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野论文篇1

我们先简要解析《中国式离婚》中男、女主人公的形象。

“好丈夫”宋建平：陈道明饰演的男主角宋建平身上仍有《围城》中知识分子方鸿渐的影子：性格和顺，聪明机敏，但在现实生存中又毫无心机。虽如此，宋建平仍不失为理想丈夫的形象。他是一位有着医学硕士学位的医生，业务水平一流，阅读外文医学杂志的速度不亚于中文。尤其难得的是他还喜欢做饭，而且有着不俗的厨艺。对妻子林小枫歇斯底里的性格及日常生活中的胡搅蛮缠，作为丈夫的他有宽容，有退让，甚至有迁就，当然偶尔也适当地表现出自己的生活原则；在不得不与妻子发生冲突时，他采取的基本上是“且战且退”的策略，体现了一位优秀人士所具有的气度。宋建平还疼爱儿子，对岳父岳母也能尽孝道。可以说这是一个现代社会较为理想的丈夫形象。

“作女”林小枫：本科大学毕业的小学教师林小枫，非常幸运地拥有了这么一位优秀的男人，又怎么会让婚姻生活充满着痛苦与怨恨，并且导致丈夫对自己身心的背叛呢？林小枫的行为一再让我想起张抗抗一部小说的名字——《作女》。虽同是表现女性的“作”（读ZUO，平声，指不能安分守己、挺能折腾的人），但由于审视者的角度不同，《作女》中卓尔的“作”与林小枫的“作”也被赋予了迥异的内涵。“作”这个词在剧中显然又回到了它的传统意义上。在北方方言中，它一直单用在女人或小孩身上，传统上把妇女儿童放在一起，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文化观念所致。所以这个“作”字，它在民间一般都是骂小孩或指责女人的：你就“作”吧，你特能“作”，你“作”死吧，把胡搅蛮缠的行为叫“作”。林小枫显然被赋予了这么一个传统式自作自受的女性特征：

“望夫成龙”：在林小枫眼里，作为肝胆外科医生的丈夫宋建平是一位平凡的“好人”，好人固然好，平凡就不好了；就因为宋建平的甘于平凡，她和儿子才只能过普通人的生活。这种心理使林小枫成为一个肤浅霸道的女人，丈夫再也感受不到谈恋爱时她的美丽与优雅了。35岁的林小枫进入观众视野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在医院食堂买菜因一位20岁的姑娘叫了声“阿姨”就反应激烈的庸俗女性；随后就是因将要入小学的儿子不能进入重点学校就否定儿子前途的歇斯底里的女人。

“丢失自我”：随着情节的进一步发展，宋建平因大医院的种种弊端辞职后应聘到一家外资私立医院，她则主动辞职全力以赴做家庭主妇，终于“丈夫成龙”，“夫贵妻荣”了。但“成龙”的夫对“荣”了的妻却出现了严重的“审美疲劳”，林小枫新的烦恼就是丈夫对自己没有了性的冲动与要求。于是就有了主动向丈夫示爱、穿性感睡衣、要求丈夫看医生、为丈夫买药、熬药、强迫喝药等一系列行为。上面提到的细节本应是林小枫这类女性人生伤痛的生命体验，但在有着“身的背叛并不是对爱的背叛”时尚观念的刘东北那一场放肆大笑中，被消解得干干静静。她对丈夫的示爱行为因“千方百计”“煞费苦心”而只能残酷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失去了让观众同情、理解的价值。事实上宋建平对妻子确有身心的背叛（对坚强美丽、通达透彻的单身女同事肖莉的暧昧情感，对妻子不能产生性冲动等），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但不主动与妻子沟通，也不做任何有利于婚姻和谐的努力，反而谎称自己患了ED搪塞妻子。由于剧作完全将其置于男性中心意识的无情审视之下，妻子奔波买药、辛苦煎药这些本是源于爱的行为，就因此显示出了一种非常可笑的滑稽相。在这里观众看不到对女主人公爱情渴求的细腻理解与同情，一些细节镜头的喜剧性压倒了悲剧性，由此影响了理解女性人生伤痛的思想深度。在处理夫妻性关系问题上，剧作显然很遗憾地体现了男权叙事中贬斥主动型女性的意识，作为妻子林小枫的这一系列行为本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却被编导完全置于嘲笑和调侃的叙事层面上。以喜剧的嘲弄态度把这类女性丑角化，使电视剧失去了本应具有的悲剧审美意味，把林小枫塑造成了一个丢失自我、滑稽可笑的女性形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式离婚》所体现的男性中心视角，主要是把女情、婚姻失败的生命伤痛界定为自作自受、咎由自取，使之完全失去了被悲悯同情的价值，而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它显然承袭了男性为主体女性为客体的封建性文化道德，从根本上模糊了夫妻之间女性的爱情追求、性的要求与一般女性对男性性这两种行为的本质区别，遮蔽了女性的爱情是女性对男性世界的一种真挚情意。林小枫的爱情与性的追求不过是要与丈夫携手共度人生，而剧情却透露出背弃了女性在爱情与性的追求上也拥有与男人同等主体性地位的现代伦理观念的文化信息，丑化在中采取主动态度的女性，这种立场在当今通俗文学作品、影视文本中可谓比比皆是。这种男性叙事设置了重重男权罗网，使试图超越传统“敬顺”“曲从”具有主动精神的女性被表述为面目可憎、滑稽可笑的女人。这一叙事成果在有限度地完成女性人性的现代批判的同时，更多的是表达了男权文化对女性主体性的厌恶和憎恨，体现了压制女性主体性的男性中心思维，表现了当代文化人士对传统男权文化意识的继承，这从一个方面暴露了现代知识分子对解放妇女精神的现代文化观念的背叛，也说明了在性别意识领域方面实现人性观念现代化的艰难。

文化视野论文篇2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与旅游文化学有关的研究起步比较早，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已经实现了从不同的角度开展学科分野研究，并且在识别出多种旅游文化的基础上开展实证分析，如：均质化、人造景观、麦当劳化、游客凝视、文化真实性、旅游族群性、文化商品化等。其在开展旅游文化的研究过程中，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文化的解释上。而我国与国外的研究相比，在旅游文化有关的研究方面起步相对来说比较晚，并且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旅游文化本体认知上，其认为必须要先明确的界定出旅游文化的概念，才能够将其应用具体的旅游文化现象中来，但是始终未能对旅游文化的概念做出明确的界定，这也使得关于旅游文化的研究存在一定的迫切性，并且旅游文化也被赋予了工具性的特点。但是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其中产生了大量的旅游文化之实，只是还没有形成名正言顺的旅游文化之名。这也是我国旅游文化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存在大量的学科研究成果无法通过旅游文化学整合；另一方面旅游实践当中存在的很多案例都没有在文化视野下降进行考察，这也是导致旅游文化本体一直模糊不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总的来说，国内外在开展旅游文化研究时，在研究重点及喜好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二者都具有各自的特点。

二、旅游文化研究所面临的困境

在我国高等旅游教育当中，对于旅游文化具有明确的要求，要求能够明确的界定旅游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但是当前不管是在学者的研究还是在教学的过程中，旅游文化一词出现的频率颇高，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随着各项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在寻找一种能够摆脱旅游文化认知困境的方法，于是通过跨学科的方法来审视旅游文化的方法应运而生，其中以文化人类学视野来探究旅游文化就是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典型代表。

作为一种的特殊的、新兴的文化类型，在开展旅游文化相关研究的过程中，若是仅仅局限在旅游学的范畴当中开展相关研究，就会导致所给出的认知结果、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要想真正促进旅游文化学研究跳脱出当前的困境，在现有基础上开展跨学科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三、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旅游文化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重点是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该学科当中积累了与文化功能、文化特性、文化内涵等有关的理论体系，若是能够借鉴这些体系，应用于旅游文化的认识、解读与界定工作当中，对于旅游文化学有关研究是非常有利的。在实际的开展研究的过程中，若是在发生层面来限定旅游文化的外延，那人类学对于文化的传统认知与旅游文化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的，这就需要在开展相关研究的过程中，能够从深层次来探索文化人类学与旅游文化学之间的共性，如：结构、功能、内容等方面的共性，这对于确立旅游文化本体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若是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完全不做限定的开展跨学科研究，那么旅游文化就可能与多个学科之间存在联系，如：艺术学、建筑学、宗教等等，这不仅仅容易导致旅游文化本体的泛化，也容易导致出现旅游文化学被多个学科瓜分的现象。但是相对之下，文化人类学对于旅游文化学认知研究的利大于弊。可以说，在文化人类学所包含的各种文化当中，旅游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其是在旅游这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之下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表征，在这种特殊文化的指引之下，人们能够实现某一种特殊的功能需求，但是实际情况中，这种功能需求实现与否受到目的地文化及客源地文化的影响非常大。通过旅游文化能够看到人类存在的复杂性，从而对人类的存在状态有一个新的审视，另一个角度来看，要想对旅游文化的产生、形成及演变过程有一个全面准确的理解，也可以借助于文化人学的民族志等方法开展研究，从中获取一些特殊旅游文化现象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予以升华，演变成为与旅游文化客观认知有关的积累。由此也可以看出，旅游文化确实是文化人类学的一种特殊形式，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分析旅游文化是可行的。

文化视野论文篇3

1.音乐欣赏课程有助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艺术来源于生活同时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优秀的音乐作品往往体现着作者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与思考，饱含丰富的思想情感，或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对老师的尊重，对父母的感激，亦或是对朋友的珍惜等等，这些作品能够带来思想上的鼓舞以及产生情感上的共鸣。电影《上甘岭》中《我的祖国》，独唱部分抒情委婉，一唱三叹，合唱部分气势磅礴，增强独唱部分情绪。聆听这首歌曲，学生可以感受到历史背景下人民对祖国的深情歌颂，对家乡的美好回忆，以及保卫祖国的果敢决心。通过不同题材的作品欣赏，提高学生审美情趣，进而提高思想道德素质。

