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调研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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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全市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迅速，但总体实力仍较弱

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较快。**年末，全市实有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76910家，其中私营企业7510家；注册资本合计32.15亿元，注册资本超过1000万元的有15家，注册资本合计2.47亿元，占全部私营企业注册资本的7.68%，民间投资有集中趋向。**年，个体、私营经济实现总产值130.5亿元，从业人员达16.2万人。但绝大部分个体、私营企业为家族型，技术、管理人才短缺，资本金少（私营企业平均注册资本只有42.8万元），投资规模小，正处于资本的积累阶段。总体实力较弱，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小。

（二）个体、私营企业行业分布广泛，但产业结构需进一步改善

个体、私营企业行业分布广泛；一产、二产、三产均有分布。如二产，有食品、非金属矿物制品、机械、化工、金属制品、木材加工、造纸、纺织、服装、塑料制品、电子、医药以及建筑业等，三产有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交通运输、仓储、社会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业等。个体、私营企业主要分布在一般制造业、商贸流通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年末，个体工商户中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41028户，社会服务业11528户，运输仓储业10242户；工业5308户，农林牧渔业504户，私营企业分布在工业3814户，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2185户，社会服务业737户，农林牧渔业377户，信息咨询服务业215户。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新兴服务业、高科技产业中的比重还较低。

（三）民间投资增长迅速，但与周边地区相比差距还较大

1998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长迅速。自1998年至**年间年均增速51%，与全社会投资1998年至**年间平均增速29.1%相比，速度明显较快。从1998年至**年，个体经济投资完成额年均增速39.4%，私营经济投资完成额年均增速66.1%。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重逐年增加，1998年至**年间，年均增加1.5个百分点。同时，私营经济完成投资占民间投资的比重逐年上升，从1998年的39%上升到**年上半年的57.8%，平均每年上升4.7个百分点。（见表1）

表1连云港市个体、私营经济投资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199819992000****

全社会投资838307108827012782971518275856576

个私经济投资420835547411167814479394776

个私投资所占比重5．025．108．749．5411．06

私营经济投资1641025452587957526454826

私营投资占个私投资比重39．045．952．652．057．8

但我市民间投资与周边城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今年上半年，全市全社会完成投资在苏北五市中排名第二①，民间投资在苏北五市中量最少，占全社会投资比重也最低，差距明显（见表2）。如剔除核电投资，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65.8亿元，在苏北五市中仅高于宿迁，民间投资所占比重为14。4%，仍然较低。

表2**年上半年苏北五市个私经济投资情况比较

单位：万元、％

淮安盐城宿迁徐州连云港

全社会投资6837078194235088611390735856576

个私经济投资18525819347617052719919694776

个私投资所占比重27．123．633．514．311．06

注：①这主要是大项目支撑的原因，其中核电站上半年年完成投资19.9亿元。

（四）各县区民间投资都有一定发展，但发展不均衡

从表3可以看出，各县区无论是个体、私营企业户数，还是民间投资额都达到了一定规模。但四县民间投资发展较快，市区相对较薄弱。从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户数看，私营企业数四县占61%，赣榆最多，灌云次之，个体工商户数四县占66。5%，东海、赣榆、灌云户数最多。**年，四县间投资占全市民间投资的88%，比上年增长31.3%，增幅高于全市1.6个百分点。赣榆县民问投资量最大、增长速度最快。市区民间投资增长相对较慢，量相对较小。

表3连云港市个体、私营经济分县区情况

单位：万元、％、户

全市市区赣榆县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

1999年554745253172311860914381

2000年1116781461519923286682892919543

**年1447931735938725330933207323543

**年增幅29．718．894．415．410．920．5

**年个体私企数76910275521445813553135787769

**年私营企业数7510295717036651503628

二、制约民间投资发展的因素

（一）个体、私营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束缚了民间投资的健康发展

大多数企业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管理水平有待提高。有的经营者“小富即安”，缺乏投资冲动和创新精神，有的缺乏科学的投资理念。有的经营者法律意识淡薄，信用度不高，造成了社会上部分人对个体、私营企业的不信任，影响了个体、私营企业进一步的投资和发展。

