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治命题建议篇1

【金题点睛】

示例1 （2016年全国Ⅰ卷文综第33题）1702年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去世，安妮女王即位。当时议会内部存在两个党派，安妮厌恶占多数席位的辉格党，于是解除了辉格党人的行政要职，代之以托利党人。这说明在当时英国（ ）

A.议会无权制约国王

B.君主立宪制尚未完善

C.内阁制已基本确立

D.《权利法案》遭到破坏

【解析】题干时间1702年是在《权利法案》颁布之后，《权利法案》等法律文件表明议会有权制约国王，A项错误；材料说明在当时的英国国王权力还很大，可以随便解除辉格党人的行政要职，还没有“统而不治”，因而君主立宪制有待完善，B项正确；内阁制基本确立于18世纪中期，不符合题干时间的限制，C项错误；《权利法案》颁布后，国王仍然拥有最高行政权，其解除辉格党人的行政要职没有破坏《权利法案》，D项错误。

【答案】B

变式练习 光荣革命后，威廉三世直接任命内阁成员、出席并主持内阁会议；在讨论重大决策时，他的旨意常常起到拍板定音的作用。这表明当时的英国（ ）

A.光荣革命成果受到侵蚀

B.立体未能阻止国王专权

C.议会仍然无力对抗王权

D.国王仍旧保留一定的行政权

【解析】光荣革命后，《权利法案》颁布，国王虽然失去很多权力，但仍拥有行政权，材料中国王的行为符合《权利法案》的规定，D项正确，A、B两项错误；《权利法案》颁布后，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原则，C项不准确。

【答案】D

示例2 （2016年江苏卷历史第16题）下表是美国制宪会议中出现的三个国会建设方案。

[方案一（弗吉尼亚方案）＼&方案二（新泽西方案）＼&最终方案（康涅狄格方案）＼&设立一个按人口比例分配表决权的国会＼&设立一个各州无论大小有同等表决权的国会＼&设立各州享有同等表决权的参议院和按人口数确定代表名额的众议院＼&]

最终方案的形成过程体现了（ ）

A.选举是民主原则的基本体现

B.国会是代议政体的权力中枢

C.妥协是现代政治的重要机制

D.分权是共和制度的关键措施

【解析】表格主要体现美国制宪会议形成国会建设方案的过程，但没有涉及选举问题，A项错误；上表的内容是国会建设方案形成的过程，没有涉及国会的地位问题，B项错误；国会建设的最终方案充分考虑了方案一和方案二双方的利益，协{了大州和小州的矛盾，说明政治具有妥协性，C项正确；共和制度下的分权是指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分权，材料只是讲述国会的建设问题，没有涉及和其他部门的分权问题，D项错误。

【答案】C

变式练习 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说：“在共和政体中，立法权必然处于支配地位，立法权拥有的这种优势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因此，必须在制度设计上淡化这种危险。”美国“在制度设计上淡化这种危险”的措施有 （ ）

①确立联邦体制 ②以三权分立原则构建中央政府权力 ③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 ④以一定比例计算南方黑人奴隶的人口数量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③

【解析】联邦体制解决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与材料中“在共和政体中，立法权……”不符，①错误；依据材料中“共和政体中，立法权必然处于支配地位”“必须在制度设计上淡化这种危险”的信息可知，在权力结构中突出体现了“制约与平衡”的原则，②正确；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各有分工，能“淡化这种危险”，③正确；黑人奴隶制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南方和北方的矛盾，但不是在权力结构中体现制约与平衡，④错误，B项符合题意。

【答案】B

示例3 （2016年全国Ⅲ卷文综第35题）1875年以后，法国确立了共和政体，议会处于政治运行的中心，党派林立，内阁更迭频繁。1958年，戴高乐就任总统，修改宪法，规定总统拥有任命总理、解散议会等权力。这一政治体制的变化（ ）

A.有利于政局稳定

B.确立了总统国家元首的地位

C.剥夺了议会的主要权力

D.有助于两党制的形成

【解析】根据“党派林立，内阁更迭频繁”可知，法国1875年确立的共和政体下内阁更迭频繁，1958年赋予总统“任命总理、解散议会等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局不稳定的局面，A项正确；法国1875年宪法就规定了总统是国家元首，B项错误；议会的主要权力是立法权，材料只是提及规定总统拥有任命总理、解散议会等权力，没有体现剥夺了议会的主要权力，C项错误；法国是多党制国家，这一变化与两党制无关，D项错误。

【答案】A

变式练习 钱乘旦在《各国现代化模式的比较》中写道：1870年后，法国模式突然发生转折，由对抗转为妥协。此后没再发生大规模的革命，法国人逐步建立起民主制度。促使法国模式发生转变的重大事件是（ ）

A.工业革命 B.普法战争

C.巴黎公社 D.“一票共和”

【解析】工业革命不能决定法国模式的变化，可以排除A项；普法战争、巴黎公社仍充满着暴力与对抗，而通过1875年“一票共和”，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正式确立了共和政体，D项正确。

【答案】D

【重点突破】

一、英国君主立宪制、美国总统制、法国总统制与德国君主立宪制的比较

[项目＼&英国君主立宪制＼&美国总统制＼&法国总统制＼&德国君主立宪制＼&国家元首＼&国王＼&总统＼&总统＼&皇帝＼&元首产生方 式＼&世袭＼&选举（任期四年，可连任两届）＼&选举（任期七年，可连选连任）＼&世袭＼&元首任期＼&终身制＼&任期制＼&任期制＼&终身制＼&元首实权＼&无＼&有＼&有＼&有＼&政府首脑＼&内阁首相＼&总统＼&总理＼&帝国宰相＼&行 政 权＼&内阁首相＼&总统＼&总统＼&宰相和皇帝＼&政府首脑与议（国）会的关系＼&首相与内阁对议会负责，由内阁协调首相与议会的关系＼&总统不对国会负责，总统与国会互相制约＼&总统与议会相互制约，经众议院同意有权任命内阁，经参议院同意可解散众议院＼&议会由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组成，皇帝有权召集和解散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立法权＼&议会＼&国会＼&国会＼&议会＼&确立标志＼&1689年《权利法案》＼&1787年宪法＼&1875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特 点＼&君主虚位，议会至上＼&三喾至，相互制衡＼&议会共和，相互制衡＼&军事封建，皇帝权重＼&相同点＼&都有形式上代表民意的议会；都实行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的原则＼&认识＼&欧美资产阶级代议制有着共性和个性的差异，有的还体现了不完善不彻底性，但毕竟是人类追求民主政治过程的一大成果，是历史的必然和进步＼&]

二、全面认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

1.概念

代议制是指由选举产生的代表民意的机关来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这种代表民意的机关就是议会。代议制最早产生于英国，由于这种制度代表了人类在民主政治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所以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效仿。

2.确立的主要原因

（1）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确立、发展和完善都与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两次工业革命的进行，加速了民主化进程，因而代议制的确立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必然结果。

（2）代议制的确立同时也受到各国国情特别是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

3.确立的途径

先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改革）或民族统一运动，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然后再颁布法律文献来保障资产阶级的利益。

4.基本特点

（1）具有形式上代表民意行使国家权力的议会。议会由议员组成，议员由普选产生。国家重大立法和重大决策都须经议会讨论并经多数通过，议会享有立法权、财政权和行政监督权。

（2）实行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的原则，权力之间相互制约平衡，防止专制独裁和官僚腐败，提高了行政效率，保障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3）实行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即必须由在议会选举或大选中获胜的政党领袖出任总统或总理、首相，并以本党人员为主组成内阁。政党政治的主要内容是各党通过对议席的争夺，来实现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5.资产阶级代议制形式上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1）统一性的表现：①一个核心，即代议制民主，在如何解决人民行使权力的问题上，代议制民主是在直接民主难以实现的情境下的一种最优选择，其实现的主要途径是实行和完善普选制。②两种政体，一种是君主立宪制，一种是民主共和制，两种政体均以防止专制统治为目的。③三项原则：一是民主化原则；二是法律化原则；三是制度化原则。

（2）多样性的表现：①法、德是欧洲大陆上的两个典型国家，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1875年颁布宪法确立共和政体，但与美国的共和政体又有差别――法国实行议会制共和制，议会是国家权力的中心，而美国实行总统制共和制，国家权力中心在总统。②1871年德意志完成统一，颁布《德意志帝国宪法》，确立君主立体，但与英国也不同，英国是议会制君主立宪制，议会是国家的权力中心，而德国是二元制君主立宪制，皇帝是国家元首和军队统帅，是国家权力的中心。

6.历史作用

（1）代议制否定了封建专制制度，避免了少数人的专制独裁，保证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具有民主精神，在促进经济发展、维护政治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这一制度有利于调整资产阶级内部关系，缓和资产阶级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从而有效地防止了封建势力的复辟，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

（3）代议制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在推动世界民主化进程中具有极其重大的进步作用和历史意义。

（4）在这一制度下，无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合法斗争，有助于维护无产阶级的合法权益，推动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

三、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实践

1.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不同之处和相互关系

不同之处：前者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起了积极作用，结果是了沙皇专制统治，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后者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结果是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两者的关系：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紧密相连，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过渡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2.巴黎公社革命和十月革命在成果上的区分

巴黎公社只是建立无产阶级的第一次尝试。十月革命成功地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3.巴黎公社革命和十月革命的不同点

（1）前者无本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后者有本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

（2）前者没有取得农民的广泛支持，后者取得了农民的广泛支持。

（3）前者没有迅速消灭革命残余力量，后者迅速消灭了革命残余力量。

（4）革命成果和持续时间不同。（巴黎公社只是建立无产阶级的第一次尝试，持续71天；十月革命成功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俄国及后来的苏联持续74年）

4.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1）俄国化：列宁主义；斯大林模式。

（2）中国化：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强化训练】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12个小题，每小题4分，共48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1784年，英国首相庇特试图通过改革来抑制国王乔治三世专权倾向的抬头，而当时有不少议员被国王收买，庇特下令解散下院重新选举议会，他的改革得到新议会的大力支持，庇特得以继续主持内阁17年。这一现象表明（ ）

A.英国责任内阁体制的出现

B.首相取代国王的元首地位

C.行政制衡立法的机制形成

D.国王丧失对立法权的控制

2.下面是关于英国国王、内阁、议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图示，下列选项中叙述正确的是（ ）

A.首相和议员由国王任命产生

B.议会由上院和下院组成，上院握有实权

C.议会有权对首相进行质询

D.内阁可以拒绝首相的决定

3.前国务卿、前第一夫人、前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宣布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再次向白宫发起冲击，她正式宣告，“我想成为冠军”。如果希拉里・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成功，她必须（ ）

A.A得国会参众两院的支持

B.成为国会多数党的领袖

C.获美国一半以上州的支持

D.在间接选举中赢得多数

4.1791年生效的美国联邦宪法第1～10条修正案也称《权利法案》，其中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剥夺公民的言论、出版、和平集会和请愿等自由的法律；非依法律的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公民的自由、生命或财产。”这体现了该法案（ ）

A.受到《独立宣言》精神的影响

B.为君主立宪制的建立奠定了法律基础

C.反对森严的封建特权等级制

D.确立司法权独立于立法权的基本原则

5.读图2，图中著作的部分目录及内容研究的国家是（ ）

A.英国 B.法国

C.美国 D.德国

6.法、德两国是“一战”交战双方的主要成员国。德国首先向法国宣战，其后法国也对德国宣战。在宣战之前，双方需要经过的合法程序是（ ）

A.德国：首相经皇帝同意后宣战。法国：议会提出法案，总统同意后宣战

B.德国：皇帝提出法案，议会同意后宣战。法国：议会直接宣战

C.德国：皇帝直接宣战。法国：总统提出法案，部长副署，议会同意后宣战

D.德国：皇帝直接宣战。法国：总统经议会同意后宣战

7.1871年统一是德意志历史上划时代的转折点，有重大的进步意义。民族的活力、解放了的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国威的张扬，都表现出了实现统一给德意志国家带来的历史创造力。这说明德意志统一后（ ）

A.德国开始了工业革命

B.德国走上民主的资本主义道路

C.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

D.出现了经典力学和细胞学说

8.图3是反映俾斯麦与德国议会之间关系的漫画。该漫画从本质上反映出德国（ ）

图3

A.宰相掌握一定立法权

B.代议制民主不健全

C.帝国议会对宰相负责

D.议会成为宰相的工具

9.圣西门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依然是人剥削人、人奴役人的制度，无非是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更高阶段，因此他把资本主义制度形容为“新封建制度”，而这个依旧矛盾不断、弊病丛生的“新封建制度”，必将被“各尽所能，各尽其劳”的“实业制度”取代。由此可知，圣西门（ ）

A.肯定了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

B.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不准确

C.主张用暴力资本主义制度

D.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

10.1871年4月17日，当巴黎公社还在浴血奋战的时候，马克思在写给路・库格曼的信中就指出：“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马克思这样说的依据是，巴黎公社（ ）

A.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B.是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C.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D.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11.“事态的发展表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已公开地用暴力反对革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自己的叛变行为破坏了革命和平发展的道路。政权已完全转到资产阶级手中，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为资产阶级一个政权的独占所代替，革命和平发展的道路已经不可能了……”此情况最有可能出现在（ ）

A.二月革命后 B.七月流血事件后

C.十月革命后 D.斯大林上台以后

12.《五四时期民主观念的演变路径》一文指出，在新文化运动向前推进的同时，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改变了近代中国历史的走势，民主观念又开始了新的转变。这里民主观念“新的转变”是指（ ）

A.追求英国君主立宪体制

B.效仿美法的共和制民主模式

C.实行德日式的形式民主

D.追求俄国苏维埃形式的民主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2个小题，其中第13小题28分，第14小题24分，共52分）

13.（28分）政治文明的演进是一个漫长、艰难、复杂的过程。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材料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英国代议制民主政治发展的特点。（10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英国在民主化发展进程中着力解决的问题，并分析其对英国的影响。（18分）

14.（24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道德与法治命题建议篇2

所谓革命资源，是指革命时期遗留给后革命时期的革命遗产，包括正当性资源、制度资源、商品性资源，即革命精神、革命方式资源。首先，革命的正当性不容置疑，它构成了中共执政的正当性前提，这可从主流学者对革命的叙事中观察到。李零强调:二十一世纪，时光逆转，历史倒读，好像什么都可以翻案，但中国革命的案不能翻。困事实上，革命观念奠定了良法善政话语的正当性，因为革命诉诸未来的新秩序，既是对古代政制的招魂，又是对古代政制的增补，在招魂与增补中确立了革命无上的正当性。因革命而建立的政权当然分享着革命的正当性。其次，革命遗留的制度资源构成了当前中国发展的前提，遵循路径依赖的改革释放了巨大的制度红利。裴宜理认为，中国革命传统中的大量因素促就了改革以来的成功。德里克也是此观点，他强调，中国在发展的进程中不应该抛弃民族经济的一体化、自主发展、政治和经济的主权以及社会平等，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帅习。第三，革命遗留的商品性资源在中国迈向消费时代之际，在商品包装中已走向市场。红太阳热毛泽东热文革文物热红色经典热等都是后革命时期重要的文化产业思潮。然而，此时并非成熟的消费时代，完全按照大众欲望、市场逻辑操作，它介于消费时代、革命时代之间，在革命/商业、政治/消费的交汇地带运作。因此，后革命时代的革命商品性资源面临着市场与政治的检验，其成功者为开发红色旅游，其失败者为2008年浙江沙家洪事件。概言之，革命精神被不断强调:作为政治意识形态，革命精神在革命叙事中被再创造，中央领导在重大纪念时刻或革命圣地再重申;作为民间抗争精神，革命精神是一种精神气质，上承儒家传统暴君放伐论或汤武革命，下接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革命方式作为革命的直接表现形式，在和平的后革命时期很难被主张，但它既是革命精神的表现，不能不涉及;又是民众反抗政治弊端的最后权利，自然存在于后革命时期。

后革命时期作为迈向消费、民主、法治、市民社会的一个过渡阶段，意味着它的时代任务即是妥善解决有关革命遗产，并建构一个可替代革命政治生活的良好政制，这是同步的进程。这一任务并不好完成。首先，革命对政权正当性的论证，在后革命时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衰减，因为革命当事人多已过世，年轻人或忘记了革命，或无任何印象。且革命是为建设新秩序，因而它的实践本身就是一个自我解构的过程，革命的正当性自然会不断衰减。它?〕事实上，这些年有关民主、法治的不断呼吁，中共全会、中央政府在历次会议中对民主、法治的不断重申，即是力图以法治合法性替代革命正当性。有研究表示，当前政府合法性来自政绩，当向法治合法性迈进。其次，革命遗留的制度资源在后革命时期正被充分利用，经制度改革释放其红利以推动制度变迁，就中央政府对法治的论述看，中国迈向法治而非法制的决心真实而具体，最后，如何妥善处理作为意识形态载体的革命性商品资源是一个实践性问题，政府需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总之，革命精神需要弘扬，革命方式却不能提倡，如何弘扬革命精神而又不至于传达革命主张，这是一个难题。它必须在实践中解决，既不能后退又不能冒进，这讲究个度。

在强调度的同时，后革命时期的目标亦是一大关键。因为目标限定了度的实践方向，即只能朝这个方向推进而不能后退，这就要求稳步推进革命资源问题的解决。因而，目标是后革命时期发展路径的总框架，它是正当性所对应的良法善政社会，它必须容纳民主、法治、社会自治价值。它能将革命资源纳入其中。

二、革命精神入宪与依法治国

强调革命资源的法治化路径，是强调将革命资源的存在与利用纳入法治化的渠道。政府应将革命精神写入宪法序言、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革命方式纳入法治轨道中。