2.音乐欣赏课程有助丰富大学生人文知识音乐是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与文学、历史、戏剧、舞蹈、绘画等领域有着密切联系。在多元文化教育视野下，引导学生欣赏分辨不同文化传统下产生的世界音乐，认识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与不同文化形态下所产生的音乐，感受东西方音乐在文化上的差异，培养学生用“平等”与“差异”的人类学视角去看待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如琵琶曲《十面埋伏》的楚汉之争，古琴曲《广陵散》是据《战国策》及《史记》中记载的聂政刺杀韩相，这些作品都蕴含了大量的文学、历史知识。

3.音乐欣赏课程有助拓宽学生思维上文中提到，通过欣赏不同民族的世界音乐，有助于培养学生建立起全新的文化研究视野，从多元文化视角多维的去看待世界。聆听音乐的过程是人们在头脑中对音乐形象的在塑造过程。每个人的先天遗传情况不同，思维能力也具有一定的差异，大脑思维能力的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后天学习与训练。音乐欣赏在提高对音乐的感知能力的同时，也有益于人们对于运动控制、记忆能力和思维的发展，使大脑功能得到更广泛地开发和利用。二胡曲《赛马》中具有许多对现实世界的音响模仿，引导学生通过对不同音型的听觉联想，进而展开创造思维。李岚清同志说：“音乐的美育功能还不是一般地提高审美能力和陶冶情操等，它对人的智力开发，特别是提高人的想象力和创意动力，锻炼表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都有帮助，音乐对社会的文明进步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能不能想个办法对他们进行这方面普及的教育，给他们补上一课……使得这批跨世纪的青年知识分子能够有这方面必要的修养……”音乐是情感的艺术，人们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提高人的思想意境和高尚情操，给人以美的享受。

二、音乐欣赏课程教学改革思考

1.量化教学方法评价指标体系关于教学方法的评价指标，应该在教学改革与建设中作为重点。教师能否融汇本学科前沿知识、能否将跨学科知识贯通与课堂，实现教学多样化、个性化等方面的评价指标较少。因此，增加教学方法评价标准的确定性、可操作性，能使教学评价体系制度化、标准化发展的同时，应进一步完善各层次评价体系的构建。

2.完善音乐教育的考核、评价系统构建完善的音乐教育考核评价系统，从课程教学工作量、学生课外艺术活动及参与社会艺术实践活动指导、学生学习成果、学术研究水平等方面设立相应指标，更为符合音乐教育的本质特点，能够进一步调动教师教学积极性，活跃丰富教学气氛。

文化视野论文篇4

当前，推进我国法治文化建设是加强我国法治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步骤，也是构建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的价值积淀。法治文化的发展程度是国家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标识，也是国家制度法制规范化的直接表达，是最能检验国家文明发展与社会风尚的标杆。在“善治”视野下探讨法治文化建设不仅是理论发展的必要，也是回答现实问题的诉求。

一、“善治”视野下法治文化的概念重构

法治如果缺乏一种文化价值体系的衬托，将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导致认同危机，难以内化到社会生活当中。法治文化中的“文化”多指一种观念，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以及相对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当前学界对“法治文化”的概念界定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1、从法治体系的构成结构来界定

法治文化是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制度。其中既有表层的法律规范、制度，也有深层的法律心理、意识，即法治文化是包含民主、平等、自由等价值在内的人类优秀法律文化类型。

2、从法治彰显的价值来界定

法治文化是融注在人们心底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原则及其价值追求，是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机构体现出来的文化内涵，是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行为方式。立法的人性化、司法的文明化、执法的程序化等，都是法治文化理论应当研究的问题。[1]

3、从社会形态属性来理解

法治文化应该是以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理念为导引，以依法办事和自觉守法为基础，以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秩序为目标的法治文明状态，也是自觉遵法守法等行为方式共同构成的一种先进文化现象和法治进步状态。[2]

本文认为，法治文化是文化观基于“法治”所涵盖的制度、观念、行为而表现出的体现社会主体行为模式的一系列关系。法律的制度结构（法律制度、组织、设施）建构法治文化的基础要件，法律的观念结构（法律心理、意识、思想）体现法治文化的精神力量，法律的行为模式（立法、执法、司法）表征法治文化的价值理念。“善治”视野下的法治文化建设必须体现人类基本价值，为法治化道路的实施提供观念支撑，塑造法治新形象。

二、“善治”视野下法治文化建设的价值

无论是以“政府治理”为核心的善治理论，还是以“社会治理”为核心的善治理论，抑或是以“公共治理”为核心的善治理论都强调治理主体间要建立一种新颖关系，通过彼此的合作管理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即构建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体系。

1、凭借法治文化建设塑造法治形象，调适社会风俗

中国社会所固有的封建集权传统使得“人治”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治因素在社会中的认同度，公民意识以及法治文化的发展相当残缺。善治目标的实现需要法治文化的能动支撑，重塑法治新形象。因此这就需要我们重视与社会风俗的融合，调适不合法治化要求的因素，为法治内化于社会生活创造条件，增强法治公信力，树立执行有力的法治新形象，引领社会风尚。

2、为法治现代化、治理现代化提供价值认同

实现我国的法治现代化、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挑战众多，二者参与主体广泛，其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也会触及原有社会秩序。在法治化道路上，需要面对完善法律体系，培养法治思维，深化法治宣传等困难。因此，法治社会的建设需要在社会中确立一种价值认同，即法治现代化与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在社会中有一个长期的观念濡化过程，影响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增强法治社会的向心力与认同度。

3、标识社会文明程度，再建社会精神秩序

法治化程度是标识社会文明理性的关键要素，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定是具备高度发达的法治精神的国家。推进法治要有一个内在动力，即法治精神。现代法治文化对于塑造法治精神具有基础意义，一个全面、规范的法治文化建设过程必定会体现治理的基本诉求，也更能体现社会文明理性程度。法治文化的培育有助于克服法治化过程中的硬性约束，最大限度的发挥法治文化的“价值性”，带动社会文明发展。

三、“善治”视野下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法治”作为实现“善治”的基础要件，必须要体现善治的基本诉求。丁宇认为“善治”的基本诉求主要包括：法治性、民主性、合作性等。[3]因此，法治文化的建设也应从这几点入手。

1、体现善治目标的法治性

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必须大力弘扬法治精神，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用法律的观念结构支撑法治文化建设，用法律的制度结构保障法治文化建设，以法律的行为模式推动法治文化建设，使法治文化融入治理系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良法善治”。

2、彰显善治目标的民主性

法治社会必须体现公平正义与自由平等，积极带动社会多方主体参与法治，打造可信赖的法治文化，使多元主体能自觉遵守法治的要求，积极参与治理过程。法治文化也要充分体现治理过程的公开透明，在社会范围内塑造一种回应型的法治文化，使民主理念与责任理念内化于法治文化当中。

3、反映善治目标的合作性

法治文化建设要多方参与，协商民主，要充分彰显公共利益，树立“为民服务”的理念，增强服务意识和大局观念，要在治理过程中积极培育起高效规范，认同度高的法治文化，为实现“善治”目标提供信念支撑。

总之，法治是法治文化的逻辑起点，法治文化是法治的内在需求。在“善治”视野下，我们不仅要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吸收人类进步的文明成果，同时要不断克服法治进程中的种种障碍，消解困惑，在个体层面、社会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等方面，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法治的发展和完善，不断推进国家法治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注 释】

[1] 刘斌.当代法治文化理论构想[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1.

[2] 李林.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概念的几个问题[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2.2.

[3] 丁宇.论善治的基本诉求[J].江汉论坛，2009.10.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善治与幸福[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11.2.

[2] 蔡文成，赵洪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述评[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报，2015.3.

[3] 龚廷泰.法治文化认同的机理与路径[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4.

[4] 梁莹，肖其明.论法治化的善治：渊源、内涵与过程[J].社会主义研究，2005.5.

文化视野论文篇5

摘要 中西文化差异,究其根源主要与自然环境、民族传统、思维模式、处世态度、宗教信仰、价值观等有关。本文通过对中西方电影的比较分析,可以透视中西文化的差异。

关键词:中西文化 中西电影 差异

电影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自然反映在他们的电影当中。因此,分析电影是了解不同国家文化差异的很好途径。中西电影中的文化差异究其根源,主要与自然环境、民族传统、思维模式、处世态度、宗教信仰、价值观等有关。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分析中西电影中的文化差异。

一 中西电影中的宗教差异

基督教是世界最大的宗教之一,公元4世纪时成为罗马帝国的主要教派,中世纪时期欧洲大部分人都成为了基督教徒,同时,基督教也在中东、北非和印度部分地区成为了少数教派。紧接着地理大发现之后,经过传教士的不断传播和殖民扩张,基督教传至美洲、澳洲,而后遍布世界各地。因此,基督教对西方文明的成型有着重大影响作用。

佛教起源于印度,约在公元1世纪开始从古印度经丝绸之路传至中国,并得到了皇室的重视,许多佛经被引入中国,许多印度高僧来华讲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佛教又衍发出许多流派。这些流派大多融入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或其它一些哲学思想,渐渐地中国佛教摒弃了那些不适合中国社会的规则与条例,融入了一些新的教义,成为了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并带有自己的特色。佛教对中国人的思想起着重要作用,影响着我们的美学、政治、文学、哲学和医药等方面,当然也影响着我们的电影。