（二）市场准入方面存在的各种“隐形壁垒”，限制了民间投资领域的拓展

某些领域表面上对民间资本开放，但这些领域的主管部门并未制定出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民间资本进入这些领域仍然无所适从。一些垄断领域和行业已形成利益集团，民间资本事实上难以进入。一些主管部门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想根深蒂固，为了维护本部门的利益，或对本行业直接垄断，许多项目不向社会公开招标，依旧主要由与其有关联的“裙带公司”来承担，或人为设置一些障碍（如高收费），个体、私营企业不能公平地进入这些行业开展业务。

（三）优惠政策厚外薄内，本地民间投资不能享有平等待遇

吸引外来投资已成为各级政府部门的考核指标和“硬任务”；各级政府、部门在吸引外来投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出台了不少相关政策，但在扶持发展本地民间投资方面重视还不够，存在政策不完善、不配套、难落实的问题。如，在土地、税收、收费等方面给予外来投资者的优惠，还不能一视同仁地给予本地民间投资者，投资待遇和机会平等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四）个体、私营企业融资困难仍然是制约民间投资的重要因素

一是个私企业自身因素，如：规模小、实力弱，产品及销售渠道多变，经营不稳定；同类企业多；竞争激烈；财务管理不规范，部分个私企业资信度不高，甚至逃废债；部份改制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厂房、设备简陋，达不到银行对贷款抵押物的要求等等；制约了银行的信贷投放。处于创业期或成长期的私营中小科技企业由于风险较高得到关键性的资金支持则更加困难。二是高度集中的信贷管理体制，影响了基层银行贷款发放的能动性和灵活性，也影响了县域企业获得贷款的时效性。由于对个私企业发展前景把握不准，为规避风险，银行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个体私营企业的所有制歧视。三是个私企业贷款的社会担保机构不健全，担保基金总量小。全市唯一为个体、私营企业提供担保服务的格斯达担保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仅为330万元，担保的贷款数额远远不能满足个私企业对贷款的需求。

（五）影响民间投资的其他因素

一是投资发展软环境的制约。机关干部思想、工作作风需进一步创新，“办事难”现象在某些部门仍然存在。收费项目多，规章不透明，收费标准弹性大甚至无标准。由于法律不完善，部分执法人员执法不公、执法不严，个体、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二是政府扶持措施不到位。政府规划和引导不到位，民间投资者需要的投资建议、投资渠道等引导性信息匮乏。三是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制约。社会上中介业不发达，难以为民间投资提供必要的信息、技术创新、投资咨询、技术评估等服务。

三、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建议

1．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努力扩大民间投资领域。要把民间投资纳入市、县、区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年度计划，制定并明确落实鼓励和引导政策措施。一是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社会事业建设。鼓励民间资本以独资、合作、联营、参股、特许经营等方式，或通过BOT、TOT、BLT等方式投资有收费机制、回报比较稳定的城市供水、供气、污水及垃圾处理、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项目，政府则逐步减少这方面的投资，留给民间资本。要进一步深化城市设施建设与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各相关部门要制定可操作的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建设的配套办法，将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领域落到实处。对以社会效益为主、投资回报率低的基础设施项目以及教育、文化、卫生、旅游、体育等社会事业项目，可通过财政贴息和建立合理的价格、税费机制等办法，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二是支持私营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加强组织协调和引导，支持有能力的私营企业建立技术中心和科研开发机构，促进私营企业与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大型企业搞好产学研结合，努力提高私营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和产品的技术含量。帮助符合条件的私营科技企业申请使用国家和省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扶持资金。三是鼓励私营企业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引导农村个体户和私营企业通过股份制、合资合作等形式，进入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资源开发领域，投资于种植业、林业、畜牧和水产业，参与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及良种繁育和推广。

