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思想论文篇1

【关键词】马克思/本体论/实践

【正文】

马克思究竟有没有本体论?如果有，其内容和特点怎样?目前学术界对此还有不同看法。就此作进一步讨论和澄清，将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深刻地把握和领悟马克思哲学的实质，以祛除过去在解释马克思哲学时存在的误读成分。

一、马克思有无“本体论”

马克思有无本体论是一个带前提性的问题。本文的回答是肯定的。毋庸讳言，马克思未曾在阐发其哲学立场的意义上使用“本体论”，但这不等于他从未使用过这个词，也并不必然地意味着他没有本体论思想。这完全是两回事。判断一种思想的性质，是看它的命名还是看它的实质?是看它已经说出来的还是看它没有说出来的?如果不拘泥于名称，不囿于已经说出的东西，那么就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虽无本体论之名但有本体论之实。重要的不在于它“说”了什么，而在于它“做”了什么。我们只有通过已经说出的东西来领悟没有说出的东西，通过与哲学家一起运思，才能做出恰当的判断。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的本体论与其说是“说”出来的，倒不如说是“做”出来的。因为马克思的运思方式是本体论的。马克思从未宣称和标榜自己的哲学“是”什么，只是通过实际的运思来表征和确证自己的本体论思想。这恰恰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特点，也是其优点。

有的学者从学理层面上明确否认马克思有本体论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本体论，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变革，正在于对本体论所进行的批判”。这种观点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实际。马克思从未抛弃本体论，只是完善和重建了本体论，从而改变了本体论的历史形态。尽管他不再使用“本体论”这个称呼(因为这一术语本身的确本然地带有“逻辑”的和“思辨”的色彩)，这正是由于他已经把“本体论”真正融入了历史，从而使得它不再表现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任何一种特定的本体论模式。人们之所以否认马克思有本体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过分拘泥于本体论的形式特征，遗忘了它的实质。由于本体在本体论的展开中具有某种功能性特征，我们应该从这一角度来辨别它在不同哲学家富有个性的语境中被赋予的不同名称所掩盖着的实质。那种在本体的命名上过于看重具体称谓，以至于变成一种单纯的语义分析和语言翻译问题的倾向是不足取的。我们不应把本体论的某种历史形态当作本体论的惟一可能的形态独断地裁决任何一种思想，然后得出判决性的结论。马克思真正终结了以往历史上本体论的知识论向度，使它重新回到了人学视角。倘若把知识论意义上的本体论当作一种自明的判断尺度，就将既误解马克思，又误解本体论。

“本体论”(Ontology)作为关于on(英文tobe)的学说，有人主张应将其译成“是论”。一般地说，本体论就是对“所是(者)”“是其所是”的内在理由的追问，亦即揭示事物“是其所是”的学问。Being(译做“在”、“是”或“有”)含“肯定”之义，它构成使beings(译做“在者”、“所是”、“是者”)成为可能的内在理由。当然，任何实证科学意义上的认知也都是寻求事物“是其所是”的理由，但它同哲学的追问有着本质区别。一切科学所试图揭示的不过是各个具体的所是者“是其所是”的内在理由，哲学揭示的则是一切可能的所是者构成的总体“是其所是”的内在理由。由“所是”进一步追问并过渡到“是”本身，就是本体论的实际建构。本体论与形而上学内在相关。就“是”对“所是”的超越而言，它是形而上学；就通过“所是”对“是”的探究来说，它又是本体论。“是其所是”很好地表达了“是”(“在”)赋予“所是”(在者)以理由从而使其成为可能的关系。这种关系本身隐含着对作为经验存在的“所是”的超越，即逻辑在先的那个超验的理由——“是”本身。“是”与“所是”构成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本体论的区分”(ontologicaldifference)。当然，这一区分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提出来了，例如他所谓的“作为存在的存在”。这一自觉划分标志着形而上学视野的自觉确立。所谓“作为存在的存在”，既是一个本体论问题，又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任何真正的哲学总是一种本体论建构。正因为如此，才能保证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这也是我们判断马克思思想是不是一种哲学的最根本的判据。

“是其所是”内在地和逻辑地蕴含着“是其所能是”和“是其所当是”。只有这样的解析才能充分凸显“是其所是”的全部内涵。“能是”属自然律，规定着经验存在，“当是”属道德律，决定着人的超验存在。本体论所追问的一切可能的“所是(者)”“是其所是”内含的“能是”与“当是”之间的张力结构意味着：一是只有超越经验立场，才能充分展现本体论的全部内涵。这正是哲学视野的超验性之所在。它标志着科学与哲学在视野上的分殊和划界。科学视野仅仅满足于揭示事物的“是其所能是”就足够了，而哲学视野则必须由“是其所能是”过渡到“是其所当是”。这一过渡就是对经验存在的超越，亦即“超验”。二是本体论在逻辑意义上内在地蕴含着人学立场。因为“是其所能是”和“是其所当是”恰恰对应于人的存在的二重化。单纯的“能是”只是局限于人的肉体层面，即他的经验存在，无以凸显人的精神层面，即超验存在。人的存在的特质既非自然律所体现的，也非道德律所体现的，而只能是二者之间的张力结构所表征的。因此，对“是其所是”的进一步解析，就内在地彰显了本体论的人学视角的逻辑必然性。

马克思的哲学建构由于达到了对“能是”和“当是”及其张力结构的自觉，形成了与旧本体论不同的进路。第一，它使哲学真正获得了超验视野，从而使本体论回到自身。应该承认，马克思以前的本体论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两个层面对于本体论建构的充分意义。它们总是把“是其所是”等价于“是其所能是”，从而使本体论沿着科学方式单向度地展开，结果难以摆脱经验论的纠缠和羁绊。因为一切经验存在都是“是其所能是”的，它不存在“应当”的问题。例如，“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作为自然律，它本身就是知识论把握的对象)就仅仅涉及事物的“是其所能是”，而无所谓事物的“是其所当是”。“是其所能是”所昭示的只是一种经验的可能性，亦即马克思所谓的“必然王国”。而只有“是其所当是”才对应于人的精神存在，它意味着对经验可能性的超越，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因此，离开了“当是”，仅仅“能是”，不可能实现由时间意义上的第一原因向逻辑意义上的第一原因的转变。换言之，离开了“当是”这一维度，“能是”就无法摆脱其科学认知和知识论的性质之限制，从而不能进入本体论视野。

第二，它使哲学真正立足于人学的立场，从而使本体论同人学视野内在相关。对于本体论同人的存在的联系，海德格尔是从“人”的“此在”性着手解决的。其实，从本体论的问题本身就可以逻辑地给出这种联系的必然性质。因为“所是者”“是其所是”内蕴的“是其所当是”就标志着人的存在的向度。马克思比海德格尔更早地意识到了知识论视野在哲学论域的失效，从而使哲学真正回到了人的存在。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从人的存在方式的角度出发，才能领悟整个世界之存在的内在理由。在本体论意义上，马克思除了关注“是其所能是”之外，还关注“是其所当是”。在他看来，只有“能是”与“当是”的统一才充分体现人类所特有的存在方式。由于过渡到了“是其所当是”，就必然地与人的存在发生了内在的联系，从而超越了科学认知的视野。由此可见，对于马克思的哲学来说，回到人的存在乃是内在的和必然的。而人的存在本身恰恰是领悟世界何以存在的惟一可能的视角。马克思本体论的人学视角的逻辑必然性来自对“是其所是”的内在张力结构的领悟。在一定意义上，“能是”与“当是”的关系，正是马克思哲学所内蕴的双重尺度——客体与主体、理性与价值、经验与超验的本体论根据所在。

二、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基本内容和脉络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实践具有本体论的意义。马克思正是立足于作为本体范畴的实践这一逻辑起点，才使哲学真正回到了人的存在。实践何以能够成为本体范畴?因为对于人的存在而言，只有实践才具有始源性和本然性。从逻辑顺序上说，实践是一个比主—客二元分裂更原始的范畴。实践既先于主—客二元分裂(从而构成其逻辑在先意义上的前提)，又孕育它(使其生成)进而克服它(使其消解)，最后又完成它(构成其归宿)。这正是一种典型的本体论展开及其完成的结构。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P92)。而“劳动”亦即“实践”。在此意义上，实践不再是隶属于人的一种从属规定，而是人及其存在本身。所以，作为本体范畴，实践包含着人及其历史的全部可能性和全部秘密。这一范畴所指称的既不是实体也不是关系，它只能是无规定性，正因此它才能包含一切可能的规定性。人的本质的原始的丰富性，就是作为逻辑起点范畴的实践的真正内涵。它作为潜在意义上的、有待完成的整体、大全、“一”，构成马克思整个哲学的最为始源性的基础。

作为本体范畴，实践是不可解析和不可还原的。人们既不能把实践归结或还原为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作用关系，也不能从外延上对它进行一种形态学的划分。因为任何拆解都将是对实践作为本体范畴之始源性和本然性的妨碍和破坏。这种解析和还原的方式恰恰是知识论所特有的方法和态度，它只能遮蔽实践的本体论意味和作为本体规定的性质。作为本体范畴的实践只同人的存在有关，它既不表征为人的活动的直观形态，也不抽象为无矛盾的虚无。

与费尔巴哈把人看做是“感性的对象”从而只能发现“肉体的人”不同，马克思把“人”了解为“感性的活动”，亦即实践本身。其积极意义在于：第一，人不再是一种对象性的规定，从而超越了对人的那种知识论式的把握方式，进入了本体论的视角。第二，人变成了“主体”(这里所谓的主体不是那种作为与客体相互对峙的知识论意义上的主体，而是作为本体之自我展开能力的能动性的载体的主体)，由此找到了人的存在的历史与逻辑双重展开的内在动力。第三，人的存在不是“死”的、已完成的、封闭的规定，而是“活”的、不断地生成着的、永远向未来敞开着的活动即实践。

作为本体的规定，实践具有逻辑的和历史的双重意义。其逻辑意义在于：一是实践内在地包含着矛盾，从而固有其自我扬弃、自我展现、自我超越的根据、动力和可能性；二是实践是逻辑在先的，它先于主一客二元分裂，却又潜在着这种分裂的可能性；三是实践就像种子或胚胎，乃是一个包含着一切可能性的总体范畴。实践的历史意义在于：一是实践又是时间在先的，因为离开了实践活动，人类及其社会就一刻也无法存在；二是实践的生成性决定并塑造了一切既往的历史和未来可能的历史；三是人类历史的完成不过是实践对历史的全部可能性的展现的最终结果。对于马克思来说，本体论的完成，无论是逻辑的还是历史的，都是通过实践来实现的。转先看本体论的历史完成。马克思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P67)，因而“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P73)。一旦把“历史”理解为“实践”(亦即所谓“能动的生活过程”)，那么“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主体的想象的活动。”(P73)在历史的层面上，本体的绝对性完成于历史地生成的“合题”。马克思哲学的合题取向不仅仅诉诸逻辑的解决，而且进一步诉诸历史的解决。这正是马克思哲学的彻底性所在，也是它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优长之处。在马克思那里，合题绝不是折中主义，因为它是历史本身的生成，从而是对知性逻辑的实际消解和超越。在本体论的历史地完成的意义上，马克思哲学是超经验而又即经验的。离开了对经验的超越，本体论就会陷入费尔巴哈式的感性直观；离开了对经验的包含，则又将陷入黑格尔式的抽象思辨。前者使我们游离了历史展开自身的可能性，因为它只能陷入对现实进行非批判的确认。后者则要么相信“一切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P62)，要么则“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共同的社会生产”，“幻想借助小小的花招和巨大的感伤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必要性”(P461)。所有这些都将妨碍历史完成自身。马克思则通过实践真正克服了这一尴尬。因为人类历史本身的矛盾和悖论，无论是其产生还是其消解，都不过是实践的结果。共产主义作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作为“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无疑具有本体论完成的性质和意味。因为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也就是本体论所追求的那个“大全”、“绝对”、“一”，亦即黑格尔所谓的“具体真理”。但在马克思看来，它的历史完成，只有作为“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P81)结果才是可能的。因为“历史的全部运动”构成“它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P81)。而所谓“历史的全部运动”亦即“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无非是人的实践的生成过程及其全部结果。马克思正是在实践这一本体范畴的基础上展开并完成了本体论的历史或历史的本体论。

再看本体论的逻辑完成。它构成本体论历史完成的反思层面。在马克思本体论体系中，辩证法具有建构性的作用。它成为本体论逻辑完成的基本形式。马克思从来不谈自然界的辩证法，只谈人的活动的辩证法，也就是历史本身的辩证法。这充分显示了马克思辩证法的人学立场。在西方哲学史上，辩证法经历了三期发展。最早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所谓“精神助产士”)。作为“对话”的方法，它主要着眼于语言层面。“对话”展现的乃是“正反合”这一辩证法的基本结构。黑格尔则使辩证法进入逻辑层面，从而变成一种纯粹思辨的演绎系统。但他们都未曾把辩证法同人的存在本身内在地联系起来。只是到了马克思，辩证法才获得了人的存在的维度，被了解为人的实践本身的性质和展现方式。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作为历史的完成，在逻辑上具有“合题”的性质，从而构成历史辩证运动的最终结果。

马克思本体论的历史和逻辑的两种完成方式不是二元论的，而是内在统一的。这种统一就在于马克思的哲学视野所体现的那种超经验而又即经验的关系。它归根到底决定于马克思的本体论前提——实践。从本体论的提问方式本身说，“是其所能是”属于经验的层面，而“是其所当是”则属于超验的层面。这两者植根于人的存在方式之中，其根据来源于实践的本性。因为实践“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后者是经验的，前者是超越经验的。实践的历史生成，也就是它的这两种“品格”被实际地而非逻辑地扬弃的过程。显然，对经验与超经验的对立的超越，其始源性的前提只能是实践本身。

在马克思的哲学中，“超经验而又即经验”的关系有着一系列具体的表征，而其中最一般的则表现为预成与生成的关系。本体论必须首先超越经验，从预成的角度把握“是”本身。否则，就不可能进入本体论的语境。这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方面。马克思指出，如果按照费尔巴哈所实行的“自然科学的直观”这一视角，就不可避免地使“人”和“自然”都沦为“感性对象”。一方面，“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另一方面，“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P77-78)。“人”和“世界”作为“感性的对象”，所显示的就是一种科学认知所特有的旁观者的姿态和经验的视野。它恰恰遮蔽了人与自然界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一致性。尽管如此一来，费尔巴哈似乎找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统一性，即它们都是对象性的存在，且都不过是一种经验事实，但这种同一性只是没有内容的空洞的抽象同一性，对于克服马克思所反对的“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这一二元论分裂不可能提供真正有效的弥合。人与自然之间如何成为内在统一的呢?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将其诉诸实践才是可能的。