在八二宪法及其修正案的序言中，制宪者与修宪者既通过追溯革命历程赋予政权正当性、合法性，又构筑了去革命化的改革内涵。首先，八二宪法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后制定，尤其是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时刻，制定新宪法，意味着中国走出了不断革命的政制路径，走入了终结革命的宪制路径这里有一个强大的呼声宪法出场，革命退场。因此，八二宪法有一个革命与去革命的复调结构，既从革命中获取正当性，又从去革命的改革中获取正当性，革命精神以革命和改革的双重面貌出现，有以革命的精神推动改革提法。其次，宪法序言在四次修正案中逐渐增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代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内容，这表明宪法的革命性正逐渐褪色，法治主义与人民代表的国家政制正在形成，改革性正凸显出来。更为重要的是，宪法序言亦增补入和谐社会、中华文明复兴、中华革命传统等内容，强调当前政权对文明法统的接续。这是在一个更为宏大的民族历史与文明的背景中弘扬革命精神。最后，在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非代表制度中，八二宪法统一了革命精神的革命性、改革性两个方面。宪法对革命精神革命性的保障，在作为领导代表制的党的领导中，即当代不断进行的革命叙述正强调党的领导的正当性，中共在历次重大节日或重大纪念活动中不断重申革命功绩亦是此逻辑。事实上，宪法规定中共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赋予党的领导以宪法正当性、合法性。宪法对革命精神改革性的保障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非代表制中。因为宪法制度化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非代表机制，确认的是人民主权，通过人民主权诉诸宪法至上性。从党权至上到宪法至上，这里有一个至上主体的转化，转化后的宪法在肯定革命精神革命性的同时强调改革性的重要。

中共十七大报告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革命精神在这里融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研究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把握时展需要、体现时代特色中继承并弘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从各级领导干部抓起，重点在青年党员、干部工作，以创新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展开。，门另有研究认为，红色革命题材影视作品不仅能激发大学生的爱国情感、荣誉感和集体感，还能培养他们的健康人格，让他们在当代构建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换言之，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是在创新中被弘扬。

将与革命有关的方式纳入法治化轨道，是革命精神入宪后的当然表现。实际上，行政机关在此常有政治考虑。以改编红色经典为例，广电总局曾于2004年下发《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要求全国所有电视剧制作机构改编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著作时，要报送省级审查机构初审，并报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审查委员会终审，然后颁发《电视剧发行许可证》;至于审查的标准是什么，《通知》并未明确说明。《通知》具有行政规章性质，审查标准应当明确，但该《通知》并未注意到该问题，违背了行政公开原则。即便《通知》表示会对具体改编给出审查意见，但这一审查意见只具有相对效力。或者说，《通知》赋予审查机构宽泛的自由裁量权，与法治原则相悖。审查权之所以宽泛，在于政治标准很难具体化。再以2008年浙江沙家洪事件为例。在《江南》杂志刊登薛荣改编的《沙家洪》后，《浙江日报》发表《小说沙家洪在宣扬什么》予以批判，沙家洪镇、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分别向《江南》杂志社递交抗议书，《文汇报》发表了郝铁的批评文章《小说沙家洪不合理不合法》。于是浙江省作协与《江南》杂志社自我批评，并发表致歉信，回收所有当期杂志，以主编辞职落幕。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薛荣能否以实验文学的名义改编《沙家洪》，一是薛荣的改编是表达自由还是侵犯公序良俗?无论在哪个意义上讲，这都是法律问题，但这个事件最终并非以法律方式解决。当然，杂志社接受抗议并做出补救措施并没有错。但是，法律的问题却同样值得探讨，通过探讨可进一步厘定有关改编这一表达自由的法律范围，而不是通过政治标准一竿子打死。毕竟，政治的问题都当法律化解决，更何况法律问题。

既然革命精神已经入宪，并通过革命性 ,改革性赋予政府正当性，那么有关革命的方式亦已存在于宪法中，或者说不应当用政治标准来衡量。但革命毕竟事关重大，后革命时期的政府难免有过度的政治敏感性，《通知》以及沙家洪抗议方的言论正是如此。然而，在走向良法善政的进程中，我们不缺乏政治性，缺的是法律性。故有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执政党与政府当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办事。

三、公民精神与社会运动

中国人民有着革命的传统，已上溯儒家暴君放伐论，下及20世纪50-70年代的政治运动，这是当代公民精神的渊源。暴君放伐论强调权力在被暴君滥用时，人民享有最后的反抗权，其正当性存在于儒家教化论中。蒙昧时代的民众没有国家概念，亦没有君主概念，是先知先觉的圣人带领民众生活，圣人教化民众而使之区别于禽兽、夷狄，众人膺服圣人教化而形成国家。君王的职能是推广圣人教化，即所谓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圣人教化的核心在仁，那么君主的职能即是推广圣人之仁德。当君主尽力推广圣人教化时，他是仁君，可谓师当君主滥用权力而为暴君时，他未尽教化之责，不为仁君，即丧失了为圣人推广教化的资格，不可为王。因而，基于教化观念，暴君可被放伐。作为实践，有汤武革命。以暴君放伐论为依据，以汤武革命为榜样，陈胜、吴广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至于近代，全中国人民都经历过政治运动，它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60年展，至文革达到高潮。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即中，政治运动乃是防止传统阶级敌人及其后代、旧式官僚、资产阶级专政或复辟的最佳方式，是反修防修的最佳选择，因为它意味着以不间断的革命(广义的)去维持、巩固乃至于扩大革命的果实，防止某种历史宿命的思虑。从本质上讲，政治运动乃是革命的武器从政治运动改造社会的方式和激烈程度上言之，已从有形结构到无形话语层面，全方位地动员、整合并改造全社会。

依思维惯性和对政治运动的路径依赖，当代国人对革命方式仍情有独钟。但在后革命时期，这一思维与方式当在法律框架中被重构。宪法有关公民精神的思考即是突破口。近代的新文化运动乃是伦理革命，倡导个体本位、人格独立、权利观念、功利取向、科学理性、法律意识、契约精神，以贯之为公民精神。新文化运动已着手对革命精神予以改造;但从文革等政治运动看，这一改造仍有再继续的必要。

卢梭是较早思考在革命中培育公民精神的哲人。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在政治原则上确立了一种良好的道德观念，赋予共和国道德人格，把政治革命提升到道德革命的层次。他强调，培养公民热爱祖国和法律的美德是共和国的首要任务，因为这是共和国公意的主要基础;其途径包括正规学校教育，节日、公共庆典，甚至公民宗教。这是在招古典共和思想的魂。因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首先按照是否照顾全城邦公共利益而将政体分为正宗政体与变态政体两类，且在三种正宗政体中，共和政体以其混合，而法治的特性成最稳定的政体，其关键之一即是公共精神或公民精神，即为城邦利益而积极从事政治活动。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曾有孔多塞、雷佩尔提出有关公民精神的方案，强调国家教育儿童、成年公民的责任，要宣传资产阶级道德规范，讲解宪法和《人权宣言》，普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培养公民热爱公共事务之精神。法国1791年宪法和1793年《公共教育法》均规定了教育公立、免费原则，规定国家节日以纪念法国大革命，倡导公民热爱宪法、祖国、法律。更有全社会性的公民道德教育活动，曾有革命派将社会变成公民精神培育的大课堂，将公民道德教育渗透进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用新思想文化占领公共、私人的所有领域。但法国人民在公民精神的感召下保卫了革命，却招致了政治道德化、道德政治化的严重恶果。一方面，政治道德化意味着道德成为解决所有政治纷争的简单标准，政治领域的正常利益与观念也被抽象成善恶二元争论。罗伯斯庇尔既主张用公民精神保证政府纯洁，又主张将美德与恐怖结合，以美德的名义杀害异见者。另一方面，道德政治化意味着旧常生活的政治化，以公共美德取代私人德性，造就道德专制。因而，西方近代以来一直有股反对公民积极参与政治而导致暴政的思潮，爪而主张公民精神或共和主义的新共和主义研究者，都在尝试既强调公民精神的重要性，又不至于导致道德政治化或政治道德化的不良后果。

事实上，西方公民精神正在复兴，社会运动的勃兴即是明证。所谓社会运动乃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它介于集体行动(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政治行为)与革命(是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高度组织化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制度外政治行为)，在组织化程度、制度化程度、追求的社会变革程度方面高于集体行动而低于革命。社会运动是宪法所保护的公民自由权表达形式，在与现行政府的非暴力抗议中保持着活力。已受法律保护，但就其非暴力的抗议性而言，已与选举、政府会议和官方集会等体制内政治行为相区别，且区别于一般的非对抗性政治它是制度化的，但却是非体制化的，即未能同体制内日常政治行为一般的有严密之权力结构与运作形式。

道德与法治命题建议篇3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德”精神是其最重要的特质之一。《大学》首章所列八条目中，将“明德”、“修身”①视为根本，其次方言及家庭、经济、政治等一系列社会活动。“重德”精神陶冶出很多为民请命、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维系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重德”精神所蕴含的积极因素，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也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我们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继承与弘扬“重德”精神，仍然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一、“重德”精神的源起与发展

据文献记载，“德”字在西周时即已产生。周人经历代商而兴的过程之后，在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发现“天命靡常”②，开始对天的信仰发生了怀疑和动摇。对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使统治者提出了“敬德”③、“明德”④、“保民”的思想，并成为西周时期统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春秋战国之际，周王德衰势微，社会动荡不安，“礼崩乐坏”。为了重建上下尊卑有序的周礼社会，孔子提出了“仁”的观念。“仁”的基本要求是爱人，这是“圣人之忧民”⑤意识的内在根据；其外在表现则是“克己复礼”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孔子已经将外在的礼仪形式与内在的人格修养初步地结合起来了。孟子继承和发挥了孔子“仁”的观念，在道德起源问题上主张性善论，由“恻隐之心”⑦、“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而讲“仁、义、礼、智”，把“仁义”⑧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经过孔、孟的探索与论述，道德已不仅是一种外在的礼仪规范，它已经成为人们成就完善人格的一种内在需求，从而为儒家学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传统文化的“重德”精神首先注重个人的品德修养。在儒家看来，君子必须尚志向道。所谓“道”，即封建等级制度及封建伦理道德，或谓“天理”。“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⑨，君子必须承担起捍卫“道”的责任。其次，君子必须坚持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在义与利发生冲突之时，君子则应毫不犹豫地“舍生而取义”{10}。再次，君子应是注重自觉自立自我修养的人。君子只有通过克己内敛的自我修养才能完善道德，养成浩然之气，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崇高境界。儒家学者对德的景仰与追求，成为后世仁人志士精神力量的来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流砥柱。

儒家还把自己的善性在“修身”的基础上推广开来，首先的要求就是“齐家”。在封建社会里，“齐家”的具体目标是实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道德伦理规范。家齐之后便可治国，即所谓“亲民”。儒家主张以仁爱治国，“为政以德”{11}，施行“仁政”{12}，从而达到国治民安的目的。人生价值的实现已与他人、家庭和国家紧密相联。儒家的理想社会就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亦即建设一个安乐祥和、丰衣足食、德风淳厚的“礼义之邦”。

儒家“重德”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它激励着历代有识之士不断地追求、完善自身的道德修养，同时也积极参与政治、社会管理，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独特的力量，推动着中国社会不断发展。

二、新时代的“重德”精神

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宏大理想自然远胜于儒家的“大同”世界，但我们也不难看到两者的某些契合之处。中国共产党对传统的“重德”思想进行了理性的批判与扬弃，构建起新时代的“重德”精神。

1929年，主持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通过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明确提出要克服革命队伍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员干部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思想道德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进行了整风运动，树立起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思想道德教育，不仅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道德觉悟，而且逐步形成了内容丰富、切实可行的一整套道德规范，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英勇作战，不怕牺牲；执行命令，遵守纪律；克己奉公，大公无私；团结一致，顾全大局；公道正派，任人惟贤；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等等。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一些干部难以经受胜利的考验，居功自傲，滋长了享乐主义、作风，甚至贪污受贿，被资产阶级腐蚀。针对这一情况，中国共产党于1951年10月起在全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同时在全党进行整风。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斗争，也是一次大规模的思想道德教育运动，教育了广大的干部群众，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对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作用。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党，很容易使一些党员干部沾染上习气，产生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现象和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这使党面临着新的考验。为了巩固无产阶级，必须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由于党对思想道德建设的高度重视，广大干部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自觉地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1956年，当世界上社会主义运动出现风波之际，曾说：“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13}对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充满了信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道德问题的关注与建设。1982年9月，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1996年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

在中国共产党长期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把道德建设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对“重德”精神的重大发展。把“德治”作为治国方略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其他如克己奉公，大公无私；公道正派，任人惟贤；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身作则，崇尚道义等等信条，也出自于儒家思想。但应指出的是：我们的德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的目的是利用道德规范建立起有序的政治经济秩序，发展生产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全国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这与儒家德治旨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是根本不相同的。

三、实践“德治”的重要保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展，而且引起了人们思想道德观念的变化，对社会主义道德提出了新的要求，注入了新的因素，推动了社会道德的进步。但是，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因素也会反映到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来。市场经济对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提倡和形成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不断滋长，社会丑恶现象恶性蔓延，为人民服务的优良党风政风，团结互助、平等友爱的人际关系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加强党员干部的道德建设，端正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是一项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的工作，它有赖于全体党员的共同努力，有赖于全体人民的鼎力支持。首先，必须积极开展对干部的道德教育工作，并将这一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进行。古往今来，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在道德修养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至今仍然具有借鉴价值。比如，“内省”和“慎独”都是儒家提倡的道德修养方法，经过改造之后，可以赋予新的内容，为我所用。“内省”作为现代领导者的道德修养方法之一，即要求领导者在自己的工作中，自觉地在头脑中进行善良与丑恶、正义与邪恶、正确与错误、廉洁与腐败的斗争，及时改正自身的缺点和错误，扬弃非道德的认识、情感、意志和言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所谓“慎独”，是指一个人在独立工作或独处，无人监督之际，能够自觉、严格地要求自己，恪守道德原则和规范，“独善其身”。显然，这不仅仅是一种修养方法，而且是一种很高的道德境界。如果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道德行为选择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符合党的要求，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就可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4}，就可以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德治”社会。

其次，应建立健全干部监督制约和奖惩机制。干部监督制约机制，应以立法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为具体方法，加强干部履行职责的透明度和公开性，以确保“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同时应健全干部选拔制度、回避制度、调查制度、审计制度、财产公示制度等，以确保国家政务工作的程序化和规范化。还应建立行之有效的奖惩制度，对干部的考核不能流于形式，而应将其德、能、勤、绩与升、降、奖、惩结合起来，“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15}，以提高行政工作的效率，提高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

第三，应加强干部道德的法规化建设。干部道德规范的确立、道德教育的实施、监督机制的健全，都应有相关的法规加以保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干部道德法规化的工作已逐渐开始。在党的一系列法规中，不仅强调领导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坚持共产主义道德，廉洁奉公，忠于职守，而且明确规定，党组织和党员有悖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必须受到追究，触犯法律者要受制裁。这些法规维护了党的纪律和干部道德的严肃性，对于规范领导干部的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干部道德的法规化建设时日不长，有关法规尚不够健全和完善。干部道德的现实状况表明，必须针对行败和干部道德失范的问题，制定系统、完善的干部道德法规或从政道德法规，使干部道德法制化，道德监督法制化，不断提高干部和公务人员的道德水平。“其身正，不令而行”{16}，只要我们端正了党风政风，则社会风气的端正亦必指日可待。

古人有言：“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17}。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如果都能够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切实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勤政为民，廉洁奉公，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争作“以德服人”的楷模，则必然会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就一定能够实现“以德治国”的方略，就一定能够建立新时代的“大同”世界。

注释：

①《大学》

②《诗经・大雅・文王》

③《尚书・召诰》

④《尚书・康诰》

⑤《孟子・滕文公上》

⑥《论语・颜渊》

⑦{17}《孟子・公孙丑上》

⑧《孟子・梁惠王上》

⑨《荀子・君道》

{10}《孟子・告子》

{11}《论语・为政》

{12}《孟子・离娄上》

{13}《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7页。

道德与法治命题建议篇4

1．近代欧洲早期，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兴起。其目的是反对君主专制独裁，核心内容是民主政治，根本原则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民主政治"追求"主权在民"的政治理想，无论洛克的"权力分立"思想，还是卢梭的"主权在民"思想，他们对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卢梭《社会契约论》等学说思想，人们把它当作反抗封建统治、争取自由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并逐渐被后来的人们包括当权者所推崇接受，人类的发展进入了自由民主共和时代。

2．随着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资产阶级开始在思想领域对旧体制发起冲击，法国启蒙思想家把启蒙运动推向了高潮并在政治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启蒙运动的思想被凝练为"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波及全世界。在数年之后的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把他的思想作为旗帜，充分调动第三等级的人们推翻了君主立宪派的统治，把法国大革命推向高潮，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历史上最为彻底、最为波澜壮阔的革命，也为美国独立战争起了动员作用，并影响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同时也鼓舞了亚洲国家的仁人志士。

二、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代议制的特征

1．英国：以君主立宪为主要特征，国王（君主）"统而不治"，只是最高权力的象征；议会拥有立法权，行使国家最高权力；内阁是中央行政机关，内阁首相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最高决策者和领导者。

2．美国：美国实行典型的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原则。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分别由国会、总统、联邦法院执掌，三个部门行使权力时，彼此互相牵制，以达到权力的平衡。

3．法国：1789年大革命后，民主力量与专制势力进行了长期反复斗争，直到1875年才确立了议会制共和国制度。总统执掌行政权，议会掌握立法权。由于总统和内阁向议会负责，实际权力掌握在议会手中。

4．德国：1871年宪法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但德国首脑拥有绝对的实权；君主是实，立宪是虚，是一种不彻底和不完善的代议制。自上而下王朝战争的方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德国带有浓厚的封建残余，即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和军国主义色彩。所以它给德国人民、给世界带来了灾难。

三、近代中国的民主思想与反对专制的斗争

1．洋务派的洋务运动主张师夷长技、中体西用，追求"自强"、"求富"，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2．资产阶级早期维新派诞生在洋务运动中。其主张发展工商、兴办西学、革新政治。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未付诸于行动，成为康梁思想来源。

