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论文

一、隐匿与发现:缘自民间的书写姿态

1．母语体验与民族精神对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十分重要可以肯定的是，网络的兴起与快速普及，不仅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而且几乎一夜之间将古老的族群观念和传统习俗晾晒在现代数字化信息桌面之上，逼使偏远山地文化与发达都市文化近距离对视、交流与磨合，促成汉民多元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处于紧张啮合状态，进而唤起少数民族作家“以新载体说老故事”的言说冲动和新奇感受。所以说，“网络出现之后，各地文学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在整体上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为造就文学新人开辟了一条新的航线。在某种程度上，少数民族地区反而成为这次传播革命的最大受益者。一根网线缩短了他们与文化发达地区的时空距离，改变了民族创作的生存空间，巨大而无形的网络为新生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心灵还乡创造了条件。具体到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创作本身，作家主体的姓名符码、题材选择、母语认同、民族精神等无疑是必要而可靠的辨识维度。限于篇幅，这里只讨论关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民族身份的两大核心指标:一是外在的母语运作，二是内在的精神期盼。少数民族网络作家的语言认同表现为三个基本层面:单一民族母语认同、汉语共同语认同和汉民双语互译认同。对于包括部分网络作家在内的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作家而言，一般都有较高学历，出于民族自觉或母语崇拜，常常或不时用母语创作。有些民族作家坚持用母语方式走网络和纸质双边写作的道路，但多数作家更愿意采取将网络母语文学翻译成汉语纸质文学正式发表或出版的方式。以藏族作家为例，毛尔盖•桑木旦、土登尼玛、昔扎、益西泽仁、列美平措、扎西班典、次仁顿珠、章戈•尼玛、根丘多吉、白玛娜珍、才旺瑙乳、旺秀才丹、牧丹、端智嘉、格德嘉、克珠、司徒、央珍、唯色、奔嘉、俄邛、班果等老中青作家中，大多都有双语创作体验，其中的部分青年作家在传统纸质文学和现代网络文学创作中均有实绩，有力推进了当代藏语文学的发展。这表明，网络文学只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学创作方式的时代延伸，而并非部分学者所想象的那样———是对原有文学传统的彻底颠覆。隐含在民族语言背后的则是更为深沉的民族精神。按照通行的理解，狭义的民族精神是指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所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性格、民族信仰、民族宗教、民族价值观念等精神现象的综合体。对当代少数民族网络作家而言，首先要有最基本的民族感情，唯其如此，方能以全部身心拥抱民族生活，传扬民族精魂。“傈僳人民信息港”网站上的《我们是谁?》这样描述自己的民族记忆:“我们是一群傈僳族青年，来自无论是听来还是看来还是走来都非常遥远的地方。那是一个抬头一线天，低头一线江，脚下一线路的地方，是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父辈和我们的儿时伙伴们生生不息的地方。虽然我们身在城市，但我们的心依旧在我们的山寨，在我们的家乡，在我们的民族。”①其民族情怀溢于言表，读来自然、真切、温暖。当然，在尊重少数民族网络作家民族感情的同时，也应戒备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不当表达，以免过于沉重乃至变形的民族心理扭曲了本来健全的民族体魄。

2．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是个业已开端但尚不尽如人意的文化之旅无论如何，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是个业已开端但尚不尽如人意的民族文化之旅。换言之，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但也存在一些无可回避的问题。在克服这些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拓进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事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课题。总体上说，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与中国网络文学一样充满希望。除网络文学本身的自律性发展外，相关他律性推进措施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新闻出版总署将网络文学纳入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范围;鲁迅文学奖已经向网络文学敞开大门;国内相关单位已举办多次网络文学研讨会;网络文学正式成为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目前，中国网络文学联盟、中国青年网络文学联合会、中国网络诗歌学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会等已经相继成立并开展工作，中国民族文学网建网十余年来成效显著。二一三年十月三十日，中国首家培养网络文学原创作者的公益性大学“网络文学大学”宣告成立，中文在线董事长童之磊任校长，莫言应邀担任名誉校长。这标志着网络文学作者得以由纯粹“自发式”创作阶段，步入“职业化”运作旅程。同时，继浙江网络作家学会、上海网络作家协会成立之后，中国作家协会拟于年内组建中国网络作家协会。大陆如此，台湾在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后也陆续成立了山抹微云文艺专业站、尤里西斯文社、椰林风情、自己的房间、全方位艺术家联盟、台湾网路诗实验室、触电新诗网等文学网站，蔡智恒及其《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更是将诸如响葫芦、涩柿子、向阳、代橘、大蒙、白灵、海瑟、苏绍连、李顺兴、须文蔚、林群盛、衣剑舞等带入多媒体、超文本网络文学的殿堂。然而，网络文学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可以预期的前景并不能漂白其当下存在的问题，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自然不能例外。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网上写作模式和网站现行运行机制的共同制约，网络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倾向的自我化、审美趣味的娱乐化、写作题材的类型化、表达技巧的粗鄙化、市场运作的商业化、民族身份的模糊化等，已经成为阻碍网络文学深度掘进的现实瓶颈。我们不妨将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整体性网络文学症候概括为“五化”:虚幻化、浅薄化、粗糙化、趋利化、去民族化。网络文学崇尚玄幻，想象奇诡，偏好穿越，趋近世俗，但远离当下生活实际，存在明显的逃离、梦幻、虚脱色彩，总体上缺乏现实关怀、问题意识和救赎设计。网络让人个性绽放，书写自由，但门槛偏低，把关不严，时有暴力色情。与此相关，各大网站追名逐利，比学赶超，改编成风，盗版泛滥，致使各自为阵，无序竞争，整合乏力，精品不多。不仅如此，对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而言，还出现了民族性不断弱化的“去民族化”倾向，主要体现为观照视野从区域性到国家化、书写语言从民族性到汉语化、习得机制从自在性到体制化、精神向度从本土性到时尚化。藏族作家“心有些乱”(藏名扎西茨仁，汉名洛兵)是个名副其实的多面手———音乐、小说、绘画、电视剧，都很出彩。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熟悉他的歌曲《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梦里水乡》、《丢手绢》、《选择坚强》、《这一次我是真的留下来陪你》等，对其网络作品《护士小雯》、《青色片段》、《今天可能有爱情》、《天才及疯狂的冷漠:致罗琦》、《长发盈空的日子:致潘劲东》、《伤逝•悼高枫》、《那一夜的烟花:张国荣》、《雪村:游戏人生的快乐》等则相对陌生。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去民族化症状，一方面彰显了民族文化交互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某些不利于民族文学区域化、民族化、多样化生态传承的现实隐忧。

二、特色性与经典化:对于文学史的三重建构

“网络文学能否进入文学史，回答是肯定的。作为一种体量巨大、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存在，网络文学客观上丰富了文学史的内容;作为一种价值性存在，网络文学拓展了文学史的逻辑原点;作为一种功能性存在，网络文学则赋予文学史以更为开阔的意义空间和思维视阈……作为当代文学的重要一翼，网络文学有足够的资质进入当代文学史的场域，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还应该构建‘网络文学史’。”①网络文学可以入史，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当然也能入史。从特色化与准经典性的应然立场出发，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对于当代文学史具有三重建构功能。

1．回到民族文学现场:强化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当代意识新中国成立后，陆续组编了相关族别文学史，出版了若干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或少数民族文学史论著作。但在中国总体文学史亦即全民族文学史的浩繁书写中，以下“三大缺席”长期存在:一是少数民族文学缺席；二是港澳台文学缺席;三是网络文学缺席。直到一九九七年，张炯等人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全十册)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后修订为十二卷本《中国文学通史》，江苏文艺出版社二一一年版)才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两大缺憾。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出场，不仅进一步填补了中国文学通史的缺憾，而且直接强化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当代意识乃至民族特色。“六后”藏族网络作家“阿里狼客”(藏名旺秀才丹)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家班进修，现任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副编审。早期在纸媒发表文学作品，二四年创办藏人文化网并任总监，先后担任天涯社区、天涯诗会等多家文学论坛版主，建有多个个人文学博客，发表诗作《大树》、《鲜花与酒徒》、《梦幻五章》、《平原的黄昏》及随笔《一代人的人文生活写意》等大量网络作品。一九九九年策划成立西藏妙音工作室，以“朝觐心灵的圣地”为理念，策划、拍摄、编辑、出版《爱心中爆发的智慧书系》、《圣地梵音》等藏族文化书籍和音像制品。二七年与藏人文化网总编辑才旺瑙乳做客新浪，接受关于藏人文化网及藏族文化的访谈，并与万玛才旦联合出版莲花生大师传记《大师在西藏》。这是一位有着清醒民族意识和强烈民族现场感的作家，其纸质作品、网络文学和一系列藏族文化实践活动彼此联动，互为印证，为藏文化的阐扬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相对而言，这种自觉回到民族现场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家还有:藏族作家刚杰•索木东、嘎代才让(“西部藏人”)、白玛娜珍、梅卓，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沙•布和、萨娜，苗族作家杨昌祥，瑶族作家唐玉文，满族作家金子，土家族作家米米七月等。这些少数民族作家通过网络文学方式在主流文学的边缘地带虔诚坚守着自己的民族记忆，他们的作品因此具有了某种“抵抗遗忘”的悲壮气质。但是，毋庸讳言，目前这类作家数量偏少，大多年轻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家除少数民族出身外，创作题材、主题、语言都严重汉化或去民族化。但也出现了另外一种有趣的现象，汉族作家的网络文学作品反倒蕴含着浓郁乃至深沉的少数民族文化意识。最突出的例证莫过于《藏地密码》的问世。汉族作家何马出生在藏区，前后深入西藏十年之久，二八年在网络上集纳式发表关于西藏自然、文化、社会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藏地密码》，以至于很多人都误以为他是藏族作家。这说明，走进少数民族生活现场绝非少数民族作家的专利，汉民作家已经形成合力开创民族文学新局面的共识。同样令人欣慰的是，少数民族文学的网络化空间日渐拓展，原有网站不断改进，新建网站快速成长，就连《民族文学》也推出了网络版，甚至用汉、蒙、藏、维、哈、朝六种文字同时发行。凡此种种，预示着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春天即将到来!

2．重建多元文学秩序:优化当代文学史的结构布局网络文学毫无疑义地隶属于当代文学的界域。从逻辑层面排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首先应该是文学，其次应该是少数民族文学，再次才应该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对于当代文学史结构布局的优化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补足原有文学板块，修正传统写作体制，确立新型文学秩序。首先是补足原有文学板块。如前所述，中国当代文学史原有体例中，少数民族文学和网络文学严重缺席，造成当代文学史结构布局的不完整性。在“重写文学史”的倡导中，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应被纳入“重写”轨道。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不仅客观上具有民族板块和网络构型上的文学史补足功能，而且它的自主性、区域性、民族性和多元性，相当程度上承担着步入后现代“去中心化”的文化意味。正视并重视这一事实，势必改变我们习焉不察、习以为常的文学观念，进而引发重构当代文学史的冲动。我们同时注意到，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之所以具备进入当代文学史框架的资质，并不一定是因为率先考虑了它的民族属性，更重要的还在于必须顾及到数字化时代文学形态的异质新构特征以及“文学性”的网络流动本质。其次是修正传统写作体制。传统文学体制将文学视为社会意识形态，而在更为激进的革命年代，文学则“被齿轮和螺丝钉”化，要求文学、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为政治乃至阶级服务。与此相应，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被约束在一定的机制之中，如作协、文联、学会或其他相关院所。历史地看，传统作家体制和创作机制或许是必要的，但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的今天，传统管理框架的惰性也逐渐显现出来，并日渐成为当今文学创新发展的桎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等新型文学样态的诞生，不仅突破了传统的写作体制机制，而且也丰富了当代文学形态的审美内涵和文学史的构成方式，其对传统格式的解构和对当代文学“移动盘”的刷新功能有目共睹。因此，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整个网络文学行业对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以及随之而来的宏大叙事就构成一种无形而巨大的修正力量，总体上优化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结构布局。再次是确立新型文学秩序。网络文学的创作、传播与接收方式，虽然适应了“去经典”的泛阅读、浅阅读需求，但文学史建构中的“汰滤机制”客观上又阻滞了网络文学快餐化、粗鄙化的倾向，或者说“文学史”书写的固有责任迫使网络文学尽可能走向精致和经典，亦即经典化。所谓网络文学经典化，主要包含四层含义:一是网络文学在其生成、发展过程中客观上受到了传统纸质文学经典潜移默化的影响;二是网络文学经由十余年的历练已经初步形成自身的写作传统和文体规范;三是正规出版或影视改编等再度创作对于原生性网络文学作品的思想渗透与艺术施加;四是文学史在吸纳网络文学入史时优胜劣汰机制的功能性发挥。这四种行为方式综合作用的结果，客观上促成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准经典性发生和相对意义上的经典效果。这从《夜上海》、《梦回大清》、《一霎移魂变古今》、《护士小雯》、《今天可能有爱情》、《一品闺秀》、《零度青春》、《砖头王老五相亲记》、《失落的村庄》、《神曲马头琴》、《一座城市的故事》、《瑶乡传奇》等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准经典作品雏形中可见一斑。从文学史的“准入”机制来看，准经典网络文学通过正式刊物、正规出版社或影视动漫公司的刊发、出版或改编，有可能进入经典网络文学行列。

3．激活世界对话能量:提升中华文学史的国际形象网络传播具有速度快、立体化、多维度、无边界、交互性等特点，不仅加速了全球交流的频率和进程，而且改变了既定民族经济、国家主权、文化安全、世界和平的定义方式。正因为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将互联网作为谋取优势国际地位的战略制高点，导致不对称信息暴力层出不穷，没有硝烟的“网络战争”一触即发，英语传播已然成为网络话语霸权的显要标志，网络文化入侵随之构成后殖民主义策略的基本组成部分。广大网民越来越确信，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早年的预言正在变成严峻现实———“世界已经离开了依靠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正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下，网络文学作为网络文化战略最为柔软的“人学”路径延伸开来。承前所论，网络文学不仅是我国民族文学新潮、当代文学气象，而且也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中国网络文学虽然源自民间，但终归要凝聚为民族国家的文化力量，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表征。随着网络写作的不断深化和网络技术的日臻完善，中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必将也必须以自身的独特风采汇入中国当代网络文学的江河，从而使中国网络文学以更加丰厚的实力、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充沛的能量参与世界对话和全球竞争，进而提升中华文学史的国际形象。辩证地看，不同网络文学集群之间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也有交融互补的一面。否则，个人文学的民族化、民族文学的国家化、国家文学的世界化便不可想象。在此基点上，重温歌德、马克思、韦勒克等人关于世界文学的判断与向往或许是必要的。歌德谈及世界文学时曾说:“问题不在于各民族都应按照一个方式去思想，而在他们应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假如他们不肯互相喜爱至少也应学会互相宽容。”①歌德尊重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同时赞成不同民族文学间的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喜爱、互相宽容。这四个“互相”，可视为处理当今世界网络文学关系的“外交指南”。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沟通与国家交往打破了各自为阵的封闭状态，文学的世界性对话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马克思执笔写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显然，马克思主义原典作家十分看重各民族间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其结果形成维系人类未来的共同的精神财产———“世界文学”。而在韦勒克眼中，“世界文学”至少有三种含义，但主要是指在各民族文学基础上文学构成方式的世界性，更多地估量到日趋密切的世界关系对于文学交流的重要意义，自然包括电子媒介对于文学传播的托举作用。因此，在网络时代，无论是少数民族原生性网络文学还是中华民族文学的网络化传播，都必然处在网状联系之中，都必须接受他者文化的熏染，都注定要在广义的文学间性语境中多元共生。这同时表明，在网络世界中，所谓文学的民族性其实是有限度的。

三、大数据时代与多民族文学史观:持续前行的潜力

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历史发生、文化性状、现实处境以及对于当代文学史建构的多重功能，表明它正处在成长的路上。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支撑、多元一体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鼓励、持续拓展的现实机遇，合力规定了网络文学事业的开放性与未来性。

1．大数据时代助力网络文学的原生品格网络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与数字技术与媒体环境紧密相关。不过，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并非传统纸质文学的网络化“寄存”，而是借助数字网络技术创作、传播、接受并可在线生成互动性、多媒体、超文本效果的原生性(或称原创性)文学生产行为。也就是说，在技术因素成为文艺生产广义修辞方式的时代，网络媒介技术的生产力意味分外浓厚。作为技术化、信息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网络文学的原生品格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证。大数据(bigdata)又称巨量数据，指在一定时间内无法用常规软件工具对其内容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具有数据体量巨大、数据类型多样、处理速度极快、价值密度较低等特点。大数据作为技术方式，也指从各种类型的海量数据中快速获取相关信息的技能，它适用于互联网、大规模数据库并行处理(MPP)、分布式数据库、分布式文件系统、云计算平台以及其他可扩展的存储系统。大数据的强大功能在于，它不仅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的结点和信息产业不断高速增长的动力，而且促使科研观念和手段发生重大转变，并开始发挥提高社会核心竞争力的作用。对于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战略而言，大数据的直接效能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拓宽创作路径;二是强化立体呈现;三是加快传播速率;四是扩充接受界面;五是增殖辐射效应。大数据的超强功效，与网络文学巨大而快速的增殖需求一拍即合，网络文学可望借此提高表达个人感情、民族意识、国家意志乃至人类愿景的效率与活力。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CNNIC第三十四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二一四年六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网民规模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5．27亿，手机使用率达83．4%，首次超过传统PC整体80．9%的使用率，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巩固。①这表明，微博文学和手机在线阅读成为网络文学新趋向，我国作为第一网民大国“正以白蚁的生殖速度向文学的纵深前进”，移动互联网越来越显示出最大限度地释放网络文学价值空间的优势，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发展前景未可限量。大数据时代网络技术的强力支撑，一方面刺激了我国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原生性网络文学事业的转型欲求，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学批评和网络文学理论知识谱系的开创性尝试，诸多新思维、新概念、新范畴得到初步梳理和阐释，甚至出现了《网络文学论纲》、《网络文学本体论》一类的理论专著。中国作家网副主编马季长期关注少数民族网络创作，先后撰写了《网络时代的民族文学生态》、《民族作家队伍中的网络星辰》、《在虚实之间穿越与流浪———回族网络作家夜有轻寒、兰喜喜创作简论》等多篇论文。姚新勇也发表了《网络、文学、少数民族及知识—情感共同体》等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究成果。从创作实践的拓展到理论批评的晋级，说明中国网络文学事业正向纵深迈进。

2．多民族文学史观激发少数民族文学生态的多样性大数据时代的技术力量固然重要，但技术至上主义并不可取，网络文学之为文学的人文情怀更为重要。这就涉及到文学史观问题。借用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我们不妨将中国文学史或中华文学史看作大写的单数的文学史，多民族文学史或少数民族文学史则是小写的复数的文学史，而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史可视为小写的单数文学史。小写的单数或复数文学史，终归要汇入大写的总体化单数文学史。费孝通用“多元一体”来涵括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基本格局，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同样体现了“多元一体”的总体特征。倡导“多元一体”的包容性、整体性多民族文学史观，不仅符合中国多民族当代文学的多元需求和生动现实，而且有利于保护少数民族文学生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有利于在世界文学视野中培育繁花似锦的中国文学总体形象。满族学者关纪新对此有过透彻分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说，从‘多元’和‘一体’两个侧面及其相互关联上，诠释了我国民族历史发展和现实存在的本质。其中强调‘多元’是指各兄弟民族各有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其文化、社会也各具特点而区别于另外的民族;‘一体’则是指各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与整体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这一学说认为，中国文化不是单质板块，而是一个由多元多层次组成的网络体系……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①在他看来，只有普遍具备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才能真正开辟有效协调多民族文学关系的健康局面，从而走上亲近与尊重各兄弟民族文学的康庄道路。壮族学者梁庭望则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华文化是由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江南稻作文化圈构成的，以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的汉族文化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其他三个分布少数民族的文化圈呈‘匚’形围绕在中原文化圈周围。由于相邻文化区之间都有重合部分，遂使十一个文化区呈链形勾连，在时空上环环相扣。各文化圈、文化区之间的文化互相辐射，并由经济纽带、政治纽带、文化纽带和血缘纽带连在一起，从而使中华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格局。正是这一格局，构成了中华文学的历史背景，使汉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中华文学是由汉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构成的，中华文学史应当是以汉文学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学史。”②上述两位少数民族学者分别从方法论和构成论的层面阐述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持续发展和深层掘进提供了学理依据。多民族文学史观对于当代文学史最大的学理与伦理支持，便是对少数民族文学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高度尊重。多民族文学史观虽然不等于多民族文学史，但这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可以帮助文学研究者进行方法论层面的具体操作，可以激励包括网络文学创作在内的少数民族作家醒脑提神、奋发有为，毅然肩负起振兴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历史使命。“多元一体”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包容性理论敞开，无疑有益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等新型文学的空间配置和地位提升。

3．全球化、改革深化、西部大开发共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平台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当展，除前述技术支撑和理论鼓励外，还有赖于民族地区交往与对话的三重现实契机，即国际上的全球化语境以及国内的深化改革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随着工业化、技术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类已经全面步入全球化时代，这已是无可争辩的现实境遇。问题在于，全球化语境为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什么?或者说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会不会丧失其独特性?钱中文的观点颇具启发性。在论述全球化趋势中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复杂关系时，他深刻辨析了“两种全球化”的异同。他认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几乎同时发生，但这两种全球化具有不同的发生机制和表现形态。在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中，文化全球化同时具有现实性和不可能性。“现实性在于物质性文化与表层的精神文化全球化、一体化是可能的、现实的;不可能性在于各个民族深层文化的原本的多元性特征和国家、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传承、民族文化精神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积淀、文化素质所形成的文化价值、精神使然……文学的生命力在于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而不是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也不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①也就是说，在全球化大趋势的簇拥下，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各民族国家的文化集成，一方面具有趋同性，另一方面又具有趋异性，从而构成守正与创新的张力关系，这种张力关系状态恰恰是区域性民族文学持续高扬的增长点。全球化语境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而言，更大的意义在于为其走出家门、走出国门进而走向世界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和展示的平台。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化要素也经历了由经济附庸到软实力再到核心竞争力的跃升过程。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的总体要求。文化部随之面向边疆民族地区实施“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建设项目，构建广覆盖、高效能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为民族地区网络文学更快发展增添了羽翼。与此同时，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凸显出多方面的“文学意义”:一是加速民族交往，推动观念更新;二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刺激创作灵感;三是畅通信息渠道，解放网络创作生产力。西部大开发命题中的“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在现有一百五十五个民族自治单元中，有五个自治区、二十七个自治州、八十四个自治县(旗)在西部，占西部地区总面积的86．4%。湖南湘西、湖北恩施两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吉林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虽然不在西部，但也享受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由此可见，西部大开发实际上就是民族地区大开发。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鼓点，中国作协明确提出推进民族文学大发展的“八条思路”。通过数年实践，这些思路已经并将继续取得实效，尤其是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以及网络作家、编辑培训活动更是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深度推进做出了显著贡献。

总之，对于良莠不齐、方兴未艾、曙光初现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既不可视而不见、避而不谈，也不必顶礼膜拜、夸大其词。本文的出发点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落脚点却是整个中国网络文学，价值旨归则趋向网络文学形态对于当代文学史的建构功能。从当代文学的具体构成和宏观形象来衡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既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当展，也是网络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严格地说是“多元一体”的中国当代文学在网媒时代的必然衍生形态。它的出现，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色彩，完善了当代文学的格局。当然，我们虽然对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本体功效和发展前景总体上做出乐观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汉民族传统文学就不重要了，更不等于网络文学自此雄霸天下。事实上，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边缘性、区域性、民间性乃至艺术表达上的粗鄙化还将长期存在。正因为如此，我们正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文化建构作用，呼吁作家承担应有的社会和人生使命，使网络文学健康运行在“人学”的本质轨道上，让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维护民族团结、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国家发展、保障世界和平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文化职能。

作者：龚举善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论文

一、母性的天赋道德：作为审美愉悦之源的存在

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不乏自然主义的生命观照，但总是与生态环境保护紧密相连，在这方面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意识流露则如实地显示了在“少数民族与自然真实交往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可信的自然”，丹麦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将其区分为“自然教化思想”与“自然母亲的隐喻”两类本质差异，即中国现当代主流文学创作归属于大众文化的自然主义崇拜，人们渴望从自然生态中去寻找认同，其自然抒写蕴含着对现代社会失意人的安慰，“通过唤醒人们对自然亲和印象的感知，达到社会教化功能”，汇入了“生态批评”、“生态责任”的现代概念，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生态自然内涵却截然相反。首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从古至今都蕴含着自然主义的神秘特质，并通过歌颂自然传递非同一般的隐喻色彩。例如蒙古族草原题材文学常常将未开垦的草地比喻为“处女”，隐喻女性与自然的关系，那些蕴藏着珍贵矿物的土地形象都是友善的，仁慈的，大自然在蒙古族文学中以哺育生命的母亲象征出现，认为它们“集温柔与坚定、激情与秩序、幼稚与成熟为一身”，神秘莫测、不可捉摸，需要善加保护。此类身体化的体认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比比皆是，回族文学《疙瘩山》中的自然抒写以母亲的道德使命指代自然延续物种的母体责任，描写了回民黄土地膨胀、受孕、分娩、隐退、死亡的全过程，表达自然支配人类的“第二性征”，歌颂自然被动的、服从的、被使用的天赋道德，成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文学的代表，其母性隐喻范式的益处在于通过自然的无私服务，化解男权社会的极端控制，号召人类承担起对母性自然的责任义务。古语有云：“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通过原始自然意象的人格类比来完成人类自身行为的抑制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惯例，而90年代以后的少数民族文学“对生态自然的理解与其说是一种态度与精神，不如说是一种审美风格”。