费尔巴哈对人的把握方式上的错误，在于他仅仅停留在市民社会条件下人的存在方式的层面，人的抽象化的存在使人成为一种贫乏的规定，变成单向度的存在物。所以，他“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P57)。在对人的本质的把握上，马克思采取的是从人的本质的完成这一角度加以观照的方法。青年马克思就曾指出：“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君主制却不是民主制的真理。……从君主制本身不能了解君主制，但是从民主制本身可以了解民主制。”(P280)后来他又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P23)在《资本论》中，他同样主张哲学的思考方式应该是所谓的“从后思索”的方式：“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践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P92)。显然，马克思哲学所采取的不是一种发生学的、时间在先的顺序，而是相反，即采取逻辑在先的顺序，因而是一种“反思”的方式。而这正是本体论所要求的方式。因为本体论的起点就是作为绝对、大全的规定，它只是处于潜在状态而已。从时间上说，则是从“事后”开始的，即从成熟形态开始的。这恰恰体现了本体论所特有的研究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充分体现在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和人性问题的解决当中。所以，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P57)所谓“社会的人类”只有作为历史的完成和结果才是可能的，而市民社会作为人类的异化状态则不过是人类的“史前状态”。费尔巴哈仅仅局限于在市民社会的维度上把握并揭示人的本质，显然在研究方式上是颠倒的，因为他把“猴体解剖”当成了“人体解剖”的钥匙。

然而，本体论并不终结于对经验的超越，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回归经验。所以，马克思在确立了超验性视野的基础上，又从预成性回到生成性上来。在西方，从一定意义上说，由古典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变，主要表现为由“预成”向“生成”的转变。这可以从黑格尔的“本质先于存在”和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之间的差别看出来。重视生成可以看做是现代哲学的一个突出特征。这一转变折射着本体论范式的历史性变迁。它实质上是从马克思开始的。因为只是到了马克思，才真正给出了生成的内在理由。马克思哲学把生成变成本体的内在性的要求。这的确是马克思思想的卓越之处。现代西方哲学无疑注重生成性，但未曾真正找到它的内在理由，而更多的不过是外在地赋予，即只是一种被外在地确立起来的看待方式，因此不过是一种视角意义上的规定，而非从人的存在本身引申出来的规定。正是在这些方面，马克思给出了经典式的解决。

本体范畴与它所派生的一切可能的在者之间的关系无疑带有演绎的性质，因为一切可能的在者所具有的规定都已先行地存在于“本体”范畴之中了。它们的关系不过是一种“潜在”与“显在”的关系。这是一种典型的预成论模式。黑格尔哲学就体现着这一特点。它之所以是敌视生命的，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其整个体系自身的逻辑演绎无法必然地过渡到历史的生成。在黑格尔哲学中，历史总是难以摆脱其外在性和牵强的性质。马克思则以扬弃的方式看待预成(超验)与生成(经验)之间的悖论，因为他找到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这首先集中表现在马克思对人性的阐释之中。马克思一方面指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P669)，另一方面又指出，“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P172)在马克思那里，人性问题并不是一个把人同非人存在物区别开来的划界概念，而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它只是作为给出一切可能的在者之在的内在理由的视角而被确立的概念。因此，马克思的人性论充分凸显他在本体论立场上的特点。作为人性的复归，亦即所谓“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共产主义就是历史本身的完成。但马克思在强调共产主义的生成性时却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P87)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决不满足于“确立对存在的事实的正确理解”，因为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在于这种存在的东西”(P96-97)。既然共产主义者的“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P75)，亦即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地批判，那么就需要批判的尺度。这种尺度从何而来呢?它不可能来自对世界的“解释”，而只能来自对超越经验的纯粹尺度的预设。

那么，马克思究竟是怎样解决预成与生成之间的悖论的呢?在反思层面上，他无疑肯定了超验规定的意义，并把握了本体论的前提和归宿。例如马克思所谓的自由乃是对经验羁绊的超越，这显然是一种本体论意义的自由。它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表现为对伊壁鸠鲁哲学的推崇，在其晚年则表现为对自由王国作为必然王国这一经验存在领域之彼岸的肯定。另外，马克思对人的存在的前提性的肯定也带有超验的意味，因为这种顺序只能是逻辑的而非时间的。他甚至认为那种与人的存在相分离的、抽象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他还说：实践乃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P77)。但在历史层面上，马克思又反对超验的预设，例如他说：“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P2)，显然他明确反对超验的“彼岸世界”。关于自然界，马克思甚至说：“没有自然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P53)，即使在承认实践的基础地位的前提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P77)。表面看来，马克思的这些说法是相互矛盾的，其实不然。因为马克思把他所面临的经验与超验之间的悖论的克服诉诸实践。正是实践在无限地展开中达到了预成与生成、经验与超验的内在统一。

应该指出，马克思比海德格尔更早地找到了存在之澄明的契机——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实践。马克思思想优越于海德格尔的地方在于，它不是用抽象的“此在”规定去人为地建立一种历史的展现方式，而是由实践本身内在地引申出历史的规定和要求，进而自然而然地展现为历史，并在这种展现中使历史“自己构成自己”，从而走向自我完成。所以，马克思既不是将作为本体范畴的实践外在地“楔入”历史，也不是把历史外在地“注入”作为本体范畴的实践。因此，他特别强调“历史”在其本体论建构中的本质意义和内在意义。正是历史才构成马克思的本体论赖以展开并完成自身的最本然的方式。即使在反思的层面即在本体论的逻辑完成的意义上，历史也构成其一个不可剔除的变量。这种反思归根到底也只是为了本体论的历史完成而已。于是，历史本身就成为本体论的真正的表征和确证，而历史则不过是实践的展开形式。

三、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基本特征及其优点

本体论在西方思想史上一经诞生，就潜在着种种可能的危险：一是把本体论问题当作一种语言层面上的问题(今天国内哲学界澄清此问题，又加上中西语言翻译，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势必陷入形式化的偏差。二是使本体论问题走向自我消解，即把“在”(“是”)本身当作“在者”(“所是”)加以追问，因提问方式的遮蔽而取消了问题本身，但悲剧性在于人们却仍然以为是在追问“在”而非“在者”。三是把本体论问题导向思辨，由于游离了自身的存在论根据，不能不被意识形态化(如黑格尔哲学)。四是将本体论建立在人的存在的基础上，但却依然囿于知识论范围，未能凸显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其局限性同第三种相同，即走了一条知性地割裂的路子，只是方向相反罢了。同以上本体论进路及其遭遇的难题相比，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显示出自身的特点和优点。

首先，马克思告别旧哲学所依靠的不是头脑而是实践，这是其本体论的彻底性所在。在马克思那里，发现和揭露意识形态秘密的过程，也就是从根本上超越一切思辨哲学和直观哲学的过程。作为意识形态，思辨哲学的产生和存在就是以割断自身同现实历史之间的联系并遮蔽自身的发生学前提为先决条件的。一旦揭穿这种虚幻性，就为哲学复归于现实的历史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当然，这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只有揭示了哲学的物质基础，并且历史本身也孕育了这一物质基础时，哲学向现实历史的复归才真正成为可能。这一立场要求，马克思对既往哲学的清算不再是逻辑的批判，也不再是道德的批判，而是一种实践的批判，从而为自己真正超越旧哲学奠定了充分的历史基础。旧哲学在清算以往哲学时，之所以不得不重复被批判的东西，就在于它未曾达到过马克思已达到的高度。当然，这也不能一味地苛责旧哲学，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其局限性是由历史本身的成熟程度决定的。马克思哲学的彻底性在于：一是它所解构的不仅是作为意识形态修辞的旧哲学本身，而且是派生这类意识形态的历史基础和社会根源。二是它所追求的不仅是哲学的逻辑的完成(书斋哲学)，而且是哲学的历史的完成(革命哲学)。按照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所谓“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但这不是通过“解释世界”而是通过“改变世界”实现的。马克思的目的是“消灭哲学”，但“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P8)因为在他看来，“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9]。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本体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思哲学把学问变成行动，由“说”回到“做”，从而体现了知行合一。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这一特点，从根本上避免了哲学的知识论化。马克思并没有拘泥于概念或辞藻的辨析，而是以人的存在及其历史展开及完成的实际运思，来表征着他的本体论思想。这才是对哲学本身采取的知识论态度的真正超越。在马克思那里，不再是以外在的“旁观者”的姿态去“解释”历史的生成，而是以内在的“参与者”的姿态去“生成”历史本身。就此而言，马克思的全部运思不过是为哲学回到它本身，从而避免哲学异化为知识论所作的一种“免疫性”准备。

其次，马克思哲学彻底消解了二元论框架，使哲学真正回归到了一元论基础。作为本体论，马克思哲学扬弃了二元论及其两种可能的形式(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达到了真正的一元论。这是在“元”哲学层面上实现的超越。从根本上说，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不是一元论，而是伪一元论或隐蔽的二元论。本体论在逻辑上的自足性，只有达到一元论才是可能的。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逻辑上都未曾真正实现一元论目标，因而有其致命缺陷。问题不在于超越它们的具体结论，而在于超越其赖以成立的根本预设和思维方式。由于未能摆脱二元论的框架，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对峙不可避免地带有知性对立的性质，它们一个无法克服另一个，只能构成一种互为外在的相互否定和机械排斥的关系。

马克思哲学对一系列二元对立及其所派生的意识形态冲突的扬弃，归根到底都源于实践作为本体所蕴涵的内在张力结构。这种二元对立，在客观层面上表现为存在和本质、能动和受动、自在和自为、客体和主体、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在观念层面上则表现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惟灵主义和唯物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对这些二元关系的超越，是通过诉诸实践所造就的历史及其完成来实现的。所以，马克思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P88)。

再次，马克思哲学使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获得了真实的内涵。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之合法性和必要性，归根到底源自经验与超验的统一这一本体论的内在要求。经验的规定(“有”)乃表征为现实的历史过程及其展开，超验的规定(“无”)则只能通过逻辑的方式被建构起来。马克思决不满足于本体论仅仅作为人的大脑中的逻辑建构，而是把它变成人的存在及其历史本身的展现方式。因此，在马克思那里，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变成了经验与超验之间张力关系的互动及其完成。一方面，他立足于人的现实存在(实践是其塑造者和表征者及确证者)，另一方面，他又追求一种超验的目标(人的自由是其归宿)。马克思用经验去克服思辨哲学的缺陷，又用超验去克服旧唯物论的实证立场。但他决没有因此陷入折衷主义，因为经验与超验在其语境中被统一于实践及其所造成的历史展开之中，它们之间关系的外在性被消解在历史的实际展现之中。

历史不过是人的存在的展现方式。马克思哲学亲近人的存在，就不能不以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尽管恩格斯说黑格尔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P42)，但这一点只是在马克思的哲学那里才获得了充分而真实的意义。马克思本体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回到历史本身。因为回到历史也就意味着回到人的存在。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人的存在才是历史的。对于马克思而言，“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P650)，“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0]马克思的本体论所具有的“历史感”有两个显著特点：它植根于马克思哲学的逻辑预设之中，因而是其本体论的内在要求；它是真实的历史感而非虚假的历史感，相对于黑格尔哲学的历史感，它才是一种真正的历史感。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P650)而已，但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却是逻辑本身的生成基础。所以，马克思不是为人及其历史寻求一种本体论的诠释和解决，而是为本体论寻求一种立足于人的存在及其独特方式基础之上的历史的解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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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思想论文篇2

【关键词】马克思/本体论/实践

【正文】

马克思究竟有没有本体论?如果有，其内容和特点怎样?目前学术界对此还有不同看法。就此作进一步讨论和澄清，将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深刻地把握和领悟马克思哲学的实质，以祛除过去在解释马克思哲学时存在的误读成分。

一、马克思有无“本体论”

马克思有无本体论是一个带前提性的问题。本文的回答是肯定的。毋庸讳言，马克思未曾在阐发其哲学立场的意义上使用“本体论”，但这不等于他从未使用过这个词，也并不必然地意味着他没有本体论思想。这完全是两回事。判断一种思想的性质，是看它的命名还是看它的实质?是看它已经说出来的还是看它没有说出来的?如果不拘泥于名称，不囿于已经说出的东西，那么就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虽无本体论之名但有本体论之实。重要的不在于它“说”了什么，而在于它“做”了什么。我们只有通过已经说出的东西来领悟没有说出的东西，通过与哲学家一起运思，才能做出恰当的判断。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的本体论与其说是“说”出来的，倒不如说是“做”出来的。因为马克思的运思方式是本体论的。马克思从未宣称和标榜自己的哲学“是”什么，只是通过实际的运思来表征和确证自己的本体论思想。这恰恰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特点，也是其优点。

有的学者从学理层面上明确否认马克思有本体论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本体论，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变革，正在于对本体论所进行的批判”。这种观点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实际。马克思从未抛弃本体论，只是完善和重建了本体论，从而改变了本体论的历史形态。尽管他不再使用“本体论”这个称呼(因为这一术语本身的确本然地带有“逻辑”的和“思辨”的色彩)，这正是由于他已经把“本体论”真正融入了历史，从而使得它不再表现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任何一种特定的本体论模式。人们之所以否认马克思有本体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过分拘泥于本体论的形式特征，遗忘了它的实质。由于本体在本体论的展开中具有某种功能性特征，我们应该从这一角度来辨别它在不同哲学家富有个性的语境中被赋予的不同名称所掩盖着的实质。那种在本体的命名上过于看重具体称谓，以至于变成一种单纯的语义分析和语言翻译问题的倾向是不足取的。我们不应把本体论的某种历史形态当作本体论的惟一可能的形态独断地裁决任何一种思想，然后得出判决性的结论。马克思真正终结了以往历史上本体论的知识论向度，使它重新回到了人学视角。倘若把知识论意义上的本体论当作一种自明的判断尺度，就将既误解马克思，又误解本体论。

“本体论”(Ontology)作为关于on(英文tobe)的学说，有人主张应将其译成“是论”。一般地说，本体论就是对“所是(者)”“是其所是”的内在理由的追问，亦即揭示事物“是其所是”的学问。Being(译做“在”、“是”或“有”)含“肯定”之义，它构成使beings(译做“在者”、“所是”、“是者”)成为可能的内在理由。当然，任何实证科学意义上的认知也都是寻求事物“是其所是”的理由，但它同哲学的追问有着本质区别。一切科学所试图揭示的不过是各个具体的所是者“是其所是”的内在理由，哲学揭示的则是一切可能的所是者构成的总体“是其所是”的内在理由。由“所是”进一步追问并过渡到“是”本身，就是本体论的实际建构。本体论与形而上学内在相关。就“是”对“所是”的超越而言，它是形而上学；就通过“所是”对“是”的探究来说，它又是本体论。“是其所是”很好地表达了“是”(“在”)赋予“所是”(在者)以理由从而使其成为可能的关系。这种关系本身隐含着对作为经验存在的“所是”的超越，即逻辑在先的那个超验的理由——“是”本身。“是”与“所是”构成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本体论的区分”(ontologicaldifference)。当然，这一区分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提出来了，例如他所谓的“作为存在的存在”。这一自觉划分标志着形而上学视野的自觉确立。所谓“作为存在的存在”，既是一个本体论问题，又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任何真正的哲学总是一种本体论建构。正因为如此，才能保证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这也是我们判断马克思思想是不是一种哲学的最根本的判据。

