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政治论文篇1

内容提要: “新行政法”和“实质法治论”以中国当下的行政法治的现实处境为出发点，对“民主”进入行政与司法过程的理论正当性与制度妥当性进行了初步的论证和建构，构成了对中国行政法的“形式法治论”的有力挑战，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关于行政法治的结构性理解，推动了中国行政法治新路径的探索，如理论更加精细、实践更加得当，或可实现中国行政法治的“包容性增长”并为世界行政法治的最新发展提供有益的中国经验。 引言 细数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的法治建设成就，行政法治领域可圈可点。自1989年颁布《行政诉讼法》以来，以“司法审查原则”为核心的中国行政法学及中国行政诉讼法制日益成熟。随后以《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许可法》等单行部门法为代表的行政行为法体系获得强势建构。行政行为类型化的发展又进一步支撑了行政诉讼裁判技术的完善。行政法总论部分以引自德国的“依法行政原则”为核心建构起一套严格的行政法治规范框架。建立在司法审查和依法行政这两大原则基础之上的中国行政法的“形式法治论”初具体系，得到国内行政法教科书、行政法学主要研究力量以及学术组织的肯认。然而，这一“形式法治论”是以西方严格的宪法分权框架以及消极行政权预设为前提的，此论在普及行政法一般理论并初步支撑中国行政法制度的基础性建构方面功勋卓着，但却与世界范围内公共行政的开放性与民主性的趋势以及中国自身的宪法结构渐显隔膜，日益难以合理解释并引导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进程。 在此背景下，部分行政法学者逐步悬搁“形式法治论”的简单规范诉求，认真对待“民主”对公共行政领域以及行政诉讼领域的价值渗透和制度影响，产生了“新行政法”和“实质法治论”两种主要的回应模式。“新行政法”以行政程序法为核心展开制度建构，通过公共行政开放性和民主性的扩展，实现行政过程的自我合法化，追求政府和公众在行政治理中的再分权与合作效果，代表性着作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王锡锌教授的《公众参与和行政过程》。“实质法治论”以行政诉讼法为核心展开制度建构，通过司法过程的开放性与公众意见的多元参与寻找“法律共同体”的在先共识，以“共识”支撑行政判决的合法性，代表性着作是清华大学法学院何海波教授的《实质法治》。笔者认为，此两论以中国当下的行政法治的现实处境为出发点，对“民主”进入行政与司法过程的理论正当性与制度妥当性进行了初步的论证和建构，构成了对中国行政法的“形式法治论”的有力挑战，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关于行政法治的结构性理解，推动了中国行政法治新路径的探索，如理论更加精细、实践更加得当，或可实现中国行政法治的“包容性增长”并为世界行政法治的最新发展提供有益的中国经验。 形式法治论的魅力与虚幻 行政法的形式法治论来自于西方规范的法治国家理论。在该理论下，作为现代国家绝对性标志的主权被“科学”地划分为三种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从权力本性和限权思维的角度对此做出了经典化的论证，康德随之又对分权进行了逻辑证明，认为这一划分方案符合形式逻辑上的三段论，即立法权提供判断的大前提，行政权的初步裁定提供了判断的小前提，作为终局程序的司法权则得出最后的结论。在这一严格的分权框架之下，“行政权”与“司法权”都只具有执行的性质，因而属于消极权力。“无法律则无行政”一时成为时代精神。在严格的分权框架和消极行政权的预设之下，规范化的行政法治流程被美国行政法学家斯图尔特教授形象地描述为“传送带模式”，其要点在于：（1）立法权负责提供全部行政活动的明确规则；（2）行政权负责实施法律，没有明确的法律根据则不得作出任何行政行为；（3）司法权负责对行政活动与议会法律的一致性进行审查。这样一来，在涉及行政活动的合法性评价方面，行政权和司法权均无自主意志，议会法律被设定为唯一的准据。这样一种理想化的法治框架在西方也从未完全实现过，它表达的不过是人类经过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对于权力秩序理性化的一种理想性诉求。 理想话语掩盖不了权力实践。即使是在最接近这一严格的“形式法治论”框架的19世纪上半叶，行政领域的立法与决策活动伴随着社会冲突的加剧开始日益活跃，“司法造法”及司法裁量权在英美法系国家则是更加久远的传统和实践。随着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来临、国内矛盾的加剧与国际竞争的激烈化，国家发展的政策需求与国内秩序维持的正当性需 求日益高涨，传统的议会立法无法及时有效地加以回应，不得不频繁地通过授权法案将初次立法权和决策权赋予行政机关。至罗斯福新政时代，行政权的权能发生了结构性变迁，不再是单纯执行议会法律，而是日益自主地根据社会管理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行政立法、行政决策乃至于行政司法；行政活动的规范依据也出现了新的发展，除了传统的议会立法之外，还增加了行政自主制定的若干种规范；对行政权的“授权控制”日益形式化和表面化，而所谓的司法审查也不得不在经历一场“总统包装法院”的宪法斗争之后转入程序领域。以1946年的《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为标志，美国行政法60余年的发展为我们呈现了一幅行政法领域“程序转向”和“民主回归”的制度变迁图景。 理想性构成了“形式法治论”的魅力所在，同时也是虚幻与局限所在。行政权的变化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行政法的转向则是行政法治新路径探索的最为重要的外部经验。 “民主”进入执行过程：中国学者的回应 中国行政法治在改革时代的学术与制度历程似乎在重演西方行政法的传统故事，只是进程被大大压缩。以王名扬的“外国行政法三部曲”作为学术基础，中国行政法开始了规范化的基础性建构，其基本框架即为“形式法治论”。然而，这种预设了宪法前提的行政法治框架并不能直接嵌入中国的政治法律结构。首先，中国的宪政体制不是规范意义上的“三权分立”，而是一种“党的领导、人大主权和行政主导”相互配合、纵向分工的一种协作体系，行政权的权能结构以及司法审查的实际能力均不符合“形式法治论”的预设。其次，中国素有“行政主导”的政治文化传统，加之党政伦理对行政权的伦理性建构，中国行政权负有引导改革与整合社会的“政治化”功能。再次，作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基础性环节的“民主化”难以在现有的立法过程中获得制度空间和公民参与机会，行政民主更适合作为民主转型的可控场域和模式。同时，依赖严格的议会法律和专业化的法律解释的司法过程也难以单独支撑行政判决的合法性，引发行政权监督机制本身的合法性危机。在此背景下，“新行政法”和“实质法治论”以挑战性的姿态出现并日益展现出强势的学术与制度影响。 “新行政法”以王锡锌教授2007年出版的专着《公众参与和行政过程》为代表。该书一改以往讨论行政法治的传统进路，从行政程序（公共行政过程）的开放性和民主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现代行政法治的“公众参与模式”作为“新行政法”的核心。作者认为行政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关于行政活动合法性的解释框架，必须面对真实的行政与生活世界。作者提出的“公众参与模式”是一个整合性的行政法治框架，其既包含了传统行政法治诉求的议会法律控制和司法审查，同时又增加建构了以行政程序（行政过程）为中心的民主性制度体系，且以后者为核心与特色。相对于传统的“形式法治论”，“新行政法”实现了一系列的创新与突破：（1）在行政法的核心价值上增加了“民主”，并与“法治”并举；（2）在行政法的制度结构上，以行政过程为中心建构了一系列的行政公开与行政参与制度；（3）在行政法的制度功能上，不仅寻求行政法个案决定的合法化，而且寻求包括行政立法、行政决策、行政执行和行政司法在内的整体行政权的合法化，同时为不同利益距离上的公众提供民主讨论和表达的正式制度平台，将行政法治过程建构为有限但有效的“民主分论坛”以化解现代行政的“民主赤字”难题；（4）在行政法的主体图式上，淡化“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的区分，以“程序参与人”的新概念统合行政活动中的不同主体角色，在一定意义上通过行政程序法的包容性建构实现了行政过程中社会公众的内在化，为合作行政和公民参与奠定了一种“主体间性”的伦理基础；（5）强化行政法的“程序思维”，引导立法与司法权力在行政监督上的“程序转向”，建构一种适合现代行政权适度自主性的权力间法律关系；（6）理性识别并结构化处理了中国政治系统关于行政决策科学化的要求，将“专家、大众与政府”纳入了一个理性化的、面向具体行政目标与任务的、进行适当的知识与权力分工的决策体系之中，有利于探索一种不仅适合于中国，同时也适合于世界的现代行政决策理想图景。当然，这还只是一个初步的以行政程序法为核心的重构框架，如何做好与现有行政法制度的衔接，如何设计并推动政府信息公开与行政民主参与的科学而理性的制度体系与实践，如何将行政决策中 的其他本土要素（比如党委、人大、政协等）进行规范转化，如何合理地配合中国政治民主与司法审查的发展进程，如何有效利用互联网平台促进公开和参与等等，都是该路径需要细致打磨处理的结构性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作为王锡锌教授同事的沈岿教授所提出的“开放反思的形式法治论”中的“开放”与“反思”的诉求与“新行政法”的核心旨趣之间也渐显呼应关系。“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任何真切关注中国行政法治进程的学者都不可能对中国大地上生动活泼的行政法治实践无动于衷，也不可能对世界行政法最新发展所体现出来的制度理性视而不见，“新行政法”正是开放的时代心胸的学术体现。近年来湖南省围绕“行政程序”展开的省域法治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在探索和试验“新行政法”的若干制度要点，对此我们有理由保持进一步的关注与期待。 与对行政程序法的钟情和推进不同，也有学者从司法民主的角度提出了中国行政法的“实质法治论”，这以何海波教授的2009年出版的专着《实质法治》为代表。“实质法治”作为“形式法治”的对称，并不是在传统法治理论下的“司法审查”领域之外另辟蹊径（如“新行政法”），而是将民主价值引入司法过程，提出了一个同时容纳法治与民主要素的行政诉讼法重构框架。何海波教授提出“实质法治”的基本问题意识与他自身长期以来对中国行政法治实践中的案件关注有关。他通过大量的案件追踪，发现法律的规则表达和法官的专业化解释并不能够为行政判决的合法性提供充分的理据，过分强调基于“专业理性”的法律人之治既不利于司法树立权威，也不利于法律与社会的沟通以及法律本身的发展。“实质法治论”据此提出了对于法律渊源和司法过程的新的理解，要点如下：（1）法律不仅仅是议会的制定法和法官自造的法，其最根本的渊源或合法性基础在于“法律共同体”的共识；（2）“法律共同体”不仅仅是法律人的集合，而是所有政治社会共同体成员的集合；（3）司法有必要在过程开放和公众讨论的基础上发现法律共同体普遍存在的共识，并将这一共识作为判决合法性的支撑要素；（4）在一个开放的司法过程中，“专家、公众和领导”具有不同的角色和责任。这一“实质法治论”的建构最初源于作者的博士论文，但随着这一学术思路的进展，已经日益超出行政法治的范畴，成为一种面向普遍司法过程的“实质司法论”。结合当下关于司法职业化/司法大众化的争论以及最高院的“人民司法”重建运动，笔者以为何海波教授的这样一种源出于行政法治关怀、渐然抵达对一般司法理论的探讨的思考路径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价值。不过，有些问题作者还未能展开更加系统深入的思考与建构，比如（1）共识的性质与范围：“共识”到底是事实还是规范，是哪一种性质的规范，其司法适用是否需要时空的“地方性要素”的限制，在先共识之外是否可能形成经过商谈产生的“新共识”，如何对待二者之关系；（2）对行政法治的完整观察与提炼：作者仅仅局限于行政诉讼的重构，但由于司法权的地位以及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实际限制，进入法院的行政活动类型与数量相当有限，大量的行政活动终结于行政过程内部，仅仅讨论如何通过司法民主发现“共识”来支撑行政判决（从而也是行政活动）的合法性，显得非常单薄；（3）角色规范化与功能制度化：作者提出了司法过程的“专家、公众和领导”，但仅对于各个角色进行了初步的描述与功能区分，没有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层面，特别是没有和实践中已经存在的英美的陪审团制度、欧陆的参审制度、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等进行比较研究和制度可能性的探讨；（4）对于共通性的决策伦理与决策结构的理论整合：其实司法决策和行政决策具有决策伦理和决策结构上的许多共性，尤其是在中国政法场景下被“人民性”普遍渗透，已经具有了一定规模的实践经验，作者之理论视野尚未从整合性的角度对此进行描述和建构；（5）新的司法理论缺乏政治理论的有力支撑：作者通过对既有司法理论的批判来建构新的司法理论，后者严格而言已经是一种司法民主理论，如果没有相对应的政治理论尤其是民主理论的支撑，在理论基础上很容易根基不牢。当然，作者最大的意图还是明确提出了对于法律实证主义和司法自主性的质疑，提醒法官在职业化司法的过程中以开放的态度容纳并理解公众意见所根植的“法律共同体”的共识，并提示这样一种开放司法哲学有利于建立司法权威的社会根基。作者从行政判决合法性的部门法困惑一步步走向对于中国司法权乃至于普遍性的司法哲学的关怀，心智敏锐然而前路还多坎坷。不过，尽管作者在“实质法治论”上日益偏离专业的行政法领域而进入一般法理学或司法哲学的领域，然而其结晶的任何理论成果仍将直接影响到中国行政 法治的制度进程--因为即使是“新行政法”也不敢断言行政程序的民主建构可以终结行政权的合法性命题并完全消解司法审查的必要性。 共和化、再分权与中国行政法治的“包容性增长” 行政法领域的“新行政法”和“实质法治论”的理论探讨确实构成了对传统的“形式法治论”所立基的“依法行政原则”和“司法审查原则”的有力挑战，通过将“民主”接纳入现代行政过程和司法过程，共同提出了行政法治的“民主化”命题，这就提供了中国行政法治“包容性增长”的可能性。在笔者看来，此二论具有更加宏观的理论与制度意义，要者有二。首先是行政法的“共和化”取向。开放参与的行政法思想来自于共和主义的理论传统，来自于共和主义关于公民德性与责任的规范性论述。二位作者在进行基础性的理论论证时所援引的卢梭、密尔、哈贝马斯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其他协商民主理论家的政治理论，在本质上属于共和主义的理论脉络。行政法“共和化”取向将意味着行政法基本过程的民主化建构，并通过这一建构实现公民的德性培养和能力提升。其次是“再分权”的结构化思想。传统分权局限于公共领域的“三权分立”及通过宪法对这一分权框架的严格守护，在国家与社会的分权主题上则通过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区分来完成，公民参与政治的制度通道被局限于选举，整个国家政治通过精英化的代表机制展开。而“再分权”突破了这一经典理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部分权上承认分权结构的实际变化，并提供基于程序合理性的规范性辩护；二是在国家与社会分权上突破与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简单对应，在行政权/司法权领域重新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可能性及其制度机制。这样的行政法治探索尽管面对的是行政法的内部问题，但日益具有宪法上的价值与意义。 “包容性增长”是最新的政治性提法，主要集中于经济和社会领域。事实上作为与经济/社会领域频繁互动的法治领域，这一提法也具有合理性与真切性。包容的逻辑前提是开放和承认，这是对原有的规范紧缩性的结构化修正。中国行政法治“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前景就是“新行政法”和“实质法治论”为我们展示的新结构与新路径，尽管还存在诸多的理论逻辑与制度安排上的缺陷。 主要评论书目：王锡锌：《公众参与和行政过程--一个理念与制度分析的框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何海波：《实质法治：寻求行政判决的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形式政治论文篇2

