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论文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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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论文篇2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参考文献：

[1] 余秋雨，《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

中国科学论文篇3

[摘 要] 消防工程学科在中国基本上已完成了自身的建制化过程。笔者以中国消防工程学科建制化为切入点，分析了中国消防学科建制化的过程及其驱动模式；同时基于学术期刊在科学事业中地位和历史作用的分析，探讨了学术杂志与消防工程学科的关系，认为创建权威的学科杂志、进行研究生教育是使消防工程学科建制更加完善的必要条件之一；指出中国现有的消防学科的设置已不适应该学科在中国发展的现状，需要调整学科设置；认为消防学科正面临着自身再建制化的机遇。笔者强调，我国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立与中国火灾科学的兴起，不仅标志着消防工程学科知识体系的形成，而且使发端于权力系统的消防工程学科建制化过程具备了学术权威学科建制化或再建制化的结构。 【论文关键词】 消防；学科建制；实验室；同行评议 消防工程的学科建制与氧化燃烧学说和火灾科学的建立 消防工程学科在中国已经初步完成了自身的建制过程。回顾这段简短的历史，人们会注意到这个过程中的两次飞跃都与消防工程学科的基础理论(火灾科学)的突破有关联。 1.1 氧化燃烧学说的建立与消防工程学科的初建 氧化燃烧学说的建立促使消防工程学科摆脱对感性和经验知识依赖，使它发展为以近代科学理论为基础的一门科学。也正是对燃烧过程有了科学和正确的认识，攀谷嗣窃诨鹪值姆乐沃杏辛苏返睦砺壑傅迹兰际跸低骋惨蛭⑷肓庶a href=//shiti.7139.com/3034/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科学理论的新鲜血液而发生了质的变化?nbsp; 拉瓦锡于1777年向巴黎科学院提交了(燃烧概论)的报告，建立起了为近代消防学提供科学理论基础的氧化燃烧学说。1871年傅兰雅口译、徐寿笔译的(化学鉴原)是我国首先系统介绍西方化学知识的著作。但由于这些知识传播的范围仅限于少数知识阶层，加上将正确的燃烧理论应用于近代消防的概念并未传人我国，因此，它对人们的观念并未产生较大影响。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它才较全面地被我国接受并得到广泛传播。由于氧化燃烧学说揭示了火灾的成因和条件，氧化燃烧学说很快就在消防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科学的火灾观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也指出扑灭和预防火灾的科学方法。 直至20世纪50年代，作为防火、灭火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经典燃烧三角”理论才被国人逐步认识和深化。氧化燃烧学说的建立和在中国的传播，最终在消防领域中起到了树立新消防观念、提供明确的灭火方法等作用。比如《消防警察全编》中就对火和火灾的危害有了比较科学和全面的系统的认识；指出消防是世界文明进步的产物，社会越发展火灾越频繁，消防就越显重要；树立了建立消防警察制度的观念；还强调为更好的灭火，要遵守救护人命是首要任务的原则，同时还要调查水利和地理并不断改良器械，提出3种科学的灭火方法。这本书虽然介绍的是源于欧洲的日本的消防理念和技术，但是足以说明随着氧化燃烧学说的确立，使消防科学和消防技术水平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和提高。 1．2火灾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与消防科学的再建制 解放前，中国的消防科技主要是通过日本间接地向欧美学习，1905年清政府曾派少数人到日本短期学习近代消防。建国后的前30年以学习前苏联为主。为解决建国后中国消防科技人员急缺的问题，国家采取了以下一些方法：聘请前苏联消防专家举办培训班，选派学员到前苏联进修，在人民譬察干部学校设立消防专业等。1957年8月15日，我国选派巧名干部(俄语专业)到苏联留学两年。学成回国后，他们分别在消防教育、管理、宣传、科研等方面为振兴中国的消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是中国现代消防科研、教育事业的奠基人。消防教育开始兴起。 1956年1月9日在现在的中国刑警学院设消防教研室，增设消防专业。从留苏归来人员中选调8人担任消防教员，后历经文革周折的下放和重新启用，至1992年消防教研室和消防教育建制化，划归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2009年由武警学院开始招收消防工

中国科学论文篇4

[摘 要] 消防工程学科在中国基本上已完成了自身的建制化过程。笔者以中国消防工程学科建制化为切入点，分析了中国消防学科建制化的过程及其驱动模式；同时基于学术期刊在科学事业中地位和历史作用的分析，探讨了学术杂志与消防工程学科的关系，认为创建权威的学科杂志、进行研究生教育是使消防工程学科建制更加完善的必要条件之一；指出中国现有的消防学科的设置已不适应该学科在中国发展的现状，需要调整学科设置；认为消防学科正面临着自身再建制化的机遇。笔者强调，我国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立与中国火灾科学的兴起，不仅标志着消防工程学科知识体系的形成，而且使发端于权力系统的消防工程学科建制化过程具备了学术权威学科建制化或再建制化的结构。 【论文关键词】 消防；学科建制；实验室；同行评议 消防工程的学科建制与氧化燃烧学说和火灾科学的建立 消防工程学科在中国已经初步完成了自身的建制过程。回顾这段简短的历史，人们会注意到这个过程中的两次飞跃都与消防工程学科的基础理论(火灾科学)的突破有关联。 1.1 氧化燃烧学说的建立与消防工程学科的初建 氧化燃烧学说的建立促使消防工程学科摆脱对感性和经验知识依赖，使它发展为以近代科学理论为基础的一门科学。也正是对燃烧过程有了科学和正确的认识，攀谷嗣窃诨鹪值姆乐沃杏辛苏返睦砺壑傅迹兰际跸低骋惨蛭⑷肓丝蒲Ю砺鄣男孪恃憾⑸酥实谋浠?nbsp; 拉瓦锡于1777年向巴黎科学院提交了(燃烧概论)的报告，建立起了为近代消防学提供科学理论基础的氧化燃烧学说。1871年傅兰雅口译、徐寿笔译的(化学鉴原)是我国首先系统介绍西方化学知识的著作。但由于这些知识传播的范围仅限于少数知识阶层，加上将正确的燃烧理论应用于近代消防的概念并未传人我国，因此，它对人们的观念并未产生较大影响。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它才较全面地被我国接受并得到广泛传播。由于氧化燃烧学说揭示了火灾的成因和条件，氧化燃烧学说很快就在消防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科学的火灾观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也指出扑灭和预防火灾的科学方法。 直至20世纪50年代，作为防火、灭火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经典燃烧三角”理论才被国人逐步认识和深化。氧化燃烧学说的建立和在中国的传播，最终在消防领域中起到了树立新消防观念、提供明确的灭火方法等作用。比如《消防警察全编》中就对火和火灾的危害有了比较科学和全面的系统的认识；指出消防是世界文明进步的产物，社会越发展火灾越频繁，消防就越显重要；树立了建立消防警察制度的观念；还强调为更好的灭火，要遵守救护人命是首要任务的原则，同时还要调查水利和地理并不断改良器械，提出3种科学的灭火方法。这本书虽然介绍的是源于欧洲的日本的消防理念和技术，但是足以说明随着氧化燃烧学说的确立，使消防科学和消防技术水平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和提高。 1．2火灾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与消防科学的再建制 解放前，中国的消防科技主要是通过日本间接地向欧美学习，1905年清政府曾派少数人到日本短期学习近代消防。建国后的前30年以学习前苏联为主。为解决建国后中国消防科技人员急缺的问题，国家采取了以下一些方法：聘请前苏联消防专家举办培训班，选派学员到前苏联进修，在人民譬察干部学校设立消防专业等。1957年8月15日，我国选派巧名干部(俄语专业)到苏联留学两年。学成回国后，他们分别在消防教育、管理、宣传、科研等方面为振兴中国的消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是中国现代消防科研、教育事业的奠基人。消防教育开始兴起。 1956年1月9日在现在的中国刑警学院设消防教研室，增设消防专业。从留苏归来人员中选调8人担任消防教员，后历经文革周折的下放和重新启用，至1992年消防教研室和消防教育建制化，划归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2009年由武警学院开始招收消防工

中国科学论文篇5

一　引言

文艺复兴以后，近代科学在欧洲迅速产生，以1687年牛顿出版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标志，近代科学革命到达高潮，这本已是历史，然而，问题是：“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 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于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1)这一问题难倒了20 世纪的科学史学家和其他许多学者。由于该问题是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90——1993）最初提出，后包括李约瑟本人在内，至今无人能给出满意的答案，遂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作为近代科学革命之后，有中国血统和中国文化背景，又为世界科学做出巨大贡献，与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并列的科学家——杨振宁对这个问题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中国科技的未来发展等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 ( 燕南, )

