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价值论文篇1

。例如，在年轻学生的人生理想中，他们往往把事业成功放在首位。当谈到生活中最大的幸福时，他们会怎么做思想为生活指明了方向，这显然反映了青少年自我意识的增强。然而，在物质充裕之后，许多大学生并没有忘记他们的个人奋斗。这一状况不仅是青年大学生的标志，也是改革开放的深化，对当前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从一些大学生的调查数据来看，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不仅要个人努力，还要帮助他人。此外，他们应该熟悉当前的个人情况和社会背景。然而，也有少数大学生坚持“人人为自己主观，为他人客观”的观点。一些大学生认为没有“大公无私”的概念。这表明，一些学生仍然错误地坚持“自我设计”的概念，将自我价值等同于人生价值，将成功理解为名人，将人生幸福狭义地理解为个人幸福，最终“最后一顿饭”的极端概念出现在我的心里。

。根据相关调查数据，38.6%的大学生在闲暇时间会考虑“挣大钱”，19.4%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地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15.8%的大学生把钱的数量作为衡量自己人生价值水平的标准。31.2%的大学生认为金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许多大学生错误地将金钱视为人类尊严的基础。

。依靠这一理念，年轻学生可以认识到自己的现实，而不是追求中庸之道在无知中，可以从社会价值的高度审视自己的个人价值观，在行动中践行个人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从而在青年学生心中形成积极的价值观。然而，在当前的市场经济中，存在着许多负面影响，尤其是利益的诱惑。市场主体的一切交易都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这一理念与青年学生早期接受的价值观教育背道而驰。在两种不同思想的冲击下，他们会感到困惑，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内心的不平衡。为了迎合未来的发展形势，他们必须学习各种现代观念，形成新的观念，从而帮助学生解决价值多元化冲突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现代文化交流越来越开放。许多西方学术著作被翻译到中国，生活在文化前沿的大学生第一次接触到了这些优秀的文化精髓。当西方多元思想开始冲击大学校园时，对传统文化观念的冲击也十分明显，也将极大地影响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最终的结果是，青年学生的人生价值观逐渐多样化，但一些学生仍然迷失在新旧观念的冲突中，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观，迷失在中西方文化现实的冲突中。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个人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当代大学生正在摆脱各种社会环境的束缚。与过去相比，当代大学生有了更多的人生理想和人生理想有更多的人生道路可供选择，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代青年大学生价值观的主流是好的。他们的心是非常自我激励和努力的。他们知道如何依靠努力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并能在多元化媒体的帮助下接受和消化各种知识。他们重视问题分析能力的培养。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他们的综合素质开始不断提高。大多数大学生都有爱国主义精神。他们把国家的繁荣作为实现自身价值的环境，提高自身素质已成为实现人生价值的主导趋势。

。我们应该正确对待这一特点，理性对待上述问题，与时俱进的市场经济对当代青年学生人生价值观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必须正确树立人生观和价值观。然而，青年学生在价值观的重组中会浮躁无序。要牢牢把握正确的价值取向,精心引导,正确教育。使青年大学生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站稳脚跟,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把自己塑造成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参考

[1]谢纳新。当代青年价值观简编[J]。福建省团校，350007．

[2]2000《当代中国青年思想道德状况与特征报告》[J]。中国青年研究，2000（4）：4-5.

1朱永祥。当代青年人生价值观的特点与教育对策[J]学校周刊，2015年第10期。

他40多岁了。除了家庭、写作及时等客观原因外，曾巩对待科举考试挫折的良好健康态度值得我们年轻学生学习：不抱怨、冷静、反思、继续努力、以身作则、担忧世界、为国家选择素材。

，他的科举之路屡遭破坏。除了家庭、写作及时等客观原因外，　这个　好的　健康　心态　属于　曾　龚氏　治疗　属于　这个　帝国的　考试　是　值得的　属于　这个　下列的　属于　我们的　幼小的　学生：not　complaining、calm　reflection，不断努力，做榜样，关心世界，关心国家。

。mind。雄心壮志。字子固1019年出生于江西和南丰，于江苏南京于1083年去世，享年65岁。曾巩是北宋著名的散文家，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参与者。然而，著名作家“唐宋八大家”经历了21年的科学研究过程。曾巩被困难和挫折压倒了。他跟随父亲来到北京，但遭受了父亲暴死的突如其来的灾难。他参加了两次科学考试，但两次都不及格。他直到32岁才结婚，直到39岁才获得奖学金。与同行相比，曾巩的机会总是来得晚。那么为什么曾巩是科举考试的弃儿呢？科举考试失败后，曾巩有什么样的生活态度？

。家庭生活的贫困严重制约了他科举考试的时间和空间。曾巩的父亲曾易占娶了三个妻子，生了15个孩子。曾巩在国内排名第二。曾易占的公务生涯并不顺利。他只是当了县长，晚年又受到了惩罚在被别人陷害后，他在家里无所事事地生活了12年。曾晔饱，曾巩同父异母的兄弟，读诗歌和书籍，懂古今，写得很好，但他不善于挣钱养家。曾巩是诚实的。他的父亲非常重视他，因此曾巩过早地承担了家庭生活的负担。

根据宋代的规定，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而曾巩在21年内只参加了三次。1037年，18岁的曾巩第一次在科举考试中失败。他回到家后，到处跑来跑去，要家里的食物和衣服。1042年，曾巩第二次去北京参加科举考试。曾烨这次也参加了科举考试。结果，兄弟俩都失败了。科学考试再次失败后，曾巩呆在家里，专心做家务。结果，他因过度工作而生病，患上肺病，几乎丧命。1047年，曾巩的父亲曾易占（曾易占）向宋仁宗讲述了治理国家的战略，并获得了再次使用的意愿。曾易占决定带曾巩到宫廷去见皇帝。当他来到南京（今天的河南商丘）时，曾易占突然病逝。在这场危机中，杜衍在南京，他曾写信给曾巩，刚刚辞去总理职务。杜衍资助曾易占制作棺材，然后曾巩护送他父亲的棺材回到家乡南丰。灾难发生后，曾庆红的家庭生活更加破败。第二个原因是科举考试本身的内容限制了曾巩才能的发挥。曾巩是一位散文家，以其简单而正直的文章而闻名，这也是他能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然而，宋朝的科举制度大多沿袭旧制度，以晦涩整洁的骈体文作为科举的开题内容。面对这种情况，许多学生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不得不学习辞赋和骈文。曾巩的不合时宜注定要失败。

。他一方面要管理家里十几个人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又要承受科举失败带来的巨大精神压力：35岁时，曾巩和他的大哥再次失败。他没有通过考试，真令人沮丧。也许是因为家里太穷，多次“梦见”着不合时宜，村民和邻居们都看不起他，家乡的人都嘲笑他。世界的不理解就像一盏冷光照在曾巩身上，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挫折，同时也带来了嘲笑。当时，人们还编造了一首打油诗来嘲讽曾巩兄弟：“三年一次，他们开垦田地，杀死了曾家的两位学者，就像屋檐下的一对燕子，一对飞走，一对飞来。”〔1〕356我们常说，人们的话是可怕的。这是事实。人的嘴能把金子变成金子，堆积能毁坏骨头。

。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困境，许多风险因素将伴随他。在经历了漫长的生活困窘之后，你忍不住要抱怨。他总是觉得这个社会对他自己不公平。他总是觉得上帝对我不公平，然后会有许多与他的本性相反的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害的。然而，曾巩不是这样一个人。

。他没有攻击那些赢得金牌的人。他们没有我好。与我相比，他们的水平不值得一提。这里我要提到的一个人物是韩愈·韩文公。韩愈的科举之路经历了曲折。他参加了四次考试，最后才通过考试。然而，每次考试不及格，他都非常焦虑，怨声载道。他经常胡说八道：考试不公平、不公平、可疑。他到处写信诉苦，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但30岁的曾巩并没有大声喊叫，四处奔跑，也没有嘲笑和诽谤考试中那些所谓的“漂浮的喧嚣”。他没有向主管当局投诉这些考试。

？当他从北京回到家时，他曾分析过这个问题：“环视对他们都很了解。他们确实有那么多的物质和资源可以调用。”[2]3这可能意味着我安静地来，轻轻地走，没有白云的困扰。考试后，我没有通过考试，因为我没有足够的材料和能力。然而，交朋友是生活中最好的事情。非常朴素的语言反映了曾巩健康良好的精神状态。

。首先，他非常认同自己的实力。他知道自己的水平一定很高。在经历了30年的寒窗之后，这不是普通人能做的。其次，他也非常了解科举考试的气氛。他知道骈体文在那个时候受到人们的尊重，喜欢对仗和押韵。他擅长写有意义的文章，所以他没有落入法律的眼睛，也没有坠入太阳。他准备充分。然而，他坚信这种无病物品最终会被淘汰。只要他坚持走正确的道路，总有一天他会登上榜首。

？曾巩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不如我。看看那些流离失所的穷人，那些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囚犯，他们被灾难困住，或者被名利束缚，不得不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不正常的心脏搏动和痛苦。至于我，我来自一个正式的家庭，不必做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比他们幸福。因此，没有比较，你只能永远生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但只能生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那太可怕了。

在他的生活和工作中是非常有原则和坚定的。你工作越努力，你就越幸运，这也是对他的最好回报。欧阳修等老师对鸳鸯谱的笑话特别欣赏，甚至犯了错误，总理为父亲的葬礼买单，父母为他收地，这一切都表明曾巩的知识和性格都是一流的。曾巩并不追求所谓的名利。只要他的文章和才华得到大家的认可，这就是他最大的收获。曾巩的人生价值观是正确的、科学的。一步一步地，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做事认真。科举考试没有失败，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自己的进步方向，这让他松了一口气。他对真理、公平和正义总是充满积极进取的精神。因此，我们对曾巩的钦佩不仅在于他朴实朴实的写作风格，还在于他伟大的人格思想和精神力量。第三，继续努力，树立榜样。尽管曾巩在家呆了21年，但他的心还是很丰富的。他在《广其学而坚其守》中继续努力保存和备考。他21年的等待并没有白费。一方面，他丰富了学习的领域和范围，另一方面，他对生活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的家庭条件极其困难。家里有一位90多岁的祖母和一位躺在床上的老父亲，还有一些饥饿的年轻人儿童和未成年兄弟姐妹。但曾巩却不遗余力地抓住所有的时间学习。在他的驱使下，几个弟弟妹妹经常在黎明前起床复习功课。他们互相监督，几乎可以与“头悬梁锥刺股”苏秦竞争。最终，前后共9人的曾氏通过了考试，成为当时南丰的一大文化奇观。“固予地区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是因为等待。”[3]34

