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论文篇1

Abstract:Asacounteractiontosuchwesternphilosophictheoriesaslogicismandconstructivism,deconstructivismoffersanoveltheoreticalperspectivetotheacademicworldincurrentdays.AdeconstructivistviewofChinesegraphologicalstudiesshowthat,sinceChinesetraditionallinguisticshasestablishedasetoffinetraditionsofitsown,ChinesegraphologicalstudymustbreakawayfromtheshacklesofEuropecenteredideologyandsucceedourowntraditions.Meanwhile,weshouldfollowacreativeselfrelianceroadofChinesegraphologytodevelopinnovativetheoriesbasedonexistingfactsofChinesebyapluralistapproachbytakingadvantageofthetheoreticaladvantagesofwesternlinguistics.

KeyWords:deconstructivism;Chinesegraphology;constru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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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系统和功能为西方提供了思想资源，为语言、文学、哲学等领域提供了一套封闭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人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认识的深入，逻辑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在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渐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西方语境也出现了反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思想。作为后现代思想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政治、哲学、文学、语言以及人的思维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开启了西方政治和哲学思潮新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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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学。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评价一切价值，这种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叛逆思想对解构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探讨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存在与逻各斯问题。他要研究古代的逻各斯（Logos）是怎样变成近代的逻辑(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义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统治地位？海德格尔通过对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残篇的研究发现，逻各斯与存在的原始意义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图后，西方人开始与存在发生对峙，越来越自信自己拥有支配存在的主体性与知识能力。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加以批评，德里达则直接继承了海氏的理论。再次，解构主义的出现与欧洲的左派批评理论密切相关。1968年，一场激进的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法国的运动被称为“五月风暴”。但革命后随之而来的是激进学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他们明明知道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却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种基础，包括语言、信仰、机构、制度和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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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达以《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的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柯、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德里达为了达到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中心的目的，选择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构主义内容冗杂，缺乏统一的理论和解释。解构主义者也拒绝为自己的理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它们主要的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延异(différance)、替补(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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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发端于柏拉图对古希腊逻各斯的强行曲解，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内在、直接的关系。因此，逻各斯中心论也被称为“语音中心论”，强调言语优于文字，书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达对此说法进行了解构。他说，书写文字并不见得天生就低劣于语言发音，为了打破传统的“语音中心”偏见，他力图建立一种“文字学”，以便突出并确认书写文字的优越性。这种文字优越性，首先表现在它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可重复性”。其次是符号应该在不考虑讲话人意图的情况下，依然能被人们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号上述的两个必备特征，即“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验证了德里达所说的文字优越。在更大的范围说，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而它也是狭义上的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这便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arch-writing)。元书写概念一经确立，必然打破逻各斯主义的语音中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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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对立中的等级秩序观念。如在言语/?文字、男人/?女人、灵魂/?肉体、意识/?无意识、开明/?蒙昧、西方/?东方等的区别对立中，逻各斯中心论认为前者优于后者，具有鲜明的等级观念。德里达独辟蹊径，从语言学角度入手，通过对言语和文字的解构，瓦解了二元对立的观念，提出二元之间只有差异，而没有等级秩序区分。不仅如此，“对立”的两项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相互渗透和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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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还发明了“延异”概念，即延迟与差异。他直接利用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观念，打破语言是外在“真理”体现的神话。他说“延异(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个单词，本身是一个杜撰的词。在法语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两者的发音相同。若要区分它们，我们必得借助文字拼写上的差异，这本身就是对言语优于文字逻各斯主义论点的一个极好讽刺。解构主义关于“替补”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为文学批评理论所借鉴，这里不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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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从言语与文字关系入手，德里达批判了逻各斯中心论，打破了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观，提出了概念之间没有等级和中心而只有差异的思想。解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构西方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论，对现存的等级秩序提出挑战。强调通过对旧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价值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批判与重建的双重姿态，德里达称为“双重约束”（doublebind）。他说：“事实上，我一直被两种必要性拉扯着，或者说我一直尝试公平对待两种可能看起来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构哲学，即思考哲学的某种关闭范围，但不放弃哲学。我承认这么做很困难，但无论在写作还是授课中，我重视始终尝试尽可能地同时采取两种姿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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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想产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论领域。它在政治学上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瓦解，重视多元文化价值。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个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解构主义思想对民族价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对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确立起到积极作用。当然，解构主义思潮自产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评。因为其理论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与理论，大多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而来，这样说来有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构主义发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种历史困境，即真理虚妄、意义不确定以及漫无边际的任意解释等。因此我们对这样一种影响巨大的理论思潮也应该抱一种批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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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解构主义审视我们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认语言多元性，承认每种语言与文字都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与作用，而不可轻易否认自己的语言文字。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深受西方语言理论体系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中国古代谈不上语言研究，进而否定汉语和汉字研究的传统和成就。从汉语言文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到对汉语和汉字的认识与评价都带上了西方学术思潮的烙印。如汉语的语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语法理论后面的，如汉语的语义学研究一直没能好好继承自己的传统，没能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对汉字的误解导致的汉字落后、汉字要改革等错误观念，如汉语目前的理论体系对很多汉语现象缺乏解释力等等。这都是西方逻辑中心主义的深层观念所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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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于西方的解构主义思潮，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传统思潮的反思。现在“解构”一词不再属于哪一个领域或地域，而是属于人类自身。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吸取其精华，也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2解构主义思潮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示出来。在此视角下，我们反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既要承认我们的成就，同时也要发现我们的问题。我们应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言文字的客观事实出发，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总结出汉语言文字的规律，开拓新世纪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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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在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值得我们发扬的传统有以下三点。

(1)重视实证和归纳。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法来自西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从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他考据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证”，“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仅仅这几个数字就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许慎重视实证的态度和做法。许慎之子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里，称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的问学传统。许慎以实事求是、信而有证的学术精神和态度成就的《说文解字》奠定了汉字学基础。着眼于汉代的这种实证态度，学术史上汉代古文学家的学术成就称为“汉学”。这种实证方法一直延续下来，到清代还有很多追随者。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求实的态度和精神，清代的语言学研究达到了传统语言学的高峰。清代的实证表现为考据法的盛行，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给予考据法以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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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过实证和归纳而成就的。如在《说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学派通过实证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乾嘉和传统实证方法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这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对此，王力先生曾强调：“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王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3］鲁国尧先生也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注:参阅鲁国尧《“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可见重视实证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

(2)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重视书面文献的研究，重视意义的独立研究价值。中国从先秦时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汉语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国记录文献的语言，也是知识分子进阶应试所用的语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仅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还是形成现代汉语的源头之一。当然，由于书面语和口语的脱节，从隋唐时期开始文言文和口语分离日渐严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为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间接因素。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汉语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认文言文在汉语发展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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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言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汉语的一个传统，一个与汉字的表意性质有关的传统。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中国学者把意义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离开语言环境后，还可以见到它的本义，看到其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古代学者一直把意义当作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看待，而不认为它从属于语法。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传统语言学还特别重视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而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这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3)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浓厚、很自觉的人文传统，“离经辨志”、“随文释义”、“微言大义”等说法，都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寻语言背后的东西。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乱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经传道。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形成了中国古代“小学”与经学融合的现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语言文字学著作即在经部。因此，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研究历来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文字构成的理据、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直接牵涉到文化，或是直接为文化服务。这就是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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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如张世禄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会观》中写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会，史策既无征考，则惟有求诸古来之余形遗迹，俾可想见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递嬗，察地层而识地壳之胎成，皆其类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国，则此文字者，诚有史以来，先民遗迹之所留，曷借之以窥其政俗之梗概，以补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弃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谓何，吾又乌睹其可哉？”［4］他在这篇论文中从汉字的构造入手来看古代社会的风土人情、物质生产和精神建构，体现了语言文字与文化相互参照研究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初，罗常培先生出版《语言与文化》一书，是自觉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划时代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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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语言学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影响很大，在解释汉语现象时并不能完全适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语言本身较重形式，而汉语和汉字则具有较浓厚的人文色彩。为了促进汉语研究，找到一种较为切合汉语实际的解释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文化语言学。[注:新时期文化语言学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汉语中的很多语言现象都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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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学的这三个传统都值得我们继续发扬。尤其是后两个传统恰恰是解构主义所重视和强调的。解构主义着力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客观而实际地认识其他语言文字的地位。解构主义非常重视书面语，这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等著作名称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达正是看到了逻辑中心主义、结构主义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语言的差异，强调书面语言和文字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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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和汉字重意义的特点和现代语言学的从形式到意义的转向是非常吻合的，这本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却被以西方为中心的语言学者认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现。西方逻辑中心主义认为，语音和思想的本质、存在的意义之间有最直接、最接近的关系。从“语音中心主义”出发，言说和口语受到推崇，文字被贬低。而且他们责难对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针对非语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学家都表达了类似的见解，黑格尔批评汉字说：“他们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或者，相反地，因为中国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科学兴趣，所以他们得不到一种较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大家知道，中国除了一种‘口说的文字’以外，还有一种‘笔写的文字’，后者和我们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个别的声音——并不把口说的字眼记录下来，却用符号来表示那些观念的本身。”“中国因为语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尔的这种见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汉字的普遍观念。西方人对汉字的偏见，还进而扩展到对汉语的认识。对汉语和汉字的偏见甚至一度成为西方人不自觉的思维习惯。

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力图创立一个具有普遍理性的语言学理论，将语言学变为一门科学。尽管索绪尔在心理上不愿意舍弃语言材料和语言现象的丰富多样性，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具有整体性、普遍性以及独立性的全新理论体系，事实上他将理性的语言观和人文现象对立起来，舍弃了语言符号的人文性。他对人文现象的舍弃，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根深蒂固的逻辑中心主义，他的语音中心论实则是逻辑中心主义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以及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础上的，长期以来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代表人类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种观念与拼音文字血肉相连，互为因果。这严重影响到对人类语言文字的公正认识，导致弱势民族语言被边缘化以致面临失语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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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主义实际上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反思，它检讨和总结了西方世界因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质丰富而产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思维，以及将文化系统建立在逻辑中心主义之上的缺点。解构主义承认东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样，具有各自的价值。德里达从融合表音与表意的汉字中发现了在逻辑中心主义外发展出强有力文明的证据。德里达的理论阐释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历史上部分西方学者的汉语言文字观念曾对西方逻辑中心主义造成过威胁，“一次是与科学思想的结合，汉字通过一般语言，通过莱布尼兹使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产生了偏离。再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东方学家费诺洛萨（ErnestFenollosa）和现代派诗人庞德(EzraPound)那里，这次是与诗学的结盟”［6］。德里达认为，从文学和诗学方面，汉语言文字展现的魅力能打破逻辑中心主义。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无论莱布尼兹，还是费诺洛萨、庞德，乃至德里达本人对汉语言文字的揄扬都是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他们都没有彻底了解汉语言文字。无论是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对汉语和汉字的贬低，还是少数学者的褒扬，他们的观点和认识都没有建立在对汉语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因此，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从汉语现象出发，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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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构主义的立场看，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应当从汉语现象出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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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在中国近代向现代的转折时期遭到质疑，受到冷落。与之同时，西方语法理论却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言文字学研究。那么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应当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确，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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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文化的发展更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寻找适合自己民族的发展道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也不例外。在这方面，前人和现代的语言学者已经导夫先路，提供给我们可资借鉴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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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忠最早借鉴西方的语法理论写出了《马氏文通》。该书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语法写成，而是马建忠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的结果。对此许国璋先生的评价颇中肯綮：“（《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学习《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国《普世唯理语法》为范式。此书之成，我以为只是马建忠根据普世语法字别种、句司字的通理，凭个人的哲学自信（conviction），经过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写成这部中国向所未有，在体系上又超过当时西方语法书的力作。”［7］马建忠利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现象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各种具体语言，必然会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马氏文通》对汉语语法分析贡献很大，但总体上看，其中更多的是总结出汉语语法和西方语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汉语本身的特点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王力先生说：“各种具体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当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的语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来说，世界语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点是主要的，没有这种特点，就会丧失其为独立语言的资格，和另一语言同化了”［8］。可见，对一种具体的语言来说，人类语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点是更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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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先生说的世界各种语言的共同性，应更多体现在日常语言中。而对于某种语言来说，日常语言只是这种语言的表层部分，其深层部分应当是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更容易展现一种语言的民族特点。科学语言的民族特点很不明显。自然科学的那些诸多概念、公式、定理与逻辑推理，很难说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个民族语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学语言。在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语言学十分重视口语，重视语音中心主义，重视共时描写，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促成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但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语言科学主义，则会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对书面语不重视，就容易使语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们以往的汉语研究由于过分借用西方语法理论来构建自己的体系，想利用这种体系来解决汉语的所有现象与问题，但结果并不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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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做法是从汉语的实际现象出发，扩大汉语的研究领域。我们过去的语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诗词骈文，只能分析形义相应的词语，不能分析形式压缩、内容积蕴的典故之类，这显示了汉语语言学的贫血现象。试问，如果汉语中去掉了“葛郎玛”（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点，那我们的汉语还是汉语吗？这些现象包括：第一，汉语中的对偶、平仄和骈文等；第二，汉语句法构造比较特殊，主语、谓语、宾语常有省略；第三，汉语的词难以确定词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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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为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自主创新做出了贡献。启功先生摆脱了从语言理论出发到汉语中寻找汉语规律的模式，坚持从汉语语言现象的实际出发去研究总结汉语自身的结构规律。从对一些具体汉语现象的观察中，分析归纳出若干条汉语规律。如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修辞与语法的关系问题，语言环境对语法结构的影响问题，语气、语调跟语义、语法的关系问题等。启先生对“葛郎玛”不能包括的汉语特点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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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语词性灵活的问题，19世纪英国汉学家威妥玛曾提出：“汉语词的多功能性（theversatility）——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汉语中对于这么多的词语（尤其是我们倾向于称之为名词和动词的词）有共通性，在有广泛差别的语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达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语言权威性地划分到像我们语言中词性的范畴里去的努力，都将枉费心机。而且，我们语言中的此类分析当然得有它们相对应的汉语语法，且不管能否对它们做词类分析；在所有的别的语言中用屈折变化生效而产生的大部分结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汉语自身也拥有，否则汉语就不成其为一种语言。”［10］对此，王宁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语、俄语这些种语言，一个词象一根小铁钩，一边有环，一边带钩，这个钩钩进那个环，连成一条就是一句话。钩和环得对合适了，大钩穿不进小环，大环挂不牢小钩，词的自由结合度很小，错了一点就被判为语法错误。可汉语的词象一个多面体，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胶，面面都能接，而且用点心都可以接得严丝合缝。比如回文诗，干脆结成一个圈儿，从哪儿都能念。这虽是文字游戏，可难道不启发人去想汉语的特点吗？”［11］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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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认识使我们看到，要想真正认识一种语言，就必须不带偏见，承认其独特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于汉语现象的认识都会有更多的一致，都会发现更多的汉语特点，并总结出相应的规则和理论，这也才是汉语言文字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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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现象出发，借鉴解构主义思潮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下面问题。

(1)如何看待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些是我们继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但我们的传统研究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如传统的语言学有注重实证和归纳的优点，也有不善于演绎和推理的不足。单独的归纳法，难以产生现代意义的语言学。训诂学中字、词不分的问题，还有语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节的模糊性和笼统性限制，而没有细致精确的声音分析的习惯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反映出我们传统语言学理论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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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走向科学的过程中，曾经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使用的结构分析和描写方法等，都来自西方。西方语言学具有的科学精神和哲学的思辨精神以及逻辑的推理与表述，造就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方法。西方语言学的不少流派都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给予了很多的启示和帮助，我们应当继续学习和关注。此外，西方学者关于汉语传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们重视。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们看到汉语的特点。[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卫东《威妥玛氏〈语言自迩集〉所记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时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论十九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等。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当然有些西方学者对汉语言文字的偏见，我们必须加以抛弃。我们不反对学习西方，但反对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甚至重复别人遗弃的东西。西方语言学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们盲目追从，把那些本身片面的东西用在汉语上，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

(2)如何看待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关系问题。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曾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结构主义以来以语音为中心的重口语和共时的方法对当代语言学的独立具有重要贡献。但这种过分重视口语和语音、轻视书面语的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汉语现象不是单纯的形式结构所能解释的。如启功先生所说，一个五言诗可以变换十种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为什么汉语中那么多四节拍，多于四拍的压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虽然现代语言学重言轻文，是苦苦挣脱了因文废言的传统语文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把结构主义强调到极点，就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即限制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影响了语言学研究的丰富性，导致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出现贫血现象。

而解构主义则给我们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对于口语和书面语都不能偏废。(3)如何看待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关系问题。

在目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汉语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实用语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汉语、现代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不同，实用语言以明白清楚为目标，因此逻辑、语法重于形象；文学语言则以有意味有情趣为目标，因此形象重于逻辑。“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母语比做一颗大树，树干、树枝、树叶、花朵，都属于表层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层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对汉语的研究，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是不可偏废的。(4)如何处理好汉语本体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

当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还有重本体、轻应用的倾向，似乎只有本体研究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实际上任何本体研究如果脱离了应用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启功先生紧密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发现了很多实际问题，然后考虑理论上如何解决。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应用，注意古今汉语、文言白话的等值翻译，注意中文信息处理的“电脑传译”，注意辞书编纂的义项归纳与排列等等。这都给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处理本体和应用的关系，目前语言文字学许多应用领域，如语言的规划和规范问题、汉语的国际传播和对外汉语教学问题、汉字规范和国际通用标准问题、辞书编纂问题等，都存在由于本体研究的滞后或游离而产生的诸多难题，影响了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阻碍我国向高科技信息时代前进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汉语研究必须重视本体与应用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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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好上面的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语言学的方法必须多样化，用一种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种方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都比认识自身容易，认识自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某个单一的研究路线能够解决的。”［13］只有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语言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这就是解构主义给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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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力.王力文集：第16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78.

［4］张世禄.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1-6.

［5］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25.

［6］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78.

［7］许国璋.《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J］.中国语文,1991(3).

［8］王力.语法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M］∥龙虫并雕斋文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0：493.

［9］启功.汉语现象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97.［10］威妥玛.语言自迩集［M］.张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9.

语言文字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H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2-0198-02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的学生根据索绪尔上课的笔记整理而成的一部语言学著作。书中他从符号学和心理学的角度阐述了语言学的本质，认为语言是一套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是心理学的研究范畴。本文主要对索绪尔对语言文字的关系的看法做一个简单地述评，并谈谈自己对语言文字关系的认识。

一、索绪尔对语言文字关系的看法

索绪尔《教程》绪论第六章的标题――文字表现语言就已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文字从属于语言。索绪尔认为语言是建立在听觉形象基础上的符号系统。与某一概念相联系的听觉形象，是语言的本质。接下来的论述中，他更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第六章共有6个小节，分五个层次进行论述：

第一层：语言和文字是两套不同的系统，必须区分开来。他说“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索绪尔以照片做例子，说我们认识语言不是通过语言本身来认识的，而是借助文字这种外部手段，就好像我们认识一个人，不看其本人，而是看他的照片，结果被表象所迷惑，不能清楚地看待文字的本质。

第二层：语言不依赖文字独立发展，而文字是依赖语言的。他以立陶宛语在今天仍旧反映印欧语系的状况为例，说明语言是离开文字而独立存在的。此外，他还讲到“有些很细微的语言事实是不依赖任何符号记录的帮助而被保存下来的。”

第三层：很多人并不区分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他们甚至把文字看得比语言更重要。索绪尔认为是不对的。论证这一层观点时，他说就连像葆朴这样的人，都没有把字母和语音明白准确地区分开来。在语言学领域的权威人士，直到今天，还是把语言和正字法混在一起。

第四层：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世界上有两种体系文字，一种是表音体系，另外一种是表意体系，首先，他把汉字看成表意文字，但也看到了汉字表音的倾向；其次，汉字只对于汉语而言，在汉人看来更不易区别。

第五层：写法和发音发生龃龉的原因及其后果。写法和发音矛盾的原因很多，索绪尔只谈了最重要的，“语言是不断发展的，而文字却有停滞不前的倾向，后来写法终于变成了不符合于它所应该表现的东西。在某一时期合理的记音，过了一个世纪就成了不合理的了。”另一个原因是一个民族需要借用外来字母时，借来的字母又不能适应新的书写体系，就只能采用随机应变的方法；还有就是词源上的原因。当写法和语音发生矛盾就会产生一系列后果，例如,语言本来的面貌被文字遮掩了，文字不再是一件衣服，而是假装，我们把文字看得比语言重要，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后果；另外就是人们总是在语言和文字不一致的时候，以文字为标准。

二、索绪尔对汉字的认识

索绪尔在《教程》中讲到：“在他们（汉人）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乍看这句话，好像是索绪尔在给文字下定义，但是仔细理解的话，其实他只是用了一种比喻的修辞方法，将汉字比喻为第二语言，是为了突出文字对汉人的重要性。他说表意体系中的一些文字，有的已经失去了表意的功能，变成了单纯表音的符号。他讲这些时，已经意识到了汉字中的形声字出现了。所以，他也意识到汉字不仅表意，而且具有表音的功能，汉字是一种形、音、义结合而成的单位。汉人遇到同音词时，就会借助书面语来区别意思，表达思想。他以方言为例，说明相同的书写符号可以表示不同方言表现的同一现象。他觉得汉字可以跨越方言而存在。汉字对于汉语来说是不同的系统，与汉语本身的系统并没有纠结在一起。

三、对索绪尔观点的评价

总的来说，索绪尔的语言文字观是为《教程》的观点服务的，他专门开辟一个章节讨论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就是为了说明语言学是一门单独的学科这个观点。他对语言与文字的关系的看法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着矛盾。

（一）合理性

他对汉字的看法具有其合理的一面。他意识到汉字里也有表音的成分，即形声字。我们说汉字是汉语所特有的一种结构单位。它的含义广泛、模糊、没有专一的所指。我们平常跟人说话，如果对方讲的太快，就会说：“别着急，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说。”绝不会说：“你一个词一个词慢慢说。”即使语言学家也不例外。显然，这里的“字”指的就是语言的结构单位。这些情况可以清楚地说明，“字”是汉语社团具有心理现实性的结构单位，写出来的字仅仅是把这种心理现实性书面化而已。这就是说，字首先是说的单位，从汉语形成的时候开始人们就用字说话，而后才把这种说的字写出来，至今还只有几千年。索绪尔对汉字的认识有一定的正确性的，只把他研究的内容限于表音体系。

（二）矛盾性

尽管索绪尔看到了语言和文字发展的不同步性，但他仍然坚持“文字表现语言”，而且强调“文字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语言”。于是在他看到了文字不表现语言时就说出了“(文字的)写法终于变成了不符合于它所应该表现的东西”这样自相矛盾的话。如果文字是表现语言的，语言变化了，那么文字也应该随之而改变，既然语言变了，文字可以不改变，这本身就证明了文字不是表现语言的。怎么明明看到了文字不表现语言的现象，还坚持它应该表现语言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索绪尔一方面举出具体的实例来论述“文字遮掩住了语言的面貌”，“是一种假装”，文字是如何不表现语言的；另一方面又坚持“文字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语言”，这是他在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方。

四、笔者对语言文字关系的认识

（一）文字是为适应语言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语言是以语音为物质媒介来传递信息的，只是依靠口耳相传而流传下来的，它不具有超时空性，不利于保存，因此不能适应语言社会交际功能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知识的渴求，人类经过长期的摸索，终于创造了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文字。反过来，文字的产生对语言也有积极的作用。它的超时空性、稳固性的特点决定了文字可以永久保存。

（二）人类可以没有文字，但是不能没有语言。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际工具。它在人们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文字就不同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早期是没有自己的文字的。比如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建国前是没有文字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交流。只不过，后来有了文字，他们的生产活动才有了更加详尽完备的记载。

（三）就存在形式而言，语言以语音为物质材料，文字则以书面符号为物质材料，不论文字的书面符号是否直接记录并表示语言的语音，这种物质存在形式的差异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文字系统的产生和发展不同于有声语言，也决定了人们对这两者在掌握和使用上的差异。

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一直是语言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不管人们如何争论，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当今社会，语言和文字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作用越来越不可忽视。利用好语言和文字，为的是更好地为我们的生活服务。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语言文字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H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1

1.语言文字异同及文字发生

关于语言文字的关系问题，以“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观点最具权威和代表性：“文字表现语言”，“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1]。该观点在国内外依旧主流。若针对拼音文字及语言，不愧是不刊之论，倘若谓之汉字与汉语，则未必适切。国内对之反思最深切剧烈的当属徐德江先生。徐氏认为：“文字分为两大类：非字音文字和字音文字。人类最初产生的文字是非字音文字，如图画文字。这个阶段，文字与口说语言尚未结合。当文字与口说语言结合时，人类文字的发展步入第二阶段：字音文字。‘形义法’是区别于口说语言的一切文字的共同本质。‘音’只是文字的一种―‘字音文字’的特质，认为没有‘音’就没有一切文字是不对的。‘形音义法’只是‘字音文字’的特点。”[2]上述观点发人深思。

“文字起源于图画”[3]，是学界的主流看法。本文据此认为，文字本源上是一种粗糙、简单的以形表义方式，一种与语言完全不同质也未必有关联的视觉性质的表义手段；而语言本质上是一种以音表义方式的听觉性质的交际工具。在历史的长河中，二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人类交际的需要。需注意，语言与“文字”的相互作用中，人类对语言于文字的作用更敏感，许是语言对文字的影响更大些。文字作为一种成熟、简明、便利的表义系统是建立在对语言借用乃至表达基础上的事实，支持了这一点。因此成熟的文字系统，往往是一种兼形音两种表义方式的视听的交际工具。换言之，自源性质的成熟文字系统，是一种在坚持自身本源中以形表义优点又最大可能地继承口语（语言）优点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优于语言的认知和交际工具。

