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教育论文篇1

(二)对民族文化资源与农村幼儿园课程开发的思考1.幼儿的文化安全与教育价值选择在全球化语境中，有关文化安全的讨论越来越吸引人们的关注，从最初热用于政治、经济的核心语汇，不断引伸到各行各业中。目前，对文化安全的解读普遍被认为是:“发达国家凭借其政治的优势，有意无意地通过文化帝国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的策略论，威胁着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的安全。”［2］在“2005年国际华人幼儿教育学术研讨会”上，幼儿的文化安全作为一项重要议题，得到了国际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就一般意义而言，文化安全是一个国家的价值体系，是本国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免遭来自内外部文化的侵略和颠覆，防止本国人民的价值观、思维与行为方式被他文化重塑或改变。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上，已形成了一套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思维与行为方式，直接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判断力。就我国少数民族幼儿教育而言，幼儿的文化安全并非是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而是充分结合幼儿的年龄结构特点与认知习惯，在以“多元文化教育”为出发点的前提下，制定正确的教育目标，选择科学合理的教育内容而实施的一种全纳教育。这种教育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幼儿能直观体验文化多元的生动性，在感觉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同时，能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其他文化，有效地实现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2.民族地区幼儿园园本课程的构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应根据所处的地理位置、民族文化特点、本园的基础现状，结合该地区教育的的状况以及本园幼儿的发展状况，开发具有本土文化特点的园本课程。园本课程的开发不能凭空想象，应该在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指导下合理开发。此外，园本课程的开发离不开专家的指导，同行的讨论，课程的试教与论证。只有充分正确掌握幼儿园的发展目标、原则，才能对园本课程的开发有全面的了解，才能做到科学构建。园本课程开发离不开地方文化。文化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如何结合民族和地域文化，合理选择、引用、加工，最后应用到园本课程中去，需要教育管理者和实施者深入社区和人们的生活中，从细节处观察文化对人们思维与行为方式的影响，并将文化与教育充分结合，开发出具有明显本民族文化的园本课程。同时，在园本课程的开发上，要认清特色课程与园本课程的区别，比如一些音乐、舞蹈、乐器、美术等特长班，不可否认有些是为了迎合市场需要或吸引家长眼球而开发出有特色的、以功利为目标的课程，这类课程只能开发幼儿的部分能力与特长，并不能实现幼儿的全面发展。如果以特色课程等同于园本课程，对幼儿园和幼儿的发展而言，其弊只会远大于利。

二、民族地区传统文化资源应用于农村幼儿园课程的实践及观察

黔东南州属多民族聚居地，以苗族侗族人口为主，苗族人口略多于侗族人口。为了解黔东南地区民族传统资源应用于农村幼儿园教育活动的情况，课题组选取了6个苗族聚居县和4个侗族聚居县，以每个县不低于5个镇以下的农村幼儿园课程为切入点，通过与专家和一线老师集体备课、听课、观察、说课，评课的方式进行调查实践实验，在以德育、言语技能、生活常识、手工与艺术、游戏与体育作为教育内容，将本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作为教育教材，分别进行观察并听课，重点将幼儿的注意、兴趣作为观察指标。

(一)课程活动的设计在将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应用于幼儿园活动的实践设计上，课题组把着眼点放在幼儿的文化根基上。幼儿的文化根基包括文化的本质基础和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前者包括本土文化传统和日常行为规范，后者包括外来文化以及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少数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并传承下来的习俗与文化，为少数民族幼儿提供了一个既定的文化环境，这成为现代少数民族幼儿教育的根源，它既是幼儿教育的丰富资源，也是该文化拓展和创新的起点;同样，在当下经济、信息高速交流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幼儿生活的文化环境复杂，相互的碰撞也较之以往更加频繁，幼儿的具体行为时时都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不同的文化在现实的生活中，都会转化成幼儿的日常生活内容。因此，在进行课程活动设计时，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框架下，以德育为中心，将德育融入各种课程中去(见图3)。

(二)课程活动的实施课程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没有既定模式，存在多变性和随机性特点。在课程活动的实施上，首先，我们以主题活动为主要实施方法，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地安排授课，来实现民族文化应用到幼儿园课程中;其次，通过无意注意的安排，在区域活动中，通过贴画或者创设实景，让民族文化融入幼儿的活动中;再次，在幼儿的自由活动中，通过引导幼儿游戏，将传统体育与游戏融入学生的活动中。当然，各个课程不会孤立存在，在教育目标上也会有交叉。比如，在言语技能活动的设计上，在侗族地区农村幼儿园，选择这样一首儿歌。在该课程的设计上，以发展语言技能为教育目标，重点是培养幼儿团结互助的思想，在儿歌歌词中，又融入了生活常识，比如动物的认识，都是幼儿日常能见得到的东西，能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双语双文的结合使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少数民族幼儿因汉语水平低下的理解缺陷。

(三)学习效果观察通过观察，分别对比现代课程活动和民族课程活动，在54人的班级中分别将注意的保持和兴趣作为指标，注意的保持是在充分使用教具的情况下，尽量排除可导致幼儿注意转移的干扰因素，幼儿的注意保持贯穿于整节课的学生人数;兴趣主要是学生与老师互动的人数以及课后的检查与反馈。通过图4统计发现，现代课程对于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无论是注意的保持方面还是兴趣上，都稍低于民族课程，而这些特点在小班中尤为突出，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现代课程内容与幼儿生活经验脱节。比如在大班认识标志时，斑马线、红绿灯甚至宽敞干净的柏油马路这些内容都与农村幼儿的生活严重脱离，导致学生理解上的困难从而难提兴趣，因此注意保持时间较短;其次，现代课程在进行教授时，都是通过多次重复让学生强化记忆，这种方法下，多数学生得到的只是一个短时记忆，这些教育内容回归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难以再现，不能转变为幼儿的生活行动;第三，民族课程较现代课程而言，更能激发学生的想象和参与的欲望，他们能通过经验习得参与到老师的教学中去。以游戏课为例，存在于民间的一些传统游戏通常会世代相传，虽说在细节上会有一些加工和改动，但大体上都沿袭着相似的内容并有着固定年龄的参与人群，将这些传统的游戏融入幼儿园的课程中，课后幼儿能够在社区、村寨得到拓展和实践，这有利于巩固和提高学生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也能激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三、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应用于农村幼儿园活动的反思

民族传统文化应用于幼儿园课程活动相关的研究并不罕见，但通过对现有的研究进行分析，内容上多是以民族艺术作为素材引进课堂;研究的形式都是一种理论研究;研究的人员多是幼儿园一线的教师。当然，一线教师在幼儿园的课程活动研究上，最具有发言权。但是，现有幼儿园教师总体水平偏低，特别是在教育理论的理解上缺乏较高层次的理解，因此，在提出的建议与意见上缺乏宏观思考。因此，将民族文化资源引进农村幼儿园活动，除了要有一线的直接经验外，还要有立体的教育理论思考。

(一)进行意识生态的多元文化教育对话“多元文化教育生态”是北京大学钱明辉教授率先提出来的，是用生态学视角来讨论社会现象。钱明辉教授认为，这种方法的独特之处在于关注个体与整体之间包括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能有效避免孤立看问题的弊端，一反过去只重视时间而忽视空间的做法。［3］进行多元文化教育的生态意识培养，能有效避免其他视角造成的“两极”对立，即过度开放接收，重视多元一体而忽视了多元共存;过度重视本土又会让民族文化陷入孤立和封闭。多元文化教育的意识生态化，社会整体的联系和不断交流和变化状态能将人们视为习惯的局限性揭示出来，能够引起人们对新的目标和结构的重新构想，从而得出一种最适合的社会形态。多元文化教育对话是一种对话教育，是一种平等的、互动的关系，而不是压迫和强制。进行教育对话，其目的是对面对的问题进行客观辨识，坚持价值中立，实现对彼此文化的理解。中国一体多元的少数民族格局，由人口最多的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每一个民族都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发展起来，每一个民族身上都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历史，每一个个体都有着某种文化特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格局中，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听到来自不同群体的多种声音，在对话中发现诉求，才能学会分辨，学会存疑，从而学会提问、学会表达。此外，通过对话，群体之间学会宽容、理解、接纳，才能实现和谐共处，才能增进潘光旦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安定和谐局面。进行生态意识的多元文化教育对话，能改变人们不再简单地从国家主义和地方主义、主流文化和特色文化的二元对立来看待问题，在进行课程构建的时候，就不再从制度化知识和非制度化知识的不平衡中寻找支点，而会站在一个较高的视角去审视国家、社会、文化、民族的整体性，从而发现生态学意义上的关联。

(二)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文化的构建与传承幼儿园文化是指幼儿园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淀和创造出来的，为其成员所共同遵循并得到同样的价值观体系、行为规范和共同的思想作风的综合，表现为幼儿园的“综合个体”［4］。进行幼儿园文化的传承与弘扬，首先要解决的是剥开文化的外衣，寻找到文化的核心，即价值观。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抑或是个人，要走发展的道路，都离不开文化，文化具有凝聚力的作用，是发展的核心动力。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要想在现代教育需求下健康发展，就必须走“民族文化兴园”之路。当然，在起步低、底子薄的农村幼儿园，要形成自身的文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要清楚地认识到，幼儿园文化绝对不是简单的买校服、唱园歌。幼儿园文化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外部文化，二是内部文化，三是制度文化。外部文化是幼儿园的空间物质形态，包括环境、设施;内部文化也可以称为精神文化，包括价值观、园风、园精神等，内部文化是幼儿园的灵魂和精髓;制度文化是规范和保障，包括规章制度、管理体制和组织机构，是全体师生共同认可的规范体系。在三种文化中，外部文化是基础、内部文化是主导、制度文化是关键，三种文化相互依存同时也相互制约。进行幼儿园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要有明确的办园宗旨，要以高品质的教育质量作为追求目标，要以育人为中心出发点，以民主、开放、科学的理念和方法进行幼儿园管理。此外，还要注意主流价值观的传承与弘扬。这要求教育管理者和幼儿园管理者要有清晣的文化观，以诚信、合作、共赢的态度引领团队文化，加强对幼儿园教职工的培训与教育，不断践行主流价值观，让幼儿园文化成为师生的行动指南。