的努力与他坚定的雄心壮志密不可分。在曾巩看来，儒家上的圣人之道比天堂还要伟大。他应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学习所谓圣人智慧，这是他一生的追求，也是他人生价值观的全部内容。这一责任也成了一条红线，贯穿着他生命的长河。

。关于可怜而虚弱的北宋，曾巩表现出一种从心底治理国家和稳定世界的使命感，这在他的诗《胡使》和《叹嗟》中表达得非常清楚：中原脸色苍白，胡骑日又胖又邪恶。全世界都有皇帝。为什么不在北隅使用胡藩呢？“[4]46因此，他决心帮助宋朝，富国强军，复兴儒学，拯救文化运动。虽然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但他写了《本朝政要策五十首》，他向朝廷提出了政府政策，并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可行方案，并多次向当朝推荐王安石n欧阳修、蔡襄等人。在推荐信中，他高度赞扬王安石，并不断写信给王安石，告知他作为失败学生联系中政的方式、时间和时间在科举考试中，却一再推荐了一位受人喜爱的年轻官员，我们不得不改变我们对《文人相轻》的传统理解，中国古代不得不对曾巩的自卑深表敬意，不敢忘记忧国。王安石作为一代人的才子，开始逐渐显示出政治上的主导作用，而曾巩也因其公德心而引起世人的关注。这应该说是中国文坛的福音。他们相识相识，共同演绎了一个史诗般的人生故事。简而言之，曾巩的人格魅力值得每一位青年学生认真学习，学习他脚踏实地、朴素的文章风格，学习他不畏名利、不怕困难的人生情趣，学习他忧世、敢于承担责任的爱国情怀。如果我们看到天才，我们会觉得自己迟钝和低落，那么我们就可以增强我们的雄心壮志，努力工作，保持稳定和稳定，努力朝着曾巩的方向前进。有一天，这种执着的态度和价值观能够实现我们预定的人生目标，这也是曾巩带给我们的人生最大意义和思想启蒙。参考文献

[1]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2]陈杏珍、晁继周、蒂芙尼早餐[M]。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人文价值论文篇2

一、军事人力资源的涵义

所谓军事人力资源是指国家总人口中能够从事军事（国防）活动的社会劳动力。主要包括现役军人、非现役文职人员、从事军事生产人员三种类型。军事人力资源在军事人力资源会计中是指军队或其它军事组织所拥有或能使用的各种具有军事劳动能力的人员，它将军队中人的因素资产化处理，是军队中的一项最重要资源。军事人力资源作为一个经济范畴，具有质和量的双重指标：质方面的指标是军事人力资源所具有的体质、智力、知识、技能等，其中体质指军事人员身体状况；智力指军事人员在从事军事活动过程中观察、判断、理解、记忆、创造等能力；知识指军事人员文化程度；技能指军事人员在从事军事活动的过程中掌握和运用专门技术的能力。质的具体指标可以是相关学位、学历所占比例，相关职称、工龄所占比例等。军事人力资源量的指标是指与军事物质资源相结合的人数。从军事人力资源内部的替代性来看，军事人力资源的质对量有较强的替代作用，而军事人力资源的量对质的替代作用却较差，甚至不能替代。

与普通人力资源一样，军事人力资源除具有私有性、依附性、层次性等特点外，由于军事人口的特殊性，军事人力资源还具以下特点：

（一）时效性

军事人力资源的时效性即军事人力资源在军人服现役期间的效用，军人一旦脱离部队，则会带来军事技能的闲置。它说明投资军事技能机会成本的风险性。

（二）通用性

军人在服现役期间，通过管理、教育和训练等，逐步增长的科技文化知识、思想觉悟、组织指挥能力、专业技术水平和技能，养成的良好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等在地方也是通用的要素。

（三）间接性

军事人力资源并未直接产生经济价值，只是通过生产国防安全这一特殊产品来保证国家经济的正常、快速运行，对国家经济建设起间接的作用。

（四）公用性

军事人力资源生产的国防安全属于纯公共品，不具备商品属性，因此，对这种纯公共品的消费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即国防安全被所有公民共同消费。

（五）非流通性

军人在工作环境、时间、专业选择等方面都受严格约束，军人只能服从组织安排，致使军事人力资源不能在市场条件下自由流通。

（六）投资主体的二元性

军事人力资源投资的主体，一是国家和军队，二是军事人力资源的所有者(军事活动承载者)。因国防安全的外部性特征，使其成为典型的公共产品，不能通过市场机制由公众个人来生产，从而使国防安全生产成为国家和军队的专利。二、军事人力资源价值

从军队范围来说，军事人力资源价值就是指军事人力资源为军队创造的价值，亦即军事人力资源的产出价值。军事人力资源的产出值应当包括军事劳动力价值本身和为军队创造的战斗力增值两部分（即v+m）。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军事人力资源的补偿价值和创新价值

按军事人力资源载体运用自身的能力为军队所创造价值的外在表现可以将军事人力资源价值分为补偿价值（或交换价值）和创新价值两部分。补偿价值体现为支付给军事人力资源载体即军事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包括工资、津贴、奖金、福利费等），它是对军事劳动者参与军事活动过程中所消耗脑力和体力的补偿。它是军事劳动者的必要劳动价值，也即军事人力资源的交换价值。它包括三个部分：维持军事劳动者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养活军事劳动者家属和子女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一定的教育或培训费用。创新价值是军事劳动者创新劳动所创造的那部分价值，包括军事决策者的决策贡献、军事管理人员的管理贡献、军事科技人员的科技贡献，以及所有军事劳动者的劳动贡献。军事人力资源的补偿价值和军事人力资源的创新价值共同构成了军事人力资源的使用价值。

（二）军事人力资源的基本价值和变动价值

军事人力资源价值还可分为基本价值（静态价值）部分和变动价值（动态价值）两部分。任何能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者所拥有的自然人力都具有基本价值。纯粹的自然人力创造价值的能力是很低下的，对军队的贡献也是很小的，因此，在军事劳动力素质很低的国家，军队战斗力的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投入的增长。通过军事人力资源投资，军事劳动者在体力、技能、智力等方面都得到了提高，拥有了更强健的体魄、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军事劳动者的价值也得到了增值，这个增值部分构成了军事人力资源的变动价值。一般说来，变动价值的大小与军事人力资源投资大小有关。实质上，我们这里所说的军事人力资源变动价值部分就是军事人力资本，它极大地影响着军事人力资源价值的形成和积累。

（三）军事人力资源的个体价值和群体价值

军事人力资源个体价值是指作为军事人力资源载体的军事劳动者个人在未来特定时期内为军队创造的价值；军事人力资源群体价值是指军队中的某个群体在未来特定时期内为军队创造的价值。这里所说的群体可以是为执行某一特定任务从军队内抽调出的人员所组成的小组，这种小组当特定任务完成后就会自动解散，小组中的人员又回到原来的部门。要提高军事人力资源的个体价值，必须注重对其进行投资，并创造能使个体价值得到充分体现的环境。要提高群体价值，不但需要提高每一军事人力资源个体的价值，还要注意发挥组织整体的协同效应，因为军事人力资源群体价值不是每个个体的军事人力资源价值的简单相加，而是所有个体的军事人力资源价值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

（四）军事人力资源的货币性价值和非货币性价值

对军事人力资源价值的计量，是从对军事人力资源载体在未来特定时期内为军队创造的价值的计量着手进行的。军事劳动者为军队创造的价值有些是可以用货币计量，如生产的武器装备；但也有一些是无法用货币来计量的，如军事劳动者为国家为社会提供的安全环境，这时就需要采用非货币计量的方法来评估军事劳动者的活动为军队创造的价值。因此，军事人力资源价值的评估应该包括货币性计量方式和非货币性计量方式两种。军事人力资源价值应根据所采用的计量方式区分为军事人力资源的货币性价值和军事人力资源的非货币性价值两部分。

人文价值论文篇3

二、渗透价值，丰富教材内涵

人文价值教育提倡教师利用身边的素材或资源，在教学中渗透五大人文价值，并进一步指出：真理、和平、正当行为和非暴力并非相互孤立，而是从根本上依赖于仁爱。当仁爱与思想相联，就演变为真理；当仁爱被引入你的活动之中，你的活动就演变为正当行为；当你的感觉里饱含仁爱时，你的心灵就充满了高尚的和平；当你让仁爱指导你的理解与推理时，你的智能里就充满了仁爱。由此可见，人文价值并不是抽象的，而是非常具体的，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每个教师都可以利用身边的素材或资源，在自己的教学活动中开展生动活泼的人文价值教育，从而提升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人文观念和道德品行。

1.系统分析教材，挖掘价值渗透切入点。

首先，把整套教材中包含人文价值教育主题的相关课文罗列出来，有利于整体把握教材。其次，在讲授某课前对教材涉及的人文价值理念进行梳理，并确立为“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维度的教学目标。最后是依据教学目标开发体现人文价值的多媒体课件，包括音乐、图片和格言等。

2.补充本土资源，提升价值渗透效果。

本土资源指的是学生身边的人事物，比如班级里的“好人好事”和图书中的“警醒教训”等，这样的价值渗透会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例如在讲授人教版第八册《自然之道》时，可以让学生补充分享自己“圈养雏鸟”“一天多次给金鱼喂食”等出于好意却违背自然之道的故事，这样学生就能更深入地理解“自然之道”，同时学到了“尊重”“关怀”和“同情”等人文价值。

人文价值论文篇4

二、实施静思，提升教学效果

人文价值教育把静思看作渗透人文价值的一种教学模式，主要是在课前2至3分钟进行，目的是培养学生心境平和的价值观。而语文教学则认为静思是语文课堂的一种教学形态，主要是营造安静的读书场和促进学生思维的深化。可见，两种静思的理念是一致的，巧用两种不同理念的静思将能最大程度地提升语文教学效果。人文价值教育理念下的课前静思可以让学生放松身心、集中注意力和进入课文情境。静思的操作方法很简单：它以静坐数分钟为主要形式，过程中一般伴以音乐或引导语，研究证明它具有提高注意力、放松心态、促进记忆和认识自我等作用。例如在讲授人教版第九册《慈母情怀》之前，首先让学生闭上眼睛，平稳而有节奏地深呼吸，静心聆听乐曲《懂你》；然后在大脑中回忆并想象母亲关爱自己的场景，温习母爱，感受母爱；待学生进入状态后教师吟诵导语“：爱是冬日里的一片阳光，给人温暖；爱是沙漠里的泉水，给人希望；爱是给予，爱是力量。有份爱一直温暖着作家梁晓声的记忆，今天我们就和他一起用心去品味那本《青年近卫军》中蕴含的母爱吧！”语文教学中的静思是一种教学形态，其作用是营造安静的读书场和促进学生思维的深化。著名特级教师窦桂梅在《书声朗朗与静思默想》一文中也曾论述“：‘读’”并不只是表现为抑扬顿挫的声音，也有静思默想的默读。因此，我们应该思考一个我们忽视的问题，那就是课堂要给学生一个默默读书的‘场’，一个默默品味的‘场’，也就是营造一个‘静静学习的场’。”有效的语文教学应该是动静结合的、张弛有度的。