那么，如何认识徐氏的“非字音文字”呢？笔者前文提到，文字本源上是一种粗糙、简单的以形表义方式，一种与语言完全不同质也未必有关联的视觉性质的表义手段。图画、手势等一切能够据形表义的方式都可以看作这样的表义手段。比之语言，它们存在表义不简明的严重缺陷。然而图画类的以形表义方式潜在的跨时空性，又恰是语言的天然所短。这许是文字起源于图画的道理。同时离开对语言的借用乃至表达，又难以形成一种成熟、简明、便利的以形表义性质的交际工具。这或许是学界坚持用是否表达语言以及能否完备地表达语言，作为衡量图画类形体是否算文字及成熟文字体系的道理。

因此，“非字音文字”可看作一种诸如图画、手势之类粗糙、简单的以形表义方式的视觉性质的表义手段。但须知，通常所说的文字，是指人类为克服语言交际的局限而创立的一种兼形音两种表义方式的视听的更优的新交际工具。它是在借用乃至表达语言的前提下，坚持自身本源中以形表义优点，又最大可能地继承口语（语言）优点的基础上形成的。

2.文字表达语言方式与文字类型

上文提到，离开对语言的表达，便难以形成新的更优交际工具，即通常所指的文字体系。由于语言是语音与意义的对立统一体，文字表达语言自然具有两种基本方式或可能。一种为文字形体主要通过直接表词或语素意义、间接表其音的方式。因而形体与意义关系密切与语音关系较为疏远，汉字为典型代表；一种为文字形体主要通过直接表词或语素音从而借以表其意的方式。因而形体与语音关系密切，与意义关系较为疏远，拼音文字都属该类。值得注意的是，前者一般是自源文字的语言表达方式，代表文字表达语言的天然路径和趋势；后者通常是借源文字的语言表达方式，是前者在一定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的自然变体。

简言之，汉字为代表的表意文字，是“写意”的文字。字形系统主要通过“据义而构形”[4]的方式形成。走的是形体表意理据性的道路，也就是，字形构造与所表意义之间的直接相关性和可解读性。因而，许多汉字古今构字理据虽有差异甚至截然不同，但“汉字的形体总是携带着可供分析的意义信息”[5]，还“因为汉语语素意义的变化比语音的变化慢”[6]，使得汉字字形的演变不但缓慢而且有迹可循。以上因素使表意汉字往往具备较强的沟通古今的能量，以其为载体的书面语，比之拼音文字，在历时平面上能够起到卓越的传播文化遗产的功效。同时，该类文字在坚持据义构形原则的前提下，仍沿着内在规律发展简化，以更好地发挥共时平面上交际工具的价值。

比之汉字，拼音文字是“写音”的文字。字形体系主要通过“据音而构形”的方式形成，本质上走的是形体表音理据性的道路。也就是，字形通过表达语音的方式自然而巧妙地表达了语音所负载的语义内容。纯粹“写音”表意的方式，大大解放了“字形直接表意”对文字本体的束缚，使字形的最大简化和书写的最大便利化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却大大减损了文字本体的价值，使得字形本身不再能直接携带任何意义信息，只能依赖其所约定表达的本就携带意义内容的语音来间接表意。文字本源于直接表义的图画形体，其形体本该能直接携带一定的意义信息，表意的汉字多少还保留着这一点。在表意文字体系中，意义是由字形和所约定表达的语音协同传达的，字形本身的表意度不容忽视。

因此，以拼音文字为载体的书面语，在历时平面，虽然不能否认也具备传承文化遗产的功效，因为其有形的物质外壳也一样可以传于异地流于异时。但由于其所“映射”的口语具有变化快的特点，每隔一段较长的时间后，作为其物质外壳的拼音文字为了能较好地记录口语的新面貌，就不得不跟着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文字体系面貌频繁变动的情况，大大削弱了以其为物质载体的书面语沟通古今、传承文化遗产的功效。而文化传承于人类的重要，却不言而喻。

3.结语

表意和表音是文字体系形成和发展的两大基本理据和两种自然路径。自源文字通常倾向于沿着表意的天然路径演变下去；借源文字则往往在改造某种自源文字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走上文字表达语言的第二基本路径即表音，并将沿其内在规律发展下去。两种文字类型各具特点和价值。在表意汉字于汉语应用的实践中尚未被淘汰及对其尚未得出透彻的认识之前，断言汉字落后乃至废除汉字是不科学的。

参考文献：

[1]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47页。

[2]徐德江 《浅谈文字语言―1981年来公开发表的论文与专著中主要学术观点综述》，《汉字文化》2005年第1期。

[3]周有光 《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4]王宁 《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语言文字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H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4-0133-01

满族被称为“马背民族”，1644年进入中原，建立了统治中国长达268年的清王朝。它不仅对东北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我们研究清代历史的瑰宝。但当它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却被后代遗忘，甚至到了濒临灭亡的惨状。

一、满族语言文字兴起的时代性

应运而生的语言文字。满语来源于古代女真语，是由努尔哈赤于1599年命文臣俄文德尼等创制的语言文字，“老满文”因此诞生。但 “老满文”的缺点很大。“纵观‘老满文’，最致命的缺点就是它的一个音节可以有几种读音，不是一个音节有一个固定的写法和固定的读音，给学习和使用带来诸多的不便和麻烦。”满文的创制是满族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标志。因此，说它是应运而生的文字。

独特的社会作用。无论是“老满文”还是“新满文”，都在满族社会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皇太极在1629年下令成立文馆，首开满文广泛应用的先河。1637十二月，清朝开始颁布施行立法。此后，清朝所颁行的时宪历书均匀满、汉、蒙古三种文字。在世祖福临时期。满文得到君主的大力推崇，但汉文以一种顽强的“民族意识”最终使满文被同化。但满文增强了满族共同体形成的凝聚力。

二、满文衰亡的历程

历史进程中被同化。满语有其自身的价值，但当面对拥有深厚文化传统的汉文时，它却显得那样脆弱。在康熙之前的几个时期，满文在满族内部被广泛使用，而对汉文的学习还是较少的。到康熙时期，满汉两文的使用情况可以说是难分伯仲。康熙时期，满族的达官显贵与凡夫俗子都在学习和使用汉语。清弘历时期满汉交流更加频繁，更多的人开始学习和使用汉文。总体上说，满文衰弱形势已无法阻止了。汉满两种文字在历史进程中互相取长补短。虽然历史选择了汉文，但满文却以自身的特点深刻的影响了汉文化。

现实社会中逐渐消融。虽然满族语言文字被汉文同化，但它并未消失，一直在满族人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今天满族语言文字的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严重的民族偏见几乎使满文满语一度从历史上消失。虽然现在满族人口数量近1000万，但 “满语及满文的使用在满族中却日见式微。”据有关调查显示，满族已完全以汉语为交际工具，仅有少数老年人会说满语。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三家子村是中国最后一个满语村，被称为“满语研究的活化石”。这个村子中仅有15个以满语为母语的人。

三、濒临灭亡的中华瑰宝

满族语言文字衰亡的反思。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民族，各时期、各民族的语言都承载着与之相关的文化体系。满族语言文字伴随着清王朝的兴衰，记载着清王朝的起起落落。

满文产生、发展、改革、兴起的过程，凝结了多少人的智慧，体现了多少民族元素！它的灭亡将意味着这个语系从此消失了。满文对满族的发展的确有自身的局限性，人们倾向于汉文是自然的。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每种民族语言的流失都会影响到汉语资源。可以说，母语强大是中国在世界中发展的基础。满族语言文字的存在与否对整个中华民族都是至关重要的。

保护满族语言文字。满语是清朝的官方语言，现在却濒临灭亡。这虽然已引起官方的关注，批准它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整个社会仍关注不够。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一）社会变革，政策变化大。像前面说过的旧中国时期，那种不利于满语发展的客观环境使满语文字的价值被覆盖。而相关部门未能采取及时有力的抢救措施。

（二）满族群众没有积极主动的去抢救母语。像三家子村中，除少数老人把满语作为母语之外，年轻的一代都没有学满语的意识。他们不是把它当成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当成一种落后的语言文字去看待。

（三）在当今的社会，人们更多关注于经济，导致满语满文的研究力量微乎其微。

四、结语

语言文字论文篇5

从本质上说，语言学是一门描写性的科学，而不是一门限定性的学科。在语言学的研究史上，从限定主义（prescriptivism）到描写主义（descriptivism）是一个根本性的进步。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语言学，其基本特征就是限定主义。语言规划的基本特征也是限定主义，不过，这种限定主义是对现代语言学描写主义的一个必要的补充，它不是简单地重复古希腊的限定主义，而是要在对语言现象描写的基础之上来制定语言限定的规范，因此，语言规划不是单纯的限定，而是在描写的基础上的限定，语言规划的限定往往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因此，语言规划的限定主义绝对不同于古希腊的限定主义，而是对古希腊限定主义的否定之否定。

语言规划就是政府或社会团体为了解决在语言交际中出现的问题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语言文字进行的各种工作和活动的统称。它是语言政策的具体体现。

根据对语言规划的这种界说，我们认为，语言规划具有如下的性质：

第一，社会性语言规划首先应该是政府或社会团体的行为，一般不能是个人的行为。尽管有时私人的或半私人的组织、著名人士、作家、出版商对语言规划也能起某些作用，不一定非得要有政府的参与，但政府或社会团体的权力的作用比个人的作用大得多。因此，语言规划又叫语言计划，通常由政府或其中某一个部门来制定，通过这样的计划，官方的语言政策可以得到确立或执行。语言政策体现了政府或社会团体对语言的根本态度。这个性质就是语言规划的社会性。

第二，权威性语言规划的社会性同时也体现了它的权威性。国内外在语言规划中的许多重大决策，往往都有国家领导人亲自参与，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当然，具有权威性的政府和社会集团不应当滥用权威，不应当用权术来控制学术或者压制学术，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语言规划一旦失去了权威性，就会引起社会上应用语言文字的极大混乱。因此，具有权威性的政府和社会集团对于语言规划的问题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慎之又慎，在语言政策的制定方面要保持一定的稳定。这就是语言规划的权威性。

第三，交际目的性语言规划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在语言交际中出现的问题，促进语言的社会功能的发挥。语言规划的目的是由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决定的。离开了交际功能的语言规划只不过是纸上谈兵；交际功能之外，无所谓语言规划。语言规划往往容易带上强烈的民族情绪，如果这种民族情绪影响了语言交际功能的发挥，就可能导致语言规划的失败。这个性质就是语言规划的交际目的性。

第四，长期性语言规划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一般不可能一蹴而就。有的国家的语言规划几经挫折，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初见成效；有的国家的语言规划受到政治斗争的影响，经历了非常曲折而艰辛的过程；有的国家对于语言规划的一些关键性决策的认识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逐渐深化，最后才获得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这个性质就是语言规划的长期性。

第五，实践性语言规划的内容是十分庞杂而广泛的，它除了对语言文字进行一般性的管理之外，还包括语言的选择、语言的标准化与规范化、文字的创新、文字的改革等极为广泛的、多方面的社会实践活动，而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已经大大地超出了一般性行政管理工作的范围，它不仅具有丰富多彩的学术内容，同时还包含了复杂广泛的各种实践活动。语言规划还往往涉及到多种语言和不同的专业学科，从事语言规划不仅要有广博的语言知识和专业知识，而且要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的经验和行政工作的能力，语言规划决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性工作，而是涉及到多种学科和多种部门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个性质就是语言规划的实践性。

总而言之，语言规划具有社会性、权威性、交际目的性、长期性和实践性的特点。我们在研究语言规划的理论和实践的时候，不可不注意这些特点。

“语言规划”这个名称是1957年由语言学家威因里希（UreilWeinrich）首先提出的。在语言规划这个名称出现之前，世界上早就进行过语言规划了。在我国，远在秦代就有语言规划，秦始皇把形形的六国文字统一为小篆，实行“书同文”，这就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语言规划。在欧洲，远在罗马帝国时期，实行以拉丁文统治多民族大帝国的“书同文”政策，官吏和军人掌握了拉丁文，但广大人民仍然处于文盲的状态。经过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以后，各个民族纷纷独立。文艺复兴时期解放了思想，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瑞典都成立过负责语言研究的机构，以保持和维护本民族语言的纯洁性，促进语言社会交际功能的发挥，为以后的工业化作了文化上的准备。这些也都是早期的语言规划。

关于语言规划的工作内容，语言学家诺依斯图蒲里（J.V.Neustupny）曾经把它分为“政治法”（politicsapproach）和“培育法”（cultivationapproach）两个方面。我们认为，诺依斯图蒲里的这种提法闪烁其词，含糊不清，晦涩难懂。为了在总体上对语言规划的内容进行分类，从实质上掌握语言规划的关键，我们有必要对诺依斯图蒲里这种分类进行改进。

在普遍浏览国内外有关语言规划的文献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如果撇开语言文字工作中的各种枝节问题不谈，语言规划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languagepositionalplanning）。就是决定某种语言或文字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position，status）。这种规划，一般要借助于政治的力量来进行，因此，它相当于语言学家诺依斯图蒲里的“政治法”。

第二，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languagenoumenalplanningorlanguage—in—selfplanning）。就是语言文字本体（noumenon，language—in—self）的改造和完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语言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在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中，需要保护语言文字本体的纯洁和健康，需要对语言文字本体进行精雕细刻的培育，因此，诺依斯图蒲里把它叫做语言规划中的“培育法”。

我们在这里把“语言规划”叫做“语言文字规划”，多加了“文字”这个词，是因为在我国通行的汉字是一种非常复杂而重要的文字，在语言规划中，必须给以特别的重视。

下面，我们从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和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两个方面，进一步对国内外的语言规划工作进行研究和考察。

二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

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决定某种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决定某种文字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

1.决定某种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印度、菲律宾、以色列、东非都进行了共同语文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以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为例来说明这些国家在这方面的工作。

新加坡于1959年成为英国的自治邦，1963年脱离英国，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是一个多语言的地区，讲英语、汉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但是，马来西亚联邦只能以马来语为官方语言，不容许新加坡保留其他语言作为官方语言，这样，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联邦之间在语言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再加上其他方面的矛盾，马来西亚请求新加坡离开联邦，新加坡在1969年成为独立的自治共和国。语言上的矛盾是新加坡不得不离开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新加坡，华人占人口的78％，马来人占15％，印度人占5％。新加坡宪法规定马来语、华语（汉语的普通话）、泰米尔语、英语4种语言为官方语言。马来语是马来人的民族共同语，为了尊重历史，新加坡规定马来语为国语，国歌要用马来语来唱，以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共同的标准马来语为规范。华语是方言复杂的新加坡华人的民族共同语，以中国内地的汉语普通话为规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同时，采用中国内地的简化汉字和汉语拼音方案。泰米尔语是新加坡印度人的民族共同语，泰米尔语的标准遵循斯里兰卡和印度的原有规范。英语是新加坡行政、教育和贸易的用语，是新加坡各族人民交际的共同语，以英国BBC广播公司的发音为标准音。这样，新加坡的语文以英语为主，多语并存，有利于发展经济和民族团结。英语成为各民族相互交际和吸收外来西方文化和科技的实用语言，而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则成为各个民族继承传统文化的语言，实行以英语为主流语言的双语制。1979年9月，新加坡开展以推广汉语普通话为目的的“华语运动”，要求在五年之内，新加坡的年轻一代华人，除了跟父母谈话用汉语方言之外，都使用华语，十年之内，华语要成为公众语言，与英语并用。受华语运动的启发，新加坡的“马来文化团体中央理事会”也在1982年举行了“马来语运动月”，提倡新加坡的马来人讲标准马来语。语言问题在多民族的新加坡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一方面实行双语制，一方面也不忽视作为第二语文的民族语文，同时又要防止民族语言运动盲目地发展成为民族沙文主义。因此，新加坡政府一直把语言规划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把语言规划看成与新加坡的文化、教育、经济和政治息息相关的问题。

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1963年联合加里曼丹岛、新加坡、沙捞越和沙巴成立马来西亚。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人口中，马来族占多数。马来亚在5世纪以前接受印度文化，字母源出于印度南部。15世纪以后信奉伊斯兰教，改用变体阿拉伯字母，1456年以后，马六甲海峡成为海上交通的枢纽，这里的廖内—柔佛（Riau—Johor）方言逐渐成为东南亚商人和旅客的交际语言。1941年日本占领马来亚，激化了当地的独立运动，马来语采用拉丁字母，代替原来的阿拉伯字母。马来西亚成立之后，1969年把以廖内—柔佛方言为基础的标准马来语定名为马来西亚语，1972年马来西亚的宪法又将它定为国语，并制定了语文改革计划，实现拼写法的标准化和词汇的标准化。

印度尼西亚原来是一些分散的封建王国，1596年荷兰入侵，从此开始了长达500多年的荷兰殖民统治，1942年被日本占领，1945年8月17日宣布独立，1950年8月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印度尼西亚有1亿7千多万人口，是世界上的第五个人口大国，有250多种语言和方言，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最大的民族爪哇族占人口的40％，但是爪哇语不是印度尼西亚的全民共同语。作为全民共同语的印度尼西亚语实际上就是马来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印尼民族意识高涨，1928年的印尼青年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口号，要求以马来语代替荷兰语，作为全国的法定语言。印尼独立后，与马来西亚对抗，马来语的推广受到阻碍。印度尼西亚的马来语是一种没有经过规范的语言，词汇和语法都没有规范化，缺少现代词汇和系统的科技术语。1959年，马来西亚和印尼两国商议，决定对马来语采用拉丁字母拼写，并采用“马印拼写法”（Malindo）为共同的拼写法，但由于不久两国关系恶化，直到1972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才决定采用以廖内—柔佛方言为基础的标准马来语为共同语，共同语可以由各国分别自定名称，不要求统一名称，但是，共同语的内容必须是一样的，两国又再次修改拼写法，称为“改进拼写法”，由两国政府正式公布施行。

文莱位于加里曼丹岛的北部，1984年独立，24万人口中，马来人占54％，华人占26％，土著居民占20％。1984年1月1日独立，也采用标准马来语为官方语言。这样一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文莱4个国家，将近两亿人口，便共同采用以廖内—柔佛方言为基础的标准马来语为区域性的国际共同语，他们抛弃了语文民族化的狭隘思想，迈向了语文国际化的道路，这是语言地位规划的成果，也是把语言规划的基本原理应用于社会语言生活所取得的成绩。

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内，语言的地位规划还要注意少数民族语言政策问题，要通过国家的力量制定有关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文字的政策、法令、标准等，慎重地处理好少数民族语言和全民共同语的关系。在多民族的国家里，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一定要包括语言平等在内。因为语言具有明显的民族特点，使用同一语言的民族成员都有一种特殊的民族感情，在他们看来，使用本族语言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没有语言平等就意味着没有民族平等。客观而论，语言平等是民族平等的具体体现。

语言的地位规划还应该研究世界诸语言的地位问题。一种语言在世界诸语言中的地位，不仅同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数有关，而且还同使用这种语言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有关。如果按照使用语言的人数来考虑，使用汉语的人数最多。在这种情况下，汉语的地位是最高的。但是，如果考虑到经济的因素，英语的地位就比汉语高得多了。英语原是现在德国北部的石勒苏益格（Schleswig）的“地角人”（Engle）使用的语言，叫做“地角语”（Englise，古代拼写法）。地角人渡过英吉利海峡移居不列颠（Britain），用他们的地角语代替当地的凯尔特语（Celtic），于是，这个地区称为“英格兰”（England），这种语言称为“英语”（English）。英语在5—6世纪时，用鲁纳字母（Rune）书写，鲁纳文字是一种在艺术性方面能与汉字比美的古典文字。7世纪时，基督教传入英格兰，英语开始拉丁化，15世纪时，英语的语音发生重大变化，而文字来不及反映这样的变化，写法很混乱，这种混乱的写法流传下来，成了英语拼写定形的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英语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大英帝国）的全民共同语，又成了科技和工业头号强国（美国）的全民共同语，今天，英语已经成了事实上的国际共同语。随着国际互联网INTERNET的普及，英语在INTERNET中处于唯我独尊的地位，英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英语的这种国际共同语的地位将会越来越稳固。同时INTERNET上出现了以英语为主，多种语言并存的局面。从语言规划的角度来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多语言的网络时代。一个是互联网络，一个是多语言，这是我们这个时代语言规划的特色。

与确定某种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有关的是濒危语言的问题。据统计，现在全世界的语言总数大约有6700种，但是，大多数的语言都处于灭种的边缘，只有不到200种的语言没有消亡的危险。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丧失了语言也就是丧失了民族的文化，民族文化需要用民族的语言才能充分地表达出来。如何挽救这些濒危的语言，是语言地位规划应该注意研究的问题。

2.决定某种文字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

国际范围内的拉丁化浪潮实际上也就是进行文字地位的规划。

从罗马时代开始，欧洲的文字就掀起了拉丁化浪潮，拉丁字母成为罗曼语族的文字，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都采用了拉丁字母。接着，拉丁字母代替了原来的鲁纳字母（Rune），成了日耳曼语族的文字，英文在5—6世纪是使用鲁纳字母的，后来改用拉丁字母，德语、荷兰语、卢森堡语、丹麦语、挪威语、瑞典语、冰岛语都采用了拉丁字母。拉丁字母向欧洲东部传播，同斯拉夫字母争地盘，波兰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语都采用了拉丁字母。此外，阿尔巴尼亚语、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爱尔兰语、芬兰语、匈牙利语、爱沙尼亚语都采用拉丁字母。地中海岛国马耳他，讲阿拉伯语，也采用拉丁字母。

随着新大陆的发现，拉丁字母传到美洲。整个美洲都采用了拉丁字母，南美洲和中美洲全盘拉丁化，他们不仅采用宗主国的拉丁化文字作为官方文字，连本土的语言（如巴拉圭的瓜拉尼语、秘鲁的凯楚亚语）也使用了拉丁字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拉丁化浪潮席卷到大洋洲，使整个大洋洲都拉丁化了。除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外，太平洋中的许多新独立的国家都掀起了拉丁化浪潮。夏威夷成了美国的一个州，采用英语为官方语言，夏威夷语逐渐衰落，仅用于地名和旅游用语之中，这些残留的夏威夷语全部采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新独立的斐济、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马绍尔群岛、基里巴提、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贝劳、西萨摩亚、汤加、瑙鲁都采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本民族的语言也都采用拉丁字母。整个大洋洲也都拉丁化了。

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以北的阿拉伯国家采用阿拉伯字母，南面除了埃塞俄比亚采用传统的民族字母之外，都使用拉丁字母。可以说，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也拉丁化了。索马里信奉伊斯兰教，独立后创造新文字，在阿拉伯字母和拉丁字母之间进行了困难的抉择，最后毅然放弃阿拉伯字母而采用拉丁字母。这是继土耳其之后，又一个伊斯兰教国家采用拉丁字母。坦桑尼亚和肯尼亚采用斯瓦希里语为两国共同的官方语言，斯瓦希里语早年采用阿拉伯字母，现在也改为采用拉丁字母。通用于尼日利亚和尼日尔的豪萨语，16世纪采用阿拉伯字母，20世纪初也改用拉丁字母。南非共和国除了使用英语之外，还使用阿非利堪斯语作为官方语言，也采用拉丁字母。此外，卢旺达、布隆迪、莱索托、斯威斯兰、马达加斯加等国的本土语言，不仅成为了法定的语言，而且也都采用了拉丁字母。

亚洲西部使用阿拉伯字母，南部使用印度字母，东部使用汉字。拉丁化浪潮席卷了亚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土耳其，原来一直使用阿拉伯字母，由于土耳其语的辅音少元音多，而阿拉伯字母原则上都是辅音字母，只有三个加在辅音上的元音符号，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土耳其语，容易产生歧义，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延续了700年，阻碍了土耳其文化的发展。1922年土耳其废除苏丹制度，1923年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在1924年宣布放弃阿拉伯字母，采用拉丁字母，1928年公布了新的拉丁字母表，并决定从1928年秋季开始正式采用拉丁字母，从1929年1月1日开始，凡是土耳其语编著的书籍一律用拉丁字母印刷出版，教学上一律禁止使用以阿拉伯字母印刷的书籍。土耳其是横跨欧亚两洲的国家，土耳其改用国际化的拉丁字母，在东方国家文化和西方国家文化之间首先筑起了一座拉丁字母的桥梁，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后来许多国家的拉丁化运动，都是以土耳其为榜样的，影响极为深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冲破了印度字母和阿拉伯字母的传统，采用拉丁化的民族文字。印度尼西亚在5—6世纪接受印度文化，采用梵文字母，13世纪信奉伊斯兰教，改用阿拉伯字母，17世纪以后沦为荷兰的殖民地，以荷兰语为官方语言，采用拉丁字母，在民间用拉丁字母书写各种本土语言，后来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共同以标准马来语为官方语言，采用拉丁字母。马来西亚很多人信奉伊斯兰教，习惯用阿拉伯字母，在拉丁化浪潮冲击下，改用拉丁字母。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虽然都以标准马来语为官方语言，都采用拉丁字母，但是，拼写法各有差异，印度尼西亚的拼写法受荷兰语影响，马来西亚的拼写法受英语的影响，不利于彼此的交流，1972年统一了拼写法。菲律宾有多种语言，其中有的语言在18世纪前采用起源于印度的变形字母，后来有的地方改用阿拉伯字母，采用以他加禄语为基础的菲律宾语为国语之后，也实现了拉丁化，菲律宾是双语制国家，还使用英语为官方语言。