(三)开发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园本课程重构幼儿园课程，必须在多元文化教育的原则下重视幼儿文化的开发，要充分认识到学生的民族意识，在以本民族口头文学、历史人物、自然地理、风俗习惯、艺术、信仰等素材为蓝本的基础上开发园本课程。要充分重视少数民族幼儿的生活经验，使用少数民族幼儿最容易理解的教育方式，在进行主流文化与民族本土文化教育时要始终坚持“对话”，开发出具有典型民族特点又不失现代性的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园本课程。幼儿园园本课程，不是单一的内容那么简单，最为重要的是课程的实施过程中所采用的教育方法。实施幼儿园园本课程，其多元文化特点要求教育方法必须以多样性、生活性为主，具体实施时首先应该在园本课程目标下进行文化分析并设立主题统整课程内容。众所周知，幼儿的认知能力有限，如果单以民族文化纳入课程中，没有进行加工、整合，没有充分认识学生的年龄特点就进行传授，这样的教学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应该在园本课程基础上，选择最有价值最适合的民族文化内容，结合幼儿的认知特点和年龄特征，设立中心主题来引领园本课程;其次，幼儿园本课程应该以活动为主要途径展开，在县级以上幼儿园，活动引领课程基本已是一种常态，但是在农村幼儿园，大多采用的是小学式的教学手段。开发园本课程时，要把教育手段和方法写入课程中，仔细考量学生的文化心理和学习方式，鼓励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都能以自己的学习方式来形成自身的经验体系。

民族教育论文篇2

二、促进我国民族声乐教育持续发展的对策分析

（一）切实转变民族声乐教育观念

加强民族声乐教学的发展，努力传承和发扬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创造更多优秀的民族声乐作品，培养具有民族声乐素养的专业音乐人才。要实现上述目标，首先要从思想观念上进行切实转变，即要树立与时展相符合的新的民族声乐价值观念，转变过去那种唯西方化的教育理念，逐步实现多元化的民族声乐价值观念。切实转变民族声乐教育观念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落实：1.加强对传统民族声乐理论的研究我国的声乐艺术从原始社会一些简单的声乐符号发展至今，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而又曲折的发展过程。在民族声乐教育发展历程中，伴随着民族声乐教学实践经验道德不断累积，相关的声乐理论也在日益积累和发展中逐渐丰富起来。而随着民族声乐在唱法上“土洋之争”的展开，使得我国的传统民族声乐教学理论遇冷。但是从我国老一辈艺术家的表演实践活动中可以看出，中国民族传统声乐理论在理论和实践教学过程中有许多值得借鉴和吸收的地方。但是，目前这些传统的民族声乐理论却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因此，目前最应加强对我国民族声乐教学理论的研究，注意在教学研究过程中加强民族声乐教学理论的传承和发展，积极探寻其在传统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对传统声乐理论中不合时宜的部分进行修正和创新，积极探索我国民族声乐教学在新时代的现实意义和价值。2.尊重民族声乐教学多元化发展理念现今，我国的音乐教育逐步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历程，并根据这一标准提出了诸多新的要求。在民族声乐教育中体现多元文化因素，其关键就在于必须确立平等对待各种文化的教育理念。我国教育部颁布的《艺术课程标准》中强调新时代，强调在发展民族文化艺术的同时，还应该平等地对待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艺术，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思维来理解和尊重其他形式的世界文化，让学生能够在教育教学中形成具有平性的多元文化发展观。多元化教育理念的形成能够使我国的民族声乐教育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也使得民族声乐教育的格局变得更加宏大，给我国音乐教育工作者的工作开展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因此，不断强化和完善民族声乐教育，就应该积极加强民族声乐教育理念的更新发展，努力转变教学思维模式，在民族传统声乐教学中落实多元化教学观念，让学生能够更加平等地对待民族声乐教学中所出现的各种不同的文化。

（二）加强课程设置的改革

课程设置的改革是民族声乐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实践基础，没有科学、完善的课程设置活动做支撑，民族声乐教育改革的各项内容就无法得到落实。加强民族声乐教育课程设置改革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1.改革课程设置应该遵循的原则民族声乐教学的课程设置改革首先要确立“实践性、综合性、系统性”的课程教学原则。将实践性切实落实到民族声乐教学之中，这是由民族声乐这门课程的实际应用性较强的特点所决定的。民族声乐教学的最终成果主要体现在学生在技巧、唱法等内容的实际掌握和运用上。因此，加强民族声乐课程设置的实践教学内容就显得十分重要。但是，仅是实践教学是无法全方位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和能力的。一名优秀的表演者还必须具备很好的理论知识素养、娴熟的歌唱表演技巧以及扎实的舞台表演功底。加强民族声乐教学在课程设置上的综合性，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此外，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在有计划、有系统地培养专业的民族声乐歌唱家方面还比较欠缺。这种缺乏系统性的民族声乐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一定会影响到人才的培养和衔接，进而影响到民族声乐事业的持续发展。因此，加强在民族声乐课程教学中的计划性也十分重要。2.建立完善的民族声乐课程体系加强对民族音乐课程的建设，主要包括民族声乐理论课程建设和民族声乐表演课程建设两方面内容。加强民族声乐理论课程建设，就是要加强文化理论方面的教学，应加强民族音乐概论、中国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表演、中国传统乐器演奏等课程在文化课程教学中的比重，以此来帮助学生打下一个良好的音乐教学文化基础，强化其对本土民族音乐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同时还应在开设西式专业技能课程的基础上，开设中国传统乐理基础课程，实行“双语”课程教学体系，让学生能够同时学习专门的声乐技能知识与本土的民族音乐文化。扩充民族声乐课程教学的内容也是帮助学生增加音乐理论知识的一个有效途径。因此，开设戏曲艺术、说唱艺术等课程也十分必要。这些最终形成一个完善的民族声乐理论知识体系。3.加强世界音乐课程的建立发展文化多元化的民族声乐教育，在课程设置上还要注意加强西方音乐课程的建设，即要跟上时代的发展进程，将世界各国优秀的音乐积极引入到我国的民族声乐课程教学中。目前，这一想法在我国还属于初步发展阶段，只有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这三家专业院校在开展世界音乐课程的建设活动。在民族声乐教学中加入世界音乐课程，能够帮助学生拓展其视野，让学生了解各种不同的音乐形式和音乐文化，以此来丰富其音乐知识体系，帮助其确立多元化的音乐价值观。

（三）加强民族声乐教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

现代化的民族声乐教学活动的开展，不能仅局限在声乐知识的学习上。如果仅仅学习与声乐知识相关的内容，而不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联系起来，这样的声乐教学就是闭门造车，能够获得的教学成果会非常有限。加之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民族声乐教学也应该积极改革，努力改变过去那种陈旧的封闭式的教学模式。要将民族声乐教学建立在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发展背景之上，以此来帮助学生不断获得更丰富、更广阔的知识积累。因此，要切实将民族声乐教学与社会、人文、历史、哲学等各个学科结合起来。只有先做好了人文知识的铺垫，才能在提升学生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品位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其文化视野，增强其对民族声乐作品中文化内涵的理解能力。而只有当学生真正理解了作品的意义，才能激发出其创作力，使其在民族声乐上的创作独具魅力。

民族教育论文篇3

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第二层含义上，即在讨论少数民族教育与少数民族文化关系上，只注重有形的文化与少数民族教育的结合，而忽略了少数民族文化的“自然之道”和“意义之道”。因此，在少数民族文化的理解上，我们应还原文化形成的“本原之道”。正如谢松龄先生所说的，“人类的文化创造，是意显现为象，象著明为言的过程。……无论是‘人类’还是‘个人’，他们的创造历程，都是意象言;在此，意是体，象、言是用。———人类总是先有了某种体验，或某种意，才去创造表达无形的意(体验)的、有形的象和言，使意(体验)得以显现。象、言是显现意体之用。”［3］此外，在注重文化的“意”体的同时，理应考虑“意”形成的条件即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及其自然环境中所蕴涵的各种关系。总之，少数民族文化由自然、社会、人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存在系统，少数民族教育在发展过程中要与文化整体发生共生关系，在发挥少数民族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少数民族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也要关注少数民族在与自然生态过程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生产方式、习俗、制度、艺术”等等文化表象，更应关注文化表象背后的意义体验或心理关怀。

二、民族教育的“符号系统”