3．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后发展为戊戌变法运动，具有进步性、爱国性、启蒙性。

4．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①三民主义与论战：提出民族、民权、民生思想，改良派与革命派就政体展开论战；②建立共和：建立同盟会，发动武装起义，武昌起义、建立南京临时政府，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深入人心，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③巩固共和：进行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独裁与民主的斗争中促进了民主思想传播；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

四、《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内容和影响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它带有鲜明的革命性和民主性。其内容有：宣布国家主权属于人民，规定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临时约法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制度；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宣布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由此确立了民主共和的代议制度。资产阶级激进派---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与科学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以孔子为首的儒家传统道德，思想空前解放、民主科学弘扬、推动五四运动、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五、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

1．抗日战争期间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实行普选制。建立"三三制"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为团结一切力量支持抗战，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1947年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支持解放战争积极性。

道德与法治命题建议篇5

[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3-0052-05

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论思想与其他伦理思潮不同。它不是仅仅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思想观念，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观实道德的东西。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发生道德危机的背最下构建新的道德体系，使之成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内化为公民的伦理信仰和行为准则。中国共产党的道德重建是中过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深入分析这一道德重建的过程、内容、作用和当代价值，对于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的真实图景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前夜的道德危机

近代以米，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中国古代传统道德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开始动摇，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西方文化的传人加剧了传统道德的危机。儒家文化的大一统地位受到挑战，儒学信仰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儒家知识分子群体产生分裂，分化为维护儒家文化传统的复古派，宣扬全盘抛弃儒家文化、接受两方文化的激进派和主张中西文化结合的折衷派。与此同时，传统道德规范也日益丧失约束力。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他指出，三纲五常这一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早已名存实亡，封建社会的五伦关系开始解构：“此父子之伦何在？”“君臣之伦何在？”“夫妇之伦何在？其他兄弟阋墙，朋友相卖，此更常事，不足深责。”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洋枪洋炮面前，传统道德甚至无法起到凝聚民心、鼓舞民众同仇敌忾的作用。例如，当时的一些洋务派官僚直言不讳地对儒家的忠信礼义的道德功能表示质疑，他们讥讽顽固派：“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十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更为可悲的是，当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城时，京城居然呈现“联军入北京，而顺民之旗，户户高悬，德政之伞，署衔千百！”

面对道德信仰的缺失和道德沦丧的局面，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转向对传统道德进行反思。严复将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教体制和文化视为华夏积贫积弱的根源，他说：“中国之弱，非弱于财匮兵窳，而弱于政教之不中。”谭嗣同将矛头直指三纲五常这一传统社会的精神支柱，他说；“，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次为率，去边已故也。”谭嗣同认为三纲五常中的“君为臣纲”最为黑暗，他号召人们勇敢地“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事实上谭嗣同的观点代表了先进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看法，即君主专制与纲常礼教是国人救亡图存、民族振兴必须打破的两个主要牢笼。政治变革和包括道德革命在内的思想解放始终是贯穿民主主义革命的两个主题。前后维新派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梁启超甚至提出了：“凡社会一切事物莫不有革命，政治有政治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辛亥革命不仅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且极大地撼动了国人的政治价值观，此后民主共和成为人心所向和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对封建道德体系造成了猛烈的冲击。以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鲁迅抨击封建礼教是“吃人的礼教”。陈独秀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度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因此，“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先进知识分子的激烈批判导致了封建道德信念的彻底解体。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道德重建

在旧的道德信念已经解体、新的道德信念尚未确立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对革命队伍进行道德治理的实践中构建起新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完成了重建道德的历史任务，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价值观基础。

（一）核心价值观的重建

作为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儒家宗法集体主义在民主革命时期遭遇解构。现代中国社会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新文化运动以来出现了众多的价值观思潮，但都停留在学理层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使自身的核心价值观被中国人民广泛认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现代史上中华民族价值观信仰的真空。

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是党的奋斗目标和总的行动纲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四位一体的体系。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把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高奋斗目标，而社会主义则是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才能从被剥削、被压迫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它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同时这一日标必须依靠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来实现，任何无产者和劳动人民都不可能依靠个体的力量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摆脱剥削和压迫。这就要求革命队伍中的任何一员都要把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利益。因此，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又必须经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是和民族的独立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中华民族成员的存在发展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因此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是有机统一的。在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成为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又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国共产党四位一体的核心价值观是奠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基础上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与党内“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形成的，也是对长期的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引领广大人民进行革命的一面旗帜。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四位一体的核心价值观，所以它能够站在爱国运动的前列，团结广大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二）道德理论的重建

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对封建伦理纲常进行严厉批判的同时，也不满意自由主义等西方资产阶级伦理思想。早在之前就曾经指出：“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后，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道德问题，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体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某些论著对这一伦理思想作了专门的论述，如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的《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刘少奇的《论人的阶级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我的修养要则》，陈云的《怎样做个共产党员》等，都闪烁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光辉。此外，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谈论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其他著作中也包含许多精辟的观点。在这些经典著作中，无产阶级革命家回答了“革命时期应该提倡什么道德？应该怎样进行道德建设？”等一系列新民主主义革命亟待解决的道德问题，同时还深刻阐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如共产主义道德的宗旨和原则，无产阶级功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善恶观、生死观与修养观等。

（三）道德规范、理想人格与伦理关系的重建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伦理关系是建立在孟子所说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五种人伦关系的基础上的，它体现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等级制度的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封建主义为革命的对象之一，它在革命队伍和根据地建设中建构了一种新型的伦理关系，在《为人民服务》中对这一伦理关系的基本特征作了简明扼要的归纳，他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在这段论述中，将革命队伍的伦理关系看成是类似于革命的大家庭，它以共同的价值观和革命目标为纽带，这一家庭的所有成员无论职位高低都是平等的，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尽管他们不一定有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但是都要像亲人一样相互爱护和帮助。

革命队伍的新型伦理关系必须依靠道德规范体系来维系。这一道德规范体系是革命实践的产物，是在同革命队伍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形成的。这一道德规范体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国爱党爱人民、忠诚革命事业、为革命事业勇于献身、艰苦奋斗斗、团结互助、爱憎分明、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密切联系群众等为行为准则。它体现了革命性和阶级性的高度统一，与封建主义道德和资本主义道德具有根本的区别。

革命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形成为革命队伍提供了判断美丑善恶的基本标尺，也为革命理想人格的重建奠定了基础。关于革命理想人格，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很大的建树。将“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作为革命领导人人格的标准，认为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认为由于困难的环境、群众的觉悟状况以及党在统一战线的领导责任等原因，“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指出，在共产党员中，领导干部的模范作用尤为重要。他在1937年为陕北公学的题词中提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襟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在实践中他非常重视推动榜样的示范作用，亲自为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雷锋等人的英雄模范事迹撰文、题词，号召人们向他们学习。

（四）道德治理的重建

德治作为一种治世方式在中国具有优良的传统。然而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道德治理与古代德治在道德治理的内容、目标、对象、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等方面都有本质区别，因此中国共产党只有实现道德治理路径的创新和重建，才能用新型的道德来治理好革命队伍和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不仅重建起新的道德体系。而且在道德治理实践中实现了道德治理的途径、制度、方法和形式等方面的创新。

首先，道德治理途径的创新。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的建设推动全局性的道德治理，从而实现道德治理路径的创新。党是革命队伍和统一战线的领导核心，党必须将自身建设成群众性的大党，才能发挥联系群众的桥梁作用，因而不得不吸收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到党的组织里来，这就势必会将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带进党内，党为了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就必须加强党的思想道德建设，以解决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早在1929年就强调要与党内各种不正确的思想作斗争，加强对党员的路线教育。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党一贯重视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党的卓有成效的建设是民主革命时期进行道德治理的基本经验，也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其次，道德治理制度的创新。制度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实行道德治理的制度保障。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创建不久，就把思想教育作为一项专门的制度确定下来，“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和党代表制度，这项制度确保了道德治理向革命队伍中的基层组织延伸，对于将部队建设成革命军队具有重要意义。“三湾改编”还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保证士兵的民利，初步形成了新型的官兵关系。1929年的古田会议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些基本制度和措施。在长期的思想道德建设中，党还建立了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等。党还注重党内生活民主化，建立了党的会议制度、党内民主生活制度等，在扩大党内民主的同时，党还着眼增强和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党的六大第一次明确规定党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党的七大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党还注重将道德规范以法令、法律、条例、训令等形式确定下来。

最后，道德治理方法和形式的创新。由于党从中央到基层始终贯彻思想道德教育的方针，形成了重视思想道德教育的风气，广大党员干部在实践中创造出许多形式多样、活泼生动的思想道德教育方法，古田会议提出了办报、办训练班、看书看报、个别谈话、开党内会议和政治讨论会、上政治课、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教授方法、集合讲话、游艺、改良待遇和对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Ⅲ’等十八种思想道德教育的方法和途径。此外红色文化，如诗词、对联、歌谣、标语、戏曲、故事等，也是普通党员和革命战士喜闻乐见的思想道德教育方式。

在诸多思想道德教育方法中，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处理革命队伍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也是对古代德治的发展。古代德治注重“为仁由己”、“慎独”的个体修养路线，而批评与自我批评则把自我解剖和群体其他成员的帮助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弥补了自我修养方法的不足之处。整风运动也是党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新形式。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道德重建的历史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道德重建对于铸就革命队伍的战斗力，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它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为民族独立和复兴提供新的凝聚力和精神动力

近现代以来的价值观信仰危机是在中国社会发生民族危难和社会基本矛盾严重冲突的社会背景中产生的，这一时期出现了各种主义和思潮，分别代表了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价值取向，它们就“中国出路何在？”“怎样才能救国救民？”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实际，正确解决了中国的出路问题，这就是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座大山，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并在将来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革命道路的探索和正确选择，提出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四位一体的核心价值观。它的确立不仅在党内统一了党员的思想，明确了奋斗目标，而且在党外被广大人民和国际友人广泛认同，成为凝聚中华民族思想的新的精神力量。在几十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这一核心价值观鼓舞了无数先烈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同时，它还成为团结广大人民的一面旗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老百姓之间的鱼水情关系，延安时期全国各地仁人志士争先恐后涌向革命圣地，无不体现了这一核心价值观的人民性。在社会转型期各种价值观的相互博弈中，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能够成为中华民族最为普遍的信仰，这绝非偶然。这一点连西方一些学者也不得不认同，美国学者费正清和费维恺认为，“没有农民所受的贫困和剥削，就不会有中国革命”。当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将农民发动起来后，“一种非常特殊的联系已逐渐在共产党人和农民之间建立起来，在人和农民之间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二）铸就党和革命队伍的先进性和革命性，营造了根据地的良好道德风貌

道德与法治命题建议篇6

自5月14日中央文明委召开视讯会议后，围绕食品行业、窗口行业诚信缺失和公共场所公德失范等教育治理活动，我市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深入开展调研摸底，部署落实了一系列的工作，全市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形成良好态势。

一、贯彻落实中央文明委部署，有效推进教育治理活动

（一）思想高度重视，贯彻会议精神

在14日中央文明委的视讯会议上，设立了分会场。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章树山等领导参加会议。中央视讯会结束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章树山就贯彻落实视讯会议精神作了专门部署。市相关主管部门和责任单位、各县（市）区文明办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认真领会会议精神，按照中央文明委、市文明委的部署，切实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迅速组织市各新闻媒体开辟专栏、专题，进行宣传发动，召开大会表彰道德模范和文明新风典型，大力宣传道德模范先进事迹，大力加强诚实守信教育，以典型示范引领公民道德建设。

（二）建立领导班子，加强组织建设

视讯会议后，我市迅速成立了“市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领导小组”。明确了由市委副书记陈斌担任组长，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章树山担任副组长，30多个部门和单位为成员单位的市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联络工作，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兼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市文明委确定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的制度，互相交流各单位开展活动的情况，制订工作计划，进一步部署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各县（市）区也相继成立领导小组。

各相关责任部门和单位，也相继成立了专项教育治理领导小组，由主要领导负总责，统筹协调各分管领导和业务处室抓好专项教育治理工作的落实，确保专项教育治理活动领导到位、措施到位、保障到位。

（三）召开联席会议，交流部署工作

6月25日，召开了市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联席会议。40多家成员单位及重点责任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上，工商局、质量监督局、市卫生局、市食品监督管理局作了会议交流发言。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章树山在会上讲话。他从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开展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的必要性、进一步积极探索开展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的有效途径、进一步建立健全开展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的机制体制三个方面，向与会单位提出了明确的工作要求。

联席会上，对市文明委起草的《市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市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目标任务和责任分解》（征求意见稿）两份文件进行了征求意见和广泛讨论。

（四）开展调研摸底，形成全市意见

市文明办在结合实际情况、开展调研摸底、征求部门意见的基础上，以市文明委名义起草印发了《市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的实施意见》（通文明委〔20__〕20号）、《市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目标任务和责任分解》（通文明委〔20__〕21号）文件。分析了食品行业、窗口行业道德缺失和公共场所公德失范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了目标任务、工作标准、责任分解，明确了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将进一步形成由党委政府牵头、部门单位负责、全市整体联动的工作格局。

（五）制订工作措施，自查自纠先行

围绕食品行业、窗口行业、公共场所突出问题教育治理工作重点，结合当前全国文明城市测评迎查，发挥市民巡访团作用，组织市民巡访团成员分成若干小组，深入到各行各业及公共场所，开展明查暗访、道德评议，进行信息反馈并督促整改。

市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是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教育治理活动的主管部门和责任单位，他们紧紧围绕中央文明委、市文明委的要求，结合各部门、各单位实际，认真对照工作职责和要求，分别制订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工作措施并取得初步成效。

质监局今年初以来，已培训食品企业负责人1262人次，与每个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签订质量安全承诺书、对50多家企业负责人进行约谈，将“有良心做食品”作为教育食品企业负责人的重要内容。根据食品企业的质量保证能力、监督抽查结果、有无违法行为和产品 的风险程度等因素将全市食品企业分为a、b、c、d四个等级。至目前，全局系统共出动食品监管人员2046人次，巡查企业852家次,发现有问题的食品生产加工企业176家。有关企业对发现的275个问题得到及时整改，36起违法行为得到立案查处，5起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工商局加大流通环节食品安全专项治理整顿力度，重点解决违法及诚信缺失问题。今年上半年，全市工商系统共开展食品专项检查8次，问题食品清查9次，先后出动执法人员18676人，检查食品经营户53117户次，检查大型超市、食品批发市场1430户次，检查酒类经营者4650户次，检查茶叶经营者2260户次，检查学校周边食品店4555户次，查处食品违法案件441件。深入开展重点食品和重要节日等专项整治行动、“红盾春雷”、“红盾护蕾”专项整治行动。

市卫生局重点抓好道德教育、诚信建设、选树卫生窗口先进典型和以“学习雷锋精神，践行志愿服务，深化创先争优，实现‘三好一满意’”为主题，大力开展应急救助、便民利民、文明创建、卫生下乡、街头义诊、无偿献血等社会志愿服务等六个方面主题活动。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采购监管，完善药品竞价采购制度，加大医药购销领域贿赂问题查处力度。加大查办案件的力度，对在卫生执业、基建工程、物资采购、药品招标、开单提成等活动中，收受有关人员以各种名义给予财物的行为，对索要红包、滥检查、开大处方等增加患者负担的行为，集中力量严肃查处。联合各监管部门推进快速检测技术，充分运用餐饮服务环节“数字卫监”、畜禽屠宰环节电子眼监控、食品流通领域电子索证、食品生产行业电子档案等手段，加强食品安全质量实时监督。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力争通过2至3年的工作，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中职业道德教育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食品药品监管执行力、公信力及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社会诚信度。10家医药企业联合向全市3500多家涉药单位发出《质量诚信经营倡议书》，3000多家药品零售企业递交了药品质量安全责任书、质量负责人在岗履职承诺书。对全市多家零售药店开展专项检查，根据药品安全信用分类管理信用等级检查标准，逐项对照、打分，结合日常监管、药品安全专项检查、gsp认证跟踪检查、药师在岗检查、广告监测、gsp软件管理等，综合评定出守信、基本守信、一般失信、严重失信单位。逐步建立了企业药品安全信用激励和惩戒制度，进一步提升了食品药品监管系统道德素质和行业文明程度。

（六）迅速治理整改，取得初步成效

各部门、各单位积极行动，加大教育治理力度，齐心协力，共同为实现“食品行业无制售不安全食品，窗口行业无服务质量问题，公共场所无公德失范现象”的目标而不懈努力，使我市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教育治理活动取得初步成绩。医疗卫生系统效果比较明显。医德医风意识明显增强，职业道德和廉洁行医教育覆盖面达到100%。建立健全医院管理、医疗卫生（诊疗）服务、医疗卫生收费、院（站、中心）务公开等管理制度；建立医务人员和卫生从业人员医德考评制度；健全治理医药购销领域不正之风和廉洁行医、依法执业等规章制度。医疗差错事故率显著下降，一级医疗事故为零，无重大安全事故发生。

（七）及时总结情况，参加全国交流

6月18、19日，中央文明办在常州召开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现场推进会。学习贯彻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扎实开展好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交流各地各部门前段活动开展情况，研究部署下步工作。50个全国文明城市文明委负责同志作了大会发言。我市也在大会上作了交流发言，汇报了前阶段贯彻落实中央部署要求、研究制订我市措施、今后工作打算等情况。

二、进一步认清形势，加大教育治理活动的工作力度

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教育治理活动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在做好当前工作的同时，我市今后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围绕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1、开展对食品药品流通环节的专项整治行动。围绕人民群众关注的生活需求和消费热点，组织开展让人民群众在食品放心、用药安全、身体健康、生命保障等流通环节的专项整治行动。加强企业信用监管，规范市场经营行为，维护市场经营秩序，切实解决商业欺诈等诚信问题。重点打击食品行业制假售假、以劣充好等问题，加强对虚假药品、非法添加成分药品、非法医疗器械、保健食品使用销售的专项整治。