“是其所是”内在地和逻辑地蕴含着“是其所能是”和“是其所当是”。只有这样的解析才能充分凸显“是其所是”的全部内涵。“能是”属自然律，规定着经验存在，“当是”属道德律，决定着人的超验存在。本体论所追问的一切可能的“所是(者)”“是其所是”内含的“能是”与“当是”之间的张力结构意味着：一是只有超越经验立场，才能充分展现本体论的全部内涵。这正是哲学视野的超验性之所在。它标志着科学与哲学在视野上的分殊和划界。科学视野仅仅满足于揭示事物的“是其所能是”就足够了，而哲学视野则必须由“是其所能是”过渡到“是其所当是”。这一过渡就是对经验存在的超越，亦即“超验”。二是本体论在逻辑意义上内在地蕴含着人学立场。因为“是其所能是”和“是其所当是”恰恰对应于人的存在的二重化。单纯的“能是”只是局限于人的肉体层面，即他的经验存在，无以凸显人的精神层面，即超验存在。人的存在的特质既非自然律所体现的，也非道德律所体现的，而只能是二者之间的张力结构所表征的。因此，对“是其所是”的进一步解析，就内在地彰显了本体论的人学视角的逻辑必然性。

马克思的哲学建构由于达到了对“能是”和“当是”及其张力结构的自觉，形成了与旧本体论不同的进路。第一，它使哲学真正获得了超验视野，从而使本体论回到自身。应该承认，马克思以前的本体论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两个层面对于本体论建构的充分意义。它们总是把“是其所是”等价于“是其所能是”，从而使本体论沿着科学方式单向度地展开，结果难以摆脱经验论的纠缠和羁绊。因为一切经验存在都是“是其所能是”的，它不存在“应当”的问题。例如，“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作为自然律，它本身就是知识论把握的对象)就仅仅涉及事物的“是其所能是”，而无所谓事物的“是其所当是”。“是其所能是”所昭示的只是一种经验的可能性，亦即马克思所谓的“必然王国”。而只有“是其所当是”才对应于人的精神存在，它意味着对经验可能性的超越，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因此，离开了“当是”，仅仅“能是”，不可能实现由时间意义上的第一原因向逻辑意义上的第一原因的转变。换言之，离开了“当是”这一维度，“能是”就无法摆脱其科学认知和知识论的性质之限制，从而不能进入本体论视野。

第二，它使哲学真正立足于人学的立场，从而使本体论同人学视野内在相关。对于本体论同人的存在的联系，海德格尔是从“人”的“此在”性着手解决的。其实，从本体论的问题本身就可以逻辑地给出这种联系的必然性质。因为“所是者”“是其所是”内蕴的“是其所当是”就标志着人的存在的向度。马克思比海德格尔更早地意识到了知识论视野在哲学论域的失效，从而使哲学真正回到了人的存在。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从人的存在方式的角度出发，才能领悟整个世界之存在的内在理由。在本体论意义上，马克思除了关注“是其所能是”之外，还关注“是其所当是”。在他看来，只有“能是”与“当是”的统一才充分体现人类所特有的存在方式。由于过渡到了“是其所当是”，就必然地与人的存在发生了内在的联系，从而超越了科学认知的视野。由此可见，对于马克思的哲学来说，回到人的存在乃是内在的和必然的。而人的存在本身恰恰是领悟世界何以存在的惟一可能的视角。马克思本体论的人学视角的逻辑必然性来自对“是其所是”的内在张力结构的领悟。在一定意义上，“能是”与“当是”的关系，正是马克思哲学所内蕴的双重尺度——客体与主体、理性与价值、经验与超验的本体论根据所在。

二、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基本内容和脉络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实践具有本体论的意义。马克思正是立足于作为本体范畴的实践这一逻辑起点，才使哲学真正回到了人的存在。实践何以能够成为本体范畴?因为对于人的存在而言，只有实践才具有始源性和本然性。从逻辑顺序上说，实践是一个比主—客二元分裂更原始的范畴。实践既先于主—客二元分裂(从而构成其逻辑在先意义上的前提)，又孕育它(使其生成)进而克服它(使其消解)，最后又完成它(构成其归宿)。这正是一种典型的本体论展开及其完成的结构。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P92)。而“劳动”亦即“实践”。在此意义上，实践不再是隶属于人的一种从属规定，而是人及其存在本身。所以，作为本体范畴，实践包含着人及其历史的全部可能性和全部秘密。这一范畴所指称的既不是实体也不是关系，它只能是无规定性，正因此它才能包含一切可能的规定性。人的本质的原始的丰富性，就是作为逻辑起点范畴的实践的真正内涵。它作为潜在意义上的、有待完成的整体、大全、“一”，构成马克思整个哲学的最为始源性的基础。

作为本体范畴，实践是不可解析和不可还原的。人们既不能把实践归结或还原为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作用关系，也不能从外延上对它进行一种形态学的划分。因为任何拆解都将是对实践作为本体范畴之始源性和本然性的妨碍和破坏。这种解析和还原的方式恰恰是知识论所特有的方法和态度，它只能遮蔽实践的本体论意味和作为本体规定的性质。作为本体范畴的实践只同人的存在有关，它既不表征为人的活动的直观形态，也不抽象为无矛盾的虚无。

与费尔巴哈把人看做是“感性的对象”从而只能发现“肉体的人”不同，马克思把“人”了解为“感性的活动”，亦即实践本身。其积极意义在于：第一，人不再是一种对象性的规定，从而超越了对人的那种知识论式的把握方式，进入了本体论的视角。第二，人变成了“主体”(这里所谓的主体不是那种作为与客体相互对峙的知识论意义上的主体，而是作为本体之自我展开能力的能动性的载体的主体)，由此找到了人的存在的历史与逻辑双重展开的内在动力。第三，人的存在不是“死”的、已完成的、封闭的规定，而是“活”的、不断地生成着的、永远向未来敞开着的活动即实践。

作为本体的规定，实践具有逻辑的和历史的双重意义。其逻辑意义在于：一是实践内在地包含着矛盾，从而固有其自我扬弃、自我展现、自我超越的根据、动力和可能性；二是实践是逻辑在先的，它先于主一客二元分裂，却又潜在着这种分裂的可能性；三是实践就像种子或胚胎，乃是一个包含着一切可能性的总体范畴。实践的历史意义在于：一是实践又是时间在先的，因为离开了实践活动，人类及其社会就一刻也无法存在；二是实践的生成性决定并塑造了一切既往的历史和未来可能的历史；三是人类历史的完成不过是实践对历史的全部可能性的展现的最终结果。对于马克思来说，本体论的完成，无论是逻辑的还是历史的，都是通过实践来实现的。转

先看本体论的历史完成。马克思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P67)，因而“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P73)。一旦把“历史”理解为“实践”(亦即所谓“能动的生活过程”)，那么“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主体的想象的活动。”(P73)在历史的层面上，本体的绝对性完成于历史地生成的“合题”。马克思哲学的合题取向不仅仅诉诸逻辑的解决，而且进一步诉诸历史的解决。这正是马克思哲学的彻底性所在，也是它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优长之处。在马克思那里，合题绝不是折中主义，因为它是历史本身的生成，从而是对知性逻辑的实际消解和超越。在本体论的历史地完成的意义上，马克思哲学是超经验而又即经验的。离开了对经验的超越，本体论就会陷入费尔巴哈式的感性直观；离开了对经验的包含，则又将陷入黑格尔式的抽象思辨。前者使我们游离了历史展开自身的可能性，因为它只能陷入对现实进行非批判的确认。后者则要么相信“一切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P62)，要么则“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共同的社会生产”，“幻想借助小小的花招和巨大的感伤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必要性”(P461)。所有这些都将妨碍历史完成自身。马克思则通过实践真正克服了这一尴尬。因为人类历史本身的矛盾和悖论，无论是其产生还是其消解，都不过是实践的结果。共产主义作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作为“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无疑具有本体论完成的性质和意味。因为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也就是本体论所追求的那个“大全”、“绝对”、“一”，亦即黑格尔所谓的“具体真理”。但在马克思看来，它的历史完成，只有作为“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P81)结果才是可能的。因为“历史的全部运动”构成“它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P81)。而所谓“历史的全部运动”亦即“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无非是人的实践的生成过程及其全部结果。马克思正是在实践这一本体范畴的基础上展开并完成了本体论的历史或历史的本体论。

再看本体论的逻辑完成。它构成本体论历史完成的反思层面。在马克思本体论体系中，辩证法具有建构性的作用。它成为本体论逻辑完成的基本形式。马克思从来不谈自然界的辩证法，只谈人的活动的辩证法，也就是历史本身的辩证法。这充分显示了马克思辩证法的人学立场。在西方哲学史上，辩证法经历了三期发展。最早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所谓“精神助产士”)。作为“对话”的方法，它主要着眼于语言层面。“对话”展现的乃是“正反合”这一辩证法的基本结构。黑格尔则使辩证法进入逻辑层面，从而变成一种纯粹思辨的演绎系统。但他们都未曾把辩证法同人的存在本身内在地联系起来。只是到了马克思，辩证法才获得了人的存在的维度，被了解为人的实践本身的性质和展现方式。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作为历史的完成，在逻辑上具有“合题”的性质，从而构成历史辩证运动的最终结果。

马克思本体论的历史和逻辑的两种完成方式不是二元论的，而是内在统一的。这种统一就在于马克思的哲学视野所体现的那种超经验而又即经验的关系。它归根到底决定于马克思的本体论前提——实践。从本体论的提问方式本身说，“是其所能是”属于经验的层面，而“是其所当是”则属于超验的层面。这两者植根于人的存在方式之中，其根据来源于实践的本性。因为实践“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后者是经验的，前者是超越经验的。实践的历史生成，也就是它的这两种“品格”被实际地而非逻辑地扬弃的过程。显然，对经验与超经验的对立的超越，其始源性的前提只能是实践本身。

在马克思的哲学中，“超经验而又即经验”的关系有着一系列具体的表征，而其中最一般的则表现为预成与生成的关系。本体论必须首先超越经验，从预成的角度把握“是”本身。否则，就不可能进入本体论的语境。这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方面。马克思指出，如果按照费尔巴哈所实行的“自然科学的直观”这一视角，就不可避免地使“人”和“自然”都沦为“感性对象”。一方面，“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另一方面，“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P77-78)。“人”和“世界”作为“感性的对象”，所显示的就是一种科学认知所特有的旁观者的姿态和经验的视野。它恰恰遮蔽了人与自然界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一致性。尽管如此一来，费尔巴哈似乎找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统一性，即它们都是对象性的存在，且都不过是一种经验事实，但这种同一性只是没有内容的空洞的抽象同一性，对于克服马克思所反对的“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这一二元论分裂不可能提供真正有效的弥合。人与自然之间如何成为内在统一的呢?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将其诉诸实践才是可能的。

费尔巴哈对人的把握方式上的错误，在于他仅仅停留在市民社会条件下人的存在方式的层面，人的抽象化的存在使人成为一种贫乏的规定，变成单向度的存在物。所以，他“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P57)。在对人的本质的把握上，马克思采取的是从人的本质的完成这一角度加以观照的方法。青年马克思就曾指出：“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君主制却不是民主制的真理。……从君主制本身不能了解君主制，但是从民主制本身可以了解民主制。”(P280)后来他又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P23)在《资本论》中，他同样主张哲学的思考方式应该是所谓的“从后思索”的方式：“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践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P92)。显然，马克思哲学所采取的不是一种发生学的、时间在先的顺序，而是相反，即采取逻辑在先的顺序，因而是一种“反思”的方式。而这正是本体论所要求的方式。因为本体论的起点就是作为绝对、大全的规定，它只是处于潜在状态而已。从时间上说，则是从“事后”开始的，即从成熟形态开始的。这恰恰体现了本体论所特有的研究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充分体现在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和人性问题的解决当中。所以，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P57)所谓“社会的人类”只有作为历史的完成和结果才是可能的，而市民社会作为人类的异化状态则不过是人类的“史前状态”。费尔巴哈仅仅局限于在市民社会的维度上把握并揭示人的本质，显然在研究方式上是颠倒的，因为他把“猴体解剖”当成了“人体解剖”的钥匙。

然而，本体论并不终结于对经验的超越，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回归经验。所以，马克思在确立了超验性视野的基础上，又从预成性回到生成性上来。在西方，从一定意义上说，由古典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变，主要表现为由“预成”向“生成”的转变。这可以从黑格尔的“本质先于存在”和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之间的差别看出来。重视生成可以看做是现代哲学的一个突出特征。这一转变折射着本体论范式的历史性变迁。它实质上是从马克思开始的。因为只是到了马克思，才真正给出了生成的内在理由。马克思哲学把生成变成本体的内在性的要求。这的确是马克思思想的卓越之处。现代西方哲学无疑注重生成性，但未曾真正找到它的内在理由，而更多的不过是外在地赋予，即只是一种被外在地确立起来的看待方式，因此不过是一种视角意义上的规定，而非从人的存在本身引申出来的规定。正是在这些方面，马克思给出了经典式的解决。

本体范畴与它所派生的一切可能的在者之间的关系无疑带有演绎的性质，因为一切可能的在者所具有的规定都已先行地存在于“本体”范畴之中了。它们的关系不过是一种“潜在”与“显在”的关系。这是一种典型的预成论模式。黑格尔哲学就体现着这一特点。它之所以是敌视生命的，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其整个体系自身的逻辑演绎无法必然地过渡到历史的生成。在黑格尔哲学中，历史总是难以摆脱其外在性和牵强的性质。马克思则以扬弃的方式看待预成(超验)与生成(经验)之间的悖论，因为他找到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这首先集中表现在马克思对人性的阐释之中。马克思一方面指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P669)，另一方面又指出，“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P172)在马克思那里，人性问题并不是一个把人同非人存在物区别开来的划界概念，而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它只是作为给出一切可能的在者之在的内在理由的视角而被确立的概念。因此，马克思的人性论充分凸显他在本体论立场上的特点。作为人性的复归，亦即所谓“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共产主义就是历史本身的完成。但马克思在强调共产主义的生成性时却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P87)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决不满足于“确立对存在的事实的正确理解”，因为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在于这种存在的东西”(P96-97)。既然共产主义者的“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P75)，亦即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地批判，那么就需要批判的尺度。这种尺度从何而来呢?它不可能来自对世界的“解释”，而只能来自对超越经验的纯粹尺度的预设。

那么，马克思究竟是怎样解决预成与生成之间的悖论的呢?在反思层面上，他无疑肯定了超验规定的意义，并把握了本体论的前提和归宿。例如马克思所谓的自由乃是对经验羁绊的超越，这显然是一种本体论意义的自由。它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表现为对伊壁鸠鲁哲学的推崇，在其晚年则表现为对自由王国作为必然王国这一经验存在领域之彼岸的肯定。另外，马克思对人的存在的前提性的肯定也带有超验的意味，因为这种顺序只能是逻辑的而非时间的。他甚至认为那种与人的存在相分离的、抽象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他还说：实践乃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P77)。但在历史层面上，马克思又反对超验的预设，例如他说：“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P2)，显然他明确反对超验的“彼岸世界”。关于自然界，马克思甚至说：“没有自然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P53)，即使在承认实践的基础地位的前提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P77)。表面看来，马克思的这些说法是相互矛盾的，其实不然。因为马克思把他所面临的经验与超验之间的悖论的克服诉诸实践。正是实践在无限地展开中达到了预成与生成、经验与超验的内在统一。

