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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994年联通公司成立以来,伴随着电信业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进程,中国电信产业迅速发展。同时通信运营商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由于通信运营商们所提供的产品具有很强的替代性,价格便成为他们争夺消费者的最主要手段。为了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各运营商纷纷降价,由此陷入了价格竞争的恶性循环中。而在互联互通方面,各通信运营商有意无意地给其他运营商设置障碍。这使互联互通受到阻碍,而互联互通的障碍会影响到运营商自身的发展。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通信运营商之间价格竞争和互联互通的博弈分析。论证各通信运营商在价格竞争和互联互通问题上有选择合作的必要性,也有选择合作的可能性,从而为通信运营商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为我国电信业的良性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二、研究背景
1.我国通信市场的整体环境
1994年中国联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电信独家垄断时代的结束,从此我国通信行业发生了重大变化通信市场由垄断逐步走向竞争1999年2月,原中国电信被拆分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卫通,寻呼业务并入中国联通。随后,为了进一步加强竞争,政府又给网通公司铁通公司和吉通公司颁发了运营牌照。2001年底,中国电信被分割为南北两部分,南部保留原“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名称,北方与中国网通、中国吉通重组为“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至此。在基础电信领域。包括国际、长途、本地、移动等在内的各类主要业务都已同时有两家以上运营商展开竞争,我国的通信运营市场形成了多家企业共同竞争的局面,通信市场的竞争态势初步形成。
2.主要通信运营商的基本情况
中国电信2004年经营收入1612.12亿元人民币,实现纯利润280.23亿元人民币:从业务发展指标来看,截至2004年底。中国电信本地电话用户为1.86亿户,宽带用户为1384万户。中国移动2004年营业收入为1923.81亿元。纯利润达420亿元,市场占有率为64.3%:从业务发展状况来看,中国移动2004年用户总数达2.04亿户。中国联通公司2004年营业收入达到793.3亿元人民币;从业务发展指标来看,2004年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1208.1万户,累计用户市场占有率保持在35.6%。中国网通2004年全年营业收入649亿元,纯利润92.48亿元。
从业务收入角度来看。中国移动名列前茅,中国电信紧随其后,中国联通与中国网通收入水平相当,实力较弱。
3.细分通信市场的竞争状况
(1)固定电话领域。随着中国联通和铁通公司先后获得固定电话经营牌照及中国电信的南北拆分。原来独家垄断的固定电话领域形成了竞争的局面。目前,就通信网络资源而言,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在南北各自拥有自己的接入网资源,并且拥有全国范围的长途骨干网资源:铁通公司也拥有全国范围的通信网,主营固定电话业务,但相对而言规模较小:中国联通目前只在几个城市开展了固定电话的运营,规模有限。可以说,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从用户规模的角度可以开展平等的竞争,虽然两家运营商现有接入网络的覆盖重点分别在南方和北方,在地域上不重叠,但两公司在业务层面已经开始相互渗透并展开竞争,如网通的无线桌面移动电话对电信的固定电话发起了有力挑战。
(2)移动通信领域。1999年中国移动从中国电信分离后,与1994年成立的中国联通形成了双寡头的移动市场竞争结构。近年来,我国移动通信市场呈现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从2000年至2003年,我国移动电话用户分别新增4197万户、5955万户、6139万户和6269万户。特别是2004年,我国新增移动用户达到6400万户,成为近年来新增移动用户数量最多的一年,用户总数达到3.34亿户,占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随后,中国电信的“小灵通”和中国网通“大灵通”加入移动通信市场,在特定的区域中,“小灵通”和“大灵通’,对移动手机在功能上(如移动通话、发短信、彩铃等)有较强的替代性,而资费水平相对比较低廉,所以,目前我国移动通信市场实际上已由双寡头变成多寡头竞争结构。
4,小结
从上面的背景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通信市场结构已经由原来的独家垄断逐步向竞争性结构演进。在通信服务领域,包括同定、移动、增值业务等各类主要通信服务都已经有两家以上运营商展开竞争,我国的通信运营市场已形成了多家企业共同竞争的局面。可以看出,电信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通信运营商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
