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建设论文篇1

在以上几组命题中，现代性一词无疑是引起种种争论的关键所在，也是联通本土与西方的切入点对现代性的追求，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寻求独立富强，追赶世界潮流的最高目标几个世纪以来，现代性在自身发展和丰富的过程中，逐步树立了强大的权威，已经成为D进步的一种象征和目标，使得全世界各民族国家别无选择地以它作为自己发展的方向中国文艺理论的现代性追求伴随着现代文学观念的诞生，其起始至少可以追溯到年当年的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规定：国文部及英语部之豫科，每周宜减它科目二时，教授文学概论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讲授文艺概论课程可算是中国高校正式开设文学概论课程的开始我们可以从关键词来看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追求从年代开始直到年为止，出版和翻译了大量文艺学教材，有影响的如温彻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丹纳的艺术哲学赵景深的文学概论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蔡仪的文学概论等，其中的思想想象形式意识形态反映形象思维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真实性性格典型等名词，都来自西方文学理论，尽管这些名词在实际运用中存在各种问题，但总体看仍适时追踪了文学的发展过程，并予以了有效的回应新时期以来，西方浪潮迭起，从新三论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索绪尔萨特海德格尔巴特伽达默尔福柯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被大量介绍进来，大大刺激了中国当代文艺学的繁荣，涌现了大量陌生的术语，如文本话语符号阐释期待视野召唤结构语境能指张力原型在场缺席虽然有学者指出了当代中西文论的两次错位，即年代末，中国的极端意识形态化批评走到终点，西方文论转向文学的内部研究，而后西方文论从内部研究转向外部研究，中国文论则由外向内，但公平地看，这多年堪称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时期没有西方近现代文艺理论的引进移用和启发，就不可能使中国文艺理论的基本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学术命题治学方法研究范式和学术视野产生深刻变化，也就不可能完成中国文艺理论从古典向现代的根本转型而现代性的追求始终是这一转型的原始动因。

自然，为了求新求异，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赶潮头的倾向，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对西方文艺理论的移用，譬如对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叙事学等还未完全弄清楚，一下子又出现了对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的热烈关注，并以此套用到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文化思潮，大量陌生化的理论术语密集轰炸，形成泡沫化的膨胀，显得空泛不实这里肯定存在着将西方的理论话语机械搬用，错置到中国当下现实的弊端任何一种外来的理论话语都有其相对性和有限性，应当重新语境化，才能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的有效资源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是否本来就有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在上世纪年代前，我们的理论基本上是苏联毕达可夫等教材中的概念，如阶级性与人性真实性与倾向性个性与共性典型化等，而且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再往前推，世纪上半叶，正是西方文学观念和理论的介入，才刺激了新文学运动，开始了现代文学的进程虽也有叔本华从东方哲学中汲收资源，意象派诗人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借鉴，海德格尔对道家与佛学精神的推崇，但这些微弱的回声，并不能改变文艺理论单向输入的局面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理论，更是多方位受到了西方文艺理论的深刻影响，造就了多元共存众声喧哗的繁荣景象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中国近百年的文论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论的独白史为何出现这种局面？根子在于中国古典文论面对新的历史时代，已无力回应新兴文化的挑战，失去了阐释效应与生命力这是我们考虑问题的一个基本历史前提既然如此，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仍应紧随当代世界潮流，以现代性追求为最高目标，才能有力回应新的问题，新的挑战，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二、与此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主要资源与自我身份的确立

世纪初当西方文化大规模引进时，就发生过关于中西文化的多次论争，从玄学科学的辩驳到新儒学的开新说，年代的民族化讨论，直到建国年的反西化的政治意识形态，都是为了确证自己的民族性和文化独立性到世纪末，主要是从年开始，当东方主义文明冲突论西方文化霸权后殖民主义等一时成为中国知识界的热门话题时，一部分学者退回书斋，企图重续断裂了的文化传统，从自身文化中寻求学术规范和权威来源，掀起以国学热为标志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特别是对近代以来的激进主义进行了反思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新评价可说是关键所在因为五四是文化转型与现代性诉求的真正起点，但他们没有充分考虑五四反传统的历史合理性一直以来，儒家文化对于异质的西方文化，对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潮流表现出强烈的排斥倾向，而年代的本土化主张，则是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的背景下提出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量倾销文化产品及价值观，对非西方国家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尤其受到一些人的欢迎，如直接的殖民主义已在很大的程度上完结，然而我们将看到，帝国主义仍以其在政治思想经济与社会实践中的特有形式，在普遍文化形式中徘徊这样的观点，很容易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当然，文化保守主义也并非一味排斥外来文化，可怕的是那种复古式的民族主义，由于近代以来文化上的挫折与自卑形成了深刻的受害意识，在外来优势文化逼压下，极易催生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习惯以意识形态看待不同文化间的冲突，片面夸大本民族某些特质的优越性，并以此拒斥其它民族文化中有益的东西西方的弊端东方也有，将西方人对自己文化的批判反思当作西方文化没落的根据，缺乏学理支撑而且在反对西方中心的同时，暴露出东方中心的自大倾向文化传统不是静止凝固的，而是流动不居，需要不断汲收新的因素对现代性的负面有必要进行反思（如过度的功利化，机械化，人性异化等），但我们的民族文化的负面同样也需要批判民族主义者往往采用二元对立思维，将本土西方传统现代看成截然对立的事物在今天，则把西方文化等同于西方霸权，甚至等同于美国，认为现代性（化）使中国一直走在他者的路上，丧失了我性但D我性为什么不能是现代性？现代性为何是他者现代性（化）作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它只存在D谁领先的问题，而不存在D谁所有的问题现代性不是西方的专利，更不能将西方对现代性的反思作为拒斥现代性的理由。

从文艺理论上看，中国近百年的文学实践和文艺批评也有力证明了现代性的强大推动力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审美悲剧形象思维典型期待视野召唤结构等，这些来自欧美文论俄苏文论和西方现代文论的理论范畴和术语，深刻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与作家的思维，大大拓展了他们的文化视野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理论范畴与话语的引入，也是为了自身需要而拿来的，并不存在文化侵略与殖民压迫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建立了中国现代形态的文艺理论话语，并跟随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实践进程，有效地阐释了一系列文学作品与文艺思潮中国现当代的文艺理论成为连接西方文论与中国古典文论的桥梁，因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自然，追求文艺理论的现代性和开放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割断与古典文论的联系关于古典文论的现代性转换问题已提出若干年，并引发了热烈讨论许多学者和文艺理论工作者在对古代批评史的描述梳理和资料挖掘个案研究上已作了不少工作不过，将古典文论转换成具有当代性的理论资源，并且运用到对新的文学实践与文化活动的有效阐释上，鲜有成功的个例围绕这一话题也是众说纷纭，歧见颇多中国古典文论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是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与文化思潮的提炼和概括，打有鲜明的民族性印记，可谓独树一帜，尤其是对生命意识的弘扬，对主体心灵世界的探索，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上，有许多精细独到的见解但其中的许多概念无学术上的严格界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清远古等概念，妙悟说性灵说神韵说风骨说等范畴，带有极大的玄虚性，难免会产生人说言殊的弊病其它如意象意境缘情情真形神肌理等也存在思想内涵上的互补衍生变异相叠等现象由于古典文论的思维方式大多是经验的直观与感悟的，所以其理论命题范畴和概念往往含义模糊多向，缺少严密的论证和一以贯之的稳定性，难以形成自洽的科学体系，在批评形态上则大多是印象式点评式（譬如众多的诗话词话），显得零散无系统而且古典文论多以诗文等抒情文学为对象，对小说和戏剧等叙事文学的评论缺乏学术传统从诗文到现代形态的文艺学，不但学术的思维对象发生了变化，更主要的是思维方式范畴命题观念发生了变化，比较起来，现代文艺学的思维形态强调理性思辨推理和归纳，批评形态上更具有科学性逻辑性和系统性。

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是在现代文化转型的基础上产生的，是现代性追求的结果，而中国古典文论与现代文艺学无论是思维形态还是批评理路上都存在根本差异因此要完成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确实存在相当难度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并非古典文论的复兴有人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改变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以便认同古人的思维方式，按照古人的思维来把握古代文论的真实内涵这种回到古代的观点令人费解古代文论所以在近世衰落，根本原因在于它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时代，无力对新的文化作出有效阐释传统文化是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知识形态，其背后有一整套的农业文明的制度经济政治价值取向，本质上是与现代文明隔绝的，是另一种系统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解体，相当程度上成为异质性存在，因此，要回到古代去就必须将近百年来的现代文化思维形态彻底放弃，这是绝对不可行的需要警惕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中提出的这种主张，目的在于抗衡西方的文化殖民，极容易走向自我封闭的文化保守主义中国古典文论只能在扬弃与改造的过程中，被部分地吸纳转化，成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一种资源，而不是主体和核心，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当然，正如钱中文先生所言，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不是满足于把个别古代文论吸纳到当代文艺学中作为点缀，而要对古代文论具体的理论范畴进行清理，对古代文论的根本精神总体特征加以改造但立足点和基础无疑是现当代的文艺理论。

三、基于以上论述，要推进中国文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必须抓住以下几个环节

首先，近百年来形成的现当代文艺理论应成为最主要的资源因为它是适应新的时代新的文学实践而建立起来的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学科，从总体上看，曾经或正在有效地阐释现代中国文化文学的一系列现象和思潮，推动了中国文学的不断更新发展对现当代文艺理论的一系列范畴概念和术语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清理整合，并从实际应用中得出经验和教训应当打破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壁垒，采取一种全方位开放的姿态，将文本研究与社会历史研究结合起来，注入现实因素，激活文艺理论的当代性生成并发现新的问题和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文学理论要与文学实践活动保持密切的同步性，只有以实践为基础的文论才有可能获得生命力因此，文艺理论如何回应当代文学不断出现的新景观是重中之重譬如上世纪年代针对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宰，提出了文学自主性，以求获得文学的独立品格年代后，针对世俗化商品化的潮流，拓展了大众文化影视文化多媒体传播网络文化等新的文艺理论研究范畴同时，迅猛推进的全球化浪潮也构成背景条件和现实语境，深刻影响着当代文学与文艺理论的发展譬如随着资本进入文学市场，经济思维改变着传统的价值观念，文学成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科技全球化带来的电子信息网络数码图像等技术使文学从语言向图像转换，改变了人们的文学活动方式，并消解了文学的深度模式，使文学走向浅表化碎片化和游戏化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及文化与意识中交替存在的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因素，决定了中国文化生态的复杂和多元这些都要求文艺理论确立实践精神与现实品格，抱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作出敏锐的反应，而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机械滑行，失去内在的人文精神。

理论建设论文篇2

【正文】

一

“建设史学研究创新体系”的提法，是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的“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中引申出来的。因此，我们要理解和实现史学研究的创新体系，首先应当全面准确地理解“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含义，切实弄清楚这一蓝图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和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一要求在体制、机制上的创新和在政治、组织上的保证。从我院向党中央的工作报告中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指的是：通过建设“六项重大工程”，形成“五大研究中心”，充分发挥“四大作用”，（注：“六项重大工程”指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课题研究和理论创新工程，重点学科建设工程，人才队伍建设工程，网络信息化建设工程，国际学术交流基地建设工程；“五大研究中心”指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研究中心，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中心，国际问题理论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四大作用”指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的作用，党中央、国务院智囊团的作用，人文社会科学交流中心的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代替的作用。）把我院建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才荟萃、学科布局合理、体制完善、机制灵活、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在国内位居前列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从这一指导方针、目标和任务出发，我认为我院各史学研究机构要建设史学研究的创新体系，应当努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更有力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研究领域中的指导，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把我院各史学研究机构和刊物建设成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坚强阵地。除了有关专家学者在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史学组中积极发挥作用以外，还要在我院的各史学研究机构中提倡由集体或个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课题，结合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特点，积极开展研究工作。要通过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旗帜鲜明地批驳对唯物史观的种种责难和史学领域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领域的指导地位营造良好氛围。