二　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欧氏几何及其逻辑系统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

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发，杨振宁认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经成篇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并给出了种种理由：中国早期的哲学如阴阳五行等理论尽管曾促进过中国早期的科学发展，可是这些理论本质上的经验性和思辨性在后来却成为阻碍实验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中国没有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是实验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基本的社会原因；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不鼓励、甚至是抑制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 燕南, )

杨振宁指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和其中的某些自大有关系。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想把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他们第一想解决人文问题，第二想从总体上解决人文问题。”(2) 因此，他们不愿去做具体的事情。古希腊的哲学家中，也有人企图总体上解决所有的问题，“可是他们也有人从事非常具体的问题”。 ( 燕南, )

从解决具体的、现象的问题入手，“希腊人发现正立方形只有5 个，这是非常美妙的画像，而这个画像如果没有准确的几何思想是不可能想到这个定理。后来有人说欧几里德所以写了欧几里德几何，就是因为要证明这个定理。这是西方思想方向的结晶。”

(3)

欧氏几何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在力学方面，阿基米德为了鉴别皇冠的含金量，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和研究。在一次洗澡时，他感觉到身体受到向上的托力，由此悟出了解决皇冠问题的方法，同时发现了著名的浮力定律。此外，阿基米德还发现了杠杆原理。

随着欧几里德几何、阿基米德浮力定律等力学原理的出现，更为重要的是与之相关的一套逻辑思维方法、逻辑系统的诞生，这些为近代科学在西方的产生奠定了逻辑及方法基础。

中国古代虽然有“曹冲称象”的典故，《墨经》、《考工记》等书关于力学现象的总结与记述，在数学方面公元前已出现《周髀》这样的著作，其中已包括勾股定理等，但是，在类似于欧氏几何逻辑系统方向上，“中国古代完全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是连边都没沾上，……我以为中国古代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出现欧几里德研究这样具体的几何问题，以及因为研究这类问题而产生出来的逻辑系统，至少是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原因的一半。……所以欧几里德几何的影响非常之大，对于近代科学的产生更是大得不得了。”(4)

杨振宁在谈到中国的《周易》研究时指出：“有许多中国的老先生，包括近代现代的，他们既不懂《易经》，又不懂近代科学，到处胡讲一通，要么说《易经》里头有近代科学的种子，要么说《易经》引导出近代科学的发展。我想实事求是地说，西方跟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一样。那么，这个文化传统不一样里头产生出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文化中萌芽，而且这个萌芽是经过了很长的时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这个事情要正面看它，不要蒙骗自己，‘西学中源’说就是蒙骗自己，而这一蒙骗就是两百多年。”(5)

三　近代科学传入中国时，中国人在对异文化排斥的同时，也拒绝了这些科学技术

杨振宁在论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对近代科学在西方产生并传播到中国来之后，中国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干的，结果如何，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有什么启示更为关心。\

1993年，杨振宁到了澳门，当他站在澳门最高的一个炮台时，感慨万千，他想到了中西方两大文明数百年来的冲突、碰撞、融合的过程，想到了中国人屈辱的近代史，尤其想到了中西方科技在转换领先位置后形成的巨大反差：

——15世纪之前，中国四大发明传到欧洲。这些发明改变了欧洲，也改变了世界。正如欧洲伟大的思想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 —1626）所指出的：“印刷术使文学改观，火药使战争改观，磁铁使航海术改观。可以说，没有一个王朝，没有一支宗教派别，没有任何伟人曾产生过比这些发明更大的力量和影响。”(6)

——15世纪开始三十多年间，明朝三保太监郑和七次下西洋，远征航队中最大的船只长440英尺。西方史学家曾存有疑惑， 认为当时不可能造如此大的船。但是1962年在南京发现了一只船轴，直径1.25英尺，高达36英尺。从而使国际上一致认可15世纪初，中国科技仍领先于西方。

——15—17世纪初，中西方的科技位置发生倒转。西方人在文艺复兴的大旗下，从思想领域、文学艺术到科学技术各个方面几乎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导致了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生。相反，中国在这两个世纪，却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停滞不前。到17世纪初，原先在应用技术方面领先的地位已丧失殆尽。当时的中国政府要由葡萄牙人占领的原属广东的澳门引进火炮技术。再过了两个多世纪，中国的天朝大门便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所轰开。

在这个大转换前后，中西方两大文化体系对彼此的科学技术采取了完全不同且颇耐人寻味的态度：15世纪之前，西人充分享用了从中国传入的许多重大发明，这些发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艺复兴与近代科学革命的产生，　 然而一个世纪以后，　 当以意大利人利玛窦（MathewRicci，1552——1610）为代表的第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 并带来一部分西方科学技术时，中国人在对异文化排斥的同时，也拒绝了这些科学技术。

对于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杨振宁认为对中西双方的影响都非同寻常。这就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在西方结出了牛顿力学这么个大果子，传入中国也并不算晚，却只是无花果”。 (7)

四百年后，利玛窦被中国人尊为“西学东渐第一师”，他来到中国时所负有的重大“使命”是让这块广袤古老、具有久远文明传统的土地上的人民皈依上帝。但是，他同时也带来了“三棱镜”、《几何原本》等西方科学技术。

从三棱镜在中国的遭遇，我们也许能看到一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互补。当16世纪之前的西方人盛赞中国的陶瓷工艺时，他们制造玻璃的技术，已接近炉火纯青的水准。三棱镜对他们来说，已是小作坊里的粗活了。可是，最初看到它的中国人却交口称赞：真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啊！

更令当代学者感叹的是，也就在中国人首次见到三棱镜的几十年之后，牛顿通过这小小的三棱镜在一所黑暗的房子里将狭缝中透进来的一束阳光折射为斑澜的七色光谱，成为近代光学的一件厚礼。在中国此后的三百年间，三棱镜最多也只是被看作西人的“奇技淫巧”、“毫末之艺”。\

无独有偶，就在西方技术无法发扬光大时，西方科学也遭到同样的命运。牛顿之前，由于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的工作，经典力学已在萌芽之中。当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力学三大定律及微积分后，经典力学实际上已宣告诞生。牛顿在1687年出版了他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一书，杨振宁认为这本书出版的意义非同小可，“它是近代科技诞生的标志”。然而，这本书无论在思维形式上，还是逻辑上都得益于欧几里德的《初探》。“查看《数学原理》，就会发现古希腊几何学在牛顿身上的深远影响。《数学原理》全书的结构完全是以欧几里德的《初探》（Elements）为样本的：两本书都从定义开始，然后是公理，牛顿称其为‘普通意见’，再是引理、命题和证明等等。”(8) \

在牛顿《数学原理》一书出版约80年前，利玛窦和徐光启已将欧几里德《初探》的前一半翻译成中文，取名为《几何原本》。虽然这本书未能译完，可是徐光启已“十分了解《几何原本》中的推理方法与中国传统的推理方法不一样。”(9) 并且已认识到“掌握了这种推理方法可以掌握住别的学问，对国计民生，对工业、农业、军事等一切都有巨大影响。”(10)徐光启一生还编著过《农政全书》及主持编译了《崇祯历书》。

可惜的是，《几何原本》与徐光启的观点并没有引起反响。《几何原本》的后半部分直到鸦片战争之后的1857年才由李善兰（1811—1882）和伟烈亚力（A.Wylie 1815—1887）译出。

三棱镜、欧氏几何学在中国和欧洲两种不同的命运，实质上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杨振宁的观点值得人们深思。他说：“1600年到1900年，中国是抗拒西方科技的。为什么？科学史学家列举了许多原因：没有独立的中产阶级；科举制度；文化传统中，只有人文、道德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学说，缺乏自然哲学和逻辑思维等等。但我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谓‘夷夏之辩’。满清康熙皇帝是一个极有心的君主，他以东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对付反抗，巩固统治，得显示自己是中国‘正统’的继承者，于是着意比‘正统’更‘正统’，排斥‘异端邪说’，与异质文化划清界限。种族冲突的时代，宗教不能不是个敏感问题，贬拒天主教，现代科学也就跟着倒霉了。”(11)

