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文化论文篇1

产品层面，是指流行文化领域内所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新产品。手机短信文化、Flash“闪客”文化和以QQ为主的网络聊天文化，可以被视为是这一类现象的代表。

产业层面，是指以制造流行产品为主，或直接参与生产流行产品的文化产业，包括影视、音乐、出版、服饰、美容等文化产业。这些产业的产品绝大多数是非耐用品，受到时风变化的强烈影响，流行与否是产品能否售出的主要因素。比如最近5年来，在中国大陆青少年中流行的影视作品有《东京爱情故事》等日韩剧、《蜡笔小新》等卡通片、《不见不散》等贺岁电影、《大话西游》等“无厘头”电影，以及《还珠格格》、《流星花园》等偶像剧。

话语层面，是指某一时期在青少年群体中广泛流行的语汇。流行话语并不像前两者具有物质载体，但却直接反映了流行品背后的意识形态。“酷”这一流行词语以及随后的HIGH、IN等流行形容词，集中反映了青少年流行文化的指向。对这些词汇的解读，是探寻当前青少年观念心态的一把钥匙。另一类流行话语则是某一时期在青少年群体中新出现的高频词。如“2001年中国青年十大流行语”的网上评选活动所选出的“十大流行语”排行结果是：(1)9.11；(2)本·拉登；(3)申奥成功；(4)入世；(5)WTO；(6)“翠花，上酸菜”；(7)出线；(8)QQ；(9)反恐；(10)Flash。(《中国青年报》2002年5月6日)其中有(6)、(8)、(10)三项属于青少年流行话语。这些词汇为当年的流行事物留下了社会语言学意义上的档案。

对于流行文化这一研究对象，我们所能进行的无非是跨时间的纵向比较和跨地区的横向比较。跨地区的流行文化比较虽然很有研究价值，但却存在一定的技术难度，比如中日两国青少年流行文化比较研究。目前我们只能进行前一种跨时比较。对比1997年以前我国青少年中曾经出现的流行文化现象，我们归纳了近年来我国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的以下六个特点。

技术特点——依托网络、电脑、手机的流行文化现象

发达的技术本身并不能够产生流行，但却会迅速地被流行品所吸收。如果问起最近5年流行文化的变化，当代中国青少年感触最深的恐怕就是高科技产品所带来的新鲜与惊奇。其中，声像技术和通讯技术大大丰富了流行文化的物质载体。

多媒体和印刷技术的发达、电脑和VCD的普及、超大纯平显示器的出现、动画制作工艺的日益精良等等，都极大地增强了各种传媒的声像效果。这些新出现的声像技术强化了人们的视听感受，对诉诸感官刺激的流行文化贡献良多。

[据团中央宣传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与对策研究”课题组于2002年6-7月，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西安、昆明及3个地级市、3个县城，对12所大学、21所中学的2710位大中学生的问卷调查(以下简称“课题组调查”)，被调查的青少年“个人拥有或可以自由支配使用”的电子物品(比例)为：收音机/随身听(75.9%)，电视机(59.6%)，录音机(50.5%)，电脑(45.0%)，照相机(37.5%)，VCD机(35.7%)，手机(31.9%)，CD机(26.6%)，电子游戏机(26.1%)，组合音响(24.4%)，录像机(23.3%)，传呼机(20.8%)，DVD机(11.8%)，MP3机(7.4%)。]

毫不奇怪，声像技术首先被用于为青少年流行文化中的“色情”与“暴力”添彩。电视广告、影视作品和报刊出版物中的“美女”形象频繁出现，且精益求精，极尽“美容”之能事，以致于一位社会学者以“美女轰炸”来指称这种现象。“暴力”是能带给人们的另一途径。一度在中国大陆青少年中风靡一时的《黑客帝国》，以黑色的“酷”感将“暴力美学”发挥到了极致。而“星际争霸”、“反恐精英”等流行的电子、网络游戏，则让热衷其中的青少年们感受到使用“虚拟暴力”的兴奋。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84.6%的人上过网，其中51.6%的人玩过“网络游戏”；在“上网”玩游戏的人中，有44.7%的人主要玩有一定“暴力倾向”的“即时战略”类游戏(如“星际争霸”、“帝国时代”等)和“第一人称射击”类游戏(如“三角洲”、“CS”等)。]

改变流行文化的另一因素是通讯技术的飞速进步，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的普及。2002年初，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中国大陆地区上网人数达到2250万，其中35岁以下的占了83.84%，18岁到24岁的最多；同年中国移动电话用户数更是达到1.714亿户的规模。前者是网络聊天、BBS、网络社区、网络游戏等流行文化的技术基础，而手机的广泛使用则推动了硬件方面手机款式的变换和软件方面短信息文化的出现。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上网”青少年中，有44.6%的人“上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找人聊天”，“上网”聊过天的人占82.1%，通过聊天室、QQ、BBS、虚拟社区等途径与人聊天的人占95.2%。]

发达的网络通讯技术不仅带来新的电子交流方式，同时也为流行资讯提供了新的强大的传播工具，甚至网络本身就可以完成一次“流行”的全部过程。以《第一次亲密接触》为代表的一部分“网络文学”，就经历了一次由网络到出版到影视(兼有话剧等文艺形式)的流行过程。网络社区和网络聊天的繁荣则促成了新一套的流行话语，并渗透到日常生活中。“2001年中国青年十大流行语”中与流行文化相关的“翠花，上酸菜”、

【摘要题】和Flash，都与网络有直接联系。

[“课题组调查”显示，对于近两年最为流行的词语，被调查的青少年所选择的(限选10个)前10位词语中，有6个词语与网络流行文化有关，并分别排在1-6位：美眉(58.5%)，QQ(45.8%)，翠花，上酸菜(42.2%)，网虫(41.6%)，伊妹儿(41.1%)，网恋(40.8%)；有69.2%的人平时说话或写东西时，使用过这类流行语。]

技术的发展也并不只是被动地让人们接受信息，平面制作技术、网页制作技术、Flas等等，喜欢艺术的普通人借之也能够获得某种表现力，并相应地形成了以该种技术为依托的流行文化。而手机短信作为双向互动式的流行文化，则在更大范围内受到青少年的欢迎。2001年，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发送的短信总量达159亿条，联通也达到30亿条，中国1.7亿手机用户平均每3天发送1条短信。由于短信发送的技术要求，每条只能发送160个英文字符，或者70个中文字符的内容。这种通信技术特点促成了短消息快捷、短促和简单的快餐式文化特征。

阶层特点——“小资”、“新人类”、“小众化”圈子的亚文化

中国青少年流行文化在最近5年出现的一大变化是阶层分化。作为社会分层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反映，处于不同阶层的青少年开始形成各自流行的“亚文化”。

“小资”这一流行话语关键词，集中体现了青年阶层化的趋势。这个曾经被主流意识形态大加批判的历史词汇，被赋予了某种新的文化意义。那些在中国城市写字楼里忙碌的“白领青年”们在“小资”的旗帜下，找到了归属感和身份定位。“小资”这一城市主流消费群体的出现，带动了酒吧、健身、美容等流行文化的蓬勃发展。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社交场所决定了其欣赏品位：典雅、精致、舒适、绅士化、不落俗套，还有一点点“多愁善感”。将“小资”看作形容词而不是名词，可能更容易帮助我们理解流行话语。事实上，它在日常生活中作为形容词出现的频率也更高，比如说“你很小资”，但很少有人直接问“你是个小资吧?”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18.9%的人认为“小资”是近两年最为流行的词语之一。]

“新人类”是中国大陆这一时期的另一流行话语关键词。与之相关的是“新新人类”、“新某族”等一类称谓。比起“小资”来，“新人类”所指称的群体外延不明，其流行文化也很不容易把握，但似乎都具有这样一些价值指向：年轻、新潮、前卫、刺激、暴露、狂野、奢侈和叛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新人类”在精神上或许将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反文化运动”视为前辈，但在物质上绝对与当年的批判资本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在《新周刊》进行的一项对“80年代出生者”和他们的父母“买东西时最看中的因素”的调查中，所给出的选项有：品牌、质量、款式、价格和其他。其中“孩子”更看中“款式”(占49.1%)，父母更看中“质量”(占57.9%)。对款式的强烈追求，表明了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新人类”消费的炫耀性特征。这种炫耀性不在于与富豪们的财富相比，而在于对自己的品味的展示，在于对自己不甘落后于时尚潮流的追求能力的展示。

[“课题组调查”显示，对于“穿名牌衣服的目的”，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4.2%的人认为“主要是为了穿给别人看，以免被人瞧不起”，有19.0%的人认为“主要是为了自己心里感到愉快”，有20.7%的人认为“既是为了给别人看，同时也为了自己心里感到愉快”，有36.8%的人认为“名牌就是质量好、耐穿，同时也有面子”，4项合计占80.7%。]

“小资”与“新人类”占据了太多的媒体目光，以致于我们对其他阶层中的青少年流行文化所知不详。比如城市“民工”青年、“蓝领”工人的流行文化取向如何?是否受到城市“白领青年”的文化取向的影响?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研究。

与阶层化相伴的另一现象是流行文化的“小众化”趋势。阶层化将社会金字塔纵向切割为一些层级，“小众化”则将某一层级再横向细分为许多板块。典型的“小众化”板块，比如“摇滚发烧友”、“欧洲电影俱乐部”、“DV摄影爱好者”等等，围绕这些流行文化形成一个个“小圈子”，他们有各自的活动地点和交流模式，构成了多元化的文化景观。各个板块之间互有重叠，其互动关系也很复杂。这些青少年流行文化的“小众化”板块，虽然人数并不庞大，但却是更大范围内的大众流行文化策源地。比如20世纪80年代一些混迹于北京“摇滚小圈子”里的人物，后来成了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手。类似于营销理论研究中的“市场细分”，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研究也应当对“小众化”的“亚文化”进行细致的分类和考察。

地域特点——“韩流来袭”、京沪流行文化的退与进

当前我国的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依然摆脱不掉“后殖民时代”的背景。如果我们不考虑“后殖民”这一词汇所具有的帝国主义色彩，而将它定义为某一地区对另一地区的“文化输出”或“文化输入”，那么它就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层含义——正如一位青年作者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像港台明显那样说话，像韩国明星那样打扮，做出欧美明显的表情，像日剧那样恋爱。”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50.0%的人承认有过特别喜欢、崇拜某个“明星”的经历；有34.5%的人承认自己正在崇拜某个“明星”，其中正在崇拜外国“明星”的人占28.8%、港台“明星”的占31.6%、大陆“明星”的只占6.2%、三者都有的占33.4%，正在崇拜影视界“明星”的人占37.2%、体育界“明星”的占23.3%、两者都有的占39.4%，正在崇拜活着的“明星”的人占68.3%。]

同1978年以后的其他时段一样，欧美和港台依然是中国大陆青少年流行文化最重要的策源地。近5年所出现的新现象是“东洋”流行文化的狂飙突进。日、韩流行文化以彩妆、影视剧、劲舞表演等形式在中国城市青少年之中迅速风靡，以致有人惊呼“韩流来袭”。

对中国大陆引进的日、韩的流行文化元素需要区别分析。虽然仍有争议，但“彩发”至少被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反映了东亚国家青少年的“后殖民”心态，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中、日、韩三国尽管染发可选择的颜色多样，但绝大多数都以黄色为主。与此相反，日、韩剧中表现出的家庭亲情和生活气息，则反映了东亚国家重视人际情感的文化伦理。而NRG、H.O.T等劲歌热舞组合，则同欧美的摇滚乐队无异，都是以强烈迅猛的声色效果，冲击青少年的视听感受。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31.0%的人认为“哈日/哈韩”是近两年最为流行的词语之一。]

与此同时，港台流行文化在内地青少年流行文化中的影响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尽管依然保持魅力，但早期的那种地域神秘感有所淡化，甚至消失了。“97回归”，结束了一个内地青少年唯“港式”流行文化为时尚的漫长时代，越来越多的流行产品由两岸、三地的创作者联手推出。

在欧美、日韩、港台作为中国大陆青少年流行文化“三大策源地”的格局下，京、沪两地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所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当前内地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的另一地域特征：一方面中国大陆城市流行文化的既有传播路线：“欧美——日韩——港台——广东——内地”依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新的传播路线也逐渐形成，并在中国“入世”后有逐渐与前者形成分庭抗礼的势头——这就是东、西洋的外来流行文化直接经由京、沪两地向内地扩散的趋势。与此相伴，一些迹象已显示出：广东作为南方流行文化中转站的衰落，如早年曾经称雄广州歌坛的音乐人纷纷北上，另求发展。

[“课题组调查”大城市分组统计显示，当问及“您的同学中有没有特别喜欢、崇拜某个‘明星’的人”，被调查的青少年回答“有”的比例分别是：上海为83.7%，北京为80.5%，广州为71.7%；当问及“您的同学中是否有喜欢、崇拜某个‘明星’到了疯狂的程度”，被调查的青少年回答“有”的比例分别是：北京为40.5%，上海为31.6%，广州为19.9%。

“课题组调查”大城市分组统计显示，对于模仿“明星”、或“与名人对话”这一类电视节目，被调查的青少年回答“经常收看”的人北京占15.6%、上海占14.9%、广州占11.3%；对于“明星”的照片、签名、资料等，被调查的青少年回答“经常收集”的人北京占24.4%、上海占22.1%、广州占13.5%。]

北京和上海在本土的流行文化生产方面出现了有退、有进的变化。2000年初爆发的“王朔、金庸之争”，表露出20世纪90年代初风行一时的“新京味文化”在历经10年后的势微。王朔在著名的《我看金庸》一文最后写道：“这些年来，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并不是我不俗，只是不是这么个俗法。我们有过自己的趣味，也有四大支柱：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10年。创作现在都萎缩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说是全盘沦陷。”有论者认为，这件事的真正意义实际上正是中国大陆通俗文化的代言人向港台通俗文化的代言人，第一次站在对等条件上进行的一次象征性的挑战。其实质反映了双方在市场配额、势力范围方面的摩擦与冲突。这的确是一次象征性的挑战，但并非对等的。“北派”已经全面溃退，冯小刚的贺岁电影是以王朔为代表的“新京味”文化的最后挣扎。

上海则在不到10年的时间完成浦东开发之后，迅速恢复了它60年多前的流行文化记忆，一股“怀旧”风尘借着各种形式，提醒着人们它曾经有过的风流和繁华。张爱玲、王安忆和陈丹燕等女作家以个性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为全中国的“小资”们提供了足够的“怀旧”想象的空间。而一批上海“新锐作家”、“美女作家”的作品，则让正在现代化和尚未现代化的中国人，强烈感受到已经现代化的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消费场所和跨国资本所在地的身份。这个中国“小资”的最大聚居地，即使在流行文化生产方面建树不多，也是最大的消费者。尽管一些流行品(如偶像剧《浪漫樱花》)的制作基地转移到了上海，但这座城市想要恢复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产业中心的地位，仍有待文化政策的放宽，以及在沪文艺工作者的努力。

生产特点——流行文化的产业化，及产业间的相互渗透

勿容质疑，流行文化已成为一种产业。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初，她还像个羞涩的小姑娘与市场眉来眼去，那么近5年来她同市场已经结成了一对情投意合的伴侣。正如音乐评论家金兆钧所言：“流行音乐仰仗着它自身的特质和它借以生存的市场之手顽强地向上生长。它在市场经济加都市化的大潮中如鱼得水，虽然仍是人微言轻，但已隐隐然将一张拥有巨大潜能的无烟工业的蓝图悬挂在空中。”除了流行音乐，影视、出版、服饰、美容等流行文化产业在中国大陆的这一时期已经走向成熟，形成从制作、推广到传播的一整套市场化机制，只是出于政治的考虑，有关管理部门对于还将渴望染指的资本排除在某些之外。

产业化促成了流行文化完全的商业化，原生的民间性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只是在“小众化”圈子和新生的网络空间存在着，商人们则时刻以资本的意志利用和改造着青少年流行文化。一旦某一事物由于偶发性的因素进入流行，制造该流行品的生产线就会开足马力，再被商人们以老练的娱乐营销手段迅速推向市场。越来越多的情况则是生产商直接“制造流行”。1957年英国画家理查德·汉弥尔顿对当时流行文化的特征总结道：“普及的，短暂的，低廉的，大批量生产的，年轻人的，浮夸的，性感的，骗人的玩意儿，有魅力的，大企业式的。”不难感觉到，我们正在进入这样的时代。