1 基督教对西方电影的影响

基督教三大教义分别是三位一体、原罪与救赎。三位一体就是圣父、圣子与圣灵是上帝的三个不同表现。原罪是人类堕落的结果,人类始祖偷吃禁果的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原罪的起因,只有上帝的恩赐可以解救堕落的人类。救赎就是上帝和其他一些更高的力量,通过赐予人类永恒的生命或来生,来拯救人类精神上的死亡与终身诅咒。基督教认为人类需要从现状中解脱出来,然而,从长远角度来看,人类要完全得到救赎是不可能的。救赎在基督教中是一个核心教义,意思是只要人们心中有上帝,也终将被上帝所救。

救赎的理念代表着基督教的思想。这种思想无疑也影响着西方电影,不仅反映在宗教电影中,如《约翰福音》、《马太福音》、《最后的诱惑》等,也反映在其它一些电影当中,如《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在信仰缺失的年代里有关救赎的故事,救赎的是信仰,被救赎是希望。救赎是一场战斗,希望对绝望,自由对监禁。这也是人类尊严与人性的斗争。安迪救赎了他的狱友,因为他坚定的信仰是对邪恶与绝望最好的武器。不同于其它的宗教电影,《肖》中的救世主不是上帝,而是希望,被救赎的是自由。在安迪入狱之前,肖申克监狱的条件非常恶劣,犯人毫无人权可言。典狱长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基督,把犯人当作廉价劳动力。安迪入狱之后,这位不满现状的银行家虽无力改变,但他的出现至少给犯人们带来了希望和生命之光。至于安迪,他就是现代版的耶稣。他的受难也就验证了“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强者拯救自己,伟人拯救他人。安迪给其他狱友带来希望,也拯救了他们。

2 佛教对中国电影的影响

佛教教义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把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是引导众生从痛苦走向快乐。佛教的创立者并不是命运或灾难的创造者,而是引导众生寻求祝福、避免灾难。命运与灾难源于因果循环,与个人的前世今生有关。每个人的想法无论是否付诸行动,都将在脑中留下印记。一个人的言行也将在他人心中留下印记。这些印象无论好坏,都将累积并影响一个人的命运,即所谓的业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无处可逃,无佛可救。

佛教提供了“因果报应”的叙事模式。中国许多古典文学主要采取佛家的因果报应叙事模式,而以曹禺先生的现代剧改编的电影《雷雨》也处处可见佛教意蕴。在第一幕鲁大海刚到周公馆就对四凤说:“刚才我看见一个年轻人,在花园里躺着,脸色发白,闭着眼睛,像是要死的样子,听说这就是周家的大少爷,我们董事长的儿子。啊,报应,报应。”第二幕中周朴园与侍萍相认后,侍萍说:“我伺候你,我的孩子再伺候你生的少爷们。这是我的报应,我的报应。”侍萍得知周萍与四凤之间的关系之后,沉痛地说:“这怪你妈太糊涂了,我早该想到的。可是谁料得到就会有这种事,偏偏又叫我的孩子碰着呢?妈的命苦,可你们的命……”当得知四凤已怀有周萍的孩子时,侍萍痛苦地说道:“啊!天知道谁犯了罪,谁造的这种孽!他们都是可怜的孩子,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天哪,如果要罚,也罚在我一个人身上。罪孽是我造的,苦也就当我一个人尝。”因果报应的思想观念在剧中人物身上很容易显现。

二 中西电影中不同的价值观价值观左右人们的意见,影响人们的行为和评价,决定人们的言行和思维方式。在不同的环境下,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系统,不同的文化价值。“一种文化下的价值观与言行或许得不到另一种文化的理解与接受”。如电影《刮痧》中许爷爷用中国传统的刮痧方法给他的孙子丹尼斯治疗轻微的发烧,却被美国当局误认为是虐童事件。因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也变得更加复杂。

1 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

个人主义通常被解释为独立、自恃、独断独行、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这些字眼。科本哈瓦却说:“它帮助人们不断向前,是人类本性,身体,感官,心灵,智力的觉醒。”个人主义在西方文化中就是提倡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再者个人主义更重视民主和平等,同时也重视他人的权利。

电影《克莱默夫妇》“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向人们解释了个人主义”。泰德·克莱默是一位颇具天赋的广告策划师,努力赚钱养家,但他的妻子乔安娜却要与他离婚。中国观众或许不能理解乔安娜为何要离开她的丈夫?泰德从未虐待过她和孩子,也没有对她不忠,尽量满足她想要的东西。在中国,像泰德这样的男人通常被看作是一个好丈夫,因为他努力工作都是为了支撑这个家庭。但乔安娜并不这么想,她说,“我的一生,我感觉我是某个人的妻子,某个人的母亲,某个人的女儿,即使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是谁,这就是我为什么离开你的原因”。从她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乔安娜个人意识的觉悟和对个性自我的追求。

2 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集体主义是用来描述道德上、政治上的思想或社会观,强调团体中成员间的合作,并且个人利益总要让位于集体利益。集体主义注重集体和社会,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集体主义的精神支柱和整体主义有关,即整体大于部分。集体主义通常与个人主义相对,特别是这些观点经常在系统中相互结合。那些拥有集体主义思想的人认真遵守社会或团体的规则,保护集体、社会、国家的利益,而任何影响集体利益的个人行为都将招来批评。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集体主义的国家。

集体主义在中国电影中有着明显的记号。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电影,都带有浓厚的集体主义色彩。尤其是由中国第四代导演所导的电影,大部分是以革命为题材,突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他们的电影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眷恋和深思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中国“集体主义电影”,其中代表作有:《黎明》、《南昌起义》、《西安事变》、《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鸡毛信》等等。

三 中西电影中的人权

人权是人人皆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权,包括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如生存权、人身自由权、言论权、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和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权利等等。这里我们将主要讨论中西方电影中表现出的有关隐私权、艾滋病人和同性恋者的权利,从而透视、分析中西方在这方面的文化差异。

1 中西电影中的隐私权

隐私权是个人或集体把他们的私人信息隔离起来的权利,也只有他们自己可以选择性的对外揭露。“隐私权的界限和内容在不同的文化和个人中虽然不同,却有共同的主题。隐私权可以看作是安全的一个方面,由相关利益集体权衡”。隐私的概念通常和西方文化联系在一起,特别是英国和北美国家。这个概念并非全球皆有,有些国家是近些年才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无隐私权一说,所以中国人对自己的隐私既不敏感也不小心保护,相反,美国人更加注重他们的隐私权。这种差异在电影中也有所体现。

美国电影《楚门的世界》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权利。主角楚门从出生就一直生活在镜头前面,且一直未发现这个事实。楚门的生活通过成千上万个隐藏的摄像头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向全球直播。制片人克里斯托弗给他制造不同的环境来捕捉楚门的真实表情和行为。为了防止楚门发现这个不真实的世界,克里斯托弗想尽办法遏制他的冒险精神。后来,西尔维亚闯入楚门的虚幻世界,并和楚门坠入爱河。之后,她发起了一个“还楚门自由”的行动,希望楚门能够从电视中走出来。《楚门的世界》向人们展示了隐私权是不可侵犯的权利。它同时警示我们必须尊重保护隐私权。楚门的生活也启示观众,他们的生活只由自己掌控。中国有一部电影《无形杀》说明了隐私权意识的缺乏,讲述了由于人肉搜索导致一个女人的死亡,这个女人在网上被通缉,因为她和别人有外遇。网友们跟随调查她的情人,认识她的路人都不断质问她。后来人们在海滩上发现了她的无头尸体,这部电影涉及到了网络搜索触及隐私的问题。

2 特殊人群的权利

西方国家非常注重特殊人群的权利,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可能享受这些权利,但他们对这些平等的权利却有很强的意识。例如艾滋病患者和同性恋者的权利。

《费城故事》是好莱坞第一部涉及艾滋病、同性恋和同性恋歧视的主流电影,改编自吉尔弗雷·鲍尔斯的真实经历。吉尔弗雷是首个因艾滋病受歧视而状告贝克·麦克肯兹公司的律师。这部电影涉及到难以被公众接受的话题——艾滋病和同性恋,披露了对这些特殊人群的社会隔离和歧视。另一部2008年出品的传记式电影《米尔克》,讲述了第一位公开同性恋身份、后当选为加州议员的政治家哈维·米尔克一生都为同性恋者争取合法权利的故事。这说明西方人强烈的平等意识,无论多艰难,都要为平等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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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论文篇6

当代大学生群体正置身于一个纷繁激荡的时代。传统与现代、现实与虚拟、全球化与民族化的纠葛下，中国当代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变迁呈现为一幅复杂的图景。这要求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站在整个社会文化变迁的高度，用一种联系的观点、整体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看问题、想工作、做决策”［1］。其中，尤其应当战略性地处理好一元与多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实现一元指导思想与多元文化、传统民族精神与现代公民素养的有机结合。

一、一元指导思想与多元文化的有机结合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命题。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我国社会思潮中居于统摄和支配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源。

当前的高校校园形成了多元文化并存与冲突的局面。伴随着大众传媒的迅猛发达，“媒介文化”或“消费文化”氛围浓厚；伴随着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具有互动性、开放性、瞬时性特征的信息文化正在成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联系的不断加深，多样的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与沟通也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

