的方针，以及当下所提出的“科学发展，再造神华，五年实现经济总量翻番”的目标，神华企业文化无不发挥着重要的引领指导作用，极大增强了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引领不断打造神华事业的新辉煌。企业文化如同大海中的灯塔，指引企业在纷繁复杂的大环境中坚定地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2.2企业文化有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企业文化一方面可以有效优化其管理体制，推动体制创新；另一方面还能在精神层面影响员工的思想和行为，激发其创新热情。企业文化可以有效地优化企业的管理体制，主要表现在：一是推动管理理念的更新和转变，使员工认清市场经济的本质和信息资源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并针对企业现有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对策，做好品牌市场和功能定位。二是加快管理体制创新，针对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内容选择相应的模式，并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手段进行管理。企业必须及时根据外部发展形势的变化适当的调整管理策略，从而实现与时俱进的管理目标。三是积极进行员工价值体系创新，强化其创新意识和责任意识，创建和谐向上的企业文化，明确不同历史阶段和状态下的价值表征。四是积极创新激励机制，大力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最终实现利益最大化。激励机制能够有效地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当中，更好地为企业创造效益。神华集团提出的“煤矿能够做到不死人，瓦斯超限就是事故”的安全理念，就是基于这种文化价值提出的，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使神华安全生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神华集团也迅速壮大。
3国有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3.1企业文化缺乏创新和独特性企业文化与其生产经营目标联系紧密，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但目前，一些企业管理者缺乏对企业文化与生产经营目标的正确认识，仅仅简单地将企业目标与企业价值取向和企业行为相结合，没有充分挖掘自身的文化资源优势，创建符合自身发展特点和目标要求的企业文化。当前，受行业、发展历史、产品特征、职工、地区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很多企业在文化建设上大同小异，雷同率高，没有充分显示出其文化优势与特色，导致其企业精神缺失，文化发展与生产经营相脱节，无法发挥企业文化应有的作用。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很多企业都提出过类似的口号，如“质量是企业发产品的灵魂”和“顾客需求至上”等，创意性口号较少。同时，这些口号的内涵较为单一，不符合企业的经营导向、产品特性和服务领域，企业文化区分度低，从而使作为生产者的企业较难培养自己的忠诚消费者，不利于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实际上，企业文化的创建没有统一固定的发展模式，各企业可以根据其发展条件和具体方向选择相应的发展模式，从而积极发挥其文化优势，推动企业的健康长效发展。各企业在发展历史、管理模式、技术构成、竞争压力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就决定了其文化建设的独特性。此外，企业文化的强度和类型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正因如此才构成了企业文化的独特性特色。神华集团涉及的行业较多，或许这也是独特企业文化特色不易提炼和展现的因素之一。
3.2企业文化表象化、重形式轻内涵近些年来，随着大众传媒和快餐化娱乐业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国企文化建设出现了过于强调表象的错误倾向，具体表现为重形式轻内涵，文化内涵的构建和巩固不足，不利于其文化建设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一些企业在发展企业文化时，过分追求“面子工程”，重金聘请一些知名教授设计企业文化形象。但这些凭空想象出来的抽象文化概念大都缺乏实用性和独特性，难以表现企业的文化实质和成分构成，企业文化建设成为空中楼阁。另外，还有一些企业过分强调表层物质文化，将企业文化建设简单理解为员工言行举止、内部报刊、庆典活动、文化宣传口号等，无法真正将企业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融入内部管理中，不利与员工人文素养的提升。更多的企业将文化建设的重点放在口号宣传上，形式华丽，内容空泛，无法达到应有的文化建设效果，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3.3企业文化缺乏系统性、长期性企业文化发展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前进的过程。因此，企业的文化建设必须突出系统性和长期性特点。为实现这一目标，企业应该积极制定行之有效的文化发展战略，并成立专门的文化机构，以保证整项文化建设事业的高效稳定发展。但反观实际，一些企业将文化建设局限于某一领域或层面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另外，还有一些企业虽然关注到企业文化建设的精神层面，但也只是“一时热”，发展成果没有得到有效地强化和巩固。神华集团在公司企业文化建设上，经常随着主要领导的变更而变化，因而缺乏一个一以贯之的思路。具体的，神华曾先后提出过开拓文化、创新文化、卓越文化、变革文化、共同文化、大同文化、大神华文化、“五型”文化、厚德文化等不同主题，但企业文化主题一直没有确定下来，这不仅影响了神华文化的延续性，而且阻碍了神华文化的传播和推广。企业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企业管理者必须树立发展信心，协调好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关系，积极做好文化建设工作。对企业而言，只有立足自身发展实际，做好企业文化培育和建设工作，才能逐渐形成独特的且具有生命力的企业文化。
4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对策研究
4.1加强企业文化研究、突出企业文化的重要意义针对企业在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企业应该加强企业文化研究，明确其发展地位和作用，科学认识企业文化发展意义，充分发挥企业文化在推动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企业要深入分析和把握企业文化的建设规律，坚持实事求是，高效整合现有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建立起完善和谐的企业文化。具体而言，企业一方面可以加强对企业文化的科学研究，坚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分析企业文化的内涵与形式特点，明确现阶段文化发展目标，并制定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同时，企业还可以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文化建设活动，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内外企业的成功经验，突出其文化建设的独特性和时代性特点。此外，企业还可以邀请一些专家共同参与其中，并开展企业文化、员工价值观、企业外部形象调研工作，并针对其文化建设中的误区提出合理解决方案，优化企业文化发展结构，定期对员工进行企业文化相关培训，增强其集团荣誉感和责任感，不断提升企业内聚力和向心力。
4.2加强制度建设、用科学手段将企业文化落到实处企业科技通过制度建设的方式将企业文化落到实处，以保障其文化建设发展的持续性和固定性。企业在进行管理制度建设时，必须结合文化发展的总体要求，制定出特色化规章制度，用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理念鼓舞人、感染人、影响人，将员工的言行与企业文化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做到知行合一。良好的管理制度能够使员工自觉规范和调整其言行，进而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和质量。此外，企业管理者还可以对原有文化发展模式进行改进和完善，使其更好地适应现阶段的内外发展形势，使其制度建设充分体现出文化发展的特点与走向。
4.3紧扣企业发展战略、构建独具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要想使其管理理念深入人心，并被员工普遍认可，企业就必须紧扣企业发展战略，将文化建设与其经营发展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正确处理企业经营发展和员工素质培养之间的矛盾，加强员工培训力度，不断提升其专业水平和业务素质，同时根据所在地区的人文化经济特点和发展需求制定科学的长期和短期发展战略，积极改进管理方式方法。企业在进行文化建设时，应该根据其产品特性和行业属性进行文化构建活动，发展独具自身发展特色的企业文化，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
4.4建立起企业文化的有效约束、激励和巩固发展机制为更好地管理和约束员工的行为，企业可以将文化建设的一些内容适当融入制度建设当中，使得其管理目标最终内化为员工的自觉行为，强化其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积极为企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因此，企业可以利用强化理论建立健全激励和巩固发展制度，使员工按照企业文化理念进行日常工作，不断提升其工作效率和质量。另外，企业还可以建立其相应的监控管理机制，要求员工定期反省和检查自己的工作，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应的改进计划，戒骄戒躁，以一种良好的心态迎接工作和生活中的挑战。
4.5发挥员工的基础性作用首先，企业在文化的选择和确定上要广泛发动群众，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反复酝酿、讨论，然后由企业领导者和员工共同确认，最后确定下来。其次，在企业文化确定后，企业要充分运用各种媒体向员工宣传企业文化，使员工对自己企业文化深入的了解，同时就企业文化建设跟员工互动，开展企业文化知识问答比赛、企业文化建设征文等活动，设立企业文化意见箱，促进与员工之间的良好沟通。此外，企业都应该培植自己的典型模范人物，让典型代表着企业某一个或几个方面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念，使企业文化即具备抽象性，又不失人性化。
作者：张忠友单位：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建工作部宣传处
文化软实力论文:文化软实力应用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论文
一、文化软实力的含义和作用
软实力一词是由美国一所大学教授提出的，在对国家的国力进行划分的时候，他认为硬实力就是由四种因素构成的，有资源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这些实力被认为是有限的实力，但是无限的实力则属于软实力。也就是说，利用吸引力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而不是威逼利用的手段，这种吸引力的形成时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政策外交与政治价值观等。软实力就是外交影响力与意识形态、文化影响力、制度影响力等的综合，它在发挥作用时同硬实力完全不同。文化作为国家的政治价值观同软实力相比，有独一无二的重要作用。文化是一个民族保持了良好创造力的源泉，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成果，它既能丰富本民族的文化，也为整个人类的文化历史增添了色彩。在文化创造力很强的民族，它越容易获得其他民族的尊重，在情感上趋近和行动上的支持，这就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
二、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
当代大学生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使命。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要加强对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高校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将本身的育人作用发挥出来，通过教学的形式来使大学生拥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思想与理想，要将大学生拥有的思想观念同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一致。
（一）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教育责任高校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一方面是转变大学生思想观念的方法，另一方面也是提升道德素质的必要途径，其主要目标就是要引导学生与帮助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世界观与人生观，能抵制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例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要使大学生免受这些腐朽的思想文化侵入，要明确自己的社会任务，努力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第一，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目的就是教育，经过一系列的系统课程安排来促进学生的思想素质，这些课程所要包括的内容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集体主义，以及关于政治的立场、观点和方向等。要对这些知识进行有计划的、有步骤的、有意识的传输，使学生对政治的态度保持端正，要有正确的价值取向。提升大学生参与政治的能力与水平，练习对政治的敏锐感知力与鉴别力，激发当代大学生对于政治的热情，在政治素质方面要有一定的提升。第二，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政治方面的教育，该课程要有丰富多彩的教学宁日与完善的理论系统，向大学生展示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等宁日，要使学生能够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培养学生使用理论来应用到实践当中的能力，这就是对实践能力的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教学与道德规范等教学内容要根据现实的学生接收情况来进行，在一些理论原理方面会比较晦涩难懂，要循序渐进，另外，在理论学习完毕之后，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也是一个问题，课堂所学的政治原理很难灵活的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因此要提升这种实际应用政治原理、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当代大学生开展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教学，可以增加对党的路线和纲领的坚定信念。大学生所秉持的社会主义价值标准与道德规范要受到学校的正确引导，以培养学生的优秀道德品质与高尚理想情操为目的，这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所需的人才必须的素质。高校是这种高素质人才的培育场所，所以，高校进行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方向一致。
（二）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提高文化软实力的职责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会形成某些持久的价值观念与理念，这也是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精神财富，也是形成民族心理的依据，是一个民族的价值判断依据。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是国家的脊梁，也是中国的灵魂，提升软实力是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源远流长，需要我们当代大学生去继承这种优秀的文化，这也是我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要基础与重要资源。高校开展的政治理论课的一种功能就是有文化继承的功能。这种功能在两个方面得以体现。一是对特定时间的社会政治、法制和道德文化进行总结语保留。二是利用教学手段将这种思想传递给学生，进而对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有帮助，在传播政治、法制、道德的同时还要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创新等进行传播，伴随着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多个领域的网络化、开放化发展，大学生的社会活跃性与自主性就更为强雷，同时，多种理论思潮强烈冲击，一些不好的思想沉渣泛起，对于大学生这个特殊年龄段的学生来讲，他们的思想并未完全成熟，在繁杂的各种思想中很难辨别真伪、善恶、美丑，因此，这就需要学校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来进行引导，不然很容易使学生迷失方向。
（三）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增强文化软实力在实践方面的职责高校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不同于中学时期的思想政治课，大学时期的政治课程要具有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要有实践性，思想政治的理论如果不能与实践很好的结合，那么就如同海市蜃楼般虚无缥缈。大学生在接受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时候要端正自己的态度，不能只是很僵化的学习知识来应付考试。所以，学校要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实践教学作业，让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丰富经历开拓视野，从多种角度来理解祖国是文化，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要更加同现代社会相接轨，同人民的生活与国家的行为相符合，进而保持本民族的特点与时代特点，提升国家总体文化的软实力。在课堂的实践教学中，学生要切身感受到上课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现实使用于真理，培养他们的使用理论进行实践应用的能力，也培养了民族文化保护的意识。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利用实践教学来达到育人目的的，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这在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高校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大学生可以成为国家优秀的人才，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深远的意义。
三、在文化软实力的语境下对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创新
（一）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现的教育工作文化可以体现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是一个国家精神状态的体现，同时也体现出了民族的内在凝聚力与品格，这是因为文化建设可以满足国民大众对社会化主义核心价值的认同。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国家各族人民进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它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理论力量和道德力量，能够感召群众、鼓舞群众和；凝聚群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国家形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理论基础，科学的使用核心价值体系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系统教育是当前各高校要进行的教学主要任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内容方面与课程的性质方面都决定了它在提高文化软实力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作用，课程的改革创新在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尤其是政治素质的重要是其他类型的教育所不能比拟的。
（二）重视对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优秀的文化需要被传承，大学生在传承的链条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在科技发展十分迅速的今天，全球文化有融合的趋势，文化的多元化特点展示出来。我们要对大学生的课程教育一定要包括传统文化，让他们深刻的意识到传统文化是先进文化的基础，这也是我国各民族的凝聚力量，使学生自觉承担起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
（三）使思想教育更加生活化高校在进行思想教育理论的目标不是只是要学生理解理论的认知层面，更重要的任务是将理论升华到实际，在实践中得以应用。一旦离开实践，思想道德发展的说法就毫无意义。但是，我国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有脱离实际的现象发生，对学生的教学方式是一味的灌输，脱离实际，没有体现人性化，这样做的缺点就是会激发学生的抵触情绪，思想政治的最本质的目标很难实现。多样，课堂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定位为太抽象的“空、高、大”，而是要回到现实中来。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一定要端正教学理念，从当代大学生的实际生活中出发，尊重学生的各自特点，言传身教，把课堂教学的方式尽量延伸到课外教学，可以使用一些社团、广播等形式来加强对学生的联系。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全国的奋斗目标，因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可以体现国民的精神状态、内在凝聚力与意志力，这些都产生与人民对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可。高校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个平台，通过培养优秀的大学生来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开设可以对大学生进行比较系统的教育，引导学生利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解释现象与应用，树立起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
作者：顾光进单位：江苏农牧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软实力论文:企业软实力文化建设论文
一、以人为本，为企业文化搭建推行平台
如何化企业文化的无形为有形，使其更好地指导和和服务于企业中心工作，这就需要把企业文化理念渗透到每一位职工脑海中，在潜移默化中让员工把这些理念运用到工作实际中去。今年，中卫供电公司结合国家电网公司提出的建设统一的优秀企业文化要求，以打造优秀班组企业文化建设为主要目的，开展班组文化建设。充分将企业文化理念渗透到班组的各项活动中，使员工的行为自觉融入到文化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中，营造出班组安全规范、和谐快乐的文化环境和氛围。结合“班组建设年”活动，该公司在全公司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征集摄影、书画、文学作品等活动。并汇编成《职工摄影集》、《职工书画作品集》、《职工文学作品集》发放到职工手中，既吸引了员工，又潜移默化教育了员工，使优秀的企业文化入脑、入心，员工对企业文化内涵全面认同并逐渐内化为自觉行动。同时在局办公大楼项目位置悬挂职工作品，极大地调动了职工参与企业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结合铸造卓越的服务品质工作，通过开展供电“服务之星”劳动竞赛、“优质服务是国家电网生命线”等演讲比赛，选拨出一批服务好、业务精的服务明星，带动全公司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使职工对全公司服务理念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全局职工服务意识显著提升。在此激励下，95598员工自己填词创作了班歌《电力服务之歌》，将“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八字方针融入到行为与歌声中，提升了班组的凝聚力，统一了座席员的思想、调动了工作热情。结合实施班组文化落地工程，把国网公司基本价值理念融入到班组管理、制度和行为，全面提升全局整体发展质量、运营效率、管理水平、队伍素质和品牌价值。采取不同方式加强班组长培养和指导，举办班组长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局党委向全局班股长及以上干部配发《复命》读本，组织开展“执行力模式大讨论”，撰写心得体会共计80篇，出版《复命》心得体会上，下册。在班组文化建设活动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班组长，他们成为班组文化建设的认真实践者和有力推动者。
二、构建载体，增强企业文化的穿透力
人是企业的核心，更是企业文化建设主宰者，中卫供电公司以打造优秀企业文化为宗旨，把企业文化建设工作融入到职工文化生和工作中去，不断创立载体，增强企业文化的渗透力。该公司坚持开展评优树先活动，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良好氛围，使职工对各企业和个人发展充满信心；在职工中开展集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于一体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教育，通过开展“五型”（孝顺型、魅力型、环保型、学习型、平安型）和谐家庭评选、捐资献爱心、《国家电网公司员工守则》和礼仪知识讲座等活动，不断提升职工的责任意识和奉献意识；大力开展职工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文化体育活动，陶冶了职工情操，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依托“职工书屋”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结合“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开展“读好一本书，发表一篇文章”、“读书交流”等活动；成立书法、摄影、绘画等各类兴趣小组，聘请教师定期开展培训班，积极培养各类人才。这样既满足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需求，又营造出了健康、和谐、温馨的文化氛围。企业文化创建尤如滴水穿石，当它渗透到一定程度时，其功效方如滚滚浪涛，奔涌而来。中卫局必将以统一的价值观、统一的发展目标、统一品牌战、略统一管理标准，大力开展企业文化和谐创建工作，将企业文化的古调演绎出新的韵味，让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为推动企业较快又好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孙远强 单位：国网宁夏电力公司中卫供电公司