最近5年内，出现了不同流行文化产业相互渗透的趋势，最为明显的是出版业与影视业的双向互动。显然，进入流行品市场的资本不愿放弃任何可以谋利的机会，如果有一道流行大餐出现，各个行业都希望从中分得一块蛋糕。围绕着一种流行主产品会产生许多副产品，从而形成一个个流行产品的组合。《泰坦尼克》和《流星花园》是最具代表性的两个生猛个案。这两部影视片带动了VCD、卡带、画册、图书、“文化衫”、海报招贴画等一系列流行品。有时副产品的出现甚至会早于主产品，如2002年夏季“E.T.文化衫”的出现甚至早于影片《克隆人的入侵》。

产业化最终使资本的力量通过市场机制，将流行文化纳入了生产线式的商业流程。这无疑加速了流行文化的扩散和传播，同时也使流行品的流行周期缩短——这可能并不是因为人们已经厌倦了原先的流行品，而是因为流行文化产业内激烈的竞争和资本加速循环的需要。于是就有了娱乐界“新人辈出”、出版界“新作不断”、服装界“新款轮番上市”的现象。

青少年流行文化的产业化，同时也制造了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所需要的意识形态——消费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帮助工业社会，完成其扩大再生产的全部过程。对此，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一书有过精彩的批判和分析。最近5年“消费主义”的出现，是以中国青年中部分群体迅速上升的购买力为背景的。变革中的当代中国社会重新培养了新的中产阶层，他们成为流行品消费的主力人群。另外，国家法定休闲时间的进一步增加，也为流行品市场的繁荣增加了助力。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每月的零花钱有1-50元的人占23.7%，51-100元的占18.2%，101-200元的占15.0%，201-300元的占8.7%，4项合计占65.6%。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得到2002年春节“压岁钱”101-300元的人占13.5%，301-500元的占12.3%，501-800元的占12.2%，801-1000元的占12.2%，1000元以上的18.8%，5项合计占69.0%；“压岁钱”全部由自己支配的人占50.5%。]

心理特点——时尚、幼稚和怀旧

正如没有人料到，在大红大紫的1997年，大街小巷传唱的竟是一首表达无奈心绪的《心太软》，流行文化背后的爆发原因殊难把握。流行文化的生产过程可以被产业化，然而流行什么，并不完全由商人说了算。社会心理学为我们探寻流行文化背后的爆发原因提供了一种视角。下面我们尝试着分析近5年来，较具代表性的三种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背后的心理特征：时尚、幼稚和怀旧。

从汉语语源看，“时尚”就是“时风所尚”，与“流行”一词的定义雷同。但“时尚”又与“流行”有重要的区别。“时尚”具有前卫性、区别性和消费性特征，这是大范围的流行文化所不具备的。“时尚”往往是引领流行潮流的群体所崇尚的品位和风格，这是其前卫性；追求时尚的心理有意与社会其他群体区别开来，遵循着“人无我有”的原则，这是其区别性；时尚物品往往是短期的、阶段性的产品，因而也就具有消费性。

“时尚”与“流行”具有共生和互斥的双重关系。在某一物品由时尚走向更大范围的流行时，同时也会成为时尚所扬弃的对象。在爆得大名之前，王家卫的影片很受到一些“小资”青年的喜爱，而《花样年华》迅速走红之后，王本人从一个有些另类的香港导演，成为大众娱乐界的明星人物，其作品也就显得不够那么“小资”了，再谈王家卫，已经有媚俗的嫌疑。时尚心理对青少年流行文化的影响，可以与阶层化的特征结合起来分析。

“幼稚”是当前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中一种看似反常的心理特征。相关的现象之一是《蜡笔小新》、《樱桃小丸子》等一批日本卡通片畅销一时，各大购物网站都将其放到了推荐排行榜上。奇怪的是，这些动画片不仅受到少年儿童的欢迎，也在已经成人的青年中具有相当大的市场。现象之二是《射雕英雄传》、《丁丁历险记》、蔡琴歌曲等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品，也在各大音像店长期热卖。这些流行品帮助今天的中国青年，回忆起他们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最爱。

不能否认这些流行品本身所具有的艺术魅力，但它们之所以能够流行，仅靠艺术魅力还不够。支持这些流行品市场的是青年人中一种“不愿长大”的社会心态，他们刻意地去回避矛盾，希望退缩到从前安宁的状态中。其背后则表达了部分青少年对这个急速变化的世界的迷惘、无奈和不知所措。“幼稚”和回忆多少可以帮助他们暂时忘掉这一切，陶醉于想象之中与童年的记忆。网上一位作者评论道：“成人世界借助漫画与卡通，缓解了现实的紧张和焦虑。他们的心被想象力的温暖包围着。于是，你可以不长大、不挣钱、不要老婆，也不考虑未来。你可以尽情地在戏谑和游戏中快乐地生活着，和那些猫猫狗狗一样，单纯而愉快地观望世界。”

《老照片》等“怀旧”流行风潮貌似回忆，其实是对历史的想象。“怀旧”这一主题彰显了这一时期中国青年的“世纪末情结”。这些生长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人们，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精心筛选后将片段放大，尽管变形也在所不惜。“怀旧”流行品的主流是上个世纪民国时代中国城市的流风余韵，如20年代的“京华”、30年代的“金陵”和40年代的“海上花”。尽管了无痕，“小资”们还是陶醉在自己幻想的凄凉、美丽的沧桑感中，并在那些梦幻般的历史碎片中找到了往日的自己，从而完成了一次身份定位。他们一边可以端坐在万航渡路上的百乐门舞厅里，捕捉旧世纪30年代的莺歌燕舞；也可以徜徉在90年代的淮海路上，感受时髦女郎追赶流行的脚步。而20世纪那些宏大的历史主题，如民族存亡、文化启蒙、民主革命则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

并不是所有的青年都喜欢“怀旧”。“新人类”就无旧可怀，他们的眼光总是指向最新鲜的事物。而对于那些还在为生存挣扎的年轻人来说，“怀旧”真是一种奢侈而荒唐的行为。

意识形态特点——市场经济社会的“消费主义”与思潮的多元化

[“课题组调查”显示，对于“只要我喜欢，价格再贵的东西我都会想办法买下来”这一观点，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6.7%的人表示“完全同意”，有17.3%的人表示“比较同意”，有28.0%的人表示“一般”(无所谓)，3项合计占52%。]

与20年前邓丽君歌曲对坚冰一块的意识形态的突破相对比，今天的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更多地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其政治色彩已经大为淡化，“消费主义”已经成为今天市场经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些研究表明，消费意识在新一代青少年的意识结构中，正在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他们的购买行为已经再清楚不过地体现了其消费举动背后所暗含着的意念。一份时尚刊物口号式的广告词，清楚、简洁地表达了这一时期“消费主义”的生活态度：

新新MM(美眉)新进化论——

MM比真理可爱

社会要中兴，消费是中心

快乐无罪，花钱有理

好好时尚，天天向上

生活是一种消费，时尚是一场恋爱

爱消费，不要浪费

要资讯，你不要太逊

右手拼命工作，左手拼命刷卡

大脑指挥赚钱，小脑指挥花钱

眼睛想旅行，鼻子要恋爱，舌头想跳舞……

打折比率决定我们的智商高低，消费地图组成我们的大脑沟回

我们零储蓄，我们零压力，我们与快乐——零距离……

地球绕着太阳转，我们绕着MM转

美眉第二期即将出街，随刊附送超值快乐大礼包!

[“课题组调查”显示，当问及“在日常生活中花钱时，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时，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33.1%的人回答“人是最重要的，钱该花就花”，有12.7%的人回答“几乎什么都不想”，有4.1%的人回答“钱是身外之物，不花白不花”，3项合计占49.9%。]

“消费主义”之外，今天的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还表现出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特征。一位作家在描述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青年时，曾用了“众生喧哗”一词。以下列举近年来在流行文化中有所表现的几种思潮。

1996年以后，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情绪在青年中涌动，而1999年的“5.8事件”更是激起了富有“民族主义”含义的文化产品的流行，比如印有“打倒北约”的“文化衫”和一款根据朝鲜战争改编的国产电子游戏。

流行文化论文篇2

对于流行文化这一研究对象，我们所能进行的无非是跨时间的纵向比较和跨地区的横向比较。跨地区的流行文化比较虽然很有研究价值，但却存在一定的技术难度，比如中日两国青少年流行文化比较研究。目前我们只能进行前一种跨时比较。对比1997年以前我国青少年中曾经出现的流行文化现象，我们归纳了近年来我国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的以下六个特点。

技术特点——依托网络、电脑、手机的流行文化现象

发达的技术本身并不能够产生流行，但却会迅速地被流行品所吸收。如果问起最近5年流行文化的变化，当代中国青少年感触最深的恐怕就是高科技产品所带来的新鲜与惊奇。其中，声像技术和通讯技术大大丰富了流行文化的物质载体。

多媒体和印刷技术的发达、电脑和VCD的普及、超大纯平显示器的出现、动画制作工艺的日益精良等等，都极大地增强了各种传媒的声像效果。这些新出现的声像技术强化了人们的视听感受，对诉诸感官刺激的流行文化贡献良多。

[据团中央宣传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与对策研究”课题组于2002年6-7月，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西安、昆明及3个地级市、3个县城，对12所大学、21所中学的2710位大中学生的问卷调查(以下简称“课题组调查”)，被调查的青少年“个人拥有或可以自由支配使用”的电子物品(比例)为：收音机/随身听(75.9%)，电视机(59.6%)，录音机(50.5%)，电脑(45.0%)，照相机(37.5%)，VCD机(35.7%)，手机(31.9%)，CD机(26.6%)，电子游戏机(26.1%)，组合音响(24.4%)，录像机(23.3%)，传呼机(20.8%)，DVD机(11.8%)，MP3机(7.4%)。]

毫不奇怪，声像技术首先被用于为青少年流行文化中的“色情”与“暴力”添彩。电视广告、影视作品和报刊出版物中的“美女”形象频繁出现，且精益求精，极尽“美容”之能事，以致于一位社会学者以“美女轰炸”来指称这种现象。“暴力”是能带给人们的另一途径。一度在中国大陆青少年中风靡一时的《黑客帝国》，以黑色的“酷”感将“暴力美学”发挥到了极致。而“星际争霸”、“反恐精英”等流行的电子、网络游戏，则让热衷其中的青少年们感受到使用“虚拟暴力”的兴奋。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84.6%的人上过网，其中51.6%的人玩过“网络游戏”；在“上网”玩游戏的人中，有44.7%的人主要玩有一定“暴力倾向”的“即时战略”类游戏(如“星际争霸”、“帝国时代”等)和“第一人称射击”类游戏(如“三角洲”、“CS”等)。]

改变流行文化的另一因素是通讯技术的飞速进步，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的普及。2002年初，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中国大陆地区上网人数达到2250万，其中35岁以下的占了83.84%，18岁到24岁的最多；同年中国移动电话用户数更是达到1.714亿户的规模。前者是网络聊天、BBS、网络社区、网络游戏等流行文化的技术基础，而手机的广泛使用则推动了硬件方面手机款式的变换和软件方面短信息文化的出现。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上网”青少年中，有44.6%的人“上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找人聊天”，“上网”聊过天的人占82.1%，通过聊天室、QQ、BBS、虚拟社区等途径与人聊天的人占95.2%。]

发达的网络通讯技术不仅带来新的电子交流方式，同时也为流行资讯提供了新的强大的传播工具，甚至网络本身就可以完成一次“流行”的全部过程。以《第一次亲密接触》为代表的一部分“网络文学”，就经历了一次由网络到出版到影视(兼有话剧等文艺形式)的流行过程。网络社区和网络聊天的繁荣则促成了新一套的流行话语，并渗透到日常生活中。“2001年中国青年十大流行语”中与流行文化相关的“翠花，上酸菜”、

【摘要题】和Flash，都与网络有直接联系。

[“课题组调查”显示，对于近两年最为流行的词语，被调查的青少年所选择的(限选10个)前10位词语中，有6个词语与网络流行文化有关，并分别排在1-6位：美眉(58.5%)，QQ(45.8%)，翠花，上酸菜(42.2%)，网虫(41.6%)，伊妹儿(41.1%)，网恋(40.8%)；有69.2%的人平时说话或写东西时，使用过这类流行语。]

技术的发展也并不只是被动地让人们接受信息，平面制作技术、网页制作技术、Flas等等，喜欢艺术的普通人借之也能够获得某种表现力，并相应地形成了以该种技术为依托的流行文化。而手机短信作为双向互动式的流行文化，则在更大范围内受到青少年的欢迎。2001年，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发送的短信总量达159亿条，联通也达到30亿条，中国1.7亿手机用户平均每3天发送1条短信。由于短信发送的技术要求，每条只能发送160个英文字符，或者70个中文字符的内容。这种通信技术特点促成了短消息快捷、短促和简单的快餐式文化特征。

阶层特点——“小资”、“新人类”、“小众化”

圈子的亚文化

中国青少年流行文化在最近5年出现的一大变化是阶层分化。作为社会分层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反映，处于不同阶层的青少年开始形成各自流行的“亚文化”。

“小资”这一流行话语关键词，集中体现了青年阶层化的趋势。这个曾经被主流意识形态大加批判的历史词汇，被赋予了某种新的文化意义。那些在中国城市写字楼里忙碌的“白领青年”们在“小资”的旗帜下，找到了归属感和身份定位。“小资”这一城市主流消费群体的出现，带动了酒吧、健身、美容等流行文化的蓬勃发展。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社交场所决定了其欣赏品位：典雅、精致、舒适、绅士化、不落俗套，还有一点点“多愁善感”。将“小资”看作形容词而不是名词，可能更容易帮助我们理解流行话语。事实上，它在日常生活中作为形容词出现的频率也更高，比如说“你很小资”，但很少有人直接问“你是个小资吧?”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18.9%的人认为“小资”是近两年最为流行的词语之一。]

“新人类”是中国大陆这一时期的另一流行话语关键词。与之相关的是“新新人类”、“新某族”等一类称谓。比起“小资”来，“新人类”所指称的群体外延不明，其流行文化也很不容易把握，但似乎都具有这样一些价值指向：年轻、新潮、前卫、刺激、暴露、狂野、奢侈和叛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新人类”在精神上或许将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反文化运动”视为前辈，但在物质上绝对与当年的批判资本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在《新周刊》进行的一项对“80年代出生者”和他们的父母“买东西时最看中的因素”的调查中，所给出的选项有：品牌、质量、款式、价格和其他。其中“孩子”更看中“款式”(占49.1%)，父母更看中“质量”(占57.9%)。对款式的强烈追求，表明了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新人类”消费的炫耀性特征。这种炫耀性不在于与富豪们的财富相比，而在于对自己的品味的展示，在于对自己不甘落后于时尚潮流的追求能力的展示。

[“课题组调查”显示，对于“穿名牌衣服的目的”，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4.2%的人认为“主要是为了穿给别人看，以免被人瞧不起”，有19.0%的人认为“主要是为了自己心里感到愉快”，有20.7%的人认为“既是为了给别人看，同时也为了自己心里感到愉快”，有36.8%的人认为“名牌就是质量好、耐穿，同时也有面子”，4项合计占80.7%。]

“小资”与“新人类”占据了太多的媒体目光，以致于我们对其他阶层中的青少年流行文化所知不详。比如城市“民工”青年、“蓝领”工人的流行文化取向如何?是否受到城市“白领青年”的文化取向的影响?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研究。

与阶层化相伴的另一现象是流行文化的“小众化”趋势。阶层化将社会金字塔纵向切割为一些层级，“小众化”则将某一层级再横向细分为许多板块。典型的“小众化”板块，比如“摇滚发烧友”、“欧洲电影俱乐部”、“DV摄影爱好者”等等，围绕这些流行文化形成一个个“小圈子”，他们有各自的活动地点和交流模式，构成了多元化的文化景观。各个板块之间互有重叠，其互动关系也很复杂。这些青少年流行文化的“小众化”板块，虽然人数并不庞大，但却是更大范围内的大众流行文化策源地。比如20世纪80年代一些混迹于北京“摇滚小圈子”里的人物，后来成了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手。类似于营销理论研究中的“市场细分”，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研究也应当对“小众化”的“亚文化”进行细致的分类和考察。