2、开展对食品药品经营单位的群众评议活动。开展“联评百企铸诚信，食品安全惠万家”主题活动。组织消费者和社会各界人士，运用采取监督检查、信息公布、问卷调查、专家点评、媒体曝光、行政约谈等手段，督促、引导食品经营者规范经营行为，落实食品经营主体责任，开展食品经营主体资格、行为规范、质量符合、维护消费者权益等评议。

3、对违法违规行为保持专项打击的高压态势。一是突出重点，严厉整治打击。针对公共服务行业不正当竞争、专营和专卖行业垄断、制假售假、以劣充好、商业贿赂、变相传销、不正当竞争、侵犯知识产权、扰乱市场秩序等失信问题和违法行为，开 展专项整治和联合执法，重拳出击。二是联动执法，建立协作机制。健全多个执法部门的联合打假机制，探索执法部门共建协作等形式，保障监督和执法部门在整治活动中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业务和技术优势，促进稽查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三是深挖线索，查处大案要案。对性质恶劣、社会危害大、涉及面广的案件，按照“五不放过”原则一查到底。凡有损于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纪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二）围绕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广泛开展各项教育活动

1、广泛开展社会公德教育。运用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手段，大力倡导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鼓励广大人民群众爱护公众利益，维持公共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在社会上做一个合格的、守法的好公民，不断提高个人道德修养和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2、广泛开展职业道德教育。以提高职工思想道德素质为目标，以劳动竞赛、技能比武为载体，以加强先进企业文化建设为抓手，把职业道德建设与企业文化职工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推动道德建设融入职工生产生活各个方面。开展“诚实守信”宣传教育活动，集中宣传广大职工勤奋劳动、诚实劳动、创新劳动的先进事迹。

3、广泛开展家庭美德教育。以“家庭文化建设”为载体，发挥家庭教育阵地作用；以“巾帼文明岗”为载体，发挥行业女性道德教育作用；以“小公民道德建设”为载体，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以“巾帼志愿服务”为载体，发挥社会志愿服务作用；以“巾帼诚信典型”为载体，发挥先进典型引领作用。

4、切实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青少年励志教育、法制教育。深化“青少年维权岗”、“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村）”创建。力争至20__年底全市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村）比例达到90%以上。注重开展正面典型的培育和选树。选树青少年身边可学可信可亲的典型，对青春榜样等事迹进行集中宣传报道，形成人人热议身边青春榜样的生动局面。

（三）围绕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建立长效工作机制

以维护市场良好秩序为前提，以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为根本，以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为目标，进一步提高食品药品行业监管执行力、公信力和生产、经营企业的社会诚信，进一步提升窗口行业的服务质量和水平，进一步维护公共场所的良好秩序，切实制订长效工作机制，增加人民群众的安全满意度，提升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和行业文明程度。

1、建立领导干部道德操守承诺制度。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制订的市级机关作风建设“一评五制”工作要求，以道德操守建设为重点，按照《党员干部道德操守守则》要求，实施领导干部道德操守公开承诺制度，鼓励和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加强自身修养，坚持执政为民，以自己的模范言行和人格力量为群众作出榜样，以个人的表率作用带动社会风气的好转。

2、建立党风廉政和政风行风建设制度。加强党员干部的自律制约，加强政风行风建设和社会监督。组织行风监督员开展明查暗访、点题质询评议、督促整改到位、公示整改成果等。

3、建立优质规范服务制度。窗口服务行业要全面提高服务规范化、优质化程度，切实制订公平有序、公正规范、公开透明、价格合理、安全可靠的服务规章制度，提供有力的行业服务保障。

4、建立完善信用监管制度。坚持诚信为本，标本兼治。积极培育诚实守信的市场主体，促进市场主体守法诚信。运用信用曝光手段，通过行政性惩戒、司法性惩戒、市场性惩戒以及通过信用信息的广泛传播形成社会性惩戒，形成道德约束、舆论监督、行政管理、法律规范相结合的良好经济社会秩序。

5、建立食品安全投诉举报制度。落实有奖举报制度，健全消费者维权机制和惩罚性赔偿制度。对预期不整改和造成社会危害或社会影响较大的违法企业，将依据有关法律进行严肃处理，以强有力的监管手段促进企业的自律、规范、诚信生产经营，促进行业自我约束、互相监督。

6、建立组织力量定期巡查制度。注重发挥广大群众在教育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将市民巡访团“啄木鸟”行动常态化。

7、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把打击侵权和假冒伪劣作为商务诚信体系建设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建立健全相关约束激励机制，加强全社会保护知识产权体系建设。

道德与法治命题建议篇7

腐败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中的普遍存在的问题，它在许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尤其引人注目。由于各国历史、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不同，政治腐败在不同的国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美国虽然是一个西方民主国家，但政治腐败问题仍在所难免。不仅如此，在美国历史上也曾有一个腐败问题非常严重的时期。美国是在各种腐败现象不断出现时，在各种社会因素的推动下，不断制定出新的制止腐败的规则和规章，并设立起监督和执行这些规则和规章的机构，从而逐渐形成了一套反腐败的机制。至今这一机制仍时常显露出其弱点，受到各方面的讨论和批评，因而仍处在不断的完善中。分析美国反腐败机制的形成和特点，无疑可以使我们从中得到一些借鉴。

一、清教伦理与乡绅统治

在美国早期历史上，作为一个年轻的移民国家，美国的政治腐败问题不像同时期有更长久历史的、经历过漫长封建社会的欧洲国家那样严重。然而，到19世纪初，政治腐败在美国开始成为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从完全没有控制的腐败，到建立起比较严格和周密的对政治腐败的制约，美国经历了一个相对长期的历史过程。

从第一批殖民者到达北美至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当年这些殖民者逃离欧洲专制统治的政治和宗教压迫，来到北美这片荒芜的土地，就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没有腐败和专制统治的社会。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向往一个尊崇道德的社会，把公共服务看作是公民的责任，而不是个人发达或致富的手段。清教徒建立了一项道德遗产，这就是延续至今的清教伦理。【注释】William L. Richter， Frances Burke， Jameson W. Doig， Combating Corruption， Encouraging Ethics， a Sourcebook for Public Service Ethics (Washington， D. C.: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0)， p.30.【注尾】它的信念是，通过勤奋工作来创造繁荣。每一个清教徒都被召唤到参加建设上帝的正义之国的事业中。

在这个新世界存在的前一个多世纪中，几乎没有人对政府的道德命令表示过怀疑。在清教徒生活的新英格兰，政府有责任确保教会的道德规则被执行，因此政府不过是精神社会的世俗形式，是上帝之国在尘世的反映。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伦理和道德不能同政府行为相分离。因此，促进共同体成员的个人诚实和道德行为是政府明显关注的事情。

新英格兰地区马萨诸塞州海湾殖民地建立于1630年，在此后的五年中形成了一个规则，只有立誓信教和受到检验的圣人，才能成为在教会和选民之间传达信息的人。只有圣人才能统治国家，只有由圣人统治，政府的诚实才能得到保证。许多神权政治的设计加强了这一保证，包括在选举日的布道中，牧师为选民解释选民选择候选人的神学含义，描述优秀统治者的特点，以及人民及其管理者的共同责任。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al Boorstin）认为，选举日布道是清教徒生活的特征，“牧师通过它而影响政治事件，在美国革命之后这仍然是新英格兰的机构的特征。”【注释】Hubert G. Locke， “Ethics in American Government， A Look Backward，” in Richard D. Lambert and Alan W. Heston， ed.， The Annu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ume 535， 1995， p.16.【注尾】

指导海湾殖民地行政的原则同现代政府道德法的原则几乎完全一致，两者共同的标准是理财清廉。清教徒选举的地方官和管理公共财政的地方官员被海湾县的人称作“看得见的圣人”。这些官员的责任是强制执行节制、虔诚和平衡经济的教规，通过自己为共同体所做的贡献，来向公民显示他们确实是上帝的选民。【注释】Ralph Clark Chandler， “A Guide to Ethics for Public Servants，” in James l. Perry， ed.， Handbook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89)， p.602.【注尾】

在这一安排中存在着一个基本假设：道德上正直的公民们从他们自己之中选举代表来执行政府公务，能够确保政府的诚实和政府决策合乎道德。约翰·科顿（John Cotton）对这一安排的重要性有很深刻的理解，他说：“清教制度……的平衡……就像是一只三角凳，其要素——自由人、地方行政长官和教会一起相互支撑，这样，自由、权威和虔诚就在其适当的范围内得到了保证。决定（是否是好）公民的不是阶级立场，而是虔诚：统治者是虔诚的绅士，他们不过每年被虔诚的自由人所选举出来；教会和国家相互分离而又相互重合。这一民主制、贵族统治和神权统治的奇特混合体有助于解释清教主义留给后代的含义不明确的财产。”【注释】Cushing Stout， The New Heavens and the New Earth: Political Relig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p.17.【注尾】

与此相并行的是，北美殖民地时期的流行观念是，绅士阶级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道德水准和管理素质，清教徒应当从他们之中选举管理者。若要保证政府的廉洁必须由那些代表贵族阶级的、具有优良素质的人来进行统治，这个阶级被认为对管理问题具有天然的兴趣和能力。一位新英格兰牧师曾这样说：“让我们订立一个原则：政府是从人民之中产生的；但让我们教育人民：他们没有能力管理自己。”【注释】Richard Hofstadt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48)， pp.6～7.【注尾】

旧的清教徒神权统治在以后的100多年内由于各种原因而瓦解了，取代它的是一个表达更明确的贵族统治观念的形式，即：政府应当由那些具有财富和地位的人来管理，他们不仅对政府的形式和过程有既得利益，而且具有天然的倾向以自己的诚实和正直来从事这项工作。

这样，从新英格兰地区到佐治亚州，最初公众都是从乡绅上层阶级的成员中挑选道德上诚实正直的人来担任公职。公共服务成为上层阶级独有的责任。许多上层阶级家庭也教育他们的子女认识到承担公民责任和公共服务的重要性，鼓励他们承担帮助社会的道德责任。例如弗吉尼亚的乡绅特别认真地对待这一责任。由于担任公职并没有报酬，乡绅们必须动用自己的钱袋来支付与担任政府职位有关的旅行和支出。由于此，当然更由于社会权利的不平等排除了贫困的白人、妇女和黑奴的投票权或担任公职的权利，积极参与政治的人一般仅限于拥有财产的白人。对普通人的不信任在以乡绅阶级组成的国家管理者中相当普遍，他们不愿把不受约束的大众情绪当作管理和公共政策的基础。正是这一乡绅阶级的代表1787年在费城聚集在一起，制定了美国宪法。有人做过统计，最多除了6个例外，出席费城会议的人都是些相当有地位和财产的人的后代。

当美国革命发生时，清教伦理已经丧失了对神圣共同体和上帝之城的原有含义。为了避免道德的抽象化，清教伦理经历了世俗化，并被解释为理想主义的实用道德。甚至在清教徒生活的新英格兰，英国法也已对僧侣集团有了某种约束力。清教徒不能理解政治自由和经济活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某些不道德。人非天使，如果他们是天使，政府的存在就没有必要，这是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格言。邪恶必然会产生，制约邪恶必须靠适当的政府体制。经验告诉美国的国父们，公共管理者并非圣人，必须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来确保他们遵从道德。

在美国通过独立战争摆脱了英国的控制之后，新的联邦政府所承担的全国管理责任仍然有限，而且联邦官员很少直接接触政府之外的组织，这客观上限制了联邦雇员的腐败。早期的美国总统为了自己的信誉为自己的政府成员制定了很高的标准。例如，华盛顿总统为其任命的政府官员制定了“品德的适当标准”。此时政府官员总体上是讲廉洁的。不过，用现在的标准来看，美国联邦政府中并非不存在滥用权力的现象，如华盛顿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在担任这一职务之前，帮助建立了实用制造商协会（the Society of Useful Manufacturers）。在担任这一职务之后，他劝说纽约银行给予这一集团低息贷款。如果财政部长今天参与这样的活动，一定会受到国会的调查。而且，在美利坚共和国诞生后不久，就有两名美国参议员、两名众议员、一名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其他两名高级法官，以及新英格兰政治中的一些著名人物卷入了一些以后成为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州一部分的土地的出售。 二、最腐败的时期的出现

在美利坚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十年内，很快变得明显的是，有钱有势的人在政府中的活动常常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私利。而在乡绅阶级统治时期，一个新的关于卑贱者有权管理政府的观念被孕育出来。事实上，这一观念在美国立国时业已存在，它在原则上反映了那些认为自己受到英国统治的压迫的立国者们的认识。这一观念的倡导者是1828年当选为美国总统的安德鲁·杰克逊。杰克逊开创了一个以“政府掌握在人民手里”的口号为标志的时代，他于1829年12月在国会中说，“在一个建立官职的惟一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的国家，任何人都不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占据官职的固有权利。”【注释】Richard Hofstadt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p.20.【注尾】他在同年的一封信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看法：“我确信，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可以担任官职和显赫的职务；诚实、正直和能力构成惟一和独一无二的检验标准……。”【注释】Ibid.【注尾】

在杰克逊担任总统之前，美国由于扩张、投机和非法经营银行业而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引发了人们对更民主的政府的要求。从杰克逊时代开始，分赃制成为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分赃制的特点是获得大选胜利的政党候选人作为报偿把政府官职分配给那些曾帮助其在选举中获胜的人，而不论他们的品格和能力如何。虽然分赃制的盛行以后造成了更大的政治腐败，但杰克逊在其执政初期采取这种做法的初衷主要是“为了帮助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心”。【注释】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Age of Jackson (New York: Little， Brown， 1945)， p.35.【注尾】关于轮流担任公职的分赃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这样评论道：“分赃制被构想成为一个真诚的改革措施……无论它给美国的生活带来了什么罪恶，它的历史作用是缩小了人民和政府之间的鸿沟——扩大民众对民主工作的参与。”【注释】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Age of Jackson， p.35.【注尾】

分赃制的建立也为下述原则打下了基础：一个民主政府要保持诚实需要普通公民参与政府的过程，正如杰克逊本人所论证的：公共职务的责任可以设立得“如此平常和简单，以致于具有智力的人可能有现成的资格来担当这些责任”。虽然公共职务的责任将会变得日益复杂，下述原则日后将仍然是一个美国民主的永久原则：公共职务可以被有智力的人，而不仅仅是那些由于财富和地位而自认为在这方面具有特殊责任的人所承担。如果说政府的道德与官员个人的诚实和正直有关，那么杰克逊时代建立了一种信念：普通人像天生的贵族一样有能力具备这些品德。杰克逊的这一功绩得到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承认，他说，“美国人组成的任何集团在任何时期都将永远不可凭财富、知识、遗产或经济权力来保持任何授权、任何永久的权威，冒称自己具有对美国公共生活进行政治控制的权利……我们受益于杰克逊的民主——这样一个美国主张：不把普遍的福利委托给任何一个集团或阶级，而是为下述目标而奋斗：美国人民将不屈不挠地实现自己永远做自己命运主宰者的崇高目的。”【注释】Ibid.， pp.522～523.【注尾】

到19世纪20年代，政治变革之风席卷美国，越来越多的出身于不同阶级的人有了选举权，全国性的政党逐渐成型。虽然杰克逊并没有发明分赃制，但是他建议轮流担任公职，为各种美国人提供公共服务的机会，从而使分赃制变得合法化。分赃制的发展在腐蚀政府道德方面起了最重要作用。上百万新移民的涌入促进了全国性政党的成长，而后者模糊了公共服务和政治服务的界限。政党能够通过帮助新移民找到住房和工作，并帮助他们取得公民证来收买他们。新的分赃制度对原有的占主导地位的关于公职观点提出了挑战，政治忠诚，而不是血统，成为政府录用官员的资格标准。政党很快变得沉湎于分赃制，两党都在全国范围内充分利用分赃制。政党需要分赃任命来奖励为政党忠诚工作的人，而大量新选民也期待政府维护他们的利益，并用他们的选票来回报政党。分赃制的采用实际上结束了绅士阶级所享有的对官职的垄断。

与此同时，一些其他因素也助长了美国的政治腐败：

首先，联邦和州政府开始把大量公共资金用于促进州和国家经济的项目上。例如，纽约于1826年完成了伊利运河的修建，它使纽约市成为“通向西方的枢纽”。其他州也仿效纽约市兴修运河，或者向运河公司贷款。各州资助了大量公共项目以确保它们在竞争中不处于劣势。各级政府支出范围的扩大，增加了政府官员贪污的机会。在联邦层次上，国会在特殊利益集团和公众的敦促下，扩大了联邦部门的责任。在联邦岁入增加的同时国会增加了公共开支拨款，于是道德低下的公职人员和公民个人便有了更多的机会来把公共资金装入自己的腰包。

其次，1830年以后，那些在革命战争或1846年的美墨战争中遭受财产损失的人或那些认为自己有资格因服役而得到养老金的人，都涌入国会要求得到补偿。1850年以前，联邦法律要求国会拨款赔偿所有合法的赔偿要求。由于从美国全国各地到华盛顿来提出赔偿要求既耗费时间，又开销太大，那些有赔偿要求的人通常求助于一些在华盛顿的有影响的朋友或人来进行起诉。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会议员乘机挂牌营业，帮助这些人向国会、财政部和其他政府部门提出赔偿要求。他们公开作广告说，他们有各种关系可以帮助这些人尽快得到赔偿。

第三，工业革命使强大的私人组织有可能控制很大一部分国民经济，并能够收买各级政府中重要的官员。例如，1872年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the Union Pacific Railroad）给国会议员大量股票来阻止国会调查该公司在修建铁路中的严重腐败；海军部长不能对他如何能在其任职期间聚敛起了几十万美元的财富做出合理解释；1894年国会的调查揭露出了圣·路易斯市威士忌酒集团的违法行为，它有计划地逃避了政府对蒸馏威士忌酒的征税，而财政部官员参与了这一行动；势力强大的铁路利益集团收买了州议员。美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大国的速度之快，使得它几乎来不及思考和发现一个控制腐败的方法。