一、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表现形式

现代西方政治文明是以现代法权制度为典型特征的。西方国家在社会政治形态中确立的法律观念，是以人权为基石建立起来的，个人的基本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社会公共权力和国家政治权力要被有效地限制。现代法权制度形成的标志，就是体现了这种法律观念并把它法权化、制度化的宪法的产生。正是宪法的产生，人类政治才由“权力支配法律”的时代进入到“法律支配权力”的时代;人之为人所应当享有的不可剥夺的自由和权利才从“自然状态”演进到了“法律状态”;人类曾经引以为自豪的小国寡民式的直接民主才演绎为代议共和式民主。宪法自从产生以来，它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基本价值和基本规范，就成为人类政治的神经枢纽。在宪法和法权制度的框架下，西方国家创造了丰富的现代政治文明。这种以宪法为基础，以法权制度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文明，既是一种思想体系，也是一种制度体系。作为制度体系，它体现为政治制度文明;作为思想体系，它表现为政治意识文明;并且，经历长期积累，其制度设计和思想理念达到了相当程度的吻合，从而构建了西方政治文明的特定表现形式。

第一，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思想和制度。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等级制度、神权统治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了人权思想。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是现代法权制度的基本目的，是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逻辑起点，也是资产阶级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以人权思想为指导，资产阶级建立了一整套保障人权的制度。在宪政制度下，公民的基本人权在宪法和法律上得到了全面确认:一是宪法直接规定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二是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使权力相互制衡，防止国家权力滥用;三是建立宪法保障制度，促进宪法完全、充分实施;四是法律法规的执行。

第二，主权在民的思想和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在封建制国家，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国家的最高主宰。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以后，创造了主权在民的共和国的国家形式，国家元首和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主权在民的思想集中体现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归属于人民、来源于人民并服务于人民的政治理念，为现代政治提供了合法法源，也为解决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这一基本关系提供了指导思想和逻辑方法:其一，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予，来自于公民权利的让渡。这是现代国家政治的基本前提。其二，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不一定由人民直接行使。在宪政制度下，国家的权力一般由人民定期选举的代表和机关来行使，采取共和国的国家形式。其三，国家权力必须按照人民的意志和意愿行使，并随时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通过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来保障国家权力的合法行使，并对可能出现的非法行使进行有效防范和纠正。

第三，法治思想和以宪法为根本法的现代法律制度。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人治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意志高于法律。资产阶级在反封建过程中创制了宪法，确立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宪法为根本法的现代法治否定了封建社会的人治，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政治模式。法治意味着法律应当统治，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都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宪政制度要求充分体现法治的原则和精神:有普遍的法律、法律为公众知晓、法律可预期、法律明确、法律无内在矛盾、法律可循、法律稳定、法律高于政府、一切以法律为准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司法权威、司法公正、正当法律程序等等。

第四，代议制民主的思想和制度。根据主权在民的思想，直接民主应当是体现人民主权的最真实、最纯粹和最高级的形式。但是，直接民主要求苛刻的条件，“首先，要有一个很小的国家，使人民很容易集会并使每个公民都很容易认识所有其他公民。其次，要有极其淳朴的风尚，以免发生种种繁剧的事务和棘手的争论。然后，要有地位上与财产上的高度平等，否则权利上和权威上的平等便无法长期维持。最后，还要很少有或者根本就没有奢侈”[1](p55)。因为条件苛刻，“真正的民主制(即直接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1](p88)。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英、法等国创建了代议民主制度，即由代议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在议行合一体制下，代议机关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议行分立体制下，代议机关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主要行使立法权。代议机关组成人员由有选举权的公民定期、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代议机关及其组成人员有确定的任期，到期必须重新选举，组成新的代议机关。代议机关拥有的国家权力通过举行的各种会议来行使，代议机关的组成人员通过享有议员或代表法定的权利来实现对国家权力的行使。代议机关及其组成人员从权力获得到权力实现都由明确的法律规定来保障，并严格按法定程序运行。

第五，政治监督的思想和权力制衡制度。鉴于封建集权制的弊端，资产阶级提出了对权力进行制度控制的思想，以防止政治权力过分集中。其一，西方国家建立了分权制衡制度。一般对国家权力进行横向或纵向划分:横向划分即三权分立制，强调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各自独立，相互制衡;纵向划分即联邦制，对联邦和州的权力进行明确的划分。权力制衡制度实际上是政治权力的配置方式和运行机制，它在运用权力约束权力，防止权力被少数人垄断和滥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二，西方国家还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政治监督制度。例如，新闻舆论监督制度在西方社会被喻为“第四种权力”，新闻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十七世纪以来的几个世纪中，报纸、杂志、通讯社、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新闻事业发展迅猛，影响很大。资产阶级通过建立新闻制度，使各种传媒不但报道新闻，而且成为监督政府和官员的有力工具。一旦政府及其官员的腐化、渎职、违法等丑闻被公之于众，就会对政府及执政党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因而比行政监督更为有效、快捷，更有威力。

第六，政党政治的思想和政党制度。自十七世纪在英国议会形成政党以来，政党逐渐在各国出现。资产阶级用组织政党的形式，通过政党的活动，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政党是政治组织，自从有了政党，就有了政党政治。在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中，一般由专门的政党法或根本法的某些条款规定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活动方式。在政党制度下，政党是国家机构与公民社会联系的纽带，连接着政治体制中的各个环节，广泛深入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是社会政治能量转换的中介和政治活动的枢纽。执政党对政府过程以间接调控为主，政党与政府之间的职能有较明确的划分，形成比较明确的“党群关系”、“党政关系”和“朝野关系”，以避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第七，政府职能有限的思想和制度。在宪政制度下，政府只享有人民同意授予的权力并只为了人民同意的目的。这意味着:政府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予，人民授予的唯一合法方式是直接或间接选举;政府权力的实现必须得到人民同意，政府要直接或间接向人民负责;政府权力的直接依据是宪法或法律，政府拥有权力的范围和实现权力的方式、手段都由宪法或法律明文规定，权力行使遵循越权无效的原则;政府的任期有确定的期限并有届数的限制。现代西方国家在总结长期的政治统治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经济调控，淡化行政管理，强化公共服务，努力治理腐败，把执法治理同公共服务结合起来，把无限权力变为有限权力，把神秘政府变为透明政府，这对于保障社会稳定和统治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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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成果的基本原则

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文明进步的动力和世界发展的活力。在人类文明史上，各国文明的发展进程和水平是不平衡的，这决定各国文明之间必然要相互吸收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势。借鉴西方政治文明的关键，在于通过科学研究，正确区分其科学合理的表现形式和其包含着的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本质内容，从而确立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成果的正确原则。

首先，借鉴西方政治文明必须具有历史眼光和世界眼光。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但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封建社会的衰落，近代中国没有创造出先进的近代政治文明。这样，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建设，就难免缺少可资借鉴的国内近代政治文明资源。而且，中国由于没有经历完整形态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稳定发展历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主要障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要对立面，不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邓小平曾尖锐指出，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中存在着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个人迷信、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及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些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相对而言，西方国家经历了完整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现代民主观念取代了封建等级观念、现代民主制度取代了专制制度，从而开启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新篇章。而且，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和政治文明是直接为着反封建的目的、并在长期的反封建斗争中得到发展的，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成果必然有助于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因素。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视角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历时性的取代关系;但在当今世界上，二者又是共时性的并存关系。在两种社会制度和文明类型同时并存、激烈竞争的条件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既面临从自身的失误和挫折中总结经验教训而实现自我发展完善的问题，又面临从与资本主义文明的竞争中吸取积极因素而实现改革和创新的问题。中国的发展，既是立足于自身的发展，也是在与世界比较、竞争和合作中的发展。我们必须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紧紧把握世界范围生产力、科技文化、经济政治发展的动向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兼收并蓄，海纳百川，不断吸取其他国家、民族和文明的经验，使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新精神。

其次，借鉴西方政治文明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借鉴不是盲目照搬，原封不动地移植、引进西方政治制度，而是坚持从国情实际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分析、有鉴别、有批判地消化吸收，为我所用。不仅吸取适合我国国情的精华，而且要努力把它同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实现中国化。区分精华与糟粕，要解放思想，着重从本质的方面去区分“姓资”与“姓社”。在政治领域，本质的问题是，政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政治上层建筑为什么样的经济基础服务，政治路线、施政纲领和方针政策代表什么人的利益。至于国家形式、政权机关构成形式、具体制度、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和具体的管理方法等，都不是本质问题;正如同市场经济一样，这都属于形式和手段的范畴;只要是科学、合理、有效率而且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就可以大胆借鉴和吸取。同时，要认识到，不同国家的政治文明，由于其社会、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各不相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也不可能是一种模式。我们必须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择善而从。外国的政治模式，即使是好的模式，也不能照抄照搬。要把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借鉴外国的文明成果，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

形式政治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6－0074－04

实践教学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导向、保证、育人和开发功能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努力探索适应和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实践教学的有效形式，充分开发、利用各种实践教学的资源，才能确保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效性。本文着重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形式展开探讨分析，确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有效方式，以期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效性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形式分析

按照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内涵，其实践教学形式可划分为课内实践教学、社会实践教学、虚拟实践教学三种最基本的形式。其中，课内实践教学便于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教学贴近现实生活，虚拟实践教学拓展教育空间，三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大系统。

1.创造丰富多彩的课内实践教学形式，使学生广泛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

所谓课内实践教学，是指以固定课堂为教学平台开展的以学生主体实践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教学模式。长期以来，课内实践教学一直被人们所忽视，其实这一实践教学形式在时空选择的灵活性上、与课程的紧密结合上以及教师的跟踪指导上都优于其他实践教学形式。从本质上讲，思想政治理论课更适合于开展课堂实践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内实践教学形式多样，根据操作难易程度、学生参与度大小、实效性强弱等多重因素的综合权衡，概括起来，课内实践教学的形式最基本、最常用的有以下几种：

第一，课堂讨论。讨论是课堂实践教学最常用的一种形式，它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思维，主动去思考问题、回答问题，积极展示自我，表现自我。一般讨论有两种：一种是命题，进行有准备的讨论，常见形式是专题讨论课；另一种是随堂讨论。课堂讨论，以学生主体活动为主要形式，引导和组织学生就教材或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热点、焦点或难点问题进行独立钻研，共同讨论，互相启发，进而得出比较全面深刻的观点和结论。这一教学形式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培养训练学生的观察力、想象力、思维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强化师生之间、学生之间民主和谐、密切合作的关系，是一种有效的课内实践教学形式。

思想政治理论课探索课堂讨论的课内实践教学形式，首先要研究课堂讨论的安排时机、讨论主题的发掘、讨论的有效组织等问题。其次，要认真探索预防课堂讨论中可能出现的冷场、学生参与度低等教学困境问题的体制机制，确保课堂讨论气氛活跃，敢于观点碰撞，场面热烈但不混乱。同时，还要善于引导学生将课堂讨论的成果书面化、博客化，巩固和优化课堂讨论教学效益，最大限度地放大课堂讨论的教学效果。

第二，模拟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情景模拟教学就是让学生身临其境，进行模仿，扮演相关的角色，在感悟中受到启示和教育。这种实践教学的模式可以给学生展示自我的机会，也可以使学生看到在认识和把握某个问题上的多种角度，以及自己的视野，扩大信息量的获取，并从中受到教育。学生模拟教学是一种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主体活动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通过安排、组织学生就教学中的某一个或几个教学内容独立或合作进行学习研究，自主制作教学课件，然后面向全班学生进行公开授课。这种学生模拟教学形式可以让学生在课堂模拟教学实践活动中提高知识储备水平，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提升理论知识讲解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第三，经典影视赏析。经典影视赏析，可以分为课内经典影视赏析和课外经典影视赏析两种具体教学组织形式，其中在课堂上组织学生集中欣赏一些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相关的经典影视教学片，属于课内实践教学范畴。对于这一课内实践教学形式的探索，首先是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网络信息渠道发掘经典影视教学资源，并根据每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选择有良好教育教学价值的经典影视片，为所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立起分门别类的经典影视教学资料库。其次，在课堂上组织学生欣赏经典影视片，要注意适时适量，处理好经典影视赏析与理论教学的关系，不能以经典影视赏析冲淡甚至完全代替理论教学。

第四，团队辅导教育。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内实践教学形式，团队辅导教育课内实践教学是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探索领域。将团体心理辅导、趣缘关系群体培育等团队辅导教育引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领域，使之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内实践教学的新形式和新方法，近年来国内部分高校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广东药学院的团体心理辅导教学改革活动，把心理学技术和方法创造性地运用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针对大学生成长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耻辱感淡化、践行创新能力差、理想层次低等种种不良现象，因人而异地进行纠偏，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各主要认识环节和体验环节，设计一系列涉及人际交往、道德冲突、生涯规划等内容的课内实践教学项目，让学生在课内实践活动环节加深对思想政治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培养学生的思维活动能力，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

2.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教学，引导学生认识国情，思考人生社会问题

社会实践教学，是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引导学生深入社会生活，关注社会现实，了解社情民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教学模式。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按照实践的内容、方式及特点，可以分为参观调查型、阅读研究型、校园文化活动型、志愿服务型等主要类型的社会实践教学形式。