地域特点——“韩流来袭”、京沪流行文化的退与进

当前我国的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依然摆脱不掉“后殖民时代”的背景。如果我们不考虑“后殖民”这一词汇所具有的帝国主义色彩，而将它定义为某一地区对另一地区的“文化输出”或“文化输入”，那么它就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层含义——正如一位青年作者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像港台明显那样说话，像韩国明星那样打扮，做出欧美明显的表情，像日剧那样恋爱。”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50.0%的人承认有过特别喜欢、崇拜某个“明星”的经历；有34.5%的人承认自己正在崇拜某个“明星”，其中正在崇拜外国“明星”的人占28.8%、港台“明星”的占31.6%、大陆“明星”的只占6.2%、三者都有的占33.4%，正在崇拜影视界“明星”的人占37.2%、体育界“明星”的占23.3%、两者都有的占39.4%，正在崇拜活着的“明星”的人占68.3%。]

同1978年以后的其他时段一样，欧美和港台依然是中国大陆青少年流行文化最重要的策源地。近5年所出现的新现象是“东洋”流行文化的狂飙突进。日、韩流行文化以彩妆、影视剧、劲舞表演等形式在中国城市青少年之中迅速风靡，以致有人惊呼“韩流来袭”。

对中国大陆引进的日、韩的流行文化元素需要区别分析。虽然仍有争议，但“彩发”至少被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反映了东亚国家青少年的“后殖民”心态，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中、日、韩三国尽管染发可选择的颜色多样，但绝大多数都以黄色为主。与此相反，日、韩剧中表现出的家庭亲情和生活气息，则反映了东亚国家重视人际情感的文化伦理。而NRG、H.O.T等劲歌热舞组合，则同欧美的摇滚乐队无异，都是以强烈迅猛的声色效果，冲击青少年的视听感受。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31.0%的人认为“哈日/哈韩”是近两年最为流行的词语之一。]

与此同时，港台流行文化在内地青少年流行文化中的影响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尽管依然保持魅力，但早期的那种地域神秘感有所淡化，甚至消失了。“97回归”，结束了一个内地青少年唯“港式”流行文化为时尚的漫长时代，越来越多的流行产品由两岸、三地的创作者联手推出。

在欧美、日韩、港台作为中国大陆青少年流行文化“三大策源地”的格局下，京、沪两地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所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当前内地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的另一地域特征：一方面中国大陆城市流行文化的既有传播路线：“欧美——日韩——港台——广东——内地”依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新的传播路线也逐渐形成，并在中国“入世”后有逐渐与前者形成分庭抗礼的势头——这就是东、西洋的外来流行文化直接经由京、沪两地向内地扩散的趋势。与此相伴，一些迹象已显示出：广东作为南方流行文化中转站的衰落，如早年曾经称雄广州歌坛的音乐人纷纷北上，另求发展。

[“课题组调查”大城市分组统计显示，当问及“您的同学中有没有特别喜欢、崇拜某个‘明星’的人”，被调查的青少年回答“有”的比例分别是：上海为83.7%，北京为80.5%，广州为71.7%；当问及“您的同学中是否有喜欢、崇拜某个‘明星’到了疯狂的程度”，被调查的青少年回答“有”的比例分别是：北京为40.5%，上海为31.6%，广州为19.9%。

“课题组调查”大城市分组统计显示，对于模仿“明星”、或“与名人对话”这一类电视节目，被调查的青少年回答“经常收看”的人北京占15.6%、上海占14.9%、广州占11.3%；对于“明星”的照片、签名、资料等，被调查的青少年回答“经常收集”的人北京占24.4%、上海占22.1%、广州占13.5%。]

北京和上海在本土的流行文化生产方面出现了有退、有进的变化。2000年初爆发的“王朔、金庸之争”，表露出20世纪90年代初风行一时的“新京味文化”在历经10年后的势微。王朔在著名的《我看金庸》一文最后写道：“这些年来，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并不是我不俗，只是不是这么个俗法。我们有过自己的趣味，也有四大支柱：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10年。创作现在都萎缩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说是全盘沦陷。”有论者认为，这件事的真正意义实际上正是中国大陆通俗文化的代言人向港台通俗文化的代言人，第一次站在对等条件上进行的一次象征性的挑战。其实质反映了双方在市场配额、势力范围方面的摩擦与冲突。这的确是一次象征性的挑战，但并非对等的。“北派”已经全面溃退，冯小刚的贺岁电影是以王朔为代表的“新京味”文化的最后挣扎。

上海则在不到10年的时间完成浦东开发之后，迅速恢复了它60年多前的流行文化记忆，一股“怀旧”风尘借着各种形式，提醒着人们它曾经有过的风流和繁华。张爱玲、王安忆和陈丹燕等女作家以个性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为全中国的“小资”们提供了足够的“怀旧”想象的空间。而一批上海“新锐作家”、“美女作家”的作品，则让正在现代化和尚未现代化的中国人，强烈感受到已经现代化的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消费场所和跨国资本所在地的身份。这个中国“小资”的最大聚居地，即使在流行文化生产方面建树不多，也是最大的消费者。尽管一些流行品(如偶像剧《浪漫樱花》)的制作基地转移到了上海，但这座城市想要恢复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产业中心的地位，仍有待文化政策的放宽，以及在沪文艺工作者的努力。

生产特点——流行文化的产业化，及产业间的相互渗透

勿容质疑，流行文化已成为一种产业。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初，她还像个羞涩的小姑娘与市场眉来眼去，那么近5年来她同市场已经结成了一对情投意合的伴侣。正如音乐评论家金兆钧所言：“流行音乐仰仗着它自身的特质和它借以生存的市场之手顽强地向上生长。它在市场经济加都市化的大潮中如鱼得水，虽然仍是人微言轻，但已隐隐然将一张拥有巨大潜能的无烟工业的蓝图悬挂在空中。”除了流行音乐，影视、出版、服饰、美容等流行文化产业在中国大陆的这一时期已经走向成熟，形成从制作、推广到传播的一整套市场化机制，只是出于政治的考虑，有关管理部门对于还将渴望染指的资本排除在某些之外。

产业化促成了流行文化完全的商业化，原生的民间性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只是在“小众化”圈子和新生的网络空间存在着，商人们则时刻以资本的意志利用和改造着青少年流行文化。一旦某一事物由于偶发性的因素进入流行，制造该流行品的生产线就会开足马力，再被商人们以老练的娱乐营销手段迅速推向市场。越来越多的情况则是生产商直接“制造流行”。1957年英国画家理查德·汉弥尔顿对当时流行文化的特征总结道：“普及的，短暂的，低廉的，大批量生产的，年轻人的，浮夸的，性感的，骗人的玩意儿，有魅力的，大企业式的。”不难感觉到，我们正在进入这样的时代。

最近5年内，出现了不同流行文化产业相互渗透的趋势，最为明显的是出版业与影视业的双向互动。显然，进入流行品市场的资本不愿放弃任何可以谋利的机会，如果有一道流行大餐出现，各个行业都希望从中分得一块蛋糕。围绕着一种流行主产品会产生许多副产品，从而形成一个个流行产品的组合。《泰坦尼克》和《流星花园》是最具代表性的两个生猛个案。这两部影视片带动了VCD、卡带、画册、图书、“文化衫”、海报招贴画等一系列流行品。有时副产品的出现甚至会早于主产品，如2002年夏季“E.T.文化衫”的出现甚至早于影片《克隆人的入侵》。

产业化最终使资本的力量通过市场机制，将流行文化纳入了生产线式的商业流程。这无疑加速了流行文化的扩散和传播，同时也使流行品的流行周期缩短——这可能并不是因为人们已经厌倦了原先的流行品，而是因为流行文化产业内激烈的竞争和资本加速循环的需要。于是就有了娱乐界“新人辈出”、出版界“新作不断”、服装界“新款轮番上市”的现象。

青少年流行文化的产业化，同时也制造了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所需要的意识形态——消费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帮助工业社会，完成其扩大再生产的全部过程。对此，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一书有过精彩的批判和分析。最近5年“消费主义”的出现，是以中国青年中部分群体迅速上升的购买力为背景的。变革中的当代中国社会重新培养了新的中产阶层，他们成为流行品消费的主力人群。另外，国家法定休闲时间的进一步增加，也为流行品市场的繁荣增加了助力。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每月的零花钱有1-50元的人占23.7%，51-100元的占18.2%，101-200元的占15.0%，201-300元的占8.7%，4项合计占65.6%。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得到2002年春节“压岁钱”101-300元的人占13.5%，301-500元的占12.3%，501-800元的占12.2%，801-1000元的占12.2%，1000元以上的18.8%，5项合计占69.0%；“压岁钱”全部由自己支配的人占50.5%。]

心理特点——时尚、幼稚和怀旧

正如没有人料到，在大红大紫的1997年，大街小巷传唱的竟是一首表达无奈心绪的《心太软》，流行文化背后的爆发原因殊难把握。流行文化的生产过程可以被产业化，然而流行什么，并不完全由商人说了算。社会心理学为我们探寻流行文化背后的爆发原因提供了一种视角。下面我们尝试着分析近5年来，较具代表性的三种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背后的心理特征：时尚、幼稚和怀旧。

从汉语语源看，“时尚”就是“时风所尚”，与“流行”一词的定义雷同。但“时尚”又与“流行”有重要的区别。“时尚”具有前卫性、区别性和消费性特征，这是大范围的流行文化所不具备的。“时尚”往往是引领流行潮流的群体所崇尚的品位和风格，这是其前卫性；追求时尚的心理有意与社会其他群体区别开来，遵循着“人无我有”的原则，这是其区别性；时尚物品往往是短期的、阶段性的产品，因而也就具有消费性。

“时尚”与“流行”具有共生和互斥的双重关系。在某一物品由时尚走向更大范围的流行时，同时也会成为时尚所扬弃的对象。在爆得大名之前，王家卫的影片很受到一些“小资”青年的喜爱，而《花样年华》迅速走红之后，王本人从一个有些另类的香港导演，成为大众娱乐界的明星人物，其作品也就显得不够那么“小资”了，再谈王家卫，已经有媚俗的嫌疑。时尚心理对青少年流行文化的影响，可以与阶层化的特征结合起来分析。

“幼稚”是当前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中一种看似反常的心理特征。相关的现象之一是《蜡笔小新》、《樱桃小丸子》等一批日本卡通片畅销一时，各大购物网站都将其放到了推荐排行榜上。奇怪的是，这些动画片不仅受到少年儿童的欢迎，也在已经成人的青年中具有相当大的市场。现象之二是《射雕英雄传》、《丁丁历险记》、蔡琴歌曲等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品，也在各大音像店长期热卖。这些流行品帮助今天的中国青年，回忆起他们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最爱。

不能否认这些流行品本身所具有的艺术魅力，但它们之所以能够流行，仅靠艺术魅力还不够。支持这些流行品市场的是青年人中一种“不愿长大”的社会心态，他们刻意地去回避矛盾，希望退缩到从前安宁的状态中。其背后则表达了部分青少年对这个急速变化的世界的迷惘、无奈和不知所措。“幼稚”和回忆多少可以帮助他们暂时忘掉这一切，陶醉于想象之中与童年的记忆。网上一位作者评论道：“成人世界借助漫画与卡通，缓解了现实的紧张和焦虑。他们的心被想象力的温暖包围着。于是，你可以不长大、不挣钱、不要老婆，也不考虑未来。你可以尽情地在戏谑和游戏中快乐地生活着，和那些猫猫狗狗一样，单纯而愉快地观望世界。”

《老照片》等“怀旧”流行风潮貌似回忆，其实是对历史的想象。“怀旧”这一主题彰显了这一时期中国青年的“世纪末情结”。这些生长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人们，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精心筛选后将片段放大，尽管变形也在所不惜。“怀旧”流行品的主流是上个世纪民国时代中国城市的流风余韵，如20年代的“京华”、30年代的“金陵”和40年代的“海上花”。尽管了无痕，“小资”们还是陶醉在自己幻想的凄凉、美丽的沧桑感中，并在那些梦幻般的历史碎片中找到了往日的自己，从而完成了一次身份定位。他们一边可以端坐在万航渡路上的百乐门舞厅里，捕捉旧世纪30年代的莺歌燕舞；也可以徜徉在90年代的淮海路上，感受时髦女郎追赶流行的脚步。而20世纪那些宏大的历史主题，如民族存亡、文化启蒙、民主革命则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

并不是所有的青年都喜欢“怀旧”。“新人类”就无旧可怀，他们的眼光总是指向最新鲜的事物。而对于那些还在为生存挣扎的年轻人来说，“怀旧”真是一种奢侈而荒唐的行为。

意识形态特点——市场经济社会的“消费主义”与思潮的多元化

[“课题组调查”显示，对于“只要我喜欢，价格再贵的东西我都会想办法买下来”这一观点，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6.7%的人表示“完全同意”，有17.3%的人表示“比较同意”，有28.0%的人表示“一般”(无所谓)，3项合计占52%。]

与20年前邓丽君歌曲对坚冰一块的意识形态的突破相对比，今天的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更多地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其政治色彩已经大为淡化，“消费主义”已经成为今天市场经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些研究表明，消费意识在新一代青少年的意识结构中，正在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他们的购买行为已经再清楚不过地体现了其消费举动背后所暗含着的意念。一份时尚刊物口号式的广告词，清楚、简洁地表达了这一时期“消费主义”的生活态度：

新新MM(美眉)新进化论——

MM比真理可爱

社会要中兴，消费是中心

快乐无罪，花钱有理

好好时尚，天天向上

生活是一种消费，时尚是一场恋爱

爱消费，不要浪费

要资讯，你不要太逊

右手拼命工作，左手拼命刷卡

大脑指挥赚钱，小脑指挥花钱

眼睛想旅行，鼻子要恋爱，舌头想跳舞……

打折比率决定我们的智商高低，消费地图组成我们的大脑沟回

我们零储蓄，我们零压力，我们与快乐——零距离……

地球绕着太阳转，我们绕着MM转

美眉第二期即将出街，随刊附送超值快乐大礼包!

