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理论篇1

【关键词】邓小平/主要矛盾/根本任务/贡献

【正文】

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以此来确定某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根本任务，事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由于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只提供了一些认识的原则和方法；同志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但在实践中也有较大失误；邓小平同志则在总结社会主义事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完善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马恩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和具体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但是，他们对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揭示，对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为我们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P80)在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又指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P532)“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P532)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是人类社会一切经济形态、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社会制度演化的根源，“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P532)。因此，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必须同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系统分析。

第二，从分析社会基本矛盾入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首先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桔。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P32-33)。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是我们认识和把握某一社会形式主要矛盾的根本方法和理论基础。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两者之间是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绝对和相对、抽象和具体的关系。社会基本矛盾是从各个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中概括出来的，它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而社会主要矛盾则是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发展某一阶段的集中表现，对某一阶段社会的发展起支配和决定作用。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特点，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有赖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为指导，具体而深入地研究某一社会的主要矛盾，才能补充、丰富和发展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而不至于使它成为枯槁和僵死的东西。

第四，马克思恩格斯指明了正确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的方向，那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们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P33)。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他们阐述了一条总的原则：“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P33)。

二列宁、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上的贡献

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列宁不仅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理论。

首先，列宁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基本矛盾范畴，但是，他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作过多次概括。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中，在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如何得出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结论时，列宁指出：他们“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P(6,8)。把思想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这两个归结的实质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其次，初步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初步总结了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指出：“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P281-282)。这表明，列宁已经初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

再次，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始终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最根本的任务。列宁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作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根本条件。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苏维埃政权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1918年4月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列宁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P490)。列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生产力标准，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P223)；生产力的状况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P224)。在1919年《俄共（布）纲领草案》中，他又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根本任务之一，因为不这样就不可能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P727)。

最后，探讨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且在实践中重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这主要表现在重视改革的社会作用，重视科学技术和文化建设等方面。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总结苏维埃国家建设初期的实践经验时，首创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革的问题。他认为，改革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是相并而行的。他指出：“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9](P610)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要对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进行改革。他指出：“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一步和每提高一步，都必定要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而现在我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水平还很低。我们有待于改造的东西很多。”[9l(P613)

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认识上，斯大林经历一个从“无矛盾论”到“有矛盾论”的过程，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最终形成作了前期准备。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斯大林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但斯大林并没有顽固地坚持“无矛盾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改变了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认识。他指出，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这种说法不能在绝对意义上理解，“应当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的生产关系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那些组织反抗的衰朽的阶级。”[10](P577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作了首次正确的表述。他指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重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11](P602)这一表述阐明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和手段（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体现了社会主义时期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最主要最根本的任务，同时也体现了对发展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

然而斯大林不是通过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发展生产力，而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来推动当时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当由斯大林的错误政策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党内产生重大分歧意见时，斯大林把阶级斗争进一步从社会上扩大到党内，恶化了党内的政治生活，这不仅给苏联共产党和人民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灾难和创伤，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和声誉，而且也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消极后果。

三、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上的得失

同志在深刻把握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性质、特点的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不仅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范畴，精辟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及其运动规律，而且正确地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科学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范畴，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2](P373)。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为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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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规定或影响社会主义社会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正如在《矛盾论）中所指出的：“捉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始于党的。中共决议明确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这一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最初表述就其基本精神来说是正确的，就是要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就是要把发展经济作为社会进步的主题。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重视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建国后，同志继续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索中国特色的生产力的发展道路。1951年在一次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的讲话中，他指出：“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3](P2)。1956年，党的在分析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后，提出了党的根本任务：“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4](P79-80)。在1956年，在谈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同志还强调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5](P771-772)在1957年2月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还指出：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13](P375)。应当说，这是从社会基本矛盾得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

但是，正如《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运动和农村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随着整风运动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面对少数分子的进攻，对国内的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对阶级斗争的过分关注动摇了他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认识。

在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问题上之所以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是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的。在国际关系方面，当时的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印度制造边境冲突，美国派兵进入台湾，叫嚣，在这种状况下，重新审视国内外阶级斗争状况时，主要是把注意力转向阶级斗争。在国内，由于经济建设的失误造成了人民生活的严重困难，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出现了不同意见甚至激烈的争论。遗憾的是，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去观察分析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意见分歧，把这种人民内部矛盾当成两个阶级、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样就使党的工作中心越来越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纳入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轨道。

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上的重大失误，“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16](P116)。在改革开放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是把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作为“惟生产力论”，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进行猛烈批判。这些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四、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的是非得失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拨乱反正，使党的工作重心重新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进行了创新和发展，正确认识和把握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

第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上的积极成果，使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认识，回到了正确的轨道。邓小平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7](P181-182）

在重新审视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态势，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矛盾进行深刻分析之后，邓小平对现阶段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他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16](P141)

在此基础上，由邓小平亲自指导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作了全面而准确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初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样，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就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第二，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区分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邓小平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社会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17](P250)，这些具体做法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确立的具体制度、体制和政策。基本制度和具体做法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基本制度决定和制约这些具体做法，具体做法又决定和影响基本制度优越性发挥的程度，甚至严重影响基本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与生产力发展相矛盾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对这些旧体制的改革不是取消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中国的问题不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不够高，而在于没有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不同层次找到相应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果不对旧体制进行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的问题”[17](P327、397)。因此，要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教育科技文化体制改革，这样才能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第三，重申了生产力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的核心地位，并把它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压倒一切的标准”[17](P314)，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同志是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倡导者，一直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作为评判党的工作好坏和成败的根本标准。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所阐明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反复强调生产力标准，就是要提供一把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金钥匙。他用“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评判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用“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的“压倒一切的标准”。

他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作为社会主义是否够格的标准，作为社会主义是否有优越性、共产主义能否实现的标准。“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16](P137)1984年6月，邓小平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正是因为有了生产力这样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禁锢人们思想的障碍开始烟消云散，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开始由空洞抽象的议论转向求真务实，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社会主义本质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理论突破，超越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从而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四，把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有机结合起来，从生产力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来寻求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办法。在深刻理解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直接一致性的关系基础上，邓小平同志结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以及党的中心任务等问题，紧紧抓住生产力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指出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是内在统一的。“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7](P182)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7](P128)

第五，提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形成了较为系统、科学的生产力理论。如何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重大的理论创新，这些创新也构成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在邓小平看来，发展生产力的措施和手段主要有这样一些：(1)进行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各种改革。改革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16](P134)。(2)实行对外开放，利用世界文明成果帮助我们发展生产力。“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16](P117)(3)实行科教兴国战略。对科学技术和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必须加以重视，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16](P377)。(4)实行“三步走”渐进发展战略。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任何脱离实际的冒进都只能是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破坏。以上这几个方面的政策和措施构成为一个主题明确、逻辑严密的生产力理论科学体系。

第六，提出要正确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必须横下一条心来，始终如一、毫不动摇地搞经济建设。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社会次要矛盾的作用，必须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7](P208)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特别要重视政治思想教育。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不能让他们做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

党的十五大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论述，指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存在着种种矛盾，阶级矛盾由于国际国内因素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于这个中心。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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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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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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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选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列宁选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社会主义理论篇2

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总书记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宏伟蓝图和光辉前景。报告从六个方面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执政党建设作了全面的部署。透过十七大报告，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进展。在十七大报告的一个个新思路、新论断、新举措中，“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的提法和举措尤为引人注目。“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论断，意味着我们党对民主与社会主义有机联系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与生命相依的高度；而“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则从扩大党内民主方面，体现出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着力推进，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政治建设上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伟大品格。