第一，社会参观调查。社会调查是一项学生可以普遍参与而又经济实用的社会实践活动。学生利用假期、课余时间，分别进入农村、工厂和企事业单位，围绕自己所学专业或自己所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调研。学生也可在教师的指导下，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内容进行调研，据此学生可免修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分，教师也可通过阅读学生的调查报告，了解学生关注的社会问题、产生的疑惑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把握调整教学的重点、难点，使实践活动与课堂教学有机地联系起来。当前，探索社会参观调查实践教学形式，主要应着眼于对社会参观调查形式的完善和机制创新。例如，通过建立相对稳定的社会实践教学基地，推动社会参观调查的常态化开展；根据组织大规模社会参观调查难的现实问题，鼓励大学生个体或组成中小型团队参加社会调研大赛、编纂出版大学生优秀课题调查报告或调研论文等。

第二，校园文化活动。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形式，离不开对校园文化实践教学活动的研究和探索。校园文化是在学校这一特定的文化环境中，由广大师生在教学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及其承载这些精神财富的规章制度、实践活动和物质形态的总和。校园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就其文化形态而言，它由浅入深、由外到内，形成了三个形态和三种层面，即表层的校园物质文化、中层的校园制度文化和深层的校园精神文化。在高校整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中，同所有开设的显性教育课程相比，校园文化活动发挥的是隐性教育功能。例如，校训和大学精神对大学生健康向上的优良人格的塑造养成，校庆活动对大学生集体荣誉感的激发和培育等，都是校园文化活动隐性教育功能发挥的具体表现形式。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培养无时无刻不在受着校园文化活动的影响，所谓“文化育德”，就是这个道理。由于校园文化活动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具有实践性、群体性、开放性等特点，是大学生自我教育和自主实践的有效途径，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有着重要关联，因此，校园文化活动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值得探索的一种校内社会实践教学形式。

第三，“三下乡”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是青年志愿者群体或个人以“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为指导，具有志愿性、无偿性、公益性、组织性等四大特征。青年志愿者通过志愿服务活动，在奉献社会、传递爱心、播撒文明、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同时，也可以丰富生活体验，加深对社会的认识，促进自身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三下乡”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的开展，既是从国家层面引导大学生投身社会实践、提升综合素质的现实需要，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社会实践教学的有效载体。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与“三下乡”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采用和谐农村建设宣传报道、形势政策宣讲、送经典影视下乡、法律咨询和援助、农村干部助理见习、文艺演出、医疗卫生服务等多样化社会实践教学形式，引导学生学习、宣传和贯彻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以高度的思想政治觉悟，将所学专业知识直接服务于“三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贡献青春和智慧。

3.拓展虚拟实践教学的形式，占领网络空间，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

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是借助互联网络技术的支持进行的实践教学活动，与现实的课内实践教学和社会实践教学共同构成了立体多维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

目前，大学生是我国互联网应用重点人群中最为活跃的群体，大学生借助虚拟网络浏览网络新闻，进行互联网信息检索、网络通讯、网上调查，制作个人主页，开设博客，参与网络论坛等，这些都是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的有效载体，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形式的研究和探索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第一，网上调查。由于网上调查具有与传统社会调查方式的比较优势，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社会调查实践具有重要价值。把网上调查作为一种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形式，首先要引导学生做好网上调查软件程序的自主开发，为开展网上调查提供优良的信息技术平台。其次，要指导学生做好调查所得信息的甄别筛选，努力提高网上调查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此外，在开展网上调查虚拟实践教学时，还要注意网上调查与实地社会调查的有机结合，力求优势互补。

第二，网上论坛管理。以各高校普遍存在的BBS为代表的网上论坛，已经发展成为展现大学生舆情民意的重要场所。大学生在BBS上发表意见和看法，一方面强化了大学生在虚拟网络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社会参与，同时在加强信息交流、影响社会舆情、促进科学决策、凝聚社会共识、化解潜在冲突、规范个人行为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已经逐步显现。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形式，有必要将网上论坛管理作为虚拟实践教学的重要形式。

开展网上论坛管理虚拟实践教学，首先要注意保持网上论坛的专题性，即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些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创建专题性的网上论坛，确保讨论主题鲜明。其次，要增强网上论坛主题的开放性，有利于网民从不同的视角发表各自的意见和看法，使网上论坛的粘性最大化。最后，师生要敢于利用网上论坛平台弘扬主旋律，发挥网上论坛的舆论导向功能，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第三，开设主题博客。博客是以互联网络作为载体，简易、迅速、便捷地自己的心得，及时、有效、轻松地与他人进行交流，并集丰富多彩的个性化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现已成为了大学生的一种重要虚拟网络生活方式。由于博客不仅仅是纯粹个人思想的表达和日常琐事的记录，它所提供的内容可以用来进行交流和为他人提供帮助，因而博客具有极高的共享精神和价值，博客也因此可以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的有效载体。引导大学生开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学习相关的主题博客，一方面可以将大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心得体会以网络日志的形式记录和保存下来，再以公共性的形式实现互联网共享，对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大学生在撰写、更新博客的过程中，可以培养能力，锤炼思想，增强综合素质，提高互联网应用的水平。

第四，创建课程聊天室。由于网上聊天室具有在线深度互动交流的功能，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高校师生创设了一个方便快捷的思想表达和信息沟通平台，因此网上聊天室不仅为我国各大网站赢得了高访问量，而且成为了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从现实到虚拟的方法手段创新的新契机，创建课程聊天室，也因此可以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的崭新形式。创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聊天室，开展虚拟实践教学，意在培养学生的自主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团队合作意识。因此，首先要在学生中广泛发动、加强培训，组织学生采取个人承担和团队合作相结合的方式创建各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聊天室。其次，要注意邀请和选派校内外有关名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名师担任课程聊天室特约嘉宾或主持人，努力扩大相关课程聊天室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施

实践教学主要是针对单一书本理论教学而进行的一种教学模式，通常包括实验教学、课堂讨论、案例教学等形式。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内涵更为宽泛，不仅体现在课堂外社会实践的环节上，而且还体现在课堂内实践教学环节上，这就表明在具体操作上，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有多种多样的实施方式。

1.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实践教学的实施

这种课堂实践教学通过教师与学生间的、学生与学生间的课堂讨论、辩论、案例分析、模拟教学等基本方式得以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实践教学主要体现在案例教学和模拟教学上，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进行理论教学过程中，将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现象作为案例，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案例，和学生一起运用所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和方法进行分析，特别是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给予剖析，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课堂实践教学的方式方法既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理论教学的深化，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的延伸，更便于学生接受。这种课堂实践教学可以直接与书本理论相联系，发挥教师教和学生学两个积极性，教与学相长，相互促进，效率高，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进行；节约教育资源，不必花过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有可持续发展的条件，效果较好，便于推广。

2.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外实践教学的实施

主要是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根据教学基本要求，有目的、有选择地布置思考题、调研题和活动题等项目，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相关理论去分析、认识和解决现实中人们的思想问题和社会问题。这种课外实践教学的实施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体现：

第一，以思想教育为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外实践教学的实施。这种实践教学的实施形式包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带领下，组织大学生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需要，有专题地进行社会调查，有针对性地参观相关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寻访老、少、边、穷地区，了解国情、民情和风土人情，跟踪调查优秀校友，考察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等。

第二，以服务社会为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外实践教学的实施。这种实践教学的实施形式主要包括：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需要，组织大学生参与当地或贫困、边远山区的文化与文明教育活动，参加各种志愿者服务，参加法律咨询，参加抗灾救灾以及义务劳动等。

第三，以培养能力为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外实践教学的实施。这种实践教学的实施形式主要包括：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需要，组织大学生参加社团活动或短期挂职锻炼，或岗位见习，或协助有关部门开展工、青、妇、团的工作，或运用专业知识进行宣讲教育等。

3.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的实施

随着互联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校园网在大学校园的渗透和普及，互联网络沟通无限的卓越功能使网络信息资源逐渐成为广大师生使用率最高的教学资源之一。网络信息资源的出现和广泛应用，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开拓了一片崭新的领域和空间。对此，需要我们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加大开发力度，扩大资源存量。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一方面要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目标要求，加大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有关的网络主体资源、网络实践教学基地资源、实践教学聊天室等网络信息资源的外取和自制力度，形成一套内涵丰富、种类齐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网络信息资源系统。另一方面，要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际工作需要，加强各实践教学环节相关网络信息资源的采集、挖掘和存储，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网络信息资源库，努力扩大资源存量，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储备足够的网络信息资源。

第二，加强资源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其资源效益的最大化。而优化资源配置，又是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网络信息资源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必须根据自身条件与外部环境的限制，准确把握各种网络信息资源的性质、特点及内在联系，充分考虑到配置的时间、空间、成本、功能、效率等因素，然后选择合适的资源配置类型和恰当的配置方式，以实现资源配置结构的最优化。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的实施，在于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要求融入到大学生个人的网络空间中，使各种活动和价值目标追求达到一致，从而产生合力功能。

总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要一改过去“以教师为主体，以教材为中心，以课堂为平台”的封闭状况，形成“以学生为主体，以实践为中心，以社会为平台”的开放式实践教学过程，要把学生作为社会的主体来培养，而不是把学生作为社会的客体来塑造；形成师生互动，以人为本的生活世界，而不是将教学自身的活动作为追求本身以外目的的手段和工具。

参考文献

［1］张耀灿、郑永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形式政治论文篇4

    英国着名教育学家托尼·比彻(Tony Becherl从认识论和社会学角度运用四个维度对所有学科进行了分类。托尼·比彻所讲的认识论视角包含硬,软(soft versus hard)和纯/应用(pure versus appli-ante)两个维度。硬/软维度是以学科领域的所有学者对某一特定的研究范式或理论体系的认同程度来描述学科理论属性的一个指标,认同度高,则学科硬度高、软度低;认同度低,则学科硬度低、软度高。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是在大量借鉴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门相关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不仅有基本理论的借鉴与融合,还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植入,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是一门研究范式多元的软学科,不像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交叉学科有着认同度较高的研究范式。多范式的问题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借鉴移植。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上述学科的结合部、交叉处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学术概括和规律的理论探究。这一形成方式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的理论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的融合。“思想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思想观念的教育。“政治教育”是统治者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观点、培养政治情感、使社会成员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理想,并达到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目的的实践活动。两者的融合结果,就是思想教育有了政治特别是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政治教育可以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样融合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受政治制约的思想教育。是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政治教育。政治性的要求与人们的思想现实的差距只能靠商谈、对话和理性说服以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是因为“对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共享信念——他们对话行动中提出的有效性主张的主体间承认所产生、甚至所强化的那种共享的信念——蕴含了对涉及行动之若干义务的默认。就此而言,这样一种认可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事实”。也即是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达成政治教育的目的。为实现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理论指导方面就涉及多门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专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自然有了融合性的多范式的理论特征。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融合。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是有着明显的区分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人文学科的核心是文史哲,对象是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具有精神性、意义性和价值性的特征。“研究人的价值和精神表现”是人文学科区别于社会学科的重要特征。社会科学旨在探寻社会规律,获得关于社会事务及其运动变化的知识,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与效果;人文学科的旨趣在于探寻人的生存意义,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同。另外,国际上有四种比较权威的学科分类体系在社会学科(social sciences)与人文(humanities)上有着清楚的分界。那就是认为社会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有时也起到连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作用。从研究对象上看,社会学科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人文学科研究人的文化生命,即人的本质。从研究作用上看,人文学科能够提供价值体系,对人的精神起根本作用,因而对人和社会似乎不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社会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较为直接,如法学、管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借鉴的相关学科中,哲学、伦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则属于社会学科的范畴,教育学一般也归于人文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既有人文学科的属性,又有社会学科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人学范式走的就是人文学科的研究道路,社会哲学范式则是走的社会学科道路。思想政治教育学更多地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关系和道德关系,更应该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只不过它是带有人文学科特征的社会科学。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坚持了一条交叉发展的路径。交叉学科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形式与重要趋势,也是科学深刻变革与日益丰富的表现,是不同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兴学科,学科之间的融合是通过交叉来实现的,学科交叉是新兴学科产生的必然途径。进入20世纪之后,由两门学科交叉产生的学科不断出现,跨度也越来越大,也出现了三门以上学科交叉的新学科,如医学化学地理学、物理生物化学、教育社会心理学等。按照交叉程度可以将交叉学科分为六种类型,即比较学科、边缘学科、软学科、综合学科、横向学科、超学科或元学科[91&80-82)。思想政治教育学最初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科学化而形成的学科,逐渐与政治学、教育学和伦理学等交叉融合,又大量借鉴了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概念。从交叉程度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边缘学科和软学科的层次,但尚不能达到软学科要求的以管理和决策为重心问题的层面。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具有软学科特征的交叉边缘学科。

    二、从价值取向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是服从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应用性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的理论教育和课程设置都是围绕主导意识形态的需要展开的。“在正式课程方面,意识形态试图回答这类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对谁最有价值……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常常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形成课程。”[10w172)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的实践回答。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在本质属性上反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属性。

形式政治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5-0096-08

1960年代以来，西方文论发生了“范式”转换，即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向了文学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文学理论的关键词不再是传统文论所关注的“审美”、“价值”、“经验”和“作品有机体”，而是“符号系统”、“意识形态”、“性别”、“身份／认同”、“主置”、“他者”和“机构”。以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精神分析批评、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为主体的当代西方文论颠覆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文学性”研究的总体走势，都超出了纯粹“文学的”范畴，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颠覆性、解构性、公共性而促使文学理论大规模地走向了“政治化”。

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归属于何种“政治”?文论政治化的原因何在?采取了哪些路径和策略?对我们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有何启示?其局限性何在?该作怎样的反思和超越?国内学界对此类问题尚未加以认真而全面的思考和总结，本文试图给予探索性的解答。

一、新社会运动、文化理论和文化政治的兴起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国家形形的“新社会运动”广泛兴起，包括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反核运动、反堕胎运动、同性恋运动、城市运动、生态运动、女性运动、消费运动、和平运动、新左派运动、宗教运动、种族一民族主义运动，等等。新社会运动现身于西方政治舞台，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史上的一大转折。与旨在改变阶级剥削关系，摆脱专制权力，摆脱物质贫困或剥夺，实现自由、平等、正义等普世价值的“解放政治”不同，新社会运动隶属于“后现代政治”，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所说：“后现代政治在1960年代开始成形。……早先对转换公共领域和统治制度的强调让位于新的、对文化、个人身份和日常生活的强调，正如宏观政治被局部转换和主观性的微观政治所替代。”