[“课题组调查”显示，当问及“在日常生活中花钱时，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时，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33.1%的人回答“人是最重要的，钱该花就花”，有12.7%的人回答“几乎什么都不想”，有4.1%的人回答“钱是身外之物，不花白不花”，3项合计占49.9%。]

“消费主义”之外，今天的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还表现出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特征。一位作家在描述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青年时，曾用了“众生喧哗”一词。以下列举近年来在流行文化中有所表现的几种思潮。

1996年以后，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情绪在青年中涌动，而1999年的“5.8事件”更是激起了富有“民族主义”含义的文化产品的流行，比如印有“打倒北约”的“文化衫”和一款根据朝鲜战争改编的国产电子游戏。

流行文化论文篇3

二、寻爱求暖的心理随着全球化、城市化的发展

西方的资本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思想侵入国内，人们发现自己房子大了，口袋满了，心却空了。现实生活中，灵魂没有依托，真爱与温暖更是难求，因此网民们希望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寻求关爱，寻求温暖。如流行于2009年的“哥X的不是X，是寂寞”的句式。此语源于百度贴吧里，有人发了一张一年轻男子吃面的图片，并配文“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由此，网友相继生发联想出“哥X的不是X，是寂寞”的句式，诸如“哥写的不是字，是寂寞”，“哥抽的不是烟，是寂寞”。很多网友把“寂寞体”变成自己MSN、QQ的签名，仿佛什么事都可以变作“寂寞”两字，这充分反映出了现代人空虚、寂寞的现实，人们只能通过网络这一虚拟空间寻求慰藉。而“XX，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这一句式则富有家庭式的温馨，得到更多网友的追捧。此语出自百度“魔兽贴吧”，起因于一个名为《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贴子。此贴一发，短短几小时内引起了近40万名网友围观浏览，一天竟然有了710万网友点击和30万的回复，从中可以看出网民们对家庭温暖、关爱是多么的渴求。网民们渴求关爱与温暖，于是顺应网民心理的“淘宝体”也红遍了网络内外。“淘宝体”是因淘宝网卖家对商品的描述语言亲切、俏皮而被广大网友所喜爱。其关键词为“亲……哦……包邮”，例如“亲，快下订单哦”！有些公路上的警示牌受此启发改成了“亲，请遵守交通规则”，甚至有的高校也用“亲，你被录取了”来写录取通知书。一个“亲”既热情又简单，不管关系怎样，听着就顺耳。关爱、真爱、温暖一直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我们希望网民们在网上寻求到温暖与关爱后，再能反馈一些到现实生活中，对身边的人多一些关爱与温暖，少一些冷漠与猜忌。

流行文化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 J6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2-227-2

对文艺战线来说，以新的思路推动文艺的繁荣，以贴近群众的方式进一步服务好群众，这是体现科学发展要求的重要方面，也是包括流行音乐创作在内的所有的文艺工作者的重要职责。对于从事文化传播工作来说，应用广泛的视角和各种传播方法对我国流行音乐创作、歌手品牌的创立进行宣传。

一、流行音乐的现场表现形式

现场音乐发展到现在为止有三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所谓的俱乐部文化，Club Culture，在酒吧，现场的这种小型的表演场所，非常典型的北京有一个星光现场。第二种表现音乐的形式就是歌手的巡回演唱会。所谓的巡回演唱会就是这个歌手到处去表演，我们叫做铁打的歌手，流水的地盘。最后一种表现形式就是音乐节，我们叫做铁打的地方，流水的艺人。现在有雪山音乐节，北京有朝阳公园音乐节，有摩登天空音乐节等等很多的音乐节，这些都是现场音乐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二、我国流行音乐的发展

我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及流行文化的建立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质疑与争议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认可与探究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深化与超越的阶段。

（一）质疑与争议

从1979年到80年代中期，大陆的流行歌曲应该是还处在一个探索的阶段，但是音乐批评与理论研究界没有趁机积极介入，他们与人民音乐研究、北京音乐周报以及中央音乐学报等这样的全国核心的音乐刊物、报纸为平台，就当时的音乐文化的思想意识和音乐实践的新动态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论，他们质疑与政论的焦点话题之一，就是对新兴流行音乐所持有的观念、态度以及流行音乐性质问题。

（二）认可与探究

第二个阶段是认可与探究的阶段。认可与探究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讨会的举办，1986-1997年这十年当中，全国各地和各文化部门举办了很多有关流行音乐的研讨会，我在这地举了几个代表性的，比如说1986年的通俗音乐理论研讨会、1987年11月河南郑州全国通俗音乐研讨会等等，这些音乐会的举办反映出理论批评与研究从第一个阶段，民间自发性的研讨上升到一个有组织的研讨，他们广泛地就过去的流行音乐的发展成败、得失、流行音乐所面临的局势问题进行讨论，对流行音乐的发展是起到的积极的推动作用的。

（三）深化与超越

第三个阶段是深化与超越的阶段。深化与超越体现在专注专题性的研究非常的丰富，他们主要有史料的梳理。比如刚才付林老师的中国流行音乐20年，还有金兆钧老师的光天化日之下的流行，这些书籍都给我们研究者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史料资源。还有实践理论的研究，主要是歌词、歌曲的创作，还有演唱的方法等研究。这个阶段的特点可以说它比前面两个阶段来说，它的音乐批评与理论探讨不再只是现象的附属或者回应，而是更多的独立性，而且更加理性，广度和深度都在拓展，并且与其他学科广泛地接触。研究人员也相对的丰富起来，体系性的研究在开始逐步形成。

三、流行音乐的传播和发展

（一）我国流行音乐的传播形式变迁

传播的本质，就是一种复制。复制的本质就是一种艺术形态，经过技术手段，产生出一种新的、和原来艺术形态相同的形态。

过去，流行音乐的传播靠电视、广播、图书、唱片或者是盗版唱片等。但是，今天的音乐作品经过了数字化的技术处理，已经充满于全国的英特网管道之中，音乐网民的音乐复制已经形成了传统的音乐复制不可能具备的一些特质。这就是复制的海量性、自主性、多重性、和廉价性。相对于广播、报纸之外的新的媒体形态，对于新媒体的定义，学者们众说纷纭，目前对流行的定义是新媒体是一种较为宽泛的概念，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新媒体条件下，对于流行音乐及其文化传播有三方面的改变：

第一，传播载体的改变。音乐需要载体进行传播，而新媒体给流行音乐带来最初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改变了过去传播音乐的载体，在口口相传的年代，空气是音乐进行传播的介质。后来的唱片、盒带、音乐录音带等都是音乐传播发展过程中陆续出现的重要的媒介。而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和以手机为代表的互联网终端成为最具代表的载体。

第二，传播主体的改变。现在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创作的歌曲上传到互联网上供人下载，或用手机通过无线通讯系统发给别人，每个人都可以创作自己的歌曲，每个人都是音乐家。近年来迅速走红的一批《那一夜》、《单车恋人》、《香水有毒》、《老鼠爱大米》等。

第三、传播效果的改变。中国流行音乐的主要传播形式是一点对多点，广播对听众，电视对观众，音乐生产商对音乐购买者，使得音乐产品的生产缺乏针对性。而在新媒体时代，没有丰厚的宣传资源的独立音乐像获得了新生一样，在新媒体的点击下迅速地蔓延开来。同时，音乐用户对音乐的各种意见也可以反馈到网络上，促进歌手改进自己的作品。我们知道流行音乐是一种大众文化，新媒体给了流行音乐一个机会，让音乐更加贴近大众，让潮流更加符合用户的需求和情感需要。同时，对于音乐生产者来说，可以无拘无束。歌手只需让听众挑选检验，对音乐发行者来说，用户互动能够记录下所有用户的全部行为轨迹，可以分析歌手总红的规律，降低音乐投资的成本，使投资收益最大化。

最后，传统的广电媒体面临新媒体的严峻挑战。新媒体的传播手段的便捷性、快速性形成了音乐消费群体的广泛性。新媒体的收费模式增加了音乐生产者的经济收入，新媒体信息的海量为用户提供了更多可供选择的菜单。受众接触的音乐不再单一化，新媒体的出现虽然带来了冲击，但并不能彻底取代传统的媒体。所以总体而言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时代的流行音乐市场上仍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

由此，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传播学家叫做马谢尔说会出现任何一种全国都逃脱不过的电子传播形式。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通过了光纤传输信息的全球性的英特尔网就产生了，英特网覆盖了全球。我们流行音乐的传播也搭上了这条网络信息的高速公路。

（二）流行音乐的传播对大众生活的影响

我国流行音乐在争议中崛起，在探索中前进，涌现了一批脍炙人口的佳作，至今还发挥着很大的影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中国流行音乐以独特的方式记录了中国社会所有宏大和细微的变化。改革开放30年，每一个重大的历史阶段，每一次重大的社会事件，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的流行音乐的词曲当中。比如2008年，也就是今年，无论是年初的抗击冰冻灾害，还是5・12之后的抗震救灾，以及刚刚结束的北京奥运会。中国流行音乐都迅速地在我们耳边唱响，并因其具有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巨大力量因其反映社会现实的公民心态而广为传播。

（三）流行音乐传播对文化生活的影响

我国流行音乐的传播对文化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我国流行音乐的创作很多歌曲都和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感恩；我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回报社会；幸福生活在这个美好国家以及对家人对朋友的美好生活相联系。我国的流行音乐自身的传播同时，也建立了流行音乐的交流平台，更紧密地将社会生活、大众文化紧紧的联系在一起。30年来，在每一个重大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生活的重大事件中，中国的流行音乐以其独特的魅力奉献于社会。特别是今年，无论是年初的抗击冰雪灾害，还是四川的抗震救灾以及刚刚结束的奥运盛典，我们都真切地感到、看到、听到了流行音乐界的积极行动和有力声音。因此，展望中国流行音乐的创新发展，我们音乐人是充满信心的。我们将以饱满的热情、创新的理念投入到音乐创作中，谱写出更多更有特色、更有深度、更有艺术感染力的优秀作品。

四、结论

流行音乐以及文化的传播在新媒体时代对大众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媒体融合的趋势里，传统媒体获得了建设新媒体平台的空间，从而使得为用户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成为可能。所以，我们要在遵循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同时，利用新媒体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文化观念的价值体系。在音乐作品当中，融铸于人民，与大众共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真挚情感，弘扬共同的理想，培育和谐的精神，畅想时代的主旋律。

参考文献：

[1]付林著.歌星成功之路[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3 .

[2]金兆均.光天化日之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2002.

[3]余明阳，梁锦瑞.名牌：在传播中诞生[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流行文化论文篇5

当代的流行文化简直就是一个包罗万象、林林总总的大杂烩，有学者在归纳大众流行文化时，分析了其中的四种类型：“一是印刷媒介中的大众文化；二是电子媒介中的大众文化；三是电脑与互联网中的大众文化；四是日常生活习俗与器物中的大众文化。这最后一种尤为复杂，包括了趣味、心态、形象、行为、物品、语言、环境等多个方面。”①这是概括得相当到位的。笔者认为，就大的方面来说，流行文化最主要的特征，主要有下列数端：

其一，它表现出高度的现代性。流行文化是工业文明的伴生物，就世界范围而言，流行文化产生于现代工业化时期，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显然它与城市民俗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封建时代高度发展的民间文化，例如明清城市的文化，但它绝非流行文化，因此明显地不同于前工业社会中的民间文化和其他文化形式。

其二，它是一种典型的大众流行的商业文化，表现出浓烈的商业性。流行文化产品的生产同普通商品的生产一样，包括了策划、设计、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流行文化的生产者特别工于成本的核算和收益获取，用各种可能使用的手段来尽可能地满足大众的文化娱乐需求，并以此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现代化传播媒介和科技手段是大众流行文化生产和消费的重要载体，因而能使这种流行在短期内迅速蔓延和扩张。

其三，流行文化凸显高度的产业性。它是一种按照产业方式运作的经营性文化。包含了工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序化等―般内容，产品的生产者只能从多数人的一般需求特征和接受水平出发，它面向社会生活中的普通大众。而我们知道，所谓“社会大众”，从本质上看，其接受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它只能制定普通的、适合多数人的产业标准。

其四，流行文化强烈的娱乐性。当代美国学者与思想家丹尼尔・贝尔认为，大众流行文化是―种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文化，它不再和如何工作、如何取得成就相关，而只关心享乐和消费。他借用麦克唐纳的话说：“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高兴。”②追求愉悦和消遣的欲望在当今时代得到了全面的扩张。所谓“跟着感觉走”、“玩的就是心跳”，追求和制造快乐，已成为当今社会一道无处不在的文化景观，其背后潜藏着人对自身全面发展终极目标的祈盼。

其五，流行文化的复制性。以技术为先导的工业时代打破了文化霸权，流行文化借助于迅猛发展的现代高新科技传播手段，复制性是一个相当突出的特征。显然，流行文化的复制性，既普及文化，同时也制造平庸，加深了文化流行与鉴赏的同质化倾向，复制性也是其产业化、标准化操作的必然要求。为了适应一般受众的需求，它不得不采取“一般”的标准，“一般”即是“标准”，标准化就成为大众文化产品的一个特征，否则也无从复制。

通过对流行文化上述若干特点的描述，我们也许能够对流行文化的内涵有些基本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流行文化不仅不是精致的文化，而且根本就不屑于作出这一区分。由于没有高低的层阶，因而也就缺乏一种文化的引导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剥夺了统治者机构和知识分子平时秉持的话语权，在表达的民主性上它可以具有一种变革意义，但是也具有无政府状态的可能性。

流行文化与大众传播共生互动

人类的传播行为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也充分渗透在日常生活之中。这就从本质上规定了传播与流行具有深刻的内在一致性。大家都知道，文化是联结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社会纽带，社会的基本性质、走向、形态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粘合方式与力度。那么，怎样来表现这种粘合呢？传播就是文化的载体，它承担着对文化内容与形式的转换、传输、处理、存储、检索、提取和推广的全过程。事实上，社会自有大众传播出现以来，大众传播就充当着双重的角色。一方面它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传播媒介本身就是流行文化的“领头羊”，当代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没有不重视大众传媒研究的。另一方面，大众传播以其强大的传播力量，它又是各种文化传播的载体，在当代社会文化的流行过程中，大众传播又是流行文化的积极传递者、倡导者、推广者与普及者，流行文化的扩布与流行，倘若没有大众传播的推波助澜，各种文化样式就行之不远，成不了气候。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大众传播与流行文化共生共荣，它们是不分彼此的“共谋者”。

从传播学角度看，各种流行文化样式并不追求它经典的示范性和传之后世的楷模范式，它看重的只是“现在”，特别是在它被商家染指，商业运作得相当成功，由此形成一套文化上的生产―消费关系。

就历史传统说来，中国传统社会中缺乏发展出市民社会的文化资源。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空前发达与长期存在，国家通过中央至地方的权力机关对社会进行严密而全面的统治，使社会呈现出高度一元化的倾向，任何独立的民间社会组织都难以生存。在这样一种高度一元化的政治运行机制背景下，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不可能获得成长和发育的真正空间，而市民社会的无法形成必然导致流行文化难以萌生。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转型，尤其是90年代初期国家正式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定位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而市场经济正是市民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在客观上为市民社会和与之相应的市民文化――流行文化的健康成长创造了前提条件。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文化领域也出现了走向市场化的趋势，大部分文化艺术产品以商品的形式，通过不同的渠道，流通于社会各个领域，并以相当的规模、范围和容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市场。诸如演出市场、书报刊市场、美术市场、电影市场、文物市场、音像市场、娱乐市场、文化艺术培训市场、装潢广告市场、体育市场、旅游市场等等，形成了以国家为主，集体、个人和外商投资等为辅的，开发文化市场的经营格局。

流行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总是与大众传播形影相随、共生互动。从发生学上讲，流行文化在西方虽然可以溯源到18世纪，但真正的发展是在19世纪30年代大众化报纸出现以后。可以说流行文化是依赖于大众传播的发展才逐步形成的，而大众传播媒介也成为流行文化的一种重要样式与内容，两者共生共荣，密不可分，或者说两者本来就是一枚铜币的两面。有人曾用这样的话语来考问历史：“在无线电和电视、电影、留声机以及令人瞠目结舌的多样化的定期报刊出现之前，生活本来究竟是什么样子?”③

现在学术界一般把1833年9月3日美国人本杰明・戴伊在纽约创办的《太阳报》，作为人类传播史上大众传播时代到来的标志。这张每份只售1美分的“便士报”，开启了一个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由此，与大众传播共生互动、相伴而生的流行文化也开始进入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的革命，传播媒介的花样翻新，使流行文化逐渐步入市民生活的殿堂。由于大众传播与流行文化相伴相生、共生互动，也使文化研究的学者始终绕不开大众传播媒介与大众流行文化这两个主题。斯诺曾指出：“在当代社会，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媒体文化’”。④西方学术界自20世纪20年代逐渐开始了对大众文化的理论关注，从时间上看，此时也正是大众传播飞速发展的时期。1920年商业广播电台在美国开播，1936年电视在英国问世，到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也开始形成自己的体系。与此同时，迅速崛起的西方社会批判理论，也把其理论视角放在了大众流行文化与大众传播的相互关系上，强调了大众传媒研究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内在一致性。“由于它们强调工商业服务和产品，它们是经济体制的中心部分之一。由于它们增加了在选举过程中的作用，用于报道各种听证会和注重政府新闻，它们成为我们政治体制中的一个重大特征，由于它们提供家庭消费的娱乐和通俗文化，它们成为我们家庭体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对许多人来说，电子媒介布道已经成为宗教体制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有限的程度上，它们也成为我们教育体制的一部分。”⑤大众传播的巨大影响力已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顽强地表现出来，它与流行文化的共同体关系也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为当代流行文化推波助澜的电视传媒

流行文化是人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一种社会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随处可见的消费现象。因为在多数时候，它都体现为某一时期人们一种趋同的消费选择。它可能是一首传唱于大街小巷的流行歌曲，也可能是满街行走的红头发、黄头发，还有可能是一部热播的电视剧，更有可能是一部票房走俏的电影、一档电视节目……总之，当潮流来袭，不管人们身处何处、接受与否，总能感受到其旺盛的扩张之势。