一、“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中共对民主政治认识的新高度

如所周知，民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但真正的人民民主或日人民当家作主，则是和社会主义密不可分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早在160年前就认定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和重要特征，明确主张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第一步是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恩格斯甚至直截了当地说：“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恩格斯说的“共产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可见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在一定意义上把民主等同于社会主义。列宁在领导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向社会主义挺进的实践中，更是反复强调民主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他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由此可知，列宁对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密切关系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遗憾的是，列宁去世过早，他的民主理论没有来得及全面付诸实践。而斯大林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民主缺乏足够的认识，在实践上则几乎走到了民主的反面。虽然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之初提出了“普遍、平等、直接”的民主原则和“秘密投票”的选举方法，并且还曾在选举中采用过竞选方式，但他并没有认真坚持下去，致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民主严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和形象。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民主大旗。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通过民主的途径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大兴民主政治之风，使人民民主思想广泛深入人心。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三三制”的政策，即在抗日根据地的民意机关和政府人员中，共产党员、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那么，如何按照“三三制”的原则组成抗日民主政府呢?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支持各抗日根据地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普选方式。在普选中，各抗日根据地认真进行了从选民登记、选区划分、提候选人、开预选大会到正式选举等各项具体工作。在选举中还开展了竞选活动，各阶级、阶层的代表都积极参加了竞选，不仅有文化的地主、有产者的代表参加了竞选，没有文化的工农群众的代表也参加了竞选，呈现出一派激烈竞争的景象。当时有一种论调，认为老百姓没有文化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事实上没有文化并不是实行普选和竞选的主要障碍。老百姓不识字，固然给选举带来了不方便。但是，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在民主的生活中学，创造出许多切实可行的投票方法，如画图法、画杠法、画点法、投豆法、烙洞法等，使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选举得以顺利进行，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丰富的创造能力。为此兴奋地说：“在抗战中间，老百姓进步甚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例如在华北，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地当家做了国家的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全国人民在1954年进行了空前广泛的、自下而上的人民代表的选举，由此胜利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正式确立。然而，由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党和国家尤其是主要领导人在对形势和问题的判断把握上发生了失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逐渐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民主、片面强调的“左”倾路线。最终导致了“”的发生，酿成十年灾难，不仅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遭受惨重损失，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更是惨遭狂风暴雨的摧残。

“”结束以后，邓小平以其惊人的胆识和毅力，冲破“左”的重重阻力，在1978年底启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车轮。在民主问题上，邓小平根据国内外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旗帜鲜明地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应当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一论断把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和社会主义内在联系的认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82年，在邓小平倡导下，中共十二大报告提出实现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民主和社会主义关系理论的认识。不仅如此，邓小平还以其特有的理智告诫人们，要确保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切实统一，必须着眼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制度的完善。在邓小平看来。制度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结构，从制度上把握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源并依此寻求解决的方法，是他的政治思维的鲜明特点。他主张，对社会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提出来，作进一步的研究”。“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再三强调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必要性，先后作出许多重要决定或具体安排。尤其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专列一个部分论述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问题，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文献中当属第一次。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一部分中，报告使用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提法，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建设的认识又跃上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提法，虽然与前述列宁的用语、邓小平的表述是一脉相承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它更加生动、更加深刻而直接地强调了人民民主对于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意味着社会主义旺盛的生命力，必须通过人民民主的健康和蓬勃发展体现出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是我们的民主政治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基本经验和保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成为民主政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进展的科学指针。“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既是对人民民主价值和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也是对社会主义价值和发展规律的充分认知。民主价值的高企，显示的是人民主体地位的突出和强化；民主愈发展，社会主义就愈具生命力，而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的水平也就愈能得到提升。十七大报告中的新表述，必将成为今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主导思想和巨大动力。

二、党代会代表任期制：党内民主迈上新台阶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具有86年历史、近60年执政经验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当代中国，愈益彰显出其勇于开拓、与时俱进的精神。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并写进了新通过的。那么，党代会代表任期制的提出有何历史与现实背景?应当如何理解其含义和重要意义?这里我们不妨作一些回顾和探讨。

我国著名国际共运史和社会主义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先生认为，近现代政党有五个基本特性，即阶级性、政治性、组织性、民主性和前沿性。并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主性，它是现代政党区别于古代贵族政治组织和奴隶、农民政治组织的高明之处。由此就决定了政党政治也具有五个特性，即公开性、群众性、竞争性、选择性和轮替性。政党的民主特性也使得政党斗争呈现出“文明”景象：平等竞争、公开对陈、诉诸群众、票箱定夺，等等。

政党的民主特性首先体现为党内实行民主制度，而党内民主制度的最高形式是党的代表大会制度，这是一个政党充分发挥全党智慧、把握时局脉络、及时作出重大决策、统一全党意志的组织制度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从共产主义同盟开始就十分重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之初，就规定了党的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他们认为，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它应该每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为此，第33条明确规定：“代表大会于每年8月举行。遇紧急状况中央得召集非常代表大会。”这是因为只有实行代表大会年会制，才便于党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集思广益，分析形势，总结经验，采取对策。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在共产党尚未执政的不利条件下很难完全实现，但他们开创的党内民主制度的优良传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却有深远的影响。从1864年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到1869年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国范围内的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从列宁领导时期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到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都尽最大努力积极贯彻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虽然由于斗争形势的不利或敌人的干扰破坏等种种原因，这些党在当时未能做到每年都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但在坚持党代表大会年会制的原则方面却是无可挑剔的。

恩格斯直到晚年仍坚持认为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让全党哪怕一年有一次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列宁对坚持党代表大会年会制不仅坚定积极，而且具有创新精神。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执政党，在列宁领导的6年多时间里，尽管发生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和国内的激烈叛乱，但从1918年至1923年，俄国共产党定期举行了6次党代表大会(从七大至十二大)。列宁不仅坚持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而且还就如何开好党代会、如何使党代会充分发扬民主、如何使党代会成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如何切实贯彻执行党代会的各项决议，进行了探索，作出了表率。例如，列宁把原定“代表大会于每年8月举行”，改为每年3、4月份举行。这是因为，在每年春季集中全党智慧制定施政方针，再提交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审议，变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决议，这对于政府机关及时贯彻落实是方便有利的。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所处的政治环境也十分恶劣和复杂，但依然认真坚持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在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的第一个中明文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1923年党的三大、1925年党的四大和1927年政治局会议前后三次关于的修正案，都重申了上述规定。1928年党的六大通过的也明确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从1921年至1928年中国共产党举行了6次代表大会，基本上坚持了年会制的规定。这6次党代表大会及时总结经验，针对形势的变化制定新的方针政策，从而提高了党的领导能力和水平。

然而，当代各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一般都是5年举行一次，甚至有的党曾经出现过两次党代会的召开相隔十几年的情况。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创设的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后来被改变了。这种改变始于斯大林当权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换言之，是斯大林破坏了党代表大会年会制的传统。斯大林任总书记的初期，还能照常举行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可是从十五大开始，却一次次推迟开会，特别是直到1952年才举行。与十相隔13年之久。斯大林不仅破坏党代会年会制，而且还改变中央全会定期开会的制度，把党的权力中心转移到政治局，而政治局也不正常开会，实际上实行总书记个人集权制，取消党内民主自由，搞“一言堂”和个人崇拜。斯大林破坏党代会年会制的直接后果，导致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大都不坚持党代会年会制，使党内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组织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由于受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党代会不能正常召开的情况也相当严重，如党的六大于1928年召开，而七大直到1945年才举行；的召开是在1956年，而九大的召开则推迟到1969年。其间虽有战争、动乱等不便举行全党代表大会的原因，但除此之外恐怕还应该从国际共运内部的不正常状况、从党的领袖的主观意志方面去寻找原因。人们不禁要问，既然连党的代表大会都不能正常召开，党内民主还能正常存在和发扬吗?

当然。也不可否认，曾经很重视党代表大会的作用。早在1948年9月他就明确指出：“实现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我们党内是有民主的，但是还不足或者缺乏。现在要增加。办法是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代替干部会议。”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对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在实现党内民主方面的意义是早有认识的。因此，在1956年召开党的时，他不仅支持恢复早年的党代会年会制，而且在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党代会常任制。1956年4月28日，在谈到要修改时指出：“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一]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的这个创新性建议，立即得到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一致赞同。邓小平在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彻底克服长期不召集党代表大会这个缺点，“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党中央委员会在草案中，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多少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设想的、党的确认的党代会年会制和常任制，是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创新发展。这种“年会制”与马恩开创的年会制有所不同，虽然仍是每年召开代表大会，但并不是年年换届。当时设想，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换届，省级代表大会每3年换届，县级代表大会每2年换届。这样做的直接好处是，避免了频繁选举党代表的麻烦，也节省了许多宝贵时间。这种“常任制”使党代表在党代会闭会后仍然可以采取适当方式监督党委会的工作，并能够经常联系各选举单位的党员群众以及党外群众，听取他们的意见。及时向党委会和党代会作出反映。

但是，这种令人鼓舞的党内民主制度的创新设想，长期以来并没有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推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颇感遗憾的事情。那么。党的十七大报告为什么仍然没有提出实行党代会年会制和常任制，而是提出了实行党代会代表任期制呢?其与党代会年会制和常任制有什么不同呢?