少数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成员在与天地万物并生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以其超强的力量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都围绕着“文化”而展开，这种“文化”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将人描述为是符号的动物，人借助于各种符号与外界环境发生联系。换句话说，人创造了符号或文化，文化又反过来创造了人。在教育活动中，符号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教育过程以符号为纽带而展开，符号成了教育活动的重要媒介。卡西尔认为，符号是人的本性的提示，人通过符号化的过程展开其生活的全部，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类形成了神话、宗教、语言、艺术、科学等等符号系统，不同的符号系统反映了人类对特定发展阶段中周围世界的“解释”，是其“体验或意义”的外化。因此，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探求人类生活形式的“根源”必须从符号(文化)入手。教育也不例外，少数民族教育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必然离不开符号系统的支撑。不同的符号系统，需要作为教育主体的人们以特定的方式加以理解，只有符合特定符号系统运行的方式来实施教育，才可能发挥出教育对符号系统的功效。

卡西尔在《人论》中提出，“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中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承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对他的这个观点，我们应该持批判的态度，而批判其这一观点的最好的武器也是卡西尔本人的“人是符号的动物”的“符号理论”。虽然，我们并不否认科学文化所给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物质生产发展所带来的极大丰富，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变成符号的“权威”，可以凌驾于所有的“符号系统”之上。从人类社会纵向发展来看，符号系统可能会发生不断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符号系统的唯一性，仅仅可能的是新的符号系统与人们生活中的某些部分联系得更紧密。但从人类社会生活横向来看，人类生活的展开离不开多种符号系统的参与，不同符号系统或不同符号系统组成的符号系统整体才能诠释人类在生活中体验到的“意义整体”。因此，少数民族教育在传承与发展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到文化的系统性，而不仅仅将教育局限于文化系统中的某一方面。可以这么说，文化系统决定少数民族教育的特点。

三、民族教育特征之分析

从上述少数民族教育与文化之“道”和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族教育处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宗教、民俗、生产劳动、语言、服饰、建筑等等形成的文化系统中，文化系统整体地影响着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使得少数民族教育呈现出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并且，少数民族文化系统在整体地影响少数民族教育的同时，文化系统中的每一子系统也从特定方面影响着少数民族教育，从而使得少数民族教育在具有民族文化特征之外，又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

(一)少数民族教育类型的多样性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教育存在，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教育从广义来讲，应该囊括人类的一切教育实践活动［4］，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活动，都具有教育作用［5］。可以说，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不同教育形式或教育实践活动，它们对人类的生产生活起重要的影响作用。同理，少数民族教育类型也呈现出多样性，包括少数民族学校教育和各种不同的社会教育形式，如家庭教育、生产劳动教育、宗教活动教育、礼俗活动教育等等。少数民族社会成员在不同的教育类型中，获得适应少数民族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各种思想、知识、能力，积极投入改造和发展民族地区的生活中。

(二)少数民族教育价值的双重性少数民族地区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少数民族地区的良好发展。因此，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要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要加快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提高本民族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水平;二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要关注民族文化的传承。所以，少数民族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价值选择的两重性，少数民族价值取向必须统一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来说同样重要，作为生存保障的经济发展来说，给民族社会成员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料是必须的，而从民族文化角度来说，代表一个民族特征的民族文化的传承也是民族发展的重任。为此，少数民族教育价值取向理应关注这两个方面。

民族教育论文篇4

我国作为一个具有上下五千年文化的多民族国家，创作了很多的民族音乐，使得中华民族音乐成为了世界上一种极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广义上说只要是中国人创造的、符合我国的音乐风格的音乐作品都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民族音乐，包含面非常广泛。我国的民族音乐分为传统音乐、按照传统音乐模式创作出的音乐。传统音乐有氛围民族民间、宫廷、宗教、文人音乐。民族民间音乐又可以分为民歌、戏曲、民族器乐、曲艺、歌舞音乐。按传统模式创作的音乐则是按传统音乐模式进行创作、改编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后的音乐。

二、高师民族音乐教育在视唱练耳教育中的重要性及现状介绍

（一）视唱练耳教育在教学内容方面的现状

视唱练耳教学作为系统培养学生音乐听觉的基础课程，出现了重西轻中的现状，学生也形成了接受符合西洋大小调体系的一切音乐，其它的则不接受。这造成学生对我国民族音乐的排斥、不重视。不仅如此，现在的视唱练耳教材也大都根据西方十九世纪的音乐理论来进行学习，并不包括中国传统音乐古琴、打击乐等的技术及演奏技巧的教学。即使出现民族化的设想，也只是在教学中穿插一些中国的曲调作为“调味品”，不能帮助学生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特色、风格，使得他们缺乏对民族音乐相关知识、技能的认知，无法了解博大精深的民族音乐，热情也就无从谈起，更别提传承与发扬中国民族音乐。但近几年，中国音乐界意识到了这种教学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单声部的视唱教材中添加了很多民族音乐，但在多声部的视唱教材中80%的曲例仍选自西方音乐，整本教材到处可见欧洲作曲家的名字。而我国的民族音乐，如民歌等却很少。事实上，在教材中增加中国民族音乐的占比，能够改变以往单一的内容，使教学内容得到丰富、发展，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分析音乐、提高音乐感知、表达能力，实现传授专业音乐知识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所以必须进行视唱练耳教育教学内容的改革。

（二）视唱练耳教育在教学模式方面的现状

传统的视唱练耳教学模式中，高等师范院校在视唱练耳教学过程中，重视听觉的训练，这是可取的，但却局限于传统大小调和声体系。不仅如此，让汉族同学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同学使用同样的教材，对于多声部的视唱练耳教学则统一采取西方音乐训练模式，这其实会让学生无法理解音乐中蕴含的情感。而且在我国，汉族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在文化、生活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采取一成不变的教学模式，没有因地制宜，这种教学模式忽略了与地域文化的结合，不能适应民族音乐体系的教学。举例来说，在唱名的选择问题上，高师一般采取“固定调唱名法”，但这种教学有利有弊，而且对于学习民乐民歌的学生而言弊大于利，因为他们的大脑里是“首调”，这就要求他们在脑海里不断地转变，就导致他们经常混淆音名。而且我国高师忽略了对首调的教学，我国民族音乐恰好又是民族调式非常丰富，首调唱名是符合我国民族音乐发展规律的教学模式。我国民族音乐风格多样，所以教学模式如果无法适应民族音乐的特点，就会出现我们被西方化的耳朵扭曲了中华民族音乐的特色。伴随着世界范围的发扬民族文化，我们必须让高师的视唱练耳教学模式适应中华民族音乐，对唱名的选择根据不同专业进行选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结合民族音乐特色进行训练，激发民族自豪感、学习积极性，实现真正意义的音乐教育。所以视唱练耳教育必须改革以促进其自身的发展，同时也为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综合性音乐人才奠定基础。

三、民族音乐教育语境下高师视唱练耳教育的改革措施

（一）树立正确的音乐教学方向

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中国音乐，尤其是传统音乐，源于生活，平淡且真挚，西方音乐则是激情澎湃的感情流露，二者是感性与理性的碰撞。艺术的发展是植根于厚重的传统文化上的。中国传统民族音乐能够与舞蹈、戏剧、绘画等相联系，与传统文化相融合，能够塑造人格。我们在进行视唱练耳教育时，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即“艺术要立足于国内，在中华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发展”，在这样的理念下进行教育改革，加强民族音乐的教育。

（二）完善视唱练耳教学体系

在音乐基础理论方面，首先要改变长期以来的以西方音乐为主的现状，可以引入中国音乐概论、音乐历史、中国记谱法；在乐器演奏技术方面，引入中国的古典乐器二胡、古筝等演奏技法的介绍；在音乐风格的分析方面，各个地域的民族音乐在唱法、乐器演奏上都有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要对学生进行详细的介绍。

（三）增加多声部视唱教材中民歌比例

教材是音乐教学的主要来源，民歌作为在中国传承千年的一种民族音乐，在多声部教材中加大民歌比例，可以培养学生拥有“中国化音乐耳朵”。而且民族音乐对首调的运用很频繁，民族音乐旋律优美你、朗朗上口，可以潜移默化的提升学生的音乐感知能力，所以要加大民族音乐比例，并寻找适合多声部民族音乐视唱的有效训练途径，推动视唱练耳教学的改革，帮助学生全面了解民族音乐，在丰富知识的同时，精神层面也得到提升。

（四）提高高师音乐老师的民族音乐素养、教学理念

高师的音乐老师要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增强自身民族文化知识水平。提升自身水平的方法包括与其他学校的互动交流，以学习他人的先进理念；进行研修，学习传统文化知识，更新教育理念，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注重总结经验；积极开展相关课题活动，深入研究热点、难点，用学到的科学理论知道自己，并付之实践。然后在教学时，增强对民族音乐的知识传授，正确认识自己的定位，将课堂的单纯技能培训设计为能激发学生积极性的、有新意的教学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音乐能力。

四、结语

在视唱练耳教育中加强对民族音乐的教育是它作为基础课程应该承担的责任，这项任务耗时长而繁重，需要我们不断地共同努力，进行改革，将这门课程变为弘扬民族音乐、民族文化的场所。

作者:阮中秋 单位:平顶山学院音乐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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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艺峰.高师视唱练耳教学的历史叙事与对策研究[J].音乐探索,2014,01:134-137.