满清最高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地位，显示‘正统’，最终拒绝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最为正统的儒家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封闭、保守，甚至愚昧的一方面，在抗拒西方科技传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利玛窦来了，德国人汤若望（Joham　Adam　Schall Vor Bell，1591——1666）来了，传教士大批涌入，带来了“地球是圆的”的观念，坐在“世界中心”的士大夫们坐不住了，开始顽强地抗拒异族文化。其中有一种“西学中源”之说：你西方科技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说过了！这个“西学中源”说的集大成者，乃是清代大数学家梅文鼎（1633—1721），他的名言有：“几何即勾股也”，“谁知欧陆言，乃与周髀同”。杨振宁曾多次提到的另一个典型的反对传教士的人物是杨光先（1597—1669），此人是一个顽固而又怪戾的官僚，以“敢言”在官僚中出名，事实上是一个“妄得敢言名”的“市侩之魁”。他有过一句名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他曾不择手段地弹劾已做了钦天监掌印官的汤若望，在汤若望去世时，杨光先做了钦天监监正。

“看到梅文鼎和戴震等极端聪明的大学者都全力支持并传布西学中源说，就令人体会到当深厚的文化出现斗争冲突的时候，要转移观点而接受外来文化中的优点是多么困难的事。”(12)

统治阶层的利益、文化传统的保守可以暂时关住天朝大门。但是，在炮舰的外交下，军事接连失败，不仅大门关不住了，还得赔款又割地，受尽后的古老而骄傲的民族终于认识到既要打开大门让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进来，还要走出去向人家学习。

四　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

杨振宁认为，20世纪前50年是中国高速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50年。虽然这50年是战火纷飞的年代，1900年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入侵、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抗日战争、到1949年才结束的解放战争，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动荡，生活不安，但是，从19世纪末，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成立，开始派遣留学生，废除科举制度等为标志开始接受并引进西方科技，到20世纪40年代末，其中一些科学领域已经达到世界水平。以理论物理学为例，从1927—1933年中国有三位留学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他们是王守竞（1904—1984）、周培源、吴大猷，也是中国最早的三位理论物理学博士。到1948年，杨振宁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有中国血统的第十六位理论物理学博士，中国人的理论物理学水平已站在世界前沿。从第一位到第十六位理论物理学博士，也就是两代人的间隔，“两代先辈引进了足够的近代科学知识，令我这代人可以在出国前便进入了研究的前沿。”(13)

20世纪后50年，杨振宁认为，近代科学技术已在中国本土化，并且开始加入国际科技竞赛。反应堆、原子弹、氢弹、卫星的研制成功，数以百万计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被培养出来，科技对经济的巨大贡献等等都表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中国人近几个世纪以来造成的心理自卑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坚定的信念：中国人有能力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做出世界水平的贡献。

杨振宁还乐观地预言：到了21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为此，他提出了“将对下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四个条件：

第一、人口众多的中国拥有千百万极聪明的人才。

第二、儒家文化注重忠诚，注重家庭人伦关系，注意个人勤奋和忍耐，重视子女教育。这些文化特征曾经，而且将继续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勤奋而有纪律的人才。

第三、儒家文化的保守性是中国三个世纪中抗拒西方科学思想的最大原因。但是这种抗拒在今天已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科技重要性的全民共识。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猛进，每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都超过9％。相信中国在2010年左右变成世界工业大国之一。

杨振宁说，科技发展取决于上述四个条件，前三个中国现在已有了，最后一个到下世纪初也会具备。 因此， 没有理由不对“中国科技在21世纪的发展持极其乐观的态度。”

在此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杨振宁所提出的四个条件有两个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这个观点在国际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也得到了认同。90年代中期开始，华人家族企业管理方式日益成为国际管理学界和媒体追逐的新聚焦。管理学者们通过对许多华人企业的案例分析，发现华人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实际上同现代化美国的大部分商业原则迥然不同；华人家族企业同为数众多的、经过现代化管理科学改造的西方家族企业比较，也完全不同，但是结果却是华人家族企业增长幅度和增长速度更快。更令学者们疑惑的是，这种冰山尖顶底下究竟隐蔽着多少宝藏呢？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不过都一致认为，华人家族企业既是一个经济课题，也是一个文化课题。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亚洲华人把家族资本、传统观念即儒家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亲和力。

过去，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阻碍了中国科技、经济的发展，今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面却成为支撑中国科技、经济进步的基石。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参考文献】

(1)李约瑟，《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李约瑟文集》， 辽宁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2)(3)(4)(5)资料由杨振宁采访录音整理所得。

(6)转引自杨振宁，“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 载《明报》月刊，1993年10月号。