应该指出，马克思比海德格尔更早地找到了存在之澄明的契机——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实践。马克思思想优越于海德格尔的地方在于，它不是用抽象的“此在”规定去人为地建立一种历史的展现方式，而是由实践本身内在地引申出历史的规定和要求，进而自然而然地展现为历史，并在这种展现中使历史“自己构成自己”，从而走向自我完成。所以，马克思既不是将作为本体范畴的实践外在地“楔入”历史，也不是把历史外在地“注入”作为本体范畴的实践。因此，他特别强调“历史”在其本体论建构中的本质意义和内在意义。正是历史才构成马克思的本体论赖以展开并完成自身的最本然的方式。即使在反思的层面即在本体论的逻辑完成的意义上，历史也构成其一个不可剔除的变量。这种反思归根到底也只是为了本体论的历史完成而已。于是，历史本身就成为本体论的真正的表征和确证，而历史则不过是实践的展开形式。

三、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基本特征及其优点

本体论在西方思想史上一经诞生，就潜在着种种可能的危险：一是把本体论问题当作一种语言层面上的问题(今天国内哲学界澄清此问题，又加上中西语言翻译，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势必陷入形式化的偏差。二是使本体论问题走向自我消解，即把“在”(“是”)本身当作“在者”(“所是”)加以追问，因提问方式的遮蔽而取消了问题本身，但悲剧性在于人们却仍然以为是在追问“在”而非“在者”。三是把本体论问题导向思辨，由于游离了自身的存在论根据，不能不被意识形态化(如黑格尔哲学)。四是将本体论建立在人的存在的基础上，但却依然囿于知识论范围，未能凸显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其局限性同第三种相同，即走了一条知性地割裂的路子，只是方向相反罢了。同以上本体论进路及其遭遇的难题相比，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显示出自身的特点和优点。

首先，马克思告别旧哲学所依靠的不是头脑而是实践，这是其本体论的彻底性所在。在马克思那里，发现和揭露意识形态秘密的过程，也就是从根本上超越一切思辨哲学和直观哲学的过程。作为意识形态，思辨哲学的产生和存在就是以割断自身同现实历史之间的联系并遮蔽自身的发生学前提为先决条件的。一旦揭穿这种虚幻性，就为哲学复归于现实的历史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当然，这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只有揭示了哲学的物质基础，并且历史本身也孕育了这一物质基础时，哲学向现实历史的复归才真正成为可能。这一立场要求，马克思对既往哲学的清算不再是逻辑的批判，也不再是道德的批判，而是一种实践的批判，从而为自己真正超越旧哲学奠定了充分的历史基础。旧哲学在清算以往哲学时，之所以不得不重复被批判的东西，就在于它未曾达到过马克思已达到的高度。当然，这也不能一味地苛责旧哲学，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其局限性是由历史本身的成熟程度决定的。马克思哲学的彻底性在于：一是它所解构的不仅是作为意识形态修辞的旧哲学本身，而且是派生这类意识形态的历史基础和社会根源。二是它所追求的不仅是哲学的逻辑的完成(书斋哲学)，而且是哲学的历史的完成(革命哲学)。按照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所谓“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但这不是通过“解释世界”而是通过“改变世界”实现的。马克思的目的是“消灭哲学”，但“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P8)因为在他看来，“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9]。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本体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思哲学把学问变成行动，由“说”回到“做”，从而体现了知行合一。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这一特点，从根本上避免了哲学的知识论化。马克思并没有拘泥于概念或辞藻的辨析，而是以人的存在及其历史展开及完成的实际运思，来表征着他的本体论思想。这才是对哲学本身采取的知识论态度的真正超越。在马克思那里，不再是以外在的“旁观者”的姿态去“解释”历史的生成，而是以内在的“参与者”的姿态去“生成”历史本身。就此而言，马克思的全部运思不过是为哲学回到它本身，从而避免哲学异化为知识论所作的一种“免疫性”准备。

其次，马克思哲学彻底消解了二元论框架，使哲学真正回归到了一元论基础。作为本体论，马克思哲学扬弃了二元论及其两种可能的形式(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达到了真正的一元论。这是在“元”哲学层面上实现的超越。从根本上说，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不是一元论，而是伪一元论或隐蔽的二元论。本体论在逻辑上的自足性，只有达到一元论才是可能的。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逻辑上都未曾真正实现一元论目标，因而有其致命缺陷。问题不在于超越它们的具体结论，而在于超越其赖以成立的根本预设和思维方式。由于未能摆脱二元论的框架，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对峙不可避免地带有知性对立的性质，它们一个无法克服另一个，只能构成一种互为外在的相互否定和机械排斥的关系。

马克思哲学对一系列二元对立及其所派生的意识形态冲突的扬弃，归根到底都源于实践作为本体所蕴涵的内在张力结构。这种二元对立，在客观层面上表现为存在和本质、能动和受动、自在和自为、客体和主体、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在观念层面上则表现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惟灵主义和唯物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对这些二元关系的超越，是通过诉诸实践所造就的历史及其完成来实现的。所以，马克思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P88)。

再次，马克思哲学使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获得了真实的内涵。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之合法性和必要性，归根到底源自经验与超验的统一这一本体论的内在要求。经验的规定(“有”)乃表征为现实的历史过程及其展开，超验的规定(“无”)则只能通过逻辑的方式被建构起来。马克思决不满足于本体论仅仅作为人的大脑中的逻辑建构，而是把它变成人的存在及其历史本身的展现方式。因此，在马克思那里，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变成了经验与超验之间张力关系的互动及其完成。一方面，他立足于人的现实存在(实践是其塑造者和表征者及确证者)，另一方面，他又追求一种超验的目标(人的自由是其归宿)。马克思用经验去克服思辨哲学的缺陷，又用超验去克服旧唯物论的实证立场。但他决没有因此陷入折衷主义，因为经验与超验在其语境中被统一于实践及其所造成的历史展开之中，它们之间关系的外在性被消解在历史的实际展现之中。

历史不过是人的存在的展现方式。马克思哲学亲近人的存在，就不能不以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尽管恩格斯说黑格尔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P42)，但这一点只是在马克思的哲学那里才获得了充分而真实的意义。马克思本体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回到历史本身。因为回到历史也就意味着回到人的存在。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人的存在才是历史的。对于马克思而言，“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P650)，“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0]马克思的本体论所具有的“历史感”有两个显著特点：它植根于马克思哲学的逻辑预设之中，因而是其本体论的内在要求；它是真实的历史感而非虚假的历史感，相对于黑格尔哲学的历史感，它才是一种真正的历史感。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P650)而已，但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却是逻辑本身的生成基础。所以，马克思不是为人及其历史寻求一种本体论的诠释和解决，而是为本体论寻求一种立足于人的存在及其独特方式基础之上的历史的解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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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思想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3）01-0028-04

当前，生态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一个焦点。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以其敏锐的目光不仅察觉到自然生态的失衡，而且在批判资本主义过程中更加关切人文生态的恶化。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和反思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思想。目前，学界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生态方面。他丰富的人文生态思想被忽视。笔者认为，从原著入手考察马克思人文生态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国内学界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研究的现状及缺陷

（一）研究现状综述

目前国内学界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

1.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论根基。学者们普遍认为，实践观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论根基。例如，吕军利、王俊涛撰文指出，实践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立足点。在马克思看来，人所面对的自然界是人化的自然，是人创造、占有和“再生产”的自然界。“实践越是深入，对自然的改变就越大。所涉及的自然规律就越深刻、越广泛，自然对人的制约作用也就相应地越明显，……忽视自然规律而导致生态失衡就是经过一番代价之后才引起人们注意的。”“在人与自然这一对矛盾中人始终是主要的一方，在何种程度上展开这一矛盾取决于人的实践水平。因此，人距离动物愈远。他对于环境的影响就愈深刻，环境问题的人为因素也就愈明显。”唐叶萍、傅如良指出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实践观，第一次建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在实践这种对象性活动中，“人把自身之外的存在变成了自己活动的对象，变成自己的客体，与此同时，也就使自己成为主体性的存在。这样一来，我们能够从实践的基础上来把握和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主体与客体达到统一”。赵成认为：“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以他的实践唯物主义为基础。在实践的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自然进化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统一性，说明了社会发展的‘自然的历史的过程’，提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实践关系实际上表现为人化自然的关系，为我们科学理解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2.关于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内容。国内学者一般认为马克思生态思想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联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生态思想认为：“人首先依赖于自然，自然界是人类的母体，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类存在于自然界之内，不能把人类摆在自然界之外，更不能凌驾于自然界之上；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索取与被索取的关系，而是休戚相关的有机整体。”二是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思想。“‘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生态理论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科学地论证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物质变换关系。”三是资本是生态恶化根源的思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和自然的关系就其内容和实质来说。是资本同自然的关系，是资本对自然的占有。因此，形式上表现为人和自然关系恶化的生态危机，实质上，是资本同自然关系的恶化，是资本家对自然疯狂占用所引起的恶果。”四是按客观规律办事的思想。“人类只有认识自然规律，遵循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自然才会向着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否则，人类就会受到自然的报复。马克思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

3.关于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由于大家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主要社会根源，因此，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在于消灭私有制。“在为合理地解决这些全球问题寻找对策时，我们既不能对自然界作拟人化的责备，也不能把希望仅仅寄托在单纯的新技术革命上，而必须把希望放在新技术革命与以积极地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目的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结合上。”

4.关于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学者们普遍认为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二）研究缺陷：忽视马克思的人文生态思想

马克思生态思想包括自然生态思想和人文生态思想，是自然与人文维度的统一。从国内学者研究现状来看，当前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仅仅在自然维度上展开，将自然生态思想直接等同于马克思生态思想。忽视了人文维度的马克思生态思想。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认识上的偏差，即把自然等同于生态，把“自然”与“生态”看作是同等意义的两个词，互相混用。例如：有学者撰文写道：“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突出地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中（本文将其称为生态思想）。”中国人民大学林坚认为：“生态，亦即自然生态，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存在状态。”其实，“自然”与“生态”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就狭义意义上而言，自然就是生态，但在广义意义上，“生态”与“自然”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生态包含自然与人文两个维度，自然生态只是生态的一方面。因此，忽视马克思人文生态思想是当前国内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研究的一个明显缺陷。

二、马克思人文生态思想的形成

马克思生态思想是在自然和生态两个维度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从自然维度出发形成马克思自然生态思想，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人文维度出发形成马克思人文生态思想，表现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人文生态思想的形成与自然生态思想的形成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物质变换过程，人通过劳动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自然界是人的“母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前，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基本上是平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一方面，资本家贪婪地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无限地扩大再生产，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另一方面，无限扩大再生产所产生的大量污染物破坏了自然生态的平衡。资产阶级还通过建立世界市场，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到全球，造成全球性自然生态失衡。马克思以敏锐的眼光关注着自然生态的失衡问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开批判和反思，形成其自然生态思想。

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来都是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交织在一起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通过劳动实现的。“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们在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巾必然形成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不同生产方式条件下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形成不同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同一历史时期，特殊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也影响着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形成特殊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同样，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反过来也制约着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决定了生产的目的，生产的目的决定了生产的模式，生产模式决定了社会的发展模式，进而对人和自然的关系起决定性影响。如果我们要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不得不改变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生态的失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永无止境的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方式是育目无限制地扩大再生产，实行不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不仅必然打破人与自然的平衡，造成自然生态危机，而且必然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紧张，造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文生态危机主要表现为人的全面异化。对此，马克思有独到的论述：“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正是在对人文生态环境恶化的批判和反思基础上形成其丰富的人文生态思想的。

三、马克思人文生态思想的内容

（一）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统一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内在统一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类的“母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人们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食粮。人与自然界是统一的。

“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关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自然发展史。人通过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与自然界融为一体，向自然融化，实现“人的自然化”。在物质变换过程中，人通过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影响和利用自然，实现了“自然的人化”。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中介，始终相互影响和制约。“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因而，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统一的。

（二）资本本性是人文生态恶化的根源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本性是人文生态恶化的根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与劳动对立，资本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是无节制的追求超额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值。为了实现资本增值，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不得不无限扩大再生产，资本家和工人同样苦恼。对此，马克思写道：“总之，应当看到，工人和资本家同样苦恼，工人是为他的生存而苦恼。资本家则是为他的死钱财的赢利而苦恼。”

由于市场竞争，资本家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获取超额的剩余价值，他们不得不延长工人劳动时间、提高生产技术，降低劳动力成本，加重对工人的剥削，导致人文生态环境的恶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在这里我们只提一下进行工厂劳动的物质条件。人为的高温，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喧嚣等等，都同样地损害人的一切感官，更不用说在密集的机器中间所冒的生命危险了。这些机器像四季更迭那样规则地自己的工业伤亡公报。”在这种劳动环境下，工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威胁。“他们越想多挣几个钱，他们就越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时间，并且完全放弃一切自由。在挣钱欲望的驱使下从事奴隶劳动。这就缩短了工人的寿命。”

（三）以人为本的思想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人文生态思想的核心内容。以人为本的人文生态思想是马克思在批判和反思资本主义非人道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追求超额剩余价值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的无限扩大同广大人民群众有限购买力之间的矛盾。这两对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大量工人失业。在经济危机期间，资本家在销毁大量“过剩”劳动产品的同时，“工人等级中的一部分人必然沦为乞丐或陷于饿死的境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资本家不仅将工人的工作日延长到生理极限，还在生产中大量使用妇女和童工，迫使工人在毫无人身安全和健康设备系统的环境中劳动，严重摧残了他们的身心健康。马克思对此展开了批判和反思，认为社会生产要以人为本，生产要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在生产过程中必须保障个人的福利，形成了以人为本的人文生态思想。

（四）人的主体性思想

马克思认为，就自然属性而言，人和动物一样需要吃、喝、生殖等，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靠无机界生活。但人是类存在物，人通过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认识和改造自然，动物却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人作为类存在物就必须全面占有人的本质，充分展示人的主体性。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劳动使人丧失了主体性，沦为自己劳动产品的附属物。“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马克思认为，要实现人的主体性的复归，就必须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消灭私有制。扬弃异化，真正实现自主活动。在自主活动条件下，劳动成为一种乐趣，成为人类实现自我发展的手段，人在劳动中感到快乐。在自主活动中，人类能够充分展示人的主体性。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四、马克思人文生态思想的意义

从人文维度考察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意义

1.进一步揭示了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联系，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马克思的自然生态思想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盲目扩张本性是自然生态失衡的根源，从一定程度上说明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必然联系。但仅仅从自然维度论证它们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是不够全面的，并不能使人完全信服。从人文维度考察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进一步揭示了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联系。我们不能简单的把生态危机等同于人与生态的对立，其实质是资本主义与生态的对立。资本主义和生态的对立是根本性的，它不仅仅是某些枝节的对立。，自然生态的失衡只是生态问题的表象，人文生态问题更具有本质性，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反映。马克思的人文生态思想把生态问题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溯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必然联系。

马克思人文生态思想进一步揭示了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这就为我们解决生态问题提供根本出路——消灭私有制，扬弃异化，实现共产主义。这就从生态学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性，使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更加完善。