第四，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联邦政府需要支出大量的开支来打赢南北战争，这使政府官员有了更大的权限来控制资金。南北战争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联邦范围内的贪污，合同商把战争部成百亿的美元花在了伪劣产品上，而战争部的官员可以通过帮助合同商取得军事合同来得到回扣。

于是，从18世纪20年代后期起到1883年，美国出现了一个公共官员最严重的腐败时期。大量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官员都想得到用权力来交换填满钱袋的机会，强大的私人利益集团能够轻而易举地收买公共官员。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出钱购买联邦政治中的官职变得司空见惯。国会议员手里有几百个可任命的联邦职务，他们可以拿这些职务来对政治上的支持者论功行赏。更为不利的是，公众对这些腐败现象并不特别的反感，反而适应了政府雇员和官员猖獗的贪污现象，公众舆论也不反对腐败的政府。历史学家莫里森（Morison）和康马杰（Commager）这样描述这一时期：道德标准的败坏几乎影响了美国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人们能够在州和大城市的政府、在商业和金融业以及运输业，甚至在专业职业中发现这一现象。几乎在所有的地方，旧道德标准都被破坏了，对于许多人来说，正派似乎离开了公共生活。”【注释】Robert N. Roberts and Marion T. Doss， Jr.， From Watergate to Whitewater， The Public Integrity War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1997)， p12.【注尾】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各种改革运动用几十年的时间积蓄起充分的力量来掀起一场持久的改革运动。

三、反腐败改革力量的兴起

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腐败时期是靠社会改革力量来结束的。严重的腐败最终激起了社会强烈的改革要求。改善公共管理的努力遇到的最大阻力是分赃制的辩护者，他们认为，分赃制的批评者夸大了腐败的程度，其目的不过是想要回到上层阶级垄断政府职位的时代，而这样做会使来自下层阶级的人不再有同等的机会来为地方社区或国家服务。分赃制的捍卫者不愿意进行重大的行政改革，包括限制分赃任命，但他们愿意加入具有改革思想的人的行列，推动建立新的制约公共官员行为的法律。在每一次腐败丑闻被揭露之后，国会都颁布新的法律来处理新形式的官员滥用职权。美国20世纪通行的大多数公共规则都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

一个重要的概念——“利益冲突”在19世纪后半叶建立了起来。“利益冲突”的含义是，利益相关的人参与决策，或做出决定。其产生的背景是，在美国革命战争结束后，国会成为政府中负责举行听证会和解决针对联邦政府的赔偿要求的部门。然而，国会委员会并不是司法机构，其成员缺乏专门的知识来对赔偿要求的法律依据做彻底调查，于是，出现了许多欺诈性的、过分的或不公正的要求。强大的社会压力要求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阻止欺诈性的赔偿要求起诉，尤其是政府官员或雇员介入的起诉。为此，国会在1853年通过了一个针对财政部的欺诈行为的法律，禁止任何美国官员，包括国会议员因代表私人主顾向联邦政府提出赔偿要求而得到报酬。 【注释】Robert N. Roberts， White House Ethics， the History of the Policies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Regulation (New York，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Greenwood Press1988)， pp.9～12.【注尾】1864年6月11日，国会通过了另一项法律禁止联邦政府官员和雇员，包括国会议员，通过提供与对美国的起诉有关的服务而得到报酬，其起因是国会得知政府官员因帮助私人个人和公司获得战争部的合同而收取报酬。

这些最初的关于利益冲突的法律反映出美国当时的一种公众舆论：政府雇员和前政府雇员不应在对美国政府的赔偿要求起诉中代表公民个人，他们在针对美国的行动中代表私方是对政府的不忠诚。公众担心，如果公共官员和雇员在与自己有直接或间接财政利益的问题上采取行动，就存在滥用公职或表现为滥用公职的可能性。

19世纪70年代民主党的兴起，给当时美国总统格兰特政府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带来更大的压力来采取一些针对公共腐败的措施。1872年6月拨款法第3节关于对邮政部的拨款，禁止前行政部门各机构和政府各部的官员和雇员帮助私人起诉美国。

1874年大选之后民主党自南北战争以来第一次控制了众议院，它立即提出“开始净化政府并为即将到来的总统竞选提供竞选资料”，意即收集关于共和党白宫腐败的资料，来为其竞选服务。共和党总统格兰特的许多合作者因此被迫辞职，如战争部长威联·W.贝尔纳普（William W. Belknap）于1876年辞职，他被揭露出售了联邦政府专有的同保留地印第安人进行贸易的商船。他的辞职避免了国会对他的弹劾。但是，民主党只是出于党派斗争的目的和为了控制全国政府和保留分赃的特权，而不是出于对公共服务的真正关注来批评共和党政府的腐败。

与此同时，两个独立的改革运动立住了脚，一个是共和党内部的自由主义改革运动，另一个是进步主义运动。

自由主义改革者把文官制度的改革当作限制公共腐败的惟一有效方法，他们希望文官制度的建立能够使新一代的文官免受意识形态和党派的影响，把不道德的人赶出政府。他们来自美国东北部的上层阶级，大多数是律师、编辑、牧师、教授和商人。他们中很多人拥有继承的财产，天然地不满于粗俗的工厂老板。他们的兴趣是商业和金融业而不是工业。“作为绅士，他们天生区别于更普通的社会要素，他们可能感到有世袭的权力来管理国家事务……这些被取代了往昔领导地位的人成为一些改革者，他们试图限制和扭转对他们天生影响的篡夺。”【注释】John M. Dobson， Politics in the Gilded Age: A New Perspective on Reform (New York: Praeger， 1972)， p.74.【注尾】

文官改革运动起源于19世纪50年代，它寄希望于靠英国的文官制度来解决美国政府的道德危机。英国于1855年建立了文官委员会，但英国真正结束在政治从属的基础上任命官员的方法花了更长的时间，直到1870年英国才建立起公开的考试竞争制度，从英国上层阶级中录用人员。尽管1865年12月托马斯·詹克斯（Thomas Jenckes）向国会提出了第一个文官改革法，但直到70年代在美国才形成超越新英格兰上层阶级改革小集团的文官改革势头。

19世纪70年代初共和党的分裂，对于形成更广泛的支持文官改革的基础起了重要的作用。内战中和第一届格兰特政府期间的腐败丑闻导致共和党内的自由主义者对旧体制失去了信心，他们把扩大选举权看作是为分赃制铺平了道路。他们提出了明确的改革日程来“医治共和党的腐败”。另一方面，60年代和70年代初民主党的复兴使格兰特政府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十分恐慌，他们担心民主党将利用共和党的丑闻来败坏共和党的名声。1871年3月，随着总统选举的临近，国会通过法律授权格兰特总统“建立一个委员会来制定政府录用和提升官员的规则”。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美国文官制度最终在国会1883年通过《彭德尔顿法》（Pendleton Act）之后建立起来，它授权总统成立一个道德委员会来为任命联邦雇员的程序订立规则。该法的通过代表了文官改革运动的高潮，其目的是把联邦文官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择优录取成为联邦任命的重要规则，其执行方法是“运用公开的竞争性的考试来检验公职申请人的资格”。根据这一原则，录用“最优秀的”人员为政府服务是政府管理中高道德标准需要的保障，对“最优秀的”评价标准不是出身背景或个人财产，而是客观的检验。从此，技术专家逐渐取代政治忠诚成为公共服务的首要资格。

与文官改革运动并行的是进步主义运动和人民党运动。19世纪后期，纽约市市长塞思·洛（Seth Low）和圣路易市市长约瑟夫·福克（Joseph Folk）对城市改革和大量其他进步主义时期的地方改革运动做出了响应，制定了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委员会计划，虽然这些计划没有产生那些早期支持者所期望的效果，但预示了一个发展趋势，即地方行政机构的扩大、合理化和稳定。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把文官制度扩大到城市政府。例如纽约市政厅以前为庇护制保留的职位，都被文官制所覆盖。

人民党运动于19世纪8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中西部农业地区，它反对新的工业巨头滥用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要求政府采取积极的措施保护美国人民不受工业巨头的侵害，因为它们的为所欲为在全国制造了经济混乱，损害了小商业者和劳动者的利益。人民党运动同进步主义运动一样，强调政府应对大企业进行有效的控制。

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进步主义运动和人民党运动的许多建议在地方、州和联邦的层次上被采用了，其中包括：秘密投票、直接初选；倡议、公民投票和罢免；市政规则；文官制度改革；城市政府管理形式的改革；税收改革和建立独立的规章机构。在联邦层面，这一运动获得了重大的成功。1887年，国会建立了州际商业委员会（the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并授权它为铁路和其他种类的州际交通订立收费标准。在世纪之交后，联邦制定规章的机构被普遍建立起来。1913年，各州批准了宪法第17修正案，规定美国参议员需经公众选举产生。同年，宪法第16修正案被各州批准，授权国会征集税收。此外，国会颁布了《反托拉斯法》，目的是为了防止市场垄断，改善市场经济。

报纸的积极支持是人民党和进步主义运动得以发展的关键。报纸通过公开报道改革运动进程支持了这一运动。然而，报纸取得独立性同样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1828年以后，全国性政党的兴起和分赃制的产生加强了政治家对报纸的控制，政党需要更有效地把其纲领传达给越来越多的选民。为此，政党向报纸的编辑和出版人的亲朋好友提供庇护任命。在一段时间里，报纸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同政治家建立密切的联系，此时，报纸成了政党的工具、总统的喉舌，忠实地服务于当选官员和政党领袖。

从19世纪中叶起，读者面的扩大给报纸和杂志提供了稳定的收入，使它们得以摆脱对政治机器的财政依赖。财政上的独立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编辑立场的独立。此外，内战也有助于报纸摆脱政党的政治控制。在整个南北战争中，报纸大量报道了关于欺诈和腐败的传闻。大城市的报纸还广泛地报道了战况，把战争的残酷性告诉读者。这样，新闻业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受尊敬的职业和一个商业性的、而非政治性的行业。报纸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如何报道可以大量吸引读者的内容。

进步主义运动之所以能够得到公众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丑闻报道者”的贡献。大多数所谓的“丑闻报道者”把自己看作是公共利益的直接代表，不与任何政党结盟。丑闻报道者大量揭露了大公司如何贿赂议员以得到优惠待遇，如何向政治领导人支付贿金以使自己免受政府的调查或限制。丑闻报道者使纽约、明尼阿波利斯、圣路易斯、费城、匹兹堡和其他城市的政治机器的腐败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ens）揭露城市政府丑闻的畅销书《城市的羞耻》(The Shame of Cities）为进步主义的城市改革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丑闻报道者的揭露唤醒了国民的道德意识，并迫使立法者颁布新的道德限制来保证公共官员的独立和公正。

无论是羽翼渐丰的人民党运动还是文官改革运动，都在19世纪80年代初实现了其目标。在接下来的30年中，美国在建立联邦政府道德标准方面取了令人瞩目的进步。进步主义运动止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它为新的国家行政体制打下了基础。随着文官制度的建立，职业公共管理在全国的层次上确立起来，并扩大到州和地方政府。公共官员滥用权力的行为至此不再是一个严重的全国性问题。不过，虽然政治腐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开始时期没有达到19世纪后半叶的水平，但联邦政府仍然存在着道德问题。城市政治机器，如纽约的市政厅，重新获得了其狼藉声名。1921年美国联邦史上最大的政治丑闻之一——“怀俄明州蒂波特山丑闻”【注释】1921年哈定政府的内政部长艾伯特·B.福尔（Albert B. Fall）同海军部长合谋，在没有竞标的情况下，把加利福尼亚州的埃尔克山油田的钻井权给了百万富翁爱德华·L.多赫尼（Edward L. Doheny），另一个俄怀明州的蒂波特山油田给了另一个石油巨头哈里·F.辛克莱（Harry F. Sinclair）。福尔从两人手里接受了40万美元的贿赂，而多赫尼和辛克莱每人从开采石油上至少得到了几千万美元的利润。福尔在事情败露后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投入监狱的内阁官员。【注尾】也标志着联邦政府的道德滑坡。

总的来说，19世纪末至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中，美国的文官改革运动、进步主义的城市改革运动推动了行政部门结构性的变化，使政府改变了公共事务的管理方式。

四、政府道德标准的建立和修订

建立美国反腐败机制的下一个重要步骤是建立和修订政府道德标准。

美国现代政府责任的扩大带来了新的腐败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倡议政府扩大经济责任和社会作用的人提供了一个把其理论付诸实施的机会。新政直接导致两党接受了政府管理经济的责任。联邦政府支出了巨额公共开支来帮助国家走出萧条，新政推动政府在许多领域里采取了新的行动，从建立证券管理规章，到农业补助和家庭贷款保障。联邦政府雇员从1933年的7.5万人扩大到1940年的16.6万人。【注释】Kevin Phillips， Arrogant Capital， Washington， Wall Street， and the Frustr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Boston， New York， Toronto and Lond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4)， p24.【注尾】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迫使政府支付大量开支同法西斯作战。政府开支的剧增和新政，为公共官员创造了利用其地位来获得个人利益和帮助私人利益集团得到好处的机会。不过在这一时期，没有一件丑闻导致白宫工作人员或政府行政部门的其他官员和雇员被定罪、起诉或被迫辞职。战争期间或战后被揭露出的联邦官员和政府承包商牟取暴利的行为相对较少，尽管仍然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公共管理方面的问题，如在分配从华盛顿得到的救济资金中，政治常常起作用。

1935到1937年期间，罗斯福政府指示文官委员会着手研究禁止联邦雇员进行股票投机的问题。1937年，白宫颁布行政令禁止联邦雇员“为了投机的目的”购买或出售“公司股票、债券或商品”。罗斯福政府的另一项杜绝滥用权力的措施是，要求战时生产署（the War Production Administration） (WPA)实施基本的利益冲突清理制度，即要求为政府服务的1美元人【注释】“1美元人”是私人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派去帮助政府工作的雇员。他们仍然从原来的雇主那里领取薪水，只从政府部门象征性地领取每年1美元的报酬，因此被称为“1美元人”。【注尾】和无补贴的人公开其所有的证券财产，并对这些人的背景进行广泛的审查。国会随后颁布了许多关于利益冲突的法律，防止从私人部门借调的行政人员帮助其所在的公司进行与战争相关的对政府的赔偿要求。其中的一项法律要求前政府官员在离开政府机构两年内，不得“通过起诉来帮助私人对联邦政府提出赔偿要求，如果这一要求与其前就业有关。”

通过这些法律和措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私人部门同政府合作得相当好。1美元人和无补贴的行政人员为政府提供了额外的服务，很少有证据揭露他们利用其职务来为自己或其私人雇主谋利。

1941年，司法部下的行政程序委员会（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曾建议在行政部门指导处理公共商务方面做重大的改革。虽然罗斯福的白宫反对在这方面立法，1946年，鉴于对政府行政状况批评的增多，国会通过了《行政程序法》（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1946)，该法为公众参与制定规则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并确认了法院在审查行政决定方面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进入了和平建设和经济起飞时期，开始面临许多新形式的腐败问题，并需要政府采取新的措施来加以限制。这样，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杜鲁门总统时期起，如何建立联邦政府的道德标准就成为一个持久的问题。

促使杜鲁门政府建立道德标准的是公众对政府腐败问题的严厉批评。杜鲁门在任期间曾由于政府丑闻而声誉大跌。批评者说，“密苏里帮”（密苏里是杜鲁门的家乡，杜鲁门曾是来自该州的参议员）的成员利用其同总统的密切关系中饱私囊。例如1950年，“重建财政公司”（the 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因传闻中的向在政治上同它有关联的人贷款而受到调查，而且是杜鲁门所在的民主党中的进步主义者推动了这次调查。阿肯色州的民主党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领导了此次国会调查。

另一个例子是国内税收署（the Bureau of Internal Revenue）的丑闻，它对杜鲁门政府造成了更严重的损害。该部门长期以来一直存在问题，但文官改革从未触动它，而历届总统仍然用政治任命来安排该局的许多关键职位。1950年初，传闻该部门的雇员因收受贿赂而减免了税收拖欠，这导致财政部、司法部和国会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这些调查揭露了该部门雇员接受贿赂、逃税、部门各个层次管理上的混乱等问题。在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后，白宫和国会很快采取行动改革了税收制度，以避免类似行为重演。

上述丑闻也导致了参议院进行对政府道德情况的特殊调查。伊利诺伊民主党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受命调查。1951年在他的主持下，参议院委员会举行了对联邦公共服务道德状况的听证会，听证会之后委员会提出了题为《对改善联邦政府道德标准的建议，包括建立道德委员会》的报告。报告指出，滥用职权或利用权力在下述地方最为严重：政府分配有价值的权力或特权、建设庞大的公共工程、在军事供应和设备上大量开支、贷款、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征税、管理有特权的垄断活动或具有公共利益的经济实践。报告建议，为了维护公众对行政状况的信任，有下述行为的联邦雇员应被解雇：（1）利用保密的政府信息来进行个人交易或商业交易；（2）帮助个人或组织同政府进行商业交易，并从个人或组织那里收受有价值的礼物、纪念品或服务；（3）同将要与政府作生意的个人或组织讨论未来在政府外的就业；（4）向未得到授权的人泄露“具有保密性质的、有价值的商业或经济情报”；（5）不适当地通过如晚餐、聚会或其他社会娱乐介入可能同政府作生意的非政府的个人活动。【注释】Robert N. Roberts and Marion T. Doss， Jr.， From Watergate to Whitewater， The Public Integrity War， p.39.【注尾】