中国科学论文篇6

内容摘要 中国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建设需要有专业的学术精英进而相应的知识积累以及物质基础。一方面，宪法学要回归到宪法文本的研究上来，另一方面，也要注意经验和实证调查分析，进行跨学科研究。但是，这样一种研究上的分野和知识积累是不够的，宪法学分支学科必须加强学科制度，这包括稳定的研究机构和群体，严格的学术培养计划，有效的学术评价机制和长期的基金支持。而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知识整合去解决与宪法相关的社会问题；改善现有的宪法学研究状况，开展学术竞争、学术批评，建立学术传统。 关键词 主流宪法学 非主流宪法学 宪法问题 学科建设 学术竞争 在中国宪法学界，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人关注并致力于宪法学分支学科的建设，这种倡导并实践的意义自不待言。[i]本文从学科制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宪法学分支学科建设的难度和可能性。 大致而言，宪法学的分支学科包括宪法解释学、比较宪法学、宪法史学、宪法哲学、宪法政治学、宪法经济学、宪法与文学、宪法社会学、宪法人类学等等。但是，每一个宪法分支学科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都需要有专业的学术精英进而相应的知识积累以及物质基础建设。 一、分支学科制度建设中的主流宪法学 每一个宪法分支学科的发展都需要有专业的学术精英来带动整个分支学科的发展，而外在的表现就是有相应的知识积累以及各自相对独特的研究方法或研究对象。 就近五年中国的宪法研究情况来看，宪法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对宪法理论体系的研究（宪法哲学）、对宪法文本的研究（宪法解释学），以及从国家建设角度对宪法政治的研究（宪法政治学）。这三种研究构成了目前宪法研究的主流。大致讲来，其共同特征是关于宪法的规范性研究，关注的是“宪法是什么”的问题。 宪法理论体系研究关注方法论、基本范畴以及宪法理论体系的解释力。[ii]构建宪法理论体系被认为是宪法学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而宪法文本研究的问题则集中在宪法文本的制定（修改）权力、宪法文本的内容、“宪法修改”的活动、[iii]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iv]宪法文本的解释、[v]宪法的实施或适用（宪法监督、宪法诉讼）。[vi] 对于一个学科建构而言，规范宪法研究是有意义的，它有助于宪法学的独立和自治，形成宪法学专业的体系和术语。但是注重规范分析和体系化分析的宪法研究同样存在弊端，它可能带来的是宪法学共同体更排他的话语，宪法学知识的更自给自足，法学内部引证网络的更加增强，和宪法学对外部学科知识影响（或者“帝国主义”）的更成功的驱逐。宪法学研究发展与封闭同时进行。[vii]也正是由于从体系出发，或者更注重对语词和概念的诠释，宪法学研究的范围受到很大的约束，在很多研究领域，宪法学者往往并没有发言权。比如，司法改革这个本属宪法领域的问题，却一直由法理学者主导研究的方向；[viii]而关于私有财产的入宪问题的讨论最早或者说最有影响的，不是宪法学者，甚至不是法学者，而是经济学者。而另一方面，目前宪法学研究的人员力量与其他法学学科相比又比较落后，远不如法学理论、民法学，甚至不如最为相近的行政法学研究力量。[ix] 有关宪法政治的研究不仅包括宪法学专业学者，还包括一些政治学者以及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宪法政治研究，即是运用政治学的概念、思想来建构宪政主义，也带有很强的规范色彩。宪政更多的包含了宪法的政治权力构成以及宪法的政治制度理念，并反映在动态的政治运作过程。务实的宪法政治研究将违宪审查制度作为制约权力的重要手段。在2009年孙志刚事件后违宪审查制度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但更多的宪法政治研究侧重于价值判断，比较理想化。强调宪法研究与政治理论（法律理论）研究的结合，研究宪法与法治、民主、自由、平等的关系。[x]进而，主张在中国宪法改革的过程中贯彻这些政治理念。[xi]在宪法的实施或适用中，宪法诉讼、或者宪法监督、或者宪法司法化都需要宪政理论的支持。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讲，宪法政治研究虽然是将政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法律理论）结合在一起，但是却忽视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与实际情况相脱离。在我看来，宪法政治研究必须要回到宪法文本的研究上来才会有意义，否则，不免会带上理想主义的色彩。 二、分支学科制度建设中的非主流宪法学 相对于以上三个研究方向的主流宪法学之外，目前还存在着非主流的宪法学研究，比如宪法经济学 和宪法社会学。这些分支学科的研究更多的带有社会科学的跨学科色彩。相对来说，研究群体很少，亦缺乏知识积累，因此学科发展比较弱。 宪法经济学研究的是，“不同宪法规则体系对经济的影响是什么？在个人只掌握有限知识的情况下，哪些宪法规则在协调个人的活动上对个人是有益的？特别是，哪些宪法条件最有助于确保竞争和创新？第一个问题属于实证经济学的范畴（实证宪法经济学）；而其余问题则属于规范宪法经济学的范畴。总的来讲，聚焦于宪法经济学已经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在既定规则之内作选择转向了在不同规则之间作选择。”[xii]目前，经济学界有一股力量是研究宪政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而中国法学界极少有人研究。 宪法社会学更关注如杉原泰雄所提倡的“作为生活问题的宪法问题”。中国宪法学界目前更重视研究“作为规则问题的宪法问题”，而“作为规则问题的宪法问题”研究是以解释论为中心的规范的宪法研究。杉原泰雄认为，过去日本的宪法学是以解释论为中心、与国民生活脱节的宪法学，它对探讨“生活中的宪法问题”是极为消极的。正是因为这种宪法解释论没有把国民“放在心上”，与国民的实际生活脱节，自始自终只是从法学技术上对宪法问题进行解释，所以时至今日，宪法学仍没有能像政治学和经济学那样，在国民的心中得到一种亲切感。[xiii]这个基本判断是适用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如同冯象所云“它没宪法”。[xiv] 从方法论上来看，“作为规则问题的宪法问题”是理论的宪法问题，归属于规范的宪法研究（宪法解释学）的内容。而“作为生活问题的宪法问题”是经验的宪法问题，归属于宪法社会学研究的内容。从这一立场出发，那么“一个国家也许没有系统阐述的独立的宪法理论，但它一定存在着宪法的问题；没有成文的宪法，也会有宪政的实践，有制度意义的宪法，或实在的宪法。因此可能进行社会科学的实证性研究”，这种研究更强调历时性，真正关心一个具体国家宪政发展的问题、实践和话语以及制约因素。[xv] 宪法社会学研究提倡实证的、经验的分析，关注社会问题。尽管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宪法问题，但是社会问题在一定条件下构成宪法问题。 宪法问题也并不必然与宪法文本相联系，并不以宪法条文规定与否作为判断是否是宪法问题的标准。也因此，需要从社会生活的实际出发，去发现宪法问题。比如，基本权利研究中涉及“乙肝歧视”、 “身高歧视”、 “高考移民”、 “迁徙自由”等这些与公民息息相关的实际问题，尽管宪法上没有具体规定，甚至可以归入部门法问题，但仍然可以上升为宪法问题。 这是因为，所谓从社会生活实际出发来判断是否是宪法问题，是要看这个问题的现实影响力，这个问题是否在当下的这个社会中具有可争论的、重大的意义。社会问题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构成宪法问题，但在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却未必。比如，堕胎问题在美国就是一个宪法问题，而在中国就不是。因为堕胎在美国涉及价值观念特别是宗教观念，而在中国则成为计划生育，减少人口的一个普遍做法，为大众所认可，不存在争议的问题；族群对立问题在中国大陆不够成一个宪法问题，而在台湾地区目前已经是一个宪法问题。在当代中国，受教育权以及涉及各地高考分数线差异过大、高考移民、“齐玉苓案”等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受教育权与生存权密切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就业机会越高，相反，受教育程度越低，则失业机会越大，更容易陷入贫困而依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xvi]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受教育权是一个宪法问题。 影响力的判断标准，只是宪法问题的构成的一个事实要件，构成宪法问题还有法律要件。而宪法问题并不在于它是否能够通过部门法来解决。宪法问题也可以是部门法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种筛选机制将部门法问题选择成为宪法问题。我觉得这样一种分析对于目前宪法的私法适用问题（处理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来说，是另外一种解读，[xvii]就目前来看，由于受到公私法划分的影响，因此，法学界包括法律界主张法律问题首先通过部门法解决，部门法解决不了才会成为宪法问题。在我看来，这样人为划分公私法来决定宪法适用可能是有问题的，重要的是，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框架出发来选择问题，因此，从法律制度而言，是否构成一个宪法问题取决于具体国家的法律筛选机制。不是首先进行部门法归属判断，而进入由法律组织机构（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判断程序。比如，在美国，能够进入最高法院的case都能够成为宪法问题。而美国所谓宪法性问题如涉及经济规制、税收、刑事被告人权利保护、财产权等都是通过 最高法院作出判例才发挥作用的。我认为，中国司法制度（最高法院）如何与宪法发挥作用、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如何与宪法发挥作用，进而作出宪法性问题的判断值得进一步研究。 三、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建设的物质基础 总的来看，目前已经出现了有关宪法问题研究的知识分野（比如规范分析抑或实证分析），并有了比较多的知识积累，但是并不意味着宪法学分支学科的当然建立。宪法学分支学科必须加强学科制度，通过学科制度建设将这些不同取向的宪法学研究成果和人员组织化。 学科制度是支撑学科研究的物质基础。它至少包括四类范畴：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研究者及他们赖以栖身的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网络；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学术成果的公开流通和社会评价；稳定的基金资助来源。[xviii]从中国宪法学的发展来看：从事中国宪法的研究者越来越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都有专门的宪法研究机构，有专业的中国宪法学会；能够培养宪法学的硕士和博士生，象中国人民大学还招收宪法学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也出现了专业刊物《宪政论丛》等以及各种评奖活动来评价学术成果；有诸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及海外基金会资助研究等等。中国宪法学的学科制度的逐步完善，为进一步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提供了可能性。 除去一部分传统分支学科如宪法解释学、比较宪法学等，其他分支学科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交叉学科特征。因此，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建设除了要依靠宪法学的学科制度之外，还要看相应的其他学科制度的建立完善情况。宪法政治学、宪法社会学、宪法经济学、宪法人类学分支学科制度也要依靠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的学科制度建设（当然本学科的知识积累也很重要）。但是，重要的是各学科之间沟通与融合。以宪法社会学分支学科为例，该分支学科的发展必须要依靠宪法学和社会学双方的共同力量才有可能发展强大。 但是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建设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 最根本的是，分支学科制度体现出来的学科互涉（interdisciplinary），包括其主张、活动和结构，它是对正统的挑战，是变革的力量。[xix]比如，以实证和经验分析为特征的宪法社会学就是对以规范分析为特征的正宗宪法学的挑战。而这种挑战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是“知识－权力关系”。由于规范宪法研究占据宪法学学科的主导，面对宪法学主流学科制度的霸权，专业的宪法分支学科学者往往处于边缘地位。因为目前宪法学科培养出来的学者，已经成为学界的中坚力量，并在各自的研究机构形成学术梯队群。这些学者与所培养的学生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忠诚”关系，而不是学术上的相互竞争和批评关系。在这种“忠诚”关系的主导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老师与学生合署名发表论文以及尊师“祝寿”的现象。有研究表明，学术声望制度越完善的地方，给老师的“祝寿”活动要相对少的多。[xx]因为，通过“祝寿”等活动，可以变相提高与老师有关的一批人的声望，而这种声望恰恰不是通过其学术水平来提升的。在现有宪法学学科制度已经促成了一个独立强大的“利益共同体”的情况下，与主流宪法研究差异显著的分支学科研究，往往会被视为“学术越轨”和“学术异端”。具体而言，在课题资助、博士点评定、文章刊登等具体的学术生产环节，由于评审人往往仍是主流宪法专业训练的人士，相应的，从事与主流宪法研究对立明显的分支学科学者往往处于劣势。长此以往，分支学科的研究必然会被边缘化。 具体而言，还有以下问题： 第一，宪法学分支学科没有制度上的合法性。由于在教育部的专业名录中，宪法学卡连二级学科都不是，而是与行政法合称“宪法与行政法”作为二级学科。而作为宪法学的分支学科多数也没有列出来。由于专业名录涉及人才培养和资金投入，因此，宪法学分支学科建设先天不足。 第二，跨学科的法学分支学科要比跨学科的宪法学分支学科，更有建设的可能性。相比较而言，法律社会学要比宪法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更为可能。因为，法学和社会学都是一级学科，都形成了各自的学科制度，知识体系和人才，而宪法学只能算上二级学科，在很多方面都不能与法学相比，因此，建设法律社会学的学科更具有可行性，而且重要的是，如果法律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完善将会对宪法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实际上，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宪法社会学更有理由纳入到法律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制度中 ，成为法律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方向，而没有建立宪法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必要。宪法人类学也是如此，它与法律人类学有更多的同质性，整体的（holistic）观念、比较分析和田野民族志调查，因此，应该成为法律人类学学科的一个方向，似无独立的必要。[xxi] 第三，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就是有自己的“专业同人刊物”，或称“旗舰刊物”（flagship journal）。它反映本学科重要的研究进展和前沿热点，预示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旗舰刊物和一流学者之间呈现相互优化的态势。一流学者借助旗舰刊物积累其符号资本，扩大学术影响，而旗舰刊物则因吸引和发表更多一流学者的成果来提升刊物的声望。[xxii]实际上，象宪法学这样的大学科还没有自己的旗舰刊物，更不能奢望宪法学分支学科有自己的旗舰刊物。即使有，刊物能否保持连续性也值得怀疑。而跨学科的法学分支学科如法律社会学亦没有自己的旗舰刊物。实际上，如果象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有了专业同人刊物，积极刊登宪法社会学和宪法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将会极大的促进该分支学科的发展。 第四，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的重要一环是学科评价机制。就学术成果来看，匿名评审绝大多数都没有实行，关系稿、人情稿、编辑一人决定稿等现象非常普遍。而不论是职称评定、研究课题、重点学科、博士点等评选，多是由外行人评议乃至行政权力插手。这就不可避免的出现发表出来的宪法文章的质量难以迅速提升，宪法学教授越来越多，而学术水平却未见提升。当然，这些现象并非个案，而是与历史原因和学术管理体制有关。如果仅就宪法学分支学科评价机制建设而言，在现有制度空间内，应当让与分支学科相关的外学科人士参与到学术成果的评价过程当中。更进一步，法学院特别是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些国内一流的法学院，应当培养更多的学术人才，而师资的来源不应当仅限于法学背景，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专业的研究人员均可引进到法学院来。 总的来看，宪法学分支学科建设特别是具有跨学科色彩的分支学科建设，并不是为了争取什么资源，重要的在于两点： 第一，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特别是跨学科色彩的分支学科的目的，不是画地为牢，各自独立，而恰恰是要通过知识整合去解决存在的社会问题，特别是与宪法相关的社会问题。 第二，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特别是跨学科色彩的分支学科的目的，是改善现有的宪法学研究状况，开展学术竞争、学术批评，建立学术传统。如同苏力对以跨学科为特征的社科法学的评价，“社科法学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促使整个中国法学研究的转向”，“把社科法学视为传统法学的天敌不合适，重要的是如何运用现有的法律知识加上可能获得的社会科学知识来共同推进，把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向前推进”。[xxiii]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特别是跨学科的分支学科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参考文献： [i] 如，2009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专门召开了“中国宪法学分支学科建设研讨会”。 [ii] 如，童之伟：《法权与宪政》，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赵世义：《从科学分析到人文综合——中国宪法学通向成熟之路》，《法律科学》1999年第4期；叶必丰：《论依法治国与宪法学的新体系》，《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秦前红：《评法权宪法论之法理基础》，《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 [iii] 以1999、2009年宪法修改为例，在此前后主要法学核心期刊纷纷推出“宪法修改笔谈”，比如，《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的“宪法修改问题笔谈”；《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的“宪法修改与宪法在下世纪初的发展”；《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3期的“修订现行宪法 完善宪政制度”；《法学》2009年第4期的“世纪之初中国宪法的修改和发展”；《法商研究》2009年第3期的“社会转型与宪法修改”。 [iv] 韩大元：《论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 [v] 如，胡锦光、王丛虎：《论我国宪法解释的实践》，《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郑贤君：《我国宪法解释技术的发展》，《中国法学》2000年第4期；韩大元、张翔：《试论宪法解释的界限》，《法学评论》2001年第1期；周伟：《宪法解释案例实证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苗连营：《中国宪法解释体制反思》，《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 [vi] 如，童 之伟：《宪法司法适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法学》2001年第11期。 [vii] 对整个法学学科研究封闭的批评，参见成凡《从竞争看引证——对当代中国法学论文引证外部学科知识的调查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viii] 如，贺卫方：《司法制度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苏力：《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二编，“司法制度”。 [ix] 一个佐证就是，1998－2009年中国大陆法学著述他引前50位学者中，只有一位纯粹的宪法学者（童之伟），然而这位学者在那几年写的更多的是法理学的论文；与此相比，民商法者12人、法学理论（包括法律史）15人、行政法4人（罗豪才、应松年、姜明安、王名扬），参见苏力：《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另外，从五年的法学论文产出数量来看，纯粹的宪法学者也几乎没有，姑且可以算作是宪法学者的有童之伟、郭道晖、周永坤、杨海坤、蔡定剑（他们兼跨了宪法、行政法或法理学），参见苏力：《法学论文的产出》，《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二章。 [x] 如，程燎原：《关于宪政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现代法学》1999年第4期；杨君佐：《共和与民主宪政》，《法律科学》2000年第2期；杜承铭：《论宪政的人性基础》，《法学》2000年第4期；王人博：《宪政的中国语境》，《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等。 [xi] 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xii]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第407页。 [xiii] 参见杉原泰雄《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xiv] 冯象：《政法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它没宪法”。 [xv] 苏力：《中央与地方的分权——重读〈论十大关系〉第五节》，《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 [xvi] 温辉：《“高考移民”现象的宪法解读》，《宪政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xvii] 更多的宪法的私法适用的分析，参见张翔：《基本权利在私法上效力的展开——以当代中国为背景》，《中外法学》，2009年第5期；张千帆：《论宪法效力的界定及其对私法的影响》，《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2期。 [xviii] 方文：《社会心理学的演化：一种学科制度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xix] 朱丽？汤普森？克莱恩：《跨越边界－知识 学科 学科互涉》，姜智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 [xx] 参见周雪光：《组织社会学二十讲》，清华大学出版社。 [xxi] 高丙中、章邵增：《以法律多元为基础的民族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xxii] 方文：《社会心理学的演化：一种学科制度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xxiii] 侯猛、胡凌、李晟整理：《“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研讨会观点综述》，《法学》2009年第10期。