众所周知，从党的十六大以来，发扬党内民主受到越来越充分的重视，在一些地方已经进行的、十六大明确要求的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得到积极的开展或加强。然而实践表明，这项制度的试点工作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应该说目前尚未具备实行党代会年会制和常任制的成熟条件，还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而原来以党委全会替代党代会年会的做法，使党的代表大会处于“休息”状态，绝大多数代表在参加完党代会之后，对党内决策的优先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实际上是根本不能享有的。因此。社会上有人戏称党代表是“一次性代表”。即使很多党员包括相当数量的党代表本人，也习惯于把党代表身份视作一种政治荣誉。而不认为是党内民主的权利和责任。显然，这种状况既不符合广大党员迫切要求扩大党内民主的愿望，也不符合党中央关于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战略方针。党中央秉承实事求是、与时惧进的精神，认真总结一些地方党组织在试点工作中的经验，认为党代会代表任期制切实可行，应当成为当前乃至今后一定时期体现党内民主的一项重要制度。于是，这项制度就在党的十七大上被郑重提出并确定下来。

实行党代表任期制，就是按照党内选举的有关规定，代表由党员选举产生，获得代表资格和职务后，其代表任期与同级党的代表大会届期相同，任期内切实履行职责，并接受党员监督。党代表在党代会届期内的“身份”大体上与人大代表相当。所以。党代表任期制首先体现为党代表权力和职责的扩展或复归，而本质作用在于提升党内民主，使党内决策的民主化迈上新的台阶。

实行党代表任期制，以落实代表的主体地位和任期职责为前提，以建立健全制度和工作机制为重点，既要高度重视保障代表在任期内的权利，不断强化代表的任期意识、代表意识和责任意识，实现代表对党内事务和党的工作的广泛参与和切实监督，同时也要教育督促代表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充分发挥代表在推进党的建设和民主政治发展中的示范与引领作用。

社会主义理论篇3

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包括社会党、工党)，是西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派，西方国家中的中左翼政治力量，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是他们的思想体系与意识形态的名称。

一、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由来和发展

1.社会民主派最初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在19世纪中叶，在西方工人运动中进行活动和发挥影响的，不仅有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还有其他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代表，社会民主派、社会民主主义者就是其中之一。什么是社会民主派？马克思指出，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是为了消灭资本和雇佣劳动这两极，而是为了缓和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其实质始终是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1]由于他们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一直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作共产主义者。

但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出现的特殊形势要求工人政党在革命尚未提上日程的时候，要慢慢地训练人民群众，在日常斗争中善于妥协，服从策略考虑的联盟，既不回避选举，也不放弃议会斗争，这种形势使得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概念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迅速流行起来，但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广泛传播，又使得这些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也接受了共产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种情况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个概念的态度作了一些调整，暂时容忍了它。

2.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社会民主党

在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创建的第二国际，其所属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其纲领上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经济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国家学说和革命理论为根据的，它们都在党纲、党章中阐明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把通过阶级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中就详尽地表述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如此，第二国际在其前期活动中，还清除和清算了无政府主义，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制订了一些有关工人运动的方针政策，使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和党组织都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不断壮大。

3.19世纪末社会民主党演变为社会改良主义政党

但由于第二国际是在运动向横的方向发展的和平时期进行活动的，再加上第二国际所属各党忽视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就使它日益滋长和发展起来，特别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所属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加紧进行改良主义活动，在1896年7—8月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使社会民主党这个称呼所包含的内容发生了一次再变化：它虽然重申了“把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生产方式”的目标，但却把为夺取政权所应采取的措施归结为一系列有关普选权的要求。而随着伯恩施坦主义的出现，第二国际的右派和中派更把社会民主主义解释成一种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和平与合法的议会道路来使资本主义进化为社会主义的东西，把社会民主党变成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搞社会改良的党。

在1896年10月以后，伯恩施坦就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一系列文章，鼓吹修正主义观点。1899年，他又出版了把其修正主义观点全面系统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反对根据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来论证社会主义，并宣称，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取决于内在的经济必然性，给社会主义提供纯粹唯物主义的论证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使资本主义有了适应能力，经济危机已经可以防止甚至根本消除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不是趋于尖锐而是趋于缓和；随着技术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中间阶级的人数愈来愈多，社会关系的尖锐化没有按《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那样实现，资本主义的经济崩溃是不可能的；政治自由、民主、普选制已经使阶级斗争的基础日趋消灭，随着工人的数目和知识的增长，普选权可以成为使人民代表从人民的主人转变为人民的真正仆人的工具，而阶级专政则属于较低下的文化，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学说已经过时，在一百年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变革，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逼手段就能实现；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实践活动应当归结为创造条件去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痉挛性爆发的情况下，转变为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即通过改良使资本主义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与此相适应，社会民主党应当改变性质，成为一个力求以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来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党。

伯恩施坦的这些主张虽遭到过党内的强烈批评和抵制，但也在党内外和国际工运中引起相当广泛的共鸣，法、德、英、意、比各国党内的不少领袖和工会领导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改良主义倾向。1910年前后，伯恩施坦主义更成为第二国际所属多数社会民主党的主导思想。

4.社会民主党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社会改良主义的基本功能在于，和充当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的革命无产阶级相反，它主张成为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和护士。对此，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袖是直言不讳的，如在1975年5月25日，时任社会党国际主席的德国勃兰特和副主席瑞典帕尔梅，应社会党国际另一位副主席奥地利克赖斯基的邀请，去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交换意见的时候，克赖斯基援引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弗里茨·塔尔诺在1931年莱比锡党代表大会上把社会民主党说成是“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的讲话。他说:“这篇载入史册的讲话”，虽然遭到所有左派的激烈反对，但它因此也是“切中要害”的。帕尔梅则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社会党人确实是同资本主义共同生存的”，“人们需要工业社会的基本设施，资本主义的现代危机同时也是工业社会的危机。这样，拯救工业社会就成了我们的任务”，他强调说“过时的废除资本主义的口号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现在不能简单地说什么我们要废除资本主义”。[2]

应当说，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其执政或参与执政的过程中也曾取得一些政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不仅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了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政策主张，而且在其执政实践中，确实为改善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做出过一些成绩，推动了人们的从公民权利到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发展，其中包括劳动、就医、养老、残疾人的福利、休闲、儿童的保护、家庭维持补助金、平等的教育机会、失业保险、社会保障等方面。据一些社会学家比较分析，和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右派政党政府相比，在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地方和时候，用于社会需要的国家拨款要多一些，社会保障的质量要好一些；二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还推进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然而，由于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推行的终究是一条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和护士的路线，因而在把资本主义改变成为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就没有、也不可能取得什么成就。

二、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

1.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道德需要、道德抗议，否认其历史必然性

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联系，而是一种道德价值，这种道德价值旨在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矛盾，实现人和人之间的超阶级团结。社会党国际在1951年的《法兰克福声明》的序言中明确宣称“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必然的”，之所以否认社会主义的实现的客观必然性，根源于社会民主党人把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同人的意志、活动绝对对立起来，并指责强调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反伦理倾向，因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确认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错误地等同于排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宿命论、等同于否定价值观念的“反伦理倾向”。

2.以自由、公正、相助为基本价值，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

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到社会党国际的斯德哥尔摩原则声明，社会民主党人一直把自由、公正、相助奉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把民主社会主义说成是争取自由、社会公正和团结的国际运动，而在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平等、博爱这样一些价值概念，是反映资本主义买卖劳动力的商品交换关系的概念，因而独立的个人把不受约束的运动当作自己的自由，反而成为个人的完备的奴隶制和人性的直接对立物。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了关于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条件的理论，而着手唯物主义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在剥削制度的必然性时取得成就。

社会民主党人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制才能实现和完成，是以实行民主化为手段争取人类解放的运动，这是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和融解在资产阶级民主之中。然而，要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里实现社会主义，实际上却是不可能的，是在任意缩小工人社会主义的概念。

3.以对经济的民主监督取代消灭私有制

在二战以后，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一项争取和捍卫自由和公正，又在自由和公正中接受检验的持久任务，而这个任务的实现，并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时，他们就以对经济的民主监督去取代其战前纲领中规定的消灭私有制，强调不应把各种不同形式的公有制本身看成是目的，强调它本身并不是医治社会弊病的特效药。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党国际的代表大会宣言中，所有制问题已不再提及。