新社会运动缘何而起呢?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变化，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以及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潮流的推动，西方国家的生产模式转向“后福特主义”，劳动力的分层变得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中产阶级凸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逐渐模糊，阶级矛盾呈缓和之势，传统的工人运动渐趋衰落，性别、阶级、种族、地方团体、宗教、国家之间的差异开始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以阶级斗争为主的“革命政治”开始转向追求价值多元化的“后革命政治”。所以说，“新社会运动是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所进行的新的抗议和斗争，是异质于以往传统的工人运动和左翼运动的、集体和个人的新的社会组织行动。”此运动更关注社会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所表达的对抗主要不是阶级对抗，而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结构的广泛的文化挑战。兰格曼便指出：“这些运动都是文化性质的，它们代表了一种从‘利益’到生活方式、意义和身份的转折。”伴随新社会运动而来的，正是文化理论的兴盛，文化观念的转变，文化革命的推进，文化政治的兴起。

伊格尔顿认为，文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拉康、列维一施特劳斯、阿尔都塞、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克里斯蒂娃、雷蒙德・威廉斯、皮埃尔・布迪厄、露丝・伊瑞格瑞、埃莱娜-西苏、詹姆逊、赛义德等人，据此，文化理论显然囊括了后精神分析主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流派。在他看来，文化理论大约兴盛于1965至1980年间，在此期间，“政治上的极左派在陨落得几乎无影无踪之前曾一度声名鹊起。新的文化观念，在民权运动、学生运动、民族解放阵线、反战、反核运动、妇女运动的兴起以及文化解放的鼎盛时期就深深地扎下了根。这正是一个消费社会蓬勃发展，传媒、大众文化、亚文化、青年崇拜作为社会力量出现，必须认真对待的时代，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各等级制度，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受到嘲讽攻击的时代。社会的整个感受力已经经历了一次周期性的转变。”可见，文化理论的兴盛是与新社会运动交织在一起的，它必然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其重要作用就是推动文化观念的转变，赋予文化以政治批判的使命，从而将政治斗争推进到文化、日常生活、乃至个体的精神层面：“文化理论的作用就是提醒传统的左派曾经藐视的东西：艺术、愉悦、性别、权力、、语言、疯狂、欲望、灵性、家庭、躯体、生态系统、无意识、种族、生活方式、霸权。无论任何估量，这都是人类生存很大的一部分。”

当然，文化的政治地位的提高，与消费社会的到来和大众文化的崛起也有直接关系。当文化逐渐意味着电影、形象、时尚、生活方式、促销、广告和通讯传媒之际，文化就已经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注重普世价值、道德情操、和谐、完美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念被新左派文化马克思主义颠覆了，代之而起的是“文化是普通的”，“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这样全新的文化观。同时，在他们那里，“文化维度被看作与明确的政治维度同样重要。”为此，弗朗西斯-马尔赫恩曾经将“文化政治”的发明权归属于新左派，他指出，新左派文化政治打破了自由人文主义将文化超越于政治的传统看法，发展出相反的方向，“‘文化’被理解为社会关系中意义的重要时刻，显然不再是自由传统中置于神龛中的实体，而被一般地赋予了一种相似

的权威性。文化远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验，它本身已经是政治的了。据说这已经是一种更圆满的认识，是政党和纲领狭隘的习俗所无法理解的。”

以上可知，新社会运动和文化理论的兴起，提高了文化的政治地位，已经催生出一种新型的政治形式――文化政治，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政治”呢?文化政治学者格林・乔丹和克利斯・威登认为，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合法化以及为改变此不平等关系而进行意义版图的斗争，是文化政治关注的中心议题。文化政治要追问的是：“哪种人的文化是正统的?哪种人的文化则是臣属的?什么样的文化会被认为值得展示?而哪些需要掩藏?谁的历史要被记忆?谁的又要被遗忘?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形象要予以规划?而哪些则须被边缘化?什么声音能被听到?而哪些则保持缄默?谁可以代表人?其代表又基于何种基础?”克利斯・巴克也指出，文化政治是指文化意义与资源的竞争，“可以被理解为各种以阶级、性别、种族、性意识及年龄等因素为基础而形成的集体的社会抗争，试图以特定价值观及可欲的目标来重新描述社会。”在这些定义的基础上，我认为，大体而言，文化政治是指文学、音乐、绘画、舞蹈、影视等文化形式，乃至“整体生活方式”，都成为意识形态运作或权力斗争的重要场域，都具有政治性。它是一种泛化的政治形式，包括艺术和文学的政治，性别和种族的政治，日常生活的政治，等等。可见，文化政治正是后现代政治在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的一种表现形式。

二、文论政治化的学理解析

拉曼・塞尔登等人对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等当代西方文论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这些“当代文学理论”都极大地超越了“文学的”范畴，而朝向“文化理论”发展，“文化理论”成了整个领域中学术研究的一个笼罩一切的术语，“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解释和调整，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学的’(研究和理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多少有点意义的再现形式。”“文学理论”转向“文化理论”，成为“文化政治”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这一观点深刻地阐明了当代西方文论的特质，进入后现代时期的西方文论的确大规模地走向了“理论化”，走向了“文化政治化”。

现在可以明确的是，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政治转向的历史背景是西方国家广泛兴起的新社会运动，文学理论逐渐成为后现代政治实施在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的“文化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学理论政治转向的学理依据则要到与新社会运动相伴而生的“文化理论”中去寻找。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要弄清楚，文化理论是否具有政治性?它们对文论政治化的影响何在?

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萨特和马尔库塞以左派激进主义思想为“五月风暴”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但是，随着“1968年革命”的失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影响式微。在此期间，文化理论的发展局势出现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英美新左派马克思主义的崛起。马克思主义学术成果的重心从德语或拉丁语地区向英语世界偏移，“英国或北美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对经济、政治、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兴趣的绝对浓厚程度，及其衍生出来的刊物和论述，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原有领地上的研究程度黯然失色。”当然，英国文化研究出现的“结构主义”范式和“葛兰西转向”也充分说明了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对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借鉴和吸收。二是后结构主义理论的盛行。佩里・安德森曾经以法国为例，对拉丁语区域的马克思主义的衰落加以考察，发现“战后法国文化从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到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占主导地位的转变”。后结构主义的核心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伊格尔顿看来，后结构主义也具有明显的反抗性和政治性，只不过从“街头政治”转向了“话语政治”，“后结构主义是从兴奋与幻灭、解放与纵情、狂欢与灾难――这就是1968年一的混合中产生出来的。尽管无力打碎国家权力的种种结构，后结构主义发现还是有可能去颠覆语言的种种结构的。……学生运动被从街上冲入地下，从而被驱入话语之中。”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的另一支力量则“把政治的经济的运作、意识形态的力量和社会控制与符号的指意过程联系起来”，加强了话语背后的权力分析。因此，总体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两大理论派系，葛兰西、阿尔都塞、雷蒙德・威廉斯、德里达、福柯等五人的理论对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之政治化的影响最大。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意味着：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通过强制暴力工具，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文化领导权来控制市民社会，使其信仰统治者的道德观念、价值体系；另一方面，霸权只有通过占支配地位的集团和阶级与居附属地位的集团和阶级之间的“谈判”，并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才得以维持。因此，社会统治往往表现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几方面力量之间的进行“抵抗”和“融合”所达成的动态平衡。霸权理论对文化研究领域的影响极大。由于霸权学说“强调的是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有助于打破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所具有的决定论的偏颇，同时，也可以克服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内部所包含的差异和抵抗的忽视，所以，它能够较好地解决“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范式间的对抗。“葛兰西转向”为大众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前景，并进一步发掘了大众文化的政治反抗潜能。霸权理论还可以推及性别、身份、种族等领域的文化政治斗争领域，“非常贴近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种族政治与同志／酷儿理论的需要，有助于它们在市民社会里进行持续的文化‘阵地战’。”

受结构主义、葛兰西“霸权”理论以及拉康的后精神分析主义思想的影响，阿尔都塞提出了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认为它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表述的是“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统治阶级利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党派、工会、家庭、学校、传媒等)把个人传唤为对其臣服的主体，“我们看到，所有意识形态的结构――以一个独一的绝对主体的名义把个人传唤为主体――都是反射的，即镜像的结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推动了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转向。他关于意识形态“询唤”和“建构”主体的理论对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中关于性别、种族和文化身份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也促使后人重视起文学或文化的运行机制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雷蒙德・威廉斯的思想精华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他将“文化唯物主义”视为“一种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强调文化与文学的物质生产之特殊性的理论。”取得了两点理论突破：第一，文化唯物主义颠覆了精英主义文化观和文学观，认为各种文化形式都含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承载着社会价值，没有高下之分。其二，他批判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僵

化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分模式，认为社会是一个整体的、复杂的“构成性的过程”，意识形态、文化、文学、艺术都具有社会特性和物质属性。“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对美国新历史主义和英国文化唯物主义文论影响很大，启发他们都通过解读意识形态的物质实践、风俗和惯例来检视意识形态系统。英国文化唯物主义对文学经典提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挑战，它“开放了战后英国的通俗文化与社会，使文化研究可以运用这样的历史主义方法对它们进行一种政治化的分析。”

正如马克・柯里所说，“从诗学到政治学的过渡亦可看成是解构主义的一大遗产。因为解构主义引进了揭示意识形态面目的新方法。”“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成为“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批评共同兴趣的聚合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看成是一种等级体系，其中对立之一方有着对于另一方的特权，解构主义批评目标是这种等级特权。当然，解构主义不仅仅是一场话语革命，更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德里达如是说：“解构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对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解构主义对后殖民主义文论家颠覆西方／东方、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白人／黑人、殖民／被殖民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殖民主义话语极有帮助，也与女性主义消解“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性政治意图不谋而合。

福柯的“系谱学”的革命性特征在于，它要颠覆总体性话语及其等级体系在理论上的特权地位，解构一切貌似合理的本质设定，揭露话语、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共谋同盟。系谱学带来了一种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它不再相信超历史的、恒定不变的“本质”，转而重视建构的“过程”；不再质问“是什么”，而是关注事件“如何发生”，权力“如何运作”，从而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域。系谱学视域中的话语、知识、真理、肉体以及性无不与权力相关，都带有政治性，因此，杜林指出，福柯之后的文学研究已经与外部世界建立起新的联系，不再投射出富有“美感的”和“崇高感的”光辉。

三、文论政治化的路径与策略

当代西方文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两大理论派系，特别是葛兰西、阿尔都塞、雷蒙德・威廉斯、德里达、福柯等人的文化理论的影响下，被“理论化”，也被“文化政治化”了。文学现在被视为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冲突的场域，文学研究几近成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文学理论也成为一个充满了意识形态和权力一知识共生的领域。当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生态批评等文论的政治化的路径并不相同，各自侧重与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后)阶级政治、生态政治等后革命政治相关联。

譬如，文化政治在女性主义文论那里集中表现为“性政治”。“性政治”指明“性”是权力话语的体现。从性政治的角度，女性主义文论剖析和批判了由父权制带来的男性霸权通过文学语言、文学批评、文学史对女性所展开的性歧视和性压迫。她们认为，首先，父权制社会中的语言本身就对妇女构成了压迫，要父权制，必须进行一场话语领域的政治斗争。其次，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挑战资产阶级白人男性所制定的批评标准和批评话语。此外，她们还加强了对女性文学史的发掘和建构，探讨了女性著述的独特性，女性文学传统的演变和规律等深层次问题。

又如，文化政治在后殖民主义文论那里主要表现为“身份政治”。“身份”就是我们如何确定我们是谁的问题，在当代西方，非白种的、非欧洲的、非异性恋的、非男人的身份已经成为政治问题，“身份政治”尤其是后殖民主义的核心所在。后殖民主义文论对于身份政治问题的探讨集中体现在萨义德的“世俗批评”，斯皮瓦克的底层叙述和霍米・巴巴的“间性”批评之中。萨义德的“世俗批评”旨在强调文化批评与政治、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他对西方强势的学术、文化和文学如何建构“东方”身份等问题做出了开创性的考察与反思。斯皮瓦克对“底层人”和第三世界女性的身份政治问题尤为关注。“底层人”是指中心以外的、边缘化的、非主流的、无法表达自己的社会群体。其中，女性底层人实际上同时受到男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斯皮瓦克还对“国际女性主义”加以批判，并在相关文学批评实践中非常关切第三世界底层妇女的身份差异。霍米・巴巴将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身份政治或后殖民批评联系起来，他认为，殖民者乃至被殖民者的身份是不稳定的、矛盾的、分裂的。他还从“杂交文化”的角度深入剖析殖民者、被殖民者、民族以及“散居族裔”的身份政治问题，突出了文化和身份的“间性”研究，进而解构了本质主义的文化身份观。

不过，虽然各家文论流派政治化的路径有所差异，其政治化策略却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反本质主义。当代西方的政治化文论实际上就是产生于“理论时期”的被“理论”化了的文学理论。那么，“理论”究竟是什么呢?卡勒认为，“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理论具有自反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可见，“理论”具有强烈的质疑和批判精神，其策略是揭示真理或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历史联系的过程，暴露真理或知识的建构性和生成性，将其还原为话语构成事件，从而揭示其政治性，并达到反本质主义的目的。例如，伊格尔顿指出，衡量什么是文学的标准完全取决于意识形态，取决于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构成文学的种种价值判断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这些价值判断本身与种种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对“英国文学”学科的兴起过程进行考古学式的考察时发现，阿诺德之所以要倡导精英主义文化教育，一是因为他急于向新兴的英国中产阶级灌输传统的贵族的生活方式，促使他们能够承担起维护宗教衰败之后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统治阶级利益这一意识形态任务；二是因为这一策略的真正的优点在于它将会具有的控制和同化工人阶级的效果。如此看来，所谓的“普遍人类价值”、“永恒真理”、“美的高尚沉思”无非是用来欺骗大众、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华丽托辞而已。同样，利维斯、艾略特、瑞恰兹等人对“大写”文学的建构，也都是权力或意识形态驱使的结果。这就必然意味着，“所谓的‘文学经典’以及‘民族文学’的无可怀疑的‘伟大传统’，却不得不认为是一个由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时代形成的一种建构。”像伊格尔顿一样，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论其实都采取了这种反本质主义的、解构的、颠覆传统的策略，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隐藏在“文学经典”、“文学传统”背后的性别、种族、身份、阶级的歧视和压迫。

第二，边缘化叙述。“他者”是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常用的一个核心概念，意指在“男一女”、“西方一东方”、“白人一黑人”、“统治者一被统治者”等

