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制度论文篇1

采用不同的方法引导和管理职业院校的学生来自于五湖四海，他们有不同的知识背景和教育环境，还有差异性强的成长方式和个性因素，特别是对于职业院校的学生们来说，这样的差距更为突出。由于大多数职业院校的学生文化成绩普遍较差，观念较为多元，管理起来也比较难。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结合学生的现实，在探讨人类情感和实践的基础上，采用非强制性方式，使其在学生内心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把构建意识转变为学生自动去做的行为。“人”是实施管理制度的重中之重、聚焦之点，得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做到“以生为本”。引导学生自主创新，现如今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较强，那么学校应当积极鼓励并通过创业计划和企业比赛等平台去引导他们，为他们指明方向，创造更多与企业进行交流的机会，使他们能够真正地有实战经验和理论知识。学生人数众多，有些学生比较内向，有些学生比较开朗，有些学生比较细心，也有些学生容易粗心大意，对于不同的学生，我们必须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引导和管理。

(二)聚焦于学生的细节

尊重学生内心，注重交流和传递爱心在制定学校的规章制度过程中，我们仍然要坚持以学生为根本。在职业院校的很多学生心目中，职业院校不如某些重点院校有发展前途，大部分学生心理会有芥蒂，很不自信，导致出现一些心理问题。针对这一情况，学校应该高度重视，要努力构造一个专业导师制度，塑造一个高层次、高知识、贴近实际的专业教师为主的导师队伍，对学生跟踪训练、引导，理解学生的叛逆张扬，把握学生动态，细心观察，帮助学生处理各种问题，真正做学生良师益友，做有益于学生身心发展和综合能力培养的导师。对于学生出现的反叛心理，教师应该理性对待，要静下心来劝导学生。在整个学生管理过程中，班干部是我们开展课堂工作的主要枢纽。

(三)平等民主的师生沟通

科学发展新型师生关系一直以来，在学生管理制度中，教师给的自比较少。要加强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主要地位，发挥其自我教育、科学管理作用。在学校、班级中，学生才是主角。但实际情况却不是如此，很多院校的学生管理中，学生变成了木偶，成了教师控制的玩具。这样一来，学生的自由空间和决定权就很少，这种情况对我们的教育管理工作是很不利的。因此，我们应当转变教学工作思路，建立一种新型师生关系。总之，职业院校中学生管理直接关系到学校的发展，把人本理念全面贯彻到校园建设中来，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推进产业文化进入校园，提高学生管理工作的质量。

(四)构建全面的育人机制人文关怀

就体现在以人为本上，要想以人为本，就必须建立一个全方位的育人机制，这个育人机制应包括三个方面: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在全员育人中，职业院校需要充分利用一切资源，要大力开发校内资源，同时，还要利用校外资源，努力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全过程育人中，要注重“过程”二字，关怀学生的学习、生活各个方面;而在全方位育人中，则要把握一个重要的目标，即培养复合型的高素质人才，注重培养学生的实操能力和工作能力，同时，还要加强德育教学，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

管理制度论文篇2

二、多措并举落实护理核心管理制度

为了更好的落实护理核心管理制度，解决临床护理上所存在的一些不利的因素，我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采用多种方法，不断提高落实护理核心管理制度的能力。

(一)落实护理质量管理制度，确保护理安全

质量是医院发展的至关重要的一个决定因素，护理质量是评价一个医院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的一个重要支撑部分，是医院服务质量好换的一个重要标志，怎样才能更有效的落实护理管理制度，从而营造护理安全工作氛围。

1、提高护理人员职业水平，打造优秀护理队伍

护理工作中，护理人员是最重要的参与者，在实际工作中，只有通过医院及护理人员自身不断加强各方面的专业知识的培训，不断提高自己的护理技能，改善自己的服务质量，组建一群质量过硬，服务优秀的护理队伍，才能呢个推动护理工作的安全顺利的开展，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2、营造护理探究环境，倡导努力学习风气

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改革和发展，各种新仪器不断地更新和投入实际的护理工作中，这就要求护理人员应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学习，努力掌握新的医疗知识，提升自己使用新的医疗设备和处理突发问题的能力。要对全院护理人员进行思想教育，让他们认识到自身所需要学习的知识还有很多，仅靠传统的或是在医校学习时所学习到的那点课本上的纯理论知识，早已无法跟上时代的发展潮流，要积极鼓励年青的骨干护理工作者要不断地学习新的护理知识，通过各种渠道，接收和掌握新的护理知识，在实际工作中，不断进行探索，积累和总结各项经验教训，在全院营造出一片积极探索，不断学习的求学氛围[1]，从而不断地提高全院护理人员的素质，推动医院护理工作的不断发展。

3、加强护士长素质培养，发挥业务骨干作用

医院应积极加大护士长，业务骨干的带头作用，比如派遣他们去相关的大型综合性医院进行实地考察和学习，学习他们的先进护理技术，回到本医院后，有组织的对本医院的护理人员进行培训，将相关的学习心得及经验传达给本院的护士人员，然后组织大家一起学习和探讨，逐步形成一套自己的特色护理方法，这样就可以保证护理人员整体素质的提高，有助于推动护理工作的有效安全的进行。

(二)落实护理安全管理制度，营造安全良好的医疗环境

一是加强护理流程管理，保证护理环节安全；

针对护理工作的不同类型的病人，制定切合实际的护理管理措施，实施标准化的护理管理工作[3]，对于病情教严重的患者，护理人员应有专门的护理方案，要在最有效的时间里，保证病患的生命安全；对于特殊情况的患者要采取相应的护理方法，比如对于性格孤僻、不易接近的患者，护理人员要对他们进行心灵上的抚慰，让这些病人能主动的接受医疗诊治，从而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护理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要科学完善的开展，不错失任何一个细节，及时对病人的身体状况进行检查，并向主治医生汇报，实现护士和医生的有机结合，从而在最有效的时间类诊治病人，保证护理工作的安全进行。

二是整合护理信息，推进护理工作安全有效的进展；

护理人员应及时整合各项护理信息，整合各项零碎的病人的资料，建立病患卡，加强与病人的沟通能力，同时也应加强护士参与病房管理的能力。医院护理部可以利用现代化的信息设备，建立护理部自己的网页，及时传达相关的护理文件，推选本院的风采护理人员，建立护士网上交流平台，即可以加强护士人员之间的相互学习，也可以适时接受社会各界和患者对其服务水平和质量的评价，建立特色护理服务团队，通过各项信息整合，可以提高护理工作的效率，从而推进护理工作安全有效的进程。

管理制度论文篇3

（一）监管主体的比较

保险监管的主体就是保险业的监督者和管理者。从机构设置来看，各国不尽相同。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实行两级多头管理体制，中央和地方都有权对保险业进行监管。美国联邦政府成立联邦保险局，只负责联邦政府法定保险，如联邦洪水保险、联邦农作物保险等。根据1945年《麦克云——佛戈森法案》，每个州都被赋予监管本州保险业的权力。美国联邦保险局与各州保险局之间不是隶属关系，而是平行关系。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必须获得州保险监管部门的批准后方可在该州营业。为了对各州的监管进行协调，1871年美国成立了全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共主要职责是讨论保险立法和有关问题并拟定样板法律和条例供各州保险立法参考。经过保险监督官协会100多年的努力，各州法律已趋于一致。1999年11月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改变和扩充了全国保险监督官协会的职责，使其成为联邦一级的保险监官机构。

日本属于集中单一的监管体制。大藏省是日本保险业的监管部门。大藏大臣是保险监管的最高管理者。大藏省下设银行局，银行局下设保险部，具体负责保险监管工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金融危机加剧，金融机构倒闭频繁。为了加强金融监管，1998年6月日本成立了金融监管厅（FSA），接管了大藏省对银行、证券、保险的监管工作。2000年7月金融监管厅更名为金融厅，将金融行政计划和立案权限从大藏省分离出来。金融厅长官由首相直接任命以确保其在金融监管方面的独立性。

（二）监管内容的比较

美日两国保险监管的内容涉及诸多方面，其目的主要在于保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

1.对市场准入与退出的监管

就国内保险公司的市场准入而言，美日两国差别不大。保险公司只要具备一定的法律条件、财务条件、技术条件和其他一些必备的条件即获得许可经营业务。其主要差别在于对外市场准入方面。在美国由州负责本州的保险监管工作。由于各州法律存在差异故做法有些不同。在国民待遇上，对跨境提供保险服务有所限制。在市场退出方面，当州保险署认为保险公司在国民待遇上，对跨境提供保险服务有所限制。在市场退出方面，当州保险署认为保险公司存在严重的财务问题时，会干预保险公司的业务活动以维护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视保险公司财务危机的严重程度，监管人员可以对保险公司进行整顿或采取积极的监控措施。如果这些措施无效，监管人员可对保险公司进行兼并或拍卖。为了维护保单持有人的利益，各州一般设立保证基金，但其补偿金额不会超过设定的上限。

日本在对外市场准入方面，一直限制竞争，严格限制外国保险公司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逐步开放其保险市场。1994年10月，日美第一轮谈判达成协议，允许外国保险公司通过申报制直接在日本营业。1996年10月日本新的《保险业法》废除了开业认可制，采用申报制，并允许损害保险公司通过子公司开展生命保险业务，或是生命保险公司通过子公司开展损害保险业务。在市场退出方面，在1996年新《保险业法》实施前，大藏省采取“保驾护航”式的监管方案，对有问题的保险公司进行暗中协调，并强制要求其它保险公司接管，故未出现保险公司破产事件。新《保险业法》实施后，日本仿效美国对保险公司实行以偿付能力为中心的监管，引入早期改善措施，促进有问题的保险公司及时解决问题。由于新法案强调信息公开，客观上加速了有问题保险公司的破产。

2.对保险费率的监管

美国大多数的州实行。事先批准的费率监管方式，即保险公司的费率在实施前必须获得州保险署批准。另一些州在费率方面允许保险公司自由竞争，以确定最佳费率。相比之下，日本对保险费率的监管比较严格，一般采取事先批准的制度。

3.对偿付能力的监管

在美国，对偿付能力的监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资本金和盈余的要求

保险公司在开业前必须满足州保险署对资本金和盈余的最低要求，不同的州和不同的业务有不同的标准。显然，这只是一种静态的要求，它无法适应保险公司业务规模扩大的要求。于是美国1992年通过了人寿与健康保险公司的风险资本法。1993年，财产与责任保险的类似法律也得以通过。据风险资本法，当保险公司被调整后的总资本底于其风险资本的一定比例时，保险监管机构将视情况采取不同行动。

（2）投资监管

美国保险公司的投资要受到严格监管。其投资不仅要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规则的制约，还要受到保险法有关规定的约束，其目的在于促使保险公司追求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的最佳组合，维护被保险人和债权人的利益。而寿险公司受到的监管要比财险公司严格的多。随着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通过，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得以混业经营，对投资的监管也相应放松。

在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大藏省对保险公司采取保驾护航式的监管，偿付能力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之后，泡沫经济的崩溃导致保险公司接连倒闭，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逐渐引起有关当局的重视。