4.用共同参与的经济民主来补充议会民主

社会民主党认为，与财产享有资格纯属形式上的改变(如废除私有制)相比较，经济中的决策权真正民主化才是真正重要的，因为这种经济民主关系到民主不只是作为一种国家政体，而且也作为包括职业生活在内的社会各领域的生活形式来加以贯彻实现的问题，关系到对议会民主作必要补充的问题，因为只有与共同参与制相结合的议会民主，才是解决民主机制发挥作用问题的最佳办法，因而经济民主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雇员参与企业高层决策和基层管理的举措，对于改善工人的处境、维护工人的眼前利益，对于改善劳资关系、缓和企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都有一定的意义。但由于西方国家都是在坚持私有制的前提下推行这种经济民主的，因而就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工人被剥削的雇佣地位，也不可能赋予劳资权利平等。它是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社会改良。

5.普遍主张实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

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把实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认为应把它看作是确保全体公民积极参加为社会服务的项目的必要基础，是争取自决和自我实现的一个基本先决条件，表示决心消除贫困实现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保障人人都有权得到像样的收入。

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限扩大的趋势同有限消费之间的矛盾所规定的。这些制度的实行，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保证了劳动力的再生产，但却不是消灭剥削和贫困、导致社会普遍福利和阶级同化的“收入革命”，因为说到底，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基金，主要是把雇佣劳动者价值的一部分集中到国家的手中，然后由国家以福利的形式进行再分配，以满足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

6.英国“第三条道路”的主张

英国的“第三条道路”是指英国工党领袖、首相布莱尔和其精神导师社会学家吉登斯所倡导的，主张在“老左派”即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右派”即新自由主义之间和之外走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实践，它出现的时代背景是在20世纪70—80年代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医治了西方经济“滞胀”现象的新自由主义，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美国以安然、世通为代表的企业丑闻的强烈冲击下，被证明其鼓吹的金融系统的完全自由化、完全解除管制、放松限制等政策是行不通的，它所鼓吹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宣告失败，形势的发展要求重新确立国家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去补充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但在资本主义发生了许多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再回到70年代以前那种国家干预已不可能，实践在呼唤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英国的“第三条道路”正是适应于这样的需要而产生的。它认为老左派的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过分强调国家干预的作用，新右派的新自由主义又太强调绝对自由市场，各有偏颇，必须扬长避短，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在调整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的关系中取得新的平衡。

英国的“第三条道路”以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自诩，宣称它热情致力于其社会公正和中左的政治目标，却以灵活创新和富有远见的方式来实现它们。其具体主张，一是在政治上打破左右两分法，抛弃阶级政治，追求跨阶级的支持，主张个人自由依赖于集体资源，认为好政府是自由发展和扩展的必要支持；二是在经济上创建新的混合经济，它不是在国有私有之间取得平衡，而是在管制和解除管制之间取得平衡；三是分解国家权力，把权力向下转移到地方和社区，向上交给跨国机构，政府不再以国家边界为活动范围，而把世界政府治理问题提上日程，同时要培养与平民社会中的组织进行积极合作的伙伴关系；四是建立世界主义的民族国家，在一个世界主义的世界中为民族国家寻找一个新的位置；五是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重点是使消极福利变为积极福利，使个人和其他机构同国家一样对福利的实现和创造作出贡献。

三、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评析

1.从社会民主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再到社会民主主义，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

社会民主主义是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从建党时开始使用的思想体系名称，但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思想内容:最初它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体系，其特征是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巴黎公社以后到1896年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心广泛传播使得那些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的人也接受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使得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内容在这一时期交叉重叠起来；随着在19世纪末，第二国际的右派和中派跟着伯恩施坦把社会民主主义解释成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和平与合法的议会道路来使资本主义进化为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同共产主义的思想内容再度对立起来。

1951年社会党国际在其成立宣言《法兰克福声明》中把其思想体系的名称由社会民主主义颠倒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其目的在于凸显它是“民主”社会主义，以区别于共产党人的“专政”社会主义。然而，这也说明了在当时，虽然社会民主党人认为自己同共产党人之间，在是否能用民主、和平的方法去实现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极其尖锐的原则分歧，但大体上说来，两者在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目标上还是基本一致的。

在1989—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又把其思想体系的名称再颠倒成社会民主主义，原因在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帮助促成东欧剧变以后，原指望自己在东欧会有巨大的发展，但实际上却只是鼓舞和助长了极右翼势力的发展，并使人们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招牌也提出了质疑，使他们在西欧也开始逐渐失势，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一词似乎把选民推向了保守派的怀抱，这使他们觉得，为了回避在中已被资产阶级妖魔化了的“社会主义”对自己的牵连，必须把民主社会主义再颠倒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这意味着同现实社会主义相比较，它并不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在以前，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实现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的最高形式；自由、民主和人权不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政治手段，而且是社会主义理想的根本实质；而在以后，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又进而认为，不应再把新时代的社会主义视为制度、视为目标，从而要求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应把社会主义视为通过对现存社会的不断调整实现平等与互助的价值；不应再追求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而应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有效的进程；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存在局限、矛盾和不平衡的历史进程的不断改革。

所以，西方社会民主党人把自己思想体系的名称由社会民主主义颠倒成为民主社会主义，以后又再颠倒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表明他们离科学社会主义所说的社会主义越来越远。

2.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活动有助于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却无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

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民主党是一个社会改良主义政党，它们的社会改良主义活动，被证明有助于改善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有助于推进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但在另一方面，尽管他们把改良主义说成是改造社会的最重要工具，但在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却没有、也不可能取得什么成就。

对此，社会党国际也不得不予以承认。在1951年成立社会党国际时，与会各国社会民主党人被英国工党政府在二战后所实行的国有化政策和福利制度所取得的成就所迷惑，曾误以为他们的这种改良主义已经把英国的资本主义改变成为社会主义，因而在会议通过的《法兰克福声明》中说:“在某些国家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已经奠定，所以在那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的罪恶正在消逝，社会产生了新的活力”，“在社会主义力量强大的地方，都已经采取了重要步骤，以期创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然而，过了32年以后，当社会党国际重新审视它所面对的客观现实时，却不得不从根本上修改自己的说法，承认他们搞的局部改良，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在社会党国际十六大通过的《阿尔布费拉宣言》中说:“曾经有过资本主义已经得到改造的令人欣喜的幻觉，有过经济将无止境增长的田园诗……那时是将50、60年代的经验过分普遍化了，而今天则是一片混乱。”

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活动无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这也是为世界上具有各种意识形态色彩的有识之士所公认的:如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分子麦德维杰夫在英国出版的《列宁主义和西方社会主义》一书中认为虽然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对于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还是做了大量工作”，但“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过程中至今还没有取得什么成就”；日本学者冈崎三郎在《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一文中说，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政府“在推进产业和金融机关的国有化，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做出很多实际成绩，但同将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变成社会主义所有制、消灭阶级对立的目标相比，相差太远，英国、法国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前南斯拉夫理论家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书中，分析改良主义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什么成就的原因在于“它使马克思主义认为绝对不应绝对化的实践绝对化了”，它“逐渐适应了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民主条件，而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即使已掌了权，也在很大程度上只在旧秩序范围内活动”；意大利的佩利卡尼教授说，虽然社会民主党“能使资本主义‘文明化’，并使建立在市场经济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不那么残酷无情和非人道”，但“社会民主党的战略肯定未给我们带来社会主义社会”。也正因为如此，在资产阶级的心目中，就正如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常常是同共产主义学说的吸引力进行斗争和为共产主义模式提供另一种民主选择的有效方法。”

3.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

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地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不同态度和观点上面。

一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观点上，科学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又在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客观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之，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却由19世纪70—90年代的信奉马克思主义，变为19世纪90年代以后的在实践中抛弃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纲领上仍以马克思主义自诩，再变为在二战以后把世界观中立、指导思想多元化奉为自己的思想纲领。为此，它们时而把马克思主义同宗教原则等并列为自己的信仰基础，如1951年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声明》说“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或其他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还是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时而把马克思主义从自己的纲领中完全排除出去，如1959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说“在欧洲植根于基督教的伦理学、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想宣布任何最后的真理”，只字未提马克思主义；时而又重新提到马克思主义，如德国社会民主党1986年党纲又说“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是人道主义哲学、基督教、马克思的历史和社会学说、工人运动的经验”，无论有些什么变易，其指导思想都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之所以有时还要提到马克思主义，那是因为事情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早在1954年3月20日一期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在社会民主党那里，‘马克思主义’的作用要比党的宣言中对马克思的虚伪称赞所表现出来的小得多。实际上，那些虚伪的称赞与其说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或者对于这种理论的重视，倒不如说是由于害怕共产党人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中间成为马克思威信的唯一继承人。”

二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和观点上，科学社会主义根据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分析，从《共产党宣言》到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一再重申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科学社会主义又根据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的客观事实，从列宁开创的苏联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地强调社会主义要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反之，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却以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自居，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在资本主义的框框里，即使成了执政党、参政党，也仅限于为资产阶级管理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争取使之更加“文明化”、“人道化”而已。