第二，要大力发扬中国史学经世致用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把学术研究与党和人民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的优良传统，在不放松基础研究的同时，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出发，围绕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斗争的需要，主动地选择和设置一些现实意义较强的重大研究课题，例如，古代社会建设问题研究、台湾史与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新疆治理研究、云桂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研究、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研究、建国以来国家机构改革研究和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研究、中日历史问题与中日关系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研究等等。通过这些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服务，使史学研究在发挥我院党中央国务院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中，做出自己的贡献，占有一定的位置。

第三，要努力加强史学领域中传统学科的建设，保持和创立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推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发展，不断建设和完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史学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对于一些重点学科和重点研究领域，如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甲骨学、礼与中国古代社会、经学思想史、近代中国与世界、历代边乱与边政、世界古代中世纪史、西欧史、外国史学理论、古代都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考古学的方法和技术等等，应当加大人、财、物投入的力度，使这些学科和研究领域在学术积累上更加丰富，在科研手段上实现现代化，在科研队伍结构上更加合理，在科研实力上更加雄厚，在学术创新能力上继续保持或达到国内领先程度；并且努力使其中部分学科，如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汉唐考古、先秦史、秦汉史、隋唐至明清的断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国思想史、中外关系史，以及当代史和方志学研究等等，继续保持或逐步达到国际知名水平。应当看到，加强史学的基础研究同样是发挥我院党中央国务院思想库、智囊团作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第四，要主动加强我院内部各史学研究机构之间，以及我院史学研究机构与院外、境外、国外的学术联系。应当进一步整合院内史学研究机构的力量，加强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我院史学学科齐全、研究力量雄厚、研究成果丰富、学术影响广泛的优势，为全国史学界坚持正确方向和严谨学风起好带头作用。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比如，把由我院科研局牵头，由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史所、考古所、《历史研究》编辑部以及当代中国所、地方志办公室等七个史学研究机构参与，并已连续召开了五次的史学理论座谈会继续坚持下去，形成制度；把由世界史所、历史所、近代史所共同承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的研究课题抓紧抓好；把我院刚刚成立的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切实办好，使它真正成为院内外史学理论工作者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把已经确定由我院承办的2007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成员国代表会议筹备好，并为我国争取2015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主办权，使我院真正发挥历史学科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的作用，等等。把这些工作做好，对于建设我院史学研究的创新体系一定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

关于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早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就提出过，并得到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对于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又给予了进一步强调。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史所的有关领导和专家，曾为此组成了一个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我院科研局领导下负责这方面的具体工作。进入21世纪后，在我院于曲阜召开的史学研究机构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了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由世界历史所牵头的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经过院务会议批准成立的。

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围绕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将相对分散的研究力量组织起来，开展课题研究，组织学术会议，举办学术报告或讲座，收集有关信息，促进国际国内交流，从而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科比较齐全的优势，给有志于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搭建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为繁荣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主体的史学理论研究做贡献。

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科学的史学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史学走向全面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不断加强，并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中外史学的发展历史证明，有影响的史学家无一不是对史学理论有独特贡献的人，史学理论历来为史学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的发展任何时候也离不开史学理论的发展。因此，我们要繁荣和发展历史学科，就不能不繁荣和发展史学理论。

史学理论研究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和复杂，并和现实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往往是和社会认识的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今天，史学研究也遇到了同政治经济学研究几乎同样的命运。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宣布“历史已经终结”，欢呼“资本主义已经战胜了社会主义”，世界资本主义正致力于建立一种新的即资本主义的世界新秩序。在这一背景下，国际上出现了攻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国内也出现了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鼓吹的错误倾向。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史学理论研究，对于澄清史学研究领域中的思想混乱，保证史学研究沿着科学的健康的道路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也是一个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家。但是，历史学只是在得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指导后，才成为了一门科学。无论人类过去的历史还是今天的实践都证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注：《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老前辈们之所以能在史学研究中取得开创性的重大成果，无不与他们学习和掌握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但同时应当看到，唯物史观诞生以来的150余年，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提出了许多新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因此，不断加强史学理论的研究，也是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史学理论自身发展、不断创新的需要。当然，我们也要防止有人假借理论创新之名，行根本否定唯物史观之实。凡是离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指导和脱离实践基础的所谓“创新”，不仅不会是真正的创新，反而只会走到复旧的邪路上去。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重要的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史学流派、史学思潮，以及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前沿问题，被大量翻译、介绍到国内。其引进规模之大、内容之多、范围之广，是近代中国自接触“西学”以来未曾有过的。这对于中国史学界了解世界，并从中汲取可资借鉴的有益内容，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应当看到，有些翻译者、介绍者、出版者在引进这类著作时，不加选择，不加分析，不加批判；更有甚者，极少数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专门热衷于挑选那些集中宣扬西方资产阶级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的糟粕，并大肆褒扬，借以动摇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根基。受此影响，一些读者，尤其是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把西方史学理论奉为圭臬，盲目接受。对此，我们也需要把分析和批判有代表性的、在中国产生一定消极影响的西方史学理论，当成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通过加强对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和鉴别工作，引导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用唯物史观正确分析和认识西方的“新史学”，帮助他们澄清思想上的混乱。

当前包括史学在内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和意识形态领域总的形势很好。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决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由中央组织并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已经全面启动，包括《史学概论》在内的各主要学科的教材正在加紧编写。总书记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了学习历史的重要性，指出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在新形势下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另外，党报党刊以及一些史学类学术刊物也加大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宣传力度。所有这一切，为大力开展史学理论研究指明了正确方向，营造了良好氛围，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们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把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的工作积极开展起来，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优良传统，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力推进学术观点和学科体系创新，广泛团结全国广大史学理论工作者，使这支队伍不断扩大，在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中，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中，进而在史学领域中，切实发挥积极作用。

三

史学理论既包括历史观，也包括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是从事史学工作的前提。古今中外的史学研究中产生过形形的历史观，比如，天命观、循环观、宗教观、英雄史观、进化史观、人道史观、唯物史观，等等。即使在同属于某种历史观的理论中，也有观点上的种种差异，比如，在西方资产阶级历史观中有法国年鉴学派、德国文化史学派、美国新史学派、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等等。但是，作为哲学层面的历史观来说，或者就世界观来说，历史观只有两种，一种是唯心史观，另一种是唯物史观。毫无疑问，无论哪种历史观，都应当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对象。但是，当前摆在史学理论研究会和广大史学理论工作者面前的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研究。这不仅是因为唯物史观诞生150年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深刻变化，提出了许多新的重大理论问题，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对新的实践进行新的理论概括，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的概念和理论范畴；也不仅是因为只有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才能适应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优秀传统的需要，才能适应批判和借鉴西方新史学思潮的需要。当前之所以要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更主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其在史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在今天受到了来自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空前严重的挑战，需要我们史学理论工作者去迎接挑战。

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对唯物史观如此严重的挑战呢？对于这个问题，还是要借助唯物史观来分析才能看得清楚。同志于1957年说过：“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大变动，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他指出：“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的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共产党，恢复旧中国。”（注：《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同志的这个分析，距离现在虽然已经近半个世纪了，但是对于建立在旧社会、旧制度土壤上的意识形态来说，要它们退出历史舞台，这点时间还是显得太短了。

如果说同志的上述分析还只是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放在了社会制度变动的大背景之下的话，那么，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则对当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滋长蔓延的国际原因、经济原因、社会原因作了更为具体而深入的分析。从国际上看，西方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攻目标，就是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对我国进行思想渗透，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搞乱人们的思想。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观念也不可避免地要侵入我国，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产生这样那样的消极影响。特别要看到的是，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我们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会长期面对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活动。从国内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必然进一步多样化，思想文化领域也必然会发生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也必然会进一步增强，社会思想空前活跃，社会价值观呈多样化趋势。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会有所滋长，小生产的思想观念、封建残余的思想观念、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观念也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渗透、相互激荡更加突出，意识形态领域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更加复杂。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也使我们面临着更为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特别是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播其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扩张和渗透的更大压力。中央领导同志的上述分析，所运用的也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

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受到空前攻击，不仅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和基本原理的否定上，而且表现在对的鼓吹和对中国近代当代历史的肆意丑化、歪曲、颠倒上。这对于人民的事业，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说，当然是一件坏事。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去其史”从来是为了“灭人国”。前苏联少数当权者抛弃马克思主义、纵容国内外敌对势力否定自己的历史而最终导致的惨痛教训，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真理从来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攻击得越凶，对革命领袖、对革命历史骂得越厉害，越可以促使人们思考，使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够坚定的人认清真相、坚定起来，使原来坚定的人更加坚定。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得好：“在我们国家，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注：《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232页。）他的这段话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感到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使人从中受到启发和鼓舞。

理论建设论文篇3

1.1分形在建筑表皮设计中的运用

将分形理论应用于建筑的表皮设计是最为直接、也是最为简单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容易造就出奇特的、富有美感和艺术张力的建筑及其形体，它在模仿自然形态的时候容易使人产生相应的联想和想象，同时也能够很好的与外部环境相融合，产生与环境协调的建筑形态来。分形理论的来源本来就是自然界中的奇妙复杂的事物，这些事物在自然中产生，拥有自然赋予的天然魅力。建筑的外表皮就如同自然界中的各种各样的形体的表皮一样，是表达建筑外在情感的最直接面，模仿自然形体的特征并将之附着在建筑上，既可以付之于建筑一种亲近自然的美感，与周边自然环境想协调，同时又可以增加建筑的亲和度，使人们在观赏建筑的时候既轻松又愉悦。比如东京Tod`sOmotesando大楼的外表面，采用了仿树枝分形的外墙，虽然较一般树木的尺度偏大，但是作为建筑的外墙面，白色的质感和树枝的形体给人轻松的视觉观感。此外，运用分形设计的建筑外表皮可以造成奇特的、强烈的艺术张力，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位于英国的康沃尔的伊甸园工程，由格里姆肖建筑设计事务所设计。它的外在形体就借鉴了水滴的形态，由一连串逐渐变大或者变小的水滴连续的沿一条曲线排列，每个形体内有不同的功能。水滴表面又有多个六边形的膜结构，内部充气，整个形体看上去晶莹剔透，具有极强的艺术美感，同时又与周边的山体环境取得和谐。