文化软实力论文:软实力武术文化论文
1、过分笼统的神层面文化———武术文化穿透力障碍
文化包罗万象，有器械方面的、有体制方面的，有举止方面的，还有理念与心灵方面的。之中，表面文化例如生产用具等穿透力稍强，方便传扬；而深层次的文化例如思考模式、文化底蕴、潜意识等穿透力稍弱，不易传扬。武术的深化层面的文化传达了武术哲学理念、武术思考模式以及武术的价值理念，它是隶属思想层面的东西，需要依靠思考模式与传统文化学识才能有感而发，所以通常是难以理解的。尤其是其回味悠长的历史文化韵味、精深的理念，需要花费很多精力才能明白。因此，武术文化的穿透力稍弱，这就是武术文化传扬的障碍的一种。众所周知，我国武术兼备了道学、儒学、兵法等方面的理论的精髓，并将之作为自身的举止标准。然而，尽管我国传统道法对武术的帮助甚大，但是家喻户晓的文化就应用易懂的方式表现出来。到目前为止，我国武术文化过分笼统，不但国外研究人员感觉摸不着头脑，就连我国的武术修习者有时也是一头雾水。而上世纪70年代的功夫巨星李小龙掀起的武术修习狂潮却是一个例外。李小龙功夫片所传达出的意韵在当时的时代有其特殊性，也符合世界范畴内的审美理念。易于理解的文化表现模式，使世界认识了李小龙，并认识了中国，使电影观众在耳濡目染中接受了李小龙和其背后的中华文化。中国武术文化传播必须是偏重叙述、看重体悟、贴近生活、朴实无华的，同时贯彻了我国的文化传播方略。而我国深厚的历史底蕴使得武术文化传播变得墨守成规，这样，只能堵塞传播路径，使民族文化传播成为空谈。只有当文化传播不再固步自封，并展现出通熟易懂的一面，武术文化的穿透力障碍才能解除。
2、过渡重视自我修习的武术观———武术文化的渗透力障碍
软实力竞争的最关键的方式就是针对外邦的文化传播和文化沟通。在如今这个信息化时代，比的就是传播技能。做到这一点，本国的历史文化就能漂洋过海，达到传扬的目的。新时代以来，伴随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互联网的普及，文化的传播途径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我国武术由于遭受传统修习理念的约束，使得源远流长的武术文化在信息化时代的“攻势”下大败亏输，并且已远离了生活的主流。大众普遍以为，武术只能自己修习，武术运动则只是用来强身健体的娱乐活动。而实际情况是：传统武术的修习周期很长，修习十年或几十年的人不在少数。它也逐渐演变成满足人们精神层面需求的一类功法。尤其是一部分上了年纪的武师以提升自我的修习技能并达成“天人合一”的意境为终身目标，他们觉得武术的最高意境是“谐和”，是一种均衡。大众回味着武术以往的成就，然而却无法很好地继承中华文化。目前武术的功效与价值都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多元化的健身形式、娱乐形式，使我国大众开始喜新厌旧，并对武术文化生出了一丝厌烦情绪。当各种武术道场开始遍布大街小巷时，中国传统武术正在被边缘化。以往的亿人修习的传统武术正在没落，而大众不得不借别国的武术来体会竞赛精神。而细心观察我国武术传播的过程不难发现：武术的世界范畴内的传播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武术要发展，就应让其适应市场，不能再沿袭以往的武术文化传播制度，应使武术适应市场发展的客观需求；同时，不能再让我国武术在夹缝中求生存。因此，过度重视自我修习的武术观，是我国武术文化传播的第二个障碍。
3、重仪典、轻细节———武术文化形象力障碍
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主张用传统礼节和制度来管理社会，在该类伦理理念的引导下，中国武术被看作培育人仪典和礼节的代表，它倡导无序竞争和谦和的君子作风，让所做事情有回旋空间。然而作为一类民族文化，不能让其传播流于表面。中国武术中的抱拳是进行武术切磋或武术比赛的礼节，没有硬性规定让武术比赛者要做到赛前抱拳，这只是文化惯性使然。武术切磋前的抱拳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例如谦和、尊重等都是其表现形式。然而，大家在武术竞赛中，仍然可以发现很多不受约束、不利于民族形象塑造的一部分不良习惯出现，例如：武术标志、武术着装、武术仪典都不符合标准等等。到目前为止，武术体系中还没有形成一致的形象要求，各界武术人士正在为此不懈努力。中国武术的各类仪典都应标准化，例如：武术竞赛的宣扬观念、武术竞赛中的音乐、武术竞赛的开闭幕式都应注意一致性。而受到儒学文化熏陶的日本和韩国，在其传统的武术竞技项目中（通常指柔道和跆拳道）都有较为严苛的仪典标准。日本、韩国两国的武术项目在其热烈的竞争中都能保持礼貌，这一点是值得称道的。武术的礼节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但是在竞赛中大众仍然能够发现不遵守武术道德的情况出现，也会看到参赛选手不遵守武术礼仪的现象，而武术准则中也未进行明文规定。在武术竞赛的规划过程中，武术比赛服饰的规划、场地周围广告的规划、武术竞赛中的歌曲播放等等，其民族元素还少之又少。尽管这只是细节，但却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武术文化底蕴，它对人的修养身心与道德归化有着显著的影响，也是提升武术软实力的前提和基础。举一个例子：大家在看世界杯时，自然而然地就会知晓哪队是巴西，哪队是英格兰等等，颜色标识已经显示出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武术怎样在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大环境下吸取养分，让受众感受到我国武术文化的魅力，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新课题。
4、结语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时代，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的比较上愈加关键。在国内与国外的多重文化氛围下，武术文化传播阻碍较大。重正统、重仪典、重传统理念的当代武术文化，过度沿袭了老旧的武术传播体制，使得武术文化与当今时代的需求渐行渐远。这类呆板的、守旧的、一成不变的当代武术制度严重约束了武术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也降低了武术文化的感染力。
作者：马渤 单位：成都体育学院
文化软实力论文:文化软实力下廉政文化论文
一、当前民办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深入发展，作为民办高校文化软实力核心要件的廉政文化建设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违规办学、买卖生源、权钱交易等严重问题日益凸显，亟待加强改进。
（一）党风廉政工作比较滞后众所周知，民办高校采用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这导致了党组织失去了对民办高校有关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力，进而影响了对民办高校党风廉政工作的精心指导。受此负面影响，出现了一些认识误区：一是认为民办高校的核心任务是招生、教学和就业，而党风廉政工作可有可无，与学校的成长发展关系不大，这导致了党风廉政工作流于形式，走过场。二是认为民办高校的党风廉政工作纯属于纪委的内部事情，不具有强制性和法律约束力，学校其他部门仅仅是协助参与，这导致了无法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这些错误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党组织的影响力及渗透力都不强，党风廉政工作比较滞后，无法充分发挥民办高校的廉政文化建设水平。
（二）廉政文化创建活动薄弱廉政文化创建活动，是各高校党组织开展反腐倡廉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然而，由于廉政文化创建活动提出时间不长，加之缺乏一整套科学的规划体系，导致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部门配合不够到位。大多数民办高校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缺乏统一的领导，虽然有纪检部门牵头，明确了各部门的配合任务和相应职责，然而，在开展工作时，执行部门往往都是消极被动地推进。二是太注重形式。有一些民办高校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往往太注重形式、不重视内容，没有体现出民办高校的特色和品牌，导致了一些活动缺乏针对性，没有充分考虑到大学生群体的迫切需要，无形中导致了他们对廉政文化创建活动的反感和排斥。三是各项支持力度不够。当前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因为涉及民办高校的整体文化建设，因此，就迫切需要各部门的大力支持。然而，在工作推进中，往往会出现相关制度配套不完善、创建专业人员队伍薄弱，物质与资金保障滞后等问题发生。
（三）师德风范出现良莠不齐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深入发展，民办高校的教师队伍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除了以往的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以外，还有各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的兼职人员、海归人员、校际的交流人员等，这些人员的教育背景和职业环境的不尽相同、学历达标率不是很高、整体素质和水平令人担忧，导致了他们的师德风范出现了良莠不齐，严重影响了教师教学科研和为人师表的光辉形象。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一少部分教师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没有真正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崇尚权钱交易，功利主义倾向非常明显，尤其是在职称评定、争先创优和科研申报等活动中。从长远来看，这是得不偿失的，不仅与师德风范南辕北辙、背道而驰，还玷污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辉形象，更严重影响到了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长远发展，对提升民办高校的文化软实力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四）反腐倡廉体系有待完善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民办高校，虽然从财务方面对学院各部门的监管比较到位，减小了具体经办人员从中谋取私利的可能。但是，腐败往往与权力相伴相随的，尤其是具有最高决策权力的董事会成员。在这种模式下，因为缺乏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导致投资方决策权过于集中，监督权形同虚设，使得民办高校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教育的公益性和方向性受到严重挑战。同时，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一方面还要防止投资方压缩教育投资，把获得的利润用在其他方面，损害职工与学生的切身利益，更要防止投资方因其他问题而变相转移资产。另一方面还要防止学院各部门负责人利用手中权力以权谋私，导致乱招生、买卖生源、权钱交易等不法行为发生，这不仅败坏了民办高校的崇高社会声誉，还从根本上扭曲了民办高校办学的价值取向，更损害了民办高校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环境。
二、文化软实力下加强民办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民办高校廉政文化工作的贯彻落实，不仅可以全方位地加强民办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还可以构建起安全、健康、和谐的校园环境，更可以彰显文化软实力、提升国际影响力。
（一）大力加强党风廉政机制建设作为民办高校，一是要建立起由学院党委统一领导，纪检部门组织协调，其他部门通力协作的领导机制和协调机制，定期通报相关情况，交流成功经验，研究问题和制定相应对策。二是要努力构建起纵向有领导、横向有沟通的廉政文化建设的立体网络，形成学院上下人人参与、齐抓共建的良好工作格局。三是要坚持在党员干部中有序开展和宣传“廉洁自律”教育，不断强调廉政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并告诫党员干部，要时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好廉洁自律表率，自觉维护党和国家的光辉形象。
（二）逐步推进廉政文化创建活动作为民办高校，一是将廉政文化活动纳入思政课体系,大力推进廉洁教育进课堂、进头脑，并通过走访座谈、演讲辩论、调查报告等形式引导大学生增强廉洁意识。二是把廉政教育纳入党校培训,通过充实党课内容、开展积极分子培训班等形式，加强对学生干部、学生党员等学生骨干的督促学习，增强他们廉政教育的针对性。三是充分利用橱窗、校报、网站、电子屏等载体，并通过开展观看廉政警示教育片、教育大学生要诚信做人等活动，大力加强对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的宣传，保证在整个校园形成浓郁的廉政文化氛围。
（三）全面强化教师师德风范建设作为民办高校，一是要加强机制建设。在廉政文化建设中，不仅要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还要建立和加强监督机制，对违反师德风范的教师要进行必要的惩处，从而把廉洁教育贯穿到师德建设的各个环节。二是要强化廉政宣传。要充分发挥媒体联动的优势，在氛围营造上下功夫，大力宣传在廉政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事迹，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现高校教师的工作全貌，为全面强化师德风范建设发挥积极影响。三是要抓好先进典型。在师德风范建设中，大力宣传先进典型教师的模范带头作用，把廉政意识理念制度化并渗入到每位教师的一言一行中，进而促进教师师德风范意识的提高。
（四）完善廉政文化长效机制建设作为民办高校，一是要完善领导体制建设。这就要求全面加强民办高校的制度建设，形成以依法治校为核心的制度机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并严格执行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健全领导班子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同时，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体制，完善治理结构，形成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二是要健全民主监督机制。在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上，要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原则，健全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严格干部任用程序，完善领导干部职务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等机制，形成领导班子成员分工定期调整，人财物等权力集中的重点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定期轮岗交流的制度等。三是要加强各种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民办高校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基建、后勤、招标、招生等民主监督制度，真正提高校务公开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
作者：章锐单位：宿迁学院计算机科学系
文化软实力论文:我国软实力与政治文化传播透视论文
论文摘要:在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为世界瞩目的今天，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必须和硬实力的增长相协调相促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软实力的增强有赖于广泛的传播，尤其是政治文化传播。在众多跨文化传播内容中，政治文化传播对于软实力的提升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当代中国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经济是基拙，政治是保障。
论文关键词:软实力跨文化传播政治文化传播
一、软实力
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软实力”概念，按照他的观点，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是一国综合实力中除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硬实力之外的另一组成部分。这一概念的提出，明确了软实力的重要价值，将它提高到了与传统的“硬实力”同等甚至比其更为重要的位置—正如约瑟夫·奈所言，“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软实力”的一系列研究，在提升各级主体综合实力问题上启迪着人们的新思维。
“软实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内容:一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三是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四是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亲和力;五是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六是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七是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
“软实力”概念一经提出，便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世界各国纷纷研究并认真谋划提升自己的“软实力”。
美国学者克莱因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有名的“国力方程”，把“战略目标”与“国民意志”作为衡量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战略目标”还是“国民意志”，都是极其复杂的无形因素，也可称为软实力，难以用静态标准来衡量。另一位美国学者斯拜克曼把民族同质性、社会综合程度、政治稳定性、国民士气都视为软力量。英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库伯则认为，合法性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
综上所述，硬实力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软实力所指的就是精神力量，包括政治力、文化力、外交力等软要素。两者既紧密联系，又互相区别。它们不是简单的加减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和协调。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物化，而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在当前全球化浪潮、信息革命和网络时代的大潮下，硬实力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软实力则具有超强的扩张性和传导性，超越时空，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综合国力的竞争和博弈将决定一个国家在未来世界秩序中的排序。由于软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日增，世界主要大国在注重硬件的建设之时，也十分重视增强自身的软实力。各种软实力间既相互竞争较量，又相互诱导吸引、融合。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势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大力推行其民主、人权等价值观，这就是以硬实力为依托扩张软实力的例子。早在170年前，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指出，昔日的君主只靠物质力量进行压制，而今天的民主共和国则靠精神力量进行压制，连人们的意志它都想征服。2003年是美国硬实力展示最充分的一年。布什政府在新保守派的主导下，企图依靠超强的硬实力，通过“先发制人”等强力手段，重塑世界秩序，却使美国的软实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和侵蚀，甚至连美国的传统盟友都觉得美国“越来越陌生”。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美国的开国元勋汉密尔顿所说的，美利坚人“占优势的激情是雄心和私欲”。
根据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中国拥有自己独特的软实力资源。第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政治理念中儒家的仁政与王道思想。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王道与霸道的划分，王道就表现为软实力，霸道则表现为硬实力。王道的思想如天人合一、以德服人、为政以德、内圣外王等都是应该加以借鉴，发扬光大，古为今用的。第二，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包括汉语、书法、国画、京剧、武术、古典文学、民族音乐、传统的手工艺、园林建筑、饮食文化、中医中药等等，都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世界文明的奇葩。第三，新中国以来建立的政治资源。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国两制、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国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对外构建和谐世界等的思想，以及以人为本、以德治国、科学发展观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要想充分利用第一、三方面的软实力资源，就应该从政治角度出发进行跨文化传播，扩大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政治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立足中国、面向世界，考虑到不同文化尤其是中西文化的差异，切实有效地利用现代传播手段，面对国际社会塑造好中国形象，提升中国软实力。
二、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伴随着人类成长的历史文化现象，更是国家软实力提升途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软实力的增强有赖于广泛的传播。跨文化传播在全球化的现代背景下变得更加频繁，地位也日益凸显。
20世纪50年代，爱德华·霍尔在美国外派人员培训学院(F''''SI)工作时第一次提出了“跨文化传播”的概念。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拉里·萨默华给跨文化传播下的定义是: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拥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传播，这种不同足以改变传播事件。也就是说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组织和国家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与沟通。纵观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文化的分化和整合一直在不断进行，社会文化的分化使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沟通产生困难;与此同时，不同文化群体间相互协调的整合，使全球性的文化交流有了可能。在全球传播科技的推动下，不同文化群体间的文化交流、精神交往更加频繁，通过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的策略和技巧，消除文化差异、增进了解、相互适应实现跨文化传播的传播效果。
在跨文化传播中，要使传播效果与预期的保持一致，传播者就要首先认识到传受双方在文化上存在的差异，然后认真分析这些差异的特性，之后根据这些既定的差异调整自己的传播方式，以使传播的信息能为对方准确理解。即传播者要对自己的信息以另一种文化的方式编码，然后这另一种文化中的受传者就能以相同的方式对其进行解码，从而保证信息的畅通传播。当然，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也可以是受传者改变文化视角，采取与传播者相同的文化方式对信息进行解码，同样也能保证信息的有效传播。一般来说，要使跨文化传播得以成功进行，需要传播者主动采取适应差异的文化改变，因为传播者是带着既定的传播目标的，为了信息不被偏差地理解，传播者就要学会根据文化差异调整自己的传播策略。这也正是跨文化传播的关键所在。
跨文化传播以大众媒介为主导，从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全球媒介图景比以往更加复杂。跨国媒介和国内媒介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在共同争取世界范围内的受众。伴随着这一趋势，近年来，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得到了各部门的重视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声音不断增强。有关对国际传播的研究成果也日渐为我国对外传播所借鉴，其中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
三、政治文化传播
在众多跨文化传播内容中，政治文化传播对于软实力的提升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当代中国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保障。经济在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也要得到传播。
政治文化研究途径的开创者、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概念做出了经典概括:“政治文化应解释为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即政治制度的内化。政治文化可以概括为政治认知、情感与评价，也可以表述为政治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与技能。"文化具有传播的属性，文化的传播促使了国民之间的交往日益紧密。“传播乃是文化的本质。没有传播，就没有文化，传播就是文化的实现”。(SJ(pI&20(政治文化也不例外，政治文化传播这个领域必须不断适应生产和发送政治讯息的传播技术的变化，适应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迁以及政治文化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用传播媒介向外推行自己的政治立场、政策、观点及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从而更有效地进行对外政治宣传，树立和推广本国的形象。
综上所述，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对于积极影响国际舆论，树立国家良好形象，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有着重要作用，那么中国政治文化传播内容有哪些，又该如何进行呢?