我国现当代主流文学创作将自然生态内涵视为反对工业主义的存在，当自然成为现代人心灵的庇所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天然具备自然主义的启蒙性，九十年代以后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看不到丝毫对自然主义的消费，而是作为一种审美的愉悦之源而存在。例如土家族文学讲究返璞归真的情性自然，视“无执着”为自然的本质状态，代表名著《梯玛神歌》展现了土家族人面对死亡的豁达；纳西族民间歌谣的审美对象覆盖了宇宙星空与山川风物，专注于平凡小事，力求呈现人与物的自然性灵，传递物我合一的思想；苗族古歌充满了对客观自然的模拟，将真实之美视为自然之美，早期的《中麻歌》、《枫木歌》是自然物象的真实；中期的《铸日造月》、《栽枫香树》是自然境遇的真实；后期的《迁徙歌》、《神子神孙》则是自然情感的真实。虽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自然的审美体验各不相同，但均取法于天地，立象以尽意。正如荣格所说，自然不能成为人们面对世界工业化的安慰剂，更不能化身文学炫耀的产物，我们可以如此理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精神，即“它是一种不以自然为自然的创作精神”，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并没有将自然创作对象与其自身鲜明区分，少数民族文学的自然主义精神物我不分，不是建立在对自然的虚拟想象与征服之中，相反是人化的、神性的、对生命自然的确证。

二、诗意言说方式：作家最高体的性灵之光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最擅长的是对自然的诗意言说，原因在于真切可感的大自然不仅存在于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劳作中，还存在于少数民族的民族命运之中，是民族命运中的一切自然之物给予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特殊驱动，使之相较大众文学的自然言说多了一分犹如小儿蒙昧未开又天真无邪的诗意。首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天然具备自由野性的特质，云南佤族的《西岗里》意为从山洞走出来的人，描写了“猎头祭谷”、“生食动物”的部落生活，但对自然的倾心塑形却达到了中国文学的极致，佤族的河流、山岗、阳光在文中自由穿梭，即使是最可怕的“人头祭祀”也因为“山神的节日”隐去了血腥与荒诞，取而代之的是山里人的歌、大峡谷的惊天涛声，以及作者在秋天的转弯处看见的一座座哀伤的石头。汉族作家迟子建形容他为“最生动的身姿、最沉着的气度、最辽远的包容”。此类自然的抒写在少数民族作家的眼里“既是基于生存厉害关系的表达，又是对人类自然存在的诉说与感情依附”，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情怀源自作家的原始冲动，他们没有对自然强大的控制欲，依靠自身与自然命运的深刻联系来反映人与自然的依存。其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思绪是无目的性的自发抒情，倾向于表达人的内在和谐性以及对土地、生命的真实感知。无目的性是自然主义文学的精髓，即意识到自然外物对身体的作用都是为了让心灵获得生而为人的各种影像，布依族文学《洪水潮天》中的砍柴翁在饿死的时候庄严地致谢天地让他看到了神的力量；维吾尔族的《中国土地上的圣战》虽然是描写伊犁少数民族反抗封建压迫的作品，但却对战争做出了超越性的解释，指出是自然的意志教导我们主宰民族的生命，依靠感觉、快乐以及思想来活着才不会被混乱不堪的心神困扰，对人的自身自然做出了经典的诠释，丝毫看不到人处于残酷战争中的心理失衡以及与自然的紧张对立关系，自然早已进入了创作者的意识，成为文学思维的高级形式促使作家内化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而作为心灵的造景者，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使命仿佛就是对自然无止境的观想涌现，始终保持着最适当的姿态，其恬然闲适的距离化、人文情怀以及审美空间弥漫着浪漫与古典的诗意，“那并不是对生活的短暂溢出或调味，是面对自然真正的谦卑与敬畏”。

从二十世纪开始，我国文学创作接受了西方的心身学说，体现为对哲学的二元论检阅，在主张物质与思维的同时，大量地参入了对文学功能性的贯彻，对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游离于外，闪耀着最高本体的性灵之光。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当代自然主义作品都是“科学化的自然主义”，以探索自然资料与感官证据来反映世界的合理性，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是体悟性的自然主义，例如拉祜族《扎努扎别》对作家童年田园生活细致入微的描绘，抒发“哪里有自然哪里就有黄金”的呐喊，表现作家经由自然净化后对生命价值的沉思，质问读者人死后会再生吗？除了穿衣吃饭你还操心些什么呢？土家族《母船》、《百合》写游子在千里之外怀想故乡宁静古朴的生活，展示了土家族人恬淡、和谐的生存样态，是作家立足于乡土自在生命的精神回归。可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情怀处处蕴含着作家主体在场的心灵表白与叩问，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自然诗意的表达，是诗意的自然对少数民族作家心灵塑造的结果。根据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灵魂学说对文学创作进行的补充，文学既是服从现实物质实体的形态表征，又是“对作家心身探索中无广延的、不朽的精神力量的感性解构”，少数民族作家正是受到了自然有形体与无形体的知觉影响，从而塑造了自身的自然观念、思维以及欲望。

三、结束语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情怀最初源自少数民族对自然恐惧的体验，这是大多数文学研究承认的基本事实，但却忽略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衍生发展同样也是对自然恐惧的承继。本文引入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学概念对少数民族与自然对话的文本语境做出了全新的阐述，旨在揭示隐藏在现代心灵之中的古代特征，说明了这种自然恐惧的精神复现蕴含着非同一般的隐喻色彩，它并不是主流文学所提倡的生态环境保护，而是通过更为深沉有利的天赋道德，吸引人们享受自然抒写的古典诗意，并对作家创作的心灵影像有所发现，认识到人类无广延的、不朽的精神寓所是历史文化、自然生态、社会关系的协调和统一。

作者：王晓翌单位：西安文理学院幼儿师范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言文学教学研究

前言

汉语作为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之一，因此，应提高对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汉语言的教学方式，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在教学的过程中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同时，教师要依据学生的学习特点进行教学，以防止学生出现厌学的学习状态，从而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汉语言的水平。同时，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从而提高汉语言的教学质量。

一、汉语言文学在少数民族的大学生的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当前的少数民族的汉语言的教学过程中，由于民族之间的差异性较大，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使学生产生了厌学的学习心理，不利于汉语言文学的发展，也制约了民族之间的融合。

（一）广泛的语言文字阻碍了学生的汉语言文学的发展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同时，汉字是汉语言文学教学中的基础教学，因为汉字具有复杂多变性，因此，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增加了学生的学习难度。然而，汉字在学习汉语言文学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只有学好汉字，才能提高学生的汉语言的文学水平。汉字是世界上使用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同时，汉字是一个庞大的语言系统，在汉语字典中随意拿出两个字都可以组成一个词语，因此，学生在学习汉语词语的过程中由于只看到了汉语词语的固定意思，没有看到汉语中延伸出来的意思，因此，阻碍了大学生的汉语言文学水平的发展。例如：对汉语言中的“吃”的理解，“吃”代表的是吃东西的意思。然而在不同的情景下所表达的是不同的含义，如我吃完饭了表示的是吃的结果；在吃饭表示的是吃的过程；吃吃表示的是口吃的意思；形容说话不利索、结巴；这种纸不吃磨，这句话里的吃表示的是吸收的意思；吃力表示的是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感觉到力不从心。因此，汉字包含着许多的意思，同样，将汉字与其他字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汉字也就多了另一层的含义。

（二）文化习俗的不同

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文化习俗，因此，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着不同的民族信仰。由于文化习俗的不同使学生在学习汉语言文学的过程中，制约了学生的发展。然而，在汉语言文学的教材中有着许多关于汉族文化的文学作品，由于学生不了解汉族的文化习俗，导致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了瓶颈，不利于我国和谐统一的发展。例如：“你吃饭了吗？”从字面上的理解是询问对方吃没吃饭，而延伸出来的意思，只是见面双方出于友好打一个招呼。“什么时候请我们喝酒啊？”从字面上理解是询问对方什么时候请客吃饭，但是延伸出来的意思是询问对方什么时候结婚，因为在参加婚宴的时候会喝喜酒，所以汉族人民普遍用“喝酒”代替结婚。（三）教师的专业素质限制了学生的汉语言文学的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决定着学生的学习情况，据了解，在当前的少数民族的汉语言的教学过程中，由于教师的专业素质过低，因此，在学生遇到难理解的词语或句子的时候，得不到教师的回应，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同时，在汉语言文学的课堂教学中，由于教师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意识的培养，导致学生没有认识到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在学习生活中的重要性。据了解，许多高等院校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师普遍是来自援藏家庭，因此，限制了民族之间的和谐发展。

二、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言教学的教学策略

（一）增强学生的主体性，发挥教师的指导性作用

学生是教学中的主体，因此，在少数民族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要提高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同时，教师要不断地进行指导，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性作用。在教学时，不仅要重视课堂教学，还应增强对课余时间的指导，利用课余时间丰富学生的文学水平的发展。因此，教师可以通过阅读的形式提高学生的文学水平，学生在阅读中遇到不理解的词组时，教师要引导学生解决问题，从而提高学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从而增强学生的学习能力。

（二）创建良好的教学情境

为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应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创建情境教学的教学模式，以便于增强学生的学习欲望。在当前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学生普遍采取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这样的学习方式即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又限制了学生的文学水平的提高。因此，教师要积极创建故事情景的教学模式，利用故事将文学作品的内涵表达出来。同时，教师要改进教学手段，在教学的过程中利用多媒体设备进行教学，从而增强教学的趣味性，从而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例如：在阅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文学作品时，教师要利用多媒体设备进行教学，还原作品当时的年代，创建生活情境的教学方式，依据作品内容设定人物关系，在表演的过程中加深学生对《平凡的世界》的认识，从而体会平凡中的不平凡。

（三）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有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在汉语言文学的课堂教学的过程中，一是要引导学生敢于提问的好习惯，同时，对于不懂得教学内容要勇于发表自己的看法，以便于增强学生的学习印象。二是在进行文学作品欣赏的时候，要从作品的背景进行分析，从而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三是教师要不断增强学生的信心，体验成功所带来的乐趣，从而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

（四）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环境对于学生的学习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不断地与学生进行沟通，在沟通中增进师生之间的友谊，促进师生之间的发展。同时，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实现相互尊重的教学目标，从而提高教学效率。

（五）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为提高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效率，首先要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只有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让学生身心的融入在学生生活中，以便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教师要充分的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依据学生的学习特点进行教学，实现因材施教。基于此，教师应不断地提高教学的手段，实现趣味性的教学方式，从而促进少数民族的文学发展。在少数民族教学中增设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有助于拉近民族之间的距离，促进民族之间的融合发展，增进民族之间的友谊，从而拉动少数民族的经济增长。

三、结语

在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汉语言的教学过程中，要尊重民族之间的差异，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从而实现教学的最佳效果。汉语是一门较为复杂的语言，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由浅至深、由易到难进行教学，以便于激发学生的成就感。

作者：王洁琼 章国豪 单位：西藏大学农牧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学生英文学习状况及改善建议

一、研究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中国英语教育学科的研究是建立在以汉语言文化为背景的基础上的，其研究对象也是以汉语言文化为背景的英语教学。然而，作为多民族国家，中国的英语教育学科如果没有对少数民族英语教学的研究，是不完善的。对少数民族英语教学的研究，将从根本上改变民族地区英语教学研究不足、教学完全套用汉语言文化背景下的英语教学理论和方法的模式，使民族地区的英语教学和研究走上正规化、科学化的轨道，并为民族语言政策的制定及民族语言教育的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借鉴。此研究的实际意义是：填补云南省关于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教育方面的研究空白，找出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英语的困难因素，分析这些困难因素的成因，探究解决这些因素的对策，以便改进学生的学习策略和教师的教学风格，从而为云南省民族地区培养高质量的外语人才，以满足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笔者从1996年开始分别在少数民族较多的贵州和云南两省高校担任英语教学工作，十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外语水平较汉族学生的外语水平要低得多。在课堂教学中，少数民族学生表现得沉默，逃课频率也较汉族学生高。不言而喻，少数民族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肯定有他们自身的困难，而此课题就是要通过个案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形式，弄清楚他们学习英语的困难因素，并基于科学的理论来分析这些困难因素的成因，探讨解决问题的对策。

二、研究综述

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有来自本民族语言的语言迁移和汉语的语言迁移，其困难程度自然大于汉族学生。在大学阶段，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水平与汉族学生有很大的差距。英语教育工作者越来越认识到，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在文化背景、学习习惯、学习基础等方面有很大不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他们英语学习的效果。要进行有效的英语教学，不能生搬硬套以汉族学生为主体的研究成果，必须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行之有效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一部分学者着重于困难因素分析，如向红笳的《民族院校学生英语学习的困难因素分析》，刘炬红等的《藏族学生的社会、语言、文化背景及学习英语的困难和干扰》。另一部分学者则在分析困难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些具体对策，如侯建军在《少数民族地区学生英语听说障碍及其解决途径》中提出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学生英语听说水平的主要因素有语音因素、心理因素、中学时期英语听说训练少、英语国家背景知识缺乏等，其解决途径为开设语音学选修课，听力分级授课，加强精听和泛听训练，利用暑假开设面向中学英语教师的听说培训班，加强提高本地区中学英语教师的听说水平。《青海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的障碍和对策》一文则在分析时更注重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情况。指出，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外语与学习动机密切相关。值得一提的是，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吕万英进行的98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广西壮族学生英语学习障碍及其对策”研究。该课题对壮族学生的英语学习障碍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并从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理论的角度加以分析，指出了具体对策。虽然目前的此类研究都能注意到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的不同情况和不同特点，并对之进行描述和分析，但多数流于一般化，其研究成果针对性不强，缺乏实践性的依据，无法指导教学实践，也不能在教学实践中得到充实和检验。

三、研究的目的、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要解决的问题是：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英语学习方式、方法、状况，以及他们在英语学习中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困难因素。研究首先随机抽样访谈了云南财经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的30名少数民族大学生，听取他们学习英语过程中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然后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的困难和问题，编制调查问卷，对云南财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理工大学和云南冶金专科学院2010级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调查。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以175名少数民族学生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175份，回收175份，回收率100%。研究工具由Adamson和Feng2（2009）设计的3个问卷组成，大部分含有一个“强烈反对”和一个“完全同意”的5级LikertScale量表；问卷同时也包含一些开放式和封闭式问题。问卷内容主要与受试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困难因素有关。本研究的所有数据都用SPSS统计数据分析系统处理。其中，频率用于测量开放式和封闭式指标的百分比，描述统计用于检测LikertScale量表项目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四、结果和分析

（一）学生的背景信息总共有175名学生参加了此次调研，其中82名为男生，93名为女生，涉及学生组别20种。就样本而言，被调查人数最多的五个少数民族依次为彝族（59）、白族（36）壮族（15）、土家族（13）、回族（10），这五个民族占被调查对象总人数的75.99%，其次为哈尼族（6）、蒙古族（5）、苗族（5）、独龙族（4）、满族（3）、佤族（3）、纳西族（3）、傈僳族（3）、傣族（3）、布依族（2）、藏族（1）、阿昌族（1）、基诺族（1）、拉祜族（1）和布朗族（1）。

（二）学生学习英语的方式和方法从表问卷结果看，几乎没有学生是直接从民族语的基础上来学习英语，只有12%的学生在学习英语时，要经过民族语-汉语-英语的三语转换，而88%的学生都是从汉语的基础上直接学习英语。这一结果和学生的访谈的结果一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汉语言文化已经深入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所以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经过小学及初高中的学习，都能像汉族学生一样地使用汉语，自然也就直接从汉语的基础上学习英语。从和学生的访谈中，大多数学生都说他们没有自己的学习方法，表3的问卷结果显示，只有0.26%的学生认为自己形成了有效的学习方法，而99%以上的学生都不认为自己有一套有效的英语学习方法。

（三）学生在说、听、写、读四个方面的困难因素

1.口语方面在以前很多专家和学者的研究中，少数民族学生口语能力难以提高的因素之一，是因为他们由于心理上有自卑感，在别人面前和课堂上不敢开口说英语，也不敢问问题，因为害怕他们的民族语口音影响他们的英语发音，怕被同学和老师笑话、看不起。但是在笔者和学生的访谈中，他们大多认为没有这方面的原因，问卷结果显示：只有5%的学生非常同意这一说法，13%的学生表示同意，而有30%的学生表示非常反对，39%的表示反对，另外13%表示不知道。总的来说，70%左右的学生不认为口语能力难以提高的原因是心理因素。那么，影响学生口语能力的客观因素是什么呢？表1的6个选项中，学生对1，2，6项的给分都很高，分别是4.20、4.52和4.01，说明学生认为影响他们口头表达的主要因素是发音不准、词汇量不足以及缺乏口语表达的环境和机会。其中，学生给2项的分数最高，说明学生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词汇量不足。其他3、4、5项也有相当的分值，分别为3.22、2.53和2.54，说明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认为他们不了解英语的表达习惯和表达方法，他们的民族语思维模式阻碍了英语的表达方式，以及他们的民族语口音影响了他们英语的发音。

2.听力方面从学生的考试分析及与学生的访谈中发现，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在英语听力方面都存在困难。表2的选项中，学生给1和3的分数最高，为4.50和4.35，说明学生在听力方面的主要问题是词汇量不足，及缺乏练习听力的机会。另外，学生对英语的结构句式理解、语音障碍及民族语的干扰方面的困难也给了相当的分值，分别为3.47、3.22和3.54。文化背景知识欠缺这一项，有2.28的分值，说明学生也有这方面的困难。

3.写作方面从教学实践看，不论是汉族学生还是少数民族学生，在英语写作方面都存在着很多问题。表3的问卷结果显示，妨碍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写作能力提高的主要因素是词汇量不足和结构句式与习惯表达欠缺，分值分别为4.47和4.10。其次，写作练习少也有3.22的分值，而民族语思维干扰和汉语思维干扰这2项不是主要因素，分值分别为1.85和2.54。4.阅读方面表4的问卷结果与教学实践及学生访谈结果一致，学生在阅读方面的困难主要是词汇量不足及语法知识薄弱，分值分别为4.62和4.10，民族语思维习惯干扰和汉语思维习惯干扰这2项也有相当的分值，分别为3.22和3.35，说明学生在阅读中的确受汉语思维习惯和民族语思维习惯的干扰。五、结论和对策本研究通过访谈和问卷的形式对云南省四所高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展开调查，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英语学习方式、方法、状况，以及他们在英语学习中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困难因素等方面。在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后，我们得到的结论如下：在学生的英语学习方式、方法方面，几乎没有学生是直接从民族语的基础上来学习英语，只有很少的学生在学习英语时，要经过民族语-汉语-英语的三语转换，大多数学生都是从汉语的基础上直接学习英语并且大多数学生都认为自己没有形成有效的学习方法。从对学生在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调查来看，在口语方面，心理因素不是影响学生口语表达能力的主要原因，影响他们口头表达的主要客观因素是发音不准、词汇量不足以及缺乏口语表达的环境和机会；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在听力方面存在困难，学生在听力方面的主要问题是词汇不足，及缺乏练习听力的机会；英语写作方面，妨碍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写作能力提高的主要因素是词汇量不足和结构句式与习惯表达欠缺；在阅读方面的困难因素主要是词汇量不足及语法知识薄弱。另外，学生在听、说、读、写四个方面都受到一定的民族语思维习惯、汉语思维习惯的干扰，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词汇量不足是学生在所有英语学习中的共同困难因素。

针对学生的以上困难，我们认为应该采取以下对策：

（一）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很多少数民族大学生急于提高英语成绩，但是却较少考虑到合适的学习策略，只是被动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缺乏计划性和灵活性。相关试验数据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较之于汉族学生，在英语学习上有以下特点:强调客观因素，忽略主观能动性;被动跟着老师的教学计划走，没有制定相应的学习计划。所以，必须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自主学习指学习者能够管理自己的学习行为，根据自己的情况确立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选择学习方式，监控学习计划的实施以及学习技能的运用，并且能自我检查评估，逐步发展。研究发现，成功的语言学习者自我管理能力一般都比较强。因此，外语教师还有一个新角色，就是帮助学生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即帮助学生培养学习责任感，然后在学习中采取主动。这样，学生就能在学习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学习方法。

（二）加强词汇教学在平时的课文学习中同学们大都比较注重课文的篇章结构、句子结构、语法等方面的理解，在课堂的讲解中，教师通常也都是侧重这方面的分析，但是，词汇是学生打开英语学习之门的钥匙，也应该是英语教学的重点。许多学生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记忆单词，但效果不佳，究其原因，主要是记忆方法单一、死记硬背，阅读量少，缺乏词汇习得策略。针对这一现象，教师应当改进教学手段，优化教学模式，积极探索词汇讲授的方法，加强学生的词汇记忆。

（三）给学生创造使用英语的环境和机会由于学生使用英语的机会有限，这不仅影响他们的学习动机、兴趣及对英语的态度，也影响了他们实际语言运用能力的提高。现在高校普遍使用了多媒体语言教室，实际上是创设了让学生使用英语的虚拟环境。教师要指导学生有效利用多媒体进行练习，教师也可以在课堂创设使用英语的模拟空间，鼓励学生使用英语。此外，鼓励学生去参加英语角、英语沙龙，或主动和母语是英语的外国人对话，也能增加学生使用英语的环境和机会。

（四）加强文化背景知识方面的教学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的掌握在学生的英语学习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关系到学生对英语知识的真正运用和实际交际能力的提高，关系到学生最终英语学习的成功。对少数民族学生来说，他们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既有民族语思维习惯的干扰，又有汉语思维习惯的干扰，还要有英语思维习惯的差异，所以更要加强文化背景方面的教学。除了在平时的英语学习中，学生要有意识地掌握英语文化背景知识外，作为英语教师要不断地引导学生了解英美文化背景知识。教师可以用课堂交流、角色表演、课外活动、结合课本介绍词汇的文化内涵、引导学生多阅读英美国家的作品等方法，激发学生学习英美文化的兴趣，提高他们对文化的敏感性，培养文化意识，使他们能自觉地吸收并融入到新的文化即英美文化环境中。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分析

摘要：把当代少数民文学创作界定在特定地域内进行研究，有其必要性。由于地域和民族的多样性，意味着少数民族创作多样化的审美意蕴，多元化的风格彰显，少数民族知识话语在创作中得到审美的体现。文本试以乌江流域当代少数民族有代表性的青年作家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等为佐证，从学理上论析其审美意蕴，以期对当代少数民族地域文化规约下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更好的解读。

关键词：青年作家；地域文化；审美意蕴；风格多元化；民族文学

由于地域性的限制，不同的民族都有独自的历史和文化，有他独自的生存语境、族群记忆、宗教信仰和民风民俗，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会不自觉的凸显其创作的民族独特性。本论文试以当少民族区域规约下的民族文学为出发点，并以乌江流域部分当代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作品为例，探询其创作的审美意蕴。

从事乌江流域文学创作的主要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作品大都散见于国内一些大型期刊上，有些作家还是该期刊的主编或副主编。他们在最通透的认识里，在现代性和地域文化双重审美烛照下，让世人将富有灵性的目光投射到具有原始风光的神奇乌江流域，让它在宁静的沉睡里由“困豹”穿越到“后现代的香蕉”，由清新空灵的“雨季”游弋到老庄自然哲学的“漂泊心情”。由“高原梵歌”吟唱到“激情的岁月”，由“行吟乌江”牵引到“天上种玉米”，由神奇的土地里冒出的“红枫林”絮语“花灯”的历史沉浮等全方位的审美探寻和开拓，企图给予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生灵的生命一个实惠的继续。今天，在全球化业已到来，在“物质”与“心灵”逐步形成强烈反差的前提下，人们在“夹缝”中“奔命”似的“跑着生活”。一种欲望感、焦虑感、迷茫感越来越沉浸在我们心底时，让我们抛弃烦躁的都市感，利益感，来到静谧秀丽的乌江边上，追思作家饱蘸情感的心迹，去解读一个个古老民族的生存状态，品尝其风景、风俗、风情画，领略自然、悲情、神性色彩，捕捉古老而又现代的民俗文化中美的信息，“在这些充满神奇效力的形式面前，会感受力的宣泄与幸福，从而获得一种精神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1】在宁静田园里解脱近乎地狱般的沉重和心酸时，更为重要的是传承少数民族文学的一种有力媒介，让少数民族文学在本民族地区审阅交流发展的同时也突破乌江流域地域的限制，进而推想全国，走向世界。几乎同时，它还具有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学、生态学的开拓意义。