1.2分形在建筑空间布局设计上的运用

将分形理论应用于空间设计，一般的方式是模式组织，按照某种构成形式或功能要求，将空间规则有序地排列，从而形成秩序。分形的内在结构是自相似的，并构成嵌套关系。这种层级的嵌套关系从整体到局部，再到细节上得到很好的体现。而在建筑空间布局设计当中，这种嵌套关系也被广泛的利用，因为建筑本身就是由建筑形体中嵌套各种功能的大空间，大空间中嵌套小空间，小空间中分隔更小的空间，再在其中布置各种器具以供生活。而在组织空间的过程中所采用的走道式、穿套式、大厅式或者单元式等手法，正是分形理论中的反馈因素，通过组织方式反馈空间组织的合理性。大小空间的相似性和各种简单组织规则的叠加组合，就演绎出了建筑空间的复杂性。而这正是分形理论运用于建筑空间布局设计的具体体现。以日本新宿公园大厦为例，其宾馆客房与卫生间构成居住单元，再由居住单元通过走到排列组合成客房标准层，而后由多个标准层和其他功能层(如餐饮、设备等)纵向组合成酒店的立体结构，最终发挥酒店的服务功能。按照某种构成形式或功能要求，将空间规则有序地排列，从而形成秩序。分形的内在结构是自相似的，并构成嵌套关系。这种层级的嵌套关系从整体到局部，再到细节上得到很好的体现。而在建筑空间布局设计当中，这种嵌套关系也被广泛的利用，因为建筑本身就是由建筑形体中嵌套各种功能的大空间，大空间中嵌套小空间，小空间中分隔更小的空间，再在其中布置各种器具以供生活。而在组织空间的过程中所采用的走道式、穿套式、大厅式或者单元式等手法，正是分形理论中的反馈因素，通过组织方式反馈空间组织的合理性。大小空间的相似性和各种简单组织规则的叠加组合，就演绎出了建筑空间的复杂性。而这正是分形理论运用于建筑空间布局设计的具体体现。以日本新宿公园大厦为例，其宾馆客房与卫生间构成居住单元，再由居住单元通过走到排列组合成客房标准层，而后由多个标准层和其他功能层(如餐饮、设备等)纵向组合成酒店的立体结构，最终发挥酒店的服务功能。更深一层次考虑建筑在城市中的布局，其实也是与建筑空间布局相类似的。由多个不同体积、功能、表情、形体等的建筑单体排列组合成为城市的某个片区，再由多个不同大小的相似片区组成城市的区域，而后通过道路的联系等最终形成城市。分形在建筑空间布局上，乃至在城市设计与研究中的运用前景是广阔的，值得深入探讨挖掘。

1.3分形在建筑审美评价上的运用

从贝伦斯到勒•柯布西耶和密斯，现代建筑设计产生的早期还是对欧式几何的运用为主，考虑传统的结构规律和美学法则，诸如对称与均衡、节奏与韵律、对比与和谐等。而分形引入了一种新的美学概念，即“分形美学”。冒亚龙和何静堂的《分形建筑审美》一文中将其归纳为自相似的嵌套对称(如树木的年轮)，分形曲线的相似美学(如鹦鹉螺的纹理)，不规则自然美的属性(如沙漠表面的自然纹路)和奇异美学形式(如Mandalbrot集的分形图形)等四种，并结合建筑审美特性，提出了“分形建筑美学”的概念。无疑这是将分形运用在建筑审美上的一大开拓。这里不作赘述。

2分形建筑设计手法

将分形运用到具体建筑设计当中，需要一定的处理手法的介入，如之前提到的空间的嵌套就是其中之一。这里还要提到几个具体的运用手法，以供借鉴和参考。首先是层级并置，就是将各种大小不同、功能各异的空间通过一定的组合方式，按照一定的层级关系嵌套并置在一起，使建筑空间既自然组合又井然有序，满足功能和审美的需求。空间与空间之间可以是简单的复制链接关系，也可以是较复杂的穿插。而运用分形理论的简单原则却可以形成复杂有趣的空间组合。一个良好的例子就是A•阿尔托的沃尔夫斯堡文化中心。建筑平面的一边是由五个大小不同、方向各异的扇形空间排列在一起形成的，而这五个不同空间又统一于右侧大的扇形当中，再与其他的空间通过走道等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生动的、富于变化的建筑。其次是仿生与拟态，分形源于对自然复杂形态的思考，因此还原建筑形态于自然中的形体也是建筑设计的一个方向。但是仿生的运用也有不同的方式，比如对自然外在形态的模仿，也有对生物内在结构的模拟，或者是对生物功能的思考等等方面。例如，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斗拱结构，正是对树杈结构的仿制与模拟。相同或者相似结构的逐层叠加或生长，构成了结构上的分形特性。第三种手法被称为动态，事物本身是不断变化着的，建筑也是这样。在建筑设计中引入动态概念的设计手法，是运用分形理论于建筑中的一个突破。分形的产生是一个由简单原则到复杂结构的动态变化过程。运用动态的设计手法，能够造就奇特的建筑形体感，打破传统建筑水平式的状态而给人一种动态的存在感。当人们在建筑外部或者内部走动的时候，会发现建筑不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跟随视觉在不断地变换形体，仿佛是“一个活的生物”一般。当代著名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的建筑就是动态建筑的代表。最后一种手法是分切，即将一个面不断地按照一定的分形结构逻辑细分，把一个规则的形体层层深入的分切的过程同时也是对外传递和表达自相似特征的过程。这种手法多用于建筑的表皮设计当中，例如墨尔本联邦广场周边的建筑立面处理，就采用了分切的手法，使得建筑表面零而不乱，看似不同而又彼此相似。给人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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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念设计阶段。

所谓概念设计，就是在设计初始从全局的角度做一个基本的构想，建立可行性方案。在这个阶段，需要做很多先期的准备:①确定所选用的支承结构体系的类别，不同类别的支承结构体系针对不同的功能用途，对于结构和承重等方面的要求也各有不同;②确定基本的构建和架设方案，针对主墙的结构以及实际的施工环境和情况进行详细的调研，再根据调研结果设计构建和架设方案;③确定面板的连接方法，根据主墙体的实际结构和角度，结合安装的需要进行合理的连接方法设计。设计外观装饰效果，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还需要充分考虑环保节能。

(2)技术设计阶段。

在技术设计阶段，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将之前的概念设计中的构想具体落实到详细的参数和计算中来，形成完整的指导图纸和步骤说明。一般来说，以下几点是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①最主要的步骤就是结合实际的建筑需要和主墙的结构，对概念设计形成的构想进行修正，建立正确清晰的参数设计尺寸分格图;②幕墙整体设计时需要考虑刚性要求和稳定性要求，确保幕墙可以承受足够的重力及风荷载等外力。同时，还需要所选择的的材料的防水性能和密封性能，避免发生漏水或隔音不良等情况的出现。同时，还需要充分的考虑幕墙与主墙体之间留有足够的空间的要求，防止幕墙由于主墙体的伸缩位移而受损。同时也需要保证幕墙自身具备一定的可伸缩性，上下之间一般建议留出不小于15mm的空间距离。当然，作为建筑体系的一部分，幕墙设计必须要充分考虑安全性的要求。一般而言，主要需要关注于防火安全和防雷安全。防火安全设计主要体现在对防火规范的严格遵循，重点在幕墙空间和节点位置采用岩棉等不可燃材料作为填充材料;而防雷安全设计则主要体现于要注意将幕墙的防雷措施与主建筑的防雷系统相连接，使两者组合成一个完整的防雷体系，提高安全系数。一般而言，幕墙的顶部接闪器应采用不小于2.5mm的铝制单板，将雷击电能导入地下。另外，由于幕墙是一种可更换可移动式装饰墙体，所以必须考虑幕墙部件的使用年限和备用更换件。一般而言，使用年限介于25－50年之间为佳，同时，主墙的使用年限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

(3)施工设计阶段。

该阶段就是依照之前总结出的所有数据进行具体的实际操作，出详细的施工图纸供现场安装使用;并根据施工图纸进行提料、出加工图、框架组装图等，配合采购、制造、运输、安装甚至维护等各个环节。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环节并不是单纯的按照图纸做工程，而应该在施工中不停地验证设计的可靠性，不断地进行修正和改进。

2我国建筑幕墙行业的发展历程及发展趋势

2．1建筑幕墙的发展历程与行业现状

我国建筑幕墙从1978年开始起步，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到目前已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自2001年开始，每年以750万平方米左右的速度增长。尽管我国的建筑幕墙行业发展蓬勃兴旺，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隐患和问题:(1)建筑幕墙设计图纸不规范，图纸审核不够严密;(2)过分以追求装饰效果为主，忽略基础因素的严格监控和限定;(3)施工材料和施工设备的质量依然有待提高;(4)产品层次和技术水平还有待提高。

2．2建筑幕墙的发展趋势

随着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审美理念、生活需求的不断变化，以及高层建筑甚至超高层建筑的大量增加，建筑幕墙行业必然会在兴旺发展的同时有新的变化和发展，基于个人的一点看法和经验，节能环保理念作为当前的重点，也是政府和社会广泛宣传和推广的热点问题之一，极有可能成为未来建筑幕墙行业的发展趋势。其实在建筑幕墙行业，很早就有了关于节能的构想和实施。目前阶段，建筑幕墙已经成功实现对太阳能的利用，将太阳光转向照明技术和光电幕墙技术。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两项技术:(1)太阳光转向照明技术，即在幕墙上装设光线反射装置，将日光反射到市内天花板，再通过天花板上架设的设备将光线反射到工作区域和生活区域。(2)光电幕墙技术，就是将太阳能光电板集成到幕墙材料中，在接受太阳光照的同时，使用太阳能发电技术将太阳光转化为电能，进行储存和利用。

理论建设论文篇5

在建筑设计中，要求设计者将自然环境因素充分考虑到其中。只有人和自然能够和谐相处，人类社会才能在和谐中发展。随着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可持续发展战略收到了人们的普遍重视。任何一项工作都要考虑到自然环境的重要性，要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生态建筑设计需要遵守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和自然和谐相处，作为大自然的朋友，建筑工程不能对自然产生破坏。

2、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实现自然同建筑的完美结合

设计师在进行建筑设计的过程中，要对有限的自然资源进行充分的利用。这种充分的利用并不是说去对自然资源进行一味的索取。指的是在具体的建筑工程的设计中，要对建筑场地内的空间资源等因素进行有效利用，可以将其作为建筑的一个部分。在建筑工程施工之前，要进行一定的规划和设计，在此过程中就要对地上资源和地下资源都有所考虑，将自然合理地融入到建筑设计中。同时设计师要对建筑的节能减排功能做到一定的认识，以便在施工中有所注意，这样才能有效地做到建筑和自然地完美结合。

3、认真考虑相应生态环境地域特点

建筑工程必将对一定的土地资源进行一定的利用，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施工现场以及周围的自然景观和人为景观。要对当地的气候条件和资源等因素进行有效的掌握，对其能源分布和文化特点进行调查。在具体的工程施工的过程中，不能对这些因素产生破坏，才能在总体上实现建筑和环境的完美统一。

二、生态建筑设计理论应用于建筑设计

1、通过科技手段解决生态问题

在建筑的施工过程中要通过一定的手段，找出影响生态平衡发展的主要因素，并且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解决。在通常情况下，一些先进的技术会被广泛的应用。一般来说，对于建筑材料技术和物理技术方面来说，可以将自然界的风能和太阳能等无污染的能源资源进行有效地转化，成为人们常用的资源。同时还要将新能源和施工技术和施工手段等方面进行有机的结合。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达到生态建筑理论的要求目标。

2、进行因地制宜的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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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形势下基层检察文化理论建设应与时俱进