越南原是使用汉字的国家，另外还使用根据汉字仿造的汉字型文字“字喃”，汉字是正式的文字。1651年，法国神甫罗德（AlexandredeRhodes）设计了拉丁化的越南拼音文字，代替汉字和字喃。起初，这种拼音文字只在教会使用，1885年法国在南方积极推行这种拼音文字，使它成为辅助行政和教育的文字，后来扩大传播到越南全国。1945年越南独立，称这种采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为“国语字”，作为国家正式文字，废除汉字，实现了拉丁化。

我国是汉字的发源地，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拉丁化的《汉语拼音方案》，秋季开始在全国小学教学，小学生入学，先学汉语拼音字母，然后用拼音字母帮助学汉字，汉语拼音方案在推广普通话、基础汉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方面，成为方便的学习工具。50年代以来，我国制定的少数民族拉丁化文字共13种，其中，苗文3种（黔东、湘西南、川黔滇），载瓦文、布依文、哈尼文、侗文、土文、壮文、傈僳文、白文、黎文、纳西文各一种。另外，拉祜文、佤文、滇东北苗文三种原有的拉丁文字得到了改进，景颇文是一种原有的拉丁化文字，继续得到使用，这样一来，如果不包括1994年新制定的羌文，共有17种拉丁化文字。

现在，全世界拉丁字母已经在120个国家成为正式的文字，不用拉丁字母为正式文字的国家也有拉丁字母的拼写法，作为辅助文字或拼音符号。中国的汉语拼音方案在1982年成为了汉语罗马字的国际标准（标准号：ISO7089），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正在制定各种非拉丁文字的罗马字转写标准。

国际拉丁化的浪潮席卷了全世界，这是国际语言文字生活中引人注目的大事。

当然，国际拉丁化浪潮也有受到阻碍的时候。前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曾经以中亚的突厥民族为主，掀起拉丁化的浪潮，阿塞拜疆率先于1923年实行了拉丁化，接着，前苏联的各种突厥文字以及其他使用阿拉伯字母的文字都纷纷改用拉丁字母，创制了30多种少数民族拉丁化文字。中国在苏联的华侨也制定了拉丁化的中文。这个声势浩大的拉丁化运动得到了列宁的支持，后来斯大林反对拉丁化，主张苏联所有要求改造和创造文字的民族，都必须采用俄文字母，字母不足可以补造新字母。根据他的命令，前苏联所有已经制定的拉丁化民族文字，都一律改用俄文字母。俄文字母是地区性的字母，拉丁字母是国际化的字母，采用俄文字母，不便于在国际上进行文化和经济交流，特别在信息网络时代，在网络上不用拉丁字母几乎寸步难行，因此，在苏联解体之后，这些国家又酝酿重新改用拉丁字母。

蒙古于1921年独立。1940年，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第10次代表大会上，决定采用新文字，并成立了以党中央总书记泽登巴尔为首的新文字中央委员会负责新文字的工作。新文字中央委员会在采用拉丁字母还是采用俄文字母作为新文字的问题上，进行了反复的研究，最后决定采用俄文字母来改革自己的旧文字。在俄文字母表的基础上，增加两个新字母，共35个新字母。1941年5月部长会议和党中央联席会议通过了这35个蒙古新文字字母，1941年11月又通过了新文字的正词法，从1943年开始，全国范围内都采用了新文字。现在蒙古境内的主要出版物，都用新文字出版，学校的课程也以新文字讲授。在世界范围内的拉丁化浪潮中，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被卷入这个浪潮。这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在文字改革上作出的决策，也是世界文字地位规划工作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朝鲜也进行了文字改革运动。朝鲜早在公元1世纪时就接受汉字文化，早期的历史书都是用汉语的文言文写的，后来创造“吏读”，用汉字来书写朝鲜语，尽管使用吏读，正式文字仍然是汉语的文言文。朝鲜在李英宗8年（1443年）时制定了《训民正音》的拼音字母方案，共28个字母，这套字母的形式是按照发音器官的形状造成的，字母的排列也是按照发音的原理，先辅音后元音，辅音字母的顺序，先不吐气辅音后吐气辅音，元音字母的顺序，先单纯元音，后复合元音。字母近似汉字的笔画，叠成汉字的方块形式，这种形式的文字是一种内部音素化的拼音音节方块字，叫做“谚文”。谚文字母虽然少，但是音节组合很多，文献中出现过的音节组合字达4951个，仍然是一个大字符集。《训民正音》于1446年李世宗时刊印，《训民正音》上说：“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终不得伸其情者多矣。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习，便于日用。”所谓“谚文”，就是通俗文字的意思。谚文后来在李朝燕山君时曾一度停止，1894年，朝鲜政府宣布《训民正音》可以作为公用文字，此后汉字和谚文一直混合使用。1948年，朝鲜开始废除汉字谚文混合体，在供给一般人阅读的各种报纸、杂志、书籍、公文中完全停止使用汉字，改而使用“谚文”。现在，谚文已经用于朝鲜国家事务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韩国继续使用汉字谚文混合体，可是减少了汉字的数目，文学作品也全用谚文。韩国教育部1972年公布1800个汉字，要求中小学生掌握。朝鲜的文字改革走的是一条民族形式拼音文字的道路。

三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

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指的是某一国家或地区中，某种语言或文字与其他的语言或文字在地位上的关系；而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则指在某一语言或文字内部其自身的普及推广以及标准化和规范化的问题，这是语言文字本体内部的关系问题。

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共同语的推广和规范化；2）文字规范和标准的制定；3）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

1.共同语的推广和规范化

推广共同语是语言文字本体规划最重要的工作。共同语的范围有大小的不同。有民族共同语，有全国共同语（或全民共同语），有区域性的国际共同语，有世界性的国际共同语。

在农业化的时期，农民基本上不外出活动，与外界交往很少，安土重迁，共同语的用处不大。当时农业的知识也比较简单，可以口头传授，不一定用文字说明，需要文字和共同语的只有官吏和商人。到了工业化时期，生产的知识复杂了，口头传授不够了，人民需要学习文字，需要学习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工人和商人大量增加，他们流动频繁，需要共同语来进行交际。在欧洲的罗马帝国时代，实行以拉丁文统治多数民族大帝国的“书同文”政策。

工业革命以后，西欧国家和北美都把普及教育和推广共同语作为国家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十分重视。西欧和北美较早地形成并且普及了标准的共同语。共同语是现代教育的血液，共同语的普及推动了教育的进步，而教育的进步则推动了西欧和北美国家的现代化。

日本的民族主要为大和民族，北海道还有阿伊努族人，通用日语。除琉球群岛之外，本土日语分为关东方言和关西方言两种，关西方言又可分出一个九州方言。这些方言，除鹿儿岛差别较大之外，不同方言区的人都能相互听懂。这种情况，十分有利于日本国语的推广。日本的国语，原来以京都话为正宗，日本迁都东京以后，改为以东京话为国语的标准。日本在明治维新（1868年）以后，只用20年的时间就普及了以东京话为标准的国语，做到了一切学校讲国语，一切公共场所讲国语。日本迅速普及国语，主要依靠两项措施：第一，日本十分重视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以国语为教学语言。第二，日文是汉字和假名混合的文字，假名是拼音的音节文字，读音很容易标准化，汉字的读音在字形上表现得十分模糊，不利于读音的标准化，日本实行在全部汉字旁边都注上假名的办法，在普及国语的时期，小学课本、报纸、杂志和所有的日文书籍上的汉字，都注上假名。这种给汉字用假名注音的办法促进了汉字读音的标准化，当然也就促进了国语的普及。全部注音的办法一直实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后汉字数量大大减少，国语已经普及，只在生僻的汉字旁边注音。充分利用注音，是日本能迅速普及国语的另一个原因。语言规划一般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日本用20年时间普及国语，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清末中国的学部尚书问日本的文部省大臣，如何才能办好新教育，日本的文部省大臣回答“推行国语”。国语也就是共同语。在亚洲，日本首先认识到：共同语是教育的前提，而教育则是建国的前提。这样的认识是非常可贵的。

我国自清末以来，就开展了国语运动。1903年，清末奏定的《学堂章程》中的《学务纲要》第24条明文规定：“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这里的“官话”也就是国语。辛亥革命之后，1911年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1917年成立了国语委员会，1919年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以后，国语运动进入推行期，修订注音字母，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调整国音标准，推动学校的国语教育，培训国语师资，出版国语的书刊。

但究竟什么是国语，其内涵一直不十分明确。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对国语作了明确的界说，改称普通话。

普通话也就是汉民族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有了这样明确的标准，推广普通话就不至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1956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成立了普通话推广工作委员会。1957年11月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方案，这对于普通话的教学是一个很大的推动。1978年8月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加强学校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教学的通知》。为了培训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人员，1979年的2月和10月，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语言研究所举办两期普通话研究班，培训学员80多人。1978年年底至1979年夏天，先后有湖北、河南、安徽、内蒙、江苏、吉林、湖南、广东、福建、青海、黑龙江举办了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1979年8月，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一个新的推广普通话的高潮。经过40年的努力，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新加坡的华人社会和香港，也掀起了学习普通话的热潮。

全民共同语的规范化是语言文字本体规划的重要方面。地方方言也有规范化的问题，但是，全民共同语的规范化比方言的规范化影响面更大。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全民共同语的规范化问题。全民共同语的规范化既是一项群众性很强的社会实践活动，又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理论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的需要显得十分突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了汉语方言的纷杂，汉语的书面语也相当混乱，因此，我国政府及时地把包括推广普通话在内的语言规范化工作当做严肃的政治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其实，在解放前数十年间，我国的有识之士也看出了语言规范化的重要性，他们奔走呼吁，发起旨在建立和推广民族共同语、改进语文工具、提高语文教学效果的语文运动，但是，由于政令不一、战乱频繁，学术研究力量微薄，这个语文运动没有发展成为全民的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敏锐地认识到语言规范化的重要性，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同时，该报逐日连载吕叔湘、熙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的社论和《讲话》的推动之下，全国掀起了学习语文的高潮，现代汉语规范化成为一项全社会的事业全面地开展起来。《讲话》发表的目的之一，就是“纠正语言文字中的缺点”，指出“哪些格式是正确的，哪些格式是不正确的，某一格式怎样用是好的，怎样用是不好的”。可以看出，社论和《讲话》的目的就是要进行语言规范，它奠定了以书面语为主要对象，以“匡谬正俗”为主要方法的语言规范模式。这样的模式，对于纠正写作中的错误，对于澄清当时普遍存在的语文混乱，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这样的模式在局部问题上虽然收效较快，但是却难于贯彻和持久。之所以难于贯彻，是因为“匡谬正俗”的根据，即规范的标准，常常引起争论，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规范的标准只能反映过去的既定事实，卡得太死，就会阻碍语言的发展。

语言的规范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要从动态的观点出发来看待语言的规范，而不是单纯的“匡谬正俗”。这是因为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变化之中，从来没有静止的时候。社会的每个地区、每个集团，甚至每个人，使用语言都不会是一模一样的，都会产生大大小小的变异。我们不能把语言规范看成是僵死的、凝固的、静止的系统，把它们作为条条框框到处去套活生生的语言。实际情况是语言的变异不断冲击着现存的规范，在它的冲击之下，大部分原有的规范总是保存着，否则，人们就无法彼此交流思想，可是一部分旧的规范被突破了，更多的新规范出现了，语言也就因之而向前发展了。当然，变异虽然本质上是一种推动语言前进的力量，但是具体分析起来，有的变异是积极因素，有的变异是消极因素，还有的变异纯属语言错误。我们只应肯定积极的变异，而指出消极的变异，对那些语言使用中出现的错误则必须予以纠正。

语言规范既然本质上是约定俗成的，那么不管它是自发的或是自觉的，它既有绝对的一面，又有相对的一面。这是因为语言作为全民交流思想的工具，虽然需要有明确的、有时甚至带有某种强制性的统一标准，让大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遵守，这时它是绝对的；但是从根本上说，语言作为交流思想的工具，只要人们能用它彼此进行交际，就能够完成协调彼此思想、行为的任务。

这样约定俗成地形成的规范一般就应该予以承认，不能过于拘泥，把规范看得太绝对了（当然，在判定是否合乎规范时，还应该考虑一系列的主、客观社会因素）。语言的使用标准不像红绿信号灯、旗语、军号、信号弹那样简单而绝对，易于掌握，它往往需要考虑并协调各种因素甚至彼此对立矛盾的因素，需要相当的灵活性。总之，语言规范化工作主要是对语言的变化加以恰当的分析和选择，对语言的发展加以合理的承认和阐述，同时排除那些不健康甚至错误的东西。这样的认识显然比简单地提出“纯洁语言”的口号深入了一步。这些情况说明，语言的规范化工作必须有系统而坚实的语言规范化的理论来指导，必须认真地研究语言规范化的理论。

80年代以来，我国在语言规范化的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有的学者提出了语言中存在着许多中介物，在规范方面提出规范“度”的理论，以区分病句和不规范的用法。

有的学者认为语言是动态的，动态是语言的本质，提出语言是亚稳态体，提出语言的动态性理论、语言是开放的梯形理论、律动说、脉动说，指出了语言中有序与无序的相对性；还提出了语言变化的惯性和时间差理论，指出语言规范化工作要适度超前，要善于抓住机遇。

有的学者提出语言的层次性理论，指出在推广普通话中存在层次的问题，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提出了三级六等的不同层次，在普通话规范的程度上不作强求一律的要求。

有的学者提出了语言的潜、显理论，认为潜、显是语言运动的原因和方式，所谓“显语言”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行为经验事实的语言现象的总和，而所谓“潜语言”，就是还没有被我们说过、听过，但是随时可能破门而出的语言现象；潜语言的存在是语言具有开放性和生成性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主张，在语言规范化工作中，语言学工作者不要以“语言警察”的身份自居，不要以语言规范的卫道士的形象出现，来维护陈旧的、缺乏新鲜活力的语言规则；“规范就是服务”，做语言规范化工作的人应该一边做学生，一边做先生，不要本末倒置，为了合乎某种所谓的“规范”而妨碍语言本身的发展，妨碍人们的交际、思维和认知。

有的学者通过探索语言变异形式中合理性因素的有无来判断和评价语言运用中的正确和错误，以便修正和淘汰错误，确立新的规范形式。

这些理论和观点的研究，使我们对于语言规范化的理解就更为深刻了，这是我国应用语言学工作者对于语言规范化基本理论的新贡献。其中的许多理论，是在长期实践工作的基础之上，加以提炼升华而提出来的，是经得起实践的考验的。

2.文字规范和标准的制定

正词法标准的制定是文字规范和标准制定的主要内容。任何拼音文字都应该有自己的正词法。英语、法语、德语等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文字的语言，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发展出适合于本语言特点的正词法（orthography）。

英语正词法的形成经过了很长的历程。英语分古代英语（公元700年—1100年）、中古英语（公元1100年—1500年）和近代英语（公元1500年至今）。公元9世纪丹麦人入侵英国，至11世纪初，丹麦人实际上统治了英国，丹麦语和英语同属日耳曼语族，加速了古英语的简化过程。

1066年法国人入侵之后，英国实际上存在着3种语言：法语是官方语言，拉丁语是宗教语言，英语是社会下层使用的语言。后来由于政治上的历史变动，英语逐渐成为官方语言，在这个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法语词，公元1250年—1400年的150年内，约有10000个法语词进入了英语，75％至今还在使用。

由于基督教会的影响，拉丁语词汇也大量进入英语，使得英语的同义词大量增加。例如，同是表示“问”的3个词，ask来自古英语，inquire来自法语，interrogation来自拉丁语。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使大量的拉丁语、希腊语词汇涌入英语。例如，arithmetic（算术），grammar（语法），logic（逻辑）来自希腊语，arbitrator（仲裁人），executer（执行者），item（条款）来自拉丁语。这些情况，使得在现代英语中，借词占了80％的比重，这些来自不同语言的大量借词，减少了同形词和同音词产生的机会。大量吸收外来词——这是英语正词法得以形成和巩固的一个重要因素。

英语正词法中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英语的书面拼写形式和读音之间的矛盾问题。由于文艺复兴时期印刷术的推广和教育的普及，英语的书面拼写形式逐渐统一，形成了规范的形式，而这些规范的形式又通过印刷的方式进一步固定下来。与此同时，英语的语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得规范的书面形式与实际的发音之间出现了很大的矛盾。在英语正词法中，基本上保持历史上原来的词形，从而减少了同形词和同音词产生的可能性。

18世纪开始，英国强调语言的规范化，要求语言准确有力。1755年，约翰逊（SamuelJohnson）编写了第一部英语词典，把英语词的拼写形式固定了下来。这样，英语的正词法就能够以词典作为规范的根据。

尊重历史，保留词形的原有形式，这是英语正词法得以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书面拼写形式与实际的发音不一致，当然也会给英语的学习和使用带来一些困难，为了统一读音，英国从维多利亚时代就开始推行标准语，著名语音学家琼斯（DanielJones）编写的《英语发音词典》（EnglishPronunciationDictionary）成了人们必须遵守的发音规范。

我们可以看到，英语的正词法主要是遵从历史原则，同时也适当考虑语音原则。

法语属罗曼语族，它的祖先是拉丁语。拉丁语的使用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就一分为二了：书面的拉丁语古文有严格的语法规则，专为贵族和僧侣使用，口头拉丁语俗体是人民大众使用的活语言，又称民间拉丁语。民间拉丁语随着罗马帝国版图的扩大，由军队和商人传到了法国南部的高卢人那里，并逐渐取代了高卢语，同时又受了高卢语的影响。公元7—8世纪，原来的民间拉丁语变成了一种新的语言——古代法语。

12世纪末，以巴黎为中心的方言逐渐成为法国的全民语言，17世纪以来，由于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法国一直十分注意语言文字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主张清除法语中的不纯洁成分。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法语的语音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书面的拼音形式却已经基本固定下来，语音的演变并没有反映在书面的形式上，因此，法语与英语一样，也存在着书面的拼写形式与实际读音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一方面固然给学习法语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另一方面却为区分同形词和同音词提供了有力的手段。

为了解决书面拼写法和实际读音的矛盾，法语的正词法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规则。

例如，法语词末的辅音－ds，－s，－x等，大多数是古音在书面形式上的遗迹，在现代的口语中已不发音。利用这些形式不同而实际上已经不发音的词末辅音，就可以区分同形词和同音词。poids（重量），pois（豌豆），poix（松香），发音都是［pwa］，是同音词，由于词末辅音－ds，－s，－x不发音，利用这些形式各不相同的词末辅音，就可以把这3个同音词在书面形式上区别开来。

可见，法语正词法主要是遵从历史原则，并把这个原则作为区别同音词的重要手段。

德国人在使用拉丁字母之前，是使用鲁纳字母（Rune）的。这种字母的形式很像拉丁字母和希腊字母，是一种艺术性很强的拼音文字。德国人在接受了基督教之后，就放弃了艺术性很强的鲁纳字母而改用简明的拉丁字母。公元2世纪，拉丁字母的地位在德国进一步巩固。

到了公元7世纪，拉丁字母成了西欧各国大部分民族文字的基础。但是，德国早先使用的拉丁字母是歌德体的字母，与西欧各国并不完全一样。在使用拉丁字母来拼写德语的过程中，德语的正词法逐渐形成。例如，在中古高地德语时期，元音的变音（Umlaut）用a、o、u后加e来表示，分别写为ae、oe、ue，后来才采用在a、o、u的上边加两个圆点的办法来表示变音。

德语正词法主要根据下列原则：

1）语音原则：这个原则要求词中字母的发音应与该字母的表音一致。例如，p、t、k、f等字母在词中的任何位置或与任何字母相结合，均依次读为［p］、［t］、［k］、［f］。这个正词法原则还要求单词的发音与其拼写法尽量保持一致。例如，kalt（冷）读为［kalt］，oft（经常）读为［oft］等等。在德语中，70％—80％的词和字母是符合语音原则的。

2）形态原则：这个原则要求，词根和词干的写法在由它们派生出来的词中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在合成词中，在名词的变格形式中，在动词的变位形式中，在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形式中，尽量保持词根和词干的原有形式，必要时采用变音（Umlaut）。

3）识别原则：这个原则要求把声音相同而意义不同的几个词在写法上加以区别，以便在书面形式上区分同音词。例如，Lid（眼皮）与Lied（歌曲）都读为［lid］，根据识别原则，把Lied中的［i］写为ie。

4）历史原则：这个原则要求保持历史上的某些传统写法。例如，ziehen（拉）一词中的字母h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因为词根里i的长音已经写为ie，完全没有必要再加上一个h来表示长音，但由于这个h在历史上曾经表示过一种特殊的而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辅音，根据历史原则，可以把这个h保留在ziehen的词形中。

在这4条原则中，“语音原则”是德语正词法的最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使得德语的书面形式比英语和法语易读，易写，易记。

然而，德语有19个元音，23个辅音，共42个音位（phoneme），而拉丁字母只有26个，这就不可能处处都遵循语音原则。为了弥补字母之不足，同一个字母可以表示不同的音位，同一个音位可以表示不同的字母，也可以采用字母组合来表示一些单字母不能表示的音位。为了补充语音原则的不足，德语正词法还规定了如下的字母拼写规则：1）同一个音位可以用不同的字母或字母组合来表示。2）同一个字母可以表示两个音位的组合。3）用不同的字母组合方式表示长元音，并使之成为区别同音词的手段。

由此可以看到，德语正词法十分注意语音原则，但也考虑到了形态原则，识别原则和历史原则，以区别同音词，减少拼音文字使用中的同形现象。

1958年2月11日，我国正式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这就出现了汉语拼音的正词法问题。

汉字一连串写下来，既不分词又不连写，只有“字”的书写单位，没有“词”的书写单位。汉语普通话中的词有单音节的，有多音节的，多数是双音节的。用汉语拼音来拼写普通话时，应该分词连写，也就是以“词”作为书写单位，使得语言中的表义单位能够在书面形式上反映出来。这是拼音书写形式与汉字书写形式的根本区别。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写成zhōnghuárénmíngonghéguó，也不是写成zhōnghuárénmíngònghéguó，而是写成ZhōnghuáRénmínGònghéguó。再如“出租汽车”，不是写成chūzūqìchē，也不是写成chūzūqìchē，而是写成chūzūqìchē。

这样的写法反映了词语的实际结构，阅读起来比全分或全连都来得清楚。可见，汉语拼音正词法就是以词为单位来正确地书写汉语普通话的拼写法。

1984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试用稿）》。1988年7月1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试用稿）〉的联合通知》。1996年1月22日，国家技术监督局《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把它当作国家标准。这样一来，汉语拼音正词法的规范便基本确定下来了。

如果今后汉字文本也要标志词的界限，那么，汉字的文本也有正词法的问题。这样的问题，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将会越来越迫切。因为在计算机网络上，要进行大量文本的检索，如果汉语的书面语没有词的界限，检索的效率是很低的。这个问题迟早会被提到日程上来。

日本使用汉字，并且较早地注意到了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问题。日语中汉字的读音分为“音读”和“训读”两种。“音读”是按照汉语的字音来读，“训读”是按照日语的字义来读，一个日文汉字的读音可以多到几十种。为了解决读音的困难，日语中创造了“假名”。假名起初站在文字之外，后来进入文字之中，日文书面语成了汉字和假名的混合体。假名先书写虚词，后来扩大到书写实词，书面语中汉字在逐渐减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为了加快减少汉字数目的步伐，于1946年公布了《当用汉字表》，共1850个汉字，出版物中用的汉字以此为准，此外均用假名代替。1981年重新公布《常用汉字表》，汉字增加到1945个，除法令和公文必须遵守这个字表之外，其他不作硬性规定。减少汉字初见成效。日本还简化汉字，1946年的《当用汉字表》中不少简化汉字，1981年的《常用汉字表》中，有简化字225个，占字表总数的12％。日本整理汉字，以减少字数为主，不以简化笔画为主，在常用汉字中进行简化，牵动的面比较小，收效却比较大。除了《常用汉字表》之外，还规定人名用字166个，取名以常用汉字1945个和人名用字166个为限，不得超过。

日本的假名有平假名和片假名两种。在使用中，假名的字形逐渐规范，两种假名也各有分工，平假名趋于通用化，片假名趋于专用化，科学技术术语、外国的人名地名，都用片假名书写。

日本的罗马字运动开始于明治维新前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文部省于1947年发表《罗马字教育指针》，规定国民学校罗马字教育实施要项。罗马字正在逐渐成为与传统日文并用的一种辅助文字。日本罗马字有“黑奔式”和“训令式”两种，黑奔式是美国人黑奔（J.C.Hepburn，1815—1911）提出的，训令式是日本人根据日语特点自己设计的。两种拼写法各有千秋，造成社会上罗马字拼写法的混乱。日本已经把“训令式”提交国际标准化组织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47），希望它成为用拉丁字母书写日语的国际标准。在日本文字的计算机处理中，日本采用“假名—汉字转换”的方法，制成了日文文字处理机，成功地解决了日文输入计算机的问题。我国语言学老前辈周有光教授把日本在文字规范方面的经验总结为十六个字：“言文一致，东西并用，新不废旧，多轨前进。”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在我国，汉字的使用年代久远、地域广阔，存在着极为严重的同字异形现象，造成学习和阅读的沉重负担，非常需要进行规范化。1955年12月，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共列出异体字810组，含1865个汉字，经过整理后废除了1055个字。1965年1月，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出《关于统一汉字铅字字形的联合通知》，推行经过整理编定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共6195个汉字。