三是在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和观点上，科学社会主义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亿万人民的实践与探索，不断深化着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如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1992年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001年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2006年又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反之，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在还把社会主义当作目标时，就把它融解于和归结为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的资产阶级民主之中，如社会党国际18大的斯德哥尔摩《原则声明》说“民主和人权不仅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政治手段，而且是社会主义目的(建立民主的经济和民主的社会)的根本实质”；而在以后，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更不再把社会主义视为制度、目标，从而要求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把社会主义视为通过对现存资本主义的不断调整实现平等、互助的价值，对存在局限、矛盾和不平衡的历史进程的不断改革，从而把社会主义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选项中排除出去，而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无可取代，例如英国工党领袖、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就写道:“过去，社会民主主义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在，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的世界上，其取向又应当是什么呢？”其答案就是他所提出的被称作是“告别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3]

注释：

社会主义理论篇4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其主要内容是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动力，以增强社会主义综合国力为标志，以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为目的；明确农业是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教育是现代化建设的智力基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使国民经济能够长时期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基本分配形式，其他分配方式作补充；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逐步实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实现温饱，第二步达到小康，第三步争取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程度，基本上实现四个现代化。

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过以蒸汽机为标志的首次产业革命，以电动机、内燃机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并逐步形成全球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一体化。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基本矛盾而派生出来的经济危机和抢夺世界市场而由德国资产阶级发动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尽管现在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较小，但这种制度长期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领土纠纷、各民族之间不同的而产生的矛盾，从而形成的地区间的局部战争至今不断，为了从根本上发动战争和制造灾难的资本主义制度，列宁领导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中国人民“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可知，即将过去的20世纪，也就是战争和革命的世纪。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整个建设过程中，要吸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这个教训概括起来就是六轻六重：“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环保；重个人，轻集体；重本国，轻世界”。由此产生少数人富、多数人穷，一国之内和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世界上少数富国强国，借“人权”、“民主”、“自由”等幌子，对大多数穷国、弱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实行经济上的掠夺、将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污染转嫁到第三世界的双料殖民主义。

为了不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老路，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和现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再三强调：我国实行农业、工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要协调发展，城乡一起现代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环境保护生态文明一起抓。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倡导富国与穷国、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一律平等，引导全人类向和平、发展、进步、繁荣方向前进。

各级各类学校在学习和落实《决议》过程中，同时要学习和贯彻邓小平教育思想，其别要重视坚持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师重教”。我认为，坚持“三个面向”，培养“四有新人”、实行“三个尊重”，这既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精髓，又是落实《决议》必须掌握的指导思想的要点。因此，要将学习落实《决议》和坚持贯彻邓小平教育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

邓小平提出的“三个面向”中主要是教育要面向现代化，即要求教育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现代化就等于工业化，由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它既未区分古代小农经济和现代大农业经济，又未考虑当今世界57.7亿人口中，发达国家只占11.7亿人口，46亿人口都属于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80%的人口都在农村，如果农村、农业、农民不现代化，这些国家就根本谈不上现代化。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用农村的愚昧、落后创造城市的文明、进步”。现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不再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老路，而要走城乡一起现代化的新路。中国一直强调农业、工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并且再三强调要把加强农业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从而实现城乡一起现代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农村进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广大农民创办起上千万个乡镇企业，据1995年的统计，全国共有乡镇企业2463万家，总产值5200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9.28%，出货值4400亿元，利税3095亿元，从业人员1.26亿人，占全国剩余劳动力的一半，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四分之一。实行亦工亦农，就地利用物力和人力资源来发展乡镇企业，使农村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就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落后、农业脆弱、农民贫困的状况，在实现温饱的基础上尽快地奔赴小康。现在我国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有了良好的起步。例如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总结该村经济腾飞有三靠：一靠教育，二靠政策，三靠干部。华西村早已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现正在普及高级中等教育。华西村已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也就决定了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时，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进步的人际关系。

各级各类学校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思想教育中，要以“育人”为中心、“做人”为主线，来规划和实施《决议》。正如《决议》所指出的，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特别要教育好青年，教育好后代。学校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面向全体学生，在“三个面向”战略方针指导下，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以学校为主阵地，加强家庭教育，优化整个社会的育人环境，从各个方面各条战线形成培养“四有”新人的合力，从小至大，逐步养成“家庭中的好孩子”，“学校里的好学生”，“社会上的‘四有’好公民”。为此，要注意研究和改进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善于利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育人”和“做人”的有利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有利因素大致上有三点。一是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是世界上生产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平均每年10%左右的增长率。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发展得比资本主义更快一些、更高一些，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增长，我国的综合国力有所增强，广大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二是城乡落后面貌正在得到迅速改变。我国不仅用占世界7%的耕地来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而且是改变农村落后、愚昧状况最好的国家。据统计，中国1978年有贫困人口2.5亿人，经过党和政府实行推广科技的“星火”计划，改良耕作技术和推广优良品种的“丰收”计划，实行农科教结合、三教统筹的“燎原”计划，经过18年的努力，我国的贫困人口已减少到目前的6500万人，也就是说，78%的人已经脱贫致富了。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最近已下决心，要在2000年前，努力解决剩下的6500万人的贫困问题，从而使12亿人都一齐奔向小康。三是我国在物质文明建设获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正在大力抓紧精神文明建设，不仅涌现出张家港市、天津市和平区等先进典型，而且还涌现出徐虎和李素丽等模范人物，他们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今后将随着《决议》的落实，逐步达到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在全国范围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这就可以避免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滑下来的老路。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中忽视精神文明建设而产生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一部分人国家观念淡薄，对社会主义前途产生困惑和动摇。这些消极因素，又会对学校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教育产生负面影响。各级各类学校应善于充分利用社会有利因素来克服负面影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摆事实、讲道理，使学生能够认真形势，明白道理，增强在党的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定能成功的信心。

第二，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教育，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知行合一的原则。要把课堂讲道理和走向社会了解国情有机地结合起来，学校要善于利用、国家教委有关领导部门的倡导，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要让学生看一百部好电影，唱一百首革命歌曲，看一百本好书，参观一百个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等项活动。同时，学校自身也因地因校制宜开展校庆活动、运动会、艺术节，升国旗、唱国歌，请劳动模范、老干部、老红军和老校友作报告、讲传统，收到知情意行相统一的实效。切忌“假、大、空”，搞形式主义。

第三，要把校园文化建设和文明城市、社区文化、企业文化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校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校园文化建设包括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硬件主要指校舍、教室、实验室、图书仪器设备和校园的整个布局力求绿化、美化；软件建设主要指学校的校风、教风、学风、各种规章制度等精神面貌方面的具体要求。在当前国家财力物力有限和教育经费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要充分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精神，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地来从事校园文化建设。硬件建设力求简朴、实用、大方、优美，软件建设力求高尚、育人、实效。要力求使校园文化建设既能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又能符合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使校园文化建设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起示范作用。

第四，在“三德”教育过程中，要力求做到以社会公德为标准，以职业道德为重点，以家庭美德教育为基础，使三者有机地形成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合力。目前，我国12亿人口生活在3.2亿个城乡居民家庭之中，每个家庭都是整个社会的基层细胞，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就要依靠3.2亿家庭。在家庭美德建设过程中，既要发扬中华民族子女孝顺父母长辈的美德，夫妻双方忠诚相爱、白头偕老、关心爱护子女的传统美德，又要具有男女平等、爱好学习、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家庭成员中只有切实做到子女对老人尽“孝”、夫妻双方忠诚相待、父母对子女既爱又教，才能达到家庭美德的基本要求。目前我国有少数男女青年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性解放的消极影响，我们要加强家庭美德建设，克服这种消极影响。

至于说到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人们常说：“家庭是孩子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是很有道理的。虽然天下父母皆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良好愿望，特别是随着独生子女日愈增多，许多年青父母正在按照党的教育方针，配合学校对子女进行良好的家教，但也有不少父母对子女成才的期望过高和受到不上大学不成才的应试教育的影响，家教不甚得法，往往采取加重子女学习负担的方式（如有些学校布置更多的作业，让子女上英语班、计算机班或其他学科补习班等），为使子女能考上重点大、中、小学，忙得不亦乐乎。正如一个人食之过多的东西反而消化不良一样，不仅收效不大，反而有损于孩子的健康。更有甚者，为了使孩子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学习，就不让孩子参与家务劳动，使孩子变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少爷小姐，这就难于使他们成长为社会主义“四有”新人。许多学校现在都在举办家长学校，引导家长按照党的教育方针，从孩子的心理、生理、兴趣、爱好的实际出发，因材施教。这种做法应该提倡。