民族教育论文篇5

1.教育在民族地区的地位与作用

在中国，民族教育似乎约定俗成专指中国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教育。笔者认为民族教育也涵盖了对民族地区非少数民族的教育。

民族教育在民族地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1)民族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有效途径。民族素质反映一个民族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民族素质的提高，从根本上说主要是通过民族教育来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使这一民族逐步发展成为现代优秀民族。因此，民族教育的发展是民族素质提高、民族发展的基础。

(2)民族教育与民族经济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民族经济的发展，要靠民族教育来支撑。民族教育是民族经济状况的反映，民族经济的先进或落后决定了民族教育的先进与落后，但是，民族教育反过来影响和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

(3)民族教育是民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教育除了对民族地区的物质文明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要通过教育来提高少数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2.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在国家的支持和各级部门的努力下，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民族教育体系，各民族人口的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据统计，2000年民族自治地方有小学84710所，中等学校12841所，高等院校97所。2000年民族自治地方专任教师小学有89.94人，中等学校有54.50人，高等学校有3.64人。2000年民族自治地方在校学生小学有1886.01人，中等学校有978.33人，高等学校有33.64人。2000年民族自治地方毕业生小学有324.57人，中等学校有225.31人，高等学校有8.06人。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民族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的看到由于各方面的因素，民族教育与东部中部地区有很大的差距，这是因为民族教育还存在着观念陈旧教育师资力量薄弱经费投入不足人才培养模式滞后所造成的。

3.民族教育的特点

(1)从民族教育涉及的范围来看，具有广泛性的特点。民族教育主要涉及民族地区的教育，而全国民族地区主要在西部，占整个中国的大半地方，涉及的人数实在不在少数，因此，民族教育具有广泛性的特点。

(2)从民族教育的对象来看，民族教育具有针对性强的特点。从狭义上说，民族教育首先面对的是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其次是民族地区的汉族。它不像普通教育，侧重研究人类教育的共性方面，民族教育侧重研究的是如何提高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3)从民族教育的学科建设来看，民族教育具有边缘交叉的特点。因为民族教育具有既要涉及民族学科又得考虑普通教育的特点和发展规律的双重性特点，因此民族教育在学科发展中不仅要涉及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学人口学、语言学，还要涉及心理学、教育学甚至经济学的内容。

(4)从民族教育的教学方式来看，民族教育具有民族性的特点。民族地区的教育既要面对少数民族，也要面对汉族，因此在很多地区早已实行“双语教育”的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需要有专门会民族语言的教师，具有民族地方特色，但同时也增加了民族地区的难度。而且民族教育除了要给民族地区的人民群众传播现代知识之外，还要有保持民族传统文化方式的教学。因此，民族教育具有民族性的特点。

二、国家对民族教育的政策法律保障

教育法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国务院及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教育专项资金，重点扶持边远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

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国家应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投入，并采取特殊措施，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速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发展其他教育事业，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应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依照法律规定，决定本地方的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应自主地发展民族教育，扫除文盲，举办各类学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发展普通高级中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根据条件和需要发展高等教育，培养各少数民族专业人才。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国家应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培养和培训各民族教师。国家组织和鼓励各民族教师和符合任职条件的各民族毕业生到民族自治地方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并给予他们相应的优惠待遇。此外，义务教育法、教师法、职业教育法等法律也对民族教育的发展作出了相应规定。

从这些法律规定中我们知道，依据法律各级政府应当切实加强对民族教育工作的领导，认真研究制定民族教育发展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要明确职责，密切配合，共同关心和支持民族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应为少数民族牧区和经济困难、居住分散的少数民族山区，设立以寄宿为主和助学金为主的公办民族小学和民族中学，保障就读学生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办学经费和助学金由当地财政解决，当地财政困难的，上级财政应当给予补助。

三、加入WTO民族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将在更大的范围和领域参与经济全球化，我国教育行业的市场环境将发展较大的变化。加入WTO必将对我国包括民族教育在内的教育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加入WTO给民族教育带来的机遇

总的说来，加入WTO将为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结构调整、激发创新力提供新的动力，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1.加入WTO有利于改善我国外部的教育发展环境，能够借助国外先进的教学资源拉动国内民族教育向前发展。在今后一段时期，西部民族地区要加速发展经济，接近和赶上全国经济发展水平，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就必须加快科学技术的发展、普及和应用，提高各族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而要做到这一切，离开了民族教育的进一步普及、发展和提高是不可能的。这是由教育的本质和教育的社会功能所决定的。2.加入WTO有利于我国的民族教育更好地实施“引进来”、“走出去”的战略。加入WTO后，国家将放宽国外教育机构或公司进入我国合作办学的条件，并允许其在资金投入上获得优惠。国外教育机构或公司在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方面经验丰富，具有明显优势。外国教育资源的进入，客观上可以满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教育多样化和多层次的需求。入世将使人才需求更加旺盛，境外教育资源的介入有利于加快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国外大企业参与培训市场，将会促进中国教育与培训市场的发展与成熟，有利于我国教育结构调整和教育体系的完善。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重心转移到西部地区，入世对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入世将对民族地区的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也会借助国外教育资源把民族教育推向更高层次。

（二）加入WTO给民族教育带来的新的挑战

民族教育已经是一个与全球接轨的问题，不止是中国的问题。加入WTO之后民族地区发展对各种人才的需求，对民族教育的发展也提出了挑战，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光靠国家政策和法律的保障已经不适应现实教育发展的主流。入世后高质量人才的需求是多层次的、全方位的，高素质人才资源的竞争压力将进一步增大。国外高等教育机构或公司具有较强吸引力，并在我国境内直接与我国现有学校竞争，将对我国学校教育形成挑战。

1.加入WTO会带来一些体制和政策上的冲突。中国加入WTO后，将按照WTO规则和我国加入WTO的承诺，需要对国内涉及教育政策法规、教育管理体制进行比较大的调整和改革。

2.以开放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市场准入，对国内教育行业（包括民族教育）形成巨大冲击。我们必须看到，从整体上来说，我国的民族教育与全国教育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是相当落后的，更无须说发达国家的教育水平。由于历史、社会等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专业技术人才十分紧缺，严重影响着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现在我们的民族教育存在的问题是：首先，少数民族人口中在校生比例偏低，文盲率高，据1990年统计，在全国总人口中文盲率为15.88%，而有的省区则高达22.8%。1990年青海省的文盲半文盲率与1982年人口普查时的数据比较，六个自治州和七个自治县的比例分别增加1.4和6.7个百分点。其次，民族地区办学经费严重不足，办学条件差。少数民族地区一般由于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发展缓慢，因而教育经费不足，办学条件达标率低于全国平均数。现把2000年民族自治地方分地区教育经费支出情况公布如下：民族自治地方分地区教育经费支出情况（2000年）

附图

加入WTO后，很多的外国教育机构和公司进入中国，由于国外教育资源的优势和国内民族教育长期不争的事实，中国民族地区的学生将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外国教育机构所办的学校。根据WTO规则和我国对外的承诺，我国相当一部分现行调控手段和政策方式需要调整或废止，宏观调控难度加大，民族教育向何处去成了一个大的问题。

3.民族教育体制尚需健全。民族地区师资薄弱且素质较差，在民族教师队伍年龄结构上中青年骨干缺乏。民族教育的体制、结构和教学内容都比较落后，忽视民族教育的特点，使教学内容脱离实际。民族地区没能很好地建立起民族教育主动适应民族地区经济建设需要并为之服务的有效机制，民族教育思想、内容、方法以及培养的人才，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相脱节。加入WTO，参与全球经济，使民族教育不得不迈开步伐紧跟世界潮流。但是我国现有教育体制的改革，用人和培养机制的健全，良好的教育氛围的培养，需要一个过程。在此期间可能出现的人才流失，将直接影响竞争力的提高。

四、民族教育发展的对策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民族教育面临许多的问题。民族教育问题作为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方面，它的解决是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前提。民族地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族教育的发展。加入WTO后，民族地区应如何去适应新的挑战呢？

加入WTO后，首先要在教育领域引进新的竞争机制，通过合理地引进国外优质地教育资源，如优秀教师、课程的体制、教学手段、管理模式和评估体系来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效益。要借鉴国外先进教育体制，推动我国民族教育改革的深化，顺应教育发展的世界潮流。要修改完善民族教育法律法规，坚持依法行政，提高依法治教水平。笔者认为我国加入WTO后应当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国家教育合作与交流。其次，加入WTO之后国家应作出有关教育服务的承诺，使我国教育开放的程度进一步加大，要使少数民族地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二十一世纪现代化建设需要、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民族教育体系，而且国家应当大力呼吁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互相学习，相互帮助。主体民族应当帮助和促进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少数民族也应当克服自身的狭隘性，积极学习主体民族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发展本民族的经济，使少数民族尽快摆脱封闭自守和经济上贫困、落后的状态。再次，入世后民族教育一方面要使少数民族群众能顺利地进入现代化主流社会，另一方面还要力求保持和发展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使他们享有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权利，享有在本族聚居区实行自治的权利以及学习本族历史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权利。因此，要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合理调整民族教育的内部结构。当前要着重发展与新型服务行业相适应的新型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的劳动力和实际工作第一线的专业人才，满足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需求和外资企业大量进入对人才的需求。

加入WTO之后，从具体措施上，笔者认为国家应兴办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班级）和其他教育机构，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根据情况从小学低年级或者高年级起开设汉语文课程，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各级人民政府要在财政方面扶持少数民族文字的教材和出版物的编译和出版工作。要在认真做好学校教育中民族语文授课有关工作的同时，抓紧研究并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和改进汉语教学，提高汉语教学质量，搞好少数民族学生的外语教学，使民族教育更加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除此之外，国家应举办民族高等学校，在高等学校举办民族班、民族预科，专门或者主要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并且可以采取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办法。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收新生的时候，应对少数民族考生适当放宽录取标准和条件，对人口特少的少数民族考生给予特殊照顾。各级人民政府和学校应当采取多种措施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少数民族学生完成学业。国家在发达地区举办民族中学或者在普通中学开设民族班，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实施中等教育。使少数民族在入世后能更好地适应教育，而不会一下子就被国际化教育浪潮远远甩在后面。