在上述背景下,国内外学者对我国的通信市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目前我国各通信运营商已经陷入了价格竞争的“囚徒困境”,这一困境使得运营商们把降价作为其竞争的主要手段,虽然降价扩大了通信行业的整体市场,但由于ARPU的降低,运营商的总收入并没有上升,甚至处于亏损状态;同时,在互联互通方面,运营商为网络间的互联互通有意无意地设置障碍,以遏制对方。这种做法,在限制对方的同时,对自己也造成了损害。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认为:第一,在“囚徒困境”的博弈中,价格竞争并非一定会以非合作而告终,在一定的条件下,合作也是可能的。合作的结果显然优于不合作的结果,运营商之间应该合作。第二,各运营商有共同的利益,并且合作会使各自的利益得到增进,那么他们在互联互通的博弈上可以建立起稳定的均衡,从而在互联互通领域建立合作关系,实现共同发展。
三、通信运营商竞争与合作的博弈模型分析
1.通信运营商价格竞争问题的博弈分析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的经典例子,反映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下面我们将以“囚徒困境’,型分析我国通信运营商的价格竞争。我们取移动通信市场上最具代表性的两家企业——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作为博弈的局中人,给出价格竞争的博弈模型。
支付矩阵中的数据是根据两公司的实际市场占有比例虚拟的。在这里,我们采用划线法,可以得出,(降价,降价)是一个占优均衡,也就是说,对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来说,无论对方选择何种策略,降价始终都是其最优选择。这样,双方将陷入价格竞争的囚徒困境。但是从支付矩阵可以看出,如果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能够很好地合作,采用(不降价.不降价)策略,两个运营商的收益都比恶性的价格战为优。其中,移动得到7000,联通得到3000,这样的结果应该是两个运营商更好的选择。合作的结果明显要优于不合作的结果,理性的企业应当选择合作。在现实生活中,运营商之间的恶性价格战时有发生,恶性价格竞争不但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国家税收减少,损害国家利益,同时也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因此我们认为,我国通信运营商应当正确认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认识到实现合作是必要的。但是,实现合作是否有可能呢?下面我们将讨论通信运营商实现合作的可能性。
从理论上讲,满足了以下三个条件,“囚徒困境”的博弈便可能出现合作解:第一,博弈为无限次重复博弈。在无穷多次博弈中,选择背叛者即使从第一次的机会主义行为中获得利益,它将会在以后的博弈中受到来自对方的报复,最终得不偿失。第二,参与博弈的人数少而稳定,各博弈参与者所感知到的风险会减少,并在以后不断的合作中趋于稳定。第三,有严格的外部约束机制,惩罚博弈中的背叛者,如在“囚徒博弈”中,两个犯罪嫌疑人均受到威胁,如果选择了坦白,他们将会性命不保,而其家人也会有生命危险,那么两个囚徒就有可能达成合作协议。我们用一个假想的无限次重复博弈模型说明局中人合作的条件。
假设A与B是通信运营商中的实力相当的两家,社会的贴现系数为6=1,(1+),是某一时期的市场利率,它们所面临的一次博弈支付矩阵如图2所示。支付矩阵表明,如果A、B都选择合作,将各得5个单位的收益,都选择不合作各得3个单位的收益:如果一方选择合作而另一方选择不合作,那么不合作者可得6个单位收益,而合作者则只能得到1个单位收益。由划线法可得,(不合作,不合作)是一个纳什均衡。但是,如果将这一博弈演变成无限重复博弈,结果会有所不同。
我们假设企业A首先选择合作,一旦发现企业B在此次选择了不合作,则在下一次的博弈中也同样会选择不合作,双方都采用触发策略。因此,博弈方可供选择的总策略有两个:一是合作;二是报复。下面分析两个企业选择合作的条件。
(1)合作的收益分析
设企业A与企业B的总收益分别为Ra.,Rb.,由于双方均选择合作,各得5单位收益,因此长期合作下去,各自的收益现值为:
(2)报复的收益分析
设企业A与企业B的总收益分别为Ra2,Rb2,企业A先试图选择合作策略,当发现对方不合作,则在下一次的博弈中也选择不合作进行报复,并将永远报复下去。此时,企业A、B各自的收益总现值为:
对以上数据进行比较,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对于任何,都有Ra-R啦,因此,对于企业A来说合作策略收益最高。第二,若可推出,也就是说,当时,合作是企业B的最优策略。这样,当BI/3时,两企业从一开始就会选择(合作,合作)。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社会贴现系数满足一定条件时,参与博弈的各通信运营商选择合作能够从中获得好处,并且由于背叛将会招致报复,它们谁也没有积极性脱离这种良好的合作关系,因此,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下,合作是有可能实现的。而这对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意义就是,两者合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第一,在可预见的时期中,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竞争关系,要一直持续下去,对双方来讲,这种竞争可以等同于一种无限次重复博弈。既然是无限次重复博弈,从理论上讲实现合作的可能性就是存在的。因此从长远利益考虑,它们更愿意在博弈中选择合作。第二,从前面的背景分析可以看到,通信服务市场上的运营商少而稳定,相互之间容易达成合作协议。第三,政府可以限制和干预运营商之间的恶性价格竞争。
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价格竞争分析中所得的结论,可以适用于在固话、数据、增值业务领域展开竞争的其他通信运营商。
2.通信运营商互联互通的博弈分析
互联互通是通信业这种具有网络型特征的产业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如果网络之间不能互联互通,或是网络内部的不同节点之间不能互联互通,网络的价值就要打折扣。互联互通是通信市场形成有效竞争的前提和基础,是竞争性通信运营商开展业务时不可回避的问题。
原来在电信垄断经营时代,互联互通不存在问题。但是,电信拆分后,不同的运营商控制着不同饷网络资源,互联互通出现了较多问题。目前,互联互通问题表现在“联而不通,通而不畅”,或者是对网间通信采用与网内通信差别定价的价格歧视措施。由于涉及到自身的多重利益,通信运营商常把互联互通作为竞争的武器。
从理论上讲,对于拥有独立通信网的通信运营商来讲,只要有自己的主体利益,实现互联互通应该是理性的选择。下面用一个假想的博弈模型说明这一思想。
假设通信市场中有两家企业,其中企业A占据了主导地位,其市场占有率大体是企业B的两倍。如果两家企业的网间完全不能互通,则两企业的收入只是来自网内的客户(2,1);如果两家企业的网间完全互联互通,则两企业的收入不仅来自网内用户,还会因网络效应产生整体的提升(6,4);如果企业A选“通”,即为企业B提供接入便利,但企业B选“不通”,不给企业A提供接入便利,则两运营商收入为(5,2);相反,企业A选“不通”,企业B选“通”,两者收入为(4,2)。
根据划线法,可以得到均衡解为(通,通),两个通信运营商的收入为(6,4)。毫无疑问,运营商的理性选择应该是相互提供联通便利,因为这样,两者的收入都会有所提升。
3.小结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通信市场中的运营商,对待价格问题,既有实现合作的必要性,又有实现合作的可能性;对待互联互通问题,运营商理性的选择应该是相互提供互联互通的便利,因此,从理论上讲,合作应该是竞争各方的理性选择实际上,运营商之间的恶性价格竞争时有发生,运营商之间联而不通,通而不畅的情况也经常出现。
为什么实际情况会与理论相背离?对此,我们以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得到通信运营商可以实现合作这一结论的前提是,局中人都是“理性人”,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中国通信运营商虽然经过了股份制改造,而且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都已经在海外上市(中国联通参股的主体最多),但是,其主体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相比其经营目标有多元化的特征,在市场中的行为就会表现出与私营企业相当大的差异。因此,本文暗含的建议是,要解决我国通信运营商之间存在的恶性价格战问题和互联互通的障碍问题,对国有通信运营商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看来不可避免。
四、结论
通过全文的分析,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1.由于存在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短期内,通信运营商在价格竞争博弈中可能选择相互压价的非合作策略。但是从长远来看,只要企业持续性存在,每个参与方可以用隐含的报复来威胁对方。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看重未来利益的企业,便有实现合作的可能性。
2.通过对互联互通博弈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选择互联互通对于运营商各方来说都是有利的。因此,在竞争性市场中,互联互通应该表现为一种企业间的合作关系。
3.在电信产业的发展中,政府应当发挥积极作用,制定市场规则,并公正地执行规则,从宏观的角度对通信运营商进行积极的引导,促成通信运营商走向良性竞争,实现共赢。
4.要最终解决我国通信运营商之间存在的恶性价格战、互联互通障碍等问题,需要对国有通信运营商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改革,使通信运营商成为真正以赢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
参考文献:
刘红梅.以博弈论看待电信企业问竞争.长沙通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4):l0-l3.