一系列二元对立力量中受压制的后者，属于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当代文论就是站在弱者的一方开展政治批判的，体现出其鲜明的边缘化立场。鼓吹“次要的”、“非主流的”、“少数人的”、“亚文化的”的声音，正是当代文论思潮的主导精神。首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中，如布兰尼根所指出，文化唯物主义成功地取代了传统人文主义和形式主义阅读法，对能否确保将文学和文化争执中被压制的边缘化的团体加以充分再现等问题较为敏感，文化唯物主义揭示出保守批评对文学文本中的种族、性别和性态等问题的忽视程度，部分批评实践关注到再现“他者”的相关文本。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对此的强调和支持促进了这类批评，它注重审查对妇女、同性恋、双性恋、殖民主义、社会边缘的再现。其次，后结构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旨在颠覆一切等级秩序的解构主义。解构主义可以对等级制度和官僚政治发难，“为边缘群体、妇女、非西方团体、黑人、被统治者、精神失常者、无家可归者和所有被资本主义压迫的人们指出了一条道路。”受其影响，女性主义用“DWEMs”来概括西方传统文化和文学观，即挑明“大写”的文化或文学无非限定于“已故白种欧洲男人”(Dead White European Males)的范围之内，包含着鲜明的男性霸权和欧洲中心意识，“基于这种认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刻不容缓的目标是，在历史的禁锢中代表妇女重新发现女性作者和女性文学传统”；而后殖民运动也向纵深发展，挑战“西方经典”和“殖民主义者”文学，“‘写作’或讲述未被言说的被殖民历史或经验，并以积极的术语探索后殖民对象的杂种性。”

四、文论政治化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在新社会运动和文化理论、文化政治的“合力”作用之下，当代西方文论大规模地政治化了，它们将文学与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后)阶级政治、生态政治等后革命政治相关联，向极权政治、等级制度、男性霸权、种族歧视发难，从而充分发挥出文学在微观政治领域的批判功能。与以往强调文艺服从或服务于统治阶级政权的政治化文论形态相比，当代西方的文化政治文论极大地提高了文学理论的政治地位，使之具备自主性、反抗性的-特征，使之呈现出多样的、差异的样态。可以说，通过加强文学与微观的文化政治之间的关联，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为我们理解文学与政治之关系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野。

但是，毋庸讳言，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缺乏宏大的政治关怀。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从性别政治、身份政治、(后)阶级政治、生态政治等不同的文化政治路径，将政治斗争从经济、军事、国家、阶级领域推进到文化、文学乃至日常生活领域，为各类在野政治团体或弱势群体开辟了一片全新的政治言说天地，但是，文化政治的主体毕竟属于后现代政治，是对旨在改变统治制度结构，干预社会公共领域，实现自由、平等、正义等普世性的价值理想的“现代政治”的消解，它在总体上将我们从重大的伦理和政治问题引开了。后现代文化理论“在道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上它面带羞愧，在爱、生物学、宗教和革命的问题上它感到尴尬窘迫，在邪恶的问题上它更多的是沉默无言，在死亡和苦难上它则是讳莫如深，对本质、普遍性与基本原则它固执己见，在真理、客观性以及公正方面它则是肤浅的。无论怎样估计，这都是人类生存失败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因此，凯尔纳和贝斯特强调，旨在改变经济和国家结构的宏观政治构架依然有效，文化政治只有在为了社会整体性变革的斗争中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否则，“文化政治和身份政治就依然限制在社会边缘，并且处在退化到自恋、快乐主义、唯美主义或个人治疗的危险之中。”近年来，伊格尔顿重新审视了他早年关于一切皆是政治的观点，认为这种政治的泛化“有掏空政治这一术语的意义的危险。”我认为，对于我们这样处于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要注意后现代的文化政治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之间的差异，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仍然是我国文艺工作者所应坚守的宏大政治关怀。

第二，忽视文学的审美性和人文性。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的一个通病就是在突出文学的政治批判性的同时，忽略了其审美性和人文性。在文学的外部研究盛行之际，哈罗德・布鲁姆要强调的却是审美的“内在性”，“审美批评使我们回到文学想象的自主性上去，回到孤独的心灵中去，于是读者不再是社会的一员，而是作为深层的自我，作为我们终极的内在性。一位大作家，其内在性的深度就是一种力量，可以避开前人成就造成的重负，以免原创性的苗头刚刚崭露就被摧毁。”他还认为，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在于它的功利性，而在于它的艺术价值，它的无功利性、陌生性、原创性、超越性、普遍性等特质，“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及丰富的词汇。”我国学者也纷纷指责文化政治文论对文学性的排斥，如曹文轩指出，“大文化批评的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使纯粹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已经几乎不复存在。大多数研究，只不过是将文学的文本拘来面前为神话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以及各种主义作注解而已”，“大文化批评的最大害处在于：它造成了我们对文学判断力的瘫痪。……大文化批评忽视甚至排挤了审美原则，从而丢失了文学，也丢失了文学性”。

形式政治论文篇6

英国着名教育学家托尼·比彻(Tony Becherl从认识论和社会学角度运用四个维度对所有学科进行了分类。托尼·比彻所讲的认识论视角包含硬,软(soft versus hard)和纯/应用(pure versus appli-ante)两个维度。硬/软维度是以学科领域的所有学者对某一特定的研究范式或理论体系的认同程度来描述学科理论属性的一个指标,认同度高,则学科硬度高、软度低;认同度低,则学科硬度低、软度高。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是在大量借鉴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门相关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不仅有基本理论的借鉴与融合,还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植入,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是一门研究范式多元的软学科,不像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交叉学科有着认同度较高的研究范式。多范式的问题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借鉴移植。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上述学科的结合部、交叉处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学术概括和规律的理论探究。这一形成方式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的理论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的融合。“思想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思想观念的教育。“政治教育”是统治者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观点、培养政治情感、使社会成员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理想,并达到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目的的实践活动。两者的融合结果,就是思想教育有了政治特别是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政治教育可以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样融合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受政治制约的思想教育。是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政治教育。政治性的要求与人们的思想现实的差距只能靠商谈、对话和理性说服以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是因为“对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共享信念——他们对话行动中提出的有效性主张的主体间承认所产生、甚至所强化的那种共享的信念——蕴含了对涉及行动之若干义务的默认。就此而言,这样一种认可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事实”。也即是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达成政治教育的目的。为实现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理论指导方面就涉及多门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专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自然有了融合性的多范式的理论特征。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融合。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是有着明显的区分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人文学科的核心是文史哲,对象是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具有精神性、意义性和价值性的特征。“研究人的价值和精神表现”是人文学科区别于社会学科的重要特征。社会科学旨在探寻社会规律,获得关于社会事务及其运动变化的知识,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与效果;人文学科的旨趣在于探寻人的生存意义,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同。另外,国际上有四种比较权威的学科分类体系在社会学科(social sciences)与人文(humanities)上有着清楚的分界。那就是认为社会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有时也起到连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作用。从研究对象上看,社会学科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人文学科研究人的文化生命,即人的本质。从研究作用上看,人文学科能够提供价值体系,对人的精神起根本作用,因而对人和社会似乎不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社会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较为直接,如法学、管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借鉴的相关学科中,哲学、伦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则属于社会学科的范畴,教育学一般也归于人文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既有人文学科的属性,又有社会学科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人学范式走的就是人文学科的研究道路,社会哲学范式则是走的社会学科道路。思想政治教育学更多地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关系和道德关系,更应该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只不过它是带有人文学科特征的社会科学。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坚持了一条交叉发展的路径。交叉学科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形式与重要趋势,也是科学深刻变革与日益丰富的表现,是不同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兴学科,学科之间的融合是通过交叉来实现的,学科交叉是新兴学科产生的必然途径。进入20世纪之后,由两门学科交叉产生的学科不断出现,跨度也越来越大,也出现了三门以上学科交叉的新学科,如医学化学地理学、物理生物化学、教育社会心理学等。按照交叉程度可以将交叉学科分为六种类型,即比较学科、边缘学科、软学科、综合学科、横向学科、超学 科或元学科[91&80-82)。思想政治教育学最初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科学化而形成的学科,逐渐与政治学、教育学和伦理学等交叉融合,又大量借鉴了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概念。从交叉程度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边缘学科和软学科的层次,但尚不能达到软学科要求的以管理和决策为重心问题的层面。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具有软学科特征的交叉边缘学科。

二、从价值取向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是服从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应用性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的理论教育和课程设置都是围绕主导意识形态的需要展开的。“在正式课程方面,意识形态试图回答这类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对谁最有价值……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常常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形成课程。”[10w172)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的实践回答。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在本质属性上反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诞生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理论宣传、理论教育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早在1847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章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大家要有“革命的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他们也规定了理论教育的基本任务、主要内容和具体形式,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也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列宁提出了“政治教育工作”的概念和“灌输理论”,指出“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共产主义者”。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则成了学科建立的直接理论依据。提出:“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武装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完不成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生命线。”“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问题提上日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得以建立。这一阶段,我们党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开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从经验总结到理论建构的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更是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提供了新时期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也是顺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的理论成果。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灵魂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直接的理论依据,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和实践创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根本理论依据。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也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架构,塑造着学科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具体来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肯定了思想意识和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证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地位;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则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任务的确定依据;社会意识形态理论告诉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众多理论创新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学科建设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宗旨的重要原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人学研究范式建构的重要理论依据。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论述构成了学科的直接理论依据。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我们党也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概括为认识和改造世界:邓小平指出是培养四有新人;另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灌输”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论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要齐抓共管的思想等等,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来源。我们党近年来出台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件,更是继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理论研究的直接理论依据。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坚持全面发展观,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按照人应有的本质,“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入研究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认识世界的能力;二是深入研究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动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引导人们形成符合社会主流价值取向所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其理论出发点和价值追求都是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只能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能力的手段……个人才能有个人自由”。这一思想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明确了目标。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更是鲜明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从以上经典论述可以看出,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和价值追求,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作为学术诉求,是从实践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具象化,也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应有的学术价值取向。

三、从比较视角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向度”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

国外也是有意识形态教育类相关学科的,如宗教学科、公民教育学科等等。而作为独立学科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特有。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学科研究取向上的“中国向度”,意思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结合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实际,指导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并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成果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这里主要指“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的“中国向度”主要源于以下两点:

(一)德治传统是学科“中国向度”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为代表伦理型文化。道德理想的播化成为社会秩序建构与维护的关键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这种思路在治国主张上的体现,就是对“德治”的肯认与推崇。统治者的道德成为德治是否顺利实行的关键环节。圣王和君子作为儒家思想的理想人格,居于社会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的核心,这就创设了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相统一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内圣外王”成为儒家人 格修养的纲领性要求。由此推演出“三纲八目”的修养途径和慎独的修养要求,目的在于塑造道德上成“圣”而政治上“王”之的理想政治人才。因为没有法的约束,过分强调道德的自我调适能力,儒家的德治最终发展到了“人治”。同样,法律如果失去道德性,将不成其为法律,而是对人性的亵渎。法律的制定必须要求相应的道德基础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也就是西方的法律都不与《圣经》道德相违背的原因。我们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自然也要符合我国的德治传统倡导的伦理道德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尽管在理论基础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厚植于我国深厚的传统“德治”文化的土壤必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与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理论的契合,深受传统德治融“政治”于“道德”,以“育德”而“为政”思想的影响,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一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类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或许也可以看作儒家“内圣外王”学的现代性表达,“内圣”讲的是思想道德的塑造与修养,“外王”讲的是政治实践,“内圣外王”学的核心是道德教化和政治实践,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学科的理论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集体智慧结晶,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和思想财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概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设与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大体上是同步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意识形态性的时代特征就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04年,党中央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并在随后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六个二级学科,将思想政治教育明确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其实质也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统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形成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奠定学术基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物,它直接的理论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中国向度”主要指学科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建构。然而过分强调“中国向度”容易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样。由于缺少自觉的比较和对话的维度,结果会把“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教育变成只有“中国特色”的“自说自话”的体系,最终走向封闭僵化的学科道路。因此,开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国际视野是学科建设的自觉追求和重要命题。

首先,从实践理性层面上,要确立全球化语境和国际视野中的中国问题视域。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各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呈现出复杂联系和共性特征,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本土性问题同时也成为世界性问题,任何世界性问题都同时也表现为本土性问题。就我国现实来说,经济问题都会在社会思想政治领域有所反应,而价值问题、伦理问题、政治问题更是直接地影响着人们思想意识变化。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现代和后现代的问题,我们正在不同程度地体验或面临;我们在发展中所成功解决的实践问题和路径探索、理论创新都不是孤立层面的“中国特色”的问题,而是国际视野中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问题,是与全球性问题相互交织的中国问题。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实践经验既是中国的财富。也应当成为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享的精神财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应当从这样的高度和视野来审视中国问题,设计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对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政治问题进行总结和升华。

形式政治论文篇7

1.1“传统范式”

政治学虽然是一门科学类学科，但最先的发展也是从大自然环境中发展而来，所以具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在漫长的发展历史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范式――传统范式，即在前人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以促进政治学的更进一步发展。在以往的政治学研究及发展中“传统范式”研究形式的影响力很大，为后面政治学新型研究范式――科学范式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理论基础，使科学范式更能够促进政治学发展及研究。

“传统范式”研究模式为：发现问题提出理论假说设计实验证实理论（假设），若具体体现如下：第一，进行研究之前先对无生命物质进行观察，然后根据相关理论将物质属性确定，并提炼出观察中出现的问题，为下一步的假设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如人与人之间是什么关系？政治学发展对人有什么影响？等问题的提炼；第二，根据前面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假设，以进一步确切出问题研究方向，为下一步的实验验证确定目标，如假设人可以是由多种物质组成、人与人是相互联系的、人与大自然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人是理性和自利的等；第三，根据假设进行实验设计，设计时要将社会相关因素考虑到其中，如社会运转对人类发展的影响、人与社会的关系等因素，以保证实验的科学性及合理性；第四，证实理论（假设），经过实验结果了解到，人是在多种物质共同发展的基础进行生存和生活的，人与人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关系，人与自然及社会均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大自然及社会发展变动均能影响人的发展，这一实验结果符合政治学中的唯物主义理论思想。故通过“传统范式”来研究政治学是能够促进政治学发展的，最为政治学专业学生的我们要学会使用这种研究方法，以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

1.2“科学范式”