(一)中国政治文化传播内容。
如前面所提到的，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软实力资源，其中政治文化部分可分为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和现当代的中国政治文化。
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有三大精华:忠于国家的优患意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古代中国通过科举制度为少数人开通了仕途。这反映在政治文化上，便是培养形成了一部分士人忠于道义、忠于国家的优患意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能够在外界的压力面前，注重自己的志向和气节，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天下有道，以道循身;天下无道，以身循道”。不可否认，这些敢于坚持自己志向、气节的士人是古代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忠于道义、忠于国家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气节当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
道德治国首先强调的便是君主的修身，强调个人品质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大学》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于是，个人修养与个人品质如何就成为政治行为成败的重要因素。普通人如此，君主就更是如此，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家贪决，一国作乱，其机如此”。
民本理念即在政治统治中重视民的作用，把民看作为政之本。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成时期和它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民的问题具有突出的地位，出现了“富民”、“养民”、“教民”、“爱民”、“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吏为民役”等各种关于民的思想。中国早在周代就有“怀保小民”的意识。儒家始祖孔子有“君以民为体”之说，孟子认为“民为贵，社被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对他的侍从讲“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尤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力量迅速凝聚，经过顽强的武装斗争，最终推翻清王朝乃至中国数千年皇权专制统治。这一胜利，对于摧毁传统政治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起到了重要作用;资产阶级政治文化深刻、尖锐、激烈地抨击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所有方面，如皇权专制理念、顺民臣子意识、纲常伦理文化、愚昧落后观念等等，是对以往革新派力图全面超越传统政治文化努力的继承，并且有明显的发展，这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变过程中，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这种政治文化的求实精神和创新意义有助于人们在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变中，正确对待西方的政治文化成果，并注意把外来文化因素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尽管他们的结合努力可能是不令人满意的，甚至于最后也遭受了失败，但却为人们后来正确思考和实践这一问题，积淀了重要的思想质料。
然而，以孙中山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文化还是存在缺陷的。从根本上讲，其缺乏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这种根本性的缺陷，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文化对革命的许多重要问题认识不清，并最终导致其政治上的失败。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存在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这决定了其无法完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转变的历史重任。正如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五·四”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文化(即所谓新学的思想)，虽然“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但是，由于这种政治文化存在着上述致命缺陷，所以“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僵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顶汹这一任务的完成，必须寄托在新的、用先进的政治文化理念武装起来的社会阶级身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中国农民阶级结成紧密联盟并与其他一切革命和进步阶级阶层结为广泛统一战线的中国工人阶级。中国现代化下一个阶段中政治文化的走向，最具重要意义的历史性成果，即是在中外各种政治文化的激烈碰撞之中，产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
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对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依然具有指导意义，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同时现当代的中国政治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发展模式，更是值得向全世界进行传播，与全世界共同分享中国人的政治智慧。
(二)如何进行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首先，树立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观念。
南加州大学政治系教授骆思典表示，中国的日益发展，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但是在国际社会，发自中国的声音依然微弱，单凭奥运会、神舟系列飞船升空等重大新闻来获取国际注意力，赢得国际关注还远远不够。我们要向国际社会传播我们的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要从思想上重视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树立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掌握传播的主动权，提升我国的软实力。公务员之家
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认为，美国之所以迅速崛起，是因为美国的国家观念与美国的社会观念得到了完整吻合。国家倡导的一系列普世价值观与在美国社会中推广的基本理念高度统一，国家的意志得以通过大众的意愿得到顺畅地、自觉地贯彻执行，而且大众的心理对于国家意识形态也产生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由此可以推理，中国的政治文化要被西方接受，就需要国家不仅从官方角度进行倡导和推广，还要加强民间文化交流，充分利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手段，使中国政治文化的生产方式、传播渠道、发展模式、覆盖领域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对内可以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总要求，对外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新环境。
其次，研究西方受众心理，制定相关传播策略。
人们在接受跨文化传播的内容时，通常会进行感知的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以及选择性记忆，对信息的选择表现为同质间的传播明显比异质间的传播更为有效。德国社会学家西梅尔认为，当陌生人进人到群体中时，他必须放弃他的一些个性，与群体的普遍性保持一致，才能达成意义的分享。
我国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为了取得更为理想的传播效果，就需要充分考虑到受传国家和民族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文化因素。因为，跨文化传播的受众是来自于不同国家，其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和中国千差万别。如果沿用对国内受众的传播手段，推广我国的政治文化，必然会遭到失败。所以我们要因人而异，深人研究国外受众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分区域分文化对待，善于综合利用现代传播技巧，拓宽传播途径，利用新式传播媒介，从多个角度对中国政治文化进行传播，减少“说教”色彩，避免“灌输”口吻，增强中国政治文化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
针对国际受众，制定传播本土化策略—使传播者所创制的文本，在符号表达方式上与文本解读者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相一致;在思维方式上与文本解读者的思维方式比较相近;在心理上与文本解读者能够形成某种契合;在时间、空间特别是利益上与文本解读者接近。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使传播变为传通、使感知层次上升为理解层次、使交流变为共享。
再次，构建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注重培养跨文化传播人才。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现在，我们的物质产品已经遍布世界，但精神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还很有限。构建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既是传播中国政治文化的需要，也是重塑中华民族伟大形象的需要，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需要。
利用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打破西方主流媒体的垄断，摆脱任由西方评说的被动境地，掌握传播主动权。依靠国际传播体系的规模效应，增强对外政治文化传播的信息数量和信息密度，实现中国政治文化声音的有效落地。依托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主动设置议题，加强正面引导，回应国际关切，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不断扩大影响国际舆论的成效，弘扬中国政治文化精神，体现中国政治文化价值观念。
在构建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过程中，跨文化传播人才是关键所在。人才是提升我国软实力、传播政治文化的基础，精通中国政治文化又善于表达的复合型人才是中国政治文化跨文化传播的枢纽，掌握现代文化传播技术的专业人才是中国政治文化跨文化传播的助推器。因此注重培养政治文化方面的跨文化传播人才是优化我国政治文化对外传播、提升我国软实力的必由之路。
文化软实力论文:浅谈旅游文化软实力研究论文
摘要：旅游软实力是一种文化软实力，指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认同和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中国古代有过很好的旅游软实力。西方现有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彰显文化主体性是构建我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核心工作。当前应从重建旅游实践美学、重组旅游产业结构、再造旅游管理理论等方面入手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旅游文化；旅游软实力
1旅游软实力的定义与功能
“软实力”一词来源于英文“SoftPower”，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S·奈教授在研究国际关系时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拥有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可称为“硬实力”，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种“软实力”，即“国家通过自己的吸引力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这种软实力来源于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对外政策的吸引力，可细分为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这一见解，特别是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刷新了国情、国力和竞争力的研究方法，开创了全新的研究领域，很快受到各学科学者的青睐。
国内在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研究中引入软实力概念“始于2004年，研究重点集中于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评价软实力的构成和作用”，其着力点在于如何以区域和产业的软实力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在旅游学界，陈雪钧和李莉研究了“旅游企业的软实力问题”，杨积芳和陆林研究了“饭店的软实力比较”。综观这些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发展焦虑，即以区域、产业和企业的经济发展为目标来研究相应的软实力问题，忽视了约瑟夫·s·奈的理论体系中，经济发展所隐含的硬实力增长与软实力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软实力是目的，硬实力为软实力服务，软实力具有独立性和整体性的理论逻辑链条，影响了研究的进路设计；二是尺度模糊，忽视了软实力起源于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大尺度研究工具，其中文化软实力应应用于可标签的文化区域，体制软实力应应用于独立的政治与政策区域的事实，将其等同于一般竞争理论，甚至用于单个企业的竞争研究，造成了研究的空疏。因此，以建设国家或区域软实力为目标，从旅游产业的总体层面来研究旅游中的软实力问题，是比较恰当和可行的。
旅游产业的国际和区际竞争归根结蒂是国家和区域影响力的竞争，国家和区域硬实力和软实力在旅游产业中都会有所反映。在组成软实力的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中，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系统的边界基本重合，属于旅游产业的可控因素，将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组成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极有学术生长力的新概念；而体制软实力的系统设计高于旅游产业的控制范围，一般只能将旅游产业放在对外政策中的对外旅游政策下研究；因此，本文讨论的旅游软实力特指既定旅游对外政策下，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国家和区域文化软实力，它包括相应的心理、制度、器物和习俗。
旅游具有招徕远人的力量，是可以产生国际和区际影响力的产业。旅游产业可以利用人的三种深层欲望及其组合来获得元发性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影响力，它们分别是脱序的诱惑、怀旧的伤感和追慕的欣喜。一个地方一旦凸显了某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常常会在相应旅游细分市场上自我完形、持续积聚。
旅游软实力并不等同于旅游影响力，尽管它是旅游影响力的来源之一。笔者认为，旅游软实力是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并将其导向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而旅游影响力还可以来源于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割裂、误读、曲解、污化乃至隔离，这些对旅游者的单向度满足，一旦干预目的地的日常生活，极可能激发主客双方的反感与冲突，导致旅游产业的波动和旅游影响力的崩塌。旅游影响力中，只有旅游软实力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是多赢协调可持续的一种。长久以来，有经验的旅游目的地领导已经体会到由设置旅游宣传议程和旅游文化言说框架而产生的旅游软实力，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
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中一系列有说服力的资产，其中一些资产是无形的，如文化承传、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另一些则是器物的，如地理景观及气候、城乡建设及服务、生活条件及商品、文化产业及产品。旅游目的地究竟应设置何种旅游宣传议程，凸显哪些资产，不仅需要通过对主客双方作深度田野调查找到均衡点，更需要旅游目的地领导从重建目的地日常生活意义的高度，经过深刻的权衡，最终做出选择。
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的自诉和好客态度的表白。在旅游产业竞争中，能产生旅游软实力的自诉往往具有相同的哲学结构：即本体论上更为理想的人生状态，以启发跨文化消费的反思性；认识论上更为真实的对话机制，以彰显跨文化消费的社会性；价值论上更为开放的多元维度，以容纳跨文化消费的合法性。具体而言，就是目的地在旅游开发时要发掘自身有魅力日常生活资源，呈现以自身的文化吸引力为核心的整体形象，有效满足游客对目的地日常生活的体验。
一个地区如果早已建立起为游客向往的日常生活形象，天然就具有了强大的旅游软实力，如西欧、北美、北京、上海等。一些地方则主要通过旅游宣传构建了使游客支持其日常生活的旅游软实力，如马尔代夫，2009年10月17日的一次“水下内阁会议”，在启动了旅游热潮的同时，激发了人们从生态危机的厄运中托起这个珊瑚礁岛国的努力；再如“好客山东”和“活力广东”的旅游主题口号，前者负载着齐鲁礼仪之邦的文化传承和北方文化的豁达豪爽，后者表达了岭南得风气之先、只争朝夕、舍我其谁的无穷动感，它们既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准确定位了该地区的旅游形象。
2中国古代旅游软实力的结构与建构模式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旅游软实力的概念，但相应的理论和实践却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大概从西周开始，地方精英常常为自己生活的地方赋予“风水学”上的神奇定位，并广为传扬。如洛阳宣称自己为天下“土中”，庐山认定自己指配南斗星座，为地上“南际”，古徽州六邑则津津乐道“休宁蛇、歙县狗、黟县蛤蟆、绩溪牛、祁门猴子、婺源龙”的风水属号。而大概从南朝开始的“洞天福地”、“北京十景”、“西湖十景”等的评选，承继儒家从田园诗、山水诗、山水画发展到日常生活景观化的审美情趣，至迟到南宋已普及南北各地。从那时起，风景评选和旅游诗词几乎成为各地府志、县志、乡志、村志的必备栏目。“风水学”和日常生活景观化分别从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方面交融互渗，将旅游目的地的日常生活价值和旅游宣传价值有效整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空间及其竞争规范和话语权力的结构性力量。
建构性力量来自中国传统旅游者，其运行机制可读《徐霞客游记》。徐霞客34年(1607～1640)的游历生活，以崇祯九年(1636)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29年，所到之处都是当时的著名景区，侧重于搜奇访胜，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名僧、高道及他们的徒弟等文化精英。后期的5年，着重地理考察，探访寻常游人不至之处，重在考察岩溶地貌的表面现象、构造和特征、探索水源以及修正前人的论断与记载，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樵夫、牧人、担者、马夫、洗衣妇、钓鱼童子、书生、官僚、地主等普通居民。《徐霞客游记》很好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旅游者追慕、占有和创新旅游文化空间的全过程。它契合旅游软实力的言说框架，与旅游目的地本身的努力相互嵌入、螺旋推进，共同形成了一种罗曼蒂克化的文化习得、文化试炼、文化确认和文化建构模式。
3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结构与建构模式的问题
在西方，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革命者夺取了政权，接收了封建主和教会的许多地产和文物。如何处理这些财产?经过短暂争论，革命者遵循启蒙运动的思想指导建立起城市公园和博物馆。一种全新的、市民社会的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得以创立，旋即成为西方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开放的，它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精神。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有闲阶级的，一股兴建大饭店、摩天大楼等接待性、景观性炫耀建筑的热潮风靡欧美城市。适应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跨时代转变，西方旅游从中世纪追寻非日常生活资源的宗教朝觐过渡到了世俗的“大旅游”时代。日常生活的进步与旅游文化空间的扩张似已完美融合，构成了近乎完美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
然而，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模式存在问题，问题出在与非西方接触时。在非西方的地盘上，西方人的身份之一是旅游者，大多数西方旅游者却把自己当成了主人，把非西方当成了由他们自由建构的他者。“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游记作家约翰·缪尔”，缪尔的游记把非西方描述成文明的对立物，是无主的“荒野”，是西方人避居和隐退的所在，是他们体验孤独、鼓舞信仰、再造激情后重返西方的地方。在这个由西方人建构起来的旅游文化空间中，几乎完全剔除了当地人的主体地位，将非西方目的地转换成了西方的文化飞地。
以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地区为例。缪尔之前，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认为，旅游区中的印第安人应该“身着传统服饰，骑着野马追风逐电……直至永远”。缪尔与印第安人接触后，发现印第安人无法也无意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便提出，“印第安人与所处的原野和鸟兽不协调，应该被驱赶出去为白人旅游业的发展让路”。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公众普遍接受了这种“荒野”观，他们容忍乃至推进了以1964年美国《荒野法案》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的颁行。这些政策和法律专注于西方人的旅游权，完全无视土著的固有权利，将荒野定义为“人类只作为过客而不会永久居留的地区”，并依法将印第安人迁出保护区，把他们与保护区隔离开来。然而，迁走了印第安人的“荒野”却必须用财政资金来维持。包括印第安保护区在内，“1996年，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的财政预算为11.8亿美元，到2006年增至22.49亿美元，十年间翻了一翻，达到平均每平方公里1万多美元，还依然缺口很大。”印第安保护区的这种设立方法，已引起部分美国学者的反思。
另一个案例出现在菲律宾。菲律宾北部伊富高省海拔1500米左右的高山上，历经当地人2000余年的开发，形成了数万公顷壮观的水稻梯田生态系统。1995年，伊富高梯田成为亚太地区第一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景观，一时名声大噪，成为菲律宾北吕宋地区最主要的旅游区。在伊富高传统文化中，山顶的森林覆盖区为梯田区涵养水源，是严禁踏入的核心保护地带，具有神圣的宗教地位，属于公共财产；中间的灌木林带为梯田区调节和分注水源，还能生产柴草、花果等林产，是次一级的保护地带，有相对模糊的产权界定，属于准公共财产；再往下的梯田部分为生产和生活区，自古就有精细的产权界定，属于私人财产。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按照西方专家制定的方案，梯田部分被定为不容改变的保护区，梯田区内，当地人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因触动西方专家口中的“原生态”而被高度怀疑。而山顶森林覆盖区和中间的灌木林带不属于保护区，西方专家在那里规划建设了完备的旅游设施，强大的跨国公司通过市场运作获得了这些旅游设施，并且经营着它们，当地人则因“素质太低”而被排除在外。砍伐山顶森林覆盖区的木材，制作成传统稻神木雕卖给游客，几乎成了当地人唯一的副业。然而，即使终日制作木雕，一个伊富高家庭每月也只能获得大概相当于人民币500元的收入。此后，伊富高梯田生态系统快速恶化，青年人大量外流，梯田面积锐减。西方专家提出，症结在于“人口太多，导致梯田出产的粮食无法自给自足”，同时又在于“劳动力太少，使得25％至30％的梯田荒废”。期间，社区精英为应对危机，部分改种经济作物及蔬菜以重振当地经济的努力，又因遭到西方专家的激烈指责而搁浅。一系列事件不断掏空当地经济基础，耗散当地人的宗教信念，折损社区精英的社会资本，“当地人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被破坏殆尽”，社区团结几近崩溃。
2001年，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其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单。2007年，也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1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菲律宾政府，如果不在两年内采取紧急措施保护伊富高水稻梯田，该遗产将被除名。西方专家要求菲律宾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主要包括，提供大量财政补贴和执行更加严格的管制措施。然而，早在2002年，菲律宾政府已经撤销了成立于1995年的“国际梯田委员会”和稍后成立的“巴纳维水稻梯田组”，2002年以后已没有对应的政府管理结构在实际负责伊富高梯田事务。西方专家既要防范当地居民，又要抵制社区精英，还要对阵当地政府，除了西方旅游者支持他们，他们在与一切人为敌的过程中心力交瘁。
历经2000余年的开发，伊富高人创造了水稻梯田，成为世界遗产后的十余年间水稻梯田便濒临全面危机。症结何在?2007年，伊富高议员索罗门·库噶拉沃对尾随西方专家组前来采访的中国记者说：“如果世界遗产委员会为了保护原始景观而让伊富高人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我们都不会答应。我们不能像博物馆陈列古董似地陈列原始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发展，需要与现代社会同步。梯田是伊富高人的骄傲，它是我们文化与传统的根。目前，原始农业生产无法满足伊富高人的物质需求，因此我们不得不忽视甚至放弃梯田。”他表示，“欢迎世遗委员会保护梯田，但同时，应该允许当地发展经济，向现代化迈进。”
印第安人的遭遇和伊富高人的遭遇分别反映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西方直接控制范围内和直接控制范围外以及强势政府背景和弱势政府背景下，西方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的运行机制和它对非西方旅游软实力的颠覆作用。从中我们至少可以发掘出三层隐含着的意义：第一，西方旅游者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目的地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
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也违反了追求帕累托改善的旅游软实力博弈模型，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第二，西方内部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中隐藏得极好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延伸到西方以外时便暴露了出来。而各种需要大量财政预算和外来补贴才能生存的“原生态”景区，是有闲阶级将公共资源偷换为自己的休闲资源，并绑架公共税金的产物。第三，以赛义德的东方学为代表的，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后现代景观理论可能走得太远，东方不可能绕开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的现代化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现代景观主题。过犹不及，后现代景观理论极可能正在导致另一种基于理论认同的主体错位、权力错配和话语暴力。
4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迷茫
当前，我国正处于1840年以来现代性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蕴涵着一种‘现代化而不西方化’的文化要求，表现了一种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意识，同时也难免带有泥沙俱下的复杂性”。复杂就复杂在，“中国民众之所以产生普遍而强烈的空虚感和各种莫名焦虑甚或无意义等感受，是与现代意义上主体性自我经验的实践场景的缺失联系在一起的。严重些说，中国人其实既没有整体文化自我意识，也没有属于个体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看到并开始反感西方文化在自身实践场景，包括旅游文化空间中的殖民，却又无法精准切割现代化、西方化和民族文化身份等宏大叙事，我们迷失在各种西方话语、传统“国学”和消费社会的丛林中，丢失了整体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的基础，不能自信地回答“人格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等文化主体性问题。
文化主体性是旅游软实力之议程设置和言说框架的前提，没有文化主体性便不可能自信地托出有说服力的日常生活资产；也不可能自如地叙述理想的人生状态，彰显真实的对话机制和开放的多元维度；更不可能自主地设立旅游文化空间的结构性安排，以有效保障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和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中，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并非心怀鬼胎，欺骗他们的是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在这～模式中，西藏是创世以来未曾扰动的神域，有三两个人寂的僧人坐在石头上发呆，深蕴其中的脱序感、怀旧感和追慕感令人神往。然而如此“原生态”的环境中，居然有人修铁路、盖楼房、建水坝，怎不令人愤懑?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集合了印第安保护区事件中“赶走这个，迁走那个”的残暴和伊富高梯田事件中“应该这样，只能那样”的蛮横。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批判西方“原生态”理论时所揭露的文化“法西斯主义渊源”，在2008年奥运圣火风波中作了一次集中的表演。然而反躬自省，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反应如此茫然、反击如此无力?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也不在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而在于我们自己缺失的文化主体性和迷茫的旅游软实力。我国旅游业“集中力量塑造中国国家旅游整体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事业任重而道远。