2、要为民间投资营造一个公平的市场准入环境和投资环境。认真贯彻国民待遇原则，凡是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的行业和部门，都应向民间资本开放；凡是对外商开放的投资领域，都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凡是实行特殊优惠政策的领域，其优惠政策同样适用于进入该领域的民间资本。在舆论政策等方面与国有投资、外商投资同等对待，为其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加强综合协调，更多地运用市场经济办法促进民间投资。真正做到对民间投资少干预、多服务、少限制、多支持。

3、加大信贷支持，促进民间投资发展。一是建立和健全担保体系。按照政府适当资助，企业共同出资，吸引社会资金参与等方式，扩大中小私营企业信用担保资金规模，规范专项资金运作，以适应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二是私营企业要增强信用观念，加强内部管理，建立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增加资金营运的透明度，增强银行贷款的信心，提高向银行融资的能力。三是切实加强和改善对个体私营企业的金融服务。金融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把支持地方经济的改革发展和提高资产质量、防范金融风险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完善个体、私营企业的信贷评估、审批和贷款制度，积极研究开发适应个体、私营企业的贷款品种，在保证贷款质量的同时，提高对个体、私营企业的贷款比例。

4．拓宽资金来源，扩大民间投资。一是激活居民储蓄存款。全市现有148亿元的巨额居民储蓄存款，把其转化为投资将极大促进全市经济发展。一方面，要通过加强银行对个体、私营企业的信贷支持将居民储蓄存款转化为投资。另一方面要不断创新个人投资品种，吸引居民把储蓄存款转化为投资。可选择具体项目，通过国有投资公司向社会公众融资，进行投资操作，也可以通过建立产业投资基金、通过创造条件使具备必要条件的私营企业发行企业债券融资，吸引民间大量闲散资金参与。二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据有关部门估计，全市内联客方到位资金约有40%为民间资本，招商引资是扩大民间投资的有效途径。一方面通过招商引资，做大做强现有私营企业，另一方面要通过有针对性地招商，吸引浙江、广东、福建等地民间资本来我市投资兴业。三是支持民间投资项目按照规定申请使用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

篇2

近年来，随着我市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服务效率进一步提高，扶持政策进一步明确，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宽，招商载体进一步壮大，发展优势进一步彰显，招商引资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越来越多的市外民企落户港城投资兴业，带来了资金、人才、技术以及灵活的管理机制等发展要素在我市聚合，为培育新的税源、增加财政收入和就业作出了积极贡献。已成为全市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和新亮点。具体表现为五个方面的明显特点：

一是引进项目、资金实现新的突破。据统计，**年1至11月底，引进以民资、民企为主体的全市内联投资项目1308个，是前11年累计引进项目总数的三分之一，引进市外投资达72.6亿元，是前11年累计引进内联资金总额53.8亿元的1.3倍，当年引进单个项目总投资过3000万元的项目达206个，过亿元的项目55个。特别是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新情况下，我市打区位、资源优势牌成效凸显，对外吸引力进一步加大，来连投资企业呈现逐月快速上升趋势。9至11月连续三个月在引进资金数量上分别比上月递增5.2％、12.1％、13.4％。招引工作实现了超历史的突破。

二是投资领域进一步拓宽。来连投资民营企业中74.77％的投资项目、69.74％的引进资金集中于工业项目发展，来连投资民营企业中85％以上的上规模民营工业企业迅速向工业园区聚集；商贸物流、房地产开发等已是投资的热点领域；农业和社会事业等都成为投资的关注点。市外民企民资正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进入我市投资兴业。

三是依托地方资源优势特色明显。调查显示有41%的来连投资项目，36%的市外民资是直接利用本地农副产品和矿产资源从事深加工。涌现出福润食品、东海硅微粉、华丰纺织、大盛板业等一批依托本地特色资源，扩大就业、效益好、带动力强的骨干龙头企业，对带动农民就地致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四是促进了我市民营企业建设者队伍的壮大和素质提高。一大批来连投资民营企业扩大了我市民营企业和企业家队伍，其中包括东睦股份、光明家具等一些国内上市公司，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企业新奥集团，全国工商联常委企业苏宁电器、德力西集团，江苏省工商联副会长企业南京雨润集团等一批知名民营企业，为我市民营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他们在思想观念、发展战略、经营理念、企业文化、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示范作用。仅去年，嘉利投资、连通置业等来连投资民营企业在助学、扶贫济困、打井等光彩事业方面的捐资就达330多万元，有6人受到市级以上的表彰。有6位来连投资民营企业家成为市政协工商联界别政协委员。

