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操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道德情操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这是总理五次推荐的大师巨著，也是台湾著名学者、《国富论》译者谢宗林的权威全译本。

亚当・斯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代表作《国富论》为国人熟知。但是他本人最喜欢的却是另一代表作《道德情操论》，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改版了6次，甚至在《国富论》首页上还着重标明“《道德情操论》的作者”。其目的就是向世人强调：道德和正义对于社会乃至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多么的重要。

“情操”这个词，在汉语中多用来指高尚的道德情感，但是斯密这本书并不是道德说教或是励志的读物。在斯密那个时代，道德情操有着特定的含义，它是指一个在本能上是自私的人克制私利的能力。《道德情操论》阐述的核心问题就是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他的感情和行为，以及怎样建立一个有行为准则的社会。这些准则有的是成文的规定，有的则属于行为约束的“软制度”，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亚当・斯密所认同的道德情操。亚当・斯密的道德理论的核心是同情心理论，“同情心”也无关心肠好坏，而是一种情感上的换位思考能力。换句话说，将心比心、情感互动构成社会生活天然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尽管人具有自私自利的本性，但是，一个人在与他人相处时，也还存在另外一种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于是，他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人人都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力，但这种追求是在一个审慎、有序、公正的道德基础上进行的。

在揭示人类行为和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过程中，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来形容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神奇力量。他认为，同情仍是利己，隐藏在人性中，但最终能导向宏观上好的结局。“是什么促使人为了他人更大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呢？它是一种在这种场合自我发挥作用的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一种更有力的动机。它是理性、道义、良心、心中的那个居民、内心的那个人、判断我们行为的伟大的法官和仲裁人。每当我们将要采取的行动会影响到他人的幸福时，是他，用一种足以震慑我们心中最冲动的激情的声音向我们高呼：我们只是芸芸众生之一，丝毫不比任何人更为重要；并且高呼：如果我们如此可耻和盲目的看重自己，就会成为愤恨、憎恨和咒骂的合宜对象。”

具有人文关怀精神的经济学家，似乎更不能容忍社会的不和谐与不公正。总理在跟文学艺术家的一次“谈心”中，特别提到《道德情操论》里的话，即如果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里，那么它在道义上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

篇2

今天，我们身处急剧变革的市场经济大潮之中，每一个普通人都面临着贫富差距拉大、企事业单位转制改革、房市非理性繁荣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人们身处其中又常常感到被自私、虚荣、妒嫉、仇恨、贪婪和背信弃义等不道德的情感所包围，因而更加向往感恩、大度、慷慨、正直、勤俭、自我克制等人性的美德。三鹿奶粉事件后，国家质检部门对所有奶粉进行检查，发现有奶粉问题的多系人们认为完全可以信赖、绝对安全的名牌企业和免检产品，于是人们的安全心理大厦立即倒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不仅只是奶粉产品和企业，而是整个奶制品以至整个食品安全，不仅只是对企业的信任危机，而且产生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总理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了《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的演讲，受到剑桥学子热烈欢迎。演讲中，他批评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在于道德缺失，一些人见利忘义，损害公众利益，丧失了道德底线，并进而倡导：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无论是三鹿奶粉事件还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它使得某些行业某些企业某些个人道德的丧失和情操的低下被暴露无遗，说明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千万不能丧失诚信、同情心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否则，市场经济就会引发灾难。因为斯密设想和倡导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有道德的市场经济，没有同情、仁慈、公正、责任心等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就无法正常运行。“富之路”与“德之路”必须统一。

弘扬道德美德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无论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还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都以高尚的道德作为他们的至高境界。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道德情操可以没有上限，但是不能没有底线，作为一名国家公职人员，更加要注重加强道德情操的修养。目前公务员队伍中仍然存在着很多不尽人意之处，道德失衡、情操失守、行为失范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主要表现有：公仆意识淡化、创新精神失落、本位主义严重、腐败现象蔓延等。公务员职业道德的特殊性和当前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紧迫性，决定了我们必须把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来抓，当作全社会职业道德建设的重中之重来抓，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来加强国家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