政党政治迫使杜鲁门政府采取行动。1951年9月27日，杜鲁门向国会传达了“行政部门道德标准”，并敦促国会通过立法，要求公众揭发所有总统任命的官员，包括当选联邦官员、军事官员和某些年薪在1万美元以上者的可疑财产状况。然而，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不支持这一倡议，他们担心民主党想要利用这些措施来使选民相信它要清扫门户。对杜鲁门政府的丑闻调查最后也不了了之。

建立政府道德标准直到1961年民主党的肯尼迪总统当政，才被再次提上议事日程。肯尼迪入主白宫后不久，任命了一个咨询小组就政府的道德问题向他作汇报，以改善现存的道德管理。这一小组在行政部门中没有发现严重的道德问题，但为了避免仅仅做事后惩罚，该小组强烈建议政府制定一个统一的道德指南。在这一报告的推动下，白宫在后来担任文官委员会主席的约翰·梅西（John Macy）的主持下，提出了适用于总统任命的高级官员的统一的道德规则，并指示联邦各机构更新其适用于其所有行政部门雇员的行为标准规则。1961年4月27日，肯尼迪通知国会，白宫建立了管理下述方面的暂行规则：(1)接受礼物；(2)为个人目的使用内部信息；(3)在政府外任职；(4)联邦雇员的财政利益冲突。其中的重点在于财政利益冲突。

1961年5月，肯尼迪总统颁布了第10939号行政令，提出了政府官员的道德标准指南，为总统任命、提名的官员和其他联邦高级官员提出了新的关于财政利益冲突的规则。行政令要求政府官员在下述情况下不得从非公共资源接受任何有价值的物品：(1)利用官职来获取私人所得；(2)给予任何个人予优惠条件；（3）失去完全的独立和公正；（4）通过非官方渠道做出政府决策；（5）对公众对政府诚实的信心产生影响。肯尼迪的总统行政令包括7项总则，它们构成了美国现代公共道德管理的基本要素。【注释】Robert N. Roberts， White House Ethics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hairman Administrative Confer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8)， p.84.【注尾】

约翰逊政府时期继续担任文官委员会主席的约翰·梅西说服了约翰逊维持肯尼迪道德命令的效力。1964年后期文官委员会审查行政部门的道德管理规章后，约翰逊命令大大扩大文官委员会在道德管理方面的作用。约翰逊政府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重大的公共道德丑闻可能削弱公众对约翰逊“伟大社会”和越南战争支出的支持。越战期间，公司为获得重大的国防合同而送礼的行为特别使约翰逊有理由有此担忧。

为此，总会计办公室（the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开始严格审计受到指控的国防合同承包商的账目。审计员们在审计中发现国防合同承包商向国防部官员提供了礼物和娱乐，并把它们作为商业开支，许多国防部的人员接受了诸如狩猎、打高尔夫球、餐饮、鸡尾酒会、体育比赛入场券等赠与的大量事例，而当时国防部明令禁止从国防合同承包商者那里接受大多数礼品、食宿和娱乐。

关于利益冲突的争论涉及到了商业部助理部长赫伯特·W.克洛茨（Herbert W. Klotz）【注释】据说约翰逊政府的助理商业部长赫伯特·W.克洛茨依靠内部消息购买了得克萨斯海湾硫磺公司的股票。在克洛茨购买股票之前，该公司已经在一个地区发现了价值20亿美元的锌、铜和银矿藏储量。保险和交易委员会指控该公司的大量高级雇员在公司宣布这一发现之前购买了数千股公司股票。在公司宣布这一发现之后，该公司的高级雇员进行的股票投机造成了市场混乱。克洛茨事后否认他得知了具体的情报。他所购买的股票价值在上述发现被宣布后从最初的每股29.7美元一下子上涨到大约70美元。虽然没有为克洛茨定罪的证据，但1965年4月，克罗茨向约翰逊政府提出了辞呈，而媒体报道说是约翰逊政府要求他辞职。【注尾】，这最终使约翰逊政府意识到有必要进一步建立关于利益冲突的规则。1965年初，约翰逊总统提出了新的行为标准行政令——11222号行政令，这是至那时为止最详尽的政府道德规则。

首先，约翰逊用适用于所有行政部门雇员和官员的行政令取代了原有的行政令。它最重要的方面是要求行政部门的官员和雇员避免下述行为：（1）利用公共职位来谋取私利；（2）给予任何组织或个人优待；（3）妨碍政府效率或妨碍政府经济；（4）丧失完全的独立或行为公平；（5）通过非官方渠道泄露政府决定，对公众对政府诚实的信心带来负面影响。【注释】Stuart C. Gilman， “Presidential Ethics and the Ethics of the Presidenc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37 (January 1995)， p.71.【注尾】其次，该行政令要求每一个联邦政府各部门建立一个正式的道德项目，由一名道德官员负责，该官员的首要责任是执行新的行为标准准则。各机构有责任制定适合于自己需要的规章。

关于这一命令争议最大的条款是，要求总统提名的官员提出秘密的财政申报备案。这一条款也赋予文官事务委员会权力命令其他联邦雇员照此行事。财产申报的条款要求改变了对联邦政府道德方面的管理。所有高级被任命者都被要求把财产申报交文官委员会主席备案，由该主席审查其中的利益冲突，并同其他官员一起解决冲突问题。虽然高级文官申报财产的制度很少受到阻力，但对其他1万名联邦雇员申报财产的要求受到了争论。这迫使文官事务委员会缩小了要求申报财产的对象。

约翰逊政府之后，虽然历届总统上台都为其政府提出道德指南，但1965年约翰逊总统所颁布的11222号关于政府道德的行政令迄今仍然是联邦政府官员和雇员的道德标准。

1972~1974年尼克松政府时期发生了美国政治历史上具有持久影响的“水门事件”。尼克松在调查揭露出真相后被迫辞职。“水门事件”最重要的后果是竞选经费的改革，这一改革的起步实际上要先于“水门事件”的发生。1971年国会通过了《联邦选举法》(the 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它取代了《腐败行为法》，严格了对公开竞选经费的要求。对水门丑闻的调查揭露出1972年个人向尼克松的竞选连任委员会捐款高达5万美元以上，调查还揭露出，一些人向尼克松捐赠了总数为170万美元的捐款，其后他们获得了大使任命。【注释】Drew， Elizabeth， The Corrup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What Went Wrong and Why (Secaucus， N. J.: Carol Publishing Group， 1999)， pp.47～48.【注尾】不过，真正重要的改革是在“水门事件”后完成的，1974年国会通过了《联邦选举法》的修正案，当年10月由福特总统签署生效。《联邦选举法》是到那时为止最彻底的竞选经费改革法，它建立了对联邦竞选捐款和开支的严格限制，规定在每一次总统和国会议员竞选中个人对候选人的直接捐款不得超过1000美元；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不得超过5000美元；对所有联邦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总额不得超过25000美元，禁止超过100美元的现金捐款。1974年的修正案还为实施公开竞选经费的要求建立了一个执行机构——联邦选举委员会（the Federal Election Committee）。【注释】Drew， Elizabeth， The Corrup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What Went Wrong and Why， p.48.【注尾】 以后《联邦选举法》又得到多次修正。

五、《政府道德法》的制定

政府道德标准只是政府本身对其官员和雇员的道德要求，还不是法律。违反政府道德标准的官员的行为并不一定违法，他可能受到有关部门通告的谴责，并被迫辞职，但如果他没有违法，即使他受到起诉，也不会受到法律惩罚。但《政府道德法》属于法律范畴，具有法律效力，如果一名政府官员或雇员被法院判定违反《政府道德法》，就会受到法律的惩处。

在美国，政府道德标准的建立和《政府道德法》的制定是同步进行的。在政府制定和完善政府道德令的同时，国会于1962年通过了《联邦利益冲突和贿赂法》。该法规定了对前行政官员游说的新限制：禁止任何官员在离开联邦机构之后立即在联邦程序中代表私人主顾，如果该前官员“在为政府服务期间个人或实质性地”参加了该事务。

1978年10月26日，在尼克松政府辞职4年多之后，国会通过了《政府道德法》（The Ethics in Government Act）。该法包括了一个新的“旋转门”（即从政府部门转到私人部门或从私人部门转到政府部门工作）限制，其最重要的部分是新规定了一个对GS－17级以上雇员的一年冷却期，禁止他们以私人主顾的名义同其服务过的政府部门签合同，并禁止前高级联邦官员在其离开政府一年内为任何事务游说其前机构。《道德法》还规定，所有总统提名官员的额外收入不得超过其正式收入的15％，这一限制实际上防止了被提名者通过兼职来获得额外收入。《政府道德法》通过建立一些新的联邦公共机构扩大了对联邦道德的管理，最引入注目的是建立独立检察官制度。该法还要求政府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门中的几千名高级官员申报财产。该法律的通过是美国现代公共道德管理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1980年到1988年的里根政府时期，与30年前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非常相似的是，里根从私人部门雇佣了大量人员来担任政府的重要职位。也与前者相似的是，里根忽视其行政部门官员应遵守行政规则和刑法及道德限制的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为一个保守的共和党人，里根是“带着改革和解除规章的坚定信念来到华盛顿的”。【注释】Paul Stephen Dempsey， “Deregulation and Reregulation: Polic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Handbook of Regul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 p.105.【注尾】对里根来说，规章改革意味着推动解除对美国公司和工业的规章，使它们摆脱政府的管理人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里根任命副总统布什担任“总统解除规章工作小组”（the Presidential Task Force on Regulatory Relief）的主席。

1988年10月，国会通过了新的《道德改革法》，扩大了对前联邦官员变更工作的限制。里根总统否决了该法案，理由是它使政府录用急需的人才更加困难。其结果是，到里根1989年1月离开白宫时，有150多名总统任命的官员由于违反道德法而辞职，【注释】Steven Cohen and William B. Eimicke， “Ethics and the Public Administrator，” i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97.【注尾】其中最引入注目的是“伊朗门事件”。

接替里根总统的布什总统决心推行雄心勃勃的道德改革计划。1月25日，他仿效肯尼迪的道德改革，建立了联邦道德法改革总统委员会（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Federal Ethics Law），任命出色的法律学专家和公共道德专家马尔科姆·理查德·威尔基（Malcolm Richard Wilkey）担任委员会主席，卡特的司法部长格里芬·B.贝尔（Griffin B. Bell）担任副主席。这个委员会的倾向是对联邦政府的道德管理改革持保留态度，而对国会的道德管理更为关心。其时正值国会的道德丑闻频出，公众对此非常关注。

布什总统指示该小组考虑三个指导原则：（1）“公共官员的道德标准必须充分严格，以确保官员最诚实地工作，不辜负公众对他们的信任。”（2）“道德标准必须公平，必须客观且合乎常理。”（3）“道德标准必须对所有政府的三个部门一视同仁。”（4）不可不合理地阻止有能力人的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注释】Robert N. Roberts and Marion T. Doss， Jr.， From Watergate to Whitewater， The Public Integrity War， p.134.【注尾】

全国法律中心（the National Legal Center）的学者、1985～1988年期间任司法部官员的托尼·伊斯特兰（Tony Eastland）敦促总统推动其道德倡议，他建议布什挑战国会，要求国会遵守自己为行政部门订立的同样的道德法，因为只有这样做，国会议员才可能意识到那些规则的过分之处，使他们遵从理性和常理。

1989年4月12日，布什总统正式对国会提出立法建议，要求“严格一些联邦道德标准，放松其他一些标准，使法律在三个部门更加统一，并把联邦法官的收入提高25％。”【注释】David S. Cloud， “Bushs Package on Ethics， Pay Seeks Uniform Standard，”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April 15， 1989)， p.817.【注尾】 在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全国大会的演讲中，布什表示，他想要国会改革道德标准；“适用于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工作人员的标准也应适应于国会山的国会小组委员会工作人员。如果华盛顿想要成为一个公平的游戏场，那么每一个游戏者都应当被一视同仁。”【注释】George Bush，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To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April 12.【注尾】

布什的《政府范围道德法》(the Governmentwide Ethics Act)包括：（1）对三个部门中的官员实行统一的财产申报制度；（2）把现行《联邦道德冲突法》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国会中的官员和资深雇员；（3）对三个部门实行统一的礼品和旅行补贴规则；（4）实行新的在政府中退职后的游说限制；（5）把独立检察官制度扩大到国会；（6）把外来收入不得超过收入的15％的限制的适用范围从行政部门扩大到国会。【注释】Ann Devoy， “Bush Offers Proposal on Ethics， Pay，” Washington Post， April 12， 1989， pA1.【注尾】

然而，《政府范围道德法》没有像国会的批评者所期望的那样走得那么远。法律并没有包括禁止国会议员接受演讲和参加会议的报酬。这受到监督国会腐败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共同事业”主席的强烈批评，《华盛顿邮报》也要求布什对此表明态度，并采取相应措施。【注释】“An Ethics Test for Mr. Bush，” Washington Post， April 12， 1989， p.A22.【注尾】

国会最初强烈抵制废除酬金。1989年11月妥协逐渐形成，国会接受了对议员接受酬金的严格限制、更严格地接受礼物的规则和对前国会议员和雇员的游说的某些限制。作为回报，国会议员将得到提薪。白宫要求“适用于行政部门官员的《利益冲突法》也适用于国会的工作人员”，虽然参众两院的谈判者拒绝接受这一要求，但他们还是同意放宽许多对行政部门的道德限制。

11月，布什签署了国会通过的一揽子《道德改革法》，该法包括一个统一的限制所有三个部门联邦官员和雇员接受馈赠的法律，限制向任何人要求或从其手中接受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如果那些人（1）寻求该官员或雇员个人任职的部门的官方行动、同其部门做生意、或（在行政部门官员或雇员的情况下）进行受到其部门限制的活动；（2）其利益可能受到执行或不执行该官员或雇员个人责任的实质影响。【注释】Robert N. Roberts and Marion T. Doss， Jr.， From Watergate to Whitewater， The Public Integrity War， p.138.【注尾】

然而，统一接受馈赠的法律仍含有一个很大的漏洞。该法律授权联邦政府各部门监督道德的机构来“制定规则执行（该条款），并在适当的情况下提出合理的例外”。众议院随后颁布的规则虽然对馈赠作了严格的限制，但是它允许众议员接受数量不限的“价值不大的”礼物。《道德改革法》关于接受旅行补助的条款准许所有行政部门接受来自非公共资源的补助。在此之前几十年，参众两院的道德规则曾允许议员从非联邦资源接受旅费和食宿费。

《道德改革法》关于财产的条款把关于“利益冲突”的新规定加到联邦税法中。其标题是“出售财产以符合利益冲突的要求”，它“允许联邦政府行政部门的官员或雇员保有出售财产的任何所得，以符合任何利益冲突的要求。”【注释】“Qualified Rollover Can Also Avoid Conflict of Interests，” Journal of Taxation 73 (September 1990)， p.138.【注尾】对于行政部门的道德官员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解决总统任命的官员和其他联邦雇员的利益冲突问题的方法。从1990年到1993年，政府道德办公室主任颁发了461个出售财产证书。353个家庭单位在这4年中得到了一个以上的出售财产证书。【注释】Robert N. Roberts and Marion T. Doss， Jr.， From Watergate to Whitewater， The Public Integrity War， p.139.【注尾】 《道德改革法》对现存“旋转门”制度的条款只做了微小的调整，并首次增加了对前国会议员和雇员游说国会的限制。

仔细观察美国的政府道德法，就会发现防止腐败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利益冲突概念”建立起来的。行政部门制约利益冲突行为和利益冲突表现的制度的建立经历了130年的时间。虽然在美国历史上，公共官员的诚实问题一直是一个在政治上令人关注的重大问题，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公共诚实的注意力才集中到了利益冲突问题上。这是同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责任的扩大和官员权力的扩大分不开的。也因为此，虽然国会在19世纪中叶就颁布了禁止利益冲突的法律条款，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利益冲突问题才对美国总统的任命产生强烈影响。从那时起，白宫不得不更密切地关注被提名者的私人问题和他们在任职中的行为，以确保这些高级决策者的行为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

利益冲突规章建立在下述概念之上：公共雇员不应有任何可能造成利用官职来谋取私利的表现。“利益冲突”规章是“在事件发生之前阻止罪恶发生；它针对的是潜在的损害。” 【注释】Robert N. Roberts， White House Ethics， the History of the Policies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Regulation， p.17.【注尾】它假定，利益冲突的表现威胁到了客观的决策和公众对决策客观性的信心。换言之，公共官员和雇员在作为公仆在采取行动时其动机必须是无可怀疑的。 六、行政部门中监督公共腐败的机构

在美国，对政治腐败的制约不仅依赖于政府道德法和道德规章，而且还依赖于监督和执行这些法律和规章的机构。这些法律和规章及监督和执行机构及其工作程序，构成了一整套反腐败的机制。目前在美国，执行监督和制止公共腐败的政府部门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负有对公共腐败行为进行调查和起诉的功能，它们是联邦刑事调查和起诉机构，主要有：司法部刑事局公共诚实处（The Public Integrity Sec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美国检查官（American Attorneys）、联邦调查局（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和独立检察官（Independent Counsels）。

第二类监督和制止腐败行为的机构是非刑事公共诚实机构，它们不具有对腐败行为进行调查和起诉的功能，其主要责任是为了避免利益冲突而审查联邦雇员和官员的财产情况，解释刑法和行政部门的公共诚实规则，确保联邦雇员和官员对它们的理解。“水门事件”后，负责公共诚实的联邦机构不仅增多了，而且扩大了其活动范围。它们获得前所未有的独立地位，并成为许多公共道德争论的最后仲裁者。非刑事公共诚实机构包括：司法部律师办公室（the Office of Legal Council）（OLC）、政府道德办公室（the Office of Government Ethics）、监察长办公室（Inspector General Offices）和白宫律师办公室（the Office of White House Counsel）。

