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论文篇1

1978年至1998年，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20年，也是包括法理学在内的整个中国法学事业取得飞速发展的20年。20年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有力推动下，中国的法学理论工作者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前所未有的巨大研究热情和创新精神，在法理学这片大有作为的广阔土地上，努力开拓，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20世纪末的这20年是中国法理学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稳定而快速发展的20年，为21世纪中国法理学的全面腾飞和繁荣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值全国上下庆祝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我们谨以此文献给广大关心、热爱及投身于法理学事业的人们。 一、法理学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在废除旧法制、创建新法制的过程中，法学理论工作者在继承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经验与吸收前苏联国家和法的理论的基础上，开始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法律问题，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发展初步奠定了基础。但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当时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翻译、介绍前苏联国家和法的理论，阐述、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论述，独立的法理学学科尚未形成。1957年以后，随着左倾错误思想、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滋长漫延，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受到严重破坏，法理学研究也遭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这一状况直到1978年之后，才得到根本扭转。1978年至1998年，我国法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迈出了三大步。 （一）初步发展时期 以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和推动力，我国法理学迈开了前进的步伐。1978年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长期禁锢，打破了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的沉重枷锁，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是20年改革开放历程的思想先导，为包括法理学在内的整个法学开辟了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变，同时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从1978年至1991年，是我国法理学的初步发展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法学界也开展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讨论、人治与法治的讨论。通过讨论，重新确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社会主义法的基本原则，批判了轻视法律、取消法制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确立了加强法制、依法治国的理论共识。这是法学界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运动。此后，法理学界开始全面、深入地批判“左”的路线在法学和法制领域的影响，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罪行，批驳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形成的种种错误观点，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纠正了“左”的错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本来面目。在80年代中期，为了进一步克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正确理解法的本质、起源、发展、消亡、作用等法学基本问题，法理学界掀起了探讨法的概念和本质的热潮。这次讨论深化了对法的概念和本质属性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同时也出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宣扬马克思主义法学过时论的自由化思想。党的十三大以后，法理学界围绕十三大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针对前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法学领域有所抬头的趋势，法理学界开展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消除了自由化思想造成的思想混乱。但另一方面，“左”的思潮又开始蔓延滋长，一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讨和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受到错误的批判，学术研究一度出现沉闷的局面。 这一时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奠基与初创时期，研究主题多为法学理论和法制建设的基本问题。这一阶段的主要论题有：法的概念和本质；权利和义务；民主与法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治与法治；法律与政策；法律文化；法律价值；法律规范、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法律意识等法学基本范畴；法学的研究对象、学科体系、方法论及基本方法；法与商品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建设的规律、特点和对策；建国以来法制建设与法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律思想。受历史条件与学术水平的限制，这一时期法理学理论著 作并不多，而主要是大量编写教科书。为适应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各系统、各地区、各院系出版了一系列法理学教科书。教科书的内容构成法理学界研讨的主题，编写教科书成为荟萃和展示研究成果的重要渠道。这一时期还开始介绍西方法理学（法哲学）的学说和思想，并零星翻译了国外的一些法理学著作和论文。 （二）加快发展时期 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和推动力，我国法理学研究加快了观念变革和理论更新的步伐。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样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视察南方的谈话，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这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党的十四大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指导，作出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部署，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的鼓舞与指引下，法理学界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从“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打破一度沉闷的研究局面，鼓起更大的政治勇气与理论勇气，进一步开拓进取，开辟了法理学研究的又一个新局面。这一时期，法理学界紧紧围绕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时代主题，从法理学自身的变革和创新，到法制观念和法律精神的更新，到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体系的建构，都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与论证。法的一般原理研究更加深入。学者们纷纷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如市民社会理论，从新的研究视角，如人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重新探讨法的起源、本质、特征及社会主义法的本质等法理学基本问题。法学与法制观念的变革与更新步伐进一步加快，提出并探讨了一系列新的法学理论与法制观念，如公私法划分、契约精神、法治经济、人文精神、私法优先、立法平等等。法理学研究视野进一步开阔，领域进一步拓宽。这一时期法理学研究的主题主要有：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法理学的创新与发展；现代法的精神；市场经济法律体系；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法律发展与法制现代化；法与利益；法的概念与本质；人权与法制；立法等。为了便于直接学习西方法理学著作，大力采撷西方法理学的优秀成果，从这一时期起法学界开始大批量、成系列地翻译西方法理学名著。经过前一段时间的积累，这一阶段出版了一系列法理学学术著作，著作的数量较前一阶段有所增加，质量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三）全面发展时期 以1996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央举办的法制讲座上的讲话和党的十五大为标志和推动力，我国法理学进一步加快了前进的步伐，迈入了全面发展时期。在邓小平逝世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在新世纪的脚步声日益逼近，我们怎样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重要历史时刻，我们党召开了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五大，高度肯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作了振奋人心的跨世纪战略部署。在法制建设方面，十五大首次明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和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对依法治国理论与法制发展战略作了精辟阐述。在此之前，江泽民同志曾在中央举办的一次法制讲座上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针，为十五大作了理论准备。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方略的确立，不仅为法制建设实践指明了努力的目标和方向，同时也为法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与理论兴奋点。两年来，法理学界掀起了探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热潮，并以此为中心对法制建设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推动了法理学的全面、深入发展。研究的主题包括：依法治国的基本理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建设，法治的模式和道路，法制观念更新，立法制度改革，行政执法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农村法治建设。可以预见，法治问题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是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并有可能成为凝聚中国法理学各派力量、展示中国法理学独特贡献的一面旗帜。 二、学术热点 二十年来，法理学界召开了多次学术会议，就许多重点和热点的理论问题 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极大地活跃了学术研究气氛。其中，主要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有：法理学研究会首届学术年会（1985年，庐山），以法学的概念和法学改革的研讨为主题；法理学研究会1986年年会（重庆），以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为主题；全国首次法社会学理论研讨会（1987年，北京），以法社会学基本理论建构和专题研讨为主题；法理学研究会1988年年会（珠海），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制建设为主题；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1988年，长春）；法理学研究会1990年年会（合肥），以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为主题；民主、法制、权利、义务研讨会（1990年，大连）；法理学研究会1992年年会（武汉），以人权为主题；法律与社会发展研讨会（1992年，上海）；法理学研究会1993年年会（杭州），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为主题；市场经济与现代法的精神理论研讨会（1994年，大连）；法理学研究会1994年年会（济南），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法理学的发展为主题；法理学研究会1995年年会（昆明），以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理学为主题；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研讨会（1996年，北京）；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1997年，北京）；法理学研究会1997年年会（北京），以依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在这些研讨会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学术讨论中，学者们围绕着一些重大的理论与实践主题而展开学术探讨，形成了一些重大的学术热点。 （一）法的本质 法的本质问题是一个随着时代与社会变迁而不断被重新思考与解答的古老话题，是法学理论中的基石性、原点性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如何看待法的概念、法的作用、法的起源、法的更替与继承、法的未来、法的消亡等问题，进而涉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作用等问题。对法的本质问题的不同回答，历来也是划分不同法学流派的基本标准，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与非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分水岭。这一问题是我国法理学界二十年争论最为激烈、意见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提出与争论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唯物史观出发，深刻指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的思想却被简单化、庸俗化，甚至被曲解用来为错误路线和政治斗争服务。特别是60年代以来，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方针的推行，我国法学愈来愈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以至把法的本质仅仅归结为阶级性，并把法的阶级性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专政、镇压，在实践中造成了极大的危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一伟大转折促使法学界重新思考和回答法、特别是社会主义法的本质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1992年之前，关于法的本质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展开的。争论的问题主要涉及：法是不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现象，怎样理解法的阶级性，法具不具有社会性，如何理解法的社会性，怎样看待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法是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经过激烈的争论，大多数人认为，法的本质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法的初级本质是统治阶级意志，深层本质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法除了是阶级统治的手段，具有阶级性外，还是社会管理的手段，具有社会性。法的阶级性有着丰富的内容，它并不限于阶级镇压，而是表明法是由谁定的、反映谁的利益、为谁服务，维护统治阶级赖以存在的统治秩序和经济基础。因而法的阶级性并不排斥法承认其他阶级的一定范围内的暂时利益和局部利益。在剥削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法的主要职能是调整和处理人民内部各种利益的冲突，保障、组织、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1992年以后，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鼓舞下，法理学界对法的本质问题的讨论又活跃起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重新或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主要观点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否定“统治阶级意志论”的观点。有的学者从市场经济的要求出发，反对意志论，主张规律论。有的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市民社会理论出发，认为法律是建立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基础上的利益调适器，是以国家意志形式表现出来的调整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强制性社会规范的总和 。有的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出发，认为人的社会本质决定法的社会存在，任何社会都必须有法，法将与人类社会相始终。 (2)重新理解法的本质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法的本质是多层面的，对法的本质问题应摆脱单纯的本体意义上的理解，并以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为指导，从法的功能层面揭示了法的本质：法的本质归根结底在于解放、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的学者从法与法律的区分重新探讨法的本质。法是由经济关系所派生、决定的法权关系，是经济及其他社会关系的直接表达，是立法者反映经济关系的中介。法律则是立法者对经济关系与法权关系的主观表达，是立法者的意识活动的产物，是经济关系与法权关系的外部表现形式。因此，法（法权关系）与经济关系一样属于客观的社会存在，而法律（立法）则属于社会意识。有的学者运用语义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了“法律的阶级性”一词的意义，并对“法律的阶级性”一词的滥用提出了批评。 (3)解构“法律本质论”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法律（如法典、习惯法、法官创造的法）仅仅是由于使用的方便而具有“家庭相似”，它们并非指的是同一东西。它们仅仅有共同的名称而已，而没有共同的、不变的本质。法律的本质实际上是由使用者加入“法律”这一对象的，因此，应当抛弃人为虚构的“本质”，将词语从形而上学带入日常生活中。他还认为，法律本质论在中国表现为“意志论”，即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但个体意志之间总是矛盾的、冲突的，无法形成统一的集体意志，因而集体意志是虚构的。 法的本质问题经过20年的争论，虽然仍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乃至对峙，但已日渐显示出一股不可逆转的趋势，即从强调法的阶级性转为强调法的社会性，从强调法的意志性转为强调法的规律性，从重视法的本体意义转向重视法的功能意义。总的来说，法的本质问题讨论的深入和深化，对于摆脱长期以来在法学领域存在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思想的影响，全面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法的本质、作用和价值，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现代法的精神 现代法的精神是一个极富学术价值与时代气息的问题。法的精神是法律制度的灵魂。它决定与支配着法的价值取向、基本原则，指引与制约着法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性安排。因此，从理论上说，探讨法的精神，对于深刻把握和刻划法的理性价值与时代特征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为法学的深入发展寻找了一个新的具有反思性和创新性的理论切口。从实践来看，法律意识的更新，法律制度的创新，行为模式的变换，最终都要以法的精神的转换为根本前提。因此，研究、传播与普及现代法的精神，使之成为民众信仰与社会理念，使之转化为立法政策和法律规则、原则，将为当代中国法制的变革与创新提供富有时代性与世界性的精神动力。正是因为这样，现代法的精神成为一个调动人们的研究热情不断高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日渐拓展的课题。 现代法的精神的讨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讨论开端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讨论。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讨论是法学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在讨论中，学者们尽管对如何理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及法律平等的适用范围有不同的见解，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形成了共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每个公民都应当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既不容许存在“无义务的权利”（即特权），也不容许存在“无权利的义务”（即役使）。任何公民的合法和正当主张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和支持，任何公民的违法行为都应受到追究和处理。 第二阶段讨论主要是围绕权利与义务、权利与权力问题展开的。在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1994年年会和民主、法制、权利与义务讨论会上，理论界形成了权利本位论、义务本位（重心）论、权利义务无本位（权利义务本位）论三种基本观点。权利本位论者认为：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结构）中，权利是第一性的，是义务存在的前提和依据，法律设定义务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权利的实现；权利须受法律的限制，而法律限制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每个主体的权利都能得到实现；在法无明文限制或强制的行为领域可以作出权利推定，即推定公民有权利和自由去作为或不作为；只有在承认权利是义务的依据这个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义务本位（重心）论认为，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中，义务更为重要，因为法律的重心在于约束，在于实现社会控制。法作 为社会控制的规范手段，主要通过义务性规范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上来看，法律对社会关系的保护是通过对违反义务者的行为的纠偏来实现的。因此，法律的重心在于按照社会关系的要求设定义务，并规定与此相关的不履行义务的后果。权利义务无本位论认为，权利和义务都是法的本质的体现，两者同时产生、同时存在，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相互作用、相互转化，是辩证统一的，它们之间不存在本位问题，无须设定何者为主。权利义务无本位论担心，在权利和义务之间划分出本位可能会分割权利义务的统一性，或者强调了权利而忽视了义务，或者强调了义务而忽视了权利。 第三阶段的讨论开始于“市场经济与现代法的精神”学术讨论会。如果说在1994年举的“市场经济与现代法的精神”研讨会之前，现代法的精神研究仍处于一种不自觉的、分散的、无明确主题的状态，那么在这次研讨会明确提出“现代法的精神”这一概念并对这一问题作了集中系统的研究之后，就成为主题明确的、吸引众多学者参与的理性研究领域。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出了不同或近似的回答。较有特色和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1)从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律与要求出发，确证了现代法的精神的五项内容：权利本位、契约自由、效率居先、宏观调控、人文主义；(2)从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想的角度，勾划出现代法的精神和价值取向中的八个向度：自主性原则、法治原则、产权原则、人权原则、开放社会性原则、沟通理性原则、传统性原则、世界和平原则；(3)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角度，提出当代社会主义法的精神是社会主义自由。经过广泛的争鸣与讨论，在现代法的精神问题上，取得了很多理论共识或能为多数人接受与理解的基本观点。 （三）法治（依法治国） 法治与民主一样，已成为现代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基本标志，已成为一种全球公认的理想治国方略。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是由人治逐步转变为法治，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正是包括法学家在内的广大法律工作者的最高理想与终极关怀。这样一个极具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问题，成为法学界持续关注、热烈探讨的问题，自然不足为奇。可以说，这也是法理学界探讨最广泛、最深入的研究课题。这一问题的讨论开始于80年代初的人治与法治问题的讨论，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而不断深入，在1996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法制讲座会上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方针、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后，成为法理学界的研究焦点与中心话题。 在法治问题上，人们主要围绕下面几个主题进行探讨： (1)法治的概念和内涵。大家普遍认为应在概念上区别法治与法制，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的转变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在此基础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法治的概念和内涵作了各具特色的解说。有的从治国方略的角度来理解法治，认为法治是一种不同于人治、德治、礼治的治国方略。有的从法治的要素和机制来解释法治，认为法治包括10项要素和机制：社会主要经由法律来治理，社会整合通过法律实施和实现，立法政策和法律经由民主程序制定，法律建立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上，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具有稳定性，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以公正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平等保护和促进一切正当利益为其价值目标，有效地制约国家权力，力求社会价值的衡平和互补。有的从法治的理念和要义角度来理解法治，认为法治包括下列法理理念和要义：治国者先受治于法，最高权威的非人格化，形式合理性的宏扬，法律性质的重新界定，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的平衡，认真看待权利。有的从法治的精神、实体、形式三个要件来解释法治。有的从法治的理念、制度、运作三个层面来解释法治。 (2)法治的社会基础及其社会作用。大家普遍认为，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是法治的经济基础，民主政治是法治的政治基础，理性文化是法治的文化基础。另一方面，法治对于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对于保证国家稳定、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对于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法治的标准和要求。学者们对法治的标准和要求的表述和概括大同小异。从总体上讲，要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法律成为治理社会的主要手段，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从立法上讲，要建立民主、科学、 合理的立法程序，立法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建构一个部门齐全、结构严谨、内部和谐的完备的法律体系。从行政执法上讲，政府要依法行政，尊重民权，接受监督。从司法上讲，要保证司法独立，确保司法公正。从法律文化上讲，要有先进的法学理论，公民要有良好的法律意识。 (4)实现法治的思路和途径。学术界从两大方面研究了实现法治的途径：一是更新观念。大家普遍认为，要实现法治，应当破除不适合新形势、新要求的陈旧观念和落后思想，确立符合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的新观念、新精神，如民主观念、法治观念、权利观念、权力制约观念、法律平等观念等，特别是要反对工具主义、实用主义的法律观，树立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为此，就要广泛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深入开展依法治理工作。二是改革领导方式和法制运作方式。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处理好党与政、党与法的关系。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和国家的领导方式要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行政命令进行领导，转变为主要依靠法律手段、依照法律程序进行领导。转变立法方式和政策，改革立法制度，强化人大的立法权和监督权。改革行政执法制度，实现依法行政。改革司法制度，实现司法公正。 （四）法制现代化 走向现代化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共同面临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现代化问题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所普遍关注的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课题。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看，我国的法制正经历着一次深层次、全方位的现代化变革与转换。因此，与整个现代化研究的热潮相呼应，法学界从80年代中期开始也掀起了法制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此后，法制现代化问题就一直是法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1)法制现代化的概念和标准。关于法制现代化的概念，大家普遍认为，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从传统法制到现代法制的发展过程。关于法制现代化的标准，尽管学术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但大体上仍是按照韦伯关于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划分方法来进行研究的。从现代法制的工具合理性即形式标准来看，现代化法制具有下列特征：以非人格化的权威即规则否定人格化的权威，法律规则的肯定性、明确性和普遍性，法律规则的连续性、稳定性，法律体系的完备和统一，法律职业的中立性，司法过程的公开性、程序性。从现代法制的价值合理性即价值标准来看，现代化法制具有下列特征：维护自由、平等、正义、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实现公共权力和个体权利的平衡。 (2)法制现代化的内容。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的认识略有分歧：一种是二要素论，认为包括法律观念现代化、法律制度现代化。一种是三要素论，认为包括法律意识现代化、法律制度现代化、法律行为现代化三个方面。一种是四要素论，有的认为包括法律规则现代化、法律观念现代化、法律运作现代化、法律组织现代化四个方面，有的认为包括法律制度现代化、法律规范现代化、法律组织机构现代化、法律实施现代化四个方面。不过，大家都普遍认为，法制现代化的核心和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 (3)法制现代化的思路。关于这个问题，理论界主要有三种基本主张：其一是“法制改革”论。这一观点认为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种区别于西方“自然演进型”的“政府推进型”法制现代化，强调政府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能动性、主导性作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法制目标和实现步骤的战略思考和设计，取决于政府对近期行动计划和长远目标行动的统筹谋划和适时合理推进的结合。这一观点还将中国法治的内容划分为外围部分和核心部分，并认为由改革的成本所决定，中国的法制发展要分步推进，从外围部分起步；其二是“法律移植”论。这一观点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法律的发展日益呈现出国际化、趋同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世界法律的发展史表明，法律移植是落后国家加速法制发展的必由之路。西方国家为人类创造了发达的法律文化，我们要大胆地移植其先进的成果，从而加快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使我国的法制与国际通行的规则接轨；其三是“本土资源”论。这一观点认为，法律是一种活生生的地方性知识，并不存在一套抽象的、普适的规则和原则，因此中国的法治和法制不能靠移植来建立。另一方面，法律本身并不创造秩序，而是秩序创造法律。频繁的改革会使社会生活无法形成秩序，因而不可能通过改革建立法治。这种观点主张，我们要注重本国的文化传统，尊重人民的原创性，从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中国的现代法制。 (4)法制现代化的途径。在这一问题上，法学界的理论共识是，法制现代化主要有三条途径，即继承、移植和改革。所谓继承，是指立足时代的需要，批判性地吸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实现中华法律传统的创造性转换。所谓移植，是指从本国法制建设的需要出发，有鉴别地摄取国外的先进法律文明成就。所谓改革，是指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的要求，切合实际地革新国家的政法体制、法律制度和法律精神。 （五）法学的变革与创新 任何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必然要不断作自我反省与检视，发现问题，寻找差距，纠正偏向，以推动学科更快更好地发展。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速推进，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人们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社会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变。这要求各门学科在学科模式、思维方式、理论架构、研究方法等方面作相应的调整和变革。由于历史原因，法学的变革与创新是一个更为突出和紧迫的问题，是一个事关法学的存亡与兴衰的重大问题，也是法学界普遍关心和长期探讨的重要问题。作为法学的基础学科，法理学更有责任、也很有热情探讨包括法理学在内的整个法学的变革和创新问题。20年以来，法学的变革与创新一直是我国法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1)法学发展状况的评价。在新时期20年法学发展历程中，对法学的评价大体上有三种论点：一是法学“幼稚”论。有的还提出法学“危机”论。持此论点的学者认为，由于中国法学先天存在不足，后天发育不良，其发展步履缓慢，仍然未摆脱幼稚的状况，未走出发展的低谷。法学不仅落后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更落后于社会实践的需要，因而其现状堪忧。二是乐观论。乐观论者认为，中国法学已逐步走向成熟，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基本上适应了中国法制建设与学科建设的需要。三是两点论。两点论者认为，既要看到中国法学取得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又要看到中国法学存在的重大不足与面临的严峻挑战。但是，不管大家的评价怎样不同，绝大多数人都同意，中国法学要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以昂扬的姿态走向21世纪，就必须不断改革与创新。 (2)法学发展的目标模式。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之后，法学界一些学者曾提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的命题。在党的十四大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后，法学界通过对中国法学的历史使命和世界意义的反思和前瞻，更明确地肯定了这一命题，并认为这是符合实际的、科学的。 (3)法学的理论架构。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的30年间，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荒唐岁月，阶级和阶级斗争几乎成为人们观察、认知和评价法律现象的唯一视角和思维定势，法学实际上成了“阶级斗争学”。在新的历史时期，针对这一理论失误，法学界开始从新的视角探索和论证符合时代需要的新的法学观念模式和理论架构。不少学者主张以权利和义务为核心内容和基石范畴建构我国新时期的法学理论。 (4)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大家普遍认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我国法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开拓前进的保证。坚持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要坚持作为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又要坚决清除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准确理解经典作家在特定情境下所作的具体论断，努力克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条主义理解偏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同时，我们还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就是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实际相结合，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实践中应用、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 (5)法学现代化。法学界认为，与法制现代化相适应，法学同样也存在一个现代化的问题，即法学要摆脱自然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法律文化的不合理束缚和限制，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为参照，审视和检验既有的法学理论，实现法学的更新和变革。法学现代化的目标是建立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发展要求的、吸纳古今中外人类的法律文化精华的、体现社会发展规律和时代进步趋势的现代法学。法学现代化包括法学观念、法学内容、法学体系、法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的现代化。 三、法理学的主要成就及成功经验 （一）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 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照搬苏联的学科建制模式，把“国家与法的理论”（“国家与法权理论”）作为理论法学。这种作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作用，但由于这是以国家理论为主导将国家理论与法的理论合而为一，因而必然否定了法理学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地位与价值，不利于对法律现象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教学实践中，国家理论对法的理论的统帅实际上成了代替或取消。这样，在1978年以后，法学界承继1964年前后有人提出的把国家与法分开、分别由政治学与法学研究的主张，正式将国家理论与法的理论分开。1981年北京大学法律系编写并公开出版发行的《法学基础理论》，是新中国首部真正意义上的法理学教材。不过，在80年代初，由于受法理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法学学科的左的错误观念的影响，法学界仍不敢名正言顺地将这一研究法的一般问题的学科称为“法理学”，而采取权宜之计称之为“法学基础理论”或“法的一般理论”。经过拨乱反正的思想辩论，到80年代中期，法理学这一学科及名称才取得合法的地位，正式出现在法学的殿堂。此后出版的教材一般都改用法理学这一名称。 法理学的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还表现在它已有自己的教学科研机构与人员，能独立培养研究生，有自己的学术组织，有自己的学科群。在不长的时间里，全国各个法学院、系、所都先后配备了专门的法理学教学科研人员，纷纷成立了法学理论教研室或研究室。1979年以后，随着研究生学位教育制度的恢复，部分法学院、系、所先后招收了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从1986起，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先后获得法学理论博士学位授予权，并开始招收与培养博士生。1985年6月，中国法学会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会（后称为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在庐山成立，法理学从此有了自己独立的学术组织。实践证明，法理学研究会在组织学术会议、开展学术交流、推动学科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不可抹杀的作用。20年来，法理学学科群悄然兴起。随着整个科学领域呈现出愈来愈强的“分化－整合”发展趋势，随着法理学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宽，我国法理学领域逐渐形成了以法理学为龙头、包括法社会学、法文化学、法解释学、比较法学、行为法学等一系列初具规模或正在形成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在内的学科群。 （二）取得了大批科研成果 20年来，广大法理学者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辛勤耕耘，艰苦探索，取得了一大批品位较高、质量较好的科研成果。(1)出版了40多本法理学教材。其中有不少教材，学术水准较高，体系较有特色，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2)出版100多本法理学著作。这些著作或在不同的领域，或从不同的视角，或以不同的方法，对法学理论和法制实践的各种问题作了研究，集中反映了我国法理学工作者20年所取得的丰硕理论成就。(3)翻译出版了近50本国外法理学著作。(4)在公开出版发行的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6000余篇。 （三）形成了一支科研队伍 经过20年的锻炼，我国法理学研究队伍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已形成了一支政治上更加坚定、思想理论上更加成熟、学术梯队初具规模的队伍。建国前后成长起来的老一辈法理学工作者大都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丰富的治学经验，严谨的治学精神，而且又有文革期间无法制的亲身经历与切肤之痛，成为新时期中国法理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中国法理学的创建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70年代末至80年代培养起来的中青年法理学工作者，秉承了老一辈法理学家的优秀风范，同时又都受过较为正规的学术训练，有不少还在国外留过学，思维敏锐，视野开阔，已成为法理学研究队伍的骨干与中坚力量。90年代培养出来的一批又一批年轻的法理学硕士、博士不断加入到法理学研究队伍中来，呈现出新人迭出的良好势头。这支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队伍，是中国法理学胜利迈入新世纪的坚实基础。 （四）增强了实践参与功能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法理学在加强自身理论建设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并不断提高自身服务改革开放事业的水平，增强自身参与民主法制建设的能力。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参与经济体制改革，从法理上回答了如何以法制引导、保障 、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的重大实践问题，特别是重点研究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构问题，为加强经济法制建设，特别是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2)积极参与政治体制改革，从理论上说明了政策与法律、民主与法治、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的密切关系，探讨了如何以法制保障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廉政建设等重要实践问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有益的建议；(3)参与教育科技文化体制改革，从理论上论证了精神文明建设与法制建设的密切关系；(4)以法制建设为理论研究的主战场，从法制观念、法的精神的更新与转换，政法体制的改革，到法律体系的重构，提出了大量积极而有效的理论与对策；(5)参与思想理论战线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破除僵化、消除“左”的思潮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斗争中，法学理论工作者发挥了积极作用；(6)参与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体系的建构，为部门法学、法史学、比较法学等学科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指导。