面对国际社会教育所带来的压力和挑战，要求与机遇，需要我们适时作出相应的对策。面对充满生机和活力的21世纪，我们仍需对民族教育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使之更具生命力。

【参考文献】

1.《民族教育学通论》，哈经雄、滕星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5月。

2.《西部教育》，吴德刚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月。

3.《中国民族教育》，吴仕民主编，长城出版社，2000年4月。

民族教育论文篇6

二、抓好感恩教育的基点是重新审视其深刻内涵

我们应当明确，感恩的前提应当是识恩和知恩，行为载体是报恩，而施恩是在报恩基础上的一种升华。换言之，在知恩的基础上，有明确对象的恩惠回馈行为是报恩；之前无关系而实施的公德行为就是施恩。只有真正理解了这种逻辑关系才可以谈得上“把握住了感恩教育的关键”。但在我们的现实中，所有的未成年人由于文化来源、信息渠道、素质基础、生活阅历等千差万别，对于感恩的认识也莫衷一是，甚至有相当部分的群体根本无法识恩，又何谈知恩报恩？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对感恩教育的范围也应当有所拓展，不应该仅仅限制在未成年公民之中或教育行业内，而是积极拓展到社会各方面、各领域和各层次。其客体应当包括社会各阶层和各个年龄段的所有公民；其内容设计应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各有侧重；其内涵上不仅要包括“感恩、知恩、报恩”等核心内容，还应当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等基本准则、“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等道德规范、“为国工作、为党奉献”等社会主义义利观、“古代二十四孝、知恩图报”等传统感恩文化和“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包括进去；其文化归属既属于全社会道德体系建设的范畴，也属于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组成部分；其过程更应当将“丰富”和“有效”作为基准要求，绝不能简单地看成“各级政府的任务”和“教育单位的表面文章”。同时，感恩教育的工作目标、实现途径、方式方法、理论构架、工作机制和实践探索诸方面都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以此为基点，全面深入地推进该项工作。

民族教育论文篇7

1.教师来源单一，动手能力差

职业学校教师来源应该多样化、多渠道，但是，被调查的职业学校教师来源渠道主要为三个：小部分来自企业、行业等生产一线，大多数是从高校毕业后直接从事职业教育工作，其次是从小学、普通中学、高中调入。在抽样调查的专任教师中，只有4.9%的人来自企业，7.3%来自事业单位，来自普通中学的就占17.1%。其中，在被调查的专任教师中专业教师在企业实践的时长近乎于零。教师来源单一。民族地区职业学校的大多数教师主要来自学校，从学校到学校的上岗方式使得大部分的教师缺乏企业实践经验与专业技术能力，动手能力差，在教学和实训过程中容易陷入普通教育重理论、轻实践的俗套中，最终影响了职业教育的教学效果。

2.教师培养和培训机制不健全

造成教师专业技术能力不强的另一个原因是教师的专业培训缺失。根据调查问卷，在关于民族地区职业学校教师从事中职工作以前对职业教育的了解情况的调查中有14.3%几乎一点也不了解中职教育，只有43%了解一点和47.6%表示比较了解。对职业教育的特殊性缺乏了解，表明需要对这些新教师进行岗前培训，然而在新教师入职引导中，接受的培训形式比较单一且效率不高，主要为集中培训（66.7%）、专题讲座（76.2%）、师徒制（14.3%）。另外，参加过培训的教师中有4.8%的人认为中职教师培训的课程设置不太合理，培训内容缺乏实用性和针对性；培训类型结构不合理，大部分教师只参加过县、校级的课程培训，而部级培训所占比例较小，如表4：形式单一的培训也直接影响了教师获得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情况，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的教师中获得高级证书的只占4.8%，获得中级证书的为57.1%，38.1%的教师获得了初级证书，显然无法适应民族地区职业学校技术技能的人才培养要求。据了解，培训环节薄弱的原因主要源于广东民族地区职业学校教师培训经费的限制，无法安排大多数教师进行培养和培训。

3.“双师型”教师结构失调

“双师型”教师缺乏是民族地区职业学校普遍的问题。从调查数据来看，数量上，乳源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连南职业技术学校两所学校“双师型”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分别为24.1%、39%；职称上，两所学校有20.6%的双师型教师具有初级职业资格证书，中级的只占44.1%，中级以上的35.2%；学历上，在调查的双师型教师中本科学历占多数，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教师不到1%，约13%的只有专科及以下学历；从教师类型结构来看，文化基础课教师占38.8%，专业课教师占58.5%，而实训指导教师只有2.7%。造成“双师型”教师结构失调、实训技能缺乏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广东民族地区经济条件落后，教育主管部门未能提供教师很好的培训机会，使得培训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二是来自于经费的限制，无以支持民族地区职业学校教师参加进修、培训以及外出访学；三是时间的不足，广东民族地区职业学校教师生师比过高，教师承担的教学任务繁重，加上班级、学生管理等超负荷工作，难以抽出时间参加培训及自我提升。

（二）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少

职业教育与国家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社会发展与市场变化要求职业学校教师要不断学习和提高能力，才能跟上新形势的步伐。中青年骨干教师是职业学校发展的主力之一，需要职业学校对中青年教师要加强培养和培训。然而，现实情况下广东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条件不利于教师发展，学校提供的外出培训、交流的机会过少，导致教师见识不广，眼界不宽，出现闭门造车的现象，部分老教师甚至从未有过外出学习的经验，缺乏现代化职教理念。从年龄结构上看，被调查的教师中40岁以上的教师占了68%，40岁以下占32%左右，平均年龄45岁，平均教龄也都有23岁，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所占比例不到20%，在被调查的双师型教师中，40岁以下的占总数的38%，40-50的占了54%，仍以年龄较大的教师为主。

二、广东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的对策

（一）加快“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步伐

1.确立科学的“双师型”教师标准

“双师型”教师作为我国职业教育教师的专属名称，是区别于普通教育学校教师的特有名词，是保证职业教育质量的关键。何谓“双师型”教师，目前尚未统一定论。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两种：一是“双职称型”，即具有教师职称和职业资格证的教师；二是“双素质型”，即教师既要具备理论教学的素质，也应具备实践教学的素质。由于定义的标准不一，每个学校的实际操作会出现很大的差异，甚至同一所学校内的也会出现争议，导致现实中的“双师型”与理想中的“双师型”教师有很大区别。可见，“双师型”教师队伍培训系统的首要任务是确立科学规范的“双师型”教师标准。在教育部制定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中规定：中职教师既要有较好的通识性知识、教学设计能力、实训实习组织能力……还要有教学研究和专业发展能力。也就说理想的“双师型”教师是“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教师，同时具备会教理论与会指导学生实践的“双会”能力。因此，“双师型”教师资格认定标准的制定应该要求教师同时拥有包括相应教育层次的教师资格证和所任教专业的国家职业资格证，即“教师+职业资格”。总而言之，“双师型”教师不是教师证与资格证的简单相加，也不是教师与工程师的简单结合，更重要的是专业理论知识、技术实践能力等方面的融会贯通。对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双师型”教师而言，还要体现在实际教学中能够将本民族特有的文化知识的有效再现与进行传统技艺技能的传授等方面，才能培养出既能适应本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又能传承本民族文化、技艺的人才。

2.建立健全的“双师型”教师认定制度

尽管制定出了“双师型”教师的标准，但是由于在具体操作上考核要求的放宽、放低，加上很大程度上考核与培训不分家，导致目前很多教师拥有职业技能等级证却不具备相应的职业能力。这就需要建立一个规范的“双师型”教师认定制度，严格规范资格证书的考核环节，确保职教教师“双证”的有效性。“双证”是“双师型”教师认定的基本条件，但是，“双证”不等于“双会”，要在持有“双证”的基础上，在认定的时候要加强对教师其他方面的考核。职业教育离不开行业、企业，与行业、企业的紧密结合是职业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最大特点。广东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要培养出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离不开本民族地区企业、行业参与，因此，长期、稳定的校企合作关系是民族地区职教教师专业发展的平台保障，也是“双师型”教师考核认定的主要参照。通过以政府为主导，引领“双师型”教师认定体系，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由教育主管部门牵头，带动相关劳动部门和企业行业共同参与，依照“双师型”教师考核认定标准，由各领域的专家考核认定，考核内容包括专业理论课和专业技能训练课，或者以“理论-实践一体化”的课堂作为考核项目，加上“双证”资格要求，对教师作出科学的认定。通过科学规范的考核方式引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向制度化、系统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灵活开放的培养体系。

3.制定合理的“双师型”教师评价机制

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是构建广东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养体系的重要保障。合理的“双师型”教师评价管理机制，使“双师型”教师的认定、考核、评定等各方面都能找到合理的依据，做到公平公正。同时，为了激发民族地区职业学校教师对获得“双师”资格的热情，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将“双师型”教师的素质、能力评定结果与教师的职称、奖金和培训等相连，成绩突出的作为全校示范以带动全体教师自觉地投入到拓展本专业知识来提升自身能力的学习中。合理的评价体系与适度的激励机制对条件落后的民族地区职业学校的教师来说是公平公正的重要保证，也是激发全体教师努力提高自身全面发展的动力。