自2013以来，检察工作正循序渐进步入新形势下，在系列讲话中，均对检察工作相关的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主动适应新形势，增强工作前瞻性，有效防控各类风险，履行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的重大责任”。检察工作作为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在新形势下应进一步围绕推动经济发展，找准社会发展切入点，将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当前服务大局的首要任务，紧密结合全国发展战略;进一步围绕促进和谐稳定，找准社会发展的结合点，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突出打击严重威胁群众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性犯罪;进一步围绕保障民生民利，找准服务社会发展的着力点，关注民生的法律问题，切实为群众答疑解困，全面普法促进全民守法的实现;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树立司法公信力，找准服务社会发展的突破点。新形势下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检察任务变得更加深入、更加重要，与此同时就需要检察文化建设的前行性起到引领检察工作的根本作用，对检察工作在政法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服务全社会意识与自我提高的要求，也就是在前期严格要求自身的基础上，完善社会法治体系也成为检察文化建设的重点。基层检察机关作为检察体系中最小的基层单位，它所具有的广泛性和具体性决定了它是承担检察文化建设的基本单元和主要载体。特别是在《人民检察院基层建设纲要》中强调了基层检察院的检察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并把它作为基层检察院建设的主要内容要求各级检察院贯彻落实。由此可见，在新形势下中基层检察文化建设依旧是检察体系文化建设的基础点与突破点。基层检察文化建设应该及时把握新时期对检察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加强法治思维的建设，在提升自身工作能力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提高综合素能，以将工作效率内发性的达到更高的标准，加强作风建设，增强社会公信力。

二、新形势下基层检察文化建设理论应更加深入

我国有基层检察院3200余，基层检察官11万多名，承担着80%以上的执法办案任务。近年来根据中央加强政法队伍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在检察文化建设工作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基层检察机关的检察文化氛围愈发浓重，但随着法治化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发展，同时基层检察机关的文化建设应与时俱进地进一步引向深层次。政法核心价值观包括“忠诚、为民、公正、廉洁”，“忠诚———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政法干警的政治本色;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这是政法干警的宗旨理念;公正———公正执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是政法干警的神圣职责;廉洁———清正廉明，无私奉献，这是政法干警的基本操守。”政法核心价值观一直是检察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检察文化理论的根本之处。随着新形式下的检察工作，尤其是经历了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三严三实”专项活动、“增强党性、严守纪律、廉洁从政”专项教育活动，检察文化核心价值观更被提升为对基于政法核心价值观更高的追求，应进一步深化检察文化理论。在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中，检察文化得到了更加深入的洗礼，可以说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是深化检察文化的一项最佳载体，在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中彻底巩固了检察文化的作用力———指引检察干警学习更深层的党政思想、认识自身问题、严于律己。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围绕作风建设，聚焦“”问题，使得干警从内由外的进行了洗礼，在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结束之际，基层检察单位应该将在教育活动过程中树立的良好检察文化内涵保持热度、常温、有效地持续下去，在意识到自身不足的情况下及时更正，从而不断查缺补漏，保障政法干警自身素能良性发展，并将“自省”模式纳入检察文化理论，应该经常自我进行一定的回望总结。在“三严三实”专项活动过程中，“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做到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同时应该作为检察工作的基础文化内涵。法律赋予了检察工作神圣的法律监督职责，那么对自身政治理想和信念的要求也是尤为重要的。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情操，在办案中，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依法治国，坚持个人的原则底线，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认真将各项专项活动精神融会贯通至检察文化理论具有重要意义，专项活动是定期对政法干警的督促学习、自我检讨的过程，在洗礼的过程中寻求自我的升华，也是充盈检察文化理论的重要过程。理论的建设是文化建设的源泉，而检察文化建设同时是检察工作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李进 单位：辽宁省本溪市南芬区人民检察院

理论建设论文篇7

彝族文化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渊源可追溯到彝族毕摩经,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及民族文化学的多方面的展开和深入,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目前,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整体的学科建设,以推进彝族文化学学科的整体进程。相形之下,彝族文化学的微观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影响尤大,而彝族文化学宏观方面的理论体系和方法研究则稍显不足。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关系到整个学科的走向和进程,关系到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色和学科地位。钟敬文先生在论述民俗学学科建设时,曾指出:“民俗学的所谓‘学’的含义,主要就是这种理性的认识”这对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此,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应该是彝族文化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本文就这个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浅见。

一、什么是彝族文化学

谈到彝族文化学,就涉及到了彝族文化学学科的定义问题。那什么是彝族文化学呢?彝族文化学的定义包含了研究对象和范围两个方面的内容。什么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呢?彝族文化学作为狭义的民族学学科,民族学的学科范围界定,对彝族文化学不无启示。一般来说,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的认识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在早期占主要地位,把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民族。在1950年代以来学术发展延续性的影响下,人们将民族学定义为“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一般说来,民族学是研究民族的科学。如说得更具体点,民族学是研究现代各民族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民族学是一门研究处在古今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所有人们共同体的历史科学。”[4]第二种观点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认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民族、族群及其文化的认识。“民族学并不是一门专门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也不是专门研究民族共同体的科学。”“民族学是世界各民族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与文化的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各民族文化,从事于记录和比较的学问。”“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文化,而不仅仅是民族,民族不过是文化的载体之一。因此,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文化而非民族。”[7]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可以说,彝族文化学的研究顾名思义即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学科。如何界定彝族和彝族文化?宏观上来说,二者同为一体,就如物质与精神在一个人身上得到了统一。先有民族实体———彝族,再产生精神状态———彝族文化。正因为有这个民族实体的存在、发展,才有了相应的彝族文化。这里有个产生的时间逻辑关系。但二者从辩证的关系来看,则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彝族的形成,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的产生,尤其是属于文化范畴的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又是形成民族的重要标志和内在动力。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现在把彝族文化学定义为:彝族文化学是一门研究彝族及其彝族文化,以揭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的人文社会科学。

这个定义可以理解为三个概念层次:一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彝族及其文化;二是研究目的或最终指向———提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三是学科类别性质———人文社会科学。第一个概念层次已在前边作了阐述。第二个概念层次与第三个概念层次有着内在联系,研究的目的决定了研究学科的性质。彝族文化学从科学分类上,既属于人文科学,又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类社会的组织与结构、体制与关系、功能与效率、秩序与规范的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社会之有序、高效运作提供知识、理论与管理手段的科学。”“人文科学,则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的精神世界、价值体系与心灵情感为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理解把握存在意义、生命本质、生活目的等终极性问题提供价值理性、知识、思想、理论的科学。”[8]二者同是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只是研究的角度、层次、领域不同而已。人文科学着重于人的本质属性,如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社会科学则侧重于社会文化的系统,如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社会文化系统,突出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上。彝族文化学属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科学,是人文社会科学。

二、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主要包括学科的科学性、民族性、复合性等三个方面。

1、科学性

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属于科学的范畴,因而具有科学性的特征。这个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彝族文化学研究是一个对彝族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彝族及其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简单到复杂,局部到整体的过程,这个认识过程是与彝族及其文化的发展是相对应的。一方面,彝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在改造自己本身,在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思维逻辑也得到了发展,这是彝族作为民族主体对自己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彝族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其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烙上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在彝族各种文化事象上表现出来自己的民族意识、性格、风格,如毕摩经、彝族服饰、民居、歌舞、民间文学等等。因其文化的独特个性,具有自身的研究价值,从而引起国外研究主体的关注、参与、深入研究、认识。这个认识过程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外在表现到内在本质的客观认识过程,符合科学的认识规律。两个方面的认识过程决定了彝族及其文化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决定着彝族文化学的学科价值。

其二,彝族文化学是一门构建自己的理论知识体系的学科。前述彝族文化学之“学”,是一种理性认识,是一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一门学科是否真正成熟,在社会实践中是否有作用,其理论体系是否健全、完善,有发展演化性是根本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的科学性主要包含两个发展过程,一是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认识发展过程;二是从理性认识在客观现实中检验丰富、完善的理论发展过程。相对说来当前的彝族文化学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某些彝族及其文化事象的层面上,热衷于对这些文化事象的搜集、罗列、阐述,虽然一些濒危的文化事象,如毕摩经的抢救、搜集,传统文化生态传承保护是必要的,但庸无讳言,彝族文化学的这种微观研究过热,宏观研究不足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变,势必影响彝族文化学的整体进程。这种过份注重微观,单一的彝族文化事象的研究,使彝族文化学的独立品性面临边缘化的危机。虽然现今彝族文化研究表面很热闹,但不少彝族文化事象是被当作其他门类学科输送、提供材料的资讯库。一门学科的第一阶段是明确研究对象,然后进行研究对象、材料的搜集、整理、抢救、保护工作。第二阶段是在此基础上挖掘整体文化的深层内涵,探索内在逻辑关系,并进行自身的理论构建,在多学科的交汇与融合中凸显自身的学科特色,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使之成为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独立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讲,彝族文化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成熟的学科,其学科的理论性构建仍任重道远,但这是不可忽视的。

其三,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实践性的社会活动。科学性表现在客观性、创造性和实践性三个方面。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它从客观实际出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这个认识利用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创造性是重要的内在因素。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真理也是有相对性的一面,理论来自实践。理论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活动,其与时俱进的创造性尤显重要。同样,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实践性和创造性的社会活动。彝族文化学的发展不能离开其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实际。彝族文化学要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以适应、促进彝族及其文化的全面发展、进步,其理论方法的创新是关键。如何创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来的过程是认识升华为理论的过程,去的过程则是理论检查、丰富、发展的过程。彝族文化学现在面临着两个历史性机遇,一是国内现代化和国际全球化的生存大背景;二是新兴学科层出不穷,学术环境、氛围大为改善的学术背景。如何在这两个历史性机遇中,以创新的姿态面对彝族文化学新形势,更新学术理念,调整学术方式,构建有自己特色的彝族文化学理论体系,自觉地建立彝族人文传统的文化品格与时代特征的国际彝族文化学,成为彝族文化学研究主体所面临的一大课题。

2、民族性

民族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彝族文化学作为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一门学科,具有较为明显的民族性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科的研究对象

从内容上看,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文化渗透着其自身存在的民族中,而构成民族及其文化的诸要素和它们的各子要素及其历史演化过程本身就属于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范围,诸如彝族的语言、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民族心理、历史、文学、伦理道德等。

(2)学科的理论构成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源于对彝族及其文化的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本身的民族性决定了其理论构成的过程,不能离开这个特定的民族性,使研究主体的价值取向渗透着民族性。例如要把彝族毕摩经中的《吾查买查》翻译成不同民族语言的研究文本,其过程由于不同民族语言本身的差异性,作品的原生态性会出现脱落、异化的情况。这是研究对象决定的客观差异性。没有深入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先入为主的以主体自居,视研究对象为“原始”、“化石”、“愚昧”的支配之物,然后以先验理论来分解、包装、组合、炮制,这样的学术理论构成必然是空间失败的。只有承认民族性的前提下,改变以往“主———客”关系,虚怀以待,还原客体同样的主体身份,变成“主———主”关系,相互倾听、交流、对话,达到文化的沟通、理解,这样才能真正深入一个民族的精神层次,这样的理论构成才是有生命力的。有些研究者通过学习研究对象的民族语言,以平等、虚心的姿态切入研究领域,他们的研究成果、理论构成也最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个过程是双向的。一方面,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这个民族的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向研究者渗透;另一方面,这种渗透又通过其研究文本或理论构成表现出来,又因为研究者自身拥有的民族文化精神与研究对象的民族文化精神产生碰撞、融合的良性运动,其理论构成更具有文化参考价值。

(3)学科的表达形式

彝族文化学具有的民族特征还表现在其表述的文体形式上。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吸纳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吸纳的过程也是民主化的过程,原本属于异民族、异文化的理论、方法,要吸纳、融合到本民族的学科理论中,必须要考虑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审美标准、历史状况,尤其是表述文体,这样才能使外来理论有机地融入本民族的文化体系中。实现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成为具有彝族文化学特色学科理论。彝族文化学也只有在这种不断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中,实现科学理论的本土化、民族化,从而得到发展、宏大。