各级各类学校要对学生进行“校中尊老师，家中孝父母”的教育。现在我国夫妇加一个孩子的小型家庭日愈增多，“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大家庭日愈减少，儿孙利用节假日去看望父母、祖父母，享受一次“天伦之乐”，这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年青人，平时对父母少奉献而多索取，父母故去时兄弟姊妹之间去争夺父母有限的遗产，甚至有人把失去生活能力的父母推之门外而不尽赡养老人的义务。这种不良现象也要在家庭美德建设过程中加以克服，并坚决杜绝。

社会主义理论篇5

布局问题，在工作安排上是一个战略部署问题，在理论上是一个结构问题。自从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来，我们党为了全面推进这一伟大事业的发展，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提出要从“总体布局”上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党在对这条道路进行成功探索的同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对“总体布局”的认识，同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直接相联系。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后，我们不仅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而且认识到现代化不仅包括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这“四个现代化”，还包括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等要求。1979年，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从总体上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了“总体布局”这一概念。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正是根据这样的认识，党的十三大确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明确地把“富强、民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但是，在实践中我们并没有全面而又坚定地坚持这一“总体布局”，工作中出现了“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失误。为纠正这一失误，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同志鲜明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这以后，他在讲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时候，总是反复强调要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这里所讲的“全面”，不仅包括“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包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即后来同志概括的“政治文明”的要求。与此同时，同志还多次提出“要认真研究我国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和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把社会建设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因此，多年来，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做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实践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加强社会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本来，我们党在上一世纪80年代已经意识到社会建设的意义，在制定五年计划时，已经把“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现在，更加认识到“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在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历史任务时，已经明确把“社会更加和谐”同“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一起提了出来。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现阶段社会矛盾发展的特点，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不仅提出要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而且把它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并列提出来，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新思考。特别是同志在2005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的重要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就决定了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仅要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而且要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并使它们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总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不仅要从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建设和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要从社会建设方面建设和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这样一种新认识，已经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并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任务。正是这一重大理论突破，使得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二、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涵的新认识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从各个方面作过许多论述。其基本精神是：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二是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根据这个精神，他从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关于社会主义，他强调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并且科学地精辟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关于既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又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同社会主义法制相辅相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可以说，邓小平同志已经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属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第一次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使得我们在这个重大而又基本的理论问题上，又有了新的突破和新的认识。

这一认识，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设想，又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实际。从理论上讲，社会和谐不仅是人类追求的理想境界，而且是科学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构想的美好图景。在东西方大量的思想文献中，已经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社会和谐是人类追求的理想境界。从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在空想社会主义那里已经把建立和谐社会作为理想社会的社会模式。比如，傅立叶把他设计的理想社会制度叫做“和谐制度”，欧文把他在美国实验的共产主义公社称作“新和谐公社”，魏特林的著作题目就是《和谐与自由的保证》。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批判的时候，恰恰对于他们“提倡社会和谐”这一点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是“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当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到了“消灭阶级对立”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的和谐社会要求更高，是科学社会主义性质的和谐社会。由此决定了，我们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为争取社会和谐而奋斗。从客观实际讲，今天我们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为实现未来的和谐社会而奋斗的现实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经历着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越来越需要推进社会和谐。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来再认识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涵的认识，可以进一步厘清我们以往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发生的诸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等一系列重大错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有些同志曾经提出，社会和谐作为社会建设的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中是同社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又包含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内涵，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讲，和谐社会不是一种社会形态，而是一种社会状态。这种社会状态是社会属性的外在表现。正如一个具体的事物具有多种属性一样，一个具体的社会也会有多种社会属性，比如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属性。在形式逻辑中，事物的属性各有自己的规定性，相互区别，相互并列。辩证逻辑则进一步指出，事物的属性虽然各有自己的规定性，但同时它们之间也有机地联系和结合在一起，使事物成为一个由多种属性构成的有机的整体。因此，我们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把握住它所具有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等各种不同的社会属性，要清楚地认识到这种种社会属性都会在实践中发展变化，而当我们根据实践的需要重点考察“社会和谐”这一属性的时候，则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它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属性并不是割裂的，相反还要通过这些属性来实现社会和谐。因此，从这些社会属性各有其规定性而言，它们之间是并列的关系；从这些社会属性是相互联系的而言，我们所重点考察的社会属性与其他社会属性之间又是包含的关系。在我们今天重点研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候，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属性，而要实现这一本质属性还要靠我们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各方面来努力。

所以，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三、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新认识

社会主义理论篇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不是作为观念给予我们的，而是作为社会历史过程给予我们的。要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以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首先要从总体上把握中国的历史走向，弄清近代中国是怎样从亡国灭种的边缘转变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国家，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历史根据是科学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深层基础。

第一，社会主义价值理想最初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的，是伴随劳动群众不断反抗资本的统治而传播和发展的。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这一理想由空想变成科学。马克思用毕生精力阐明了从商品到资本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内在矛盾，揭示了以资本为本位的社会形态的历史局限性，从根本上解构了资本主义社会，开启了建立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第二，社会主义作为价值理想传入中国并生根结果，是中华民族长期探索并最终选择的结果。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表明，封建主义统治，既不能完成内部的根本变革、实现社会转型；也不能坚决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民族独立。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的失败，最终证明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所追求的资本主义强国之路也无法实现。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代表了广大人民翻身求解放的愿望，引导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实现了解放、独立、富强、民主的百年夙愿。最初，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一起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就是通过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逐步实现的。救亡图存和振兴发展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解决这一历史主题的现实选择和社会理想的统一。

第三，在民主革命时期，思想理论界的多次论战使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1919年7月展开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1920年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争，不仅极大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而且为我们党的建立准备了思想和干部条件。特别是1928年展开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以及随后展开的一系列哲学问题论争，促进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探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上世纪50年代中期，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以苏为戒”，号召我们独立地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同志号召全党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努力把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他还针对非洲的社会主义发展迟缓等重要问题，提醒全党深入地研究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的问题。同志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和理论财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创的。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代表团时说，你们要研究一下，为什么非洲的社会主义越搞越穷？这是继同志之后，邓小平同志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命题：“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理性认识源于历史，历史昭示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是一个艰辛的历史探索过程。唯物史观不仅是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哲学依据，也是政治路线拨乱反正的理论依据。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用极大的精力关心理论工作，在发展唯物史观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明确提出历史发展两大动力问题，即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以及按劳分配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动力。1975年，他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明确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根本任务”，现在“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搞生产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动力？”为了进一步批判“”在生产力问题上的谬论，恢复生产力原理在唯物史观中的核心地位，1977年9月，他批示在《哲学研究》和《经济研究》杂志发表文章，对“”鼓吹的“批判唯生产力论”的谬论进行拨乱反正。1978年3、4月间，邓小平又发动了关于物质利益和按劳分配问题的大讨论，明确提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随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专门阐述了物质利益和革命精神的关系：“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第二，邓小平依据唯物史观，提出了三种革命的理论以及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重要思想。1980年初，邓小平专门论述了阶级革命和生产力革命的关系问题。他说：“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此后，他多次讲，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历史观要回答的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这个动力又是有结构和层次的，搞清楚阶级革命、改革、发展生产力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构，正是邓小平理论创新的关键所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种革命的理论，是对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它们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思想的理论基石，是邓小平同志关于“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三位一体发展目标的哲学基础。这一重大理论成果，是我们党思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申了生产力首要地位和人民利益标准，把它作为党的宗旨和执政兴国的总体理念。这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是保证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七大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立足于对国内外发展经验和教训的科学总结，面向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明确要求我们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落实到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来。

3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华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是民族振兴的康庄大道，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全面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中国自近代以来发展的合乎逻辑的产物，更获得了改革开放实践和现实的证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既体现了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又体现了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民族发展道路的统一。立足于这个理论体系，中国才能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理论篇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真理性

报告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性的表述，第一句话，就肯定了它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对于它的真理性，报告指出：“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后得出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真理性，已被改革开放29年来的实践所证明。

报告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这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即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共性和个性、同一和差异的辩证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真理的统一体。这里明确地给中国和世界表达了一个信息：我们永远坚持社会主义，在当代，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而其他别的什么主义，包括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等，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真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性、系统性

报告阐述“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部分时，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性。

