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法律法规论文篇1

1.1大规模侵权特点

1.1.1侵权和大规模侵权的比较

侵权一般是指单体事件。大规模侵权理所当然就指的多体发生事件。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具有了侵权的动机和行为，都应该为此付出法律责任。从两者的差异性上来讲，大规模侵权行为最先体现在受害人的聚多性。

1.1.2侵权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

其实，对于侵权事件来说，其产生根本原因也很简单。但是由于简单中却又这连锁反应。比如，某以产品侵犯了人身安全权，由于连锁反应的效果，其同类产品有可能就会很快的产生同类型的状况。这样就爆发了集体性的人权侵犯事件，也就形成了大规模的侵权事件。在专业理论上来讲，他们之间具有同质权行为。

1.1.3否定侵害之间的“必然性”

侵害有人身侵害、精神损伤、财产侵害、经济损失等。但是单体性质的侵害跟大范畴的侵害之间存的必然性也不是完全正确的。

1.2现代社会的大规模侵权基础

1.2.1现代人文素质的提高

现代社会出于人文素质的提高，人们的思想也开始逐渐走向成熟，复制性和仿制性更加明显。社会中的消耗产品与人类的生活之间存在着必然性。这些产品的生产模式，销售模式以及含盖的消费领域几乎同时体现了重复性和群体性。群体消费引起的纷杂纠纷关系也频繁出现。假如某一产品被曝光存在一定的侵权问题，几乎在同时世界各地都会有同类产品的侵权事件发生。这就是消费者的仿制性和针对性体现，也是产品经销的重复性和单一性体现。

1.2.2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现代社会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几乎替代称谓当今“第一生产力”，成为人们对一切事物判断的主要依据。万事都有正反两方面，科学的发展，往往也会引起许多未知的风险。如，自然灾害事件。从根本上讲，引起自然灾害的原因也许会是人们的自然的破坏。但是这种自然科学同时也具备“不确定性”，这就有可能引起大规模的侵权事件。

1.2.3从企业的发展来分析

企业存在于市场中，这本来就是一种竞争。适者生存，劣着淘汰。这是最根本的生存法则。而企业为什么会淌“竞争”这趟浑水呢？两个字——利益。利益使得各种市场营销手段具备了天然危险性。一旦投入错误或者未得到本应得到的利益，这种结果也可能会引起大规模的侵权事件。

2大规模侵权对现代侵权法系统影响

2.1转变归责基础

侵权本来就是一种简单的行为。最原始的侵权，也许就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侵权行为。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侵权行为在各行各界，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诱发始因也从个人与个人之间转变到企业与企业的社会活动中。企业的各种社会活动必然需要消费者的支持，这样如果在社会活动中出现了侵权行为，那受害的就是所有的消费者，这就引起了大规模的侵权事件。现代社会中还有许多大规模的侵权并不是偶然性的，而是必然性的。用专业的知识来讲，企业的危险责任是大规模侵权事件中的主要表现形态。在国外危险责任被称为严格责任，是具有“极度危险活动”责任概念。

2.2多元化的救济

现代社会的发展，致使大规模的侵权事件时常发生。如果按部就班根据简单的侵权法去应对大规模的侵权事件，就显得很吃力，并且漏洞百出，所含盖地范围也会有所限制，这就威胁到了可保险性，对侵权法和保险法损害赔偿等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如：在“假冒劣质酱油、食醋”事件中，2006年7月15日，万全县工商局根据群众举报，在苏家桥村端掉一制假窝点，现场查扣假冒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玉皇醋厂“中卯牌”黄豆酱油和老陈醋320件，共计16000袋，牲畜用盐350斤，色素38斤，制假工具9件。后经质检部门检验，上述产品均不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属劣质产品。事后，政府联合各大网站对此后果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救济与赔偿，虽然制止了事态的扩大，但是还是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

2.3责任共同构成要件转变

2.3.1复杂的因果关系

一起大规模的侵权事件引起的后果是相当复杂的，但是如果解决此后果，也是很麻烦的。传统的侵权法中有因果林西理论。种因得因，种果得果，因果循环，纠结难缠。大规模的侵权事件也许就是某个种原因，某个产品，或者是个某个人，或许也可能是某个小部分团体。但是引起的结果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不同时间，不同情况下，产生的结果也会不同。“三鹿奶粉”事件中，许多儿童都是服用这种奶粉有可能诱发各种疾病。但是这些儿童中也有百分之八十的儿童饮食过不同厂家生产不来的奶粉，而这些奶粉也有可能引发儿童得同样的症状。二者都有可能诱发儿童病症的发生，这是因。而结果便是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法律又该如何去规判呢？所以在侵权赔偿问题上要考虑的问题很多，这就需要专业性的人才去综合一切诱发事件结果的始因，评判出赔偿结果。