人文价值论文篇5

一．人文精神简述

人文精神，一般指人类的文化精神。“人文”一词起源于14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艺复兴时期，是文艺复兴文化的主导思想。主要针对以基督教神学为中心的封建文化，强调发掘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对其语言文字、自然科学和哲学进行研究，提倡一种以人和自然为研究对象的非神学的世俗文化。人文主义反对中世纪扬神抑人的观点，反对神学禁欲主义和所谓“来世”观念，反对封建等级束缚，反对教会的经院哲学和蒙昧主义等，强调重视人的价值，赞美人的力量，提倡尊重人的独立人格，满足人的欲求，认为人生来平等，肯定个人的品德、才能和努力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启蒙性质。

1979年版《辞海》对人文主义的解释是：“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代表资产阶级文化的主要潮流。有两方面的含义：①指与中世纪神学不同的，以人与自然为对象的世俗文化的研究。②指贯穿于资产阶级文化中的一种基本精神，即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

人文学的产生，意味着一种以世俗的人为中心，提倡人性或人道的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开始取代宗教神学的旧世界观、价值观，因此，人文精神又可以称为以人间的世俗现象为中心和衡量取舍尺度的批判神学中心的精神。

中国的人文精神，是一种体认和效法天地之道，以礼仪去教化和规范社会中的人及其行为，改造和美化社会的道德精神。中国的人文精神尤其强调人在对天道的认识上，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对进退、死生、荣辱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并进行取舍和追求，以美化人的生活，实现人的价值。

总而言之，人文精神是各种文化要素的复合体，如认知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处世哲学、道德意识、审美情趣、人格理想、价值观念、政治信念、爱国主义等等，都是构成一个民族人文精神系统的重要因素。

二．设计美学中的人文价值

从人文精神衍生出来的人文价值，在各个领域都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设计中，它与设计美学关系密切，互为补充，促进了设计中人性化程度的提升。

“设计美学是从审美的角度认识设计、理解设计的一个窗口。设计美学的研究对象包括艺术设计的所有领域，从产品到设计过程、设计方法；从物的使用、消费到多种价值尤其是审美价值的获得；从设计计划、构想到设计的技术、制造；从物的实用功能到设计的文化品位、艺术形式、风格；从造物的形式到造物的思想与理想；从设计之物的存在到设计艺术风格史、设计美术史的研究，涉及诸多方面。”①

人文价值的概念由人文主义思潮中派生，简单说来，即将人文精神赋予在某种载体上，通过一定的方式传达出来，体现出历史感、文化感、人性感等诸多内涵，最终获得社会认可的一种价值体现。

人文价值概念属于美学的一个组成因素，因此设计中的人文价值，也隶属于设计美学，是体现设计美学内涵的一种重要表现元素，也是当今设计中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20世纪以来，由于科技进步、交通便利、通信发达，时空距离缩小，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但同时对本民族的文化发掘和保留，也成为一种趋势在各国出现。表现在设计中，就是各国经过对传统文化中人文价值的提炼和表现后，将之合理地运用于设计中。因此，对设计美学中的人文价值的关注越来越受到重视。

（一）设计美学的人文价值必须具有相应的社会基础

设计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出现。“设计不应该只是纹样，就形式而言至少包括造形和装饰两大系。起源研究就不能只看‘原始装饰’而不看工具。因此，说设计起源于人类起源同步，恐怕是合理的。”②由此可见，设计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它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延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有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再者人类思维水平各时代的不一，形成了不同时代的设计具有不同的特征和精神、价值诉求。中国商周重礼器，很明显，这与当时的社会制度、精神需求，以及认知的价值观有关；同样，古希腊的雕塑重视人体的真实表现，也与其当时的社会制度、哲学思辨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所造成的审美取向有关，温克尔曼对古希腊艺术的成就以“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来总结，说明当时的艺术中已经有了一定的人文价值的表现；再如新中国刚刚诞生，国家一穷二白，在给人民指明国家的发展方向和美好的前景的同时，还要考虑如何解决人们的生活问题，因此，设计的标准化、简单化、直观化就成为当时的首要选择；而俄国十月革命时期也遇到了与新中国相似的问题，功能主义的出现正是顺应了当时的这种社会现状。产品设计的表现形式，外表朴实，讲求理性、素材简单，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当时能够接受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设计文化和美学风格，这种风格成为当时的一种主流风格。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由于越战带来的影响，曾经造成那一代美国的年轻人集体颓废，在设计的表现形式上，颓废、困惑、迷惘等各种思潮纷纷出现；另一方面，现代主义在整个西方社会开始衰落，“现代主义死了”的叫嚣喧嚣尘上，也造成西方美学思潮中的集体虚无现象的出现。这种语境下的设计，虚无现象也多有表现。

在当代的消费文化中，消费成为一种交流体系，一种语言的同等物。它既是一种理想价值体系，也是一种沟通体系和交换结构。人们对于物品的消费不再仅仅基于其使用价值，而是把它当作突出自己的符号，或让自己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的媒介。③设计在其中扮演着“沟通者”的角色。设计所创造的物品，体现出了生活方式的全部。而正是这些“为赋予有意义的次序所作的有意识和有动机的努力”，构成了人类的“生活叙事”。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这些日常文化中最本质的东西，因为对民族文化的重视，具有了很强的人文意味。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轫的现代主义到20世纪70年代前后发展出来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后现代主义，设计完成了从对个体关怀到对群体和社会关怀的嬗变，从对科学价值的追求发展到对人文价值的追求。这种对于人文价值追求的回归，与中国一直向往的“如乐之乐，无所不谐”的“和而不同”的美学境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设计美学的人文价值应如何体现

传统的文化价值是一个国家最深厚的财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价值强调个人内在价值，以及人、物、自然的“关系价值”，在这个基础上所产生的阴阳二元性，最终发展为“和而不同”的共生性思想。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价值最主要的表现思想，不同于西方思想中把和谐作为体现自然规律的数理关系，中国更强调其社会学意义。中国传统的人文价值的和谐思想符合消费社会中人们对文化意义和沟通的要求，同时也符合社会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本性。

设计美学中的人文价值存在于把人作为人文主体，在设计的过程中关注消费者使用时所体会的主观感受和心理变化，从而使产品具备了某种精神特质和社会理想的状态，设计因此被赋予了一定的人文性。设计美学中人文价值的体现必须是将设计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个体。从人文角度来讲，设计出来的产品已不仅仅是具有功能性价值的一般物品，它还要具有激发人的情感的功能。正因为在设计中以设计美学为指导，注意到体现其人文价值，因而与人建立起情感联系，具有了生命力，最终具有了真正的人性。

1．对设计美学的人文价值的表现

中国古代的建筑多采用飞檐形的大屋顶，从设计美学的角度理解，是为了处理和解释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力图实现一种与天交流的心理。再如中国文化中的经典纹样——阴阳鱼，仍然是传达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阴阳相融，生生不息。

筷子，是东方民族特有的饮食工具，最初出现于我国。一直以来，人们只是简单地把它作为吃饭的工具，很少去思考其中的人性因素和文化内涵。但筷子不仅是吃饭的工具，还具有审美的功能。筷子的使用，体现出一种和谐的动作之美，一种中华传统中的和善之美德，又深刻的文化内涵。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历史中，筷子不仅为我们带来了饮食时的便利，而且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其中所蕴涵的丰富的美学观念，充分体现出了其的人文价值，包含了我们与生活的环境和产生的文化之间的情感关系。

民间工艺中的窗花、门花，孩童的虎头帽、长命锁，在各种木雕、石雕中出现的喜鹊登梅、松鹤延年、平安富贵等题材，都包含了一种祈福纳祥的美学思想，其中的人文价值深厚，传统文化的风情浓郁。

在当代设计文化中，设计美学于人文价值的结合更为紧密。当代的文化，是设计的文化。它既创造了当代社会丰富的物质生活，又承担着对人类未来理想的生活方式规划的重要任务。设计不能仅停留在运用现有的高科技成果，而应该借助科技为产品设计提供的物质基础，对未来的社会和世界有更远的预见和超前意识，不断探索新的设计方式和更为和谐的人类的生存方式。在充分实现设计美学的要求之外，将人文价值准确地融入到设计中，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设计。

设计中人文价值的实现有它的延续性，如“大众”车，20-30年代的口号是为人民的设计，而60年代新“甲壳虫”的出现仍然还是“大众”文化的延续，顺应了使用者感情或文化上的潜在需求；实现人文价值还可以通过寓意来实现，“可口可乐”的成功即是如此，它象征“青年一代”，象征一种新的消费阶层和群体，使其成为风靡美国各个阶层的休闲文化特征，并扩展到世界各地。这些都是人文价值在设计中的作用，是设计美学合理表现的典范。

我国的联想电脑在品牌的建设上不遗余力，成为世界华人新品牌是其不断追求的目标。从最初的“LEAGUE”转变为现在的“LENOVO”，充分说明了其在品牌的设计上的用心。不仅是为了创造一个中国的品牌，还要成为世界范围内都接受承认的品牌，成为世界级的华人品牌，真正实现“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的宗旨。联想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积淀中，获得长久发展的动力，广受国内外各层次消费者的欢迎，也成为公认的世界名牌。

2．设计美学的人文价值需求分析

近几百年来，特别是在本世纪，科学技术得到了飞速发展，科技的发展是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手段，这种质的飞跃不仅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物质享受，也为产品设计带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但是，在社会和精神生活领域，科技的功能还是有限的，尤其对人类的精神层次的需求，如生活的意义、情感寄托、人自身价值的体现等。当物质生活得到充分满足的时候，人类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日益增加。在人文科学的领域，科技人文价值的体现是科技走向成熟化的标志，而在设计领域，人文价值的实现同样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

从设计的角度来看，一个好的产品不仅要考虑人们对物质的需求，更要考虑人们的精神需求和价值需求，即所谓的实现设计美学中的人文价值。因此，仅从技术生产上考虑的产品就必然会忽略人类的深层次需求，解决因以科技为基础的理性产品的负面作用，必须以设计美学为指导的设计理念，合理地认识人文价值的重要性，构建以人文精神为价值取向的现代设计体系，获得功能美与形式美的完美统一。

目前，无论学术界还是设计界，对人文现象和人文价值的关注，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人类既具有伟大的创造力，也存在很多无法解决的局限性和弱点。对设计美学中的人文价值的重视和开发，可以使我们认识到人与自然、社会、历史文化等之间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从而理解人的生存方式、欲望及价值观念的变迁。只有很好地实现设计美学中的人文价值，才能真正认识到人类自身的特点，设计并开发出优秀的产品为人类服务。

三．结语

合理体现设计美学中的人文价值是当代设计中应放在首要位置的设计思想，不仅考虑人类本身，还要兼顾到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只有如此，才能使充分实现设计美学中的人文价值。

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社会性，即传统文化的三维性。它必须借助优秀的设计来展现文化的传承，传递不同文化下的设计价值。这种保护和发掘传统文化的产品设计其实就是对传统文化有效的传承。

设计关注人类的生存发展，也创造着人类更好的生活方式。设计者不仅是设计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消费者。设计在满足人的各种物质和精神的需求的前提下，其人文价值的体现也是设计者必须关注的课题。设计不仅是为了使用，更传递着设计者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每一次设计，都是设计美学的人文价值的实现过程。把握这个过程，对设计者本身来说，就是与消费者的心灵沟通，是与生生不息的自然的共融。

所谓“和而不同”，构建和谐社会，从设计角度理解这个命题，正是基于合理地实现设计美学中的人文价值这个前提.