报告中关于“三个永远铭记”的阐述，非常清晰地回顾了从到邓小平、，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卓越历史贡献，是对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论证。

从系统学的理论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总系统，其中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又分别是子系统，有各自的思想体系。三个子系统中各自的思想体系之间，以及与整个理论体系的关系，是密切相联系的“科学的内在统一”，既有共同的一面，也有“同中之异”。它们都贯穿着鲜明的主题：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同时，其主线与解决的历史课题又有差异：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到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再到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它们都有共同的立场、共同的研究对象、共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共同的哲学基础、共同的最高目标、共同的依靠力量；同时也有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有所不同，需要解决的任务有所不同，制定的方针、政策、举措也有所不同。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系统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性、人民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性、人民性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时代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性，是在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我们党在1978年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人民性，报告多处指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还说“和谐社会要靠全社会共同建设。我们要紧紧依靠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形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包容性、开放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包容性，是指这个理论体系贯通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这些原理，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前提条件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容着种种社会现象。其中，“一国两制”的社会主义，也体现着一种包容。即在一个国家里，实行两种制度，在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澳门、台湾，可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按照“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国际社会的实践中，主张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主张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这就是一种包容。此外，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等，也体现着包容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表现为报告中关于“面向现代化建设、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阐述；同时，其开放性也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在继续发展，它并没有穷尽和结束对真理的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性、必然性

社会主义理论篇8

脱离本国国情来看待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从而导致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偏差,可以说是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的实践走向困境的一个根本原因。

一、脱离东方国家国情的唯心主义狂奔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之科学设想,社会主义理应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或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必然结论,但在实践中,遗憾的是,历史的进程却没有“合乎逻辑”的发展,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不仅不是数个国家,而且还是当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最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苏联”在当时是属于资本主义最薄弱环节。

“二战”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除少数国家是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建立在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摆到了社会主义者面前,这就是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此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晚年曾经以俄国、印度及中国为例作过理论上的探讨,这些研究和探讨,后人称之为“东方社会理论”,其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和探索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即资本主义社会而走上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但在这些探讨中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明确的答案,而是实事求是的提出了几种建议或设想:一是东方落后国家(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尚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有可能和西方“先进”国家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251。二是东方落后国家在西方胜利了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三是即使东方国家有了革命的机会,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也必须先建立要“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然后再过渡到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然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最初之实践,却未能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给予足够的重视。列宁成功的领导了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俄罗斯(1922年成为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列宁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依据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成果集中的体现在列宁晚年所提出的“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是一个不合格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说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斯大林是严格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未来社会主义的特征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如对公有制的坚持,对无产阶级的坚持,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无不体现出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精神。说斯大林是一个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斯大林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不仅忽略了当时苏联国内的经济文化状况,而且还过早地放弃了列宁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益探索的成果“新经济政策”,并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速度越来越快,以日当月,以月当年,以“加速度”的方式前进。

虽然很早就发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不足,但客观上由于国外敌对环境的迫使,使得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时,亦走上了与斯大林殊途同归的道路:“”“公社化”与斯大林的快速工业化集体化的错误根源是一样的,都是严重的脱离了本国实际,都是试图通过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来决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

传统社会主义与其脱离国情的社会主义实践相伴随的是在制度、特征层面上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突出的表现为,斯大林的“模式论”,以及的“文化革命论”。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最大之功劳在于,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和提供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后人称之为“斯大林模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把斯大林模式放到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即在一定的条件、范围内“斯大林模式”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其是绝对的正确,超出一定的条件范围,其必然走向“反动”,这既有斯大林自身的原因,也有后人之原因。从理论上来看,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

斯大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特征的认识,以及认识的方法都是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方法。但其错误并不在于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在于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与当时苏联的现实状况结合起来。犯了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实践中就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盲目照搬,而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个别结论形而上学的坚持和发展。

首先,从方法上来看,虽然斯大林与马克思恩格斯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基本一致,即相对于资本主义来看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来界定社会主义的特征。但斯大林与马恩在此问题上还是有所区别的:马克思恩格斯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来描述未来社会特征的,但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种代替关系,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是生产方式这个人类社会本质矛盾运动的不同阶段上的必然体现,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二者是阶梯式的矛盾转化关系。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角度论述社会主义是以社会的深层本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为基础的。而斯大林,在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来论述社会主义特征时,则是脱离了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基础。不是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看成是代替关系、阶梯式的矛盾转化关系,而是看成绝对对立,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关系。这样势必导致割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从而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联系,在将社会主义社会纯粹化的同时也将社会主义孤立化,导致形而上学的看待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水火不溶的关系,坚决反对与资本主义的一切往来,坚持“闭门造车”式的建设社会主义。

其次,由于时代的局限,使得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得不将注意力或重心放在具体的制度和体制的制定上,这必将促使斯大林着重从制度和体制层面上来认识社会主义,如把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制度(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建立视为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志,把加强无产阶级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1936年11月25日,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斯大林向全世界正式宣告,苏联社会已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斯大林把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建立视为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志,本身就犯了一个错误,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作为制度是属于形式的东西,从形式上来界定社会主义,这势必导致形式主义的形而上学错误。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虽然与斯大林有一定的区别,但二人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从特征、制度层面上来看社会主义,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实现形式或某些方面来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斯大林模式是从生产关系角度,而不仅从生产关系而且在晚年还从上层建筑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了了尝试。但无论是斯大林的生产关系决定论,还是晚年的政治“文化”决定论,都具有同样的理论缺陷,不仅割裂了非本质关系与本质关系的联系,还割裂了本质关系自身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对象)‘到不接触地出现在意识面前’—这就是反辩证法的实质”[2]245。即割裂了生产关系与历史前提生产力的关系,割裂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割裂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片面性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能形成有机的系统,经济、政治、文化不能统一协调发展。

社会主义理论篇9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旧中国社会结构的准确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造性运用的重大成果。在1957年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系统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性质、特点、矛盾转化的可能性，以及处理这些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创造性运用与发展，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奠定基础。邓小平社会学思想的理论核心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设形态方面，从宏观社会发展的角度对社会学进行研究和论述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补课”论，为我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铺平了道路，而且还对我国改革开放、如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及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和全面的思考,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在社会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费孝通带领社会学学者开始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从而把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推向新高潮。他主要从小城镇研究、家庭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发展研究等几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的进程。

2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展望

20世纪的最后30年间，全球政治格局进入了空前变动时期，现代世界体系面临着各种反体系力量的挑战。在当前社会实践发生结构性巨变的时期，理解并跟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展。当前世界和中国具有这样一些社会趋势：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更易形成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传统上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第五，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西方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候。这些趋势表明，我们时代的社会实践结构正在或已经超越古典现代时期。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工程正是在这种极为特殊的宏观背景下展开的。[2]

这一时代性背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考量。这类重大现象几乎都聚焦到一个问题上，即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质和当代形式。在这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甚至可以视为许多复杂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基本分野。但是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与统一、冲突与整合的辩证思想，至今仍然是社会学理论中最为精华的一部分。对于社会学来说，对立与协调、冲突与整合的研究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从对立和冲突之中寻求协调和整合，在协调和整合之中洞察对立和冲突；研究对立和冲突是为了促进协调和整合，反过来，探讨协调和整合是为了解决对立和冲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方法论对于把握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有着根本性意义，这本身也说明了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主要形态和形式。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新型社会主义实践的关键阶段，理念和思想是最为强大的利器。真正理解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是其本来意义，意味着把握了理解历史性转换的一个思维构架，使远大志向在实践向度上深入拓展。

参考文献

[1]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62-63

社会主义理论篇10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科学分析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深入研究我国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解放思想，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深化了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明确了我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虽然总体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但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式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能源、资源、环境、技术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实现可持续发展遇到的压力增大。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认真研究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在总结我国历史经验和吸收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改革和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全面系统地回答了“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即发展目的、本质、要求、模式、路径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

1、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目的有了更清醒的把握。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对社会主义发展价值目的的明确回答。

2、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意义和本质有了更深刻地认识。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第一要义，离开了发展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发展不快不是社会主义，发展不好也不是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硬道理”。对此，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明确的回答：“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此后不久，以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科学发展观本质要求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在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必须深刻认识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这表明我们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把质量和效益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个词序的变化，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认识的深化，是对新阶段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更是对科学发展观本质要求认识的深化。

3、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内涵和基本要求作了更全面的概括。科学发展观明确指出我们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所谓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所谓协调发展，就是实施“五个统筹”，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问题