2.进一步驳斥了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唯生产力论，忽视生态的错误观点。长期以来。两方一些学者将马克思视为唯生产力论者。对马克思进行攻击。他们认为马克思不关心生态问题，他的世界观完全是建立在技术上对自然进行极度控制的基础上。例如，特德·本顿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唯生产力论历史观。尽管他在特定的场合对生态问题表示了关切，但他在这方面提出的理论观点还首先是必须接受批判的。马克思是个彻头彻尾的人类中心主义者，他否定所有可能会认可自然限制经济发展的观点。马克思将劳动看成是价值的源泉，从而完全否认了自然的固有价值。雷纳·格莱德认为，马克思的基本前提是对自然进行普罗米修斯式的控制。维克托-福基斯认为马克思对世界的态度始终保有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劲头，一直赞扬人类对自然的征服。韦德·斯科尔斯基认为马克思是最虔诚的机器崇拜者。资本主义的罪恶之所以得到宽恕，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完善机器。在西方学者看来，马克思是极端的现代主义者，主张唯生产力论和对自然与人性进行极端控制。

其实，马克思并非唯生产力论者，他不仅关注自然生态失衡问题，更关切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文生态的恶化。马克思分别从自然和人文的维度分析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不仅形成了自然生态思想，而且形成了更为丰富的人文生态思想。通过对马克思人文生念思想的解读，在理论上进一步驳斥西方学者攻击马克思忽视生态问题的谬论，有助于澄清是非，还原真理。

（二）实践意义：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马克思思想论文篇4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生态思想表明，自然和人、社会是辩证统一的。这在社会实践中就要求社会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同时合乎自然、合乎规律，坚持统筹人、社会与自然和谐共存，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样的发展就是科学发展。可见，马克思生态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实际上，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的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在劳动中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的生态思想，主张采用统筹兼顾的方法运用自然规律，努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保证生态文明的顺利进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只有时刻坚持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作指导，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基础处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始终坚持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辩证统一，才能保证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反之，则会受到自然发展规律的惩罚，社会经济发展将会遭到严重的影响。

(二)真正确立自然、人和社会辩证统一的生态理念

正确生态理念的确立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保证自然、人和社会辩证统一生态理念的形成，必须从思想上破除人类中心主义，转变社会发展观念，正确认识物质经济利益及其追求和社会及人的发展的关系，克服物质经济利益至上、社会实践唯物质经济利益是从的错误思想，自觉坚持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作指导，自觉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不断增强生态环保意识，树立解决生态问题和建设生态文明的信心，为建设生态文明准备思想前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从表面上看是解决生态问题的现实道路、必然要求和结果，从根本上看则是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生态思想的内在要求和意蕴。换言之，正是马克思生态思想为我国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为我国生态文明实践指明了重要路径

生态文明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前提是尊重和保护护自然，目标是引导人们走向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宗旨是保证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从而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马克思生态思想为达到此目标指明了实践路径。实践沟通、连接了人与自然，是人和自然联系的基础，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只有通过实践劳动自然界才能成为人类及其社会生存发展的现实基础，才能“为人所用”。马克思认为:“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劳动，劳动是其生存的手段。只有在具有社会性的劳动中自在的自然才能被创造成为人化自然，从而才能与人类统一起来。同时，“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所以，在实践劳动中也只有在实践劳动中人、社会和自然才能达到和谐统一。

(一)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加强生态法治建设

落实和践行马克思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中，将生态文明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制度建设相统一。一方面为生态文明建设立法，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以社会制度和法治为基础，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建设生态责任政府，建立自上而下的生态文明建设监督系统，从社会制度层面落实和贯彻科学发展观，运用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法治不断调节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有序进行。另一方面，建立全民参与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宣传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确保每个公民都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用实际行动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同时建立自下而上的生态监督体系，保证每个公民都可以行使自己保护生态环境的权利，监督各级政府机关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成效，督促他们更加透明、高效的解决各种生态问题。只有政府和人们两个方面共同努力，才能保证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马克思思想论文篇5

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高度统一是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本文想从源头上理清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统一性，以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

科学性重在求真、求知。尽管人类对科学的求真、求知精神的认识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但其核心一是强调其客观性、精确性，一是强调其价值中立性。可这两点都不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了其价值取向，其科学理论中内涵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强调了真理的价值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公式，而是方法论，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来说，规律具有重复性，但马克思主义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重复性。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呢？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源于其彻底的实践精神。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要付诸实践，指导实践，变为群众的行动，才能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它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意思：（1）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2）一切历史的冲突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3）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即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活动的主体；（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既不是伦理主义，又不是集体主义，而是实践唯物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解释世界算不算改造世界，改造人的思想观念是否是改造世界。例如，文艺复兴、启蒙主义、青年黑格尔学派都是在解释世界（改造人的思想观念）中起到了改造世界的作用。可见，一切真正的哲学都具有改造世界的功能。那么马克思在哪种意义上去阐述这一点的呢？马克思认为，一是以往的哲学家都是沉浸在意识形态的幻想中，把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看成是历史的起源，不去研究观念的起源和发展历史，而是从永恒的理念出发，因而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二是以往的哲学家没有把观念看成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忽视了思想观念的历史选择和实践基础，不能解释观念被传播和认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因而不能找到实践思想观念的社会力量和群体，不能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马克思认为，思想什么都不能改变，它只有掌握群众，并在群众的实践中才能变成现实的力量。因此，真正的哲学一方面要了解具体的历史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强调具体的社会历史特征和条件性；另一方面，要找到实践自己思想的现实的人———历史主体，才能科学揭示自己时代的本质和规律，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表现在实践基础上的彻底的批判精神：一是从变化发展中把握事物，不承认任何事物的永久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二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彻底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不盲从权威和权贵，对任何重大问题都要经过理性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决定着和体现在其理论的前瞻性和预测性，而历史的变化具有多元性，理论的预测性不能仅仅建立在主观上，建立在自由精神上。黑格尔认为哲学是对历史的思索，其保守性表现在不想超越现实，认为历史是有终点的，否则无法确定绝对真理；但黑格尔认为绝对真理是通过绝对的精神反思获得的，故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同时，黑格尔哲学又具有合理性，它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历史是感性的、偶然的、单一的；而逻辑是理性的、必然的，历史只在过去的意义上是单一的，而在面向未来时，它是多元的、是有多种可能性的。对历史的反思只能提供认识的主要依据，否则历史只是苍白的、无力的，学史不能使人变的更明智，但反思历史能够使人少犯错误、更好地把握未来。马克思像黑格尔一样，把未来看成是过去历史矛盾发展的结果，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仅仅是反思历史，而是把社会历史看作是人类实践基础上不断生成的过程；因此，必须以实践为基础，在对现实历史的总体性批判中，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中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无产阶级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即“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的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2]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本质所在。马克思提出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例如：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当资性的资本远远大于物质性的资本，加剧了资本的过剩和生产力的相对过剩所引发的社会危机，这意味着失业人口的长期的绝对存在、失业率上升，人的异化问题、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下是无法根本解决的。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和批判总是内涵着明确的意识形态，即总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

指导和正确的价值指向。三是不怕自我否定的反省意识，这也是马克思思想科学性的依据。马克思主义不仅对事物、现实，而且对自己的学说也是采取批判的、革命的态度的，因此，它以实践性为主，强调开放性和自我否定性。正是由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现实存在的深刻反思，才得出了社会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结论。但他从来不把自己的学说看成是绝对真理，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总是在自我否定的反省中不断吸取新成果，以丰富、深化自己的理论内容及其相应的理论形式。正如恩格斯指出：“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展，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马克思思想的意识形态性

认清了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我们就要进一步探讨马克思是如何科学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而揭示出意识形态发展的本质特征的。应该说，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概念，而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封建主义的残余，进而揭示出这些意识形态的虚伪性：

1、颠倒性：这些意识形态颠倒了观念和现实的关系，认为不是生活决定观念，而是相反。马克思分析了人们为什么会把这种颠倒的关系和观念内化进思想并产生认同感，因为意识形态的虚伪性不是有意的，而是无意识的，它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颠倒性，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颠倒性是把使用价值和价值颠倒，把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的颠倒，在这种颠倒的意识形态中，工人要产生自我意识（阶级意识）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故而这种自发的唯物主义的结局只能是唯心主义，没有唯物辩证法就不可能摆脱资产阶级的意识，获得自我意识。

2、神秘性：指这些意识形态的非逻辑性、非理性。它产生的情感共鸣是利益，利益能蒙蔽真理；表现形式是情感，其神秘性表现在用理性的外衣蒙蔽非理性的利益既得形式。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是理性化的、逻辑化的，实质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维护。马克思分析了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是如何把本阶级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并用抽象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来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又是如何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抽象的原则上升为法律来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产者对无产者的合法统治的。

3、伪批判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总是宣称自己是中立的、超阶级的；但其立足点是为现实辩护，而不是超越现实，因而其标榜的人民性、普遍性、永恒性都只是意识形态的谎言和谬谈。马克思主要是从历史的虚伪性上来讲意识形态，从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两个角度来批判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强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有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之分，对此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才能揭示其本质，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不自觉的虚假性和伪批判性中解放出来。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封建主义的残余，强调社会主义思想与人民概念是一致的，无意识形态的虚假作用；但马克思恩格斯晚期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思想，因为国家是实体和观念的总体性。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其合乎逻辑的延伸。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有机统一，这是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必然逻辑，更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内在要求。可见，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创新的一个生长点。但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并没有言尽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探索，虚伪性只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之一，不等于说没有科学的真正的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没有堵塞后人之路。固列宁鲜明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概念和思想，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更强调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批判时所使用的方法，特别是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是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和批判一个旧世界，旨在建立一个新世界。邓小平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维护功能和建设功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可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包括革命主题和建设主题。今天要着重研究建设主题，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维护和建设功能。

总之，由马克思开辟的作为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意识形态，一是因为它的价值观是无产阶级的，即消灭剥削和压迫，解放全人类，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这种价值观有其科学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主要是其历史观和价值观；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基础上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意识形态就是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和逻辑方式。比如，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无阶级性）有科学性，历史唯物主义有阶级性和科学性，都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而且是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三、马克思思想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当代价值

“冷战”结束后，面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进攻，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无法作出有力反驳，反而在多方面认同，主要是我们不能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正确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及其虚伪性、神秘性和伪批判性。因此，我们要用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来分析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深入挖掘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当代价值，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首先，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指导。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实际生活中，出现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现象，要善于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指导作用，即发挥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指导作用。影响中国文化建设的意识形态主要有：西方自由化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而是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角色是占统治地位、具有指导作用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把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不仅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更主要是因为它是科学的知识体系，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任何一门学科的科学知识，它的科学性是其发挥指导作用的前提，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建学说等各学科组成的科学知识体系，科学性是其能够发挥指导作用的内在依据。当然，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和作为科学体系是有区别的，因为意识形态与科学是有区别的：一方面，二者具有本质上的差异性，前者是制度化的、规范化的思想体系，是实践的，可操作的；而科学是一种知识，它不能制度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二者更新的方式不同，科学要破旧立新，推陈出新，意识形态则是不断的修整，是返本开新，越是离现实近的，越是需修正、需退让，因而是从未来出发去吸收面对现实的东西；科学会过时，而意识形态不会过时，它可以通过修补来适应新形势，具有不可否定性，而科学则可以自我否定、自我证伪。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和坚持其科学性上要有区别的对待。应该说，成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它的具体结论，而是它的基本立场、基本理论。即它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例如：消灭剥削、压迫、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等等）。当然，意识形态的指导也有历史阶段性，但无论何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都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反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还体现在根据其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制定的党在各历史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法规等制度化的东西，这些东西必须是正确的，才能坚持；如果有失误，就必须及时纠正，使理论与实践相一致，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思想论文篇6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三种存在形态理论强调：以人为本中的“人”，应包括：类存在意义上的人；社会群体意义上的人；具有独立人格和个性的个人。根据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理论，强调以人为本中的“本”，需要放在各种关系中来理解和确定，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相对于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而言，把人当作主体。第二，相对于人被边缘化而言，把人看作一切事物的前提、最终本质和根据。第三，相对于人作为手段而言，把人作为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理念具有三层基本涵义：第一，它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地位的肯定。它既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目的地位，又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第二，它是一种价值取向。即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为了人和塑造人。尊重人，就是尊重人的类价值、社会价值和个性价值，尊重人的独立人格、需求、能力差异、人的平等、创造个性和权利，尊重人性发展的要求。解放人，就是不断冲破一切束缚人的潜能和能力充分发挥的体制、机制。塑造人，是说既要把人塑造成权利的主体，也要把人塑造成责任的主体；第三，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实践要求我们在分析、思考和解决一切问题时，既要坚持并运用历史(符合规律发展的要求)的尺度，也要确立并运用人(或人性化：合乎人性发展的要求)的尺度，要关注人的生活世界，要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命运确立起终极关怀，要关注人的共性、人的普遍性、共同人性与人的个性，要树立起人的自主意识并同时承担责任。

二、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主要成果

(一)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继承

社会发展观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发展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为主要依据，提出了以社会统筹发展为基础的整体发展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人本观、以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为动力的协调发展观。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始终坚持社会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创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党的一大党纲指出：“我们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是为整个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的，是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党的性质决定了他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反复告诫全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二)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发展

从马克思到，都把为无产阶级、绝大多数人、人民以及全人类作为自己的人学理念的基点。但在他们所处的革命年代，他们更注重的是整体、集体的人，实质上是强调“以人民为本”。这一理念贯穿于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年轻的邓小平就是怀着这一信念踏上革命征途的，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20世纪末，整个世界进入了全球日益“一体化”的发展阶段，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会长期并存，而且还要相互越来越密切地交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需求，必然要遵守共同的规范、共同的准则，仍然固守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传统理念显然是不行的。面对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高瞻远瞩，认真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把人的“以人民为本”的人学理念升华为“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理念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块重要基石，他的人本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人本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在“以人为本”方面，邓小平关注更多的是实践，主要包括：第一，大力发展经济，满足人的需求；第二，注重人的尊严，重视人的价值；第三，正视人的个性，倡导多彩生活。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深化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党最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这一理论创新成果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上，倾注了新时代人的心血，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论智慧和创新精神，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新飞跃。

同志立足于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当代世界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邓小平“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是新世纪中国的神圣宣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于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

(四)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践行

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弘扬马列毛邓伟大理论，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中，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进一步发扬光大，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科学发展观”，而“以人为本”就是其本质与核心。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就应：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高人们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为人才的成长，为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创造良好的制度、体制环境”“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紧紧围绕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内容，凝结着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深刻思考。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群众的需要为本，它的着眼点和最终目的，不仅是物，更是人，这一要求贯穿于科学发展观的各个方面，是我们党领导发展的根本政治理念。“以人为本”，一是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二是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本色，也进一步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

三、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重大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思想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Freedom Thought in Marx "Doctoral Thesis"

LIU Jianjiang

（Wuhan University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Hubei 430072）

Abstract In Marx's Doctoral Thesis， Marx explained his freethinking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emocritean and Epicurean philosophy of nature. The significance of contingency category indicated the possibility of human freedom； the deflection movement， the inner structure and the contradictory of atomic indicated the individual of human freedom； Marx have a different view of freedom from Epicurus， Marx seeked for a real freedom， the realistic road to the reality of freedom is making the world philosophical and philosophy international.