中国法学论文篇2

当前，诉辩式审判方式已成为法官审理民商事案件的主要方式，在这种模式下，当事人的自主意识得到充分的尊重，诉讼地位由被动者变为主动者，当事人必须积极参与到诉讼中来，法官的介入则被限制，因此诉辩式审判方式被认为是一种更为客观、公正的审判方式。但是，目前我国简易程序的运行，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均存在一些不足。因此，建立一套适应新的社会需求的、与简易程序并列的相对独立的速裁程序，已是大势所趋。作为基层法院的法官，面对积压如山的案件，深感构建速裁程序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为此撰写本文，试通过对速裁程序经济合理性、法理基础的分析，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构建我国速裁程序制度框架并使之完善的立法建议。 一、速裁程序适用的经济合理性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比较关注审判活动的公正性与合理性，缺乏对审判资源有限性的担忧；在进行审判程序的制度设计时，为了确保审判活动的公正，极力强调审判活动的程序保障和形式要求；为了保障审判活动的权威性，十分重视国家权力在审判活动中的运用，即强调司法程序的作用。然而，正是对于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的过分关注遮掩了人们对审判活动的现实思考，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审判活动也是一种经济活动，不仅要公正权威，也要“斤斤计较”。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审判也是一种服务，也是需要成本的，这时就需要考虑如何利用有限的审判资源来解决无限增长的案件纠纷。此时，速裁程序的运用无疑是解决案件增长和审判力量不足这一矛盾的“良方”。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曾经指出：“在经济领域内，任何资源总是有限的，不同的资源只是有限供给的程度不一而已。如何使用和配置各种有限的资源？使用得当，配置得当，有限的资源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反之，使用不当，配置不当，有限的资源只能发挥较小的作用，甚至可能产生负作用。这就是高效率与低效率的区别。”由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影响，“效率”一词便走出家门，逐渐“入侵”到其他学科领域，如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乃至生物学等。比较典型的是法学，目前堪称“显学”的“法律经济学”，就是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法律问题。下面，笔者将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谈适用速裁程序的必要性。 （一）速裁程序成本较低，社会资源耗费较少 速裁程序成本低，耗费少主要是与简易程序相比较而言的。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零星权利侵害而引发的小额纠纷广泛存在，对于这类纠纷，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一般适用的是简易程序。但从实践来看，这一程序对于小额的争议而言仍显得不太灵活，小额权利的受害人通过该程序获得司法保护所支出的诉讼成本仍比较大，而且不够方便。具体表现为：第一，对小额争议而言，审理期限过长。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审结。这3个月的审结期限对于小额争议来说，显得过长了一些。不仅如此，在按照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案情复杂，需要转化为普通程序的，可以转化为普通程序，而一旦转化为普通程序，审结期限又变为6个月，如果因特殊情况在6个月内不能审结的，经过本院院长同意后，可以延长6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法院同意。实践中，有一些本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案情并不复杂，但由于法官办案拖拉，不能在3个月内审结，于是以“案情复杂”为由转化为按普通程序审理，从而人为造成审结期限过长。这样，即使是小额争议，也可能在6个月内甚至更长的期限内审结，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说，这对小额争议是不经济的。第二，审理程序不够灵活。在实践中，有的法院在按照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时，基本上按照普通程序的要求进行审理。许多国家法律规定使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案件可以在晚间和节假日进行，我国法律对小额争议的受理和庭审期间没有这种灵活的规定，这客观上影响了小额权利受害人诉诸法院的积极性甚至可能性。第三，在案件的管辖上，“原告就被告”的一般地域管辖原则不便于小额纠纷当事人提起诉讼，即小额纠纷的原告必须到被告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这对小额纠纷的原告极为不利。 可见，虽然简易程序已经是普通程序的简化，但这一程序还不能满足审理小额争议的需要。小额争议的特殊性，客观上要求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更加简易、灵活的程序，即本文所论述的速裁程序。 （二）速裁程序往往可以将纠纷解决得较为彻底，能够较为有效地化解矛盾冲突，因而其具有较高的收益 速裁程序之所以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不仅是因为其成本较低，还因为其易于化解矛盾，纠纷解决的质量较高，所以说，速裁程序不仅“价廉”，而且“物美”。由于速裁程序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争议双方当事人对该程序具有选择权，调解又是该程序的主要方式，纠纷当事人往往容易妥协互让，使诉讼真正从“握紧拳头的对抗”转化为“张开双手的理解”，能更彻底地解决纠纷，也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比如“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之间或者是比较密切的亲戚朋友之间的纠纷，若严格按照简易程序、普通程序规定的庭前准备、开庭审理一步步来审理，时间上的等待很容易使双方当事人的心里发生变化，双方的矛盾也容易激化，这样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而且也没有取得较好的收益。 （三）速裁程序可以促使审判资源的合理配置 就民事诉讼而言，其成本的构成主要包括：1、人力资源：包括法官、书记员、陪审员、法警、翻译人员，还需有诉讼当事人、律师、证人、鉴定人员的参与。2、物力资源：如法院为诉讼所必须的法庭设施、通讯、交通设备以及当事人被查封、扣押的诉讼标的物等。3、财力资源：如法院工作人员的薪金、案件受理费、鉴定费等以及证人、鉴定人员和翻译人员的交通、住宿、误工补偿费及执行实际支出费等。4、时间资源：诉讼过程中的时间耗费，不仅减少了主体利用这些时间从事其他活动的收益，而且同时伴随着人力、物力、财力的增加。 司法资源不足的呼声一直伴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程，而司法资源的不足不是单纯一个数字上的问题，不可能单靠人员的增加就能解决，因为人员的增加总是有限的滞后的，而社会纠纷总量是不确定的，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而对于一审（尤其是基层法院）案件来说，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纠纷”的案件数量并不是很多，所面对的案件类型大都集中与饮食服务合同纠纷、借款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等，对案件事实一般都没有争议，真正的疑难复杂案件并不多。而在法院机构设置上，只有审判业务的分工，而没有案件审判阶段的分工。案件不做区分地都一概进入审判流程，审判人员整天埋头忙碌于那些并不需要很多法律专业技能就足以解决的所谓纠纷之中，造成大量司法资源的浪费，而这种浪费是不可能简单地通过增加人员所能弥补的。反而有些案件投入太多的时间与人力，与所产出的效益相比，极不协调。适用速裁程序后，对那些没有必要正式进入庭审的简易案件，依法在简短的时间内实施速裁，让有限的审判资源能够腾出更多的时间、精力专门致力于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与裁判上，确保案件的审判质量。 二、构建我国速裁程序的法理基础 建立适用我国社会发展需要的速裁程序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理： （一）协调效率与公正之间的关系 速裁程序的设计无疑是从诉讼效率的角度来考虑的，让当事人比较容易地诉诸司法，以较少的时间和费用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小额纠纷。然而，当事人行使诉权不仅仅单纯是希望由法院来解决纠纷就行，还包含了对裁判结果公正性的请求。因此，为保障小额纠纷当事人的权益，在设计速裁程序时，必须兼顾效率与公正的关系。既要保证这一程序的简便易行，同时又要考虑给当事人以基本的程序保障。如果该程序根本不考虑程序的公正问题或者说这一程序从根本上说是不公正的，那么，即使通过这种诉讼程序解决了纠纷，也不能说当事人的权益就获得了保障。 （二）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平衡 目前，对速裁程序批评的最多的就是认为速裁程序是以“牺牲”程序正义来换得实体正义的。他们认为只有从正当的程序过程中产生的结果才能有最大可能是正确，而从非正当程序中产生的结果无论如何都不能视为正确。完善的程序有着许多的基本内容，它最基本内容保证程序参与者通过严密而公平的程序设计保障实现各方的诉讼权利。这些程序不仅要求当事人必须遵守，而且强调立法者及法官都有义务设立制度并遵循制度，以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程序正义就是严格遵守程序原则，审判程序充分保证当事人及其他参与者的诉讼权利。与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相比，速裁程序确实省略了许多环节与程序，如不采用公开，直接言词等基本原则，是否背离正当程序的一些内容，从而动摇程序正义价值的基础？事实上，速裁程序并不是随意地省略程序，是在不损害程序正义的基础上考虑程序经济性，简化的环节与程序是考虑了案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特点，省略的是非必要环节与程序，不会损害程序正义价值，符合正当程序之理念。为保证正当程序理念实现， 在适用速裁程序时，就应当注意到程序的必要性与非必要性的区别，对涉及到当事人基本诉讼权利的环节是必要性，应给予充分保障，例如当事人辩论权、当事人举证权等一些基本诉讼权利，均应给予充分保护，另一方面还应给予程序救济权。如发现案件不适应速裁程序，应终止速裁程序，转由其适用其他程序审理，还有当事人一方拒绝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也不宜适用速裁程序。对适用速裁程序的慎重选择，是保证速裁程序正当化最为基本的要求。民事诉讼所追求的首先是程序的公正。其次才是程序的效率，不能为追求程序的效率而动摇程序的公正，这一最为基础的价值目标。 （三）遵循费用相当性原则 “所谓费用相当性原理：是指在当事人利用诉讼程序或由法官利用审判制度之过程中，不应使法院（国家）或当事人（公民个人）遭受期待不可能之浪费或利益牺牲，否则，显受如此浪费或牺牲之人即得拒绝使用此种程序制度。”民事诉讼制度目的之一是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基于费用相当性原理，民事诉讼制度也应当考虑当事人的时间、精力和费用的节省等程序利益。一般来说，程序越复杂，不仅法院工作需要更多的预算，当事人的花费也更多，二者是成正相关的，因此，就小额纠纷的权利保护而言，不应当通过复杂的程序予以保护，而应当从提高诉讼效率的角度，通过简易化的程序予以保护。 （四）保障当事人平等诉诸司法的权利 我国宪法确立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根据这一宪法原则，公民也有平等的诉诸司法的权利。在起诉之前，不论什么纠纷当事人，都可以平等地诉诸法院。如果普通公民尤其是财力不足的公民为解决小额争议而是使用国家设立的程序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那么，他们将可能不得不放弃利用诉讼程序的权利，这样的一种程序设计，实际上导致了人们不可能平等地使用请求权。速裁程序就是为保障当事人平等地诉诸司法的权利而设立的。 三、速裁程序运行的保障 （一）立法上规定速裁，使速裁的适用有法律依据 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两种审判程序，并没有规定速裁程序，因此，速裁程序对简易程序的再简易也就缺乏应有的法律依据，未免有“审判造法”之嫌。正是由于缺乏法律规定，实践中的速裁程序有很多问题难以达成一致认识，这些问题无法解决，必然会出现司法实践中的各自为政，不利于法律的统一性。审判活动是一项保守的司法活动，只能按照立法已有的规定去操作，司法脱离立法，都会有损于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因此，应当首先通过司法解释确立其法律地位，待将来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再以基本法的形式加以规定，以避免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尴尬局面。 （二）明确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标准 立法上明确划分速裁程序适用范围，以区别于简易程序。对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和标准可以三种形式进行划分： 1、以案件类型来确定。具体指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婚姻家庭、民间借贷、劳务、租赁、物业管理纠纷。 2、以一定金额作为划分适用速裁程序的标准。参照台湾地区规定10万台币以下请求给付金额或其他有价证券的诉讼适用小额程序的规定。具体金额的确定应立足于我国的国情，针对我国各个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标的额标准应以省市区为区域划分，原则上定为5万元人民币以下适用速裁程序，在此定额基础并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作出相应调整。 3、依当事人的合意适用速裁程序。当事人对于速裁程序的适用是有选择权的，但是立法上应对这种选择权进行限制，否则速裁程序就会受当事人的意志左右，只要一方当事人不同意速裁，法院就无法启动该程序，这使得速裁程序成为“镜花水月”。因此，要对其适用范围和条件作出强制性规定，一旦条件成就，无须征求当事人的意见就必然引入速裁程序，这样速裁程序才会具有生命力。对不在速裁程序范围内的案件，当事人愿意适用速裁程序的，法院可以尊重当事人的意志适用该程序，这样才将当事人的能动性与法院的职权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三）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实行一审终审 适 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都是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民商事简易案件，这类案件一般简单明了，争议不大，案件承办的难度不大，适用法律也容易把握，基层法院的法官具备正确审理这类案件的能力和条件，能够保证及时、公正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行一审终审可以提高审判效率。当然，这会改变国家的审级制度，但笔者认为这种“多元制”的审级制度更有利于发挥不同审级的功能，把简单的民商事案件放在基层法院解决，也有利于上级法院减轻工作压力，有更多的时间来指导和监督各级地方法院的工作，平衡全国的司法尺度。日本、韩国等国实行的小额案件一审终审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但由于我国法官职权的运用容易忽视当事人的处分权和利益，尤其在没有上诉程序的情况下，可能造成有悖于当事人利益和小额诉讼宗旨的后果，因此我们在实行一审终审时要确立小额诉讼程序的特殊规定，即在小额诉讼裁判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允许当事人上诉。 （四）速裁程序审理的特别规定 考虑便于当事人诉讼，法院除了在正常的工作时间接待、审理当事人提起的小额争议外，还应当在节假日和晚间接待当事人的小额争议的起诉和进行审理，这样才真正的实现了“司法为民”。 按照速裁程序进行审理，可以不用进行庭前准备程序，可以直接开庭。当事人双方要求不开庭审理的，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提交的有关书面文件询问当事人并审核有关证据，直接作出判决。 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就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交的证据不清楚时，法官应积极地行使释明权；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则上当事人不能增加、变更诉讼请求，也不得提起反诉，但如果增加、变更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仍属于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的，应仍然按照速裁程序审理；若增加、变更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超出了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但当事人双方合意仍适用速裁程序的，法院可以决定继续适用速裁程序。 （五）调解为主的结案方式 速裁程序应以调解结案为主。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可以依职权发动调解程序，力求耐心、细致，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利益，调解协议的内容应当体现当事人双方的意志，以期更为有效地解决当事人纷争，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完美统一。当然，当事人双方不愿意调解的，也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此时法官就应行使裁判权，以使部分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无争议、仅仅引一时意气调解未成的案件不致流入正常程序，无谓拖延诉讼时间。 （六）诉讼文书要简便 速裁法庭使用更为简便、格式化的诉讼文书。固定法庭笔录、裁定书、调解书、判决书内容。法官或书记员只需填写“是”或“否”，以及当事人简单情况后即可完成庭审笔录与法律文书的制作。如婚姻案件，双方若无争议，只要所需证据材料齐全，书记员填写既可用作法庭笔录亦可视为调解协议的登记表格后，法官即从电脑调出相应的调解书模板，几分钟之内便可送达调解书。 （七）设立速裁特殊管辖原则 从实现小额权利人能享有快速裁判的程序保障权利之目的，防止权利请求人因起诉应诉而付出与主张权利不相当的费用，不利实现和保障小额权利。立法上应规定速裁程序管辖在原告就被告的基础上，从便利权利人原则出发赋予权利人有选择管辖之权利。 （八）与执行程序对接 如败诉方不履行生效判决，另一方申请执行的，执行庭应在执行时予以优先执行。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速裁程序制度对于小额事件被害者的权利救济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通过速裁程序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对降低诉讼成本、抑制诉讼迟延、简化诉讼程序大有裨益。在我国目前案件数量急剧增加，诉讼周期过长，效率较低，出现大量积案时，我们应该构建并完善这一优秀的制度成果，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上建立适合我国具体国情的速裁程序制度，提高诉讼的效率，实现诉讼的效益化。这也是实现“公正与效率”这一永恒的司法主题，落实“司法为民、司法便民、司法利民”的重要体现。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小额诉讼制度内在的缺陷和不足，在实践中应该给以足够的注意。 注释 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页。 “法律经济学”又被称为“经济分析法学”或者“法和经济学， 是在20世纪60、70年代以后在西方（主要是美国）日趋成型的以门交叉学科。 陈卫东、李洪江：《正当程序的简易化与简易程序的正当化》、《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 邱联恭：《司法之现代化与程序法》，台北三民书局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272页。 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