对此，首先应当牢牢树立一元主导的方向意识。从高校的现实环境来看，国外敌对势力对“西化”、“分化”的攻势不仅没有停止，而且采取了新的更为隐蔽的手法：一是“淡化”，即在全球范围内大力宣扬“淡化意识形态”，企图诱导我们淡化政治，淡化共产主义目标，淡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二是“丑化”，即利用少数党员、干部在工作中的失误和少数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对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加以丑化，降低其在民众中的威信；三是“溶化”，即通过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社会主义历史终结了”等，企图用反马克思主义和主义的思想占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阵地。越是如此，越是要求坚持方向，高举旗帜，引导大学生群体构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其次，应当承认多元文化的必要性。“物一无文”，如果文化失去了丰富性和多样性，就只能是一种死气沉沉而非生动活泼的局面。多元文化的碰撞与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反叛传统、拒绝崇高乃至排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倾向与思潮，对我们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人心带来了挑战，但是它有利于大学生群体接受更为丰富的思想文化信息，有利于促进大学生群体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有利于高校思想文化领域的活跃与繁荣，最终有助于促进大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因此，从一种更为宽广的文化视野来看，我们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又要引导和融合多元文化，既抵制和防御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渗透，又以一种积极的开放心态支持和促进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正如总书记所强调的：“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

二、传统民族精神与现代公民素养相结合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1］当前大学生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表露出了拒绝崇高淡化理想的思想倾向，在自身人格修养和社会责任的承担方面有所弱化；学校、家庭和社会在教育，特别是德育上存在着不尽如人意之处，重视道德知识的教育却忽视道德实践的养成教育，造成了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知、情、意的脱节等。在纠正和弥补这些不足方面，悠久的传统和民族精神是我们必须珍视的宝贵资源。

以代表性的儒学而论，一方面，追求精神境界和向往理想人格是其中纲要性的特征。由孔子的“杀身成仁”，至孟子的“唯义所在”，再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终而至于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种终极关怀和最终理想圣洁如雪，直入云天，其中既蕴涵着“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自我修养要求，又凸显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担当意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被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而追求。另一方面，重视修养和强调践履亦是传统儒学的突出特征。孔子讲求“克己修身”，曾子提倡“三省吾身”，王阳明高扬“知行合一”，以及《礼记》所倡言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些无不为走向“内圣外王”的终极关怀提供了切实的方法和进路。

当然，传统民族精神更为侧重个体的道德主体性，更多的是要求通过“克己复礼”而实现个人道德品质的完善和提升。在现代社会，伴随着民主政治与社会建设的进步，个体的“公民”身份愈发凸显。从2001年《公民道德建设纲要》到十六大提出“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化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从同志提出“公民进行广泛有序的参与，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到2007年“6.25”讲话中强调“要继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从党的十七确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再到深圳市首开先河，第一个将公民社会建设写进“十二五”规划……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能力，为社会培育合格的现代社会公民，已成为大学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当前，应当重点围绕政治素养和媒介素养的强化这两个方面加以突破。

政治素养方面。一是提高大学生群体政治认知的水平。大学生应当成为具有开放意识和全球视野的世界公民，将任何事件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进入思考和处理。为此，应当拓展关于世界历史和当代世界格局的教育，拓展关于当代政治、经济和外交的运行机制与规律的教育，特别要强化形势与政策教育，在关于时事热点的剖析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解析中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二是培养大学生群体的公共生活，特别是议政参政能力。应当按照“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在高校营造一种尊重学生意见，让其参与学校发展的民主文化氛围。一方面通过传统的班级、党团、宿舍及社团等平台，锻炼大学生群体自我管理和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另一方面在更加广阔的层面畅通大学生的政治表达渠道，引导大学生有序参与学校发展战略的讨论、制定和实施，关注和投入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建设，从而提升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公民社会建设的能力。

媒介素养，按照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所作的广被接受的定义，是指人们对于媒介信息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的能力，以及制作和生产媒介信息的能力。在信息时代，媒介素养是大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群体如果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就可以辨别大众传媒背后的各种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对接收的信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从而坚持和弘扬健康向上的观念和文化，抵制和批判消极腐朽的观念和文化。当前，高校普遍开设大众传媒，特别是多媒体相关课程，但是多以技能培训和知识传授为主，而较为忽视关于信息的鉴别和剖析的能力培养。应当把媒介素养作为思想教育的一个内容、一个渠道，从而推动大学生自觉树立媒介自律意识和批判意识；在各种第二课堂活动中将媒介素养教育贯穿其中，通过校报、校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对学生进行宣传和培训，特别要吸收他们广泛参与办报办刊办台，参与校内主流媒体组织的各项活动，获得关于媒介的切身体会。

文化视野论文篇7

“六朝”是中国历史发展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一段，它内蕴了许多经典的英雄演义、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它的声容，它的华彩，它的高风遗韵，惹人想象，让人神往。六朝人物、文学的魅力，能够引发了当代人体验六朝文化的兴趣。但在新时期以来，我国影视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六朝戏”还非常缺失，在文化产业“倍增”发展战略视野中，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和审视这一问题。

首先，“十二五”期间影视文化产业“倍增”发展战略亟待我们把握现状，自觉地发掘六朝文化历史艺术资源，为观众献上更多更好的能够透视“六朝”高风逸韵的影视文化作品。纵观新时期以来中国影视文化剧作的编创和演绎，可以发现“六朝戏”的断裂和缺失，是我们需要正视和反思的。以历史发展演变时序来看，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先有《春秋列国志》等历史演义，故而常被搬上了银幕。稍后的“秦始皇”的演义，也常演常新，有《大秦帝国》、穿越剧《古今大战秦俑情》等。“楚汉争霸”戏更是风起云涌，表演得尤为多，哪怕是受到了影视批评家的抨击也不“移情别恋”。继之而起的是“三国戏”，演绎了一出出忠、智、奸绝的故事，奏响了一曲曲战争悲歌。“六朝戏”之后的“隋唐故事”，也经常花样lunwen. 1KEJI AN. COMlunwen. 1KEJI AN. COM提供写作论文和发表服务,欢迎您的光临翻新，出现了《隋唐演义》《隋唐传奇》《隋唐英雄》等多种版本，除此之外，“狄公戏”也有层出不穷的版本，《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创造了票房纪录，“元芳，你怎么看？”还成为习常用语。“武则天”的故事、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安史之乱”的故事、《西游记》等也多被搬上影视舞台。叙言宋元历史的有“杨家将的故事”“岳飞的故事”“包公戏”“济癫戏”《水浒传》“铁木真传奇”等。“明清”题材的影视剧作品更多，《大明英烈传》《萍踪侠影》《孝庄秘史》《康熙大帝》《雍正王朝》《戏说乾隆》《还珠格格》《甄嬛传》《红楼梦》，等等。经过比对，我们可以发现影视作品创作、表演中“六朝”文化历史艺术资源还没有被正视、创意和激活。宗白华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论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六朝的士人将人生的悲剧与审美的超越相结合，创造了深邃浩博的六朝审美文化。可见其中有着许多还没有被认真发掘的新的审美文化元素，在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大潮中还大有可为，能够为产业“倍增”战略的落实贡献新鲜意象和内蕴。

其次，从实证主义的理念来看，当今文化创意产业大国的成功经验已然证明，挖掘国家的、民族的历史文化艺术资源，通过创意并借助现代高科技技术手段激活其底蕴，是影视文化产业“倍增”发展的重要手段。“六朝”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值得我们重视和纳入影视文化产业发展视野中思考。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确立了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国策，出台了许多政策加以扶植。进入新世纪以来，韩国文化创意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以影视剧《大长今》等为代表的“韩流”几乎席卷了整个亚洲，在中国、日本及东南亚各国，创造了高达8421%的收视率神话。综观《大长今》的成功，主要来自于创意中文化寻“根”，历史“消费”及赐予人文关怀等，满足了现代受众的审美期待。可见，只有建立在国家民族最深厚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上，通过不断地发掘历史文化资源，才能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袁济喜教授曾指出：“六朝是中国历史上风采独具的时期。一方面，它以其动荡纷乱、黑暗沉重而著称于中国历史；另一方面，它又以其灿烂的思想文化深深地吸引后人。”[1]“六朝”积淀的历史文化财富，有着文化寻“根”、历史“消费”和人文关怀的潜质，可以成为当下我们建构影视文化产业品牌的重要资源。

最后，从文化产业发展实践来说，发展影视文化产业，最重要的是打造“内容文化产业”品牌，其中创意最为关键，六朝历史文化所蕴藏的丰富内容，能够成为当下中国影视文化产业创意的重要文化资本。据调查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英国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了70%，其中创意产业经济增长幅度最大，达到了93%，彰显了英国经济从“制造型”向“创意服务型”的转型升级。美国亦非常重视文化产业（知识产权产业）的发展，发出了“资本的时代已经过去，创意的时代已经来临”的宣言，在世界金融危机面前，通过创意服务来刺激国家经济复苏，在内生经济失去动力的情况下，通过文化产业贸易来创外汇，帮助其渡过难关。影视文化产业经济归根结底是影视内容产业，关键还在于内容生产中是否能够贡献足够的具有文化魅力、历史内涵的内容，吸引、感动和留住观众，让他们在观影中获得精神愉悦和享受快感。创意是内容生产的本质特征，也是决定着影视作品是否是艺术，还是只是简单地机械复制的重要因素。只有上升到艺术创作lunwen. 1KEJI AN. COMlunwen. 1KEJI AN. COM提供写作论文和发表服务,欢迎您的光临高度的影视生产，才能够为广大观众所支持。如果纯粹是重复过往作品的创意，仅在技术上予以改头换面，最终将被观众所抛弃。刘勰的《文心雕龙·时序篇》有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rdquo ;[2]从中国历史文化逻辑展开的视角论，六朝历史文化所具有的丰富内容，在当下的政治文化格局中具有镜鉴意义，可以成为影视文化创意的重要文化资本。