有人把“流行文化”比作是“任性的小姑娘”，荒唐而美丽。流行文化好像没有方向的飘风，忽左忽右，毫无路径。流行文化的精灵在于跟风――没有思考，没有判断，没有抉择，仅仅是失去抵抗的接受，以一种物质性标志昭示意识形态方向，从而升入一个精神范畴，抽离原来从属的文化领地，这就是人们无法改变的社会现实。如前些年流行的一首流行歌曲《老鼠爱大米》，也是一曲流行，到处传唱，获得的评价却是大相径庭、褒贬不一。这就提出了流行文化中一个关于共识的问题，通过对流行共识的成因追根溯源，不难看出网络歌曲《老鼠爱大米》所代表的网络文化背后，正是中国社会产业、教育、资讯结构变化的结果。

20世纪60年代以后，被电影人轻蔑地称作“小耗子”的电视扶摇直上，目前占据大众媒介第一媒体的位置，它是流行文化的同谋、最积极的制造者、最热烈的推动者，当然，也是流行文化利益的瓜分者。从媒介进化来看，电视是口语文化的再度复兴。文字诞生以前的人类沉浸在口语文化时代，文字符号从时间和空间上延伸了口语传播的能力，却消解了人际传播过程中分泌的形象与。电视的勃兴纠集沉默已久的口语文化人口，迅速收复文字霸占的传媒领土，口语运动消灭了文字的内涵，文本化为散落在时间之河中语音的流动，成为没有所指的言语运动――重复、琐碎、虚词、语文教师痛心疾首的病句、语气词和闪烁不定的神情。口语文化召唤被文字冷落的人群：文盲、不爱上学的坏小子、家庭妇女、流落在城市边缘的民工和普通工人。知识分子在电视媒介的口语文化挤压下成为孤独的小岛――拒绝电视也被电视拒绝。

共时性传播和参与式收看是电视传播的重要特征。卫星覆盖与有线传输的结合将大众编织在一种共同的经验中，不同地域的人在同一时间收看同一节目，这种经历前所未有。共时性传播为流行文化支起空间平台：从荧屏出发，可以到达广阔的人群。参与式收看让受众成为电视的俘虏，奖品、嘉宾、现场观众等种种诱惑布下天罗地网，受众在接受电视节目的同时也关闭了理性思考，任凭感性听随主持人摆布――回忆一下收看娱乐节目或现场演唱会的经验，自我迷失，流行乘虚而入，电视与流行文化合谋，大众在毫无防范的心理状态下被罗织进流行文化的情境。

当代流行文化是一种后工业社会文化，它的主要特征是消费性、复制性与集体狂欢性。流行文化大多落实为具体的消费行为，演唱会、CD、电影、衣服、饮食、阅读、观看（观看是电视消费，为收视率增加小数点，而收视率是广告最主要的考察指标）以及烫发、染发、化妆等。一种事物所以会成为风行一时的潮流，受众对于该事物的共通知识成为共享流行事物并获得其意义的首要基础，不具有该流行共识的人会自然隔离于流行文化之外。

流行文化与大众传播共生互动，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介传递着流行文化；另一方面，流行文化又直接影响着大众传播媒介。事实上，我们仅从当代新闻类传媒的传播内容、方式与风格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内在关联性。英国文化社会学家约翰・哈利特曾经说过：“通俗新闻看来是一种蒸蒸日上的新闻形式，它正在取代传统的‘严肃’新闻，即使在‘严肃’新闻的最后堡垒即所谓‘高品位’大报也是如此。”他所说的通俗新闻（Popular Journalism），是指“那些大量销售的报纸、期刊和广播电视节目，它们专门从事名人轶事、生活方式以及‘非消息性’报道，并不注意日常政治新闻报道”。⑥今日的大众传媒在流行文化的影响下，早已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文化消费主义倾向，流行文化固有的娱乐消费性，已全面渗透到对新闻的传播之中。主要表现在：一是新闻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出现了大量“生活方式报道”，对受众实施物质生活消费的诱导；二是以大量的娱乐新闻和娱乐节目，服务于受众的感官享受；三是新闻传播的主体形象身份产生了变化，各种影视、歌舞、体育明星等逐渐取代“生产英雄”，占据越来越显著的地位；四是新闻传媒开始注重媒介自我形象的重塑与包装。⑦

在当今的情势下，电视在诸多媒体中“一支独秀”的时光已经成为过去，它的日子并不好过，电视业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电视业界开启了专业化频道营销可以说是世界电视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电视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电视受众市场变化的必然结果，以及媒体竞争的必然产物。■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①崔欣、孙瑞祥．大众文化与传播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54.

②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91.

③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1.

④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4.

流行文化论文篇6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的黄金时代，这期间正是青少年生理发育、心理发展以及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确立和成熟的关键时期。青少年所处的环境，特别是文化环境对他们的健康成长和成才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社会文化形态对于青少年群体的影响越来越大。

一、青少年流行文化的表现

流行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主要分为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它是青少年思想和行为的集中反映，主要体现在青少年的服饰、发型、装扮、语言、娱乐方式和行为态度等方面。

（一）物质层面

服饰常常被人们称为“流动的建筑”，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体现了青少年个性表达的需要和审美判断；同时服饰也具有艺术欣赏的价值，这就使得服饰成为青少年表现自我、满足自我的不可或缺的表达。影视文化已经构成人类生活的重要部分，尤其对青少年的思想产生着重要影响，青少年对于各种款式的电视、计算机越来越热爱，青少年中还普遍存在着追星热、韩剧热、美国大片热等，影视文化以崭新的艺术表现和丰富的表达功能，把认识、教育、审美、娱乐和休闲统一起来，成为青少年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有影响力的一种事物。

（二）精神层面

词汇的变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精神文化变迁的一面镜子。在当代社会，词汇的变化也反映在流行文化中，突出表现为在青少年群体中出现了反映其精神面貌的新词汇和流行语。言语文化是青少年交往中的又一大流行现象，如网络文学、网络流行语、符号文化和自嘲恶搞言语等，现代青少年言语文化主要是在网络技术手段上发展的，展现了青少年的喜怒哀乐。

二、流行文化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

（一）流行文化对青少年成长的积极影响

第一，有助于培养青少年热爱生活、享受生活、快乐生活

流行文化具有鲜明的表征性和有效的释放性，它调剂着青少年五彩斑斓的生活。青少年可以肆无忌惮地抒发自己的真实想法、思想、情感和感触，从而真正体会到自己的真实存在，青少年纷纷乐此不疲地听流行音乐，读流行杂志，看流行影片，说流行话语，穿流行服饰，以此寻找直接的肉体、享受世俗的欢乐、满足自己的自然本性。因此，校园路上经常会看到学生耳里塞着mp3或mp4，操场上不乏打球、早练的身影，青少年还常光顾健身房、KTV、高级餐馆等校外娱乐饮食场所。通过这一系列轻松愉快的活动方式，青少年释放了学习生活中的紧张压力，并逐渐形成了积极面对生活、热爱生命、享受生活的价值取向。

第二，有助于青少年养成创造性、多元性、积极的非理性思维方式

流行文化的传播与推广，影响着青少年形成创造性、多元性、非理性的思维方式。首先，形成创造性思维方式。流行文化崇尚个性、新潮、前卫、刺激、叛逆和创意，这有利于身历其境的青少年养成创造性思维方式，催生了一批年轻的网络作家、网络明星和创新小发明家。其次，形成多元性的思维方式。本身具有多元化价值取向的流行文化可以使接纳性较强的青少年文化视角多元化，文化选择多样化，形成和发展多元性的思维方式。再次，形成积极的非理性思维方式。流行文化以非理性为支撑，它的知识是个性的，极力鼓吹“跟着感觉走”、“走自己的路”等非理性情绪，受其影响，青少年思维少受条条框框的限制，思想少受权威或成人的左右，能够比较率真、直白、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二）流行文化对青少年成长的消极影响

第一，沉溺其中，影响学业与健康成长

青少年流行文化因其特点极易受到青少年的青睐与喜爱。但是他们年龄较小，身心各方面都处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强，但自我控制能力、对外界事物的辨别、批判能力不高，他们一旦对某种流行文化产生兴趣，常常会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对流行文化的过分沉溺，会直接干扰青少年正常的学习与生活习惯，影响其学业成绩与健康成长。

第二，过分追求娱乐，诱发道德问题

流行文化倡导物质至上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流行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消费文化，其文化产品实质上就是商品。为了促进文化商品的消费，流行文化总是通过各种缤纷的形象和华丽的包装，竭力刺激人们的欲望需要，不断向人们推销消费至上的理念和享乐主义的价值观。青少年分辨能力差，很容易沉湎于平庸的娱乐和无聊的消遣之中，以暂时逃避日常生活的责任及其单调乏味的学习、工作。此外，流行文化强烈的娱乐性还常将青少年引入虚拟社会交往之中，混淆现实与虚拟的界线，使他们的道德认知与判断能力、尤其是道德实践能力弱化，并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道德问题。

三、应对流行文化对青少年成长影响的措施

第一，规范流行文化的发展。

充分调动流行文化内部的积极因素，使流行文化向健康理性的方向发展；弘扬主流文化，通过主流传媒来遏制商业传媒的泛滥，通过宣传主流价值观念来消解商业传媒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加强流行文化的立法与执法，严厉打击各种黄色文化对青少年的腐蚀。以正确的价值方向引导流行文化。为青少年的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

第二，有效发挥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功能，提高青少年的文化鉴赏能力

从社会功能来讲，学校和家庭都应该是主流文化的倡导者和捍卫者，青少年之所以会被各种形式的流行文化所俘虏，不是因为学校和家庭教育功能的缺失，就是因为他们的教育功能没有有效发挥。所以，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理念更新和方法改进显得尤为重要。如学校应了解青少年流行文化形成的规律，要加强对青少年价值观念的引导，使之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虽然现代家庭的某些教育功能已向社会转移，但家庭对青少年教育功能的全面性，却是专门化的教育机构所难以达到的。某些特殊的教育职能，只能依赖家庭这个场所才能得到良好的发挥。家长应该学会如何有效地和子女沟通，挖掘他们的优点，而不是一味的指责和贬抑他们。只有充分改进学校和家庭的教育理念、模式和方法，提高青少年的文化鉴赏能力，才能削弱青少年对主流文化的反叛心理，从而降低青少年流行文化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程度。

参考文献：

[1]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林祟德.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1）.

流行文化论文篇7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经济、文化与科技的发展，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好莱坞电影、韩国肥皂剧、日本卡通动漫、巴黎流行时装等等日益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些都是大众流行文化。在英文中，mass culture 与popular culture 通常都被翻译为大众文化，也有人将后者译为通俗文化、流行文化或普及文化（香港译法）①可见大众文化与流行文化有着天然的接近性、相通性和互换性。互联网时代，网络文化无孔不入，制造了无数的热点、话题和潮流，成为世界流行的风向标，传播新媒体文化的魅力。在互联网的起源地美国，网络文学的创作者最初多为电脑技术精英，超链接、多载体文本一出现，就吸引了广大电脑爱好者；之后，技术性较强的实验文本在整体网络文学中的比重下降，大众性文本大量凸显，得到了企业白领等知识群体的追随。“从媒介的角度来说，网络媒体具有信息交流更快、更广、更丰富、更互动、更低成本等优势。网络给普通大众提供了一个传播和生产大众文化的绝佳的平台。”②我们以网络文学为例来探讨大众流行文化对青少年受众的影响。

作为网络与文学联姻的宠儿，网络文学已成为网络媒介时代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集散地。网络文学创作与传播的低门槛、自由性、开放性、交互性等特征，使之具有传统文学不可比拟的优势，对广大受众特别是青少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但是，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发育阶段，精力充沛，辨识力有限，处于价值观的形成期和人生走向的关键期。网络文学及据其改编的影视剧对青少年受众的影响，通过对目前网络文学整体发展现状③及文化效应的观察，笔者认为，是负面大于正面效果的。具体理由如下：

一.从接受层面看，网络文学比较适合大众的一次性文化消费，缺少经典，局限了青少年受众的文学赏析与模仿创作活动

作为大众流行文化，网络平台提供给“草根”大众一个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机会，消解了主流出版机构的霸权独断，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网络文学的创作中，形成文学创作的众声喧哗之势，是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的。

但是，目前网络和网络文学发展较快，体制不规范，大量作品更新快，题材重复，故事雷同，文字未经过雕饰，语言直白缺乏美感，经不起反复阅读。正因为网络文学类似于流水线上复制加工的“速成品”，才导致它成为普通大众的一次性文化消费品。也就是说，大量鱼龙混杂的网络作品自身的品质决定了它们不适合作为模仿和写作的文学范本。

另一方面，青少年还缺乏文学甄别能力，而从目前网络文学的发表和传播平台看，并没有机构和负责的“把关人”来帮助青少年群体去鉴别、筛选和推荐，更难为他们特供经典之作。相反，一些优秀的文学名著、文学经典或适合该年龄阶段的青春文学名作等，往往经过层层把关，有新闻出版机构的审核，经过了有资质、素养和经验的编辑的加工，并经过时间和读者的检验，质量相对有保证，适合文学鉴赏。加之青少年正处于紧张的基础学业和专业积累时期，空闲时间有限，还是应该多关注上述出版物，阅读欣赏，学习模仿，乃至实现个人的“文学梦”。

二.从文本内容来看，网络文学偏重娱乐性，天马行空，可能造成青少年受众的认知混乱

作为大众流行文化，网络文学偏重娱乐性和商业性，因此不可能像传统主流文学那样注重思想性、文学性和艺术性。加之目前网络媒体对现今社会许多普通大众而言，就是资讯与娱乐，一些网民上网的目的就是为了浏览信息、消磨时间、轻松娱乐、交友或购物等，当作工作之余的消遣方式。占受众大多数的网民的这种娱乐性需求也越来越被网络文学所重视。网络文学的娱乐性被无限抬高，思想性被摒弃，以离奇情节和感官刺激为手段，以吸引眼球和提高点击率为唯一目标。由于这些作品凭借天马行空的想象，穿越时空，随心所欲，造成了一些心智尚不成熟的青少年的混乱认知，最终给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伤害。2012年，人民网的一则新闻，在中国掀起了轩然大波，迅速被多家媒体转载：“福建漳浦县两名小学女生小美和小华（均为化名），疑因小华丢失了自家卷帘门钥匙，怕被责骂而相约跳塘自杀。据报道，小美在遗书中称其盼望穿越时空，回到清朝去跟皇帝拍电影。”④

虽然这只是极端的个案，但对沉迷于网络文学尤其是穿越小说、玄幻小说、盗墓小说的青少年读者而言，因无法分清现实和故事而不能自拔，从思想到言行，从好奇到模仿，从新鲜到恐惧……乃至走向极端。类似悲剧并不乏见。这必须引起网络文学创作者的警惕。

三.从审美格调而言，一些网络文学作品思想和美学趣味低下，可能妨碍青少年受众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纵观浩瀚繁复的网络文学市场，整体水平普遍不高。即使在几大门户文学网站，也充斥着“三俗”之作，品格良莠不齐。以网络言情/校园文学为例，哪怕是点击率惊人的人气小说、热门小说或排行榜前十的作品，内容大多是罩上“卖身救母”外衣的，以“舍身助男友”为幌子的见异思迁，“众男追一女”套路中的多角恋……一言以概之，无不是权色交易、钱权交易或婚姻交易，既强调着商业社会金钱与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也体现着扭曲的人生观。

另一方面，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网络文学审美趣味俗套，又缺乏语言技巧，人物刻画单薄。大多强化着多金、专情、英俊的白马王子式的男性形象，继续着柔弱、美丽、爱情至上的琼瑶式的女性形象（可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高富帅”“白富美”来概括）。模式化的人物形象不利于青少年养成正确的爱情择偶观和对世界的客观认识。