中国法学论文篇3

论文摘要：从1978年至2008年， 中国的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经历了30年的发展历程，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理论发展主要体现在厘清调整对象、从制度功能的视角研究经济法的地位， 以“社会本位”为核心研究经济法基础理论、提出经济法学基本假设、宏观调控法制化的研究、税收法定原则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研究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垄断立法研究。 论文关键词： 中国； 经济法学； 理论发展 从1978年至2008年， 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紧紧跟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中国的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经过30年的发展， 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一、厘清调整对象。 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研究是经济法学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 它直接影响着经济法学学科的构建与发展。 中国经济法学起步繁荣阶段， 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经济法是否具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展开的。基本形成了两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经济法具有自己的调整对象， 其调整特定经济关系。 而对于特定的经济关系， 表述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有的学者认为公民之间的经济关系由民法调整， 其他的经济关系都发生于国家的计划约束之下， 体现了国家的意志性， 其由经济法调整。①有的学者进一步从所有制性质的角度限定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即只有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经济关系才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② 随着经法学研究的发展， 学者们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识进一步具体化， 强调经济关系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纵向经济关系和横向经济关系。① 有的学者认为， 经济法调整管理关系。② 也有的学者认为， 经济法调整计划关系。③ 另一类观点认为经济法没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 其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④ 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之后， 学者们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有了新的认识， 对于横向经济关系的调整逐渐淡出了经济法学者的视野， “纵向经济管理关系说”⑤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 学者们在对经济法调整对象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基本取得了共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学者们对于经济法调整对象问题的理论交锋渐次减少， 学者们在“纵向经济管理关系说”的基础上， 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论述作了进一步的完善， 侧重点有所不同。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国家协调说”、“需要国家干预说”、“社会公共性经济管理说”、“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说”、“国家调节说”以及“行政管理说”等。⑥ 在强调经济法调整“纵向经济管理关系”的同时， 也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一定的“横向经济关系”， 但对“横向经济关系”的理解已经与最初经济法萌芽时期的理解有所不同。 此时的“横向经济关系”是指计划指导下的经营协作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 1 ] （ P46）时至今日， 学者们对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已达成基本共识， 都强调经济法调整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管理而形成的经济关系， 只不过是表述问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二、制度功能视角中的经济法地位研究。 学者们对于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关系的研究， 经历了一个从最初注重区别到现在关注联系的发展过程， 研究视角逐渐聚焦于经济法、民法和行政法的制度功能上。从制度功能角度去探讨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有助于整合法律间的体系功能， 促使经济法学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实践。 最初， 学者们在分析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时， 往往从调整对象角度进行论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特别是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 民法和经 济法作为与社会经济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法律制度，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时， 学者们对经济法与民法关系的研究中不仅注重二者之间的区别， 更加重视二者之间的联系。对于区别的论述不仅聚焦于调整对象方面，而且进一步关注保护的法益、制度功能等问题。在制度功能角度， 民 法是保障市场调节有效运作的法律机制， 经济法是保障国家调节有效运作的法律机制， 其功能在于弥补民法在解决市场失灵、效率与公平等问题上的不足。[ 2 ] （ P19 - 20） 民商法侧重从微观、从经济发展所需动力方面， 通过保障自由交易、自由竞争以提高效率来促进人们的利益； 而经济法则侧重（并非全部）从宏观、从利益协调方面减少社会经济震荡造成的破坏和优化经济结构， 从而提高效率来促进人们的利益。[ 3 ] 在探讨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时， 主要的落脚点也是二者的制度功能的互补性。 民商法是市场经济常态性的法律， 它多是通过其任意性规范， 体现“无形之手”的要求， 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能动性， 同时也少有强行性规范， 导向市场主体自觉地遵守市场规则。经济法是市场经济非常态的法律， 它多是通过强行性规范， 强调“市场机制的外在化”， 提供具有干预性、宏观性、整体性、政策性、公法性的规则， 解决市场失灵， 促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3 ] 学者们对于经济法与行政法之间关系的研究最初也是着眼于调整对象的区别。20世纪90年代以后， 随着学者们对民商法与经济法之间功能互补性关注度的增强，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联系也进入学者们研究的视野。在探讨二者之间的联系时， 学者们基本也都是强调二者在制度功能上的互补性。① 进入20世纪末期， 也有的学者将民商法、行政法与经济法并列在一起， 讨论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三者关系的研究是从功能的互补、调整对象的交叉等角度强调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三者协同发挥更大的作用。②三、以“社会本位”为核心的基础理论研究。 20世纪90年代， 学者们探索经济法独立法律地位的研究仍在继续， 研究的视角不再局限于调整对象以及与民法和行政法的关系等问题， 逐渐拓展到经济法的价值、宗旨、基本原则、法益目标等问题上， 从而形成了以“社会本位”为核心的基础理论研究。 首先， 社会公共性是经济法的核心范畴。经济法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特征在于社会公共性。社会公共性决定并表现在经济法的产生、经济法的价值、经济法的主体、经济法的权力（利） 和义务、经济法的属性等各个方面。[ 4 ] 其次， 针对经济法的法域归属问题， 有学者提出了“社会法”的概念。经济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 是保护和扶持经济性弱者以及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法律， 是社会公共干预和理性建构之法。[ 5 ] 社会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种趋势导致以社会为基础的私法、行政法在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化。但受其本质属性和固有功能的限制不能完全社会化。在这种情况下， 必然产生一种完全社会化能够反映满足社会化要求的法律———社会法。其中经济法就是这种社会化的产物， 是一种社会法。[ 6 ] （ P220） 再次， 从“社会本位” 的角度提炼与概括经济法的价值追求。经济法调整政府管理经济的关系中， 以维护社会经济运行的整体利益和效率作为根本价值。[ 7 ] 经济法是社会性之法， 经济法的价值最关注社会性。③ 最后， 经济法的法益目 标是社会利益。经济法的法益目标应是经济法首先追逐和实现的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经济法的法益目标 依靠社会整体调节机制的作用而实现。[ 8 ] 四、经济法学基本假设的提出。 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的提出丰富了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 提供了研究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新视角， 拓宽了研究思路。“从研究范式转换的角度来说， 吸收相关学科中有共性或深层次的相关成果， 提出基本假设， 在对这些假设进行具体分析， 综合运用基于相关假设而产生的各类方法，实际上是对经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 9 ] （ P59）1998年， 有学者在分析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时， 就提出了基本假设这一概念， 认为民法与经济法存在着基本假设的差异。[ 10 ] 随后， 有学者在分析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区别是再次使用了基本假设的概念。即二者的深层区别是对于市场主体的假设不同； 对于市场整体的假设不同； 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假设不同。[ 3 ] 但是以上论述仅从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角度提出了经济法学的三个基本假设， 并未对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作系统的论述。2001年， 有的学者对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进行了较为全面地研究。把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分为两类， 一类是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共同的基本假设， 可称为共通性假设； 另一类是在经济法学上有独特价值的基本假设， 可称为特殊性假设。共通性的假设是二元结构假设， 包括理论———认知层面的公私二元结构假设， 经济———制度层面的城乡二元结构、南北（东西） 二元结构、内外二元结构， 社会———文化层面的传统与现代二元结构、工商文化与农业文化二元结构。特殊性假设包括双手并用假设、两个失灵假设、利益主体假设、博弈行为假设、交易成本假设。并且运用各种假设分析了具体经济法制度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①五、宏观调控法制化的研究。 宏观调控作为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手段， 自我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以来，就成为经济法学者密切关注的研究对象。对于宏观调控法制化的研究既丰富了我国宏观调控法学基础理论的内容， 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的宏观调控的立法实践。 有的学者对建国后40年来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行为进行了反思， 认为解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需要从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和宏观调控行为入手， 从经济、行政和法律几个方面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行为进行研究。以法律手段规制宏观经济行为， 既是宏观经济本身的客观规律性和特性所要求的， 又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职能、任务所决定的， 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工作规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11 ] 宏观调控必须尊重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 要立足于长期的社会政策， 宏观调控应法律化制度化。为了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意识和责任， 监督政府有效地实施宏观调控， 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 必须着手制定一部宏观调控基本法， 把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调控法律化和制度化， 使政府有效且有节制地发挥“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职能。[ 12 ]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 宏观调控的法制化研究逐渐深入。有的学者对宏观调控法的本质、价值、基本原则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证。[ 13 ] 有的学者认为， 宏观调控的核心问题是宏观调控权的配置和行使， 并通过分析宏观调控的合法性、权源、行使宏观调控权的原则、力度以及宏观调控权的独立性等问题， 说明宏观调控权的法律解析对于宏观调控法理论和制度完善的重要价值。[ 14 ] 中国加入WTO对于宏观调控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社会化、民主化、国际化是我国宏观调控法的发展趋势。 六、税收法定原则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税收作为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之一， 其法制化需求日益增强。于是， 有学者提出了税收法定原则应作为税法的重要基本原则， 有的学者将其称为“税收法定主义”。税收法定主义是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 对于保障人权， 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意义深远。税收法定主义的提出有助于税制乃至整个法制的完善以及法学研究的深入。我国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中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但并未将其上升为一个宪法原则， 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补进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规定， 从而有助于税收法制的完善， 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原则， 即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程序合法原则。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税法的重要原则， 同样具有宪法原则的位阶。[ 16 ] 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研究一直是税法学研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由于税收法律关系中固有的一方主体是国家， 所以税收法律关系具有不平等性的特点。但近年来有些学者对税收法律关系重新进行了分析， 认为税收法律关系具有债的关系的性质，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以“契约精神和平等原则”为本质和核心构建起来的现代税收法律关系理论为税法基本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当对某一具体的税收法律关系加以定性时， 应当根据其内容、所涉及的主体以及其所处于国家税收活动过程的不同阶段， 来界定处于特定情形下特定的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 当需要对抽象的作为整体的税收法律关系进行定性时， 可以认为其性质是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税收法律关系是一个以三方主体间的四重法律关系组成的两层结构： 三方主体是指纳税主体、国家和征税机关； 四重法律关系是指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 其中， 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构成第一层， 也是人们通常所认识的税收法律关系， 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和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构成第二层，是潜在的、深层次的， 也是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税收法律关系， 最深刻地反映了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 即“契约精神和平等原则”， 其贯彻并体现在税收法律关系的各个层面上。认识和确定现代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 首先就会对传统理论中的“税收公平主义”提出挑战。传统的税收公平主义一般只就纳税主体范围内比较其相互之间的公平问题； 而建立在“契约精神和平等原则” 本质基础上的税收公平主义则要求就税收法律关系的全部主体————国家、征税机关和纳税主体， 考察其彼此之间的公平和平等关系。[ 17 ] 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垄断立法研究。 在经济法具体制度研究领域中， 学者们对于竞争法的研究始终与立法密切相关，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立法的进程， 特别是针对反垄断法律制度展开的研究。美国、欧盟等国家的反垄断法理论研究比较发达， 实践经验比较丰富， 而我国从1978年以来， 一直没有制定反垄断法， 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较为欠缺。所以学者们在探讨我国的反垄断立法时， 更多的是借鉴国外的理论研究的成果和立法与司法实践。但毕竟我国的国情与美国、德国等国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所以面向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反垄断法立法研究尤为重要。学者们针对我国的国情， 结合国外的反垄断法理论与实践， 对我国的反垄断立法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极大推动了2008年我国 反垄断法的出台。 首先， 探讨了规模经济与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关系。制定并实施反垄断法与优化我国企业规模并非是对立的。我国反垄断法与支持中小企业联合、扩大企业平均规模和实现规模经济的政策并不矛盾， 它们是为建立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而必须同步进行的两个方面。① 我国既要注重发展规模经济， 鼓励必要的企业合并和联合， 又要反对和防止垄断和经济力过度集中， 反对各种限制竞争行为。要恰当掌握其中的“度”。② 其次， 论证了我国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问题。反垄断法是规制行政垄断的最重要的法律途径， 反垄断法在规制行政垄断时需要注意其与经济垄断的一致性和各自的特殊性。[ 18 ] 由于行政垄断的形成主要是体制上的原因， 因此， 制止行政垄断的任务并非反垄断法所能独立完成的， 它需要实现自由企业制度， 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确立有力的执行程序及严厉的惩戒措施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19 ] 再次， 提出了我国反垄断法执法机构的设计思路。我国应当建立一个有权威性和高度独立性的反垄断主管机构， 它在人事编制和财务上虽然隶属于国务院， 由国家人事部和财政部编列预算， 但在审理反垄断案件中却有着极大的权威性和高度独立裁判的权力， 即在业务上只是依照法律进行裁决。[ 20 ] 最后， 分析了入世对我国反垄断法制定的影响。入世后， 中国政府越来越注重竞争政策和竞争法问题， 以应对越来越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和国际市场竞争。虽然中国制定反垄断法存在压力， 但是制定反垄断法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遏制跨国公司的垄断势力和改善国家的财政和宏观调控。[ 21 ] 中国应当积极参加WTO关于竞争政策多边协议的谈判， 抓紧制定反垄断法。竞争政策是国家的长期策略， 应当注重竞争法和竞争政策的研究。[ 22 ] 中国的经济法学经过30年的发展历程，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 经济法学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学科间的交流与互动， 密切注意理论联系实践， 强化具体制度的研究， 实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统一， 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蓬勃发展。 [ 16 ] 张守文。 论税收法定主义[ J ]. 法学研究， 1996， （6）。 [ 17 ] 刘剑文， 李刚。 税收法律关系新论[ J ]. 法学研究， 1999， （4）。 [ 18 ] 王保树。 论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规制[ J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1998， （5）。 [ 19 ] 王旸。 论反垄断法一般理论及基本制度[ J ]. 中国法学， 1997， 。 [ 20 ] 王晓晔。 我国反垄断立法的框架[ J ]. 法学研究， 1996， （4）。 [ 21 ] 王晓晔。 入世与中国反垄断法的制定[ J ]. 法学研究， 2003， 。 [ 22 ] 王晓晔， 陶正华。 WTO 的竞争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兼论制定反垄断法的意义[ J ]. 中国社会科学，2003， （5）。 文章 来源：中华 励誌网 论文 范文 www.zhlzw.com

中国法学论文篇4

笔者在1987年出版的拙作《比较法总论）一书中论述过当代中国的判例问题。①1992年又在《中国法学》杂志上就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分析。②主要观点是：中国不应采用判例法制度，它不适合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中国并没有长期和牢固的判例法历史传统；中国法官、律师缺乏判例法方法论经验；判例法制度本身存在缺点。 但笔者建议中国应加强判的作用。判例法是一种法律，而判例在当代中国的司法中可作参考，只是不是法律。与制定法相比而言，判例法或判例的最明显优点是它本身具有一种有机成长的特征，因而能适应新的情况。这一优点特别值得中国法学家注意。中国法律往往比较抽象而在实施中带来困难，因此更有必要使用判例补充制定法。再有，我们必须注意法律渊源方面的国际趋势。判例在普通法法系（即英美法系）国家和民法法系（即大陆法系）国家的作用存在差别，但现在人们同意，这些差别被过于夸大了，而且在现代已大大缩小。 中国现行法律并未明文规定判例制，但从法律中可以引伸出这一制度，即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负责选择并定期发表某些典型性的判决（主要是地方法院的判决），并要求其他法院在司法工作中，以这些判决作为判例加以参考。因此，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判例制正在形成。但这一制度的作用还有待充分发挥。 上述论文发表后至今已接近四年，笔者对判例问题的基本观点仍然如此，但试图在本文中作某些补充。 首先是关于法律渊源方面的国际趋势。近年来，国外法学中经常有这方面的报道与分析。例如意大利都灵大学比较法学教授萨科（R. Sacco）讲到，“在民法法系国家，比较方法的使用更注意与判例法联在一起……特别在意大利，对比较方法的使用已导致对判例法作用的重新评价，人们承认有些运行的规则尽管在《民法典》中是没有的，但却实际上为法院所遵循”；“关于判例法作用的作品，特别在意大利己发展到半个世纪以前无法设想的地步。”①当然，他也同时指出，将比较方法归结为对判例的研究是错误的。比较法学家很清楚，司法判决在两大法系国家中的意义是不同的，在普通法法系国家中，法律是以前例（precedent）为基础的；在民法法系中却是以制定法（statute）为基础的。如果说萨科讲的是二战后判例法对民法法系各国特别是意大利的法律的影响，那么，自七十年代以来欧盟（即欧洲共同体）法律的发展中更可看到判例法的影响。根据《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第164条规定：欧洲法院在解释和适用条约时应“遵守法律”。但正如曾任该法院法官的科普曼（T.koopmans）教授所指出的，这里讲的“遵守法律”是一种可笑的规则，因为当时欧共体并不存在法律。“结果是，建立和发展新法律秩序的基本因素的活动主要留交法院。特别是，欧洲法院的判例法对欧共体法律本身具有极端重要意义。”②一般他说，欧洲法院的判例法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早期，法院的法官即六个创始国的人，都受民法法系传统的支配，他们在审判实践中对判例的利用，充其量就像法国行政法院建立后较多地依靠判例发展行政法一样。但在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后，特别是八十年代，判例法在欧洲法院中作用显著增长。据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法学教授格伦顿（M.Glen-don）的分析，这一变化可能是由于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由于美国和爱尔兰加入共同体。第二，欧洲法院许多法官相信该法院和共同体可以将判例法至少作为次要法律渊源。第三，适用判例法的一个前提，是判例中的事实和法律能清楚地被人理解；对这一要求，公法案件比私法案件容易做到；欧洲法院处理案件的主要根据是《罗马条约调它是公法，而不是作为私法的《民法典》。③格伦顿还特别指出，尽管欧洲法院使用了判例，但这种判例并没有取得像普通法法系国家那样的“遵循前例”的法律地位。所以最好是将欧洲法院看作是“sui generis”（自成一类）的，就将判例作为前例这一方面而论，似乎处在典型的普通法法院和民法法院之间的中间地位。 笔者要补充的另一方面，是有关实行判例制的一些建议。笔者在1992年的文章中曾建议：判例数量应大大增加；质量应逐渐提高；判例汇编应走期由最高人民法院或经其授权的单位发表；法学教师或法学研究工作者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应将这些判例作为重要材料并加以分析；新闻媒介经常报道重要判例。 这里试图补充以下几点： 第一， 是否可由最高人民法院授权省级人民法院也走期公布本院或经其审定的下级法院的判例，仅在本省范围内适用并受最高法院监督。 第二，判例的法律地位和效力是否可进一步明确。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5年的各期中，在报道有关案件的事实和判决后，最后声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依照《法院组织法》第11条：款规定，在总结审判经验时认为，该案判决“可供各级人民法院借鉴”。但在以后的《公报》中，上述声明已没有。不知这一改变有什么意义。更重要的是，判例的法律效力应当明确。再有，笔者在本文所称的“判例”，在《公报》中称为“案例”。在我国，“判例”与“案例”二词，有时是可以通用的。但也应注意，作为最高审判机关公布的法院典型性判决而论，“判例”的称呼要比“案例”为合适。顾名思义，判例重点在于判决，“案例”在于案件。对法学家的研究来说，主要是对某个具体案件怎样判决的研究、分析和评价。还有，在讲判例（或案例）时，还应注意它是权威性的还是也可有民间性的。目前，对研究所、学校或出版单位所发行的判例（或案例）的性质，也应由有关部门加以界定。 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判例”（或案例）是否有约束自身的效力（至少是某种意义上的约束力）。就实行判例法制度的英美两国而论，在这一问题上有所不同。在英国，上议院的判决对其他法院均有约束力。1966年以前，它对上议院本身也有约束力，仅国会立法才能改变上议院的错误判决。但1966年上议院又确立一个新的原则：“在以前判决具有约束力的同时，如看来合适的话，可离开以前判决。”①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很少发生。美国有所不同，美国最高法院并不轻易推翻自己的判决，但历史也表明，它曾多次推翻自己的前例，尤其在确定立法是否违宪上更是如此。 当然，我国政治与法律制度同英美等国有原则区别。但对判例的效力，包括对法院本身的效力到底如何这一点，还是应认真考虑的。 ①《比较法总论》，北大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465页。 ②《当代中国的判例——一个比较法研究》，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1期第32一36页。 ①R. Sacco， LegaI Formants ：A DynamicApproach To Comparative Law， in Americai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1991） vo1．39，p．26。 ②T. Koopmans， The Birth of European Law At The Cross Roads of LegaI Traditiorts 1n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1991） vol.39, pp．495一496。 ③M.A. G1endon & others， Comparative LegaI Traditions， （1985）．pp.597一598． ①转引自E.Bodhemier，Jurisprudence（1974）pp．428一429.