二

在影视文化产业“倍增”发展战略视野中如何创意和激活“六朝戏”？窃以为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考虑。

第一，六朝是朝代更迭较为频繁，民族冲突融合较为剧烈的一个时代，涌现了不少具有鲜明个性风采、名士风流、叱咤风云的人物，这些都能成为当下我们影视文化产业创意发展的重要素材。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专制制度惟一的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人。”[3]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和专制统治很大程度上压抑、扭曲了人的个性，泯灭了作为主体的人的情性风采，造成了人格精神的萎缩。所谓“乱世出英雄”，动乱年代，由于极权统治力量的有限，维护统治政权尚且力不从心，故而难以约束人的个性张扬，纯真本色的个性在与时事抗争中迸发出了不朽的光芒。六朝正是这样一个士人个性伸张，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群体个性意识的时代。王子猷雪夜访戴，性情多么潇洒；兰亭修禊，游目骋怀，几多风流；嵇康临刑奏《广陵散》，那又是何等的悲壮……一部《世说新语》，写尽了魏晋名士的个性风流，彰显了他们的人格美感。正是这些独具个性魅力的人物打动了余英时先生，他在《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一文中指出：“名教危机下的魏晋士风是最近于个人主义的一种类型。”[4]众所周知，美国影视作品最为崇尚个人英雄主义，有代表性的如西部片、好莱坞电影等，颂赞英雄个人、张扬个人主体精神是其主流，也是其获得巨大成功的保障。美国影视产业的成功经验，昭示我们发掘六朝人物个性风姿，叙述其中英雄故事，演绎那个时代的风云争霸还大有可为。虽然中国特色的影视产业不主张表现个人英雄主义，但总结那一历史时代人物的思想精神，把握朝代更迭、民族冲突融合的规律性认识还是甚有必要，也是可行的。

第二，六朝遗留有许许多多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可以激活为当下的影视剧创作所用。在二十四史之中，关于六朝部分的历史记载较为繁复，有《三国志》《晋书》《魏书》《宋书》《南齐书》《北齐书》《梁书》《陈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等，计十二种之多，其中有着大量的历史故事，有待发掘。这许许多多的历史人物，都极具个性魅力，特别是那些在改朝换代中创造了丰功伟绩的开国元勋们，每一次成功创业背后都有着不寻常的故事。此外，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等一些笔记，也记载了不少神话故事，能够为我们当下影视剧创作提供创意和素材。如《西京杂记》上有记载：“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御蛇虎。……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厌之。术既不行，乃为虎所杀。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这则记载，就是中国最早的剧目《东海黄公》的本事。它生动形象地写出了秦末时一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壮举，事既不成，杀身成仁，其精神激荡着后人将之搬上戏剧表演舞台。可见，六朝的历史文化典籍中，不乏素材能为不同时代创作戏剧作品所用，当下的影视文化产业“倍增”发展战略要落实，也可以从六朝戏中寻找原型、母题、故事等。

第三，六朝产生了丰富的人生思想、文化思想、美学思想，其中所积淀的厚重的“人文关怀”精神，恰是后工业社lunwen. 1KEJI AN. COMlunwen. 1KEJI AN. COM提供写作论文和发表服务,欢迎您的光临会中缺少纯粹信仰而艰难生活、具有心理疾病、精神危机的当代人所期待的，在影视文化产业视野中创造性地激活其中蕴藏的思想文化价值，能为今天的人文建设贡献力量。唐代诗人韦庄《台城》诗说：“江水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宋代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废名先生曾说：“六朝之文，生香真色，不可学。”六朝文字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深重的美学意蕴，散发着“丽而悲美”的文化气息。缘情感物，抒写性灵，庾信的诗“兴”精神，让他超越了人生遭际的痛苦，实现了由现实悲剧人生向艺术人生、审美人生的跃升。六朝虽已远逝，但其高风遗韵与鄙陋污秽能成为当下人文建设的可贵资源。开掘传统六朝文化中有价值的亮点，通过影视美学创造，像六朝人一样通过审美的方式来升华人生，化解苦痛，最终实现审美、艺术与人生的贯通，可以超越价值危机，实现影视文化产业中商业性向人文性的跃升，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综上可见，我国影视文化产业发展中“六朝戏”非常缺失，在文化产业“倍增”发展战略视野中，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创意和激活它。六朝涌现了不少具有鲜明个性风采、名士风流、叱咤风云的人物，遗留有许许多多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积淀有厚重的“人文关怀”精神等，均能成为当下中国影视文化产业创意的重要文化资本。

[参考文献]

[1] 袁济喜.六朝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 [梁]刘勰.文心雕龙解说[M].祖保泉，解说.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854.

文化视野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6-0068-01

一、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要体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

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是指人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理性认识。是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延续性和指向性的教育观念体系。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观念、主张、看法、认识、信念等等，它不是教育现实，但源于对教育现实的思考，是教育主体对教育现实的自觉反映，对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引导的意义。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是否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从科学的角度看，我们的理念是否是来源于实际，是否是对客观真理的反映；从价值尺度来看，我们的理念是否是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出发，真正的代表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据这三个评判尺度，在对待如何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时，一方面，我们要摒弃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中的一些过时的，落后的思想，保留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与做法；另一方面，我们要不断的深化与更新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多借鉴相关学科的一些新的思想、做法以及国外的一些经验，使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更合乎人性，从而不断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要体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

文化视野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C-（2013）05-0003-04

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肇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在自身发展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大力借鉴来自于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家的课程经验，双元制、CBE、MES等诸多课程模式都成为我们仿效的对象，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宽基础，活模块”、“项目课程”等具有一定本土特色的课程模式。但是，课程建设本土化的道路还很漫长，尤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教育之间的阻隔进一步被打破，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被改变，把各民族文明都卷入到大交流、大融合、大碰撞的浪潮中，再加之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也在不断调适，我国的经济社会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正处于关键期，都给我国职业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是其变革的重要动因。对此，我们应该积极地回应，重新审视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进而对其进行适切性的改造，以便合理有效地指导我国的课程实践，最终建构源自于本土文化的课程话语体系与践行模式。

一、全球化语境中的跨文化对话

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频繁交流、碰撞乃至矛盾冲突的时代，由于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渊源不同、文化背景存在差异等原因，中西职业教育课程对话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矛盾与碰撞，但是，与我们从情绪化的态度和单纯本土主义价值立场出发所想象的情况并不相同，中西职业教育课程对话既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课程产生、发展的框限因素，又是本土模式建构的思想资源。全球化一方面意味着人类文化共性的增加，“西方现代制度，从市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到民主政治，几乎已全球化，启蒙的一些价值如民主、公正、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已为大多数的现代化国家的人们所承认”[1]，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不是世界一体化，不同文化的交织会产生出更多的异质样态，为文化的创生提供新的契机。为了建构本土职业教育在世界职业教育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国人借助于西方的“现代性”话语，试图激活中国的文化传统，努力在西方与本土之间寻找恰当的张力。而且，“全球化的效果势将削弱‘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化向心力，即便经济上的强势国家（先前时代的‘帝国主义权势核心’）亦不能幸免于此”[2]，因此，并非经济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就始终具有绝对优势，全球化给不同形式、特点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创生和跃迁提供了空间上的更大可能。如果抛弃笛卡儿式的二元对立式的思考模式，我们会发现对文化冲突中不同现象、观念的逐渐理解与调适促成了课程变革的生生不息，保证了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成长的旺盛生命力。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尽管不同民族文化的行为标准、价值尺度和社会制度千差万别，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但它们都有一定的维护社会存在和本民族稳定的功能，不同民族文化的价值尺度和行为标准都不具有最高标准的意义，却在其文化体系范围之内都有某种存在的合理性。所以，体现了我国民族文化价值观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应该是独特的，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不可以与西方作简单类比，只有从本土文化体系的角度来考察与研究，才能发现其实践性的意义与价值。而且，我国职业教育本土化课程模式的成熟应该在开放的环境中进行，使文化对话与碰撞成为自身发展的不竭动力。实际上，也只有在不同课程文化相互角力的过程中，适合时代要求、有着旺盛发展能力的课程模式才能凸显出来，同一课程模式中的积极合理因素才会被保留下来，同时，那些悖离了时代需求的课程样态和元素也才会退出历史舞台。多元文化碰撞与交流为我国职业教育认识自身、借鉴世界文明、发展创新提供了可能性，本民族的文化尤其是那些根基深厚的民族文化，能够在与外来文化的对话中汲取新的养分，实现自身的跨越，促进本土课程模式不断走向成熟。

二、简单借鉴与排斥西学的课程检讨

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的发展在相当多的方面要优于我们，他们的理念与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思考，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建立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之上，当其进入中国以后，就会面临着不同语境之间的强烈冲突，尤其受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制肘，这就导致西方课程模式的成果并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的实际。但是，在多年封闭后走向改革开放的状态下，人们急切地将目光投向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期望能够获取本土课程实践高速发展的神奇密码，进而由对传统意识的危机置换为对西学的渴望，过度渴望使得人们部分程度上忽视了对其进行深入地思考。而且，由于过于匆忙，人们难以准确找到审视和取舍西方职业教育模式的立足点，甚至有时还会陷入同质化的境地，从而导致借鉴上存在一定的盲目与混乱。尽管研究者们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的概念与命题，努力进行课程模式的引进与创新，但接受的更多的是具体、知识性的理论主张和术语名词，缺乏方法论与思路上的化合与借用，把精力消耗在中西学术交往的简单贸易之中。另一方面，尽管本土文化也确实有捍卫自身文化的自由，有为其辩护的重要权利。不过，一些人又过分强调了民族特征，拒绝全球化视野下的课程交流，这样会使课程模式的更新与重铸失去了参照系和催化剂。因为，融入世界并不是丧失民族自我，也不是有意拒斥来自系统外的合理要素介入。