（1）资本金要求

与美国一样，日本对于设立保险公司也有最低资本金的要求。《保险业法》还指出要“提高保险公司资本金最低限额”。

（2）与美国的风险资本相似，日本新《保险业法》引进了“标准责任准备金制度”和“偿付能力比率”以及“早期改善措施”。

所谓“责任准备金制度”是指保险监管机构根据保险公司的经营情况通过自己的判断而而制定的新的必要责任准备备金水平，并以此作为衡量保险公司经营是否稳健的依据。所谓“偿付能力比率”是指保险公司面临的各种超出正常预测风险的总和与各种可能的支付责任准备金的比率，是衡量保险公司经营稳健程度的重要指标。此外，根据“偿付能力比率”，日本保险监管当局还引进了“早期改善措施”，其大致思想是：保险监管当局在了解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比率”进而了解保险公司的经营情况后，采取各种措施促进有问题的保险公司尽早解决这些问题。

（3）投资监管。

日本有关法律规定了保险公司的投资原则、投资范围和投资额度等。按照规定，日本寿险公司可在股票、债券、贷款、不动产、海外资产等领域投资。

（三）信息披露制度的比较

美国在保险市场实行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其依据是保险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投保人处于信息劣势地位。为了保护投保人的利益，必须让投保人享有知情权；投保人只有掌握足够的信息才能作出理性的选择。为此，美国制定了《消费者保险信息和公平法案》以保护投保人的知情权。同时，在美国境内营业的保险公司每年必须向保险监管机构提交公司财务审计报告和精算报告。保险监管部门定期公布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并提供查询服务。此外，美国还设有评级机构，评级机构把保险公司的财务信息转变成各种易于理解的等级以反映保险公司的财务情况。这些服务对于保险公司和投保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些资料可供保险公司用于营销，也可供消费者参考。公开信息制度的实施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保险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与美国相反，日本保险监管当局出于稳定保险市场的目的，往往不公开保险公司的内部信息，以防负面信息扩散引起市场混乱。同时，日本还在保险市场实行“比较信息管制”，限制保险公司过分宣传各种保险产品性质和差异。这不仅扼杀了保险公司创新的积极性，而且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由于“比较信息管制”的存在，信息披露也是“内部”的。由于这种信息披露制度与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相抵触，大藏省及以后的金融厅对此进行了重大改革。新法规规定保险公司应将自己从事的业务内容、财务状况等编制成经济信息公开资料，并公之于众。

二、启示及借鉴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美日两国的保险监管制度存在一些差异。总的来说，美国的保险监管较少采取限制竞争措施，而注重对健全性措施的建设，如偿付能力、保险监管信息系统（IRIS）、信息披露制度等。相比之下，日本较多采取限制竞争措施，如市场准入限制、费率管制、业务领域管制等，该状况在新《保险业法》实施后有所改善。当然，我们还会发现美日两国的保险监管制度还是有许多共同点的。这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首先，两国都有自己独立、健全的保险监管组织机构，如美国联邦保险局、州保险署，日本的大藏省、金融厅等。与此类似，我国也成立了国家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独立履行保险监管的职能。今后需要进一步做好的工作是：一是健全机构设置，分设财险、寿险、再保险、政策性保险等部门；二是按照经济区划设立若干个分支机构，形成一个完整、高效的保险监管体制；三是提高监管人员素质，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保险监管队伍。

其次，保险监管的法制化是两国的共同点。我国目前的保险法律体系还不健全，需要进一步完善，做到依法监管。

最后，两国保险监管的内容大体相同，且都注重对财务能力的监管，与保险监管的主要目标是保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是一致的。我国也应从以下几方面完善对保险公司的财务监管。一是建立保险风险评价、预警监控系统，对可能出现问题的保险公司及时警告并督促其解决这些问题；二是正确划分保险公司的资产类型，合理界定保险公司的实际资产和负债，保持一定的资产负债比率；三是吸取日本保险监管的教训，对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实行某种程度的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四是借鉴美国的保证基金制度，研究设立我国的投保人保证基金制度，更好地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维护保险市场的稳定，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①让·梅勒尔：《欧美保险业监管》。

管理制度论文篇4

1.制度体系的风险管控措施

南方电网公司建立了多套比较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如安全生产风险管理体系、内控管理体系、廉政风险管理体系等。制度体系建设时，应充分考虑风险防控措施。比较简便的方法是，将这些比较成熟的风险管理体系融入到制度体系中。具体做法是，在制度编制前，由风险管控部门提示各类制度应防控的业务风险及其应对原则。制度编制完成后，再由风险管控部门来对制度中的管控措施进行审核。

2.制度质量控制

制度过程中，应组织企业负责人、战略制定部门、制度相关方共同参与制度评审。一方面通过战略承接性审查，提高了制度质量和可操作性，避免了制度起草人员的专业局限性，确保了制度对企业战略的承接；另一方面通过评审、讨论，协商接口标准，细化横向协同的业务流程，在制度出台前达成广泛共识，确保制度编制时充分考虑多方利益，避免“违法制度”、“寻租制度”、“打架制度”的出台。

3.制度体系信息化管理

按照无纸化办公的发展趋势，纸质版的制度既不方便应用，也不利于及时更新调整。应该用信息化手段对制度体系进行管理、维护，并提供制度的扩展应用。某供电企业建设的制度管理系统，包含了制度总览、基本查询、高级检索、知识库管理、意见反馈、制度评价以及系统管理七个模块，具备的功能包括检索、查询、日常更新等基本功能，另外，还具备展示制度体系的拓扑结构、形成制度间的引用链接关系以及建立制度与风险管控要求的对应关系等高级应用功能。

管理制度论文篇5

和谐社会是一个理想社会，而我国正处于人均GDP1000-3000美元这样一个社会潜在危机风险较大的时期，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种种矛盾相互交织激荡，特别是利益格局的重构使社会处于一个较长时期的动态均衡之中，社会和谐显然面临着挑战。如何使社会的各种不和谐因素不致演变为社会冲突？最关键的是建设一套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来避免社会潜在风险的外在化。如何建设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

第一，以和谐的理念设计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公共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法律法规。所以，一个社会和谐与否，其最主要的体现是社会的法律法规是否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即法律法规本身的和谐性。怎样做到法律法规的和谐？最根本的是要突破法律法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思维定势，真正站在公共的立场上，以和谐的理念公正地设计作为公共管理制度的法律法规。然而，我国现行的公共管理制度制定过程存在着明显的部门、行业、领域、阶层或利益集团垄断的现象，这导致了一些公共制度不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造成了制度本身的不和谐。譬如，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的制定程序是由政府相关部门起草，然后由立法机构或政府批准，故许多法律法规在设定之初就深深地打上了某些部门或利益主体的印记。国土地法中关于土地征用的条款就是典型的社会群体利益失衡的体现。在这一制度中，农民利益受到了严重伤害，近年来已造成了4000多万的失地而穷困的农民，而以极低的价格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商人或地方政府却将数倍于原有土地价格的土地增值利润攫为已有。面对失衡的制度，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为维护土地权益而采取拼斗自杀等过激的抗争表达方式。由此可见，制度设计理念的不和谐埋下了社会不同群体产生矛盾冲突的隐患。

如何以和谐的理念设计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呢？一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者要具有社会角色的超脱性。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人一定要能够代表公共利益，即制度的制定者要超脱于部门、行业、领域、阶层和社会利益群体之外，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设计制度。二是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原点要具有充分的理性。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出发点应当是社会的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阶层、群体、利益集团或一部分人（哪怕这一部分人代表了社会的相当多数）。当然，全体人民也不是指国家中的每一个人，而是指国家中的公民整体，这个整体代表了社会公正、正义的公民意志或公民理性，这种公民理性就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原点的充分理性。三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程序的公正性。即制度的制定应当有一套公正科学的过程和次序。这就是西方国家所说的程序法。我国也应当有程序法。制度设计的理念和原点正义需要制度论证程序的公正加以保证，否则，制度设计的结果可能与设计的初衷大相径庭。公共选择理论中的投票悖论已经证明了程序在制度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性。我国许多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出发点用心良苦，但由于未能遵循公正的程序，结果损害了社会相当部分人群的利益，造成了制度路径依赖的强大后遗症。譬如，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和区域封闭的多元户籍制度剥夺了公民的自由迁徙权，结果造成了社会人力资源的巨大的浪费和区域之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且如今仍然难以废除这个制度。这不能不说是制度设计程序不公的一个沉痛教训。因为如此一个事关人民基本权利的重大制度，竟然是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以政府命令形式颁布的。可以说，这个制度的出发点也是良好的，它是为了控制过度膨胀的人口，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就目前的公共管理制度而言，类似于户籍管理制度的各种国家、地方性的不和谐制度仍然大量存在。

第二，以和谐的行为实施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社会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主体是公共管理机构，即国家和政府。这表明，国家和政府不是暴力统治的工具，而应当是社会公民意志的体现，是国民授权的结果。因此，基于公民意志的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也该当是一个和谐的过程。但是，我国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行为在许多方面却很难体现这种和谐，官本民末的思想仍然主导着公共管理者的施政行为，从而致使许多制度的执行过程充满着官民对立。这种对立不仅仅表现在各种个案上，如湖南嘉禾折迁事件、广东的孙志刚事件等等。而且表现在普通百姓对政府行为的各种逆反心理。如近几年国企改革中所发生的多起就是例证。各种迹象表明，我国这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行为还不是和谐的，这些不和谐不仅影响了制度的效率，而且从根本上制约了制度的公正性和可行性。

如何以和谐的行为实施公共管理制度呢？一是以和谐的行为动机实施公共管理制度。人的社会行为是由动机支配的，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同样也是受动机的驱使。传统的专制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动机是维护自身的政权地位和对人民的统治，所以，它必须基于强权来达到这一目的。因为专制社会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其制度也服务于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和谐地施行制度显然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应当是一个民主社会，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动机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身利益，所以，它必须基于和谐来达到这一目的。因为，民主社会是公民选出公务人员进行社会的自我管理，其制度也是服务于公民自身。正是如此，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者就应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动机来确立和谐的行为方式，而不是依据人民授予的权力去压榨百姓。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官员有一个普遍感受，即随着公民法律制度意识的增强，政府的行政行为难度越来越大，政府的权威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譬如，湖南嘉禾的拆迁事件最终就是以地方官员的过错而终结的。对此，我们的学术界和上级党委政府将这种情况归结为公务人员的执政能力不强问题。其实，问题的原因不是执政能力不强，而是执政动机不正确。如果我们的官员抱着为民服务的行为动机，就不会将公民抛向对立面。二是以和谐的行为需要实施公共管理制度。从心理学角度看，人的行为受动机的支配，动机的背后，则是人的需要；同样，受行为动机驱使的公共管理制度实施行为也是人的行为需要在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行为之所以要基于公务人员的为人民服务的动机，其原因就是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要，即人们对社会公共品的需要。如果我们把社会公共管理制度的制定看着是社会公共品的生产过程的话，那么，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者即政府则是公共品的经销商或送达者，公民就是公共品的消费者。一种高质量的产品生产出来了，如果不能通过优质的服务送到消费者手中，其满足人们欲求的功能同样难以实施。好的公共管理制度如果不能保质保量地满足公民的需要，它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在我国，公共管理制度实施行为的走样已是一个常态，所谓政策执行效果的边际递减效应就是如此。究其原因，就是公共管理制度实施者缺乏制度执行的需要行为意识，他们总是站在上级或领导者的位置去实施制度行为，而不是站在一个制度供货商或制度产品送达者的位置去满足公民的需求；他们不懂得公民对公共制度的需求就是自己的行为使命。所以，公共管理制度实施者应当以和谐的行为需要作为施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管理制度论文篇6

制度的重要性正在被经济学家们广泛认同，制度与组织的互动是解释经济社会历史演进的最重要原因。经济学已有的讨论是，在通常情况下，国有产权和集体产权制度效率是不理想的。在制度安排和保护的舞台上，国家及其人是“白马王子”。租金最大化是国家进行制度安排的最终目的。本文则认为，国家，尤其是集权体制下的国家，为了获得租金，常常由精英集团——集权的上层设计一些总体战略，而产权制度的安排首先是从属于这些总体战略的。这些产权安排自身是低效率的，但符合总体的战略决策。在考察经济社会中一个行业的产权变迁时，其它行业的产权变迁和经济整体的市场化程度也许是理解该行业产权制度演进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要素的市场化实际上意味着要素主体更大的退出权，而这种退出权意味着就我们所考察的行业而言，更多的权属能够退出公共领域(publicdomain)，这意味着该行业租耗的减少和社会经济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本文试图解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林业制度的安排和变迁，并对林业产权制度的进一步演进做出预测。本文的中心论点是：新中国林业产权的初始界定从属于国家工业化战略的需要，而林业产权的变迁是国家与林业经济主体博弈的结果，林业经济主体对国家的反应导致一种均衡的制度安排——新的制度安排具有效率意义上的比较优势。本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已有的国家与产权理论进行一个回顾和评析：第二部分侧重于解释新中国成立之始国家对林业实行国有和集体产权制度的原因；第三部分着重讨论林业制度自改革以来的演进和林业行业效率的提高：第四部分是一个结语。

①North,DouglassandThomas,Robert,1981.StructureandChangeinEconomicHistory,W·W·Norton&CompanyInc.