注释：

①《论设计美学中的“三美”》，李砚祖，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3月，第5卷，第1期。

②《图案设计原理》，诸葛铠，第29页，江苏美术出版社。

③《全球化语境下设计的人文价值构建》，张学东孔德宏

参考文献：

《图案设计原理》，诸葛铠，江苏美术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

人文价值论文篇6

二、高校体育文化的价值

如前所述，高校体育文化在原始历史发展时期就与宗教、教育、娱乐、医疗、军事相伴而生，终究在人类近代历史时期才得以形成独立的形态体系，体育运动在己经孕育了相当规模和社会投入情况之下，逐渐成为现代社会文化的标志之一。而体育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高校体育文化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文化形态所不能取代的。因此，体育在其成为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后，其存在和发展都将有助于完善和健全社会的文化，也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协调和发展。仅从体育运动的本身来看，体育运动是开发人的自身强健、自身潜能的过程。但从高校体育文化的角度来看，体育的价值远不止这些。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论犹太人问题》)。体育运动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的文化价值就在于给予人自身的价值，即人的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是人的身心的完美展开和全面实现，是个体人格和社会人格的和谐与统一。这就是高校体育文化的原生态的价值所在。通常将产生于校园的高校体育文化称之为校园高校体育文化。校园高校体育文化的价值尤为独特，校园高校体育文化已经发展成为其它校园文化所不能取代的文化存在形式，校园高校体育文化连同其它校园文化一道促成为校园文化的有机整体，其它校园文化也通常依存于高校体育文化，从中汲取、借鉴、迁延某些其独具特质的元素。校园高校体育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不仅有助于完善和健全校园的文化，而且有利于师生自身的协调和发展。校园高校体育文化的首要价值在于能够不断改造和创造着环境。校园高校体育文化作为一种人类文化形态和现象也改造和创造着人类自我的个性生理环境，乃至社会群体的生理、心理环境。校园高校体育文化的另一价值在于它是师生自身向“社会的人”回归的体现。尽管从体育活动的行为和方式视角审视校园高校体育文化，校园高校体育文化存在着强健自身、促使潜能力开发的属性，但如从校园高校体育文化的文化视角审视校园高校体育文化，校园高校体育文化则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回归(马克思语)。校园高校体育文化作为校园内的一种实践活动的文化价值更是在于人自身的价值的体现，马克思所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校园体育运动的文化价值就在于师生的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校园高校体育文化促成了师生身心完美的实现，构建了师生个体人格和社会人格的和谐与统一。

人文价值论文篇7

前言

茶文化是人们在对茶的认识、应用过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融汇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丰富知识，人们进一步认识了茶性，了解了自然；另一方面又融汇了儒、佛、道诸家深刻的哲理，人们通过饮茶，明心净性，增强修养，提高审美情趣，完善人生价值取向，形成了高雅的精神文化。饮茶作为人的生理需要和生活方式转化为生活情趣与精神追求，不仅体现出人与人、人与茶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也完美地展现了人的人生价值观。

中国茶文化的人生价值观，包括人生的目的，怎样做人以及怎样实现个人价值等方面的看法。这种价值观，是人们通过茶事活动，在认识自然、了解社会的生产与生活中所形成的观点和态度。它既反映出了人的本质，又揭示出了人与自然、与社会诸方面的关系。具体地说，包括了人与自我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国茶文化的人生价值观的思想，与生产生活实践相依托，与自然环境相结合，与人文和历史相伴随，贯穿于茶文化发展的历程，形成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分析和研究中国茶文化关于人的人生价值的思想，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茶文化的历史，理解茶文化的精髓，发扬光大中国茶道精神，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茶文化的人生价值观与茶文化精神是一致的。就其要义来讲，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重德——摆正人与自我关系的准则

重德，是中国茶文化人生价值观中最基本的内容。讲究茶德，塑造高尚人格，完善自我，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是历代茶人崇尚和追求的目标，也是茶文化的核心内涵。而茶德的树立，既是茶的自然特性的显现，又是茶人精神的流露，同时又是茶人所确立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

首先，茶性蕴含着茶德。茶品即人品。茶品是指人们在对茶的认识中提炼出来的象征性品貌，陆羽在《茶经》一之源开宗明义地指出：“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茶被称为嘉木，是因为茶的生长、体型、特色和内质等具有刚强、质朴、清纯和幽静的本性。茶树生长在山野的烂石、砾壤或黄土中，仍不失坚强、幽深；茶叶凝聚阳光雨露的精华，其“性洁不可污”；茶汤晶莹清澈，清香怡人，给人以智慧和幽雅的韵致。茶性与茶品相联系，无喧嚣之形，也无激扬之态，茶性与茶品这些自然的本质特征渗透到人们生活领域，表现在人对生活的一种理解，一种静观，一种品鉴，一种回味；延伸到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则是一种境界，一种理念，一种智慧，一种品格。因此，重德观念的形成，源于茶的自然本性。

其次，茶德是茶道的灵魂。在茶文化发展的历史上，人们对茶德早已确认，并崇尚备至。陆羽在《茶经》提出的“精行俭德”，说明茶的美好品质应与品德美好之人相配，这是最早确立的茶德标准，也是中国茶道的精神所在。到了后来，唐代刘贞亮对茶德的阐述则更为具体：以茶散闷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疠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行，以茶可行道。在当代，王泽农，庄晚芳等茶学专家，对茶德都作了深刻的注解。王泽农先生认为，茶道的本质精髓应该是“德”，德是天地的属性，天性、人性、茶性乃共性所在也。庄晚芳先生提出了“廉美和敬”为核心内容的茶德，他认为“廉俭”可以“育德”，以一杯清茶来推行清廉与勤俭，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由此可见，茶德的树立和推崇，不仅为中国茶道形成奠定了基础、丰富了内容，而且也为茶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明确了方向。

第三，茶道孕育了茶人精神。如前所述，中国茶道，很大程度上是在树立茶德的基础上创立的。尽管目前人们对茶道的论述，各执己见。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茶道讲求的是精神内涵。中国茶文化继承了儒、佛、道的精义，把饮茶等茶事活动融入哲理、伦理、道德，通过茶的品饮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品味人生，参禅悟道，达到精神上的洗礼和人格上的澡雪，这就是饮茶的最高境界——茶道。中国茶道孕育了茶人精神，茶人精神推动了茶道的发展。被人们尊为茶圣的陆羽，幼为弃儿，长于佛门，一生不仕，致力于茶事研究，他常脚着芒鞋，独行野中，采茶觅泉，品茶鉴水，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和对理想的追求，写下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为推动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陆羽的一生，不羡官爵，不慕名利，甘愿荒餐野宿，栉风沐雨，始终生活在人民大众之中，他这种牺牲自我，造福人类的奉献精神，以及勇于吃苦、善于创新的探索精神，既是茶人精神的充分体现，也是中国茶道关于人的人生价值思想的完美表达。

二、尚和——协调人与他人关系的宗旨

茶道中“和”的基本涵义包括和谐、和敬、和美、平和等等，其中主要是和谐。通过以“和”为本质的茶事活动，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茶文化关于“和”的内涵既包含儒、佛、道的哲学思想，又包括人们认识事物的态度和方法，同时也是评价人伦关系和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

第一，“和”是中国茶文化哲学思想的核心。茶道是在吸收儒、释、道三教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虽然三教对“和”的阐释各不相同，但“和”则是三教共通的哲学思想理念。儒家推崇的是中庸之道，《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者也，天下之大本也，和者也，天下之大道也。”指出了“和”与“中”的关系，“和”包含中，“持中”就能“和”。因而儒家提倡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必须节制而不放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亲和自然，保护自然；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倡导“礼之用、和为贵”。佛教中的“和”提倡“父子兄弟夫妇、家室内外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嫉”，并强调“言色相和”，这是一种舍弃根本的“和”。特别是在茶道中的“茶禅一味”强调，人如果要脱离苦海，就须六根清净，明心见性。禅茶是僧侣们通过品茶品味人生，这是“和”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道家追求“天人合一”，“致清导和”“物我两忘”的境界，这种“和”表达了人们崇尚自然、热爱生命、追求真善美的理念。总之，儒、释、道三家关于“和”的哲学思想贯穿于茶道之中，既是自然规律与人文精神的契合，也是茶的本性的体现，同时也是特定时代的文人雅士人生价值追求的目标，如儒家基于治世的机缘，佛家则是缘于淡泊出世的操节，道家又赖于尊人贵生的精神等。

第二，“和”是人们认识茶性、了解自然的态度和方法。茶，得天地之精华，钟山川之灵秀，具有“清和”的本性，这一点，已被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所认识。陆羽在《茶经》中关于煮茶风炉的制作所提出的“坎上巽下离于中”与“体均五行去百疾”，是依据“天人合一”、“阴阳调和”的哲学思想提出来的。陆羽把茶性与自然规律结合起来，表达了“和”的思想与方法。煮茶时，风炉置在地上，为土；炉内燃烧木炭，为木、为火；炉上安锅，为金；锅内有煮茶之水，为水。煮茶实际上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达到平衡的过程，煮出的茶汤有利于人的身体健康。另外陆羽还对采茶的时间、煮茶的火候、茶汤的浓淡、水质的优劣、茶具的精简以及品茶环境的自然等论述，无一不体现出“和美”的自然法则。