五是正在成为以商引商的重要载体。一些来连投资民营企业由于项目选择准，服务环境好，企业发展快，已经成为我市以商引商最具说服力的代言人。他们在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与外地民企民资或外资合作，主动承担以商引商的发展责任。抽样调查显示，已落户的来连投资企业直接参与引进资金占当年实际到位资金的1/3以上，并且项目成功率高、实施快、亮点多、效果好。例如，常州民营企业家不仅在我市投资建设了九龙世贸城、九龙中心大酒店等光彩项目，而且引进了诸如文峰集团、鸿国书城等知名民企落户市区。市浙江投资企业商会发挥商会优势，组织会员企业积极为政府重要招商引资活动牵线搭桥。并积极探索以企业为主体的招商新机制。浙江客商组建的江浙民营工业园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按市场的要求承担起园区开发和项目招引工作，一批项目相继签约开工建设。

二、需要继续关注的四点情况

来连投资企业近年来在我市取得了较快发展，但调查显示，我市在招商引资、项目推进、企业发展以及服务环境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需要关注的情况：

一是来连投资资金量的地区性差异明显。截止**年11月底，全国共有26个省市的民资进入我市。其中，75.56％的资金集中在苏、鲁、浙、沪、闽，分别占到43.4％、9.88％、9.7％、7.12％、5.46％。本省和紧邻的山东省在连投资额分别列第一、第二位。各地投资资金量呈现出与我市距离由近及远逐步减少的趋势，与目前浙江、上海、福建、广东等这些地区资本向扩张的能力的实际情况并未形成正比。分析原因，可能是我市在这些重点引资地区的影响和知名度不够，针对性和持续性的宣传推介力度仍需加大。

二是融资难矛盾仍然比较突出。虽然我市目前已有9家担保机构。其中市区4家担保机构注册资本金已达7000万元，累计为企业和个人办理了1000余笔贷款担保，担保总额6亿多元。金融部门**年1至11月累计发放民营经济贷款34.87亿元，同比增幅达34.63％，为全市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由于贷款对象主要是骨干龙头企业，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在银行融资困难仍较多。调查来连投资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反映最多、最大的困难仍是生产经营融资环境不宽松、贷款门槛高，对于刚进入我市投资的民营企业则难上加难。抽样调查显示，来连投资民营企业中有46.8%的企业在实际经营中有贷款需求。大多数中小企业还难以通过银行渠道贷款获得解决。

三是服务环境仍需进一步改善。调研中许多企业反映对于扶持民营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在部门实际贯彻落实的程度还不够。首次告诫制在实际执行中还难以落实到位。招商与扶商、富商的工作衔接还需进一步加强，服务工作还应更加到位，签约项目转化进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快。

四是引进项目落户和产业布局结构不尽合理。由于优惠政策产业扶持导向性不够鲜明，形成有的工业园区实际进区建设、经营的企业和注册登记企业不平衡，注册登记的多、实际进区建设的少，注册登记的企业产业结构也不尽合理，工业企业与服务企业注册登记数比例为1：10。实际上，许多在市区开发建设和经营的房地产等三产企业在园区注册享受优惠政策，形成同在本市内靠优惠政策相互争取已来连投资企业注册的情况。

三、四点建议：

（一）突出重点，多渠道、多层次宣传和推介我市投资发展环境。

一是在更大范围、更重要的主流媒体上宣传推介我市投资发展环境。建议继续加强与国家级主流媒体、品牌栏目合作，推出强势宣传，同时动员组织社会和企业等各方面发挥优势，在更大范围，多层面、多渠道参与宣传推介活动。

二是针对有资本输出能力的重点地区开展针对性强的持续强力宣传推介。建议我市主流媒体加强与苏南、上海、浙江、胶东半岛等重点招商地区主流媒体的长期合作，借助当地主流媒体对我市投资发展环境进行宣传。