一

国家的本质是什么?国家及其人有没有自身的目的?对于国家本质的认识，具有代表性的是三种模式：一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卢梭认为国家是人们为了摆脱自然状态订立契约的产物。二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工具论，他们把国家当作一个集团或阶级的机构，其职能是代表该集团或阶级的利益剥削其它集团或阶级并且榨取其收入。第三种国家理论①是现在被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诺思的国家——“经济人”模型。在诺斯看来，国家是一个有行使暴力的比较优势的组织，它为选民或选民团体提供的基本服务——不成文的习俗或成文法规体现根本性的竞赛规则。国家因为两个目标提供这些规则：一个是通过规定竞争和合作的基本原则，以实现统治者所得租金的最大化；另一个目标是在实现第一个目标的所有权框架内，减少交易费用，以便实现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税收。在经济发展中，这两个目标很难协调一致，其和谐与冲突表现为经济的发展与停滞。正如诺思在其诺奖仪式上的发言①，“制度并不必然是有甚至通常并不是有社会效率，相反，它们特别是正式的规则的建立是服务于那些对新规则的建立是有谈判力量的人们的利益的”。总之“诺思悖论”可以概括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当制度安排完成后，哪些因素决定了制度的再安排或者变迁呢?理论界有两种解释值得注意：一是诺思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和“锁定”(lock—in)理论，二是巴泽尔的制度变迁理论。诺思认为②，由国家安排的制度一旦被安排和确定，就有一种自增强机制。制度在现实社会中有四种自我实施或强化的机制，即(1)机构的设置和成本的固定；(2)学习效应；(3)协调效应；(4)适应预期(adaptiveexpectations)。当制度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这四种有效自我实施机制时，制度的变迁本身也就标志着人们的收入递增在广泛的范围内发生了。与此同时，这一递增又使得制度在现实生活中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制度与组织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经济制度的变迁。

Y·巴泽尔在坚持诺思国家租金最大化假说的基础上，断言统治者在利益约束下有可能界定和保护一种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巴泽尔认为③，如果监督和施政无须成本，那么统治者就能够凭借暴力的比较优势攫取全部剩余。但在现实世界中，统治者监督和施政是有成本的。由于统治者的信息不完全以及统治者和臣民的信息不对称，为了获得最大化租金，统治者可以给其臣民规定一个定额，统治者得到定额部分，臣民得到总产值扣除定额后的剩余，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合同。定额制度扩大了劳动者的产权，刺激了他们对资源更合理的利用。赋予臣民拥有资产或贸易权的统治者必须提供尊重这种权利的保障。一个独裁者可以通过取消包括“超越于法律之外”的某些特权，给予臣民们以自由和不没收其财产的宪法保障而获得利益。由于有能力做出具有信用的承诺，统治者能够建立一种不依赖于自身的执行机制，这种执行机制有利于法律系统本身的工作。包括法官和警察在内的司法人员会去尊重法律，而不是去迎合统治者，法院如何进行统治，取决于他们获得报酬的方式。如果法官的收入取决于诉讼费，那么他们不可能总是偏视一方，有了第三方执行的机制，统治者和臣民就可以订立长期契约，扩大他们之间的协议范围。总之，统治者追求最大化租金客观上导致了他们对有效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我国有些学者④认为应该对巴泽尔的理论做一个修正：他们特别强调布罗代尔提出的“中间组织”，认为只有在社会与国家的对话、协商和交易中形成一种均势，即只有臣民本身有一定的力量时，才可能使国家租金最大化保护与有效产权创新之间达成一致。

本文达成的理解是，国家租金最大化的“诺思悖论”有待商榷，尽管这种理论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契合⑤。国家总是有自己的意志的，它必须设计一定的战略来实现这种意志，而国家对产权的界定首先是服从于国家的战略需要的。林业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具有双重功能：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由于这一行业具有生态功能的特殊性，国家可以顺理成章地出于生态环境的考虑或者以生态环境为借口重新界定林业产权。

①诺思：《时间进程中的经济成效》，《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年第6期。

②诺思：《时间进程中的经济成效》，《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年第6期。

③Y·巴泽尔：《产权与国家的演进》，《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4年第2期。

④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⑤奥尔森在其《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小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会牺牲委托人——大集团的利益，诺思的国家假说只是奥尔森理论的一个具体运用，即一国的上层建筑会为自己的利益牺牲国民的利益。诺思理论也同查尔斯·沃尔夫的非市场缺陷理论有着某种程度的吻合。

二

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说，公有产权是一种非帕累托最优的制度，但为什么追求最大化利益的人们会选择一种从效率角度而言是不利的制度安排?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立了“工业化”的国策，与国家这一战略相对应，国家对林业资源设立了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产权制度，这种制度安排客观上方便了林业剩余被无偿地转移到工业上。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正式实施后，人民政府依法管理和经营森林。在中国东北、西南和西北原始林区建立了一批全民所有制森工企业，以木材生产为中心满足国民经济的原始积累和工业基础建设的需求。在中原和南方大面积荒山荒地和天然次生林区，组建了一大批国有林场进行造林营林①。集体林产权是指隶属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单位对自己所拥有的森林、林木、林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它包括四大组成部分：第一，根据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分配给农民个人所有后，经过农业合作化时期转化为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第二，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种植、培育的林木；第三，集体与国有林场、采育场等国有单位合作在国有土地上种植的林木，包括公路、铁路两旁的护路林、江河两岸的护岸林，按合同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林木；第四，中国在“四固定”时期(见注2，指1962年)确定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森林、林木、林地。②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真正区别③，在于国家支配或控制前者，并且不对其控制后果负直接的财务责任。但国家控制全民经济时，却以财政担保其职工的就业、工资和其他福利。因此，国家对集体所有制的控制和干预，更易为“浪漫主义”所支配甚至为所欲为。集体公有制既不是一种“共有的、合作的私有产权”，也不是一种纯粹的国家所有权，它是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来承受其控制结果的一种农村社会主义制度安排。

国家转移林业剩余的手段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重取轻予的财务制度④。整个计划体制时期，中国林业财务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在国营采运企业的产品成本中不计基本的原材料——被采伐的森林资源费用，个体和集体林的销售收入分配中不留恢复资源的补偿基金，只在销售环节收取少量育林基金。后来国家也只是在育林基金数量进行了几次调整，财

①陈根长：《中国林业物权制度研究》，《林业经济》2002年第10、11期。

②戴广翠等：《中国集体林现状及安全性研究》，《林业经济》2002年第11期。

③对集体经济性质的这一精彩论断，见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第6页。

④陈根长等：《林业的改革和发展》，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38—46页。

务制度却一直延用。当时林业经济理论工作者也认识到了国家牺牲林业和农业以发展工业的战略①。“50年代党和国家面临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支援战争等中心任务，急需大量木材，而新兴工业建设又需要林业为其提供积累，因此，在国民经济实力极其薄弱的条件下，形势要求林业做出暂时牺牲。”第二，畸形的林产品低价。计划体制之下的价格，并不具有配置稀缺资源的作用——不反映供给和需求，也不是市场作用的结果，但具有分配职能。“在我国尽管木材是长期缺乏商品，但由于林价被挤出了木材价格构成，木材价格长期很低②。”第三，加剧采育失调的投资政策和掠夺性的税费制度。从1952年到1985年，国家向采运(森工)企业共投入约1800亿元，而向营林企业共投入209．8亿元③。在国家投资的刺激下，采运生产能力不断扩大，而营林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

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是在一种私有产权制度下，国家侵占租金的成本会很大。只有在公有产权制度下，国家才能低成本地运用上面三种手段不断攫取林业租金，并且使之服务于国家工业化的战略。对于各类林业经济主体而言，由于热情经济、政治高压、对的盲从以及搭便车心理而缺乏博弈力量，只能对这种制度安排扮演被动接受者的角色。

三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林业产权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一是农业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林业改革顺理成章，国家即使不想改变林业产权，但由于农业和林业天然是一家，使得这种区分成本相当大。二是由于人力资源的产权特征引发林业部门的低效率，这种低效率迫使集权部门重新安排产权制度。人力资本产权由于具有和自然人不可分的特点，这种资产更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只有给这种资产足够的物质刺激和精神激励的时候，这种资产才有可能达到市值最大化。对身处林业部门的这些人力资本拥有者而言，也不例外。由于政府对林业的掠夺政策，林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得不到期望的回报。由于缺乏物质刺激，在该行业一种正向的反馈机制难以形成。具体说来，林业部门的人力资本激励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林农、林业工人的劳动积极性问题；林业部门的各级管理者的劳动积极性问题。高度公有化经济的真正要害问题是规模经济的管理问题，作为人的林场场长，其行为缺少委托人的到位的激励或政策，没有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对林场场长而言，也许兴趣更在于政报统计数据取悦上级以获升迁。黑龙江、松花江林管局9个森工局1952—1985年上报全年采伐面积为469万亩，核实为509万亩，少报7．86％。，更新面积上报为839万亩，核实面积为329万亩，夸大1倍半以上④。三是林业原来的经营体制无法“可持续”生存。林业部门由于重采轻育，使得国家规定的年伐任务越来越重，而可供年伐的林木越来越少，以致走到原有体制难以为继的地步⑤。加之林业部门的呐喊、世界组织对生态环境和林业的介入以及国家对林业的负财务收益的恐惧，这些是政府放弃部分林业权利的原因。当农业发生了制度变革的时候，林业部门也同时开始进行产权变革。

1981年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以“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和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林业“三定”政策，这标志着国家对林业产权的重新界定。通过国家落实林木林地所有权和林业生产责任制，放宽林业政策，初步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林业所有制结构⑥。以四川省为例，1985年同1980年相比，国营和集体造林面积的比重分别由1980年的5．67％和84．17

①陈根长等：《林业的改革和发展》，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页。

②陈根长等：《林业的改革和发展》，第47页。

③陈根长等：《林业的改革和发展》，第51页。

④陈根长等：《林业的改革和发展》，第53页。

⑤陈根长等：《林业的改革和发展》，第4—10页。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全国林业经济研究会：《林业商品经济探讨》，中国林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下降为1985年的3．52％和18．79％，而国家和集体合作造林和个人造林面积的比重，则分别由1980年的2．45％和7．71％上升到1985年的4．03％和73．66％①。