中国科学论文篇7

一、勇于开拓专业领域中的文化新内涵

加强课堂理论教学的文化内涵并与课外实践体验有机结合，让中国传统文化走进所学专业，开展旅游文化研究、饮食文化研究、企业文化研究，从而促进学科教学，丰富大学生文化底蕴。

（一）将传统文化融入旅游专业学生学习中

如今旅游增温不下，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只有以文化为底蕴，旅游业才能有档次、有品位，常胜不衰。唐诗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李白、杜甫、王维、元稹、高适等唐代著名诗人的作品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信息。中国古典诗词范围广博，涉猎从自然到人文的风俗，作为一部精神文化史的唐诗，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部反映唐代社会的百科全书。记述自然风光、名川胜迹、人文建筑、服装服饰、风土人情、绘画书法、音乐舞蹈、节日庆典、传统习俗包罗万象，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化资产，如能有针对性地应用到旅游专业学科教学中，则可为旅游注入新的活力。另外，从边塞诗中了解我国古时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了解丝路上的主要城镇、朔漠风光、异域风情和异域文化。借助唐诗对黄河流域的叙述，了解黄河流域的风土人情和繁华古都。从对长江流域的叙述角度出发看唐诗，看春江花月、烟雨楼台和文人雅士的江南特色。通过收看《舌尖上的中国》电视纪录片，以及阅读董桥的散文如《乡愁的理念》等感悟中国传统文化，将知识和理念、文化融入学科教学中。

（二）将饮食文化融入专业课学习中

中国自古以来重自然，爱生命，追求和谐，饮食活动注重情趣，烹饪讲究技巧的施展、饮食器具的挑选、菜点的安排，注重审美情趣。中国饮食文化具有如下特点。如风味多，南米北面，南甜北咸、东酸西辣；四季有别，冬天味醇浓厚，夏天清淡凉爽；讲究美，注意食物的色、香、味、形、器的协调一致；注重情趣，中国菜肴的名称出神入化、雅俗共赏。菜肴的命名，有根据历史掌故、神话传说、名人食趣、菜肴形象等来命名。如全家福、将军过桥、狮子头、叫花鸡、鸿门宴等；食医结合，药膳同源等。中国饮食文化注重人文情怀，不管是什么目的，大家都会团团围坐，举杯相敬、让菜、劝菜，分享各自内心美好的事物，分担朋友内心的痛苦。此外像孔府宴、满汉全席，席中还有诗歌答奉、百戏歌舞、投壶行令，文采斐然。其规模盛大、高贵，程式复杂，珍馐菜肴达三百多种，它拥有中国古代宴席之最的美誉。