《大众文化的神话》作者阿兰·斯威伍德认为，“文化是一种实践，是以意识、行动与特定的价值观作为基础，以寻求改变世界的一种手段”。而在网络文学正以低俗的价值观改变着青少年受众。我们不能否定其中经济利益的驱动，隐藏的商业性的逐利本能。青少年受众年轻冲动，情思萌发，从白纸一张，长期接受以拜金主义为价值取向的文学熏陶，接受放纵随意的道德观感染，接受趣味低下的文学审美，“炫富”、“炫权”、滥情、虐情，叛逆、暴力等，势必成为青少年模仿的对象，也将对个人和民族的未来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四.从媒介特性而言，网络文学的互动性与开放性，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青少年受众沉迷于虚拟世界，逃避现实压力

网络文学网站大多分设各种类型的栏目，如都市、言情、校园、古装、武侠、耽美，等等，方便读者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挑选和阅读。而被放置于网站首页的、点击量较大的所谓人气小说，往往是穿越小说、玄幻小说和言情小说等等，这些作品动辄几十万字，连载数月或者一年半载，让人欲罢不能；另一方面，网络文学非常注重互动性，网友在阅读的同时可以评论，作者也会关注留言和回复，必要时会据此修改，让读者沉迷追捧；除此之外，不少网络小说会以番外、番外（二）之类的形式来满足读者对结局的不同需求，补充全本意犹未尽的东西，其开放性的特征也吸引了大量网络文学粉丝。

当读者在钟爱的网络文学世界里获得了满足感、优越感和成就感时，随着阅读时间的增加，阅读习惯的养成，欲望与会越来越强烈，最终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当读者完全认同于网络小说中的人物，在虚拟世界中就能获得其在现实中苦苦而不得的一切时，自然就会降低自己改变现实的愿望。更何况，网络文学只能带给他/她们短暂的，回归现实之后，将给他们带来更深的失落感和挫败感。此外，受众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网络小说上，导致他们“宅”在封闭的空间里，降低了参加社会活动和与人交往的热情。

对青少年受众而言，现实挫败感主要来源于学业与就业的压力，爱与温情的缺失等等。他们年轻稚嫩的身体还承受不起太沉重的生活重担，但学校、家庭和外界又无视于此，一味的高要求，加之社会评价体系和运营机制不完善，他们只有靠网络文学所营造的美好的、虚拟的世界来想象性地满足自我。久而久之，将导致严重的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大众流行文化的影响，但我们同时也得看到，网络媒介作为网络文学的原创和传播平台，并不是单一维度地发生作用的，它只是我们生活的整个媒介系统之中的一环。如《泡沫之夏》、《步步惊心》等作品的广为流行，是网络文学和电视、电影、图书出版业的合力所带来的影响，仅靠网络还不足以对青少年受众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

如何净化青少年成长空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家长要重视孩子的身心发展，用积极正面的流行文化来引导和教育孩子，学校要重视管理，营造学生各方面发展的良好的校园环境，包括积极健康的伙伴氛围、阳光的竞争环境，不要用社会复杂的、功利主义的观念和做法来伤害孩子。而包括报纸、图书、电视、网络媒介等媒体所共同营造的“拟态环境”，更需要国家的管理部门加大管理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可行性，在顺应时代潮流的同时，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发展大计着眼，培养适应全球化和国际化竞争的人才。

注释：

①现在更通用的词是popular culture。而mass culture因带有贬义，含“乌合之众”之意，一般不再常用。

②周金花．新媒体对网络小说发展的功能分析．今传媒，2010（11）：98-99

流行文化论文篇8

一、流行演唱简介

流行演唱(又名通俗演唱)始于中国二十世纪30年代。开始叫流行歌曲唱法，后来称通俗唱法。为与国际接轨，现在又改回流行歌曲唱法，简称流行唱法。流行演唱最早起源于欧美，美洲大陆和欧洲移民带来的白人音乐，最早表现在早期的圣乐和南北战争时期的作品上。还有就是非洲的黑人音乐，以白人音乐为基础而发展成为田间劳动歌曲、宗教歌曲和民谣。19世纪后期，黑人音乐迅速发展，诞生了布鲁斯。19世纪末，美国南方的新奥尔良诞生了爵士乐，并且在20世纪初达到辉煌。20年代流行音乐与戏剧完美结合，产生了音乐剧。音乐剧在英、美两国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美国音乐剧的主要元素是爵士乐、踢踏舞、喜剧性话剧和含有歌唱的喜剧、“齐格菲”类的轻歌舞剧；英国的音乐剧以轻歌剧、话剧为主，取材于莎士比亚。

流行演唱的特点是声音自然，近似说话，中声区使用真声，高声区一般使用假声。很少使用共鸣，故音量较小。演唱时必须借助电声扩音器，演出形式以独唱为主，常配以舞蹈动作、追求声音自然甜美，感情细腻真实。流行唱法声音的主要特点是完全用真声唱，接近生活语言，轻柔自然，强调激情和感染力，演唱时有意借助电声的音响制造气氛，所以很注意话筒的使用方法和电声效果。流行唱法以青年为中心，可以说是写青年，唱青年，青年唱，青年听。古己有之的那种通俗唱法，并非我们目前所指的典型意义的通俗唱法。现代通俗唱法，有两个重要的特性，一是它风格样式国标化；二是它与现代高科技电子技术相结合。

二、流行演唱的教育现状

在当今年代，流行音乐已经和网络与互联网挂钩，网络是一个人们交流渐多的地方，在这儿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当然，歌曲也不例外，上世纪90年代家家户户大唱卡拉OK的情景，相信很多人还记忆犹新，而网络音乐似乎有成为21世纪卡拉OK的趋势，无论男女老少，专业与否，只要有一台电脑、一支话筒和简单的工具，连上互联网，你就可以“想唱就唱。”以前做音乐需要音乐人、经纪人、唱片公司认同，现在只要有创作、有了群众的认同，就可以走红。香港著名电影人、专栏作家张坚庭说：“网络音乐是一场音乐参与者的革命；在网络年代，谁都可以成为大师，而且不只是孤芳自赏的大师，谁都可以批判，谁都可以赞赏，某夜只要你望着天际，灵光一闪，把几粒音乐符号写下，取一支吉他填上歌词，轻轻唱出心灵之歌，第二或第三天上万的同路人就会以病毒般的态度为你讴歌唱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政治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文化上的国门大开，首先是港台通俗音乐一拥而进，迅速形成热潮。这决不仅仅是因为年轻人在经济上的独立，而是在于流行音乐的青春活力，能展示人们如何生活的意愿。

在如今这个各类流行音乐充斥于大街小巷、电台、电视、网络的时代里，也许流行唱法这个词大家一点也不陌生了，我们可以这样肤浅地认为，流行歌手演唱所使用的方法和技巧就是流行唱法。曾经有朋友在聚会的时候当面质疑过通俗歌曲有唱法吗，唱流行歌曲需要学吗?虽然从普遍意义上说，流行歌曲应该是以易于上口便于传唱为前提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发展的，当它发展到一定高度和层面的时候，大俗的东西往往会变成大雅，流行音乐发展了这么多年，已经从曾经的所谓的“自然声区，不足一个八度”的演唱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随随便便抓一大把最近相当走红传唱度很高的歌手，比如周杰伦，林俊杰，陶，其实他们的歌并不是很好唱的，做一个不太适当的比较，其实在唱法上被许多人有相当程度质疑的周杰伦在《发如雪》里面高音的高度甚至比帕瓦罗蒂还要高，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和他的歌曲被大家所接受和喜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就说明了流行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听众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的水平了，所以流行歌曲有唱法，流行歌曲的演唱需要学习，如果仅仅还停留在“自然声区，不足一个八度”的层次，那么它最终会被时代淘汰。

三、流行演唱的教育意义

在流行音乐的领域中，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演唱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为什么要研究唱法?这是任何歌唱艺术发展的必然。它不像古典音乐、器乐和声乐泾渭分明。不论流行音乐形式怎样发展和变化，总是围绕着演唱这个中心，但在国外流行歌坛上，不论流行、爵士、摇滚和乡村等形式如何不同，歌手们的歌唱方法始终是统一的。不像中国民族唱法那么复杂：撇开风格不谈，众多的戏曲和各地的民歌在发声方法上有很大的区别。光是京剧一项，老生、花旦、小生、老旦在嗓子运用上就有很多不同要求。因而通俗唱法的发声研究也就相对简易一些。

流行歌曲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曾在上海等大都市出现，以黎锦晖为代表的作曲家和以周璇为代表的歌唱者，搭起与艺术歌曲、以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流的抗战音乐平行的都市音乐的流行音乐风景线。1949年后，中国的音乐史写作以革命音乐史为主，流行歌曲被斥为“黄色歌曲”、“靡靡之音”，在大陆遭到清除。1979年之后，“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及市民社会的发轫，使流行歌曲在大陆通过正当的与非正当的方式得以传播。但受多年来的思维惯性影响，一些人仍无法接受“流行歌曲”这个概念，通过种种渠道对流行歌曲、特别是港台传播而来的流行歌曲大加鞭笞。然而大陆流行歌曲的发展又是不争的事实，为了协调矛盾，就选用了“通俗歌曲”这个新名词来指称“‘有中国特色’的流行歌曲”。特别是1986年具有强大话语力量的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第二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设立了“通俗唱法”组，“通俗歌曲”、“通俗唱法”的叫法开始在社会广泛传播。

如今，“革命”不再是惟一的价值标准，流行歌曲的存在意义得到尊重；政治让位于审美，艺术的娱乐功能不再是羞于启齿的话题，曾被广泛批驳的《毛毛雨》、《何日君再来》也被再认识。在此情况下依旧延用“通俗歌曲”的叫法已经缺少了现实依据，用“通俗歌曲”的名号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割裂开来不仅没有必要，也嫌粗暴。用“流行歌曲”代替“通俗歌曲”，不仅象征着我们艺术观念的转变，而且体现了我们对“Pop Music”的认真和诚恳态度。事实上，很多人正在为着这个不起眼的名号之争在各自的位置上付出自己的努力。综观各种公共话语(传媒)和私人话语，“流行歌曲”的称谓代替“通俗歌曲”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那么“流行唱法”代替“通俗唱法”也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流行文化论文篇9

——马歇尔．麦克卢汉

西方著名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论著《人的延伸：理解媒介》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地球村”概念。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借助飞速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实现着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正在被大众传播活动消除，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正在变成一个弹丸之地。由于大众传播的同步化性质，整个人类社会已经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的、无法静居独处的、紧密联系的互动的小社区。简言之，大众传播的日益发展已经使地球进入到了一个“村落化”时代。

正是由于大众传播制造的这个互动的“地球村”以及大众传播带来的人的全面延伸，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内爆，而这种内爆又引发了社会结构、知识本质和文化形态的深刻调整——调整来自世界的每一处角落和每一个个体。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在不断制造着人类社会的当下流行神话，在这些富于爆发力的流行神话耀眼的光影之下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另外一个主题——大众文化。

究竟大众传播是如何诱发了文化体系从结构到形态的种种嬗变呢？而人类又如何来评价和界定这些变化呢？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将来之间会存在什么样的文化路径呢？我们可以找到并通过最佳的设定路径以达到我们所希求的目标吗？

概念认定及论证准备

在展开对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论证之前有必要对其中主要的概念进行一定的认定和说明。

〔大众〕大众传播，英语对译词为mass communication，其中的限定词mass可以译为“大众”或者“大量”，这是一个特定语境下的语词，是伴随着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而出现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人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大众社会，在这个时代到来以后，作为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大众传播发展的结果旧有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级秩序和统一稳定的价值体系被打破，社会成员丧失了选择和行动的统一的参照系，而成为了独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个体，即所谓的“大众”。这里“大众”（mass）是一种新的未组织化的社群，它的主要特点有：（1）规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异质性（3）匿名性（4）无组织性（5）流动性（6）同构型。简单地说，大众是大面积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具有不同社会归属但有着相同的行为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动员的流动的特殊社群。大众是一个传播概念，不同于其它诸如“公众”、“群众”等的政治概念。

〔大众传播〕在大众传播发展的不同亚阶段对“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ao）有着不同的定义界定，这个概念有着很不稳定的认定过程。针对本文的论证范围和论证体制，援引如下定义——“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在外延上应该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以及电影、流行音乐、广告等。

〔大众文化〕基于以上对“大众”的界定，我试图把握“大众文化”（mass culture）这个概念，但是很无奈。因为“文化”这个概念实在令人无从着手，从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到福柯、马尔库塞，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试图对“文化”进行一个结论性的定义，但是没有一种说法能够圆满地完成概念的认定。所以我只能在一个武断的人为设定的平台上加以一定的说明。雷蒙．威廉士曾经指出，“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上有三个”：（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本文着重讨论的领域是基于第二、第三种关于“文化”的用法而设定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第三种用法中，文化在当代语境中应该扩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和娱乐以及大众媒介。

大众传播工厂的神话

传播，无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着不可低估的力量，从传播史来看。我们会得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结论性认识：传播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对文化复合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广义的传播媒介包括了时间性媒介和空间性媒介。时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信息处理和传播功能的媒介体系，如书籍、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而空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运输和交通功能的媒介体系，如车辆、舟船、飞行器等。在人类进入电子时代之前，尤其是在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在人类传播活动中是主导媒介，对人类传播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力较时间性媒介更为显著（我并不否认时间性媒介在整个传播史上的主体意义和影响力）。在空间性媒介居于主导地位的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工具和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带来了人类社会以及附着在社会肌体上的文化形态的调整和变动。古代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为人类实现海上远航创造了条件，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正是在指南针的指引下在曾经遥不可及的海外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殖民地和贸易市场，使世界成为一体，打破了人类千百年来不同大陆不同人群的相对隔绝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提高了人类的活动能力，由此人类社会旧有的结构体系被打破，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构成也相应地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革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断兴起、上升；并且，由于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延展，人类信息传播的要求相应提高，在此情况下刺激了人类信息传播从技术到结构形态的革命，而传播体系的革命也势必造成文化领域的震动和重组。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开始海外市场的占领之后，报纸成为了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在此之前，报纸只是一种影响人群较窄、影响力较小的媒介。报纸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在文化领域也开始不断酝酿和引发革命，对于这种革命我们可以在文学、艺术、教育等领域找到很充分的证据。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带来了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的削减，这在火车、轮船和飞机出现以后表现得异常明显，人类的同步化显著增强，于是就要求信息传播进一步强化。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无线电技术和各种电子媒介得以飞速发展。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人类的文化复合肌体在信息量不断增大、信息传播日益迅疾、传播内容不断扩展的情况下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调整和嬗变。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时间性媒介开始成为主导媒介，它开始表现出爆炸式的影响力，并且爆炸的当量不断增大，这时的人类传播已经进入到大众传播时展期。体现在文化领域，时间性媒介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交织景象：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种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话语系统、不同的文化传承体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术可能性的影响之下，频繁接触、沟通、交流，并互相影响、作用和激战。文化的斗争在传播领域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在这种需求性的斗争中，各种文化类型发生着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期的各种变化，并最终导致整个文化体系的不断颠覆和不断建构。

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人类进入到了一个癫狂的时代。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大众传播时代到来之前西方人从读书识字的技术中获取了采取行动而不必立即作出反应的能力，机械时代反应和行动是割裂的、延迟的；但是机械时代消退之后，大众传播时代中人类生活在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里，人们用电子时代之前的陈旧的、支离破碎的时间和空间模式来思考问题显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这个新的技术的和文化的背景了。经过超过3000年的专业分工的爆炸之后，人在肢体的技术性延伸中经过3000年日益加重的专业化和异化之后，世界戏剧性地逆向变化并收缩变小。在某种意义上，电子使地球缩小成为了一个村落。人类已经并且还在以电的速度发生某种内爆，在这种内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类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来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责任意识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们必须承担义务并参与行动，个人观点相对淡化，人变得不安起来。我们看到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使人类从个体到社群都发生着激荡的震动，不管有人认为这种影响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有人认为它使人的异化程度深化、使人成为了流行噪音的癫狂化的工具，但都说明了大众传播对于人类文化体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组，尤其表现在大众传播机器制造了人类文化史上最独特的类型——大众文化。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中，人们总是狭隘地将目光集中在了雷蒙．威廉士对于当代“文化”用法的第三种形态的延伸部分（即流行文化和娱乐以及大众传播的一般行为），其实，大众传播对于知识领域的调整则更为隐蔽而意义深远。随着传播工具和传播技术的革命，人类社会在知识领域发生深刻的调整，这无疑是传播与文化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尤其是在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时代到来之后，这种调整更加显著。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所谓尖端科技都和语言有关（语言是传播体系中最为复杂而关键的问题），如音位学与语言学理论、交流问题与控制论、现代代数与信息学、计算机与计算机语言、语言翻译问题与机器语言兼容性研究、存储问题与数据库、通信学与“智能”终端的建立、悖论学等等。这些信息传播科技都对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的影响来自与知识的一个主要功能——传递。由于各种传播工具和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曾经指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像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知识在大众传播时代以及已经到来的网络时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说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它不再仅仅以自身为目的，它的“使用价值”正在淡化，交换成为主要的目的。知识的本质以及知识的外壳都在大众传播和信息时代的技术背景之下发生了改变，知识作为文化的关键元素，这种改变正反映了大众传播对当下的大众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时，大众社会境域下的知识的重新整合是大众传播体制对大众文化极具本质意义的影响。