尽管林业部门的收益权进一步得到明确，但林业部门并没有获得实质性好处，原因在于林业行业的税费越来越重，使得这种收益权的权值变小。由于林业经济主体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几乎没有力量与国家抗争，国家对林业租金的掠夺和攫取行为自改革以来仍然在继续。1984年，国家和地方财政从各种渠道投入林业的资金为9584万元，林业上缴国家的税利13607万元，两者之比1：1．5。木材市场开放后，1985年国家和地方财政从各种渠道投入林业的资金6843万元，林业上缴国家的利税为17151万元，两者之比为1：2．5②。在1985年，按国家物价局，财政部、林业部联合的(1985)348号文件，以及此后有关方面正式颁布的税种、税率，南方集体林区在流通环节上征收的税有：农林特产农业税，按物价5—10％征收，在实际执行中，收得最高的福建达12％；产品税，按销售价的10％征收；零售营业税，按销售价的3％征收；此外还有城市建设维护税和教育费附加；还有林区建设管理费，按每立方米5—10元征收，最多的地方收到60元；还有林政管理费，每立方米收1．5元，还有市场管理费，按成交价的6‰征收。“由于重复征税，征重税以及扩大征税基数，地方财政收走了改革带给林业好处的绝大部分③”。尽管1988年国家行政工商管理部门出台了《关于整顿和调整南方集体林区木材费用负担的通知》，为减轻林业税负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但1994年我国实行新税制后，国家及其者又增加了税种，提高了税率。1995年以后木材市场疲软，价格下滑，乱收费问题又逐渐显露。1998年我国实施了“天保工程”，林业又增加了许多乱收费项目。

当国家工业化似乎已经不再需要这点林业租金的时候，为什么林业税费仍然居高不下?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说明：一方面是由于财政的刚性支出。农林业实行责任制以后，集体林区的林业收入承担着原来由公积金、公益金支出的干部补贴、民政费用、教师补贴、学校建设、民兵训练、计划生育等一切费用，在许多地方这些支出几乎占用了林业收入的全部。另一方面，林业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导致了国家及其人名义税费的上涨。我们假设国家要求的林业赋税总量一定，它取决于税基和税率的积。税基取决于国家可以观察到的林业产量。只要林业的产量不被国家观察到，国家无法对这部分林业产值收取税赋，因此林业人员有动力隐蔽自己的产量。从公开产量转变为地下经济。随着国家可以观察到的产值越来越少，国家只有对这部分可以观察到的部分提高税费，才能保证刚性的国家租金。

尽管林业的税费严重，但改革使得林业部门产权的排他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随之而来的结果是林业产权的流转开始加快——主要表现在林木贸易繁荣，林地使用权的流转也初见端倪，林业各经济主体也实际上获益，尽管这种利益非常有限。中国国内有学者④认为公有经济的产权只具有排他性，而不具有可交易性。本文则认为在传统的国有经济下资产的权利并不具有真正的排他性。1981年开始的林业“三定”实际上界定了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保证了这些权利的排他性。而某种产权的排他性一旦建立，其可交易性自然就能够衍生出来，甚至被国家明文禁止的交易，也能够在地下进行。权利的可交易性意味着很多内容：林业经济主体的风险分解了；不用担心被“套牢”；权利能够转移到更识货的人手中，资源配置能够优化。1985年中央允许木材议购议销的政策实际上是对已经“生米煮成熟饭”的现实的一种追认。

①陈根长：《中国林业物权制度研究》，《林业经济》2002年第10、11期。

②陈根长：《林业的改革和发展》，第48—49页。

③该资料来源见张琅等《木材市场开放后福建省林业收入分配情况的初步调查》，文章收录在《林业商品经济探讨》，第185—193页，数据在第189页。

④国内学者如周其仁。本文对于公有产权的理解不同于周其仁。周其仁认为公有产权具有排他性而不具有可交易性，而本文认为公有产权并不真正具有排他性。

林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的生态效益在某种意义上是种替代关系——到了1987年，林业过度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凸现了生态环境问题，此时颁布的采伐限额制度使国家人得到了重大的经济权利：在这种制度下，无论木材的市场价格再高，当事人也不能多采伐；并且采伐审批手续比较复杂——这种复杂的程序加大了林业经济主体同国家人之间的交易成本，结果有利于各级国家人。同时采伐限额制度也造成了林业部门极大的公共领域——国家人信息不充分，大量的在法律上应该为国家所有的租金引起各个经济主体攫取的冲动。1987—1998年国家通过行政晋升、法律和森林警察等手段维护林业租金，而林业经济主体则通过乱砍乱伐、偷砍以及偷漏税、退出等手段在公共领域内与政府展开博弈。由于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以及房地产和工业用地的需求激增，土地的林业使用具有更大的机会成本，侵占林地的行为一直在持续。1994—1998年①，全国共征用林地7929hm2。1998年，中国颁布了新《森林法》和《森林法实施条例》，规定了各级国家人对集体林地的部分权限——其实质是强化和扩张了政府对林业的部分权利。政府和林业经济主体关于林业产权博弈的结果不利于林业经济主体：一是由于在经济发展中，就整个经济社会而言，林业的生态功能越来越被强调，其经济功能相对弱化，社会比较认同政府对林业产权的重新界定；二是其他行业的创新速度更快、赢利机会更多，一些有能力的经济主体可以通过流出这一行业来寻利。

从1990年至今，林业总产值年增幅略高于中国GDP增幅(1991—2001年均增幅为8．3％《中国统计年鉴》2002，第386页)。目前，中国林业发展呈现出两种非常鲜明的势头：第一，林业产权的流转在流转频率、流转规模上有加大的势头②。第二，非公有制林业发展比较迅猛③。集体林业产权的流转包括林地使用权流转、中幼林产权流转以及成熟林产权流转，流转的特点表现在流转方向的单一性(流入方一般是林业系统的行政事业单位与企业)、流转区域的封闭性、流转双方选择余地的狭窄性以及流转过程中无中介评估机构的参与。就国有林业而言，林业权利的流向主要是旅游业、农业和林业。一些地区林地流转还呈现出流转形式的多样性以及林地流转的规模化趋势。林业产权的转手有利于弱化林业的资产专用性、分散林业风险，林业权利的转手也说明了林业权利的排他性在得到强化。非公有制林业存在着很多政策和制度上的障碍，仍然得到了长足发展。据有关部门2001年对14个省区和3个国有森工集团调查统计，非公有制林业占有林地总面积的23．5％④。在经济意义上，这是一种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比较优势——非公有林业的交易费用更低。

四

本文的目的在于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立国之始对林业行业界定国有产权的原因以及林业制度在不同时期的演进，决定林业制度演进的主要因素是国家与林业经济主体间的互动。本文的一个核心结论是：国家在安排林业制度时，首先考虑的是国家战略；林业改革对于国家和林业经济主体而言是双赢的——产权明晰的同时，国家租金以及林业经济主体的收益都增加了。随着中国其他行业和要素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林业经济主体的博弈力量不断增强，我们预期中国的林业制度会进一步实现帕累托改进，林业的经济绩效会不断提升。

①戴广翠等：《中国集体林现状及安全性研究》，《林业经济》2002年第11期。

管理制度论文篇7

（一）高职人事管理制度中如何状态转型

高职人事管理制度一直保持一种静态管理的状态之中。按级别说话，决不更改，也不支援,所有文档处于保密状态。变革的要求需要高职人事管理部门需要从静态的管理向动态管理方式转变。对于处于变革中的人事管理者来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社会化对高职教育的要求是培养出合适的有一定技术的蓝领及灰领工作者，这些教育人员自己本身已经和社会需求的技能性人才严重脱节。

（二）促进团体内部的各专业教学团体核心竞争力

一个专业教学的团体核心竞争力，关键在于该专业教学在社会上的实用性和被社会公众的认知度和认可度，人事管理部门在创建专业教学管理团队时，要选择优秀的实用型人才来组建教学管理骨干，让有经验、有理论的老教师充当参谋而不是去管理团队，对有理论而无社会工作经验的年轻教师，让他们在社会参加一段时间（不得少于一年）的工作，再进入教学岗位。这样的团队才能与社会的要再求相接轨，不再由企业进一步培训来完成学生的工作与学习。

（三）高职人事管理加大对个人提升的支持力度

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个人能力提升不再单单是职称的晋升，更多的是个人工作能力的提升，这种工作能力的提升，就必须加大与社会工作氛围相一致的环境营造，高职人事管理部门加大与社会各企业之间的联系，为教学工作者对于“脱节”处理提供各企业的工作方向、指导思想、企业指标，并对教学工作者下企业锻炼实习提供合理化建议。

（四）高职人事管理部门应分析组织结构合理性，提出对结构中团体或个人的改善建议

高职人事管理部门最为重要的动态管理就应该是通过综合新量化考核体系，通过数据分析，了解组织内部结构的合理程度，对团体或个人进行分析评价，并提出改善建议。笔者提供的评价体系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实际操作水平标准化C1，科研水平标准化S2，教学水平标准化S3，评价以三年为一个周期，因为高职与本科高校培养目标水同，因此，评价体系中实际操作水平最为重要。高职人事部门可以利用以上量化考核方案，能过数据分析，了解整体的专业团体教学水平、科研能力，以及带领学生实践操作能力水平的评价，然后回归教学组织结构评价，在三年的年限内对团体、个人等各个层次科研教学实践进行互动评价，从而在各个不足的方向上有方向、有目的性的提出改善意见，从而提高高职教学人事体系的评价能力，有利于高职教育体系在社会化变革中的融合能力。

二、高职人事管理制度在组织构建中的转型

（一）高职人事管理制度在年长的教职工管理制度中的转型

对于一些年龄老化而无法适应社会化变革的教职工，高职人事管理部门应仍抱着守护老员工的想法,使其认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发挥自身的最大潜能和优势。

（二）高职人事管理制度在聘选新的人力资源中的转型

在高职人事管理部门在聘选择新的教师的过程中可以引入以上所描述过的量化评价体系，并结合通过工作抽样、评估中心、面谈笔试等方法来对新晋老师进行全方位的评价。

管理制度论文篇8

同时,审计市场上,作为审计客体的审计产品是一种信息产品。作为一种信息产品,又具有一般产品所不具有的特点,即具有公共产品的特点。审计师的审计报告在提供给一个使用者使用后并不减少其使用价值,即具有非排他性;审计信息可同时提供给无限多的使用者使用即具有非竞争性。正是由于审计产品的公共性的存在,使审计产品产生了外部不经济的经济后果,容易产生社会上的一些使用者“搭便车”,即使用审计信息而不付费,使实际审计产品供给量小于达不到帕累托最优的审计产品供给量,造成供给不足。这要求政府进行干预,以达到帕累托最优。

以上审计市场的两种特性,无论是作为一般市场产品,还是作为一种信息产品,都需要政府一定程度上的监管,以弥补市场本身的功能的不足;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难以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同时,由于市场竞争中,以价格为核心的自由竞争机制是市场存在的优势形态,即相对于政府管制的经济来说是具有明显的优点,也就是说,政府的监管职能是作为市场功能的补充,而不能代替自由竞争的市场。

在商品市场中,到底自由竞争的力量和政府监管的力量各占多大的比重?或者说,政府的监管采取体积方式与自由竞争市场结合,能够使市场达到帕累托最优,使市场运行效率最大化,这便成为各国理性的市场监管当局关注的焦点。同样,审计产品市场作为各国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存在上述问题。