2.3.2侵害与赔偿

现代社会中，侵权法是实际侵害决定赔偿损失的标准。是大规模的侵权事件中，严重的侵害后果最明显的就属于人身侵害了。但是，要针对每个人的受到的侵害进行确认，却又是侵权法中的一项重大难点。许多的侵权事件都具有持久性和缓释性。这更是难点中的难点。在这种情况下，一次性赔偿原则就显得很重要了。为了避免随时可能出现进一步侵害赔偿需要，一般都会选择一次性索取赔偿。这不仅有利用双方的利益，也有利于侵权法的管理和协调。

2.4侵权法增设预防和惩罚功能

惩罚性赔偿是现代侵权法的主要内容。为了预防大规模的侵权事件发生而导致严重的侵权后果，侵权法一般都会用“惩罚性赔偿”作为预防和惩治的原则。传统的侵权法虽然具有“时候救济特色”，但是相对于同时增加了事后救济滞后性，而且不能体现出对受害人的“足额赔偿”原则。所以，现代侵权法根据实际危险，公法性管制规则数量逐渐加大，努力预防大规模的侵权事件发生。

3中国侵权责任法职责

3.1二元归责在责任法中的体现

责任法和损害赔偿法是侵权法的两大基本组成部分。责任法是侵权责任的中心和原则。损害赔偿法是一种相对应的结果，是侵权责任作用的展现。责任法中的“二元规则原则”是现代化法律进步完善的体现。这也是现代社会中各种“社会事故”对侵权法的影响结果。从传统侵权法的一元规则即过错责任转变为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二元并存，这本就是法律与时俱进的体现。在国内《民法通则》中，第106条第三款中，责任法的二元规则无过错责任有相对的模糊性，在现代社会风险事故中，也会有顾及不到之处。这就说明了，我国法律还处于发展阶段，并不健全，需要在以后的发展中继续完善。

3.2社会保障法、保险法与侵权法的协调

建设法律法规论文篇2

一、我国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的评析

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不断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住房建设的需求，加之投资的拉动，使我国建筑行业和房地产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公路港航、铁路基建、商品住房、工商用房正在中国大地上拔地而起，特别是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蓬勃发展，极大地带动了建设工程领域的迅猛发展。但同时，新问题和新情况不断出现，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建筑市场发展的不规范，建设工程领域资金运作的不规范，建设市场主体对市场快速发展所引起的风险认识不足和准备不充分，导致我国有关建设工程的纠纷呈现爆炸性增长，这些因素已经成为中国建设工程领域难以摆脱的阿喀琉斯之踵。