第三，“和”是规范人伦关系和人际关系的价值尺度。中国茶文化对于“和”精神，主要表现在客来敬茶，以礼待人，和诚处世，互敬互重，互助互勉等。通过饮茶、敬茶，形成了茶礼、茶艺、茶会、茶宴、茶俗以及茶文学等多种茶的表现形式，而实质内容则是以茶示礼、以茶联谊、以茶传情，而达到的目的则是以茶健身，以茶养性，以茶表德。

客来敬茶，以茶示礼，既是一种风俗，也是一种礼节。人们通过敬茶、饮茶、沟通思想，交流感情，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之间的友情。这种习俗和礼节在人们生活中积淀，凝炼和阐发，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处世观念和行为规范。体现在人伦关系与人际行为上，就是以和谐、和睦、和平为基本原则，来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平衡。如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诚信、宽厚、仁爱待人是为了“和”；遇到矛盾时，求大同、存小异，这是一种“和”；在激烈的竞争中，坚持平等、公开、公正的原则，也是一种“和”；对待纷繁、浮躁的世俗生活，要求平心静气，则是另一种“和”。

总之，茶文化崇尚以“和”为目标的价值取向，对于建立团结和睦、和诚相处、和谐一致的人伦和人际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崇俭——处理个人与民族及国家关系的基础

崇俭，就是倡导勤俭、朴实、清廉的个人思想品德与社会道德风尚。以茶崇俭、以俭育德，既是中国茶道精神的精义，也是茶文化关于人的人生价值的重要思想内容。

茶在守操、养廉、雅志、励节等方面的作用被历代茶人所崇尚。陆羽在《茶经》中追述了自神农至唐代诸多有关饮茶的名人轶事，其中不乏以茶崇俭的例子。如齐国的宰相晏婴以茶为廉，他吃的是糙米饭，除少量荤菜，只有茶而已。晋代的陆纳以茶待客，反对铺张，不让他人沾污了自己俭朴的清名。桓温以茶示俭，宴客只用七盘茶和果来招待。齐武帝在遗诏中说他死后，只要供上茶与饼果，而不用牺牲，并要求天下人无论贵贱，都按照这种方式去做。如果说这些以茶崇俭的例子只是对廉俭之风的追求，那么陆羽崇俭的思想，则更多地表达了自己匡时济世的政治向往和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

陆羽对煮茶的锅，要求用生铁制成，如果用瓷、石则不耐用，如果用银制，则“涉于侈丽”，这种观念仍然是崇俭。而他在风炉上铸上“伊公羹、陆氏茶”和“圣唐灭胡明年铸”的字样，是陆羽用自己的茶比伊尹治理国家所调之羹，来说明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至于风炉的铸造时间，标明是在唐代平息安史之乱第二年铸造的，表明了陆羽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同时也寄托了茶人积极入世，以身许国的高尚情怀。

陆羽一生勤奋好学，俭朴处世，他不求仕进，不成家，却成就了《茶经》。他虽身为闲云野鹤的隐士，但却处江湖之远亦忧其民。在安史之乱时，他写的《四悲诗》，就是对人民的痛苦有所感触，用悲愤的泪水写成的。

以茶崇俭，以俭育德，茶是人们寄托感情的媒介，也是历代茶人爱国忧民的情结的载体。“啜苦励志，咽甘报国”代表了茶人以爱国主义为人生价值的崇高品格。

四、贵真——沟通人与自然关系的要求

贵真，就是讲求人与自然的亲和，追求真善美的统一。这既是中国茶道的核心内容，也是传统茶文化的魅力所在，同时也是茶人对人生价值的最终追求。

真，是道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庄子曾经说：“真者所以受于天，自然不可易，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解释了真的本质，即“真”与“天”、“自然”是一致的，是不可改变的。所谓“天道自然”，“天人合一”，是古代先哲们解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本观念。中国传统茶文化讲究的真，包括了茶的自然本性之真、品茶的环境之真和人的性情之真。

第一，茶的自然本性之真。茶叶是天涵地载人育的灵芽，其天然性质为清纯、淡雅、质朴。陆羽《茶经》指出，“茶之性俭”，“茶之为用，味至寒”。唐代裴汶在《茶述》中说：“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唐代诗人韦应物在《喜园中茶生》的诗中写下：“洁性不可污，为饮涤烦尘”的名句。由此可见，人们对茶的发现、利用和享受，既有感观上的真香、真味，也有精神上的真性、真趣。茶，由最初的药用到生活中的享用，由提神醒脑的天然功用到致清导和的精神作用，由自然的茶品到社会的人品，这种渐进的认识、升化过程，不仅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认识历程，而且也反映出了人与自然高度契合、和谐统一的过程，同时也彰显出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过程。