对审计产品市场而言,各国市场对审计产品的供给者,即审计主体提出资格要求,要求审计产品供给者必须达到各国市场对审计服务的最低资质,包括会计知识、审计知识、必需的法律知识、财务知识等,以及运用这些知识的技能和职业道德方面的要求。既然是为了解决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而对审计产品产生需求,那么在审计市场的监管上,特别强调审计主体资格等信息的透明性。类似的,在监管过程中,必须有既定的,明确地对审计质量的要求,也就是说,必须有相当明确的监管规则,来对审计师的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并对违规行为进行惩戒。而在一定的时期,审计市场的监管又必须考虑大的市场环境,例如一国的政治稳定程度,经济发展状况,法律完善程度等,来对审计监管的各种资源(包括注册会计师协会管理力量,政府中相关的部门,社会其他团体的相关监管力量等)进行整合,并对监管的力度、范围、方式等做出必要的调整。然而,这种调整并非监管者单方可以做出的,而是社会相关各方力量多次博弈达到的一种策略均衡。这种对审计主体资格的准入限制,对审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以及为达到监管目的而对监管的范围、程度、方法的调整,对监管的资源、对象、市场要素进行事例的系统,称之为审计市场管理机制。审计市场管理机制一般包括以下这些方面:对审计市场中供给方和需求方的监管,对审计执业行为的规范,对违规者的惩戒。这些监管又由不同的机构来实施,具体包括行业自律组织,政府部门和独立监管机构。而监管的依据大致有法律法规、行业准则等。

从上面对审计市场管理机制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世界各国的审计市场管理机制具有一些共同的基本属性:

1、是市场经济监管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会计信息市场监管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自由市场竞争的一种补充。是为了促进和保证市场功能的发挥,而不是代替自由市场的基本运行规律。

2、对市场中审计产品的供需双方之间关系的协调是对审计产品供需双方与市场中其他相关主体(例如同业之间,事务所与合伙人,社会管理机构等)之间关系的协调。

3、是对相关的社会资源的一种动态的整合,是审计市场管理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互相储存的有机的系统。这个系统是对其他市场运行机制的支持,同时,这个审计市场管理系统又依赖于其他的社会系统,如法律、政治、社会文化传统等系统。也就是说,该系统自成一个系统,同时又是其他系统的子系统或母系统。这是我们分析审计市场管理时必须考虑各国的具体的经济、政治、历史等情况,又要将其放到国际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的系统论依据。

这些性质表明审计市场管理机制不同于与其他管理机制的质的规定性,那么其外在的表现性有哪些呢?

首先,各国在进行审计市场管理时,无一例外都非常重视审计准则等市场规则的制定,通过制定明确的审计准则进行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管理。并通过审计准则规定了进入注册会计师审计行业需要具备的资质条件,无一例外要求首先通过考试取得执业资格,并通过审计准则对审计师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

管理制度论文篇9

问题之一：法院何以成为法院

虽然由于传统和制度设计上的不同，各国法院的设置模式、管理方式、职权特征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存在着种种差别，然而，从职能分工或权力分立的角度来看，我们国家在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之外再设置司法机构，毕竟可以视为对于那种全能型衙门式政府结构的明确背离。司法权与立法以及行政权的分立不仅仅体现于结构设置方面，更体现在它的职权内容、行为方式以及管理模式等诸方面的明显差异〔3〕。

法院行使职能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必须有纠纷的存在。也就是说，法院所能处理的只是纠纷。当然，这里的纠纷是在广义上使用的，既包括民事经济纠纷，也包括刑事案件，还包括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利争议（其中许多争议在我们这里被归类为行政案件）以及在更高层次上的宪法争议。有纠纷方有司法意味着社会中许多事务不属于法院的管辖范围。例如，采取积极的措施实施立法机构所颁行的法律便是行政机构的事务，对于违法犯罪加以侦查和追诉乃是警察与公诉机关的职责，对于社会事务制定普遍的法律规则应属于立法机构以及受其委托制定规则的机构的权力范围。有纠纷方有司法也意味着对于法院制定规则权力的限制，那就是，法院行使这一权力的过程不能脱离对具体案件的审理，否则，超越案件的审理过程而制定一般的法律规则便不免有侵夺立法权之嫌〔4〕。

与上一个特征密切关联的另一个特征，是法院对于纠纷的处理不应该采取主动的方式。立法机构可以积极地推动某些领域立法的发展，行政机构应当主动地行为以完成立法所赋予的使命，但是，法院却只能以消极主义的方式行事。“法院不得对于未向其诉求的事项有所作为。”西方这句古老的法律谚语所揭示的行为特征是与法院作为裁判机构的性质密切关联的。很显然，纠纷是法院存在的前提，而纠纷总是意味着两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当事人自己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寻求一个第三方作出权威的判断，从而使纠纷得以解决〔5〕。这时，这个第三方对于纠纷所作出的裁判能否获得当事人的接受便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裁判者自身的素质-年资、声望、经验、知识等-是相当重要的因素，一定的强制力作为威慑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要想使司法权得到持久的社会支持、司法机构公正和中立的社会形象却是更为重要的。公正和中立的基本前提之一是裁判者在当事人之间没有利益上的偏向。假如司法者采取主动的行为，试图积极地发现和解决社会中出现的或潜在的纠纷，势必将自己卷入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冲突之中，难以保持公正的面目。司法权的消极性还体现于司法过程之中。法院只能在当事人诉求的范围内作出裁决；在调查案件事实、对质证人的过程中应当最大限度地发挥当事人及其律师的作用；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决定中止或撤销案件应当得到法院的许可〔6〕。

法院行使职能的第三个特征是司法过程的公开性。从人类历史的长河来看，公开性并不总是一个与司法制度相伴随的特色，不过、就西方司法制度自中世纪以来的发展而言，基本的演进过程仍然可以说是一个公开化程度愈来愈高的历史。这个过程与民主政制的发展有一定程度的联系，但是应当指出，司法程序的公开性更多地是司法制度自身的要求。作为纠纷处理者或仲裁者，富于效率地解决纠纷、平息争议是首先追求的目标。那些能够使纠纷得到最有效解决的方案是能够令纠纷当事人心悦诚服的方案，而裁判者自己倒往往并不认为是合理的。而要获得令当事者心悦诚服的效果，司法者就不应通过黑箱作业来确定司法的结果。争议双方把话说在明处，将证据摆在对方的面前，无所偏私的裁判者根据这些双方亲眼目睹、亲耳聆听的证据对于案件作出判决，这种完全公开的程序总是有助于获得一个双方更容易接受的结局。说到底，公开性无非是要创造一种客观性的氛围。埃尔曼指出：“当法院详查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时，除非它展示一种客观性的氛围，它的决定将得不到尊重，而这种尊重对于有效地解决冲突来说是不可或缺的。”〔7〕现代司法制度的许多程序设计，例如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证据在法庭上展示和对质，双方当事人有得到听询的平等权利，法官不得在一方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与另一方当事人接触等等，都是公开性原则的延伸。

如果我们以上述三个特征作为法院职能的基本要求，那么，我国的法院在这些方面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全能型衙门的传统对于我们建立独立司法制度的妨碍不仅体现在法院不能取得独立的地位，行使不受干预的职权，而且也表现在司法权行使过程中的行政化。早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的1950年，权威观点便力图强调人民的司法工作与一切从前的司法之间“本质上的不同”：“人民的司法机关和反人民的司法机关，无论在任务上、组织制度上、工作方法和作风上，都是迥然不同的。”〔8〕次年，《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对于人民法院的作风与职能进行了如下概括：

人民法院的审判制度和工作作风，是便利群众、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它决不单凭诉状、供词与辩论来进行审判，而着重于实地的调查研究，了解案情的全部真相和充分证据，然后才依法判决。因此，它常常根据各种不同案情的需要，而采取必要的就地审判、巡回审判、人民陪审等审判方式；坚决废弃反动与落后的主观武断的审判方式。同时，与一切消极地等待诉讼和单纯惩罚等反动与落后的法院制度相反，我们的人民法院一向重视并采用各种方法，进行关于法纪的宣传教育工作。它不仅教育人民减少犯罪，减少纠纷；而且教育人民积极地参加新社会的建设，人民法院向来把关于司法的宣传教育工作，看作审判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进行法纪宣传教育的结果，，将大大地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使人民群众能够预防犯罪和纠纷的发生，因此也就使司法工作从被动引向主动，从消极引向积极。这样的法院制度只有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够实现。这也是我们的人民法院在本质上的优越性的所在。〔9〕

主导舆论所倡导的这种法院职能特色以及行使职权方式的官方定位又在1952年全国广泛开展的司法改革运动中被大大强化。“本质上的不同”演化为一种流行的思维方式，其必然结果便是，凡是被视为与“旧司法”相关联的制度要素均弃之如敝屣；群众路线、调查研究、积极主动地打击犯罪和处理纠纷以及通过司法权的行使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对于人民进行教育和改造等等，都成为法院基本的工作风格和目标。上述原则和实践的正当性至今仍是确定的，很少受到质疑。例如，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人民法院报》表彰了这样的事例：

长春市中院组织的第三届春耕生产法律服务月活动近日在长春市两级法院全面展开，审判干部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走访农民，宣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和有关法律，开展法律咨询，调查摸底，主动收案，调处纠纷，开展公开审判，严惩破坏农村社会治安秩序的犯罪分子，促进了春耕生产，受到了农民和农村干部的欢迎。〔10〕

除了这类超越司法权限、不以纠纷的存在为行使司法权的前提，从事各种非司法工作的大量事例之外，法院在诉讼的处理过程中，过于主动和积极地行使其权力，是我们司法制度运作的又一个特色。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法院都可以不受诉讼当事人所提出主张的限制作出裁判；如果法院认为当事人所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件事实，可以主动地对于相关事实开展调查，制作证据；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联系几乎缺乏任何形式的约束；法院判决的执行由法院自己而不是由行政机构来进行。更有甚者，法院不待当事人提起，主动要求当事人提讼的事例在近年来的报章上也屡屡出现，而且还是作为正面范例加以表彰的：

华容县法院的干警们一贯恪守“案子有了结，服务无止境”的宗旨，不断改进服务方式，在经济审判中既当“包公”，又当“红娘”……县造纸厂多年来积累的债权涉及282家单位，总额达1500万元。资金严重短缺，使生产连年滑坡，变成了特困企业。今年初，法院主动上门揽案，抽调精干力量一头扎进该厂。干警们连续奋战100多个日日夜夜，找遍了12个省市的200多个债务人，运用诉讼和非诉讼手段收回债款462万元，使这个厂恢复了生机。县委书记听了该厂的汇报后激动地说，“这就是服务，这就是效益。”〔11〕

回顾我国法院数十年来走过的历程，可以看到，我们的法院总是扮演着这种为不同时期不同的“中心工作”服务的角色。处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之中，法院司法活动的导向自然不可能不受到特定时代流行价值和舆论气候的影响。但是，从建设法治国家的角度讲，法院毕竟是解决纠纷的主导机构，它也完全应该通过司法活动而成为多元社会中富于影响力的机构。所谓影响力，无非是一种能够自主地与其他社会力量进行交涉的能力。交涉能力的增强当然未必可以保证法院积极地追求正义的目标，但缺乏这种能力的司法体系却注定无法得到充分的支持资源，无法有效地调整社会关系，也难以通过司法和法律解释而发展法律和法学。