5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文化主体性构建
从样式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不是民粹样式的，而是指尊重本民族的文化传承，并在将五千年文明、五十六个民族积淀的真知灼见运用于当下时，能够对其不同于和不适于当前实践的部分进行重构的见识与能力，它讲求和而不同，是自信、理性、包容、激情、本能和反思的综合体，它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与旅游软实力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是旅游软实力的前提条件。
从生成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非悬空虚置、坐而论道的概念，而是在实践中的历史生成。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总是处于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之中，自始至终在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机制与结构模型之间起着减压阀与均衡器的作用。我国文化史上，出现过三次“真理在外”的文化主体性震荡期：第一次是，春秋延至西汉的儒学背景的，认为现实龌龊，真理在“郁郁乎周”的时期；第二次是，晋延至唐的佛教背景的，真经在西天的时期；第三次是，鸦片战争延至当下的救亡图存、崛起复兴背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期。前两次，文化主体性之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机制运行良好，直接促成了民族文化包括旅游文化的结构性升级。当前这次挑战最大、程度最深，也最需要各个学科包括旅游学界的持续关注。
6强化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学术研究也是对未来的预见、构建与规范，是为人类社会立法”，我们应当在科学总结古今中外的旅游软实力经验，深刻揭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逻辑的基础上，通过真实的知识、科学的理论洞察和把握极为复杂的旅游现象，找到有效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6.1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夯实旅游软实力的价值基础
旅游软实力的本源是旅游者“尝试他种人生的深层欲望”，旅游软实力的本体是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旅游软实力的本质是为旅游目的地所采取的一种旅游实践美学，是旅游目的地所标签的价值观念系统相对于旅游发生地的吸引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修正旅游者的文化偏好。当前，我国旅游的价值吸引力不足，因此，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提升价值吸引力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基础。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标举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首先是建设旅游文化心理的民族品格，反映中华民族应对生存问题、发展问题和审美问题的伟大成就和文化遗产；其次是展现旅游文化心理的时代品格，反映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审美方式；第三是表现旅游文化心理的理性品格，反映中华民族统筹兼顾、合情合理、包容开放、亲善和谐、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
(2)把握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整合国内与国际两个圈层的旅游文化价值共识。在国内应主要采用文化自觉式整合，即努力促进国内旅游主体、介体和客体对旅游文化价值的高度自觉和自主向心。在国际应主要采用文化对话式整合，即通过旅游人员、旅游组织、旅游宣传、旅游学术间的对话、讨论、交流、沟通、辩论和批评找到正确的契合点。同时也不偏废文化管理式整合，对错误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要进行教育引导，对反动和腐朽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则进行规劝警告并依法处理。
(3)确保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首先是要掌握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机制。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大致可分为5个具有因果特征、系统特征和链条特征的环节，即适应性消费、逻辑性消费、价值性消费、参与性消费和超越性消费，旅游文化产品设计应着眼于超越性的维度，着手于适应性的维度，着力于打通5个环节，建立可控制的产品消费结构。其次是要区分市场，突出重点。旅游文化产品的细分市场高度发育，其设计应避免脱离实际的概念炒作和简单笨拙的套用抄袭，针对重点市场作有格局、有新鲜感和冲击力的产品设计，建立有主题的产品消费诉求。第三是把日常生活审美融入旅游文化产品设计的全过程，凸显旅游文化产品的原真性，以真实打动人，以真实养成人，建立有情愫的产品消费体验。
6.2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产业基础
旅游软实力是旅游产业强国的精神之本，旅游产业强国是旅游软实力的动能之源。综观国外旅游产业近年来的实践，如明确具有软实力意图的日本“观光立国政策”，我们清楚地看到，至少在主题策划、产品组织、文化营销、政策建议这4个领域，最重要的创新主体都是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我国旅游业的情况则不尽理想，在这4个领域中，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均没有起到创新主体的作用，而仅仅是创新活动的一个环节而已，旅游软实力主体动能明显不足。从这个角度看，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保障。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推进战略重组，打造具有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旅游集团。美国有运通公司、日本有交通公社、英国有四大旅行社，这些大的旅游集团实现了全产业链开发和纵向整合，可以对产业资源进行多重开发、多重利用、高度共享和跨国经营，能有效影响目的地国的旅游产业形态，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世界级的旅游集团，改变这种状况，需按照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形成全产业链和纵向整合的原则进行战略重组，逐步实现由国内发展为主向国内国际并重转变，并尽快建立旅游跨国公司，打造投送旅游软实力的有效渠道。
(2)启动精细分工，培育具有文化原始创新力的旅游企业。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在于，旅游企业过于散、弱、小，业务功能分工不发育，各企业自己包办生产过程的所有中间环节，因而效率低下、缺乏文化原创能力。我们应该按业务功能的层次分工重新设计旅游业产业结构。现阶段的重点是，创建由非赢利性的旅游研究单位，专业的旅游策划、融资、营销公司和专门的旅游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等构成的“服务于旅游企业”的旅游企业，同时加强行业组织的建设。形成宏观与微观、务虚与务实、理念与操作、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具有层级性和差异性的产业分工结构，培育旅游软实力的创新主体。
(3)注重新兴业态，引领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增强对新兴业态的项目操作能力，抢占行业先机，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动权，利用新兴业态市场大、覆盖面广、文化信息密集、跨国界流行等特征，实现旅游软实力的有效传播。同时加强旅游文化衍生产品和伴生产品的开发，在在线旅游、旅游商品、旅游出版物、旅游节事、影视作品等领域形成强大的生产销售能力，共同推进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
6.3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
中国传统旅游文化“天人合一”的和谐优美和西方后现代旅游人类学田野作业的理性深沉，向我们展示了高度自觉、充分自律，激动人心的旅游精神，然而，在消费社会、大众旅游的当下，相关操作经验却难以复制和推广，如果一厢情愿地把它们当摹本，就不可能准确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首先，旅游的认知功能已大大削弱，现代传媒已构筑起信息透明、读图时代的“水晶世界”，占有一控制一创造的经典旅游认知链条已经翻覆，直至简略为单纯的在场感。其次，旅游的交往功能也遭遇封闭，在“顾客就是上帝”、旅游者被呵护备至、事事有人代劳、处处为旅游从业人员包围的短暂假期中，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社会的真实的社会交往已被压缩至极限。第三，旅游的娱乐功能正面临挑战，在休闲产业尚不发达的年代，旅游几乎是最佳休闲方式，具有娱人耳目、充实身心的相对优势，然而当下无所不在的网游、流行音乐、夜总会、选秀、八卦新闻正将神经亢奋、感官刺激和人性隐私发掘到极致，它们的娱乐功能远较旅游有声有色和方便密集。而建筑在认知功能、交往功能和娱乐功能之上的多元反思的“涵化功能”，更似早已退出旅游者的心灵，“未必能发挥‘灵魂’作用了”。旅游者与目的地的关系变得轻浅和隔膜，旅游软实力似已失去凭借陷入困境。
要摆脱旅游软实力的时代困境，必须修复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功能。然而，现代旅游管理理论信奉高效率的集约化生产，这与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必须“巧妙而大量耗费时间”的内在要求相悖。我们必须反思旅游文化、旅游产业和旅游理论中的悖论问题，发掘学术张力，进而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
(1)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之间的悖论与张力。曾经，人们将旅游产业理解为旅游者和目的地之间的介体或渠道，目的地的日常生活资源就是旅游资源。实际上，旅游产业早已深层介入城乡发展，驱动着城乡面貌、城乡时空功能、城乡时空结构的快速变迁。在那些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资源价值结合得好的地方，旅游软实力的发展就好，相反就不好。从这个意义上看，杭州西湖拆除景区围墙、免费开放事件中所蕴含的重大理论价值，并没有引起旅游管理学界的足够关注；而以财政资金资助部分景区免费开放的政策所蕴含的理论资源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人文地理学关于旅游目的地居民感受的大量调查成果和旅游人类学关于原始真实和舞台真实的大量理论成果，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怎样整合、融合和契合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核心工作。公务员之家
(2)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之间的悖论与张力。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源”与“传”的流向问题。在旅游策划中：社会事件是源，对社会事件的旅游开发是传；社会事件第一性，旅游开发第二性；社会事件是有无的问题，而旅游开发是有效性的问题。典型的如奥运旅游、世博旅游、民俗节事旅游等。以奥运旅游为例，我国旅游产业与韩国、澳大利亚、希腊的同行相比，旅游策划能力十分逊色。而策划旅游是指为开发旅游而策划社会事件，如旅游节事、“哈利路亚山”事件、“宜春，一座叫春的城”事件等。这方面我国旅游产业提供了大量案例，我国旅游管理学界对这些案例的关注和研究远远不足。如何提升旅游策划水平，优化策划旅游能力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3)旅游产业的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悖论与张力。1978年，旅游业成为我国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行业。此后20年是我国以政府为主体发展旅游业的时期，亦可表述为由接待型向事业型过渡。1997年，国家旅游局正式提出了“旅游业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其特征是产业型与事业型并存，这是我国对旅游产业同时具备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基本定性。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不但重申了旅游产业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并存的性质，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目标。然而，我国现有旅游管理理论中，存在偏废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的问题，不但通行教材中几乎是空白，研究论文也较少，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研究甚至已落后于国家政策。加强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强化旅游软实力，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根本环节。
7结语：从旅游软实力出发建设旅游学科的期盼
旅游软实力既是重大的文化实践和产业实践问题，也是旅游学科建设的前沿问题。由于经济学跨区消费学说未及深掘旅游产业比较优势的内涵，更难以突破其理性经济人假说，故而未能将其旅游关注从跨区消费的外在形态提升到跨文化消费、跨人生消费的内生层面。旅游学的研究者往往专注于《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标准所列的旅游资源，并仰仗旅游者需求调查或旅游意象调查。然而，旅游资源权数所反映的实力，以及为满足旅游者需求、对接旅游者旅游意象而做的种种出奇、出位、出格的旅游项目建设的效果总是与其预想断裂。旅游软实力拎出了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的一般均衡模型，指出了以主为主、多元对话的实践路径，可以作为重构旅游学的基础。我们期盼着我国旅游学者摒弃经济学、市场学和遗产学中那些不适宜旅游部门的单边主义和绝对主义教条，共同探索从旅游软实力出发的旅游研究新范式，构建以人类跨文化消费动因研究为基础，对跨文化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做整体把握，进而为规划与干预提供理论指导的旅游基础理论，拿出社会服务的具体图纸；同时，摆脱旅游学被放在其他学科下研究的现状，构建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的学术平台，彻底扭转旅游学缺乏方法论基础和核心理论的尴尬境遇。
文化软实力论文:旅游文化软实力提升研究论文
摘要：旅游软实力是一种文化软实力，指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认同和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中国古代有过很好的旅游软实力。西方现有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彰显文化主体性是构建我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核心工作。当前应从重建旅游实践美学、重组旅游产业结构、再造旅游管理理论等方面入手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旅游文化；旅游软实力
1旅游软实力的定义与功能
“软实力”一词来源于英文“SoftPower”，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S·奈教授在研究国际关系时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拥有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可称为“硬实力”，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种“软实力”，即“国家通过自己的吸引力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这种软实力来源于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对外政策的吸引力，可细分为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这一见解，特别是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刷新了国情、国力和竞争力的研究方法，开创了全新的研究领域，很快受到各学科学者的青睐。
国内在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研究中引入软实力概念“始于2004年，研究重点集中于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评价软实力的构成和作用”，其着力点在于如何以区域和产业的软实力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在旅游学界，陈雪钧和李莉研究了“旅游企业的软实力问题”，杨积芳和陆林研究了“饭店的软实力比较”。综观这些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发展焦虑，即以区域、产业和企业的经济发展为目标来研究相应的软实力问题，忽视了约瑟夫·s·奈的理论体系中，经济发展所隐含的硬实力增长与软实力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软实力是目的，硬实力为软实力服务，软实力具有独立性和整体性的理论逻辑链条，影响了研究的进路设计；二是尺度模糊，忽视了软实力起源于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大尺度研究工具，其中文化软实力应应用于可标签的文化区域，体制软实力应应用于独立的政治与政策区域的事实，将其等同于一般竞争理论，甚至用于单个企业的竞争研究，造成了研究的空疏。因此，以建设国家或区域软实力为目标，从旅游产业的总体层面来研究旅游中的软实力问题，是比较恰当和可行的。
旅游产业的国际和区际竞争归根结蒂是国家和区域影响力的竞争，国家和区域硬实力和软实力在旅游产业中都会有所反映。在组成软实力的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中，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系统的边界基本重合，属于旅游产业的可控因素，将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组成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极有学术生长力的新概念；而体制软实力的系统设计高于旅游产业的控制范围，一般只能将旅游产业放在对外政策中的对外旅游政策下研究；因此，本文讨论的旅游软实力特指既定旅游对外政策下，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国家和区域文化软实力，它包括相应的心理、制度、器物和习俗。
旅游具有招徕远人的力量，是可以产生国际和区际影响力的产业。旅游产业可以利用人的三种深层欲望及其组合来获得元发性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影响力，它们分别是脱序的诱惑、怀旧的伤感和追慕的欣喜。一个地方一旦凸显了某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常常会在相应旅游细分市场上自我完形、持续积聚。
旅游软实力并不等同于旅游影响力，尽管它是旅游影响力的来源之一。笔者认为，旅游软实力是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并将其导向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而旅游影响力还可以来源于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割裂、误读、曲解、污化乃至隔离，这些对旅游者的单向度满足，一旦干预目的地的日常生活，极可能激发主客双方的反感与冲突，导致旅游产业的波动和旅游影响力的崩塌。旅游影响力中，只有旅游软实力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是多赢协调可持续的一种。长久以来，有经验的旅游目的地领导已经体会到由设置旅游宣传议程和旅游文化言说框架而产生的旅游软实力，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
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中一系列有说服力的资产，其中一些资产是无形的，如文化承传、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另一些则是器物的，如地理景观及气候、城乡建设及服务、生活条件及商品、文化产业及产品。旅游目的地究竟应设置何种旅游宣传议程，凸显哪些资产，不仅需要通过对主客双方作深度田野调查找到均衡点，更需要旅游目的地领导从重建目的地日常生活意义的高度，经过深刻的权衡，最终做出选择。
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的自诉和好客态度的表白。在旅游产业竞争中，能产生旅游软实力的自诉往往具有相同的哲学结构：即本体论上更为理想的人生状态，以启发跨文化消费的反思性；认识论上更为真实的对话机制，以彰显跨文化消费的社会性；价值论上更为开放的多元维度，以容纳跨文化消费的合法性。具体而言，就是目的地在旅游开发时要发掘自身有魅力日常生活资源，呈现以自身的文化吸引力为核心的整体形象，有效满足游客对目的地日常生活的体验。
一个地区如果早已建立起为游客向往的日常生活形象，天然就具有了强大的旅游软实力，如西欧、北美、北京、上海等。一些地方则主要通过旅游宣传构建了使游客支持其日常生活的旅游软实力，如马尔代夫，2009年10月17日的一次“水下内阁会议”，在启动了旅游热潮的同时，激发了人们从生态危机的厄运中托起这个珊瑚礁岛国的努力；再如“好客山东”和“活力广东”的旅游主题口号，前者负载着齐鲁礼仪之邦的文化传承和北方文化的豁达豪爽，后者表达了岭南得风气之先、只争朝夕、舍我其谁的无穷动感，它们既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准确定位了该地区的旅游形象。
2中国古代旅游软实力的结构与建构模式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旅游软实力的概念，但相应的理论和实践却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大概从西周开始，地方精英常常为自己生活的地方赋予“风水学”上的神奇定位，并广为传扬。如洛阳宣称自己为天下“土中”，庐山认定自己指配南斗星座，为地上“南际”，古徽州六邑则津津乐道“休宁蛇、歙县狗、黟县蛤蟆、绩溪牛、祁门猴子、婺源龙”的风水属号。而大概从南朝开始的“洞天福地”、“北京十景”、“西湖十景”等的评选，承继儒家从田园诗、山水诗、山水画发展到日常生活景观化的审美情趣，至迟到南宋已普及南北各地。从那时起，风景评选和旅游诗词几乎成为各地府志、县志、乡志、村志的必备栏目。“风水学”和日常生活景观化分别从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方面交融互渗，将旅游目的地的日常生活价值和旅游宣传价值有效整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空间及其竞争规范和话语权力的结构性力量。
建构性力量来自中国传统旅游者，其运行机制可读《徐霞客游记》。徐霞客34年(1607～1640)的游历生活，以崇祯九年(1636)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29年，所到之处都是当时的著名景区，侧重于搜奇访胜，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名僧、高道及他们的徒弟等文化精英。后期的5年，着重地理考察，探访寻常游人不至之处，重在考察岩溶地貌的表面现象、构造和特征、探索水源以及修正前人的论断与记载，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樵夫、牧人、担者、马夫、洗衣妇、钓鱼童子、书生、官僚、地主等普通居民。《徐霞客游记》很好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旅游者追慕、占有和创新旅游文化空间的全过程。它契合旅游软实力的言说框架，与旅游目的地本身的努力相互嵌入、螺旋推进，共同形成了一种罗曼蒂克化的文化习得、文化试炼、文化确认和文化建构模式。
3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结构与建构模式的问题
在西方，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革命者夺取了政权，接收了封建主和教会的许多地产和文物。如何处理这些财产?经过短暂争论，革命者遵循启蒙运动的思想指导建立起城市公园和博物馆。一种全新的、市民社会的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得以创立，旋即成为西方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开放的，它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精神。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有闲阶级的，一股兴建大饭店、摩天大楼等接待性、景观性炫耀建筑的热潮风靡欧美城市。适应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跨时代转变，西方旅游从中世纪追寻非日常生活资源的宗教朝觐过渡到了世俗的“大旅游”时代。日常生活的进步与旅游文化空间的扩张似已完美融合，构成了近乎完美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
然而，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模式存在问题，问题出在与非西方接触时。在非西方的地盘上，西方人的身份之一是旅游者，大多数西方旅游者却把自己当成了主人，把非西方当成了由他们自由建构的他者。“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游记作家约翰·缪尔”，缪尔的游记把非西方描述成文明的对立物，是无主的“荒野”，是西方人避居和隐退的所在，是他们体验孤独、鼓舞信仰、再造激情后重返西方的地方。在这个由西方人建构起来的旅游文化空间中，几乎完全剔除了当地人的主体地位，将非西方目的地转换成了西方的文化飞地。
以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地区为例。缪尔之前，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认为，旅游区中的印第安人应该“身着传统服饰，骑着野马追风逐电……直至永远”。缪尔与印第安人接触后，发现印第安人无法也无意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便提出，“印第安人与所处的原野和鸟兽不协调，应该被驱赶出去为白人旅游业的发展让路”。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公众普遍接受了这种“荒野”观，他们容忍乃至推进了以1964年美国《荒野法案》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的颁行。这些政策和法律专注于西方人的旅游权，完全无视土著的固有权利，将荒野定义为“人类只作为过客而不会永久居留的地区”，并依法将印第安人迁出保护区，把他们与保护区隔离开来。然而，迁走了印第安人的“荒野”却必须用财政资金来维持。包括印第安保护区在内，“1996年，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的财政预算为11.8亿美元，到2006年增至22.49亿美元，十年间翻了一翻，达到平均每平方公里1万多美元，还依然缺口很大。”印第安保护区的这种设立方法，已引起部分美国学者的反思。
另一个案例出现在菲律宾。菲律宾北部伊富高省海拔1500米左右的高山上，历经当地人2000余年的开发，形成了数万公顷壮观的水稻梯田生态系统。1995年，伊富高梯田成为亚太地区第一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景观，一时名声大噪，成为菲律宾北吕宋地区最主要的旅游区。在伊富高传统文化中，山顶的森林覆盖区为梯田区涵养水源，是严禁踏入的核心保护地带，具有神圣的宗教地位，属于公共财产；中间的灌木林带为梯田区调节和分注水源，还能生产柴草、花果等林产，是次一级的保护地带，有相对模糊的产权界定，属于准公共财产；再往下的梯田部分为生产和生活区，自古就有精细的产权界定，属于私人财产。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按照西方专家制定的方案，梯田部分被定为不容改变的保护区，梯田区内，当地人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因触动西方专家口中的“原生态”而被高度怀疑。而山顶森林覆盖区和中间的灌木林带不属于保护区，西方专家在那里规划建设了完备的旅游设施，强大的跨国公司通过市场运作获得了这些旅游设施，并且经营着它们，当地人则因“素质太低”而被排除在外。砍伐山顶森林覆盖区的木材，制作成传统稻神木雕卖给游客，几乎成了当地人唯一的副业。然而，即使终日制作木雕，一个伊富高家庭每月也只能获得大概相当于人民币500元的收入。此后，伊富高梯田生态系统快速恶化，青年人大量外流，梯田面积锐减。西方专家提出，症结在于“人口太多，导致梯田出产的粮食无法自给自足”，同时又在于“劳动力太少，使得25％至30％的梯田荒废”。期间，社区精英为应对危机，部分改种经济作物及蔬菜以重振当地经济的努力，又因遭到西方专家的激烈指责而搁浅。一系列事件不断掏空当地经济基础，耗散当地人的宗教信念，折损社区精英的社会资本，“当地人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被破坏殆尽”，社区团结几近崩溃。
2001年，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其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单。2007年，也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1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菲律宾政府，如果不在两年内采取紧急措施保护伊富高水稻梯田，该遗产将被除名。西方专家要求菲律宾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主要包括，提供大量财政补贴和执行更加严格的管制措施。然而，早在2002年，菲律宾政府已经撤销了成立于1995年的“国际梯田委员会”和稍后成立的“巴纳维水稻梯田组”，2002年以后已没有对应的政府管理结构在实际负责伊富高梯田事务。西方专家既要防范当地居民，又要抵制社区精英，还要对阵当地政府，除了西方旅游者支持他们，他们在与一切人为敌的过程中心力交瘁。
历经2000余年的开发，伊富高人创造了水稻梯田，成为世界遗产后的十余年间水稻梯田便濒临全面危机。症结何在?2007年，伊富高议员索罗门·库噶拉沃对尾随西方专家组前来采访的中国记者说：“如果世界遗产委员会为了保护原始景观而让伊富高人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我们都不会答应。我们不能像博物馆陈列古董似地陈列原始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发展，需要与现代社会同步。梯田是伊富高人的骄傲，它是我们文化与传统的根。目前，原始农业生产无法满足伊富高人的物质需求，因此我们不得不忽视甚至放弃梯田。”他表示，“欢迎世遗委员会保护梯田，但同时，应该允许当地发展经济，向现代化迈进。”