人文价值论文篇8

“人权”是个敏感的字眼，但却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世界各国在肯定人权的价值、主张保障人权方面，至少在公开场合并无异议，争执的焦点在于人权的标准。刑事法律及其学说具有较强的阶级性，然而，现代刑事法律及其学说的存在与发展却以人权理念为基石。无视刑事法律的阶级性，则不能正确认识刑事法律；而忽视了人权保障，则不可能完善刑事法律。刑事法律及其学说中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与人权保障有关。悖离人权保障理念的刑事法律学说可能红极一时，但终归是短命的。本文仅就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价值作一阐述。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精髓是保障人权 罪刑法定原则，即“无法无罪，无法不罚”或称“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其所派生的具体原则包括：排斥习惯法、禁止适用类推、原则上不溯及既往、禁止不定期刑和刑法规范明确化等。概括罪刑法定原则和它所派生的具体原则，无非是强调罪与刑的明确化、规格化和法定化。而罪与刑的明确化、规格化和法定化的实质在于限制政府及其司法机关任意行使刑罚权，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公民的自由权利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因此，可以说罪刑法定的实质是限制司法任意，保障公民权利，在保护社会利益和保护个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第一，罪刑法定原则是对刑法的制定和适用给予限制，通过这种限制来保护公民个人的权利。 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制定的限制，排除立法上对罪与刑的规定的任意性，不得对非犯罪行为随意进行犯罪化和刑罚化，也不得对犯罪行为随意进行重刑化，使公民包括犯罪人享有的人身权利及政治权利呈现较为稳定的状态。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适用的限制，排除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定罪量刑上的任意性，严格依法定罪、量刑，不得法外定罪，亦不得法外施刑，从而保障无辜者不受刑事追究，犯罪人不受法外追究，使公民人权得到切实保障。刑罚是打击犯罪保护社会最有力的工具，若不加以限制，它往往也是侵犯公民个人权利最厉害的手段。如果对刑法的制定与适用不予限制，其结果势必广泛地侵犯公民权利。这种人人自畏，无法预测自己行为合法性的状态甚于犯罪。在当代，给制定和适用刑法设置合理的限制，在保护社会利益和保护个人利益取得平衡的基础上，刑法才能发挥最理想的效能。对刑法的制定与适用加以限制，并不是有利于犯罪，而是发挥刑法制裁力并防止刑法被滥用的积极保障。防止刑法被滥用，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实现，最重要的还是法律本身的保障。罪刑法定原则就是这种保障。 第二，罪刑法定原则所体现的“先喻后行”的公正理念，直接保障了公民的自由权利，有利于社会生活的稳定。 人的行为应当是自由的，没有自由就没有人类社会的进步。然而，人的自由又是有限度的。如果任何人的自由都是无限的，那么任何人都会失去自由。自由权利的根本问题在于给自由确定一个相对稳定的合理限度，使一切人平等地享有限度以内的最充分的自由。这个限度就是用法律规定，允许公民做什么和禁止公民做什么。公民可以在允许的范围内充分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而避免实施法律禁止的行为。法律特别是刑法对禁止性行为应予明确规定，法律未明文禁止的行为，应作允许公民实施的推定。罪刑法定原则就是通过明确规定公民自由的范围来保障其人权。 罪刑法定原则的法不溯及既往的内容体现了先喻后行的公正理念。法律的正义在于行为前的警告，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和应当受到什么样的惩罚，都应当事先在刑法中给予明确的规定。罪刑法定原则不允许司法机关追究和惩处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行为。这就使公民个人自由不会受到任意的和事后的司法侵犯，从公民自由范围的稳定性方面使人权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 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明确化原则又是从公民自由范围的确定性方面给予法律保障。“刑事法律确定性的标准高于民事法律。任何犯罪都应当确定其界限。定义明确的刑法才能起到事先警告和预防犯罪的作用，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公民的自由，使得公民在行为前就能确切知道什么行为是法律许可的，不致因为法律含糊其辞而担心行为之后可能遭到指控。”1刑法罪刑规定不明确的危险性在于“它留下了最广阔的疑问，其范围没有一个人能够预见，其后果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测。”2在自由范围不确定的情况下，随时都可能受到刑事追究，那就无自由可言。马克思曾经说过，“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性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3 第三，现代刑法的功能决定罪刑法定原则体现人权保障。 > 刑法的功能可以分为惩罚与保护两个方面。即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保护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的利益。惩罚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又是保护国家、社会的利益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刑法的惩罚功能和保护功能统一于实现国家、社会保护和公民个人保护这一目的。这一目的所包含的两个方面，又以公民人权保障优先。“主权在民”，国以民为本。公民的基本人权得不到基本的保障，最终会使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受到根本性的侵害。 罪刑法定原则保障惩罚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同时保障公民不受任意的司法追究，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切实保护。保障公民不受任意的司法追究，只是狭义的人权保障。广义的人权保障，还包括及时惩办侵犯人权的犯罪。因此，刑法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方面的功能，实质上是从更广泛意义上保护人权。在保护国家和社会利益与保护公民个人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罪刑法定原则又体现了人权保障优先的价值。“在罪刑法定主义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确定的当初，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刑罚擅断主义的刑罚制度，明确个人自由。”4“罪刑法定主义乃系以限制国家刑罚之行使为主要目的，而以保障个人自由为最高目标。”5可以说，罪刑法定主义是刑法人权保障机能优先观念的集中体现与表述。罪刑法定原则能被世界各国的刑法普遍接受，就是因为它具有保障人权的合理内核。现代刑法的功能决定罪刑法定原则应当更充分体现人权的保障。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是人权观念形成与发展的结果 法律的原则与内容反映的是法律所处时代社会的普遍要求。这种社会的普遍要求总是与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这种要求只有得到国家的承认才能上升为法律原则。因此，人权既是人类基于对自身价值认识而提出的要求，也是基于这种要求进行斗争取得的社会及其统治者对于人的价值的承认。提出人权和要求保障人权并不断扩大人权保障的范围、提高人权保障的标准，是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不断提高并不断为争取人权同统治者进行斗争的结果。罪刑法定原则是这种人权保障要求在刑法以致法律中的反映，是人权斗争迫使统治者承认人的价值的结果。罪刑法定原则形成的历史轨迹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生产力水平归根到底是人的认识能力、创造能力和觉悟水平的综合指标。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社会，人们对自身的价值、权利认识和要求都相对低下，因此，能够容忍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统治者的直接地剥削压迫、公开不平等、残暴镇压的统治和专制擅断的司法。尽管当时也有正义、自由、平等、人道的要求，却远没有上升到人权的高度。当时的法律也与人们的这种容忍和承受能力相应。“如果说在罗马刑法中有什么基本原则的话，那就是国家至上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为了国家利益可以对任何有害行为包括具有侵害危险的行为处以严厉刑罚，个人没有任何权利值得国家尊重。除此之外，再无其他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基本原则。刑法成为了维护罗马皇帝专制统治的工具，含义模糊的叛逆罪成为了刑事追究的重点，一切有损皇帝人身、尊严和权利的行为，都可以在此罪名下被处以极刑。”6即使到了封建社会，对于专制君主来说，统治权就意味着刑罚权，既然他的统治权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他的刑罚权也必然是不受限制的。如在中国封建社会，以“莫须有”的罪名杀人也司空见惯，从任意处死普通百姓以至抗金名将、忠臣名士、封疆大吏。“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是普遍接受的理念。由于刑罚权完全受君主的支配，犯罪也就必然没有稳定的法律解释，而是以君主个人的意志为标准，这种意志有时由君主自己表达，有时则由其人法官或官吏表达。在封建专制、司法擅断的当时，一切可能成为刑罚对象的事物都是犯罪，而法官认为应当处罚的一切事物又都可以构成刑罚的对象。无论有无法官和独立的司法体系，这种君主至上，专制暴虐，罪刑擅断的现象在封建社会是极为普遍的。然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身价值认识的提高和权利意识的增强，承受压迫的容忍力随之降低。这就与中世纪以来封建主变本加利的残暴统治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新兴资产阶级日益强烈的要求自己的财产权利、人身自由以及他们所创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得到国家的保护，——实现自身的解放和独立。这一要求几乎代表了当时的所有被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思想家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所表达的自由、平等、博受、尊重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的思想，恰恰喊出了所有被统治阶级以致全社会的心声。生产力的发展决定当时人们已经开始认识自身的价值和权利，或者能够接受这种认识。这种认识首先在1215年英国的《自由大宪章》中得到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承认。《自由大宪章》第 39条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依法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7《自由大宪章》中关于未经合法判决，不得侵犯自由民人身和财产权利的原则，在后来的立法、判例中又屡加重申。鉴于权力机关的种种专横行经严重侵害了臣民的人身权利，1679年《人身保护法》规定，在押人或其代表，有权向王座法院请求发给“人身保护令状”，限期将在押人移交法院，并向法院说明拘捕理由；法院应以简易程序开庭审理，若认为无正当拘捕理由，得立即释放在押人；若不然，法院得酌情准许在押人取保开释，或从速审判。这时的统治者才仅仅能够承认自由民人身权利的法律保障。即使如此，受封建制度和观念的桎梏，这种法律保障也不可能彻底。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们不得不为实现他们的也可以说是社会的人权理想继续奋斗。斗争的矛头由泛泛的司法、法律，逐渐指向最能体现封建统治意志的刑法。他们要求刑法彻底摆脱与自己的价值观念相对立的宗教观念和封建政治伦理观念的束缚。意大利的切萨雷—贝卡里亚在他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抨击了旧的刑法制度，提出了几乎所有的现代刑法原则的思想。其中，反映罪刑法定的思想提到首要的和至尊的地位。贝卡里亚的功绩在于他第一次对旧的刑事制度进行了全面的否定，阐述了作为现代刑法原则基础的刑法思想，把人权、人道的标准引入刑法。最后完成罪刑法定原则提炼的“近代刑法学之父”费尔巴哈，在论述刑法作为裁判规范和作为行为规范的作用时，“强调刑法对法官的限制作用”，这实际上是罪刑法定主义的保障人权的功能“。8费尔巴哈之所以能够用精练的语言准确而全面地概括罪刑法定原则，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已经能够接受限制政府、保障人权的法治观念。罪刑法定主义，是费尔巴哈在1801年的刑法教科书中，用拉丁语以简明的法谚形式加以表述的。而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含有罪刑法定保障人权思想的英国1628年的《权利请愿》和1689年的《权利法案》，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和1791年的法国宪法及刑法。这个时代也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美洲逐步取得成功的时候。 从罪刑法定原则提出到确立的过程，不难看出，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人权观念的产生与形成，基于人权保障的普遍要求才有罪刑法定思想的产生，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是统治者对人权保障要求承认的结果。当生产力发展到人们普遍要求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权的时候，封建统治者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势必被提出这一要求的资产阶级所取代。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把罪刑法定原则确定为宪法或刑法原则，满足以生产力水平为基础的普遍的权利要求，以巩固自己的政权。 三、社会主义刑法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在于其人权价值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刑法能够而且必须接受资产阶级提出的，被资本主义国家刑法普遍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这一原因就在于罪刑法定原则本身并不专属于资产阶级，而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要求。自从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阶级往往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满足本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然而，这种阶级的利益要求永远不能超出他们所处时代的生产力的水平。所谓“生产力的水平”，归根到底是人的创造能力、认识能力和觉悟水平。所谓“人类的普遍要求”就是生产力水平的体现，而不是什么“抽象的人性”。因此，阶级的特殊要求最终不能违背人类的普遍要求。人权保障就是这种人类普遍要求的重要内容。人类的普遍要求是随着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入而不断提高的。资产阶级提出的罪刑法定原则不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要求，而是当时所有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阶级与阶层的要求。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是先进的生产力方式的代表，他们的主张与当时人类社会的普遍要求是一致的。也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革命才能成功，罪刑法定原则才能确立。 以“限制权力，保障人权”为核心的罪刑法定原则，是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回避的，甚至是必须载入法律的，但绝对不是其独有的。无产阶级政党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人类社会的普遍要求就应当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要求。充分保障人权这一类社会的普遍要求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律应有之意。因此，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的罪刑法定原则就应当而且必须规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之中。的确，马克思曾对近代西方人权观念和人权制度作过许多批判。然而，马克思批判的是近代西方人权制度的虚伪性和狭隘性，而不是作为人类普遍要求的人权本身。恰恰相反，马克思是从人类解放的高度来阐发人权的。马克思终生致力于人类的解放运动。马克思谋求的不是一般的 政治解放或经济解放，而是人类的彻底解放。这种解放就是人类所应该获得的承认和保障的共同利益、要求，是人类的共同权利，即人权。人类的彻底解放，是马克思人权思想的核心。可见，真正代表人类主张人权要求的，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把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罪刑法定原则规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中是天经地义的。 至于罪刑法定原则中限制刑事立法、司法权力的内容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刑法，回答应当是肯定的。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还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罪刑法定原则限制刑事立法权力和司法权力的目的是保证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正确运用这些权力，从而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授予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和司法机关的司法权，决不能是无限的。立法与司法的任意，使公民权利失去保障，与社会主义法治背道而驰，也就违背了人民的意志。因此，罪刑法定原则限制立法与司法，排除立法与司法的任意性，充分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的要求，体现了人民的意愿。

人文价值论文篇9

（一）人类符号系统的精华是语言

语言本体就是美，语言美的展现既在意境也在韵律。通过各种修辞手法和词汇、结构的运用，英语语言表现出色彩斑斓的意境美。英语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语言的美学价值被充分发掘，为学生们提供多方面、多维度、多层次的审美体验，让学生在品味英语语言的韵律和意境之美时，得以树立正确的审美意识，提高审美能力。

（二）表达思维的工具

英语语言展现了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在自我成长、社会生活和历史演进中对大自然、社会角度和心灵世界的体验、感知和阐述，是他们理解自我和周围世界的成果精髓之所在。英语语言也代表着与汉语大致不同的概念范畴、表达逻辑和系统的崭新的思辨方式，为学习者提供了一种以差异化角度去认识世界的方式，创造新概念与新知识的思维工具。

（三）思想道德的载体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的行为准则及规范，培养人们良好的道德意识、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使其树立正确的义务、荣誉、正义和幸福等观念。英语语言是思想道德的载体，组合的字母以真实可靠的方式反映出这些价值观的精神意义。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材中提供的大量涉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间和谐相处的德育素材，更是传达了积极的三观，成为促进提升学生品质的重要内容。

（四）体现英美文化的特色

中小学英语教材中，英美国家历史、地理、人物、节日、风俗、宗教等文化内容的语言材料不在少数，成为了学生了解英美文化的重要渠道。在对异域文化的认识和了解中，学生必然可以发现汉语文化与英语文化的差异所在和相通之处，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汉语文化的博大精深，欣赏到异域文化的精妙。因此，基础英语教育体现出了强烈的文化属性，承担起传播文化的重要使命。

二、我国英语教育人文价值的迷失

（一）固守“工具论”教育理念

长期以来，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教育便一直被禁锢在以效率为追求目标的 “工具论”思想之中，而本应该是占据最重要地位的，可以促进人类发展、激发人们追求真善美以及解放人的个性则一直被边缘化，语言本身具有的真善美被遮掩，语言教育的人文价值被禁锢，学生的各种道德成长也被扼杀。

（二）忽视了人文内涵的多元化

英语教育不仅应该注重对学生知识和技能的培养，更应该重视人文价值的培养。然而，教育实践中往往忽视语言教育的德育、智育、美育。当提到英语教育的人文价值时，人们局限在了语言本身所表达的历史、风土、文化等，造成的结果就是，忽视了英语教育人文内涵的多元化，英语教育更深层次的东西得不到体现。

（三）人文理想和教育实践之间的裂缝

纵然一些教育者认识到，在进行英语教育时应该注重人文教育的多元化，可是在实践中却得不到落实。教师在授课时，依然采取一味灌输知识的方式，以考试成绩为目标。即使部分教师胸怀满腔的人文情怀，却因现实情况，不得不低头。对于学生来说，本应该是一个追求全面发展培养自身素质的时机，却被现实的教学模式扼杀。这使得英语教育的人文理想与教学实践产生断裂。

三、英语教育人文价值的回归

（一）理念上的转变： 从“工具论”到同时兼顾人文精神

教育的本质就是人的综合发展，是人性的一种释放，是美德、审美、思辨等能力的综合发展。所以，教育者应该转变思想，采取多元价值观来衡量英语教育的尺度，做到既注重其工具价值的同时也追寻人文内涵。只有这样，基础英语教育才可以真正为学生带来人生中所需的真善美的体验和追求。