篇3

人，作为连接“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桥梁，负责着整合世界的工作，是维系“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微妙平衡的关键力量。我们不能说道德哲学完全担当了定义、解释和说明人与人关系的任务，但人与人关系很大程度上需要道德哲学来概括、解读和指引。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任道德哲学教授时必然认识到了这份责任与担当，所以才会“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系统地阐明生存在宇宙中的这个无限而又联系着的人类活动体系的整个过程，以及人类社会这架大机器的运行机制；揭示作为自然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的本性及其生活的终极目的、过程和形态”[1]8。《道德情操论》正是亚当?斯密所构想的庞大理论体系的一部分，简明扼要地说，该书负责“阐明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他的感情或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或行为，以及怎样建立一个有确立行为准则必要的社会”[1]3。更简单地说，该书就是在定义，解释和说明一个内容：克己利他。

二、“克己利他”与道德坐标体系

克己不是损己，利他是为了更好地利己。首先，在亚当?斯密看来，利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因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所以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是恰当和正确的”[1]101。其次，因为“对他来说，自己的幸福可能比世界上所有其他人的幸福重要，但对其他任何一个人来说并不比别人的幸福重要”[1]102，所以，尽管所有人都毫无疑问地奉行着利己主义，但是利己要有限度，“他会发觉，其他人绝不会赞成他的这种偏爱，无论这对他来说如何自然，对别人来说总是显得过分和放肆”[1]102，这就是所谓的“克己”，就是要“收敛起这种自爱的傲慢之心，并把它压抑到别人能够赞同的程度”[1]102。不过，亚当?斯密没有说克己就要牺牲自己，因为这是与人的利己天性相违背的。最后，这样的克己行为，就使得他人主动赞同个人的利己行为，从而使利己变得更有效率，“他们会迁就这种自爱的傲慢之心，以致允许他比关心别人的幸福更多地关心自己的幸福，更加热切地追求自己的幸福。”[1]102

在保护社会利益的立场上，亚当?斯密提出了牺牲个人利益，甚至是生命的观点，“他只是把自己看成是大众中一个仅仅有义务在任何时候为了大多数人的安全、利益甚至荣誉而去牺牲和贡献自己生命的人”，“这种牺牲显得非常正当和合宜”[1]295。可是，牺牲个人利益毕竟与人的利己天性相违背，“虽然人天生是富有同情心的，但是同自己相比，他们对同自己没有特殊关系的人几乎不抱有同情”[1]106，这就需要有一种外力保障人们行善，首先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后必要时能够牺牲自己利益，保护大多数人利益，因为正如亚当?斯密所言，社会的存在不会因缺少利他行为而消亡，但却一定会因为人过分的利己而崩溃，所以“有必要利用人们害怕受到惩罚的心理来保障和强制人们行善”[1]106。这个强制力的执行者就是正义，“强迫人们尊奉正义，造物主在人们心中培植起那种恶有恶报的意识以及害怕违反正义就会受到惩罚的心理，它们就像人类联合的伟大卫士一样，保护弱者，抑制和惩罚罪犯”[1]106。

至此，亚当?斯密建立了一个道德坐标体系。它的纵轴是“同情”，作为构建道德的必要元素，贯穿道德的各个方面，“被称作感情的东西，实际上只是一种习惯性的同情”[1]284。对他人行为赞同与不赞同，或者是对合宜性的评价，也就是道德的评判，都源自是否可以同情，正如亚当?斯密所言“我们对行为合宜性的感觉起源于某种我将称为对行为者的感情和动机表示直接同情的东西”[1]91，同时“我们对行为不合宜性的感觉起源于缺乏某种同情，或者起源于对行为者感情和动机的直接反感”[1]91。这个坐标体系的横轴是“合宜性”，或者可以称作“合宜感”，作为把握道德的重要尺度，由亚当?斯密所说的“公正的旁观者”所掌握。当衡量个人道德水平时，“合宜性”表现为“谨慎”；当衡量社会道德水平时，“合宜性”表现为正义与仁慈。

三、公平缺失是道德缺失的重要诱因

《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认为，真正值得尊敬的应该是“智慧与美德”，真正需要轻视应该是“罪恶与愚蠢”，而“富裕”与“贫穷”、“有地位”与“软弱”不能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智慧与美德”或者“罪恶与愚蠢”的标准，也就是说富人和大人物也会具备我们理应轻视的“罪恶与愚蠢”，穷人和小人物也会拥有我们理应尊重的“智慧与美德”。