二、寻找区域文化中的传统文化，构建特色大学文化

结合区域经济特点，深入社会实践，结合城市承办的各种博览会、文艺演出、体育盛会等形式，开展寻找中国传统文化根基活动。以吉林省农博会为例，开展专业与区域文化融合研究。在旅游景观设计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营造大学文化，与区域文化融合，体现吉林省民俗文化特点。吉林省汉族、满族、蒙古族、朝鲜族人居多，是世界公认的萨满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农博会展览中充分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将梦想与景观设计的实践融为一体，突出区域民俗文化的特点，如汉族传统民居――土坯房子篱笆寨；满族传统民居――口袋房，万字炕，烟囱出在地面上；朝鲜族传统民居――立柱支撑、纵横梁木、进门就是炕。“地窨子”“马架子”“闯关东”时的民居。现代生活方式替代了传统民俗，但是我们不该让当代大学生忘记优良精致的民俗文化。

三、开展与所学专业有关的企业文化研究实践活动

中国科学论文篇8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5.10.023

〔中图分类号〕G25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5）10-0124-04

Subject Threshold Value of Top 1‰ Highly Cited Papers in CnkiDing Fuhu

（He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ixian 453600，China）

〔Abstract〕Look for the threshold values of top 1‰ highly cited papers of various subjects，which is a ruler to assess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erformance.Use Cnki to search the top 1‰ highly cited papers of 94 subjects，sort the cited threshold value and weights，find that the treshold values of various subject are seriously unbalanced，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ighest value and the lowest value is 55 times，the average threshold value is 101.Whether the threshold value is high or low depends on the following factors：the subject area which has a large amount of documents is higher than the subject field which has a small amount of documents；the basic theory field in the same subject of philosophy and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s higher than other fields and so on.

〔Key words〕1‰ highly cited papers；hot paper；subject treshold value；Cnki；CLC；performance evaluation

科研绩效评估时如何考虑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一直是科技评价中的一个难点。早期的绩效评价主要是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比如专家加权法、兑换计量法和文献计量法等[1]。然而由于受专家因素的影响，引文评价的客观性价值尺度在基础研究领域逐渐被重视起来，从而带动了文献计量评价的发展和应用[2]。但是由于学科之间引文数量的不均衡性，单一的评价指标就很容易出现偏差。比如薛天祥等就认为同质性（相同学科间）是可比性的前提[3]，因而寻找不同学科之间的权重系数就成了一个关键点。学术界认为，高被引论文是学术创新的风向标，也是各个学科进行评价的一个重要参照指标。而一个学科的居前1‰高被引论文则代表了一个学科的学术贡献和影响力。汤森路透基于Web of Science？（SCIE/SSCI）所收录的全球11 000多种学术期刊的1 000多万条文献记录而建立的计量分析数据库，于2001年推出的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分别排出居世界前1%的研究机构、科学家、研究论文和居前1‰的热点论文，目前已成为世界科学界用以评价高校、学术机构、国家与地区国际学术水平及影响力的重要评价指标工具之一。近年来，以美国ESI等数据库为研究载体，基于计量学的理论，开始了在科研成果、科技人才、科技期刊、科研机构、学科评价和大学科研竞争力等方面产生了一批研究文献[4-5]。在国内，以中国知网（CNKI）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等数据库为工具，产生了一批高被引论文的研究文献。但是，利用国内数据库进行宏观的，具有学科比较意义的高被引论文指标体系研究还缺少进展。而进行高被引论文学科阈值的比较研究，对于不同学科之间的绩效比较就具有了广泛的意义。

1研究方法

由于各学科发展程度和引文方式的差异，导致了论文被引用次数在各个学科之间缺少可比性。但是，在综合性大学、综合性科研机构内部，以及政府部门组织的各类项目评估当中，有时候不同学科之间、不同领域之间也需要进行择优比较。否则，评优工作就缺少客观性和可比性的一个参数。为了寻找一个相对公平的尺度，先假设在一个学科内部，被引用次数相同的文献，其学术影响力和学术贡献是大致相等的。中国知网收录了国内正式出版的7 000多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献，各个学科分支收录的文献从数千条到上百万条不等，对这些数据进行云计算既繁琐又未必科学[6]。但进入各个学科领域的前1‰高被引论文的被引用次数的阈值，在各个学科内部的文献当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高影响力意义，属于一种散布在群峰中的学术水平“雪线”。因此在不同的学科之间具有一定的参考性和可比性。基于这个考虑，本文选取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作为检索数据库，为了拥有较大范围的文献量，检索的开始时间不受限制，检索截止时间到2015年3月，以中图分类号检索方式，除军事学科之外，对各大学科门类的代表性学科或领域进行抽样检索，共检索了94个学科的居前1‰高被引论文的收录情况。

2015年10月第35卷第10期现？代？情？报Journal of Modern InformationOct，2015Vol35No102015年10月第35卷第10期中国知网居前1‰高被引论文的学科阈值Oct，2015Vol35No102居前1‰高被引论文的学科阈值与权重系数

根据94个学科居前1‰高被引论文的阈值，计算出94个学科的平均阈值为101。之后按照各学科文献阈值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并计算出各个学科的阈值权重（见表1）。居前1‰高被引论文最高阈值的学科为语言学，文献被引用330次；最低阈值的学科为诗歌、韵文，为第69位，文献被引用仅有6次，两者之间相差55倍。与上一年度相比较，学科平均阈值上升了83个百分点。在94个学科中，排序未发生变化的学科有52个，占553%；排序发生变化的学科有42个，占447%。其中位序变化在3个位序之内的有36个，占全部学科的383%；位序变化在4～7个位序之内的有6个，占全部学科的64%。表194个学科领域居前1‰高被引论文被引用阈值与权重排序情况

序号代码学科领域文献总数前1‰

阈值阈值权重1H0语言学106 577330030612X2社会与环境27 863274036863P9自然地理学14 423252040084P5地质学90 558227044495F0经济学123 753224045096D0政治理论59 695217046547B84心理学138 120199050758O22运筹学25 540187054019F30农业经济理论117 5801760573910S3农学44 3261710590611P4气象学120 0221660608412Q93微生物学29 8831650612113H19汉语教学64 4101600631314TU3建筑科学131 4671560647415P7海洋学72 2991480682415C91社会学241 8471480682416S7林业260 2451420711317Q7分子生物学49 7651410716318R28中药学432 3681350748119F82货币91 8451330759420F23会计313 2121290782921O63高分子化学46 5631230821121O34固体力学23 4771230821122Q81生物工程学17 1431190848723I0文学理论56 6951170863224R18流行病与防疫122 6461130893824O24计算数学34 1151130893825Q96昆虫学18 9331120901826F40工业经济理论72 3381110909927B82伦理学50 8081100918228O61无机化学49 0771090926629D92中国法律892 7201060952829V2航空164 2401060952830H12文字学35 0321040971231F31世界农业经济21 3661020990232Q98人类学7 2821011000033O65分析化学116 612991020233S6园艺495 307991020234G35情报学42 651981030634Q4生理学150 476981030635O62有机化学80 168971041236R25中医内科227 336961052137B0哲学理论45 624941074538TE石油、天然气229 484931086038H13训诂学125 536931086039S2农业工程426 282921097839R9药学317 755921097839TD矿业工程291 3949210978表1（续）

序号代码学科领域文献总数前1‰

阈值阈值权重40R71妇产科学279 510901122240N94系统科学112 856901122241O7晶体学18 707871160942G25图书馆学316 876861174442TV水利工程297 824861174442O48固体物理学31 908861174443O31理论力学11 576841202444D5世界政治58 380801262545TU1建筑基础科学35 158781294945K1世界史42 397781294945Q2细胞生物学77 313781294945K0史学理论24 115781294945O41理论物理学29 847781294945G31科学研究工作28 551781294945D63国家行政管理460 331781294946TN92无线通信204 990761328947O43光学42 899751346747X9安全科学112 008751346748TS轻工业、手工业801 814741364949C95民族学15 659691463850U2铁路运输287 583661530351B83美学18 132651553852K9地理103 968641578152C96人才学42 841641578152I1世界文学43 599641578153TF冶金工业128 740631603254D62政治制度与国家机构161 964621629055R77眼科学140 425611655756R78口腔科学146 483581741456U6水路运输157 226581741456S9水产、渔业447 472581741457O18几何、拓扑18 453531905758O17数学分析111 150511980459B2中国哲学81 719472148960J0艺术理论27 857452244461B26现代哲学8 423422404861TL原子能技术51 097422404862B9宗教99 412382657962K23封建社会史26 590382657963J9电影、电视艺术187 681362805664O51低温物理学3 840342970665J5工艺美术148 430303366766J4摄影艺术104 974244208367A马克思主义、列宁