“科学范式”是在“传统范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在“传统范式”方法研究下，虽然能够有效研究和验证出政治学理论，但这只限于现有的知识理论，而“科学范式”则可以弥补这一不足，通过“科学范式”能够分析和研究出现有政治知识理论以为的相关理论，所以“科学范式”通常情况下都与“传统范式”一同使用。“科学范式”的实现是在“传统范式”研究结束后，带着得出的结论到实际生活中去进行实际验证，并在实际生活进行新的开发。

例如，在经过发现问题提出理论假说设计实验证实理论（假设）后，我们就需要将已经经过实验证实的政治学知识理论带入生活，“人与人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带入我们的朋友圈，即得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结论；将“人与大自然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带入经济发展中带来的环境污染现状中，得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方能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结论。

2政治学研究及建立

第一，要在政治学建立过程中凸显智慧价值，因为政治学中所包含的所有内容都人类智慧的汇集，能够充分体现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更能够体现出世间万物的发展规律，即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并且事物与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任何事物都能够影响人类社会及自然的长期性发展，理应在政治学建立中得到高的重视和尊重；第二，我们要用多角度、多维度及多层次的思维去研究政治学，并利用多种方法将政治学中不同理论相互联系在一起，以实现政治学的合理建设及高效建设，为政治学的下一步研究奠定良好的知识体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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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在当今和谐文化视域下，我们在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 往往研究的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忽视了教师这一主体。忽视教师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果，就是使一些教师职业道德观念淡化，不安心教学，直接影响到了高校的形象和学生的培养，不利于和谐校园的建立，有碍于高校的人才培养和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内容和形式的单一化也越来越不能满足教师的需要，因此，本文针对高校教师的政治理论学习的的现状、成因，研究如何加强和改进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探讨新的方法和途径。

1 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制度的形成及其重要性

1.1 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制度的形成

1951年9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约集12位著名教授发起北大教职员工的政治学习运动，目的在于改造教师的思想，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为此还专门邀请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等给他们作报告。同年9月29日，受中共中央委托，向京津地区3 000名高校教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1]。1953年7月，为了使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活动规范化、制度化、统一化，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指示》，指出政治理论学习的目的是要“通过系统教育，提高马列主义水平，促使其思想改造，提高其政治觉悟”，“明确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和科学发展的方向，提高其政治判断力，进一步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时间应为“每周2-3小时，不得任意增减”；学习方法“一般以自学为主，辅之以小组讨论、专题报告和必要的讲授”[2]。这标志着我国高校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制度的形成。近60年来，该项制度在加强高校教师政治思想素养、提高教师职业道德水平；提升教师政治观念，调整政治态度；保证高校办学方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发展，这种学习方式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值得研究探讨。

1.2 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重要性

高等学校教师是具有较高科学文化水平的群体，在高校担任着教书育人的重任，其政治观念、政治态度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加强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是提高教师政治思想水平和道德水平，更好地完成教书育人重任的需要。一方面高校教师个人要自觉加强政治理论的学习，另一方面学校要充分利用每一次政治理论学习的机会，向广大教师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其得到提高。其次，加强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是使高校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前哨阵地的需要。蔡元培先生曾经讲过，欲看明日之社会，先看今日之校园。所以校园尤其是高校既是人才培育的摇篮，又是新思想、新观点、新意识形成方面的集中地，高校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动向会直接影响到社会政治和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3]。这就必然要求高校教师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坚持和完善这一学习制度，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加强思想道德培养。

2 高校教师政治学习现状、成因分析

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在高校的发展进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理论学习模式已经越来越不能很好适应高校事业发展的需要，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2.1 政治理论学习无用论思想对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重视程度的影响

由于目前部分高校各项工作的重心是教学和科研方面，学校从上到下对教学科研督导评估非常重视，使得教师比较注重科研项目、成果和科研经费，削弱和淡化了教师对政治理论学习重视程度。随着高校职称评审和科研项目的竞争，高校教师面临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的压力不断增加，使得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主观愿望有所降低，产生一种政治理论学习无用的思想。且部分高校领导对政治学习重视不够，政治理论学习流于形式、走过场，甚至有些单位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时间经常被其他工作占用[4]。

加之，社会上出现的党风不正以及腐败现象影响了党的形象，动摇了某些教职工的信仰，使得部分高校教师对政治理论学习的成效产生质疑，由此导致对待政治理论学习时有消极、敷衍的现象。

2.2 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内容和形式有待进一步提升

长期以来，许多高校的政治理论学习的内容枯燥、形式单调、理论与实际相脱离，是制约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热情和学习成效的关键因素。

在政治理论学习内容上不加选择，不考虑学习的对象和情绪，理论知识较多而实践活动匮乏，结果因学习内容庞杂、空洞，脱离实际，缺乏学术性和知识性的有效引领，造成许多教师政治理论学习不够深入、透彻，对相关政策的理解和把握存在着一定偏差。久而久之导致大家产生了敷衍、轻视政治理论学习的心理。在组织政治理论学习上，许多高校仍延续学文件、读报纸、传达会议精神等固有的教育形式、学习方法不放。学习组织零散、使教师缺少系统学习，没有给教师构建、完善政治理论的知识结构；学习形式单一、呆板，学习方法陈旧，不能调动教师积极参与的主动性，容易造成教师被动学习，缺乏自觉进取的学习精神[5]。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媒体的普及，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更加多元化，传统学习形式已不能满足广大教师的求知欲望。

3 加强和改进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途径和方法

在当今社会飞速发展时期，社会实践也在不断发展，我们应根据实践的要求勇于改革创新，与时俱进。针对部分高校政治理论学习中存在的问题，高度重视并加强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实效性，发挥高校政治理论学习的思想教育功能，是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必然条件。

3.1 提高教师对政治理论学习的认识，加强主动学习意识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政治理论学习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针对当前部分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无用论的思想，高校既要广泛宣传，提升教师重视政治理论学习的意识，又要使他们充分认识到政治理论学习：有利于保证高校办学方向，有利于高校的创新和发展，有利于高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有利于高校提升教师队伍的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6]。

同志曾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和人口众多的民族，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武装和对各种知识的掌握，就不可能真正腾飞，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前途。”因此，加强高校的政治理论学习，必须实施“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不仅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对待政治理论学习，同时也要切实把政治理论学习与高校办学的思路、人才培养目标、改革发展的方向和个人的发展联系起来，协调好重学校改革发展、重教学科研与轻政治理论学习的关系，既要加强和继承已有的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也要根据当前形势的需要不断地加以改进和创新[3]。进一步让教师认识到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可以用科学的理论武装思想、指导行动，树立终生学习的理念，增强主动学习意识。

3.2 丰富政治理论学习内容，增强学习实效性

要充分调动高校教师参与政治理论学习的热情，增强理论学习的实效性，就必须要充实政治理论学习的内容。政治理论学习不能是纸上谈兵、泛泛而谈，如果仅为空泛的形式主义，那么，政治理论学习将会成为无源之水，难以持久。只有引导教师强化正确的思想认识、增进其思想交流，将政治理论学习与高校教师思想以及工作、生活上的实际问题相结合，才能提高政治理论学习的实效性，政治理论学习才会持久。

落实学习内容要精选、响应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和精神，并联系学院实际，切合教师需求来安排，把握住社会经济重点和教师关注的热点问题来制定学习计划中的主题，并事先向教师公布，给大家一个足够的准备时间进行讨论交流，由学院采取措施解决讨论过程中提炼出的实际问题，这样既能提高教师政治学习的针对性、实效性，又能增强教师的主体意识。把被动的思想政治教育转化为教师自觉自愿的主动学习[4]。

3.3 改进学习方式，调动教师学习积极性

目前高校政治理论学习实效性低，不仅受客观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也有学习内容的选择方面的影响，最关键在于学习方式的落后和陈旧。政治理论学习中无生气的“满堂灌”、呆板无味的“照本宣科”现象普遍存在。很多内容已很明了，大家都完全看得懂，讲者仍布道式地讲解，这很容易导致教师滋生厌倦情绪，挫伤大家的学习热情。因此，要想提高大家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的实效性，就要改进学习方式，采取一些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如案例式教学、典型宣讲、利用多媒体、网络，增加视听效果，使学习更具吸引力，增强感染力，提高学习实效性。

在高校，坚持和把握好政治理论学习成为面临的新挑战，在学习的设置上尽可能系统些、长远些，根据高校特点，实现学习方式的多样性：一是把政治理论学习与教学业务研究结合起来；二是把政治理论学习与科研结介起来；三是把集中学习与教师分散学习结合起来。只有做到学习、教学、科研有机的统一，才可能真正避免形式主义和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发生，也才可能彻底解决以教学科研会议占用政治理论学习的问题，使政治理论学习真正渗透到教学、科研、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中去[6]。政治理论学习、教学、科研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在学习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研究的新成果充实到教学过程中去，使学习、教学、科研的质量和效果共同提高。

4 结语

高校的工作特点决定了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必须结合高校教学、科研等工作，切实克服政治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相脱节的现象。防止把政治理论学习拔得过高，从而影响日常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防止轻视政治理论学习，只单纯强调教学科研对高校发展的重要性[7]。应将政治理论学习与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对接，使其成为促进学校教学、科研以及管理工作的有力支持。加强和改进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参考文献】

[1].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76-177.

[2]徐亮.浙江医科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和研究汇编（1986-1996）[C].浙江医科大学党委宣传部，1997，54.

[3]李柯，张丽荣.加强和改进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探讨[J].陕西教育：理论，2006（11）.

[4]乔真真，阮琦，马艳娟.政治社会化与高校教职工政治学习：对西南交通大学的实证研究[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13.

形式政治论文篇9

通过辩证唯物论，我们了解到人类的认知可以分为两种相互对立形式，这两种认知形式就目前为止已经发展成张力关系，使同一种观念及理论知识能够呈现出不同且对立的研究范式，政治学最为典型。基于人类认知的两种对立形式，当前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可以分为“科学范式”与“传统范式”两大类，两者既是相互补充又是相互贬损的关系，所以为深入了解政治学，下文就从这两方面分析了当前政治学的两种研究范式，并提出了政治学建立方法。

1“科学范式”与“传统范式”

1.1“传统范式”

政治学虽然是一门科学类学科，但最先的发展也是从大自然环境中发展而来，所以具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在漫长的发展历史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范式――传统范式，即在前人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以促进政治学的更进一步发展。在以往的政治学研究及发展中“传统范式”研究形式的影响力很大，为后面政治学新型研究范式――科学范式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理论基础，使科学范式更能够促进政治学发展及研究。

“传统范式”研究模式为：发现问题提出理论假说设计实验证实理论（假设），若具体体现如下：第一，进行研究之前先对无生命物质进行观察，然后根据相关理论将物质属性确定，并提炼出观察中出现的问题，为下一步的假设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如人与人之间是什么关系？政治学发展对人有什么影响？等问题的提炼；第二，根据前面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假设，以进一步确切出问题研究方向，为下一步的实验验证确定目标，如假设人可以是由多种物质组成、人与人是相互联系的、人与大自然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人是理性和自利的等；第三，根据假设进行实验设计，设计时要将社会相关因素考虑到其中，如社会运转对人类发展的影响、人与社会的关系等因素，以保证实验的科学性及合理性；第四，证实理论（假设），经过实验结果了解到，人是在多种物质共同发展的基础进行生存和生活的，人与人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关系，人与自然及社会均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大自然及社会发展变动均能影响人的发展，这一实验结果符合政治学中的唯物主义理论思想。故通过“传统范式”来研究政治学是能够促进政治学发展的，最为政治学专业学生的我们要学会使用这种研究方法，以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

1.2“科学范式”

“科学范式”是在“传统范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在“传统范式”方法研究下，虽然能够有效研究和验证出政治学理论，但这只限于现有的知识理论，而“科学范式”则可以弥补这一不足，通过“科学范式”能够分析和研究出现有政治知识理论以为的相关理论，所以“科学范式”通常情况下都与“传统范式”一同使用。“科学范式”的实现是在“传统范式”研究结束后，带着得出的结论到实际生活中去进行实际验证，并在实际生活进行新的开发。

例如，在经过发现问题提出理论假说设计实验证实理论（假设）后，我们就需要将已经经过实验证实的政治学知识理论带入生活，“人与人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带入我们的朋友圈，即得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结论；将“人与大自然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带入经济发展中带来的环境污染现状中，得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方能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结论。

2政治学研究及建立

第一，要在政治学建立过程中凸显智慧价值，因为政治学中所包含的所有内容都人类智慧的汇集，能够充分体现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更能够体现出世间万物的发展规律，即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并且事物与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任何事物都能够影响人类社会及自然的长期性发展，理应在政治学建立中得到高的重视和尊重；第二，我们要用多角度、多维度及多层次的思维去研究政治学，并利用多种方法将政治学中不同理论相互联系在一起，以实现政治学的合理建设及高效建设，为政治学的下一步研究奠定良好的知识体系基础。

第三，作为政治学专业学生的我们要加强对历史的了解与研究，为政治学的研究及建立奠定良好的历史文化基础，以提高政治学研究可靠性及建立科学性；第四，我们要到实际生活中感受政治学，如感受政治学中的唯物论及矛盾论等，并将政治学相关理论应用到实际政治工作中去，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实践能力。第五，政治学应向人文学科汲取营，要像文学那种文采飞扬，要像历史研究那样脚踏实地，要像哲学家那样思想深邃。

3结语

总而言之，政治学包括两种研究范式，一直是魍撤妒剑另一种是科学范式，不管是哪一种范式都有其自己的优点及缺点，两者放在一起既能形成互补关系又能形成互损关系，所以一直引人争议。故本文作者基于自己多年的政治学专业学习经验及专业知识储备，对政治学之两种研究范式进行了简单研究，希望能够需要的人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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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10-0125-03

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生产活动和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思维惯性,是一种相对定型化的思维活动样式、结构和过程。在长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思想政治理论课特有的属性因素以及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共同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思维定式,并已成为制约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提高的思想屏障。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普遍存在的思维定式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思维是行动的先导,思维方式决定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定式是思维方式的一种固化表现,是人们用某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从思维方式发展成为思维定式是由思维的惯性和惰性造成的。思维的惯性是指思维定式性,因循守旧、不思改变。思维的惰性是指思维的懒惰,懒于改进和创新[1]。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思维定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权威定式