3、复合性

彝族文化学的复合性是历史发展情况和学科发展要求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由于受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理环境的制约影响,形成了研究对象的多层次、多形式的复合性特点。此外由于彝族文化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要求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地域的研究主体的参与,所以又形成了研究主体的复合性特点。

(1)研究对象的复合性

彝族及其文化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尤其是彝族文化是多种文化因素、文化层面互化和整合的结果。彝族的历史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其经历到的地域有北方草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接触交往过的民族有早期的华夏族,后期的汉族,还有古羌及其分支民族,如藏族、白族、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独龙族、拉祜族等;碰撞、融合过的文化圈有草原文化圈、华夏文化圈、中原文化圈、雪域文化圈、山地农耕文化圈、建国前保留着母系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等多层次社会形态。这种由历史性形成的多元文化融合到彝族文化中,使其具有了复合性的特点。从彝族的毕教来看,有着自然崇拜、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因素,也存有藏传佛教的因子,也融合了汉族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道教的“五行说”、“三界六道”说等等外来文化因素。彝族民居、土司衙门也融合了彝、汉、白族等建筑艺术的文化因子。

(2)研究主体的复合性

理论建设论文篇8

【作者简介】钱广荣安徽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邮编241000）

【内容提要】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空前严重的挑战，为此我们必须加强政治伦理建设。政治伦理的核心理念和最高价值标准要求公民确立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意识和爱国精神。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需要拓宽视野，丰富其内涵，突出树立正常民族心态的内容。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加强理论研究，在坚持对青少年教育的同时，也要将党和国家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列为教育的重点。

【摘要题】经济全球化与道德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政治伦理/爱国主义/民族心态

【正文】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正在缩小世界各国间的时空距离，出现了所谓“地球村”现象。2001年11月10日，中国“入世”成功，表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不可逆转地融进世界体系之中。无疑，在“地球村”内，我们同别国可以开门相望，不仅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也可以相互支持、相互帮助，这样就可以更多地获得发展的机会和活力，给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带来巨大的好处。但是，仅仅这样看问题又是远远不够的。在思想观念上如何适应这种历史性的变化，已经成为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结束闭关自守的旧时代、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当代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便蜂拥而至，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乃至主流意识形态发生着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在我们以往单一、僵化的思维活动中融进了不少新鲜活泼的东西，但其消极因素也早已在思想文化领域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未来主义思潮的“趋同论”，不少中国人尤其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接受了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人的“全球主义”和“超民族主义”的观点，相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对立将不复存在，各民族国家正在走向所谓共同的“信息社会”。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之后，这些影响再一次顽强地表现了出来，一些青年学者甚至在公开的论坛上宣称，世界各国一切政治与文化的纷争正在退居到同一的“公域生活”的背景之后，中国人正在成为“世界公民”。

只要我们睁眼看看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就会发现，在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与活力的同时，也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和挑战。因为，在“地球村”内，“大户”与“小户”、“穷户”与“富户”的差别依然存在，善良“人家”与霸道乃至恶霸“人家”的对立依然存在。“各家各户”为了要谋得自己的利益，需要建设一个和平的“地球村”，同时也需要建设一个只属于自己、足以抵抗、战胜对手的“家庭”。这种同是“一村”人却不是“一家”的情况，说明人类在“类”或“村”的意义上所需要和实现的联系与沟通，只具有相对的价值，而差别与对立却是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概言之，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出现的“地球村”的真实情况是：一方面是“全球化”趋势在发展，另一方面是“民族化”趋势在增强；一方面是存在机遇与机会，另一方面是存在危险与危机；“全球化”与“民族化”，机遇、机会与危险、危机，既彼此对立和消解，又相互依存和适应。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并不是各国各民族的经济利益的全球化，而只是各国获取其自身经济利益的手段和方式的全球化。由于经济手段和方式的运行能否奏效，从根本上来说从来不在于经济手段和方式本身，而在于“竖立其上”的制度和文化。这就使得经济全球化不会是各国社会经济制度、社会政治制度的全球化，不会是军事或军事联盟的全球化，当然也不会是社会意识形式的全球化。为什么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会出现政治格局的多级、军事格局的纷争与对抗，会出现文化价值观念上的分野、渗透和碰撞？原因就在这里。

从人口因素来说，中国是一个“大户人家”，但从经济因素来说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从政治和军事因素来说，中国又是一个爱好和平、正在迅速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有志于在本世纪内加速发展以成为“经济大户”，而从中国的国情看要如此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地球村”内的种种迹象早已清楚地表明，那些“富户”、霸道恶霸、在“家政家风”上与我一向不同的“人家”是不会高兴的。他们在“地球村”内所干的那些政治颠覆、军事扩张、文化渗透的事情，军事上的有些事情甚至干到了“地球村”之外的太空，是针对谁的？因此，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我们需要在把握发展机遇的同时，认真思考和采用我们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无疑应当包括文化建设战略。历史证明，一国经济落后会挨打，文化特别是政治伦理文化上的落后同样也会受欺侮。葛兰西在总结殖民统治的经验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搞文化霸权是一切殖民主义惯用的伎俩，在后殖民时代，推行文化霸权和文化控制仍然是资本帝国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如果领导权不首先是文化的、伦理的，从而是政治的，也就不可能是经济的。葛兰西的这些见解，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把握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建设的战略问题，是颇具启发意义的。在国际舞台上，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建设战略体系中最重要的是政治伦理文化建设方面的战略。在一个民族国家，政治伦理在其提倡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和主导的地位。因为，政治伦理总是与其特定的社会制度相联系，以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为基本的对象和价值尺度，从根本上影响和锻造着公民的心态，使公民在理想、信念和民族精神的层面上把个人的价值和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联系起来。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放松以至放弃了政治伦理建设，就等于在道德提倡上削弱或放弃了道德价值体系的主导方向，结果会在根本上影响到社会制度的巩固和建设，影响到民族的振兴和强盛。同理，一个公民如果不具备应有的政治伦理观念，就等于没有灵魂，在政治上就失去了国籍和民族之根，在伦理道德上就成了一个抽象的人。所以，自古以来，世界各民族国家都十分重视政治伦理建设，把政治伦理建设放在全社会伦理建设的核心位置。

政治伦理的价值观念应是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核心要求应是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在处理本国本民族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关系中，政治伦理重视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主张始终注意维护和发展本国本民族的正当利益；在处理国家和民族内部的利益关系上，政治伦理强调把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实行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价值原则，由此而产生两种价值表现形式有别而本质内涵一致的政治伦理观。一个爱国公民，应当同时具备这两个方面的政治伦理观念。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民族，历来重视以国家民族整体利益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建设，历史上留下了丰富的政治伦理文化，涌现过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者。但是毋庸讳言，进入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新时期以来，一些公民的国家观念有所淡化，民族精神有所削弱，而由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一些负面影响，这种不正常现象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以后又有所发展。

其突出表现就是：在看待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问题上头脑不甚清醒，只注意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给我们带来的机遇，看不到在这一趋势之下世界上还存在着亡我之心不死的敌对势力，中华民族在建设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过程中还面临着极为严重的挑战，有些人甚至忘记了中华民族曾被掠夺被侵占的屈辱历史。据媒体披露，在上海等地，有的商人竟将“昔日法租界的风光”和“大日本”的广告悬挂在街道的显眼处，招摇市民，招揽生意，而路人不以为然者并不在少数。在河南洛阳还发生过这样的怪事：为了“换钱”，春节期间将白马寺的钟点提前一个小时，只打东京时间而不打北京时间。有人或许会说这些都是个别现象，但国人不禁要发问：是否应该在社会心理的层面上认真思考一下此等“个别现象”何以会发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现象虽然发生在一些成年人的身上，但却给青少年学生带来了不良的影响。某大学在组织学生讨论发生在白马寺的怪事时，竟有不少同学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要讲究经济效益，不管是谁的钱都可以赚，能赚钱就是好事情，此举“未尝不可”！他们殊不知，世界上自古以来有些东西是绝对不能作广告、绝对不能用来“换钱”的，这就是人格和国格。

由于受各种原因的制约和影响，过去我们讲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多局限于国家和民族内部的范围，缺乏全球视野，极少思考把爱国与如何走出国门到世界大家庭中去谋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的时代课题联系起来。改革开放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这种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但总的看还不能真正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第14条在说到“五爱”教育的时候始终围绕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中心，指出爱国是每个公民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和道德责任，强调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公民道德建设的全过程，阐明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爱国为荣，以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为耻，一切公民要把爱祖国落实在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社会主义的具体行动上，提倡学习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艰苦创业、勤奋工作，反对封建迷信、好逸恶劳，积极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政治伦理建设，在爱国主义教育这一点上，我们无疑要认真贯彻《纲要》的精神。有鉴于此，必须把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如何加强中国的政治伦理建设和丰富与发展爱国主义教育内涵的问题，作为伦理学研究和公民道德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实施这项战略任务有许多方面的工作需要做，就目前的情况看，我认为必须抓紧开展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高度重视理论研究工作。要在理论上说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确立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理念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这一价值理念的指导下促使全球意识与国家观念、民族精神之间达到某种合理的平衡，在理论思维的层面上使公民保持一种正常的民族心态，并将其以特定的规范形式和价值标准列入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之中。

以往，我们的道德体系虽然有爱国主义的政治伦理内容，但缺乏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内涵。在“入世”以后，中国无疑要加大开放的门户，我们一方面要大踏步地走向世界，一方面要欢迎别国大踏步地走进来。但是世界各国之间来来往往、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无一不是为了维护和发展本国本民族的利益，走各自的建国强国之路。能否这样正确认识和把握这种形势，就是一个是否具备正常的民族心态的问题。

民族心态，常以民族的尊严感、自信心和自豪感等形式表现出来。正常的民族心态是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的心理基础，在国际交往中，一个民族在处理与别个民族的关系时如果心态不正常，其爱国主义的情感就会失去平衡，最终影响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的正常化，失去本可属于自己的发展机遇。正常的民族心态，是相对于民族狭隘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思想与情绪而言的，是一种既不盲目自大也不盲目自卑的精神和性格。有人说，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民族狭隘主义。对这种看法是需要做具体分析的。若是指那种不欢迎别国大踏步地走进国门的思想和情绪，那是对的；若是指可以因此而轻视、无视本国本民族的利益，放弃爱国强国意识，甚至还要一厢情愿地将自己装扮成“世界公民”的样子，那就错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们不应当视自觉维护国家的和民族的尊严，对敌视我国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对抗、军事扩张和文化渗透保持高度警惕的心态为民族狭隘主义。诚然，今天确有一些同胞抱有一种民族狭隘主义情绪，他们看到别国的老板大踏步地走进国门，心里就感到不舒服，宁愿闭门造车、关起门来过过去那样的苦日子，也不愿借用发达国家的一片阳光。但我认为，从目前国人的政治伦理心态的实际情况看，主要的问题还是民族虚无主义。目前理论界出现的认为树立正常的民族心态主要是反对民族狭隘主义的观点是没有多少根据的，主张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要“融进”世界大家庭和中国人要应当成为“世界公民”的观点，更是不可信的。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体系要始终注意突出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这个灵魂，进行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的教育，使公民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舍此，我以为就是舍本求末。既要培养从全球角度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又要以维护和增进本国利益为己任；既要学习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有价值的成分，又要抵制西方颠覆和破坏的图谋，抵御西方腐朽、消极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蚀。