三是发挥来连投资成功企业的典型宣传效应。重点研究制定针对企业以商引商的扶持政策和激励措施，并切实落实到位，促进来连投资民营企业成为以商引商的重要载体。让成功的企业经过精心包装后走进重点招商活动，走进来连投资考察客商活动日程安排，走进主流媒体专门栏目。

（二）进一步完善对项目招引的优惠政策和考核办法。

一是改进和完善相关优惠政策的产业导向。根据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明确地区和开发园区引资的产业重点和定位，制定相应的措施给以保证，发挥政策对招引项目产业分布的分类指导作用。对根本没有在工业园区生产和经营的注册三产企业，其开发费用和税收扶持政策应予以取消。

二是进一步完善招商引资考核内容和办法，提高招引民资考核指标内容设置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在对签约、在谈开工建设项目实际到位资金的考核同时，注重对投入资金使用后实际效果的考核。

（三）加快与招商引资相配套的融资服务平台建设。

一是继续支持推进全市企业担保机构建设。鼓励工业开发园区组建以企业为主体、园区参股、政府扶持，直接为招商项目融资服务的担保企业。建议省、市政府每年扶持担保公司建设的专项资金在适量增加政府投入担保公司股本金的同时，更多的放在推动担保公司降低担保门槛、方便企业、扩大企业贷款受益面上，政府根据担保公司每年担保实绩给以一定比例的担保风险金补偿。

二是加快全市社会征信体系建设步伐，切实推动诚信**的建设迈上一个新台阶。这是解决企业发展想借借不到，银行想贷不敢贷的必经之路。建议成立由政府有关部门和人民银行联合组成的信用管理机构，制定规划，出台实施意见，完善工作机制，整合目前各个部门已有的信用建设管理体系资源，可先从工业企业中试点，推进我市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篇3

2008年，安徽、河南两省经济社会发展势头总体上是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比前几年有所回落，但均能达到10%以上，连续5年保持在两位数。从投资与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看，两省近年来均呈现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特征，投资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大

多年来，安徽、河南两省投资增长较快，2000―2007年，安徽省的投资率（资本形成率）从36%上升到46.4%，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33.7%提高到52.5%；河南省的投资率从41.6%上升到55.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33.6%上升到77.1%。2004年以来，两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消费，一直维持在50%以上。

与此同时，两省的消费率呈逐年回落的态势。2000―2007年，安徽省的消费率由64.1%下降到54.1%，2008年进一步下降到50%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由65.1%下降到48.2%。河南省的消费率从2000年的54.3%下降到2007年的45.5%，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74.5%大幅下降到27.5%。虽然两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总体上也保持了快速的增长，但相对投资而言，消费增速明显偏低，因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年下降。

（二）城镇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比重上升

安徽、河南两省的消费结构变动也呈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在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比重持续下降，政府消费比重持续上升。在居民消费中，农村居民消费比重持续下降，城镇居民消费比重持续上升。

2000―2007年，在最终消费中，安徽省居民消费比重由82.9%下降到81%，政府消费比重由17.1%上升到19%；河南省居民消费比重由76.1%下降到70.6%，政府消费比重则由23.9%上升到29.4%。同期，居民消费中，安徽省农村居民消费比重由59.7%下降到33.9%，城镇居民消费比重由40.3%上升到66.1%；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比重由33%下降到29.2%，城镇居民消费比重由67%上升到70.8%。

（三）薄弱领域的投入相对不足

近年来，两省在保持投资高速增长的同时，在调整投资结构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但由于两省投资中的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产业转移带来的资金，加上两省城镇化率相对较低，投资安排中重视工业、重视城市的倾向十分突出，一些薄弱环节的投入明显不足。由于对能源及原材料等传统加工工业投入较多，对高技术、农业、社会事业等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形成投资结构总体偏重，在2007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安徽、河南两省仅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业等四个行业的投资就分别占到两省投资总额的62.8%和68.6%。由于城市投资增长迅速，农村投资比重下降较快，城乡投资差距持续扩大，2001―2008年，安徽省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从20.2%下降到11.7%，河南省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从31.6%降至16.9%。