由于汉字字数庞大，笔画繁多，难学难记难认，是扫除文盲和普及教育的严重障碍，必须进行改革。为此，国务院在1965年1月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开始全面推行简化字。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发行了《简化字总表》，共收2236个简化字，简化了1264个繁体字，经过这样的整理和简化，基本上确定了现代汉字的字形规范。

在信息时代，与计算机技术有关的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日益重要，汉字的信息处理成为中文信息处理的关键性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我国为了解决给没有文字和原有文字不完备的少数民族创制、改革和选择文字的问题，50年代组织700多人参加的7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分赴全国16个少数民族的省区进行少数民族语言普查，基本弄清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分布情况和文字状况，帮助13个少数民族制定或改进了18种文字方案。创制少数民族文字的原则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民族文字方案尽可能与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有的语音单位，可以另外设计字母。根据这些原则，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是比较合理的。

3.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

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工作长期被我国的语言学界忽视，有些语言学家认为“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不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有鉴于这种局面，周有光先生力排众议，高瞻远瞩地把“术语的国际化”列为语文现代化的六大内容之一。

科学技术术语是人类科学技术知识在自然语言中的结晶，是人类自然语言中十分宝贵的财富。在国际上，国际标准化组织成立了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37），专门负责术语标准化工作。在我国，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和国家技术监督局下属的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门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为了促进与国际的交流与合作，成立了中国术语工作网。随着新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入，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术语标准化日见重要起来。

语言文字论文篇6

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儒家重要经典著作《论语》，是先秦时期文言文的典范作品。两千多年来，《论语》中的许多语言单位依靠其特有的语言形式和独特的文化内涵被人们广泛使用，最终，结构上具有定型性、意义上具有格式塔特征的成语进入了现代汉语语汇系统。能在《论语》中找到明确来历和出处的成语，称为《论语》成语。为数可观的《论语》成语在语音、用字、用词及句法上保留了古代汉语书面语所具有的文言特征。本文重点探讨《论语》成语的文言用字现象，具体而言，就是古音通假和古今分化字的使用。

一、古音通假现象

所谓古音通假，通俗地说就是古人写“别字”的现象。古人在使用汉字时临时借用音同或音近的字去代替本字，从而形成“通假字”。如：

祸起萧墙（《季氏篇》）：萧，通“肃”。萧墙，门屏，古代宫室里用以分隔内外的当门小墙。《辞源》：“君臣相见之礼，至屏而加肃敬焉，是以谓之萧墙。”比喻祸乱潜藏于内部。

造次颠沛（《里仁篇》）：颠，通“蹎”，仆，倒；沛，通“跋”，拔起。《辞源》：“颠沛，言树连根拔起而倒仆。因用以形容人事困顿、社会动乱。”形容仓促匆忙之中，困顿潦倒之际，无处安身。

犯而不校（《泰伯篇》）：校，通“较”，计较。别人侵犯、欺侮了自己也不计较。

举直错枉（《颜渊篇》）：错，通“措”，放置。选拔正直的人，放置在邪枉的人之上。

亿则屡中（《泰伯篇》）：亿，通“臆”，猜测，揣度。意料事情都能与实际相符。

观过知仁（《里仁篇》）：仁，通“人”。通过观察一个人所犯过错的性质，就能知道他的为人。

忠告善道（《颜渊篇》）：道，通“导”，引导。忠诚劝告，善意引导。

华而不实（《子罕篇》）：华，通“花”，只开花而不结果实。比喻外表好看而内容空虚。

暴虎冯河（《述而篇》）：冯，通“淜”，涉水过河。《说文》：“淜，无舟渡河也。”清段玉裁注：“徒涉曰冯河……淜，正字。”空手搏虎，徒步过河。比喻有勇无谋，冒险蛮干。

道听涂传（《季氏篇》）：涂，通“途”。在路上听说，在路上传播。多用来指没有根据的传闻的话。又作“道听途说”。

久要不忘（《宪问篇》）：要，通“约”，穷困。指做人必须以信义为重，不管如何艰难困苦，也不能忘记自己的信念和约言。

《论语》成语的古音通假现象，是出处相关词句古音通假现象的保留。由于“通假字”通常被视作古人写的“别字”，所以《论语》成语中的某些“别字”在现代汉语中已经被“正字”所代替。比如《为政篇》：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颜渊篇》：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道”在这两段话中都是古音通假，通“导”，为“引导”的意思。源自这两段话的“导德齐礼”“忠告善道”两个成语在现代汉语中，则分别采用了“正字”“通假”（“别字”）两种不同的书写形式。再如，“举直错枉”“举枉错直”两个成语出自《为政篇》：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手足无措”出自《子路篇》：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错”在这两段语句中同属古音通假现象，通“措”，“放置”的意思。在现代汉语中，“举直错（措）枉”“举枉错（措）直”两个成语，“错”可以采用通假（“别字”）“正字”两种不同的书写形式，而在“手足无措”这个成语中，就只有“正字”一种写法了。

二、古今字现象

古今字也是文言文中常见的用字现象。所谓古今字，也叫古今分化字。上古时期某一个字形兼表几个不同的概念，后来造出另一个或几个汉字（多数以原来的古字为声旁）表示其中某个或某几个不同的概念，从而分化了原字所表达的几个概念。习惯上，分化前的字称作“古字”，分化后各司其职的字称为“今字”，部分《论语》成语保留了古今字的文言用字特征，比如：

一仍旧贯（《先进篇》）：贯，同“惯”。一切依照惯例。又作“悉仍旧贯”“姑仍旧贯”，多写作“一仍旧惯”。

上知下愚（《阳货篇》）：知，同“智”。天资最聪慧的人和天资最愚笨的人，都由先天决定，不可改变。多写作“上智下愚”。

善贾而沽（《子罕篇》）：贾，同“价”，善价，高价。有好价钱才卖出去。比喻有才能的人遇到真正赏识自己的人才肯发挥才干，或得到高职位才肯出来做官。又作“待价而沽”。

无适无莫（《里仁篇》）：适，同“嫡”，亲近。指对人对事毫不偏颇，没有亲疏、厚薄的区别。

《论语》成语的古今字现象，是出处相关语句文言用字特征的孑遗。比如“无适无莫”出自《里仁篇》：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於比。”为了词义理解上的方便，有些存在古今字现象的成语发展到现代汉语，多采用今字的写法，比如“一仍旧贯”多写作“一仍旧惯”，“上知下愚”多写作“上智下愚”。《论语》原文中的某些古今字，在现代汉语成语中则分别采用古字、今字两种不同的书写形式，如《子罕篇》：子贡曰：“有美玉於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贾”和“价”是古今字，“善贾而沽”和“待价而沽”两个成语，在现代汉语中分别采用古字、今字两种不同的书写形式。“无适无莫”中的“适”则仅保留了古字写法。

语言文字论文篇7

关键词：网络，网络语言，网络语言出现的根源，网络语言的组成，网络语言语体，语言文字应用

1.网络－像火一样改变人类的生活

国际互联网Internet的出现，是20世纪末人类科技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当今的时代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Internet则是这个时代的基石与代表作。Internet的普及使网络不再是专家们的技术沙龙，使人们可以突破时间、地域的限制而共享信息资源和进行全天候的交流。当今已经通过Internet形成了一条在不同种族、不同国家地区之间进行超时空多媒体信息交流的神奇纽带。专家们评论和预测互联网的划时代意义：像火一样改变人类的生活。

网络源于美国，它的前身只是联接了4台主机的ARPANET（于1969年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用作军用实验网络而建立，1973年正式运行）。1989年由CERN开发成功的WWW（WorldWideWeb，万维网），为Internet实现广域超媒体信息截取/检索奠定了基础。1990年商业使用的Internet在美国开始急速地扩大，Internet也从原来少数人专属使用的网络变为平民化的网络系统。计算机科学的历史迄今不过半个多世纪，计算机网络的历史（从二十世纪80年代Internet这个名词产生）也不过20年（直正高速发展是在二十纪90年代中期），但它们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以往任何时代的任何一种发明，它们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和娱乐当中。不仅如此，它们对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商业乃至国防都起到决定性作用。

正是意识到互联网的重要意义，国际上对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的研究十分重视。我们现在所用的互联网，它的发展几乎完全由美国独立完成，从各种基础的硬件（如路由器、服务器）到各种标准、软件乃至关键技术，全部由美国掌握，其他国家都是追随者。由于具备这个优势，美国不仅在网络上，而且在军事、国际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拥有巨大的影响。1992年，美国政府主导进行了“下一代互联网计划”的研究，1996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又设立了“下一代因特网”研究计划（NGI）。另外，美国19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联合起来，共同构造了一个叫做“Internet2”的网络研究平台。这个平台计划把创造出今日Internet的美国学术界、政府、工业界联合起来，共同研究创建今后的Internet。如果失去对下一代互联网的发言权，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其他国家和地区也相继开展了下一代互联网的研究，都对研究下代互联网投入了巨资。我国第一个下一代互联网的示范网——中国高速互联研究试验网格（NSFCNET）项目由清华大学、中科院信息中心、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邮电大学联合承担建设，在2001年已经通过鉴定验收。下一代互联网与现在的互联网的标志性区别是：速度更快（将比现在的拨号上网提高1000～10000倍）、IP地址数量更大（将广泛使用IPV6体系，可为地球上每平方米土地分配数以千计的IP地址）、使用更安全（病毒、恶意攻击将得到有效控制）。有专家如此评论下一代互联网的划时代意义：“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火的使用是野蛮人与文明人的分界线；下一代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意义和影响，决不亚于火的使用。”人类的祖先在使用火以后，告别了蒙昧而逐步迈入了文明时代。专家们认为，下一代互联网的应用和普及就像火的使用一样，会让世界发生质的变化。一切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

2.网络语言（网络催生的语言的新语体）的来源与组成

我国第一次与国外通过计算机和网络进行通信始于1983年，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IHEP）通过商用电话线与美国CERN建立了电子通信连接，实现了两个节点间电子函件的传输。以后陆续有了中国学术网络（CANET）、中国科研网（CRN）、中科院网（CASNET）、清华校园网（TUnet）、北大校园网（PUnet）、中国教育和科研网（CERNET）、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国家公用经济信息通信网（GBNET，金桥网）等。待到新浪网、搜狐网、网易、首都在线、雅虎中国、163、263、中国人、中华网、无极网站等家喻户晓时，中国的网络已不胜枚举了。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3年1月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截止2002年12月31日，我国上网用户人数为5910万人。5910万人这个数字意味着，我国上网人数数量已经仅次于美国，居于世界第二位。实际上截到2003年11月底，我国网民数量已经超过7800万，全世界每9个上网用户中就有一个来自中国，但我国是互联网“大国”而不是“强国”。

网络是语言的一个新载体，载体的变化往往造成语言风格或语体的变化。语体是语言的环境变体，如日常会话语体、公文语体、文艺语体、媒介语体。网络催生了语言的新语体——网络语言。我国自1990年大力发展网络研究和应用后（特别是1995年后），由活动在网络虚拟空间、具有自主、开放、包容、多样和创新特点的网民群落逐渐创造和形成中国的网络语言——在网络这种特殊环境中（例如BBS、OICQ、E-mail）传递和交流信息的载体、社会语言的变体——网络语言语体。在网络语言语体中完全病句、数字、符号、拼音、汉字、英文字母杂糅表达式成了正宗语言，成为网民的习惯用法，规范汉语却变成另类表达，例如附录中网络语言的二个例子。纵观网络语言的林林总总，其组成大致可分为以下14种：

（1）符号叠加谱新意：

最有创造力的是：本身无任何意义的符号叠加在一起，居然表达出各种各样的实在意义，成为情感符号。例如：“（-_-）”表示神秘笑容；“:-”表示平淡无味的笑；“＾-＾”表示咪着眼睛笑；“|－P”表示捧腹大笑；“:-)”表示咧着咀笑；“:)--”表示大笑；“:-(”表示扁脸，不高兴了；“:-(*)”表示恶心，想吐；“:-P”表示吐舌头：“;-)”表示使眼色，抛媚眼；“:-o”表示哇塞，惊呆了；“*<|:-)”表示圣诞老人、圣诞快乐；“(＾@＾)”表示幸运小猪猪；“<@-@>”表示醉了；“Zzzzz……”指睡觉的样子。

（2）数字代码谐音语

用一连串的数字的谐音或转意来作数字密码表示各种意思是另一个高明的发明。例如：886（拜拜了）；7456（气死我了）；9494（就是就是）；246（饿死了）；520（我爱你）；596（我走了）；53770（我想亲亲你）；51396（我要睡觉了）；584（我发誓）；5555555（哭声呜呜呜……）；5203344587（我爱你生生世世不变心）；5871（我不介意）；1573（一往情深）；8807701314520（抱抱你亲亲你一生一世我爱你）；2010000（爱你一万年）；360（想念你）；04551（你是我唯一）；5366（我想聊聊）；286（反应慢，智商低，落伍了）；687（对不起）；56（无聊）；8147（不要生气）。

（3）英文术语和句子

在网语中夹杂一些英文术语和句子是一种网上时尚。例如：e这e那；＠；.com；.NET;copy;cyberchat（网上聊天）；cyberlover（网络情人）；howfar？（多少距离？）；howmany？（多少（数））；howmuch？（多少（钱））；pleasehurry.（请快些）；where?（哪里？）；who？（谁？）；why？（为什么？）；single（单身）；occupation（职业）；nicetomeetyou.（能见到您真高兴），等等。

（4）自创英文极简缩略语

自创英文极简缩略语更是聊天室里的密电码。例如：IC（我明白了。全文是Isee.）；IDK（我不知道。全文是Idon’tknow.）；TKS（谢谢。Thanks）；TYVM（太感谢你了。全文是Thankyouverymuch）;u(you);ur(your);VG（很好。VeryGood）；CU（再见。Seeyou）;CUL（再见。SeeyouLater）;r(are);hv(have);sis(sister);bro(brother);Pls(Please)；以上是能猜出意思的极简缩略语。而有些是很难猜出意思的，除非你事先知道其意思。例如：MorF（是男还女。全文：MaleorFemale）；LAT（又漂亮又有才华。全文：LovelyAndTalented）；FOTFL（大笑不止；笑得滚倒在地上。全文：FallingOnTheFloorLaughing）；HHOK（哈，哈，开个玩笑。全文：HaHa,OnlyKidding）；KISS（不是吻，不要自作多情，是“简单一些，傻瓜”。全文：KeepItSimple,Stupid）；K001（酷，是cool的变体，显得更酷）；YOYOW或YOYW（你得为自己的话负责。全文：YouOwnYourOwnWords。或YouOwnYourWords）；VC（不是微生素C，而是风险投资。全文：VENTURLCAPITAL）；f2f（面对面。Facetoface），“to”在网络用语中因为语音与2相同而简称为2，这种与其说是简称，倒不如说是一种网络时尚，例如B2B，B2C，C2C；B4（以前。Before）；L8R（以后。Later的变体或L8TR）；BB（再见。原文ByeBye）；CBA（酷毙了）；还有一系列的CEO（首席执行长官）、CKO（首席知识长官）等等。

（5）自创拼音极简缩略语

自创拼音极简缩略语（尤其是用于人的称呼上）颇具人情味。例如MM（妹妹）、JJ（姐姐）、GG（哥哥）、DD（弟弟），一下就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还有P或PP（屁屁，屁股也）；PMP（拍马屁）；BT（变态）；BD（笨蛋）；RMB（人民币）；PLMM（漂亮妹妹）；WAN（我爱你；woaini）。

（6）汉语谐音词语

汉语谐音词语被网民群落用来显示自己的个性。例如：酱紫（这样子）；共眠（共勉）；幽香（邮箱）；竹叶（主页）；偶（我），偶来乐（我来了）；等等。

（7）动物名称借用

动物名称借用使得网上好象是到了动物世界，使网络语言显得风趣幽默。例如：屁免（PII，奔腾2）；酷鸡（酷机，指功能强的主机）；菜羊或赛羊（赛扬主板）；烘焙鸡（个人主页，hompage）；猫（调制解调器，MODEM）；老鼠（鼠标，Mouse）；（温）酒屋(win95)；（温）酒吧(win98)；版猪（版主，电子公告版管理员）；准网虫（见习网虫，网络新手）；爬虫（初级网虫，有点水平的网络新手）；小虫（中级网虫）；大虫（副高级网虫）；飞虫（高级网虫）；大虾（超级网虫）；菜鸟（网络新手）；飞鸟或老鸟（超级网虫，网络高手）；恐龙（丑女）；食肉性恐龙（长相丑陋的泼妇）；食草性恐龙（长相丑陋但稍温和的丑女）；青蛙（丑男），等等。

（8）汉语同音字词代替

在网络语言中汉语同音字词的借用比比皆是。例如：斑竹（版主）；点心局（电信局）；你才（你猜）；打雪丈（打雪仗）；密马（密码）；粉发涂强（奋发图强），等等。

（9）传统词汇新含义

有一些传统词汇在网上被赋予新的含义。例如：妹儿（电子邮箱）；坛子（论坛）；打铁（贴帖子，在BBS上发表文章）；机车（不上道、自以为是）；孔雀（自作多情）；太平公主（超级双频、超级平胸）；隔壁（相邻的论坛）；大侠（超级网虫，网络高手），等等。

（10）港台校园流行语

网络语言中有一部分是港台校园流行语。例如：ATOS（会吐死）；AKS（会气死）；偶像（呕吐的对象）；潜水艇（没水平）；化妆（意指粉发涂强，转意奋发图强）；天才（天生蠢材）；神童（神经病儿童）；蛋白质（等于“笨蛋++神经质”）；大姨妈（月经）；露露（看一看）；炉主（倒数第一名），等等。

（11）语气用语

用“嘻嘻”、“哈哈”、“呵呵”、“嘿嘿”、“哎哎哎”、“啊――”等表示情感或打岔。

（12）新造词语

新造词语为网络语言中最有创造力的部分，也是最传神的部分。例如：伊妹儿（电子邮件）；美眉（妹妹、美女）；（网络文学的作者）；拍砖或拍板儿砖（论坛上的争论，多半指批评意见）；灌水（随意写，内容空洞无物，过长言之无物）；造砖（指认真精心地写）；楼上楼下（上面或下面连的文章）；QQ（call我吧）；东东（指东西）；见光死（比喻网恋等一见面就完蛋），等等。新词新语已成为网络语言的标识，不用则会被认为不入流。初次上网的人总被一眼认出并被送上“菜鸟”、“爬虫”等雅号的原因盖缘于此。

（13）网络文学作品或“大话西游”精典语句作密码

网络文学作品（例如蔡痞子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或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中精典的句子、段、对话成为网络上新的密码，对不上话就知道你是菜鸟，给踢出去。例如：对方问你姓名“你妈贵姓呀（唐僧语）”，你不能真的回答姓张姓王，而要回答“啊――！（表示精神崩溃）”、“我受不了啦――（拔刀自尽）”、“我倒（表示晕倒）”、“（上吊）（表示受不了唐僧的唠叨、婆婆妈妈叽叽歪歪而上吊自尽）”等等。如果对方威胁你，你要学孙悟空说“饶命啊英雄”。如果有人用剑抵住你的喉咙，你应该学至尊宝（孙悟空）撒谎说：“（你应该这样做，我也应该死。）曾经有一份真

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你的剑在我的咽喉上割下去吧！不用再犹豫了！）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当别人管你借东西时（你应该学唐僧）说：“你想要啊？你要是想要的话，你就说话嘛，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虽然你很有诚意地看着我，可是你还是要跟我说你想要的。你真的想要吗？那你就拿去吧！你不是真的想要吧？难道你真的想要吗？……”当网上女朋友问你为什么喜欢她时说：“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再例如：有人问你为什么不爱她（他），你可以用“第一次亲密接触”中的精典语句回答：“如果我有一千万，我就能买一幢房子，我有一千万吗？没有。如果我有翅膀，我就能飞。我有翅膀吗？没有。所以我没有办法飞。如果把整个太平洋的水倒出，也浇不熄我对你爱情的火。整个太平洋的水全部倒得出吗？不行。所以我并不爱你。”

（14）网上笔名（网上绰号、网名）

网名也是网络语言中的一个组成。网名也就是昵称，不起昵称而以真名实姓上网的人几乎没有。因为网络是虚拟世界，所以网名起得五花八门、奇奇怪怪甚至很另类很张狂。有充满英雄气概的。例如：海王星、太阳山2350、降龙十八掌、三分剑法、百花错拳、独孤九剑、乾坤大挪移、黯然销魂掌、李寻欢、剑过漂香、指点江山、喜之狼、游侠、剑客、豺子头、林海雪原、自由自在、如风掠过、摘下江天星、笑傲江湖，等等；有诗情画意比较浪漫的。例如：萱草、风中玖瑰、怡人、温婉、上胘月、云淡风清、花好月圆、归去来兮、寂寞含羞草、留得残荷听雨声、桃花依旧笑春风、相见不如怀念、缘来缘去缘如水、雪山飞鸟、甲壳虫、小小鸟、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原来思念也有生命，等等；有幽默诙谐的。例如：伤心地铁、死活不嫁、白煤、帅得发呆、加冰的热咖啡、砸锅卖铁来上网、春风吹乱了我的光头，等等。有比较另类的。例如：暗中伤人、图穷匕首现、包藏祸心、疯狗、笑里藏刀、浪子、痞子、鬼子六、古惑仔、座山雕、魔鬼胡安、问题男孩、怀疑一切、招摇过市、狗屎，等等。有占便宜的，例如“我是你爸爸9297”；有普普通通的。例如：玖儿、娟儿、小宇、小文、小明、薇薇、芳芳、丽丽、萍、莲、亮亮、大伟、枫、树，等等；也有人起的黄色网名。例如：“性感男人”、“给我”等等粗俗下流的网名。也有用字母与数字组合作网名的，例如“谍儿tang78”、“green2956”等等。

网络语言出现的根源，其主要根源有下面4个方面。

（1）节约时间和上网费用

在网络的论坛（BBS）和聊天室时，为了提高文字输入速度，节约上网时间，主要是为了节约上网费用（上网费很贵而上网时间很长时钱包支持不起），网民群落对一部分汉语和英语词汇或句子进行改造，才创造出英文极简缩略语、拼音极简缩略语、数字代码谐意语。网络语言新词汇的诞生还有一个根源就是微软操作系统上使用智能性全拼输入系统，由于上面的字词或者不是按照网络使用频率排列或者根本没这个词，所以在寸秒寸金的网络上，网民就没有耐性保证打字的准确而大量使用同音字词代替，直到形成公认的新词汇。例如“版主”没有，就用程序生成的“斑竹”代替，“主页”没有就用“竹叶”代替，“你才”先出来就代替要选字的“你猜”；“点心局”先出来就代替电信局。

（2）蔑视传统，崇尚创新

网络语言、网络文化是一种伴生于网络技术的文化现象。网民群落由于大多数很年轻，具有自主、开放、包容、多样和创新特点，他们蔑视传统，具有极强的反传统意识，崇尚创新，完全不受传统语言语法、语义的规范、标准的约束，因此创造出一种方便网络上应用的语言变体——网络语言语体。

（3）张扬个性以引起别人的重视

网络给了每个人张扬个性、释放自我的独特空间。因此网民群落比较愿意故意显得另类来张扬自己的个性以引起别人的重视，因此创造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词汇和网名。网络语言已经成为某些人表现其个性的标志。

（4）掩饰个人身份、年龄、性别和语言习惯。

因为网络空间是虚拟世界，所以大多数人为了掩饰个人身份（是白领、是蓝领、是老板、是主管、是职员、是工人、是学生、是教师、是服务员），对自己的年龄保密（是80岁、是8岁），不暴露自己的性别（是男是女），不流露自己的语言习惯，而愿意以另一种专用的语言来在网上参与论战、与人聊天交流，网络语言就应运而生。

3.网络语言的是是非非

网络语言产生后，其是是非非在我国也掀起过轩然大波。近几年来，对网络语言争论颇多，持积极态度支持者有之，批评、质疑者也有之，甚至将网络语言斥为对有几千年传统的汉语的破坏、斥为文化垃圾、精神污染、斥为网上黑话者也有之。据有的报纸报道认为，网络语言在我国已经经历了四个冲击波。2000年6月26日《文汇报》刊登驻京记者吴娟的记者见闻《网络语言不规范引起关注》，开始形成了第一波。吴娟在《文汇报》2000年12月12日报道的《网上会话不再雾里看花》一文，开始了第二波。第三个冲击波是从《南京日报》2001年2月13日刊登记者李芳的《网络词典是黑话词典吗》和《北京科技报·网络周刊》2001年2月16日刊登记者阮帆的《网络语言“敲”出新天地》开始的，参与的媒体增加到三百个。2001年4月30日上午，国家语委语用所的于根元先生在北京广播学院BBC国际台“新世纪网络传播发展国际论坛”上的发言，比较全面扼要地对编写《中国网络语言词典》的批评和质疑作了回答。2001年9月7日，《北京科技报》上远帆的文章“第四次冲击波”预言，《网络语言概说》的出版将会引发第四次冲击波。

正如于根元先生发言中所说的：网络语言的实质不是黑话，对不同语体的语言有不同的规范要求的，交际值（交际到位的程度）是衡量语言是否规范的惟一标准。求稳和求新是语言既能用来交际又交际得好的要求。如果一种语言不能发展了，那是最大的不规范。在语言创造面前人人平等。游戏功能也是语言的重要功能。这些说的都不错。