其次，要重视大众传媒舆论导向出现的新情况，加强传媒尤其是网络文化的建设。过去，我们的大众传媒进行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的教育，多是正面的，因特网出现以来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特网正在我国普及，接触因特网的人特别是青少年越来越多，据有关统计，大学生中的“网民”占35%-40%。网络的开放性使其成为“地球村的高音喇叭”，成为各种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敌对势力的“公开论坛”。通过因特网，人们当然既可以增加和积累许多有益的信息，但也可以削弱和淡化应有的已有价值理念，其中就包含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美国《商业周刊》1999年10月4日发表文章说，因特网是一条正在被各式各样的活动分子迅速发展的途径，是一个可以用来动员和施加各种影响的异乎寻常的工具。美国的右翼以及以为代表的“”组织的头目的反动言论，基本上就是通过因特网传播到广大青少年学生中间的。就此，香港《明报》曾提醒国人：因特网是“中国和平演变的泉源”，人们“会在这些讨论区接触到不同的政治观点，这将慢慢动摇中共政权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对中国政治发展带来一定的冲击和震撼”。这些新情况难道不表明，因特网对人们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青少年学生的负面影响决不可等闲视之，我们急需加强大众传媒特别是因特网的舆论导向吗？

理论建设论文篇9

在多党合作实践中产生、完善和发展的中国特色政党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以派建设与参政规律为研究方向的参政党理论，则是中国特色政党理论的一个重要领域，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支学科，是一个亟待加强和进一步完善的领域和学科。为什么要开展参政党理论研究，如何认识参政党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我们在学习与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一

参政党理论建设似乎是一个新的命题，实际上在我国政党制度形成期间，这一课题就已经提出来了，最先提出这一课题的就是新中国的缔造者。1949年8月24日，正在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筹备期间，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言人针对美国国务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发表的严正声明《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当日致函民建负责人黄炎培说:“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8月26日，又给黄炎培写信指出:“民建此次声明，不仅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

的这两封信函在中国政党合作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派理论这一重大课题，提出了派思想理论建设的要求和方式，并把建立派理论的重要意义提升到建立派主动性和发展多党合作的战略高度来认识。1994年，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著文重温的这一重要论述，感慨万千，他说:“在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风风雨雨，特别是参加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后，重温的指示有了较之过去清醒得多、深刻得多的认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派理论建设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他指出:“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基本性能，是一个政党能否保持和增强生命力的关键所在。”这位曾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写进《宪法》作出贡献的老一代党派负责人，一直不忘的指示，长期坚持思考和研究派理论建设问题。《孙起孟文稿选编》中有7篇讲到理论建设。孙老深有体会地说:“派的理论建设并不难，其实质就是把派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使之带有条理性、结合性，上升到理论。这种理论事实上派已经在做，只是还没有把它摆在应有的重要位置上，工作还不系统，还不够自觉，与实践本身相比还落在后面。”这一点是十分中肯的。

客观地说，真正意义上的参政党理论研究是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非常重视中国特色政党理论建设，宣布各派是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并把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极大地调动了各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各派工作获得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邓小平非常重视派参政的制度化建设。1989年1月2日，邓小平在一位派成员的建议上批示:“可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成员要有派的)，专门拟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并在一年内完成，明年开始实行。”

根据这一批示，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经与各派协商，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1989]14号文件)，成为新时期中国多党合作的纲领性文件和共同行动准则。这一文件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原则、方针政策和重大措施，其中最大的理论贡献是首次提出“参政党”的概念，确立了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参政党”地位，赋予了各派“一个参加三个参与”即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的重大职责和光荣使命。这就为参政党理论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14号文件的指引下，我国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参政党建设不断加强，参政党理论体系的框架初步形成。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以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着眼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继往开来，与时俱进，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政党理论建设，包括参政党建设，以理论创新引领多党合作事业的创新，经过同各派、无党派人士的充分协商，先后制定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2005]5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2006]5号文件)。这两个5号文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政党理论，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原则、内容、方式和程序作出了科学规范，进一步完善了对派性质、地位、职能、作用等重大问题的表述，对支持派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是指导新世纪新阶段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引领参政党理论建设的重要指针。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扩大各界人士有序的政治参与，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进一步概括了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必须坚持和遵循的重要政治准则，这也是开展参政党理论研究的准则;进一步强调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作为各派参政议政的第一要务，把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上来;进一步确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实现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是我们准确认识参政党性质、地位和作用的理论依据。两个5号文件提出的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是我们深入开展参政党理论研究中应该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的指导原则。2006年7月10日，胡

锦涛总书记在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们要支持各派按照参政党建设的目标和原则，以思想建设为核心、组织建设为基础、制度建设为保障，全面加强参政党建设，使他们始终成为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使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相互促进，更好地统一于多党合作、共创伟业的历史进程中。这一重要讲话，对派建设寄予厚望，为深入开展参政党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

二

参政党建设的核心是思想建设，思想建设的根本是理论建设。这项工作已受到各派的高度重视，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2002年5月30日，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在民建中央第一次理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理论是指南针，理论是主心骨，理论是粘合剂，加强参政党理论建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是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需要，是加强本会自身建设的需要。农工党中央主席蒋正华指出:“要加强参政党理论建设，从参政党的性质、地位、特点出发，对参政党的自身建设、履行职能进行理论研究，形成规律性认识。”2004年7月4日，农工党中央在开展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中发出了《关于加强参政党理论建设的意见》，对参政党理论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内容、落实措施等都作出了详尽的规定，并发出了研究计划和选题，先后在上海、重庆、四川、湖北等省市建立了参政党理论研究点，以此推动对参政党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2006年10月23日，九三学社主席韩启德在九三学社理论研究和社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要在新形势下完成多党合作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加强参政党理论建设，没有理论上的清醒，就没有行动上的坚定。”他提出“参政党的政治纪律也应该是理论研究的一个课题”、“参政党理论研究必须解决学风和文风问题”。我们高兴地看到，从中共中央[1989]14号文件颁发以来，特别是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2005]5号、[2006]5号文件的热潮中，各派都加强了理论学习与理论武装，都对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安排，采取各具特色的研讨活动，以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工作创新，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各派在学习和研究的同时，积极宣传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宣传参政党理论和实践，扩大了社会影响，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2005年9月，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在民革中央编写的《中国的参政党》一书的序言中提出:“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积极宣传参政党的理论与实践，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与政党制度，了解中国的参政党，也是中国各派的一个重要任务。”《中国的参政党》一书，以参政党的独特角度客观准确全面地介绍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着重介绍和研究参政党的性质与政治地位、政治主张与政治优势、基本职能、作用和参政党建设的目标、原则与内涵、途经与方法等，这本书体现了很高的政治把握能力、深厚的理论功底、鲜活的资料运用、深刻的切身感受、娴熟的语言特征，书中有很多启迪读者的精彩论述，例如关于派为什么要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十大根本理由”的论述等等。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甄小英在《参政党研究的力作》一文中高度评价《中国的参政党》一书，称赞它是“第一部由参政党所写的系统阐述中国参政党理论的专著”，“填补了我国政党制度研究的空白”，可以说当之无愧。由此也说明参政党内确有理论干才，可以担当起参政党理论建设的重任，他们在研究和宣传方面的独特优势，往往是“旁观者”所不可替代的。

参政党理论研究是一个政治性、实践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必须开门科研、联合攻关。2003年11月29日，作为派联合党校和理论研究基地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成立了政党制度研究中心，联合各派和相关专家，共同研究中国特色的政党理论特别是参政党建设理论，先后出版了《多党合作与参政党建设调研报告集》、《中国派建设理论》、《中国参政党新论》(郑宪等编著)等著述。2006年4月25日，湖北省八个派省委会与省社会主义学院联合成立了湖北省统战理论研究参政党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已出版《参政党理论研究论文集(第一辑)》，目前已在筹备第二届年会和编辑出版论文集第二辑。在这样的研究中心和专委会里，各派和相关部门、理论专家密切配合、团结合作、互相交流、共同提高，呈现出和谐科研的新气象。参政党理论研究的活跃开展，正是我国宽松和谐、民主团结、生动活泼政治环境和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

三

2007年10月15日，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促进政党关系和谐，要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国内各党派合作共事，支持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地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进一步表达了中共中央对多党合作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各派、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真诚愿望。

理论建设论文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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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构成了社会主义整体文明建设的系统工程。正确认识和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则是理解、探索和坚持生态文明建设道路的基本条件。

一、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学理论在人类文明发展道路探索中的具体运用

生态学概念最早是德国动物学家E•海克尔提出的。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和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该学科认为，动植物及其无机环境构成一个生态系统，在系统内存在着有规律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且具有内在的自我调节功能从而在较长时间保持着相对稳定，即生态平衡。因此，人类在利用和开发自然环境过程中，必须从整体的角度，遵循自然界动植物的发展规律，保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也就是说，人类必须运用生态学的观点去认识和处理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用生态学的方法去解决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误用环境、误用技术，势必破坏维持生命系统自然平衡的诸种因素，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最终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正是对生态学揭示规律的正确认识基础上的具体运用。

二、生态文明建设，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在新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弘扬

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马克思在其名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那种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135，“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1］124，“人是自然的一部分”[1］52。在马克思看来，把人与自身之外的自然连接起来的活动就是生产劳动，劳动改造了世界，使它变成了“人化的自然”。由此，马克思甚至把自然比作“人的无机的身体”[1］124，强调人与自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马克思主张人与自然在双向相互作用中达到辩证的统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2]恩格斯认为，宇宙岛（银河系、河外星系）、太阳系（恒星系）、地球、地球上的生命和人类都是无限发展的自然界在一定阶段的产物，任何具体事物都有生有灭，整个宇宙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并处在永恒循环的物质运动中。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论述集中地说明了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要求人类善待自然，保护环境。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化学家和农学家李比希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植物吸收阳光、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分及土壤中的钾、钙、磷酸盐等各种有机物的养分，动物（包括人）又从植物或其他动物身上吸收养分，动植物腐烂后又分解回归到土壤和大气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自然界自主平衡的大循环。马克思受到李比希观点的启示，引申并发挥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的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大土地所有制造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李比希）”[3］196。在这里，马克思使用了“物质变换”（代谢）的概念，提出了人类对生态的破坏造成了大自然物质代谢中的“裂缝”严重后果。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4]马克思认为，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进行“合理地调节”，“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5］926，这是十分必要的。马克思还强调，要“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6]。这些论述既与人类中心主义相区别，又指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坚持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人口过度集中）及其生产过程的废弃物排放，扰乱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破坏了“永恒的自然条件”，“同时就破坏了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7]。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人与自然的异化，指出“异化劳动”造成了“文明的阴沟”、“自然的荒芜”和“日益腐败的自然界”。在遭受工业污染的恶劣生存环境中，工人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3］117。这从反面告诉人们必须对环境进行保护，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还强调违背生态规律必将受到自然的惩罚，在他们的著作中多次对人为盘剥自然、破坏环境的行为给予严厉谴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例如，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来污染泰晤士河。”[5］927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国民经济批判大纲》以及《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对过度开发自然，破坏自然平衡的行为给予强烈的谴责。恩格斯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美索布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它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8］517恩格斯的劝告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人类要在地球上生存下去，就要与自然界建立共存共荣的和谐关系。

三、生态文明建设，是对我国古代思想家生态文明智慧的汲取和升华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被普遍确认为“天人关系”，这个与环境保护紧密联系的哲学命题，各家学说多有论述，其中以儒、道、佛三家最为丰富精辟。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尊重生命、保护环境的智慧，为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思想来源。