一、探寻与抒写：少数民族知识话语在创作中审美体现

基于建构在汉语抒写平台上的少数民族中的神话、民间故事、歌谣、方言土语等民族性知识话语在当代乌江流域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中得到文学性的审美体现。认真阅读这块领域的少数民族创作，我们就会捕捉到土家族、苗族、侗、仡佬、彝族等少数民族生活区域的古老歌谣、民间故事、谚语、神话传说乃至一些方言土语，窥见其文学发展的源头和古老的生活习俗。少数民族作家的诞生，离不开生育养育他的这块净土，从水质的滋润浸染到成长过程民风民俗的浸透，都一直伴随着作家的成长发展。少数民族作家的诞生，也肩负着传承本民族文化的重任，记录着祖祖辈辈人民的生存命运的轨迹和心灵情感的变迁，他们是民风民俗、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民族风情忠实记录者和传播者，也是这块土地上热情的讴歌者和抒情者，同时，他们在汉语抒写的平台上，在执著坚守民族身份特征的基础上，也坚守作家的艺术生命和良知。他们或许没有运用自己民族文字进行创作，而是借助汉语言来抒发自己生命意识的感悟和对风土人情文化底蕴的独到阐释，这并不是说他们不热爱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恰恰相反，这是对民族语言文字另一种赓续和继承，更有利于自己民族文学的传播和审阅，从而扩大了本民族文学在学术界、文化界的影响，也有利于对本民族创作存在的不足给予修正，从而鼓励和鞭策自己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如果说科学凭借时空、力、物质、运动、质量、惯性等概念清晰地解释世界的话，那么作家的想象是藉以心灵来感悟、审视、体验世界。综观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创作，他们在进行汉语抒写的同时，也没有扔掉本民族语言的思维模式。相反，少数民族中的神话、民间故事、歌谣、方言土语、谚语等民族性知识话语在汉语抒写中得到文学的审美体现，给整个民族文学的创作多元化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这“不仅赋予了生存本身以极其浓郁的艺术化品性，而且在为更深刻的层面上激活了艺术本身所潜存的人性能量——生命的自由表达与艺术的自由表现在此形成了一种完美的对接”【2】这主要体现在仡老族作家赵剑平、王华，苗族作家赵朝龙，土家族作家吴加敏、蜀虎、赵朝龙小说创作上。赵剑平的《困豹》以乌江流域为创作背景，以疙疤老山与木家寨人的恩怨、令狐荣和木青青与当地政府的不和谐为线索，展现人文生态与自然环境失衡现状，揭示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发展重重困境，试图指示现阶段人类走出困境、走向和谐的理想之路。小说在文字的不厌其烦的叙事中，渗透着一股浓浓的宗教和哲学的思辨气息。在目前乌江流域内，算是一部老道、情真意切柔和似乌江水地域文化生态小说，由于受本民族文化的熏陶，方言土语和歌谣情诗等少数民族知识性话语不自觉地进入小说写作的视域。《困豹》小说的审美特色在笔者看来主要体现在于民族民间语言的炉火纯青的运用上，作为在乌江乡间成长起来的赵剑平，本身的语言就具有一种质朴的野性，行文中缓缓流淌的方言土语，突破了常有的习惯性语言审美愉悦，以一种民间姿态使小说流溢着强烈的乡土气息和民族地域色彩。如“扯拐”、“呻唤”、“阴悄悄”、“挞斗”、“裹跑”、“衩衩裤”、“牢实”、“松活”、“活路”、“滚水”、“跑不脱”、“果子泡”、“黑不溜秋”、“喔嗬连天”、“活摇活甩”、“挨邻则近”、“忙天火地”、“吸吸呼呼”、“打酒只问提壶人”、“烟搭桥，酒开路”、“倒大不细，两头受气”等等诸多俗语、俚语、口语土语、谚语，这种民族语言只有在渝黔交汇的地方出现，如果用本民族语言表述出来是很难达到交流效果的，在具体文学作品中，更能传达人民的生活习俗和民俗风情。这些方言词汇，经过地方文化长期浸蚀逐步形成的可口的语句，是黔渝边地人们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生产语言的特殊表达，是乌江地域文化积淀与本土文化代码体系的自在流溢，是在人们长期劳动过程中生存体验的凝练和简索，是其他民族无法替代的生存法码。

在王华的《傩赐》中一些充满巫性和民间文学色彩的儿歌民谣和山歌，机智幽默，和谐铿锵。在傩赐这个地方，哭丧有哭歌的，各人家的丧情不一样，哭出来的调虽然没有变化，但是词差不多变化了，例如四仔爸爸死后，四妈这样伤心哭到：“叫声哥哟我的君，我说你才没良心。哟——没良心／跟着你来已十年，你好生站着没十天。哟——没十天／吃好睡好还不算，还抛下我们上了天。哟——上了天嘞！……”。道士雾冬在四仔爸发丧出门时，高喊一声“起”，管材被壮年抬起来，紧接着唱道：“走吧！大鸡带你走到冷水谷，大鸡带你走到冷水冲，那里有黒竹一对，你去摘根做杖柱，拄着它去过奈何桥……”这种悲壮氛围更加浓烈起来，周边的人也收到强烈感染，都流着伤痛的泪水。

在《困豹》中，也写了木青青娘的去世，端公在开坛时，唱念到：“端公是神又是人，人不人来神不神，法事开坛不敢停，要停必定有原因。待吾神转回仙山，屙一泡屎哟！／此水为非凡之水，乃天宫闪电之水，左边洗过招财路，右边洗过招财来，天瘟扫出天朝去，地瘟扫出地府门，人来有路，鬼来无门，主人清洁，四季平安。……”这在幽默中渗透着喜剧因素，把主人的悲伤情调通过端公的诉唱转化为感激。

还有在《傩赐》中，对爱情的表达，也是通过山歌表露出来的，秋秋在拒绝岩影的爱意时，岩影一转身就唱起山歌来：“自从那天见妹面，哥哥魂儿就被美妹牵。朵儿妹呀朵儿妹，哥哥的魂儿你要好好管。……”在岩影被“我”妈拖出后门进入睡房后，他坐在床上给秋秋唱起来山歌：“小妹好像花一朵，开在哥哥心房处。哥想妹唉，想得心尖尖痛！那是花朵朵处生了刺。／妹朵朵生的娇，哥哥的手生得糙。有心想把妹妹搂在怀，刺就扎进了哥哥的手。妹朵朵啊花朵朵，妹朵朵啊花朵朵……”山歌情意绵绵，歌声寥寥，忧伤回荡，但最终还是没有挽回秋秋的心。傩赐庄，在叙述者看来，“桐花节”是傩赐人民重要的节日，当然也是几个男人娶一个女的发端，秋秋的到来，无疑成为“桶花姑姑”，而“桶花姑姑”就得为傩赐人民过一个晴朗的桐花节。过“桐花节”就得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对歌，藉以表达一种纯真的爱情，歌唱美好的生活，“表现了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和对纯真爱情的执著向往”【3】

赵剑平《困豹》口语土语的娴熟运用：“老表老表，下河洗澡，毛巾捂到，帕子耷到。”“想你想你想死你，找个画家画个你，把你画在杯子上，每天喝水亲死你。”，在吴加敏长篇小说《花灯》中，作者从生活的武陵山区土家族山寨白粉墙村的真实故事出发，以四代花灯艺人的艺术人生为线索，饱蘸着近百年土家族人事的沧桑，着重对土家族原始的民间民俗文化的展示和重振，文本中渗透着大量的土家族民间花灯口语民间调子，涉及到爱情、农事等，仅仅关联着土家人的生存命运和历史沉浮。

田永红小说《沉重的航道》，月光下谷底躁动喧哗的江涛，那一泓悠长坎坷的航道实际上承载的就是船工的人的生命历程的奋斗史、苦难史。那一声声山歌“半夜三更（哪个）睡不着，打开窗予（什也）望月落。打开窗子（哪个）月落了。月下无妻（什也）怎奈何？”叹出对生命的无奈，仿佛又只有认命。

这些口语化的汉语抒写，是少数民族作家不自觉的从民间提炼出来的出面语言文字，增强了文学性和表达力，美的质感也正出现在这里，通过汉语抒写的传达，尽情展示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原生态的本质和民俗风情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和触摸特定的人文语境，领略和享受排斥在都市外的“活”的民间艺术。正如有的学者认为“母语的写作意味着创作者自觉地确立了他与活生生的民族生活的精神联系。母语的言说能唤醒我们最亲切的情感，在母语的神思过程中，人的整个心灵都充溢着活生生的意象、活的人、活的声音构成了最亲切的母语写作情境”【4】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作，不仅把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信息承传下来，而且也方便了与汉民族进行传播和交流，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得以继续的缘由。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思维逻辑在于真实地描述本民族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挖掘自己民族的民间文化，热爱尊重自己的民族，企图把本民族纳入一个多民国家体系的构架中，以期完成民族和谐的审美动态叙述话语，从而使自己的表达情愫和思绪能够被汉语读者理解、认同甚至得到扶持。

二、凝视与反思：挖掘底层求生者的苦难历程及生存命运

凝视底层，纵览宏宇，响应当代底层求生者的心声与道德良知，叩问底层人魂灵与生存命运。底层写作者注重发掘底层求生者的生存状况，对其心灵的苦痛和肉体的折磨作出独到的挖掘和审视，遂成为新世纪底层文学创作的一幅独特剪影。进入新世纪九年多来，底层文学创作的大量涌现，是当代文学发展必然的收获，也是新世纪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到今日，底层文学虽然遭到了一些学人的批评和责难，但不可否认的是，底层文学给近十年寂寞而不景气的文坛带来了一丝灵气和生机，这几年最能撞击人的心灵震动的小说还是出自底层文学。在少数民族写作者中，也并不是不关注现实，反思现实，整天沉浸在津津自乐的民风民俗文化的挖掘中，相反，他们也更关注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境况，对其道德良知进行拷问。

王华的长篇小说《桥溪庄》《傩赐》《家园》，中篇小说《回家》《在天上种玉米》，冉正万长篇小说《纸房》《洗骨记》，赵剑平的长篇小说《困豹》，田永红小说集《走出峡谷的乌江》《燃烧的乌江》，赵朝龙小说集《蓝色乌江》、《乌江上的太阳》，林照文小说集《过不去的河流》，罗漠小说集《乡村与城市边缘》等等。这些作品都渗透着底层写作者更多地将目光由细碎的人性内部向广阔的外部世界延伸，打通历史与现实、民族与地域之间的重重阻隔，探索我们这个时空领域里底层求生者种种触目惊心的苦难历程和生存现实，深入揭示出我们这个时代底层求生者的欢乐与梦想，焦虑与孤独，愤怒与抗争，欲望与追寻内在的复杂性、斗争性、荒谬性和尖锐性。

在王华《桥溪庄》中，开篇就定下了底层人生存苦难的情感基调，“黎明无风。茫茫雪野在朦胧中沉睡，但桥溪庄无雪”，这预演着人事的悲哀与无奈，临近的厂房，打破了宁静的山庄，染黑了清新透明的空气，桥溪庄人寄托于厂房的梦想恰恰是他们人生命运低谷的开始。雪豆、雪果等雪字辈的孩子们是生长在这片神秘土地上的受害者，雪豆的到来也注定村庄人们恶果的到来。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仡佬族作家，王华对农民生存的欢悦与哀痛，追寻与失落是深有感触的，心理凝固着一团火热的“农民情结”。尽管她笔下的李作民、陈大懂、陈小路、兰香和雪字辈们对生活执着追求，对爱情的热烈渴望，他们表现出的刚毅、本真、勇敢、善良，在时代的洪流中，所有的希冀都沉默地狱。《村小》、《天上没有云朵》、《一只叫耷耳的狗》《逃走的萝卜》《家园》和《傩赐》都是用汉语抒写底层的作品。《傩赐》作为描述一个傩神赏赐的村庄，带着底层写作者浓重仡佬族符号的记忆和追思，描绘一个村庄外乡女秋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懵懂嫁给了兄弟三人，他们拼命挣扎求生存甚至几乎付出生命为代价，仅仅是追求一种一妻一夫的正常生活的理想，作品在“白太阳的美丽和忧伤”中开始，在“白太阳显得很单薄，单薄得若有如无”中结束，像一首挽歌，奏响沉重低沉的哀乐。《回家》和《在天上种玉米》是作者09年分别发表在《当代》《人民文学》上的两个中篇小说，同样是关注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命运，如果说以前的小说主要关注的是静态的“家园”“村庄”苦难叙述的话，那么这两篇主要倾诉的是底层求生者流动的生存本相。前者阐释的是一批“向城市求生者”在城镇化进程中，失去了土地，在金融危机中失去了工作，在“回家”的艰难路途中的一副痛苦相，由于在工厂上班，一夜之间倒闭，身无分文，他们唯一的期望就是“回家”，然而“回家”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艰难。后者仍然抒写一群熟悉的乡村“进城求生者”在“天上”种玉米遭受阻碍的滑稽相。

冉正万中短篇小说《高教女人及其他》《奔命》《跑着生活》等在充满一种乡村气味生活气息的境况下更多关注的是一些小人物的生存的命运，作家付出的同情感时更多体现的是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长篇小说《纸房》试图在建构和谐家园意识时对现代金矿开采和冶炼工业的引进进而扰乱纸房村民生活造成生态破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的一幅人生悲哀图，土地原生态的彰显与现代商业的的浸淫产生强有力的张力，一种乡村“Gemeinschaft”正在遭受解构。【5】

赵朝龙小说集《蓝色乌江》、《乌江上的太阳》，忠诚于生养他的故土乌江作为他的创作源头，因而他的小说创作的资源来源于乌江，写乌江人，写乌江两岸的风物山川，写那些绞滩人、信号工、走江汉子、农夫农妇……写他们生活中的欢乐与痛苦，焦虑与孤独，忧伤与喜悦，追求与无奈，力尽描摹一幅低层劳苦人民悲欢离合的画面。龙潜《铁荆棘》以一个少年的记忆和回味，抒写记忆中的苦难。田永红《走出狭谷的乌江》中的人物，大多为乌江边的人，关注的都是底层人的命运。潮砥滩的石柱，洋荷滩的山妹子，宋江灵，葫芦滩的秋嫂，市场上的牛贵，月门洞河的地主子女，苦竹寨的杏花和桃花、于家岩的于二毛等，都是地地道道的山里村民，它们生活的本真，实在，给人一种忧郁、阔达的调子。罗漠中篇小说《大雨瓢泼》，给人一种内心的涌动和震撼，小说写的是底层文人生存状态，为我们勾勒了一群当下社会底层文人的众生相，体现了他对当下的文化关怀。

展示艺术的多姿多彩，承传古代文人底蕴、文风、诗学价值，在生存境界中领悟人的生命真谛，述说真诚话语，阐释生命哲思，坚持艺术风格的多元化，文体的多样化，在创作中逐步摸索适合于自己的艺术开拓模式，这是乌江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地域本色，也是他们的自觉追求。乌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实绩是有目共睹的，体裁不仅局限于小说、诗歌、散文，而且这些作家在从事这一创作的同时，也把笔墨伸向了戏剧领域。各种体裁的作品不仅处处流露出少数民族作家厚重而又令人景仰的生命体验，而且也鲜明打上了各个时代、乌江流域各个角落思想文化层层嬗变、层层演进的深深烙印。老庄佛禅文化、土家舞曲、民歌，苗族舞曲、红色文化、傩文化、“萨母”文化、独特的生态资源多种在发生学上界限严格的文化形态，都可以在乌江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找到相应的佐证。由于个性化的生命体验和纷纭错杂的地域文化特征，加之个体独特的审美爱好和审美倾向，想象意识浮现，按照审美符号和语言的图式，共同造就了乌江流域少数民族文学艺术风格多元化的综合表象。现就诗歌和散文作简要的艺术剖析，主要体现在民族性，古典性，乡土性和风俗风景风情交媾磨砺出的神性，通过再现和表现有规律地表征在其创作中。

就诗歌而言，冉冉诗集《空隙之地》、冉仲景《从朗诵到吹奏》《众神的情妇》，周建军《穿越隧道的歌吟》，向笔群《武陵山，我的保姆》，喻子涵《孤独的太阳》，宁坤强《情满乌江》，王新华《高原梵歌》，何小竹诗集《写到1000首诗之后》，马仲星《漂泊心情》，何炬学《走过界面》，杨见《五种声音》，王晓旭《后现代的香蕉》，蔡劲松《人在边缘》、白沙《玫瑰园》，林亚军《爱在雨季》，赵朝龙《梵天净土》。散文集主要安元奎《行吟乌江》，魏荣钊《独走乌江》、刘照进《陶或易碎的片断》、王鹏翔《村庄的背影》，马仲星《黑白乐府》、龙志敏《松桃舞步》等，不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在原始文化和现代性二重背逆下，诗文家们自在自乐的构筑地域文化世界，他们带着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血液，美丽的山水，独特的民风民俗，原始生态资源，从梵净山脚下到乌江之滨，从故乡的江到中国的雪，从土家山寨到苗家、彝族风情，由对人生的诗心感悟到高原梵歌行吟到激情的岁月，寻找古老的民族精魂，在绮丽瑰异的坦荡胸襟中寻找元气充溢的诗情的艺术旨趣，必然在其诗歌中交织和穿插着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历史考察。“真实的东西——包括大自然或者说自然风景——就其自身来说绝不是美的‘美是一种价值，它仅仅适用于想象，就其本质结构来说，包含着对世界的否定’但是，如果说美的东西必定是想象的，那就一定要求观察者通过他的沉思行为去构造审美对象”【6】这一群体上的作家正是通过他们的沉思行为去构造审美对象的。我们认为，少数民族作家的生命之根，存在着血脉与归宿形式，关照民族身份，和作家通过他们的沉思行为所建构的审美对象——地域文化民族风情铸造了我们的少数民族诗人。

在刘照进散文集《陶或易碎的片断》中，作者祈求在土家族的乡俗生活中追寻一种历史沉淀的感伤情调和记忆童年的刻度和亮度，“留在村庄上的”是苦难、亲情、温情，一种怀恋，一份感恩，一片沃土；城市速度、包容力、现代、虚浮给予作者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灼痛，同时，也充斥一种现代性的张力。魏荣钊《独走乌江》，体验更多的是孤独，作者的思绪紧随乌江跳动的脉搏，用写实的笔法记录了两岸的历史、自然、风俗和人情，丰富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内涵和文化意蕴。在喻子涵的散文诗中，我们不难想象出作者深受佛学的影响，这在他的散文诗中可以找到证据，《野火》一诗意象“野火”，“石头”，从石头中产生又轮回到石头中，这正是佛教因果轮回思想的表露。王新华《梵歌》组诗，《梵净山》组诗直接把佛写进诗歌中，成为一种景致，让人流连忘返。彝族作家王鹏翔的散文集《村庄的背影》更多的借助往事、花事、农具、人畜、节气、庄家、风俗风物将村庄的背影诗化，尽力挖掘对模糊村庄的记忆，在心灵的村庄寻求栖居之地和灵魂的归属。少数民族诗人以其身份的独特性构筑诗性的乐章，他们在以汉文化为核心的多民族社会交结中也身受汉文化的影响，他们是用汉语来抒写土家族、苗族、仡佬、彝族、侗族的民族，其宗教、谣曲、舞蹈、法事、安葬、哭嫁、乌江风景等凝聚着诗歌、散文的梦想，在地域风情和文化记忆中熔铸于土家族、苗族、仡佬、彝、侗族与汉族并共同赋予其生命意象。“显然，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7】在周建军的诗中，对民族地方色彩的挖掘较深，他的诗《采石艺人》、《摆渡江湖》、《打铜老人》彰显着对本民族化传统的忧患与礼赞，其主人也就自然成为民族文化传承人的代表，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贡献。“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诗歌那样顽固地恪守本民族的特征。”【8】冉冉《一只母羊和三只小羊》，碧绿、杏黄、白色涂成的背景，在夕阳的映照下，一只母羊与三只小羊在缓行，在这种诗情画意中，最伟大的母性在她心中全部唤起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心中所有的甜蜜柔情，其心灵与大自然的邂逅，执拗地向生命情感的深度大踏步的推进，企图达到现代批判精神和向古典乡情韵味、难以压抑的乡情和异常纯净的山涧景色、永恒的爱的价值和世俗生活主题之间达到一种内在的和谐。在何小竹诗集《六个动词，或苹果》中体现的更多的是一种巫术质素，《梦见苹果和的安》体现了作为少数民族诗人对“乌江文化精神敏锐的观察和表现”【9】

冉仲景的组诗《土家舞曲》“灵魂里安家/舍巴！舍巴！舍巴舍巴舍巴毕兹卡！//霞光走来一群收割燕麦的女人/她们腰肢丰腴：乳房硕大/被鼓点激烈的脚步/刚好踩在了恋爱、婚姻、生育的节奏上/朴素和清白，不仅是他们的服饰/更是她们的肉体和节操”。传达了土家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最为原始的情愫或语言的“密码”，更深层次的体现了生存意志和蕴藏于社会的生命潜力的内在张力。从词义里表达出的地域风情、文化和内在精神，散发出诗意的民族地域色彩，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民族个性，正如茅盾早期在强调小说的地方特色时指出“一处的风俗习惯不相同，就一处有一处底特色，一处有一处底性格，即个性。”【10】这一个性也正好体现了乌江流域诗歌创作独特的审美意蕴

情来自于对物的感触，诗文“是则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11】诗文的创作来源于生活，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农家、山歌、唢呐、芭茅、对牛哥、梵净山、乌江等等都是来自于自然之象，是诗文家切身的体悟进到人生哲理的升华到达的一种生存境界。林亚军的《乌江呀乌江》，宁坤强的《情满乌江》，马仲星的《乌江月》，赵朝龙《乌江吊脚楼》等诗作更是对“自然之象”的真情表达，而安元奎《行吟乌江》更是将乌江浓郁的地域色彩、神秘的灵魂作为自己追索的家园意识的精神烛照。

思乡是中国古代文人常常产生的一种孤独情绪的发，在少数民族诗歌中我们感受着“民谣淹没月夜的苍凉／不再孤独”（《异乡望月》林亚军）在“在高高的天穹下面／一朵花，鲜艳的绽放／孤独地／它使我深深地牵念”（《故乡印象》马仲星）“还有许多的语言之外的东西／关怀和鼓舞着我们”（《想念家乡》王新华）的家乡，然而，面对家乡，特别是亲人，“我”似乎有种内疚，因为“这些年，流浪在外／背着的，一直是／空空的行囊”（《我把故乡的风丢了》末未）。

四、困境与突围：捕捉多领域题材，凸显现代性

在以宽阔的胸怀挖掘民族民风民情，静心描摹生态图景，透视民族生存历程时，以更加切身的感受，开阔的眼光审视世界，将创作主题延伸多领域，凸显现代性，这是我们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里所警觉到的，因为“一味地沉湎于对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顶礼膜拜和诗意化的浪漫描写，而忘却了将现代文明，乃至带着恶的特征的新文明形态作为参照系，这就难免造成作品的形式的单一和内容的静止”【12】。然而，我们审视一些乌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创作，会隐隐觉察到他们在陷入民族创作困境的危机感时，猛然意识到不能全面的复制民族地域风情，沉默在古典主义的美学追求中，题材不能单一化，在技艺上应该有所突破和创新。从目前出现的作品看，作家在创作题材上出现了新的迹象，而迹象也表明，这种创作趋势、创作手法的运用，题材的选取也在一些作品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在谈到少数民族作家赵剑平《困豹》的创作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蒙古族乌尔沁认为“身为少数民族作家，赵剑平是从整个现世人类的高度，审读和透视我们国土上面变革中的旷野乡原，作者的笔力重重地击破了地域的限制，民族局限乃至文化局限”【13】从现代性的立场重构人类生存永恒的家园。他笔下的木家寨不仅仅是乌江边上的民族生存的乡村，它是中国整个乡村的缩影。一只“疙疤老山”的豹子企图寻求“又纯洁又宁静”的一片栖居之地，如今遭受人的破坏和霸占，于是寻找曾经的家园，可遭受到的正是现代性观念和行为侵略处境。令狐荣作为民办教师，抱着良知去寻找救助三个被拐卖的无辜少女，闯入城市，屏气凝思，一方面展示了国际化大都市所代表的现代社会的高度文明和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以木家寨为代表的穷乡僻壤的与世隔绝和孤陋寡闻，这在他纯净的心灵里投下了一丝阴影。这部小说尽管作了大量的方言土语、谚语、歌谣的表述，但丝毫没有影响它的大气和质地，相反，透视出一种浓烈的当代意识，“困豹”不仅困的是豹子，它还困着民办教师令狐荣、木青青，也困着这个贫穷的山村。这是一部充满内在张力的小说，穿透着诗性的力量，具有浓烈地域色彩与现代气息的奇异偶合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文本风格。