关于这些机构的功能、构成、演变和发展，限于篇幅，在此就不详述了。

在美国，到1996年有36个州制定了道德规则，并设立了“委员会”或“办公室”来监督道德管理。【注释】Steven Cohen and William B. Eimicke， “Ethics and the Public Administrator，”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27 (January 1995)， p.97.【注尾】这些委员会一般执行公共道德调查、提出咨询、监督或审查财产申报。州司法部长办公室和地方检查官日常执行州的关于公共腐败的法律。不过，在进行对最严重的公共腐败调查方面，联邦执法机构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有50个以上的联邦执法机构具有执行公共腐败调查的责任。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刑事局公共诚实处、美国检察官、独立检察官，以及各部门的监察长办公室，都在揭发、调查和起诉地方、州和联邦公共腐败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从80年代到1992年，联邦法庭立案的与公共腐败有关的刑事案件增加了70％，从27968件增加到47472件。同一期间，联邦检察官起诉了12897件针对地方、州和联邦官员和雇员的公共腐败行为，有11256件公共腐败案件被定罪。【注释】Robert N. Roberts and Marion T. Doss， Jr.， From Watergate to Whitewater， The Public Integrity War， p.88.【注尾】根据司法部1993年给国会的报告，从1974年到1993年，6824名联邦官员、1195名州官员、3706名地方官员和4186名其他个人在联邦检察官起诉其违犯《政府道德法》的基础上被定罪。【注释】Ibid.， p.90.【注尾】这一事实也说明，在美国，州的执法机构仍然有相当大的困难来发现州和地方层次上的公共腐败，因此州需要联邦的支持来把腐败的州和地方官员绳之以法。

观察美国的反腐败实践，可以归纳出如下一些主要特点：

第一，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时期是通过诸如文官改革运动和进步主义的城市改革运动这样的社会改革运动来结束的，这些运动推动了行政部门结构性的变化，使政府改变了公共事务的管理方式。

第二，建立联邦政府的道德标准从杜鲁门政府起被看作是反腐败的一个主要措施。政府在建立道德标准的同时，还设立了监督执行道德标准的机构，其主要关注在于事先预防，而不是事后惩罚。

道德与法治命题建议篇8

然而有一个“革命”信仰是不是可以万事大吉？秦始皇认为足已够用，其他都在否定之列。于是他建国后的卓越“功业”就是扼杀“百家争鸣”，断绝三教九流，最佳杰作则是“焚书坑儒”。他不懂得在“革命信仰”之后，还要“继续革命”，还要有“执政信仰”与“伦理信仰”的继往开来。这后来的工作他都没有做，只是在李斯的提议下宣布“以吏为师”，算是一种搪塞与敷衍。其实也是勒令全国以官言吏行为准则，管制民间思想。

结果当然很不妙——二世而亡。秦朝亡在暴政，亡在苛税，更亡在他只有武功而无文治，没有伦理信仰建设意识与实践。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权力大厦，只因建立在一个信仰沙漠之上，终于经不过历史的考验，转瞬崩塌！

与秦始皇比较，汉朝有所更张。文景之际，尊“黄老之学”，尚“无为政治”，一意“与民休息”，轻刑法，减赋税，求贤良，不事声张，一旦有事即下诏责己，创造出“文景之治”的好局面。

汉武帝开始的时候也相信秦朝的五德说，又认为《春秋繁露》提出的三统说也颇有新意，结果“取了三统说中的正朔而去其服色，取了五德说中的服色而去其正朔”，由国家颁为法典，定为权威。

一个身体力行，“替百姓服务”理论，一个用三统论鼓吹“受天命”学说。从信仰建设的“逻辑”来看，“三统说”是汉朝的“革命”信仰；“与民休息”论，是它的“执政信仰”。汉秦相较，汉朝的“信仰建设”，殊有创造，似乎已经找不出更齐备无缺的支持它存在与作为的信仰体系。

然而，足具政治智慧的汉武帝，没有在“信仰建设”的道路上停下脚步。他感慨这个世界还没有确立一个完整井然的精神秩序，给他刺激的是在他上台之前的“刘濞之乱”，再有就是整个社会经济“勃然”，而礼义委顿。他决计用策马的长鞭，在中国的大地上画出精神的井字格。他请出儒学大师董仲舒，一反秦代所为，“独尊儒术”。这一来，汉朝长治久安，创下西东汉合享数百年的历史奇观。确如学者所说：“五德终始”到“黄老无为”再到“尊崇儒术”，是秦汉之际国家意识形态三次更迭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辩证否定的历史发展过程。

政治信仰可分为“革命信仰”与“执政信仰”。“马上”的时代产生革命信仰，“马下”时代确立执政信仰。没有革命的信仰，无法说明合法性；没有执政的信仰，无法团聚人民，同舟共济。

这样，就既不可疏失对革命信仰的宣传与发扬，又不可忘记执政信仰的及时确立，不可将革命信仰取代执政信仰，将完整的政治信仰建设搁浅于途中。革命信仰的主题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造反有理”，“革命有功”，这是一个“打”天下与“解构”世界的哲学。执政信仰的主题是崇德爱人、经世济民、富国强兵，这是一个坐天下与“建设”世界的哲学。时代变迁，单边式地以革命信仰作唯一支柱，可能出现思想的错位与理论的“失语”。

政治信仰建设的同时，要切实投入伦理信仰建设的工程。伦理信仰表达国家的精神秩序，个人的生活准则、社会的价值判断。这是须臾不可离开的精神世界，离开了，就不会有良好的社会秩序，就不会有清正的官风吏治，就不会有文明的民风世俗。这个社会将找不到一个稳定的精神承载，腐败公行于官场，贪欲横行于市场。

信仰的重要资源来自“民族”。近百年来，中国知识界热衷于“解构”，批判主义总占话语主权，建设主义总处边缘地位。将先贤丑陋化，将列祖脸谱化，成为知识界竞相为之的时尚。为此，常被窃笑于同是“儒家国家”，而早已进入“列强”的日韩诸国。

道德与法治命题建议篇9

潘基文在2007年曾多次表示，其2008年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着手政治事务部的改革，提高其效率，加强其能力。潘基文的改革举措就包括一个总额为2100万美元的关于加强和重组政治事务部的预算方案和建立一个专业的危机应对部门――斡旋专家待命小组。

首项工作：肯尼亚10日调解

2008年3月初，联合国政治事务部宣布成立由6名成员组成的“斡旋专家待命小组”。小组成员均为在国际危机处理领域具有独特建树的知名专家，每人分管不同的危机处理专业，如安全问题、司法与人权、权利分配以及制订宪法等。他们担任的职责就是随时待命，前往危机突发地区，向在那里负责调解工作的联合国、地区组织以及有关国家政府的高级官员提供相关的专业建议，解决在危机调解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难题。

今年2月底，包括马佩恩德雷在内的两名小组成员紧急前往肯尼亚，协助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领导的非洲名人小组调解肯尼亚政治危机，而当时，小组尚未正式成立。数天后，其他小组成员聚集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小组也于3月3日正式开始运行。经过在纽约短短几天的情况汇总之后，小组成员便分别前往多个热点地区，参与在当地开展的危机调解工作。直到6月下旬，小组成员才有机会回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了小组成立3个多月以来的首次全体会议。

小组安全问题专家马佩恩德雷是一位性格稳重的黑人，他的经历非常具有传奇色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曾经担任过津巴布韦某游击队的指挥官，国家独立后进入政府军任职。后来，马佩恩德雷到加拿大留学，毕业后进入美国著名智库卡特中心，成为一名危机处理问题专家。2007年3月，他开始担任位于渥太华的加拿大国际应用谈判研究所执行主任，负责斡旋训练项目以及部分非洲国家冲突的实地工作。他熟悉非洲的和平与民主计划，是该地区涉及武装团体问题的权威。

2008年2月，成功于2007年年底应聘成为联合国斡旋专家待命小组成员的马佩恩德雷接到了首个任务――2月29日，马佩恩德雷在加拿大收到指令，要求他立即前往肯尼亚协助调解当地的政治危机。与此同时，远在南半球的新西兰，另一名小组成员――宪法问题专家安德鲁・拉德利也接到了同样的指令。于是，两位天各一方的小组成员立即动身，72小时后，两人便抵达了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此时，肯尼亚政府与反对派已经在安南的调解下达成了和解，马佩恩德雷和拉德利的工作就是按照协议内容负责落实相关的具体工作。拉德利负责修订宪法方面的事务，而马佩恩德雷则主要负责与当地人进行接触，了解他们对警察部门改革的建议。马佩恩德雷总共在肯尼亚工作了10天左右，之后又于4月份被派遣到乌干达，向联合国政治事务部的官员提供安全问题建议。

马佩恩德雷说，工作本身非常有意思，但是由于他的任务只是负责协助调解工作，而任务的具体内容需要取决于调解努力的进展情况，而当时安全领域改革问题并非是重点问题，因此感觉“任务并不繁重”。

没有办公地点，家中随时待命

美国人诺伊女士曾在圣地亚哥大学担当首任琼・布罗克和平与正义学院执行主任，是一位在危机处理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在非洲与中欧等地数十个国家曾参与过危机评估与调解的工作。她还担任过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冲突调解顾问。

诺伊说，有人把她所领导的这个专家小组比作专门处理国际危机问题的“消防队”，也有人把它比作特警部队，她个人认为“后者要更为准确一些”。因为，“与特警部队类似，专家小组每人都有自己的专业技能，能够在接到任务后立即出动，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解决问题。”与消防队仅仅在发生火警后才出动的情况不同的是，专家小组可以在危机发生之前，前往存在潜在风险的地区，对当地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情况进行调查评估并提出建议，供有关方面采取相应对策，防止危机发生。

诺伊把专家小组比喻为一个“工具箱”，里面的“锤子”、“钳子”、“钉子”和“扳手”等每个工具都各有所长，而集中在一起可以承担更加复杂和重要的工作。专家小组的每个成员既可以针对某个问题独立开展工作，也可以结伴或集体开展工作，以应对更加复杂的情况。

在3月5日举行的小组记者招待会上，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帕斯克曾经预言，小组成立后，来自各方的需求将使之应接不暇，其成员将穿梭于世界各个热点地区，小组成员将会把80%的工作时间用于在危机地区实地处理问题。

为了满足新工作岗位的要求，诺伊辞去了原来的工作，其他小组成员也都办了停薪留职手续，做好了随时前往危机地区工作的准备。由于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小组成员在没有出差任务的时候，便留在各自的家中待命。

即便是在家中，小组也丝毫没有放松休闲的机会。联合国政治事务部给他们布置了相当繁重的调研任务，要求他们帮助联合国制订有关危机处理问题的政策方案，有时还要向远在前方的调解人员提供专业建议。此外，小组成员每天都通过电邮联系，每周还要召开一次全体电话会议。诺伊笑着说，她现在正在研究SKYPE，打算将来通过它来召开小组的视频会议。

由于需要24小时待命，随时都有可能出差，小组成员的家庭和个人生活因此受到了影响。诺伊说，自从担任新工作以来，一些非常琐碎的个人或家庭小事几乎都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日程安排因此变得非常困难。她举例说，她会在买音乐会门票之前犹豫不决，因为不知道自己到时是否能够到场；与医生约好两周后见面，但不知道届时是否会爽约；制订个人休假计划更是困难重重。

她说，其实，在担任这一工作之前，小组的大多数成员也都经常出差，因此可能家人和朋友也都能对此给予理解和原谅。她和其他小组成员都认为，他们现在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由来与前途

谈起专家小组概念产生的源头，联合国政治事务部发言人贾里德・科特勒说，在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领导下也有一个类似的人道专家小组，是由前任联合国负责人道救援事务的副秘书长埃格兰一手创立的。几年来，人道专家小组运转非常成功，联合国政治事务部由此产生了成立本部门专家小组的想法。

另一方面，小组的成立也与联合国斡旋危机的方式发生变化有关。近年来，联合国参与解决的国际冲突问题出现了新的趋势，以往多为国家之间发生的冲突逐渐为国家内部冲突增多所取代。因此，联合国所要处理的问题已经不能仅仅通过派兵维和这样的军事行动来解决，更要负责处理调解国家内部派别冲突、分配权利与财富、维护法制和人权、人道救援，甚至是建立防务和制订宪法等纷繁复杂、细致入微的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国际调解前沿对相关领域专家的需求日益迫切。联合国政治事务处秘书长帕斯科说，过去在对冲突进行斡旋时，通常的做法是由声誉良好的名人带着一位律师及一位助理，就足以促成和解协议，但“如今，你会面对各种问题，涉及面非常宽，尤其在涉及国内问题时”。

为了征集小组人选，2007年初，联合国在致信各国政府要求它们推荐人选的同时，还在通过各个网站刊登招聘广告。后来，挪威非政府组织――挪威难民理事会对包括21个国家提出的42名候选人在内的400名候选人进行初选，随后又由联合国政治事务部通过各种资格考察和考试，这才确定了最后人选。

由于仍处于初创阶段，小组的运行机制尚没有定论。目前，包括工资在内的小组各项财政支出均由挪威政府赞助，挪威政府为此已经提供了180万美元，用于小组1年内的工作经费。小组的账务、合同等具体的行政管理事务由挪威难民理事会负责，而具体的工作指导和安排则由联合国政治事务部全权负责。

道德与法治命题建议篇10

习主席说，“青年一代是党和军队的未来和希望，革命事业靠你们接续奋斗，优良传统靠你们继承发扬。”当代青年大学生是国家未来发展的生力军，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关系到中国梦的实现。新形势下，抓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确保大学生政治合格、更好地服务社会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这是实现高等教育目标的首要任务。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决议》对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1突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增强实效性

当时红四军中存在轻视甚至贬低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如单纯军事观点，《决议》一开始就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针对这种现象，《决议》强调指出，必须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首先从思想上建党，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来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把党员培育成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才能完成党和军队的历史使命。习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理想信念在全军牢固树立起来，适应强军目标要求，把鉴定官兵理想信念作为固本培元、凝魂聚气的战略工程，把握新形势下铸魂育人的特点和规律，着力培育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理想信念的牢固树立、新一代“四有”军人的培育，为我军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进行的理论武装和思想引导工作，是党对军队实施思想政治领导的根本途径，是加强军队全面建设、完成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增强部队凝聚力、提高部队战斗力、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重要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当代青年大学生而言，也是确保其成人、成才的必要条件。

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摆脱形式主义，增强实效性，首要的就是要突出其核心地位。主席在新形势下召开的古田会议，再次强调了“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看家本领，是我军的最大特色、最大优势，是我军同一切其他性质军队的最大区别，也是我军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的重要保障”，我军政治工作起到的是生命线的作用。学校教育讲求“学校教育、育人为本，德智体美、德育为先”的思想观念，在大学生教育中突出学生的道德教育，将其置于育人工作的首要位置。

当前，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各种思想文化在网络上相互激荡，非无产阶级观点随处可见，不少极端组织、分裂分子、敌特人员在网络中散布不良信息，青年大学生所能接触到的资讯越来越庞杂，如若缺乏一定的政治辨别力，很容易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形成错误的价值取向。再加上大学生没有工作经验，容易轻信他人言语，往往成为文化渗透、思想渗透的重点目标。同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个别学校存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局面。大学教育实施教育改革，突出任职教育，强调专业、技能教学，思想政治教育逐渐成为边缘学科，缺乏应有的重视。因此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让其回归应有的地位，任务非常艰巨。

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不应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应真正落实到学校教育的大局中，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加以帮助扶持，切实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2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形式，增强针对性

重温《决议》内容可以发现，制定科学合理的教育内容是搞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决议》对思想政治工作内容进行了划定，指出必须根据党的中心任务来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红军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正确纲领路线教育。同时《决议》从不同角度出发，将教育内容分层确定，根据时代环境的不同、解决现实问题的立场，以及教育对象的差别等方面，具体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式应该有所区别。

当前大学生以90后青年为主，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状况从总体上说是积极向上的。但是由于其成长于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形势下，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受到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个别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出现了一些偏差。从国内环境看，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经济成分、就业方式、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社会思想领域异常活跃；就国际形势讲，国与国之间交流越来越频繁，综合国力竞争不断加强，各国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各种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相互激荡。这些情况，既有利于大学生形成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和成才意识；同时也导致少数青年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立场不坚定、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功利化等倾向。思想政治教育者应抓住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心理特征以及学校学习的优势，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学生从内心认同教育内容，进而达到教育目的，培养出真正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有用人才。

（1）要积极创新教育内容，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鲜活度，让学生想听。提到思想政治教育学什么，学生往往首先想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理论、哲学等理论性较强的课程，这些内容既深奥又枯燥，在课堂教学中是最容易打瞌睡的课。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与院校各项教学目标相配合，坚持围绕中心任务服务大局。但是客观上来说，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确实存在理论性强、枯燥乏味的特点。在教学中部分教师仍存在针对性不够的问题，具体体现学生工作、生活需求的内容不多，时代气息欠缺，与大学生的新观念贴合不紧。要切实针对新时期青年学生的新情况，结合社会实际来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行创新。将大学生个人成才目标与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如何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实现个人成才愿望；把专业课的学习与社会发展实际联系起来，激励学员以出色的专业技能为社会服务；使大学生了解网络信息化的利与弊，提醒他们在享受网络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要练就“火眼金睛”，能够明辨是非，坚定政治立场。

（2）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灵活性，让学生爱听。目前高等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以课堂教学形式为主，因此个别思想政治教育稍显教条主义，学生不爱听。英国著名教育家洛克曾言，“任何东西都不能像良好的方法那样，给学生指明道路，帮助他前进。”教学方式方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决议》提倡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教育官兵，宣传群众。其中还列举了18种方法进行党内教育。例如办党报、办训练班、开小组会、对不识字的党员读报纸、游艺、改良待遇等。对于怎样上政治课，《决议》也给出了多种官兵乐于接受的方法，如启发式、由远及近、由浅入深，说话要通俗、明白、有趣味，干部班要用讨论式等。这些方法在当前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尤其是要废止注入式的课堂讲授。注入式的讲授政治理论，学生即使被动听课，但是内心并不完全接受，甚至反感教育内容，达不到预定的教育目标。应积极发挥大学教育的优势，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如专题研讨、社会实践、小型辩论等，让学生在自觉探索中达到教育目的。