中国法学论文篇5

一、引论 如果我们要确定当代中国法律实践中最具总括性、涵盖性的时代主题，那么法律发展问题无疑最有资格称作这种主题。法律发展问题因当代中国的两个基本现实而突显其意义的重要性和解决的迫切性；一方面，10年“文化大革命”几乎摧毁了建国之初建立起来的本来就很不坚实的法制基础，另一方面，以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为方向的社会改革又急需与之配套的完善的法律体系。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法律发展问题当然也就成了正在不断加强自身理论建设的中国法学所深为关注并大量研究的实践主题。 本文无意于分析当代中国法学的法律发展问题上的各种具体的研究成果，而只打算探讨当代中国法律发展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基本思路，即当今中国法学界在法律发展研究中的两种主要的范式：现代化范式和本土化范式。本文从七个方面对现代化范式与本土化范式进行比较分析。 二、法律的定义：一元论——多元论 现代化范式与本土化范式在法律观上的根本分歧表现在对法律概念的不同界定上。现代化范式从政治学的角度界定法律，强调法律与国家的必然联系，认为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则，坚持一元论的法律观。而本土化范式则从社会学的角度界定法律，强调法律是在社会生活中实际起作用的规则，认为法律不仅仅是指国家法，还包括民间通行的规则（民间法），因而持多元论的法律观。 现代化论者的法律一元论完全建立在对现代法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无论是走在现代化前列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后来陆续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第三世界国家，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现代法的产生从一开始就是同一过程的两个相互支持、相互制约的不同方面。一方面，现代民族国家创造了制定、适用和执行法律的政治权力体系，将反映现代社会生活需要的社会规则确认为国家法律，并以组织化的国家权力保证其实施。另一方面，现代法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和运作规则，强化了国家的权力及其功能。统一的普遍的、理性的现代法取代各种地方的、民间的、传统的习俗或规则的过程，同时也是民族国家取代地方的、民间的、传统的权威的过程。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现代化范式强调法律与国家的必然联系，并以国家为中心来观察法律现象，认为法律乃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规则。 这种一元论法律观决定了现代化论者的研究兴趣主要在国家法或正式法。他们所关心的法律发展问题主要是国家法或正式法的发展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如国家的政治法律体制、立法、行政执法、司法、法律监督等问题。这种一元论法律观也决定了现代化论者的理论思维必然是国家中心主义。现代化论者往往以国家或国家法为中心来观察、分析法律发展问题。在现代化范式看来，各种地方的、民间的、传统的习俗与规则是旧的、落后的，必将为新的、先进的、现代的规则所取代。法制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国家所确立的现代法取代各种地方的、民间的、传统的习俗与规则的过程，法治就是国家所确立的现代法一统天下的局面。由于国家法被认为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因而国家法在自上而下推行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问题，如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犯罪，往往被归结为旧的、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与思想观念的影响。要解决这些问题，一个重要的措施是自上而下地在全社会进行普法宣传教育，弘扬现代民主法治精神，使人们抛弃传统的思想观念，转而接受国家法所代表的现代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 本土化范式所坚持的法律多元论（又称法律多元主义）观念始于人类学的研究，特别是西方人类学者对非洲和拉丁美洲殖民地社会中部落、乡村的文化和法律的考察。这些人类学家逐渐发现，在殖民地社会存在着多种文化以及相应的多元法律体系共存的状态，即所谓法律多元的状态。一方面，西方殖民者带来了现代西方的文化和法律制度，另一方面，殖民地人民并未完全接受强加给他们的文化和法律，在很多地方和很多情况下，他们仍习惯于按本地法行事。后来，法律人类学者、法律社会学者进一步发现，法律多元的状况不仅仅在殖民地社会存在，而是在所有社会、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都普遍存在。显然，法律多元主义是从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的角度来理解法，认为真正的法是在人们的生活中起作用并被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规范与秩序，社会生活的秩序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而且也不应当仅仅是由国家制定的法律构成。因此，法律多元主义实际上扩大了法的概念的范围。 本土化论者非常重视法律多元论的学术和实践意义，认为这一观念有助于打破以国家制定法为中心的法律观念和世界单线进化的观念，并以此来研究中国的二元法律 格局，论证法律二元格局存在的必然性与长期性，而不是象现代化论者那样主张以现代的方面去取代传统的一面，以实现法律的一元格局。当然，他们所谈的法律二元格局与现代化论者的角度略有不同，即他们主要不是谈传统法与现代法的关系，而是谈更多包含传统因素的民间法与更多包含外来因素与现代因素的国家制定法的关系。“由于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模式，中国当代国家制定法的基本框架以及许多细节，更多的是依据近代以来从西方输入进（原文为”近“，似为打印错误）来的观念，更多的是借鉴了西方的法制模式；但在中国广大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受之制约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却还是比较传统的，人们所惯以借助的民间法更多是传统的，尽管这种状况已经并仍在发生变化。这意味着当代中国的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之间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必定会发生冲突。但作为一种短期内已无法消除的现实，这两者必定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同时存在。”本土化论者更为强调民间法的意义，并强调民间法与国家法的适当妥协、合作。“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的相互沟通、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妥协和合作将是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否则，“结果只能是强化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之间的文化阻隔，造成两败俱伤”。（注：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66、71、 7、268—291、19、21、6—22页。） 从法律多元论出发，本土化范式对国家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法律变形、法律规避及违法犯罪的现象，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现代化范式的解释。本土化论者指出，民众规避乃至违反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行为，并不简单是民众愚昧无知或不懂法所致，而可能主要是中国社会中多种知识和多重秩序并存的法律多元格局所致。国家正式法建立在一种本土之外的知识传统之上，其所代表的是一套中国民众所不熟悉的知识和规则。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与中国社会生活的逻辑并不一致，也很难满足当事人的要求。结果，人们往往规避法律，或者干脆按民间习俗办事，而不管是否合法。民间的规范和秩序并不因为是传统的就一定是落后的、无益的和不合理的，相反，它们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提供了一套使得社区生活得以正常进行的框架。人们之所以尊奉这些长期存在的规范，是因为它们具有根植于社区生活的合理性，为社区成员带来的好处更多于其害处。法律规避完全有可能是当事人作出的合乎民间情理的、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甚至可能是在明知国家所提供的正式法律保护或制裁的基础上作出的理性选择。 在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之间，本土化论者更强调后者，强调前者向后者的适当妥协。他们指出，法治的唯一源泉和真正基础只能是社会生活本身，而不是国家。我们即使承认制定法及其相伴随的国家机构活动是现代社会之必须，也不能误以为现代法治必定要或总是要以制定法为中心。社会中的习惯、道德、惯例、风俗等从来都是一个社会的秩序和制度的一部分，因此也是其法治的构成部分，并且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任何正式制度的设计和安排，都不能不考虑这些非正式的制度。如果没有内生于社会生活的自发秩序，没有这些非正式制度的支撑和配合，国家的正式制度也就缺乏坚实的基础，甚至难以形成合理的、得到普遍和长期认可的正当秩序。虽然国家可以通过立法来建立某种秩序，但这种秩序只能建立在国家强制力的基础上，与社会缺乏内在的亲和性，无法形成和发展为人们偏好的、有效的秩序，也缺乏自我再生产、扩展和自我调整的强大动力。（注：苏力：《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和法治》，《法学研究》 1998年第1期。） 三、法律的功能：积极论——消极论 在如何看待法律功能的问题上，现代化范式与本土化范式的分歧在于，法律仅仅是维护既定秩序的力量，还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工具。现代化范式认为，法律不仅是维护既定秩序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工具，这是法律功能问题上的积极论。本土化范式认为，法律的主要功能是维护既定的社会秩序，而不在于变革。这是法律功能问题上的消极论。 在现代化论者看来，现代法与传统法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传统法来自于历史、传统与习俗，而现代法是立法者有意识地制定的理性的规则，是立法者实现各种社会目的的工具。也就是说，现代法的作用不仅是确认和维护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更主要的是塑造和建构理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因此，现代法不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工具，也是实现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重要手段，具有积极地、能动地变革社会秩序的功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统治社会的精英集团往往通过法律的制定与实施来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变革与发展的目 标。下列三种观点属于典型的积极论法律功能观： 一是法律先导论，即主张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应当以法律为先导。这种观点认为，在法治社会中，社会的变革始终以法律为先导，社会变革的要求、观念首先通过法律的途径转换为社会现实，法律在社会发展中保持着排头兵的作用。（注：参见蒋立山：《法官??法律??社会》，《中外法学》1994年第1期。）正是基于这种思路，相当多的人都主张，由国家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创设一整套现代法律制度，从而指导人们对社会各领域进行系统的、彻底的、深刻的变革。国家的立法应具有超前性，至少要与改革同步，以引导、保障和推进改革。 二是法律干预论，即强调以法律为手段干预或解决社会问题。持这种观点的人寄望于法律手段来解决当前诸多的社会问题，而不管法律干预是否适当和有效。在学者的著作、文章中，在人大、政协和党政机关的提案、意见中，建议或呼吁立法之声此起彼伏。似乎只要某某法一制定，并且执行得力，合法的利益就能得到有效保护，非法的行为就能得到有力遏制，社会就能进入良性循环的有序状态。 三是法律主导论，即强调法律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至上权威，在社会规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按照这种观点，现代社会是由法律主治的社会，现代社会秩序是以法律秩序为基础的一元化的社会秩序。以这种观点去透视、解读现代社会生活，必然得出现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必须法制化或法治化的结论。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法制）经济，现代民主政治是法治（法制）政治，甚至于现代精神文明也是以法治为基础的精神文明。这样，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的发展，都离不开法制的引导、保障和推动。 本土化论者反对法学界盛行的这种积极论法律功能观，主张重新理解法律的功能。“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法律，我们可以发现，法律的主要功能也许并不在于变革，而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大致可以确定的行为预期，以便利人们的相互交往和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法律从来都是社会中一种比较保守的力量，而不是一种变革的力量。”（注：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64、66、71、7、268—291、19、21、6—22页。）法律总是同秩序联系在一起，但是，法律本身并不能创造秩序，而是秩序创造法律。现代化范式将法律视为是建立一个未来理想社会的工具，过分强调法律对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塑造作用，具有明显的“唯意志论”倾向。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可以按照某种意志随意塑造。 在本土化范式看来，大量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样一点，即政府运用强制力规制经济和社会的法制建设模式并不总是成功的；相反，一些初看起来并不激烈的、甚至保守的法律制度变革却获得了成功。对于社会来说，频繁的变法不仅会打乱旧的秩序，甚至会打乱在现代化进程中可能正在形成和生长着的回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规则，使社会生活无法形成秩序；对于个人来说，频繁的变法会破坏人们基于对昨天的记忆而建立起来的预期，使人们感到不安和急躁。“对于生活在变革时期的一个个具体的、生命有限的个人来说，他们的感受往往是，频繁的变法不是在建立秩序，而往往是在破坏秩序：频繁的变法不是在建立法治，而是在摧毁法治。”（注：苏力：《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和法治》，《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 四、法律发展的历史观：现代化——平面化 法律将按照什么样的历史轨迹发展，这无疑是法律发展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而法律的发展史观与社会的发展史观又是密切联系的，解释近现代历史发展的流行的理论是现代化理论。现代化范式吸取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历史观，认为法律发展的过程就是法律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传统法律向现代法律转化的过程。而本土化范式则从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出发，反对从传统到现代的单线发展观，而强调传统与现代的平面化共存。 现代化理论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与现代社会阶段，并将世界的近现代发展史理解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进化或转型的历史，认为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乃是社会发展之必然而又合理的趋势。根据这种历史观，现代化论者认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或变迁乃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转变的历史嬗变过程，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社会的发展变化必然带来法制的相应变化。伴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国法制也同样发生了从传统型法制向现代型法制的历史转变。这个转变过程也就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过程。（注：公丕祥先生对这种现代化历史观有过反复的阐述，并对法制现 代化的基本性质和特征作了具体的解释，参见公丕祥：《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概念分析工具》，《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法制现代化的概念构架》，《法律科学》1998年第4期。）具体来说，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在经济上的特征就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转变，在政治上的特征就是由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在法制上的特征就是由人治型法制向法治型法制的转变。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集权政治与民主政治、人治与法治，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分别构成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法制结构的基本内容。（注：参见公丕祥、夏锦文：《历史与现实：中国法制现代化及其意义》，《法学家》1997年第4 期。） 按照上述理解，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是两种异质的、甚至对立的社会类型，传统法制与现代法制亦是异质的、甚至对立的法制类型。虽然现代化论者从历史连续性观点出发一般都承认传统法制与现代法制的一定联系，但认为二者在根本上是判然有别的或格格不入的。虽然现代化论者强调要继承和挖掘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遗产，但他们从整体上对传统法律文化持批判和否定的立场。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不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因此至少从整体上说是必须抛弃的、不能继承的，能借鉴和继承的只能是某些具体的、个别的做法和观点。 在这种传统——现代对立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下，现代化论者不断设定乃至制造出传统法与现代法对立的各种具体形式。譬如，有的学者从法的价值取向角度，将传统法制与现代法制的差异概括为 11对方式变项：人治与法治，强制与自由，专制与民主，特权与平等，义务与权力，一元与多元，依附与独立，集权与分权，社会与个体，他律与自律，封闭与开放。（注：公丕祥先生对这种现代化历史观有过反复的阐述，并对法制现代化的基本性质和特征作了具体的解释，参见公丕祥：《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概念分析工具》，《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法制现代化的概念构架》，《法律科学》1998年第4期。）有些学者从法律与权力的关系角度，认为传统社会是权力至上，权力支配法律，法律是权力的工具；现代法治社会是法律至上，法律支配权力，权力来源于、受制于法律。（注：蔡定剑：《论法律支配权力》，《中外法学》1998年第2期。）有些学者从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角度，认为传统社会的法是义务本位法，现代社会的法是权利本位法。有些学者从权力与权利的关系角度，认为传统社会是权力本位社会，权力支配权利，现代社会是权利本位社会，权利制约权力。有些学者从公法与私法划分的角度，认为传统社会是公法优位主义，现代社会是私法优位主义，（注：梁慧星：《市场经济与法制现代化 ——座谈会发言摘要》，《法学研究》1992年第6期。）或认为传统社会的法律文化是公法文化，现代社会的法律文化是私法文化，法律现代化即从公法文化向私法文化的嬗变过程。（注：周永坤：《超越自我——法律现代化与法文化的转型》，《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有些学者从梅因的“从身份到契约”公式出发，把社会区分为身分社会与契约社会，认为从身份到契约就是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团体（家庭）本位到个人本位，从人治到法治。（注：邱本等：《从身份到契约》，《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有的学者从法律与伦理的角度，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礼俗社会，其民族精神是伦理精神；现代社会是法理社会，其民族精神是法理精神。（注：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有的学者从国家与社会角度，认为传统的人治社会是国家优位主义的社会，现代法治社会是社会优位主义的社会。（注：周永坤：《社会优位理念与法治国家》，《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有的学者从个人与集体的角度，认为传统的自然经济是集体本位，现代市场经济是个人本位。（注：张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的个人权利本位》，《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3期。） 现代化论者承认当前中国的法律现实是传统与现代并存的二元法律格局，但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过渡性的、不利的状态，必须尽快采取措施结束这种状态，实现法律从传统向现代的彻底的转化。“如果我们承认二元结构是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一个现实，二元结构的存在是中国走向法治的最大障碍，那么，要实现中国法制现代化，其出路就是：打破二元文化格局，寻求法律文化结构的内部协调，实现文化整合；中国法制建设的战略选择就应是：……高度重视公民的法律文化心理和法律价值观的培养，使其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使观念性法律文化与制度 性法律文化相协调”。（注：刘作翔：《法律文化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页。）“这种二元结构式的法律秩序状态不应当长时间地持续下去，而应当通过法制改革来促进人治型统治体系向法治型统治体系的尽快转化，避免和减少二元法律秩序结构给社会稳定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注：参见公丕祥、夏锦文：《历史与现实：中国法制现代化及其意义》，《法学家》1997年第4期。）因此，他们对待二元法律格局的基本立场是，以现代的方面同化或取代传统的方面，实现现代法一统天下的一元法律格局。 后现代主义反对因果化、时代化的历史观。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这种历史观把历史设想为按照某种模式或规律单线发展的过程，设想为由某些连续递进的时代构成的统一整体。后现代主义认为，这种历史观不过是理性主义的构造，历史从来都不是单线发展的，历史也不存在那种本来仅仅作为便利分析工具的古代、近代、现代之时代划分。历史的发展过程充满了变异、断裂、错位和偶然性，生活世界以它自身的丰富性和众多的可能性而呈现着，历史并不存在着一种必然性、整体性和终极目的。本土化论者正是从这种历史观出发反对“传统与现代”的简单的二分法，而认为传统与现代往往是平面化的交错共存。同一个人、同一学科或设置在某些方面可以是传统的，在某些方面可以是现代的，在另外一些方面还可以是后现代的。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的人并非都生活于或即将生活于同样的“现代”，许多人实际上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人们看的似乎是同一个东西，但看到的却又不是一个东西，因为他们所理解的意义很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注：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66、71、7、268—291 、19、21、6—22页。）因此，不同的知识、思想、制度需要的是互相理解、沟通和共存，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制、曲解和征服。 他们也反对把传统与现代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传统的东西并不一定就落后，传统的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并非“现代性”的简单对立物，相反，它们可能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相当积极的作用。人们所见的中国历史不是与“现代社会”截然对立的“传统社会”，而是一个孕育了新社会萌芽的温床。农村经济改革中的许多“创新”与“创举”（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是国家的发明创造，而是传统的乡土社会经济模式的某种延伸、变形和改造。因此，在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并不简单地在价值上评判谁优谁劣，或在时序上断言谁将取代谁。法律的发展并非是现代法取代传统法，而往往是传统法与现代法以越来越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平面化的交错共存。 