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文化在传播机制的巨大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颠覆和建构。传播学的各个学派以及其它领域的学者都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广泛而又卓有建树的研究，并提出了林林总总的理论。无论是为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热情讴歌，还是大声怒斥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这些理论都证明了大众传播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大众文化的欢歌和悲曲

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无疑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上个世纪6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W．林格斯就把电视与原子能、宇宙空间技术的发明并称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事件”，并认为电视是震撼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并且电视媒介使得大众传播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剧，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以复加地被抛入了大众传播的旋涡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思考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媒介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在这些学说中，既有对大众传播的赞歌，也有对大众传播的申诉，还有针对大众传播体制内部不同传播类型的对比批判。尤其在西方，媒介批判成为了传播学和文化学的重要领域，这其中不乏一些尖锐而偏激的理论学说，但是这些建构在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基础上的思维成果无疑都为我们思考现代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照。

西方主流的传播学者（以经验学派为典型代表）认为大众传播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是以往任何时代背景下任何类型的传播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在他们的学术理论体系中，极度宣扬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活动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建构性影响。

德国人古登堡对于印刷技术的革新是传播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对于现代传播的意义十分重大。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说，“从技术角度说，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从他的时代以后的大众传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机器放进传播过程，复制信息，几乎无限地扩大一个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类正是在这种能够大量复制信息的机器作用之下由传统的口述文化进入到了一个媒介文化的社会状态中，人类分享信息能力的极大增强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现在我们还能够在一个边远的山村看到一台收音机或者电视带给一个村庄的巨大影响力。首先人们通过一种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工具获取了异常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内容涉及与这个山村相隔几万甚至几十万公里的地方，这种信息的介入无疑给山村原有的生活处境带来了一种催化剂。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可以用于实现变革和突破的信息，而不再是故步自封和一成不变地维系旧有的生活体制。新的观念和想象在大众传播的渠道中萌动起来并借助传播的信道开始行动。我们认为，行动的先决条件就是选择，而大众传播的介入正是选择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为选择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同时我们看到人的知识获取、娱乐方式、时间分配等文化的体制都在发生着变化，西方主流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是大众传播带来的积极效果——大众传播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来帮助人们在行动前获得足够的选择信息，这样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选择自己的文化体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权主义，西方主流学者提出种种学术性的叙述，主要的观点集中在大众传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归和人的独立，使人成为全面发展和自由选择的自我的人。确实，现代报纸的出现扩大了阅读的人群，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精英文化体系，建构了一个平民化的文化体系；广播、电影、电视的出现，更使信息传播的受众要求降低，从而更加突出了社会参与的广度，社会成员更广泛地参与了社会的选择和文化的建构。在这种条件之下产生的大众文化无疑是一个众神欢歌的文化，它的广度是以往的文化类型难以企及的，因此大众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

但是就在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时代充满热情甚至开始癫狂起来的时候，开始有人站出来说话了，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出现和活跃为传播与文化又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课题。这些学派有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等。这些学派和理论相比主流的经验学派来说更加具有破坏力，同时也更为复杂。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理论都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之下建构起来的。在这些学派和理论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一是关注传播的宏观影响，其批判话语指涉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构成；二是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个体化行为和感受以及发展，话语指涉的是作为人的个体的存在与可能。

西方社会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不断加剧，这种独占现象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文化生产和流通，而大众传播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大众传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部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在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促进现存不平等关系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又有推动人们接受不平等、安居较低社会地位的“从属性”价值体系，还有不满足于阶级支配现状、号召社会变革的“激进的”价值体系。大众传播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的“赋予意义”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日益丰富的西方大众传播产品，实际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系统中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的价值体系下的文化体制的产品，它自然担负着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任务，而并非像主流经验学派所强调的那样，大众传播是人民性的、平权化的大众文化的缔造者。同时，受众在符号的解读过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讯息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S．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即按照媒介赋予意义来理解讯息；二是妥协性解读，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活动繁荣的景观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权力机器，尽管它标榜自己是平民的、反体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个组件，它只是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种运作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浮华文化的工厂。同时从受众角度看，受众也不是充满愉悦地接受着大众传播机器制造出来的大众文化肌体的亲近，其中的反抗、争斗正在日益激烈。

T．W．阿多诺则从微观上对大众传播造就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他很犀利地将“大众文化”的提法推翻，并代之以“文化工业”，为了“消除一种误会，即防止人们望文生义，认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特点是从人民大众出发，为人民大众服务”。文化工业实质上是在向消费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过不断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大众传播机器不停地运转，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陆离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无论是一般信息还是娱乐活动，都如同宗教说教一般是某种意义的装腔作势的空谈，并以此来控制受众的感官、选择和行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形态的文化，同时是一种技术化的文化，它通过传播机器大量地被制造出来，因为传播机器的规格化、标准化和体制化，所以我们看到的大众文化产品都被贴上了标签，因而大众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种规格色彩。借助阿多诺的分析，我们进一步透视大众文化，会发现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特点使得大众文化成为了一种数量上极大丰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实质上却是冷漠的、物化的、没有温度的文化工厂。在大众传播歇斯底里的叫卖声里，个体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而导致的脆弱使人们迷失了方向，对于在大众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H．马尔库塞用悲天悯人的话语到处了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罪恶。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传播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混合在一起，它们在文化领域具有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发自心灵的音乐可以是充当推销术的音乐。”马尔库塞指出现代大众文化中受到最严格保护的价值标准之一，就是生产率。技术社会的操作原则和标准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人性化内容不断地降低，在这个文化阴影下生活的人们正在成为这个文化的基础的权力结构造成的牺牲品。大众文化是一个肯定性文化、压抑性文化、单面性文化。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视媒介的深刻介入，人类虽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丰富的信息服务，但是在这样的高速、大量、虚幻的大众传播语境中，人们的自主性不断降低，经验派所说的自由选择实际上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谎言，人们在发达工业化社会的大众传播背景下已经在逐渐丧失个体的独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术化，导致人类工业革命以后最剧烈的异化，艺术等文化形式的体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人成为传播工具控制下的孤独的迷惘的存在，并且这种存在正在和艺术一同消亡，因为灵魂在异化过程中不断地迷失。

中国当下大众媒介与文化批判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有着和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不同的特质。中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表现出了很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在传播领域，中国近20年来的发展也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中国传播事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众文化开始成长起来。应该说，西方的大众传播实践和大众文化现象对于中国当下的传播和文化是有一定的借鉴和反思意义的。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信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铺天盖地而来，从清晨到日暮，街头叫卖报纸的喊声、不停播放的电视节目、不断出现的广告牌……人们生活在一个被信息包围的环境里，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进入到了大众传播的癫狂状态，相比西方来得要快，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下的传播发展和由此而来文化冲突要比西方更显著。所以思考当下中国的传播和文化问题是必要而紧迫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媒介批判领域的成果相对的偏狭，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会责任上，而忽视了更为深入的相关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

20年来，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巨大的，当我们为社会信息体系的建立和由此带来的信息畅通以及人们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感到欣慰的时候，应该看到，由电视建立起来的媒介文化是一个强势的、干预性的媒介文化，人们在其中被迫处在一个弱势地位。人在电视文化中被动地选择着某种文化人性，电视的视听文化特点决定了人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变得庸懒和无聊，没有满足的视听欲望控制着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信息的商品化和电视的传播体系都造成了一个现实：电视造就了一种庸懒的被动的但很舒适的阅读方式和娱乐方式，思考成为了按动遥控器时的躁动和无助，电视很大程度上在扮演着一种勾引者的角色，被勾引的往往是青少年。我不是在鼓吹媒介的社会责任论，因为文化是一个社会镜像，传播并不是仅仅由媒介构成，所以这种文化困境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商品化的辐射作用，这种辐射的非理性状态伤害到了整个文化肌体，责任不应该仅仅由媒介来承担。如何有效地监控这种商品化的非理性辐射作用关系到文化整体的当下发展和未来走向，我们更应该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监控体系。同时，电子媒介的强势作用还表现为，当下中国人的角色错乱和自我缺失造成的价值标准的混乱。种类繁多品格各异的影视娱乐文化成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个虚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种种角色之外又开始有了种种虚幻的角色，并且这种新的不稳定的角色不断涌入现实生活，并干预着人的真实角色和行为。我们看到很多青少年模仿各类的媒介形象并产生了一些过激的体制外的反社会行为。此外还有很多隐性的社会文化问题从大众传播活动的诱发之下产生。

可以说，如何建构一个良好的健康的文化体系对于中国的传播机制和其他功能部门都是一个很棘手但迫切的问题。 霸权话语的狂乱

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主权和文化主权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拥有自主选择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权利。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是维持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冷战结束后，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大众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文化交往发展到空前规模的情况下，文化交汇和冲突都异常显现和突出出来，并且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在对于文化与传播的思考中，一种叫做“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中诞生的。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手段相应进行了战略调整，由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了以经济手段和文化控制为主。新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就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我们看到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相对完备的传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扮演说话者的角色，从好莱坞电影到迪斯尼的动画城，从香槟到美女，从哈佛到畅销小说，话语的权利被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传播体系把持，作为弱势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更多地充当听者的角色。在疯狂的叫卖声中，强势文化主体尽情地扩张，并达到倾销商品的目的，以此实现着对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扩张中，大众传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英国学者J．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对充当着文化帝国主义主体的媒介帝国主义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尽管他的学说带着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色彩，但是他对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用强大的具有全球活动能力的传播体系推销美国式的大众文化这一事实也是承认的。走在中国某个省会城市的街头，你可以看到可口可乐、麦当劳、《美国大美人》、比尔．盖茨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着，就像60、70年代猫王、披头士风靡全球一样。在这样的话语霸权严重干预着发展中国家和弱势文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情况下，我们在思考，跨文化传播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在强势的高度垄断的发达传播体制的掠夺性的扩张下，发展中国家防守的最后底线是什么，有什么防御措施可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维护自己信息和文化主权？垄断的“传媒寡头”正在地球的上空游荡，你抬头就能看见他的脸，怎么办？

这是一个很无奈的问题吗？也许，我们能做些什么的。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在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充满人性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间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传播体制，并通过各种形式来加强彼此的文化和传播合作，以此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并逐步突破发达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传播的强大包围圈。

结语

流行神话是大众传播一手制造的，我们还很难对它神秘的身体作出明确的可固定化的判断，因为它还在光影中不断变化。我们听见它的歌唱，看见它在起舞，也听见它在嚎叫，看见它在施暴。我们能做什么呢？观望当然是不够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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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马歇尔．麦克卢汉　著

2《社会水泥——论大众文化》

陈学明、吴松、远东

著

3《传播学概论》

〔美〕威尔伯．施拉姆　著

4《传播学教程》

郭庆光　著

5《文化帝国主义》

〔英〕J．汤林森　著

6《世纪晚钟》

高小康　著

7《科学的历程》

流行文化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3-0045-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6.03.020 [本刊网址]http：∥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的进程及现代传播技术的广泛应用，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更加多样化，世界范围的文化多元化已然形成。在多元的文化中，流行文化的发展势头十分迅猛。流行文化以其内容的趣味性、娱乐性，形式的新颖性、灵活性，传播速度的迅捷性，从开始的崭露头角到如今的发展壮大，对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流行文化作为一段时期内盛行的文化现象，它的兴起、高潮和衰落都与大学生群体密不可分。尽管流行文化的行为主体覆盖了社会的各个层面的不同群体，但其在大学生这个群体蔓延的速度和广度却最为快捷和深远，大学生是流行文化主要的接受群体、传播群体和消费群体。

一、调查的目的、形式及主要内容

为了更加准确地了解大学生对流行文化的态度及流行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进而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消除不利影响，引导大学生更加理性、正确地看待流行文化，促进大学生全面健康发展提出思考和建议。

此次调查以调查问卷形式为主，一对一访谈、座谈会、网上调查为辅，主要针对几个方面开展了调研：（1）流行文化的主要内容，主要了解大学生眼中流行文化的范畴；（2）流行文化的主要传播途径，主要了解大学生接受和传播流行文化的主要媒介是什么，从而加强对该途径的管理；（3）流行文化对大学生物质生活的影响，主要是掌握流行文化对大学生物质生活影响的主要方面，引导学生在物质文化生活中正确地对待流行文化；（4）流行文化对大学生个体行为的影响，主要了解流行文化主要对学生的个体行为产生哪些影响及成因；（5）是否认同流行文化为主流文化，主要了解大学生能否很明确地界定出流行文化和主流文化的界限。课题组对三所本科院校开展问卷调查工作，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其中，文科类学生（79.3%）理科类学生（20.7%），调查问卷涵盖了大一至大四年级的学生，女学生比例为70%，男学生比例为30%，回收有效问卷280份，有效率占93.3%。

二、调查的结果及分析

通过调查分析发现，流行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已成为大学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严重影响着大学生行为方式、价值取向、消费观念、理想追求。

（一）流行文化的主要内容

在“你认为流行文化的主要内容有哪些”的调查中，有96%的学生认为流行文化包括了流行歌曲、流行影视剧、流行娱乐节目；72%的学生认为流行文化包括了流行服饰；15%的学生认为流行文化包括流行饮食；92%的学生认为流行文化包括了网络购物、微信、微博、QQ等网络文化产品。可见，大学生对流行文化的内容范围主要界定在娱乐和休闲方面，大量充满娱乐色彩的流行歌曲、影视作品及娱乐节目以其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丰富的视听信息和生动直白的感官享受吸引着思维活跃、追逐时尚的当代大学生。《小时代》、《来自星星的你》等影视作品被大学生所追捧和喜爱；《奔跑吧兄弟》、《爸爸去哪儿》等娱乐节目也成为大学生度过闲暇时光的不错选择；刷微信、微博、聊QQ、网络购物更是大学生课余生活的重要内容，而那些文化内涵深厚、教育意义深远的影视作品、红色歌曲却少人问津。

（二）流行文化的主要传播途径

在“流行文化主要传播途径”的调查中，互联网无疑成为了流行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当前，由于家庭、校园网络的全面覆盖，网络已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娱乐、交友、购物的主要媒介。大学生在接受、传播流行文化时，大多不会选择传统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方式，而热衷于通过互联网这种便捷、快速的互动平台来了解外界动态，掌握文化信息，增加相互交流。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对网络产生依赖，他们认为网络本身就可以完成“文化”流行的全过程，很多学生因为有了网络而“宅”在学校或者家里。例如，看电影、电视节目可以通过优酷、土豆等视频软件进行播放，购买商品也可以实现足不出户却送货上门；交流可通过人人网、博客、BBS、QQ、手机、微信等互动平台实现互动交流，网络突破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成为大学生获取文化来源的重要载体。

（三）流行文化对大学生物质生活的影响

在“流行文化的哪些方面对大学生物质生活产生较大影响”的调查中，流行服饰、流行语言、流行歌曲、流行影视、流行饮食等物质产品对大学生产生较大影响。作为展示自身气质形象的重要视觉形象载体，流行服饰对大学生有强烈的吸引力。大学生在穿衣打扮上突现个性并力求多变，不论是衣着、发型、妆容都追求流行。从铅笔裤、热裤到带洞的牛仔裤，从板寸、短碎发或者卷曲的长发，从“小萝莉”到“御姐”的妆容无一不体现出大学生性格张扬、崇尚与众不同的特点。