（四）新一轮扩大投资对两省投资与消费的影响

2008年下半年开始，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效益下滑，投资意愿和能力减弱，沿海省市产业梯度转移的投资增幅也明显下降，两省投资增速均呈现高位回落的态势。第四季度，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以扩大投资为主的保增长措施，对两省投资和消费的影响将逐步显现。

由于投资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相对比较直接，扩大消费的政策和措施对当地经济的拉动作用难以评估，甚至有可能是对本区域以外的发展拉动作用更大，所以地方对增加投资的积极性更高，措施比较多、也比较具体。随着一大批项目陆续开工建设，两省投资环比增幅迅速增大，进一步增加了调整投资与消费关系的难度。

二、两省投资消费关系不合理的成因分析

通过调研，我们感到安徽、河南两省经济增长明显呈现以投资拉动为主的格局，并有随着近期宏观调控政策而持续强化的趋势。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既与两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区域性特征密切相关，也与现行的体制机制有很大关系。

（一）高储蓄率导致高投资率

储蓄是投资的源泉，较高的储蓄率是维持较高投资率的重要条件。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的储蓄率是较高的，2000―2005年我国平均储蓄率排在全球第11位。而安徽、河南两省的储蓄率则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高。2000―2007年，两省投资率和储蓄率基本一致，差值都保持在0.5个百分点之内，考虑到两省都是内陆省份，外向型经济的成分不高，因此说明储蓄向投资转换得比较充分。一般而言，储蓄率上升一方面来自于家庭储蓄的增长；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的增长。调研发现，两省来自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的储蓄率上升是导致总储蓄率上升的主要推动力。2000―2007年，安徽和河南省GDP增速都在两位数以上，可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则分别下降了9.61和19.35个百分点。与此对应，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分别上升了10.2和22.29个百分点。企业储蓄大幅增加的重要原因是投资回报极具吸引力。而投资回报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包括能源、公用事业、土地价格、污染控制在内的投入成本低，负外部性成本没有内化为企业成本等，扩大了企业的盈利空间，市场价格没有成为引导资源配置的正确信号，并持续激励企业减少红利分配，从而减少可支配收入向居民部门转移，进而提高了全社会的储蓄率。

（二）工业化城镇化推高了投资率

从国际经验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客观上要求较高的投资率作为支撑。目前，安徽和河南两省工业比重和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2007年，安徽省工业比重和城镇化率分别只有37.4%和38.7%，均比全国低6个百分点左右。河南省工业比重较高，2007年末达到57.1%，但城镇化率却仅有34.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客观上要求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和住宅投资的大幅增加，2008年安徽和河南省城镇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分别为88.3%和83.1%，且城镇投资增速分别高于本省农村投资增速10.6和5.3个百分点。安徽省预测，本省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GDP增长0.52个百分点。河南省预测，到2010年本省城镇化率将达到40%，城市人口增加1000万以上，能带动投资高达万亿元。近年来，两省投资率的迅速提高，与工业化和城镇化特征决定的投资为主的拉动模式有很大关系。

（三）产业梯度转移抬高了投资率

安徽和河南省都属于中部地区。按照产业梯度转移的理论和我国的国情，随着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结构升级，东部地区资金快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两省正越来越成为一些劳动密集的、消耗资源的、生产传统产品的产业转移的接受地，这些工业投资的大量进入，也使两省的投资率不断提高。近年来，两省利用省外资金的增速很快，2006年河南省实际利用省外资金1004亿元，比上年增长99.4%，省外资金占城镇投资比例高达28%。因此，安徽和河南两省的高投资率带有强烈的区域性特征，有其客观必然性。但在承接产业转移中，由于承接的还是以初级加工业为主，也承接了部分“两高一资”项目和落后生产能力的项目。因此导致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以“量”的扩张为主，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据2007年统计，河南省90%以上工业企业是“零”专利，80%左右没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R&D投入占GDP比重仅为0.48%，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四）多种因素影响消费率的提高