但是，据笔者看，目前网上交流和网络语言仍然存在一起问题。问题之一是少数网民在网上存在不道德不文明的言行，主要表明在：一是不守口德，随意谩骂和进行人身攻击；二是有些人为使自己在网上受到别人的重视故意表现出另类性格和反调言论，与现实社会的行为规范存在明显冲突，污染了网络浪漫的天空，例如有些人起的粗俗下流、庸俗不堪的黄色网名和写的黄色词句。问题之二是，网络语言存在一些粗话、脏话和嘲讽人的词语。例如：TMD（他妈的）、WBD（王八蛋）、NND（奶奶的）、QNNND（去你奶奶的）、SB（傻逼）、NQS（你去死）、SJB（神经病）、东方不败（不男不女）、469（死老狗）、0748（你去死吧）、0487（你是）、BT（变态）、＠%＆$$%＆（骂人的话），还有嘲讽人的神童、天才、蛋白质、太平公主，等等。这是网络语言中的糟粕。存在的第三个问题是，目前网络语言已不甘心只有网络上生存，开始走出虚拟的网络，有进入现实生活中的倾向。例如，一些网络词汇也进入生活的口语中并成为新新人类的口头语，成为一种新时尚，比如用“东东”代替“东西”，用“886”代替“拜拜了”，评价女孩这个是“食肉性恐龙”、那个是“食草性恐龙”，下一个是“美眉”，骂男孩子是“青蛙”。更可怕的是，有些中、小学生的作文尤其是日记、周记里充斥着大量的类似语言。有些老师呼吁：现在学生上网越来越多，而他们又正处于打基础的时候，如果对网络语言不加控制，很可能对传统正规语言的学习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另外，第四个问题是网络语言过于求新在求新度方面有些过头，例如E-mail有电子邮件、电子函件、伊妹儿之称；BBS有电子公告板、电子公告牌、电脑告示牌、在线公告牌多种说法；版主也被写成“班主、版猪、斑竹、版竹”等等。常常是一种创新还未定型又有一种创新出现了。这些问题不能不日益引起人们的担忧。

4.网络、网络语言与中国语言现代化

在网络飞速发展和迅速普及的今天，网络也像其他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样是一把双刃剑，在让人们享受新技术给人们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例如网络新生代中出现的一些网络综合症：①品症：情绪与行为发生障碍，导致焦虑、抑郁、甚至激怒，特别是暴力性的网络游戏可发展为好斗性或性等品；②网络痴呆症(游戏痴迷症)：强烈的心理依赖，每日沉迷于网络，每天至少有10小时时泡在网上虚拟世界和游戏意境中，为此可以放弃一切日常活动包括上学和其他娱乐活动，不去上课，不做作业，有的名校大学生甚至为此学业红灯高挂或被勒令退学。网络成瘾就如吸毒、赌博一样，危害性极大且难以根治；③网络孤独症：可有认知活动减退，思维迟钝，反应缓慢，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判断及处理能力降低。生活懒散、不修边幅，疏远现实生活。远离亲人、朋友、同事、同学，不会正常与人交往；④聊天综合症：一天不上网就觉得如隔三秋，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如失眠头晕、头痛、恶心、浑身没劲、昏昏沉沉，一上网一到聊天室就两眼放光，精神矍铄。常常触网生情，什么网恋、红粉知己、白马王子。因此很多人尤其是学生家长困惑网络、网吧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有些网站散发黄情和反动言论，更使家长痛斥网络、网吧为电子鸦片、网络黄毒。

网络对当代青年的影响表现在：（1）互联网将从根本上改变当代青年的思想、行为和生存方式；（2）网络的传播特性造成信息泛滥，多种信息垃圾（例如黄色信息、暴力信息、反动言论）会弱化青少年的道德意识；（3）网络文化的直接化、形象化对青少年的思维方式造成极大影响，一定程度上妨碍其整体素质的提高；（4）网络的隐蔽性将导致青少年不道德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增多；（5）互联网的全球性使文化网络传播成为青年人生观、价值观冲突的主要原因；（6）“网络上瘾症”、“网络孤独症”等网络传播的伴生品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学习构成危害和威胁；（7）互联网的示范性将对青少年的恋爱、婚姻产生负面影响（例如，网恋、早恋、同时与几个人恋等）。

网络语言是汉语语言在网络环境下的一种语言变体，是汉语词汇的部分，它可与内核部分的基本词语相辅相成，互不取代。网络语言中一部分词汇在经过长时间考验被人们接受后也可以进入基本词汇，因为当代汉语中每年大概出现1000个左右的语文性新词语，也是时代的产物，人们的创新使用。我们反对网络上的粗话、脏话和一些废话，但生动形象能体现网民“个性”的习惯用语无妨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反而能丰富、活跃我们的文化生活。

语言文字应用、应用语言学的研究包括语言教学、语言规划(主要研究语言地位问题和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同社会的关系和语言的社会应用)、语言本体和本体语言学同现代科技的关系(例如语言信息处理和计算语言学)四大方面，应当研究解决语言应用的实际问题，正确引导我国的语言生活，满足社会生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需求。我国社会条件的改善、社会生活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改革开放的深化，对我国的应用语言学提出了许多要求，这是应用语言学、语言文字应用发展的良机和机遇。当前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宗旨应该是研究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如何使我们的语言学研究应用语言学研究更具活力，研究如何使我们的语言教学跟上时代的步伐。中国的语言文字应用应研究以下问题：

（1）探讨汉语语言文字在信息时代的应用问题方面存在什么新课题？

（2）如何看待网络语言？应该正视网络语言，承认网络语言，毕竟网络语言是有5910万之多网民群落使用的交流语言，这个数目远比一些欧洲、美洲、非洲和一些亚洲国家的人数要得多；

（3）如何研究网络语言？应该研究网络语言的组成、来源和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例如，网络语言有没有文法？

（4）网络语言要不要规范？若要，如何去规范？若不要，会有什么问题？肯定不能用平时的标准去要求网络语言，但也不能把特定环境的网络词汇拿到大众生活里来。

（5）网络语言对现代汉语语言学、语文教学的影响和冲击有哪些？如何取之利去之弊？

（6）网络语言算不算汉语语言的新语体？网络语言算不算新词新语？哪些网络词汇可以进入汉语的新词新语甚至是基本词汇（词汇的核心部分）？什么时候进入？

（7）要否成立网络语言方面的应用语言学研究机构？

（8）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和中国应用语言学学会在引导网络语言健康发展之中应该起什么作用？要否治理网络语言存在的问题？如何引导网络语言去除糟粕、保留精华、继续发展，还是任其自生自长自灭？

（9）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和中国应用语言学学会在语文教学改革中应该起什么作用？中国汉语语文教学如何改革？如何教育学生正确区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语言，使正规语言的教学不受或少受网络语言的冲击？

（10）重视动态语言知识更新的研究，研究语言的动态和静态的关系。

计算机是现代科技赏给人们强有力的工具，网络是现代文明赐给人们获取信息、自由表达思想的最好平台，我们要珍惜这个强有力的工具和最好的场所。未来的计算机和网络将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

参考文献

[1]蒋东兴、王显著：《Internet实用指南》，中国铁道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

[2]“像火一样改变人类的生活”，《计算机世界报》，2002年第34期，2002年9月9日。

[3]阮帆：“网络语言‘敲’出新天地”，《北京科技报·网络周刊》，2001年2月16日。

[4]刘海燕：“网络筑新家”，《北京科技报·网络周刊》，2001年8月17日。

[5]于根元：“网络语言冲击波”，《北京科技报·网络周刊》，2001年7月6日。

语言文字论文篇8

先秦时期（含秦王朝）还未产生专门的语言学家，语言学也还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当时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乃至中央王朝都已经很自觉地关心语言文字问题。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尸子、申子、尹文子、公孙龙、管子、荀子、韩非子等都对语言文字问题发表了看法。他们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于语言文字的起源、“名”与“实”（即名称与内容）的关系、语言与逻辑思维的关系等方面。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当属荀子的语言学理论，其中有一些是从语言文字规范化角度来谈问题的。

春秋末年，中国古代社会正在发生重大变革，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旧的名分与新生事物发生了不少矛盾，出现了“名存而实亡”的情况。荀子继承孔子正名论的主旨，强调语言文字必须规范化、标准化。并且是由国家以行政干预的方式加以实施。他在《正名》这篇文章中强调了语言文字规范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了比较可行的规范原则和规范标准的推行办法。他主张“名定实辨”、“道行志通”，即治国者在给事物确定名称时，名称定了，就要让人清楚事物的实际内容（“名定实辨”），如果用名称来表示实际事物的定名的原则推行了，人们的思想就可以相沟通（“道行志通”），于是国家就谨慎地率领民众来统一使用这些名称。即制定了规范，大家都要遵守。反之，对于那些违犯国家法令，玩弄离析辞语，擅自创造名称以扰乱正确的名称，使民众疑惑不定，使人们增多争辩，那就称之为极端奸诈的人，他的罪过同伪造符节和度量衡的罪过一样。这样，人们就不敢乱名改作，生造词语和文字，破坏国家规章制度了。“正名”则是主张对名实不符的现象要加以纠正。重视语言文字的规范功能，强调语言文字在王道统治、风俗教化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荀子的这一思想与孔子的“正名”思想一脉相承。体现了中国传统语言文字规范思想的精髓。

在继承前人的语言文字规范理论的同时，荀子又提出了“循旧作新”的思想，这是对前人语言文字规范理论的发展，同时也是荀子语言文字规范理论的核心。他针对当时社会“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的语言失控状况，寄希望于新的明王贤君：“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语言具有继承性，前后相继的两个时代，其语言系统内部各个结构层面上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语言中的词汇，有些基本词汇亘古不变，如日、月、山、水、人、牛、马……，荀子指出：“后王（对当时理想人君的理想化描述，在‘后王’身上，凝聚了新时展的一切要求，‘后王’成为礼法、王霸、义利等品质的表征或当代形势剧变时期各国变法自强的一些帝王――当世之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商代刑名大盛、周代爵名齐备，荀子主张这样做一方面使前代文化得以传承，另一方面又保证了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继承性。正因为语言有继承性，所以我们今天才能读懂几千年前的古书。但是语言还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系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深化，有些词已经不再适合社会的需要，这样的词将逐渐被淘汰，另外，社会发展了，一批新生事物也随之产生了，这些新生事物也需要命名，这样，语言中就会产生一大批新词语。“循旧作新”这一语言规范化主张，一方面纠正了孔子因循守旧、只求语言稳定不顾语言变化的偏颇，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孟子只见语言变化、取实予名而不顾语言稳定的失误，全面辩证地处理了语言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使语言的规范不再是教条的僵死的模式，而是随世损益、应适时调整的柔性原则。“旧名”要由“王者”来循，“新名”要由“王者”来“作”，对语言进行规范（这种规范的内容主要是词汇，特别是有关社会制度方面的词汇），在当时的条件下，荀子只能寄希望于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王者”了。

关于制作新名的方法（“制名之枢要”），荀子提出了6种方法：同、异方法，单、兼方法，约定俗成方法，径易不拂方法，稽实定数方法。具有相同本质的事物用同名去指称，对不同本质即不类的事物则分别用不同的名去指称，这就是同异原则；在词语表达方面，有时用一个汉字即可表达如马、牛、羊、山、川之类对象，称单名；有时用两个或两个以上汉字表达一些对象如白马、黄牛、黑羊、高山、大川之类，被称为兼名，这就是单、兼原则；某个实际事物用某名去指称、反映，某名反映或指称某个事物，都要有一个使社会的人习惯、认可的过程，即经过约定俗成的过程，社会的约定俗成是命名的关键。荀子在名家、墨家研究的基础上，唯物地解释了“名”的起源的问题。他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意思是说，名称与其所表示的事物合适与否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是由取名称的人决定的，约定俗成就是合适的，违反了约定俗成就是不合适的。他提出的“约定俗成”论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他第一次阐明了语言的社会本质，正确地说明了词的意义和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荀子指出：名称和事物之间本来没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名称仅仅是某一特定的社会人群为客观事物所取的一个代号。但是，这个代号的获得不是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全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结果；而且，一旦这个名称被社会所承认，其他任何人都不能随便改变它，如果一定要“异于约”，要“指鹿为马”，那就是“不宜”。荀子关于语言本质的约定俗成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非常科学的；名称被约定俗成，为社会所接受又是有条件的，要做到径易不拂原则，即好懂、易记，又准确清楚，不易引起误会的好名、善名才会被社会所接受；而“稽实定数原则”则包括了调查研究和数量的分析统计。所谓“稽实”就是考察客观对象的实质，相同的归为一类，不同的区分为不同的类；而“定数”则是通过数量的统计分析考察客观对象的同异、相互关系的变化来分析论述名的相互关系和变化。

荀子还提出语言文字规范的原则和推行民族共同语的方法。他主张专名从旧：“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因为它是前人所创，习用已久，义界固定，且各有其所，故加整理而用之。荀子法后王，极力推崇战国末期已经成熟的中央集权制度，但是在“制名”这样的事情上，荀子并不否认先王在礼乐刑法方面的贡献。刑名指法律名称，因商朝法律比较完备，故而荀子主张沿用其法制刑名。周朝制定了公、侯、伯、子、男等诸侯的等级以及五服、六官等种种等级的名号，直到荀子时代变化不大，故而荀子主张“爵名从周”；文名指各种礼仪之名，周礼最为完备，据说有3300条之多，故而荀子主张“文名从礼”。商代刑名大盛、周代爵名齐备，荀子主张这样做一方面使前代文化得以传承，另一方面又保证了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继承性。散名（各种各样的名称――物名，世上万物所取之名）从俗：“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物名用约定俗成的名称，其中的人事名则从新分析义界，制作新名，统一用法，然后以华夏民族共同语，影响周边“异俗之乡”，共识共享。诸夏指的是当时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夏族，他们说的话就是夏言（雅言），也是当时流行区域相对广阔的一种方言，是当时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以诸夏之言为标准规范诸戎之语，荀子的这一主张已经蕴涵了语言文字规范化的思想，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实际上，直到今天，规范汉语方言、推广普通话仍然是语言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对于语言文字规范的作用，荀子认为，名不正其结果必然是“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贵贱不明是说社会地位的高低分不清楚，甚至贵者不贵，贱者不贱，尊卑颠倒。尊卑不清，自然治乱不定，这无疑会危及封建等级社会的统治秩序。这是从政治方面讲名不正的危害。从社会日常生活来看，名实混乱则会造成同异不别、是非不清。彼此之间的交流或者辞不达意，或者张冠李戴，相互之间的了解十分困难；这样自然不能使自己的意志付诸实践而取得预期的效果，大家所从事的各项事业必然会陷入困境，归于失败。从政治方面，用以区分贵贱；从社会生活方面，用来辨别事物的同异。贵贱分明了，同异区别了，这样表达思想就没有相互不了解的困难了，而大家所从事的事业也就不会陷入困境、归于失败了。荀子的语言功能观是荀子语言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另一方面，荀子也深刻地认识到当时名实相乱的社会现实，并指出名实相乱的后果，“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虽守法之吏，颂数之儒，亦皆乱也”。面对这样的现实，荀子认为只有做到“贵贱明，同异别”，才算是“迹长功成，治之极也。”这里说的是语言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维持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历史证明，荀子的这一观点在后世得到了响应，其中尤以秦代的“书同文，车同轨”以及清代推行的八旗子弟“通汉语、习汉文”运动为甚。毋庸置疑，共同的语言是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基础之一。

荀子的语言文字规范理论，既尊重社会对语言的约定俗成性，可避免王者制名的主观随意性，同时又强调了人，特别是明王圣贤干预语言生活、因实制名的能动性，王者所制之名是那些因社会某种默契习俗而已经流行的名，就可避免社会约定俗成的某些片面性。因为语言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趋向规范化，至于能否规范还在于人的因势利导。荀子的语言理论代表了先秦诸子研究语言的最高水平，经过他的学生李斯的努力，在秦朝统一中国后得到实践，“书同文”、“语同音”的规范制度为其后封建社会树立了楷模，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韩德民.荀子与儒家的社会理想[M].齐鲁书社,2001.

2、高春花.荀子礼学思想及其现代价值[M].人民出版社,2004.

3、惠吉星.荀子与中国文化[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语言文字论文篇9

从本质上说，语言学是一门描写性的科学，而不是一门限定性的学科。在语言学的研究史上，从限定主义（prescriptivism）到描写主义（descriptivism）是一个根本性的进步。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语言学，其基本特征就是限定主义。语言规划的基本特征也是限定主义，不过，这种限定主义是对现代语言学描写主义的一个必要的补充，它不是简单地重复古希腊的限定主义，而是要在对语言现象描写的基础之上来制定语言限定的规范，因此，语言规划不是单纯的限定，而是在描写的基础上的限定，语言规划的限定往往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因此，语言规划的限定主义绝对不同于古希腊的限定主义，而是对古希腊限定主义的否定之否定。

语言规划就是政府或社会团体为了解决在语言交际中出现的问题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语言文字进行的各种工作和活动的统称。它是语言政策的具体体现。

根据对语言规划的这种界说，我们认为，语言规划具有如下的性质：

第一，社会性　语言规划首先应该是政府或社会团体的行为，一般不能是个人的行为。尽管有时私人的或半私人的组织、著名人士、作家、出版商对语言规划也能起某些作用，不一定非得要有政府的参与，但政府或社会团体的权力的作用比个人的作用大得多。因此，语言规划又叫语言计划，通常由政府或其中某一个部门来制定，通过这样的计划，官方的语言政策可以得到确立或执行。语言政策体现了政府或社会团体对语言的根本态度。这个性质就是语言规划的社会性。

第二，权威性　语言规划的社会性同时也体现了它的权威性。国内外在语言规划中的许多重大决策，往往都有国家领导人亲自参与，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当然，具有权威性的政府和社会集团不应当滥用权威，不应当用权术来控制学术或者压制学术，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语言规划一旦失去了权威性，就会引起社会上应用语言文字的极大混乱。因此，具有权威性的政府和社会集团对于语言规划的问题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慎之又慎，在语言政策的制定方面要保持一定的稳定。这就是语言规划的权威性。

第三，交际目的性　语言规划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在语言交际中出现的问题，促进语言的社会功能的发挥。语言规划的目的是由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决定的。离开了交际功能的语言规划只不过是纸上谈兵；交际功能之外，无所谓语言规划。语言规划往往容易带上强烈的民族情绪，如果这种民族情绪影响了语言交际功能的发挥，就可能导致语言规划的失败。这个性质就是语言规划的交际目的性。

第四，长期性　语言规划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一般不可能一蹴而就。有的国家的语言规划几经挫折，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初见成效；有的国家的语言规划受到政治斗争的影响，经历了非常曲折而艰辛的过程；有的国家对于语言规划的一些关键性决策的认识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逐渐深化，最后才获得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这个性质就是语言规划的长期性。

第五，实践性　语言规划的内容是十分庞杂而广泛的，它除了对语言文字进行一般性的管理之外，还包括语言的选择、语言的标准化与规范化、文字的创新、文字的改革等极为广泛的、多方面的社会实践活动，而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已经大大地超出了一般性行政管理工作的范围，它不仅具有丰富多彩的学术内容，同时还包含了复杂广泛的各种实践活动。语言规划还往往涉及到多种语言和不同的专业学科，从事语言规划不仅要有广博的语言知识和专业知识，而且要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的经验和行政工作的能力，语言规划决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性工作，而是涉及到多种学科和多种部门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个性质就是语言规划的实践性。

总而言之，语言规划具有社会性、权威性、交际目的性、长期性和实践性的特点。我们在研究语言规划的理论和实践的时候，不可不注意这些特点。

“语言规划”这个名称是1957年由语言学家威因里希（ureilweinrich）首先提出的。在语言规划这个名称出现之前，世界上早就进行过语言规划了。在我国，远在秦代就有语言规划，秦始皇把形形的六国文字统一为小篆，实行“书同文”，这就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语言规划。在欧洲，远在罗马帝国时期，实行以拉丁文统治多民族大帝国的“书同文”政策，官吏和军人掌握了拉丁文，但广大人民仍然处于文盲的状态。经过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以后，各个民族纷纷独立。文艺复兴时期解放了思想，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瑞典都成立过负责语言研究的机构，以保持和维护本民族语言的纯洁性，促进语言社会交际功能的发挥，为以后的工业化作了文化上的准备。这些也都是早期的语言规划。

关于语言规划的工作内容，　语言学家诺依斯图蒲里（j.　v.neustupny）曾经把它分为“政治法”（politics approach）和“培育法”（cultivation approach）两个方面。我们认为，诺依斯图蒲里的这种提法闪烁其词，含糊不清，晦涩难懂。为了在总体上对语言规划的内容进行分类，从实质上掌握语言规划的关键，我们有必要对诺依斯图蒲里这种分类进行改进。

在普遍浏览国内外有关语言规划的文献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如果撇开语言文字工作中的各种枝节问题不谈，语言规划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languagepositional planning）。就是决定某种语言或文字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position，status）。这种规划，一般要借助于政治的力量来进行，因此，它相当于语言学家诺依斯图蒲里的“政治法”。

第二，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language　noumenal　planning　orlanguage—in—self planning）。就是语言文字本体（noumenon，language—in—self）的改造和完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语言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在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中，需要保护语言文字本体的纯洁和健康，需要对语言文字本体进行精雕细刻的培育，因此，诺依斯图蒲里把它叫做语言规划中的“培育法”。

我们在这里把“语言规划”叫做“语言文字规划”，多加了“文字”这个词，是因为在我国通行的汉字是一种非常复杂而重要的文字，在语言规划中，必须给以特别的重视。

下面，我们从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和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两个方面，进一步对国内外的语言规划工作进行研究和考察。

二　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

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决定某种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决定某种文字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

1.决定某种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印度、菲律宾、以色列、东非都进行了共同语文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以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为例来说明这些国家在这方面的工作。

新加坡于1959年成为英国的自治邦，1963年脱离英国，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是一个多语言的地区，讲英语、汉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但是，马来西亚联邦只能以马来语为官方语言，不容许新加坡保留其他语言作为官方语言，这样，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联邦之间在语言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再加上其他方面的矛盾，马来西亚请求新加坡离开联邦，新加坡在1969年成为独立的自治共和国。语言上的矛盾是新加坡不得不离开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新加坡，华人占人口的78％，马来人占15％，印度人占5％。新加坡宪法规定马来语、华语（汉语的普通话）、泰米尔语、英语4种语言为官方语言。马来语是马来人的民族共同语，为了尊重历史，新加坡规定马来语为国语，国歌要用马来语来唱，以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共同的标准马来语为规范。华语是方言复杂的新加坡华人的民族共同语，以中国内地的汉语普通话为规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同时，采用中国内地的简化汉字和汉语拼音方案。泰米尔语是新加坡印度人的民族共同语，泰米尔语的标准遵循斯里兰卡和印度的原有规范。英语是新加坡行政、教育和贸易的用语，是新加坡各族人民交际的共同语，以英国bbc广播公司的发音为标准音。这样，新加坡的语文以英语为主，多语并存，有利于发展经济和民族团结。英语成为各民族相互交际和吸收外来西方文化和科技的实用语言，而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则成为各个民族继承传统文化的语言，实行以英语为主流语言的双语制。1979年9月，新加坡开展以推广汉语普通话为目的的“华语运动”，要求在五年之内，新加坡的年轻一代华人，除了跟父母谈话用汉语方言之外，都使用华语，十年之内，华语要成为公众语言，与英语并用。受华语运动的启发，新加坡的“马来文化团体中央理事会”也在1982年举行了“马来语运动月”，提倡新加坡的马来人讲标准马来语。语言问题在多民族的新加坡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一方面实行双语制，一方面也不忽视作为第二语文的民族语文，同时又要防止民族语言运动盲目地发展成为民族沙文主义。因此，新加坡政府一直把语言规划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把语言规划看成与新加坡的文化、教育、经济和政治息息相关的问题。

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1963年联合加里曼丹岛、新加坡、沙捞越和沙巴成立马来西亚。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人口中，马来族占多数。马来亚在5世纪以前接受印度文化，字母源出于印度南部。15世纪以后信奉伊斯兰教，改用变体阿拉伯字母，1456年以后，马六甲海峡成为海上交通的枢纽，这里的廖内—柔佛（riau—johor）方言逐渐成为东南亚商人和旅客的交际语言。1941年日本占领马来亚，激化了当地的独立运动，马来语采用拉丁字母，代替原来的阿拉伯字母。马来西亚成立之后，1969年把以廖内—柔佛方言为基础的标准马来语定名为马来西亚语，1972年马来西亚的宪法又将它定为国语，并制定了语文改革计划，实现拼写法的标准化和词汇的标准化。

印度尼西亚原来是一些分散的封建王国，1596年荷兰入侵，从此开始了长达500多年的荷兰殖民统治，1942年被日本占领，1945年8月17日宣布独立，1950年8月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印度尼西亚有1亿7千多万人口，是世界上的第五个人口大国，有250多种语言和方言，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最大的民族爪哇族占人口的40％，但是爪哇语不是印度尼西亚的全民共同语。作为全民共同语的印度尼西亚语实际上就是马来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印尼民族意识高涨，1928年的印尼青年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口号，要求以马来语代替荷兰语，作为全国的法定语言。印尼独立后，与马来西亚对抗，马来语的推广受到阻碍。印度尼西亚的马来语是一种没有经过规范的语言，词汇和语法都没有规范化，缺少现代词汇和系统的科技术语。1959年，马来西亚和印尼两国商议，决定对马来语采用拉丁字母拼写，并采用“马印拼写法”（malindo）为共同的拼写法，但由于不久两国关系恶化，直到1972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才决定采用以廖内—柔佛方言为基础的标准马来语为共同语，共同语可以由各国分别自定名称，不要求统一名称，但是，共同语的内容必须是一样的，两国又再次修改拼写法，称为“改进拼写法”，由两国政府正式公布施行。