权威定式是指在思维过程中崇尚、听信权威,以权威的是非为判断对错的标准,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一种思维定式。长期以来,囿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意识形态传播、价值理念灌输、政治路线宣传的传统认识,大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过于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科学性,而忽视了其价值性,陷入了自身就是真理的代言人、权威的者的思维定式。在课堂教学中,他们往往居高临下,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和唯我独尊的气势占据着课堂的主导权,以一家之言代替学生的百家争鸣;学生缺乏发表意见和质疑的机会,完全成了被动接受的机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丰富价值和强大吸引力没有被充分发掘出来。

2.经验定式

经验定式是指习惯于用已有经验解决新问题的思维定式。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验定式能够使人们利用已有的知识、方法、结论和技能迅速地解决新问题。但若条件发生了变化,经验定式往往就成为了问题解决的障碍。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大多数专业课不同,出于意识形态教育稳固性的考虑,其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较为单纯的时代,教师靠一本教案、几个课件在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站稳讲台并非难事。因为在教师的头脑中,原教材的知识体系和传统的教学方式已根深蒂固,传统的观点和惯常的经验已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课堂制胜的法宝。

3.和谐定式

和谐定式是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整体思维、注重大局的思维方式作用下所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式。长期以来,囿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过于浓重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色彩,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为了确保政治上的立场坚定、观点鲜明、不犯或少犯错误,或者为了维持课堂教学秩序、确保顺利完成教学任务,而在课堂教学中一味地弘扬主旋律,对社会现实问题和学生敏感话题有意回避,力图使课堂在自己的有效掌控之下,确保整个大局的稳定。这就忽视了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个性差异,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真正契合学生的心理需求,造成课堂统一性有余而开放性不足,极大地制约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提高。

思维定式作为一种定型化、稳定化了的思维路线、方式和程序,它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在历史传统、文化熏陶和固有的知识经验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普遍存在的思维定式既受到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也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特有的属性因素密不可分,同时也受制于社会环境以及教师自身的认知能力等因素。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刻有深深的农耕文明的印迹,其注重和谐的整体思维、以经验为主的思维偏向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思维意识和行为规范里,在思维的惯性和惰性的影响下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一种稳定方式。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过于浓厚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政治色彩,以及长期高度的稳定性和统一性,也逐步使教师喜于求稳、不善求变,再加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外出培训、进修及参观考察的机会不多,造成其故步自封、思维僵化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转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思维定式的迫切性

1.是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迫切要求

形式政治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中国政治学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以来，无疑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目前的研究现状与政治学的学科地位极不相称，与中国政治实践和政治发展的需要和期待相距甚远。就目前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现状来看，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理论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它所具有的超前于政治现实的政治导向功能也未得到有效发挥。中国政治学界在学科体系和理论研究上，正处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主导和西方政治学理论引介的阶段，还谈不上对外参与理论对话与理论建构，也没有形成独立而成熟的政治学基础理论与学科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对于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阶级阶层分析提供了一定的解释力，但其主导作用并未反映出来，这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化有关。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价值体系与观念固然有助于社会政治与文化的整合，但意识形态所具有的信仰与理想特征削弱了其学理。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不是以其信仰而是以其批判与反思、分析与建构的理性力量而获得生命力，并赢得其学科地位的。

政治学是一门最具有现实感的、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所存在的价值在于超前于现实、并引导现实，通过对现实的分析与透视、反思与批判而后发现问题，并从道义与智力上指引并激励现实的政治变革。但政治学界的这种激励变革之声较为微弱，中国政治学并未以其大量而成熟的理论成果发挥广泛的社会影响，也没有以其征服人心的理性力量吸引众多官员与公众。相反，大量的研究滞后于现实，成为正式政治文件的宣传与注解以及对正在实施的政治与社会政策的事后论证与说明。整体而言，中国政治学界的知识生产能力有限，呈现出整体研究空洞化和微观研究碎片化的特点。在知识生产方式和学术风气上出现了某种不良倾向：机械地查找与引用西方政治学著作中的片言只语而勉强地说明中国的问题已成为一种写作套路，看似既有理论又有现实分析，实则既没有抓住深厚的理论本意也缺乏真实的现实关怀；表面充满专业术语和各种定义，读来空洞无物。

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出现的上述问题，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其一，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广而研究队伍小。政治学不仅要研究政治主体、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过程与政治行为等基本政治问题，因国家政权兼具社会管理功能，它还得研究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治稳定与社会进步等问题，政治学实际上“是一门以国家政权为核心，涵盖全部社会生活的综合性大学科”。①但在高校与研究机构中，政治学不过是一门小学科，研究队伍规模的限制直接影响了政治学研究的纵深发展。而在政治学的研究队伍中，还存在不少中国特有的“大政治学”研究人员，受过专业政治学训练的研究人员并不太多，这样一种复杂的研究队伍难免影响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性与学理性。

其二，政治学因其特殊的研究对象而受到一定的限制，政治学的现实依附性限制了它的自由研究空间。就其性质来说，政治学与现实政治必定存在一定的紧张，现实政治力图将政治学纳入自身之中而使之成为自身合法论证的工具，而政治学存在的全部理由却在于反思并变革政治现实。两者的紧张很正常，这种紧张为政治学的存在提供了意义。但当民主程度不高而现实政治能力强大时，政治学必将受到抑制而难以发挥其实践导向功能。政府的强力规划和市场所激发的功利之心，使大量学者再难支撑需要经过长期训练和积累的纯正学术研究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所有社会科学都或多或少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只是政治学尤甚。

缺乏学术自主性是中国政治学发展最致命的问题。那么，中国政治学如何走出尴尬处境，尽快建立完善的学科体系和成熟的政治学理论，形成独立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能力？笔者认为，为了提升研究的学术性和学理性，在思维方式上，应打破知识的地域界限，搁置西化与本土化的虚假争议，在开放与交流中积累与训练，以提高中国政治学的理论水平；研究内容回归政治体制研究，通过独立于现实的自主研究而发挥政治改革的理论导向功能。

打破地域界限，搁置西化与本土化的虚假争论

最近，中国政治学界有一种强烈的呼声：政治学理论研究要谨防西化，推动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建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其理由主要有：

第一，中国政府成功地避开了金融危机，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稳定，中国崛起速度加快，这些成就“得到了国际层面广泛承认”，以至国际舆论中出现了“中国”。而中国政治学对如此强大的国家建设能力的阐释“还跟不上”。②由此，我们需要“坚持自己的价值和概念基础上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③第二，政治学是一门研究治国理政的学问。中国是世界上的政治文明古国、政治思想大国、政治文化强国。④ 第三，一些学者把西方政治学的新理论新名词拿来套用于中国的政治问题。他们更热衷的是介绍和宣传，对于问题的分析却往往不能切中症结。⑤ 第四，“在过去被视为民主典范的、以代议制民主和多元民主为主要制度的西方民主模式正在全球范围内遭遇挑战”，西方国家的理论大师也在“反思修正传统民主理论”，“社会发展形式与民主形式”应该是多样性。

简单地归纳一下，以上论证无非是说，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发展强大，西方的民主形式面临挑战，政治学理论上的拿来主义不能切中中国问题，我们理应基于自己的现实，构建属于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与话语体系。

以上论证似是而非。关于第一点，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国力增强并受到世界关注甚至引起他国的担忧，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经济实力和国家建设能力的强大并不等于政治学理论实力的强大，也不能直接地转化为理论实力。政治学理论的建构离不开对人类已有知识的积累和对现实问题的独立研究，任何想要形成知识生产能力并参与人类知识创造的个人或国家，唯一的出路就是拆除人际界线和地域界线，哪里有最具有洞察力和解释力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就向哪里学习。

关于第二点，谁都会承认中国曾经是世界上的政治文明古国和政治文化强国。但政治文明与政治文化的强大并不等于政治学研究与学科建设的强大。政治文明与政治文化反映的只是一种政治现实中统治方式与统治能力上的成就，而且这种传统的政治实践成就并不等于现代的民主的政治文明。

关于第三点，只是指出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不良风气：简单套用或堆积西方政治学的某些新名词和新说法以便使发表的文字显得有点学术含量，但这种生搬硬套的引用并不能说明被引用的理论本身是错误的、是没有值得学习与借鉴价值的。

第四点指出了一个普遍的事实：西方代议制民主存在问题。但政治学理论存在的意义正在于反思那些包括最受推崇的制度与政策所存在的问题，西方民主理论家对西方代议制民主所存在的问题已经进行了批判与反思。西方政治理论发现西方民主制度有待改进的地方，并不构成我们远离西方政治理论，以免被西化的理由。

长期以来，我们似乎迷茫于西化与本土化之间。其实，在政治学理论（也包括其它理论）研究上发生的西化与本土化之争不过是一场虚假的争议，它源于对理论与知识的深深误解。政治学作为一种理论和知识必定具有最低限度的普遍性，对独一无二的个别政治现象或者某一特定政治事实的陈述并不是知识，只是一种信息。难以想象，一个政治学家提出的国家理论只适用于某一个国家，而对于其它任何国家的解释毫无作用。我们学习政治学理论只因该理论所具有的科学性或合理性，为何要如此介意提出该理论的人来自于中国还是西方？在知识的学习、交流与生产上，人为地设置地域界限只能有损于知识的增长与进步。那种认为只能学习并接受西方政治学而无需独创，或者远离西方政治学而从头做起的观念，都是荒唐的。

当然，也有人认为：“政治学是门国家属性、价值属性很强的学科”，中国政治学者要在“坚持自己的价值和概念基础上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⑥这一观念本身就歪曲了政治学研究的意义，违背了政治学的学科性质。首先，国家并非是不可再分的原子，正是国家内部不同阶级阶层结构和权力分配制度决定了国家的类型与性质，政治学恰恰要对此作出评判与选择，政治学家还得追问国家背后的政权属性、制度属性、民主属性等等。其次，政治生活不过是为了解决权利与资源分配的问题，每个人获得共同体保障的机会和资源，与根据他们的宗教与道德观念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不矛盾。政治共识并不剥夺个人的价值。相反，正是为保障个人的价值追求提供政治平台和政治保障。何种政治共识与政治价值最有利于共同体成员个人价值的实现，是完全可以相互交流和借鉴的。追求政治现代化正是近现代政治哲学的最大成就。

至于说追求建构中国“自己的政治学话语体系”，这是一个可喜的雄心。但一种有效的科学话语体系至少要符合两个条件：其一，新的政治学概念与理论必须独立于现实政治自我宣传和自我维护的话语，并具有解释和反思现实的能力，否则就不是政治学话语，而是政治话语。其二，自己建构的政治学话语不能仅仅是“自己的”，它必须与世界政治学相开放，创造的概念与理论必须具有可对话性，并尽可能寻求共享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

从以上的简短分析可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无论在政治科学、政治哲学还是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上，如果力图把中国与西方对抗起来，不仅不能成功，反而会掉得更远。

研究内容回归政治体制，发挥政治改革导向功能

政治学要研究的是政治权力的归属与分配（民主问题），政治权力的设置及其内部关系（分权问题），政治权力的运行规范（法治问题），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监督等等，而这一切都归于政治体制的问题，要变革政治权力的分配和政治权力运用方式，只能改革政治体制。因此，政治体制及其改革是中国政治学研究不可回避的经典主题，偏离该主题大大减损了政治学研究的实践价值。但是近两年来，中国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种变化：政治体制及其改革的研究悄然降温，而关于国家能力和政府有效性的作品火爆起来。综合分析，这种变化与以下因素相关：

政府能力与体制成就。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了堪称“中国奇迹”的经济与社会成就，积累了足以与发达国家相抗衡的强大国力，尤其是中国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彰显了中国的体制优势和政治优势。

政治导向。政治学为了实现自身的实践价值力图发挥变革现实的导向功能，而现实为了自我维护总是要规划学术、引导学术。通过增强体制能力而实现体制稳定，通过加强治理而实现其对体制的维护，是近年来政治对学术的导向。

西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近年来，西方政治学家倾向于对政府行为与决策过程的微观式实证研究，在这种研究方法的影响下，中国更多的政治学学者离开政治体制的主题转而对体制的有效性进行测量，对决策能力进行评估。

由此看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减少合情合理，既有现实的政治导向，也有西方的学术影响，更有中国体制彰显的强大成就和能力支撑。笔者认为，对政治体制内部结构及其权力分配变革的研究不能放松，体制效能研究也不必过于偏重。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就曾说过：“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⑦这里所说的政府有效程度主要就是指政府实现预定目标或对社会控制的能力。究竟是政府形式重要还是政府能力重要？不能抽象判断，要看思考的角度与立场。对于外国政府来说，最关心的是他国的实力与能力，而不是其内部形式。只有一国的实力与能力才能对他国产生压力和影响。但对于国内民众来说，政府形式意义更大，没有受到民众控制的政府形式，可能政府越是强大，民众的利益越难以得到保障。体制的能力是整体性的，而政府的形式关系到权力与利益的划分，体制能力不能取代体制的形式及其变革。

我们固然要学习西方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其成熟的政治哲学研究，尤其是其在对制度缺陷和权利与资源分配的关系方面的反思。对于西方而言，其体制更加稳定和成熟，主要问题不是体制变革，而是体制框架下的政策实施和体制能力发挥，因此，实证主义的技术研究具有更大的需求空间。而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体制变革时期，因此对体制变革的去向和规范需要更多的理论关注和理论研究。这并不是说实证研究与体制结构研究及展示相冲突。只是说实证不能仅局限于具体的政策及其效能研究，更不能对“政治体制改革”绕道而行。“体制有效性”研究不能避开对体制类型与体制性质的分析，也不可逃避体制改革的要求。

“制度建设”亦不应仅限于政府对经济利益调整和对生产生活安全监管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如食品监管制度、药品监管制度、安全生产监管制度），还应包括政治权力本身的制度建设，如廉政制度建设、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建设等这类涉及到对公共权力的约束与监督的制度及其有效实施。

总之，中国政治学界已作出了一些努力，但离人们的期待较远。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关键在于坚守学术自主性，要想建立完整的政治学理论体系，首先必须解决研究的学理性和学术性问题，为此，需要打破知识的地域界限。一种政治学理论或方法，无论来自于中国还是西方，只要是成熟而规范的，都应学习与借鉴，从而通过理论训诫提高对话能力。其次，中国政治学实践价值的实现，取决于研究的自主性，唯有独立于现实并反思现实，而不是跟随现实，才能发挥它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导向功能。

【注释】

①朱光磊：“中国政治学发展中的两大尴尬与两大转变”，《中华读书报》，2004年8月11日。

②⑤樊鹏：“2013年中国政治学研究趋势与热点盘点”，《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1期。