曾剑秋,赵龙.我国电信运营企业竞争与合作的博弈分析.通信世界,2002,(14):4-4l
正如儿童没有自己的语言一样,儿童也没有自己的文化。新时期中国儿童电影的文化内涵说到底是化在儿童电影中的折光反映,这个折射窗口就是儿童影片中的儿童文化视域。化只有进入儿童的文化视域才能在儿童电影中得以表现,并被儿童观众所接受。要廓清儿童电影的文化内涵,揭示儿童文化与化的内在联系,应该从解剖影片中儿童文化视域的结构入手,把握了这一结构,就把握了影片表现文化的深度结构模式。新时期中国儿童电影中儿童的文化视域主要有三个维面:地位团体维面;民族、种族维面与性别维面。这三个维面构成儿童观察生活、认识世界的三大视角,它们错综交叉,构成儿童的文化视域之网。
一、新时期儿童电影中儿童文化视域的地位团体之维
所谓地位团体是文学社会学的一个概念,社会上一切由不同的职业、阶层形成的具有不同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社会团体,都可称之为地位团体。每个家庭中的成员都有不同的职业、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因此家庭既与它所属的社会阶层、阶级保持紧密联系,它又是一个独立的最小的地位团体。儿童是家庭的产物,他的生存状态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家庭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状况。他的文化视域则主要受家庭这个地位团体文化视域的影响。即便是多媒体时代,儿童认识世界也不是从抽象的符号开始,而是从具体的形象入手。近在他们身边的父母与家人是与他们的生活、情感关系最密切的形象。父母带着深厚爱意的一言一行对儿童的感染力最大,记忆最深,也是儿童最喜欢模仿的对象。来自家庭的地位团体文化意识就是在家人与儿童的耳鬓厮磨、耳濡目染中,潜移默化传递给儿童,这是儿童接受文化传承最古老、直接和有效的渠道。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看,三岁以前是儿童行为习惯形成期,行为习惯一旦形成,就成为儿童行为的自然,影响儿童的一生。童年又是儿童文化视域的形成期,地位团体文化视域一旦被儿童所接受,就成为儿童认识世界的基本出发点和他文化视域的基本维面,成为他日后认识世界的深度模式。比如《金蝴蝶结》中的朵儿认为妈妈给她买的中国娃娃最漂亮,这一审美判断是她的,同时也折射着她所在家庭的地位团体视域。朵儿出身于军人家庭,父亲是某部火箭基地的工程师,母亲是随军的军医,他们常年不在朵儿身边,坚守在祖国的西南边疆,为的是使祖国的载人火箭早日升天,实现国防现代化。他们的爱国热情对朵儿的熏陶是在潜移默化中完成的。朵儿说中国娃娃漂亮,既寄予着对妈妈的想念之情,又是对妈妈的审美眼光的肯定,因为娃娃是妈妈买给她的;而朵儿的同学则说她的芭比娃娃比朵儿的中国娃娃更漂亮,这既是朵儿的同学的审美判断,也是她的家庭的地位团体文化视域的外显。朵儿的这位同学的父亲是个大款,她自然是班上吃得好穿得好的孩子,在玩具上也追求高档次。在有钱人眼里自然是越值钱的东西越好。朵儿的同学称赞芭比娃娃漂亮是因为穿在穿娃娃身上的衣服漂亮、头上戴的金蝴蝶结更漂亮。这种视阈的本质仍是值钱的就美,这种审美观显然与她所受的家庭影响一脉相承。其实两个孩子所处的文化大环境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审美情趣却如此不同,主要原因在于家庭影响大相径庭。表面上看两个孩子是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而本质上她们是在竭力证明并维护各自地位团体文化视域的真理性。儿童视域与地位团体视域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金蝴蝶》通过一个平凡的生活细节,将儿童的地位团体视域做了最质朴而又深刻的表现,可谓小中见大。对儿童文化与化之间的关系揭示得入木三分、举重若轻,水到渠成。