文莱位于加里曼丹岛的北部，1984年独立，24万人口中，马来人占54％，华人占26％，土著居民占20％。1984年1月1日独立，也采用标准马来语为官方语言。这样一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文莱4个国家，将近两亿人口，便共同采用以廖内—柔佛方言为基础的标准马来语为区域性的国际共同语，他们抛弃了语文民族化的狭隘思想，迈向了语文国际化的道路，这是语言地位规划的成果，也是把语言规划的基本原理应用于社会语言生活所取得的成绩。

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内，语言的地位规划还要注意少数民族语言政策问题，要通过国家的力量制定有关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文字的政策、法令、标准等，慎重地处理好少数民族语言和全民共同语的关系。在多民族的国家里，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一定要包括语言平等在内。因为语言具有明显的民族特点，使用同一语言的民族成员都有一种特殊的民族感情，在他们看来，使用本族语言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没有语言平等就意味着没有民族平等。客观而论，语言平等是民族平等的具体体现。

语言的地位规划还应该研究世界诸语言的地位问题。一种语言在世界诸语言中的地位，不仅同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数有关，而且还同使用这种语言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有关。如果按照使用语言的人数来考虑，使用汉语的人数最多。在这种情况下，汉语的地位是最高的。但是，如果考虑到经济的因素，英语的地位就比汉语高得多了。英语原是现在德国北部的石勒苏益格（schleswig）的“地角人”　（engle）使用的语言，叫做“地角语”（englise，古代拼写法）。地角人渡过英吉利海峡移居不列颠（britain），用他们的地角语代替当地的凯尔特语（celtic），于是，这个地区称为“英格兰”（england），这种语言称为“英语”（english）。英语在5—6世纪时，用鲁纳字母（rune）书写，鲁纳文字是一种在艺术性方面能与汉字比美的古典文字。7世纪时，基督教传入英格兰，英语开始拉丁化，15世纪时，英语的语音发生重大变化，而文字来不及反映这样的变化，写法很混乱，这种混乱的写法流传下来，成了英语拼写定形的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英语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大英帝国）的全民共同语，又成了科技和工业头号强国（美国）的全民共同语，今天，英语已经成了事实上的国际共同语。随着国际互联网internet的普及，英语在internet中处于唯我独尊的地位，英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英语的这种国际共同语的地位将会越来越稳固。同时internet上出现了以英语为主，多种语言并存的局面。从语言规划的角度来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多语言的网络时代。一个是互联网络，一个是多语言，这是我们这个时代语言规划的特色。

与确定某种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有关的是濒危语言的问题。据统计，现在全世界的语言总数大约有6700种，但是，大多数的语言都处于灭种的边缘，只有不到200种的语言没有消亡的危险。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丧失了语言也就是丧失了民族的文化，民族文化需要用民族的语言才能充分地表达出来。如何挽救这些濒危的语言，是语言地位规划应该注意研究的问题。

2.决定某种文字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

国际范围内的拉丁化浪潮实际上也就是进行文字地位的规划。

从罗马时代开始，欧洲的文字就掀起了拉丁化浪潮，拉丁字母成为罗曼语族的文字，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都采用了拉丁字母。接着，拉丁字母代替了原来的鲁纳字母（rune），成了日耳曼语族的文字，英文在5—6世纪是使用鲁纳字母的，后来改用拉丁字母，德语、荷兰语、卢森堡语、丹麦语、挪威语、瑞典语、冰岛语都采用了拉丁字母。拉丁字母向欧洲东部传播，同斯拉夫字母争地盘，波兰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语都采用了拉丁字母。此外，阿尔巴尼亚语、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爱尔兰语、芬兰语、匈牙利语、爱沙尼亚语都采用拉丁字母。地中海岛国马耳他，讲阿拉伯语，也采用拉丁字母。

随着新大陆的发现，拉丁字母传到美洲。整个美洲都采用了拉丁字母，南美洲和中美洲全盘拉丁化，他们不仅采用宗主国的拉丁化文字作为官方文字，连本土的语言（如巴拉圭的瓜拉尼语、秘鲁的凯楚亚语）也使用了拉丁字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拉丁化浪潮席卷到大洋洲，使整个大洋洲都拉丁化了。除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外，太平洋中的许多新独立的国家都掀起了拉丁化浪潮。夏威夷成了美国的一个州，采用英语为官方语言，夏威夷语逐渐衰落，仅用于地名和旅游用语之中，这些残留的夏威夷语全部采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新独立的斐济、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马绍尔群岛、基里巴提、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贝劳、西萨摩亚、汤加、瑙鲁都采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本民族的语言也都采用拉丁字母。整个大洋洲也都拉丁化了。

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以北的阿拉伯国家采用阿拉伯字母，南面除了埃塞俄比亚采用传统的民族字母之外，都使用拉丁字母。可以说，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也拉丁化了。索马里信奉伊斯兰教，独立后创造新文字，在阿拉伯字母和拉丁字母之间进行了困难的抉择，最后毅然放弃阿拉伯字母而采用拉丁字母。这是继土耳其之后，又一个伊斯兰教国家采用拉丁字母。坦桑尼亚和肯尼亚采用斯瓦希里语为两国共同的官方语言，斯瓦希里语早年采用阿拉伯字母，现在也改为采用拉丁字母。通用于尼日利亚和尼日尔的豪萨语，16世纪采用阿拉伯字母，20世纪初也改用拉丁字母。南非共和国除了使用英语之外，还使用阿非利堪斯语作为官方语言，也采用拉丁字母。此外，卢旺达、布隆迪、莱索托、斯威斯兰、马达加斯加等国的本土语言，不仅成为了法定的语言，而且也都采用了拉丁字母。

亚洲西部使用阿拉伯字母，南部使用印度字母，东部使用汉字。拉丁化浪潮席卷了亚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土耳其，原来一直使用阿拉伯字母，由于土耳其语的辅音少元音多，而阿拉伯字母原则上都是辅音字母，只有三个加在辅音上的元音符号，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土耳其语，容易产生歧义，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延续了700年，阻碍了土耳其文化的发展。1922年土耳其废除苏丹制度，1923年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在1924年宣布放弃阿拉伯字母，采用拉丁字母，1928年公布了新的拉丁字母表，并决定从1928年秋季开始正式采用拉丁字母，从1929年1月1日开始，凡是土耳其语编著的书籍一律用拉丁字母印刷出版，教学上一律禁止使用以阿拉伯字母印刷的书籍。土耳其是横跨欧亚两洲的国家，土耳其改用国际化的拉丁字母，在东方国家文化和西方国家文化之间首先筑起了一座拉丁字母的桥梁，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后来许多国家的拉丁化运动，都是以土耳其为榜样的，影响极为深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冲破了印度字母和阿拉伯字母的传统，采用拉丁化的民族文字。印度尼西亚在5—6世纪接受印度文化，采用梵文字母，13世纪信奉伊斯兰教，改用阿拉伯字母，17世纪以后沦为荷兰的殖民地，以荷兰语为官方语言，采用拉丁字母，在民间用拉丁字母书写各种本土语言，后来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共同以标准马来语为官方语言，采用拉丁字母。马来西亚很多人信奉伊斯兰教，习惯用阿拉伯字母，在拉丁化浪潮冲击下，改用拉丁字母。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虽然都以标准马来语为官方语言，都采用拉丁字母，但是，拼写法各有差异，印度尼西亚的拼写法受荷兰语影响，马来西亚的拼写法受英语的影响，不利于彼此的交流，1972年统一了拼写法。菲律宾有多种语言，其中有的语言在18世纪前采用起源于印度的变形字母，后来有的地方改用阿拉伯字母，采用以他加禄语为基础的菲律宾语为国语之后，也实现了拉丁化，菲律宾是双语制国家，还使用英语为官方语言。

越南原是使用汉字的国家，另外还使用根据汉字仿造的汉字型文字“字喃”，汉字是正式的文字。1651年，法国神甫罗德（alexandrede rhodes）设计了拉丁化的越南拼音文字，代替汉字和字喃。起初，这种拼音文字只在教会使用，1885年法国在南方积极推行这种拼音文字，使它成为辅助行政和教育的文字，后来扩大传播到越南全国。1945年越南独立，称这种采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为“国语字”，作为国家正式文字，废除汉字，实现了拉丁化。

我国是汉字的发源地，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拉丁化的《汉语拼音方案》，秋季开始在全国小学教学，小学生入学，先学汉语拼音字母，然后用拼音字母帮助学汉字，汉语拼音方案在推广普通话、基础汉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方面，成为方便的学习工具。50年代以来，我国制定的少数民族拉丁化文字共13种，其中，苗文3种（黔东、湘西南、川黔滇），载瓦文、布依文、哈尼文、侗文、土文、壮文、傈僳文、白文、黎文、纳西文各一种。另外，拉祜文、佤文、滇东北苗文三种原有的拉丁文字得到了改进，景颇文是一种原有的拉丁化文字，继续得到使用，这样一来，如果不包括1994年新制定的羌文，共有17种拉丁化文字。

现在，全世界拉丁字母已经在120个国家成为正式的文字，不用拉丁字母为正式文字的国家也有拉丁字母的拼写法，作为辅助文字或拼音符号。中国的汉语拼音方案在1982年成为了汉语罗马字的国际标准（标准号：iso7089），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正在制定各种非拉丁文字的罗马字转写标准。

国际拉丁化的浪潮席卷了全世界，这是国际语言文字生活中引人注目的大事。

当然，国际拉丁化浪潮也有受到阻碍的时候。前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曾经以中亚的突厥民族为主，掀起拉丁化的浪潮，阿塞拜疆率先于1923年实行了拉丁化，接着，前苏联的各种突厥文字以及其他使用阿拉伯字母的文字都纷纷改用拉丁字母，创制了30多种少数民族拉丁化文字。中国在苏联的华侨也制定了拉丁化的中文。这个声势浩大的拉丁化运动得到了列宁的支持，后来斯大林反对拉丁化，主张苏联所有要求改造和创造文字的民族，都必须采用俄文字母，字母不足可以补造新字母。根据他的命令，前苏联所有已经制定的拉丁化民族文字，都一律改用俄文字母。俄文字母是地区性的字母，拉丁字母是国际化的字母，采用俄文字母，不便于在国际上进行文化和经济交流，特别在信息网络时代，在网络上不用拉丁字母几乎寸步难行，因此，在苏联解体之后，这些国家又酝酿重新改用拉丁字母。

蒙古于1921年独立。1940年，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第10次代表大会上，决定采用新文字，并成立了以党中央总书记泽登巴尔为首的新文字中央委员会负责新文字的工作。新文字中央委员会在采用拉丁字母还是采用俄文字母作为新文字的问题上，进行了反复的研究，最后决定采用俄文字母来改革自己的旧文字。在俄文字母表的基础上，增加两个新字母，共35个新字母。1941年5月部长会议和党中央联席会议通过了这35个蒙古新文字字母，1941年11月又通过了新文字的正词法，从1943年开始，全国范围内都采用了新文字。现在蒙古境内的主要出版物，都用新文字出版，学校的课程也以新文字讲授。在世界范围内的拉丁化浪潮中，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被卷入这个浪潮。这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在文字改革上作出的决策，也是世界文字地位规划工作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朝鲜也进行了文字改革运动。朝鲜早在公元1世纪时就接受汉字文化，早期的历史书都是用汉语的文言文写的，后来创造“吏读”，用汉字来书写朝鲜语，尽管使用吏读，正式文字仍然是汉语的文言文。朝鲜在李英宗8年（1443年）时制定了《训民正音》的拼音字母方案，共28个字母，这套字母的形式是按照发音器官的形状造成的，字母的排列也是按照发音的原理，先辅音后元音，辅音字母的顺序，先不吐气辅音后吐气辅音，元音字母的顺序，先单纯元音，后复合元音。字母近似汉字的笔画，叠成汉字的方块形式，这种形式的文字是一种内部音素化的拼音音节方块字，叫做“谚文”。谚文字母虽然少，但是音节组合很多，文献中出现过的音节组合字达4951个，仍然是一个大字符集。《训民正音》于1446年李世宗时刊印，《训民正音》上说：“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终不得伸其情者多矣。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习，便于日用。”所谓“谚文”，就是通俗文字的意思。谚文后来在李朝燕山君时曾一度停止，1894年，朝鲜政府宣布《训民正音》可以作为公用文字，此后汉字和谚文一直混合使用。1948年，朝鲜开始废除汉字谚文混合体，在供给一般人阅读的各种报纸、杂志、书籍、公文中完全停止使用汉字，改而使用“谚文”。现在，谚文已经用于朝鲜国家事务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韩国继续使用汉字谚文混合体，可是减少了汉字的数目，文学作品也全用谚文。韩国教育部1972年公布1800个汉字，要求中小学生掌握。朝鲜的文字改革走的是一条民族形式拼音文字的道路。

三　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

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指的是某一国家或地区中，某种语言或文字与其他的语言或文字在地位上的关系；而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则指在某一语言或文字内部其自身的普及推广以及标准化和规范化的问题，这是语言文字本体内部的关系问题。

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共同语的推广和规范化；2）文字规范和标准的制定；3）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

1.共同语的推广和规范化

推广共同语是语言文字本体规划最重要的工作。共同语的范围有大小的不同。有民族共同语，有全国共同语（或全民共同语），有区域性的国际共同语，有世界性的国际共同语。

在农业化的时期，农民基本上不外出活动，与外界交往很少，安土重迁，共同语的用处不大。当时农业的知识也比较简单，可以口头传授，不一定用文字说明，需要文字和共同语的只有官吏和商人。到了工业化时期，生产的知识复杂了，口头传授不够了，人民需要学习文字，需要学习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工人和商人大量增加，他们流动频繁，需要共同语来进行交际。在欧洲的罗马帝国时代，实行以拉丁文统治多数民族大帝国的“书同文”政策。

工业革命以后，西欧国家和北美都把普及教育和推广共同语作为国家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十分重视。西欧和北美较早地形成并且普及了标准的共同语。共同语是现代教育的血液，共同语的普及推动了教育的进步，而教育的进步则推动了西欧和北美国家的现代化。

日本的民族主要为大和民族，北海道还有阿伊努族人，通用日语。除琉球群岛之外，本土日语分为关东方言和关西方言两种，关西方言又可分出一个九州方言。这些方言，除鹿儿岛差别较大之外，不同方言区的人都能相互听懂。这种情况，十分有利于日本国语的推广。日本的国语，原来以京都话为正宗，日本迁都东京以后，改为以东京话为国语的标准。日本在明治维新（1868年）以后，只用20年的时间就普及了以东京话为标准的国语，做到了一切学校讲国语，一切公共场所讲国语。日本迅速普及国语，主要依靠两项措施：第一，日本十分重视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以国语为教学语言。第二，日文是汉字和假名混合的文字，假名是拼音的音节文字，读音很容易标准化，汉字的读音在字形上表现得十分模糊，不利于读音的标准化，日本实行在全部汉字旁边都注上假名的办法，在普及国语的时期，小学课本、报纸、杂志和所有的日文书籍上的汉字，都注上假名。这种给汉字用假名注音的办法促进了汉字读音的标准化，当然也就促进了国语的普及。全部注音的办法一直实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后汉字数量大大减少，国语已经普及，只在生僻的汉字旁边注音。充分利用注音，是日本能迅速普及国语的另一个原因。语言规划一般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日本用20年时间普及国语，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清末中国的学部尚书问日本的文部省大臣，如何才能办好新教育，日本的文部省大臣回答“推行国语”。国语也就是共同语。在亚洲，日本首先认识到：共同语是教育的前提，而教育则是建国的前提。这样的认识是非常可贵的。

我国自清末以来，就开展了国语运动。1903年，清末奏定的《学堂章程》中的《学务纲要》第24条明文规定：“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这里的“官话”也就是国语。辛亥革命之后，1911年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1917年成立了国语委员会，1919年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以后，国语运动进入推行期，修订注音字母，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调整国音标准，推动学校的国语教育，培训国语师资，出版国语的书刊。

但究竟什么是国语，其内涵一直不十分明确。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对国语作了明确的界说，改称普通话。

普通话也就是汉民族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有了这样明确的标准，推广普通话就不至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1956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成立了普通话推广工作委员会。1957年11月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方案，这对于普通话的教学是一个很大的推动。1978年8月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加强学校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教学的通知》。为了培训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人员，1979年的2月和10月，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语言研究所举办两期普通话研究班，培训学员80多人。1978年年底至1979年夏天，先后有湖北、河南、安徽、内蒙、江苏、吉林、湖南、广东、福建、青海、黑龙江举办了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1979年8月，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一个新的推广普通话的高潮。经过40年的努力，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新加坡的华人社会和香港，也掀起了学习普通话的热潮。

全民共同语的规范化是语言文字本体规划的重要方面。地方方言也有规范化的问题，但是，全民共同语的规范化比方言的规范化影响面更大。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全民共同语的规范化问题。全民共同语的规范化既是一项群众性很强的社会实践活动，又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理论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的需要显得十分突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了汉语方言的纷杂，汉语的书面语也相当混乱，因此，我国政府及时地把包括推广普通话在内的语言规范化工作当做严肃的政治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其实，在解放前数十年间，我国的有识之士也看出了语言规范化的重要性，他们奔走呼吁，发起旨在建立和推广民族共同语、改进语文工具、提高语文教学效果的语文运动，但是，由于政令不一、战乱频繁，学术研究力量微薄，这个语文运动没有发展成为全民的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敏锐地认识到语言规范化的重要性，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同时，该报逐日连载吕叔湘、熙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的社论和《讲话》的推动之下，全国掀起了学习语文的高潮，现代汉语规范化成为一项全社会的事业全面地开展起来。《讲话》发表的目的之一，就是“纠正语言文字中的缺点”，指出“哪些格式是正确的，哪些格式是不正确的，某一格式怎样用是好的，怎样用是不好的”。可以看出，社论和《讲话》的目的就是要进行语言规范，它奠定了以书面语为主要对象，以“匡谬正俗”为主要方法的语言规范模式。这样的模式，对于纠正写作中的错误，对于澄清当时普遍存在的语文混乱，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这样的模式在局部问题上虽然收效较快，但是却难于贯彻和持久。之所以难于贯彻，是因为“匡谬正俗”的根据，即规范的标准，常常引起争论，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规范的标准只能反映过去的既定事实，卡得太死，就会阻碍语言的发展。

语言的规范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要从动态的观点出发来看待语言的规范，而不是单纯的“匡谬正俗”。这是因为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变化之中，从来没有静止的时候。社会的每个地区、每个集团，甚至每个人，使用语言都不会是一模一样的，都会产生大大小小的变异。我们不能把语言规范看成是僵死的、凝固的、静止的系统，把它们作为条条框框到处去套活生生的语言。实际情况是语言的变异不断冲击着现存的规范，在它的冲击之下，大部分原有的规范总是保存着，否则，人们就无法彼此交流思想，可是一部分旧的规范被突破了，更多的新规范出现了，语言也就因之而向前发展了。当然，变异虽然本质上是一种推动语言前进的力量，但是具体分析起来，有的变异是积极因素，有的变异是消极因素，还有的变异纯属语言错误。我们只应肯定积极的变异，而指出消极的变异，对那些语言使用中出现的错误则必须予以纠正。

语言规范既然本质上是约定俗成的，那么不管它是自发的或是自觉的，它既有绝对的一面，又有相对的一面。这是因为语言作为全民交流思想的工具，虽然需要有明确的、有时甚至带有某种强制性的统一标准，让大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遵守，这时它是绝对的；但是从根本上说，语言作为交流思想的工具，只要人们能用它彼此进行交际，就能够完成协调彼此思想、行为的任务。

这样约定俗成地形成的规范一般就应该予以承认，不能过于拘泥，把规范看得太绝对了（当然，在判定是否合乎规范时，还应该考虑一系列的主、客观社会因素）。语言的使用标准不像红绿信号灯、旗语、军号、信号弹那样简单而绝对，易于掌握，它往往需要考虑并协调各种因素甚至彼此对立矛盾的因素，需要相当的灵活性。总之，语言规范化工作主要是对语言的变化加以恰当的分析和选择，对语言的发展加以合理的承认和阐述，同时排除那些不健康甚至错误的东西。这样的认识显然比简单地提出“纯洁语言”的口号深入了一步。这些情况说明，语言的规范化工作必须有系统而坚实的语言规范化的理论来指导，必须认真地研究语言规范化的理论。

80年代以来，我国在语言规范化的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有的学者提出了语言中存在着许多中介物，在规范方面提出规范“度”的理论，以区分病句和不规范的用法。

有的学者认为语言是动态的，动态是语言的本质，提出语言是亚稳态体，提出语言的动态性理论、语言是开放的梯形理论、律动说、脉动说，指出了语言中有序与无序的相对性；还提出了语言变化的惯性和时间差理论，指出语言规范化工作要适度超前，要善于抓住机遇。

有的学者提出语言的层次性理论，指出在推广普通话中存在层次的问题，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提出了三级六等的不同层次，在普通话规范的程度上不作强求一律的要求。

有的学者提出了语言的潜、显理论，认为潜、显是语言运动的原因和方式，所谓“显语言”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行为经验事实的语言现象的总和，而所谓“潜语言”，就是还没有被我们说过、听过，但是随时可能破门而出的语言现象；潜语言的存在是语言具有开放性和生成性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主张，在语言规范化工作中，语言学工作者不要以“语言警察”的身份自居，不要以语言规范的卫道士的形象出现，来维护陈旧的、缺乏新鲜活力的语言规则；“规范就是服务”，做语言规范化工作的人应该一边做学生，一边做先生，不要本末倒置，为了合乎某种所谓的“规范”而妨碍语言本身的发展，妨碍人们的交际、思维和认知。

有的学者通过探索语言变异形式中合理性因素的有无来判断和评价语言运用中的正确和错误，以便修正和淘汰错误，确立新的规范形式。

这些理论和观点的研究，使我们对于语言规范化的理解就更为深刻了，这是我国应用语言学工作者对于语言规范化基本理论的新贡献。其中的许多理论，是在长期实践工作的基础之上，加以提炼升华而提出来的，是经得起实践的考验的。

2.文字规范和标准的制定

正词法标准的制定是文字规范和标准制定的主要内容。任何拼音文字都应该有自己的正词法。英语、法语、德语等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文字的语言，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发展出适合于本语言特点的正词法（orthography）。

英语正词法的形成经过了很长的历程。英语分古代英语（公元700年—1100年）、中古英语（公元1100年—1500年）和近代英语（公元1500年至今）。公元9世纪丹麦人入侵英国，至11世纪初，丹麦人实际上统治了英国，丹麦语和英语同属日耳曼语族，加速了古英语的简化过程。

1066年法国人入侵之后，英国实际上存在着3种语言：法语是官方语言，拉丁语是宗教语言，英语是社会下层使用的语言。后来由于政治上的历史变动，英语逐渐成为官方语言，在这个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法语词，公元1250年—1400年的150年内，约有10000个法语词进入了英语，75％至今还在使用。

由于基督教会的影响，拉丁语词汇也大量进入英语，使得英语的同义词大量增加。例如，同是表示“问”的3个词，ask来自古英语，inquire来自法语，interrogation来自拉丁语。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使大量的拉丁语、希腊语词汇涌入英语。例如，arithmetic（算术），grammar（语法），logic（逻辑）来自希腊语，arbitrator（仲裁人），executer（执行者），item（条款）来自拉丁语。这些情况，使得在现代英语中，借词占了80％的比重，这些来自不同语言的大量借词，减少了同形词和同音词产生的机会。大量吸收外来词——这是英语正词法得以形成和巩固的一个重要因素。

英语正词法中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英语的书面拼写形式和读音之间的矛盾问题。由于文艺复兴时期印刷术的推广和教育的普及，英语的书面拼写形式逐渐统一，形成了规范的形式，而这些规范的形式又通过印刷的方式进一步固定下来。与此同时，英语的语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得规范的书面形式与实际的发音之间出现了很大的矛盾。在英语正词法中，基本上保持历史上原来的词形，从而减少了同形词和同音词产生的可能性。

18世纪开始，英国强调语言的规范化，要求语言准确有力。1755年，约翰逊（samuel johnson）编写了第一部英语词典，把英语词的拼写形式固定了下来。这样，英语的正词法就能够以词典作为规范的根据。

尊重历史，保留词形的原有形式，这是英语正词法得以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书面拼写形式与实际的发音不一致，当然也会给英语的学习和使用带来一些困难，为了统一读音，英国从维多利亚时代就开始推行标准语，著名语音学家琼斯（daniel jones）编写的《英语发音词典》（englishpronunciationdictionary）成了人们必须遵守的发音规范。

我们可以看到，英语的正词法主要是遵从历史原则，同时也适当考虑语音原则。

法语属罗曼语族，它的祖先是拉丁语。拉丁语的使用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就一分为二了：书面的拉丁语古文有严格的语法规则，专为贵族和僧侣使用，口头拉丁语俗体是人民大众使用的活语言，又称民间拉丁语。民间拉丁语随着罗马帝国版图的扩大，由军队和商人传到了法国南部的高卢人那里，并逐渐取代了高卢语，同时又受了高卢语的影响。公元7—8世纪，原来的民间拉丁语变成了一种新的语言——古代法语。

12世纪末，以巴黎为中心的方言逐渐成为法国的全民语言，17世纪以来，由于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法国一直十分注意语言文字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主张清除法语中的不纯洁成分。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法语的语音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书面的拼音形式却已经基本固定下来，语音的演变并没有反映在书面的形式上，因此，法语与英语一样，也存在着书面的拼写形式与实际读音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一方面固然给学习法语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另一方面却为区分同形词和同音词提供了有力的手段。