Key words freedom； chance； individual； the reality of freedom； the realization of freedom

1 偶然性与自由之维

虽然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同为原子论哲学家，都承认原子和虚空，但是，无论涉及到原子论这门科学的“真理性、可靠性及其应用，还是涉及思想和现实的一般关系，他们都是截然相反的”。①在《博士论文》的第一部分，马克思从三个方面比较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原子论的一般差别。第一，在关于人类知识的真理性和可靠性的问题上。德谟克利特采取怀疑主义的态度，认为感性世界是一种主观的假象；伊壁鸠鲁采取独断主义的态度，认为感性世界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第二，在关于科学的可靠性和科学对象的真实性的问题上。德谟克利特力求在充满假象的感性世界中寻找某种必然性；伊壁鸠鲁重视内心的宁静与满足，主张“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就必须为哲学服务”，②因为哲学本身就代表了自由。第三，在思想与现实的关系上。德谟克利特把一切都归于必然性，努力在世间寻求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伊壁鸠鲁主张偶然性与任意性，认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偶然的与可能的，没有什么规律可循。正是偶然性范畴的提出，使马克思在伊壁鸠鲁哲学中看到了人的自由的可能性。

与必然性的确定性、抽象性和稳定性不同，偶然性意味着可能性、现实性和不稳定性。在对伊壁鸠鲁的偶然性范畴进行研究时，马克思转换了近代以来对偶然性范畴的认识论考察视角，注重偶然性范畴的本体论意义。③正是对偶然性范畴本体论意义的考察，彰显了人的自由精神。具体来说，马克思通过对偶然性范畴的两个特性的分析，深入地思考了人的自由问题。

其一，抽象的可能性。人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人的自由精神也是可能的。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区分了两种可能性，即实在的可能性和抽象的可能性，并指出：“偶然是一种只具有可能性价值的现实性，而抽象的可能性则正是实在可能性的反面。实在的可能性就像知性那样被限制在严格的限度里；而抽象的可能性却像幻想那样是没有限制的。”④与实在的可能性把人看作被规定的限制性存在不同，抽象的可能性把人看作无限制的创造性存在，因为它涉及的“不是被说明的客体，而是作出说明的主体”，⑤强调的是处于某种生命活动中的人。抽象的可能性既表明人是不受外在必然性和命运束缚的可能性存在，又彰显了作为主体的人突破客体的限制进行自由创造活动的可能。

其二，时间性。时间具有感性、明显性和普遍性等特征，意味着变化和过程。在伊壁鸠鲁看来，感性世界是一种客观现象，它是能够被人的感官直接所感知的，而时间作为一切事物变化的原因，是“现象的绝对形式”。偶然性范畴的时间特性，意在表明“时间在现象世界中的地位，正如原子概念在本质世界中的地位一样”，⑥它表达了人的自身存在的主动形式，表明了人的自由的主体性和独立性。而作为变化和过程的时间，同时也表明了人的自由的历史性。

2 原子与个体性自由

通过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原子论一般差别的比较，马克思阐释了人的自由的可能性问题。在《博士论文》第二部分，马克思着重从原子的运动方式和原子的内在结构两个方面，阐释了人的自由的个体性问题。

第一，在关于原子的运动方式问题上。马克思十分推崇伊壁鸠鲁主张的原子的偏斜运动，认为原子的这一偏斜运动，正是人的个体性存在以及个体性自由的彰显。原子的直线下落运动相当于原子的定在，与原子自身的存在相对立，是原子丧失自身独立性和个别性的存在，是应当予以否定的存在。而与这一运动直接相否定的就是另一种运动，即原子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这一运动“表述了原子的真实的灵魂即抽象个别性的概念”。⑦这样一来，伊壁鸠鲁以两种直接对立的直线运动和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实现了对原子的物质规定和形式规定。作为原子物质规定性的原子的直线下落运动是自由的定在，作为原子形式规定的原子的偏斜运动是自由本身，是抽象个别性本身，是人的个体性自由。除上述两种运动外，原子的排斥运动很好地综合了体现在这两种直接对立的运动方式中的原子的不同规定形式。在马克思看来，排斥就是否定，是偏斜借以脱离直线的否定力量。

马克思通过对原子脱离了直线的偏斜运动的阐释，表达了人的个体性自由这一思想。其一，自由不是个体性的丧失，而是个体性的彰显。在考察原子的直线运动中，点或原子在直线下落的过程中意味着点或原子自身个别性和独立性的丧失，这是指点或原子在直线下落的过程中扬弃了自身的自为存在，丧失了自身的根据，丧失了自由。原子的偏斜运动正是个体性的彰显，正是自由的彰显。其二，自由不是一种受限制的个体性存在，而是一种自我否定的活动。自由的实现是一种不断自我扬弃，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马克思指出：“要使作为人的人成为他自己的唯一现实的客体，他就必须在他自身中打破他的相对的定在，即欲望的力量和纯粹自然的力量。”⑧人的个体性自由的实现就是要打破自身的物质性定在，不断地进行自我否定，实现与“欲望的力量和纯粹自然的力量”的分离。

第二，在关于原子的内在结构问题上。马克思指出：“在他（伊壁鸠鲁――引者注）设定原子有某种特性并由此得出原子的物质本性的结论时，他同时也设定了一些对立的规定，这些规定又在这种特性本身的范围内把它否定了，并且反过来又肯定原子的概念。”⑨而德谟克利特从来都没有“从原子本身来考察特性，也没有把包含在这些特性中的概念和存在之间的矛盾客观化”，⑩只是考虑到原子的物质属性。在对原子的特性的具体考察上，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只具有体积和形状这两种特性不同，与德谟克利特不同，伊壁鸠鲁还把重力当作原子的重要特性。

马克思十分认可伊壁鸠鲁对原子的概念和特性的区分，认为这一区分彰显了自由的伟大。原子的概念对于原子来说具有本质意义，正像人的内在自由精神一样，人的内在自由精神的彰显要通过突破自身的物质限制来实现。人的自由精神是一种内在的本质的规定，而不是外在的物质的特性。人本身也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体，矛盾的存在正是人不断地否定自己，不断地超越自己，不断地追求个体自由的动力。

3 现实的自由与自由的实现

伊壁鸠鲁追求的是一种意识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是“源于经验实在的自由，而非经验实在之内的自由”。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反对德谟克利特把必然性看作现实性的形式，从偶然性范畴的本体论意义出发，肯定了人的自由。同时，他也反对伊壁鸠鲁追求的意识的自由，认为这种返回内心的自由观，遮蔽了自由的现实性。马克思指出：“抽象的个别性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定在中的自由。它不能再定在之光中发亮。”现实的自由是一种定在中的自由，既承认个人的独立与自由活动，同时又不否定外部世界的合理性。

“哲学研究的首要基础是勇敢的自由的精神”，伊壁鸠鲁原子论中所体现的个体性自由精神，就是哲学的本真精神。对自由的阐释就是为了实现自由，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提出了现实的自由的实现之路，也是哲学的自我救赎之路，即世界的哲学化与哲学的世界化。

世界的哲学化是指世界在哲学当中扬弃自己的缺陷，走向哲学。受专制制度的影响，德国的思想家犹如一潭死水，整个国家暮气沉沉。马克思高扬哲学的自由精神，主张要实现自由，必须让自我意识进入世界，把现实世界从思想专制的樊笼中解救出来。世界的哲学化就是要使物质世界走向哲学，走向精神的东西，在哲学之中获得自身的精神内涵。一个没有哲学的世界是不完美的世界，同样一个没有世界的哲学也只能是一个空洞的体系。

哲学的世界化是指哲学在世界之中扬弃自身缺陷，走向世界。哲学作为自由精神必须走向世界，世界本身也要从非哲学、非自由状态中解放出来。哲学作为介入现实世界的实践力量，要走向现实世界，找到现实的基础，并把自由精神变成一种感性的存在，用自由之光普照全人类。与此同时，哲学作为一种批判的力量应该从精神的王国中走出来，关注现实的世界，对现实世界进行无情的批判。“哲学不再是解释世界之所是的内容，不再是沉思根本存在的内容，而是一定意义上努力把万物变为它们应该所是的内容”，哲学应当以应然的思想否定现实的世界，通过哲学把现实世界改造为一个合理的世界，同时也使哲学的合理性获得客观现实的形式。

通过对“世界哲学化”与“哲学世界化”的阐明，马克思指出人的现实自由的实现是要在现实中获得的，并不是脱离现实的。作为现实世界的个体所直接面对的是否定人的、压迫人的、异己的客观世界，因此，人的现实的个体性自由的获得，直接就意味着对客观现实世界的反抗和斗争。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20.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24.

③ 参见何萍.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本体论问题.学术月刊，2002（9）.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27.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27-28.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52.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5.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7.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9-40.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40.

[美]维塞尔.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陈开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82.

马克思思想论文篇8

在哲学的语境里,异化是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而这个对立面又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并转过来反对主体本身。异化的概念早已存在,但是一直到黑格尔,人们对异化概念的使用都是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的,马克思第一次对异化现象做了唯物的、科学的说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运用异化劳动概念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巅峰之作。本质上,异化概念是个历史的概念,异化劳动概念是历史的创新,马克思从具体历史事实出发,触摸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异化问题的合理内核———异化劳动,这是劳动学说上质的飞跃。

一、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思想来源

异化思想最早可追溯到柏拉图,直接源泉是基督教,近代资产阶级最早的异化观可追溯到霍布斯。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主要来源于卢梭、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

(一)对卢梭异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卢梭是异化理论的创立者。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对专制社会种种异化现象的批判以及对人的自由、平等的论述,成为马克思异化理论和人类解放思想丰富的思想养料。

(二)对黑格尔异化理论的继承与批判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建立在对黑格尔异化观扬弃的基础之上。黑格尔认为人要用劳动来征服自然,并在劳动过程中使自己成为自在的存在,这对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有很大的启发。马克思在肯定了黑格尔异化观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对他的唯心主义异化观和整个哲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批判,并提出了自己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劳动异化论。

(三)对费尔巴哈异化理论的扬弃和超越费尔巴哈是自康德开始的哲学革命的殿后人,他的人本学异化思想,是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直接来源之一。费尔巴哈用人的自我异化来说明宗教的人学根源,“宗教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是他的著名论断。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思想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启发了马克思:首先,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中有关人的本质的观点,受到了费尔巴哈人本论的启发。在《手稿》中,马克思接受和运用了费尔巴哈“类”这一术语,用来描述“类本质”的异化,即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其次,费尔巴哈不仅指出了宗教和唯心论哲学的错误,而且揭示了他们的认识论根源。马克思在这些观点影响下,彻底和黑格尔的唯心论决裂而转到了唯物论方面。综上所述,卢梭、黑格尔、费尔巴哈都是在思想范围内谈异化和异化的扬弃。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卢梭、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并对其进行了超越,从而构建了自己科学的唯物的异化理论。二.马克思异化劳动的主要内容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总的批判,为他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确定了出发点,即“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而所谓当前的经济事实就是异化劳动,也就是资本家无偿占有个人的劳动果实这一社会现象。从这一意义上说,“异化劳动”在这里起着经济范畴的作用;马克思运用这一范畴阐述了异化劳动理论的四个规定,实质上主要是研究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指出异化劳动表现的核心是人的异化,人脱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类本质,这是马克思思考异化劳动的着眼点。首先,从生产结果看,劳动者的劳动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这是异化劳动理论的第一个规定。马克思从上述展示的工人的生活现实出发揭示出,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而且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的东西就越少。接着,马克思又进一步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思维向度提出了对象化理论,他指出,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工人在异化劳动中丧失了自己的本质“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1]94现实关系中的人都是“非人”,因而人的发展被异化,劳动被彻底否定和扼杀殆尽。工人在异化的状态下,生产的是既不能实现他自身、又不能满足他肉体需要的产品,工人生产了对象却失去了对象,进而又束缚在对象中。马克思指出:“按照国民经济学的规律,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的越多,他能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的奴隶。”[1]92转其次,从生产过程看,劳动者同他的劳动活动相异化,这是异化劳动理论的第二个规定。马克思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和社会伦理价值批判理论的双重思维向度阐发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指出工人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别人”。[1]94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种异化劳动是一种使自己外在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93。因而,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时,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人便沦为动物。再次,从人的类本质看,劳动者同他的类本质相异化,这是异化劳动理论的第三个规定。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生产生活本身就是类生活”,“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马克思还从人与自然关系的人的类本质出发,指出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人的类特性就在于有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因此,“劳动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27-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

然而,在异化劳动状态下,人对人的类本质的体现完全发生了变化,异化劳动使自然界,使人本身、人的自己的活动机能、人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使类同人相异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样一来,异化劳动造成如下结果: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1]97最后,从人与人的关系看,人同人相异化,这是异化劳动理论的最后一个规定。马克思通过对上述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劳动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三个方面的分析指出,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马克思指出:“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侯,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同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劳动产品和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同他人、同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1]

同时,通过异化劳动,工人生产出一种与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劳动关系,即生产出资本家同这种劳动的关系,从而,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和必然结果。马克思进而指出,工资和私有财产是同一的,因为用劳动产品、劳动对象来偿付劳动本身的工资,不过是劳动异化的必然后果,而且在工资中,劳动本身不表现为目的本身,而表现为工资的奴仆,即使是强制提高工资无非是给奴隶较多的报酬,但既不会使工人也不会使劳动获得人的身份和尊严,也就是说,仍然不会改变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因此,“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而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1]101三、异化劳动理论在《手稿》以及在整个马克思哲学体系中的地位《手稿》是马克思形成自己世界观时期的一部关键性作品,是马克思哲学的起源,是哲学中革命变革思想的起源。“在《手稿》里,马克思以分析异化劳动的方式集中全面地论述了异化问题。由于马克思希图通过分析异化劳动这一经济事实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奥妙,因而马克思在《手稿》里无论是对经济学、哲学,还是对共产主义的研究,都同他的异化劳动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异化劳动理论是用以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也可以说,异化劳动理论是《手稿》的核心概念,是他全部论述的出发点。”[2]它无论是在哲学史上还是在经济学史上都是一个转折,它标志着马克思进一步摆脱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纯思辨和抽象性的枷锁,逐步转到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上来,在理论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一,《手稿》对异化劳动与人的本质的关系的论述,是马克思形成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科学界定的重要环节。手稿将人的本质界定为劳动,将异化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的异化,这一界定不仅超越了将自我意识、理性作为人的本质的唯心主义人本论,而且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将感性、自然作为人的本质的人本主义。劳动是一切社会关系生成的基础,社会关系不过是劳动基础上形成的各种相关要素的连接方式和衍生物,因此,人的本质是“劳动”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之间只有一步之遥,也因此,一年后马克思就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了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这就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其二,异化劳动与劳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范畴提出的概念母体。《手稿》指出“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用劳动去揭示历史,将历史置于物质活动的基础之上;再用异化劳动来解析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这是马克思历史观的一个重大飞跃,他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范畴的提出做了理论上的准备。生产力概念一方面从质上把劳动规定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指出它是人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从量上使生产发展的水平、状况得以表达,反映了生产在历史发展中的不断变化性,显示了人们改造物质世界的能力与水平。而生产关系概念则显示了劳动中的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关系,揭示了生产劳动得以展开的内在结构方式。正是在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连接和辩证运动的分析中马克思揭示了“历史之谜”。因此,劳动思想可以说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和发源地,是其形成中的一个重大飞跃和决定性环节。最后,在异化劳动思想中已经包含了资本主义产生与灭亡的历史必然性思想。《手稿》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与批判,逐渐意识到了资本主-28-义灭亡与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形成了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手稿》明确指出:“从现实的发展进程中,必然的产生出资本家及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不发达的不彻底的私有财产,即土地所有者的胜利”,[3]64企图阻止“地产的资本化”是完全白费力气。但由于异化劳动的不合理性,“劳动与资本的这种对立一旦达到极限,就必然成为整个(私有财产)关系的高峰、顶点和灭亡。”[3]60四、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当代价值首先,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当时的经济事实出发,分析异化劳动,阐述他的异化观,并由此而探究人的本质,探索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倡导人性全面复归,最后提出崭新的共产主义观,无处不折射出马克思深刻的人本主义思想。因此全面而准确地解读《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和人本主义思想,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深入地研究、实践以人为本的科学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其次,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理论强调了人的本质的实践生成性,把人纳入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把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建立在对现实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之上,揭示了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本质力量的不断对象化活动和自我生产、自我创造和自我发展来解决和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矛盾,生长出新的现代性。异化现象的客观性则显示出对异化的克服与扬弃只能是相对的,而完全的、没有任何异化现象的社会只是乌托邦。在当前全球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的历史视域中,马克思的现代性异化批判理论仍然是我们重新审视这一切现象的重要理论武器。在现代社会中,一方面表征着现代性的琳琅满目的商品充斥着社会的各个领域,从社会生产、生活、交往、娱乐到情感体验、个体心理都被商品化了,“物的世界”把“人的世界”包裹得严严实实;但另一方面,它也紧迫地呼唤着新的现代性,通过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更加普遍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和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生产、自我创造和自我发展,人类现代化活动过程中的异化现象及其所衍生的各种现代性问题是可以克服和扬弃的。