流行用语是大学生在校园口语交际中广泛使用的话语形式，流行文化对大学生流行用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网络流行语。“HOLD住”（把持住）、“OUT”（过时了）、“顶”（支持）、“亲”、“赞”、“给力”等网络用语深受大学生的推崇和喜爱；第二，影视流行语。一些热播的影视剧的台词也成为了时下大学生的常用语。《甄嫘传》中的“小主”、“本宫”、“极好的”，《天下无贼》中的“人心散了，队伍越来越不好带了”等影视剧台词也被大学生争相效仿。第三，日常流行语。大学生结合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实际创新了语言的使用方法。“郁闷”常用来形容大学生烦躁的心理状态，“特困生”专指上课爱睡觉的学生，大学生通过简化、省略的语言，展现他们一定时期的生活和行为习惯。

（四）流行文化对大学生个体行为的影响

在“流行文化对大学生个体行为有哪些影响”的调查中，大学生的消费观念、交际方式、婚恋方式受到流行文化较大的影响。很多大学生把拥有一部IPHONE6，成为一名忠实的“果粉”看做是追求新潮的代名词，把通过微信朋友圈晒自己的各类奢侈品作为向朋友们炫耀的资本，大学生消费观念已从传统的“经济、实惠、实用”转向美观、新潮、炫耀、个性。大学生的恋爱也从我们熟知的“一见钟情”、“日久生情”转变到“网恋”，结婚方式从传统的“具有良好的感情基础上谈婚嫁”转变到闪恋闪婚的速食婚恋。交友方面，传统的面对面交流更多地被微信、QQ所取代，网络的便捷把实际的人际交往虚拟化，这不仅局限了交际方式，更弱化了人际交往能力。

（五）流行文化是否为主流文化

在“你是否认同流行文化为主流文化”的调查中，88%的学生认为流行文化不能够替代主流文化，社会的主流文化应该是对全社会价值观、道德观都具有引领作用，体现正量的文化。

三、流行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现状分析

流行文化对于好奇心强、求知欲盛但社会阅历不足的大学生有着较大的吸引力，大学生在享受着流行文化带给他的愉悦的感官享受的同时，也被其消极因素影响着。

（一）影响了大学生健康的生活方式

流行文化能够丰富大学生的课余生活，但其娱乐性很容易使学生沉湎其中。网络游戏是流行文化的一个体现形式，大学生沉溺于网络游戏的例子屡见不鲜，网络游戏使学生的学习成绩下降，使其人际关系恶化，同时，网络游戏的暴力、色情的内容也使学生的心灵受到侵蚀。另外，网络购物的普及使大学生养成不良的消费习惯，并可能诱发一些经济犯罪。此外，学生3G手机的普及，使得很多学生因为大量使用微信、QQ聊天不能集中精神上课而荒废学业。

（二）流行文化对大学生的消费观产生了影响

流行文化的一个显著特性就是其商业性，流行文化通过商业性的传播进入到大学生视野。品种繁多的流行文化产品让更多的大学生对它趋之若鹜。苹果、三星手机，香奈儿、GUG-GI、LV频繁地走人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和谈论话题中，大品牌、高品位已成为学生追求新潮、彰显个性的时尚阵地，豪华、浪漫、炫耀等虚幻、虚荣的行为却成为大学生津津乐道的“潮流”，大学生对名牌的追求，对物质的极大渴望，对及时享乐的渴求，正一点点蚕食着学生的心灵，使他们离中国传统美德装渐行渐远，这些蔓延着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倾向的庸俗消费观不仅会给学生的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还扭曲了他们原有的正确消费观，使他们偏离正常的学习状态。

（三）流行文化对大学生的道德观产生了影响

流行文化论文篇11

数字资源是人类社会科学技术进步，信息资源不断更新增加的产物，具有方便、快捷、高效的特点，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数字资源作为建设数字图书馆的基本信息物资储备，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体现为易存取性、易检索性、易管理性、易更新性。海南省图书馆作为全国最年轻的公共省级图书馆，在建馆之初就较为重视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并将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作为本馆文献资源建设的重点工作。本文就如何建设好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这一个课题加以分析、探讨。

一、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概况

（一）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现状

海南省图书馆现有数据库15个，年平均访问总量达70万次，可在馆内上检索、下载所需文献，其中部分数字资源还开通了馆外登录使用功能。本馆数字资源从资源功能上可将其分为学术型数据库、经济型数据库、多媒体型数据库、教育考试型数据库、电子图书型数据库等几大类别，其中电子图书型数据库与学术型数据库的读者年访问量为最高。读者可通过馆内的数字阅览室及其它阅览室的检索机免费使用本馆数字资源。

（二）海南省图书馆数据库存在的问题

1、年购置经费不足

与国内其他省级公共图书馆相比，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购置经费相对较少，购置数据库数量较少，读者数字资源多样化需求未能得到满足。本馆数字资源年度采购经费预算中，已购置数据库的年度更新费用占据绝大比例，甚至是占用全部采购经费，而用于新增数据库的采购经费较少，甚至是没有经费预算比例。

2、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

与国内知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相比，海南省图书馆建馆时间较晚，读者人数还没有达到一定规模，加上读者对数字资源的了解和使用有一定的局限，造成读者对本馆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OCLC于2005年出版的《对图书馆和信息资源的看法，致OCLC成员的报告》结论部分指出：“自从互联网的出现，信息用户越来越少去图书馆；绝大多数信息用户没有意识到图书馆拥有大量的电子资源，也没有去使用这些资源”，与此同时，网上信息资源更丰富更便捷，相对本馆的数字资源更具有自身优势，也是造成图书馆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的重要原因。

3、数字资源宣传力度不足

本馆数字资源对外宣传方式单一，手段不灵活，让社会公众对本馆数字资源的自身独有的专业性认识不足。另外，数字资源宣传周期过于短暂，未能达到应有社会影响力。

二、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整体建设建议

“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图书馆事业，使之开始了一场最为重大的变革。100年前基本成型的传统图书馆形态已经面目全非，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与数字化、网络化信息技术相适应的新的工作方式与服务方式”。而作为图书馆馆藏资源媒介形式，也将由传统纸质馆藏文献为主过渡到传统纸质馆藏文献与数字信息文献并驾齐驱的阶段，更甚转变为以数字信息文献为主的媒介形式。为适应未来图书馆事业发展与读者使用图书馆需要，需从海南省图书馆的实际出发，整体规划设计建设自身独具特色的数字资源馆藏，按对内整体建设与对外整体建设两种建设方式，对本馆数字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建设。

（一）图书馆数字资源对内建设

对内建设主要是针对图书馆自身数字资源建设的方式，主要包括有对数据库产品的采购与构建本馆特色数据库。数据库产品的采购是本馆数字资源量化建设的主要方式，可快速增加本馆数字资源的种类和数量；而特色数据库的建设是本馆数字资源建设质变的有效方式，可使本馆数字资源整体质量得到改观。

1、数据库产品的采购

本馆数据库产品的采购需遵循的原则：（1）读者需求至上的原则，满足读者的数字资源需求是本馆数字采购配置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本馆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立足点；（2）科学规划原则，目前国内有众多数据库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本馆应制定数字资源馆藏发展目标和体系结构标准，科学合理地挑选既能丰富本馆数字资源种类，又不超出本馆财政购置支出能力范围的数据库产品；（3）合理配置原则，在已开通数据库中存在部分数据库的子库重复采购的问题，需对现有的数据库的子库进行重新挑选，合理采购配置，避免重复建设，节约购置经费。

数据库购置的方式，目前数据库提供远程访问与镜像访问、个人用户访问等使用方式，其价格相差较大，为了更好的建立建全本馆外购数据库资源种类，可针对数据库产品分别采用不同购置方式，一些价格较高而利用率不高的数据库及外文文献数据库可采用个人用户访问方式予以采购，并通过图书馆的参考咨询为读者提供库内数字文献；一些价格不高而利用率较高的数据库，则可通过采购远程访问与镜像访问两种方式相互补充；一些价格不高而体系严密的数据库，则可通过购置镜像访问方式。

2、特色数据库的构建

特色数据库是图书馆特色馆藏之一，省内各家图书馆建立特色数据库的数量不多，为充分发挥省馆的作用，一方面可以联合其它省内图书馆建立起具有海南特色的地方文献数字资源，另一方面可以与数据库公司进行多种方式联合建库，

（二）图书馆数字资源对外建设

互联网信息资源规模日趋增大，图书馆在保持信息同步的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为此需通过与外部合作建设数字资源。主要包括联合采购与信息资源导航建设两个方面。联合采购可以避免采购经费不足与数字资源重复建设的问题，通过联合采购，资源共享的方式，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文献资源；信息资源导航建设，主要是通过图书馆馆员利用互联网上权威信息，构建网上信息分类整理与导航。

三、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推广使用

（一）加强图书馆数字资源宣传途径

利用互联网及多种媒介宣传报道本馆数字资源，并在一定的周期有计划的强化宣传频率，提升本馆数字资源的知名度，并在图书馆首页内添加各数据库的简介和使用指南，方便读者使用。

（二）提高读者数字资源检索技能

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数据库检索技能培训班及各种数据库的检索讲座，方便读者更好地了解各个数据库的功能与使用方法，进一步提高读者使用数据库的能力。

（三）定期举办检索技能大赛

与省内有一定品牌影响力的赞助商或者与数据库公司合作，定期举办本馆检索技能大赛，这样不仅提高本馆数据库的知名度，也有利于读者更好的使用本馆数字资源。

（四）主动提供数字资源信息服务

流行文化论文篇12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流行音乐的融合创作背景是运用小调，传统五声调式，或琵琶、二胡，长笛等传统中国乐器，歌词与古典诗词相结合。具体层面上，也就是古典诗词与古典元素创作融合在一起。

（一）从旋律角度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流行音乐的融合。

中国传统文化与當代流行音乐在旋律上融合的特点是在中国传统歌曲的基础上使用其他曲风旋律，或同时采用多种方法结合。比如有些中国风流行歌曲与节奏布鲁斯相结合。中西方相结合的旋律以及RB的声音恰好与传统歌剧在长时间的声音中融合在一起，听起来是一首歌，就像一场戏。RB它是一种美国黑人的流行音乐，灵魂式的唱腔，使人可以很舒服的融入音乐中。这种音乐形式顾名思义就是在蓝调中加入了较为强烈的舞曲节奏，使原本柔缓、阴郁的蓝调音乐变的较为鲜明、活泼，具有强烈的节奏感。RB要求歌手在处理尾音时具有极好的技巧，特别是声音在真实与虚假的转换中，歌手经常做一些即兴表演，如具有装饰音，高音共鸣等技能，会使歌曲更具个性。而这恰恰与京剧相同，都是分成几个音节。这与中国传统歌剧相一致，找到了旋律的共同和整合。在中国流行歌手中，陶喆算是将RB曲风诠释淋漓尽致的代表人物，尤其是他的台语经典民谣《望春风》。这首歌改编成极具RB乐风，除了对曲风进行编曲，并通过对部分歌词的改编，将这首传统歌曲整个颠覆过来。歌曲中的多声部和声，成为当时RB曲风中的经典。中西结合不仅让观众感受到灵活的旋律，独特的节奏，而且还体验到中国国学的魅力。让我们享受流行音乐的快餐文化，缓解生活压力，也让我们欣赏古代音乐艺术的魅力，培养气质和陶冶情操。

（二）从歌词角度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流行音乐的融合。

中国传统文化与流行音乐的融合精确地将传统文化与流行音乐之间的关系充分表达，表明我们的古典诗歌和歌曲是同一根源，两者不可分割。传统文化客观地表达回顾了古典文化的认知、教育和审美功能。我们可以理解古典诗歌和流行歌曲之间的密切关系。流行音乐的歌词创作，作为文学作品可以运用各种修辞。歌词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与流行音乐的特殊语言形式，修辞用于更广阔的领域中。使用修辞手段，不仅丰富了歌词的艺术表现，而且增强了歌词的文化内涵和古典意义。在林夕的《众生花》中，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悲凉，林夕用平淡的文字不仅写出了这种绝望极致的伤心，还把中国传统文化体现的淋漓尽致。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

自21世纪以来，出现了许多关于文化的新观念，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在我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流行音乐的融合中作用更加突出。

（一）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流行音乐中发展的条件。

1.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的政策条件。

保护音乐原创性的新文化政策，提升了流行音乐的素质，保护有关作品。流行音乐市场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对文化产业的关注度。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政策开始迅速调整，恰恰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流行音乐的融合从基本转变为繁荣发展。在《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讲话》中强调：抛弃传统就等于隔断精神命脉。在这样的政策条件下，中国流行音乐从业者的观点或多或少地变成了关注在音乐创作中融入我国传统文化。我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流行音乐产业早已开始，引入和实施相关政策之后，文化产业的政策才颁布，取得了发展，后来引进这些政策措施为他们带来了很好的动力。在评估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新纪元时，大陆的流行音乐市场已经足够成熟，中国传统文化与流行音乐的融合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2.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的经济条件。

中国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受到其他国家的关注。一些大型国际经济会议在中国各城市举行，经济快速增长将推动中国发展一带一路政策。《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以政府主导，开放包容；交融互鉴，创新发展；市场引导，互利共赢为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使我国当代流行音乐可以汲取国外先进理念来提升自身价值，自我审视找出影响发展的因素；换个角度来说，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也可以改变观念，不仅仅是走出去，还可以带进来，这要求中国音乐家充分利用现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在正确的政策下和有利的经济基础支持下，中国音乐产业完全可以立足与国际舞台。中国音乐市场如今在稳定前进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流行音乐融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解读。

3.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的文化条件。

政府或民间社会采取了大量措施来增加文化建设的力度。文化建设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流行音乐也需要对其探索与保护。广为人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应用，有原生态民族音乐重点保护和发展文化成果的体现。对于目前的流行音乐，它是传统的民族乐器和歌剧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广泛使用，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或多或少可以看作是对整体社会和文化条件相呼应。流行音乐具有独特的优势，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因为听音乐是一种美学享受，没有任何限制，每个人都可以听。周边国家和地区文化环境的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流行音乐的融合的积极影响。香港和台湾的文化环境比大陆文化环境要安逸一点，香港和台湾的音乐发展比西方的音乐潮流更加时尚、前卫。比如香港和台湾的流行音乐黄沾、方文山这些杰出的创作者出现。这些词作者不仅是将传统文化融入到流行音乐中，还为弘扬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也不断地影响我国传统文化和流行音乐的结合。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流行音乐发展的形式。

1.传统文化意识的融合。

流行音乐这种形式是在教科书和官方宣传之外来宣传爱国主义精神的最佳位置，这个比书本上的课程更有显著的效果，值得认可。流行音乐中爱国主义的形成主要是通过影响这个时代音乐的歌词。《中国人》这首歌词，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爱国的感受，这个歌词加上旋律的震撼，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和团结精神的表现最生动。这首歌在流行音乐发展的前提下，传统文化与流行音乐相融合，更好的诠释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传统的美德已经能够在流行音乐中得到推广，除了传统美德持久的价值，也就是流行音乐更有可能使人们产生共鸣。在风俗习惯的实践中，流行音乐也是表演，是对当地习俗很好的解读。音乐作品让人无意识地理解了不同的习俗，对当地的文化也有一个相关的了解。

2.中国风创作理念的借鉴。

当代流行音乐的创作理念的借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例如，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是一个人才济济的时代，这个历史时期是流行音乐作品创作的蓝图。林俊杰的《曹操》等，这些歌曲是以三国为主题，表明作者对中國古代历史有一定的认识，也是对三国特殊历史的青睐，他们以音乐的形式表达了对这个历史时期情感的理解。二是传统文化元素；比如武术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不容忽视，也是世界闻名的功夫，作为20世纪90年代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形式。中国武术中华民族的武术文化，正好融入流行音乐，在华丽的编舞中唱歌，使流行音乐中的武术精神蓬勃发展。这首歌也是颇具一些尖锐的思想，对中国武术的了解，甚至对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的帮助。这将是传统武术、传统文化和流行音乐相结合，动态节奏的组合形式，方便人们接受包含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