从上世纪末，何小竹逐渐把笔力由诗歌转向小说创作，企图投向大都市的怀抱，创作了长篇小说《潘金莲回忆录》》、《弥》及中、短篇小说《圈》、《天堂旅馆》等，诗人注意力的转移，我们不妨猜测到视为都市的欲望和市场的诱惑使然。在冉正万、王华和蔡劲松的创作上，他们不再固执地将笔力集中在展示民族风情、古老地域文化上，而着重关注当下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命运，物质与精神二元对立困境的二重思考，由地域生态资源描摹转移到生态平衡与人的和谐建构上来。冉正万的长篇小说《纸房》，由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传统农村田园的美梦，通过传统与现代的对比，“我九岁的时候，纸房的山是青的，水是绿的，雨滴是干净的，下雪时，每一粒雪米都晶莹剔透，晶体里仿佛有一根细小的秒针在滴答作响。现在呢，山变样了，水干涸了，雨水浑浊。雪很少下，即使下一点也敷衍了事”，表露出作者道德良知的呈现和灵魂拷问，充溢着焦虑感，给即将破坏的生态家园一种人道关怀和警示。作家蔡劲松是目前侗族有影响的青年作家，创作风格多元化。其小说题材完全突破地域文化的限制，在小说中主要围绕大学校园、研究所、遥远的武陵边城、古都西安等不同地域，人物主要落笔在大学生、教授、土匪、石匠、屠夫、卖鸡蛋的盲人、下岗职工各种人上。他笔下的“历史”已有了新的内涵，更多的是人的欲望的体现。把目光转向了自己更为熟悉的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写出了《屋檐记》、《大桥上的新闻》等。王华的小说创作，驱魔了传统的技艺手法，在取材上她逐渐转移了视角，她把注意力转移到当前大家所关注的底层求生者的生存轨迹上来，特别警觉到“民工”在“家园”追寻上的拷问。土家族作家蜀虎的长篇小说《武陵的红》以两支红军曾经在武陵土家山寨留下的足迹和民间传说为原型，以侠的形式构思文本，企图对历史的重构，而长篇新作《酒脸》在涉及历史的叙述上更宏大，对土家山寨民风民俗民情，土家人的生存境遇的惦念，表达出土家人的文化意蕴和生命诗学，因此“这部小说还有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价值”（陈晓明语）。

总之“优秀作家首要的品质是真诚，真诚面对和继承自己民族的一切优秀传统，也要勇敢地正视自己民族的糟粕和劣势，更敢于面对现实变动对自己民族的冲击”，【14】乌江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应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开拓自己的艺术境界，始终把握民族脉搏的跳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不断借鉴西方现写作作技巧，逐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至于今后创作文本质量、影响广度和深度怎样？诸位读者将以博大的彼岸之神对之试目以待。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构建思路

［摘要］自比较文学这门课程在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开设以来，由于比较文学这一学科自身及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特点，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在建构主义理念下，立足于教学对象的实际特点，以蒙古文学为基点，不断增强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努力培养比较研究意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进而营造开放的课堂，是今后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建构主义；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

从1978年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教授开设比较文学讲座开始，比较文学在中国开始复兴。全国许多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进而设立了比较文学系。内蒙古民族大学于2010年将比较文学作为专业选修课（24学时），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本科生开设，并在2011版人才培养方案中作为专业必修课开设（40学时）。从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看，以往比较文学课程都是在中文系或外语系开设，其对象大都是汉族学生。比较文学能够走进少数民族学生课堂，让少数民族同学了解比较文学，进而培养文学比较意识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础。这对于比较文学的全面发展和演进来说也是一件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事情。比较文学教学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同时，在蒙汉双语专业的具体教学实践中，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中有些问题是全国所有开设比较文学专业的高校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有些则是蒙汉双语专业所独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丞须教育工作者反省并着力解决。

一、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的困境与原因

比较文学教学一直是众学科教学的难点之一，从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及实践效果来看，大多数中文系的学生都觉得“有点难”、“没什么兴趣”，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蒙古族学生来讲，这样的情况更为普遍而深刻。从学理层面讲，比较文学属于新兴学科又是“舶来品”，中国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尚处于建设阶段。比较文学始于欧洲，法国学派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滥觞。在法国比较文学理论产生之初，研究的是两国或两国以上文学的相互影响关系；美国学派作为法国学派的对立面，将没有“事实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文学关系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引入比较文学领域，从而大大发展并更新了比较文学的观念，开拓了比较文学的领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比较文学努力克服“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虚心地向先行者学习。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摸索着适合自己的比较文学道路，从而努力构建“中国学派”。然而无论是从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还是从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讲，我们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欧洲的、西方的。所以作为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物———比较文学课程，对于授课教师及学生来讲，都是一种全新的挑战，都需要一个积累经验，总结教训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讲，或许更加漫长，更为艰辛。从比较文学学科性质来讲，比较文学的跨界性、开放性和宏观性、抽象性等特点，导致这一门课程教学中的难度加大。“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界限和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1］14。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可以着力从某一角度，即从某一种或两种跨界角度去研究文学关系。

对于本科生来讲，在有限的课时中，要求他们全面了解比较文学的跨界性特点，无论是抽象的理论学习，还是初步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都很难达成；比较文学研究比以往的文学研究更具开放性和自由性。它比传统的文学研究更具有广泛的内容。这样的特点导致学生学习难度的加大。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实际特点来看，比较文学教学难度要更高一筹。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的生源，大多来自农村牧区。他们一直接受母语教学，来到大学之后则改为汉语授课。蒙古族学生接受汉语授课，并且所学内容大致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内容相同，加之比较文学课程本身所存在的难度。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可谓是难上加难。另外从课程设置上来讲，许多高校在大学一二年级大都安排了公共必修课，而专业必修课则一般都安排在三四年级。由于比较文学课程对各门课程内容都有所涵盖，因此常常安排在三四年级的学习阶段。这样的安排应该是合理的，但由于三四年级是学生着手考研、实习和找工作的阶段，好多学生已经无暇顾及这门课程的学习；另外，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课程开设时间较晚，所以对于授课教师来讲，所积累的教学经验较少，可借鉴的案例不多；适合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编写出版。

二、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简单地将知识由外向内的转移和传递，而是学习者主动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即充实和改造自己的知识经验。由于每个人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导致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因此，建构主义十分关注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新的知识。强调学习者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建构主义对学习和教学方法都提出了有别于传统教学方法的许多新的观点。因此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可以基于建构主义理念，结合被施教者原有知识经验的特殊性，可以大胆地构拟出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设想。任何理念最终只能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有了科学合理的理念，更应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彰显民族文学特色，营造开放课堂。唯有如此，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才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基于蒙汉双语学生实际特点，创建民族特色比较文学教学模式。“跨民族比较的根本意义在于跨文化”［1］12，“民族”才是文化的表现，不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才是极其鲜明的。因此“一个多民族国家之内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应该顺理成章地划入比较文学的范围之内”［1］12。蒙古族与其他民族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领域，蒙古族学生责无旁贷。因此，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可以说是培养蒙古族比较文学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虽说汉语水平及汉文学素养不及中文系的学生，然而他们却有着自身独特优势，即蒙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掌握。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这是比较文学教学的有利先天条件。在教学中努力让学生思考蒙古文学、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不断强化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鼓励他们学好民族文学的同时，努力具备多元文化知识储备，为比较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首先要基于学生特点，善于扬长避短，发挥学生的蒙、汉文学方面的优势。在宏观上让学生了解比较文学概念，掌握比较文学基本常识的同时，还让学生以蒙古族文学为中心，比较蒙古族文学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蒙古族有着丰富而灿烂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因此，在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建构主义的理念，在学生原有的蒙古族文化和文学知识储备的基础之上，通过将蒙古族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中，构建新的比较文学知识经验，从而创建富有民族特色的比较文学教学模式。教师优化知识结构，改进教学方法，打造开放课堂。比较文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因此比较文学教学，对授课教师来讲，是一项综合能力的挑战，他们需要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同时又需要掌握先进的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工作。主讲教师搭建课程教学网络辅导站或微信教学群，有效利用该平台，上传为课堂改革教学制作的特色电子教案、微课视频及习题、讨论题等，与学生进行互动，为学生经常性学习创造便利条件。理论联系实际，多以实际案例代替理论讲解。在课堂上教师将有限的课时统筹安排，合理规划，为学生勾勒出该课程总体脉络的同时，又要突出重点，将比较文学基本原理的讲解同具体典范的案例相结合，改进传统教学方法，采取学生分组讨论模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继而营造开放课堂。如，讲到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时，我们可以以学生熟知的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和哈斯宝作为例子，谈他们对汉文化的吸收、借鉴以及创作情况。其重点在于将问题抛给学生，让他们依据现有的知识储备，来印证作家是如何对汉文学、汉文化吸收借鉴的。学生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会开动脑筋主动思考，进一步强化所学内容。

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适时提供点拨和提醒，及时纠正学生错误观点，有效控制课堂节奏，进而营造开放课堂，从而激发学生对比较文学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使其具备初步的比较文学意识。布置小论文或提炼小提纲。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分组讨论之后，以一篇小论文或提纲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或结论进行总结提交。这将是学生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的有效途径。通过准备作业，学生可以主动查找资料，进一步充实知识体系，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激发学术研究兴趣。例如，可以选取当今比较热门的话题作为探讨的切入点。如，《狼图腾》电影的热映，再次引起了各界对“狼是否是蒙古民族图腾”的话题。教师可以围绕这一话题，设置与比较文学相关的问题，如《狼图腾》文学作品与同名电影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其他民族的图腾是什么，各民族图腾的特点及图腾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最后要求学生以论文的形式，将所讨论话题进行总结提交。这样教师以实际生动的话题引入教学讨论中，再结合教材上的经典案例进行补充讲解。结合教学经验，组织编写蒙古比较文学教材。

目前全国大部分高校蒙汉双语专业虽已开设比较文学必修课，甚至一些高校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也已设立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授予点，但至今还没有《蒙古比较文学》一类的教材出版。纵观国内比较文学教材，其主体内容庞杂，抽象理论知识偏多，实际案例分析相对较少，学生极难消化和吸收。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都是针对中文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所编写的，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学习理解来讲有一定的难度。与内蒙古地区讲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的蒙汉双语专业或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一线骨干教师通力合作，编写一本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促进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势在必行。总之，在民族院校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必须尊重各民族文化历史的多样性的同时，在建构主义的理念下营造开放的课堂，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蒙古文学为基点，在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中，比较研究蒙古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比较文学在民族地区高校的繁荣发展。

作者：齐风华 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古学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外国文学教学与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培养

摘要：

现如今，大学生的成绩已经不是衡量他们自身能力的主要标准了，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中人文素养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那些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人文素养高低直接关系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进而影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然而现实中我国只有少数大学开设了这门课程，这远远达不到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我们应该着重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充分发挥外国文学的教育优势。

关键词:英美文学;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培养;教学

通常情况下，以人为中心的理性思考能够启蒙人类的人文素养，以人为中心的理性思考源于外国的文学作品，以英美的文学作品为主。在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课程中有外国文学教学课程，当然就少不了对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下面文章中主要阐述了人文素养及其与英美文学教学的联系，分析了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培养现状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1概念论述

1.1何谓“人文素养”

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都称为“人文”，所谓“人文素养”，是指在社会的文化大背景下，人自身由知识、能力、情感、观念和意志等因素共同组成的个人内在品质。提高一个人的人文素质需要提高其人生境界、塑造崇高理想以及实现个人价值。一个人的人文素质可以表现其性格、气质和修养，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价值观、思考方式、处事行为。在人文素养的教学活动中，人文学科主要研究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尤其注重研究人本身价值体系的形成。所以在高等教育中，人文学科的教育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形成有重要作用。人文素质的教育实质上是对人性的教育，人文精神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和本质。

1.2英美文学教学与人文素养的关联

培育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是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人文素养是通过人文文化表现出来的，而英美文学作品是人文文化知识的重要载体。学生从优秀的英美文学作品中学习历史知识，学会将人类的文明进行延续并将人类历史推向更高的文明;在文学作品中学到的哲学知识可以引导学生正确地处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或者人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优秀文学作品中的宗教知识以及道德观念都是积极向上的，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学生诚信做人，生活得更加高雅有情趣。优秀的英美文学所弘扬的价值核心都是真善美，可以引导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学生通过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可以学习作品中伟大人物的优秀品质，如责任感、奋斗精神、勇敢坚强的品质等;另一方面，也可以学会对自己的情绪进行必要的掌控或者揣摩别人的情绪，学会承受困难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这都体现了英美文学作品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人文素养培养的重要作用。此外，文学作品中蕴含着智慧、情感、经验、原创力、想象力、生命思想以及生命意识、对于学生思辨能力、审美能力和科学素质的培养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2少数民族大学生英美文学教学中渗透人文教育的必要性

2.1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的需求

在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教育自身的功利性越来越严重，这使得教育的育人本性被逐渐边缘化甚至被淡忘，学生的人文素质普遍较低。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而言，人文素质缺乏同样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少数民族理工科大学的学生，对文史知识很少涉及。根据相关调查，有不少学生甚至不知道建国前的抗日战争。很多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文学艺术方面的知识也很缺乏，甚至有学生不知道聂耳的著名作品有什么，也不知道柴可夫斯基是哪国人，这样的现状是十分令人担忧的。此外，因历史上的民族遗留问题，一些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民族问题的看法还比较偏激。有调查显示，许多少数民族大学生都抱有“本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这一看法。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圈子里也经常出现诸如“我们民族怎么样，汉族怎么样?”之类的讨论，这固然是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自豪感的一种体现，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其民族认知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在地区发展及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问题，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失衡，甚至由此引发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矛盾、冲突。

2.2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需要

英美文学课程是对西方语言学习的高级阶段，主要目的是在学生的外国语言基础上提高人文素养，学习西方优秀文学。但是在现实中，英美文学课程在教学中却面临了很大的困难。在本就被压缩的极为有限的课程时间内，学生在上课时兴趣了了，“上课前不预习，上课时没兴趣，下课后不复习”成了学习的常态。英美国家在文学教学中注重对近期研究成果的吸收和运用，并且在教学方式上采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这样有利于提高学生对文学课程的兴趣，从而提高其本身的文学素养。

2.3对人文素养的讨论已经引起了教学工作者的深刻思考

针对我国大学生人文素养普遍低下的现象，教育工作者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一问题是一个长久积累的问题，我国的学生从中学阶段就开始接受应试教育，这种教学模式禁锢了学生的阅读范围，把学生的精力高度集中在课业任务上，不能开拓其他领域的认知。到了高中阶段，由于我国文理分科政策的影响，使得学习理科的高中生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很少接触到文史类知识，使得他们的大脑中出现一个大范围的文史空白。到了大学阶段，专业划分十分细致，专业口径窄导致学生人文知识薄弱，学生的知识结构不科学，出现失衡问题。很多学校多年来一直注重教学质量硬性指标的完成，忽视了对大学文化发展态势的研究，在实际的学校建设过程中也缺乏具有针对性的文化建设措施，没有针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举办相关的知识讲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工作没有落到实处。目前我国大学生中，很多学生因为心理疾病问题而与其他同学难以相处甚至出现自虐自杀的现象，这说明加强对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工作已经迫在眉睫。由于该问题的长久积累性以及我国教育体系的确存在问题，所以要抓紧时间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在教育改革中，要综合考虑学生和老师、培养目标、教学规范、课程体系等多方面的因素，追求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2.4提升自己的审美眼光，陶冶情操

通过对世界文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得知，世界文学历史上的经典作品大都源自英美文学，比方说，一些大文学家莎士比亚、米尔顿、马克•吐温等都属于英美文学的研究者。现在我国参与到文学阅读中的人也越来越多，通过认真阅读文学作品不仅能够提升人们的审美观念，还能积累一些审美经验，学习英美文学还可以让人们感受到文学的强大力量，在了解基本的文学知识基础上，能够进一步提升自己的阅读理解能力，陶冶自己的情操，让人们用心来感悟生活的美好，乐于生活，乐于学习。另外，一些好的文学作品存在较强的教育意义，人们在学习英美文学知识的过程中，不仅能够积累丰富的阅读经验，还能够让自己更加睿智，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洗涤，自然就能够陶冶高尚的情操了。首先，英美文学作品中大都提到了一些具体的人物，并给予这些人物鲜明的形象，阅读者就能够从中学到坚强的人物性格以及鲜明的形象，为以后的人生带来了正面的积极的影响。比方说，富兰克林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就有给年青一代的劝诫，我们可以从海明威的小说中学会冒险，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总能给人以启迪，不论是在个人修养还是人格塑造以及意志力的锻炼方面都能得到你想要的，其次，学习英美文学的人还能够培养自己的同情心，让自己的心胸更加宽广，陶冶高尚的情操。

2.5培养少数民族的跨文化意识

当今社会是一个知识迅速发展的社会，懂得一门国家语言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甚至懂得英语的人已经满足不了社会发展的需求了，目前，社会对掌握英语的人才要求越来越多元化，英美文学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学习目标。由于英美文学中包含了很多西方文学知识，因此少数民族在学习英美文学知识的过程中，就能够变相的了解外国西方文化，在此基础上熟悉掌握外国文学知识，并做到学以致用，培养自身的跨文化意识。少数民族通过学习外国英美文学，可以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理解外国文化，分析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区别。现在，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对跨文化人才的需求越来越高，当然如果是跨文化的英语人才就更好了。

3英美文学教学中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策略

3.1英美文学课程设置的完善

现在，英美文学在高校芙语专业教学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但它在公共英语教学中长期被忽视。各高校正在开展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加强学生听、说、读、写、译等应用能力的培养，但是却忽略了对学生文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的培养。文学作为人文学科中重要的一个分支，在高等教育中应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文学素质作为人才的重要素质之一，也应该在高等教育中体现出来。高等教育中除了开设公共选修课，如《英美文学赏析》，英美文学教学也应纳人大学英语教学的体系中来。目前，我国高校内大学英语课时普遍较少，而且随着课改的进行，大学英语的教学时数会相应减少。针对这一情况，笔者认为目前有两种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一是采用专题讲座的形式，挑选一些学生耳熟能详的有着深远影响的英美作家，如莎士比亚、狄更斯、雪莱、马克•吐温等人的作品，进行讲解、分析和讨论，如开设《西方名著赏析》课程;也可专讲某一文学专题，如《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圣经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等;二是利用西方文化教学促进英美文学教学，开设一些文化类课程，如《西方文化导论》、《文艺复兴史》等。

3.2英美文学教学方法的改进

具体改进方法如下，我们建议在阅读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研讨式的教学，在课堂上尽可能的进行专题探讨。还可以让学生在完成大量阅读理解任务后，针对某一个作家进行调查和研究工作，尽量拓展视野，学会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尽量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学习英美文学，了解西方文化，实际上不仅仅要了解西方的文学艺术、文化习俗，更要了解西方的心灵史和思想史。我们知道，要深入理解并鉴赏英美文学作品，就必须了解一些西方哲学理论和心理学观点。如达尔文的进化论，黑格尔辩证法，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意识分层，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等。古人云“: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师通过借鉴不同的文艺批评理论，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某个作家作品进行个案分析与研究的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新的阅读视角，培养一种新的思维模式，这也是文学教学的目的所在。

3.3对外国英美文学知识的本质目的的准确了解

现在的外国英美文化教学似乎变得更加商业化，没有了当初的纯粹性，现在的教学大多比较关注英语教学效率，忽视了英美文学教育的重要性，忽略了人文素质的培养。我们要向不断提升少数民族的人文素养，就要从学习外国英美文学做起。详细来讲，学习外国英美文学的本质就是让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广大民众了解英美文学，学习英美文化知识，进一步培养自身的审美意识，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此外，学习英美文学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在提升人们阅读能力、理解能力的基础上，更好地体会人文精神的本真。因此，在少数民族学习英美文学之前，一定要充分了解学习英美文学的本质和目的，尽量接受较为专业系统的学习，领悟外国文学的真谛，走进英美文学作品的世界，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

4结语

综上所述，加强英美文学课程建设，有利于实现高等教育中人文素质培育的目标，也是对学生进行文化启迪的重要形式。本文在介绍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欠缺现状的同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需要高校主动采取措施加强引导，帮助少数民族大学生形成高度的人文素养。

作者：宁春慧 单位：包头医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外国文学与少数民族大学生美学教育研究

摘要：

美学教育是人文精神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文学之于人类的唯一性在于她能够提供心灵的表达，能够提供深刻的美。美育在于以美启真，以美导善，以美怡情。启真，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崇尚追求理性和智慧；求善，外国文学通过对人性善的褒扬和人性恶的鞭挞而塑造人格，提升人文精神；怡情，外国文学使以艺术投入人生，使人有情趣地生活。外国文学赋予少数民族大学生美感关怀，以宽容的态度，尊重和接纳不同的文化，以达到与自身，社会，宇宙的和谐共处。

关键词：少数民族大学生；以美启真；以美导善；以美怡情

美育一词由蔡元培译自德文，并为其终生所倡导。美育即美感教育或审美教育，超脱生死，全无利害关系，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美育的内容就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文学之于人类的唯一性在于她能够提供心灵的表达，能够提供深刻的美。沉浸于某一首诗，某一部文学作品，在心领神会之际，必然呈现一幅画境或一幕戏景，使人神魂为之钩摄，若惊若喜，无暇旁顾。内心充斥着一种天国的而非人间的快乐，霎时间，一切爱恨悲喜都烟消云散了。此刻所流露的情绪皆来自生命深处，这种美的体验无法言说，是一种全身心投入的快乐，以美启真，以美导善，以美怡情，让人感到生命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1以美启真

黑格尔说：“理性要求统一，要求种族共同性；自然要求杂多，要求个性，人需同时服从这两种法律权威。在这些对立面的冲突中，美感教育所要做的正是要实现调停与和解的要求。因为按照席勒的看法，美感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欲念、感觉、冲动、情绪修养成本身就是理性的，因此理性、自由和心灵也就解除了它们的抽象性，和它的对立面，即本身经过理性化的自然,统一起来,获得了血和肉。这就是说，美就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就是真正的真实。”（黑格尔，1979:78）求真是智育的目的，宣扬理性。以美启真就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而言，注重感性与理性的结合：感性是理性的基础，理性是感性的升华。一方面文学提供了具体可感的形象，通过形象进入审美的世界，在审美的世界，人的感官和人的心灵得到慰藉与滋养，增强自己的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另一方面，不局限于这种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而是上升到理性——求真，求得各学科门类的知识，求得人生的智慧。培根的《论学习》诠释了“知识”、“能力”“、智慧”的关系。知识是基础需要转化为能力，知识的获得，能力的培养都是为了寻求智慧。《白鲸》中对于捕鲸和提炼鲸油的生动描述，梅尔维尔查阅了大量的捕鲸文献。如何寻找鲸油，如何识别，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捕捉白鲸并最大限度地提炼鲸油，梅尔维尔都做了生动细致的描述，堪称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捕鲸著作。《变形记》、《城堡》是作家本人哲学思想的直接体现。萨特在《恶心》中，通过主人公洛根丁对这个世界的一切感到“恶心”，展现了自己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文学批评是文学审美活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精神分析等文学批评理论是文学审美活动的理性标准，并为其提供理性引导。审美实践活动不能缺少理性因素,因为理性因素对于审美能力的定向发展和提高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美育不是纯粹的感性教育,而是感性与理性融为一体的教育。各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民族文化，而中华民族强调“心的文化”得到了认同，如“明心见性”。“心的文化”强调心的作用，提倡将情感提升为理性精神。外国文学中的理性精神可以追溯至柏拉图，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由理性、激情、欲望三部分构成，正义的人必须让理性统治激情，让激情抑制欲望，国家的统治者需要智慧，理性地管理国家。外国文学提供了不可胜数的追求智慧，寻求理性的文本。少数民族大学生阅读外国经典文学作品过程中，通过理性思维活动，阅读，分析，感悟，总结人类文化深层规律。阅读学习外国文学，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对文学、审美的知识、理论、方法、技巧的掌握，提高认识能力、理解能力，这是理性教育；有了这些理性教育,加之审美实践的感性教育，少数民族大学生可以更好地融合多种文化元素，深化自身的艺术创造意识和审美活动意识,从而加深对外国文学作品和审美经验的认识与理解,不断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

2以美导善

蔡元培认为美感有两种：一为优雅之美、一为崇高之美（1997:522）。美育的目的在于美化心灵和塑造人格，不断地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文学天然与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性中的理想和崇高是美的终极体现。外国文学从多个角度进行描述，根本指向对人的普遍关怀，也就是保持对理想和崇高的向往和追求。文学大师坚守人文精神要观照人的生命价值和人的生存现实，对时代、社会以及人进行深刻宏大的哲学思考，对社会深度介入。经典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人生命价值和生存现实的观照、思考与终极关怀。这些作品无论对人性善的赞美与褒扬，还是对人性恶的揭露与鞭挞，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展现着人性美。雨果的《悲惨的世界》宣扬了人性善。人与生俱来的悲悯、同情、宽容，仁慈在冉阿让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冉阿让的以德报怨使沙威良知复苏，回到生命的本真状态。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赞扬了安东尼奥所体现的慷慨、无私、真诚、仁爱等人性光辉的一面，同时也批判了夏洛克所体现的人性中贪婪、嫉妒、残忍等卑劣的另一面。戈尔丁的《蝇王》批判了人性恶，对恶的严厉批判就是对善的强力褒扬。“蝇王”是人内心邪恶的象征，每个人有邪恶的存在。这就导致了象征理性的皮吉被砸死，导致了明了真相的西蒙被杀害。霍桑的《红字》中，白兰勇敢面对自己的罪责，承担相应的惩罚，以自己的坚忍、勤劳、施予使象征通奸（Adultery）的红字转化为“才干”（Able）和“天使”（Angel）。勇于担当，知错能改体现了人性的自我完善，自我提升。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虽然揭示了美国梦破灭的主题，但同时肯定了对理想的追求。盖茨比的了不起就在于他对理想的执著。他的一生都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理想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所以当他的理想幻灭后，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长期的碰撞、交流、融合，认同了善即美的文化心理，如孔子的“尽善”方为“尽美”，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彝族长诗《一条彩虹》、布依族传说《极老多采青石盖天》都蕴含同一主题，善是一种心灵美，是人生的至美境界。外国文学作品提供了跨民族的证据，少数民族大学生在阅读经典的外国文学作品过程中，以阅读的审美活动激情导欲，不断完善人格，提升精神境界。善是德育的目标，而德育重抽象的说教，思想政治教育更是如此。所以，在高校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枯燥的德育说教，其效果甚微，也就难以达到陶铸情操、涵养性情、健全人格之目的，不易造就出符合社会群体利益的合格个体。阅读的审美活动，以活的形象展现的生命活动过程和生活图景，人们融于这种生活图景和生命活动过程之中而得到陶冶与历练。在感同身受中，“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人文关怀，培养同情心、正义感、博爱精神，提高对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判断能力和急公好义精神，使民族之间、群体之间具有凝聚力，使社会文明有序与亲敬和谐。”（聂振斌,2011）