主义、思想、

邓小平理论441 379224590968I25报告文学17 473812625069I22诗歌、韵文252 0896168333394个学科阈值分析

31居前1‰高被引论文阈值在各学科内部的分化呈现严重不均衡现象许多学者认为，不同的学科由于引文特征差异过大，基于文献被引次数的各种评价指标体系也就仅适用于同一学科之内[7-8]。H指数的发明者赫希也认为，生物学家的h指数都偏高，表明h指数就像其他指标一样，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很大[9]。数据显示，居前1‰高被引论文的阈值不仅在各个学科门类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就连同一学科领域之间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如文学领域，文学理论、文字学分别为117次和104次，而报告文学和诗歌、韵文领域分别仅有8次和6次。在数学领域，运筹学和计算数学的阈值分别为187次和113次，而几何拓扑、数学分析领域仅有53次和51次。在农学领域，农学和林学的阈值分别为171次和142次，而园艺、水产渔业学科领域分别仅有99次和58次。

32在学科相近的领域中，文献总量多的学科分支阈值高于文献总量少的学科分支在物理学内，固体物理学、低温物理学的文献总量分别为31 908条和3 840条，两者的文献比率为1∶012；而两者的阈值分别为86次和34次，比率为1∶04。微生物学、昆虫学的文献总量分别为29 883条和18 933条，两者的文献比率为1∶063；而两者的阈值分别为165次和112次，比率为1∶062。心理学、伦理学和美学的文献总量分别为138 120条、50 808条和18 132条，三者的文献比率为1∶036∶013；而三者的阈值分别为199次、110次和65次，比率为1∶059∶033。文献总量多的学科意味着该学科的科学家总人数多，其阈值也就可能相应被提高。

33在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门类中，同一学科的基础理论领域的阈值高于其他领域在哲学学科内，哲学理论的阈值为94次，而美学、中国哲学和现代哲学的阈值分别为65次、47次和42次。在政治学学科内，政治理论领域的阈值为217次，而世界政治、政治制度与国家机构领域的阈值分别为80次和62次。在艺术学学科内，艺术理论的阈值为45次，而电影和电视艺术、工艺美术、摄影艺术的阈值分别为36次、30次和24次。基础理论科学是一个学科的框架和支撑点，在高被引文献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34理学和农学阈值最高，文学和史学阈值最低

将94个学科阈值划分为高位区（>151）、较高区（101～150）、中位区（71～100）、较低区（51～70）和低位区（

4总结与展望

文献的被引用次数反映了该文献的影响力和学术贡献。学科之间文献的被引用次数，不仅在各个学科门类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在同一学科门类之间这种差异同样存在。而各学科居前1‰高被引论文的阈值权重系数，对于解决学科内外的差异性评价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基于文献被引用次数的评价指标体系，比如各学科文献在被引用次数、影响因子、H指数等指标的评价上，均可用各学科居前1‰高被引论文的阈值权重系数加以修正。可适用于学科评估、课题评价、人才选拔和学术奖励等方面的绩效评估。比如，一位经济学学者的H指数为10，乘以经济学的权重系数04509，则修正后的H指数为45；而一位情报学学者的H指数为6，乘以情报学的权重系数10306，则修正后的H指数为62。如果单纯比较H指数，则经济学学者绩效在前；如果乘以各自学科的权重系数，那么毫无疑问情报学学者的绩效是靠前的。

随着国内学术界与国际科学文献评价标准的不断接近，各学科居前1‰高被引论文的阈值权重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就需要学科评价工作人员做出相应的调整。比如，2014年的学科平均阈值，就比2013年上升了83个百分点，其中近一半的学科阈值系数在位序上发生一些细微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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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丁福虎，张水潮.利用CNKI和H指数评价大学科研绩效[J].科技管理研究，2010，（13）：97-100.

中国科学论文篇9

一、当代世界 科学 技术 发展 的突出特点 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当代 科技 革命正在全球蓬勃兴起。它标志着人类从 工业 社会 向信息社会的 历史 性的跨越。在这种革命性的变化当中，科技进步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表现出六个方面的特点： 1、科学技术急剧发展，呈现知识爆炸的现象。近30年来，人类所取得的科技成果比过去2000年的总和还要多。以此推算，人类在2020年所拥有的知识当中，有90%现在还没有创造出来。今天的大学生到毕业的时候，他所学的知识有60%～70%已经过时。预计今后100年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数将占世界总人口的20%，创造性的科学工作将成为21世纪人类的主要活动。 2、科学技术更新速度日益加快，科技成果商品化的周期大大缩短。20世纪前，人类从发明到 应用 电，时隔282年，电磁波通信时隔26年，而到20世纪，集成电路仅仅用了7年的时间就得到应用，而激光器仅仅用了1年。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在短短50年里，经历了5次大的科技变革：1945～1955年，人类相继开始利用核能；1955～1965年，人类开始摆脱地球引力，进入外层空间；1965～1975年，人类开始控制遗传和生命过程；1975～1985年，微处理机大量生产和应用，扩大了人脑的能力；1985年以来，以软件和 网络 化为标志，人类进入了信息化和网络化等新 时代 。这5次大的技术变革，构成了上个世纪最为壮观又多姿多彩的历史画面。 3、各学科、各技术领域相互渗透、交叉和融合。最近几十年来，科学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多种学科的综合、渗透和交叉，用于解决科学发展所面临的各种 问题 ，也导致了一系列新的跨学科的 研究 领域的出现，比如环境科学、信息科学、能源科学、材料科学、空间科学等等。学科的分支已从20世纪初的600多门，发展到现在的6000多门。 4、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科学的发展揭示了 自然 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所存在的内在紧密联系。比如环境问题，既是科技问题，也是 经济 问题、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已经超出了自然科学家的技术范围。 5、研究与开发的国际化趋势明显加快。全球性的信息网络，促进了世界各国的科研人员、科研机构、科研仪器、资料等基础设施的流动和信息共享，大幅度降低了研究成本，使得全球研究开发资源有了可以充分流动和利用的新的、巨大的空间，逐步地形成了一个全球的研究村。在这个过程当中，发达国家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受益者，对于发展 中国 家来说首先是一个挑战。 6、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在当代，生产和技术的发展趋势出现逆转现象。科学 理论 不仅走在生产和技术的前面，而且为生产技术的发展开辟了各种可能的途径。比如，先有了量子理论，而后促进了集成电路和 电子 计算 机的发展。又比如，利用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的最新成就，发展了生物技术。所以，当代重大技术工艺或者工程往往是理论超前的。这种特点，决定了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成为主导力量。 高技术及其产业是当代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我国手工业人均年产值大约2000元，传统工业人均年产值大约2万元，而高技术产业的人均年产值超过20万元甚至上百万元。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已经成为一股世界性潮流，所以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主要因素，成为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总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它与社会、经济、文化互动的多样性，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启示和新的理念， 影响 着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二、科学技术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6个方面： 1、产业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信息产业将成为主导产业。今后5年至10年，因特网将迅速发展。计算机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软件技术及其产业将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信息产业将成为主导产业，美国的计算机和通信社会的投资占资本设备总投资的40%，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产业为美国创造了1500万个高薪就业机会。这种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化程度，已经远远超过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人类从农业化向工业化变革的影响。 2、生物技术的突破，正酝酿着新的主导产业。20世纪70年以来，以DNA重组技术为核心的 现代 技术蓬勃 发展 ，全世界每年受益的1万项专利技术当中，有近1

中国科学论文篇10

文明是人类区分动物的唯一标志，没有文明就没有人类，没有文明时代的人类就是动物。马克思私有权和私费发明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私人对文明的贡献，人类社会有了马克思主义，比过去要文明一些，体现在西方世界，有更大的文明价值！对于中国人民，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进步是有限的进步，无产阶级对于西方是一个急待觉悟的阶级，马克思为西方设计无产阶级觉悟学说，这一特点明确！西方文明因马克思主义而更加精彩。