五、法律发展的途径：建构论——进化论 在社会发展的途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基本思路：一种是建构论，即主张以人的理性认识为基础，摧毁旧事物、旧秩序，建构新事物、新秩序。简单地说，就是破旧立新。持有理性主义——激进主义立场的思想家或政治家往往赞成这种思路。一种是进化论，即主张从旧事物、旧秩序中演化出新事物、新秩序。简单地说，就是推陈出新。持有历史主义——保守主义立场的思想家或政治家往往赞成这种思路。在法律发展的途径问题上，现代化范式倾向于建构论，本土化范式倾向于进化论。 伴随近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而兴起的理性主义思潮表现出强烈的建构论倾向。理性主义者高度肯定与推崇人类理性的力量。他们相信，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去发现自然界的运动规律，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并凭借这些理性认识建构一个更加符合自己需要的理想社会。因此，理性主义者在政治上往往是激进主义者。在他们的眼中，历史传统是旧的东西，是建构理想社会的绊脚石。因此，在社会发展途径问题上，他们往往主张进行激进的改革乃至革命，摧毁旧制度、旧秩序，创造新制度、新秩序。与理性主义思潮针锋相对的保守主义则坚持进化论的立场。保守主义者并不否定人类理性的力量，但他们强调人的理性能力是有局限的，也是有缺陷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通晓一切，或是把握终极真理。社会的制度和秩序不是由任何人设计出来的，而是以一种演化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因此，他们反对按照个别人或少数人的理论或理想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或激进的革命，而主张从传统的制度和秩序中演化出新制度和新秩序。保守主义者极为强调传统的意义。在他们看来，传统是千百年来人们的理性、智慧和经验的历史积累，比建立在纯粹的理性和抽象的推理基础之上的事物更具可靠性、可行性。 现代化范式深受理性主义的建构论的影响。在现代化论者看来，古代所形成的法律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 上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障碍，顶多也只是一个在建构理想的法治大厦时可以利用的废旧物品储存库。现代化论者在对传统持否定态度的同时，热衷于设计理想的法治国家。什么是法治或法治国家，中国怎样建设法治国家，是他们最为关切的问题。虽然不同的学者对法治的解释和对法治模式的设计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但基本观点大同小异。这些设计完全基于理性人——抽去了历史、民族、文化属性而只考虑功利的人——的立场，力图描绘出一幅最合理的法治图景，因而具有强烈的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色彩，而没有充分尊重与体现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文化与传统。在法律发展的途径上，他们往往强调法制的变革与创新。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无法转化或生长出能够与现代高度复杂的市场经济、发达的民主政治和全球性国际交往相适应的现代化的法制。因此，他们主张通过移植等方式，创立一个全新的、完善的现代法律体系。 本土化范式承袭了保守主义的进化论立场。本土化论者强调人的有限理性。任何一个社会中的现代法治的形成及其运作都需要大量的、近乎无限的知识，包括具体的、地方性知识。试图以人的有限理性来规划构造这样一个法治体系是完全不可能的，任何一个法治建设的规划也不可能穷尽社会中法律活动的全部信息或知识。因此，我们不可能仅仅依据我们心目中的理想模式或现有的理论来规划建立一个有效运作的现代法治。事实上不可能有先验确定的中国法治之路。“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依靠中国人民的实践，而不仅仅是几位熟悉法律理论或外国法律的学者、专家的设计和规划，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中国人将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运用他们的理性，寻求能够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解决各种纠纷和冲突的办法，并在此基础上在人们的互动中（即相互调整和适应）逐步形成一套与他们的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规则体系。”（注：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66、 71、7、268—291、19、21、6—22页。）本土化论者反对理性的建构与规划，而较为强调传统的转换、再生与再造。他们认为，在农村经济改革中出现的许多制度创新，并不是国家的发明创造，而是传统的乡土社会经济模式的某种延伸、变形和改造。比如，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经营形式，多种经营的生产方式，满足农村商业需求的集市贸易，以家庭联系为纽带的合作方式，土地制度中的承包和转包，以及多种形式的民间互助和民间借贷等，都具有相当久远的历史渊源。改革中出现的传统经济形式，如家户经营等，并不是对旧事物的简单复归，而已经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创新。（注：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载《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1页。） 六、法律的知识论：普适性知识——地方性知识 如果从广义的知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来分析，法律制度、法律观念均可视作人们关于法律的知识。某一特定社会中所形成的法律知识，仅仅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还是同时也是普适性知识，这是现代化范式与本土化范式在法律知识论问题上的分歧之所在。现代化范式强调法律知识具有普适性，而本土化范式则强调法律知识具有地方性。 现代化论者承认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法律各有其特殊性，但同时也认为世界法律文明中存在着某些共同的、普遍适用的法律规则、原则和精神。这些共同的法律要素能够为国际社会所认同，并且会体现在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中。法律之所以具有普适性，这是因为人们虽然生活于不同的国度或地区，但具有人之为人的诸多共同属性与特质，同时又面临着生存与发展方面的诸多共同问题。这样，不同国家或民族所创造的法律文明之间必然具有共同性或相通性，可以相互吸取和移植。特别是在当今社会，随着经济、政治、文化交往的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剧，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已经相当密切，很多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的法律越来越相互融汇和接近。有人称这一发展趋势为“法律趋同”。（注：参见李双元等：《法律趋同化问题之研究》，载《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3期。）从普适性知识论出发，现代化论者强调我们可以大量借鉴国外先进的法学理论研究成果来推动中国法学的发展，可以大量移植国外先进的法律制度来加快中国法律的发展。 针对现代化范式的观点，本土化论者强调法律是地方性知识。这里所说的“地方”，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概念，而是说法律总是一定时间、一定地点、一定人群、一定文化中的法律。也就是说，法律是由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场合 ，基于不同的看法、想象、信仰、好恶和偏见而创造出来的，表达了不同的文化选择和意向。世界上并不存在一套抽象的、无背景的、普遍适用的法律。这样，从认识上说，只有从地方化的语境或文化背景中，我们才能获得对法律之意义的深刻而真实的理解。从实践上说，不同民族、地域的法律相互移植和借鉴的可能性与意义极为有限。本土化论者指责现代化论者从普适性知识论出发，把西方的法律概念、理论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把西方的法律规则或制度视为世界普遍适用的通则。前者试图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变成某一种或某几种西方理论的注脚，后者试图把中国社会推上西方法制这张“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 七、法律发展的主体：政府推进论——民众主导论 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化的二元社会格局下，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和追求私人利益的民众无疑是法律发展的两种基本力量。现代化范式与本土化范式的分歧在于何种力量在法律发展进程中起主导作用。现代化范式从法律一元论和建构论的立场出发，强调政府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而本土化范式则从法律多元论和进化论的立场出发，强调民众在法律发展进程中的主导作用。 现代化论者希冀依靠国家的力量来推进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主张权威主义的“政府推进型”法制现代化。他们认为，从世界历史进程看，有两种类型的法制现代化，一种是早期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然演进型或社会演进型的法制现代化，另一种是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在进行的政府主导型或政府推进型的法制现代化。（注：参见蒋立山：《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特征分析》，载《中外法学》1995年第4 期。）中国属于后一种类型。诚然，不断成长、日益壮大的现代市民社会能够为现代法制的形成提供可靠的社会基础；但是，仅仅依靠市民社会的自发机制还远远不能满足现代法律生长的现实需要。拥有强有力的现代国家能力和现代政府系统，是那些原先不发达的国家（尤其在东方）迅速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当代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东方大国，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的存在，需要依靠一个现代的、理性化的、法制化的政治架构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律发展走向的时代责任。（注：参见公丕祥、夏锦文：《历史与现实：中国法制现代化及其意义》，《法学家》1997年第4期。）根据现代化论者的分析，政府在法制现代化中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观念启蒙作用，即通过开展大规模的、全民性的法律启蒙教育和法律知识普及工作，通过大力宏扬和传播现代的民主法治精神与价值观念，增强全社会的法制观念，更新全民族的法律意识；二是总体设计作用，即对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和实施方略作出宏观决策和总体设计，自上而下地领导和推动法制现代化运动；三是法制创新作用，即通过总结本国实践经验和大量移植国外的法律制度，创设一个现代化的、完善的法律体系，实现法律制度的完全创新；四是实施保障作用，即通过改革行政与司法体制，加强法制队伍建设等措施，保障法律的实施和法制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注：参见蒋立山：《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特征分析》，《中外法学》1995年第4期；《中国法制（法治）改革的基本框架与实施步骤》，《中外法学》1995年第6期；《中国法制改革和法治化过程研究》， 《中外法学》1997年第6期；《中国法治道路问题讨论》（上、下），《中外法学》1998年第3、4期。） 本土化论者对政府推进论提出批评，指出现代化论者希冀以国家强制力为支撑通过加强立法来人为地、有计划地创造一种社会秩序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尽管现代社会中的法治已经与国家权力不可分离，但法治不可能依靠国家创造出来，也不应当依靠国家创造出来。知识是地方性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任何法制建设的规划都不可能穷尽关于一个社会中法律活动的全部信息或知识，也无法对社会中变动不居的现象作出有效的反应。无论立法者有何等的智慧或者法律专家有何等渊博的知识，也不论他们可能是怎样地不讲私利，他们都不可能对中国这个特定社会中的秩序的形成、构成要件及复杂的因果关系有完全的、透彻的并且预先的了解。他们所拥有的知识是历史上或外国的已经或多或少一般化了的知识，而不可能成为完全适合于当今中国法治建设的操作指南。依靠国家权力变法，推进现代化，可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强化国家权力，使法律成为国家权力的工具，而不是象现代化论者所期望的那样使法律有效约束国家权力。 本土化论者提出了“民众主导”的法律发展模式。人类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并不 是人们设计的结果，而是人们行动的结果。秩序的真正形成是整个民族的事业，必须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通过反复博奕而发生的合作中产生，因此它必定是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强调民众的主导作用，也就是尊崇人民的创造力。“我们切不可在赞美民主的同时又鄙视、轻视中国民众以他们的实践而体现出来的创造力，不可高歌平等的同时又把中国人（包括古人）的实践智慧和理性视为糟粕。”（注：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66、71、7、268—291、 19、21、6—22页。）从实践来看，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最重要的、最成功的制度和法律变革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兴起的，那些比较成功的法律大都不过是对这种创新的承认、概括和总结。相反，一些精心策划、设计的立法或复制外国的立法很少获得重大成功，一些曾被某些法学家寄予厚望的立法甚至还没有得到全面实施就不得不重新修改。 八、法律发展的资源：外来资源论——本土资源论 任何新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是凭空产生出来的，而总是或多或少来自于已有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这样，本国或他国已有的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就构成了法律发展过程中可以利用的制度资源。在法律发展的资源问题上，现代化范式与本土化范式虽然都认为对本国的制度资源和外国的制度资源都应利用，但二者所强调的制度资源并不一样。现代化范式更为强调外来资源，即强调移植国外先进的法律制度。而本土化范式则更为强调本土资源，即强调利用本土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 现代化论者从功能主义的逻辑出发，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建立在自然经济、专制政治和宗法家族文化的基础之上，因而不可能为发展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相适应的现代化法制提供充分的制度资源。从法律普适论的立场出发，现代化论者主张借鉴或移植外国的法律制度，充分利用外来资源，解决本土资源不足的问题。因为“中国是一个无市场经济传统的国度，中国的法制史对今日中国建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无以提供有力的支持，这决定了当今的中国立法不是对传统与现实习惯的总结与提炼，而是理性建构的‘制度化’过程。理性建构的内容或来源于立法主体的创造，或来源于他国经验的摹仿，而在发展中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创造往往是微小的，摹仿则是主要的，日本、台湾、新加坡及韩国的历史皆是如此。”（注：王涌：《社会法学与当代中国法的理念与实践》，《中外法学》1996年第1期。）走在现代化前列的西方国家创造了一整套现代法律制度，因此我们移植的对象主要是西方的法律制度。“世界各国的法制现代化都必定要包含的市场经济、民法、民法观念（自由、平等、权利神圣）三大要素，它们是由西方民族率先确立的，是西方人民奉献给整个人类的文明成果。所以，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和民族都无法拒绝这一文明成果，法制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为移植西方法律也应势所必然。”（注：见郝铁川：《中国法制现代化与移植西方法律》，《法学》1993年第9期。） 现代化论者还从多方面为进行法律移植或者说利用外来资源作了具体论证。首先，法律移植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这是一条在论证法律移植之必要性时被使用得最多、也被认为最有力的理由。市场经济具有同构性。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会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但它运行的基本规律，如价值规律、供求规律、优胜劣汰的规律是相同的，资源配置的效率原则、公正原则、诚信原则等也是相同的。这就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建构自己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过程中必须而且有可能吸收和采纳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注：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212页；另见刘少荣、操敬德：《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与法律移植之思考》，《法商研究》1995年第2期。）“凡是现代法律中已有的，反映现代化市场经济共同规律的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各国成功的立法经验和判例、学说、行之有效的新成果，都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不必另起炉灶，自搞一套，人为地设置藩篱和障碍。”（注：王家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问题》，载《中共中央法制讲座汇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0页。）其次，法律移植是世界法律发展的普遍趋势。“自从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现代世界各国法律制度都不是封闭地、不与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交往而自我发展的。……当代世界法律制度中，法律移植不仅发生在同一法律集团（无论指法的历史类型还是法系）内部，而且在大的法律集团之间也发生相互吸收、借鉴的现象。比如，所谓西方两大法系之间趋同就是这一现象的反映。 在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律制度之间相互借鉴、利用对方的某些制度、规则、经验的现象也是人所共知的。 ”（注：孙国华主编：《法理学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页。）其三，法律移植有助于加快法律现代化进程。对于法律制度仍处于传统型和落后状态的国家来说，要加速法制现代化进程，必须大量移植发达国家的法律，尤其对于发达国家法律制度中反映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共同需要的客观规律和时代精神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要大胆吸纳，切莫把自己封闭起来，对发达国家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积累的法制文明成果置之不理，一切从头做起，或者故意另起炉灶，那只能在发达国家的后面爬行，只能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延缓本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以至丧失法制现代化的机会。其四，法律移植是对外开放的需要。一个国家要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就必然要使国内法与国际社会通行的法律和惯例接轨。（注：以上观点参见孙国华主编：《法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页；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页。）另外，法律移植有实验成本低、周期短、见效快的特点，有助于及时调整改革与发展所产生的新的社会关系，防止改革中出现法律滞后的现象，最大程度地参考国际惯例及各国普遍作法，避免国际间不必要的个性差异而人为地增加交易成本。（注：参见吕志强等：《中国经济特区法律移植研究》，《法律科学》1994年第6期。） 本土化论者从地方性知识的法律知识论立场出发，指出外来资源的有限意义，强调本土资源的主导地位。他们指出，外国的法治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启示和帮助，但这种启示和帮助是有限的，不可过高希望。首先，社会活动中所需的知识至少有很大部分是具体的和地方性的，因此，这些地方性知识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其次，外国的经验也不可能替代中国的经验。第三，由于种种文化和语言的原因，任何学者尽管试图客观传达外国法治经验，却又都不可避免地有意无意扭曲其试图作真实描述的东西。他们还从法律多元角度指出，在中国社会，特别在农村中，许多带有传统法律文化色彩的民间规范正组织着社会生活，调整着各种矛盾和冲突。这种民间规范和秩序是不可能仅仅以一套书本上的、外来的理念化的法条所能代替的。除非移植的法律能与这些本土规范相容，或提供某种功能上的替代品，否则，无论一个移植的法律在理论上是如何之好，都可能只是外生物而不能被接受。 本土化论者认为，中国的法治只能从中国的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来。“现代的作为一种制度的法治……不可能靠‘变法’或移植来建立，而必须从中国的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来。”何谓 “本土资源”？在他们看来，一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即活生生的、流动着的、在亿万中国人的生活中实际影响他们的行为的观念以及在行为中体现出来的模式；二是当代中国人的社会实践中已经形成或正在萌芽发展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如各种本土的习惯、惯例，这是更重要的本土资源。除了因为法律是地方性知识之外，从本土资源中演化出法治的重要性还在于，与外来的法律制度相比，从本土资源中产生的法律制度更容易获得人们的接受和认可，更易于贯彻实施，因而有利于减少国家强制力，减少社会的交易成本，建立比较稳定的社会预期。（注：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66、71、7、 268—291 、19、21、6—22页。） 九、总结 长期以来，我们受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总是习惯性地认为一个问题只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真理性认识。其他认识不是错误的认识，就是肤浅的认识。因此，在对待理论上的各种争论和分歧时，我们也总是习惯于用谁对谁错这种简单的标准来衡量。这种思维既不符合主体把握客观对象的认知规律，也不符合思想发展的历史规律。从认知规律来看，客观对象往往是内含多重要素和属性的复合结构体，而人们对客观对象的认识总是有视角和视域限制的，因此任何理论认识都不可能构成穷尽客观对象全部方面的终极真理。而且，任何理论都必须具有一定的逻辑自洽性和首尾一贯性，而客观对象往往呈现出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属性和规律，因此一种理论认识一般只能从某一或某些方面把握客观对象的属性和规律。从人类的思想发展史来看，思想史并不是某一代表绝对真理的思想的发展史，而是多种思想通过相互争鸣和影响而发展的历史。那种宣称某一思想为绝对真理而禁锢其他一切思想学说的时代，如西欧的中世纪、中国的秦代，恰恰是学术衰败、思想倒退的时期。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待各种理论争鸣不能简单地肯定一方 或简单地否定一方，而应当把握各方的基本立场和认知角度，区分各方在理论上、方法上的优势、长处和缺陷、弊端。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认为，现代化范式和本土化范式正是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来认识和把握极为复杂的中国法律发展问题，在理论和方法上各有优劣短长。从建设性的意义上说，这两种范式与其说是对立的，不如说是互补的。譬如，在法律发展的主体问题上，现代化范式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国家（或政府）在法律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本土化范式比较全面地揭示了社会（或民众）在法律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这两方面的合理性认识合在一起，我们就能比较清楚地了解国家（或政府）与社会（民众）这两种主体各自在法律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法学论文篇6

文学是人学，是研究人类心灵的历史。古代文学是与古人对话，古人的作品，尤其是诗文作品，往往是他们心灵的某种展露，知人论世，结合人物生平来解读作品，更能深切地体会作者的心境，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知人论世尤为重要。人诗互证或人文互证，无论对作家还是对作品的理解都将更为深入，会让学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以汪端为例。冠以才女之名，汪端的名字光芒四射，她写有《自然好学斋诗钞》，编有能与男性选家选本媲美的《明三十家诗选》，人们提到汪端时也多赞其诗才，但是，我们在读汪端诗歌之时，却发觉汪端诗中多用“影”“烟”，给人的感觉孤冷、缥缈，内心的孤独寂寞呼之欲出。当我们将汪端的生平与创作联系起来，把她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去体味她的喜怒哀乐，感受她的内心，就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汪端，我们会发现幸运的才女汪端在生活中的种种的不幸，亲情、爱情都是残缺的、不完整的。