3以美怡情

蔡元培认为：“我们提倡美育,便是使人类能在音乐、雕刻、图画、文学里又找见他们遗失了的情感。我们每每在听了一支歌,看了一张画、一件雕刻,或是读了一首诗、一篇文章以后,常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四周的空气会变得更温柔,眼前的对象会变得更甜蜜,似乎觉得自身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伟大的使命。这种使命不仅仅是使人人要有饭吃,有衣裳穿,有房子住,他同时还要使人人能在保持生存以外,还能去享受人生。知道了享受人生的乐趣,同时更加知道了人生的可爱,人与人的感情便不期然而然地更加浓厚起来。”（1997:614）以美怡情就是能过有品位，有生机，有情趣的人生，就是将艺术纳入人生，成为生活的艺术。在无为而为中，找到生命的宁静、淡泊、豁达、恬淡，达到生命自身和生命与生命之外的和谐。性情在怡养的状态中,必定是健旺的,生发的,快乐的。喧嚣的尘世驱使着人们为追求功名利禄而奔波劳碌，再也没有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而文学可以让我们逃离现世，进入久违的审美世界，获得审美的自由。《贝奥武甫》体现了七、八世纪不列颠的生活风貌，兼有氏族时期的英雄主义和封建时期的理想。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展现了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交替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狄更斯的著名小说《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双城记》生动再现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生活画卷；《死魂灵》、《装在套子里的人》深刻表现了沙皇时期俄国人民反抗沙皇农奴制的斗争情景；果戈理创作的喜剧《钦差大臣》，揭露出了俄国官僚阶层中的真实的黑暗场景。史诗和小说带给读者活的生活图景，读者融入这种生活图景，以情感为中介把自身和对象沟通起来,使主客界限泯灭、物我为一、情景交融，从而得到浸染和和熏陶。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对大自然所做的唯美赞颂。美国诗人惠蒂埃《大雪封门》描摹了新英格兰的田园风情。弗罗斯特《西去的溪流》、《又一片牧场》、《修墙》、《摘苹果之后》等描写新英格兰地区乡间人民的日常生活，诗歌朴素中寓有深意。连同所有优秀的诗人，迪金森有关死亡、爱情、自然、永恒等含义隽永的小诗，庞德的意象派诗歌都使读者刹那间见终古，微尘中见大千。在那一刻的心领神会中物我两忘，怡然自得。少数民族浸润在天地之美的闲适、浪漫、充实的生活中，较少功利的追求，几乎每个人都是诗人、歌手、艺术家。每一件生活琐事都富于诗情画意，在歌、舞、织、绣中颐养性情，体验着艺术人生。但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在现代多元文化思潮的冲击下，失去了本民族原有的审美性情，陷入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奔波忙碌，精神一片荒原。少数民族大学生通过阅读审美活动的陶冶，唤醒自身的民族审美潜能，沟通古今中外，获得自由快乐的本领，即审美能力。能够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将美融入生活。审美的生活化，让少数民族大学生顺利走完每一次的经验历程，获得完整的日常经验同时,感性与理性相结合，升华为审美经验，实现生命的丰盈、和谐和庄严，可以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

4结语

外国文学是对经过时间淘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泛称。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最大差异在于提供一种跨文化视阈。在跨文化视阈下，实现各民族文学，文化的互识、互证、互补。无论种族、国家、文化、文学较少功利色彩，都关注人类的命运、生死、自然、感情等共同之处，外国文学以人类所关注的共同形象浸润各民族大学生的心智和情感。人文精神中渗透的生命根本性和审美多元性，对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更宽容的对待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尊重和接纳各种的文化的差异，形成一种美感关怀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这种关怀表现为不同国家、民族、种族的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表现为人们对个人、社会、宇宙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的期待。而这种关怀恰恰是人性中所共通的,它能够在心灵的最深处打动每一个人,从而实现彼此间的沟通和理解。”（易晓明，2010）

作者：王学功 宁春慧 单位：包头医学院外语系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思考

从1978年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教授开设比较文学讲座开始，比较文学在中国开始复兴。全国许多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进而设立了比较文学系。内蒙古民族大学于2010年将比较文学作为专业选修课（24学时），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本科生开设，并在2011版人才培养方案中作为专业必修课开设（40学时）。从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看，以往比较文学课程都是在中文系或外语系开设，其对象大都是汉族学生。比较文学能够走进少数民族学生课堂，让少数民族同学了解比较文学，进而培养文学比较意识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础。这对于比较文学的全面发展和演进来说也是一件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事情。比较文学教学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同时，在蒙汉双语专业的具体教学实践中，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中有些问题是全国所有开设比较文学专业的高校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有些则是蒙汉双语专业所独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丞须教育工作者反省并着力解决。

一、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的困境与原因

比较文学教学一直是众学科教学的难点之一，从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及实践效果来看，大多数中文系的学生都觉得“有点难”、“没什么兴趣”，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蒙古族学生来讲，这样的情况更为普遍而深刻。从学理层面讲，比较文学属于新兴学科又是“舶来品”，中国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尚处于建设阶段。比较文学始于欧洲，法国学派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滥觞。在法国比较文学理论产生之初，研究的是两国或两国以上文学的相互影响关系；美国学派作为法国学派的对立面，将没有“事实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文学关系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引入比较文学领域，从而大大发展并更新了比较文学的观念，开拓了比较文学的领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比较文学努力克服“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虚心地向先行者学习。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摸索着适合自己的比较文学道路，从而努力构建“中国学派”。然而无论是从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还是从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讲，我们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欧洲的、西方的。所以作为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物———比较文学课程，对于授课教师及学生来讲，都是一种全新的挑战，都需要一个积累经验，总结教训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讲，或许更加漫长，更为艰辛。从比较文学学科性质来讲，比较文学的跨界性、开放性和宏观性、抽象性等特点，导致这一门课程教学中的难度加大。“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界限和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可以着力从某一角度，即从某一种或两种跨界角度去研究文学关系。对于本科生来讲，在有限的课时中，要求他们全面了解比较文学的跨界性特点，无论是抽象的理论学习，还是初步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都很难达成；比较文学研究比以往的文学研究更具开放性和自由性。它比传统的文学研究更具有广泛的内容。这样的特点导致学生学习难度的加大。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实际特点来看，比较文学教学难度要更高一筹。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的生源，大多来自农村牧区。他们一直接受母语教学，来到大学之后则改为汉语授课。蒙古族学生接受汉语授课，并且所学内容大致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内容相同，加之比较文学课程本身所存在的难度。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可谓是难上加难。另外从课程设置上来讲，许多高校在大学一二年级大都安排了公共必修课，而专业必修课则一般都安排在三四年级。由于比较文学课程对各门课程内容都有所涵盖，因此常常安排在三四年级的学习阶段。这样的安排应该是合理的，但由于三四年级是学生着手考研、实习和找工作的阶段，好多学生已经无暇顾及这门课程的学习；另外，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课程开设时间较晚，所以对于授课教师来讲，所积累的教学经验较少，可借鉴的案例不多；适合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编写出版。

二、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简单地将知识由外向内的转移和传递，而是学习者主动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即充实和改造自己的知识经验。由于每个人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导致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因此，建构主义十分关注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新的知识。强调学习者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建构主义对学习和教学方法都提出了有别于传统教学方法的许多新的观点。因此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可以基于建构主义理念，结合被施教者原有知识经验的特殊性，可以大胆地构拟出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设想。任何理念最终只能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有了科学合理的理念，更应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彰显民族文学特色，营造开放课堂。唯有如此，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才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基于蒙汉双语学生实际特点，创建民族特色比较文学教学模式。“跨民族比较的根本意义在于跨文化”，“民族”才是文化的表现，不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才是极其鲜明的。因此“一个多民族国家之内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应该顺理成章地划入比较文学的范围之内”。蒙古族与其他民族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领域，蒙古族学生责无旁贷。因此，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可以说是培养蒙古族比较文学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虽说汉语水平及汉文学素养不及中文系的学生，然而他们却有着自身独特优势，即蒙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掌握。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这是比较文学教学的有利先天条件。在教学中努力让学生思考蒙古文学、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不断强化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鼓励他们学好民族文学的同时，努力具备多元文化知识储备，为比较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首先要基于学生特点，善于扬长避短，发挥学生的蒙、汉文学方面的优势。在宏观上让学生了解比较文学概念，掌握比较文学基本常识的同时，还让学生以蒙古族文学为中心，比较蒙古族文学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蒙古族有着丰富而灿烂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因此，在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建构主义的理念，在学生原有的蒙古族文化和文学知识储备的基础之上，通过将蒙古族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中，构建新的比较文学知识经验，从而创建富有民族特色的比较文学教学模式。教师优化知识结构，改进教学方法，打造开放课堂。比较文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因此比较文学教学，对授课教师来讲，是一项综合能力的挑战，他们需要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同时又需要掌握先进的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工作。主讲教师搭建课程教学网络辅导站或微信教学群，有效利用该平台，上传为课堂改革教学制作的特色电子教案、微课视频及习题、讨论题等，与学生进行互动，为学生经常性学习创造便利条件。理论联系实际，多以实际案例代替理论讲解。在课堂上教师将有限的课时统筹安排，合理规划，为学生勾勒出该课程总体脉络的同时，又要突出重点，将比较文学基本原理的讲解同具体典范的案例相结合，改进传统教学方法，采取学生分组讨论模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继而营造开放课堂。如，讲到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时，我们可以以学生熟知的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和哈斯宝作为例子，谈他们对汉文化的吸收、借鉴以及创作情况。其重点在于将问题抛给学生，让他们依据现有的知识储备，来印证作家是如何对汉文学、汉文化吸收借鉴的。学生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会开动脑筋主动思考，进一步强化所学内容。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适时提供点拨和提醒，及时纠正学生错误观点，有效控制课堂节奏，进而营造开放课堂，从而激发学生对比较文学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使其具备初步的比较文学意识。布置小论文或提炼小提纲。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分组讨论之后，以一篇小论文或提纲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或结论进行总结提交。这将是学生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的有效途径。通过准备作业，学生可以主动查找资料，进一步充实知识体系，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激发学术研究兴趣。例如，可以选取当今比较热门的话题作为探讨的切入点。如，《狼图腾》电影的热映，再次引起了各界对“狼是否是蒙古民族图腾”的话题。教师可以围绕这一话题，设置与比较文学相关的问题，如《狼图腾》文学作品与同名电影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其他民族的图腾是什么，各民族图腾的特点及图腾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最后要求学生以论文的形式，将所讨论话题进行总结提交。这样教师以实际生动的话题引入教学讨论中，再结合教材上的经典案例进行补充讲解。结合教学经验，组织编写蒙古比较文学教材。目前全国大部分高校蒙汉双语专业虽已开设比较文学必修课，甚至一些高校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也已设立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授予点，但至今还没有《蒙古比较文学》一类的教材出版。纵观国内比较文学教材，其主体内容庞杂，抽象理论知识偏多，实际案例分析相对较少，学生极难消化和吸收。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都是针对中文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所编写的，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学习理解来讲有一定的难度。与内蒙古地区讲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的蒙汉双语专业或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一线骨干教师通力合作，编写一本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促进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势在必行。总之，在民族院校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必须尊重各民族文化历史的多样性的同时，在建构主义的理念下营造开放的课堂，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蒙古文学为基点，在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中，比较研究蒙古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比较文学在民族地区高校的繁荣发展。

作者：齐风华 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古学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与汉语言文学的融合

摘要：多民族文学教育的展开需要强调多元文化的交融发展，肯定文学的历史融合，重建文学评价体系，以汉语进行多民族文学实践，追求多元一体文学格局目标，无论哪个方向或环节都需要对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进行跨越和整合，因此，多民族文学教育必将有效推进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发展。

关键词：多民族文学；民族文学；汉语文学；融合

前言

多民族共存的社会格局决定了多民族文学共存的现实，少数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但是长期以来，在政治形态和意识观念的影响下，中国文学格局一向以汉语文学为主导民族文学为补充，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性被忽略。随着中国文学的深入发展，如何在中华文学体系中体现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事实格局，多民族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文学关系如何梳理等有关中国文学如何发展的问题逐渐凸显。与此同时，随着世界民族族群意识的觉醒，世界文学格局中多民族文学的差异性和特殊性逐渐得到重视，成为世界文学话语的重要构成。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多民族文学教育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研讨的热点问题。多民族文学教育的本质是肯定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主体性，把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化放置于平等位置，跨越差异，进行文化资源整合，共同构筑中国文学的格局，因此，多民族文学教育的展开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肯定和促进。

一、多民族文学概念强调了多元文化的交融发展

多民族文学教育展开首先要做的是明确多民族文学概念。虽然近年来多民族文学理念渗透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讨论中，但是对于什么是多民族文学并无统一的说辞。根据各方面的探讨，笔者理解多民族文学是在基于多元一体政治格局的基础上，使民族文学由原来汉语文学的补充或点缀，获得文化上的主体性，使其摆脱当前在中国文学中的边缘状态。这个概念的成立意味着之前所定义的以汉语文学为主导的中国文学向更为宽广的方向扩容，中国文学概念被重新诠释，之前以汉语文学为主导的中国文学转变为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共同构建。在多民族教育实践过程中，就要通过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形态的共建来体现以上对中国文学的诠释，而这种诠释和体现的过程自然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过程。多民族教育以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共建中国文学概念需要解决以下问题：第一，民族文学的主体性；第二，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求同存异。多民族文学教育对以上两个问题的解答过程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过程。首先，从前者来说，多民族文学认为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一起构成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因此，民族文学自然需要和汉语文学获得同等地位，能够平等对话，而不是处于中国文学史的边缘地带。多民族文学把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相提并论，强调其主体性，意味着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是平等但又有差异的两种文学形态，两者具有异质性，并不能完全糅合在一起，共同作为中国文学的内驱要素，两者需要融合创新才能形成凝聚力，共同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1]由此可见，在多民族文学教育中对民族文学的主体性明确，在中国文学体系内，其必然需要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其次，从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求同存异来说，在教育实践中，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共同成为中国文学教育的内容，但是两者又存在着差异，要使两者有机结合，成为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需要对两者寻求共性，求同存异，如汉语文学拥有发达的书面文学传统，而藏族、蒙古族则有口头文学传统，也有部分民族口头文学和汉语文学共存，这些文学形态都是中国文学形态的一部分，只是文学载体不同，认知和明确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的差异，并从中寻找共性，使其共生共存，在这个明确特殊性并保持一致的实践中，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相结合发展的过程，自然也是两者融合发展的过程。

二、多民族文学教育肯定了文学的历史交融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和现实情境相一致，知识界开始颠覆单一国家或民族主流民族历史叙事的潮流或模式，开始提倡性别或族群话语，以族群嬗变和互动视角来讲述文学现象称为世界文学研究的跨国转向，族群文学成为超越国别文学叙述的支撑点，多民族文学教育由此而起。族群文学的研究自然需要从族群文学的历史源流来把握，因此，沿循历史脉络解读多民族文学便成为多民族文学教育的必然内容。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发展一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生共创的发展状态，中国文学的发展一直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互动互融的过程。[2]历史已成过去，但是历史并未完全抹平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交融发展的历史，以南北朝的诗歌为例，虽然当时的《乐府诗集》中很多民族诗歌的内容已经遗失，但是胡琴、琵琶、羌笛等民族特色乐器却在遗存诗歌中多有出现，以此便可以想象当时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共荣共生的和谐情境。每个民族的文化或文学都不是单一发展的，各民族之间的文学发展都相互影响，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由于战争或政治因素造成了多次民族迁徙，每一次民族迁徙都意味着迁徙民族和其他民族的融合，而民族融合环境下，表现在文学上便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如辽金时期，汉语诗词中包含了民族文化的成分，特别是汉语戏曲等民间文学的民族成分更加明显。中国历史中的多民族融合使得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也相互交融，中国文学史中包含了大量少数民族的文学成分。[3]虽然历史发展中民族文学一直和汉语文学共生互融，共同构建了中国文学的框架体系，但是由于汉族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和汉语语言的官方通用下，当下教育体制对于中国文学的表述理所当然地指向了汉语文学，无论是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还是教育体制中的文学教育，以及大众视野中的中国文学概念，都从事实上佐证了这一点。在汉语文学被作为中国文学的全部或主导时，中国文学历史发展中汉语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共生互融的事实被遗忘或忽略。而这种情况在大众的视野由汉语文学转向多民族文学时，民族文学的历史发展和嬗变成为关注的焦点，多民族文学共存共荣的历史融合自然而然便会重新提起或发掘，在多民族文学教育展开时，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发展的历史真实面目最终会突破教育体制、意识观念和语言等因素的阻隔重新回归到民众视野中，而这种回归也将成为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开端。

三、多元文学评价体系需要整合民族文学评价资源

文化是人类在不同生存发展环境中自我保护、自我表达的机制，虽然表述方式不同，但是所有文化表达的都是共同的人性。文学是文化重要的表达方式之一，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表达各有特点，对不同文学表述差异的学习和了解，可以扩展人类对人性认知的宽度，同时也能让人类在多种文学表述中探寻人类共性的边界，因此，对于各种文学形态都需要端正认识。不同文学作品由不同文学创作者创作，由于创作者本身的文字水平和思想认知的限制，文学作品有高低之分。同时，由于表达需要，文学作品有多种体裁，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有不同的评价标准，才能使文学作品得到合理评价。特别是在文学教育中，更需要借助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来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从而通过文学评价使学生对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判断。文学评价体系包括多个方面的内容，思想性、作品形态、作品表达、语言文字、文学价值等都是文学评价的标准，越全面的文学评价体系得到的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多民族文学理念下，汉语文学和民族文学共同作为民族文学的构成部分，更需要多元文学评价体系才能使评价结果接近客观事实，而多民族文学教育也需要通过这个评价体系来对学生进行引导。由于社会环境及文化发展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学形成了各种神话、史诗、歌谣等文学作品，同时由于文字及书写习惯所限，部分民族文学并未成为书面文学，而只是用口头方式传承下来，成为口头文学，这些形式各异的文学作品具有不同的文学价值，如少数民族歌谣是民族民众人际交往、调适身心、沟通神灵的媒介，而民族史诗则传达了民族特定的宇宙观，对民族历史进行了记忆。和书面文学一致，各种形式的少数民族文学都是人类用身体、仪式进行的文化展演，在人类影响上和书面文学有同样的价值。但是在当前的文学评价体系中，书面文学是文学的唯一形态，汉语语言是主要评价语言，这样的文学评价体系自然把民族语言创作的民族文学和口头民族文学排除在外。在多民族文学教育中，随着民族文学的主体性加强，以及主体地位的回归，必然要形成新的文学评价体系，扩大文学层面，调整评判标准。新的文学评价体系对民族文学形态特征的兼顾，以及对民族文学评价资源的整合，也是变相的民族文化和汉语文化的融合发展。

四、多民族文学教育实践以汉语语言为主导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中蕴含着特定的文化信息，对某种语言的文学使用，自然会使作品具有以上语言所对应的文化意味，而这种由于不同语言使用而进行的文学创作也是文化之间的交融。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因此，在文化教育中，用什么语言来书写往往就成为文学研究的重点问题。由于汉语的官方使用和大范围内应用，当前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主要分为本民族语言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和用汉语创作的民族文学作品，以本民族语言创作的民族文学作品自然不存在语言文化的差异问题，但是对于以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目前还有不同的认知。有人认为汉语和特定民族文化不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无论是汉语的文化表达，还是汉语对民族韵味的反映，都存在欠缺，因此，对于汉语创作民族文学作品还存在一些争议。另外，也有观点认为，民族文学的特质在于民族思想文化，关键是文学中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使用汉语创作对于民族文学有影响但影响并不大，而且汉语创作还有利于汉语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有利于民族文学作品的影响扩大。[4]争议归争议，事实上，由于民族学生的汉语学习，相当一部分的民族学生并未掌握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而在现实教育中，高等院校的文学教育也往往是以汉语来教学，20个拥有一级语言学科学位授予权的“985”院校几乎都有汉语言文学，但是仅有中央民族大学等四所大学设置了民族语言学科。现实的客观情况决定了即便是民族文化和汉语文化并列于院校的课程内容中，但是由于民族语言普及限制，多民族文学教育实践仍然主要是以汉语为主导，民族语言的离席意味着多民族文学教育实践只能以汉语为主，在民族学生对汉语的输入学习中，以及汉字的输出创作中，汉语的文化意义已经和民族学生原有的母语文化进行了对接或融合。

五、多民族文学以多元一体文学共同体为目标

费孝通先生曾经对多民族共存状态及趋势提出了美美与共的总结和构想，这个观点是在多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历史的差异基础上为各民族寻求和谐发展的模式，对多民族文学同样有借鉴意义。形成于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每个民族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文化的差异决定了民族文学的差异和分歧，在文学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民族文学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中国文学的发展创造中，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学体系内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学生态。多民族文学的提出虽然强调了民族文学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并对民族文学的主体性提出了要求，但是最终的目的是强调民族文学的价值意义，并对其在文学史中进行明确地位，意图通过民族文学地位的合理确定和文学资源的合理利用推动中国文学发展，而并非对民族文学厚此薄彼。无论是汉语文学还是民族文学都要置于中国文学的语境下，多元文化政治共同体决定了多民族文学教育的最终目的形成多元一体文学共同体。[5]在这个构想下，各民族文学都共同参与到中国文学历史的发展中，共同创造中国文学史，而这种参与并非是无序杂拌，而是少数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相互融合创新来实现。多民族文学教育对以上构想的实践，首先，便是树立多民族文学史观；其次，通过各种方式促进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多民族文学史观自然会对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关系给予肯定，在此文学观引导下，多民族文学教育要明确各民族文学的差异和特征，使各种文学都能从其他文学中寻求到可以融合的要素或方式，并以各种方式来促进其融合交流，而中国文学统一体开放和包容的组织结构也为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提供了更多可能。

结语

虽然长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在历史发展中互融共生，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但是由于族群力量、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少数民族文学在历史中的影响和作用并未在中国文学史中真实呈现，中国文学体系形成了汉语文学一支独大的格局，这种格局不仅使少数民族文学既有的贡献和价值难以得到正确评估，同时也局限了中国文学的多样化发展。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文学的价值发掘，多民族文学必将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多民族文学理念是中国文学内部的反思和重构，其对中国文学概念扩容和新文学格局的重建，都意味着多民族文学教育的过程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过程，对多民族文学教育的系统梳理和认知，将有助于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更好地融合发展，民族文学和和汉语文学的同创共生也将最终促进中国文学的大繁荣。

作者：郭常顺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中主体可能倾向

主体行为是决定文学基本状态和发展问题最为重要的因素。在当代文化背景下，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其主体世界发生了明显变化，在日渐增强的民族文学意识基础上，形成了交往与对话的强烈诉求。2004 年，聂勒出版了诗集《心灵牧歌》。这个其实早已进入城市的佤族青年，用他充满盼望和寻找的眼睛，用他始终依恋佤族的心灵，发现和感受着这个世界的律动与变化，并形成了诗意的表达。林立的高楼和宽广的马路，熙攘的人群和浩荡的车流，这一切对于佤族的灵魂到底意味着什么？

当一辆辆漂亮的车流 / 从身边匆促而过 /像一群发狂的野马群 / 孤独便从心底淌溢 / 我泪水盈盈 / 可以告诉你 / 我是一个农牧民族的儿子 / 打从森林来到这个城市 / 我就注定属于一种孤独的边缘 /……

这种弥漫在《心灵牧歌》中的孤独、悲情的感触与表达，我在另一个少数民族青年诗人哥布（哈尼族）的诗作中也明显感到——

汽车领我到高楼的墙角 / 高楼的地板映出我的身影 / 五颜六色的灯闪亮着 / 我的心已经空空荡荡 / 乘着电梯上楼去 / 拉开天窗帘眺望城市 / 高楼像竹笋一样生长 / 世界是这样大 /人是这样多 / 我像夏天的雨中 / 掺杂的一粒雪雹 / 一下子就消失了