（二）多渠道培养民族地区职教师资

1.通过院校联合培养高素质的职教师资

通过专门的职业院校和其他大学特别是工科学院师范专业来联合培养职教师资。一是加强高等院校与民族职业学校的沟通，通过与东部发达地区对口的高等院校合作办学、专业培训等形式为广东民族地区培养职教师资，如现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是广东省重点的职业师资培训中心，以面向职教、服务职教、引领职教培养的“双证书”毕业生，成为职教师资培养的重要基地，通过合作办学，推进教师进修和选派优秀教师赴当地任教等对口支援工作，还可以根据对口支援地区和专业教学实际，培养相应的师资，推进广东民族地区职教师资的培养和素质的提高。二是依托职业师范院校和综合大学开办不同专业的民族地区职教师资培养班。此类院校可以根据最自身的特长，面向民族地区的普通高中和社会招生学生，按照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学校专业设置特点、计划招生比例开办不同专业的职教师资培养班，并要求这些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必须到民族地区职业学校担任教师，不仅解决当地职业教育师资缺乏的问题而且也一并解决了当地学生上学、就业问题。同时，开办职教师资培养班的职业院校要加强职教师资培训基地建设，提高教师实践能力以及制定中等职业学校骨干专业建设和学科带头人标准，确保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师资质量。

2.以校企合作促进职教师资培养

职业教育涉及的专业和种类之多，如果仅靠专门设立的职业技术教育师资培育机构是无法满足各类职业学校对教师的需求的。无论是从职业教育培养目标还是从职业教育培养特色来看，职业学校教师只有到真实的工作场景中感受、感悟、学习，才能获得最优最具实际价值的教学资源，这就需要通过教育主管部门的协调，将学校与企业联接，建立长效的合作机制。学校通过派选专业教师到企业进行专业培训与实践锻炼，保证专业教师与工厂、企业、行业之间保持专业对口业务往来的渠道顺畅，实现专业教师和专业学科带头人到企业对口实践的常规化和制度化。职教教师利用校企合作的优势，到企业进行实践锻炼，了解行业发展动态，掌握技术进步情况，从而提高教师实践动手能力以及指导实践教学的能力，更好地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另外，广东民族地区有自己的地方经济特色，如特色农业、植物资源开发与保护、民族旅游资源等，依托这些产业建立对口的师资培训基地，使得教师能够很好的掌握民族产业知识与技能，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需要的专业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是一种投资少、见效快的途径。

（三）建立健全的经费承担机制和开放的教师培训机制

1.加大师资培训经费投入

缺乏职教师资培训经费是广东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面临的严峻问题之一，有效的解决途径是建立学校、政府、社会和教师个人四位一体的培训经费承担机制。国家在政策上对民族地区职业学校师资队伍建设给予一定的倾斜，设立民族地区职教师资培训专项用款，并且对专项用款进行跟踪，确保专款专用，保障职教师资培训工作顺利进行。地方政府则加大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师资培训经费的投入力度，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职业学校，学校通过特色办学引进企业资金以及号召社会各界人士捐资助学以承担一定的师资培训经费，而教师个人按照相应培训等级适度承担一定的经费，经费承担机制可以有效的分担了职教师资培训经费不足的压力，扩大教师培训范围。

2.拓宽教师培训领域

建立开放的教师培训机制，使得专业教师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培训。一是鼓励教师学习进修，尤其是鼓励青年教师进一步提高现有学历，要求在岗专科及以下学历的人员提升学历，使学校专业教师学历合格率达百分之百。制定教职工继续教育、在职攻读硕（博）士研究生以及教职工教育培训制度，对表现优秀的教师给予选派到知名高校及企业进修学习等奖励，全面提升职教师资整体质量。二是鼓励支持教师参加实践技能的培训。包括提供教师到外地参加技能培训的机会以及选派专业教师到本地区企业、工厂等进行专业技能培训，并且要参与职业技能鉴定培训及取得相应技能等级证书；规定青年教师必须到企业实践锻炼，而且每年要选派教师到职教师资培训基地参加培训，结束后由专业人员进行鉴定，鉴定通过则给予适当奖励，不合格则需要重新培训。三是加强本民族地区文化及传统技能的培训。民族地区职业学校是传承民族文化传统与技能的有效载体之一，通过对本民族教师甚至不是本民族的教师却从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教师进行民族文化、技能的培训，从而更好地传播和发扬少数民族文化和技艺技能。

（四）严格实行职业学校教师准入制度

1.重视职教教师来源多样化

认真执行中职学校教师准入制度，遵循职业学校的教师来源多样化、多渠道的原则，既可以直接从高校毕业生中选择优秀的学生来担任教师，也可以直接到企业中聘请具有较强相关专业的实践经验及技术技能人员充当教师，这样使得专任教师符合既有规定的学历又有相关工作经历的资格条件，严格控制职校教师入口，确保民族地区职教教师结构的合理性。同时，教育主管部门还要严格把关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师资质量，一方面，要全面落实中职学校教师资格的定期认证和考试办法，及时发现认定和考核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并提出合理的解决办法；另一方面，在操作的时候要严格依据认定程序，促使教师资格认证工作日趋规范化与制度化。

2.建立完善的人才选拔、激励、成长机制

一是引进高素质人才。一方面通过提高职校教师待遇，吸引优秀的高校毕业生、企业人才到民族职业学校任教；另一方面通过优惠政策从企事业单位引进一些既具有一定专业理论知识又具有娴熟的专业技能的工程师或高级工程师从事技术人才培养工作，从而改善现广东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师资结构。二是聘请专业的技术技能型兼职教师。民族地区职业学校根据专业教学的要求，面向社会招聘具有一定专业理论知识与娴熟专业技能的兼职教师。三是积极鼓励教师晋升职称。制定职称评聘办法，并在津贴、进修、住房分配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进而调动广大教师积极投身于教学、科研工作中，合理调整师资结构。四是动员教师开展产学研的工作，积极面向企业和生产一线参与技术的开发和服务。鼓励教师借助产学研平台，广泛开展科技研发，围绕市场行业企业需求，积极为民族地区开展科技服务、技术服务，提升教师的科研创新能力。

民族教育论文篇8

一、少数民族英语教育的民族认知接触

“少数民族英语教育行为是对少数民族社会关系的涵化”，[4]美国语言学家克拉申曾言，衡量语言教育成效的途径之一是看“语言所属双方成员之间是否发生过较为密切的族群接触”，[5]它反映了语言代表的思想内容被排斥或被接纳的社会过程，越是稳定持久的族群接触行为越能促进语言对族群边界的跨越。对此，国内研究文献大多从英语的跨文化交流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实际上影响少数民族英语教育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民族认知的接触行为。例如对外来词的选择与吸收即是民族认知接触的结果，以藏族社会的外来词吸收为例，英语词汇中的“三明治”（sandwich）“威士忌”（whisky）“巧克力”（chocolate）等词汇都是指示西方生活风格的物质名称，19世纪中叶伴随西方第一批传教士进入中国藏族地区，以上物质产品开始在藏地商品市场出现，相应词汇也是最早一批进入少数民族英语教育视野的外来词。20世纪初，西方近代医药学风靡世界，西药大量涌入藏区，青霉素（penicillin）抗生素（Antibiotics）麻醉剂（anesthetic）等词汇随即收入藏族医学专业的英语教科书，可见外来词的吸收需要族际行为与语言自身内涵的交互，它们奠定了现当代藏族英语教育的实践性立场，也为少数民族英语教育带来了启示，即利用潜在课程来传递那些非预期、非计划的物质内容、价值观念、规范态度，并通过实在的接触行为促进语言对族群边界的跨越，可以说少数民族英语教育中潜在课程介入的重要任务是“弱化少数民族现有社会习惯及其观念因素对英语教育的消耗”，[6]何为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消耗呢？2012年中国藏、汉族大学生英语教育调研报告显示，藏族学生的英语词汇学习多通过机械记忆与意义记忆来实现，这在汉族英语教育中虽然也是常见策略，但在较短时间跨度内“藏族学生的英语词汇磨蚀情况远远超过汉族学生”。[7]词汇磨蚀又称为语言耗损，是教育耗损中的一种，特指伴随时间推移英语词汇自动忘却、退化与丧失的情况，西方小语种教育的抽样调查发现，越是注重输入环节的强化记忆，越容易加剧语言耗损现象，原因即在于小语种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极其缺乏实际的语言接触机会，语言习得与语言输出的比例严重失衡，因此少数民族英语教育的潜在课程介入不仅要提供英语输出机会，还应保障语言输出的无意识动机，否则便是无效的。少数民族英语教育环境（课堂环境）无法提供真实的族群接触机会，而语言学习主要表现为自动地、无意识地语言规则迁移，为了减轻少数民族学生通过机械记忆与意义记忆完成英语学习的语言耗损现象，应促使语言习得与语言输出的机会均衡，对此少数民族英语教育的潜在课程介入可针对少数民族学生言语活动实施英语语言输出的无意识训练。以“语感”训练为例，“语感”指向直觉性的感知能力，“少数民族学生在英语阅读选择、完形填空、修改病句方面应用语感往往能事半功倍”，[8]教师可在适当的情境中激活语感，促使知识储存于学生的潜意识中从而被自如地运用，例如对外来词意义的判断，真实的族群接触中根本不需要附加意义判断，“显性课程教学中教师通常采用循音赋意的方式来增加义标”，[9]隐性课程介入则刚好相反，应用“音译”来代替“意译”，学生基于反复的发音训练来记忆词汇的语音形式而使词汇蕴含的文化逻辑暂时丧失，从而模拟真实族群接触中的无意识语言输出形态，解决语言规则迁移的难题。