从古代才女的角度，汪端是幸运的，蒋寅在《一代才女汪端》中说：“许多闺秀诗人、画家由此就被埋没了，只有少数人能幸免。清代中叶的女诗人汪端可以说是一个尤为幸运的才女。”［1］然而，外表的光环难掩内在的孤寂，从这个角度说，汪端又何其不幸。汪端得以嫁给颇有才名的陈裴之，“论者有金童玉女之目”［2］。然汪端诗歌中却不见有闺阁琴瑟和谐方面的诗。汪端诗歌题材多见拟古及咏史之作，最典型者为《张吴纪事诗》25首。汪端往往借咏史表达自己的伦理观念、历史评价，论古代才女也是重道德评价，她盛赞宋代节妇韩希孟而贬抑蔡文姬，称：“平生不诵胡笳曲，三复巴陵节妇诗。”（《论宫闺诗十三首和高湘筠女史》）［3］又论花蕊夫人云：“摩诃池上万花开，百首宫词绝世才。可惜当年艰一死，题诗甘入宋宫来。”（《论宫闺诗十三首和高湘筠女史》）这是对花蕊夫人屈节事宋的婉转批评。《自然好学斋诗钞》卷六《读十国春秋吊前蜀昭仪李舜弦》又以花蕊夫人来反衬李舜弦的忠贞。她的诗集中很少涉及自己的个人生活，论者以为脱去脂粉气，难能可贵。然女子写诗毫不涉及自己的生活是否本身就不太正常？同样为才女的李清照，其词作离不开自己的生活与感受，与汪端形成强烈对比。

联系汪端生平细节可知，汪端一生连连遭受失去亲人的打击，亲情的不足是造成她内心孤寂的一方面原因。汪端相关之生平事迹，可参见陈文述《孝慧汪宜人传》，此文八千余字，极为详赡。汪端生于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其父汪瑜(?—1809)，性宽厚，自号天潜，母梁应鋗，系出名门。汪端幼年早慧，七岁时即颂《春雪诗》，见者莫不惊赏，得名“小韫”；又聪颖强记，曾诵读木玄虚《海赋》、庾子山《哀江南赋》两遍，即默念不误一字，其资赋特异，又好学不倦。汪端八岁时，母亲去世，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汪端十六岁时，长兄初卒于四川军营，未几父亲也因伤痛过度而奄逝。汪端由姨母梁德绳教养。她嗜书如痴，父母见背之后，更终日独处一室，握唐人诗默诵，众人称其“书痴”。她涉猎甚广，尤精史学。姨父许宗彦与之论史，曾因辞屈而笑称其为“端老虎”。陈文述尝以僻典考之，皆能应答如流。汪端年幼即从高迈庵受学，焚膏继晷，孜孜矻矻，故于此间积累学力，奠基深厚。汪端对少女生活的回忆中，与姨丈读史论评的时光，最令她终生怀念。

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汪端年十七，归陈裴之，姨母谆谆教诲，以为虽有才名，仍应谨守妇德，善尽孝道。婚后的汪端果然恪守姨母教诲，孝道、妇德两不缺失。据陈文述言，汪端事亲至孝，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汪端姐姐汪筠殂谢，陈文述病重。时汪端年二十三，虔诚立誓焚香持斋四年，夫妻分房而居，以求佛佑，后陈病果然痊愈。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汪端因选著《明三十家诗选》，用功过度，竟得难寝之疾。汪端所生两子，长男孝如早夭，次男孝先体质羸弱，汪端忧子嗣不广，故遍访贤淑，为夫纳妾。虽为夫所坚拒，但汪端以繁衍嗣续，照顾长辈为由，访得王紫湘。王氏贤惠，端比拟为“朝云”，陈家香车宝马，载之以归，陈裴之特为她建别院，金屋藏娇，汪端则专心著述。其不妒之妇德，为时人叹赏。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汪端年三十四，陈裴之客死汉皋，年仅三十三，可谓英年早逝。子葆庸闻讯，哀恸逾常而成疾。面对夫亡子疾之痛，她遂师事道师闵小艮（公元1758-1836年），潜心修道。汪端卒于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12月18日，相传临终之际“语毕，白气蜿蜒作，旃檀香气，自卧家达于大门，经十三层屋而上升，乃瞑目不语，若入大定”［4］。

由以上生平可知，享年仅四十六岁的汪端，经受了丧母、丧兄、丧父、丧子、丧姊、丧夫的一连串打击，其内心的伤痛将何以堪。

汪端不仅缺失亲情，爱情也处于缺失状态。翻遍所有有关汪端生平的记载，对汪端的评价都是才女，有关汪端容貌的记载只字未见，这于常情不符。同样是才女的晚明女子叶小鸾，其母沈宛君为其作传，称其“修眉玉颊，丹唇皓齿，端鼻媚靥，明眸善睐，……比梅花觉梅花太瘦，比海棠觉海棠少清”［5］，极尽夸奖之能事，何以为汪端作传、作序之人皆不提及其容貌？只有一个可能，汪端相貌并不美，至少不是美女类型。所以单从外貌而言，汪端难以得到风流才子陈裴之的心。汪端夫陈裴之字孟楷，又字小云，生于书香门第，早年即有文名。汪端所津津乐道的夫妻之间的和美生活也只是“花落琴床春展卷，香温箫局夜谈诗”（《丙子孟陬上旬与小云夜坐以澄怀堂集自然好学斋诗互相商榷偶成二首》），他们是谈诗的伙伴，陈裴之所向往的绝对不是一个整天谈论学问的人，何况汪端的诗学风格与陈家并不合拍。陈裴之之父陈文述为人一向追慕袁枚，风流自赏，又有女弟子三十多人，当时拟为袁枚，陈裴之难免不受父亲影响，从其《香畹楼忆语》中自述“余取次花丛，屡为摩登所摄”［6］可见其风流生活之一斑。《自然好学斋诗钞》中有一诗题为《小云尝与余合选简斋心余瓯北三先生诗手录存行箧中今冬检理遗书偶见此本感题于后》，可见汪端曾与丈夫一起选性灵派诗，然考之汪端所编《明三十家诗选》，她对袁枚性灵的先行者明代公安三袁无甚好评，三袁诗不入选，且在凡例中称公安诗流于佻俗，批评之意至为明显。汪端论诗重人品、重雅正，以此推知，袁枚诗自不会入她法眼，所以如果她不假意应付，在谈诗方面与丈夫的共同语言也不会很多。读汪端的《自然好学斋诗钞》和《明三十家诗选》，感觉汪端是端庄的有德者，然缺少女子的细腻与柔情。有哪一个男子愿意每天回家闺阁中面对一位女先生？所以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为陈裴之父亲抱恙甚剧，夫妇祷于神前，誓愿持斋，“自此夫妇异处者四年”［7］。四年的分居生活虽出于孝心，难说这不是一个借口。汪端于是夜选明诗，得不寐之疾，自以体弱不任中馈为由为丈夫娶妾。陈裴之初以孝亲为由推脱，但首次见紫湘即“四目融视，不发一言”［8］，继则通媒妁之言，香车宝马，隆重娶回家。紫姬出身青楼，才貌双全，既满足陈裴之儒雅的需要，又满足他风流之需，于是陈裴之特在碧梧庭院筑香畹楼，金屋藏娇，对紫姬的欢喜之情毫不掩饰，他为紫姬赋国香词，一时领风流之殿。且说：“余素不工词，吹花嚼蕊，嗣作遂多。”［9］紫姬使他开了作词的先例，并一发不可收。此处透漏出，陈裴之与汪端夫妇几年并未以词唱和，汪端并未激发陈裴之为她写词的冲动，汪端处处以德要求自己，也不屑写词，与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相比自可见出汪端爱情生活的贫乏。论者皆赞汪端不妒，试想哪一个女子愿与别人分享丈夫？汪端所剩的只有大妇的空壳和有妇德的美名。汪端极为聪慧，她又怎会看不透这一点，能够维持陈裴之及全家的敬重即为目前最大的成功。陈裴之为紫姬所写首首情深意浓的情词不知汪端看后作何感想，她的诗中竟然未见丝毫透漏，为了生存，她在心中埋葬了一切，她内心的委屈将何以堪。

陈裴之去世后，能够保证她在家庭中地位的唯一的儿子孝先又惊悸失常，于是汪端只好取悦翁姑，由之前的不信教改为笃信道教，并在生活中运用她的聪明才智解决陈文述遇到的一些问题，成为陈文述的左膀右臂。

如此解读，我们对汪端的了解就更为全面，对汪端诗歌题材内容的形成原因了解也更为透彻。在古代文学教学中，运用知人论世法，不仅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所学内容，而且可以教给他们知人论世、人诗互证的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1］蒋寅.一代才女汪端［J］.文史知识，2000，（09）.

［2］［清］梁德绳.明三十家诗选序［清］.汪端.明三十家诗选·卷首［Z］.同治十二年蕴兰吟馆重刊本.

［3］［清］汪端.自然好学斋诗钞·卷三［M］.同治十三年刻本.

中国法学论文篇7

英国广播公司3月28日报道，原题：两年内中国将在科学领域超过美国 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这个国家正准备做一次“全球性卷土重来”。

研究报告描述了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传统主导国家所面临的挑战。1996年，美国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是中国的十多倍。到2008年，美国的科研论文总量只略微增加，达316317篇，中国则增长7倍多，达184080篇。

中国法学论文篇8

在高师院校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中，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为专业必修课，是中文专业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为学生提供了了解现代文学三十年来发生的文学现象及经典作家作品，而“鲁、郭、茅、巴、老、曹”这些经典作家即涵盖其内。学生熟悉掌握现代文学史及经典作家作品，不仅有助于积淀其人文修养，而且还可以为将来走上教学岗位的学生积累必要的现代文学基础知识。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授的质量及效率至关重要。就目前高校该课程的教学而言，基本上都是采用传统的讲授法进行教学，授课教师是课堂的绝对中心，教师在课堂中普遍进行的是填鸭式教学方式。这种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法，优点在于教师能完全掌握课堂教学的秩序，能够合理分配教学的重难点，不过此教学方式还有一个很大弊端，即是没有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没有让学生完全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所以，就教学效果而言，这种教学方式效率有限。针对目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普遍采用的传统教学方式，笔者认为可以采用其他教学方式，改变目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方式的困境。简言之，即是采用文学圈教学法，进行合理有序的应用。

一、文学圈教学法的内涵及实施方式

(一)文学圈教学法的概念及内涵

作为一种阅读教学方式，文学圈(LiteratureCir-cle)最早的发现者是美国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城的一名小学教师卡伦•史密斯，1982年，卡伦•史密斯一次偶然机会在教室内落下了一批阅读书目，这些书目遂引起了学生的兴趣，学生争相阅读，发表看法，甚至自发组成讨论小组，在以后的期末考试中，令人感到神奇的是这些学生的阅读成绩大幅度得到了提高。而卡伦•史密斯所教班级的这种阅读经验，被本校教师大力推广。卡伦•史密斯所发现的这种由学生自发组织的阅读活动便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文学圈的雏形。文学圈概念的正式提出要归功于美国学者哈维•丹尼尔斯，1994年，哈维•丹尼尔斯的巨著《文学圈: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室里的声音和选择》正式出版，在书中，作者详细地界定了文学圈的概念，其认为“文学圈是以合作学习理论为基础的暂时性的弹性阅读小组，小组成员自主选择并阅读同样的故事、诗歌、小说或其他文学作品，在完成独立阅读之后，小组共同决定要讨论的内容。成员根据自己在小组定的角色和职责为下一轮将要举行的讨论会做准备，按照各自分配的角色，设计阅读作业纸，准备讨论时的问题提纲。在讨论会上，成员根据自己先前准备好的问题提纲与教师和组内其他成员进行讨论，尽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各阅读小组完成一部书的讨论之后，成员会以恰当的方式，集中而创新地展示、交流作品中的精彩部分，这样有利于同更多的团体成员交流和共享阅读的快乐和惊喜。最后，完成讨论的小组之间进行必要的成员交换选择更多的阅读材料，组成新的文学圈，展开新的一轮阅读与讨论。”［1］(P51)从以上哈维•丹尼尔斯对文学圈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文学圈阅读法适合的最佳领域是阅读文学类课程，如小说、诗歌、散文等课程的教学应用。学生在诸如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作品自由阅读的过程中，独立产生对这些阅读材料的兴趣，然后自发与同学结成讨论小组，讨论交换自己的阅读心得。这种阅读方式有点类似于国内流行的班级读书会，不过，与班级读书会最大的不同在于，在文学圈阅读过程中，学生的自主性会得到更多的尊重，学生的个性也更易得到表现。

(二)文学圈教学法的实施程序

文学圈在最初雏形形成的过程中，学生对阅读材料的选择完全是随意和偶然性的，由于现实的教学过程中，一门课程的教学存有基本的大纲及重点。因此，如果完全让学生随性自主选择阅读材料，会导致阅读的分散及偏离。针对文学圈雏形的这种特点，哈维•丹尼尔斯在书中又针对性地加入了学习任务单，文学圈的这种阅读随意性问题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因此，成熟的文学圈教学过程中，课任教师亦扮演了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角色。其角色的最为重要的职责是任务单的设计。一般而言，一个完整的文学圈教学过程可以分成六大部分，即选择阅读材料篇目、形成不同阅读小组、设计小组阅读任务单、分角色完成阅读材料、教师总结评价、形成新的阅读小组。在这个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是阅读任务单的设计。在设计阅读任务单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阅读能力特点、兴趣爱好，甚至是性别差异，设计适合学生的阅读能力及兴趣的问题任务。任务单的问题要有开放性、延展性和思辨性，这些问题在课堂上讨论时，要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展开，并引起学生的辩论探讨。另外，文学圈教学法顺利实施的又一环节是教师的总结评价。在现实文学圈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现场教学进行的实际情况，可以在学生讨论完成之后进行现场总结评价，亦可以填写问卷表，以便在下一次文学圈教学活动开始时进行回顾和总结。每一次的文学圈教学活动要及时做好评价和总结，要肯定表扬学生的优点，亦要指出不足之处，这样学生才能在一次又一次的文学圈教学活动中得到脱胎换骨的提高。

二、文学圈教学法在现代文学课程中的实施

文学圈教学法的最佳实施领域是阅读教学，尤其是文学类课程的应用，在高师院校中文系课程设置中，几乎有一半课程是文学类课程，如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古代文学等等。因此，对这些课程进行文学圈教学方式是水到渠成的。

(一)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性质及特点

如前所提，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是高师院校中文系开设的专业必修课，一般开设两个学期。按照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实施方案来看，这门课程要求学生掌握现代文学发展三十年的基本文学史知识及经典作家代表作品。而作家代表作品的教学几乎占据了中国文学课程的大半壁江山。学生了解掌握了多少代表作家作品，实际上决定了这门课程的教学成败。以“鲁、郭、茅、巴、老、曹”为核心的现代文学巨匠代表作又几乎占了现代文学课程文学类作品的一半，这些作家作品内容涵盖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领域，学生对这些作家作品的掌握又是重中之重。因此，在实际的文学圈教学过程中有针对性地选择这些作家作品，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掌握现代文学课程的效率。

(二)文学圈教学法在现代文学课程中的案例分析

现代文学课任教师大都有这样的困惑，就是现在的学生不爱读作品或者说是根本不去读作品。这些学生为什么不爱读作品呢?客观方面来说，现代文学课程中有些作品由于年代社会背景的原因，比如鲁迅的杂文、郭沫若的戏剧等，必须结合时代背景来研读，这些学生由于自身的时代历史背景的积淀薄弱，不能融入作品，所以就有些抵触作品文本的评析。从主观上看，则是课任教师教学方法的生硬，也就是教师满堂灌一言堂的教学方式，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方式长久以来会让学生有些麻木，从而在课堂上与教师的教学节奏不相协调，这样的教学效果就有些差强人意了。下面笔者尝试以茅盾的短篇代表小说《春蚕》为例进行文学圈教学法的设计。1．《春蚕》内容简介及教学目标《春蚕》是茅盾的代表短篇小说。该作品创作于1932年，按照现行的文学史的界定，《春蚕》“通过描写30年代中日淞沪战役前后，江南农村蚕农老通宝一家的养蚕‘丰收成灾’的悲剧事实，形象地揭示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给中国农民带来的民族灾害;展示了中国商业资本家和官僚阶级由于转嫁危机与农民阶级形成的尖锐矛盾;同时勾勒了两代中国农民不同的思想与行为，预示着他们所走的不同道路”。［2］(P170)《春蚕》与叶紫的《丰收》、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是30年代描写“丰收成灾”的三部代表作。《春蚕》以现实主义写实的笔法描写了江南杭嘉湖蚕乡“蚕农”这个群体的悲惨生活，小说形象地塑造了以“老通宝”和“多多头”为代表的两代蚕农的形象。《春蚕》的教学目标在于要让学生明了为什么老通宝一家养蚕丰收成灾了;其次是掌握老通宝、多多头两代蚕农的性格差异;最后掌握小说的叙述特点。在以往的传统教学过程中，科任教师一般是以事件———人物———方法的方式，讲述作品背景、分析丰收成灾的原因、总结人物形象特征、最后是评价小说的写作方法。这种以教师为中心的讲授法，优点在于讲解思路很清楚，不过缺点是学生的参与感不强，对作品内容及人物的认识不够深刻。2．《春蚕》文学圈教学法应用流程按照上文所提文学圈教学过程的六大步骤，第一步是选择阅读材料即《春蚕》;第二步是形成阅读小组，笔者尝试以学号分配方式随机组合成不同的阅读小组;第三步是设计阅读任务单，此部分是关键。笔者主要列举以下问题:A．请详解《春蚕》丰收成灾的主客观原因?B．你认为老通宝借债买桑叶的细节是否真实?C．怎样评价《春蚕》中的日常生活细节描写?D．叙述老通宝与多多头的性格差异。E．《春蚕》叙述描写特点。F．《春蚕》的民间话语形态表现。此任务单要在教学前一周提前布置给学生准备，接下来就是《春蚕》课堂的正式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根据先前准备的任务单，在课堂上分小组自由讨论，教师扮演的角色是引导及聆听。讨论结束之后，进入第五个流程，即教师的总结评价。教师要根据学生在教学现场的表现，充分肯定学生对任务单的理解探讨。对于其在讨论过程中的一些不足提出改善，为进入下一个文学圈做出准备。3．传统讲授法与文学圈教学法在《春蚕》教学中的比较为了对比不同教学方法对同一教学内容的教学效果，笔者在《春蚕》一文教学中选择了两个本科平行班对比教学，具体来说，一个班运用传统的讲授法教学，一个班运用上文所提文学圈流程进行教学。在教学活动结束后，笔者设计调查问卷表，并在课堂上采用闭卷答题的方式完成。然后分析比较学生的反馈。根据学生反馈材料，我们发现这两个平行班对《春蚕》理解掌握效果差异明显。采用传统讲授法授课的班级，对《春蚕》的把握仅仅停留在熟悉故事的阶段上，能大体清楚老通宝一家为什么丰收成灾了，而对于其中的一些诸如民间话语形态、日常生活细节、心理描写特点等方面没能有深刻的印象。反观，运用文学圈教学法教学的班级，则能深刻了解以老通宝为代表的江南蚕农丰收成灾的主客观原因，并对小说的一些叙述描写特点如数家珍。而对老通宝、多多头、荷花、六宝等主要人物形象描述饱满清楚。概言之，运用文学圈教学法的班级真正掌握并记住了《春蚕》这部小说。

三、文学圈教学法在中国现代文学课程

应用的反思基于文学圈教学法的基本程序，此种教学方法有以下限制。其一，文学圈教学法适用的领域主要是文学作品教学，对于一些文学史相关的知识点教学，优势则不甚明显。其二，由于在现实教学过程中受到课时安排的限制，不可能也不现实每一堂课都运用此种教学法。其三，在文学圈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准备阅读占据重要地位，如果每堂课都让学生准备阅读的话，会极大地加重学生的负担，长久以来，可能会让学生麻木甚至厌烦，不利于下一个文学圈教学活动的展开。此外，笔者根据《春蚕》一文的实验，发现文学圈教学法顺利实施的一个关键是学生任务单的设置。任务单设置的根本原则是要有开放性，要能形成讨论的可能。比如“你觉得老通宝借债买桑叶的行为是否真实?”这个问题有很好展开的可能。其实这个问题的质疑最初源自于吴祖缃，其认为这个细节不符合生活真实，甚至是“无中生有”。［3］学生据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他们各抒己见，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观点。尽管有些观点看法有些片面和浅显，但起码学生进入了作品，能够发表自己真实的感受及想法，并对江南蚕农的生活作出了精细的转述，这些想法证明其真正地看进了这部作品。综上，传统以教师为主导中心地位的教学方式，不能有效激发学生对现代文学史及作品的阅读兴趣，学生不读作品不参与课堂讨论的现象极其普遍。基于现代文学的这种教学现象，文学圈教学法能很好地解决目前学生不读作品的现状。由于文学圈教学法的实施有其特殊的程序与方式，教师的在教学活动中的角色地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教师在文学圈教学活动中，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主导者，而是一个引导者与聆听者。教师可以根据课堂学生的讨论状况，因势利导，激发学生对文本分析的厚度与深度，这样文本阅读理解就能深刻地刻在学生的脑海中，一个文学圈教学便顺利完成，同时又为下一个文学圈做出了积极的准备。