这是一种隔膜，一种置身其中的不融入，它明显不同于老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对主流生活状态的认同与亲和 ；这种充满自我色彩的文化感受，带着出自灵魂而不是肉体的孤独，其实是少数民族作家身份意识觉醒之后的必然产物。在这里，我们不禁要思考，是什么打开了这道窗户，唤起了这种民族的身份意识与文化认同的困惑？是什么促使聂勒、哥布这类新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对现代化社会的骄人成就保持了一种心灵的游离和对抗姿态？答案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的社会文化背景发生了变化，人们对既有文化的基本态度因而随之发生了变化。当代文化思维的种种方式正在改变着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感觉与表达方式，甚至它的内质，促成了一种新的文学景致。

一　边缘化文学主体意识的嬗变

马克思曾说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同样，主体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抽象范畴。正如一个人并不总是一个实践者一样，即使是一个写作者，有时在他业已完成的写作中也并非体现出主体意义。文学主体的真正价值在于通过作品实现了思想和艺术的建构，从而提供了某种理解生活和艺术的方式。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时代环境构成的整个关系网络中思考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问题，才能触及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内部隐含着的诸多意义。

现代以来，相对于精英文学和主流文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是一种边缘化存在。严格地讲，这并不完全是汉族主体文化观念排斥的结果，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发挥了重要影响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初期阶段的情形就是这样。中国现代少数民族文学实际上并没有伴随着中国现代文学一起诞生，在那个文学的新生时代，尚未有少数民族文学观念，人们的少数民族文学意识相当淡薄。为数不多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在五四新文化和左翼文学运动中的开始学习汉语写作，逐步形成影响，那是启蒙思潮的结果而不是少数民族意识觉醒的结果。从他们的创作见解和作品中可以看出，早期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总体上服从于时代要求而非本民族内在的心灵渴望。在云南，20、30 年代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如白族的马子华、张子斋、马曜、罗铁英，彝族的李乔，纳西族的李寒谷、赵银棠等，几乎都是被新文化熏陶，或接收了新式教育成为具有启蒙意识的知识分子之后才开始文学创作的。其中一些人在创作活动中不仅受到新文化和左翼文学思想的影响，还曾得到茅盾、蒋光慈、叶紫等名家的教诲，属于现代精英范畴中的文化人。他们领悟了革命叙事的真谛与基本方法，在写作中往往将阶级斗争的宏大矛盾作为文学叙事框架来结构自己的作品，几乎每一部作品中都充满了压迫与反抗、黑暗与光明、奴役与翻身的主题，读他们的作品，比如马子华的中篇小说《他们的子民》等作品，往往感觉与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叶紫的《丰收》，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以及王统照的《山雨》等作品的思想取向有明显的一致性，所以“云南现代少数民族文学虽然异军突起，终归汇入了‘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一翼’” 。这里所说“云南现代少数民族文学异军突起”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汇入了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一翼”则确实是事实。这个开创性的起步影响深远。稍后出现的一些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则更为进步，他们已经走到了阶级斗争前缘，如广西的陆地（壮族），贵州的陈靖（苗族），等等，皆有着更为直接的革命经历。作为热血青年，他们首先投身革命，参与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战争，有的在延安“鲁艺”和“抗大”接受了进步文化教育和文学创作培训（如陆地等）。可以说他们首先是战士，然后才是作家。在浴血奋战中有感而发提笔写作，革命斗争主题自然几乎占满了他们创作世界的全部，可想而知，他们的作品是革命者的文学主体展示，民族身份民族意识并未得到注意。

上述两种写作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状况。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中，虽然有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的身影出现，但严格地说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少数民族文学。今天反思其中的原因，只能说在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由旧时代的蒙昧向现代生活迈进过程中，中国特有的翻身解放、抗击外侮的时代社会要求（这是中国现代性的独特内涵），以强大之力迅猛地将少数民族生存问题及文化追求推进到了与汉族文化相一致的最前沿，觉醒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还来不及展开民族意识的自我审视和价值探究就被时代共性所笼罩，它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初始阶段，甚至整个现代文学阶段都没有形成具有自觉意义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

曾经有人认为，新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意志从一开始就排斥或者抑制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活动。在考察了建国初期中国文学的基本情形之后我发现，事实与此相反，恰好是新生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催生了少数民族文学意识，使少数民族文学成为建国以来中国文学创作和理论领域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话题。

少数民族文学观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现就是一个证明。据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家李鸿然先生研究，1949 年茅盾在《人民文学》创刊时所写的《发刊词》（创刊号出版于 1949 年 10 月 25 日，即新中国成立当月）中首次提出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使“少数民族文学”“终于获得了自己的正式名称”。茅盾提出了概念却避开了概念界定可能造成的困扰。但是他心目中的少数民族文学是有明确标准的。他的基本标准至少有两条 ：第一，作者是少数民族 ；第二，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具有少数民族的特点。其后，1956 年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老舍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作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这篇长达一万四千余言的报告，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上，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制定了正确、科学而又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 。这些材料证明新中国已经有了“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并开展了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相关工作。少数民族文学的意识开始形成并逐步加强。

提出“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茅盾与老舍，当时都担任着中国文化界的重要职务 ，他们在发刊词和工作报告中表现出来的文学观念，实际上是国家意识的体现，从中可以看到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态度。这种态度可以解读为 ：新中国实现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在民族文化上的策略一方面是将多民族文化纳入到中华文化的整体之中，一方是要展现各民族文化的特色以体现民族团结的巨大成就与空前盛况。这里不妨引述老舍报告中的两段文字以作说明 ：

我国早已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相处与交往中，创造了我们整个的祖国历史与文化。在文学方面也是如此。我们各少数民族文学是祖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过去在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下，少数民族文学是没有地位的。解放以后，这情况才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民族平等的实现，少数民族文学受到应得的重视，并飞跃发展。

我们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在汉族人民和汉族文学工作者的帮助下，意气风发，全力以赴！争取在一定的时期内，使少数民族文学能够达到汉族文学的发展水平。——《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

作为这种思想的形象化表达，老舍还在他的报告结尾引用了纳?赛音朝克图的诗句 ：“他们虽然用不同的语言歌唱 / 但他们的歌声 / 却融合得多么动听 / 他们虽然属于不同的民族 / 但是他们的心，却都这样地热爱着 / 我们的领袖！ ”什么是

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应该做什么，老舍所作的表达是多么清楚！可以说，这就是国家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工作的基本策略，它对中国民族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影响作用。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工作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起步，国家关于民族文学的策略及其诸多鼓励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在西南边疆，许多极富分量的少数民族优秀作品开始出现。比如，小说方面有李乔的长篇巨著《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陆地的《美丽的南方》、杨苏（白族）的《没有织完的筒裙》，伍略（苗族）的《泉水之歌》、普飞（彝族）的《门》等等 ；诗歌方面出现了许多长诗，如，广西韦其麟（壮族）的《百鸟衣》，苗延秀（侗族）的《大苗山交响曲》、包玉堂（仫佬族）的《虹》，贵州吴琪达（彝族）的《阿支岭扎》、云南饶阶巴桑（藏族）的《牧人的幻想》、康朗英（傣族）的《流沙河之歌》、康朗甩（傣族）的《傣家人之歌》、晓雪（白族）的《祖国》、《祖国的春天》等等 ；电影和戏剧有黄勇刹（壮族）等的《刘三姐》、周民震（壮族）的《苗家儿女》等等；华山（壮族）、那家伦（白族）等的散文也写得很有水平。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放异彩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为新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象的丰满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虽然继续保持着中国现代性阶级斗争叙事的基本思路，其二元对立的思想特点还得到进一步突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它的主体意识中大大加强了民族的自我意识，所写的题材往往来自本民族的现实生活和历史之中，所塑造的形象则是本民族（或者民族作家所了解的其他少数民族）的人物形象，用以负载对新生活美好向往之情的自然风光、民俗民风无不充满了特殊的民族韵味，民族的与时代的因素被较多结合在一起。中国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就这样翻开了它亮丽的第一页。很明显，在这种文学状态中体现出来的主体世界一方面是民族意识的萌动，另一方面是主导意识的加强，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方面极为自然地统一在一起，它反映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对新时代的认同，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而且这种认同是发自内心的，其质朴而温和的民族情感在许多作品中极为自然地流露出来——

茶歌从天上飘下来了——带着露珠、带着红霞艳艳，飘进了山下的茶坊里，揉茶机的歌儿更动人心弦。它比茶姑的歌唱得还美，它比茶姑的歌唱得还甜。不！揉茶机和茶姑在合唱哩，歌唱着边寨茶山绿色的春天！

——广西，莎红（壮族）《茶歌》

我和女画家怀着激情走出这间平平常常的草屋。原来，天空已泛露曙光了。早现的红红霞光，把这条祖国边地上的江流映成红红的一匹彩缎。画家已经激动地打开她的草本。我在兴奋地想 ：在这匹宽宽的红缎上，我们的一对僾尼青年，一对人民的终身摆渡工，将要写下多么美、多么美的诗句呵 !

——云南，那家伦（白族）《然米渡口》

“姐妹们，别多话了，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社，社办不好，队也上不去。别说吧，我们明天就开始修新水沟和在田里追五道肥。明天，再研究具体工作，来，陪客吧，客人不是光听人家扯工作的。”我听得入迷了，心想，听听这样的谈论，多么能够认识人和生活啊！想不到，如今的姊妹场中，同样讨论着一切重大的事情。——贵州，苏晓星（彝族）《山上红花》

随手翻开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 50、60 年代的作品集，这种充满兴奋与赞美的吟唱比比皆是。这里我们各举三省一个作家的作品作代表。边地美丽的自然风光，富有情调的民族青年，新生活带来的激动，浪漫的抒情格调……它们汇集在一起，形成了 50、60 年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风格，即使那些表现阶级斗争、翻身解放的大部头长篇小说也不例外。一切似乎都在证明，一个真诚的高唱赞歌的民族文学主体正在形成，中国现代性文学的启蒙意识与革命理性精神在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身上获得了延续，宏大叙事穿上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外衣，焕发出了新的巨大魅力与光彩。这既是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辉煌成就，又是它的民族特色的彰显。当然在这一切的背后隐含着的则是民族意识逐步空泛化和创作走向新的单调单一的伏笔。这个建构与变化的过程十分明显地说明了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力量主导作用在新中国文艺活动中的强化。

意识到这种巨大变化及其负面价值是在新时期。反思来自创作领域和理论领域，导因当然是新时期的政治与文化转型。长期以来，在极左思潮的干预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和整个中国文学一样，创作主体的能动性被逐步抽空，甚至取消，作家的创造能力丧失殆尽。民族作家要么作为政治的传声筒出现，要么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即使在思想解冻的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由于僵化的思维惯性，少数民族写作仍然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格式化地书写着自己的“民族特色”——“米酒飘香，腊肉滴油，笑声似浪，歌声如潮，竹笛清脆，月琴琮 ……跌脚开始了，山寨在喜浪中晃荡了……”“她读过省城的民族学院，上过北京观礼，懂得整洁和卫生。”“粮食多得吃不完，卖粮还要看脸色。”“当我看到盛开的鲜花，我觉得她那一笑，使天地生辉的眼睛比千万种同时盛开的鲜花还好看 ；当我看到早晨天空中的玫瑰色云朵，我感到玫瑰色的云朵怎比得上她那荡漾着青春活力的光泽的脸庞 ；当我听到金那丽的歌唱，它怎么比得上她那夺人心魄的朗朗笑声。”读着这样的句子，你会感到少数民族作家离自己的民族生活已经多么遥远！这种现象带来了观念上的反思，有评论家认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没有努力地去把边疆的生活，或者说少数民族的生活真实表现出来，“而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弹着早已过时的老调。那种对于丰收的祈望和喜悦，对于使用电器和机械的新奇，对于节日的欢乐的描写，反复出现在我们的许多作品中，‘老师经常讲，再过几年，阿佤山要修公路建电站，点电灯，安装碾米机、打谷机……'，又如，大马路两边的田坝上，大片大片的谷田，在太阳下闪着刺眼的亮光，黄窝窝的谷穗，毛粗粗地把穗头坠得弯弯的。搬下部落里所有的谷箩，也装不完这些谷子……’，这些东西，50 年代在写，60 年代在写，80 年代还在写，且不说写作观念上的陈旧，只看还有很多人在写，就说明生活的变化实在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大” 。显然，新中国建立初期萌生的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意识，在经历了极左思潮和“”的磨难之后，不是更加强大而是更加式微，甚至几乎消逝殆尽。

重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世界成为新时期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使命。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彝族青年诗人吉狄马加的一声呼喊 ：“我是彝人” ，凝聚了民族心灵的力量，可以说这是新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用吉狄马加的话说，少数民族文学就是要“用真实的情感和真实的笔触，写我们民族的欢乐和痛苦，让作品带着自己的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吉狄马加所代表的民族意识并不完全是中国现当代那种趋近主导观念的少数民族意识的延续（虽然保留了其中的某些成分），而是西方现性精神映衬下的民族心灵世界的发现，它出自新时期年轻知识分子开阔的世界文化视野，是在对世界各民族的生存状态进行精神能关照之后的自我审思，充满了叩问与寻找的力量，带着新的精英文化视点的敏锐与深刻。这种民族文化自立意识对 80 年代后期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精神的激励作用非常巨大，它给少数民族写作带来了真正的多样化景观。可以说，正是在这种主体意识的作用下，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充满了自信和自主色彩。在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写作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

无论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还是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新时期（特别是思想解放、活力激荡的 80 年代）都是值得珍视的时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逐渐形成了多样化景观。我们首先看到老作家复活了创作热情，他们成熟的写作把 50、60 年代的民族书写方式提升到新的时代高度，释放出它本来具有的活力，这种写作方式还吸引了部分青年作家的参与，因此在新时期开始的几年，这种方式成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方式，产生了大量有分量的作品，如李乔的《破晓的山野》、陆地的《瀑布》、杨苏的《路啊，漫长的路》、张长的《空谷兰》、伍略的《麻栗沟》、普飞的《对象》、韦一凡的《劫波》、蓝怀昌的《波努河》、黄佩华的《瘦马》等等小说，以及晓雪、包玉堂、莎红、农冠品、黄堃、河清、罗汛河、龙国义、王泽洲、潘俊龄等人的诗歌，都是体现出民族国家主导意识又洋溢着少数民族情韵的优秀作品。

在部分年轻作家（他们大都在新时期走上文坛）中则出现了新的创作思考，开始了民族自我价值的主动探索。在他们的作品中往往淡化翻身解放主题和政治斗争背景，或将之隐藏到文化现象深处，而将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世界、民族习俗和文化积淀作为直接面对的对象，以新颖方式尝试着多样化写作，展现出多样化的少数民族作家主体。如，苗族作家李必雨带有浓郁传奇色彩的云南边地书写（《野玫瑰与黑郡主》、《猎取人头的姑娘》等）；佤族作家董秀英具有原始主义趣旨的书写（《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摄魂之地》等）；哈尼族作家存文学的具有存在之思的哈尼族文化书写（《那年头的牛头谷》、《兽灵》等）；景颇族作家岳丁的景颇民俗风情书写（《一片绿叶上的槟榔汁》、《爱的渴望》等）；藏族作家查拉独几的藏地本土文化写作（《高原大江》、《天珠》等）；哈尼族作家朗确的哈尼乡村社会和私人叙事书写（《歌手的妻子》、《最后的鹿园》等）；哈尼族作家艾扎的魔幻写实主义书写（《马伴》、《血岸》等），哈尼族作家哥布的“来自大地根部的”诗歌写作（《母语》等）；彝族作家吉霍旺甲的具有生命色彩彝族文化书写（《荒原的古树》《、陌生人》等）……

这类写作是具有开创意味的，从一亮相就体现出丰富与深厚。多种迹象显示，这种写作中的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所追求的是不仅成为民族生活境况的文学代言人，还要成为“人类灵魂”的承担者和叙述者。在这种写作中矛盾心态出现，即在对民族国家话语的皈依中表现出对本民族文化的强烈依恋，对民间个人话语和个人主义立场有限度的坚持。当它正在形成更为深入的开掘之时，后现代主义文化影响到来，这种锐意进取的文学主体面对巨大冲击与挑战。后现代毕竟是一个解构主体的时代，无论这个主体是统一的国家意识主体还是民族自我意识主体。在新的文化转变中，我们看到了又一种文化不均衡现象，即一直占有主流位置的中国当代精英文学主体迅速转换了方向，而刚刚建立起民族主体意识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则感到了转换的困难，甚至出现了茫然。历来，由于地缘因素，边疆文化的发展相对于内地总是会“慢半拍”。当放弃 80 年代以来的宏大叙事主导，以浮浅的日常叙事切近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中国 90 年代以来主流文学的主体常识（尽管这种转换也伴随着阵痛）之时，可以肯定，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正在经受文化震荡的考验，因为他们刚刚觉醒的主体意识带来的是民族自信，现在，这一切受到了质疑，这是来自文化层面更为宽泛的质疑，你甚至找不到主词，找不到变化的施动者，变化的价值指向也飘摇不定，这种情形对相对单纯的少数民族主体来说，意味着更为艰难的选择，困惑与痛苦是必然的。这种困惑与痛苦远远超过了主流文学世界所感受到的程度。

在广西少数民族写作中，这种状态是十分明显的。随着人失去了本质，破灭感、对于生命的失望和“恶心”使得现代人的精神忍受着极度痛苦，一切的精神追求仿佛都失去了意义。对这种困惑表现得最为成功的是壮族作家凡一平、黄佩华、黄夏斯榕等关于城市题材的小说，如凡一平的《随风咏叹》、《请你来爱我》、《浑身是伐》、《同名俱乐部》、《真实的谎言》，黄佩华的《满脸是痘》、《你看人家》、《文学杂志主编王晓》、《擦肩而过》，黄夏斯榕的《虚热》等。小说中的人物或者干脆“不想事”，及时行乐，或者放弃精神追求，显出庸俗化、市侩化的倾向 。在这些小说中，恰如詹姆逊所说，“主体的疏离和异化已经由主体的分裂和瓦解所取代” 。在意识到这种状态的少数民族作家那里，深沉的忧郁油然而生——

我们亲爱的寨子在大山母亲的腿上熟睡了我的眼前一片黑暗内心也空寂

这是云南哈尼族诗人哥布的吟唱，我觉得，它仿佛也是文化转型时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整体感受。外在的纷纭繁复难掩百年孤独，它使我突然意识到，在后现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困惑具有天然的文化批判意义。或者说，只有他们的困惑才具有一种对抗后现代负面价值的朴素而本真的文化意义。二　两种可能的主体倾向后现代文化思潮使具有一统倾向和共同特性的宏大叙事主体遭遇解构压力。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虽然这种主体的彻底消解并未成为全部现实，但压力逐步增强，转变正在发生。当代西南边疆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确实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如果说写作是无法终止的事情，并不会像美国文学理论家西利斯?米勒等人所宣称的“文学已死”，那么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要面临的问题也许首先就是如何寻找和重建新的主体世界。

在具体作品中我们看到，像吴恩泽（苗族）《伤寒》，聂勒（佤族）《心灵牧歌》、黄佩华（壮族）《生生长流》、鬼子（仫佬族）《一根水做的绳子》、冯艺（壮族）《红土黑衣》等实际上凸现出更加个性化的主体色彩，这种主体色彩不局限于思想开掘，还渗透在个性化话语的具体方式中，更多地依赖了艺术形式，这种现象使我意识到当前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正在致力的是重构一种非中心化主体。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背景中所形成的种种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的主要倾向。当然，在后现代背景下，文学的意义构成并不仅仅取决于创作主体的单一作为，也不仅仅取决于创作主体与生活客体的关系，还取决于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主体间性。雅克 拉康对主体间性的阐述否定了现代性的主体性，他认为，主体是由其自身存在结构中的“他性”界定的，主体中的他性就是主体间性 。在主体间性哲学中存在被认为是主体间的存在，孤立的个体性主体变为交互主体。由此看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正在致力于重构的非中心化主体，正是体现主体间性的主体，它实际上侧重于从“他性”视域带来的关系结构与比较思路中寻求一种新的主体路径。

在西方当代少数族裔文学写作中这是普遍现象，它追求并肯定了个人的、少数族裔的文化权利，但在当代中国西南边疆，这种行为能否带来民族文化的新的多样性景观呢？更进一步，它能否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中形成新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增长点？这些问题后面包含丰富的研究空间，在这里我们着重探讨两种可能的主体倾向。

1. 草莽主义主体倾向

草莽主义主体倾向是固守边缘生存的极端化的主体倾向。它以回到民族“原在”为借口，故意背离主流意识形态规约以显示其民族个性。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史中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倾向，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一开始（现代文学阶段）就体现出与进步的主流文化的亲和与相容，积极参与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为血与火的呐喊与抗争增添了力量。这个良好的开端已经形成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传统。新中国建立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参与了塑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形象，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各少数民族为翻身解放而奋斗，因和睦相处而欣喜，积极的价值追求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充满了温情与浪漫格调，整个文学状态体现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坚定认同。新时期，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对民族生存状态和历史文化的反思与表现，更多地与民族置身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生态问题相联系，对现代化带来的发展要求给予了积极回应。总之，历史情形已经说明，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温和的民族性格为底色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确保了该地区的文学始终保持了讴歌民族团结、促进了共同发展的总体价值取向。

这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策略是分不开的。“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通过族际政治整合把多个民族整合在国家政治共同体当中，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事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并且是必须长期面对的最为复杂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同少数民族被纳入到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系中，国家意识形态也对少数民族艺术进行了主动整合改造，其结果，“一方面表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民间艺人被纳入日益健全的体制中成为‘体制人’，成为专业的‘文艺工作者’，另一方面表现为少数民族艺术原有的内涵被解构，大量形式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征用” 。这种做法已成惯例，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包括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民族文学已经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笼罩下的文化成分，它的所有活动，包括作品写作到发表，再到评奖与评论，都体现出明显的主导倾向。

在这个背景下，即使后现挥了巨大影响，我们仍然可以肯定，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将继续在主导意识的规范中发展，并不会产生草莽主义主体倾向的泛滥，即使文化相对主义可能导致的极端民族主义，也无法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写作中找到生长土壤。

当然，不排除在文化“作秀”场景中我们会看到草莽主义主体倾向的某些端倪或变形方式。后现代毕竟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为满足“他者”的愿望，谋取经济利益或增加文化资本价值，草莽主义艺术倾向往往浮出水面，它以故意姿态（而不是源自思想深处）嘲弄政治或主流价值观念，以不亲近不合作的距离感造成与文化“他者”的共鸣，以夸大了的民族习俗（包括少数民族独特的宗教信仰、泛神意识和怪异的行为等等）营造文化卖点。不可否认，这种文化作秀的手法是后现代的惯用伎俩，也是它的有效方式，它为后现代艺术增加了泡沫般的大量花絮，形成有吸引力的看点和卖点。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后现代场景中，这也可能成为一种主体选择途径，但可以肯定，这绝不会是一种主要的有价值的主体选择方式。

2. 犬儒主义主体倾向

当草莽主义进入文化“作秀”现场并开始表演它的“文化坚守”角色时，实际上它已经沦入自己的对立面犬儒主义的泥淖。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反俄狄浦斯》中曾说，犬儒主义的精髓在于 ：此地无银三百两，在压根儿就没有丑行的地方宣称有丑行 ；而且厚颜无耻地在根本就没有胆量的时刻夸耀胆量。在利奥塔看来，后现代正是犬儒主义的温床，犬儒主义隐含在资本吆喝贩卖的“实在论幻象”中，哗众取宠，色情迷离，其最耀眼的形式，就是“一切都行”的“后现代”折中论调，即金钱实在论。几位理论家一语道破了在后现代大行其道的犬儒主义实质，这种流行的主体正在使文学丧失执著与鲜明的价值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犬儒主义有着广泛的后现代土壤。在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因素是这片土壤中最肥沃的部分。在《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一书中，提摩太?贝维斯写道 ：“我所说的‘犬儒主义’，是指对政治现实（以‘宏大叙述’和‘整体意识形态’的形式）分崩离析状态的一种忧郁深广和顾影自怜的反应。因此，‘犬儒主义’是我所描述的后现代‘物化’过程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之中，一系列本质上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睿见被转化为当代政治现实本质真理的宣言。” 在被物质基础决定，同时也被政治深刻影响着的文化之中后现代犬儒主义的盛行似成必然趋势，因为后现代以释放自由主体空间的形式挤走了现代性宏大叙事主体，把这个空间毫无保留地留给了犬儒主义。犬儒主义文学主体往往十分聪明，具有超常的想象力与创造性，又玩世不恭，它认定世界没有不可以亵渎和怀疑的权威与偶像，同时也不相信世界上具有值得为之献身的真理与崇高价值。它把物质与精神，现实利益和终极关怀分得很清。它敢于嘲弄一切精神权威，却未必愿意触及现实敏感问题，它以个人化的智慧小心避开强权与压迫，从而获得一个绝对个人化的自由的小空间。中国文学 90 年代以来“人文精神”失落与作家主体犬儒化倾向密不可分。人文知识分子整体表现出的“政治无意识”，使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逐步转化为对消费社会的享乐原则的认同与欣赏。

因此，我愿意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可能形成的这种选择。如果说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主体已经出现了犬儒主义的矮化症状，那么，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也不会例外，种种利益谋划确实已使部分作品出现玩世不恭、愤世嫉俗倾向，它们遁入封闭的自我和孤独的内心之中，以回归本真为理由而放弃个性化政见或社会批判力度。久之，这样的文学必然进入一种自我窒息的处境。