道家以老庄为代表，他们把“道”作为万物的本源和基础。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①在这里，老子以万物相互联系的宇宙观来审视得天独厚的生态，把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编织于统一的自然之网中。“道生万物”表明，老子反对把等级贵贱观念用于自然界；《庄子•齐物论》更鲜明地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R26;秋水》则认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这些都明确地表达了道家对人与自然平等关系的看法，反对人类凌驾于自然界，主张以道观物，以达到天人和谐。“道法自然”是老子生态观的核心思想和根本规律。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②也就是说，宇宙万物的生成根源于自然，演化的动力来源于自然，联系统一于自然，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依循“道”的自然本性，达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按照“自然”的方式对待自然，要懂得尊重自然、爱惜自然。

道家认为，要使人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违反自然规律，必须做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强调：“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③也就是说，人世间最大祸患莫过于不满足，最大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凡事皆有度，学会知足，才能得到满足。只有适可而止才能避免祸患，远离危险。既然万物都有自己的限度，人的行为就应当有所“止”，人的欲望就应当有所“满足”，有所克制。庄子也主张“常固自然”、“不以人动天”，使自己的欲望顺应自然法则，以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道家主张人类要尊重自然，凡事都应顺应自然，在人类活动中尽可能地少一些人为因素。但并不是要人降低到生物学意义的动物，否认人在宇宙万物中的地位。《老子》提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既没有把天道奉为与人对立的至尊权威，也没有把人贬为天道的附属物。在天人关系中，人的地位是不容降低的。人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求，需要保护资源和环境。为此，老子要人们发挥主体能动作用，有效地控制自己的行为欲求，不能一味追求自己欲望的满足而过度开发利用资源。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与道家一样，也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同类，因此人对自然应采取顺从、友善的态度，以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最终目标。道家是从天谈人，着重从自然的视角来论述天人关系，而儒家则是从人谈天，从人的角度来阐述“天人合一”；道家追求反璞归真，反对人力加之于自然，而儒家则在“赞天地之化育”的同时，又肯定人为万物之灵，主张尽人事以与天地参。儒道二家的角度虽不同，却异曲同工地肯定天与人的联系，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儒家认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尊重自然即是尊重自己，爱惜其他事物的生命，即是爱惜自身的生命。被称为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把“生生”，即尊重生长、长养生命、维护生命作为人的“大德”，“天地之大德曰生”④。随后的儒家哲人大都从自我生命的体验去审视同情他人的生命，并推及对宇宙万物生命的尊重。在对待山林资源、动物资源、水资源、土地、环境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人与自然和谐的措施。以对待山林资源的态度和利用为例，儒家认为，注意保护山林资源的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是人类保护山林资源的出发点。孟子最早意识到破坏山林资源可能带来的不良生态后果，并概括提炼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态学法则：物养互相长消的法则。孟子认为：“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①儒家还看到山林树木作为鸟兽栖息地的价值——“山林者，鸟兽之居也”，认为“山林茂而禽兽归之”、“树成荫而众鸟息焉”，反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②。儒家对山林和鸟兽的生态关联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③同时，儒家还看到树木能净化环境、补充自身营养，提出“树落粪本”的思想。不仅如此，儒家更为注重山林对人类的价值，提出“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④，也明确指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⑤。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儒家的这些主张尽管是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考虑，但客观上使生物得以保护和永续利用，促进了自然保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尊重生命的思想表述得最为完整的是佛教禅学。在生态问题上，佛教认为，宇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之法的体系，无论是无生命物、生物还是人，都存在于这个体系之内，生物和人的生命只不过是宇宙生命的个体化和个性化的表现。在佛教理论中，人与自然之间没有明显界限，生命与环境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佛教提出“依正不二”，即生命之体与自然环境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佛教主张善待万物和尊重生命，并集中表现在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上。佛教教导人们要对所有生命大慈大悲。所有生命都是宝贵的，都应给以保护和珍惜，不可随意杀生。佛教中“不杀生”的戒律乃是约束佛教徒的第一大戒。在今天看来，佛教信仰虽然带有宗教神秘的内容，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保护生物的问题，但它所表现出来的对生命的尊重和关爱，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显然有其积极的意义。

儒、道、佛的生态智慧产生于遥远的古代，却具有跨越时代的价值，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思想来源。

四、生态文明建设，是反思人类传统发展观念的与时俱进的理性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处理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经历了依赖自然畏惧自然征服自然的曲折变化，相应地人类经历了前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若干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不同阶段存在不同的情况，并由此引发了人类的觉悟与反思。如近代，人类曾进行过三次反思，发生过三次环境保护运动。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近代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突飞猛进，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森林资源、野生动植物遭到严重破坏，发达国家的一些工业城市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空气中含有大量污染物和煤灰，烟雾弥漫在大街上。对此，查理•狄更斯在其著名小说《荒凉之屋》中描写19世纪末伦敦的情况：“处处弥漫着雾……雾飘进格林威治退休老人的眼睛里和咽喉里，使他们在炉旁不断地喘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多部著作中，从“好象是被谁吸干了的”贴普尔河，到“今天因此（森林砍伐）成为荒芜不毛之地”的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从“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8］520到泰晤士河的污染，作了深刻揭露和批判。西方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开始质疑人统治、主宰自然的观念和行为，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形成了首次环境保护运动。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中叶，先后发生两次世界大战，不仅严重破坏了许多国家的经济，破坏了有关地区的自然环境，也加剧了发达国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掠夺，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失调，从而引发了西方第二次环境保护运动。从20世纪中叶至今，人炸、化工产品的大量生产和使用、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工业化道路的普遍实现，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愈演愈烈。据统计，占世界人口26%的发达国家，不仅消耗着世界75%以上的能源和80%的资源，而且还利用其在资源消耗方面的优势，对本国资源实行保护，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从而加剧了资源的短缺和生态的破坏。这一切促使人们进一步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经济、技术、文化的层面去检讨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行动，从而引发了西方第三次环境保护运动。[9]

人类生态行为失范的重要原因是受传统发展观（或价值观）的支配。传统发展观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的增长，把国民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和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近代以来的一个很长历史时期，人类社会在这种传统发展观的支配下，创造出了空前的物质文明和社会繁荣。在我国，为了尽快迎头赶上发达国家的步伐，提高国力，改善人民生活，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仍一度以粗放型为主，过于追求指标的实现；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大规模、高速度发展经济之时，也往往采取置环境损害于不顾的做法。总之，传统发展观（或经济发展模式）认为，人类物质财富增长所依赖的资源在数量上是无穷无尽的，自然环境对人类废弃物的净化能力是无限的，自然环境只是人类消费的对象。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无限索取和掠夺的结果，最终造成环境的失调，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威胁。反思人类发展史，人类文明的步伐却以自然为人类的工具进而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如今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转变经济发展观念，高度重视生态文明，抛弃传统发展模式，转而采取经济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模式。①具体参见《老子》第42章。

②具体参见《老子》第25章。

③具体参见《老子》第46章。

④具体参见《易传•系辞》。

①具体参见《孟子•告子》。

②具体参见《荀子•致士》。

③具体参见《孟子•梁惠王》。

④具体参见《孟子•告子上》。

⑤具体参见《荀子•王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24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1-202.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52.

理论建设论文篇11

■前言

一段时间以来，由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2E侯机厅通道部分倒塌事故引起的对结构安全问题的讨论成为业界甚至各种传媒的热门话题，由之引起的对国家大剧院以及各奥运在建项目进行结构安全再认识的声音也不时传起。特别是对正在设计施工中的奥运项目，按照政府决策部门的意见，建设单位组织结构有关专家逐个项目地进行了更为严格的结构设计安全评估。

结构设计安全是我们所有从事结构设计与研究工作者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巴黎戴高乐机场事故是结构在其设计使用寿命初期（投入运营一年），在常规荷载作用（没有恐怖袭击、没有恶劣的区域突发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发生的，就是说，一定是在结构设计或施工的某个环节给结构留下了致命的内部缺陷才造成的，这一缺陷既可能是结构设计理论方面的，也可能是结构设计构造方面的，既可能是结构材料使用方面的，还可能是建造过程中的施工质量控制方面的，等等。无论什么原因，这种结构破坏形态都是结构设计原则所不允许的，引起我们的警觉也是应该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还是应该理性地、科学地、全面地分析和把握结构设计的安全问题。其实，追溯人类改造自然、改造世界的历史足迹，我们还是有理由对当代结构设计理论和建造技术的发展水平感到自豪的。虽然我们现在感觉是越来越累，越来越难，但是在力学和材料科学发展的有力支撑下，我们所从事的结构设计与建造技术的发展还是基本上满足了那些满脑子求新求奇，求高求广的所谓当代建筑师的表达欲望与需求的。

■世界上没有自由的结构设计师，但假如没有我们，也就没有建筑表达的自由

建筑师设计东西，无非表达两种需求，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功能需求，另外一种就是表达建筑情感，或者说是通过建筑表达情感。这种情感表达方面的需求可能是来自公众的，也可能是来自政府或领导意志的，还可能就是直接来自建筑师的美学修为的。建筑师可以利用建筑特有的元素，比如建筑材料的材质、装饰材料的色彩等进行其建筑情感的表达，但是这种表达的效果和能力是有限的，建筑师更重要的手段则是借助结构的能力完成这一表达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筑师丰富的想象力既给结构设计提出了课题、带来了挑战，同时也就给结构工程师带来了风险。

国家大剧院超大超深的地下结构体量，椭球抛物面壳体屋顶和围绕壳体的环形水池都是安得鲁实现其剧院功能需求与其情感表达需求的手法和元素。为了在不超越人民大会堂的限定高度内，完成剧场功能对竖向尺度的需求，“深入地下”是其自然的（也许是无奈的）选择；椭球抛物面壳体屋顶罩住其下的三个功能剧场是建筑师进行区域空间整和的一种手段，在这块区域上的建筑物进行这样的整和处理我认为是必要的；建筑师设置环形水池的目的在于其制造区域宁静气氛的需要，这种建筑情感表达上的需求也是必要的。

国家大剧院

同样的，在建的国家体育场（简称“鸟巢”）以及国家游泳中心（简称“水立方”）等标志性建筑，她们不单单是承载着满足举办奥运会各单项体育功能方面的需求，也还要承载着通过其“别样”的建筑形象来表达全国人民百年奥运梦想成真的情感需求，承载着要为最出色的一届奥运会留下最出色的“建筑遗产”的使命。

自然的，建筑师是无法单独承担这样的使命的，必须依靠结构工程师的支持来实现其“特别”的表达需求。或者说，结构工程师在这个时侯是没有选择的自由的，只有绞尽脑汁为建筑师的这种需求寻找“解决方案”，于是，百年之前的理论物理学命题“泡沫理论”被结构师拿来经过有趣的数学变换，最终成了表达建筑师“看似无序的水分子结构”的最好载体。

国家游泳中心总平面图

■建筑结构形式的争议多半不是“好与不好”的问题，而是“值与不值”的问题

为了满足建筑师们的“浪漫”需求，在传统的结构构成方式无能为力的时候，结构设计师就必须探索新的、非传统的结构构成方式。结构系统的基本形式，可以说已经被我们认识的差不多了，但是，这种说法只是限于基本体系，并不意味着创造新的结构形态可能性的减少，在拥有无限多样的物种的丰富多彩的世界里，限定结构形态的类型显然是不恰当的。

结构工程师的任务就是在既要保证结构安全同时又要满足建筑美学需求的杠杆上寻找一个平衡点。只是，世界上终究没有免费的午餐，当各种或是张扬的、或是陌生的结构形态出现的时候，在结构材料科学还没有长足的发展的时候，在我们还不得不用传统的结构材料去实现这样一个个“浪漫”的需求的时候，对结构安全的关注也就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引起一端又一端的“争议”。