但是中国是一个工业化严重不足的落后国家，马克思主义不是解决中国工业化的最好方法！这是真理！

亲爱的人民，揭示这个真理却是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曲折发展之后，今天中国就是民主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我2001年写信给德国大使，谈到中共中央自减怪圈，不是适合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国际需要。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系列丛书的信息作用，在于分析马克思主义系列图书对中国工业化信息化社会发展有多少实际作用？

图书是一民族进步的标志和里程碑，关键是中国人创作了什么？我创作了两本专著，2014年9月前出版了两本专著，书中有很重要的指导中华民族建立民主政治和实现中共的开放原理，中华民族应当及时购买我的专著，学习先进理论，迈向先进时代！

图书的信息传播受中共一党马克思主义系列丛书的影响很大，中共在资本主义海洋里一讲还是马克思主义，而一个根本判断：马克思主义为解决西方工人阶级觉悟设计，适合西方国家阶级斗争的总特征，这个真理认识，为什么中共中央至今还不能回答我？论伟大执政观的历史条件和机遇？文章最正确的结论呢？

关键还是党政利用执政权限制党员和人民读马克思主义系列丛书以外的书，眼里把马克思私有权和私费的马克思主义当成公共的所有权，错误地认识马克思主义造成的文盲中国共产党群体！

中国人绝大多数人不知道马克思私有权和私费出版马克思全集，把马克思主义当成集体图书成就，这样讲出来的中共公有制和集体主义就是不准确的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不是正常传播，马克思主义被中共一党夸大和被中共一党借税政的财力去夸大马列主义图书作用于中国人民，其实质是小中华民族而夸大中共马列主义！

可惜！西方国家打中共和苏共一耳光，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进步只有民主大选政府和政策，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得多少选票执行马克思主义政治？都出乎马克思本人的预料！2010年，我就已经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大部分中国共产党员希望借助马克思主义永远特权下去，永远只读点马克思主义著作。看看，即使马克思主义实现，也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子系统，不是中华民族的胜利，只是西方国家子系统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学习图书文化过偏，就像人偏食习惯一样，不能健康发展文明和身体，就会积恶成疾！

中国图书信息要有健康的发展战略和规划，有健康的社会实践，党政公费马列主义系列丛书是压迫中华民族创造力的政治高压，不行！我向和主席都说明了这件大事，希望和主席任期内能解决这一历史重大问题！党政公费偏面发展马列主义丛书，中华民族自费发展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法律科学等文化，这是竞争的严重不公平和岐视！特别提出中共中央应取缔党政公费马列主义研究和出版事业，都改革为马克思一样的私费研究和出版，党政干部没有超中华民族人民的研究和出版特权！

长期以来，中共中央政治畸形发展，没有正确的图书信息政策，21世纪，中共中央还出纪宝成蔡荣生等大批马列主义特权作者，中共中央不觉得自己头脑不健全吗？这些分子本来又兼马列主义理论教授，出版大批伪马克思主义著作，向社会传播大批伪马克思主义作品！都不向西方国家专家客观认识马列主义！对于图书信息政治政策，中共中央长期有误，如何纠正，还得看主席是否重视？我2015年1月在南宁开会，请十中共中央委员叶小文为我的？国家优势现阶段表现为资本优势和民主优势？文章签名留恋，叶小文高兴的签了。贺铿（前国家统计局副部长）也为我签名留恋！这是个好开端，尊重中华民族自己人才的理论和创造，这是主席上台后，部级干部的新觉悟！

中华民族政治不仅可以讲写而且可以大胆发展理论和出版物，探索中共的开放和中华民族政治走向胜利的理论和实践，这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社会的主要大事！

文化产业和图书出版产业发展是有伟大民族独立与价值，中央人民政府必须办好这一大事，中华民族的文化和觉悟才能顺利提高到现代化水平，才会有自信自尊自立的文化氛围，实现世界有中国？中国有世界的伟大理想！

中国科学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建设、发展、变化一直是与具体的历史条件、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紧密联系的。当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各门类的学科理论建构不断加强，时代背景的不断变化和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都在不断赋予艺术学理论以新的实践意义和应用性社会价值。艺术学理论是一个丰富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系统，特别是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更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学科体系。艺术学理论不能是空中楼阁式的空洞理论，而是应该着眼于解决现实的问题。艺术学理论要建设成为真正的学科体系就必须实现自身研究范式的转型，即从单一的文本研究、书斋里的研究走向田野的实地考察和实证研究，同时需要艺术发生学、艺术分类学、艺术文献学、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等等基础理论的学科支撑，需要具备艺术学宏观视角的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的基础性学术建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研究学科体系，已经成为当代艺术学界的重要使命。

当前，在我国学术界、文化界，关于艺术学理论研究、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学术讨论和科研成果很多，但是把艺术学理论的发展、建设放置在文化建设特别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语境之下予以考虑、研究的较少。鉴于此，本文认为深入思考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意义与作用这一命题非常必要。

中国科学论文篇12

论文摘要： 结合国内有关地铁项目的实例，剖析若干“可行性报告”中存在的问题及理论症结，强调地铁规划必须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性原则，作出可供城市规划、决策者参考的地铁的科学价值决策程序。论文关键词： 可行性 公共项目 科学决策 价值决策 自1990年代起，中国各大城市就不断掀起地铁（含轻轨）热。?中央政府多次行政干预，以停止审批方式给地铁热降温。然而，中央降温，地方不降温；地铁项目不上，地铁规划线路却在增长。目前运作地铁项目的城市，尽管一号线长度都在25公里以内，但其规划总长却大都已超出100公里。其中，杭州和南京更分别达到了$&'公里和())公里。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人担忧。地铁属于建设成本巨大、营运成本昂贵的公建设施，其上马需慎之又慎。上世纪末的“机场热”已是前车之鉴：全国已建成的)'个支线机场，)&个严重亏损，有的已经停航。而地铁与机场不同：机场停航，土地资源还可利用；地铁停运，埋在地下的资源统统报废，毫无效益可言。这便是对地铁“可行性研究”进行专题研究的重要性所在。笔者因工作关系，自!""#年代开始接触地铁项目，从而发现地铁“可行性”研究中存在着忽视或违反社会科学规律及价值原则的现象。为此，笔者结合自己的价值学研究，围绕地铁规划的可行性，以探讨科学认识、价值决策的基本原则及程序，供地铁及其它大项目的规划者和决策者参考。实事求是：地铁可行性研究的科学原则 实事求是，是自然科学也是社会科学认识的基本原则。地铁，建在城市、服务城市，因此，把握客观市情是可行性研究的基础。市情包括许多内容，但对地铁而言，最重要的一是城市经济实力、二是城市人口规模———经济落后、人口规模过小的城市，地铁项目通常可免谈。应该说，把握这两条都不难。问题是，如何准确预测城市远期人口，这是地铁规划的科学依据。而在目前的地铁规划中，城市预期人口却几乎是一弹性存在。 1990年代初，由北方某院编制的青岛地铁规划，曾预测2000年青岛地铁一期（16公里）日均客流76万人次。当时北京42公里地铁日客运量才150万人次，每10公里35.7万人次；青岛地铁每10公里竟达47.5万人次。按比例推算出来，青岛的人口在2000年就该有2004万了！2011年，南方某院编制的青岛交通规划中的轨道规划，总长度为195公里，预测远期日客运量382万人次。按目前北京轨道交通总长114公里日客运量180万人次的比例推算，青岛未来城市人口也将超过2000万。由于国内地铁建设、运营成本大体相同，票价大体接近，因此，凡轨道规划超过100公里的城市，所预设的城市人口也都应超过700万，其中，杭州、南京的人口更应超过2000万！ 人们不禁要问，凡地铁规划，大都是国内权威单位、专家编制的，这些近乎天方夜谭的数据，究竟是怎么得出来的呢？在笔者接触的可行性报告中，大都有一个读不懂的数学模型和繁琐计算过程。问题是，这些数学模型的计算方法是把城市出行人口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把客流量按固定增长比率累进计算，然后得出不断线性增长的数据。这种方法显然是违反城市发展规律的。这好比预设年龄与身高正相关，设计的数学模型再精致，结论必然是错误的。 但由于这些错误隐蔽在复杂的数学模型背后，所以，它往往一路绿灯通过各级审查。这就形成一种反常的“规律性现象”：越是重大项目，越易犯低级错误。像粤海铁路、上海磁悬浮严重亏损便是例证。这之中，除去迷信专家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实践检验”错解为“直接经验”。即便有人对某些数据产生怀疑，也无法否证，因为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