印第安人的遭遇和伊富高人的遭遇分别反映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西方直接控制范围内和直接控制范围外以及强势政府背景和弱势政府背景下，西方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的运行机制和它对非西方旅游软实力的颠覆作用。从中我们至少可以发掘出三层隐含着的意义：第一，西方旅游者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目的地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也违反了追求帕累托改善的旅游软实力博弈模型，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第二，西方内部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中隐藏得极好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延伸到西方以外时便暴露了出来。而各种需要大量财政预算和外来补贴才能生存的“原生态”景区，是有闲阶级将公共资源偷换为自己的休闲资源，并绑架公共税金的产物。第三，以赛义德的东方学为代表的，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后现代景观理论可能走得太远，东方不可能绕开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的现代化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现代景观主题。过犹不及，后现代景观理论极可能正在导致另一种基于理论认同的主体错位、权力错配和话语暴力。
4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迷茫
当前，我国正处于1840年以来现代性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蕴涵着一种‘现代化而不西方化’的文化要求，表现了一种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意识，同时也难免带有泥沙俱下的复杂性”。复杂就复杂在，“中国民众之所以产生普遍而强烈的空虚感和各种莫名焦虑甚或无意义等感受，是与现代意义上主体性自我经验的实践场景的缺失联系在一起的。严重些说，中国人其实既没有整体文化自我意识，也没有属于个体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看到并开始反感西方文化在自身实践场景，包括旅游文化空间中的殖民，却又无法精准切割现代化、西方化和民族文化身份等宏大叙事，我们迷失在各种西方话语、传统“国学”和消费社会的丛林中，丢失了整体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的基础，不能自信地回答“人格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等文化主体性问题。
文化主体性是旅游软实力之议程设置和言说框架的前提，没有文化主体性便不可能自信地托出有说服力的日常生活资产；也不可能自如地叙述理想的人生状态，彰显真实的对话机制和开放的多元维度；更不可能自主地设立旅游文化空间的结构性安排，以有效保障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和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中，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并非心怀鬼胎，欺骗他们的是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在这～模式中，西藏是创世以来未曾扰动的神域，有三两个人寂的僧人坐在石头上发呆，深蕴其中的脱序感、怀旧感和追慕感令人神往。然而如此“原生态”的环境中，居然有人修铁路、盖楼房、建水坝，怎不令人愤懑?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集合了印第安保护区事件中“赶走这个，迁走那个”的残暴和伊富高梯田事件中“应该这样，只能那样”的蛮横。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批判西方“原生态”理论时所揭露的文化“法西斯主义渊源”，在2008年奥运圣火风波中作了一次集中的表演。然而反躬自省，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反应如此茫然、反击如此无力?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也不在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而在于我们自己缺失的文化主体性和迷茫的旅游软实力。我国旅游业“集中力量塑造中国国家旅游整体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事业任重而道远。
5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文化主体性构建
从样式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不是民粹样式的，而是指尊重本民族的文化传承，并在将五千年文明、五十六个民族积淀的真知灼见运用于当下时，能够对其不同于和不适于当前实践的部分进行重构的见识与能力，它讲求和而不同，是自信、理性、包容、激情、本能和反思的综合体，它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与旅游软实力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是旅游软实力的前提条件。
从生成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非悬空虚置、坐而论道的概念，而是在实践中的历史生成。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总是处于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之中，自始至终在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机制与结构模型之间起着减压阀与均衡器的作用。我国文化史上，出现过三次“真理在外”的文化主体性震荡期：第一次是，春秋延至西汉的儒学背景的，认为现实龌龊，真理在“郁郁乎周”的时期；第二次是，晋延至唐的佛教背景的，真经在西天的时期；第三次是，鸦片战争延至当下的救亡图存、崛起复兴背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期。前两次，文化主体性之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机制运行良好，直接促成了民族文化包括旅游文化的结构性升级。当前这次挑战最大、程度最深，也最需要各个学科包括旅游学界的持续关注。
6强化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学术研究也是对未来的预见、构建与规范，是为人类社会立法”，我们应当在科学总结古今中外的旅游软实力经验，深刻揭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逻辑的基础上，通过真实的知识、科学的理论洞察和把握极为复杂的旅游现象，找到有效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6.1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夯实旅游软实力的价值基础
旅游软实力的本源是旅游者“尝试他种人生的深层欲望”，旅游软实力的本体是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旅游软实力的本质是为旅游目的地所采取的一种旅游实践美学，是旅游目的地所标签的价值观念系统相对于旅游发生地的吸引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修正旅游者的文化偏好。当前，我国旅游的价值吸引力不足，因此，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提升价值吸引力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基础。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标举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首先是建设旅游文化心理的民族品格，反映中华民族应对生存问题、发展问题和审美问题的伟大成就和文化遗产；其次是展现旅游文化心理的时代品格，反映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审美方式；第三是表现旅游文化心理的理性品格，反映中华民族统筹兼顾、合情合理、包容开放、亲善和谐、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
(2)把握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整合国内与国际两个圈层的旅游文化价值共识。在国内应主要采用文化自觉式整合，即努力促进国内旅游主体、介体和客体对旅游文化价值的高度自觉和自主向心。在国际应主要采用文化对话式整合，即通过旅游人员、旅游组织、旅游宣传、旅游学术间的对话、讨论、交流、沟通、辩论和批评找到正确的契合点。同时也不偏废文化管理式整合，对错误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要进行教育引导，对反动和腐朽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则进行规劝警告并依法处理。
(3)确保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首先是要掌握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机制。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大致可分为5个具有因果特征、系统特征和链条特征的环节，即适应性消费、逻辑性消费、价值性消费、参与性消费和超越性消费，旅游文化产品设计应着眼于超越性的维度，着手于适应性的维度，着力于打通5个环节，建立可控制的产品消费结构。其次是要区分市场，突出重点。旅游文化产品的细分市场高度发育，其设计应避免脱离实际的概念炒作和简单笨拙的套用抄袭，针对重点市场作有格局、有新鲜感和冲击力的产品设计，建立有主题的产品消费诉求。第三是把日常生活审美融入旅游文化产品设计的全过程，凸显旅游文化产品的原真性，以真实打动人，以真实养成人，建立有情愫的产品消费体验。
6.2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产业基础
旅游软实力是旅游产业强国的精神之本，旅游产业强国是旅游软实力的动能之源。综观国外旅游产业近年来的实践，如明确具有软实力意图的日本“观光立国政策”，我们清楚地看到，至少在主题策划、产品组织、文化营销、政策建议这4个领域，最重要的创新主体都是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我国旅游业的情况则不尽理想，在这4个领域中，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均没有起到创新主体的作用，而仅仅是创新活动的一个环节而已，旅游软实力主体动能明显不足。从这个角度看，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保障。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推进战略重组，打造具有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旅游集团。美国有运通公司、日本有交通公社、英国有四大旅行社，这些大的旅游集团实现了全产业链开发和纵向整合，可以对产业资源进行多重开发、多重利用、高度共享和跨国经营，能有效影响目的地国的旅游产业形态，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世界级的旅游集团，改变这种状况，需按照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形成全产业链和纵向整合的原则进行战略重组，逐步实现由国内发展为主向国内国际并重转变，并尽快建立旅游跨国公司，打造投送旅游软实力的有效渠道。
(2)启动精细分工，培育具有文化原始创新力的旅游企业。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在于，旅游企业过于散、弱、小，业务功能分工不发育，各企业自己包办生产过程的所有中间环节，因而效率低下、缺乏文化原创能力。我们应该按业务功能的层次分工重新设计旅游业产业结构。现阶段的重点是，创建由非赢利性的旅游研究单位，专业的旅游策划、融资、营销公司和专门的旅游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等构成的“服务于旅游企业”的旅游企业，同时加强行业组织的建设。形成宏观与微观、务虚与务实、理念与操作、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具有层级性和差异性的产业分工结构，培育旅游软实力的创新主体。
(3)注重新兴业态，引领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增强对新兴业态的项目操作能力，抢占行业先机，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动权，利用新兴业态市场大、覆盖面广、文化信息密集、跨国界流行等特征，实现旅游软实力的有效传播。同时加强旅游文化衍生产品和伴生产品的开发，在在线旅游、旅游商品、旅游出版物、旅游节事、影视作品等领域形成强大的生产销售能力，共同推进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
6.3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
中国传统旅游文化“天人合一”的和谐优美和西方后现代旅游人类学田野作业的理性深沉，向我们展示了高度自觉、充分自律，激动人心的旅游精神，然而，在消费社会、大众旅游的当下，相关操作经验却难以复制和推广，如果一厢情愿地把它们当摹本，就不可能准确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首先，旅游的认知功能已大大削弱，现代传媒已构筑起信息透明、读图时代的“水晶世界”，占有一控制一创造的经典旅游认知链条已经翻覆，直至简略为单纯的在场感。其次，旅游的交往功能也遭遇封闭，在“顾客就是上帝”、旅游者被呵护备至、事事有人代劳、处处为旅游从业人员包围的短暂假期中，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社会的真实的社会交往已被压缩至极限。第三，旅游的娱乐功能正面临挑战，在休闲产业尚不发达的年代，旅游几乎是最佳休闲方式，具有娱人耳目、充实身心的相对优势，然而当下无所不在的网游、流行音乐、夜总会、选秀、八卦新闻正将神经亢奋、感官刺激和人性隐私发掘到极致，它们的娱乐功能远较旅游有声有色和方便密集。而建筑在认知功能、交往功能和娱乐功能之上的多元反思的“涵化功能”，更似早已退出旅游者的心灵，“未必能发挥‘灵魂’作用了”。旅游者与目的地的关系变得轻浅和隔膜，旅游软实力似已失去凭借陷入困境。
要摆脱旅游软实力的时代困境，必须修复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功能。然而，现代旅游管理理论信奉高效率的集约化生产，这与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必须“巧妙而大量耗费时间”的内在要求相悖。我们必须反思旅游文化、旅游产业和旅游理论中的悖论问题，发掘学术张力，进而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公务员之家
(1)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之间的悖论与张力。曾经，人们将旅游产业理解为旅游者和目的地之间的介体或渠道，目的地的日常生活资源就是旅游资源。实际上，旅游产业早已深层介入城乡发展，驱动着城乡面貌、城乡时空功能、城乡时空结构的快速变迁。在那些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资源价值结合得好的地方，旅游软实力的发展就好，相反就不好。从这个意义上看，杭州西湖拆除景区围墙、免费开放事件中所蕴含的重大理论价值，并没有引起旅游管理学界的足够关注；而以财政资金资助部分景区免费开放的政策所蕴含的理论资源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人文地理学关于旅游目的地居民感受的大量调查成果和旅游人类学关于原始真实和舞台真实的大量理论成果，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怎样整合、融合和契合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核心工作。
(2)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之间的悖论与张力。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源”与“传”的流向问题。在旅游策划中：社会事件是源，对社会事件的旅游开发是传；社会事件第一性，旅游开发第二性；社会事件是有无的问题，而旅游开发是有效性的问题。典型的如奥运旅游、世博旅游、民俗节事旅游等。以奥运旅游为例，我国旅游产业与韩国、澳大利亚、希腊的同行相比，旅游策划能力十分逊色。而策划旅游是指为开发旅游而策划社会事件，如旅游节事、“哈利路亚山”事件、“宜春，一座叫春的城”事件等。这方面我国旅游产业提供了大量案例，我国旅游管理学界对这些案例的关注和研究远远不足。如何提升旅游策划水平，优化策划旅游能力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3)旅游产业的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悖论与张力。1978年，旅游业成为我国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行业。此后20年是我国以政府为主体发展旅游业的时期，亦可表述为由接待型向事业型过渡。1997年，国家旅游局正式提出了“旅游业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其特征是产业型与事业型并存，这是我国对旅游产业同时具备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基本定性。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不但重申了旅游产业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并存的性质，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目标。然而，我国现有旅游管理理论中，存在偏废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的问题，不但通行教材中几乎是空白，研究论文也较少，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研究甚至已落后于国家政策。加强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强化旅游软实力，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根本环节。
7结语：从旅游软实力出发建设旅游学科的期盼
旅游软实力既是重大的文化实践和产业实践问题，也是旅游学科建设的前沿问题。由于经济学跨区消费学说未及深掘旅游产业比较优势的内涵，更难以突破其理性经济人假说，故而未能将其旅游关注从跨区消费的外在形态提升到跨文化消费、跨人生消费的内生层面。旅游学的研究者往往专注于《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标准所列的旅游资源，并仰仗旅游者需求调查或旅游意象调查。然而，旅游资源权数所反映的实力，以及为满足旅游者需求、对接旅游者旅游意象而做的种种出奇、出位、出格的旅游项目建设的效果总是与其预想断裂。旅游软实力拎出了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的一般均衡模型，指出了以主为主、多元对话的实践路径，可以作为重构旅游学的基础。我们期盼着我国旅游学者摒弃经济学、市场学和遗产学中那些不适宜旅游部门的单边主义和绝对主义教条，共同探索从旅游软实力出发的旅游研究新范式，构建以人类跨文化消费动因研究为基础，对跨文化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做整体把握，进而为规划与干预提供理论指导的旅游基础理论，拿出社会服务的具体图纸；同时，摆脱旅游学被放在其他学科下研究的现状，构建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的学术平台，彻底扭转旅游学缺乏方法论基础和核心理论的尴尬境遇。
文化软实力论文:文化软实力思路对策论文
[摘要]中国在今后对“软实力”的需求肯定将超过对“硬实力”的需求。提高硬实力相对容易，但是，提高“软实力”将不可避免地触及到许多复杂问题。文化资源丰富并不等于文化产业发达，面对这一课题，向来以历史文化资源丰富自豪的衡阳有许多工作要做。本文在论述衡阳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升衡阳文化软实力的思路和对策。
[关键词]衡阳市文化软实力文化产业对策
一、衡阳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1.文化产业总量迅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衡阳人再次走在了时代前列，前所未有的大投入、大建设、大发展，到2005年，衡阳市文化产业单位4898个，年末从业人员3.26万人，占城镇从业人员的2.2%，实现增加值9.98亿元，占2005年GDP总量的1.9%。2005年文化产业三个层次增加值结构为23.8：12.2：64，对当年文化产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分别为20.9%、9.1%、70%，从而为实施文化强市战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现实基础。但衡阳市文化产业市场竞争能力不强。2005年衡阳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仅为全省总量的4%（长沙占54.3%），总量偏少，规模偏小，水平偏低，综合竞争能力不强。同时，衡阳市文化产业经营方式比较单一，没有可以依托的文化产业链及文化产业龙头企业，未形成多元化的产业发展格局，而且衡阳市目前文化产业对外开放程度不高，文化产业招商引资规模不大，总体上看，衡阳市文化产业基本上是以传统文化资源、传统工艺技术为主，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高素质人才短缺，市场竞争能力不强，这些都已成为制约衡阳市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2.文化事业的投入不断增长。近5年来，全市文化事业费总支出达50亿元，相继建成了以衡阳大剧院为代表的一大批城乡文化设施。但与文化产业强市相比，与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至目前止，衡阳市辖区内有12个县市级文化馆、10个剧团、1个博物馆、11个公共图书馆、13个档案馆、1个国家四级风景名胜区、17家电影院（正常营业的仅进步电影院）、2家电视台等文化设施，但是无一个图书出版社，除了新华书店，图书批发零售、音像批发零售大都是以个体户散户经营为主，因此，衡阳市现有的文化产业及相关产品市场结构相对单一，文化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对于拥有722.61万人口、经济总量排全省第四的大市来说，已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的文化消费需求。
3.发挥本地资源优势，突出旅游文化特点。衡阳市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衡阳市积极将这种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最具特点的是最初的“南岳庙会”已发展到现在的一年一度的“南岳寿文化节”，大大促进了衡阳市旅游业的发展，拉动了经济的增长。近几年，衡阳市各县先后发掘本地资源优势，如耒阳温泉；常宁印山、天堂山、西江；衡阳县岣嵝峰国家森林公园等等都为衡阳市文化产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目前正在筹建的石鼓书院、文化墙、衡阳大剧院等项目将会更加丰富衡阳市文化产业市场。
4.抗战精神的内涵更加丰富，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精神。“弘扬抗战精神，推进率先发展，实现富民强市”等讨论与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增强了城市的竞争力和凝聚力。
5.广泛开展各类文化活动，丰富城乡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重大节庆文化活动、群众文化活动、文化交流活动、送文化到基层活动、外来人员文化活动等五类活动广泛开展。
二、提升衡阳文化软实力的对策
1.塑造城市精神，大力弘扬新时期抗战精神，使之成为衡阳城市发展的精神品质和内在动力。丰富衡阳的城市精神——“抗战精神”。衡阳要不落伍并始终走在区域竞争的前列，就要坚持文化的自觉和人文精神的与时俱进。要推进率先发展、实现富民强市，不仅需要精明理性、内敛务实、不事张扬、稳扎稳打的精神，更需要大气开放的姿态、不屈不挠的意志、敢于创新的精神。
2.刺激衡阳市居民文化消费，大力发展衡阳市文化消费市场。当前在建立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的形势下，衡阳市应继续积极引导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在软件上，通过开展各种文化节、各类广场主题活动、各类演出、展览等活动形式提高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在硬件上，要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资力度，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当年的重点工作考核。
3.在资金方面，积极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目前衡阳市涉及文化产业的单位绝大部分是国有单位，靠的只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单一、有限，如果民营资本能进入文化产业市场，不仅能解决文化产业市场资金运行的“瓶颈”问题，还能大大丰富文化产业结构，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现有政策已许可民营资本流入的文化产业行业，市政府应予以支持，多元投入、多元发展，来拓宽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
4.塑造文化品牌，重点打响衡阳古城品牌、人文品牌、节会品牌、艺术品牌和产业品牌，以品牌提升衡阳文化知名度。一是名人品牌。利用衡阳的两大名人优势，通过政府号召，企业资助，社会募集，商业运作等形式，成功举办了蔡伦科技文化节和王船山文化旅游节。二是抗战名城品牌。以“和文化”为主题，邀请全国主流媒体和摄影家聚焦衡阳，打响英雄品牌。三是佛道教品牌。充分发挥南岳位于江南佛道教活动中心的优势，盘活佛道教资源，积极广泛地开展海内外佛教友好交流活动，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四是湖湘文化品牌。采取市场化手段筹资和经营开发湖湘文化资源。这些文化品牌确立了湖湘文化在全省的独特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借助报刊、电视等新闻媒体，解读衡阳，扩大影响，让外界认识衡阳，关注衡阳，进而提升人气。
5.设文化设施，形成一批标志性文化设施，同时加强农村和社区文化阵地建设，争取所有行政村和社区建成能基本满足群众需要的文化设施。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是丰富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是体现文化建设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文化建设要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不仅要听之有音，更要观之有物，视之有形。一是打造文化精品工程。把项目统揽的理念融入文化建设，立足衡阳特色优势，通过创新招商机制，完善市场运作办法，建设具有较高品位的标志性文化设施。二是完善大众文化设施。坚持把大众性文化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建设整体规划，引导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力度，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高标准规划建设县乡文化中心、体育广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县文化馆，乡村图书室、文化大院等，为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搭建平台，使之成为广大干群求知的课堂，求美的窗口，求艺的乐园，求富的良友。
6.延续衡阳历史文脉，留住衡阳文化的根。衡阳地域文化源远流长，钟灵毓秀，目前市域内现有部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3处，市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12处，其中衡阳中心城区保存尚好的文物古迹有11处。尽管我们现在缺失了大量的历史遗迹，但不缺失历史的记忆。衡阳先民创造的辉煌历史和优秀文化不能在我们这一代被湮没，我们要十分珍惜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因为它们是我们的文化之脉、艺术之根。因此在旧城改造中应强调对文物古迹、历史遗存的保护，要把衡阳建设成为一个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一是整理编录衡阳近现代保护建筑名录。衡阳的近现代史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应当进行全面的调查摸底，筛选了一批近现代建筑，编录成保护名录，如衡阳火车站老站房、核二十五公司办公楼、原衡阳工学院教学楼等。二是规划建设湘江风光带为衡阳的历史文化之主脉。湘江两岸积淀了衡阳两千多年的文化，秦砖汉瓦，珠晖塔、来雁塔、浮桥公所（湘南学联）、申公馆、彭公馆、民宅一栋（沿江东路119号）、千年道观东岳观、石鼓书院、南岳第一峰、古樟公园等。对于这些十分珍贵的历史遗迹，应采取封闭性保护措施，规划了保护范围，拆迁了保护圈内的其他建筑，并决定将由古建筑和文物专家设计和维修，使其成为湘江风光带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湘江风光带既风景秀丽，又富含文化内涵，是一条有思想的体现衡阳个性的城市文化走廊，人们从湘江风光带上一系列历史建筑和文物古迹中，可以寻找和疏理到衡阳的历史文脉。
7.打造人才高地。一是引进高技术、高学历人才，特别是要引进适用于产业发展的人才，从而引领科技工作大势，引领产业发展高端；二是培养本地区急需的人才，对企业而言就是培养技术骨干，对整个工程起技术支撑作用的人才，同时提升一般员工的技术能力，使人才结构合理化；三是通过产、学、研合作，利用大专院校技术力量,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现在衡阳有三所本科院校四所高职院校。这七所学校有在校大学生6.5万人左右。不过，现在这几所高校和衡阳的发展关联度还不是很高。这几年，衡阳将在城市化建设，推动旅游业，建设科技强市、体育强市等方面下工夫，应该说这七所高校对衡阳今后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希望今后衡阳有关部门能与这些学校建立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使这些教育资源能够为衡阳发展出力。
8.设立专项资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座城市区别于另一座城市，最根本之处在于这个城市特有的文化。衡阳也有许多独特的非物质文化，是衡阳文化的“老底子”。因为传承的特殊，保护的不易，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建议衡阳市政府能否考虑给非物质文化遗产设立专项保护资金，用于民间艺术资源普查、普查结果编纂、抢救濒绝的民族民间艺术、对民族民间艺术传承人的培养进行补助、举办民间艺术活动以及保护和研究这些民族民间艺术项目。
文化软实力论文:试析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问题