在亚当?斯密看来，人们的可悲之处在于，他们不关心富人与大人物们是否真的具备“智慧与美德”，而只在乎财富与显贵，而且“往往是不具偏见的钦佩者和崇拜者”[1]73；可悲之处还在于，“罪恶与愚蠢”对富人与大人物的影响小，对穷人与小人物的影响大，“上流社会人士的放荡行为遭到的轻视和厌恶比小人物的同样行动所遭到的小得多”，“后者对有节制的、合乎礼仪的规矩的仅仅一次违犯，同前者对这种规矩的经常的、公开的蔑视相比，通常更加遭人愤恨”[1]73，所以人们更加的钦佩富人与大人物，轻视穷人与小人物。

亚当?斯密认为这样的道德缺失状况是可以得到纠正的，因为“取得美德的道路”与“取得财富的道路”对于中低等阶层来说，是一致的，并且中低等阶层可以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获得财富美德双丰收，即“在所有的中等和低等的职业里，真正的、扎实的能力加上谨慎的、正直的、坚定而有节制的行为，大多会取得成功”[1]74；而对于较高阶层来说，“取得美德的道路”与“取得财富的道路”是截然相反的，“追求财富的人们时常放弃通往美德的道路”[1]76。

篇4

组织弱文化 团体文化

1.适当的行为产生近似感情观，继而产生愿景，形成团队文化

亚当 斯密在适当的行为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同情和激情，我们先来讨论同情

1.1同情

同情在这里理解为对于相同或近似的事物或情况，不同个体表现相似态度，或者说同情的人具有相似的感情观。当组织中的个体都具有同情时，组织容易产生一个共同目标，即愿景；而当组织不具有同情时，组织不会产生愿景。而上述两种情况，是组织同情的极端表现，而大多数组织趋于两者之间，愿景的统一程度，和同情个体的多少有相关性，相关性如图一，

1.2激情（passion）差异程度构成团体文化

激情由于身体的某种状态或欲望而产生的情绪【1】，而激情的控制程度可以改变组织文化背景，由于组织内个体的激情具有很大的差异，而会造成同情的偏移，激情差异越大，组织文化背景越复杂。因此，激情差异的个体表现是不同的，假设有10个个体，他们的激情程度不同，如图二，

从图中我们了解到，个体a、f、l具有相同的激情，在面对同一目标时，他们有同情的可能性，而拥有愿景，从而形成团体，如果他们的文化背景近似，可以形成团体内文化，即团体文化。团体文化往往受到其他个体的激情的影响，个体与团体激情差异越大，团体文化受该个体的影响越大；相反的，个体与团体激情差异越小，团体文化更容易为个体所接受。

我们在图中发现组织中h、m两个个体同样具有相同的激情，也同样可能形成团体文化，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hm团体的受众群体要比afl群体要多，两种团体文化在一个组织当中加大了组织文化背景的复杂性，而复杂性大部分来源于‘次生情感’和野心【1】。

2.团体文化的优点和缺点造成团体分化。

2.1团体文化的优点和缺点

团体文化的优点在于团体内具有相似的价值观，同时还可以吸引具有近似激情的个体靠拢和加入团体文化，虽然这样增加了团体文化背景的复杂程度，但可以进一步形成团体愿景。

团体文化的缺点在于在一个组织中很可能不是只具有一种团体文化，而团体文化的种类和组织大小是相关的，组织越大，团体文化的种类就有可能越多；这个结论来源于个人的心理差异。

2.2组织文化的团体分化

由于团体文化的差异造成团体分化，这种分化表现为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团体文化的个体与其他的团体文化个体对立，继而产生思想碰撞，我们称之为团体文化冲突。这种冲突有显性和隐性之分，两者出现的概率取决于冲突团体的激情指数，差异越大，隐性冲突的概率越大；反之，显性冲突的概率越大（图三）。而在一个组织中团体文化冲突越激烈，该组织文化越趋向于组织弱文化，反之，组织文化越趋向于组织强文化。

另一方面，相同或相似团体文化的个体尽量相互融合，形成团队，而为达到某一组织目标。在组织中往往有一种团体文化占主导地位，被称为决策团体文化。

而其他团体文化称为冲突团体文化。

在图二中，我们发现组织中除了两个文化团体之外还有5个个体是独立的，其中b、c分别贴近两个文化团体，极易被争取可以被称为团体文化跟随者；e贴近两个文化团体，是两个团体争取对象称为团体文化兼者；d、f由于差异大，与两个团体都有冲突，因此称为团体文化冲突者。