另一方面，由于近代型的司法制度在我国创立未久，司法人员的职业化程度相当低，与职业化相关联的职业意识、行业规范、伦理准则以及行为方式均没有配套成型，在这种情况下，司法界难以用组织化的力量，依据司法职业的行为准则，通过行业本身应有的运作方式，富于成效地开展自己的活动。在这种职业分化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当社会结构发生变动，多种主体在利益驱动下争夺有限资源的时候，混乱便不可避免了。我们看到，至少在最近的十多年间，我国法院积极司法的行为有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动因，那就是力求通过扩大管辖事务的范围，以主动积极的活动方式，力争自身地位的提高和利益的最大化。而司法经费由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由同级政府机构的财政部门拨给的做法，更强化了这种利益冲动。“创收”成为各级法院院长最感头痛的难题，就从一个侧面解释了这种冲动的来由〔12〕。

从更大的范围观察，近代以来的中国，由于身旁总有“列强”的反衬，富国强兵不可避免地被举国上下作为一个追求目标，于是便愈来愈成为一种中央动员型社会。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靠中央权力动员各种资源实现富强不失为一种捷径，不过，人们在强调中央动员的效率和优势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它对于社会自组织能力的抑制，政治权力与道德权力相结合所可能导致的公民自由空间的压缩，以及社会应有的分工在这种动员的过程中所受到的损害。此外，由于缺乏不同利益之间的程序涉，又失去了制度创新中的一个活跃因子。所有这些，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无疑是不利的。

因此，我们今天所主张的法院履行职能的非行政化，用意便不仅仅在于法院或法官行为方式的改变。而实在是希望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司法体系能够承担起它应有的历史使命。当然，法院的行为方式实际上便是法官的行为方式，我们有必要进入法院内部，探索影响法官行为的管理制度的建构问题。

问题之二：法官官僚化还是非官僚化

观察我们法院的内部管理，同样可以发现，相关的制度以及这种制度运作所造成的后果使得法院的管理与行政机构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官选任和管理上的非精英化，一是整个管理体制上的官僚化〔13〕。前一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在相对长的时期里法官选任根本不存在教育背景上的要求，法官待遇上的完全公务员化，法官数量“韩信点兵”般的膨胀，司法行为的大众化，司法机构与其所在社区之间缺乏隔离等情况作为例证〔14〕。而第二个方面，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

第一，司法决策过程中的集体决策制。在特定的社会中，法院采取怎样的方式作出它们的决策，实际上与行政机构甚至立法机构一样。都跟社会的政治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正是这种传统使得某种决策方式具有了“合法性”〔15〕。人们通常并不总是依据一项规则的实体合理性和正当性来评价该规则或决定是否履行该规则所赋予的义务；规则或决策是否依据社会中被主流意见肯定的正当方式而制定才是一个事关其命运的因素。我国法院的司法判决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在参与审判的法官具名的前提下加盖法院印章，但是，在确定判决结果的过程中，更多地倡导集体审议和整个机构负责。从第一审级开始，法庭通常由三位法官（或一名法官，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而进行审判活动〔16〕。合议庭组成人员在审理过程中以及在确定判决结果时的协商、协调、妥协是十分必要的事情。这不仅是因为判决结果总是由法院的名义，而且也因为合议庭组成人员意见不统一的案件，照例要提交到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加以审议，作出最终的决定〔17〕。

审判委员会的设置和运作是集体决策制的一个更为突出的内容。长期以来，这个通常由法院的院长、副院长、某些庭长以及资深法官组成的机构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18〕。从司法决策的角度看，审判委员会无疑是各法院中的最高权力机构。依据有关法律的规定，法院所处理的重要案件大多要经过该委员会讨论决定，甚至有某些案件，审判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发生在合议庭开庭审判之前〔19〕。虽然近年来，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化，审判委员会的设置受到愈来愈多的诟病，但是，已经出现的批评大多是针对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决定与实际审理过程的脱节，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弊病。这当然是切中要害的。当事人所能够见到的并且争讼于其面前的法官并不握有决策权，而能够决定案件最终结果的人们却大多不参与审理，隐藏在帷幕的背后，无论如何，这是对于我国法律所规定的公开审判原则的公然违反。不过，这样的体制之所以能在我国形成并长期维持，自有其可以理解的原因。如果整个司法体系所倡导的是集体决策的模式，如果整个社会对于个人化的决策方式满腹狐疑，那么，即使是法律条文倡导合议庭和主审法官独立地作出裁判，实际效果也只能是法律与事实各不相干；任何风险都由“集体”承担当然是一种再明智不过的选择了〔20〕。

司法管理官僚化的第二个表现形式是法官之间的等级制度。我们提倡的审判独立，大致上只是指整个法院系统独立于外部权力和力量的干预，而很少论及法官在法院内部的独立〔21〕。我们的实践是将每一个法官都纳入一种等级化的体系之中，普通法官要接受庭长副庭长的领导，庭长副庭长要接受院长副院长的领导。官阶的设计也完全引入了行政体系内部所使用的等级模式。例如，省高级法院的院长属副省级官员，副院长有厅局级和副厅局级的不同定级，各庭庭长属处级，副庭长则为副处级。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有局级审判员、处级审判员等分别〔22〕。法官的这种级别不仅意味着所谓政治待遇的差别，而且也显示出一种等级服从的位阶和责任的分布，甚至有时被解释为可以表示着法官素质的高下〔23〕。行政等级式的内部管理机制使得我们完全想象不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全然不同的法官管理方式。在那里，每个法官都是独立的，他不受任何人的领导，只是对自己对于法律条文的意义和正义准则的理解负责。法官之间不存在上下级的分别，院长也好，庭长也好，他们只行使一种纯粹行政性的职能：他们是所谓“平等者中平等的一员”（oneamongtheequals）〔24〕。法官之间的平等不仅表现在特定法院的内部，不同级别法院的法官之间也是平等的。虽然由于审级的原因，上级法院的法官可以改变下级法院的判决（仍须严格地依据法律的规定），但是，这只能理解为分工上的一种差异，并不意味着审理上诉的法官地位高于一审法院的法官，也不意味着不同法院法官在选任标准以及相关待遇上的显著差异〔25〕

在法官之间建立等级制度便利了对于法院活动的控制和管理，然而，这种控制和管理却完全是行政化的，是违反司法职业以及司法决策的内在要求的。与行政机关或者军队的情况不同，法官的活动带有浓重的个人化色彩。法官行使职权的场所便是法庭，作出决策-不只是最后的判决，也包括诉讼过程中对于一些需要确定的事项的决策-的场所也是由他与各方当事人共同组成的法庭。在随时需要作出判断的情况下，法官如果不能够独立地决定相关事项，势必降低司法活动的效率，也伤害当事人对于主审法官的信任，增大纠纷解决的难度。不仅如此，司法是一种讲求亲历性的活动，对当事人言词的判断，对证人所作证词可信性的判断，都离不开判断者对于被判断者的近距离观察〔26〕。现代诉讼程序的言词原则和直接原则都是相对于诉讼活动的这种内在要求而确定的。但是，法官等级制度却不利于亲自审理案件的法官作出独立的判断，因为它强化了行政位阶高的法官对其“下属”法官的影响力。与之相适应，低位阶法官对于其“上司”法官的依赖和顺从也是顺理成章的。这样的管理模式势必加大司法判决的不确定性，并且为不正当权力干预司法活动提供便利。

与法官之间等级制度的设置相关联的另一个特征，是上下级法院关系的行政化。这是司法管理官僚化的第三个表现形式。近代型法院之所以有不同审级的设计，即除了初审以外，又设置了上诉审级，是为纠纷的解决提供一个纠误渠道。我们常说的“两审终审制”意味着当事人如果对于初审法官的判决不服，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循着上诉路向，诉诸另一个法院，对于初审法院的判决提出质疑；后一个法院对初审判决进行复审。通常，这种复审的重点在于初审法院是否违反了法定程序以及判决中对于法律的解释和适用是否存在错误。如果上诉法院认为原审判决存在问题，有权改变判决，或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如经审查，上诉法院认为初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则原审判决就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当事人必须加以履行。这里，上诉法院有权改变初审法院判决结果的事实并不表明前者与后者之间存在着行政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也就是说，上下级法院之间不存在着领导和被领导、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否则它们在意志和行为方面就应当保持一致，上级法院便应当对于下级法院作出的决定负责。这样，下级法院的法官在作出决策之前便应当向上级法院提出请示，并严格地遵循上级法院的指示处理案件。果真如此，上诉制度还有什么意义可言？正是有鉴于此。在某些法治国家中，上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都十分注重严格地维护下级法院的自。

管理制度论文篇10

据我所知，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在探讨解决考核制度中的一系列问题时，几乎毫无例外、通一色地采取了"考核技术方法"的思路，即总是只会在考核制度本身中寻找出路，总是在考核方法上绞尽脑汁，发明出各种各样的"雕虫小技"；虽说考核制度在日益翻新，但对问题的解决其实并没有多少帮助。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人们在对考核制度的认识上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误区，即都对它要求过高，没有跳出考核制度之外，对它进行一番反思，认识到它固有的有限性，从而在更高的层面上、在考核制度之外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考核技术派"的种种探讨和发明，在一定的限度内是有必要的；因为它可以使考核制度更完善、更精巧、更易于操作。但是，如果不能从历史的高度、从哲学的高度，即采取"历史哲学方法"的思维方式，对考核制度进行反思，寻找新的出路，就会在牛角尖里钻不出来，或是把它弄得越来越复杂、琐碎；或是变来变去，不停修改；最后是使人不胜其繁，觉得这东西还不如没有的好。这就是考核制度在很多地方所遭受的命运。一个东西如果被弄得过分复杂、精巧、难于操作，往往就会走向它的反面，从一个有益于人们的东西变成一个有害于人们的东西，最终是自己逃脱不了被人们遗弃的命运。

二、考核制度的三个主要问题

从实践中看，考核制度的实行面临三个比较重大的问题即：考核制度的价值取向；如何弥补考核制度本身固有的局限；如何保证考核结果的公正、客观？

第一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考核制度所规定的"评价标准"；"评价标准"的问题体现着一个组织体的价值观，意味着一个组织体鼓励自己的成员做什么样的人，因而至关重要。对于"评价标准"的要求是它必须取向积极、要求明确。第二个问题说的是，任何一个现实的考核制度，无论是在它的条文规定、还是在它的具体实施中，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而且，作为一个要求众人按照统一标准来打分评议被评议者的考核制度，如果过分强化，就会束缚人的个性、创造力，理论上存在导致人人都成为八面玲珑的谦谦君子的价值导向。因此，"法治"要辅之以"人治"，考核结论只能作为公司领导奖惩和任用干部员工的重要依据，而不能作为唯一依据。关于这两个问题，本人在另外两篇文章中专门阐述。下面集中讨论第三个问题。

三、如何使评议更公正、更客观

虽说无论是作为一个现实的考核制度、还是作为考核制度本身，都存在无法彻底消除的局限；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局限性，归根到底，是要使通过这一制度对人做出的评价，尽可能地客观、公正。在这些局限中：

就任何一个现实的考核制度而言，在客观方面，制度的条文规定不可能制定得尽善尽美，尤其是有些考核标准无法定量，难以把握，特别是素质评价和工作质量评价都不可能不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在主观方面，任何评分者?quot;德"、"能"、"识"三方面都不可能不存在各种各样的局限性。