从一个结构设计与研究工作者的角度看待这些“争议”，我认为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在力学或规范的原则内寻找到这个“平衡点”的，随后的问题是，这会要我们付出多大的“代价”，或者说要我们支付多大的“结构成本”？我认为对这个我们要支付的成本“值与不值”的不同看法是对建筑结构形式“争议”的焦点问题。

其实，作为一个结构工程师，常常是不能判断建筑的形象与情感“效益”与结构实现的“成本”之间到底谁高谁底的，因为前者是很难量化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保证建筑功能与美学需求的诸种可选择的结构实现方式中找到成本较低的解决方案。

国家游泳中心南北剖面图

国家大剧院南北剖面图

例如，在国家大剧院工程结构的第一轮初步设计时，法国ADP公司确定的结构底板的顶面标高为-26.0米，这个标高受到了中国建筑与结构工程师的质疑，如此深的基槽，且不说开挖与降水的成本会很高，结构寿命期内的抗浮设计成本更是一项很大的投入，为此，我们建议在保证其建筑功能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建筑底面标高，法方在修改后的初步设计中将这一标高提高到了-22.0米。

与上述情形相反，国家游泳中心工程的建筑设计由于采用了ETFE双层充气膜，这种膜材的造价很高，所以，在相对深挖（增加基础开挖与结构抗浮成本）和抬升建筑总高度（增加围护膜材的用量）的比较选择中建筑师完全依赖的就是综合成本最小化的原则。

■结构工程师要给浪漫的建筑师和建筑师的浪漫设定一条底线

作为一名结构工程师，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结构科学和材料科学的发展远没有达到可以令建筑师们的“浪漫思维”无约无束的境地。在实际结构的建造过程中影响结构安全的因素众多，一方面，建筑结构理论归根结底是一门实验科学，理论与实际的偏差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建造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区域差异以及施工质量控制等等方面的诸多因素，都会给实际建造完成的建筑结构安全性能带来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

所以，建筑师们在通过建筑表达其美学或情感需求的时候，结构工程师们还是要给他们设定一条底线。这条底线不仅依赖于当代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水平，而且还依赖于现代结构技术与材料科学的发展水平，依赖于结构分析技术的发展水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允许他们突破某些“规范”条文的底线，但是不能允许他们突破“基本力学准则”的底线。尤其是当我们面对国外建筑师的时候，这一点做起来很难，譬如在和安德鲁的法国ADP团队合作设计国家大剧院的过程中，我们就经历了多次的“争执与说服”的过程。

国家游泳中心的设计过程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在建筑师浪漫的创意和结构的可实现之间还是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的，因此，我们投入很多精力进行了这种新型多面体空间钢框架结构的试验研究，最终才可以保证这种结构的安全、可靠。

钢骨架结构效果

ETFE充气枕结构

■不能认为结构设计安全与结构设计的创造性是永远的矛盾

实际上，对结构设计安全性的忧虑往往会束缚住我们结构设计创造性探索的步伐，虽然这种忧虑不是多余的。发生巴黎机场结构倒塌事故后，我们听到的几乎都是对安德鲁主持设计的建筑的一片怀疑之声，结构设计工程师们，尤其是从事重要公共建筑结构设计的工程师们更是增添了更多的谨慎与小心。

我认为，结构设计的任务始终是：按照建筑的功能与美学需求确定安全、合理的结构体系；进而依据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有关标准所确定的原则对结构作用效应与结构抗力进行符合结构实际工作条件（性能）的分析；最终应做到在规定的结构设计使用年限内，在现行规范规定的各种荷载作用下，所设计的结构是安全可靠、经济合理、技术先进的。

为了实现这样的使命，对结构设计安全的自始至终的关切无疑是必要的，另一方面，结构设计的创造性不但是当今建筑设计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结构设计技术自身发展的要求。国家大剧院、国家体育场、国家游泳中心以及新中央电视台等建筑在结构设计方面的创造性探索可以为我们跟踪当今世界先进的结构设计理念提供一些线索，也可以让我们检视一下很多经验的、传统的结构设计思维是否还适应现代结构设计发展的要求。

理论建设论文篇12

2015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立第十个年头，成绩显著，不足也明显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应有新十年的奋斗目标，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协同，踏踏实实工作，努力实现从“起航”到“领航”的跨越。[1]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理论抽象，是关乎人类、国家、人民生活发展的理论，又来自于生动的现实生活。由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顶天立地”。前者是“顶天”问题，后者是“立地”问题，两类问题尽管处在不同社会层级，但有相同的品质，有内在的联系，“天地”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针对问题，应踏踏实实工作，踏踏实实工作就是实践。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应针对问题，将问题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对象，这本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群众需要二者内在地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问题之多，令人忧虑；现象之多，必然令人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应针对问题，关心问题，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生活的联系。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域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令人忧虑。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指出：“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比如有些高校还未建立独立的二级机构、教师队伍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教学管理还有待规范，教学的吸引力感染力和针对性实效性还没有得到有效改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还存在学科点多而不够强，学科研究面广而不够精的现象，有的学科点与思政课教学机构仍存在相分离的现象，学科研究专业属性还不够强、学科队伍建设仍缺乏后劲、学科生源质量参差不齐、学科学术影响力相对较弱。”[2]还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思想政治工作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缺乏学术属性，沿用行政方式建构封闭式的组织结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类研究会，名义上是群众性学术组织，实际上是领导者的组合，缺乏学术属性，也不能正常开展学术研究活动，不能发挥学术组织的功能。这些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类、思想政治工作（教育）类学术团体的常态。在计划与市场、政治与学术、行政领导与学术管理等分化的现代社会，这类学术组织封闭式组织结构已不能适应社会现实，不仅不能发挥学术团体的功能，而且成为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因素。对此，党政领导者、学术掌门等还没有自觉。我们应当在现代社会及现代科学发展环境中创建新型学术组织结构，提高学术领导能力，进而提高学术产出，使学科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宣传）实践的有力支撑。这样，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天”，那些存在是“地”，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天”要面对社会存在这个“地”，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内部也存在“天地”。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无论内外——面对自身，还是面对社会外部，都需要同时“顶天”即研究理论问题，踏踏实实工作做好理论建设；针对具体存在，要“立地”，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贯彻中央去年年初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有许多事要做，要改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不能只讲理论，还要踏踏实实做事。踏踏实实做事，并不是只指向社会，说社会上这个不好，那个不对，在“指点江山”的时候，更要做好自己的事。

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多方面的整体，包括内部与外部、学术与组织、上与下、客观与主观等“两个方面”的建设，这反映了社会转型和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总趋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应运用系统思维，立足“学科”的基础建设和基地建设，两个方面结合，协同推进，为学科的第二个十年做出新贡献。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分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外部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承担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使命，要为坚持和实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功能发挥作用。然而，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内部建设，就不可能有组织基础，不可能有战斗力。从内部与外部的关系而言，只有自己内部有力量，才能面向外部有力量。打铁要靠自身硬。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为社会作贡献，要有社会影响力，内部建设不可缺少。在当下，党和国家支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内部建设必须跟上，必须配套，否则，不可能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既要研究外部理论，也要研究内部理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理论，应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的课题，开展“内部化研究”，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理论。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分学术与组织两个方面建设。“学科的本质是学术和学理，没有学术和学理的学科，终究不是完整、完善的学科。”[3]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们，擅长于理论讨论，而组织建设往往跟不上，即很难把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现在人们总是说，当下人们遇到现代性的挑战，存在现代性的隐忧。其实，在组织化课题上已不是隐忧，而是现实难题。且不只是今天，而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难题。孙中山先生提出组织民众团结的课题，的最大难题亦是组织党国团结，而中国共产党的优势是组织，首先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团结的力量，然后把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把“散沙”式的民众动员起来。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首先需要把学科力量组织起来，探索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的组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学术性的群众组织，它不应是行政化的组织，也不应是纯粹的学术平台。应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组织建设的道路，改革创新，建设有活力的学术团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立十年来，应当肯定成绩，但就组织建设而言，缺乏领导、管理、组织等“力量显示”。应当坚持党的领导力，体现国家（有关政府）的领导力，改变令出不行及某些地方、高校、个人自行其是，增强学术的活力和团体的管理权威。应将政治领导、学术团体与社会组织三者结合，将“高校等级”、学术贡献及能力、老中青等结合起来，建设一个坚持党政领导与开放办学科有机结合的新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团体。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分上与下两个方面，具体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这是系统总体的概念，属于宏观总括层次。国家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但不是文化的全部。文化有基础。思想政治教育有意识形态的职能，但总体上以思想为对象，以人的思想为目标，人需要理论指导，但人的基础在生活，在存在。生活世界才是意识形态的基础。中观维度的理论、思想、知识、概念、话语构成各种各样的文化空间，成为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将上层意识形态理论与基层思想观念基础联结起来，进而有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系统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不仅要研究宏观的理论，关注意识形态安全，但基础还在民众，在基层，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马克思主义有多个维度“。可以从不同维度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有意识形态维度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维度的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维度的马克思主义。”[4（]P16-17）作为意识形态话语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属于宏观，在国家层面；而基础在社会基层，在民众（干部群众），更多地表现为文化的维度；此外，还体现为各地各单位的中观层面的社会组织思想及行为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研究与建设各个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只停留于宏观一个层次，脱离民众的生存场域及话语“高谈”马克思主义。对组织力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既要有党的坚强领导，又要牢牢依靠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从业人员，做到上下结合，全面协同，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力量。第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分客观建设与主观建设两个方面。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学科建设成为有世界话语权有活力的客观存在。然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学科的客观建设是为了人，也需要人的参与，因此包括主观建设。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P502）改造世界，当然包括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两个世界都要改造，两个世界需要协同推进。早在《实践论》中就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6]（P296）改造客观世界包括对人的改造，但改造主观世界主要是对人性的改造，这是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关键，也是共产党人真正有力量的根本所在。这方面的改造在社会主义运动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工作）的真谛。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当下不断出现各种令人忧虑的事件，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阵营，也存在着各种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相违背的现象和行为，究其实质是缺乏主观世界的改造。教育者首先要教育自己，做到言行一致，才有力量说服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同样存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交替，需要不断培养优秀人才，需要加强队伍的主观世界改造，即队伍思想建设。

三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未来十年，“要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引领作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计划，改革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价方式，重点建设好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创新基地，编写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核心教材，培养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重点建设一批有示范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学院。”[7]笔者建议在重点引领下全面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所涉领域（高校），使之成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坚强阵地。笔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有信心，充满“学科自信”，但也有相当的忧虑。自信来自规律和宏观，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必然将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而忧虑来自于具体和当下，以及具体、当下与市场经济、“轻文化”[8（]P90，186）、互联网的交织，笔者接触了一些一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教师，他们中有许多人缺乏信心，这么优越的政治制度及政策条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及民众中的影响力和作用却并不如人所意。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计划”，非常艰难，要突出“理论”、“联系”、“实际”。这个理论联系实际，即“顶天立地”，防止“天地”疏离。需要踏踏实实工作，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院及队伍的建设。要提倡全社会踏踏实实工作，谁都不应有例外。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严格管理，着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声誉，应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新十年的奋斗目标。

作者:孙其昂 单位: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3]顾海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从“起航”到领航[N].光明日报，2015-07-23（16）.

[2]王斯敏.坚持立德树人办好马克思主义学院[N].光明日报，2014-12-22（11）.

[4]孙其昂，黄世虎.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原理[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15.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