又如《微笑的螃蟹》也表现了两个不同地位团体中的儿童不同的地位团体意识。宫晓娅听说阿斯卡尔的父亲为保护集体的两只羊冻坏了自己的腿,她颇不以为然。她对阿斯卡尔的爸爸说:“就算一只羊值300元钱,你为了两只羊――600元钱就冻坏了自己的腿,你的命也太不值钱了,你太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了。”阿斯卡尔却认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一个牧民的本分。尽管两只羊值不了多少钱,也是两条生命,生命的价值是无价的,能救助时总该竭力救助。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价值观同样是他们的家庭地位团体文化视域的反映。宫晓娅的父亲是某养殖公司的总经理,应该说,根据一个人的业绩来看待一个人的价值,这是现代企业的管理者都要遵循的原则。宫晓娅耳濡目染学会了父亲看问题的方法,以生意经的眼光来看阿斯卡尔父亲救羊的事,她的结论自然是否定的,阿斯卡尔的父亲是新疆地区的普通牧民,牧民与他所放牧的羊群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每一个生命的降生都会给他带来喜悦,都会给集体带来财富。羊就是老百姓的衣食之源。他对羊的感情阿斯卡尔从小就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所以他能理解父亲为什么能在暴风雪来临之际,奋不顾身地救助两只羊。宫晓娅与阿斯卡尔属于两个差别悬殊的地位团体中人,她如何能理解一个老牧民的感情呢?这部影片同样是通过生活细节将儿童不同的地位团体视域的冲突作了细腻的展现。
我们这样认识问题目的不在于将儿童的文化视域唯地位团体化,而在于揭示长久被各种儿童文化意识所遮蔽的儿童文化与化间的联系。以前我们过于强调儿童文化的独特性,强调儿童文化与化的区别,殊不知儿童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以家庭为核心的地位团体文化时时包围着儿童,并对他们施以强有力的影响,甚至成为儿童文化视域的基础维面。《金蝴蝶结》和《微笑的螃蟹》的文化价值正在于,以慧眼敏锐地发现了社会地位团体间文化视域的差别,以及化视域对儿童文化视域的重大影响。这正如路易一让・卡尔韦所说:“一种出身,一种血统,这个由祖先构成的‘身体史前史’意义不大吗?我们在此认为,出生在某一阶层和某一文化中不是没有后果的,系谱树的这些枝丫有助于我们明白一些事情,什么事情?这些微不足道的归属关系叠加起来,就为形成人格做出了贡献。”《金蝴蝶结》和《微笑的螃蟹》的文化价值还在于,表现了先进地位团体文化对落后的地位团体文化的克服,从而对儿童施以良好的文化影响。朵儿的同学在收到朵儿寄来的漂亮的金蝴蝶结以后,很惭愧当初错怪了朵儿拿了芭比娃娃头上的金蝴蝶结,与朵儿相比她太小气了点;宫晓娅的价值观在新疆处处碰壁之后,她终于认识到世界上有比金钱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爱,后来她真心实意地帮助阿斯卡尔的妹妹治好了耳聋,与阿斯卡尔成了心心相印的好朋友。从而使儿童电影发挥了净化人的灵魂、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
二、新时期中国儿童电影中儿童文化视域的民族,种族之维
新时期中国儿童电影中的儿童文化视域除了具有地位团体维面而外,还具有民族、种族维面。那是因为儿童除了属于家庭团体之外,还属于民族和种族的团体。民族与种族的文化视域除了遗传的渠道之外,还有家庭与社会多种传播渠道,从儿童出生的时候起,就向他们发出信息,影响他们的灵魂与视域。儿童文化视域的这一维面在新时期以来的表现少数民族儿童生活的电影中表现极为突出。比如《熊猫小太阳》中的珠玛是个藏族少女,她虽身为哑巴,却从来不自卑。她认为人不说话,思考问题的时间就多了;她的一件旧衣服穿破了,她没有丢弃,而是将它烧掉,以便让旧衣服的灵魂升天;当熊猫闯进她家时,她认为这是菩萨带来的朋友,要让它在这里多玩几天。她还送给熊猫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小太阳”,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欢乐,珠玛还将熊猫当作家里的一员,带它去参加村里藏民的婚礼。汉族女孩文泉同样喜爱大熊猫,她的爸爸就是为保护大熊猫而牺牲的。但是她爱大熊猫的方式与珠玛绝然不同。在大熊猫将要回到哪儿去的问题上,文泉主张送大熊猫去卧龙自然保护区,这样最安全。珠玛却认为让它呆在笼子里很不舒服,大自然才是它真正的家,最后孩子们一致决定送熊猫回山。当乡亲们听说送熊猫回山的孩子们要在山上过夜时,都非常担心。有的汉族干部主张派人进山接应,藏族同胞却认为山神会保佑孩子们平安,于是一齐向山神祈祷。无论是珠玛与文泉爱熊猫的不同方式,还是汉族干部与藏族同胞之间的分歧,都鲜明地表现出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视域,在这里,同一个民族中儿童与成人之间的文化视域差别并不大,而不同民族间的成人或儿童的文化视域的差别却很大。这再一次表明,儿童没有自己的民族视域,他文化视域中的民族维面完全是域民族维面的翻版。