西学东渐的话题由来已久，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的本土化问题不是自今日始而只是如今显得尤为醒目。实际上，如何使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既保持必要的恰当张力又不至于走向截然对立，仍然是迫切需要处理好的关键问题。一些研究者对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模式本土化不足表现出真诚的关切，他们呼吁不能因为对“现代化”和“世界性”的简单借鉴而丧失自己的民族性，以至成为被西方文化同化后的产物，所以，我们必须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之上，使西方课程模式服从、服务于中国的改革与实践，对西方的异质理论进行本土化的改写。我们丝毫不怀疑西方职业教育模式有助于澄清和表达对我国职业教育课程实践的理解和认识，但是一些学者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不同课程模式形成与发展的世界史背景和不同国家具体情况的文化考察，特别表现在一些以对理想的主观追求经常代替了对现实的冷静分析，应该是什么的论证经常代替了现实是什么的讨论。混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会使我们保持盲目乐观心态，导致难以找到推动职业教育进步的真实路径。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必须把自己融入世界，但绝不应该是一种简单的模仿和重复的过程，也不是夜郎自大的封闭保守，而是对自身文化与思想价值体系进行现代意义的重新建构的过程。民族文化的自持和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价值的普世性之间的内在紧张应该被调控到一个合理的限度，才会使得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模式既具有世界眼光，又具有深厚的本土情怀。

三、努力秉持文化自觉的积极心态

长期以来，我们对待外来文化一直采用一种极端路线，要么奉为宝典，成为大家膜拜的对象，要么全盘拒斥，视之为蛊惑人心的异端，不断地从钟摆的一端滑向另一端，不能够真正以公允的态度形成自己的理解与认识，说到底就是缺少文化自觉的意识，缺少深刻的文化判断力。“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前些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内涵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充分表露了他的文化情怀，加之全球化背景下整个社会又处于文化转型期，“文化自觉”成为人们比较关注的学术话题。所谓文化自觉是指人们对自身文化有一种自知之明，不是浅层次知其然，更知其背后的所以然，能够找到自己的文化发展脉络，形成自己的文化实践逻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自觉应当成为我们进行教育研究与实践变革的重要价值取向，以指导我们正确地看待来自异域的教育文化，并以此审视本土的教育文化，从而形成正确的教育价值观。教育价值观非常重要，看起来好像与实践关联度不大，但它会左右我们整个教育的实践方向，如果方向一旦发生偏向，带来的后果可能是极为严重的，甚至会出现南辕北辙的情况。因此，文化自觉这一重要的心态要充分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内化为我们的文化价值线索，贯穿自身教育实践的全过程。

在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中，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一直处于比较强势的地位，本应成为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建设参照系的西方课程模式某种程度还是有些僭越，尽管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思想的确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某些发展与进步，可以帮助我们形成研究与看待问题的新方法、新思路，对我们的认知方式产生作用，但也要看到它最大的弊病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消解和解构。现实中，大量的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移植过来，其中的概念、术语、理论都是在西方文化与语境中产生的，一旦放在中国的教育文化环境中，必然与本土文化产生激烈碰撞，对于浸染于本土文化中的我国职业教育来说，肯定会出现文化不适应现象，进而对其产生认同危机。如何恰当把握中西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之间的关系，实现多种文化的有机契合，以保障课程实践的顺利进行，这就需要一种积极的文化自觉心态。我们要通过文化自觉，在与文化“他者”的对比中，以恰当的方式，合理吸收借鉴西方的课程模式，把一种创生之后的文化深深熔铸在课程改革与实践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有了文化自觉的意识，我们就会增强对课程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就能在特定的文化转型时期，对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抉择，从而对其有着更为充分的认识，能深切地体认到自身的历史使命，并努力付诸文化实践，呈现出一种历史使命的担当精神、文化传承精神与课程创新精神，在中西文化的主体间性理解中认识和借鉴西方课程模式。

四、方法论视角下的本土课程模式建构

文化自觉与方法论在价值辨析上相互契合，并将文化自觉转换为实践中的方法论视角，以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与借鉴。对于我国职业教育本土化而言，笔者认为当下急需的是转变看待问题的视角，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方法复制，这样的转换具有哲学层面的意义，也才能让方法具有深刻的价值支撑。课程本土化问题涉及对异域模式接受的深层问题，我们究竟是侧重于把外来课程模式作为一种知识（如具体的理论、方法、概念、术语）来引进，还是侧重于具有文化意味的方法论启示，即如看待问题的态度、思路与方向等，也就是隐藏在方法之后的价值。正如有学者所言：“许多概念，如变革中的参与和合作、对实地背景的尊重、对教师作为一个‘人’强调等等，总体上显然是与英语国家的文化传统分不开的。我国的文化传统未必能够容纳这些概念，即使从形式上接受，也未必能像英语国家里所发生的那样得其‘精神’。”[3]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西方课程模式不仅仅是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或一个体系，它更是在其特定文化背景下研究与看待问题的视野，是一种思想方式和认知方式，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了一种新的审视视域，而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类型或知识体系，在更高的文化层面上具有深刻的方法论价值。所以，我们应该在文化自觉的引领下，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理解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而且，不同文化中产生的课程模式体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品质、践行方式与思维特征，对其进行文化层面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明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过程和负载的文化结构，以中国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重新创造能力更有效地去认识与变革它们，所以，对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进行深入地文化思考，并未给其创新与辩护框定界限，反而为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在中国的实践开启了广阔的空间。

总之，在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实践中，可以大量借鉴西方课程模式的研究成果，甚至作为我们的核心价值追求，但是我们不仅要关注其以知识形式呈现的结果，更应该努力回到西方课程模式形成的土壤中去考量与反思，实际上就是对这些模式在其所属文化中的建构过程进行考察，关注这种模式是怎样产生的，其对本国职业教育课程实践的解释力与指导力如何，进一步而言，西方课程模式是如何指导其本土化教育实践的，取得了哪些成绩，存在着哪些问题，人们对其认同度究竟如何？而绝不仅仅是掌握模式包含的知识本身，尤其不能把这些程序性知识当作拿来可用的方法，简单复制到中国特色的课程实践中来，而必须从文化的视角予以有效置换，以把握其在中国操作的方向感与适切度。因此，我们应该持守以方法论为载体的文化自觉，去看待和学习不断发展中的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去关注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建构过程尤其是其所负载的异域文化意涵，而并非仅仅是建构出来的结果性知识，以积极的文化心态认真分析并将其有效整合到我们原有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结构中去，以自身的文化传统对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进行重新改造和建构，改变简单的技术化操作路径，这样才会形成本土特色的课程模式，进而对中国的职业教育课程变革实践产生深刻的本体性影响。

参考文献：

[1]金耀基.全球化、文化转向与多元化现代性[N].中华读书报，1998―08―05（8）.

[2]【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M].冯建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王建军.课程变革与教师专业发展[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4.

收稿日期：2013-03-10

作者简介：张晓东，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南京，210013）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

Pursuit of Method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Localization of West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Modes

ZHANG Xiao-dong

文化视野论文篇10

人之生存安全性的公共性危机的不断发展与变化让普通民众真实地体验到了一种社会公共性价值危机的现实存在，而生态危机则是社会公共危机的一个客观方面的显性呈现。近一二年，“雾霾”现象创下很多新的历史记录，居生活领域十大流行语之列，全国主要城市居然都有被雾霾严重笼罩的日子。民众真切地体验到了生态性生存的危机，人之生态性存在成为人的一种价值实践奢望，因为人类正陷入一场深重的生态危机之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源锐减，具体表现为森林滥耗、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土地占用、能源短缺、水资源紧张、粮食匮乏、物种消亡……。二是环境污染，具体表现为臭氧层空洞、温室效应、酸雨、酸雾、飘尘、有害气体和光化学烟雾、河流污染、海洋污染、土壤污染、食物污染、放射性污染、噪声污染。三是人口激增，四是社会危机，具体表现为，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多发、刑事犯罪、道德堕落、精神空虚等。这些显性的环境生态危机和隐性的心灵生态危机在社会场域中的并场出现，证明了人之单向度的占有人格的根本性缺陷，这种缺陷将把人类安全性生存引向一个生态危机价值体验的逻辑结构之中。在此种结构之中“，控制自然”的观念导致了生态危机，也在危机的价值体验中成为化解危机的合理观念之一，这种逻辑的背反成为常见的观念出场逻辑，因为任何观念都难以全面地深刻洞见现实生态危机本身，在莱易斯看来，控制自然的观念不仅造成对自然的控制，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更可怕的是它也带来了对人的控制。它把全部自然（包括人的自然）作为满足人的不可满足的欲望的材料来加以理解和占用，直接造成了“生产无限地扩张”，也导致“评价它的成果对于人的价值的一切合理标准却遭到了破坏”。生态危机在物质需要而发展生产和人之消费逻辑中成就了自身的多重特质，一是现代性社会以科学理性、发展进步建立自己的社会价值观时，追求数量消费为根本目的的生活方式就成为其衡量幸福与否的尺度，“消费满足”的幸福价值观一直占据着工业文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二是生态危机空间向心灵空间的挪移，导致生态危机更具有文化公共性危机的特质。这种认知逻辑的转换直接引出的是一个心灵生态的危机现象，心灵生态的危机让人的心灵空间呈现出一种无序化的存在结构。三是生态危机存在总是在人的心灵或心智逻辑运演中呈现出特有的行为序列，这种行为序列建构了心灵的异化集合逻辑。