论文摘要：国家文化软实力是相对于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等硬国力而言的，指的是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感召力和影响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凸显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价值。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应从主体建构、路径建构、内容建构三个维度着手进行。
论文关键词：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软实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一、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溯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主导因素，经历了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的历史嬗变。这种嬗变的显性时代标志，就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软实力”的被定格和被放大。
“软实力”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提出的，他指出：“一个国家构建一种情势的能力，借助于这种情势，这个国家使其他国家以与其倾向与利益相一致的方式来发展本国的倾向，界定本国的利益。”此后，约瑟夫·奈又发表一系列论文，对软实力理论作了进一步的诠释和说明。在1999年发表的“chaeengeofsoftpower”一文中，他把软实力定义为：“软实力是一国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式达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它通过让他人信服地追随你，或让他人遵循某种将会促其采取你所期望的行为规范和制度来发挥作用。”在2004年出版的《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以及2006年发表的《软实力再思考》一文中，奈明确指出，一个国家软实力有三个主要源泉：“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需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时)。”
我国从国家战略角度提出软实力问题是在2006年。是年11月l0日，《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上就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达成了共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200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在《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一书中对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概念做了明确界说：“‘软实力’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一般来说，‘硬实力’指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力量，‘软实力’指文化、意识形态等无形力量。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文化虽然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它蕴含着巨大的潜能，就像电脑的软件与硬件同等重要一样。”
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保证国际政治格局大变化背景下的国家统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政治格局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对于这种充满变数的国际政治格局，美国学者乔纳森·弗里德曼描述为：“这是一个失序乃至日益失序的时期。失序具有全球性的特征，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对它的体验却是高度个人性的：暴力在增多，对暴力的想象也在增多，对灾难、危险、疾病、艾滋病、一系列恶性谋杀、失业、破产和失去财产的恐惧日益加剧。”对于这种剧烈变化的国际政治格局，美国学者亨廷顿称之为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国学者沈宗美描述为：“或战或和，欧美少数大国支配或争霸全球形势下的其他民族的觉醒和独立，乃是20世纪最富历史意义的世界现象。”20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格局，被世纪末的大变迁取代，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随着苏联的解体，族群分裂的过程已经变成了一个巴尔干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主义的武装冲突是主要的”。进人新的世纪，国家之间的冲突，地区之间的冲突，民族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冲突的原因很多，“文化认同是我们面临的这种失序现象的核心方面”，而“历史、语言和种族对文化认同来说，都是可能的基础，并且它们都是被社会性地建构的现实”。就我国而言，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特别是“藏独”、“台独”和“疆独”是现阶段威胁我国统一的主要因素。为了有效应对分裂祖国的威胁，必须加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保证在西方价值观渗透过程中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鲜明特色
在全球化深人发展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经济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己的价值观。
弗朗西斯‘福山将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称为“福音”，将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强行推广这种自由民主制度称为政治思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文化中的传播：“从拉丁美洲到东欧，从苏联到中东和亚洲，强权政府在20年间大面积塌方。”自由民主制度“始终作为唯一一个被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播。…‘经济思想领域的自由化革命正在与全球的政治自由化进程相伴而行。”国际政治格局大变迁中恰有先分裂文化后分裂国家的诸多案例。在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积极、合理因素的同时，必须充分尊重差异、包容文化多样性，这是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有效应对策略。
(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回应国际社会日益凸显的政治合法性，保持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与国际政治格局大变迁相呼应，许多国家内部掀起了政权更迭和政体变更的新高潮。亨廷顿将这种变数描述为“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推翻政府可谓易如反掌：一个连，两辆坦克，半打上校就够了。”导致这些国家政权更迭和政体变更的因素很多，但对于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认同，则是一个显性的和直接的因素。“合法性作为对政治利益的一种表达”，“是对统治权利的承认。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试图解决一个基本的政治问题，而解决的办法即在于同时证明政治权力与服从性”。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内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趋势下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通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教育全体人民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提高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文化力逐渐成为国际问的核心竞争力。文化作为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方向保证，发挥着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激励、凝聚、整合等方面的重要功能。谁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文化复兴是实现强国梦的必备条件。没有强大的文化力量，就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
(五)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的发展问题必然会凸显出来。人的发展的标志因素很多，如创造性的彰显、基本需求的被尊重和满足等。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由温饱向全面小康迈进，丰富多彩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人民的热切愿望。“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它要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优秀精神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进一步加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与西方发达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产业化而且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状比较，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起点很低。尽管我们有历史文化积淀上的优势，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例如，没有在国际社会上形成一种流行文化，没有形成有相当影响力的主流文化，更没有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股力量文化。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影视文化、网络文化、管理文化、动漫产业相比较，文化软实力在我国并未形成产业意义上的竞争优势。就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而言，“现在全国每年出版哲学社会科学专著近2万部，发表专业论文20余万篇。但是这中间能够被介绍到国外的东西能有多少呢?多年来，我们的版权贸易一直存在着巨大的逆差，每年出口的版权只有进口版权的十分之一，而且出口的版权绝大部分是园林、建筑、饮食、服装、古董这些东西，我们的价值观、文化、哲学社会科学理念、思想观念的东西几乎没有出口。”(要切实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必须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体问题。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体是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规定发展文化事业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国家的基本职能。各级人民政府应该像经营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等硬国力那样经营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高品位的精神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服务。
第二，关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问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建构解决的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渠道问题。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必须从各个方面努力，其中，加强广播、电视、网络在内的文化传播媒体建设是重要方面。提升国家软实力载体建构包括学校建构和社会建构。学校建构指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内容通过各级各类学校进课本、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培养；社会建构是指通过如民族节日、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宣传历史人物、时代人物等，保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第三，关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具体内容。(1)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确保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正确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既为文化建设提供合法性基础，也为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可靠的保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是立党建国的理论基础，处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必须“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⑨(2)协力构建和谐文化，提升民族文化自觉。和谐文化是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3)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捍卫国家主体价值。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各种文明中独树一帜。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以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为根基，大力繁荣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国家主体价值。(4)不断推进文化创新，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创新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不竭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必须对我国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审视和反思，找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大力推动文化创新，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亲和力和感召力。
文化软实力论文:提升文化软实力 打造发展新优势
摘 要：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大国争雄的角力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已成为我国 发展 的关键，应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发掘文化软实力，需要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需要系统研究“和”文化，需要充分发挥 哲学 社会 科学 的作用，需要不断地进行文化创新；提升文化软实力，需要政府主导和引导，加强媒体宣传，需要充分抓好文化体制改革，加速文化立法，需要注重文化产业发展，加大扶持力度，需要利用文化创意拉动相关行业发展，加入国际竞争。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提升
一
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大国争雄的角力场。当前，文化 经济 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文化贸易额年年攀升。发达国家强劲的文化产业更是成为文化贸易的主导力量，其文化产业普遍优于其整体经济，得到长足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其文化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达到了平均在10%以上。如英国文化产业近几年的增长速度是全国经济成长率的近2倍，成为仅次于 金融 业的全国第二大产业。美国当前出口最大的已不再是农作物或是 工业 品，而是批量生产的文化——电影、电视节目、书籍、 音乐 和电脑软件等。文化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达到25%，超过了军火业。美国在世界文化市场所占的份额达到43%，欧盟达到34%，整个亚洲和南太，仅占19%，而其中日本占了10%，韩国占了5%，
三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树大，则必须要根深，根深，才能枝繁叶茂。如何扎好我们的根，不仅是文化人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需要全社会都来关注和关心的问题。构建文化软实力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推动、全民参与。 经济 持续多年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使得
提升文化软实力，需要充分抓好文化体制改革，加速文化立法。当前，文化的创造性和活力尚未被充分释放和激发出来，相关的抑制因素仍然存在。从根本上讲，旧有的文化体制弊端还没有被彻底根除，新的文化机制还没有完全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因此，进一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成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必然途径。经济体制的改革促成了我国经济“硬实力”的提升，要促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文化体制的改革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当前，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应当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大局中的新的侧重点。要不断深化对文化 发展 的地位、方向、动力、思路、格局的认识，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做法、规定和体制机制性障碍，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促进文化与经济、 政治 、社会协调发展。
提升文化软实力，需要注重文化产业发展，加大扶持力度。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要认识到文化本身也是生产力，发展文化，就是发展生产力。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成为衡量一国对外贸易能力甚至是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制定文化发展的产业化战略在当前就显得非常重要和紧迫。我们应抓紧时机，争取在较短的时间里缩小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迅速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文化产业体系，并根据形势需要及时升级换代。
文化软实力论文: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助推学校文化发展繁荣
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助推学校文化发展繁荣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在全面分析当今文化发展的形势和任务，认真总结我国文化发展的实践经验，为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而做出的又一重大决议，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体育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内容组成部分，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能有效的“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有助于切实推进学校文化的发展繁荣。
一、充分认识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意义，进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学校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础。在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共同创造出了自强不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支柱。其中，学校教育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倡导者和发展者。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都要硬的战略，把文化建设始终放在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推动了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使全民族的思想品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
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虽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文明的冲突和交汇频繁，文化在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的地位凸显。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的需求还不完全适应，不能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面临一些新的问题：文化发展体制亟需改革；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明显；基层文化的发展落后；文化人才的缺乏……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必须抓紧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面貌更加昂扬向上。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方向，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注重文化发展的社会效益，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坚持改革开放，推动文化体制的创新。
二、体育文化软实力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内容，是全面提高学校受教育者基本素质的重要方面
体育文化的发展和中华文明一样历史悠久，“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
体育文化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体育文化形态，也包括精神层面的文化形态。体育的本质功能在强身健体，促进个体的身心和谐；其衍生功能为体育在与经济、文化的发展中是基础、是源泉。“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文化交流日益风靡的背景下，体育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衡量标准，是国家、民族无形的精神支柱。体育文化软实力在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中，以其强势的影响力发挥着标杆效应，以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而具有品牌联动效应。因此，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加强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建设。
三、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建设，推进文化发展繁荣，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根据国际关系中的综合实力等理论，体育文化软实力应包括：体育文化凝聚力、体育文化吸引力、体育文化创新力、体育文化融合力、体育文化影响力等。当今世界体坛的话语权掌握在欧美国家中，中国在世界体坛中还缺乏足够的文化影响力和话语权，而软实力从根本上说为文化的影响力。中国虽是体育大国，但还不是体育强国。因此，必须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发展繁荣。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按照邓小平理论所指出的方向，要“从娃娃抓起”，要从基础教育入手，全面实施和推进素质教育。
（一）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的认识，发展我国体育文化建设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从我国体育文化事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入手，从我国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的现实出发，提出具体的整改措施，循序渐进的进行。
（二）深化体育改革发展的政策导向作用
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是推动我国体育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根本保障。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增强需充分认识国际国内环境，从体育文化软实力的自身发展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出发，创新体育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
（三）发展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保持我国体育的核心竞争力
体育大国的基础因素为强大的竞技体育。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竞技体育的传统项目存在优势项目结构失衡，严重影响我国竞技体育的进一步发展。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加快竞技体育的发展，扶持竞技体育中的弱势项目，不断提高我国竞技体育的核心竞争力，开拓竞技体育发展的新局面。
（四）加大体育文化事业的投入
加大体育文化事业的投入是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前提和保障，是全民体育事业发展的基础。我国在体育基本设施方面不均衡，区域、城乡差距大，阻碍全民参与体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从多种渠道筹集资金，为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物质保障。
《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原则是体育与文化、与教育均衡发展。可见，文化蕴于体育，体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拓宽体育文化对外交流渠道，增强我国体育在世界体坛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
文化软实力论文: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构原则
［摘要］我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不仅要有硬实力的支撑，还必须依靠文化软实力的运作。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应遵循五条原则：坚持“以一领多”的原则，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以驾驭当今文化层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从而确保中国文化软实力建构的独特内涵，重塑我国在全球背景中的文化身份；坚持文化创新原则，这样才能保持文化的生命力与活力，才能使文化具备辐射力与感染力；坚持会通整合的原则，不仅要与外会通，积极发展，博采众长，还要正视我国多民族、多习俗的现实，整合内部资源；坚持人本原则，这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建构的主体原则，即要以人为主体，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的战略方针。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文化创新；民族文化；人本原则。
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是无形的国土；文化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资源，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文化更是生产力的先导。所以，我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不仅要有硬实力的支撑，还必须具备文化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即文化软实力。
发展文化软实力不仅能为国家软实力建设奠定基础，也能为国家硬实力的增强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支撑；它不仅事关一个民族的国际形象，也决定了全球化背景中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结合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现实背景，从价值取向上讲，中国文化软实力主要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导航、支撑先进的本土文化体系建设、为国家永续发展提供原动力、保障民族凝聚力、国民创造力的源泉五大功能。鉴于此，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应相应地遵循以下五条原则。