（二）内涵上的开放： 从单纯的能力追求到多元追求

传统的英语教育以文化理解为主要追求，忽略了英语语言和教育本身所应有的内在统一联系，造成英语教育内涵和人文价值的缺失，这就不可能培养出全面的人，从而促进学生生命力的成长。人的根本价值和追求是在美的发现中获得的，只有将知识与人文相结合，才可能发挥出英语教育应有的人文价值。

人文价值论文篇10

一、价值观念及其特征

价值观念，顾名思义，就是指人们头脑中有关价值追求的观念。具体地说，它是人们心目中关于某类事物的价值的基本意向、总的观念，表现为人们对该类事物相对稳定的信念、信仰、理想，等等，是人们对该类事物的价值取舍模式和指导主体行为的价值追求模式。从微观角度说，价值观念是人心中的一个深层的信念系统，在人们的价值活动中发挥着行为导向、情感激发和评价标准的作用，构成个人人生观的重要内容，制约着人生活动的方方面面，是一个无形而有力的世界；从宏观方面说，价值观念是社会文化体系的内核和灵魂，代表着社会对应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规范性判断，社会通过各种途径把这些观念灌输和传递给个人，使之内化为个人的行为规范；从水平上看，价值观念可以分为日常的价值观念和哲学的价值观念两个层次，前者是人们在世俗生活中自发形成的观念，后者则是理论化、系统化的观念体系。

个人的价值观念大都来源于他所生活的社会，特别是来源于他所属的群体，社会环境、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社会舆论等因素濡染和教化的结果。同时，个人的价值观念也形成于个人的价值活动中，来自于个人在价值活动中多次实践反馈的观念积淀和内化。价值观念一经形成，就成为主体头脑中一种相对稳定的观念模式，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价值观念理解了事物和行为的价值，也就指出了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的方向。如果在价值观念的引导下理解了某个事物的价值，那么人就会把这个事物作为价值活动的目标；如果价值观念解释了某种行为的意义，那么人就用他的现实行动实践这个价值。对价值的理解意味着对行动方向的把握，理解价值并不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是为了把握行动的目标。价值包含着“应该怎样”的意思，理解了什么是价值也就明确了应该怎样去做；理解了什么是道德，也就区别了哪些行为是应该的、哪些行为是不应该的。

价值观念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对价值的理解；第二个特征，是对价值的追求。把价值观念的这两个特征概括起来说，价值观念就是对价值的理解和追求。

在社会文化系统中，一定社会的价值观念经过长期的历史传递和文化心理积淀，就形成一定的文化传统，长期占据人们的头脑，不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迅速改变，从而成为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一种可怕的力量”。这是价值观念的惰性或稳定性。

但是，价值观念的惰性或稳定性是相对的，因为价值观念终究是社会的产物和表现，它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革，这是一定的。在社会转型时期，多种价值观念并存，互相激荡、冲突不已，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种混沌无序状态。这种无序状态与价值观之不成熟、未定型是互相联系的。

二、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

在社会大变革时期，价值观念作为文化体系的内核和灵魂，也会发生变革。

在社会转型时期，多元社会决定了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在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时代，价值观念又处于激烈的变革之中，其中主体意识的觉醒、独立人格的形成和能力本位的尺度是最深层次的变革。

1.主体意识的觉醒

从主体意识来看，我们可以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概括为从“身份意识”向“契约意识”的转变。

所谓“身份”，是指自然人在团体或社会体系所形成的稳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在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中，身份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因为人们生活在层层密密的宗法关系网之中。在这个关系网中，父对于子，夫对于妻，君对于臣，贵族对于奴隶，身份不同，地位有异，身份高贵者可以奴役、蔑视、侮辱、遗弃身份低贱者。这种状况，到了近代社会才有了改观，并逐渐被身份平等、契约自由的法治观念和制度所取代。

在改革开放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身份”在人们的生活中也还是发挥着极大的作用。不同的出身具有特殊的决定人的一生的意义，不同的身份具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往往是“公”的身份具有主宰力和特权，而“私”的身份（私人和个人）却不被承认，或是恩赐和限制权利的对象。那时各种身份等级，不是经济上市场化的作用的结果，而是由国家权力通过各种手段直接或间接地硬性规定下来的。等级之间存在着不可辨的权力不平等，等级身份也较固定。中国的三大身份群体——干部、工人和农民的划分，显然不是经济方面分化的产物，而是国家政策、血缘、地缘关系和一系列相关政策，如干部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所有制身份（全民、集体、个体），社区身份（城市、乡镇、农村），单位身份和行政身份主要出自各项制度和社会体制所引起的不平等，而非由社会自然分化所造成。

所谓“契约”，就是一种合意，合意是订立契约的双方当事人意见一致的状态。契约的订立，以当事人的独立、平等为前提。在“身份社会”，一切都是被决定的，并不存在契约关系。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始融化身份观念的坚冰，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契约关系正在成为基本的社会关系，身份主体意识正在让位于契约主体意识。户籍制度的松动，新兴劳动关系的确立，单位所有制的变更等等，使契约关系越来越普遍；而随着《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等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公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也契约化了。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冲决“身份”网罗的过程，一个确立身份平等、契约自由、诚实信用、自负责任的法治原则的过程。

所以，从“身份意识”向“契约意识”的转变，标志着中国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

2.独立人格的形成

在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漫长发展过程中，由于统治阶级宣扬并实践了“人是工具，人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的观念。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没有独立人格可言的。

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而在这个社会转型中，人格的转型是最深层次的转型。独立人格的形成，正是社会主体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标志。主体性的高扬，以独立性的强化为标志。从今天的眼光看，在人类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包括奴隶制和封建制时期在内，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都是缺乏独立性的。只是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之后，在机器大工业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类及其个体才获得较强的独立性，人格独立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独立人格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等各个方面。经济上的人格独立体现为现代经济活动所需的竞争意识、信息观念、时间观念和效率观念等；政治上的人格独立体现为现代政治活动所需的民主意识、参政意识、主人工精神以及相应的民主政治体制运行机制（如政务公开制）的形成；文化和教育上的人格独立体现为开拓创新精神的强化、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终身教育观念的提升等。凡此种种，无不都是社会主体自主性的加强，也是独立人格形成的重要标志。

3.能力本位的尺度

众所周知，奴隶社会主要是“宗法血缘”力量在起作用。奴隶社会有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两个基本阶级。奴隶和奴隶主一生的命运、地位和价值完全是由他们各自的宗法血统（先决既定的社会阶层身份和社会角色身份的规范）规定和安排的，一般情况下，奴隶个人后天的努力和能力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封建社会主要是“权力”的力量在起作用，权力在左右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在支配和操纵着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支配和操纵社会和个人的力量向“金钱”转移。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以及物对人的统治等，多是金钱力量的表现。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已出现了“能力本位”的价值尺度，并用来选择自己的岗位。处于经济全球化之中的当代中国，也正在走向能力王国，虽然比西方发达国家要慢些、晚些。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是要解放和发挥人的能力，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能力经济，市场竞争就是能力竞争。

我们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营造一个能力王国；股份制的魅力，就在于促使人发挥其创造能力；我们现在建立的民主政治，其实质就是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为贤能之士脱颖而出提供保证，就是消除权力、人情关系、门第的影响；现在实行的“能上能下”和“竞争上岗”的用人制度，实质上也就是鼓励人充分发挥其才能；正在实施的“素质教育”就是要培养能力全面发展的人。

当代中国社会，市场经济对人的能力全面提高，正是能力本位价值尺度的充分体现。

三、人文精神是培育价值观念的精神武器

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价值观念上的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如何把价值观念的矛盾和冲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和一定的程度上，并使主导价值观念在与各种价值观念的碰撞中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和认同，相互交融，达到和而不同，这是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重要条件。

要解决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价值观念变革的问题，必须大力弘扬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培育价值观念的有效武器。

人文精神是对于价值世界本质的观念反映，价值世界以人为本，因而人文精神反映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既然价值世界的本性或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对自由的追求，那么人文精神的本质就在于对人的自由的追求。虽然人文精神的实质是对自由的追求，体现着以人本身为目的和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但其具体形态和内涵却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几经变迁。人文精神是人性之所在，人性不仅与超人性的“神性”有别，而且也与非人性、反人性的“物性”和“兽性”不同。在历史上，人文精神与“神性”之间、与“物性”之间、与“兽性”之间构成了矛盾关系。

既然人文精神是价值世界本质的观念反映，因此人文精神的弘扬就必须以价值世界的发展为基础，社会形态及其转型对于人文精神的弘扬具有决定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原则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效益原则，也将冲破形形的“人情关系”和“权力本位”观念，促使个人在市场经济中充分发挥其能力。同时，市场经济对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也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根本上促进着人的能力的发展，而人的能力的发展则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

大家知道，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了不断更新的知识和日益先进的实践手段，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同时也使人类面临着新的危机，如环境恶化、能源短缺、核武器竞赛、人口膨胀、艾滋病泛滥等。这些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于人文价值的遗忘和被否定，其结果必然造成非人化和反人性的蔓延。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我们必须重视对人文精神的培育，强调和重视科学素质与人文素质的统一，培养中国人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这样，才能提升人的道德，完善人的人性，使科学的发展与社会进步同步。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由经济转型带动的全面转型过程中，价值观念上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既要发展人的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又必须反对不尊重他人的权利，甚至违反法律和道义原则，以损害他人利益的不正当手段去谋取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就是私欲膨胀。而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对眼前的物质利益的超越。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人文精神既使人懂得人的尊严，从而努力做到自立、自主、自强；更使人懂得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以及对于人的权利的尊重，把人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控制在一定的限度（法律、道德）之内。人文精神成为人不断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又不断超越眼前物质欲望的一种精神力量。这是反对“神权”和封建主义等级制度的精神力量，也是推动市场经济发育生长的精神力量。与传统的计划经济对人文精神的压抑相比较，人文精神不是在失落，相反，人文精神的现代形态正在生成。所以，市场经济是人文精神弘扬的舞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就是弘扬人文精神的过程。

因此，人文精神的弘扬，对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完成社会的全面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人文精神是培育健康社会价值观念的精神武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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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鲍宗豪.知识与权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人文价值论文篇11