二、生存的环境生态与生存的心灵生态：生态治理的生存安全性逻辑的交互维度

生态治理的生存安全性逻辑，是自身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观和价值观的深层领悟与转向的结果。卡普拉认为：“新范式可以被称为一种整体论世界观，它强调整体而非部分。深层生态运动却已看到，生态平衡要求我们对人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角色的认识，来一个深刻的变化。简言之，它将要求一种新的哲学和宗教基础。”新的哲学的出场的基础就是要在现实理论的实践中运用治理思维，寻求多元共生之文化存在的优化证成逻辑。“治理”一词是20世纪90年代流行起来的，和“全球化”一样富有弹性，可以被不同立场、不同语境接受。“治理”是在全球化和现代性背景下不断进入人们的视野中的，全球化的进程的加快和现代性所导致的复杂场景，传统的统治已经根本不能适应多元文化主体的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性诉求。“治理”是作为一种前景光明的现代化运动所出现的新的公共性观念形态，成为经济、政治、社会管理、国际关系等领域一个聚焦性理念和话语。治理理念的出场正是对现代性所造就的权力世界的全新性、多样性、多中心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一种积极的回应，治理在哲学上本质是一种差异共在基础之上的文化公共性视域中的多元、共生逻辑的理性选择与优化证成。“治理并非是由某一个人提出的理念，也不是某个专门学科的理念，而是一种集体产物，或多或少带有协商和混杂的特征。治理的最初（或再次）出现也是多极的（或多领域的），这一点和它的研究对象———决策过程———是一样的”，治理产生的多极性正是对复杂化和复杂性一种自我适应和集体决策逻辑的优化关系的选择。

治理在加速了复合现代性中之前参考物的衰亡过程中，也作为新的参考物确立起来。生存的环境生态与生存的心灵生态是生态治理的生存安全性逻辑的交互存在的不同纬度。人之生存的环境生态与心灵生态是共生、共存、共进的意义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破坏自然环境就是破坏我们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因为“人类不仅是自然界的主体，更是构成自然界整体的客体，所以必须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利用自然，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理解”。马克思说：“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以生态世界观认为，人、生命和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是主客统一的一个方面，它具有不可分割的性质。这种人、生命和自然的统一必然要求人自身把握自己的生存生态，进而实现安全性生存，人之自身的生存生态的合理性就是正确处理人的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此种旨趣需要在二元或多元的生存生态中确定和选择优化的实现路径，寻找治理的共生逻辑和优化培育的增长点。生态治理维度的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

灵生态的多重共生逻辑的优化生成包括以下几层意蕴：首先，是指对生态治理的人之生存安全性逻辑的本源性澄明和回归。所谓生态治理的本源性，不是因果关系的简单排序，也不是多元结构序列的平列，而是指人生态生存自明性、基础性的选择。在人的多元存在与生存样态中，生态治理始终处于文化公共性的优先位置，彰显的是人之生存安全性逻辑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把生态危机性存在的样态纳入生存安全性危机的治理范式之中，回应环境生态对人的现实性存在的客体性作用，进而体现出对生态治理的载体性的实践把握。其次，超越简单的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的二重性，在多重映射共生逻辑中回归和澄明生态治理的生态安全性。现实中人的沉沦状态直接性的表现就是人之环境生态的变异，对这种外在性的超越就是确定人之心灵生态的正当性和正义结构，进而限制外在性的无限膨胀和扩展。证成着人之生存安全性存在的境界绽露，以及对一种人之生态存在的内在确定性的认同性回归，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此在在生存论上就是它在其能在中尚不是的东西。只因为此之在通过领会及其筹划性质获得它的建构,只因为此之在就是它所成为或所不成为的东西,所以它才能够领会地对它自己说：‘成为你所是的’”最后，生态治理是对人之生存安全性逻辑的整体性培育，以整体性对抗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的单向度寻求。环境生态是一种以客体的姿态去认知生态，并寻求治理生态的理性表达，这种方式把生态还原为客体原则支配下的实践方式。心灵生态是从精神空间的维度，非实体化地把生态作为一种心灵化的理念来探讨，进而，从心灵优化或心灵生态化的视域达到人之生存安全性或人的幸福价值的体验。这两种向度都在一定意义上分裂和瓦解了人的全部生态存在的本真面貌，把人的生存安全建筑在单向视位的导视图景之中，让人难以还原一种整体性的生态存在。生态治理就是要超越人之生态危机的存在状况，彰显本源性和整体性基础上的人之生存安全性，唤醒对生存安全性的本体境界之“生态人”的文化理想的价值尊重。在人的安全性生存意义上成为人，是生态治理的一般性、本质性诉求。落实到当代中国话语和中国道路的实践叙事中就意味着，把“美丽中国”作为一种文化公共性的价值理想和实践路径，在中国梦的制度性和精神性逻辑中培育出来。唤醒和呼吁广大民众去获得和保存不同生态存在的生存安全性境遇，澄明和解蔽当下中国生态危机的严峻性，消除一切对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分化治理的逻辑结构，切实地彰显和照亮没有个体存在的生态维度。祈向对生存安全性的本体境界之“生态人”的文化理想的价值尊重，是基于中国现实和理论二重语境所获得的智识。这种智识让处于生态焦虑状况中的中国民众有了理性的认知，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华，……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只有切近时代精神的智识才能把握时代，才能在时代中培育文化之活的灵魂。

三、生态治理逻辑的人文价值本质：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

人之生存的高阶形态就是对精神生活领域心灵生态的生命价值与伦理形态的优化，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核心性地澄明了人的精神世界价值本质，是从人的生存境遇的外在性向生存境遇的内在性转接的必然之途。生态治理自始至终都面临着科技和人文的治理维度的分化与融合，生态文明的建设本质上就是要从科技生态治理向人文的精神生态治理转换，此种公共性的转换能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实现一个内在性的认知回路。生态危机的治理是根源于理论和现实双重忧思的反思性活动，这种反思就是在人的生存境遇的历史性中实现的。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之所以成为生态治理的人文价值本质，有以下几个层次：一是“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作为自然的存在物，人就诞生于自然界之中，也生活于自然界之中。实践活动的推进，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日益密切和复杂，使自然界成为人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每时每刻都在同自然界进行着信息、能量、物质的交换。环境生态直接影响着人的生存和发展，建构着人之生存安全性的时代境遇。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生态治理的核心价值观，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二者的共生合一。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阶段的文明形态，其核心就是承认自然界的价值，承认自然界的道德地位，确认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与共生共荣、互利互惠，环境生态作为生态治理的起点正是合理地确定了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和存在载体。二是心灵生态秩序的培育是生态治理的精神性本质。

文化视野论文篇11

一、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

文化即人化，同时也是指人类认识和改造的结果。广义的文化包括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联系十分密切。物质文化是人们生产实践的产物，也是人们精神文化的体现;精神文化既具有形而上的层面，也具有形而下的指向。物质是精神的载体，同时也体现出精神文化的内涵。

在传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的界限是很明确的，物质文化基本上等同于器物文化。精神文化依赖于物质基础才得以传播与发展，但物质之于精神成果的作用仅在于承载与续传，至于物质本身对于精神的作用并不被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没有一种物质具有最大范围内承载和传播精神文化的特质。例如纸张，它在一定程度上使精神文化的传播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物质本身的实存性对这种传播具有约束，精神文化的传播并不能随心所欲。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只不过是人类文化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它们本质上应该是一体的;但是从传统物质与精神层面之间的关系来看，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并未能融为一体，它们之间的界限仍然很明显，且易于区别。

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这种界限不利于文化整体性传播，要使文化整体性传播必须需要另一种方式的出现，这种方式能使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其界限最小化。但是，在传统的技术范围内要找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的方式只能是一个梦想，这一梦想在上个世纪}o年代才开始出现现实的内容。信息技术成为时代的一种带有主导性的技术取向，文化也因此呈现出新的形态。“特别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社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都显露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特质，新型的社会文化形态—信息文化正在形成。”信息技术带来的符号化与数字化使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这一愿望成为可能。其中，符号化主要是针对器物而言，数字化则主要是针对符号的转化而言。

如果说信息化在技术层面使符号化与数字化具有技术的可行性，那么随着信息化技术兴起的一系列文化认知方面的变化则为人们整体化审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础。阿诺德认为一个民族最为重要的东西不在于纯粹对物质财富的追逐，而在于文化与文明的调和，即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和谐共存。斯图亚特·霍尔把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历史主义联系在一起，从而把文化的概念集中在日常生活的层面，“抽象的价值和具体的规范，物质的和精神产品，都被纳人了文化研究的视野”。这种“文化主义”的观念带来的文化认识是:文化的意义在于集体而不是个人。同时也带来了另外一种最为深刻的心理暗示:必须从整体的观念来看待文化的意义，这种整体最主要的层面是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同样的暗示也来自于f·r.利维斯对“大众文明”的担心，他对于现代技术，特别是传播媒体在精神文化方面弱化的批判，昭示出他对物质与精神、技术与文化失衡的担忧。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认为对文化的理解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但作为文化本身而言，则是由具体的人的意义与实践构成。文化在他那里不仅具有物质的基础属性，而且在物质的基础上体现出其价值与意义。由此可见，无论斯图亚特·霍尔、利维斯和威廉斯对文化的理解有多大的不同，但都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即对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考虑的诉求。他们的这种暗示式的诉求，以及哈贝马斯、利奥塔等人的理论，在客观上都让人们意识到了:在信息技术成为现代主流技术的背景下，人们应从整体的角度审视文化本身，这就为在信息化基础上整体化考虑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础。