首先，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低抑制消费增长。2008年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3231元和4454元，安徽省分别为12990元和4202元，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两省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也低于本省GDP增速。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都在40%以上，加上其他如交通通讯、衣着支出等刚性需求，城乡居民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十分有限，这极大制约了消费提高的能力。

其次，是消费信心不足抑制消费增长。这主要是因为体制机制不健全造成的，住房、医疗、养老保险及教育体制改革的滞后，使得居民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导致居民消费信心不足，消费减少，储蓄增加。

第三，是不完善的消费环境阻碍消费扩大。河南和安徽作为中部欠发达的省份，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交通、通讯、文化、旅游、卫生、金融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制约了消费需求的扩大。金融资本市场发育不足，信用消费比重太低（在我国消费总额中，消费信用所占比重不到1%，而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比重通常都高于20%），限制了居民扩大消费的能力。特别是农村水、电、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加以政策引导不足，限制了农民对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如郑州三全食品公司为扩大农村市场销售，在县乡投放了一批冰箱专卖冷冻食品，每台冰箱年销售额达2万元，说明农村消费市场扩大的潜力还是很大的，但由于冰箱一次性大量投入的成本较高，投放的速度上不去，这种市场潜力的释放又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如果国家对此给予一定补贴，效果会比较好。

（五）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加剧了失衡状况

在工业化城镇化初期，在政府的引导下，加大投资力度对破除基础设施瓶颈制约、拉动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安徽和河南省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在制定发展规划时，地方政府普遍采取“赶超战略”，追求实现跨越式增长。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体制的和历史的原因，各地政府促进经济发展和解决财政问题的主要方式是投资建厂、发展工业和扩大城市规模，因此习惯于投资拉动的思维定式。结果是搞项目建设得心应手，扩大消费却显得力不从心，存在不同程度的过度投资、重复投资、低效投资的问题。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硬件”投入多，医疗、教育、社保等民生发展“软件”的投资少；见效快的投入多，管长远的投入少。由此导致投资率偏高和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全社会消费能力提高不足。而且，调研中还发现，各地政府对经济形势今年年内见底、明后年经济的高增长普遍充满信心，在这种氛围下，大干快上，继续加大投资的想法和做法比较普遍。

三、几点建议

我们认为，安徽和河南两省情况反映出的问题，在全国具有共性。我国经济运行中也存在着投资率持续走高、消费率持续下降的态势，继续发展下去，将会带来工业项目的重复建设，城镇化的蔓延式开发，最终导致投资效率的下降，出现产能过剩和资源环境的破坏，影响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同时，也不利于大众福利的提高，形成“富裕中的贫困”现象。必须采取措施对不合理的投资消费关系进行调整，要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当前和“十二五”时期经济工作的着力点，逐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一）科学界定政府的投资领域

目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和扩大政府投资的举措，是在我国已经形成巨大生产能力、一些行业存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进行的，必须准确把握政策导向，切实优化投资结构。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要着眼改善民生、注重优化结构，进一步减少对一般竞争性行业的投入，加大对“三农”、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节能减排、自主创新、中小企业、重大改革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提高公共投资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带动效应。

（二）注重运用经济手段调控投资方向

无论是政府投资还是民间投资，都要继续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投资，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盲目扩张。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宏观引导和调控。进一步完善产业政策，发挥其对行业健康发展的导向作用。建立完善行业投资、生产与市场供求情况的信息制度，正确引导地方和企业投资方向。制定完善行业的环保、安全、能耗、技术、质量等准入标准，加强用地管理，严格市场准入条件。

（三）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

注重从源头上解决扩大消费不足的问题，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努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增加就业为核心，实现收入增长，带动消费增长。在目前停产限产企业增多，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形势下，要大力鼓励全民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对微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实行“零税赋”，对个体经营户实行免注册设立，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安排就业给予适当补贴。继续提高农资直补、良种直补、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广辟农村剩余劳动力特别是返乡农民工的就近就业空间，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四）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培育城镇消费热点