为了解决书面拼写法和实际读音的矛盾，法语的正词法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规则。

例如，法语词末的辅音－ds，－s，－x等，大多数是古音在书面形式上的遗迹，在现代的口语中已不发音。利用这些形式不同而实际上已经不发音的词末辅音，就可以区分同形词和同音词。poids（重量），pois（豌豆），poix（松香），发音都是［pwa］，是同音词，由于词末辅音－ds，－s，－x不发音，利用这些形式各不相同的词末辅音，就可以把这3个同音词在书面形式上区别开来。

可见，法语正词法主要是遵从历史原则，并把这个原则作为区别同音词的重要手段。

德国人在使用拉丁字母之前，是使用鲁纳字母（rune）的。这种字母的形式很像拉丁字母和希腊字母，是一种艺术性很强的拼音文字。德国人在接受了基督教之后，就放弃了艺术性很强的鲁纳字母而改用简明的拉丁字母。公元2世纪，拉丁字母的地位在德国进一步巩固。

到了公元7世纪，拉丁字母成了西欧各国大部分民族文字的基础。但是，德国早先使用的拉丁字母是歌德体的字母，与西欧各国并不完全一样。在使用拉丁字母来拼写德语的过程中，德语的正词法逐渐形成。例如，在中古高地德语时期，元音的变音（umlaut）用a、o、u后加e来表示，分别写为ae、oe、ue，后来才采用在a、o、u的上边加两个圆点的办法来表示变音。

德语正词法主要根据下列原则：

1）语音原则：这个原则要求词中字母的发音应与该字母的表音一致。例如，p、t、k、f等字母在词中的任何位置或与任何字母相结合，均依次读为［p］、［t］、［k］、［f］。这个正词法原则还要求单词的发音与其拼写法尽量保持一致。例如，kalt（冷）读为［kalt］，oft（经常）读为［oft］等等。在德语中，70％—80％的词和字母是符合语音原则的。

2）形态原则：这个原则要求，词根和词干的写法在由它们派生出来的词中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在合成词中，在名词的变格形式中，在动词的变位形式中，在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形式中，尽量保持词根和词干的原有形式，必要时采用变音（umlaut）。

3）识别原则：这个原则要求把声音相同而意义不同的几个词在写法上加以区别，以便在书面形式上区分同音词。例如，lid（眼皮）与lied（歌曲）都读为［lid］，根据识别原则，把lied中的［i］写为ie。

4）历史原则：这个原则要求保持历史上的某些传统写法。例如，ziehen（拉）一词中的字母h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因为词根里i的长音已经写为ie，完全没有必要再加上一个h来表示长音，但由于这个h在历史上曾经表示过一种特殊的而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辅音，根据历史原则，可以把这个h保留在ziehen的词形中。

在这4条原则中，“语音原则”是德语正词法的最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使得德语的书面形式比英语和法语易读，易写，易记。

然而，德语有19个元音，23个辅音，共42个音位（phoneme），而拉丁字母只有26个，这就不可能处处都遵循语音原则。为了弥补字母之不足，同一个字母可以表示不同的音位，同一个音位可以表示不同的字母，也可以采用字母组合来表示一些单字母不能表示的音位。为了补充语音原则的不足，德语正词法还规定了如下的字母拼写规则：1）同一个音位可以用不同的字母或字母组合来表示。2）同一个字母可以表示两个音位的组合。3）用不同的字母组合方式表示长元音，并使之成为区别同音词的手段。

由此可以看到，德语正词法十分注意语音原则，但也考虑到了形态原则，识别原则和历史原则，以区别同音词，减少拼音文字使用中的同形现象。

1958年2月11日，我国正式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这就出现了汉语拼音的正词法问题。

汉字一连串写下来，既不分词又不连写，只有“字”的书写单位，没有“词”的书写单位。汉语普通话中的词有单音节的，有多音节的，多数是双音节的。用汉语拼音来拼写普通话时，应该分词连写，也就是以“词”作为书写单位，使得语言中的表义单位能够在书面形式上反映出来。这是拼音书写形式与汉字书写形式的根本区别。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写成zhōng huá rén mín gong hé guó，也不是写成zhōnghuárénmíngònghéguó，而是写成zhōnghuá rénmín gònghéguó。再如“出租汽车”，不是写成chū zū qì chē，也不是写成chūzūqìchē，而是写成chūzū qìchē。

这样的写法反映了词语的实际结构，阅读起来比全分或全连都来得清楚。可见，汉语拼音正词法就是以词为单位来正确地书写汉语普通话的拼写法。

1984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试用稿）》。1988年7月1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试用稿）〉的联合通知》。1996年1月22日，国家技术监督局《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把它当作国家标准。这样一来，汉语拼音正词法的规范便基本确定下来了。

如果今后汉字文本也要标志词的界限，那么，汉字的文本也有正词法的问题。这样的问题，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将会越来越迫切。因为在计算机网络上，要进行大量文本的检索，如果汉语的书面语没有词的界限，检索的效率是很低的。这个问题迟早会被提到日程上来。

日本使用汉字，并且较早地注意到了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问题。日语中汉字的读音分为“音读”和“训读”两种。“音读”是按照汉语的字音来读，“训读”是按照日语的字义来读，一个日文汉字的读音可以多到几十种。为了解决读音的困难，日语中创造了“假名”。假名起初站在文字之外，后来进入文字之中，日文书面语成了汉字和假名的混合体。假名先书写虚词，后来扩大到书写实词，书面语中汉字在逐渐减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为了加快减少汉字数目的步伐，于1946年公布了《当用汉字表》，共1850个汉字，出版物中用的汉字以此为准，此外均用假名代替。1981年重新公布《常用汉字表》，汉字增加到1945个，除法令和公文必须遵守这个字表之外，其他不作硬性规定。减少汉字初见成效。日本还简化汉字，1946年的《当用汉字表》中不少简化汉字，1981年的《常用汉字表》中，有简化字225个，占字表总数的12％。日本整理汉字，以减少字数为主，不以简化笔画为主，在常用汉字中进行简化，牵动的面比较小，收效却比较大。除了《常用汉字表》之外，还规定人名用字166个，取名以常用汉字1945个和人名用字166个为限，不得超过。

日本的假名有平假名和片假名两种。在使用中，假名的字形逐渐规范，两种假名也各有分工，平假名趋于通用化，片假名趋于专用化，科学技术术语、外国的人名地名，都用片假名书写。

日本的罗马字运动开始于明治维新前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文部省于1947年发表《罗马字教育指针》，规定国民学校罗马字教育实施要项。罗马字正在逐渐成为与传统日文并用的一种辅助文字。日本罗马字有“黑奔式”和“训令式”两种，黑奔式是美国人黑奔（j.　c.hepburn，1815—1911）提出的，训令式是日本人根据日语特点自己设计的。两种拼写法各有千秋，造成社会上罗马字拼写法的混乱。日本已经把“训令式”提交国际标准化组织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47），希望它成为用拉丁字母书写日语的国际标准。在日本文字的计算机处理中，日本采用“假名—汉字转换”的方法，制成了日文文字处理机，成功地解决了日文输入计算机的问题。我国语言学老前辈周有光教授把日本在文字规范方面的经验总结为十六个字：“言文一致，东西并用，新不废旧，多轨前进。”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在我国，汉字的使用年代久远、地域广阔，存在着极为严重的同字异形现象，造成学习和阅读的沉重负担，非常需要进行规范化。1955年12月，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共列出异体字810组，含1865个汉字，经过整理后废除了1055个字。1965年1月，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出《关于统一汉字铅字字形的联合通知》，推行经过整理编定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共6195个汉字。

由于汉字字数庞大，笔画繁多，难学难记难认，是扫除文盲和普及教育的严重障碍，必须进行改革。为此，国务院在1965年1月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开始全面推行简化字。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发行了《简化字总表》，共收2236个简化字，简化了1264个繁体字，经过这样的整理和简化，基本上确定了现代汉字的字形规范。

在信息时代，与计算机技术有关的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日益重要，汉字的信息处理成为中文信息处理的关键性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我国为了解决给没有文字和原有文字不完备的少数民族创制、改革和选择文字的问题，50年代组织700多人参加的7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分赴全国16个少数民族的省区进行少数民族语言普查，基本弄清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分布情况和文字状况，帮助13个少数民族制定或改进了18种文字方案。创制少数民族文字的原则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民族文字方案尽可能与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有的语音单位，可以另外设计字母。根据这些原则，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是比较合理的。

3.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

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工作长期被我国的语言学界忽视，有些语言学家认为“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不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有鉴于这种局面，周有光先生力排众议，高瞻远瞩地把“术语的国际化”列为语文现代化的六大内容之一。

科学技术术语是人类科学技术知识在自然语言中的结晶，是人类自然语言中十分宝贵的财富。在国际上，国际标准化组织成立了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37），专门负责术语标准化工作。在我国，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和国家技术监督局下属的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门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为了促进与国际的交流与合作，成立了中国术语工作网。随着新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入，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术语标准化日见重要起来。

语言文字论文篇10

一般的拼音语言，只有元音与辅音两个结构要素，声调（升调、降调）只区别语气，不区别意义，因而不是拼音语言的结构要素。而汉语则不同，声调起着区别意义的作用，故汉语语音由声母、韵母、声调三个要素构成。如果我们把英语等拼音语言称为二维结构，那么汉语语音就是三维结构。

人类的发音器官能够发出各种各样不同的音。就语音单位而言，几乎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或者起码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每一个民族用于社会交际的能够区别意义的音位却少得多，这是根据人类的交流需要而决定的。人类语言只需要不多的音位，就可以构成无数有意义的话语。

从历史发展来说，“能指”和“所指”在约定俗成的任意性这一表层现象的深处，有着相当深刻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受到各民族物质生产发展的一般水平和语言发展水平的双重制约。就人类语言的发源处来说，初民不可能也无须选择很多的音节来表达一些简单的概念。但是，随着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有许多新的概念需要表达，原先的音节不能满足需要，他们必须寻觅新的途径。增加音节是一个最简单的有效途径，西方的一些语言就走了这一道路。英语中的音节就有一万多个。但也还有另外一个聪明的方法，即在原有的音节上标出不同的声调，以此代表不同的概念，这同样可以起到与增加音节相等的作用。汉语就走了这一条道路，它只选择了400多个基本音节就能够满足高度文明的汉民族的各种概念表达的需要。采取增加音节的线性展开的方式和运用声调向中心聚敛的三维方式来解决语音的发展问题具有同等的有效性。于是，汉语与西方拼音语言的根本性区别（即拼音语言是用二维——元音和辅音——来表达的，而汉语是用三维——声母、韵母和声调——来表达）就形成了。当然这两条道路也不是绝对的互不相涉，而是起着部分的互补作用。汉语在发展中，由单音节词为主到双音节词为主，且近代以来，由于文化交流的增多，外来语的翻译常用多音节词来表达，这使汉语的词汇中多音节词的比例也有所扩大。拼音语言也有不用增加音节而只是改变词的重读音节的方式来区别意义，这又与汉语所走的道路有若干类似之处。文化创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只要是能够逐渐精微地表达人类的思维，就具有同等价值，这里没有好坏高下之分。人为地将“屈折语”说成是最高级，将“孤立语”说成最低级，这要么是文化中心主义、种族偏见的自我欣赏和自我陶醉，要么就是民族虚无主义的自卑心理的表现，而不是科学的分析。

文字领域的情况与语音领域的情况相似。

在文字的起源阶段，用“象形”表达人类思想与语言中用“象声”表达人类思想类似，同样舍弃了许多东西，仅从客观事物中抽出一些主要的特征写画下来。“米”是一棵果树上结了许多果子的象形。但作为自然界的一种有机生命体，一棵树是多么繁复的植物，结下的丰硕的果实也决不止三个。当我们用象形文字表达它的时候，失落了不计其数的果实了，而且用3个小圆圈代替了具有万千特征的甜美的果实，又不知失落了多少属性了。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所造的那个象形字就一定是抓住了果树的形象的主要特征，其实它仅是从客观物象中抽象出的极少一部分特征。这才是本色意义上的“抽象”。我们现在经常挂在嘴上的所谓“抽象”，比如说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它字形固定，偏旁统一，这对于象形特点鲜明的甲骨文来说是一次抽象，而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篆书所发生的使汉字变成纯粹符号性质的“隶变”又是更进一步的抽象，这些“抽象”，与文字最初形成阶段的那次抽象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与语音的形成一样，象形文字是各个民族根据不同的要求抽象出事物的极少特征写画下来，这使各种文字产生差距。中西文字目前巨大的差距是由各自不同的文化创造方法造成的。当美索不达米亚的字母被发现后，西方文字突然掉转头去走了一条拼音化的道路，而汉字则没有走这条道路，依然按照原来的路径发展着。于是，中西文字便相去遥远了。“中国自殷商通用至今的表意方块字，与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后来流行于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拼音文字其渊源和特性都迥然相异，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独成一统的特例。”［③］

方块汉字与拼音文字在结构上的区别，我们认为也是“二维”与“三维”的区别。从汉语语音角度提出来的问题是与汉字的特点相吻合的。汉字的三维性使其具有立体性特点。但要证明汉字是三维的立体性结构，我们的面前有一道“定论”的铜墙铁壁，一般认为，拼音文字记录一个词是用一串字母作线性的排列，在汉字往往用一个平面型方块来表示，所以“汉字是平面型文字”［④］。诚然，汉字是写在纸上的，不是雕塑在空间的，何以认为汉字是三维的因而具有立体性特点呢？这是因为汉字是用二维去展示、象征三维空间的，我们是就其所表达、所象征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三维”的。“立体派”的绘画何以能称“立体”呢？难道就不是画在平面画布上的吗？

汉字主要起源于原始图画，而图画是用二维空间来表示三维空前的，那么，汉字就其起源阶段的象形性而言，亦具有这样的特征。汉字起源阶段的这种象形的特性是汉字三维性发生学上的依据，图画的形象性的特点是使人们可以直观或感受到所画事物“体”的质感。例如，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陕西华县柳子镇出土的陶器上。

即使是最逼真的工笔也不能将客观事物的全部属性和特征描绘出来，它在描绘中已经遗漏了许多属性和特征，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图画反映客观事物也是“抽象”的。而汉字又是对象形图画的再一次“抽象”，这就使文字成为一种纯粹的符号了。这种符号只要没有变成音响形象的附属物（如拼音文字那样），这种三维立体性特点便没有被打破，无论其抽象程度怎样地越来越高。

从现实生活的客观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在其后来的发展变形过程中，并未改变其三维立体性特点，这是由于汉字后来无论怎样变形，皆未彻底打破原有的符号体系去另辟新路。先看小篆。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比起甲骨文和金文来，小篆字体固定，并将原来没有固定形式的各种偏旁统一起来，小篆的线条不再是去描画客观事物，而是变成了规则匀称的带弧形的整齐线条，就此而言，对汉字的立体性的冲击是大的。但是，从根本上看，小篆并未改变汉字的结构特点，而仅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只是线条略略变化，使文字同客观事物的联系更加隐蔽了一些。这样的特征实在太多，无庸赘述。隶书的情况又怎样呢？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篆书，这是被称作“隶变”的汉文字史上的一场大变革，这场变革是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分水岭。从甲骨文到小篆，汉字线条的主要特点在于描摹客观事物，因而它是画出来的；而隶变后的五种基本笔画则是写出来的。由于隶变改变了笔画的形态，因而使汉字形体发生了大的变化，变成纯粹符号性质的文字，基本摆脱了古汉字的图形意味。后来，魏晋至隋唐出现的楷书，结构与隶书基本相同，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进一步发展，从此，汉字成为方块字就定型了。但是，隶变以后的汉字并未改变汉字的三维立体性特点。我们还是以“为”字后来变化为例来说明。

这些形式亦分别积淀了大象的鼻子、躯体以及四条腿的内容。由此看来，隶变中的汉字形体的改变仅是汉字结构内部进行自身调整时的一种较大的形态转移，而不是汉字整体结构的打破与重建，因而汉字立体性这一基本特点并未失落。

我们认为汉字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其立体性特点一直保持着，但同时我们又认为隶变前后汉字立体性的特点又有着不尽相同的内涵。适应于描摹客观事物的各种形态、方向、长短、曲直的甲金文和小篆的线条，一变为适应于书写的、长短大致统一、曲直有规则、形态方向一致的隶书、楷书和现代简体的线条，这说明隶变使汉字从图画意义上的立体性变成了几何意义的立体性。隶变前的汉字通过用极简约的线条描画事物达到立体性，这种立体性因与图画类似，较易为人们认识，隶变以后的汉字实在有类于“立体派”的绘画。它将对象世界引归到立体几何的方块形体中去，呈现出一种多视点把立体平铺到平面上的倾向。即“对一个物体作分解，同时从不同的方面，不只是从一个视点，提供了许多元素，把这些元素重新组合，相互叠置，相互渗入成为一个整体形象，这使得平面自身直接显现立体感，却又不是取消了平面，使它成为一个空间盛器，让各种东西在它里面装着”。［⑥］隶变后汉字不仅有“横”“竖”两种笔画（这可以在垂直状态下构成平面），而且斜线（撇、捺）和点，斜线其实就是线条的水平放置状态，它与“横”、“竖”垂直状态所构成的平面相交，便构成立体图形。“点”的意义亦如此，它其实在透视意义上是远处的一条线或一个面；本身已造成了一种距离感和空间感，只要我们眼前出现了相交或平行直线构成的平面，那么远处的那个点就一定不可能与这个平面处在同一平面上，而只能是处在立体的空间中。汉字的三维立体性就这样通过五种笔划构成了。这里，“关键是在于保持着具体的平面，而同时在象征的意味里，使它成为体积的空间意味的。”［⑦］

关于汉字的三维立体性，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的书法理论中找到证明。卫夫人《笔阵图》对汉字的几种笔划有如下的说法：

这虽是一种比喻和象征，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书家的潜意味深处是将汉字的笔画当作某种客观事物来看待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原始观念的积淀，因为在原始人那里是没有比喻可言的。进一步讲，中国书法理论中所讲的关于笔画分布的结体理论更是汉字的立体性特点决定的。“中宫”和“重心”的理论，都是解决立体性字体结构稳定问题；“布白”理论则直接导源于文字的立体性：例如笔划的“疏密得宜”是解决立体性众多平面交叉的问题；“虚实相间”的说法是处理立体结构中视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关系问题；而所谓“争让得势”则又是回答立体结构中的主要平面与次要平面的表现关系等等。中国书法最忌平板，例如“?”字下面的四点，楷书一般将第一、四两点写得较大，二、三两点写得较小，以示远近关系。这些，皆可说明汉字的立体性特点。

我们论定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三维立体性特点，这就为认识汉字的科学价值打下了基础；而汉字的生命力正建立在这种科学价值的前提之上的。

汉字的立体性特点决定了汉字具有容量大、信息多、内涵丰富的科学价值。我们仍然用数学的方法来说明。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横一竖和一条斜线（—｜／），如果按拼音文字的线性排列，只有六种排列形式：—｜／，—／｜，｜—／，｜—／，／—｜，／｜—，但是，按立体性文字排列，其形式却极多。横竖构成平面，而斜线当它放到立体性图形中去的时候，位置可以相接、也可以相交，还可以相离。人们只需要从这极多的可能排列中选择出目视区别较为明晰的排列用于造字就足够表达人类各种各样的概念。这从科学角度证明了汉字的方块结构是完全胜任表达人类的千差万别的细微变化的概念。它也不见得就显得繁复，因为它不需要用向外扩展的方式去表达，而只需在这个立体结构框架的内部就可以表达。如果说一个方块汉字因笔画多而显得繁复，那么，一个英文词用一大串字母排成一条线同样也是繁复的。汉字的这个特点也是中国语言文字（尤其是文言）无形态变化，无时态变化，无冠词的最根本性的决定原因。进而使中国语言文字比印欧语言“更易于打破逻辑和语法的束缚，从而也就更易于张大语词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增生性，以及理解和阐释的多重可能性。”［⑧］这正是在二十世纪语言学革命以后重新认识语言生命力的一把金钥匙。一些有眼光的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汉字和汉语的生命力，而另一些西方学者例如伊斯特林，认为汉字终究是一种有缺陷的文字，是文字发展低级阶段上的文字，进而认为汉字是缺乏生命力的文字，这实在是一种对语言文字表达人类思维的特点缺乏全面认识所致。

注释：

①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71页。

②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③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④胡裕树：《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

⑤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页。

语言文字论文篇11

[作者]蒙元耀(壮族)，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4－0026－006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构建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和谐环境，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要构建语言和谐环境，必须对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有足够的认识。其中最重要的是全体社会成员必须建立语言文字平等观和民族文化平等观，这不仅符合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也符合少数民族的长久利益。政府部门要制定相关的政策与具体措施，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相应领域得到充分运用，特别是在民族干部培养教育、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双语教育、民族地区影视及文艺表演、农村实用科技宣传等领域，要充分发挥民族语言文字的特殊作用。

一、我国民族政策中的语言文字平等

实行民主语言文字平等是我国的一贯政策。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构建语言和谐社会就成了现阶段的民族语文工作指导思想。

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是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大局。语言和谐从属于社会和谐。语言和谐就意味着各个民族能和谐相处，平等相待，也就是意味着民族之间有平等的基础。相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受到歧视，则表明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不和谐，各民族之间交往就不正常，民族地区就无法实现民族团结。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就因语言文字引发冲突而导致战乱或者国家分裂。

由于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关系重大，党和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历来不允许民族之间出现语言歧视现象。事实上，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长期以来都在关注这一领域的工作。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即组成七个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调查工作队赴各民族地区普查民族语言文字状况。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认为，解放了，少数民族已经在政治上翻了身。一旦拥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就能很快发展，人民很快就能掌握文化知识，进而在文化上翻身，跨入先进民族之列。国家就能很快实现民族平等，全国就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繁荣昌盛。

国家在百废待兴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如此重视民族语文工作，首先这是政治方面的需要。从世界的角度看，当时帝国主义很看不起共产主义，认为共产党除了会打仗，做不成别的什么大事。所以，把国家建设好，把千百年来历朝历代都处理不好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好，可显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显示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愿。

总理曾明确指出，要以还账的心态来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等。因为过去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欺负少数民族太甚，如今人民获得政权，要把过去伤害少数民族而形成的民族裂痕弥补。所以，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自己的文化和教育，必须把文字问题优先解决。

其次，民族平等也需要发展民族的语言文字。少数民族能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来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能，这才是真正的民族平等和当家作主。解放初期，社会上有文化知识的人不多。少数民族要管理国家，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没有文化就很难胜任。因此国家就给广西的壮、侗、苗等少数民族创制了文字。如今广西的学者还会同北京以及世界上的瑶学专家为瑶族文字的创制而努力。

在广西，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略多。世居的少数民族中，壮族、侗族、毛南族、仫佬族、仡佬族、水族、苗族、瑶族、彝族、京族等十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回族已经转用汉语作交际工具。其中，壮族、侗族、毛南族、水族、苗族、瑶族、彝族、京族等八个民族历史上曾有自己的古文字。虽然这些古文字使用范围有限，但它们保存了不少民族民间珍贵的文化资料。特别是那些代代相传的手抄歌本，可以说是民间文学的瑰宝。

值得强调的是，自解放至今的60多年来，国家在民族语言文字及民族文化教育事业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全国各少数民族的语言进行了普查，编写了各种语言简志或专志，编写了大量的民族语言词典字典，撰写了与各民族语言文字相关的大量著作。在北京建立中央民族大学，在各民族自治地方开办民族院校，设立民语系或民语专业，培养民族语文专门人才。还进行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等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广西民族大学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已列入国家新增博士点建设行列，目前正在抓紧建设。

给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国际上任何一个经济、教育发达国家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如此重视少数民族语文工作。虽然我们的工作还存在种种不足和困难，但我国的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各个少数民族自治区，我们还有民族语言文字管理部门来处理民族语文的事务。我们国家有一支民族语文的专业队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到地方政府所属部门以及各地高等院校，有一批从事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工作的干部和教师，这在国际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自治区，各族人民友好和睦相处。长期以来各族人民一直在这块土地上开拓进取，繁衍生息，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民族之间这种和谐相处的环境，得益于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和各民族的团结。

二、语言和谐，互补互利

语言是思维工具，也是交际工具。少数民族语言则是特定的社会群团在特定区域里使用的思维工具和交际工具。但语言作用绝不仅仅局限于这两点。民族语言还是维系特定社区族群的感情纽带，同时还是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一个民族要是没有自己的文化，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灵魂。地处祖国家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其民族文化载体就以语言和文字为最重要。有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一个民族的文化就能世代传承。这个民族的子孙后代就能借助语言文字来了解祖先创造的文明财富，就可以从民族历史文化吸取有益的经验并获得前进的强大推动力。从现代社会的观点来看，怎样强调语言文字的重要性都不过分。

不同语言、不同文种在不同人群当中都有自己的使用者。各民族不论大小，对自己的语言文字如何使用，如何发展，别人都不应该加以干涉，也不应该说三道四横加指责，更不能进行语言歧视。

如前所述，语言文字涉及民族感情，是少数民族的文化载体。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就意味着尊重少数民族的人格。贬低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其实就是歧视少数民族文化，漠视少数民族文化，其根子就是歧视少数民族。很自然，同社会主要用语、通行文字相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无论使用范围、使用领域、社会地位以及文献数量，都不能相提并论。

但我们不能据此就得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无用的结论来。在多民族多元文化地区，语言文字的

多样性是现存事实。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是重要的社会文化资源与财富。一种语言文字代表一个民族的长期知识积累，是该民族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一种语言消失，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毁灭。而保护好一种民族语言文字，事实上就是为全人类保存了一份文化遗产。文化财富不以使用者的多寡来估量价值!所谓珍稀，就是稀方显珍贵。