当然，我还应该以理解的态度来看待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可能形成的这种选择。严格地说这种选择充满了被动性。在世界全球化过程中，少数民族几乎都是被拖进现代化巨大洪流中的，为着基本的生存与发展，他们必须加入到不对等的现代化竞争之中，他们的弱势正在于那些现代化的竞争规则的制定与之无缘，他们必须按别人预设的规则行事，因此他们天生受制于强势民族、主导群体和发达国家、发达地区的意志，结果，在按别人的规则竞争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可以“选择”的只能是被动适应。在文学创作上，依循这种被动适应出现的写作主体，虽然根本上处于一种幻灭的处境，但却如提摩太?贝维斯所说那样带着唯美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某种灵动气质。实际上，这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说到这里我们知道，后现代通过对强大的单一的主体进行消解和强制性的“自由”重建，充满诱惑地（同时也是难以抗拒地）离散或者消弭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学和文化多样性构成并使其泛起表浅化泡沫，它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在后现代语境中的主体身份追寻充满了多重意识形态意义。当我们从种种消解了民族特性与个体化意志，甚至自身旨趣的写作中感受到惋惜与失望，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把怀疑与批判的锋芒指向后现代思潮中的负面影响。

三　走向中心 ：永远“在路上”

今天，我们必须承认在思考少数民族生存和文化状态的时候，一些基本范畴正在左右我们的思路，比如“边缘”与“中心”。这些产生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的概念，几乎快要违背它们对传统二元对立思维的反叛而形成新的二元对立思维定势 ；与此相应，“从边缘到中心”也成为我们理解少数民族作家主体对文学价值追求的主要参照，甚至视之为他们的主要前进方向。梅洛—庞蒂曾说 ：“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是不可分离的，它们通过我过去的体验在我现在的体验中的再现，他人的体验在我的体验中的再现形成它们的统一性。”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只能在与主流文化中心的交往中才可能获得它的价值诉求。

问题是在当代文化背景下当我们已经分清了边缘与中心的含义，并确信中心正在变化，甚至被解构，“从边缘到中心”仍然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价值指向吗？

事实上，从边缘到中心的文学之旅确实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始终保持的发展方向，“中心”永远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心灵深处的目的地。为着这个目的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似乎永远行走“在路上”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心”在这里有特殊的意义，这正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文学价值观念不同的地方。

在现代文学领域，刚刚出现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本身就是与精英文学和左翼进步文学连在一起的，少数民族写作不愿意也并没有被区分出来 ；新中国成立至“”17 年间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通过书写翻身解放斗争中的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等社会矛盾，成功地建构了史诗性的宏大叙事模式，在从地缘与文化的边缘走向主流文化中心的旅程中迈进了可喜的一大步 ；新时期民族意识觉醒之后的多样性开拓，又将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提升到更为引人注目的程度。现在，创作领域的这一切变化开始促成了理论世界中的新诉求 ：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观念之中是否应该包括多区域多民族的写作？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是否应有更大的包容性，从而将民族大家庭的更多成员的文学精华囊括其中？这些理论问题的出现（当然尚未得到解决），似乎正在显明，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所要走向的“中心”，实际上就是民族文学的平等共存、相互尊重、交融互补的文学胜景。

我们从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思考中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这一点。白族诗人晓雪坦言 ：“数千年来，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与汉族团结奋斗，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共同创造了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在文学艺术上，少数民族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丰富多彩、瑰丽多姿的中国文学，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少数民族不但有无比丰富的民间文学作品，而且在历史上也产生过许多有影响的诗人、作家。例如，代表中国古典小说最高成就的杰作《红楼梦》，就是满族作家曹雪芹的作品。过去的《中国文学史》实际上只是汉族文学史，不提少数民族文学，对入史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也往往抹去了他们的民族成分和民族特点，这是不公正、不妥当的。” 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也写道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是极其丰富的，它不断丰富着我国文学的宝库，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不容忽视的贡献。诚然，在我国民族大家庭中，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汉民族，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贡献最大，而且对我国其他民族的文学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吸取、融会了少数民族文学的营养。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各民族人民共同谱写的生动史诗，是一座各民族人民用自己无与伦比的聪明才智和团结精神共同建造的文学殿堂。”

从这些表达中我们看到，在边缘与中心问题上，少数民族作家主体心灵深处的共同理想并不是远离主流文化，形成自己的文学“中心”，而是要在主流文化中心获得自己应有的平等位置。至今，他们尚未达到这个目标，可以说他们依然艰难地行进在路上，即使是“消解中心”的后现代，也无法阻挡这种脚步。

那么后现代“去中心化”对此形成了怎样的影响？当我们否定了后现代可能导致的草莽主义和犬儒主义主体倾向之后，后现代还存不存在有利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追求“从边缘到中心”的积极因素？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出。

首先，去中心化强调文化焦点从主流群体移开，更多关注少数群体，有利于发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价值。乔治?瑞泽尔认为，“多元主义者更激进的地方在于他们支持‘去中心化’的观念。确实，人类社会和对社会的分析工作都把关注焦点集中在主流群体。多元主义者希望将社会和社会分析都‘去中心化’。在他们看来，少数群体应该在社会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并且在社会分析研究中应该对这些少数群体给予同样的注意。” 主流群体一般来说掌握着话语权，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而少数群体却常常处于边缘，受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摆布。可见这种观点肯定了少数群体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作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就其现实状态看，当然尚未进入中心位置，但是它们独特的文化价值确实是不可忽视的，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第二，“去中心化”强调文化焦点从占据学科核心地位的理论移开，更多关注不同理论的产生、形成，有利于在思维层面对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现自身价值形成影响。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都探讨过总体性、本质主义、真理以及科学的真实性，米歇尔?福柯就在对真理进行阐释中发现真相，他将真理与权力、话语联系在一起思考，认为真理是权力的产物，所有真理都是偶然的、暂时的，都是以形形色色的话语机体为根基的。只有权力才能派生真理，也只有权力才能决定哪一种话语是真理 。这就对知识生成中固定不变的东西进行了颠覆。尼采也认为真理是伴随着语言规则的产生而形成的。利奥塔德区分了两种宏大叙事，一种是思辨的、认知的、理论的、科学的，另一种是解放的、实践的，人文主义的，他认为，在后现代世界里，这两种宏大叙事都失去了可信性。具体到社会学理论上，乔治?瑞泽尔认为“社会学理论需要采取这样一种观点，即没有什么东西在本质上内在地处于社会学理论的核心位置。要寻求这样一个核心，尤其是寻求一个被永远祀奉在那儿的核心，必然会使其他许多东西注定被置于边缘地带。那些被搁置边缘的东西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同时还注定要受到处于中心位置的那些东西的控制。” 现在，不可否认，这种危害已经明显改变了人们对“中心”的习惯认识。

第三，“去中心化”强调文化焦点从“人”身上移开，更多关注物的存在，有利于发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环境的独特意义。当以人为主体的人类中心主义大厦被晃动，人被降到了与其它生物一样的地位，只是偌大宇宙的一个微小分子 ；当人定胜天，人是万物之灵的信条不再被奉为圭臬，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在其具有地域特色的写作中不断开掘边地独特的自然主题与生态意识也就获得价值增长点，它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凸显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从而在作品中蕴藉了“诗意居栖”的哲学意味。

由此看来，在中国，后现代解构“中心”的思潮所解构的其实并不可能是主流意识形态中心，而更多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心观念。因此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心目中的中心，当然也就不可能真正阻挡他们走向中心的脚步。与此相反，后现代在文化意义上的“去中心化”带来的有利于民族文化发展的成分，则可以加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自信心，从而使他们更为有力地去追寻那个自己所理解的中心。德国存在主义神学哲学家马丁?布伯说过“，人通过‘你’而成为‘我’”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也将通过与“中心”的交往而成为具有独特意义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

换言之，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所要表达的是整个中国文化传统，而不仅仅是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自己的文化。惟其如此，某种少数民族文学才会具有时代意义。当它们构成了大传统之下的小传统，就像河流中的暗涌，是边缘的、力量微小的，它要随同主流一起奔腾才会永不止息 。毕竟“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生存论层次上的边缘化，绝不意味着它们在意义论层次上也一定会边缘化” 。因此，为着走向那个有魅力的“中心”，形成生生长流的文学生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将永远行进“在路上”。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关系

摘要：

众所周知的是，我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我国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这些文化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并且，它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都有着特别的影响。在世界上，中华民族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同时，它所包含的灿烂文化更是受到了其他国家人们的关注和喜爱，到目前为止，我国许多优秀的文化都已经被传播到了其他国家。另外，我国地狱宽广，黄河、长江等都蕴藏着非常丰富的传统文化。我国各个区域的传统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各具特色，同时，不同文化之间又相互影响，相互交流以及相互学习，这些文化在不断地交流和学习过程中渐渐地形成了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本文就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关系做了简要的分析和探讨，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国的优秀文化。

关键词：

传统手艺；泥瓦；地方社会

在古代，由于人们所生活的环境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我国各个地区都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优秀文化。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进步，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令人举世瞩目的成就，各种传播工具渐渐地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而增加了不同地区文化的交流和学习，进而使得我国的传统文化越来越趋向于丰富化。另外，我们知道，在中国这片宽广的土地上，我们将人们分为了少数民族和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文化息息相关，它们之中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和丰富都离不开另一种文化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所具有的特色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更是具有其他文化所无法替代的紧密关系。

一、辽金时期汉文学的特点

（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文化就有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特点。众所周知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一直以来，这些文化广受人们的喜爱，并且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被人们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来了，到目前为止，这些文化已经成为了我们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辽金时期的汉文学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成分，在辽金时期，由于经济发展迅猛，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非常频繁，而经济贸易更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各个民族的人们渐渐地将他们的文化以及各种文学带到了中原地区，然后，中原地区的文学家渐渐地将这些文化融入到了汉文学的创造中，其他优秀文学的引用，使得辽金汉文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也越来越趋向于多样化，从而使得辽金汉文学可以源远流长。

（二）封建伦理观念比较强烈在我国古代时期，由于受当时经济发展以及文化观念的影响，我国许多地区的封建伦理观念比较强烈，尤其是辽金时期，这种封建伦理观念表现的更加突出。而这种封建伦理观念对我国古代人们的生活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并且这种封建伦理观念的持续时间也比较长。例如，在辽金时期，人们都非常注重礼，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们都会将礼作为评价人们的指标之一，同时，它在中华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另外，随着我国古代社会性质的不断变化，礼的性质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较，中原地区的封建伦理观念比较强烈。例如，中原地区的人们始终强调男女有别，以及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必须由父母做主等，并且，它们始终坚持着这一原则。许多年轻人在面对婚姻大事时都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必须由父母来指定，而他们的父母也始终坚持着门当户对的原则，这也是我国辽金时期汉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

二、少数民族文学的特点

（一）封建伦理观念较为淡薄在我国古代时期，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于中原地区比较落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比较低下，从而使得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封建伦理观念较为淡薄，这也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主要特点之一。从古至今，我国都非常注重“礼”，它是我国古代封建伦理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于中华文化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它来源于各种宗教祭祀等，随着我国社会性质的不断改变，它渐渐地被人们用来表明身份的等级，最后，渐渐地转变成了维护制度的行为准则。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人们的生活习惯以及所居住环境的不同，它们并不能正确地了解并且认识封建伦理文化等。与中原地区相比较，少数民族的生活比较自由，它们不愿意受各种封建伦理的约束。例如，在中原地区，男女之别以及婚姻问题被人们视为是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原地区，人们始终持有男女有别，以及婚姻大事由父母做主等观念，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男女之间并没有太严格的约束，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自己的伴侣等。同时，在少数民族前期，少数民族所用来表达爱意的诗歌受封建伦理影响较小。

（二）口传文化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另一个主要特质在少数民族文学中还有一个较为突出的文化特征就是口传文化，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这种口传文化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且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众所周知的是，在古代时期，除了傣族以及彝族等几个少数民族有着历史比较悠久且应用比较广泛的民族文字以外，其他的少数民族并没有自己所特定的文字，因此，口传文化成为了他们进行日常交流的主要工具之一。口传文化就是指人们利用各种声音以及形体特征来向其他人传输他们的思想。在古代少数民族，大部分民族都会选择利用口传文化来传达各种信息、交流彼此之间的情感以及自己继承其他优秀文化等。例如，当人们在举办一些婚礼、葬礼以及采访亲戚时，人们会举行各种唱歌以及对歌活动，然后，参加活动的歌手可以在任何一个场地进行唱歌，通过唱歌来展示自己的才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甚至争取各种荣誉等。另外，口传文化也给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及传播带来了许多特点，我们知道，口头文学的讲述者必须要时刻面对所有的观众，并且在他们讲述的过程中，经常会有音乐或者舞蹈来伴随，然后，根据现场观众的反应，对这一作品进行评价。另外，少数民族的口传文化也促进了许多神话、诗歌以及歌谣的产生，并且，这些文学受到了后人的广泛关注和喜爱。

三、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

（一）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辅相成众所周知的是，在我国古代，由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科学技术水平较低，各个民族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必须要靠长途跋涉或者马车，甚至通过书信等，但是，这种方式不仅仅会浪费大量的时间，甚至有时会造成一系列的错误等。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进步，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经济贸易越来越频繁，尤其是辽金时期，中原大地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越来越频繁。由于两个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气候，甚至是人们的生活习俗等的不同，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但是，这两种文化又各具特色。人们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人们渐渐地将少数民族的文学带到了中原地区，然后，人们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有了一定的了解，进而，将许多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学引用到了汉文学中，与此同时，少数名族也大量地学习并且借鉴中原文学。最后，使得两种文学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学。

（二）少数民族文学是辽金时期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辽金时期，中原大地与少数民族的交流和贸易远远比其他时期更加的频繁，正是由于这样才使得少数民族的文学大量地涌入到中原地区，然后，中原地区的文学人士渐渐地开始学习并且借鉴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学，进而，使得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得到了很好地融合。例如辽金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快，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于是，大量的少数民族开始涌入中原，到中原地区进行贸易，从而更好地进行谋生。在他们进行经济贸易的过程中，他们将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学带到了中原地区，并且随着他们贸易范围的不断扩大，它们的文学渐渐地被传播到各个地区。于是，许多中原文学人士开始关注并且学习这一文学，它们渐渐地将少数民族文学的创造方法应用到了他们的创造过程中，这就是许多汉文学具有少数民族文学特点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于我们民族后来的经济以及文学方面的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另外，众所周知的是我国各个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生活习惯的不同，使得中华民族文化所包含的文化种类极其丰富多彩，而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时期的文学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们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各种组成部分，并且它们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更深层次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辽金时期的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辅相成，从而不断的丰富了彼此的文学内容，同时，这两种文学对于其他类型文学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其他文学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辽金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身影。

四、小结

总而言之，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这些文化不仅仅对我国现有文化的形成以及丰富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我国许多优秀的文化已经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且许多国家都已经开始学习我国的优秀文化，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借鉴我国的优秀文化来不断丰富他们国家的文化。另外，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更是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这两种文化相辅相成，通过不断地学习并且引进彼此文化的精华来丰富自己的文化，从而使得我国的文化可以更加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随着交通运输工具的不断便利，我国许多地区开始渐渐地与少数民族进行交流和贸易，在将我们的文化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同时，我们也将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带到了中原地区，尤其是辽金时期，这种现象更加的频繁。

作者：王海萍 单位：赤峰学院文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的对比

人类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绝非是随心所欲的，他们不仅无法选择自己创造本民族历史的时代境遇，也无法超越特定的条件限制，只能是延续着前人所创造既有成果，去努力创造真正属于本民族文化的新气象。通常意义上，不同民族创造的民间文学作品是文人文学发展、变迁的一个重要的资源或推动力量，像汉族的民间歌谣之于《国风》，楚地巫歌之于《九歌》，《蔡中郎》的故事之于《琵琶记》，唐僧的传说之于《西游记》。[1]因此，我们研究“文人文学”（或曰“雅文学”）绝不能忽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重要性，它是孕育、灌溉和滋养文人文学的精神之源。

一、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详细地记录了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它是在历史的发展、演进中最终被塑造为文学经典的。因此，我们理解《诗经》必须回到孕育它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诗》是承载着一定的社会功能、特殊时代的历史记忆和某一地区风土人情的集体记忆。其中最为当代学者所重视的十五《国风》的地域特征尤为突出，它展现了特定时空架构中人们理解社会的方式，即某种形式的“地方性知识”。

“地方性知识”的形成方式和思维模式不同于现代科学创造知识，它是某一特定地域或某一特定空间内，人们根据日常生活所积累的经验总结的不具备体系结构的知识。一方面，它有别于大学和科研机构创造的结构性强、逻辑严密的知识。另一方面，“地方性知识”更多针对农业生产、生理健康、食品安全和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活动的物质性基础。学术界围绕这一概念曾展开过广泛的讨论，由于它是从人类学研究中拓展、延伸出来的，我们仍需要将其置放于人类学研究视域中进行讨论。在文化的诸多构成元素中，我们不应将人的行为、人的情感或者物质性空间的事物作为重点，而是要将人们认识事物的概念以及构建这一切的原则作为关注的焦点。任何形式的理论在其诞生之后被译介到其他文化体系中，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就“地方性知识”的内涵而言，我国学者指出这一学术概念最为重要的特征在于：其一，它与西方社会建筑在理性思考和逻辑推演基础上的知识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其二，它的基本构成是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知识，而不是传统文化模式下的传统知识；其三，“地方性知识”往往为特定地域、特定空间的掌握者所享有，是无法与特定对象、特定地域和特定文化语境脱离关系的存在。人类学家在试图了解某一族群的历史记忆，乃至于走进他们的心灵深处时，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与这一文化所孕育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作品的持有者之间进行有效对话。由于早期形态的文学作品并不具备完整的体系、鲜明的形象和突出的主题，他们属于笼罩在历史迷雾中“口耳相传”的精神遗存，通常将其称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他们应该被纳入到“地方性知识”的范畴中进行考量，又由于不同族群、不同民族所处的文化形态不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以广泛分布在贵州的苗族为例，他们曾经拥有本民族的文字，却由于逃避战争和民族迁徙的需要，将原本属于本民族的文字抹去、焚烧。最终，当仅存的掌握苗族文字的族人逝去后，苗族就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了。因此，属于苗族的历史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得到传承和延续的：其一是在苗族群众中传唱的民间歌谣和民间谚语，既涵盖了苗族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也涉及到他们从社会经验中所总结的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知识体系”。但这种知识的获得并不是建立在现代西方实验科学和理性精神的基础上，更多地表现为“前经验主义”的历史累加。但我们可以在苗族古歌中寻找历史的痕迹，这是苗族的“地方性知识”的历史渊薮。我们不仅可以在民间文学中发现民族历史迁徙的痕迹，更能直接感受苗民族在历史发展早期的生命体验。如果说《苗族史诗》中记载的“溯河西迁”仅仅是某一地区、某一支系苗族的历史记录，我们还能在苗族古歌中看到更具代表性、更具广泛意义的历史记忆。以《洪水滔天歌》为例，它分为“洪水滔天”和“兄妹结婚”两部分，围绕着姜央和雷公展开叙述，当二人的争执最终引发滔天洪水之际使得人类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天上哗哗下，地下无路淌，洪水满地流，水小浪滚浪，日日往上升，夜夜朝天涨。姜央老公公，相两和相芒同坐葫芦里，随水起，水淹过屋顶……淹没千条岭，沉没万条冲、淹没万年杉，沉没万年松，淹没千支奶，沉没万支公，寨边朋友绝，楼门伴侣空，只有姜央公坐在葫芦里……拉着大棕索，向着天上划，心想到天上，捉住老雷公，同他把账算。

古歌的内容是苗族先民的日常生活为蓝本，却又充满着卓越的想象力———人可以坐在葫芦中。如此的描写使得我们对于苗族先民所经历的一切不再陌生、不再遥远，瞬间拉近了读者和苗族先民的心灵距离。但古歌的价值还不仅在于此，它所描述的生活场景、劳动方式、文化形态以及思维观念都深深地烙上了历史的印记，是苗族先民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劳动生活的某种形式的折射。人们可以通过苗族古歌的描写与现代生活进行对比，进而使今人洞悉出古人和今人的差异。同时，苗族先民在《洪水滔天歌》中展现的生存智慧、以及他们应对艰难生存环境所采取的策略，已经随着苗族的集体记忆不断沉淀，成为凝聚起民族认同感的文化资源。同样的故事在世界上很多民族的历史传说都有反映，苗族在历史上极有可能也经历了类似的历史事件，从侧面说明了苗族古歌的确是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历史发展的痕迹。上述两则古歌分别记录了特定苗族支系的发展历史、以及苗族先民的关于上古洪水的集体记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苗族先民是将本民族早期的生活经验、历史遗存和情感表达都内化在一首首的古歌中，使得苗族古歌不仅仅是单纯意义层面的情感宣泄，而是具有广泛意义层面的诗性言说。

二、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碰撞的契机

作为“地方性知识”构成要素之一的民间文学必须要面对“现代化”的考验，它不仅要成为记录、反映和描写某一民族历史发展的精神载体，也应该成为支撑古老民族面对现实的拯救。同样以苗族民间文学作品为例，它是维系苗族社会繁衍、发展的精神动力，如果仅仅是停留在原始的经验积累阶段，只能是被现代文明所制造的鸿沟所阻隔，无法参与到当下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中。我们认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能否参与到当下的文学建设中来，往往需要一定的历史性机遇。我们无意于辨析两种形态的知识究竟哪一种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更有现实意义，或者说对于我们解决诸多的现实问题是否能够提供参考性意义。事实上，西方学者很早就针对非地方性知识的逻辑构成方式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西方文明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精细化，能够将研究对象拆分为若干构成元素。但却很容易陷入到以拆分为拆分的思维模式中，最终遗忘了将某些构成元素重新拼装起来。他们的反思开始于20世纪中叶，根本目的在于弥合传统文明形态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差距，试图实现二者之间“无缝隙”的对接。正是受到这一价值诉求的启发，现代人开始重新审视长久以来被我们所忽视的“地方性知识”———其中就包括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创造、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延续至今的民间文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的社会剧变对于形成我们今日的多民族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中原帝国到民国缔造，除了许多内部体制的改变与国民概念之建立外，最大的变化便在传统中原帝国的边缘。这变化是，旧帝国的边藩、属部、部落与土司之民，以及由于汉化及土著化所造成的广大汉与非汉区分模糊的人群，在经由一方学术调查研究、分类与政治安排后，被识别而成为一个个少数民族。”

根据上文的论述，我们意识到当我们不是从纯粹的理性思考，而是观察者的角度审视“华夏民族”和周边民族的生存边界时，就会发现我们对于民族的理解往往是模糊的，甚至是将近百年以来所形成的认识视为千年不变的历史事实。因此，当我们试图分析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文化遗产时，必须要建立适当的取舍标准。不仅要考量我们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否真正拥有漫长的发展历史，符合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同时，我们也要以审慎、客观的态度去处理文人文学在吸收、借鉴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时所采取的策略。在传统意义层面上，民间文学并不受到重视，这主要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时，明清两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的“土司分治”制度，以及当地“溪峒文化”的制约，民间文学中的古歌、歌谣、民族史诗长期被忽视，成为游离于主流文化圈之外的边缘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成果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事实上，身处主流文化圈的文人在某些特殊境遇下会与诞生于人民群众中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发生直接的联系。这当中有两个例子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其一是屈原所开创的“楚辞”，第二是刘禹锡创造的“竹枝词”。

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国文人在本国巫风盛行的文化语境中，根据楚地方言中多“兮”的语言表达习惯，将楚国民间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形象、历史遗迹，乃至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事件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由于楚国长期与中原地区隔绝，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化传统，代表当地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民间歌谣也沾染了厚重的巫术色彩。他们是楚地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生活积累所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屈原被贬之后获得了亲近民众、了解民生疾苦的机会，也为他更多地了解楚地的民间文学作品创造了碰撞的契机，屈原正是在充分吸收和借鉴楚国民间文学养分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国文学两大源头之一的“离骚”。类似的故事在千年后再次上演，晚唐诗人刘禹锡被贬夔州之际，获得了亲近民众、更多地了解民生疾苦和民间文化的机遇，创造性地将流行于巴蜀地区的竹枝词吸收为文人文学的创作范式。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的突出特点是“志土风而详习尚”，重点以表现当地民众的风土人情。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并非鸿沟深隔的两种艺术范式，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交流、相互补充的空间。[7]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发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能够建立起联系，关键在于三点：其一，二者都是人民群众历史文化的凝聚，展现了特定历史语境中人类最真实、最美好的情感，形成了具有本民族文化特性的文化形态；其二，二者在情感表达和价值诉求层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是特定民族在本民族历史发展中所塑造的民族审美范式的具体表现；其三，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民群众都能够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和文人文学中感受到相对稳定的民族性格，而民族性格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它提供了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可能发生碰撞的契机。

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的互动性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是特定民族历史文化的凝聚，作为这一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文本，它所承载的绝不仅仅是文字的记录和历史的痕迹，更多的则是属于某个民族文化延续和发展的证明。二者的互动关系从19世纪中叶逐渐增多，这也从客观上说明了中国社会在这一阶段发生的深刻变革。