这类影片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民族视域与种族视域有一部分是重叠的。比如热爱动物,与大自然保持和谐关系,不仅是藏、汉两族人民的民族意识,而且也是华夏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观念,因此表现一、两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也就是表现了华夏种族的文化意识。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一直和睦相处,这一点在《熊猫小太阳》中也有表现。藏族老爹的家除了有珠玛这个女儿之外,文泉也是他的干女儿,一个回族孤儿后来也成了藏族老爹的儿子。藏族老爹的家正是中华各族儿女和睦相处的缩影。影片通过这个情节弘扬了华夏种族的“合”的文化意识。
《红象》是又一部集民族文化视域与种族文化视域重叠聚焦的作品。影片以埃尼族老人讲会飞的红象的传说开头,接着引出埃尼族少年阿依罗、塞罗和傣族女孩依香不约而同去寻找传说中的红象的森林探险,结尾以三个孩子找到红象告终。影片的重头戏是森林探险。一路上,他们既看到了林中美丽的景象,也不小心掉进沼泽地,好在他们团结奋斗才逃过一劫。最惊险的要算遇到了尖牙利齿的豹子,然而正是在这危急时刻,他们看到了昼思夜想的红象。红象的出现使豹子望风而逃,孩子们才转危为安。红象救了孩子们,孩子们后来又救了被困在陷阱中的小象。这时,红象以长鸣的方式表达它对孩子们的感激之情,小象则跳起舞来,还和孩子们玩起了捉迷藏。红象跪下一条腿,让孩子们爬到它的背上,背着他们走出了森林。儿童与大象共舞,人与自然和谐,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陶醉的理想境界! 《红象》是一个寓言,将华夏种族“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通过埃尼族与傣族儿童的现代探险故事表现出来,使种族意识与民族意识再度重合。《红象》对西双版纳少数民族独特的生活景观也作了传神的再现,比如三个孩子用竹筒做饭、乘一段旧木头过河、在树上睡觉等,都体现出森林之子人性中最自然的一面。对我们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的关系不无启示。
《我是一条鱼》在表现种族文化方面独辟蹊径。它不以表现某个民族的个性为主,而是将点子打在对一个种族的文化心理的深入开掘上。像打井一样,影片采掘的生活面并不宽,却以对种族文化心理的深度挖掘见长,影片的节奏感正是通过对主题掘进的不同深度层层显示出来的。第一乐章提出问题:人是鱼变的吗?人死后能否再变成鱼?这是影片中的少年想要搞清楚的问题,也是华夏种族世世代代都在探寻的人类起源与归宿问题。它以陆小春祖孙两个的一段对话被提了出来,可惜在陆小春还没有找到答案的时候,爷爷已经去世了,他在陆小春心中形成一个巨大的悬念。第二乐章叙述这个问题在陆小春请教长辈马常有的时候得到深化。马常有告诉他:“人是鱼变的,当人走向陆地以后,不需要鱼鳍和鱼尾了,就进化成人的双手和双腿了。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南极冰山融化,有一天,人类会由陆地走向海洋,那时人的双手和双腿还会再变成鱼鳍和鱼尾。至于你爷爷死后变成鱼,那是因为你爷爷打了一辈子鱼,欠鱼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他死后自己变成了鱼。”马常有与爷爷的说法大同小异,但是加上了一些现代元素,并且把问题延伸到人类未来的归宿问题。马常有与爷爷认识上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的认识都出于一种古老的直觉智慧,甚至有一种转世和因果报应思想。马常有的一番人类过去、未来谈似乎让陆小春明白了许多,但他又好像什么也没明白。悬念更加深了。第三乐章是陆小春有幸参加了横渡海峡的游泳比赛,途中他看到有一条鱼总是在离他不远的前方游着,鱼成了他的向导,他就跟着鱼向前游。终于胜利到达彼岸,创造了一个13岁的儿童横渡海峡两岸的奇迹。这时他猛然感到这条鱼正是爷爷变的。在游泳途中他还感到自己的手和脚变成了鱼鳍和鱼尾,他也变成了一条鱼。这种直感立即与爷爷、与马常有完全贯通。这一结尾表明以爷爷和马常有为代表的华夏种族的传统思维方式――直觉已在当代少年陆小春身上重新闪现光芒,成为他理解和感悟华夏种族由来与人类未来的最高智慧。这时祖先的灵魂就活在当代少年身上。正是相通的血脉、相通的思维方式,将种族的过去与未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部影片正是当代儿童灵魂深处不断响起远古回音的艺术表达。它对种族视域的表现更加内在而深刻。