一、坚持“以一领多”的原则。
在现今时代，世界形势日趋多变，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思潮也层出不穷，文化多元是人们不可回避的现实情况。多元文化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有利于文化的融合和完善，有利于消除片面认识、极端认识；另一方面，不同层次的文化的沟通有可能带来思想层面的混乱，有可能对弱势文化带来被覆盖的危险，对民族文化的自主性也是一个挑战。
在这个多元的文化环境中，文化帝国主义也逐渐浮出水面，文化帝国主义，其实质就是西方世界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武器的征服。相对于武器或暴力统治，文化的控制和渗透更能摧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心灵壁垒。从意识形态入手达到征服的目的，具有隐秘性和无形性等特点，会使民众自发地屈从。西方文化的渗透在某种程度上会模糊人们的主权意识。在当今社会，与武力征服紧密相连的文化侵略几乎已经找不到舞台了，但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形态为代表的强势文化的扩张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文化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并且这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应该是开放的、全面的。面对复杂的形势，我们应该用以简驭繁、以一领多的原则驾驭文化层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文化本身是一个系统，具有整体性和层次性。在文化多元的背景中，一元化能否引领多样化便成为和谐社会的文化标志。因此，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一元化指导思想，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社会的稳定、和谐并存，既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又有明确的文化主导思想。
“一个健全的文化体系，必有一个中心思想，在文化体系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又兼容并包，允许不同思想的存在”，“必须确立一个主导思想，藉以保证政治上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同时又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藉得保持思想上的活跃、学术上的繁荣”[1]337，348。
我国革命胜利和建设成功的历史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一元化指导思想的重任只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胜任。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是指导我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但马克思主义决不能仅仅是纸面上生硬的表述，而是植根于实践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们的共同点就在于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超越了经典作家的文字、语句，是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符合并能真正指导我国实践的先进思想。因此，只能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引领时代的进步，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
罗素称，不管对于中国还是人类，文化问题都是根本，他把文化视为决定中国乃至世界未来发展的第一要素。罗素的观点具有极深的意蕴。文化在无形中影响人们的行为，当文化导向发生变化时，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将发生相应改变。在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可以说就是这个社会的时代精神象征，“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2]35。坚持“以一领多”的原则，不仅关系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和谐，也关系到我国的政治体制的运行。所以，“以一领多”
是我们在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时必须坚守的原则，而且是核心原则。
二、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
在牢固一元化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才能确保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独特内涵。文化是立国之根本，尤其是在这个文化价值冲突日益加剧的环境中，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精神家园的前进方向，正是中华文化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只有发展文化软实力才能重塑我国在全球背景中的文化身份。
在目前多元文化既相互冲突又相互渗透的情况下，民族文化的崛起显得相当关键，任何一种自主的文化都是建立在本国文化传统之上的，失去了这个核心，也就失去了一国精神的根本，“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3]152。推进文化创新、发展文化软实力要紧抓我国传统文化资源，充分利用好我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和内涵，积极创新，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发挥出传统文化的优势和独特之处，使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中散发出新的光芒。
我国目前已经面临着外来文化冲击、吞噬我国传统文化等问题，面对我国传统文化在新形势下的危机，许多人开始探求西学，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但是，面对外来文化，如果全盘否定自己的民族文化，一味地去追随模仿，丧失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就会带来整个民族精神的泯灭，从而也就带来民族独立性的消失。文化不自主，就有可能成为丧失民族特性与独立性的文化殖民地。
费孝通先生在1998年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时提出：“在中国面向世界，要世界充分认识我们中国人的真实面貌，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才能谈得到让人家认识我们和我们认识人家……在文化传统上说，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有我们中华文化那么长久和丰富。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方法去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地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为人类的明天作出贡献。”[4]而且，他进一步阐释到：“文化自觉，意思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是要‘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可以说，强调文化自觉的前提首先是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在此基础上再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不同民族的文化都做到“文化自觉”的层次，才真正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沟通。
从我国的历史来看，我国的民族文化具有坚持主体性的先天优势。虽然我国经常处在一种多元文化交汇融合之中，也经常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有时这种影响甚至是非常巨大的，但中华民族没有在这种情形下丢失自己的文化，反而是将各种文化纳为己有，加以改造和创新，并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希腊等，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从中国以往历史征之，其文化上同化他人之力量最为伟大。对于外来文化，亦能包容吸收，而初不为其动摇变更。由其伟大的同化力，故能吸收若干领邦外族，而融成后来之广大中华民族。”[5]7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坚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坚持文化创新原则。
文化软实力作为一种柔性的影响力和征服力，从根本上讲，就是文化在时代变迁中生存力与创新力的综合体现。创新力是其他实力的基础，也是最能体现文化软实力价值取向的构成要素，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化软实力也可以称为文化创新力或文化创造力。文化创新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根本途径，构建构文化软实力应以文化创新为主导战略，只有文化自我创造、自我创新，才能保持文化的生命力与活力，才能使文化具备辐射力与感染力。
我国目前建构文化软实力固然有许多优势之处，比如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我国独特的文化资源，市场经济的完善有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且，文化发展战略也成为新的战略着眼点，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等等。但是，目前我国建构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劣势也不容忽视，比如文化倒灌现象严重，文化产业发展滞后，核心价值观引领性欠缺等等。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文化整体创新力不够，文化创新习性不足，以至于传统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致使文化理念的影响力不足。
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1]251，创新既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又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文化创新力不够，不仅会妨碍文化自身的发展，还会影响到民族先进性与国家创新力的提升。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于文化自身的长久发展而言，全面照搬、机械继承带来的危害不亚于对它的全盘否定和彻底背叛。文化创新是文化内在创造性的自我转化。一方面，面对多元文化，我们可以汲取各家之长；另一方面，应通过文化自身的创造性，让文化不断提升，以适应并引领时代的进步。
创新离不开对自身的扬弃，扬弃不是简单的摒弃、抛弃，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是对自我的锻造和重塑，扬弃是在保留原来合理成分的基础上的继承和提高，内含更新、创造之意。扬弃既有对消极因素的抛弃，也是对事物中积极元素的肯定和鼓励。无论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发展我们的指导思想，都需要扬弃的精神贯穿始终，“扬弃力包含在文化的传承、交流、融合与创新的全过程中，体现在各个环节的张力上”[6]404。扬弃显示了事物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冲力，坚持扬弃代表着突破了墨守成规和固步自封，是事物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
扬雄曾经说道：“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太玄》）。“不因不生”说明我们不能忘记传统，“不革不成”
说明必须不断创新。文化繁荣、创新之时，也是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时期，是国家创新力与竞争力的积累时期。培育和促进文化的创新性不仅是建构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创新时代的内在要求，更是一个民族与文化持续发展的要求，只有努力营造文化的创新性内涵，才能从本质上促进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为民族国家的进步提供不竭的动力。
四、坚持会通整合的原则。
如果说坚持文化创新原则，是从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时间维度来讲的，那么坚持会通整合的原则则是从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空间维度着手的。在现今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建构文化软实力不仅要积极创新、自我扬弃，还要与外会通，站在平等、交流、整合的平台上，积极发展，博采众长，处理好借鉴和独创的关系。会通，就是对各种联系进行融会贯通，是联系之上的再联系、联系之中的优联系。世界是一张普遍联系之网，事物通过彼此间的相互运动联系在了一起。为了更好地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我们应该站在整体观的角度看世界，对事物的联系、变化、发展都清清楚楚，实事求是地加强联系有助于促进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为了使中国文化软实力向积极的方向发展，除了必不可少的联系之外，还应将所有联系的方面整合起来、将各种信息优化组合、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加以综合运用，这就是会通的过程。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和魅力。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首先要正视我国多民族、多习俗的现实，整合内部资源，统一在中华文化的大框架之下。能把我国各民族统一在一起的因素不是其他而是文化、文明，如果没有文化在起作用，国家就被会经济、地理、环境等等要素割裂开来。其次，要正确地对待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传其先进。在中华文化能够完全兼容的情况下，对西方先进的优秀的文化加以吸收、借鉴。建构文化软实力，在以本国文化为主体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提高文化的包容性，做到以我为主，兼收并蓄。
在对待西方文化时，有两种态度是错误或者有害的：一种是全盘西化，认为西方文化绝对先进，应该把西方文化全盘移植我国；一种是夜郎自大，认为我国文明源远流长，我们的文化是优秀文化，漠视甚至蔑视其他国家的文化特点和长处。费孝通先生提倡“文化自觉”的目的之一是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就要求在坚持本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促进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融通和交流，更快更好地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扬弃。
坚持整合会通的原则，旨在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统合一处、相辅相成地互动式共享提升。这是一个协调并举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同时也离不开其它文化的助推，以协调并举为基本点，才能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使主导文化发扬光大。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引导和凝聚其他多元文化向自身靠拢。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以一种文化为主导，其他多元文化为辅助的和谐文化之局面。
五、坚持人本原则。
以人为本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主要的治国方略之一，“今天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7]。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使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普遍认同感和满意感，从而达到思想上的协调统一，最大规模地将人心凝聚起来，进而推动和谐社会积极构建。
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也必须坚持人本原则。一方面，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人创造的，人是文化的主体；另一方面，文化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重要特征。文化与人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应坚持以人为本的主体原则，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必须以人为主体，以人为主人，以人为主动力[8]15。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必须在全社会形成重视人、尊重人、培养人的社会风气，以人为主体，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的战略方针。
以人为本，必须将人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从整个生态链的角度上看人的作用和位置，看人的终极目标和关怀。首先要认识到人在自然中的关键作用，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恰当位置。马克思认为从本原上看，“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人的生存和发展看，自然界的物质交换活动是社会的基础；从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看，人的活动不能超越自然所能接受的限度，不能违反自然规律。
在以往的观念中，既有人类中心论也有自然中心论，这些观点都有失偏颇。当从“类”的角度去研究人时，人类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人处在自为状态，人与自然在互补的平台上相互作用，这克服了人类个体中心主义，有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坚持人本原则，并不是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建构文化软实力，也应站在生态和谐的立场上，才能从根本上做到人本原则，达到人的本质与外界环境的一致性。
文化软实力论文:试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些思考
论文关键词:文化软实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建设
论文摘要:文化也是生产力。一直以来，我们对文化的认识存在偏差，认为它是经济、政治的附属物。事实上，文化产业本身就是一种经济。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发展意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一手抓文化事业的繁荣，一手抓文化产业的发展，把两者统一起来。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是党总结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充分反映了对当今时展趋势和我国文化发展方位的科学把握，体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高度文化自觉。我们应站在世界文化的制高点，更加主动地承担起传承文化、繁荣文化的历史责任，有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也是生产力
所谓“软实力”，根据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解释，就是“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它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外交政策和机构体制的吸引力。我国历代思想家及明君贤臣都高度重视国家软实力，认为要实现国家的意志和赢得他国的尊重，应当行“王道”而弃“霸道”;解决与他国的冲突，强调“以德服人”、“攻心为上”。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部分，为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政策提供价值观基础。如果广义地理解文化这个概念，把它解读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的话，那么“国家软实力”与“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由于文化软实力的重大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纷纷调整文化政策，制订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在“知识经济高地”进行战略竞争的同时，又在“文化经济高地”展开了新一轮竞争与博弈。
文化也是生产力。一直以来，国内对文化的认识存在偏差，“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大大贬低了文化的地位。把它视为经济、政治的附属物。事实上，现在的文化不仅可以唱戏，而且还能唱经济大戏。据测算，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足3%，而美国的占比高达25%，日本达到20 %，欧洲平均在10%到15%。中国是一个有着上千年文明历史的文化大国，但却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文化产业。诬髓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与科学技术的结合更加紧密，经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文化的经济功能越来越强，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十分看重文化的巨大作用，千方百计壮大本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在新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高扬自己的文化理想，尽快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优势。
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关键
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凝聚力，而这一切主要来自于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任何一个国家要把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都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核心价值体系。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13亿人口的大国，各地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差异很大。随着我国经济成分、组织方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人们的思想文化呈现出多元、多变的发展新趋势。多元主要反映在政治信仰上选择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的人数增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也出现了“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儒家”等主张和观点。多变主要反映在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化频率加快，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意识不断产生、不断更新，各种流行文化、时尚消费层出不穷;人们的价值选择经常变化，人们思想文化的兴趣爱好、关注点和兴奋点的转移频繁。面对这种情况，靠什么引领整合多元多样的社会思想意识，最大限度地形成广泛的思想共识呢?必须靠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也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果没有这样的核心价值体系作统领，就会失去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就会导致人心涣散、社会混乱。我们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任务，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不断增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主要途径
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发展意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一手抓文化事业的繁荣，一手抓文化产业的发展，把两者统一起来，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文化事业是公益性文化生产和文化服务事业，它为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建立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强社区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益性文化建设，拓宽服务渠道，健全服务网络，不断提高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加大了这方面的投人。从内容到机制体制方面都有很大创新。全国文化事业经费年均增长22.5 % 。“十五”期间基本实现“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目标，“十一五”规划提出到2010年基本实现“乡乡有综合文化站”的建设目标。目前，全国共有县以上公共图书馆2799个，文化馆3217个，博物馆1722个，文化站37384个，社区、村文化室137665个。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目前已整合的数字资源达到68tb，辐射上亿人口。公益文化事业正在成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但毕竟公益文化事业的覆盖面还不够，还必须加大投人，进一步推进创新，使我国的文化事业能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
文化产业是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大力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推动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是满足不同层次人们文化消费需求的有效途径。目前，在世界文化市场美国占了43 %，欧盟占了34%，亚太地区占了19%，其中日本占了10%，韩国占了5%，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共占4%。中国面临的发展形势很严峻。发展文化产业一方面我们要深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资源，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创意产业。因为只有新的文化创意才能将现有的资源变成知名的文化产品。尤其是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文化资源并不具有唯一性和独占性，只要有新的创意，任何文化资源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比如中国有花木兰传说、有西游记故事，但这些都被美国人、日本人的创意变成了知名品牌和可观的经济效益。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张扬本土文化精神应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面对汹涌发展的文化市场，我们要坚持以市场为主导，通过积极的产业政策和有序的市场化运作，充分发挥国有文化企业的骨干作用，保护好、引导好民营企业投资文化产业的积极性，迅速壮大我国文化产业的规模，使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必须大力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抢占文化产业制高点。要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
提高文化传播能力是强化我国文化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传播深度决定影响广度。21世纪是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也是传播影响最为显著的时代。一个国家的文化在世界上是否具有竞争力、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其内容是否具有独特魅力，而且取决于是否具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西方国家之所以掌握国际政治、经济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具备强大的广播、影视、报刊、出版、网络等传播能力。尽管我国媒体在传播科技的掌握和使用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不大，但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了解并不全面，对我国的宗教、人权等事业的发展还存在种种误解。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的文化传播特别是对外传播还没有达到与硬实力相称的水平。为了使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中华文化为更多的人所认同，从而掌握影响世界、影响人心的话语权，全面提升我国的软实力，我们必须大力提高文化传播能力。当前，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主要推动主体是各级党政机关、教育部门、科研院所，实施的主要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强势宣传和直接教育。内容和形式都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这就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渗透力不足，而且缺乏有效而又持久的发展动力。提高文化传播能力，我们需要更多的参与主体。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新闻媒体是信息传播、文化扩散的重要载体，在文化传播中处于特殊地位。要把提升主流媒体影响力作为提高文化传播能力的战略重点，进一步加大投人，完善扶持政策，壮大总体实力，变被动宣传为主动参与，做大做强主流媒体，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舆论力量。互联网作为20世纪最具社会影响的科技进步的手段和载体，带来了文化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我们要深刻认识互联网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巨大潜能和可能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善于利用网络媒体集声音、文字、图像为一体的特点，发挥其综合优势。真正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阵地、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