进入到20世纪，随着“纯文学”观的建立，人们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理解也有了新的变化，集中表现为以突显民族意识的目的去认识文学作品。我们认为“一个民族的族群意识通常是在‘他者’的文化环境去回窥和审视‘我者’的。”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的互动关系开始出现新的模式———民间文学流向文人文学的“单行道”正在被取代，具有少数民族身份和强烈民族意识的民族作家主动地承担起文学创作的使命。他们采取20世纪所流行的小说、戏剧、散文等体裁，将自己对家乡的认识、对民族记忆的拒绝转化为新时代的民族之声。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从湖南的湘西走出了一位伟大的苗族作家沈从文，他可以被认为是具有鲜明民族色彩和现代文人意识的第一人。在沈从文的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湘西的原始，也能够体察到湘西水乡的纯美。无论是翠翠的美貌，或是天保、傩送的竞争，作者力图表现的都是人性深处最美好的一面。我们从沈从文小说中看到的正是文人文学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中所获得灵感的新趋势，它展现了苗族群众千年来传承的文化传统，也就是这个民族最重要的共同心理。这是因为，为了增强本民族的凝聚力，或者说组建民族共同体，他们总是要努力彰显某一民族的独特性、特殊性，包括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的。他们在其上赋予丰富、强烈的情感，最终使其成为某一民族的情感标志。在某些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中，他们会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构建自己所认可的文化风格，我们在构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的联系时，不仅要考虑到二者的互动效应，也要考虑到现代社会对其可能产生的冲击。首先，传统意义层面的文人文学或主要抒发作者本人的内心情感、或以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为表现对象，甚少涉及到周围的环境因素。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的文本大量诞生于原始社会，带有浓厚的原始思维特征，先民们在创作这些作品时更多地是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考量。仅从这一点而言，我们就应该意识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对于当下文人文学创作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它首先在于为我们理解周围环境提供了新的价值选择。其次，现代意义的少数民族作家们究竟应以何种面貌出现在当代文坛，才可以被认定为彰显了本民族的文化色彩。这仍旧是一个没有达成共识的问题。但我们始终坚信，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并非壁垒分明的文学范式，他们同样是特定历史阶段中民族记忆的显现。所不同的仅仅是表现方式和主题选择略有不同，二者的互补性正好填补了对方存在的缺陷。

作者：张明智 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文学史中少数民族文学思考

一、少数民族文学对汉族文学的影响

少数民族作家不仅用汉语进行创作，更重要的是在其作品中渗透了浓厚的民族色彩，并以此对汉族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古代文学中，元杂剧堪称“一代之文学”，在元代罗宗信的《中原音韵•序》里就已经把“大元乐府”和唐诗、宋词相提并论。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直接影响之下形成的，较之以滑稽取笑为主的汉族参军戏或宋杂剧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元杂剧的北曲，是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音乐与中原民间谣曲和唐宋燕乐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兴俗乐。明代张琦在《衡曲麈谭》中指出：“自金、元入中国，所用胡乐，嘈乐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元杂剧还吸收了许多北方少数民族的俚曲，如陶宗仪《辍耕录》收录元曲中的少数民族曲调有哈叭儿图、哈儿火失哈赤、伉里、马黑某当当、清泉当当等，《太和正音谱》《朝野新声太平乐府》《词林摘艳》等书也都收录了元曲中的少数民族曲调，如胡十八、阿纳忽、唐古歹、古都白、阿忽金、乔木查等。有学者曾据《中原音韵》等对元曲335支曲牌做过统计，出于唐宋词、诸宫调及大曲的仅占五分之二，其余大部分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和北方汉族民间歌曲。元杂剧使用的乐器也多出自漠北、西域等少数民族地区。王骥德的《曲律》认为：“元时北虏达达所用乐器，如筝、蓁、琵琶、胡琴、浑不似之类，其所弹之曲，亦与汉人不同。”因此，北曲形成了“以遒劲为主”的独特的音乐风格，这种音乐风格显然与舒缓的传统雅乐不同，具有鲜明的异域民族色彩。徐渭的《南词叙录》认为：“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于鼓怒也，所谓‘其声噍杀以立怨’是已；南曲则纡徐绵眇，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信南方之柔媚也，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是已。”可见，北杂剧刚健、质朴的艺术风格迥异于南戏的温柔、委婉。在现当代文学中，满族作家老舍的作品在“题材、风格、手法、韵味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有别于汉族与其他民族作品的文化气象”，尤其是《茶馆》和《正红旗下》体现了明显的满族文化特色，不但成为中国现代文坛的杰作，而且也得到世界文坛的认可。《茶馆》被西方权威评论家称为“东方舞台的奇迹”，日本戏剧界著名人士说它“堪称世界第一流而无愧”。苗族作家沈从文曾说自己“苗里苗气”，并明确表示：“苗人所受的苦实在太深了，所以我在作品中替他们说话，且为他们长久以来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深深不平”。凌宇指出：“在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位具有自觉的少数民族意识的作家……沈从文作品浸透伤感的倾诉背后，正是湘西土著民族不为人理解的千年孤独……一种湘西土著民族不为外部世界理解，强烈渴求被接纳、认同的悲怆之音。”朱光潜认为，沈从文“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而且已成为一个文化概念。

二、少数民族文学是汉族文学的必要补充

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学较之西方文学在神话、史诗和长篇叙事诗等文学形式方面相形见绌，这种观念显然是由于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缺乏了解。英雄叙事诗，又称英雄史诗，一般均为宏篇巨制，堪称民族的百科全书或形象化的历史。在少数民族文学中，英雄史诗非常发达。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后出版的各民族英雄史诗有：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格斯尔町汗》《红色勇士岩诺干》《智勇王子希热周》《乌赫勒贵灭魔记》《阿拉担嘎鲁》、哈萨克族的《黑萨》《阿勒帕米斯》《胡布兰德》《哈木巴尔》《英雄塔尔根》、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考交加什》《英雄托什吐克》《库尔曼列克》《艾尔塔比勒迪》、维吾尔族的《乌古斯传》、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黑白之战》《哈斯战争》、傣族的《厘俸》《相勐》《兰嘎西贸》《粘响》、赫哲族的《伊玛堪》，鄂伦春族的《摩苏昆》等。其余在民间流传，尚未整理的英雄史诗更是不计其数。在这些英雄史诗中，收藏于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的维吾尔族英雄史诗《乌古斯传》，最早抄本约出现于15世纪，是现存最古老的英雄史诗。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3部史诗被列入世界英雄史诗之列。尤其是《格萨尔王传》，有100多万行之多，世界闻名的史诗如《伊利亚特》（15693行）、《奥德赛》（12000行）、《罗摩衍那》（48000行）、《摩诃婆罗多》（214000行），都无法望其项背。因此，《格萨尔王传》不仅是我国最长的一部史诗，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极为丰富。谷德明编《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是迄今收集少数民族散文体神话作品最完备的集子，共收入满族、朝鲜族、蒙古族等46个民族的神话166篇。有影响的神话作品有彝族的《阿细的先基》《查姆》《勒俄特依》、纳西族的《创世纪》、白族的《创世纪》、瑶族的《密洛陀》、侗族的《侗族祖先哪里来》、苗族的《苗族史诗》《苗族古歌》、哈尼族的《奥色蜜色》、佤族的《西冈里》等。其中大部分神话作品，通过丰富奇特的想象，叙述了原始人类对人类起源、自然万物生成、民族起源等的认识和解释。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少数民族族神话的丰富性，所以袁珂认为：“中国神话虽然是以汉族的神话为主，但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自然也应包括在中国神话的领域以内。”民说叙事长诗，又称“故事诗”或“诗体故事”，是故事性的韵文作品。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可谓数量众多，源远流长。仅建国以来收集、整理出版的著名作品就有：彝族的《阿诗玛》，傣族的《召树屯与蝻木蜡娜》《俄并与桑洛》《线秀》、傈僳族的《重逢调》、蒙古族的《达那巴拉》《陶克陶之歌》《嘎达梅林》、壮族的《达稳之歌》《达备之歌》《特华之歌》《马骨胡之歌》、苗族的《仰阿莎》《张秀眉之歌》、白族的《青姑娘》、土家族的《锦鸡》、裕固族的《黄黛琛》、土族的《拉仁布与且门索》、回族的《马五哥与尕豆妹》、东乡族的《米拉尕黑》、维吾尔族的《艾里甫与赛乃姆》、哈萨克族的《萨里哈与萨蔓》等。不仅如此，建国以后，少数民族诗人还继续进行叙事长诗的创作，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少数民族叙事长诗就有30多部，如晓雪（白族）的《大黑天神》、汪玉良（东乡族）的《米拉尕黑》、戈阿干（纳西族）的《格拉茨姆》、金哲（朝鲜族）的《晨星传》、其木德道尔吉（蒙古族）的《英雄格斯尔可汗》（续集）等。这些长诗不但保持了各自的民族特色，而且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此外，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甚至对世界文学也产生了影响。

宋代洪迈认为，唐人小说“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明代桃源居士也说：“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独诗律与小说，称绝代之奇。”可见，在古人的心目中，已将唐代小说与诗歌并称为一代文学的代表。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是一部上承六朝、下启明清的志怪小说，鲁迅认为这部书可与唐代的传奇小说“并驱争先”，纪昀甚至认为该书“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酉阳杂俎》成书于公元9世纪，其中《叶限》一篇描述了孤女受后母虐待的故事，周作人认为它“在世界童话中属灰娘（即灰姑娘）式……此篇应推首唱也”。到了19世纪，德国格林兄弟的《格林童话集》一书中亦有同类故事，后人将此类故事统称为“灰姑娘的故事”。1982年，爱林•路易重新英译改写段氏引文，恢复灰姑娘名称为“叶限”，并将书名定为《叶限》。其中的插图引用美国《学校图书馆杂志》的广告评语：“中国叶限故事是欧洲著名的灰姑娘故事的基础，西方人知道这个故事，至少比中国人晚了一千年。”《叶限》是段成式贬官岭南时所作，直接取材于壮族民间传说“达架和达仑的故事”，所以有的专家认为“‘灰姑娘’本是中华壮家女”，并且指出：“达架和达仑的故事这份民族特色浓郁的资料弥足珍贵，她为‘灰姑娘’故事的世界性研究投进了一道强光”。可见，《叶限》无疑是世界范围内“灰姑娘”童话的发端之作。

三、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展望

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关怀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1958年，“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成长起来，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学史也得以出版。粉碎“”以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78年我国召开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教材编写及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1979年6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成立。1980年，我国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接着创办了全国性刊物《民族文学》，并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出版研究季刊《民族文学研究》。

1981年我国设立了“骏马奖”，它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儿童文学奖并列中国四大部级文学奖，参选者均为少数民族作家，并鼓励作家用本民族语言创作。为奖励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而设立的部级奖项在国际上并不多见。著名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认为：“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考虑到了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这种母语创作作品的客观实际，尤其是政府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的语言，非常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设立少数民族‘骏马奖’，在很大程度上也弥补了对少数民族母语创作的作品进行直接评奖的空白。”1984年，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民族古籍的请示报告，大力推动了民族文学遗产的收集、整理和翻译工作。到1994年底，全国19个省、自治区抢救收集的少数民族古籍书目大约12万余种（件），已整理11万余种（部、件），大部分为文学资料。人们往往习惯根据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情况来判断世界文学的发展状况。从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以来，获奖者绝大多数是欧美作家。从1901年至1980年80年间，只有6位非欧美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即：印度的泰戈尔（1913年）、智利的阿加列夫•米斯特拉尔（1945年）、危地马拉的米格尔•阿斯图里亚斯（1967年）、日本的川端康成（1968年）、智利的巴勃鲁•聂鲁达（1971年）、澳大利亚的帕特里克•怀特（1973年），而非洲没有一位获奖者。从1981年至1999年19年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竞有7位非欧美作家，即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年）、尼日利亚的沃莱•索因卡（1986年）、埃及的纳吉布•马夫兹（1988年）、墨西哥的奥克塔维奥•帕斯（1990年）、南非的内丁•戈迪默（1991年）、圣卢西亚的德里克•沃尔科（1992年）、日本的大江健三郎（1994年）。从2000年至2012年12年间，已经出现了6位非欧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即：法籍华人高行健（2000年）、印度裔英国作家维•苏•奈保尔（2001年）、南非的库切（2003年）、土耳其的奥尔罕•帕穆克（2006年）、秘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2010年）、中国的莫言（2012年），这一变化趋势似乎越来越印证了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进入21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面临走向世界的最好机遇和挑战。正如蒙古族诗人包明德所说：“开掘文学的本土资源，整合中国各个民族的文学和文化，科学地总结从古到今各个民族文学互相影响、互相吸纳、互相回馈、互相整合这样一个问题，是我们当前一个重大的课题，也有很广的社会意义、时代意义、政治意义。

作者：蒋娜单位：西南大学民族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误读缘由

选择《尘埃落定》作为个案，分析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传播中的误读现象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尘埃落定》作为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最高成就，也取得了同类其他作品无法比拟的传播效果；二是比之其他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作品，《尘埃落定》在传播中，读者所持争议最多，出现的误读现象也较为典型。因此，解读和分析《尘埃落定》传播与接受中的误读现象就成为一个有探讨意义的学术话题。

一、《尘埃落定》的传播与误读

阿来《尘埃落定》自从1998年出版以来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2000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国内发行量上百万册，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且先后被改编为话剧、电影和电视剧等，相关评论文章400多篇，硕士学位论文27篇，可见其传播学影响。但阿来的汉语文学实质上属于跨文化创作，因此他的作品在汉语读者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尽管没有语言文字的障碍，但因其作品所内蕴的异质文化内涵，往往被误读，特别是关于小说中的性描写，民族特色和作家的民族身份认同三个方面争议最大。例如，关于小说的性描写，有学者认为，“阿来满足于从纯粹生物学意义上来叙述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叙述“缺乏节制，缺乏深刻的心理内涵和道德价值”［1］；对于小说的民族性，有学者认为《尘埃落定》“虚拟生存状况，消解母语精神，追求异族认同，确立自身位置”［2］，关于作家的民族身份，有人将其视为“跨族别写作”［3］，有人则将其归之于“双族别文学”［4］。上述学者的接受视点固然有其合理性，但笔者以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误读。诚然《尘埃落定》中有大量性描写片段，但两性关系是人性中的重要内容，作家借助性描写揭示人性本无可厚非，而且其叙述比之同期汉族作家作品也并非全无节制，论者忽视了表层叙述之下所隐含的文化内涵，即：“在这些‘庸俗’的字眼和描写的背后其实包含着一种古老原始的情感———生殖崇拜。”［5］同样，阿来因其特殊的文化身份，他眼中的藏区生活虽不同于其本来面目但也绝不同于汉人的视野。断言这部小说“虚拟生存状况”既是论者对作家的苛刻也是论者对小说的误读。再者，阿来尽管在汉藏两种文化之间进行汉语写作，但其写作行为并非因为藏语文学的失语，而是全球化语境之下作家对文学传播效益最大化的自主选择。认为阿来作品彰显了“藏语文学失语的尴尬”［6］则是误读了阿来。

二、《尘埃落定》被误读的深层原因分析

根据英国著名的传播学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概念和符号构成的表征系统形成了一部作品意义存在的条件，而意义的产生则要靠我们积极将事物编入符码（编码）以及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进行翻译或解码来维持［7］。但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受编码者（作家）和解码者（阅读者）各自的主观因素和两者之间文化差异的影响，作家和读者各自形成了一个先在的不同的“意义结构”，这种不对等性决定了编码———解码过程中符码之间对称的程度，也即文学研究层面的“正读”与“误读”的程度。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对作家（编码者）而言，因为民族生活的汉语书写方式存在着语言置换和文化翻译，也因为进行汉语书写的藏族作家大多具有体验者和审视者的双重文化身份，普遍致使他们成为文化边缘人，这种文化身份某些时候会导致既不被本族认同也被异民族误解的尴尬处境，加之，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尚处于探索阶段，这些作家所使用的某些文学符码并不具有多语际、跨文化的效力，这也是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被误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第一，使用汉语书写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存在着文化翻译问题。作家需要将他用母语思维感知到的世界呈现在多文化语境之下。这种文化翻译形式，既需要考虑审美形态上的相宜性，也需要考虑意识形态上的方向性，不但涉及到作家能否在母语和非母语两种语言思维形式之间自由转换，而且要求作家能够在本民族、他民族两种文化样式之间找到“对接”点和置换符码，这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文学创作设置了障碍，也给汉语交流平台上的阅读者解读带来了难度。当代使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彝族的吉狄马加，裕固族的铁穆尔，藏族的阿来等人大多从小生活在本民族文化圈中，他们在民族文化浸淫中，其性格、习惯早已养成，而且也于潜移默化中多少受到当地民族民间智慧的影响。这些作为地域的、民族的“大传统”和“大语言”，是少数民族作家基因中隐藏并潜在起作用的“文化规约”。尽管阿来使用汉语写作，但就像他所说的，“因为藏语它跟生活联系得很紧密。然后语言它同时也是一种思维的方法跟习惯，所以它跟当地的生活结合得很紧密。而且它（语言）表达它（生活），只有这种东西它是最贴切的，也是最生动的。”［8］尽管有论者认为阿来“进行小说《尘埃落定》创作之前就已经有了人类意识、民族文化与汉语叙事之间的深层熔铸的能力。”认为他用汉语“透露出了藏族自己的思维习惯和审美特点”［9］。诚然，阿来因为受教育背景和从教经历使得他拥有了较高的汉语言能力。即便如此，他的汉语创作中也避免不了语言置换和文化翻译，他说：“如果说在汉语表达起来有困难，或者是它那种味道表达不出来的时候，我会回到藏语当中，用藏语思考局部的，然后翻译成汉语的。”［8］既然阿来承认自己的汉语创作存在着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之间的翻译，提到翻译也就涉及到译文能否忠实于原文化的问题。如若这样，因作家对自身民族历史文化的认识程度不同而产生误译就在所难免了。此类少数民族作家充当了文化交流的桥梁但自身却沦为尴尬的文化边缘人，他所叙述的故事和呈现出来的生活既不同于原生态的少数民族世界也不同于汉族所熟悉的生活。因此他既不被其他的少数族裔作家所认同，也被汉族的阅读者所误读，尤其在性描写方面受到一些汉族读者的指责。第二，进行汉语书写的少数民族作家，其特殊的民族身份所造就的双重视角，决定了他们既是自身民族文化变迁的体验者也是审视者。少数民族文学写作是该民族的文化精英在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化之间的运作，因而他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往往是分裂和多重的。他们既以自己受到的主流文化或者西方文化熏陶出来的文化身份与原民族的本土文化和文学进行对话，也以这种超越了自我民族视野的文化身份来反观和审视本土文化。在这种知识分子的启蒙和省察视角之下，原生态的本土文化经由作家的眼睛“过滤”，便以一种不同于其本来面目的形态进入了文学审美经验。作为一个藏族作家，阿来不同于居•噶桑和扎西班典等藏语文学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很难找到信仰的神圣与庄严。正如大家所见，在小说中的这片土地上，虽然也有活佛和僧人喇嘛，但他们并非智慧和法力的拥有者，则更像是乞食于土司的附庸，如济嘎活佛和门巴喇嘛。相反，世俗的统治者土司一家却成了他们生命与尊严的主宰。这种僧俗关系充分说明了《尘埃落定》中虔诚的藏族宗教信仰传统的被消解。阿来作品中这种颠覆宗教权威的解构式文化呈现，与其说是文化翻译，还不如说是阿来借助于文学表达了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思。阿来说过“藏传佛教形成博大精深的藏族文化这是肯定的，但是对话语权的垄断太厉害了，对此我有些不平。老百姓从来就没有文化知识。”［10］姑且不论阿来是否太过极端，比之其他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张承志、乌热尔图等人，阿来明显对本民族文化多了一重批判，但这样是不是某些学者所断言的阿来在刻意追求异族认同呢？读者只要仔细品味《尘埃落定》中土司太太和黄师爷的形象，我们便可看出阿来借助傻子的视角表达了他对本民族中的“他者”（汉人）并没有什么好感。这种对本民族文化既眷顾又疏离，对他民族文化也保持距离的态度也导致了阿来的文化边缘人角色。第三，汉语中几乎没有对少数民族生活经验表达的语义系统以供借鉴。有着悠久书面文学传统的民族，其文学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树立了一部部文学经典和丰富的人物谱系，这些意象、形象和符号构成了完整而丰富的语义系统，这为后来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和阐释意义的土壤。但纯粹意义上的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相比而言较为薄弱，而且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情风物乃至深层民族情感和文化心理的抒写也在汉语文学中找不到相关的可供参考的范式，阿来在谈到自己写作的问题时曾说：“我的困境就是用汉语来写汉语尚未获得经验表达的青藏高原的藏人的生活”［11］。这无疑给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表达造成了很大困难。例如《尘埃落定》中傻子二少爷脱胎于一个藏族民间机智人物阿古顿巴形象，阿来借助这样一个大智若愚的傻子的视角冷眼看待人世的爱欲情仇权利纷争，叙述方法似有创新之处，但却遭到读者对这一不可靠叙述者的艺术真实产生了怀疑［1］。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阿古顿巴这一人物形象在跨文化语境中承载内涵和传递意义的效力发生了变化。因此说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表达形式还处在探索阶段，作家所使用的某些语词、意象等符码因跨文化、跨语际的原因出现了能指与所指的不对等性甚至错位和游离，这也是引起误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二）对于解码者（阅读者）而言，不同的阅读“前理解结构”和“期待视界”导致对作品的不同解读，甚至误读。这种阅读“期待视界”既受到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同时代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因为艺术接受的主体性，源于接受者不同的“期待视界”。人自身的生理素质、教育背景、传统积淀以及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等，形成了每个艺术接受者在接触艺术之前的主体境况。它包括自身的敏感度、想象能力、文化基础、艺术修养、审美趣味等因素。这造就了接受者的接受眼光和特定审美文化心理结构，即姚斯所谓的“审美期待视界”。接受者的阅读过程是主体不断对艺术品提供的总体框架进行填补空白、揭示意义、参与创作的动态过程，这也同霍尔的解码过程是同一个道理。普通阅读者因其文学欣赏能力也许对该小说的理解停留在叙述表层所展现的藏族风情、傻子、性等元素，但绝大多数专业阅读者都触及到了小说的内涵。纵观《尘埃落定》相关评论文章，尽管论者因自身的“审美期待视界”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通过上文所引用的几组针锋相对的论点可以看出，论者受民族身份和社会历史环境因素影响最大。比如，持“追求异族认同说”观点的学者因为自身的民族身份，他站在少数族裔立场驳斥阿来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主题先行是为了博得主流社会的认可。这种观点不能说完全错误，但一定程度上误读了阿来，关于这点下文会进一步论述。尽管也有着同样的对阿来的民族认同和作品民族性的考量，《尘埃落定》的“性描写的生物说”观点则是受到了当时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观念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景观化，这是那个时代文学理念转型和市场合谋的结果。同一时期的汉族作家作品如《白鹿原》、《废都》中大量的性描写也是那时景观化写作的典型。也确实如此类学者所言，《尘埃落定》中的历史资料和传奇色彩浓郁的场景构成的藏族风俗画，成了非常“好看”的风景。到底阿来作品中的景观化描写倾向是出于迎合市场的考虑，还是如一些学者所言是借助民间生殖崇拜原型的现代置换，实现生命过程中的“成长仪式”的反讽化［5］，还是两者都有？尽管上述学者都是出于维护文学崇高性的美好目的，但如果没有确凿的论据，没有对藏族文化的深入了解，笔者认为冒然定论便有些武断了。这种误读皆因论者惯用自身的文化思维去理解异质文化。汉文化传统中的性禁忌和性不洁观念与某些少数民族的性观念完全不同，汉族读者以自身文化价值观来进行道德判断，未免有失偏颇。我们如若不克服这种自身文化的“限制”，就很难理解一些少数民族作品如沈从文《柏子》、《箫箫》等小说中人物对待性的态度，误读也就产生了。

三、结语

解读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笔者认为应该紧抓两个关键词：文学性和民族性。文学性作为一般文学的共性，同样适用少数民族的汉语文学，此处不再赘述。民族性既包括了民族作家的文化身份认同，也指和汉族文学的区别程度。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历来存在争议最多的地方。论者对《尘埃落定》的贬抑实际上基于对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身份认同的单向度理解和对民族文学的民族性这一特征的简单认识。有些论者认为因为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模糊，消弭了其作品中的民族性。实际上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倾向性与少数民族作家各自的价值取向有关，如果单以此作为衡量民族文学作品的民族性，未免片面。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如张承志，乌热尔图等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对本民族文化衰微的焦虑和守卫民族文化的强烈责任感使他们自觉为本民族书写；还有一类少数民族作家如阿来和鬼子认为文学更具普适性，他们在创作中尽力去超越自己的民族情感，力图彰显少数民族人民身上更普遍、更深刻的东西；第三类少数民族作家只有“身份”，题材和语言都是汉化的，如满族的王朔。在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性未完成的文化语境之下，少数民族主体性的现代建构也是一种未完成状态。因此对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笔者认为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差异性不应该表现在对于主流民族的离心和隔膜上，而应该表现在“跨语言跨文化写作”所造就的包容性空间和多种语言、多种文化在作家笔下熔铸所呈现出的新的文学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