3注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队伍建设，增强渗透力

道德与法治命题建议篇11

A. 英国 B. 美国 C. 法国 D. 德国

2. 按照一位英国政治学家的权威性论述：“英王是政治体政中扎根很深的遏制机器的组成部分”，“能在出现冲突和危机的情况下发挥巨大的影响”，英国国王的职能是（ ）

A. 他是国家统一的象征

B. 协调政党斗争和社会矛盾

C. 制约议会和内阁的权力

D. 任命重要的政府成员

3. 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首相后，有人描述内阁会议：“在内阁中，她首先讲话，概括地阐述她的意见，以及政府将采取的政策。然后，持不同政见者才可发言。他们不总是能够顺利地讲完意见。因为首相有时会无礼地打断他们的讲话，……当内阁记录传到出席了会议的那些内阁大臣手中时，上面写的都是首相告诉内阁，政府将要做的事。”这段话主要说明英国（ ）

A. 责任内阁制的完善

B. 首权的权力不再受到制衡

C. 内阁的集体决策权受到挑战

D. 内阁与首相共进退

4. 美国1787年宪法的序言部分最开头是“We the people”（“我们合众国人民”），这三个英语单词成为美国宪法中被引用频率最高的部分。由此可见，美国1787年宪法遵循的原则是（ ）

A. 民主原则 B. 共和原则

C. 分权制衡原则 D. 联邦制原则

5. 美国著名评论家汤姆斯・弗雷德曼认为：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秘密在于……这段话中省略掉的部分应是（ ）

A. 经验和技术 B. 法律和制度

C. 浓厚的文化内涵 D. 移民的奋斗

6. 面对严重的金融危机，2008年10月2日美国参议院以七十四票同意，二十五票反对，高票通过了布什总统的8500亿美元救市新方案，本周一上午众议院曾驳回了他的七千亿美元救市方案。到10月4日，美国众议院以263票对171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经修改的这一救市方案。上述事件包含的信息不包括（ ）

A. 政府方案需经参众两院通过才能生效

B. 总统与议会之间存在制衡

C. 总统与议会代表的利益是基本一致

D. 参众两院的态度必须保持一致

7. 1873年，法国某报纸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写到：“我们是工业家和土地所有者，需要秩序，并不喜欢共和政体。但是，如果‘联合派’（属于君主派）获得胜利，那些现在还留在我们方面的大部分人将投入极端共和派的怀抱去了。”这段话反映出当时在法国（ ）

A. 政治局面错综复杂

B. 无产阶级建立了共和政体

C. “联合派”能带来社会安定

D. 共和派已获得政治上的绝对优势

8. 以下是2004年法国各党派在两院（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中所占席位列表：

[国民议会＼&参议院＼&政党名称＼&席位＼&政党名称＼&席位＼&人民运动联盟党团＼&364＼&人民运动联盟党团＼&155＼&社会党党团＼&150＼&社会党党团＼&97＼&法兰西民主联盟党团＼&30＼&中间人士和法兰西民主联盟党团＼&33＼&法国共产党和共和人士党团＼&22＼&共产党、共和与公民党团＼&23＼&无党派人士＼&11＼&欧洲社会民主联盟党团＼&16＼&＼&＼&无党派人士＼&7＼&]

从列表中可以看出（ ）

A. 法国实行多党制

B. 法国无产阶级可能通过政党政治掌权

C. 法国总统是人民运动联盟党团领袖

D. 法国的政党斗争比美国激烈

9.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国际“分赃”会议在巴黎召开，商讨解决战后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大会由协约国的“三巨头”组成最高委员会，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美国总统威尔逊出席，按照国际会议对等原则，法国出席巴黎和会的是总理克里孟梭。这一外交安排说明（ ）

A. 法国宪法规定总理是国家元首

B. 法国宪法规定总理有权缔结条约

C. 法国总统的权力被议会削弱

D. 当时法国的权力中心在内阁

10. 19世纪晚期，德意志帝国的议员们被称为“绵羊脑袋”，德意志皇帝发出的第一道法令就是“致我的军队”。以下对德意志帝国皇帝和议会的关系表述不正确的是（ ）

A. 皇帝是实，议会是虚

B. 皇帝有权解散议会

C. 议会选举产生的内阁需经皇帝任命

D. 议会通过的法案需经皇帝批准

11. 德意志帝国最终于1892年确定黑-白-红三色旗为帝国国旗，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9年魏玛共和国成立而被取消。其中黑-白代表了普鲁士，红-白代表了勃兰登堡选帝侯（普鲁士国王）。这面国旗体现的含义是（ ）

A. 统一与进步 B. 武力与专制

C. 铁血政策 D. 君主立宪

12.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介绍某国的制度时说：“事无大小，必须各官合议，然后准行：即不成允，亦须十人中有六人合意，然后可行。本省之官，由本省之民选择公举。”这一国家应是（ ）

A. 美国 B. 德国 C. 日本 D. 俄国

二、非选择题（13题26分，14题26分，共52分）

13. （26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据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回忆：州权派一贯都对中央集权存在一种恐惧心理，他们主张国会选举行政首脑，行政首脑不能直接连任，行政首脑无权否决国会的法案，行政机关人员任命权归于国会。联邦派则认为必须由普选产生行政首脑，其任期无限，对国会通过的法案有否决权。弗吉尼亚州（当时最大的州）埃德蒙・伦道夫提出立法机构由两院组成，两院议员的名额均按人口比例分配于各州。以新泽西州（当时较小的州）为首威廉・佩特森的代表提出新的方案。主张设立一个一院制的立法机关，各州在立法机关中拥有相等的名额。

北部自由州认为黑奴是奴隶主的财产，奴隶不能算作人口而获得议席。南部州认为奴隶在平时是财产，但是在选举国会议员时应将其计入州总人口中。

材料二 美国联邦党人当年设计政治制度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两个字――“有衡”。政治制度的“有衡”包括两层含义：第一，不同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第二，不同利益之间的相互均衡。

――《论政治文明的内在灵魂》

材料三 国会授权罗斯福进行大规模的干预和调节……但在罗斯福新政的前期，最高法院与行政间则展开激烈争吵。法官们……先后宣布新政的几个主要法令违宪，予以废止。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

（1）依据材料一，分析美国1787年宪法制定过程中存在哪些矛盾，争论的焦点有哪些。（10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美国政治制度中如何实现不同权力之间的“有衡”。（6分）

（3）根据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评价美国政治制度设计中的“有衡”。（10分）

14. （26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英国“光荣革命”（实际是次）大概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一次政治设计。它在一个有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家找到了一个摆脱革命与专制的循环，能有效地控制“控制者”的办法。……这大概是改造专制制度以进行制度创新，摆脱专制的革命循环，走向长治久安的最完美的例子。

――杨小凯《中国政治随想录》

材料二 俾斯麦统一德国，较之以往的德意志分裂，是一种“革命”，但俾斯麦统一德国的道路，较之资产阶级的革命道路，则是一种“倒退”。

――丁建宏《德国通史》

材料三 正是因为德意志是以战争为主要手段来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它强调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对个人权利并不重视，这样在德意志民族心理中就加强了“强权即公理”的信念，这一信念的畸形发展强化了民族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种族主义倾向。……并且作为普鲁士军队核心力量的容克军官团依旧坚持老式保守主义，忠于君主个人而非国家，从而现代化的普遍兵役制与君主独裁紧密相连，这也就使得君主可以轻易调用军队来反对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并使得整个社会有了军事化倾向。

――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

（1）材料一中提到“光荣革命”所创造的完美政治设计是什么？（2分）这种政治设计是如何有效控制“控制者”的？（4分）

（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材料二中认为俾斯麦统一德国，是一种“革命”，又是一种“倒退”的含义。（8分）

道德与法治命题建议篇12

1935年2月5日，秦邦宪向交出三颗印章后，说：“今后分配我做什么工作都可以，我保证完成任务。”秦邦宪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军委委员的职务，重要的会议都参加，并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是长征期间中央和红军的四个主要领导人之一。3月11日，由与建议，常委决定以、、王稼祥组成指挥军事的最高领导小组，相当于遵义会议前的最高三人组。从1月29日到3月22日近两个月的时间，为躲避敌军的追堵，中央红军紧张地行军，四渡赤水，故意走弯路。由于行军疲劳，部队出现了牢骚话，有的说情愿作战牺牲，不愿走路累死。这时向写信，要求撤掉，由代替。于是，5月12日中央在会理县铁厂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统一思想认识。秦邦宪、、、都发了言，表态支持。

关于维护的威信和与闹分裂作斗争，1936年9月23日秦邦宪与潘汉年谈心时对此作了回忆，现根据潘汉年的转述摘录如下：

“1935年3月4日，中央军委在鸭溪成立了前敌司令部，为司令员，任政委。这是遵义会议后，跨出的第一步。任政委后，亲自主管一科，直接掌管电台的电讯往来，以此指挥战斗行动，用兜圈子的办法巧妙躲过敌人的堵追。但是部队指战员中，因不了解敌人的动向，开始有人对‘打腿仗’出现不满，整天急行军。三渡赤水后，一些中、高层部队领导也开始不满，反对兜圈子，同敌人玩捉迷藏的战术，使部队来回走不少冤枉路。还为此给写了信，要求更换军事领导人，提出把换下来，让上。

“面对这个情况，是我（指博古――编者注）和两个人以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出面做工作，和大家解释，总算把此事平息下去了。

“1935年3月10日，觉得时机已经成熟，提议成立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中央军事小组，全权指导军事行动，成为全党全军最高的军事领导核心。于是，‘军事三人组’取代了遵义会议前的‘最高三人团’。这是跨出的第二步。这时他已不再是‘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帮助者’了，而是真正的‘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了，只不过还没有正式明确罢了。

“1935年5月9日，红军渡过了金沙江，12日攻克会理，‘三人组’决定在会理休整一周。同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前阶段干部中，有人对军事领导不信任要求改变指挥者，甚至给党的负责人写信的右倾机会主义行动。会上点名狠批了。他是在四年内亲手从一名副营长提升为军团司令的人。毛说：‘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土城硬拼，我们吃了亏就要长一智，不和敌人硬顶，就得绕点圈子，就得多走点路，这你就受不了啦？就要反对军事领导人，就要把换下去，难道你要军委听你指挥？你太自不量力了。’毛狠批了，也就把其他军队领导干部震住了，杀鸡吓猴取得了成功。

“在这个会议上，、、和我都发了言，都表态支持了。我认为在目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党和红军内部绝对不能发生分裂，必须上下一心，共度困难。四渡赤水、过乌江、抢渡金沙江，的决策是正确的，我们应该支持他。

“于是在这个会议上，正式明确了是军事小组的负责人。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是推了一把，使完成了第三步，成为中央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中共中央党内的‘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了。”

会理会议后，为贯彻中央与“三人组”的决定，秦邦宪写了大量文章在军委机关报《红星报》上发表。渡大渡河前，22日写《强渡大渡河》；过河后，总政发出《关于渡过大渡河的政治工作的指示》，这时已到与四方面军会师的前夜，秦邦宪又写了《前进，与四方面军会师去》，发表在总政《前进报》创刊号。下面是秦邦宪的口述：

“1935年6月16日，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开扩大会议，决定增补为军委副主席，、为军委委员。但不满，在两军统一的行动方向上，不同意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坚持创建川康根据地。

“会后，和分别来找我和凯丰，了解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情况。说遵义会议的决议不合法，四方面军不同意等。我和凯丰都义正词严的拒绝了的拉拢，告诫他要维护党的团结，不要搞分裂。同时我还对的旧军队习气提出了忠告，劝他改掉军阀作风等。

“特别是刚到懋功，我就收到李先念转交的曾中生写的一封信，并要我保密。曾中生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中共川陕省委委员，因写了一份书面报告给中央，反映鄂豫皖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意见，批评了，被诬蔑为‘托陈取消派’，从1933年8月起遭到非法逮捕和长期监禁。1935年3月带着手铐，随红四方面军进军川西，得知党中央到了懋功，就写信给我(因为他不知道遵义会议的事情，仍认为我是中央负责人)，要求调离四方面军，请中央给他安排工作。我看完信就转交给了请他处理(但因对曾另有看法，当时未处理)。但我总觉得这个人专制得太过分，怎能这样对待一个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的有功同志呢。所以在与交谈中，我反问，你对曾中生同志的事准备怎么办，人家只是写报告给中央反映自己的意见，有多大的错误嘛，关了两年还不放。这一下把惹翻了，气呼呼地走了。

“和我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在‘中大’时还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过去一直相处甚好。这次也因话不投机，不欢而散了。是搞政治的，是四方面军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当时廖承志是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就因为反对的错误，被，从1934年12月关押到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仍在押解中。听了李先念的‘透风’后，我心情很是悲愤。在和谈话时，我很气愤地问他：你作为总政治部主任，难道连自己的秘书长都不救，对的家长制、军阀作风就熟视无睹，听任他这样横行霸道下去，你的党性何在？无言以对，只好告辞。

“事后，知道了，对说：博古是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但是、对我的反感大了。7月18日，政治局又在黑水县芦花召开了会议，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退出军委工作。’最后的权力之争，得到了的让步，把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了。还了军委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由兼总司令，任总政委，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

“但仍不满意，坚持要任军委主席，由任总政委，任副总司令。于是8月4日至6日，在毛儿盖的沙窝又开了三天政治局会议，最后我决定让出总政治部主任由兼任。并成立前敌指挥部，兼任总指挥，兼政委，任参谋长。这样，使这时不再争职位，同意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

“为此8月19日又提议开了个政治局常委会，目的是把几个常委团结到一起。会议开得很短，主要由谈了如何对待错误问题，接着常委分工：管组织，管军事，我负责宣传，帮助管军事并兼任一方面军司令与政委。至此，毛正周副领导军队，就明确定下来了。”

9月9日，向常委会提出拒绝北上，并密电，“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得到密电，立即赶到中央驻地，将电报交给看，毛立即找秦邦宪、与，商定立即率一、三军团北上。秦邦宪说“没有想到这样坏”，并与通知离开四方面军，直奔甘肃俄界。秦邦宪对说：“你和我们不一样，你把密电送给，又把军委家属队拉了出来，人家恨死你了，会放过你吗?”9月11日到了俄界，秦邦宪见到后高兴地说：“老叶，好险啊，你昨天走不久，路上有四条驳壳枪到处找你。他们问参谋长在那里，我问他们干什么?他们杀气腾腾地说：把他打死再说!”紧紧握住博古的手，感激地说：“谢谢你昨天提醒了我，是你帮了我很大的忙。”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红军到达甘肃以后的战略方针，决定将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为司令，任政委。9月20日，部队到达哈达铺。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得知红二十五军徐海东与陕北红军刘志丹部会合的消息。部队在哈达铺买东西，拣到一张7月份的报纸，其中报道：“陕北刘志丹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式红军五万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二十余万人”。9月27日，抵达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去陕北落脚。秦邦宪立即写了《陕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任务》，提出建立苏区根据地的任务，登在《前进报》第3期上。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在11月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研究与陕甘边红军会师后，成立苏维埃政府、组建政权的问题时，半开玩笑地说：“1934年秦邦宪没有处理我，叫我当苏维埃政府主席，五中全会又提名我当政治局委员，礼尚往来么，这次成立苏维埃政府，理应由秦邦宪任主席。”拍手赞成。

在延安博古剖析自己与李德的关系

秦邦宪在自己所写的《十个问题》一文的第四个问题中，剖析了自己与李德的关系：“与李德认识是经当时(1932年秋冬)远东局负责者艾佛尔托介绍，他进入中央苏区是远东局有电派来当军事顾问的。艾佛尔托曾是德国调合［和］派领袖，由于这而被捕，甚坚决，1938年在重庆见《评论与新闻》(前名《国际通讯)上［共产］国际发动营救运动。李德据恩来回国报告，两人以后情况不知。李德在中央苏区越权，我放纵其越权，这是严重错误，应当受党的处分。但我和他的关系，绝无其他任何关系。”

这说明，李德是共产国际正式派来的军事顾问，远东局即远东部，是共产国际领导远东地区各国党的工作部门，米夫在远东局当过副主任与主任，艾佛尔托即后来说的曼佛里德・斯特思，是远东局驻上海的负责人，也就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党的顾问，李德是他的助手。李德任军事顾问，是王明提出，艾佛尔托同意，并报共产国际批准的。李德在上海做艾佛尔托的助手时，对中央红军作战提过一些建议，秦邦宪在《十个问题》中的第一个《路线问题》里，曾批评过米夫的霸道作风，因而秦邦宪说他“放纵其越权”，但和李德“绝无其他任何关系”是可信的。秦邦宪“放纵”李德，是因为他认为李德忠于共产国际而又愿为中国革命献身，作战勇敢，又能风餐露宿。

李德是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取名李德是姓李的德国人之意。又名华夫，意思是中华的男子汉。李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作战勇取，有理论修养，读遍德文与俄文的军事书籍，是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李德历经千难万险来到中央苏区，满腔热情，想大干一场，开创“争取几个大城市开始一省与数省胜利”的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超过以前共产国际顾问所做出的成绩，表现他对共产国际路线的忠贞与坚定。可是，李德对中国革命的困难估计不足，他让中国红军与军“堡垒对堡垒”、“突击”硬拼，不适合中国国情。

渡湘江后，李德坚持按照原决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以解决无后方作战，伤病员不能安置，新兵无来源，粮食、服装、雨具难筹措，枪弹只有打仗才有缴获，敌人后追前堵，不能休整，长期流浪等问题。李德想的有道理，但他没考虑死打硬拼往湘西危险大，中央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了，再消耗，怎么办?李德的威信减弱了，意见孤立了，最后失败了，向秦邦宪发出“坐轿子的反而埋怨抬轿子的”怨言。但在遵义会议后，李德没有埋怨，后来时常改变行军目的与计划，走弯路与反复走路，也未散布“逃跑主义”等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