最后,马克思从历史之思的高度所指明的克服现代性异化、走出现代性困境的道路,对于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重要启示。马克思认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异化的根本途径。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包含有多维度的内涵,既包括社会制度、产权归属等宏观问题,也包括劳动分工、产品分配等微观问题,而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与社会建设不断相结合的过程,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一直是中国现代性事业的中心主题。转换到当前社会,私有财产的产权归属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而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公正、公平、合理地分配社会资源,实现社会和谐。当前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维护社会分配领域的公平和正义,在很大程度和意义上,就是要逐步消除当前比较突出的各种社会“异化”现象,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劳动产品、他人以及社会的全面和解,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生。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熊子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概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马克思思想论文篇9

1“和谐社会”的思想内涵

“和谐社会”的思想理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创造美好生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人类的社会本性和所追求的基本价值。无论是我国古代人们所向往的“小康社会”、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理念，还是西方思想家所提出来的“理想国”、“乌托邦”、“新和谐公社”等，都反映了人们对和谐社会的向往与追求这一共同的价值目标。近代西方一些哲学家、思想家也先后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和谐的有价值的思想观点，而真正把“和谐社会”提到理论高度的只有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的和谐社会思想理念博大精深，立意深远。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全面而深入地提出了关于“和谐社会”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2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特征

马克思认为，和谐社会的实质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社会结构各要素之间的和谐。

2.1人与自然的和谐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具有不可分割性，即相互依存性。“人是自然存在物”，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我国古代传统哲学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一致主张“天人合一”、“和为贵”、“和实生物”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大多数思想家都强调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未来社会“是人与自然界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在这里，马克思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看作是未来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自然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而人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需要依靠自然界生活，“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人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和动物相比具有普遍性。

我们现在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中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毕竟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人与自身的关系，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属人”的自然，所以两者是统一而并非是对立的。马克思曾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就必须首先端正对自然的态度，摆正自己所处的位置。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看作和谐社会的最核心的关系，也就是具有存在论根基的最根本的关系。

2.2人与社会的和谐

马克思认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人是社会化的动物，社会的本身就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的社会属性决定着人需要参与社会生产和交往活动，人的本质是人真正的社会联系。马克思认为，人不是一种抽象的孤立的存在物，同时也不是一种纯思辨的形而上的东西，而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物，是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人的自然性存在和社会性存在、属社会的人与属人的社会是一种有机的统一，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石，也是它与以往各种唯心主义哲学及机械唯物主义的主要区别之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的解放和发展是统一的，就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它是“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体现了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本质及其力量的全面生成，而这一切只有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在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想状态的和谐社会中，社会关系不再是作为异己的力量支配人，而是置于人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个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关系的和谐成为相辅相成的互动过程，一方面，社会关系的和谐将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而使每一个个人更充分地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另一方面，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动力。

2.3人与人的和谐

马克思认为，人并不是单个的孤立的存在，而是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的人，是一个社会性动物，而社会也无非是“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是人们相互活动的产物。因此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总要与他人打交道，要面对并处理各种人际关系。马克思又认为“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并且论证了“世界交往”在人类社会演进和社会结构变革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此外，马克思还强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与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及与人的本质之间的统一性。

在马克思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会得以真正的消除。毕竟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集体财富得到极大丰富，“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就意味着共产主义真正实现了社会公平，个人利益之间、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之间得以统一，由此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

2.4社会结构各要素之间的和谐

马克思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进一步揭示了社会结构各要素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和谐互动的过程。马克思把社会有机体的主体结构划分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三方面要素，同时又间接表明了人类社会主要是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部分构成的，进一步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他看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一个社会有机整体，当它们发生矛盾时，就会引起社会形态的更替。马克思认为，只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稳定的要求，即它们之间的关系处于和谐共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时，这样构成的社会整体才能健康发展。他强调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的论述深刻揭示了生产各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这些要素构成一个和谐互动的整体。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

3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对我们的启示

（1）马克思主义认为构建未来和谐社会是历史的必然。

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消除资本主义不和谐弊端，建立平等、互助、协调的和谐社会，是这一历史过程的必然体现，指明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走向。这就启示我们，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必须顺应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始终把实现共产主义和谐社会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最高目标。今天，我们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构想的未来和谐社会模式由理想逐步变为现实，这完全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2）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和谐社会是一个全面协调统一的社会，构建这一社会的基本原则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这启示我们，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把握这一原则，着力推进人、社会、自然三方面的协调发展。而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一个人、社会、自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

（3）马克思主义认为构建未来和谐社会是一个历史过程，需要通过一系列阶段性发展才能最终完成。

这启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个长期发展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分阶段，有过程地逐步推进，必须制定长期历史进程和特殊阶段发展相统一的发展思路。由于我们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条件还不充分，在思想认识，内容框架，具体特征等方面还不成熟，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需要实践发展和推动。

（4）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和谐社会的根本表现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谐，即社会基本矛盾的和谐。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在未来和谐社会，在生产力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代表了发达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生产资料社会所有，适应了发达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上层建筑中起核心作用的因素是国家消亡，社会自治，保证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稳定协调的发展要求的；三方面要协调统一，才能使社会达到真正和谐。

这启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协调而得到解决，就是说它可以采取一种和平的、渐进的，非对抗的方法使社会主义社会达到和谐的状态，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有领导、有步聚、有秩序的协调来处理。因此，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为此，发挥党的“整合导向”功能，按照“和而不同”原则，协调和平衡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千方百计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积极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才能使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社会”思想，而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共产主义和谐社会是将来才能实现的理想目标。在这个发展阶段构建的和谐社会不可能尽善尽美，我们只有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在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及资源之间，做出合情、合理、合法的选择，因而只能是相对和谐。这样理解构建和谐社会，不仅符合中国国情，而且符合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不容易使人对和谐社会产生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值。我们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要高度重视，又要从国情出发，既要着眼于未来，又要着力于现在，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立足点和关键点。

在今天，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创见同样为我国新时期社会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智力支持。深入发掘和进一步弘扬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理应成为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参考文献

马克思思想论文篇10

二、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视域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视域下，需要重新看待高校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首先，从内出发，重新看待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长期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被看作是一种工具，一种政治的工具，一种经济的工具。思想政治教育也被看作是一种完美之物，这种完美神圣高远、脱离现实人性。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把被作为约束人的一种外部力量。这种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的驯化，在工作中强化人的无条件服从，强调人的机械的服从，强调人在行事时要遵从社会规则。而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看当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则可以发现，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人得到了高度重视。这种变化正是来源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本质，也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发展的结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实现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对人的教育和引导，同时更要关心人、帮助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活生生的有思想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人的思想正是人性的具体表现。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把握人的本性，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效果。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强调了对人的关注，并明确了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如何培养人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最核心的问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而绝非对人的约束和钳制。

其次，重视并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关于人的教育内容。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把握以及对主导价值观的引导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意义所在。马克思主义对当地社会意识形态的把握被社会个体广泛接受，并促使其在实践中自觉养成。实现理论被群众掌握，即大众化需要理论上的深入浅出，更需要实践途径的大众化。尤其对于高校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阵地。因此，尤为需要探索适合青年学生的教育路径，这不仅是从理论上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深入挖掘和梳理的方法，更有助于在实际操作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效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教育过程以及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建设也在得到持续的推进和丰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视域下，要扎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要求。要考虑教育环境和教育对象的纷杂，还要考虑教育信息以及教育媒介的多样化，要在实践环节中打破教育实践和教育途径的尴尬，进而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实效性，这具有很广泛的现实价值。

再次，结合高校学生特点，调整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的重要阵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始终伴随着青年学生思想意识的心理成长。把握高校学生心理成长的规律，结合高校学生所具有的年龄及时代特点，要不断调整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第一，要以教育理论为基础，强调制度化、整体性和认知性，以专著形式或论文形式从教育学以及德育教育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等方面扩展教育途径，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程度和制度性规范程度。第二，要考虑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在多个方面如教育意识、教育内容、教育情境、教育方法以及教育实践等分析在有效性实现的过程中，理清教育主导和主体的关系，要注意整合教育整体结构的匹配以及教育可持续发展等基础性问题。

马克思思想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5-0026-03

“异化”在近代西方是一个哲学和社会学的概念，意为事物向对立面转化。德国哲学家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分别从“自我意识”、“绝对精神”、“宗教”等意义上引入和使用了“异化”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看来，异化是一个具有辩证法思想的概念，它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人们自己创造的某种东西，反过来支配和控制了人自身。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以下称《手稿》）中多次使用这个概念，用以说明“劳动异化”现象，即劳动者创造了资本（财富），但是反过来却要受到自己创造的东西——资本的控制。以此来审视，人类创造的文化以某种方式奴役并控制人类自身，便是文化的异化。《手稿》中，马克思立足于劳动实践这一人类本真的存在展开了丰富和深邃的文化异化的思想，我们应该好好去探究。

一、马克思“文化异化”思想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对“文化异化”问题的阐释，是从对人的本质、文化的本质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探寻开始的。而对人的本质与对文化的理解是一个相互制约、互为认证的过程。“在马克思之前，哲学家只承认理性或精神是人的本质，所以他们只能把纯粹的精神产品、理性产品理解为文化，也只能在这种狭窄的文化视野中观照和展开人的本质。”[1]马克思则扩展了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他把“实践”纳入人的本质和文化思考之中，从而超出了把精神产品视为唯一文化产品的狭隘观念，大大拓展了文化的视域。

（一）从人与劳动实践的关系中探寻文化的起源。马克思在手稿中没有直接界定文化，但在对世界进行的划分中，把文化作为一个特殊的类划分出来。被马克思加以区分的世界，即自然界、人、“人化的自然”。手稿中，马克思首先肯定了人与自然一体的状况，把自然称之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而在经过改造之后，自然界就“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

马克思不只是从结果来看人的创造，而且还注意到活动本身的意义，即“这种生产是人能动的类生活”，也就是说，是一种创造性的生活方式，这样，从过程到结果，一种有别于自然的文化形式得以显现出来。马克思讲的“生产”和“改造对象世界”，无疑都是指劳动实践——人所特有的活动。马克思通过“劳动”，摆脱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形成了对文化研究的唯物史观的视野。

（二）文化的本质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马克思是在人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中理解文化的本质的。文化形成的过程即是人对自然进行改造的过程，同时，人在这个过程中证明了自己的智力和能力，能够自由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使人由自在的生理需求者提升为自为的创造主体，如手稿中所说，“劳动是……人的自为的生成”[2]163。马克思继而通过“两个尺度”指出人的自然属性在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了新的变化，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说，人的自然属性都在长期“人化”过程中形成了人类文化的新质。人在劳动中确证了自己的本质力量，人在劳动成果中体验着快乐与自由，因此，马克思说，“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对象化都是必要的”[2]126。文化的必要性也从人的提升的角度得到确认。劳动——这种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形式，一方面创造着人的世界，另一方面也创造着人本身，人创造文化的同时，文化也在塑造着人。可见，马克思把文化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看成是劳动的外化。所以其异化劳动的理论也理应蕴含着“文化异化”思想。

二、马克思“文化异化”思想的主要观点

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劳动作为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的本质特征。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实践却背离了人的本质，劳动沦为一种与人的本质相异化的力量。物质世界人的本质的异化必然带来精神文化世界的本末倒置。在《手稿》中，马克思从批判现实的劳动异化和人本质异化的状况，进而上升为对文化异化的批判。

（一）文化作为人的创造物，却成为束缚人的精神和创造的异己力量。手稿中，马克思说道：“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3]52从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的关系而言，本来，劳动是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发挥形式。只有在劳动中，人才能与对象建立关系，人才能把自己的本质力量表现出来。从人所获得的自我肯定和欢乐而言，劳动是一个重要的来源。但是，在私有制的形式下，劳动者通过劳动并不能得到物质财富的满足，而是遭受从物质到文化的摧残，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带给工人的却是物质的赤贫和精神的匮乏。这样，在本质上，“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就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反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这就是自我异化”[2]951。文化作为人的创造物，成为反过来压迫工人、束缚工人的精神和创造的异己力量。

（二）文化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却成为个人生存的工具和手段。这是从劳动者与自己所应该具有的人的类本质的关系而言。所谓“人的类本质”，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马克思在手稿中讲人作为“类存在物”时，强调的正是人的基本机能，即劳动行为。马克思在对比人与动物时指出：“在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过程中，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的生活，因而生产劳动实际地证明了人是“类存在物”。但是，在异化劳动中，由于“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取了他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取了他的类生活”，“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2]97。结果，“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2]94。这样，劳动本来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异化使之成为仅仅维持生存的手段。由于人只剩下动物性的生存，“人的类本质”也就丧失了。

（三）文化作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却使人沦为物的奴隶。马克思认为，文化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确证，“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3]87。文化创造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通过文化创造活动，人们能够获得自我肯定的欢乐，可是在私有制条件下，所有人，包括工人和资本家都沦为物的奴隶，也就是沦为自己创造的文化的奴隶。如果说工人是因为自己创造的劳动产品被剥夺而被异化，那么资本家则是因为无偿占有工人的劳动成果，“不劳而获”而异化，“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3]87。在资本主义社会，穷人疲于奔命无力欣赏美，富人穷于享乐无心欣赏美，这种文化不是对人的肯定而是对人的能力的抵制和瓦解。物质至上的文化成为人们自我发展的桎梏，人丧失了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成为随波逐流的流浪者，成为物的奴隶。