党的十六大报告把“社会更加和谐”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六个目标之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基本特征、指导思想、目标、原则以及主要任务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这些科学论述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1、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要求全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更加自觉地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我们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要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和拓展，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飞跃。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举措。和谐社会是一种社会状态，不是一种社会形态，它既可以体现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又可以体现在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上。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过程中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战略举措。只有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全体人民能够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安居乐业，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和谐状态，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才得以充分体现，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才得以巩固，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三、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提出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系统回答了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怎样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重大问题

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形势下，对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提高党的执政水平，进行了一系列理论上的阐述和实践上的探索，特别是关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阐述，进一步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

1、关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先进性是党的生命，先进性建设是执政党最根本的建设。不仅在理论上论述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性和基本要求，总结了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建设的经验，而且对新形势下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提出了六条具体要求。在实践上，党的十六大以后，我们党在全党范围内普遍进行了一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以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党的执政能力如何，对于能否长期执政至关重要。为提高全党的领导和执政水平，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全面总结了党的执政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要不断提高我们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等五种能力。《决定》提出的“五大执政能力”建设，不仅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是我国建国以来领导思维和执政路径的一次飞跃。

四、深化了对我国“三农”问题的认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科学回答了我国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农村、怎样建设新农村的重大问题

“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整个社会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和农民的和谐也就没有整个社会的和谐。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决议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2006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这是我们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重大理论突破和战略举措。

社会主义理论篇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概括源于对人类精神生活的认识，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反映。它是思想文化上的一个新概念，同其他重要理论的概念一样，是我们党在实践过程中长期思考、归纳和提炼的结果。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先后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提法，这些概念的提出，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和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新概念的提出，是对思想文化建设有关概念的继承和创新，它蕴含的思想内容很深刻、很丰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内容有三方面含义。就性质而言，它是社会主义的，不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就地位而言，它是价值的核心部分，不是价值的全部。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依据重要程度和应用范围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地位和不同的层次。核心价值体系是其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处于支配和统领地位的价值系统。就内容而言，它不是单一方面或几个方面的零散的、片段的、枝节的认识，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科学体系。

当然，任何社会都有自己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不管人们意识到与否，它在社会生活中都发挥着主导的、决定和制约其他价值目标的作用。但过去人们未认识到这一点，也未提出过“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概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辩证思维的逻辑形式和认识世界的工具。无疑，它是我们党的一个理论创造，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境界，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大贡献。有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新概括，我们就可以自觉地运用它，人在思想文化建设中的能动性、主动性、创造性就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二、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要素集合起来，形成具有一定内在联系的体系

我们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统一整体。其内在统一性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统一。一方面，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把符合客观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作为一切行动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它又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共同理想，强调最大限度地保证人们的社会需要和利益。二是理想目标与现实过程的统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它面向实际，着眼于实践，作用于实践。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都是实现这个理想所必需的思想道德支撑，把理想目标的实现牢牢地建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过程中。三是民族传统与时代要求的统一。将民族精神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体现了它与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关系，强调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又体现了其面向世界、面向时代的精神气息。四是高度概括性与具体操作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三方面内容是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价值认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发挥着理论前提和思想导向的作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公民思想行为选择标准的价值认同，是对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应该遵守的基本思想道德规范和应该养成的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的具体概括。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逻辑严谨、层次分明、由理论到实践、由思想到行为的框架结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体现出来的先进性、深刻性是以往任何社会的价值理念所不能比拟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在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都形成了适合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理念。这些理念在发挥一定进步作用的同时，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历史局限。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提出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把消灭剥削和压迫、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作为最大的价值追求和行动指南时，人类对价值观的认识才走上了科学道路。伴随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不断得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更是实现了价值观上的一次跨越。它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内涵，并将其置于一定的系统结构中，达到了新的理论境界，构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四大基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精髓，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定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方向，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构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

三、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作为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通过对各种利益关系、社会矛盾的调整和解决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融洽，这不仅需要相应的社会制度，也需要相应的思想共识。近年来，我们党提出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发展目标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发展模式等一系列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这些都是对和谐理想的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人类先进的和谐理念的集中体现，它既蕴含着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基础和目标，又提出了实现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途径和方法，是和谐社会建设必不可少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历史作用的根本性阐释，也是对和谐文化的质的规定。它不仅表明和谐文化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保证了和谐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也为我们鉴别思想文化的政治属性提供了根本标准。

任何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有一定的核心价值体系或主导价值体系的指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纷繁复杂，为全社会各种价值观念的滋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同价值观念的碰撞。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特别需要弘扬和发展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念，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弘扬正气、凝聚人心，沟通情感、增进友爱，和睦相处、彼此融合的功能。它能够引导人们超越民族、城乡、地域以及社会阶层等方面的差异，消除彼此之间的分歧和隔阂，增进整个社会的团结稳定，形成全社会昂扬向上的精神斗志。所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强大思想武器。

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往往包含有多种价值追求，同时又要在多样化的思想文化生活中树立主导性的核心价值体系。只有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凸显其主导性，又倡导包容性。它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同时，也不否认文化的包容性和差异性的存在；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也不否认其他具体理想存在的合理性；在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同时，也不排斥其他适应社会需要的精神产品的存在；在承认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引领作用的同时，也不否认其他社会道德规范还将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存在的现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能够有效地引导和制约非核心的社会价值体系作用的发挥，保障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稳定和发展。当然，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并不是说可以不分良莠、不辨是非，而是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辨别是非，并引导、协调、整合其他价值观念。同样，辨别、引导、协调、整合其他价值观念，也并不是要消除价值观在内容和层次上的所有差异。主导性与包容性的统一，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能引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又能赢得全社会广泛的认同，从而形成全民族团结和睦、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社会主义理论篇12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2-0-01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马克思法学理论中国化的产物，它首先强调马克思主义关于法产生的本质、作用和职能的理论，并与中国法治实践紧密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法治实现了四次大飞跃，取得了四个里程碑式的成就。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一）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解读

1.反对人治，主张法治

人治是依统治者的意志和权力治理国家，法治则是以法律事实、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为依据，主张在法律的规则内依法依规办事。“人治”社会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长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高度集权最易产生。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高高在上，脱离实际，滥用权力，好说空话，思想僵化，机构臃肿，不讲效率，办事拖拉等等。二是权力集中。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在不断加强党委一元领导的情况下，逐渐出现了党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这种现象使党员干部容易犯各种错误，损害民主生活和人民利益。

要实行法治，一要适应人权。通过人来保障权力的实施，通过修改宪法来维护人民当家做主、管理国家的权力。二要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以法律制度的形式规范干部的选拔、考核、监督、任期，三要落实好民主集中制原则。四要用法律保障民主制度的实施。

2.法治要为“经济建设”服务

首先是因为经济建设需要法治环境，稳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是经济建设的前提。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增长，不仅污染了社会风气，而且破坏了经济秩序。邓小平多次强调在建设现代化过程中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打击经济犯罪；整顿党的作风，这四个方面缺一不可。其次是因为改革开放需要法治保障。法律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同时各项政策的出台又必须以法律为依据，依赖法律去实施，把改革政策具体化、条文化，使使之有法可依。

（二）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解读

1.科学提出依法治国

在党的十五大上，同志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民主与法治的结合，它不同于依统治者的意志和权力治理国家的人治范畴，也不同于西欧国家所提倡的法治，依法治国是以社会主义的宪法和法律为基础，依法律事实、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为依据，主张在法律的规则内依法依规办事。

2.深刻阐述民主政治

“民主”一词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一书，与“专制”相对，指的是一种“少数服从多数”的统治状态。自“公民”出现以来，人类社会的文明始终在向民主政治靠拢，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任何一项政治体制的改革，始终是以民主作为追求的方向，可以说，人类社会的进步史就是民主的发展史。同志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致的、统一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完备法律体系，依法行政与公正执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民主监督。

（三）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解读

1.提升公民意识，正确行使权力

同志首次提出培养公民意识和民主政治观念，对建设法治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公民是社会成员的法律身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培养公民意识，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长期的过程，但公民意识对建设法治社会而言意义重大，树立公民的主人翁意识、强化公民人格，是健全法治社会主体的前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前提是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目的是要实现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防止滥用权力造成决策失误，侵害人民利益问题的发生，真正实现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

2.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推进司法改革

立法是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首要条件。有法可依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石，是司法和执法的依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环节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二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当代价值。首先是利益主体多变化、多元化的发展需要法律保障；其次是经济社会的有序和谐发展需要健康的法律环境和法制保障。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其核心在于司法职权的优化配置，它涉及重新配置司法权力这一重大课题，应当是以公检法司联动改革的整体性变革。

（四）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解读

1.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