参考文献:

［1］Daniels．H．“LiteratureCircle:VoiceandChoiceintheStudent-CenteredClassroom．”［M］．PortlandME:StenHouse，1994．

中国法学论文篇9

[74] 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75] 参见，丁林：“四两如何拨千斤——关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反多数’性质”，载于http://members.lycos.co.uk/sixiang001/author/D/DingLin/DingLin028.txt. [76] “卡拉斯科克诉约翰·A·拉塞尔公司案”（1979年），转引自，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判例与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77] 转引自，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判例与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78] 约翰·哈特·伊利：《民主与不信任——关于司法审查的理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79] 休斯大法官曾言：“宪法以广义条款勾勒了授予和限制权力的轮廓，须由解释来充实之。”转引自，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判例与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80] “解释主义”是指法官在裁决宪法性争论时，应将自己限制在“由成文宪法明文规定或明确暗示的执行性规范”之内，即必须完全忠实于宪法制定者们在缔造宪法时的思想。“非解释主义”则认为法院可以根据未包含的宪法文本中的众多的 条款一般作广义的补充解释；二十八，对保护基本权利的条款尤其须作扩张解释；二十九，授与创议权和表决权的宪法条款作扩充解释；三十，授予合众国联邦政府的权力作扩充解释；三十一，联邦宪法必备和特有的条款应解释为权力的渊源；三十二，必备和特有条款必须解释为授权国会选择最适当的方式；三十三，对各项宪法授权作整体理解；三十四，各州宪法中的授权；三十五，对必须如何行使各项授权的解释；三十六，对权力的限制一般从宽解释；三十七，宪法的生效日期；三十八，不需补充立法即可生效的宪法规定；三十九，宪法规定一般无追溯效力；四十，惯例和常规可作为宪法解释的辅助资料；四十一，立法接管对宪法的一贯解释具有影响力；四十二，极为尊重同期解释；四十三，一贯的行政解释具有影响力；四十四，尊重立法机关；四十五，在解释联邦宪法中，参照州法院对州宪法相应条文的解释；四十六，法院在解释州宪法中参考先前宪法的文字及其解释；四十七，法院解释州宪法受其他州对相应条文解释的影响；四十八，州法院参照联邦宪法的有关条文来解释州宪法；四十九，宪法不必与制定法同一方式来解释；五十，宪法的修正案影响先前的立法。参见，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判例与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66页。

中国法学论文篇10

 

在中国，情色业一直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被视为“黄赌毒”之一，而且被视为是三毒之首一直被受打击。在日常的生活中，情色业被习惯的称之为“卖淫嫖娼”，其实，这样的称呼是不准确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叫法，一方面是出于传统社会成就思想的影响，将社会上的性工作者称为“卖淫” 者，而将性消费者称之为“嫖娼”者，其实这样的叫法就明显地带有贬义；另一方面是对女性的蔑视，“卖淫”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专指妇女出卖肉体，用这一带有性别色彩的词语来形容当下被人们斥为“社会毒瘤”的情色业，明显地是对女性同胞的污蔑和蔑视，要知道现在的色情业中男性的比例也是相当的大。在现代的中国社会里，情色业已经渗透到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一直在打击遏制它，我们一直的谴责它，殊不知之所以有这样的现象是有着其必然性的。无序的、生长在阴暗环境下的情色业才是社会中真正的毒瘤。

一、情色业走向合法化的原因

中国的情色业必将走向合法化，这也是中国情色业的必然出路，其实正规的情色业并不是社会的问题，相反那些在地下的不规范的情色业才是社会上真正的问题，中国现在也证明了这这样的窘境：地下的情色业无法根除，而情色业的合法化也无法在一时内实现。其实，情色业在中国走向合法化是有着其自身的原因的，不是某个人想当然的构想法学论文，是有其必然性的。

（一）现在中国情色业的现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社会上一些旧的思想和不良风气也逐渐兴起。情色业在中国自古就有，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下子，在神州大地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亮着红色微弱灯光的美容院，可以在任何时间光顾任何一家夜总会。可以说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着情色业的存在，而现在单纯的打压、遏制只能在短时间里暂时对非法情色业进行必要的控制，并不能彻底消除它的存在。所以说，情色业在现在的社会中制止是止不住的，必须要疏导，就像水流一样，一定要有很好的疏浚河道的方法才能治理好水患，而情色业合法化便是一个很好的措施论文怎么写。

（二）情色业合法化有利于减少性犯罪，有助于实现社会治安的和谐稳定

大多数男性，特别是青少年处于情欲旺盛的年龄阶段，特别容易产生性冲动，而追求女友又属于高成本的人类活动，所以这部分人群最容易陷入性贫困的荒岛之中，适当满足其性权力，缓解其性压抑和性苦闷，就能极大的减少性暴力和性犯罪现象，起到稳定社会的效果；同时，中国现在正是处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期，许多农民进入城市打工，其中大多数为男性，而且妻子在身边的人数有限，其巨大的性要求不得不得到我们的重视，情色业的合法化无疑解决了这一问题。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色情产业合法化的国家，荷兰在第一年里偷窥案件减少了8成，强奸案件减少了3成，究其原因是大家都有正常的渠道发泄自己的性欲了，再也不必冒着违法犯罪的危险去满足性欲了，所以说，情色业的合法化也是和社会治安的好转分不开的。

（三）实现情色业合法化有利于遏制相关部门的腐败现象

在中国警察“扫黄”，抓的而不是妓女，而是嫖客。一方面“扫黄”可以净化社会空气，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可以创收，上缴财政的罚款越多，最后部门拨款也最多。嫖娼之后的罚款全部是按最高额度5000块来罚，这些收入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最后是在内部流动，这也就是为什么同样是政府部门，公安工商城管这些具备罚没权的部门要比地震局气象局这些清水衙门效益好的原因。如果让色情业在阳光下运作，走正常合法的道路，必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衡政府各部门利益，促进政府的执法部门的良性运作和司法环境的和谐。

（四）实现情色业合法化有助于繁荣文化市场，促进经济文化协调发展

情色业在我国自古有之，早在管仲助齐桓公治国的时候，就把犯罪人家的女儿集中起来供官员娱乐，由此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妓院，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苏小小、霍小玉、李师师、杜十娘、柳如是、小风仙等等名优，更是诞生了杜甫、秦少游、柳永等一大批以狎妓为乐的著名文人，在我国当前传统文艺形式急剧畏缩法学论文，文化繁荣限于唱歌跳舞等低俗手段的背景下，实现色情业合法化不仅有助于民众重拾历史文化，也会催熟一大批熬熬待抚的文坛新生代。

同时，情色业有其巨大的经济效益。有的学者甚至说：中国GDP的6%是由情色业贡献的。由此可见色情业对于经济的巨大贡献了。假使一个情色人员为女性，那么她必然要有一合作团队，而这个团队最少有两个人，一个是为其提供信息，一个是为其提供安全保证，这样就有三个人就业，这在经济上的贡献是巨大的。

（五）实现情色业合法化可以抑制一系列疾病

现在的疾病的传播是因为从事性工作的人员自身患病再通过服务对象传播的，他们往往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疾病，或是对自己的病情疏忽大意，造成的各种疾病的传播，合法化后可以对从事性服务者提供执照，并要求其定期进行体检等检查，这样一来可以最大限度呼减轻各种疾病的传播。

二、色情业合法化的构想

从以上论述已经可以推断出，现有的情色业的发展道路已经到了可以试探性改革的节点，合法的公开情色业可以出现，作为社会发展的常态，对于如何管理以及如何管好的问题进行一个构想。

首先，政府应该在色情产业合法化后进行合理地管理。情色业合法化后不会脱离政府的管理。第一，应建立一系列的法律，为情色业的发展方向树立一条健康的道路，为情色业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和约束，同时，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范畴操作，对从事性服务的人员颁发执照；建立完善的监督部门，对于一系列不合法的非法情色业进行打击，特别是强迫从事色情服务等各种恶劣的行为。针对这一点，我们可以参照民国时期的情色业的管理制度。

其次，进行区域上的限制。最早实行色情产业合法化的荷兰就在城市的一角建立了“红灯区”，将情色业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中，情色业只允许在这样特定的区域内营业发展，不允许超出这个区域。这样的区域一定要选择远离学校等公共场所的地方，这样一来既可以发展合法的情色业又可以保证正常的社会风气。

第三，色情业合法化应当适时的有限度的！坚决严格的实施审批制度，按人口比例控制 “红灯区”和产业人员的数量；全国的“红灯区”和从业人员实现电脑联网，可以方便管理和查询；对从事人员征收高额税收，严格控制其发展规模；严格禁止部分特殊职业的人员参与和进行消费，例如：军人，警察，公务员，党员，教师，高校在校生。严格的限制也是情色业得以有序长期发展所必须的论文怎么写。

第四，通过家庭和社会对其进行约束。通过家庭可以对家庭成员进行一系列的约束，防止情色业对于家庭正常生活的破坏；同时社会也应该正确引导人们看待事情产业的合法化，情色业的合法化不会引发社会道德的分崩离析。从人性角度来说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实行了一夫一妻制度后，人的自然属性多恋和变换性生活对象的倾向，并未消失，有感情的婚外情比无感情的嫖娼和对社会道德危害更大。无论情色业合法不合法，其对社会道德影响都是基本恒定的。情色业的合法需要全社会的宽容和理解，只有这样才能让其在正常的环境下很好的发展。

三、情色业合法化的担忧

当然，色情产业合法化将会带来一定的风险法学论文，比如，一旦把关不严，未成年人将是受害最为严重的一群人，未成年人的心智和人格都还没成熟，很容易受到误导和毒害，所以情色业的合法化可能会对未成年人造成负面的影响。其次，执法不到位就还会有不法情色场所出现，危害大众健康。再次，引发道德危机家庭矛盾突出，离婚率上升。

不过，这些担忧只是暂时的，相信只要管理得当，这一切都是很好解决的事情，就想前几年的棋牌室（其本质是赌博的合法场所）的放开，其实当时也曾经引起了一系列的争论，不过通过近几年的实践证明，一切都很好，当初的顾及都迎刃而解，棋牌室文化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相信色情产业也会得到同样发展的效果。

情色业合法化的必然性和可能性是存在的。现在，情色业在中国的发展还在地下，是见不得光的，殊不知无序的、生长在阴暗环境下的情色业才是社会中真正的毒瘤，其实，正常的情色业是社会的必须也是社会发展所一定有的，没有丑恶一说，只有实现了合法化，很多的问题才会解决，才会净化社会风气，才会保障人民的健康。

参考文献：

[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2.

[2]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3.

[3]王思斌.社会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陈建华.中国社会问题报告[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

[5]邱仁宗.她们在黑暗中（中国大陆若干城市艾滋病与卖淫初步调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6]张向东.当代社会问题[M].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6.