当代文化观念的认识把人们的视线转移到物质与精神、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之中，而信息化技术，特别是信息化中的数字化技术则从方式上确定了上述关系整体化考虑的途径，即符号化与数字化。符号化是一种具有传统意味的方式，而数字化则是信息化时代中的一种新的符号化的方式。符号与器物比较起来，它们都可以承载文化的内容。但是它们也有显著的区别，器物是具体的东西，有着实体的存在。而符号则不同，它可以承载实体的意义，但是对于物质本身并不替代，它的存在基础在于人们对物质实体的了解。因而符号化带来一个显著的变化，即人们有可能从这些符号化了的对象中进行交流与分析。器物基本上不具备大范围内的交流，但符号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具体的器物而言，器物的符号化，可以有效地传播其文化内涵。但与此同时，对于器物本身的物理特征却无法传达。因此，不难发现，传统的符号化虽然带来了一系列认识事物方式的变革，对于文化传播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其缺点也十分明显，这就从客观上需要一种新的技术的出现。这个新的技术一定要满足符号化的传播优势与器物本身实体特征的要求，而数字化技术的出现，正是符合了这个要求。

人们对数字化的认识多种多样，但是最基本的一条是，人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把事物或器物变成相应的信息，并最终把这些信息以符号化的方式展示出来。数字化的一个巨大优势在于，它可以存储海量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以符号的方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就可以使器物或者现实中的物体能够实现最为全面的符号展示。在没有数字化之前，人们可以把事物的影像呈现于前，但那是平面的。数字化出现以后，人们可以在虚拟的符号世界里从立体的角度观察与实物基本一致的状态。通过超链接，与之相关的熟悉与不熟悉的事物，以及关于事物本身的其他非物质信息都得以体现。这种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必然带来新的认识与观念，它把人从现实时空的实践发展为虚拟时空的实践，虚拟的实践方式成为人们一种新的实践方式。而当这种建立在虚拟基础上的实践方式成为人们的一种常识时，当代关于文化观念认识中的焦虑就会得到释放。阿诺德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可以在数字化中得到合理的共存，斯图亚特·霍尔的整体文化观念可以得到实现，利维斯对于现代技术的垢病能够得以改变，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也许可以用虚拟或数字“文化唯物主义”来重新加以阐述。他们对于文化暗示的诉求，在信息技术和传播方式符号化与数字化的趋势下，可以真正成为一种现实。

综上不难发现，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有三个阶段是很明确的:一是一种基于物质或器物基础上的文化传播;二是一种基于符号基础上的文化传播;三是一种基于数字基础上的符号文化传播，即数字化文化传播。符号化是文化传播的趋势，不论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符号化，还是建立在数字基础上的符号化，符号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内涵的转变，从与物质、符号的对应关系转化为符号与意义的对应关系，实现了从一般意义上的符号向数字化意义的符号转化。与之相应的变化是，物质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弱化，立体、深人的意义与形体因素得以强化。文化传播的这一方式的擅变所形成一个结果就是，物质本身与文化的关系从来没有如此的紧密，通过符号化与数字化，特别是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物质与文化内涵紧密、完美地实现结合，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是实现整体文化传播的必要途径。

二、文化数字化的局限与感知

数字化基础上的物质与文化内涵的完美结合并不能代表文化数字化的全部，同时数字化本身也具有局限性。最主要的局限在于数字化隶属于信息化，而信息化对社会文化具有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在迈克尔·默林的《信息技术革命:益处与危害》中得到较为全面的总结。迈克尔·默林总结了10种信息技术对社会文化的危害，它们分为对人的意识的危害、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危害、对生活品质的危害等三个部分。毫无疑问，从社会角度来看，迈克尔·默林的这种担忧以及他对这些危害的认识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符号化的转化方式来看，这些局限并不是主要问题。因此，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在于符号化与数字化方式与方法上的局限，而具体层面则是物质符号化与数字化以及精神层面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

除此之外，在符号化与数字化的方式与方法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最主要的局限在于“人文精神的悖论”，齐鹏在《当代文化的感性革命》一书中深刻地揭示出了这种悖论的存在。他认为数字化会导致人依赖于技术，成为技术的奴隶，最终形成新的人性的异化。这种“人文精神的悖论”，存在先天性的因素，“悖论是事物发展的本质”，同时也有技术本身的因素，“数字化平台的单一性”，还有符号化与数字化中介中时空关系对人文精神影响的原因。齐鹏认为，要解决这种“人文精神的悖论”，必然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科技人文化”，二是“艺术手段与审美功能”。不可否认，上述两种解决方式从学理上是有效的，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很难完全实现，尤其是在技术领域，其实现的难度更大。

除了信息化技术本身给数字化带来的危害，以及在符号化与数字化过程中所遭遇的“人文精神的悖论”外，在具体的符号化与物质化的转化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其他问题。其最现实的间题是，物质及其所代表的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其他大部分文化虽然借助了物质载体，但却是以精神层面的状态存在。这种层面的文化相对于以物质为主体的文化而言，其范围与内容更广，甚至可以说是文化的主体部分。并且一旦数字化以后，对于这一部分的文化了解与传统方式在本质上并没有巨大的改变，而真正引起巨大变化的，还是物质文化的那一部分。

数字化的过程是一个精细信息化的过程，信息精细的程度直接决定物质数字化的程度。数字化虽然带来了物质全方位的展示，但是并不一定带来精细化，这是文化数字化所面临的主要的局限之一。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使人们有可能全方位展示某个物质存在，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很难做到完全展示。尽管人们精细信息化的程度会越来越深，但也无法达到完全精细的程度，因此，这个局限只是大小的问题，而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显然，如何消解这样一个最主要的局限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的事情。在可以预知的技术发展的所有趋势中，现代技术无法实现这一目的，也无法找到最终的结果。既然从数字化技术的角度无法得至昧最终的结果，从别的角度寻求解决途径就成为必然。

文化视野论文篇12

当今的高校校园，各种非校园文化和校园文化交融在一起，受社会上商业文化、消费文化、实用主义等的冲击，高校中的高雅文化也遇到巨大的挑战。不少大学生对社会上流行的通俗艺术如数家珍，却对经典的高雅艺术一无所知。[1]因此，加强高校高雅文化建设，吸纳人类先进文化成果，对于提高大学生文化素养、健全人格品味、激发和培养想象力和主观创造力，引领到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 高雅文化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

2.1 高雅文化的熏陶是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源泉

对“价值”作出哲学意义上的界定是我们进行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深入研究的基础，对此不同学者作出了不同解释。归结起来有这样几种：用意义界定价值，用满足主体需要界定价值，以有用性界定价值，以和目的性界定价值，以效应界定价值。[2]大学生是作为未来社会建设者的一支重要生力军，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摆正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道德价值和功利价值关系，确实肩负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使命。在这个多元的文化大背景下，影响大学生人生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也是多样化的，从高雅文化的含义不难看出，它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主流文化，接受高雅文化的熏陶，是培养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必要途径。大学生必须倡导高雅文化，才能形成正确的人生和价值观，才能成为社会的有用人才。

2.2 高雅文化教育，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和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组成。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当今世界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内经济社会转轨转型，深刻变革，现代传播技术迅猛发展，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社会思想观念日益活跃。大学时期是一个人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大学生的价值观决定着大学生对各种事物和现象进行判断选择、好恶取舍，适配着他们的行为。[3]在当今时代，大学生思想意识自主，个性特点鲜明，价值追求多样，在流行文化等发展的背景下，社会上一些不良思想倾向和道德行为，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因此，在这一历史时期，尤其要加强高雅文化教育，这对于引导大学生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

3 高雅文化视野下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途径

3.1 坚持高雅文化教育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

（1）要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营造和谐校园文化中阐发高雅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以提高大学生对高雅文化的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为重点，培养学生的文化创新意识，增强学生传承弘扬高雅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刻认识高雅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沃土，辩证看待高雅文化的当代价值，引导大学生完善人格修养，主动关心国家命运，自觉把个人理想和国家梦想、民族梦发展相结合起来。

（2）坚持高雅文化教育与时代精神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相结合。既要在高雅文化教育中使大学生继承和发扬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革命精神、优良作风和高尚品德，又要积极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继承和弘扬革命传统文化。

（3）坚持弘扬中华高雅文化与学习借鉴国外优秀高雅文化成果相结合。要培育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又要抓好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理论体系，高度重视培育大学生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又要注重引导大学生树立世界眼光，博采众长。

（4）坚持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结合。高雅文化教育，既要发挥学校主阵地作用，又要加强家庭、社会与学校之间的配合，形成教育合力。要努力寻找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平衡点，父母要主动联系学校，建立与学校的沟通机制；要鼓励大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接受系统的社会教育，使他们的社会态度、社会认识、社会情感、社会能力与其生存的时代和社会的脉搏合拍，最终成长为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优秀社会人。

3.2 不断加强高雅文化校园教育活动

校园文化是一种亚文化，它包括师生员工的价值观念、精神境界、校风、教风、学风、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学校的传统和习惯、学生社团及文化活动、学校的环境布局等方面。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对于陶冶大学生的情操、培养大学生的健康人格、促进大学生身体健康和全面发展有着重要影响。[4]高校要充分利用学校校史馆、图书馆、档案馆等资源，结合校史、院史、学科史和人物史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发挥其独特的文化育人作用。可开展形式多样的创建高雅文化艺术传承学校活动，邀请传统文化名家、革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以及高雅艺术表演等进校园、进课堂。依托共青团、学生党支部、学生会、学生社团等，开展主题教育、理论研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文艺体育等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在思想道德和人格素养等领域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平台。

3.3 建设不断适应时代需要的高雅文化网络教育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