就考核制度本身而言，它要求众人按照统一标准来评议被评议者；正如前面所说，如果过分强化，就会束缚人的个性、创造力，理论上存在导致人人都成为八面玲珑的谦谦君子的价值导向。

考核制度的这些缺陷，最终都会影响到考核结果的客观、公正。

显而易见，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任何一个单一的措施所能做到的。下面介绍我们从考核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些经验。

1、在"评价方法"上，有定性的评价和定量的评价，一般对业绩的评价易于定量，对素质的评价只能以定性为主；定量评价比较客观、准确，而定性评价的主观性、模糊性比较明显，这就象体育比赛中的"田径标准"和"体操标准"的差别一样。为了解决评价的客观性、准确性问题，一方面应当在对"业绩"和"素质"二者的考量中，侧重于比较能够客观、准确评价的"业绩考核"；另一方面要采用数学工具来实现"模态转换"，即在"素质"考核中，量化各项考核指标，以提高其客观、准确性。

2、考绩与考评必须先分后合。业绩是短线考察项目，素质是长线考察项目，应该明确分工、先分后合。每月察业绩，年终评素质，最后按照一定比例综合形成干部员工的全年得分。这样可以在业绩评价中一定程度地克服评分者年终笼统凭印象评分所造成的主观性。

3、增加考绩分在全年考核分中所占比重。月考绩分立足于业绩，年终考评分立足于人员素质，前者较客观，后者较主观。因此考绩分在员工全年考核分中所占比重必须大大高于其素质评分，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评分中的主观成分。

4、定性的评价方法也多种多样，而且各有利弊，需善加取舍、取长补短、综合使用。大体说来，直接上级的考评，比较细致和准确，但容易失之过宽；间接上级的考评，比较客观公正，但准确性较差；自我评估有利于上级深入了解员工的具体情况，调动员工自我管理的积极性，但也容易失之过宽；下级的评分，虽说比较准确，但一般也有过宽的弊病；同级和协作部门的考评，会造成激烈竞争的局面，从而有助于了解到其他形式的考评所不能提供的情况，但又容易失之过严；外聘权威评价部门的考评，不言而喻，客观公正性虽说较好，然不可避免会有隔帘问诊、隔靴搔痒之弊：总之，没有任何一种考评形式是十全十美的，只能凭借数学工具，通过它们之间的一定比例的互相牵制才能使总的评价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公正和准确，就筇宀俦热筛鞣矫嬗泄厝耸孔槌傻钠牢创蚍忠谎?

5、工作中较少发生关系的部门之间不搞互评，互相之间有工作关系的部门之间互评时，要针对"关键接口指标"进行评议，而不搞泛泛之评；工作上无接触的部门不参加对公司领导的评议；工作上无接触的领导不参加下级干部的评议；允许评议者在对被评议者或被评议者不了解的情况下注明"不了解"，等等：这些都可以撇去评分中的一些水分和泡沫，增加评分的严谨性和客观性。

6、建立涵盖全面、要求准确的岗位责任制，使评议有标准可循。同时尽量使评分标准变得易于把握。前面说过，评分中的主观性有客观原因，即评分标准难以把握，特别是素质评判和业绩质量评判。设计中可以努力使它们变得比较具体、量化、易把握。

7、提高评议人员素质。这里就包括了对各部门主管、公司领导乃至全体参与评议人员在品德、能力和见识方面的要求，在培训、选拔、任用、考核等方面都要注意提高其在考核工作上的品德和水平。这一条实际上做起来很费功夫，而且难以见效，但仍是不得不认真去做的事。其中有两个问题要特别注意：

一是考核时的要求应符合交代工作任务时的要求。上级给下级布置工作，要提出明确要求，事后也要按照这个要求去考核。但实际上的情况往往是，属下按照要求完成甚至超出原要求完成了，考核时上级的要求又变了，往往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结果不但使下属遭到不公正待遇(拿不到应得的分数甚至低于应得的分数)，更严重的是挫伤了下属的积极性，使下属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更不利于鼓励员工创造性地、超标准超要求地做好工作；有些主管可能对这种做法自以为得计，实际上对公司却会后患无穷。

二是要严格分开业绩考核与素质考核。实际情况往往是，当下属完全完成甚至超标完成了工作任务后，主管在进行业绩评分时又加进对下属综合素质或主观印象的评议，挑出员工非业绩方面的缺点扣分，使下属有苦难言；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在考核制度中将业绩考核与素质考核严格分开，而且要要求所有主管和领导在具体评分时将二者严格分开，避免使被评议者遭受不公正待遇，积极性遭到挫伤。这两点至为重要。

8、为加强对考核工作的领导，同时体现企业对考核工作的重视，企业应成立考核工作的领导机构--考核委员会，其人员组成要充分体现代表的广泛性。由于考核标准的改进和考核者素质的提高都难以有较大进展，我们就要明确：我们主要靠评议人员的个人素质，还是主要靠一种体制来保证评议的公正？显然，前一种思路对考评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他们不但处事公正（德），有很强的辨别能力（能），还要十分熟悉各部门的工作情况（识）。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指望一些个人的良好素质来保证公正，从来都是靠不住的。公司考评人员不可能超脱于任何部门之外，他们自身的工作也属被考核之列，这就使他们很难避免"偏心"的倾向或嫌疑。即使考评人员自身努力保持公正，囿于能力、见识、经验等方面的局限，也会力不从心。别人也难免对他们的猜疑。为保证考核的尽量客观公正，同时避免由于考核而使人际关系复杂化，考核委员会应有充分的代表性。这不但符合管理学原理，也符合概率统计学的原理，因为如果我们把每份考核评分表都看作一个样本的话，那么显然，所取样本的数量越多、代表性越广泛，从中得出的统计数据显然也就越接近真实。

9、企业人事（行政）管理部门的专业考核工作人员，则组成考核事务办公室，受委员会领导并对其负责，负责考核所需的一系列事务性工作（但不宜参加考核委员会），如不断完善考核制度；对考核制度进行宣传讲解；对考核过程中的执行制度情况进行监督；考核之后的分析研究；接待被评议者的申诉等等。

10、为了一定程度地消除考核制度存在的压抑人的个性和创造力的倾向，在考核标准中，可以有意识地加入对被评议者创新能力的考核内容，尽可能地融入积极的价值取向。

四、阐述几个观点

1、以前我们常说，看事情要看大局、看本质、看主流、看大趋势，以免被个别的细节、支流和曲折所左右；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分析问题要有概率统计学的观点，在考核制度的问题上也是这样。概率统计学原理在这里处处都起着关键作用。

比如说，有人担心，由于各个部门对考核标准的理解程度不一，执行起来会影响考核结果的客观公正。其实这个问题完全可以运用概率统计学原理，利用数学工具加以解决。从各个部门的考评来说，部门甲的主管可能要求高，评分严，结果部下们得分也较低；部门乙的主管可能要求低，评分松，结果部下们得分就较高。表面看来，部门甲的员工就吃亏了，而部门乙的员工就占了便宜。但实际上，只要考核制度处理好员工的考核成绩中主管评分、部门考核得分和部门员工的平均分的比例关系，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三者综合之后的妙处就在于：它以后二者为杠杆，消除了各部门掌握标准的不一致性，使各个部门、各位员工的评分受到一个无形的全企业统一标准的衡量。

管理制度论文篇11

1.行政管理机构设置不合理。从纵向结构上看，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都存在着问题。目前，中国的管理层次则普遍存在着偏多的情况。从中央到地方，有4到5级的管理层级，这就导致了很多管理职能上的重合以及互相推卸责任的情况。这种现象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仅大大增加了行政成本，还带来了大量的超编制人员，给我国的纳税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纵向结构还体现在管理幅度上。管理幅度即一级行政机关或一名行政领导者直接领导与指导的下级部门或工作人员的数目。学者一般认为3-9或4-12个为好。不过，在中国省一级，改革前均管辖70-100个县(市)，为此，自1983年实施地市合并改革以来，增加地级市一个管理层级，试行市管县体制；然而另一方面，在同级政府内部，又往往存在管理幅度偏小，“官多兵少”现象。同时，纵向结构的不合理还不利于政令的畅通，此外层级过多也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地方保护。这些都是制约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障碍。

从横向结构上看，中国的部门结构即同级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平行分工关系有着很多的不合理。这种现象带来的影响也是严重的。在每个部门各自的工作的范围内，各个部门为了争取好的业绩纷纷各自为战、缺少合作，这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竞争，也消耗了很多无谓的竞争成本；在每个部门职能有交叉的范围内，各个部门又会互相拆台，同时为了避免责任，往往会踢皮球而采用无作为的方式来对待这部分工作，这样，显然会带来行政效率的低下，不利于政府服务社会、服务大众。

2.行政组织编制及其管理混乱。行政组织编制是指法定行政组织的人员定额及职务的配置，必须根据职能的需要来设置即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三定”。目前，我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很多岗位因人而设，编制因人而定，这会导致编制本身过大，而且在编的人员并不一定是该岗位最需要的人。这样必然会使得行政管理工作无法正常开展，还会滋生腐败。同时，由于对编制确定的不严肃，还会带来很多编制外的人员进入行政管理部门。这使得官僚机构越来越膨胀，而根据帕金森定律可以知道，行政机构作的工作数量和人员的数量是成反比的，越来越多的人消耗了纳税人越来越多的钱，却做着越来越少的工作。

3.行政监督明显不足。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行政监督主要由系统内部监督和系统外部监督两大部分。系统内部监督主要包括上级行政机关的监督、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由于每一级行政机关都有自己繁重的工作，所以要求上级行政机关能对下级行政机关进行长期有效的监督显然是不现实的。行政监察机关虽然有法律赋予的监察权，但由于监察机关只能处以撤职以下的行政处分，而且由于历史传统、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原因，监察机关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审计机关这些年影响力有了空前的提高，但由于审计监督只是审计机关依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的财政(务)收支、个人收入、财经法纪等方面情况实行的一种专门性审核活动，它的职能范围仅限于财务方面的审核，所以也很难全方位的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

我国的系统外部监督包括执政党监督、立法机关(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监督、社会舆论、参政党、政协的监督以及公民的监督。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情况下，执政党实际上承担了很多行政职能和其他公共权力行使的职能，因此，它不可能把自己完全置于中立的位置去监督行政行为；同样，目前的中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地位还是无法和行政机关同日而语的，它们也很难切实地起到监督的作用；至于社会舆论和普通公民的监督都必须还要借助法律的途径，并不是最直接的手段。可见，我国的行政行为是缺乏有力监督的。

4.行政法制不健全或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我国的行政领域上还有很多法律空白，比如行政审批的手续非常繁琐，而且各地都有不同，这方面就需要相关的法律规范来加以规定。较之无法可依，其实有法不依的危害更为严重。我国的行政机关管理人员普遍缺乏依法行政的意识，这不仅极大的破坏了法律的权威，而且也不利于提高公民对行政机关的认同感。

二、关于行政制度改革的个人看法

1.从行政机构入手，努力推进行政机构设置的改革。在纵向结构上，适当的减少我国行政管理的层级，比如江苏已经开始逐步撤销地级市，这样有利于政令的畅通，还可以减少很多行政成本。

2.严格我国的行政编制，真正做到由岗定人，杜绝因人设岗的情况，这样做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腐败，还有利于选出最适合岗位的管理人员。编制的制定应当合理，对于编制外的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控制数量。