由于人力资源有一种不同于一般资本的特殊性，在日常的活动中，很多情况下要依靠这种资源的主观能动性来发挥应有的作用。不容忽视的是人力资源所处的市场经济环境的诸多影响和客观条件的要求等，即人力资源要维持自身和家庭的正常生存，他们首先会考虑“经济要素”，这也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最底层需求。按《人》中的当期价值理论来说，“从时间涵义来说，当期价值就是指当年价值。”《人》还就为什么选择当年价值进行了论述“（1）人力资源价值具有不确定性，不能历年累加，如果历年累加既无据可查，且计算更趋复杂化。”“（2）时间上定为当年，与现行会计、统计核算制度的年度规定相一致，便于采集数据，便于操作。”也正是基于上述逻辑，《人》认为“当期价值是指人力资源当期投入价值和当期创造的新增价值之和，以此作为人力资源的总价值”。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对组织的人力资源进行计量和核算不是为计量而计量，而是需要这个计量结果有助于组织正常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顺利进行，有助于组织的顺利健康发展，不能仅从当前计量手续与过程的复杂程度上来考虑。而且，采用这个当期价值理论逻辑对组织人力资源进行计量，很容易诱发“短期行为”，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讲的“道德风险”。当被测主体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当期价值理论核算的体系中，逆霍桑效应就会发生。因为计量者只关注当期员工创造的价值，所以员工就会急功近利地处理日常工作事宜。由逆霍桑效应导致的“短期行为”就会发生。这样一来，原本希望通过计量和核算有助于组织的健康发展的措施却引致了人们的“近视效应”。如何有效规避这种计量诱发的“短期行为”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2.如果采用这种计量方法，如何有效解决“人才”的两难困境

《人》文中的当期价值理论是从两个方面来对人力资源进行计量的，即“当期投入价值和当期创造的新增价值之和”。并且“从空间涵义来说，当期价值反映的是一个单位人力资源所实现的经济价值，这与现行核算的单位主体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计算的人力资源价值要受单位经济价值和效益的制约，单位创造的经济价值高、效益好，人力资源价值就应大些，单位创造的经济价值低、效率低，人力资源价值就会小一些，这里不论群体价值、个体价值都是如此。”诚如《人》所言一样，人力资源价值的大小要受到“单位经济价值和效益的制约”，那我们在利用当期价值理论进行计量时候如何规避这个问题呢？该理论并没有就此做出必要的说明。组织中的人力资源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与许多非人力资源共同存在的。而且，人在组织中发挥作用是要受到很多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的，比如其他配套物资资源的到位情况以及制度安排等。同时，由于很多项目不可能在一个“当期”就能实现其对组织创造价值的贡献，很多时候甚至仅仅开展的是一些重大项目的准备阶段工作，那么，按“当期价值理论”，该如何对这些人力资源主体进行计量和考评呢？难道他们在“当期”除了成本投入外，没有创造其他任何可以鉴定自身的价值？如果按这种逻辑，或许组织中的很多真正对组织发展有用的“人才”将根据“适者生存”原则，最终选择“孔雀东南飞”。因此，这样的计量对组织的负面影响将是深远的和难以想象的。

3.如果采用这种计量方法并认同“Q=LαKβ”，如何界定“当期”的时间范围

正如《人》中所言，“如何从企业创造的新增价值中把人力资源创造的部分分离出来，这是国内外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人》通过构造Q=LαKβ（其中Q为效益或产出，L为人力资源的投入，K为物力资源的投入，α、β均为参数）投入－产出函数，“通过科学的方法与模型解决了这一问题。”关于这一点，愚者又有些疑问。首先，关于Q=LαKβ的构造。这个投入－产出函数与经济学上经典的道格拉斯－柯布生产函数很类似，后来这个经典的生产函数被宏观经济学家通过各种修正与变换用于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应该说这个模型用于对经济增长方面的分析，更多地是考虑到诸如科技、制度、人的心理预期等多方面的环境分析后逐步才得到认可。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单纯仅从人力资源L的投入和物力资源K的投入是不能很好地对由于这两种资源所创造的价值Q进行准确计量的。比如工作环境、社会制度、心理状况等都是对L乃至K有很大影响的因素。同时，即使认为这种计量方法不存在理论上的误区，那么，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界定“当期”的时间范围问题。因为按当期价值理论逻辑，对组织中的人力资源进行计量和核算时考虑的都是“当期投入价值和当期创造的新增价值”，如果一项投入在“当期”没有创造出可以依据会计制度核算的产出，或者这项投入可能跨越多个“当期”甚至最终成为“呆帐和死帐”的时候，那么又将怎样对其进行计量呢？这个“当期”难道仅是为了“便捷”而与会计核算制度相一致的吗？因此，如何合理、有效地界定这个“当期”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4.采用这种方法，如何规避组织用于人力资源投入方面的风险

按当期价值理论逻辑，在一个“当期”投入的成本，不论最终能否收回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投入，这些投入最终都将作为“当期”人力资源价值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存在很多这方面投入没有相应回报的事例，比如在“当期”内人力资源主体突然由于各种原因消失、流失等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这种投入就不能再视作一项人力资源价值了，而是变成了组织的“呆帐或死帐”。因此如何规避这种投入风险，这种理论也没有给出相应的解决思路。

小结

愚以为，在人力资源额本身的计量上，正如T.W.舒尔茨所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处理上，如何区分既具有消费功能又具有人力投资功能的支出都是困难重重的。”而且即使不去思考这些人力资源计量方法本身是否科学可行，这些观点首先即忽视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即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本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生产要素，即资本非同质。人力资源的使用过程是一个动态和主观能动性发挥的过程。以一个静态的标准去衡量一个动态的劳动过程和分配过程，是很不恰当的。因此，人力资源不能像非人力资源那样可以在静态下以货币加以确定。

的确，目前对人力资源进行有效计量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难题。同时，对人力资源进行计量和核算又有着其特殊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对组织认识自我的情况会有很大帮助，比如有利于对员工进行有效的薪酬设计和激励等；另外，对人力资源管理也有其特殊的含义，因为不论是从未来组织的发展还是从组织对现状的自我核查来说，对人力资源进行准确有效的计量都是很重要的。T.W.舒尔茨建议“就估算人力投资来说，原则上有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就是用它的产量而不是用它的成本来进行计算。”或许到目前只有像T.W.舒尔茨所建议那样进行创新才能找到一种比较完美的计量方法。Rosen等人以T.W.舒尔茨的思路，在提出激励合约选择的两大约束，即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人力资源定价的“以产定酬”模式。但其始终没能把产品的价格风险因素纳入到分析的范畴，而简单地把产品价格设置为1，即用产品产量表示产品的价值，把产量作为激励的依据。但“以产定酬”为我们提供了把产品价格风险也加入分析范畴的思路，即建立“以利润定酬”模式。在考虑到这一模式进行分析的复杂性以及可能会引致的短期行为后，可以再次将问题转化，即将某一时点的利润指标转化为某一时期的公司股票市值，并借助BLACK-SCHOLES的期权定价模型，即把企业某一时期的全部股票看作是一种股票期权，从而最终把人力资源的定价转化为企业的股票期权定价问题。当然这种依靠期权定价的模式也有其不足。因此，如何准确、有效地最大程度上规避由于对人力资源计量所诱发的不利影响，仍然是一个难题。

人文价值论文篇12

一、英语教育的人文价值

 

(一)人类符号系统的精华是语言

 

语言本体就是美，语言美的展现既在意境也在韵律。通过各种修辞手法和词汇、结构的运用，英语语言表现出色彩斑斓的意境美。英语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语言的美学价值被充分发掘，为学生们提供多方面、多维度、多层次的审美体验，让学生在品味英语语言的韵律和意境之美时，得以树立正确的审美意识，提高审美能力。

 

(二)表达思维的工具

 

英语语言展现了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在自我成长、社会生活和历史演进中对大自然、社会角度和心灵世界的体验、感知和阐述，是他们理解自我和周围世界的成果精髓之所在。英语语言也代表着与汉语大致不同的概念范畴、表达逻辑和系统的崭新的思辨方式，为学习者提供了一种以差异化角度去认识世界的方式，创造新概念与新知识的思维工具。

 

(三)思想道德的载体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的行为准则及规范，培养人们良好的道德意识、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使其树立正确的义务、荣誉、正义和幸福等观念。英语语言是思想道德的载体，组合的字母以真实可靠的方式反映出这些价值观的精神意义。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材中提供的大量涉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间和谐相处的德育素材，更是传达了积极的三观，成为促进提升学生品质的重要内容。

 

(四)体现英美文化的特色

 

中小学英语教材中，英美国家历史、地理、人物、节日、风俗、宗教等文化内容的语言材料不在少数，成为了学生了解英美文化的重要渠道。在对异域文化的认识和了解中，学生必然可以发现汉语文化与英语文化的差异所在和相通之处，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汉语文化的博大精深，欣赏到异域文化的精妙。因此，基础英语教育体现出了强烈的文化属性，承担起传播文化的重要使命。

 

二、我国英语教育人文价值的迷失

 

(一)固守“工具论”教育理念

 

长期以来，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教育便一直被禁锢在以效率为追求目标的 “工具论”思想之中，而本应该是占据最重要地位的，可以促进人类发展、激发人们追求真善美以及解放人的个性则一直被边缘化，语言本身具有的真善美被遮掩，语言教育的人文价值被禁锢，学生的各种道德成长也被扼杀。

 

(二)忽视了人文内涵的多元化

 

英语教育不仅应该注重对学生知识和技能的培养，更应该重视人文价值的培养。然而，教育实践中往往忽视语言教育的德育、智育、美育。当提到英语教育的人文价值时，人们局限在了语言本身所表达的历史、风土、文化等，造成的结果就是，忽视了英语教育人文内涵的多元化，英语教育更深层次的东西得不到体现。

 

(三)人文理想和教育实践之间的裂缝

 

纵然一些教育者认识到，在进行英语教育时应该注重人文教育的多元化，可是在实践中却得不到落实。教师在授课时，依然采取一味灌输知识的方式，以考试成绩为目标。即使部分教师胸怀满腔的人文情怀，却因现实情况，不得不低头。对于学生来说，本应该是一个追求全面发展培养自身素质的时机，却被现实的教学模式扼杀。这使得英语教育的人文理想与教学实践产生断裂。

 

三、英语教育人文价值的回归

 

(一)理念上的转变： 从“工具论”到同时兼顾人文精神

 

教育的本质就是人的综合发展，是人性的一种释放，是美德、审美、思辨等能力的综合发展。所以，教育者应该转变思想，采取多元价值观来衡量英语教育的尺度，做到既注重其工具价值的同时也追寻人文内涵。只有这样，基础英语教育才可以真正为学生带来人生中所需的真善美的体验和追求。

 

(二)内涵上的开放： 从单纯的能力追求到多元追求

 

传统的英语教育以文化理解为主要追求，忽略了英语语言和教育本身所应有的内在统一联系，造成英语教育内涵和人文价值的缺失，这就不可能培养出全面的人，从而促进学生生命力的成长。人的根本价值和追求是在美的发现中获得的，只有将知识与人文相结合，才可能发挥出英语教育应有的人文价值。

 

(三)实践上的重构： 从以学习技能为中心到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