中国法学论文篇11

自1840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之后，清政府面对列强屡战屡败。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强烈要求变法，建立新的制度，以富国强兵，抵御外侵。本文就当时清政府变法过程中以德国法为范本来改变传统中国封建法律的原因，中国引进德国法的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德国法对中国近代法制的积极影响作了客观分析和研究，指出中国近代法制是以德国法为蓝本、并间接参考了日本明治维新后仿效德国法基础上制定的日本法。德国法对中国近代法制由落后残酷的封建法变为相对先进文明的资本主义法具有积极影响。 作者王立民，1950年生，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博士。 1840年以后，清政府与列强频频交战，又屡屡败退。许多有识之士强烈要求变法，以富国强兵、抵御外侵。鉴于“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①，清政府不得不接受变法要求。那么，中国变法应以哪种法律为范例并作为重点引进对象呢？首推“欧法”，其中主要是德国法。以后的历史也证明，德国法对中国清末时期的影响最大，与其他国家的法律相比，可称第一。 一 为什么中国重视从德国引进其法律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当时的德国法是欧洲最优秀的大陆法。德国法继承和发扬了罗马法的优良传统，是罗马法的直接继承者。“播乎欧洲为罗马法系，是为私法之始，更进为日耳曼法系。”②罗马法被认为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③。德国法又优于罗马法的其他继承者。就以民法典来说，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虽同宗于罗马法，但前者更胜后者一筹。“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同属大陆法系，但前者编纂于后者施行一个世纪以后，因而，更能取得法学实践和理论上的成就。各国法学家都认为前者比后者更系统化、现代化、条理化，用词更简练，内容更确切。”④这同样为其它欧洲国家的民法典所不及。正因为它的这种优越性，所以德国法实是当时欧洲大陆法系中的最优秀者。德国法的这一优越性由其独特的社会条件为背景，其中它的古典哲学尤为注目。德国的古典哲学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它在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的成就，为世人所信服。以这种哲学为基础，德国法便具有了逻辑严谨、概念精确和规定细密的优点，民法典就是如此。“德国民法典比法国民法典更为发展，它有德国的古典哲学为基础，能准确地表达法条的含义。”⑤与此有关联的是“德国的立法技术比较好”⑥。中国的传统法律以成文法为特征，接近大陆法，远于普通法。因此，中国在引入“欧法”的时候，首选欧洲的大陆法，并以它的最优秀者德国法为主要参考模式便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第二，有引进德国法并取得成功的先例。在中国吸收德国法以前，已有许多国家引进过德国法并取得成功。这里既有欧洲国家，也有亚洲国家。在欧洲，德国法作为大陆法的优秀者而被一些欧洲大陆国家所援用，并成功地制定了自己的法律，形成了自己的法制。其中，袭用德国民法典的情况十分普通。“德国民法典被中欧一些国家所接受，因为它被认为是最好的。”⑦对于这一点，清政府的考察团成员在考察欧洲后，亦有深深的体会。一位考察大臣在回国后说：“详考（欧洲）各国制度，以德为主，以各国为辅。”所以，他认为中国有必要学习德国的各种制度，“妥筹办法”⑧。在亚洲，日本是出色引入并运用德国法的国家。以军事法为例。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已沿用德国的军事法，并使自己的军队日益强盛，以致能在甲午和日俄战争中取胜。“日本军事无论事之巨细，无不奉德国为师，甲午之役，既经战胜，去岁夏挫强俄。”⑨其他国家能在接受德国法后变得强大，中国为什么不能以他们为鉴，也走一走这条路呢。 第三，德国的有些社会情况近似于中国。德国虽是欧洲国家，但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有些社会情况较近似于中国。比如国家的政体和人民的勤俭质朴之风都是如此。经过考察和比较，一些清政府的要员已认识到德、中的政治制度十分相近。当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曾说过：“各国政体，以德意志、日本为近似吾国”。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再派员出使到德日两个国家，去进一步了解宪法情况。“拟请特简明达治体之大臣，分赴德、日两国，会同出使大臣专就宪法一门，详细调查，博访通人，详证故事”。⑩清末考察大臣戴鸿慈在德国考察数月以后，觉得德国人民的勤俭质朴的习俗与中国人民的非常相似，说：“其（德国）人民习俗，亦觉有勤俭质朴之风，与中国最为相近。”法律植根于社会，其内容又由社会所决定。因此，在相似的社会情况下，完全有可能适用相似的法律。中、德相似的社会情况，为中国引入德国法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四，德国又是当时快速崛起的欧洲国家，先进的法律还需以其突出的社会效应为佐证，否则其先进性还不能充分体现。德国法的一个功绩在于促使德国快速崛起，并成为欧洲的一个强力国家，在许多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这一事实已为当时的清政府官员所接受。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之洞在《创设陆军学堂及铁路学堂折》里，称赞德国的陆军是“甲于泰西者”，铁路有“十万里之用”。因而，他大声疾呼要“仿照德制”。⑾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里赞扬德国在教育方面的显著成绩，说：“今各国之学，莫精于德，国民之义，亦倡于德。”所以，他主张“请远法德国”。⑿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戴鸿慈等人在《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奏到德后考察大概情形暨赴丹日期折》中，盛赞德国快速变强“定霸”的史实，说“查德国以威定霸，不及百年”。因此，他也认为应“以德为借镜”。⒀事实最具说服力。它使中国人深信，德国法确是一种行之有效、能使国家强大的一种法律。 一个国家要引进另一个国家的法律，总会从准备引进法律的本身情况及其效果、自己的社会情况等各方面进行考虑，并选择最佳者和最适合本国情况者为己所用。从以上德国法本身的先进性及其实施后所得到的良好社会效果、中国和德国比较相似的社会状况等方面显示，当时中国把德国法作为重点引进对象是一种合适的选择，也有其一定的必然性。 二 德国法对中国影响的途径主要有两条，即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直接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翻译出版的德国法典及法学著作中接受德国法。引进外国法，翻译出版外国法典和法学著作不可缺少，这是一条必由之路，而且历史上已有日本先例。沈家本在《沈寄簃先生遗书·新译法规大全序》里明言：“欲明西法之宗旨，必研究西人之学，尤必编译西人之书”，日本“其君臣以下同心同德，发愤为雄不惜财力以编译西人之书，以研究西人之学，弃其糟粕而撷其英华。”中国也模仿日本，走了这条必由之路。需指出，中国编译德国法典、法学著作在欧洲各国中为首，而且趋势是数量不断增多，所占比例也逐渐提高，以至超过日本，只是在总数上仅次于日本。在这里，以沈家本四次统计的数字为例。⒁光绪31年3月沈家本在《删除律例内重法折》中列出了法律馆近一年中已出版和正在校对出版的法律和法学著作共12种，其中日本最多，占8种，德国次之，有2种。还有法国、俄罗斯各1种。光绪33年（1907年）5月沈家本在《修订法律情形并请归并法部大理院会国办理折》里，对已译和正在译的法律和法学著作又做了一次统计，共为31种。其中，日本的也最多，占12种，德国又次之，有4种。其他还有法国、意大利、荷兰等的著作，但数量均不及德国。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沈家本再次对自光绪33年法律馆离部独立以来翻译和正在翻译的法律和法学书籍作了一次新的统计，共有43种。其中，日本仍占优势，有13种，德国还是第二，占8种。还有英国、美国、奥地利和法国等国的，但数量上还是不及德国的。宣统元年11月沈家本在《修订法律馆奏筹办事官折》里，最后一次对翻译的法律和法学著作作了统计，总为14种。其中，德国和法国的最多，均为4种。日本降为第二，为3种，比德国的少了25%。另外，还有奥地利的，仅2种。由此可见，当时中国把翻译德国法律和法学书籍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他西方国家的皆有所不及。至于日本的，中国当时是设法从日本的法律和法学著作中得到德国法，这是德国法间接对中国的影响。这个问题在下一部分中还会详述。总观已翻译的德国法律，门类已十分俱全，涵盖了刑法、民法、海商法、国籍法、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等一些重要部门法。至此，德国法被大量介绍到中国。 其次，从驻外使节的了解中接受德国法。当时，清政府对驻外使节有过“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等件”的规定，要求他们把“凡有关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时咨报”。其中，自然包括法律。特别当国内准备和进行变法时，这些驻外使节尤为注意各国的法律制度，并进行比较，从中发现优劣，以为变法之用。光绪15年（1889年）刚升授湖南按察使的薜福成，继任驻英法意比外交官。第二年的一月，他走马上任，历时4年。任职期间，他走遍欧洲，并非常注意各国的法律制度，看到了它们的长处。因此，他竭力推崇“西法”，说：“然则今之立国，不能不讲西法者，亦宇宙之大势使然也。”而在“西法”中，他认为德国法属于“尽善”者。他在考察了西方的议会制度并进行比较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西洋各部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 然如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⒂这些外交使节把了解到的德国法的情况带到国内后，对清政府上层官员的决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再次，从德国在中国设立的司法机构及其法律中接受德国法。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断丧失主权和司法权。德国和其他列强一样，在中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并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司法机构，实行自己的法律。“中国通商以来，即许各国领事自行审判，始不过以彼法治其民，继渐以彼法治华民，而吾之法权日削，近且德设高等审判司于胶州……。”⒃这种以德国自己模式建立的司法机构和施行的法律，也属德国法，是德国法的一个部分。它们虽攫取了中国的司法权，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色彩，但通过它成为司法活动，却向中国输入了德国法。这种法与当时的中国法相比，中国法相形见拙，其落后性显而易见。如果中国能引入德国法，也实行行政与司法分立等一系列先进的法律制度，便可减少许多弊端。这一点已被当时的高层中国官员所认识。光绪32年12月御史吴钫在《厘定外省官制请将行政司法严定区别折》内明确提出：“若使司法分立，则行政官得专意爱民之实政，而审判官惟以法律为范围，两事既分，百弊杜绝。”⒄这里的“百弊杜绝”显然有所夸大，但此奏折里的这番话至少能说明，中国的官员已受到德国法的影响，感受到德国法的某些长处。 最后，从到德国考察的考察团中接受德国法。清朝末年，清政府派出一些考察团到西方的一些国家进行考察。考察团成员在德国考察期间，注意到了德国的法制情况，每到一处皆细心观察，增加了不少感性认识。今天，从他们保留的日记里仍可清晰可见。光绪32年2月中国的一个考察团对德国的议会、裁判所、监狱等地方均作了实地考察，并把有关情况详细地记载在他们的日记里。这里摘录两段以证之。 2月19日“午一时，往观裁判所。此普鲁士王国裁判，属之内部，柏林止此一所，自高等法堂至小法堂皆在焉。先观小法堂，上坐者五：中为正法官，次为陪法官二人，又次则书记官一人，政府所派检查官一人。旁一栏设有几，被告者坐之。面法官者，为辩护士位。其余四人，率司书记者也。廷丁往来传递案卷及伺侯观客。室前，即听审栏。入观者随意，惟严整勿哗而已。次观高等法堂，规模稍广。” 2月29日下午“观监狱。柏林监狱凡二，此重罪监狱也。每囚一室，室中有工桌。各囚皆于室中作工，无杂居者。其床有机括，日间则几桌也，及夜，引其机，即成一床。故室小不觉其狭，诚善法也。……囚徒作工，大都为织布、斲木之类，皆为公家所用，不以出售。”⒅ 考察团在完成考察任务回国后，还需汇报朝廷，反映事实，综合优处，以被政府所借鉴。一个考察团在奏折里陈述了德国军事制度中一些可借鉴的规定，说：“此次臣等在德最久，于德之军政考察尤详。”“查德国自皇子、亲王以及贵族子弟，无不入伍从军者，士兵供职军伍，则乡里咸以为荣。”“查德国优待军人，无微不至，国家除赏恤特典外，其佩勋章而服军服者，在朝荣宠有加，在野则礼敬不懈。推之营中之酒食、器皿，则有半价之特章，轮船、汽车、戏场、照像馆，则有减价之利益，年老则有养老之典，身后则有抚恤之恩。”⒆通过考察团这一途径，可见，德国法也源源不断地被纳入到朝廷，影响到中国。 以上四条途径从不同角度把德国法直接渗透到中国，并为清政府在变法中采用德国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三 德国法在清末还通过间接途径影响中国，这一途径主要是通过日本法来实现的。具体地说，其方法亦有多种，如翻译出版已仿效德国法的日本的法典和法学书籍，聘请日本法学家来讲学和帮助制订法典，派遣留学人员前往日本学习法律，等等。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中国并非就学日本法而学日本法，相反是把学日本法作为学习和引进“欧法”，特别是德国法的一个中介途径。一位德国学者曾客观地说过：“日本宁愿编制德国式的法典以保留欧洲大陆法模式。”“日本吸收西方法律起了双重作用，日本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只把外国法作为比较对象，而且在中日两国接受外国法的过程中还起着联结作用。”⒇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把学习日本法作为引进德国法的一条间接途径呢？ 其一，当时日本法中的主要成份是德国法。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有过一段全面接收德国法时期，时间约在19世纪的80年代至19世纪末。在这一时期中，日本在大量抄袭德国法的基础上，制订了自己的法律，其中包括宪法、刑法、民法、商法、 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等。因此，这一时期的日本法律实是德国法的翻版，德国法是其中的主要成份。关于这一点，日本法学家至今都直言不讳。伊藤正己主编的《外国法与日本法》一书在第三部分中专门阐述了日本对外国法的接受问题，其中就把19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末作为德国法起支配作用的时期。(21)对于这一事实，清政府的官员也一清二楚。沈家本曾把日本法说成是“模范德志者”。(22)事实也是如此，就拿民事诉讼法典来说吧。“当时（19世纪末叶）日本正在积极制定各种法律，就以德国民事诉讼法为蓝本制定了第一部日本民事诉讼法（1890年）。这一部日本民事诉讼法几乎就是德国民事诉讼法的翻译本，为日本沿用了30余年，到1926年才加以修改，删除了一些不适合日本国情的规定（如“证书诉讼”等）。”(23)日本这样做也是出于无奈，其直接压力来自西方列强。因为，只有法制改革，才能收回被他们攫取的治外法权。“由于希望尽快改革，没有更多时间根据国情和吸收外国法律的积极因素以制定出真正切合本国实际的法典，而只能主要地依赖外国法典。”(24)中国在清末大量翻译出版的日本法律和法学著作，也正是日本在这一时期制订的法律和编写的法学著作。因此，中国引进日本法也就意味着引入了德国法。 其二，日本靠近中国，文化又比较接近，易从中学到德国法。日本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从中国吸取文化，其中包括法律，只是在明治维新后才大量从西方吸取文化。《日本国志·邻交志序》说：日本“中古以还瞻仰中华，出聘之东冠盖络绎，上自天时、地理、官制、兵备，暨乎典章制度，语言文字，至于饮食居处之细，玩好游戏之微，无一不取法于大唐。近世以来结交欧美，公使之馆衡宇相望，亦上自天文、地理、官制、兵备，暨乎典章制度、语言文字，至于饮食居处之细、玩好游戏之微，无一不取法于泰西。”同样，中国学习日本也一样，比较方便。关于一点，中国人毫不怀疑。康有为早在《南海先生四上书记·上清帝第五书》里就已说：“闻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以后，一位清政府的度支部主事甚至在奏折中请求清政府学习日本的立宪制度，说“中国于日为同种，而帝国宗旨亦近，则立宪自宜取师于日。”(25)日本的这一情况明显优于受德国影响的西方国家，因为他们远离中国，而且文化又差异较大，如果从他们那里引进德国法就会面临费重道远的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当然会选择舍远就近的途径，从日本引进德国法。 其三，日本法律比较俱全，法学也相当发展。日本在接受德国法的同时，即不断制订自己的法典，发展自己的法学，尽管充满了德国因素。至20世纪初，日本法律已经比较俱全，法学也相当发展，有关法典和书籍足以被中国人翻译出版并借鉴。加以中、日文字非常相近，这便是一条十分理想的学习德国法捷径。这正如康有为在《进呈日本明治变法考序》中所言：“若因日本译各书之成业，政法之成绩，而妙用之，彼与我同文，则转译辑其成书，比其译欧美之文，事一而功万矣。”事实也是如此。中国在清末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日本法律和法学著作，其数量在各国之首。关于这一点，一位德国学者曾这样简要地叙述过：“由于日本将法国和德国的法律本译成日文，已创造了一套法学辞汇，旧中国由于书面文字相同可以借用。日本在19世纪末各部法典编成后，德国法的影响加深了。因此，当旧中国决定采纳外国法律制度时便主张采纳德国法，这是不奇怪的。”(26)德国法就这样通过日本法间接地源源不断地对中国产生了影响。 不过，日本法的这种影响是借助于日本法律和日本文字的形成实现的，因而很易给人们以错觉，似乎是日本法影响了中国，而不是德国法。对此，当时就有人提醒大家，要“溯始穷原”。他说：“中国近多歆羡日本之强，而不知溯始穷原，正当以德国为借镜。”(27)此话不无道理。 四 清末，中国受到了德国法的影响后，便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突出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方面，德国法被清政府官员以一种正面经验加以运用。为了满足变法的需要，清政府官员在了解和掌握了德国法的一些内容后，便把它作为一种正面经验而加以运用。在他们的奏折里，德国法的内容及其实施经验经常被引用，并作为论证某一观点的重要依据。光绪34年（1908年）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在阐述立宪问题时，多次提及德国的立宪情况，并把它作为一种可以借鉴的经验，正式向朝廷陈述。他说：“今则普、奥二国既先后立宪矣。”“普国之宪法，协定也，而不能行大权政治。”“查欧洲各国君主，虽亦称皇帝 ，实不过其历史相沿之敬称，而未必即为握有主权之元首。例如德国君主，亦皇帝也，而其实际，乃联邦最高之机关，皇帝与帝国议会、联邦议会，实立于同等之地位。”(28)大臣戴鸿慈在陈述要求编纂法律的理由时，首先以德国为例，进行论证，以期他的建议能为政府所接受。他说：“臣等考之东西各国，所以能臻了强盛者，莫不经历法典编纂时期，而其政策则各有不同。普鲁之士编纂普通国法，以守成为主，置法典改正事务局阅31年之久，逮普法战争以还，德意志有统一联邦之心，设立法曹协会，而帝国法律卒竟厥功，其民法一编，乃阅13年之久而后有成。”(29)可见，德国法被传到中国以后，不仅为政府官员所接受，还逐渐影响到国家的最高决策者，乃至当时的立法。 第二方面，德国法被作为一门课程列入国家的高等教育之中。鉴于德国法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它对中国变法的特殊作用，在本世纪初，清政府便把它作为一门课程而列入高等教育之中。在光绪28年（1902年）颁行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二章“功课”的第七节“仕学馆课程分年表”里，明确规定德国法是第三年所学的“法律学”内容中的一部分。“法律学（罗马法、日本法、英吉利法、法兰西法、德意志法）”(30)清政府下台后，德国法仍被重视，并是大学“法科”课程中仅有的三门国别法选修课之一。1913年1月公布的《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在第二章“学科及科目”的第九条“大学法科之科目”中说：“英吉利法、德意志法，法兰西法（选择一种）”(31)的配合学习和研究德国法，更准确地把握德国法的原意，清末的大学堂还把学习德语作为政法科教学中的一个重点，规定德语“政法科”大学生仅有的两门选修外语之一。“外国语惟英语必通习，德语或法语是一种习之。”学习德语的周时数和内容均与英语相同。周时数为8小时；内容是“讲读、文法、翻译、作文”。(32)德国法被列入高等教育的课程后，便可更为系统、广泛地进行传授，其影响也因此而被扩大了。 第三方面，德国法的内容被溶入新订的中国法典中。在清末的变法中，大量的德国法内容被溶入新订的中国法典中，德国法成了中国法典（含法典草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已为中外学者所公认。以民法典草案为例。一位德国学者说：“德国的民法制度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11年中国的民法（指《大清民律草案》）吸收了很多德国民法典的内容。”(33)中国学者也这样认为。杨幼炯在《近代中国立法史》一书中说：“民律草案（即《大清民律草案》）仿德国潘德吞编制法（Panderkten System），计分五：第一编总则，33条。第二编债权，654条。第三编物权，339条。第四编亲属，143条。第五编继承，110条。”(34)把德国民法典(35)与大清民律草案(36)比较后发现，许多内容确有相同或相似之处。这里仅举两例证之。如关于限制行为能力的代理人问题。德国民法典的第165条规定：“代理人所为或所受的意思表示的效力，不因代理人为限制行为能力人而受影响。”大清民律草案在第216条里同样规定了这一内容，而且内容一致，说：“代理人或向代理人所为意思表示之效力并不因代理人为限制能力人而受影响。”又如关于债权中受领迟缓问题，德国民法典的规定与大清民律草案的规定很相似。 第四方面，德国法学中的观点和思想也被中国学者所接受并被运用在自己的著作中。这里仅以光绪31年7月由湖北法政编辑社社员编著的《法学通论》和光绪33年6月由陈敬弟编著的《法学通论》（下简称陈氏《法学通论》）来说。德国法学的观点和思想在这两本书内已被普遍运用，几乎遍及每一章节，其表现形式主要是以下三种。 第一种，重视介绍德国法学派的思想。它们往往把德国法学派的思想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法学思想介绍给读者。陈氏《法学通论》在第一章“法律之定义”里，讲到有三种学说曾对法的定义有过很大影响，其中第一种就来自德国。书中这样说：“（第一）即德意志学者康德之说也。其说以为法律者，虽谓为本于人性，然人性本非一定者，故法律亦不能本于人性，乃本于实地之道理也，故不当谓为性法，宁谓为理想法。”(37) 第二种，重点阐述德国法学派的观点。它们在阐述有些法学的观点时，把重点放在德国法学派上，突出它在世界上的位置。《法学通论》在阐述“人种别比较法学派”时，说：“人种别比较法学派者，以人种之区别为基础，比较其法律而研究之者也。例如比较日耳曼人种之法律，与罗马人种之法律。研究其异同，采此方法者，以德意志黑鲁满·坡斯托(Hermann Post)为初。可列尔(Kohler)及可恩(Cohn)等继之。”(38) 第三种，强调德国法学派在世界上的影响。德国的有些法学派作为一种思潮还影响到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因此它们在介绍这些法学派时，还专门强调了它们在世界上的影响地位。《法学通论》在讲到历史法学派时，专门强调了德国这一学派对日本的影响，说：历史法学派的“旗帜始挺然出现在世界。沙氏(Savigny)实初祖焉。其言曰：法律者，历史之产物也。由历史自然而生，非人心之理想所能造成，故谓法律为制定法（亦曰认定法），必主权者直接或间接以定之。若非历史上经验得来，必不适合。今德国此派学风最盛，日本亦多实之。”(39) 可见，德国法学派的思想、观点已深入到中国的法学著作，并传播给了中国读者，德国法的影响亦随之而更为深远了。 最后，还需提及的是，德国法的影响在清末以后，仍然存在，这突出表现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制订的中华民国民法典。这部法典大量使用德国民法典的内容，所占比例在90%以上。这些内容虽作了修改，不完全同于德国民法典，但它们所遵循的原则，仍可在其中找到。对此，一位研究中国法的德国教授曾这样说：“在1929年至1930年间，中国民法典公布了，它基本上是采用了德国民法典的内容。”(40)此话没有违背事实。这从一个重要侧面告诉人们，德国法不只是对清末、而是对整个中国近代社会都产生过非同一般的影响，其程度超过其他国家。今天探究这一问题，对于正确认识我国近代法制，以及在转型时期如何吸收外国法都有重要意义，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值得借鉴之处。 注： ①严复：《侯官严氏丛刻·救亡决论》。 ②⑧⑨⑩⒀⒃⒄⒆(22)(25)(27)(29)《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833、141、141、202、9～10、823、823、146、845、265、10、5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3页。 ④(34)上海社科院法学所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法典》译序，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 ⑤Wang Jze——Chien：《Die Aufnahme des europaischen Rechts in China》，《Archiu Fur Zivilistische Praixis》166（1966），P.347。 ⑥Dr.Karl Bunger：《Die Rezeption Des Europaischen Rechto in China》，《Deutische Landesreferate Zum ⅢInternationalen Kongreβ fur Rechtsvergleichung in London 1950》（1950），P.178。 ⑦(40)Prof.Dr.Which Manthe：《Roman Law in the R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sian》10（1984），P.59。 ⑾《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7页。 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戍变法》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19页。 ⒁详见李连贵：《近代中国法律的变革与日本影响》，《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1期。 ⒂钟权河：《走向世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2～353页。 ⒅走向世界丛书：《出使九国日记》卷六，岳麓出版社1986年版，第387页。 ⒇(24)(26)（德）诺尔著，李立强等译：《法律移植与1930年前中国对德国法的接受》，《比较法研究》，1984年第2辑。 (21)（日）伊藤正已主编：《外国法与日本法》（原版），岩波书店1966年版，第172页。 (23)谢怀栻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译者前言”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28)《东方杂法》第5卷，第8期。 (30)《钦定学堂章程·钦定大学堂章程》，第7页。 (31)《教育法规汇编》1919年出版，第360页。 (32)《奏定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第2～4页。 (33)Dr·K·A·Bunger：《Das Neue Chinesische BGB.Seine Entstehungsgeschichte and Syetenutik》，《Blatte Fur Intanationalen Privatrecht》6（1931），P.267。 (34)《近代中国立法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73页。 (36)修订法律馆：《法律草案汇编》，修订法律馆司法公报处1926年版。 (37)陈敬弟：《法学通论》第2页，丙午社发行，光绪33年版。 (38)(39)湖北法政编辑社社员编著《法学通论》，湖北法政编辑社光绪31年版，第28、35页。

中国法学论文篇12

上述主张遭致的主要的批评在于，它们没有说明当大法官与政治部门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看法时到底要听谁的。例如，拉里·亚历山大就主张：一、当争议发生时，总要有人作最后的决定，二、法律必须稳定，人民最法律才会尊敬。[101] 立法机关会有思虑不周的时候，盖德·卡拉布雷斯将这种情形分成两类，一种是单纯的“仓促疏忽”，一种是“隐藏危险”。[102]这两个问题无法透过立法机关其它的程序设计来解决。加拿大的模式是：保有法院这个解释宪法的机关，让它来替法律把关，检查立法机关的法律有没有侵犯人权，如果大法官觉得有侵犯人权，就退回给立法机关，让立法机关再想一次，再讨论一次。经过立法机关再考虑一次后，若仍然觉得该法律没问题，以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多数维持原法律，就表示此法律没有仓促疏忽和隐藏危险，而只是大法官的人权观和立法机关的人权观不同，且应该选择立法机关的人权观，不需受大法官的约束。但如果大法官将法律退回立法机关后，立法机关发现果然有些问题当初没考虑到，就会修改该法律。这时的法院就发挥了替人民把关的作用。 采纳立法机关有权推翻大法官作出的宪法解释的设计，非常有助于宪法对话的实现。一方面，由于立法机关有权推翻大法官的解释，所以立法机关也扮演了宪法解释者的角色，而不由大法官独享。另一方面，让立法机关也扮演释宪者的角色，立法机关会倾向于推卸本身解决争议、解释宪法的职责。立法机关在事前禁止推翻法院解释或事后推翻或修正法院解释时，必须指出其不理会的是宪法中的哪一条，表示其已经考量到有这方面人权的顾虑，但是因为公共利益甚于这些人权，所以才不理会宪法的规定。[103] 美国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除了法律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审查以外，还包括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但宪法学中对司法审查的定义主要还是强调违宪审查的内容。本文依英文文献习惯使用“司法审查”，并将之视作“违宪审查”的同义词。 对于州法院而言，这一评述并不正确。考虑到论述的集中性，本文仅讨论联邦司法审查制度。 Daniel R. Mandelker & A. Dan Tarlock, Shifting the Presumption of Constitutionality in Land-Use Law, 24 URB. LAW 1 (1992). Daniel R. Mandelker & A. Dan Tarlock, Two Cheers for Shifting the Presumption of Validity, 24 B.C. ENVTL. AFF. L. REV. 103 (1996). Alexander Bickel, 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 18(1962). 主要参考Robert J. Hopperton, The Presumption of Validity in American Land-Use Law: A Substitute For Analysis, A Source of Significant Confusion, 23 B.C. ENVTL. AFF. L. REV. 301 (1996). Daniel R. Mandelker & A. Dan Tarlock, Shifting the Presumption of Constitutionality in Land-Use Law, 14-18 URB. LAW 1 (1992). 强调“确立”二字是因为马歇尔大法官该案的意见常被认为是司法审查制度的起源。而事实上，在殖民地时期和美国初期的司法实践中，法院早已行使司法审查权。据统计，英国枢密院审查北美殖民地的法律多达8563件，并废除了其中的469件。在北美殖民地，法院也在八、九个判例中拒绝执行立法机关的法律。美国宣布独立到1803年以前，州法院宣布州法律违反州宪法因而无效的案件事由发生。1789年，《联邦司法法》授权法院废止违反联邦宪法和法律的州宪法和州法律的权力。联邦巡回法院曾宣布州制定的法律违宪。可以说，到19世纪初，司法审查已经为多数美国人所熟悉了。参见，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