三、“文化异化”的产生原因

马克思并非只停留在对异化现象的描述和批判上，他继续追问是什么原因使劳动，使文化发生了异化。在手稿中，马克思追问：“我们已经承认劳动异化、劳动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3]63

（一）文化异化的社会原因——强制性、固定化的社会分工。马克思认为，首先，强制性的分工是导致异化的直接根源，“也就是说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是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4]86。分工的不同使得每个人的活动就不同，这些活动联合起来产生统治人的力量，这种力量由于分工的程度不同和生产力的发展不同，所以形式也不同，以前是政治权力，后来是神权，现在又是资本的力量，但是无论是哪种力量都不以人的意志转移，反而支配人的行为意识使人们盲目的相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控制着自己，相对应的就产生了对宗教、权利、金钱的追逐。其次，马克思还认为固定化分工导致劳动的异化。“当分工出现后，这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推动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4]85分工的出现使得一定的人只能从事一定的、专门的社会生产；与此同时，个体从事一定的生产不能满足自己的全部需求，因而只能让渡自己创造出的社会产品的所有权，而通过与别人交换得到自己所需的产品。因而，分工的强制性和固定化必然带来工人与生产资料以及劳动产品的分离，造成人性的消解和人的片面发展，最终导致了异化的产生。

（二）文化异化的制度根源——私有制及资本对文化的统治。如果说固定化的分工从生产力的层面上指示了异化产生的根本原因，那么私有制则是从生产关系的层面上说明了异化的产生源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与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支配”，“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4]84。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具有抽象、空洞和颓废的显著特征，因而文化不具有提升精神的功能，某种程度上甚至存在着倒退性。就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在物、资本肆意横行，成为一切主宰的资本主义社会，人性被物化和奴役，“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和片面，以至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尽管私有制本身也把占有的这一切直接实现仅仅看作生活手段，而它作为手段为之服务的那种生活是私有制的生活——劳动和资本化”[2]124。私有制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束缚文化自由发展的条件。

（三）文化异化的人本原因——人的需要的歪曲与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是为了追逐利润，“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地在别人身上唤起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入经济上的破产”[2]132。在私有制条件下，“需要”成为无止境的物欲追求和享乐，人们的需求越多，就越成为欲望的努力，人们的劳动，文化创造活动不再是人的本性的展现，而仅仅成为低层次的需要。对于资本家而言，是生产出离奇古怪的需要，而对于穷人来说，则是生产出粗糙、简单甚至野蛮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境下，在马克思看来，人们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会再以人的方式而存在，也不再以非人的方式，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因而，我们可以得出人的需要的歪曲和异化也是异化发生的重要原因，它也是文化异化产生的人本根源。

四、“文化异化”的克服之路

那么，怎样才能克服对象化关系中的异化现象，克服文化异化呢？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不同于黑格尔，也不同于费尔巴哈，他从社会关系着眼，因此，马克思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3]81可以说，马克思在批判异化对人性的消解时，也正面阐述了自己的真正的文化价值理念。即人在通过劳动实践，更好地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时，也应该越来越获得对自己本质力量的自觉意识，充分地发展自己的本质力量——全面而非片面地占有自己的人性特征，“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一个内在的世界和外在世界相统一的世界，这也就是先进文化的目标所在。

这里需要阐明的是，马克思不是采用逃避的办法来对付异化，不像卢梭那样“返回到违反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的贫困”中去，他对异化的批判是辩证的，一方面，异化造成了人的本质力量的消解，另一方面，异化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如奴隶社会一样，由于奴隶与奴隶主的分工，社会的文化与科学技术才发展起来。马克思注意到，正是异化劳动的存在，才使资本主义的大工业产生出来。他认为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客观形式，因此，在工业中，“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2]127。这种异化在道德上是罪恶的，但对历史却是充分必要的，因为只有它才能充分地发挥人的本质力量，因为“这首先又是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2]163。

总之，在马克思那里，人性的复归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运动。这一观点也表明：先进文化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我们对文化所表达的人性内涵，不能超出具体的历史语境，否则就会成为非现实的文化空想。马克思的文化异化思想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正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所指出，我国文化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文化在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中的作用亟待加强，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决定了人民的文化创造活动仍受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局限而达不到完全的自由自觉，因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任重道远。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先天的优良条件，我们应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通过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满足人民精神的文化需求，提高全民文明素质，最终达到文化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的真正统一，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志江.马克思文化批判的当代意义[J].理论学刊，2008，（9）.

马克思思想论文篇12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哲学现代性资本现代性批判

“现代性”作为当今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语，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们从时间意识、历史观、社会状况、哲学思维和美学艺术等不同视角对其给出了斑斓多彩的界定。由于现代性本身的多维性和复杂性，这些研究为我们认识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但无论是“作为历史分期的现代性”、“作为启蒙的现代性”还是“作为审美的现代性”，往往是从客体的角度而非主体的或实践的角度来诠释“现代性”的。马克思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透过现代性制造的种种“幻象”和“迷雾”，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的本质。

一、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性问题实质的指认

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与表现，体现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领域的总体性概念。马克思从当时的历史语境出发，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多维透视，指明现代性内涵于资本的逻辑之中，处于历史的流变之中，展开于社会的矛盾裂变之中，呈现于全球性的视域之中。

第一，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是紧紧围绕资本逻辑的分析来展开的。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说到底是在现代生产基础上资本运动的产物，是随着资本运动而发展起来的。而资本是以不断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为逻辑的，利润驱动着资产阶级不停地变革、创新，资本的内在本性刺激了现代性的生成和发展。

第二，现代性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一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现代性有其不同的重点。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性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现代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现代性不同于工业革命时期的现代性，而工业革命时期的现代性又不同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另一方面，在不同历史时期或不同发展阶段，同一种现代性因素在性质、作用和特点上会发生不同的变化。

第三，现代性的发展是一个充满曲折与冲突的历史过程，因而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现代性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现代性又是在“血与火”中发展的。从根本上说，现代性的内在分裂源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第四，马克思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分析，并未局限于“传统与现代”的框架，而是将其置于“全球性与现代性”的视域。首先，现代性生来具有国际性。其次，现代性蕴含着现代文明的特质与标志，有其共通性和普适性。再次，现代性具有开放性。

二、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性问题困境的分析

现代性在把人类带人新时代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关系的物化和人的异化。马克思清醒地看到，现代社会“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像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

1．现代社会“虚无性”的根源——资本的虚无性

首先，资本把一切“价值”都还原和等同于市场“价格”，结果“价格”取代了“价值”，并最终导致“价值”的丧失。一方面，在资本占据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人的生命的一切丰富的因素，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内容，其存在“价值”变成了“交换价值”，它们必须到市场上贴上价格标签，作为一种商品获得其存在的理由；如果不能被换算为市场价值，就等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作为“消费者”，只要他愿意按照商品的价格支付货币，就可以从市场中购买到所需要的一切。换言之，只要是可以“买来”的，就是有“价值”的，只要支付货币，一切便都是可能的，“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显然，按照这种逻辑，任何真正的价值都会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

其次，资本具有毁灭一切价值、破坏一切价值秩序的本性。马克思指出，“资本”具有融化一切确定性、使一切固定的东西都摇晃起来的冲动和本性，由此破坏了稳定的价值秩序和价值基础。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不断实现自身的增殖，这决定了它具有不断膨胀、骚动和扩张的欲望和冲动，从而使整个社会处于永不停息的动荡与不安之中。

再次，资本的无限膨胀、骚动不宁使其陷于白相反对、自我摧毁的逻辑，这种逻辑具有破坏一切价值的虚无本性。资本的不断扩张是以不断让自己的创造物过时、贬值和毁灭为前提的。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资本的创造物必须过时、贬值和毁灭，这是它积蓄、充实和强化自己力量的源泉和继续存在与扩张的条件。而这种继续存在与扩张又必然会带来更大的贬值和破坏性结果，创造是为了贬值和破坏，贬值和破坏推动创造，如此充满内在悖论的恶性循环，构成了资本特有的存在和运动方式。这种创造与破坏的循环，体现了资本基因中所蕴含的非理性的逻辑，同时表现了资本反价值和反文明的本质。

2．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使现代社会成为一个风险社会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托·约·登宁的一段精彩论述：“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永无休止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释放自己的能量。然而，与此相伴随的是周期性的商业危机，“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资本创造了丰富的财富，充分展示了人的力量，然而资本的创造物却像一个魔鬼一样，挣脱了人的控制，把人的生活带向了毁灭的深渊。资本所统治的社会是一个失控的风险社会，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则受着外在于自身的盲目力量的支配。这表明，风险社会源于资本所统治的经济秩序，只要存在着这种经济秩序，风险就会与之如影随形，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

3．资本扩张是现代社会危机和冲突的主要根源

马克思认为，资本支配和使用着三种“自然力”：一是劳动力，即人类生命体的“自然力”；二是自然界的自然力，如水力、矿藏等自然资源；三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即人们的劳动关系所蕴含的生产力。资本通过上述自然力而转化为不断膨胀的物质生产系统，从而创造了现代化产业结构与现代生活方式，整体地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全面生产活动”。资本在创造现代社会物质与精神成就的同时，也在制造着社会各个层面的冲突与危机，成为现代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首先，资本对人的“自然力”(人力资源)的掠夺性使用，产生了过剩的贫困化人口，减少了市场的有效需求，逐步丧失资本扩张的市场空间，由此形成资本主义日益深刻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冲突。其次，资本对自然界的“自然力”(自然资源)的无止境消耗，造成生态环境日益遭受破坏，由此引起人类与自然界的冲突。资本主义积累是建立在不断增长的生产率上的，生产率的增长意味着一定的雇佣劳动能加工比以前更多的原材料。

经济的不断增长，对原材料的需求量就会不断增加，对资源的开发力度就会不断加大，使原料在不变资本的支出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从而加剧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枯竭。再次，资本对“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社会关系)的无止境开发，形成了导致人片面发展的社会分工体系与相应的社会文化系统，使人日趋沦为“单面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发展生产的一切手段成为支配和剥削劳动者的手段。剩余价值的增加，是靠牺牲工人的利益来实现的。它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机器的附属品；它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加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活动与工人相异化。

4．资本逻辑控制下人的生存危机

资本逻辑的控制，使人失去了自由自觉的生存品性，人沦为与物无异的“现成存在者”。在对私有制、社会分工和异化劳动的分析中，马克思描述了人类的生存处境。在现代社会，人们之间建立起了全面的关系，但是商品的普遍抽象只是形成了一种形式的全面性和多样性，通过商品交换建立的社会关系不是人们之间的自由的联合，人的独立性是建立在对作为商品和资本的“物”的依赖基础上的。

以“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克服了古代社会那种单纯的原始丰富性，通过抽象劳动建立起丰富的社会关系。然而，这种关系在异化劳动中是作为外在的力量与人本身相对立的。在资本的统治之下，现代社会呈现出如下一幅形象：人成为一种失去了自由、创造本性的消极被动的现成存在物；人成为一种失去了生命丰富性和全面性的现成存在物；人成为失去自我超越和自我否定本性的单向度的现成存在物。

三、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性困境的解决

马克思是现代性问题的深刻批判者，但他并没有因此走上彻底否定现代性的道路。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的危机和困境，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所内涵的关于人和社会的价值理想已然失效，更不意味着现代性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而只是表明了人们赖以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方式和途径出了问题。为此，必须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重新设计通往未来理想社会的道路，为现代性的发展指明方向。

1．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超越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所实现的变革是一种现代性研究范式上的变革，而这一变革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现代性批判，赋予了商品、资本、异化等概念以新的含义，它们作为现代性的基本范畴，同马克思进行批判的观念工具是一致的。马克思以“资本”为核心对现代性进行阐释，使现代性批判第一次进入社会革命的维度。

首先，马克思以生存论革命确立了实践关系思维，超越了现代性的“理性批判”范式。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是与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革命相联系的。马克思的哲学现代性变革，不仅抛弃了抽象本体论哲学的创构努力，而且也将传统认识论从现象界扩展到社会生活领域，从而实现了从超验的、抽象的实体存在向感性的存在的转换，进而实现了从传统的存在论和认识论到生存论的转换。

其次，马克思的批判透过逻辑的表象深入到历史的真实。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作为逻辑的现实对应物而出现的。马克思将历史作为哲学思考的重要领域，并在历史生活基础上对现代性展开了反思。当马克思将自己的理论视角触及到社会生活世界的时候，显然不是回到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因为这样的生活世界只是指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其中是没有历史差异的。马克思也不是要一般地回到社会生活世界，而是要回到具有历史规定性的社会生活世界即资本主义社会，把对现代性的理解建立在具体解剖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这样，马克思就把现代性的命运与资本的命运密切联系起来，从“历史深处”对现代社会进行了全面、彻底的解剖和批判。

再次，马克思的批判从现代性抽象主体转向真实社会的主体。现代性问题的核心是主体和主体性问题。现代性的发端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对主体的发现，强调人的尊严、个性和选择性。马克思对这种抽象主体观进行了彻底解构。他认为，主体、自我不过是被抽象地理解的和通过抽象产生出来的人。人的主体性不能脱离主体而存在，必须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主体，把人的自由自觉的自主活动看作是人的“类本质”。马克思强调这种“类本质”的实践生成性，把人置于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之中。这样，对主体问题的考察，就由理想存在的类本质的分析，深入到了对现实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本质的分析，实现了从抽象人到现实人、具体人的转变。

2．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辩证继承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反思，既肯定人的主体性，又强调人的活动的受动性。现代性对理性的张扬，实际上是把人的主体性推向了极端。马克思通过对实体思维方式和本质主义理性观的批判，抛弃了各种抽象本体和形而上学的先验预设，立足于具体的感性世界，强调了具体的历史性过程。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的总体性的生命活动，是人的“类本质”，也是人的存在本质。人通过实践而使自身成为“类存在物”，并由此使自身具有普遍性品格。在马克思对实践的理解中，内在地包含着人对自然界以及人对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实践概念也因此而具有能动和受动两种规定性。马克思正是基于对实践的理解来分析现代性问题，并立足于经济活动过程和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考察和揭示了私有制和劳动对立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的现代性反思，既注重感性经验世界的认识，又强调超验性(理想)的合理性。马克思虽然超越了传统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哲学基础，超越了传统现代性的“先验性”，但没有完全否定“超验性”。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因此，共产主义“是人的本质的或作为某种现实东西的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对人来说的真正实现”””。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人的本质”、“合乎人性的人”、“共产主义”等关键词，都是在一种必然性的意义上对人的规定。这种规定既是逻辑的，更是历史的。正是后者标志着马克思所说的现代性不同于以往现代性的特质，它不仅是对现代性的“实然”的描述，而且包含着“应然”意义上的超验性规定。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反思体现了理性与价值的统一。无论是在传统现代性那里，还是在当代西方的反现代性那里，理性与价值都是割裂开来的。从“休谟难题”，到康德、韦伯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界分，再到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对立，都没有走出这种理性与价值的“二律背反”。马克思将理性和价值置于社会生活条件之下，把它们看作是在实践基础上的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