3.努力加强行政监督的力度。首先要完善系统内部监督，提高行政监察机关的权威和影响力，逐步做到对政府的每个重要行政行为实施监督，进一步加大审计机关的审计广度和深度。同时，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为立法、行政、司法外第四大权力的作用，积极监督和报道行政机关的行为，协助政务公开的推进。参政党、人民政协和全体公民也应提高参政意识，积极行使手中的监督权力。相信，有了强有力的行政监督，我国的行政制度改革一定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4.完善立法并加强依法行政意识的宣传教育。对于很多行政领域的法律空白，我们应努力建立起完善的法律制度，而更有现实意义的则是，提高全体行政管理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依照已有的法律办事，增强行政行为的权威性，提高人民群众的认同感。

三、总结

通过对我国目前行政管理体制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当前的行政管理缺乏服务意识、法制意识以及规范化的机构设置。我们应当通过各个方面的努力，促使我国政府从传统的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从单一的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治理型政府；从官僚机构臃肿的政府转向实干而精简的政府。

管理制度论文篇12

（二）开展财务管理，寻找和发现资金运行规律，就可以全面了解医院的资金运行状态，就可以制约和促进医院的各项财务活动，还可以通过正确组织货币的收支来监督医院的业务达到规定的要求，通过对各项收支的控制，还可以监督财务纪律和财务制度，保护国有财产的安全。

（三）开展财务管理，对于合理利用国家公益性投资，保护消费者权益有着重大作用。自从我国开展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来，国家每年对于公益性医院的投资越来越多，掌握好资金的流向和合理利用资金，对医院提出了新的挑战，这就要求医院必须制定财务管理目标和计划，搞好预算，合理分配和使用国家的资金。

（四）医院不仅要保证医疗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且要开展经济核算、增收节支、增强医院的自我发展能力，因此通过加强财务管理，良好的财务计划、财务分析、财务决策，建设医院增收节支的本领，增添资本积累，不断提高医院的经济效益。综上所述，现阶段医院的财务管理制度，是各医院开始医疗及各项服务活动的物质保障基础，它有利于促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充分实现。

二、医院施行财务管理的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

1.财务管理要依法进行

这是医院财务管理必需遵守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经济活动必须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的运行。因此,医院的财务管理要牢固地树立法律意识，严格遵照法律、法规和财务制度，保证财务管理工作在法制轨道上运行，对于违反财经制度的行为，必须及时纠正，及时制止，这是医院财务管理最重要的原则。

2.建立健全医院内部财务制度的原则

高效而完善的医院内部财务管理制度，是医院财务活动的基石，是医院进行医疗活动的重要保障。各级医院都应该以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方针、政策为前提，疏通内部关系，建立起统一的内部财务管理活动，增强内部监督约束机制，使各项财务活动都在阳光下按规范、高速、透明的原则去运行，使各部门形成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财务关系。

（二）效率性原则

要坚持厉行节约、节约处事的目标。勤俭节约、杜绝浪费是提出的对新时期整个社会的总体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政府财政对医院投入的加大，合理使用资金，最大限度地满足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大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使有限的资金得到充分合理的使用，因此医院要大力采取各种措施，开展成本核算，厉行节约，反对和杜绝资金浪费现象的发生。

（三）公益性原则

医院是公益性事业单位，不是营利性企业，不应以营利为目标，是以医院开展的各项活动应当正确处理国家、单位和个人的利益，在医院的财务管理中应统筹三者利益和搞好平衡。但一切服务都应该有利于卫生服务需求者，有利于卫生事业发展为基本原则，保持医院的公益性。同时，医院作为一个经营实体，不能利欲熏心，也要提高效率，强化经营管理。因此医院要摆正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经济效益服从于社会效益，应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保证医院的公益性。

三、医院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

（一）预算管理

卫生机构预算是国家预算的首要组成部分，它贯串于单位预算体系和实行的全过程，也是卫生机构举行各项财政活动的条件和根据。加强卫生机构的预算管理，有利于从资金上保证单位各项业务的完成，有利于规范和控制单位的财务活动，有利于提高卫生工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收入管理

收入是医院展开医疗服务和其余事项依照法律法规获得的非偿还性资金。包含医疗收入、财务津贴收入、科教项目收入和其他收入。医疗收入在医疗服务产生时，要依据政府确定的付费比例和付费数额加以确认。医院要始终遵守国家的物价政策，建立健全各项收费管理体制。医院门诊、住院收费必须按照中央和省财政部门同一监制的收费票据，加强管理，严禁使用不法单据。医疗收入原则上应当当日产生当日入账，并实时结算，禁止遮盖、扣留、挤占、共享和挪用。现金收入不得坐支。

（三）支出管理

支出是医院在展开医疗服务和其他事项中产生的资金、资产耗损和损失。包含医疗支出、财务名目津贴支出、科教项目支出、管理费用和其他支出。医院从财政部门或者主管部门获得的有指定用处的项目资金应当依照请求定期向财政部门、主管部门报送资金行使情况，项目告终后还应该报送项目资金收支决算和利用结果的书面报告，接受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的查抄验收。

（四）成本管理

成本管理是医院经由成本核算和分析，采纳成本控制措施，见识医疗成本的举动。它的首要目标是周全、切实、详尽地反映医院成本信息，建立成本意识，降低医疗成本支出，进步医院绩效，以大大增强医院在医疗市场上的竞争力。

（五）收支盈余管理的平衡

平衡是指住院收入和支出后的余额。它包含营业收支结余、财务项目补助收支结余、科教项目出入结余等几个方面。医院财务部门应大力加强财务管理，管好用好结余资金，要将资金纳入医院财务总体预算支出之中，适当地用于医疗设备的维护更新中。

（六）固定资产管理

医院应对固定资产按期举行实地清点，对盘盈、盘亏的固定资产，该当实时查明缘由，并根据规定的管理权限，报经核准后实时进行处置，固定资产管理部门要对固定资产采取电子信息化管理，按期与财务部门查对，做到账账、账卡相符；医院在处置固定资产时，要依照国家的国有资产管理规定处置。

（七）流动性管理

医院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健全货币资金管理制度。医院的经营活动和各种类型的索赔的其他事项的形式，包括医疗应收账款，预付款项，财政资金和其他应收款的回报，加强管理，进度分析，实时结算，对流动资产的具体管理要严格按照医院的财务制度处置原则。

四、目前医院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医院对财务预算注重水平不够

医院预算管理与预算责任按照医院的任务和发展规划，对医院的财务活动进行统一安排，是基本的部门预算。如今大部分中小型医院在现实体例过程中对预算管理不足，常常以为预算管理只是财务部门的事，确定预算、体例和节制应由财务部门独立完成，这个预算和经常缺乏科学，操作和有效的控制和监督，从而形成金融管理单一，不能与现实更好地融合。具体表现为：医院的财务预算仅仅流于形式，预算更多地表现为简略的打算与节制，缺乏需要的事先论证和过后评价过程，缺少对经济行动的导向感化。也就是说，恰是因为医院财务预算的体例方式和进程不科学，预算体例基本上是由带领和财务部门根据上年决算数据推算而成，其预算体例的实质在实行中没有起到应有的节制作用，致使医院财务预算对医院的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缺少经济效益阐发与评价，使得财务预算的主观性较大，同时在成本核算、折旧核算方式、财务报表反映的内容上也存在着诸多缺点。

（二）固定资产管理混乱，账面与现实不符

医院管理普遍存在重资金轻实物的征象，尤其是对固定资产的管理比较紊乱。首先，医院在举行固定资产的购买和更新时，缺少投资项目投入产出的效益阐发评价，可行性阐发流于形式，致使盲目购买、更新固定资产或投资项目工期长、资金收受接管慢、投资结果差，造成资金闲置和浪费；其次，一些新的项目已经投入使用，但没有竣工验收等有关手续，滞留在施工过程中，不能反映固定资产。还有固定资产的报废，不及时处理，都会造成固定资产“账实不符”。在县医院，甚至在大城市中小医院财务操作流程，虽然医院专用物资采购的比例逐年上升，但招标采购品种所占采购设备或药品质料的总比例较少；同时存在招标手续不齐备、资历不完整的环境，乃至只经由外出考查，没有通过法定的招标流程。很多设备多年不用，已报废，但未完善记账手续；有些设备已经找不到什物，也未上缴财政处置残值；一些设备已转移到其他单位使用，但没有过户手续；房屋的部分已被删除，但这账上仍然可以反映。没有材料消耗定额管理，直接费用，没有损失，没有审核使用的备查账。因为资产管理混乱，影响了医疗质量和效益,加剧了患者承担。

（三）财政人员素质偏低，风险意识稀薄

目前，广大中小医院中的财务人员很多都不是财会专业出身，整体素质不高，对财务管理的重要性了解不够，概念不完整，经济决策缺乏科学性。具体表现在对现金管理不严，造成资本闲置或亏欠，应收账款周转迟缓，造成资金收受接管困难，存货控制薄弱,造成资金呆滞，固定资产管理忽视，没有充分发挥效益，更紧张的资金损失。恰是因为管账人员素质不高，在外加一些不确定性成分的干预，使医院财政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偏离，从而产生蒙受损失的机会和风险，医院财政活动的组织和经营管理过程当中的某一方面和某一个关键呈现问题，都有机会出现财务风险。很多医院缺乏相应的危害提防机制，危害认识淡薄,医院财务管理缺少竞争意识，资产结构不合理，应收账款所占比重较大，坏账性资产长时间挂账，固定资产利用和配置效率低，鉴赏能力和盈利能力差，造成医疗资本的浪费与短缺并存，整体低效率。

（四）财政管理机制不完善

科学规范的财政管理机制是医院正常开展业务的条件。有些医院财政管理贫乏科学的财政经营机制，没有规范的财政管理程序，缺少当代管理与经营管理思维。财务人员缺少财务管理的参与意识、监督意识，轻视资本的时间价值和成本收益，安排资金随意性强,造成部分会计资料可信度不高。在管理过程中的材料，材料和材料存在或多或少的总分类账卡不符合，卡之类的东西不是对应的，没有采集、报废情况。使固定资产，药品，材料，账实不符。盲目购进大型装备和其他固定资产的购买等，造成资本的积存和浪费，影响资金的合理周转。

五、增强医院财务管理的对策与建议

（一）增强医院的财务预算管理

目前我国医院性质与企业有着非常不同的观点，但财务管理全面预算的观点仍然能够引入医院的财务管理之中。如果想真正完善医院的预算管理，应当发展对预算管理的水平，应当懂得财政活动对一个单位存续和成长的重要作用。而奉行全面预算管理，则是完善医院财务管理的紧要方面。医院应该在全面阐发历史数据，在审查政策，市场条件，社会条件，地方特色，在当前企业经营状况等方面的财务状况，发展一个合适的财务预算情况单位；其他财务预算应当由单位各部门的协调。

（二）完善固定资产经管

为了制止出现设备重复购买、闲置或半闲置等状态，造成资源浪费，医院应举行会合招标采购，对大型设备的购买，举行可行性研究论证，建立固定资产购买委员会，大型设备的应用效益、示范、分析“盲目购买，废物管理不严，闲置设备”的现象，从而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

（三）大力提高财政管理人员的素质

人员素质不高，以及不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可以对医院管理工作的负面影响。医院内部控制制度，是为了避免欺诈的最直接的目的和标准化管理，谨防过失，最大可能地实现节约。按照内部控制理论，各类企业经营者必须授权批准，并应严格遵守有关操作规程，并应有相关人员的监督和检查。另外应根据科学计划的指标对员工的业绩进行考核，并实行相应的赏罚措施。

（四）加强信息化水平，建立健全财务管理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