3.组织中的责任感团结冲突团体文化及独立个体文化，形成责任性同一愿景。

在组织中我们为了团结冲突团体文化及独立个体文化，我们往往建立一个涉及组织全体成员利益的长期目标，该目标的将建立每一个人对于实现目标的责任感，该目标就会称为所有个体的阶段性愿景，而该愿景的实现是每一个组织内个体责任感的体现而形成的责任性同一愿景。而该目标的建立首先要组织全体成员的参与；其次，目标具有长期性；最后，目标可实施【2】。这时，组织文化开始初具雏形，它是由决策团体文化为核心，其他文化对其进行微调的文化形式。关于组织责任感如何团结冲突团体文化及独立个体文化，如图四

责任性同一愿景的建立，有时也会受到冲突团体文化的负影响，冲突团体文化的负影响一般会降低决策团体文化对责任性同一愿景的期望值，而独立个体文化一般会由于信息传递的不准确性，而造成责任性同一愿景的偏移。但在责任性同一愿景的作用下，三者形成相对固定的组织文化。

4. 团体文化习惯及个体文化风尚和习俗往往在管理方面造成极大地影响

4.1团体文化习惯对组织文化的形成造成影响

首先，团体文化习惯形成一种文化惯性，对事物拥有相对固定的想法，这种思维无法将新的愿景需求加入到团体文化之中，这里面愿景的实现就涉及到团体文化和愿景的契合程度。

其次，团体文化习惯扼杀新文化思维，当一个组织没有强烈的外力干扰下，它的内部的决策团体文化往往坚持原有的团体文化习惯，而冲突团体文化极易接受新文化思维，而当冲突团体文化吸收新文化思维，成为新文化的决策团体文化时，在同一组织内具有两种决策团体文化，他们的冲突的根源在于两种文化的冲突，最终导致组织文化的决裂。当然如果旧的决策团体文化能够在外部压力或内部自主调节的作用下接受新文化思维，有可能融合冲突团体文化，形成新的组织文化形式。

最后，良好的美德是解决团体文化冲突的最好的方法。

4.2个体文化风尚和习俗是不可逆的文化因素

风尚和习俗是组织内个体本身在固定的文化氛围下成长形成的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即使团体文化内部个体之间也不能互相影响的因素，苏格兰男子结婚时不穿kilt，一名虔诚的伊斯兰信徒不读《古兰经》是不可能存在的，是本体文化，不可打破，不可逆转。团体文化对本体文化的尊重程度，影响个体倾向性。

5.权威与正义决定组织文化的主流、方向及影响力

团体文化的权威的影响力的不同，使组织文化更倾向于决策团体文化的方向，而决策团体文化会进一步确定组织文化的主流。决策及决策团体文化的权威影响力，对冲突团体文化和独立个体文化产生不同的吸引，而权威的影响力和后两者的契合点在于同情的契合程度，契合程度越高，影响力越大；契合程度越小，影响力越小。（图五）

在图中我们发现我们利用权威的影响力，可以将三种文化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组织文化，而形成的文化是组织强文化还是组织弱文化取决于权威的影响力的强弱，权威影响力越强三种文化结合的越紧密，组织文化越接近组织强文化；权威影响力越弱三种文化结合的越松散，组织文化越接近组织弱文化。

那么我们如何提高决策团体文化的权威的影响力有以下三种方法：

一、 提高决策团体文化在三种文化的同情契合程度。使用的方法是 故事、仪式、有形信条、语言。【2】

二、 提高决策团体文化权威的包容心，容许不同的文化思维的存在，即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样的自由度往往增加组织文化的背景的复杂程度，管理中有一定的难度。

三、 提高决策团体文化权威的正义，我们应该奖赏任何理应受到感谢的行为，同样应该惩罚任何理应得到怨恨的行为。[1]

6．结论

我利用亚当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适当的行为 优点和缺点 责任感 习惯和风尚 权威与正义等理论进行深层次分析，讨论建立组织文化过程中的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式，及解决方法。在如何建立组织强文化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