形式政治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3）04000405

民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本质和基本特征，政党制度是民主政治的主要实现形式之一。政党制度规定了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政党制度不同，决定了政党之间关系的不同。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由其发展历史、社会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等具体国情所决定，而非外力和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左右。由于“文化是社会的决定性力量，文化决定社会系统进化的轨线和人民的命运。”[1]因此，文化的差异、国家的差别和民族差异决定了政党制度的多样性，所以我国多党合作制度除了具有世界其他政党制度的价值之外，还具有四大创造性价值。

一、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创建了新型的、不同于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或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的合作型政党制度

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并在1949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正式确立的。在1989年以前的我国政党制度中，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政党关系是明确的，但对于派是与中国共同执政，还是由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派参政的问题并不明确。直到1989年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才完全明确了这个重要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2005年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把我国的这种政党制度的特征完整地表述为：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标志着我国政党制度有了新的重大发展，实质上是把我国的政党制度定位在执政党加参政党的合作型政党制度，创设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的政党制度，是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形式，可以说，不论是从政党制度结构还是从政党关系，都是对世界政党制度的一种创新，是一种不同于西方任何一种政党制度形式的，或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

从结构上来讲，世界政党制度模式有两种代表性类型：一是一元化的即一党独揽的政党制度结构模式；二是多元化的竞争型政党制度结构模式，即两党平行的竞争型政党制度结构和多党平行的竞争型政党制度结构。我国政党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把领导核心的一元性与结构的多元性有机地结合和统一起来，是一元为主导、多元为组织且一元与多元的主体平等的基本架构。这种政党制度是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进行创造性地结合而形成，和苏联等国家的政党制度完全不一样，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结构是由中国共产党、八个派及无党派人士等元素构成的多维度、多层次结构，共产党是制度结构中的核心要素，八个派及无党派人士是基本要素，是一种合作型的组织结构。我们知道“组织的结构决定了组织成员的行为，虽然并不是一切行为都是由组织的结构所决定的，但是，说绝大多数行为是由组织结构决定的是不为过的。合作组织中的合作行为之所以是有保障的，就在于它拥有合作的组织结构。合作组织建立起了全新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是出于合作的目的和服务于合作行为的，它为合作行为的持续发生提供了充分的支持”。[2]因此，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组织结构为我国的政党合作提供了一种稳定的支持和保障。这种政党制度结构模式明显区别于世界其他政党制度模式，所以说是对世界政党制度的一种创新。

从政党关系来看，国外学者一般都是把它区分、两党竞争或多党竞争关系，当然也有在多党联合执政情况下的合作关系。国内就曾有学者据此把政党制度分为竞争型关系，以这种关系为基础所形成的“竞争型政党制度”；合作型关系，以这种关系为基础所形成的“合作型政党制度”的两种政党制度类型。而又把合作型政党制度分为多个政党联合执政的合作型政党制度和中国的执政党加参政党的合作型政党制度。[3]国内还有其他学者认为，如果以政党关系的分离性程度高低为依据，大致可将政党关系分为斗争型关系、竞争型关系、合作型关系和统合型关系四类。

严格限制的政党体制中，表现为某个政党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其他政党在力量对比上处于次级政党的地位，并且丧失了独立自主性，在功能上成为支配性政党实施政策的工具[4]。竞争型关系与合作型关系的表述与其他学者表述是一样的，其实这种评价标准是不客观的，在合作型政党制度体系内，应该是所有政党都参与国家政权的，和执政党一起执掌国家政权，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等。而西方国家的多个政党联合执政并不代表所有政党都参与国家政权的执掌和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同样存在多数执政党和少数在野党的竞争，而且参与联合执政的多党之间也有竞争，导致党派之间经常相互倾轧、关系破裂也是常有的事，所以多党联合执政不应认定是合作型政党制度，因此，一些西方的政党制度研究专家如萨托利根据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就干脆把政党制度分为两类，竞争型政党制度和非竞争型政党制度就是一个佐证。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又不是非竞争型政党制度，在萨托利的研究中，非竞争型政党制度一般包括一党制和霸权型或主导型党制。一党制多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少数国家也有，如葡萄牙与西班牙等。霸权型或主导型党制多存于亚非拉一些国家，如日本、印度、墨西哥等。[5]在霸权型或主导型党制的国家，如果从政党数量来看，一般都存在着多党竞争，只是一党独大制主导国家政治生活或象一党制一样垄断着国家政治生活。所以从政党关系角度看，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创造了不同的一种政党制度。为人们在广泛的政治生活中提供了一个合作的基本框架，而不是像西方的政党制度为人们在政治生活中提供了一个竞争的基本框架。因此，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所创设的合作型政党制度，丰富了世界政党制度类型，为世界政党制度的多样性树立了一个成功的政党制度典范。

二、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发展、创新了有政党政治国家的执政形式：、多党参与

执政方式是指政党为了履行执政职能、实现执政目的而采取的执掌、控制和运用国家政权的途径、形式、手段和方法的总称。涉及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具体包括政党介入国家政权的方法和途径；政治体制中的党政关系模式；政党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党权运作模式等。由于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传统和执政理念等不同，世界各国执政党对执政方式的理解和阐释不同，但均强调执政方式应符合国情并根据民众诉求不断调整变化，所以各国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存在一定差异。但纵观世界各国政党的执政方式可以看出：第一、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没有统一的模式。各个国家执政党都是根据本国独特的国情和发展阶段探索适合自己的执政方式。第二、执政党的执政方式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无论是发达国家政党、发展中国家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都在实践中继续积极地探索和调整党的执政方式。

在世界上凡有政党政治的国家里，一般来说由于政党制度不同，其执政形式也是不一样的。首先从区域模式来看，我国研究政党制度的专家、中共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认为，在世界政党政治的历程中，政党执政模式可以分为“西方国家政党执政模式”、“苏共执政模式”、“发展中国家（地区）政党执政模式”[6]三大板块模式。其次从政党与政府关系来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景治教授则认为，可以划分为“超脱式执政党”和“介入式执政党”。[7]“超脱式执政党”是指美国式典型“选举政党”。执政党的“执政”主要体现在总统及由本党精英组成的政府的执政行为上，执政党作为一个集体发挥执政作用并不明显。政府的大政方针和重要决策不需要得到执政党的批准或认可。按照惯例，执政党也不会做出决议或提出重要议案要求总统或政府贯彻执行。“介入式执政党”是指日本式执政党。选举获胜、新一届政府组成之后，执政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仍然较为密切，在政府各项工作的运作中，执政党都扮演着较为积极的、不容忽视的角色。一方面，执政党直接或间接参与政府方针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政府各部门也比较重视执政党相关部门的意见。与美国式的执政党相比，日本式的执政党“执政”的色彩更加明显，执政功能更加健全，对政府的影响力也更大。第三从政党执掌政权来看，一般学者认为有一党独掌权力执政、两党竞争轮流执政、多党轮流竞争执政或多党联合执政。在实行一党制政党制度的国家里，由于只存在一个政党，政治权力被一个政党垄断，其他任何政党不允许存在，因此就形成了只有一个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执政形式。在一党制国家里也还有存在多个政党，但也是只有一个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执政形式。在两党制国家里，由于存在两个或虽然存在两个以上政党，但只有两个主要政党单独轮流执掌国家政权，就形成两党轮流执政形式。在多党制国家里，由于存在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政党，就形成了要么一些主要政党竞争轮流执政的形式，要么形成其中的一些政党联合起来形成多数党联盟共同执掌国家政权的联合执政形式。但是一般来说一党制执政形式多存在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而两党竞争轮流执政、多党轮流竞争执政或多党联合执政则在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得比较多。

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多党参与的执政形式，改变了世界政党政治国家只存在一党制独自执政、两党或多党轮流竞争执政、多党联合执政等形式的执政形式，发展、创新了世界政党政治国家的执政形式。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政党制度结构是主次、交叉结构，中国共产党是主政者，执掌着国家政权，是国家政权的“轴心政治”力量，处于核心、主导地位。而各派是参政党，参与国家权力的执掌，这样就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政党政治的执政形式。既不同于一党独自执政，两党或多党轮流竞争执政的执政形式，也不同于多党联合执政的执政形式。因此，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创新了有政党政治国家的执政形式：、多党参与，打破要么是、无任何其他政党存在，或、一党或多党在野反对的一党独自执政形式，要么是两党竞争轮流执政或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轮流执政形式，以及多党联合执政的形式。而中国共产党同各派既亲密合作又互相监督，而不是互相反对。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各派依法参政，而不是轮流执政，[8]因此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创新发展、创新了世界政党政治国家的执政形式。

三、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完善世界民主的实现形式：协商民主、参与民主

在当下的世界，无论人们对于民主持何种看法，但似乎都承认，民主是值得追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更是一直将实现人民民主作为重要政治目标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要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9]列宁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追求者和实践者早就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10]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提出：“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11]邓小平在世时，也反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3]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中国十七大报告更是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可见，民主作为一种价值目标，始终是社会主义者追求的政治目标。然而，要实现民主，就必须科学理解民主的真实涵义，理解民主价值的普适性和民主形式的多样性。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它具有普适性，是任何进步人类都必须追求的；同时，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它具有特殊性，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是不同的。

20世纪90年代，西方政治学界开始关注协商性民主形式，主要为了纠正代议制民主形式出现的导向精英民主的弊端。协商性民主强调基于理性的公共协商，即讨论、审议、对话和交流，从而实现立法和决策的共识。协商性民主，也成为引人关注的民主形式发展的重要趋势。民主意味着参与，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所以美国著名的参与民主理论研究专家卡罗尔・佩特曼在《参与和民主理论》一书中认为，真正的民主就是所有公民直接充分参与的民主。[13]参与式民主的核心概念是公民参与，强调公民的政治参与，主张通过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共同讨论、共同协商来制定公共政策，共同行动解决公共事务的问题。这是参与式民主的根本特征，它区别于代议制民主中公民只是在投票、选举中的参与。它并不否认共同体中的利益、文化、观念的差异性、多元性，主张公民参与讨论、协商，正是以承认利益、文化、观念的差异性、多元性为前提的，讨论、协商的目标也不在于消除差异性、多元性，不在于形成统一的共同体的意志，而是相信在讨论协商的基础上，各种差异、多元之间能够互助、互利、合作、双赢。协商民主的核心价值则是既肯定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又尊重国家与社会间的界限，力图通过完善民主程序、扩大参与范围、强调自由平等的对话来消除冲突、保证公共理性和普遍利益的实现，克服了代议制民主中公民只是在投票、选举中参与的缺陷，以修正传统民主模式的缺陷与不足。[14]因此，我们认为，民主不仅仅体现为自由选举，更主要地体现为参与决策，决策不是领导拍板的过程，而是民主协商的过程。因此，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完善了世界民主除票决民主之外的其他民主的实现形式：协商民主、参与民主，克服了西方代议制民主中公民只是在投票、选举中参与的缺陷。从实质上来看，我国的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突破了以往把民主限定在选举环节的观念，将民主扩展到决策过程，是一种更积极的民主主张。正如印尼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在2010年的第六届世界民主运动大会上作了主题演讲时，提出“民主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选举权，更在于为公民提供更佳发展机遇的愿景。”[15]“协商民主更像是公共论坛而不是竞争的市场，其中，政治讨论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它必定要成为那些强调个性、竞争和聚合性的民主模式的普遍替代。”[16]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政权构成的形式，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我国最基本的民主形式，具有代议制民主的基本特征。同时，我国又有着民主协商的传统，特别是有着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的制度。2006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概括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形式，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践所作的一个重要总结。《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丰富民主形式。2007年6月2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指出：要继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这是全面实践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基本途径。因此我国多党合作的三大制度安排：政治协商的各种形式，参政议政的“一个参加三个参与”以及民主监督，[17]尤其是人民政协的协商制度、界别设置制度，更是反映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中所体现的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广泛性了。所以，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不仅完善了民主形式，加深了对民主形式的理解，而且还实现了决策民主、程序民主，克服了选举民主的缺陷，做到了民主的形式和价值的相统一，更是提升了政治民主的质量。

四、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所建构的合作型政党制度，为世界政党制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除竞争型政党制度之外的、新的政党制度研究范本，为构建世界上新的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合作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提供了实践源泉

首先，国家的差别和民族差异就决定了政党制度的多样性，因此，不同国家、民族选择不同的政党制度从根本上说是选择了民主政治的不同的实现形式，而不是选择或者拒绝民主政治的问题。将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竞争型政党制度视为惟一的民主政治实现形式实质上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霸权和学术霸权的体现，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体现。因此，我们在研究分析评价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时，不应以西方的竞争型政党制度标准来分析评价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而应建立我们自己的合作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作为评价标准，（注：当然借鉴西方的竞争型政党制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是可行的）来评价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理论创造性价值。

其次，众所周知，理论源于实践，没有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指导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任何理论都是不会产生的，或任何理论都会成为无源之水、空中楼阁或海市蜃楼。西方学者所构建的竞争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都是源自他们对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的产生、形成、发展的孜孜不倦探索和研究所得出的成果。理论源于实践，又是用来指导实践的，所以对于西方学者用竞争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来评价分析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党制度则就不奇怪了。他们忽略由于国家和民族的多样性及不同民族文化的本土基因的影响，因此导致他们评价分析其他政党政治国家的政党制度出现偏差也就不奇怪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所建构的合作型政党制度，为世界政党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除竞争型政党制度之外的新的政党制度研究范本，为构建世界上新的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合作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论的实践源泉。

第三，从马克思列宁的政党合作思想及马列主义政党学说来看。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是对马列主义政党学说关于政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创新，自从马克思提出政党理论和政党合作的思想，到列宁创建的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及世界上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把他的政党合作思想得以实践探索过。所以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理论学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创新，同时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合作思想研究提供实践范本。

参考文献：

[1] （美）欧文・拉兹洛《多种文化的星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33.

[2] 张康之《论社会治理中的协作与合作》，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08（1）.

[3] 闫志民等《我国合作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载于中央社院网站政党制度研究中心栏目.

[4] 胡小君、朱昔群《构建和谐的政党关系》，载于《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2）.

[5] （意）G・萨托利，王明进译《政党与政党体制》商务印书馆2006：298333.

[6]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7] 李景治《中西执政党执政方式比较及其启示》，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5）.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载于2007年11月16日《光明日报》.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293.

[10]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168.

[11] 《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272.

[1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168.

[13] （美）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4.

[14] 燕继荣《协商民主的价值何在？》，载于2007年1月16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