何况，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许多领域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根据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除了在民族平等的政治层面发挥作用外，它的社会功能更多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在普遍通用民族语言的地方，小学基础教育阶段的双语教学离不开民族语言。能用民族文字启发儿童智能，教学效果更明显。双语教学理论有一句名言：我不能用你的舌头尝美味!其意思就是，母语的教育作用永远无法用别的语言取代。别的语言文字写就的文学作品终归替换不了自己的母语文学。

(二)需要双语教学，就必然要有双语师资的培养。目前广大民族地区教育质量不尽如人意，其中不但有办学环境条件艰苦，硬件设施不足，资金欠缺，更令人担忧的是教师水平不能满足现代化教育的要求。能胜任双语文教学的老师普遍缺少。除非国家要执行一元化语文政策，否则，民族教育里应该有双语师资培养的位置。

(三)民族古籍的整理与研究也需要民族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有不少重要的文化典籍和各种宗教文献，假如没有民族语言文字，要翻译整理这类文献典籍，是十分困难的。

(四)民族文化研究也离不开民族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地区拥有非常丰富的各类习俗及民俗事像，只有通过民族语言才明白其真正含义与象征意义。掌握民族语言文字，做这方面的研究就如鱼得水。就民族语言研究而言，有无本民族文字，其研究效果大不一样。

(五)民族语言文字在医药研究与植物研究上也有特殊效用。少数民族的民间能人奇人拥有许多偏方秘方，这些传统民族医药知识以民族语言来口口相授，在父子或师徒之间秘密传承。他们多知药物的民族名称而不知其汉语正名，更不知其标准拉丁学名。利用民族文字整理这些偏方单方，事半功倍。

(六)农村实用科技的推广应用宣传同样离不开民族语言文字。上个世纪90年代，广西电影制片厂译制了十几部农村科教技术影片，有壮语、苗语等文种，到相关民族地区播映，颇受民众欢迎。科学养猪养牛羊、养鸡鸭鹅养鱼，种瓜果蔬菜等等技术，都是农民十分需要的知识和技术。然而，相关的科技读物不仅很少传播到广大民族地区农村，人们更因语言文字障碍而无法直接领会其精髓。若能使用民族语言加上影视手段的直观效果，人们就能明白这类实用技术的要点，进而直接运用。

(七)电影、电视、广播及文艺演出也需要民族语言。尤其是那些反映民族地区的故事或相关艺术形式，用民族语言演播，少数民族特别喜爱。如《百色起义》以壮语版在百色一带放映，广大群众踊跃观看，几乎场场爆满。

(八)时事政策宣传也需要民族语言文字。基层干部到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工作，能用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则工作效率大不一样。用民族文字编快板，出墙报，做各种时事政策宣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及各种信息立即就能深入少数民族心间。

(九)民族语言文字在濒危文化保护上可以发挥特殊作用。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资源。要保护弱势的民族语言文化，首先就要研究和描写这些民族语言，了解这些文字。使用这些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学校教育，让该民族的后裔有语言传承的社会条件，才能有效发挥语言文字的文化作用，才能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

各民族语言文字并存并用，共同发展，对社会建设与文明进步有着巨大的意义。语言文字和谐环境的建立，能使各民族在社会交际、学校教育、文化发展上互补互利。

以前只把民族语言文字局限于扫盲与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其实语言文字的功能具有多重性。随着认识的深入，民族语言文字也是一种文化资源。多元文化对社会发展具有独特作用。民族语言文字能够弥补主流语言文字的不足。

三、民族地区的语言关系

我国是多民族、多语种共存的国家，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字在使用人口、范围、功能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存在语言差异，就存在语言矛盾的可能。而且，语言差异和文字差异也导致语言文字之间存在各自不同的关系。

目前我国的语言关系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

一是汉语和少数民族语之间的关系，即通用语和非通用语的关系。

二是汉语普通话与地方方言的关系，这是标准语和方言变体的关系。

三是汉语和外语的关系，即汉语和国际各相关语言的关系。

除了上述三大关系之外，还有少数民族之间的语言关系；少数民族与周边跨境群体的语言关系；同一民族不同人群使用不同语言方言的关系，民族之间的双语或多语关系；濒危语言与强势语言的关系；语言之间的接触关系等等。

在广西，多民族多元文化共存的现象非常明显。少数民族地区受过初中程度以上教育的人基本上是双语或多语使用者，所以语言关系特别复杂。因此，如何处理语言关系是我们民族地区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涉及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局面。因民族地区多分布在边疆地区，所以这项工作也涉及国家利益和边疆安全问题。

同解放初期相比，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文化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尤其是近十年来，高校扩大招生规模，几乎两三个高中毕业生就有一个能到大学里学习。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也有很大改善。特别是实行义务教学后，适龄儿童必须经过普习。九年义务教育，只要智力正常，家庭经济条件许可，都能读到初中毕业。所以，许多人以为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普遍都能说汉语、识读汉字了。

根据我们2006年在隆林的实际调查结果，会说汉语的少数民族人士很多，几乎大部分少数民族成年人都是双语或多语使用者。但在广大山村，会说汉语的人很多依然是小学三到五年级的知识水平。文盲还有不少。特别是山区少数民族群众，他们接受教育的条件较差，高小毕业时，还不能写流畅通顺的汉语书信，填写各种表格也存在困难。可见会说汉话是一回事，有知识又是另一回事。少数民族地区初中高中毕业的学生，其知识量远远不能与发达地区同类学生相提并论。

假如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准真的同发达地区的汉族一样了，那将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进步。按广西少数民族的人口占全区38％，我们应该有这个比例数或者稍高一些的读书人，大学生如此，各级各类干部的人数也理应如此。如今已进入法制社会，少数民族人士面对法律诉讼，面对法官，人们真的能完全明白那些汉文写出的法律条文、合同协议和判决书?

平心而论，我们是自以为会说汉语而已。其实我们是在说一种中介语。用双语理论来说，这种中介语距离目标语还有一定的距离。很多汉字写就的东西我们并不完全明白。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生物、电学那些高深的科学理论姑且不说，就是日常交谈，别人也不见得完全明白我们所说的“汉语”。“分狗(口)粮”之类的笑话，其实就是我们说不好汉语的明证。说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跟汉族一样了，就壮族而言是不真实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的规模和步伐。人口流动，资

金流动，技术也流动，社会才充满活力。在全国范围内，没有普通话作为共同的交际工具，政令就无法畅通，各民族之间的交际也不顺畅。但少数民族愿意学习普通话，并不等于他们不需要自己的民族语言。正如汉族人民掌握普通话，他们也不偏废自己的地方话一样。扩大视野，开展国际贸易，自然少不了同外国人打交道。要走向世界，学习外语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没有谁会极端到只学外语而不学本国语言。这些道理体现了上述三大语言关系。在强调经济建设而且追求经济效益之际，文化建设很容易被忽略。处理这些语言关系时，人们更看重的是强势语言文字的学习与使用。对内则着重强调普通话与汉字的作用，向外则强调英、法、德、日诸强的外语外文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有意无意之间被弱化与边缘化了。这种倾向值得注意，稍微不慎，就有可能引发激烈的民族矛盾或社会矛盾。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时一定要充分考虑这些民族因素。

四、民族平等是语言和谐的基础

就全国来说，民族之间的同舟共济、互相帮助、互惠互利是发展的主流。语言关系是民族关系的外在表现。语言关系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就好；语言关系出现问题，民族团结就会受到影响。这是我们国家的经验，也是世界许多国家的经验。

经过千百年的磨合，我国各民族之间绝大多数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地域各民族也早已不是完全封闭的地理环境。各民族要发展，首先就要有平等待人之心。这就需要从语言文字平等入手。

要发展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民族教育是关键。而双语教学又是民族教育的重要手段。假如少数民族连用自己母语接受教育的机会都不存在，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我们的语言文字政策是成功的。更不用说各语言之间是平等的。

要真正使民族地区各族人民都团结一致，前提条件是各族人民要有平等的发展机会，特别是政治、经济与文化都有平等发展的机会。语言文字平等就体现在文化与教育方面。教育机会不均等，母语文化传承机制受损，社会群体的语言环境就不和谐。语言生活和谐了，民族关系就比较容易实现和谐。假如连语言文字平等都实现不了，教育平等和民族平等只能是一句空话。只有人的素质提高了，从政、参政、议政的能力提高了，少数民族才有可能真正获得当家作主的机会。如上所述，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些重要岗位上的少数民族领导干部职数比例不协调，明显就是民族之间发展机会不均等。换一句话，少数民族群体还是处在相应的弱势位置上。

退一万步来说，即使少数民族人民都会说汉语、能用汉字写文章了，民族干部的职数也按人口比例足额配备了，民族语言文字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在一些场合里，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是无法用另外一种语言文字来代替的。比如语言作为维系民族感情的纽带作用，这是其他东西无法取代的。客家话的名言是：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言。所以客家人到哪里都坚持说客家话。即使漂洋过海，客家人仍然说着客家话!出到外县，本县人就是老乡；出到外省，本省人就是老乡；去到北方，两广人、海南人就是老乡；出到国外，中国人就是老乡。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家乡有我们共同的语言。说同样一种话，感情就容易拉近。而且，每当需要帮助的时候，首先伸出援助之手的往往就是老乡。在国外，国家意识、同乡感情非常强烈。漂泊在外，无依无靠，不团结不行。人之所以能团结，依靠的就是语言和文字。常言说：血浓于水。这种族群的天然联系就靠语言文字来实现。所以，壮语表达同类意思的话是ndek naz mbouj ndek vah，弃田不弃言。其意同样是祖宗之田可舍弃，祖宗之语言不能丢。对少数民族来说，语言文字是自己民族文化的根，是维系民族社区的感情纽带。尊重民族语言文字就意味着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与权利。

在澳大利亚，土著民族就靠争取自己的语言文字使用权利来凸现自己的利益。国家和地方政府要在土著民聚居的地方办学校，要用土著民的语言文字来授课，让小孩们明白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政府要让土著民纳税，就得在收税单上使用土著民的语言文字。否则，人们就以看不懂英文而拒绝纳税。马来西亚政府实行多元文化政策，其人口构成以马来族裔、华裔和阿拉伯裔为多。小学、初中的语文教育以各个族裔的语言文字为主，英语为辅。母语文字不及格者，不能上高中，更不能读大学。事实说明，语言文字没有优劣之分，只有应用范围大小之别。

前已述及，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含有敏感的政治象征意义。对国内而言，这个象征意味着少数民族能当家作主人。人民币上印着蒙、藏、维、壮等民族文字，人民大会堂开会时用蒙、藏、维、哈、朝、彝、壮等民族语文翻译文件，就是少数民族有参政议政的权利象征。对外而言，民族语文工作就是不能给敌对势力拿到把柄，不能给他们分裂国家的口实。国外敌对势力紧紧盯着我们国家边境上的少数民族，总想找机会制造麻烦。倘若我们的民族平等工作做好了，民族之间实现了真正的和谐，少数民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都稳步提高，边疆地区就能够实现长治久安，国外敌对势力图谋便无机可乘。

五、提高民族语言文字社会声望的策略

要让民族语言文字得到社会的认可，就必须扩大它的应用领域。民族语言文字应当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政府要有相应的政策及措施，要有意识地提高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社会声望。特别是师资培养和民族干部培养方面要派上用场。

少数民族师资培养是一种特殊教育，政府应采取特别措施来保障民族师范生的就业。假如能够在高考之中落实民族语言文字平等政策，像艺术类或体育类考生一样，单列计划，先考民族语文，再参加全国文化统考，用民族语文来招收少数民族师范生，毕业后有相应指标保证学习民族语言文字专业的学生有上岗就业机会。那么，即便不加宣传，民族语言文字的声望也会迅速提高，群众就不会认为民族语言文字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如今广西几所医科院校开始注意向民族地区人才培养方面倾斜政策，刻意培养少数民族的医学人才，将来定向分配到民族地区工作，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如果农林牧乃至许多相关农村实用技术领域的专业，都拿出一定指标来通过民族语文考试招收民族学生，定向打造专业人才，定岗分配工作，也许广大少数民族民族地区人才奇缺的状况就有希望得到缓解。

语言文字论文篇12

一　中文和英文

《基本法》在第一章总则第九条明确规定，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除了维护主权，确立中文第一的地位之外，鉴于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和它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保留英文作为正式语文。《基本法》的这一规定表明了中国政府在语言文字政策上的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态度。

中文和英文比较起来，在官方的正式语文中尚不够完善。一百多年来，行政、司法、立法机构语言均以英文本为准。从正式语文的要求看，中文公文从程式到用词用语、句法句式都要有一个完善的过程，完全套用大陆或者台湾的中文公文程式恐怕都不适合香港。最好以目前通用的香港中文公文为基础，做进一步研究。比如，香港的中文公文的修辞特点一向是庄重的，书面语色彩较浓，文言色彩轻于台湾，重于大陆。从尤德做港督起，一直要求中文公文用白话文写，是做过改革的。目前要提倡公务员写规范中文，不仅是改造中文公文程式问题，而且要提高公务员中文水准。行文不用艰涩的文言词句，不受粤方言影响，诸如此类的对规范中文的要求，要十分明确、具体。

正当香港对官方中文应用展开讨论时，一件民事诉讼聆讯正好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1995年12月4日，高等法院用中文审讯了一件民事案子，这是香港开埠152年来首次不用英文审讯，而用广东话审讯（案中人用普通话作答）。大法官杨振权不仅用中文审讯，而且用中文写判词，这也是香港司法史上首份中文判词。判词长达万言，分为引言、背景、案件争论点、证供、法律及事实之分析、结论、后语等部分，将原诉人九十岁的孙尔?Y女士和被告人、原诉人的三个子女之间的财务纠纷分析得头头是道，判决得合情合理。那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不足三百字的后语，告诫为人子女要孝敬母亲，为人母亲能鉴往知来。判词并未用法律公文的老套子，值得称道。这一用例给司法界运用中文以很大的信心，也给行政、立法部门以借鉴。人们相信，政府公文的规范会走在前面。

目前香港中文书面语中不规范的情况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中文和英文夹杂的混合文，这是口头上粤语和英语夹杂的混合语的反映，是一种污染，不宜提倡。比如：

（1）每趟出门旅游，CHECKIN及CHECKOUT时都分外关注行李，以防有失。

第二种情况是以粤方言字记录的方言书面语。这种方言文在香港地方报刊的副刊里偶一为之是可以的，也是方言文化的一种体现。但目前的情况看来是偏多了，多了则影响健康的语言生活，特别对中小学生产生不良影响。比如最近报纸、地铁广告栏中的一则相机广告，是很典型的一例：

（附图略）

这里，只有“来函照登”“编辑先生”“我手急眼快”是大家能看懂的，其他只有粤方言区的人能明白。如果这类文章在中文报刊、公众场合的广告中泛滥，便影响了整个香港社会的中文水准。

在当前社会要逐渐转为中文第一的情况下，香港的中文报刊书籍要为中文书面语的规范作出榜样。十几份中文报纸，上百种中文期刊，语言文字水准高了，便影响了上百万市民和学生。

二　普通话和粤方言

普通话是汉民族共同语，粤方言是一种方言，是汉语的地方变体，与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北方方言等并列。因而普通话和粤方言不是双方言，在逻辑分类上不在一个层次上，这是首先要明确的理论问题。

国家推广普通话已列入《宪法》，普通话是法定语言。这一点，适用于全国，也适用于香港“五十年不变”是指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语言文字的问题涉及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后，中文第一，英文已经由第一变为第二。当然，推广普通话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并不会强令执行。

香港地区流通的语言一直是以粤方言为主。近年推广普通话是社会各界愈来愈强烈的要求。至今香港人中不少不会普通话，尤以大中小学生为甚，这是教育的缺陷，也是政府历来的政策造成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近十几年来，商贸界以大陆为主要市场，学以致用，他们的普通话反而比学界普及，成为推普先锋。近年特别是1995年后半年，香港政府已经决定适应社会需要，加强中小学的普通话教学。要编订新课程，从1998年9月起，在小一、中一、中四全面开始使用。每年拨款1000万元，培训师资，提高教师素质，确保1998年有足够的合格教师。到2000年，普通话科将列为香港中学会考的独立科目。这些措施受到社会舆论的欢迎。

普通话本身有严格标准，但并不要求香港地区母语是粤方言或闽方言、吴方言、客家方言的人都能说标准的普通话。这是没有可能做到也没有必要要求的，如同其他方言区一样。这要看职业的要求以及个人的要求。现在国家语委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心已经推出了三级六等的考核标准，它是针对全国的情况制定的。但每一级中的甲、乙等的具体标准还有待各方言区来研究完善，制定具体的细则（包括量化的要求）。我建议香港学者可依照国家等级订出自己相应的标准。比如，三级乙等，失分率可在40％，那么允许失分的地方一定是粤方言区人说普通话的难点，难点都包括哪些，是要一一列明的。考试的等级具体细则是要经过实际测试的研究及理论研究相结合来制定的。

再从香港中小学普通话科教师的现有水准来看，香港语文教育学院的《普通话科教师的基本要求与普通话师资培训课程及教材编写指引研究报告》（1993.3）中认为，目前有60％的受试教师未能达到中级一等。这里说的“中级一等”大致相当语委二级的水准。那就是说，需要培训的师资量是很大的，培训的目标我以为可以列为语委的二级，即达到二级乙等就是合格的普通话教师。那么现在正在执教的部分教师可能只在三级水准上，这个过渡阶段（缺少师资的阶段）允许他们教，配合录音录像带让学生知道标准读音。但以后培训的合格师资多了，未将自己提升为二级的教师逐渐就失去了资格。教师的水准是一定要向规范化看齐的。

不是以普通话为职业的一般人，说普通话达到交际目的就可以，三级乙等以上就行了。实际上，很多香港人都希望自己的普通话水准不断提高，商贸界不少人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以香港人的好胜性格看，社会的普通话水准也会陆续上涨。

香港社会推广普通话绝不会妨碍粤方言在今后的流通。在粤方言是如此强势的交际语言而普通话刚刚被提倡的情况下，在大部分香港人还没有掌握普通话的情况下，香港社会在后过渡期是要用力在推普上，而不必要担心粤方言的前途。学术界应该给社会以正确的导向。

三　《汉语拼音方案》和《注音符号》

在《汉语拼音方案》正式公布推行以前的40年里，《注音符号》功不可没。《注音符号》在台湾连续使用长达70多年，是台湾推广国语的得力帮手。《汉语拼音方案》吸收了近三百年来各种方案的优点，包括8《注音符号》的优点，形成迄今为止的最佳方案。它的国际化、音素化、简易化的特点，使它能走向世界。40年来，《汉语拼音方案》发挥的作用比预想的还要大，它不仅具有“为汉字注音、帮助教学汉字、统一读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功能，而且进入了初级教育，“注音识字，提前读写”试验成功，在开发儿童智力，提高学生中文水准上起了良好影响，在普及教育上可以算是一个发明。特别是在进入信息社会以后，《汉语拼音方案》用于电脑，是一个最方便快捷的办法。更不用说在汉语热的今天外国人、外族人用拼音来学汉语有多么得心应手了。

但是，在香港《汉语拼音方案》和《注音符号》都没有大行其道。只是在教育署的普通话科课程纲要里并列了《汉语拼音方案》和《注音符号》，香港考试局普通话水平测试的试卷里也并列两种，以供选择，反映了香港灵活的做法。

因为香港长年不流通普通话，影响到《汉语拼音方案》无用武之地。中小学语文教学用粤方言教，难字注音采用古老的直音法，注的是粤音同音字。近年教材中有加注汉语拼音的，但师生都不会。既不用《汉语拼音方案》，也没有一套公认的师生都掌握的粤音方案。可以说是语文教学中一个很明显的缺陷。

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在香港的语言生活中要提倡学习《汉语拼音方案》。特别是大中小学生的普通话科教师，娴熟地掌握这套方案是教学的先决条件。我在香港中文教育学会和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连续九年举办的“普通话教学法证书课程”中教授语音学理论，我的教学内容是以《汉语拼音方案》为核心的，从概说到细说，从理论到应用，20个教时完成，学生能从各方面评述为什么《汉语拼音方案》是最佳方案，而且能开始运用正词法来拼写。因而我认为，在香港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要从培训教师入手，由他们再去播种、开花、结果。

四　简化字和繁体字

关于简化字，中国政府有关部委在1956年、1964年、1986年发过三次通知。1992年国家领导人江泽民主席也明确表示“汉字简化的方向不能改变”。这是一个既定政策，不会因为社会上有繁体字回潮的情况而改变中国十几亿人已经用了几十年简化字的现实。这是我们考虑香港社会今后用字规范的一个大背景。

香港社会的规范用字是繁体，和台湾一样。政府文件的中文本、学校中文教材、中文报刊书籍一律用繁体字。人们手写的文字中，多为繁简并用，但所写的简字并不一定是大陆的规范简化字。因为与大陆交流的频繁，知识界、商贸界的大部分人都能根据上下文认识简化字，“识简”并不是太难的事，比学说普通话相对容易得多。

香港社会用字规范有两个前景，一是维持现状，用繁识简，正式文本一律繁体字，手写不拘。二是向简化字方向逐渐靠拢。现在已经开始在教师培训班、公务员培训班开设繁体字和简化字对比的课程，提倡既识繁写繁也能识简写简。任何一种考试用中文写的，用了规范的简化字不扣分数。让人们心理上有个自然的过渡阶段。如果社会上接受了简化字，再考虑出版物的改变字形，那在出版上也是一件大事。

不会写繁体字，是不是影响我们继承老祖宗的精神财富？这事只能往前往远看。现在大多数人不能写文言文了，文言程度一代不如一代，这是可惜的事，但谁能挽回这个现实呢？繁体字也是同样的道理。不过我们确实要培养一批繁简字都能运用自如的人。比如大学文科系中的部分学系、专业，就是理工科、农医科都需要一部分人掌握。这是在大陆、香港都要考虑的。

五　规范词语和社区词

这个问题涉及普通话词汇规范的问题。翻查目前通行的高等院校《现代汉语》教材，现代汉语词汇的构成大部分为基本词和一般通用词、专业用词一般通用词包括新词语、文言词、方言词、外来词以及固定短语、简称等。我认为一般通用词中还应包括社区词这个新概念。

我到香港10年，从香港大量的中文报刊中，不断发现有一部分在香港流通的词语在大陆是不流通的，同样，我原来熟悉的在大陆流通的词语，香港的报刊上是见不到或不常见的。这引起我研究这部分词汇的兴趣。从1986年起发表的几篇文章《普通话语汇教学的几个问题》《香港流通的词语和社会生活》《香港词汇面面观》《普通话词汇教学议》等都谈到这一类词语。1987年左右，我先后在香港大学语文研习所和香港政府布政司中文事务管理局为香港高级公务员开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年来的词汇”十讲，使我有机会将中国大陆流通而香港不流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方面的词语作了系统回顾和整理。这些词语对于香港公务员是陌生的，要通过讲解这些词语和产生它的社会背景，他们才能理解词语的含义。可见这部分词语的差异不是方言词的差异，而是社会背景不同产生的差异。1993年12月在香港教育学院主办的国际语文教育研讨会上我提交了文章《现代汉语词汇的特点》，正式给社区词下了定义，以引起对这个概念的研讨。

社区词是指由于社会背景不同，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不同，以及由于社会背景不同带来的人们的不同心理因素，由此而产生的适应本地社会区域的词语。这是社区词概念的内涵。它的外延主要指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人社区所流行的词语。海外华人社区又可以再分为东南亚华人社区、美国华人社区、欧洲华人社区等。其实中国大陆也是一个大社区，但因大陆地域广、人口多，它所使用的交际语言应被视为现代汉语的主体。从广义上说，由于社会背景不同只流通在大陆的词语也是社区词；从狭义上说，只指大陆以外地区的社区词。

社区词之所以可以进入规范词语，首先因为它的构词方式和规范词语是相同的，它也是从汉语语素库中选择语素，选用惯用的构词方式（并列、偏正、主谓、动宾、动补）将语素组合成新词，因而容易被规范词语吸收为其中的成分。

香港流通的社区词，在政治方面如：英皇制诰、英皇御准、廉政公署、总督、行政局、立法局、布政司、布政司署、财政司、律政司、公务员、议员等。1984年签订联合声明后，有基本法、港人治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舞照跳、马照跑、股照炒）、预委会、筹委会、民主党、自由党、民建联、“直通车”等。在经济方面如：草根阶层、外地劳工（外劳）、股民、恒生指数、国企指数、蓝筹股、红股、金鱼缸（中央交易所）、炒楼花、炒地皮。在社会生活方面如保良局、白马王子、家计会、垃圾虫、八卦杂志、六合彩、马经、红灯区、上班族、追星族、公屋、居屋、义工、单身贵族、打工皇帝、太空船、太空人、煲电话粥等等。

社区词不包括用方言字或其他用以记方音的汉字记录的方言土语，也不同于因地域差异而产生的其他方言词语。它强调社会背景的不同。比如，广州和香港有共同流通的粤方言词，但在社区词上有差异，广州流通的是大陆用的社区词，香港用的是自己独有的。政治上的社区词差别最大。

对普通话词汇的规范，较之语言和语法，要采取宽松的态度，像社区词，我以为是可以考虑成为规范词语大家庭中的新成员的。

 

1.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　科学出版社，1956。

2.语言文字规范手册（增订本）　语文出版社，1991。

3.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　苏培成　尹斌庸选编，语文出版社，1995。

4.语言文字应用研究论文集　语用所编，语文出版社，1995。

5.现代汉语　程祥徽　田小琳著，香港三联书店，1989。

6.语文和语文教学　田小琳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