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参与支持文化建设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只有全民族都来积极进行文化创造，形成充满活力的文化氛围，推动文化产品的生产，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才有坚实基础。也只有将文化建设的成果由全民共享，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我们进行文化建设的目的才得以最终实现。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应营造有利于激发创造活力的文化氛围。文化事业是大众的事业，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也就是要去努力发现不同层次的文化自觉，充分挖掘各个层次的文化潜力，实现国民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其次，要加强社会力量对文化建设，尤其是公共文化服务和公益文化事业等方面的关注程度和参与的自觉性。充分发挥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等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在构筑社会文化心理中的主要作用，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宣传力量，承担起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教育、研究、宣传和普及等重要工作。要将社会力量纳入文化发展总体规划，形成政府投人与社会投人相结合的多渠道、多元化的文化投人机制。再次，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在国家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放宽文化产业市场准人条件，推进文化产业投资主体多元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兴办文化产业，积极利用民资、外资创办文化产业，加快文化产业建设。充分运用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吸引社会各方力量对文化建设投资或捐赠，形成文化发展的多渠道投人体制。进一步盘活文化企业现有资产，推进资产重组。最后，要充分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流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营造宽松和谐的文化发展环境，使各类文化人才的才华有展示舞台、创造有实现空间、贡献得到社会尊重。要采取有效措施、创造有利条件，动员党政各部门、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文化建设，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让一切有志于文化创造的建设者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
文化软实力论文:浅析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困境及对策
论文关键词:中国 文化全球化 文化软实力 困境
论文摘要:文化全球化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文化软实力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相比国内积极关注质量提升的硬实力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尚处在“初级阶段”，目前提升中国的文化力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障碍。
随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全球化已成为世界各国的现实文化语境和必然发展趋势，当然也是我国所处的现实文化语境和面临的必然趋势，“文化全球化在目前已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所谓文化全球化，是指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等在全球范围内交流、碰撞和融合，不断形成共识的历史过程。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全球化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但是文化全球化这把双刃剑在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契机的同时，又会对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产生严重冲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的文化战略试图以“美国化”来代替全球化，用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来“重塑”整个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与科技优势，通过文化全球化，向我国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从各个方面对我国施加影响，加紧对我国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文化渗透。在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积淀中，我们为曾经创造过的灿烂文化而骄傲，又为晚清以来所遭受的屈辱历史而痛心。尽管我们理智地认识到，全球化能促进中外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但由于西方国家在强大经济实力带来西方文化的扩张性和排他性使我们在对外开放吸取世界优秀文化的同时，也担心自己的传统文化失去存在的根基，从而导致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和走向未来的过程中迷失前进的方向。
“文化软实力”概念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软实力，就是软实力;狭义的文化软实力，则是指构成软实力的基本要素，即软实力中的文化因素。本文使用文化软实力的狭义内涵，“文化软实力”是指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它是相对区别于制度、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等因素而存在的软实力形态。在“软实力”要素构成中，文化软实力是基石，它构成软实力的深层魅力。文化软实力是构成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文化软实力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和提升综合国力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一个民族的复兴，必须有文化的复兴作支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当代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综合国力的标志是一个综合的指标体系，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外交力量、文化力量都是综合国力的标志。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当代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已取代意识形态的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内容。很大程度上，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便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相比国内积极关注质量提升的硬实力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尚处在“初级阶段”。对照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内外挑战，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滞后性正在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力随着硬实力的增强有了一定的提高，但目前提升中国的文化力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障碍。
一、中国传统文化非现代化的困境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储蕴了丰富的内涵，对社会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浓厚的思想积淀与数千年发展历程的中国文化，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身稳定而成熟的精神特质，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主题、思维方式乃至价值系统，从而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否定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正在实现或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在于其普世性不足，需要作学理上的系统化、跨文化转化，挖掘提炼其普世价值。庞中英教授指出:“不要把发展中国的软力量局限在所谓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提供给我们的‘软力量’资源并不很丰富，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许多不符合世界现代文明进步方向的糟粕性。
思维方式问题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核心问题。就文化发展过程来看，西方文化中那种重视逻辑分析来观察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表现得很不充分。中国古代传统的整体直观思维只是一种素朴的辩证思维，具有直观性和模糊性。尽管有中国文人在竭力发掘“东方思维方式”的优势，但它很难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基础方法，这正是造成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方法论原因。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的缺乏，给民族带来的负向后果早已显现。
传统文化典籍中关于“民本”、“人本”思想原本是异常丰富的。但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民主传统，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由于长期的封建主义禁锢，民主思想精华几近淹没殆尽了。比起西方，中国的古代封建制度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系统的惯性显得特别大，走向民主的道路也格外漫长。另外，中国传统民族精神的集体主义主张对个体采取压抑手段，而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中国精英文化的主题之一，其所推崇的家族观念和家国同构观，对中国政治结构负向影响深远。
以德治天下，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力量非常强大，以至于社会可以不靠武力、不靠宗教，乃至不靠法律而维系两千年一以“大一统”局面。重视道德可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崇尚道德使中国获得了“礼仪之邦”、“温文尔雅”的美誉。但是，把人世的伦理道德原则绝对化则贬低了真理的意义，影响了自然界的科学探讨，妨碍了科技的发展。这种道德至上意识的结果使中国文化带有一定程度的封闭性、僵化性，而现代文化已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取向。道德至上的观念，妨碍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变革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非此即彼、非破即立、两极对立的简单的二元思维，没有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既妨碍了对传统文化较为冷静的反省和扬弃，又妨碍了对近代西方文化的合理吸收，使文化建设方向不明、方式不适，使得中国近代以来没有认真地组织一个完整系统的文化建设过程，文化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远未完成，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西方强势文化殖民化和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困境
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相反，现代化本应加强了那些本土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力，世界从根本上应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但如法国总统希拉克所讲的那样:“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单一文化的威胁”，这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尤其是对相对落后的中国而言，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成为被迫接受信息的群体，常式选择是无奈地面对发达国家的文化“侵略”。因此国内许多学者担心美国文化扩张是美国文化将中国文化进行英语文化殖民化过程。
文化殖民化的手段主要有:将突破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阵地作为实施经济援助或市场准人的条件之一，从而使得应当双向的文化交流变成单方面的文化植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根据规则，中国将逐步开放信息产业、资讯、影视乃至传媒等领域，这将对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防线造成致命冲击，而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由于自身还有巫待完善之处，其影响力有所下降。具体说，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仍然是一个巫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巫待转变。在文化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的传播形式化、八股化的倾向仍然存在，面对美国及西方媒体对受众的争夺，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现实传播力不容乐观，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将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和挑战。
三、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危机的困境
文化认同的基础是强大的文化力量。深厚的人文精神是任何一个强国都不可或缺的品质，因为这种品质将转化为强大的文化力量并形成文化认同的基础。文化要素已成为国家“软实力”的基本构成。文化认同在全球化时代最核心问题之一就是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的产生，这种危机的产生与西方中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过程直接相关。“一个民族如何在文化多元化的趋向下继续保持身份上或文化上的认同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fal。民族认同不仅仅有一种抵抗优势文化挤压的心理功能，更能为民族的发展方向和生活原则提供正当性依据。从人类历史的经验中得知，以文化认同为根基的民族国家往往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而生存下来。因此，建构文化认同，从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战略的层面审视文化认同的建构问题也具有了全新的意义。
这种民族文化“认同感”成为能够维系社会和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最终形成了独特的“统一”意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共同的文化传统将统一的理念深深融化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人们一种普遍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21世纪初，中国崛起成为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因素，但是文化实力的成长未能与经济腾飞同步，这也是导致文化安全隐忧的原因之一。当今发达国家通过网络向中国连续不断地传递文化信息，将其意识形态、价值理念不可抗拒地传递，会使国民无意识中逐渐产生亲近感、信任感，最后认同、依赖这种文化理念，与此同时对自己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产生动摇。这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这将动摇民族和国家存在的根基。有些学者强调影视作品是美国大众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电影和电视常常被视为美国大众文化的核心。以电影《花木兰》(1999年)为例，迪士尼巧妙地改造了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花木兰形象，把她塑造成好莱坞语境中的“女英雄”推向全球，当世界认识“花木兰”时，这一本属于东方文化资源的女性形象已经成为传播西方文化观念的使者。有的人把麦当劳、可口可乐和迪斯尼乐园等看成美国大众文化的象征，如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罗布·克罗斯教授指出:“对法国人来说，可口可乐成为体现在美国大众文化全球传递中放荡不羁本性的象征。在法国人发起的这场运动中，这种软饮料转化成被宣称的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战略的偶像。法国人甚至给这种战略起了个名字:可口可乐殖民主义。面对全球化时代文化西方霸权主义的挑战，“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核心的危机(thecorecrisis)是自性危机”，“中国人正在失去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ese-ness )。中国维护政治主权与文化主权时必须有一种危机感，以文化自身的力量形成一种反制能力，以此提升民族文化认同。
四、经济贸易顺差大国与文化贸易逆差大国不均衡的困境
中国的快速增长可能使它被视为世界能与美国相提并论的经济体。世界银行1993年就宣布，“中华经济区”已成为继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四增长极”。世界银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估计，到2020年中国gdp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毫不夸张地说，当代的中国早以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其贸易顺差已达2万亿美元。然而，一个国家和民族强大与否，既取决于经济实力，也取决于文化软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新产品出口能力很弱。这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核心文化产品贸易领域存在逆差较大。以2003年为例，当年我国图书、报刊、音像等领域的版权出口为1 427种，而版权进口15 555种，出口数量不及进口数量的1/10。近年来，这一比例虽有降低，但核心版权贸易逆差严重的格局并未改变。二是文化产品出口总量少，占全部出口额的比例低。2006年，我国实现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47.9亿美元，仅占当年全国出口总额9 601亿美元的0.49%。由此看来，我国文化产品出口额与我国经济大国地位极不相符。
面对中国经济过热的增长数据，“文化赤字”现象越发凸显。有人考虑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令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忧心忡忡，如果中国文化也以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向全世界输出，或许会如同中国的经济一样对许多国家造成巨大的威胁，有可能会遭到他国的抑制甚至破坏中国的发展。但面对中国严重的“文化赤字”现象，有必要对文化软实力予以高度重视。当然中国是要防止过度的释放，但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和自己的民族性格一样都需要彰显，这样更有利于中国在其综合国力全面提升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平稳与长远。据普华永道公司的调查统计:2004年世界广义内容产业的市场总规模为13 000乙美元，其中美国占42.5%，达5 529亿美元，位居第一;欧洲、中东、南部非洲合计占33.9%，达4 395亿美元;亚洲及太平洋国家合计占19%，为2 468亿美元，中国人口占22 %，但中文信息量只有全球总量的4%。中国文化产业能力的低下直接反映出国家利益在文化全球化时代所要遭受的巨大风险，这种情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吸引力，使得中国在文化交流上总体处于守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软实力所受的关注程度经历了一个“u’，型曲线。一般而言，国家实力增强的基本路径是，硬实力先上升，软实力提升随其后，但到了一定期间，软实力必然成为制约硬实力及国家总体实力发展的重要因素。这种制约性时隐时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愈发明显。“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政治只是使文化免于沉沦”。任何主导性的文化都不是封闭性的，一个国家的文化要发挥其国际影响力，必然要走向世界，与国际文化趋势相契合，而这种互动必然要求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正如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甘阳所说，“软实力必须具有惠普世界的价值”。也就是说，软实力不仅是某一特定国家的价值取向，而且要得到其他国家的价值认同。文化软实力要想体现其效果，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态度的转变，即“发现~认知一理解一共鸣”，到立场的转变，即“对立一中立~参与一伙伴”;从由接触点产生兴趣，到交流扩大消除反感，进而相互信任相互尊重，都需要一个过程的考验。中国自2004年开始在全世界建立孔子学院，截至2009年3月，全球已启动256所孔子学院，58所孔子教室。到2010年，全球将建成500所孔子学院和孔子教室。
要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除继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外，还要挖掘民族传统文化潜力，实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大力扶植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民族文化生产力;继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加强文化建设和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和影响力等都是可行性的路径。在文化全球化时代，不断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增进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加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文化软实力论文: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一.中国文化五千年传承
在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出现早期的文化，如近似文字的刻划符号，舞蹈，音乐，城市建筑等。在奴隶社会，即夏商西周时期，神权至上，青铜器文化高度发展，成熟的文字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华文化体系形成。秦汉时期，佛教、道教出现。宋朝是中华文化最发达、由盛转衰的时期。清末以来，中华文化受西方文化强烈影响，思想活跃，但破坏严重，思潮奔涌。近现代，中华文化力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儒家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一）什么是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在国与国之间的影响也在不断地扩大，世界大国纷纷重视软实力的建设，这是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相伴随的，也是与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强盛和自信相统一的。
（二）文化软实力的缺失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不够强大，那么它将会面临在国际社会上毫无影响力、凝聚力以及感召力的困境20世纪的苏联曾强盛一时，不论是在军事、政治、外交上，还是在经济、工业化建设上，都与当时的美国不相上下。然而，它的文化软实力缺失，长期的体制僵化，最终导致了苏联这座大厦分崩离析，永远湮没在了历史长河中。
（三）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需要创新与保护
1.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文化的创新离不开社会大环境
环顾当今世界，财富日益向拥有知识和科技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聚集，经济强国必然是科技强国。亚洲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讲，是亚洲一些国家缺乏技术创新能力，拿不出在全球市场具有竞争力的新技术、新产品。
现在中国文化产品不是总量不足，而是产品创造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不足，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资源分散，人才、资金、市场恶性竞争，效率低下，最重要的是文化产品的创意严重不足。因此，我们要想提高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必须把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及创意文化结合起来，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呈现给世界。
2.保护文化，同时也是对文化软实力的保护
近年来，中国的四大发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自韩国申遗“端午祭”以后，一些学者提出若干违反历史的论题：中医乃是韩国人发明，称为“韩医”，老子和孔子据说都是韩国人，甲骨文乃韩国人发明的，王羲之的《兰亭序》是用韩国高丽纸写的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疯狂掠夺中华原创文化为己有的民族主义成为对中国文化合法性的直接挑战，也让中国文化走向海外面临了更多的危机和障碍。因此，当今对中国文化安全的保护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四）如何加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1.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升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
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直接体现。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方位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特别要重视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统筹协调。
2.结合传统智慧和现代文明，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就是弘扬中华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具有历史文献和文明遗产的价值，也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并以包容性的特征彰显其全球性价值。我们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与创新性。
3.推进文化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创新是文化的灵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文化领域的创新，首要条件是形成一个使尽可能多的人们竞相迸发创新智慧、使各方面创新人才大量涌现的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和教育环境。
4.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努力提高国民综合素质
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着眼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努力提高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凝聚力，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实的文化根基。
三. 结语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