三、新时期中国儿童电影中儿童视域的性别之维
新时期中国儿童电影中儿童的文化视域另一个重要维面是性别。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儿童的性别差异人们是承认的,但是在新时期以前的中国儿童电影中,对儿童的表现常常处于无性状态,也就是说,在银幕上儿童的文化视域中缺少性别维面。直到新时期这种无性话语才被性别话语取而代之。将儿童的性别意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以表现,这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文化内涵越来越深刻的表现。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表现儿童的恋母情结;二是表现儿童性意识的觉醒;三是挑战传统的男尊女卑意识。比如《为什么生我》即表现了男孩松松的恋母情结,松松在父母离异后,和爸爸生活在一起。他非常想念妈妈,常违背爸爸的禁令,偷偷跑到妈妈工作的医院去找她。妈妈见了松松总是给他买好吃的东西,还带他到公园或她住的地方去玩。他最喜欢妈妈给他买的积木玩具,为此他还挨了爸爸的打。当爸爸相对象,将他藏在楼上,假装他不存在时,他感到非常委屈,更加想念妈妈。有一次他丢 了家里的钥匙,爸爸上班还没回来,他无法进家门,于是跑到妈妈的住地去找她。当他隔着玻璃窗看到他妈妈正在一个他不认识的孩子,旁边还有一个陌生男子时,他才真正尝到被剥夺了母爱的滋味,于是他拿起泥巴向玻璃窗砸去。影片以一系列情节和细节生动揭示了隐藏在松松潜意识中挥之不去的恋母情结,谴责不负责任的婚姻给无辜儿童造成的精神创伤。
《草房子》、《我和乔丹》等影片表现了儿童性意识的觉醒。《草房子》中的男孩桑桑虽然只是个小学生,可是已经有了懵懂的性意识。当蒋一伦老师与白雀姑娘恋爱的时候,他是信使,有一次竟因为好奇偷看他们的信,结果意外弄丢了信,以致造成二人关系破裂。这是桑桑的好奇心惹的祸;当纸月转学到他们班以后,他喜欢这个美丽温柔的女孩,于是想方设法想引起她对自己的注意。放学时,他先跑到纸月路经的桥上等候,纸月一过桥,他故意装作没发现她的样子大声背诵诗歌,夏日的一天,他竟穿着棉袄在操场上走来走去,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其实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让纸月注意他,多看他两眼,当他发现纸月在放学路上总会遭到一伙坏孩子的围堵和挑衅时,他挺身而出,宁可自己挨拳脚,也要保护纸月不受欺负;每逢天下大雨,纸月无法回家时,校长――桑桑的爸爸总要让纸月留住在自己家里。这时桑桑会快活地在大雨中边抡雨伞边大声唱歌。这些情节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一个男孩对异性同学纯洁无瑕而又略带性别意识的感觉,这正是儿童性别意识的萌芽。
《我和乔丹的日子》则堂而皇之地表现少年的性意识的觉醒。影片中17岁的田小波是个篮球迷,一天他在操场上见到一位漂亮女孩,目光立即被她吸引,心中顿生爱慕之情,于是他情不自禁跑向这个女孩,向她作自我介绍,表示愿意与她交往;当他应邀去参加女孩的生日派对时,他花了不少时间打扮自己,出现在派对上的他俨然一副帅哥模样。为了讨女孩欢心,他还谎称自己是校篮球队员,拿出模拟乔丹签名的背心赠予女孩;在校篮球赛场上,当他发现自己心仪的女孩也来观看比赛时,正坐在看台上的田小波心中很为谎言被揭穿而感到无地自容。后来他发誓一定要积极努力,并真正成长为一名校篮球队员。田小波的喜怒哀乐与他的成长都与这个女孩有关,充分表现出花季少年性别意识的觉醒,影片准确地把握了少年男女的初恋感觉,将它表现得栩栩如生,直逼少年男女的潜意识深处,张扬了银幕上儿童文化视域的性别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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