二、少数民族英语教育的民族认知环境

少数民族英语教育通过培养少数民族英语人才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英语教育的社会属性不言而喻，但是无论是少数民族学生还是家长对英语教育的认同率远远比不上汉族英语教育，国内研究文献倾向于从政策、文化方向去寻找答案，西方文论史则提出了“社会感知”的概念，少数民族地区英语教育的重视不足源自少数民族个体对英语社会环境的感知匮乏。少数民族学生的社会活动场景相对固化，其社会信息传递具有一种基于生态立场的可依附感，这在主流社会语言教育中是没有的，例如汉族学生的英语学习突出的是“社会功能性价值”，追求英语学习这一行为的社会合理性，而“藏族英语教育则不断地强调增加英语教材的民族结构比例”，[10]要求所有教师必须研读藏族宗教经典，藏地英语教育没有完全脱离传统藏族寺庙、僧俗教育的民族范畴，少数民族学生自身文化向英文化的认知过渡缺乏对民族外在社会环境的感知，而搭建少数民族个体对外界社会环境的感知桥梁则是潜在课程的又一目标任务，即推动少数民族英语教学本身的社会化过程。促使少数民族个体接纳其他社会的知识体系需要学校模拟语言发展的宏观社会联系来帮助学生摆脱原有文化认知的限制，创造追求知识过程无功利性的理想、态度以及道德习惯。对此潜在课程应该提供与常规教育手段相互补充的内隐性知识来规避学生由于历史原因或文化底蕴对英语教育形成的“先入之见”。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来说，所谓内隐性知识是指能够间接地引导少数民族学生关注语言问题本身而不涉及民族认知问题的知识，降低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敏感度，从而解放学生创造力。例如词汇搭配知识就不是内隐性知识，直接面向词与词之间的搭配只会让少数民族学生更加地在意母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差异，根据2013年的青海藏族英语教学调研报告，“藏族学生的词语搭配错误百分之99%出在对常用词的词性辨析上”，[11]英语中的很多词汇组合都是固定搭配，单纯的记忆较之反复的认知加工更来得有效，但少数民族学生会刻意地去辨析这些固定搭配中的词性，为它们附加母语理解，其原因便在于民族认知性的自动化，而内隐性知识的“间接性”特征可以暂时绕过少数民族学生的强迫性认知行为，促进学生更为开阔的社会感知能力。以少数民族英语介词学习为例，在英语介词教学中引入时空观介绍便是一个潜在的内隐性课程，对于介词本身的判定是直接性知识，对于少数民族学生而言属于民族认知的范畴，但语言的时空观是不具备民族性的，这就决定了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认知功能无法对词性进行民族性鉴别，必须从中立的角度来看待语言发展的不同表现形态。例如西方《圣经》中的介词随着时空的推移不断缩小词义，代表西方核心文化的语言符号逐渐弱化的社会现实是否意味着西方文化的低坠？这一问题的提出将很大程度上引导学生民族认知角度的转变，即让少数民族学生意识到西方语言中的介词符号弱化是“人们不断追求明晰、有力的语言表达的结果”，[12]这里面不涉及民族性成分，是语言运用的价值观体现，思考人们学习并运用语言应该具备怎样一种价值导向。《圣经》每到一个地方都会融入当地的借用词，该现象不仅没有弱化民族语言，反而推动西方文化在异国蓬勃发展，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呢？让少数民族学生去思考、回答这个问题比单独地让他们面对母语介词在英语中的词义丧失更能获得他们不加排斥的“注意力”，例如藏族语言中的独立副词搭配一旦通过英语陈述便存在着“夺格”现象，对外来语言的学习要让藏族学生明白语言转化引起的民族语言形式弱化是语言应用的必经之路，此类内隐性知识的补充可帮助少数民族学生理解学科精髓，训练宏观社会感知能力，从而构建学生正确的认知路径。

作者：蒲莹晖 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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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烈的民族意识影响新疆的少数民族由于居住的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艰苦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使少数民族在严酷的自然面前无能为力，因而产生了对本民族的很强的认同感和依赖感。这种强烈的民族情感，就可能不利于接受新事物；不利于与其他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学习；不利于吸收发达地区先进的东西，克服自身不足；更不利于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系，最终成为民族进步和发展的严重障碍。

（三）师生语言成为瓶颈少数民族民语教师自身的汉语表达能力差，水平低，无法教出高质量的少数民族学生。汉语依然是少数民族教师的一块短板，因为少数民族教师汉语水平差直接影响和制约了其自身知识面的拓宽、知识更新以及理论研究的深入。学生汉语起步较晚，特别是南疆的学生，语言的障碍不仅影响他们对课本知识的学习而且影响他们进入更高的学府接受更好的学习。少数民族学生家长知识水平相对较低，并且不具备较高的汉语水平，因此没有给学生营造一个汉语氛围，也没有给孩子灌输学习汉语，接受先进知识的必要性的意识。因此双语教学在新疆实施了多年，但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农村与城市差距大，缺乏语言环境仍使得学生学习汉语吃力，造成了课程学习的障碍。

二、对提高新疆少数民族教育质量的几点建议

少数民族教育在新疆的教育改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加快新疆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不仅关系到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而且也关系到整个新疆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坚持立足新疆贫困地区实际情况，努力推动经济发展在教育投入上，虽然新疆采取了许多措施，做了很多工作，但仍然满足不了民族教育发展的需要。中央财政每年拨给民族教育的专项经费，要严格按照有关要求，专项下拨，专款专用，充分发挥监督机制的作用。此外，要积极改善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集中资金，大力支持“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二期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农村中小学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①，切实解决少数民族教育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解决交通车，寄宿制学校等最迫切问题。

（二）增强新疆教师队伍的建设实施素质教育，首先要提高教师素质。名师出高徒，只有建立我国新时期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才能培养一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英才。因此要对基础教育的民语学校教学的各个环节进行定期检查和督导，特别是课堂的教学质量。以培训和检查、督导、业务考核等多管齐下的方式，不断提高少数民族中、小学教师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从而提高少数民族教育的基础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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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地区的新政教育还涉及到外派留学，曾陆续选派学生接受国内其他省份留学教育和国外留学教育，“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谕令各省选派学生游学。三十年（1904年），陕甘总督选派甘籍学生4名留学京师大学堂，每名月给学费兰平银10两、往返川资兰平银各100两”。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令各省派出学生游学欧美。晚清新政注重实业、技艺学校的建设，同样西北地区设立专门技术学校，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甘肃开办法政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彭英甲创办农林学堂和矿务学堂。新政冲击了封建传统教育，陕甘地区学校教育有了新气象，但当地少数民族民众对多年以来的传统教育的坚守以及现实生产生活的限制，更主要的是甘肃地区文化宗教化的影响，使得晚清新政在陕甘地区的少数民族学校教育建设成效甚微。如：青海蒙藏两族对于学校教育多态度漠视，“自从宣统三年（1911年）青海办事大臣创设青海蒙藏学校以后，才有学校教育之设，校内专收蒙藏各族子弟，而为专事训练造就蒙藏人才的机关”（6）。虽然回族有识之士认识到甘青地区经堂教育在“暴政之下，保持回教于不绝，寺的教育，实为首要。然而拘墟不变，使回民积渐成今日至贫愚”（7）。但陕甘伊斯兰文化类型民众的早期教育，主要是家庭范围内教授伊斯兰教知识和寺院教育。自明末胡登洲在陕西创办汉文释经的经堂教育后，经堂教育担负起陕甘伊斯兰教民众培养子弟的重任，即使晚清新政也未能改变这种状态。新疆地区：虽然新疆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现实情况使得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陕甘总督松蕃上奏“新疆军政请展缓举办”（8），但新政在教育方面已施行，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马亮倡导建立伊犁养政学堂，招收满蒙子弟就读，设置蒙文班、外文班各一个，满文班、汉文班各两个”（9），从而建设了蒙藏基础教育。并且进一步完善教育管理机构，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谕令各省设提学使、劝学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新疆设提学使、劝学所以“求普不求高，用学务人厚薪不兼差，以次渐进不惑种人难于见功之说”（10）为宗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新疆各地的劝学所已达33处，总董29名，劝学员101名”。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预备立宪时期，令宣统元年颁发简易识字课本，厅州县设简易识字学塾，但新疆并未实施。新疆设有中俄学堂。“新疆蒙古各部，为自强之基，在省城设立文学堂，送子弟入学，就近归学司考核”（10）。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学务公所进行教育考察后，发现了维吾尔族语言在办学中的重要性，“即令维吾尔族师范中学班学习维吾尔族语言，各级官吏教习不得轻视维吾尔族学生，还免除维吾尔族学生的徭役”。