优化农村基础设施和消费环境，继续实施万村千乡工程，建设农村连锁便民超市和配送中心。扩大家电下乡补贴范围，对速冻食品企业在农村超市投放冰箱设施等冷链物流投入给予适当补贴，以促进形成市场销售终端，拉动农村消费需求。对购置食品安全仪器设备给予适当补贴，以调动企业购置安全检测设备的积极性。城镇是消费需求的大头，要把扩大城镇消费作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重点，努力拓展消费空间。合理引导住房、汽车等消费，促进旅游、文化、休闲、健身和节假日等消费。不仅要注重需求引导，也要注重供给引导，通过供给创新带动需求创新，大力发展社区商业、物业、家政等服务性消费，积极发展网络、动漫等新型消费，开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兴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培育形成新的消费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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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具有国家战略意义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有利于改善对外经济关系并促进国内的产业升级。由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特点和实施了半个多世纪的相对刚性的工业化战略，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以及消费过低、储蓄过高从而经济增长对投资的过度依赖。持续的过高比例的投资，则带来了人均收入低水平阶段的特殊的产能过剩问题。加入WTO后，中国制成品的大规模出口减轻了过剩产能的压力，并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由于制成品销售和原材料来源对海外市场过度依赖，这种外向型经济的增长也引发了因“挤占”海外就业岗位和资源造成的贸易摩擦。制造业产能外移性质的对外投资，显然有利于缓解这类摩擦。另外，中国制造业目前处在全球产业增值链“微笑曲线”的低端，需要加快步子进入研发、销售、售后服务等高附加值领域，这就要向外“借力”，包括设立海外研发中心，投资于资源、技术和销售渠道等关键环节。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是确保中国国民财富中海外资产安全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汇管理制度通过相对稳定的汇率安排和结售汇制度，将本应由涉外企业承担的外汇风险和对外金融投资任务转移到了中央政府身上。这使得中国积累起了巨大的外汇储备。这些属于老百姓的财富（我们持有的人民币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财富的提货单）目前由政府主要投放在美国国债市场上。而美国国债价格的下跌和美元的贬值将是“后危机时期”的主要趋势。因此，避免国民财富受损失，我们就需要实现外汇资产品种和币种的多元化和分散化，需要将所持美国国债的一部分转换成海外的矿产、商业地产、企业股权和专利技术等有形或无形的资产。只有对外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才可能实现国民财富中外汇资产的分散化。

企业对外投资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推进因素。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美元本位制有关。但从根本上消除美元本位制内在缺陷的超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在未来一二十年内显然不具有可行性。因此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是必然的出路。这使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大为增加。从英国和美国的成功经验看，英镑和美元的国际化都经历过工业强国、出口大国和企业对外投资三个阶段。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将扮演人民币“推销员”的角色，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主力军。

要有“服务外包”意识和“战略联盟”思维

虽然中国是出口大国，但并非工业强国。与全球化经营的内在要求相比，中国企业还太年轻而经验不足，需要转变战略思维和经营理念。

首先，企业对外投资有一个“服务先行”的问题。海外投资环境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法律制度、社会政治、宗教文化和经济条件各不相同。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要有“服务外包”意识，投资咨询、法律顾问、风险管理等等都需要引入外部的专业化服务。发达国家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过程，就是跨国企业全球化经营的管理服务外包的过程。

其次，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需要认清“合成谬误”，强化“抱团取暖”和“战略联盟”的战略思维。“合成谬误”是指，对个体而言完全正确的决策和行为，对由个体组成的整体而言却是完全有害的。比如恶性竞争导致的两败俱伤。另外，有些企业对外投资选择海外品牌收购，却不知品牌是由企业百年诚信和过硬的技术质量作担保的，被收购品牌的市场价值通常都会大幅度贬值。相比较而言，需求和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的国家和地区的商业销售渠道，最值得在危机时期去投资拥有。想想国内生产厂家被渠道商支配的局面就应知道其战略意义。但这并非是单个企业可以作为的，需要以联合投资等“战略联盟”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