针对师资缺乏的现状，新疆开始着力建设师范学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迪化府建立维吾尔族师范学堂，专门招收新疆南路各郡县送来的维吾尔族学生”。维吾尔族师范学堂的毕业生，得到当地的重视并被政府授以衣顶。在清末新政影响下，新疆地区也建立了实业学校，塑造技能人才。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新疆巡抚吴引荪倡办省立法政学堂，并认为“学堂之设原以造就人才，而仕途需才较诸学界为尤急。新疆王文利略论清末新政对近代西北少数民族教育的影响统辖诸部，接壤强邻，应陶铸吏才，以备内政外交之用”（11）。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二月，署甘肃新疆巡抚吴引荪上奏：“拟就书院改设学堂，其高等办法，仿照山东章程，暂分备斋正斋，督课外国语文。拟将旧设俄文学馆并入。再聘精通英、德、法语言文字者，以补所未备。至府州县应设各等学堂，当通饬筹款，一律仿办”（12）。并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刘锦棠奏设俄文馆的基础上，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创立中俄学堂，“专门培养对俄之交涉人才。”（13）新政期间新疆教育建设中同样有派遣留学生教育，如伊犁将军马亮派遣“留学生出洋学习”（14），与陕甘地区不同的是新疆所派留学生主要是前往俄国学习。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新疆“加派伊犁游学俄国学生”（15）。新疆在新政期间虽然进行了中小学初等教育建设、实业技艺教育建设以及派遣留学，教育内容也有了数、理、外语等近代化课程，但效果并不明显。这一方面归因于新疆学校教育过程中遇到了资金少、师资缺的窘境；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民众对近代学校教育并未理解和认可，北疆的一些城市如迪化、伊犁属于教育推广较好的地方，南疆维吾尔族地区对新式教育多有抵触，甚至“致成敷衍”，并且学生“多请人雇充”（16）。不得不承认的是晚清新政在新疆地区传播了近代化的思想，开启了民智，为新疆的近代化演进开拓了道路。

二、晚清新政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教育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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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实层面二者对接的可能性民俗文化和隐形课程的对接，不仅在理论上有很大的可能性，同时在实践上也有。从具体实践上来看，民俗文化和隐形课程对接的可能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多元的民族文化空间为二者的对接提供了基础平台。在多民族国家，民族构成的多样性不仅仅具有数量、规模上的人口统计学意义，而且还深刻地影响到多民族国家社会纽带的建立及凝聚力来源。通常情况下，在排斥性思维观念指导下，建立在单一语言、宗教、文化等基础之上的社会纽带，无疑只能导致对处于弱势地位少数民族权益的忽视和侵犯。而民族预科教育则是在包容性思维观念指导下，建立更具有包容性的社会纽带的一种合理选择。从南昌工学院等民族预科院校的实际情况来看，民族预科教育的学生都是少数民族。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域和民族，各自拥有着独特民俗文化，进而构成了一个跨文化交流的大舞台和一个多民族认同共存的文化空间。在这个大环境中，不同的民族文化彼此进行着碰触或交融。这就从客观上为民俗文化与隐形课程实现对接提供了一个基础的平台。第二，民族预科院校的具体文化活动为二者对接提供了保障。为了促使本校的民族预科生能够在社会背景、地区差异、文化基础、语言环境等方面有着巨大差异的情况下，正确认识、尊重和理解彼此的民族文化，目前南昌工学院等民族院校都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总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一是拟筹建少数民族风情馆，通过宣传各个民族的民俗风情，对学生进行无形的教育，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他们和谐相处。二是建立并完善民族政策宣传馆。在全面介绍各个时期国家民族政策的同时，也以一些具体的民族团结的实例对民族预科生们进行教育，并以榜样的力量来激励他们。三是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系列活动。除了开设民族理论与民族政治课程之外，还开展一些民族团结教育系列活动。四是开展以介绍民族民俗文化为主题的知识讲座，宣扬传承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以及维护民族大团结局面的重要性。总之，民俗文化与民族预科教育的对接在理论与现实层面都有着巨大的可能性。作为预科教育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因素通过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将各族的民俗文化变成了一种隐性课程。它在引导学生在更深入、全面地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对其它民族的文化形成一种理解和宽容，进而不断与其它民族的预科生进行交流与互动，增加彼此之间的了解与尊重，从文化认同逐步走向文化自觉，自觉传承该民族的优秀文化。

二、学校语境中民俗文化与隐性课程对接的实践

高等院校是人们获取科学知识以及其它一些信息的重要中介和落实民族预科教育政策的重要机构。从民族预科教育的实践来看，民俗文化往往借助或渗透于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言行，并逐步具体化为校园和课堂中的语言、仪式和规范习惯等，进而隐于日常的教学、生活当中，并把这种影响和结果逐步辐射到社会上。而整体上来看，在民族预科教育实践中，民俗文化和隐性课程的对接主要包含校园文化和课堂文化两个方面，其中课堂文化则是主要表现为：教师依靠其自身的民俗文化底蕴对学生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和谐校园文化的创建民族预科院校“多民族、多层次、多地域”的生源特点，决定了其文化的多元性。学校作为一个育人的摇篮，既能保持优秀传统文化的代际传递，又能促进异地、异域文化间的不断交流。而和谐校园则是“一个符合人性规律与教育规律构筑的生态系统，是一种以和衷共济、内和外顺，协调发展为核心的素质教育模式，是以校园为纽带的各种教育要素的全面、自由、协调、整体优化的育人氛围。”例如江西的南昌工学院，该校已成为一个对多民族文化进行有效整合的场域。为了对民族预科生进行全面教育，其十分注重校园文化的隐性课程意蕴，并积极开展多项工作。目前取得的成就主要包括：第一，设计具有民族文化意蕴、承载民族文化内涵的的校园物质环境。为了能够保证清真饮食习惯学生的用餐问题，学校投入1000万元兴建了面积为6700平方米，可容纳3000余名学生同时就餐的高标准清真食堂，并且在该食堂全部聘用维族的红、白案厨师。第二，巧妙设计学校的精神环境，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学校在图书馆，教学楼建立了展示该校多民族文化的文化长廊，并组织预科生们进行集中学习。第三，创造良好的校风和班风，形成和谐的文化气氛。第四，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注重学生的个性化教育。第五，营造多姿多彩的活动氛围，在校内外开展有益的文化娱乐活动。著名社会学家布劳认为“各群体之间的隔离阻碍他们之间的交往，而缺乏社会交往的机会会妨碍社会关系的建立；群际之间的交往，即使不是亲密的交往，也能够促进人们相互之间的理解，促进宽容精神的发扬；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个人和群体的社会整合更主要取决于群际间的交往以及由于这种交往构成的广泛网络所给予的各个方面的支持。”因此从整体上看，这样的校园氛围为民族预科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必备的教育基础资源。预科生借助于学校提供的交流平台，了解和学习不同民族的文化，增进对异民族和异文化的认同和包容，进而增进彼此之间的情感交流。因此，民族预科生个体与集体中的其他成员之间由于共享某种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评价和判断标准，就会在外在象征符号与实践行为中表现出与其他成员的同一性，这种共享的成分又成为集体凝聚力和社会纽带建立的来源。

（二）教师对民俗文化教育的实践“在传统与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民俗文化的教化和熏陶。从孩提时代到成人，人们从民俗文化中学得一系列知识、技能和道德，甚至是祖先留下的成见。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潜在能力，一切教化都在潜移默化中进行，使你不知不觉地在民俗传承过程中获得知识和能力”[7]而教师作为社会个体的成长经历，也必然要从民俗文化中学得一系列知识、技能或者道德，从而在知识传授过程中承担“文化性知识掮客”角色。在理想状态下，教师的这种不曾见诸于教学文本的知识、技能或者道德，具有民俗文化底蕴的课程意义，进而逐步成为一种隐性的课程。具体到民族预科教育教学实践中，由于其教育的特殊性，民族预科的教师作为一种从事社会性教育职业的劳动者，其依靠自身的民俗文化底蕴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教化更是非同寻常的。教师在向学生传播教学信息的时候，除了传授知识、技能之外，对其产生影响的还有一些以特定方式呈现的非语言因素，其包括感情、情绪、表情、手势以及习以为常的腔调、仪态等文化序列，从而在具体的教学语境中实现了民俗文化与隐性课程的对接。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发挥教师的重要作用，南昌工学院在抓好常规教学的同时，立足于民族预科教育的“民族性”特色，逐步推进师资队伍的建设：第一，为满足预科生特殊教育的要求，该校每年在引进师资时都注重面向全国引进少数民族教师，目前仅民族教育学院就有30多名少数民族教师；第二，组织教师集中学习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使他们在提高自身民俗文化底蕴的同时，逐步意识到教学对象的特殊性，从而在尊重、关爱学生的基础上，采用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第三，鼓励教师处理好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之间的关系，合理引导学生的价值观，使民族预科生这个特殊的教育层次变得不再特殊。目前，南昌工学院已逐步培养了一批热爱民族教育事业、民族教育专业理论知识扎实、学历层次较高的教学骨干，使他们能够施展才华，更好地为民族预科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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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让我们的民族艺术成为我们不竭的创作源泉

清代纪昀说过：“国弈不废旧谱，而不执旧谱；国医不泥古方，而不离古方。”2008年奥运会的奖牌设计，充分体现了这样的内涵。“金玉良缘”，中国人讲究缘字。中国人欣赏金子和玉石，它吉祥、富贵、辟邪，本身就渗透着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应该说这是中国民间美术意义化造型的典范。它的设计成功借鉴传统形和色，将本土传统文化和西方理念融会起来，借鉴民族色彩中的精华，有效地运用到现代构成理念中去，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的民族艺术教育的内涵。于是，我引导学生观察传统的色彩和那些过去他们曾熟视无睹的民族艺术，唤起他们对民族的地域特色的感知，帮助他们认识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规律。中国传统典范（如建筑彩画、宗教壁画、民间年画以及中国服饰、京剧脸谱等等）是今天用以当代设计的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源泉，它给人们以许多的启迪和广泛的内涵。这些典范凝聚着人类对色彩规律研究的智慧与经验，是我们学习民族风格的极好途径。而民族风格仍是现代设计的重要课题，可以提升我国现代色彩设计中的精神内涵，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