建设工程合同被业内人士称为"小宪法"，在整个建设工程领域居于核心地位，正因如此，也集中凝聚和反映着建设工程领域存在的问题和痼疾。我国《合同法》对建设工程合同单独一章予以规定，《招标投标法》、《建筑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范对建设工程合同作出了进一步规范，初步建立起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但是，面对风云突变的建设工程市场和日益复杂的建设工程纠纷，现有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中的缺陷和不足越发地暴露出来。建设工程不仅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攸息相关，更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城市形象和投资环境，关系到社会安定。因此，进一步研究和完善我国的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是至关重要和刻不容缓的。随着工程建设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引起广泛关注以及相关法律、配套法规的出台，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制度逐渐受到法学界的关注，一批学者投身到相关领域的研究和探讨中，有关建筑工程合同制度的专著、译著、编著和学术论文不断问世。综观国内有关建设工程合同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以下几点问题：（1）研究重制度研究，轻理论研究，多以现行法律规范为背景，如针对已被现行法确认的突破建设工程合同相对性、黑白合同的效力认定等方向的研究（2）前述重制度研究，轻理论研究的现状导致对理论研究的忽视，反过来使许多制度性选题研究未能取得良好的效果（3）突出解释论的立场，忽视了立法论的研究角度。（4）关于建设工程合同法律问题的研究重视程度不够，研究人员以从事工程建设和工程建设管理的工程师为主，以防范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商业风险为主要研究方向，研究视野比较狭隘，集中于建设工程合同的管理等领域，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法学视角。在实务操作过程中，上述研究的不足导致我国的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产生了大量亟待厘清和解决的问题，如在我国建设工程法律制度的研究中，尚未形成对建设工程合同法律规范的性质、属性、价值等基本问题的共识，对建设工程合同特殊性的认识和重视不足，对建设工程合同在《合同法》中的地位、建设工程合同法律规范中大量存在的强制性规范的性质与作用、建筑工程合同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的解释原则、默示条款的理解，习惯和商事惯例的适用等问题研究尚浅。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专业性强、主体关系复杂、涉及标的关涉经济民生且绝大多数数额巨大的特点①，使得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司法审判理念和理论原则的把握变得至关重要，但有关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司法审判理念和理论原则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二、从商法学视域思考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我国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出现诸多问题的本质原因是缺乏理论基础的支撑和指引。理论基础的缺位导致规范定位和规范配置出现重大缺陷，进而导致了理论和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合同法作为商品经济的法律形式，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英美法系甚至成为与财产法、侵权行为法等并列的独立法律部门。在合同法法律制度的发展、完善过程中，合同法理论研究的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合同法的基础理论是合同法立法、法律适用的的核心和灵魂。也正是因为合同法理论对合同法无可替代的作用，使得合同法理论研究成为民法学中一颗璀璨耀眼的明星。建设工程合同是我国合同法明文规定的有名合同，其适用合同法基本理论是无可争议的，但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建设工程合同与其他一般民事合同相比，其合同法上的共性是存在的，但其特殊性更加突出，这种特殊性从国家出台了数量众多的专门针对有关建设工程合同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裁判规则就可见一斑。针对某一特定类型的合同出台如此众多的法律规范，这在合同法立法中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特殊性具体体现在建设工程合同主体的严格性、标的的特殊性、国家监管的严格性、缔约方式的强制性、合同内容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合同款项支付的特殊性、瑕疵担保责任的强制性、与公共利益联系的紧密性、实际操作的复杂性等诸多方面②。在构建和理解我国的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时，忽视上述特殊性的存在，必然会导致合同法律制度的缺陷与不足。正确认识和处理这种特殊性需要基础理论的支撑与指引。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合同法的一般理论不能完全有效涵摄这种特殊性。传统的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过度依赖于合同法基础理论，因此造成了我国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基础理论的严重缺位，导致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中的每一个环节和节点就像失去了引线的珍珠项链上的珍珠一样散落无序，失去了法律制度应有的逻辑和层次结构，致使法律的滞后性和不周延性最大程度地暴露出来，进而造成了法律适用的一系列难题。

笔者认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建设工程合同基础理论的重构，有赖于对建设工程合同的重新思考与定位。笔者在法律实务中接触了一些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对建筑工程合同的订立、履行过程中、司法审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常常感觉到虽然有关建设工程合同的法律规范众多，但众多的法律规范却仿佛没有内在的联系和衔接，这种法律制度的内部是松散的，无秩序的，在讲究法理和法律逻辑、具有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的民法领域，这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也是令法官、律师等法律从业者深感不适的地方，因为缺少了系统的理论支撑，法律从业者的能动性大大降低，甚至会成为从法律规范中寻章摘句的机器，追根溯源，之所以实践中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基础理论的缺失是首当其冲的重要因素。有鉴于此，在梳理我国现行的有关建设工程合同的法律规范的基础上，笔者发现跳出合同法的窠臼，商法的基础理论也许可以为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理论基础的缺失提供"补给"， 将商法学基本理论、原则、理念和国外有价值的立法例运用到建设工程合同的研究中去，借鉴商法学特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研究有关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理念和规范的定位、配置，解决建设工程合同立法、司法审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从商法学的角度反思我国的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有必要对商法学的研究作一简要回顾。以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构想为参考坐标，中国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商事立法活动，商法学研究随之也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阶段。但是，正如赵旭东教授在《商法的困惑与思考》中所言"商法的内容是朦胧的，商法的边界是模糊的"、"我们眼观商法的兴旺和繁荣，我们热衷商法的事业和发展，同时我们也在怀疑着商法，我们知道它的过去， 但我们却说不清它的现在， 也看不透它的未来"。的确，在日益发展的背后，商法学上空仍然笼罩着需要学者、后进去驱散的迷雾，关于商法独立性的争论、对于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与立法体系的构建，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虽然这些问题是商法学的基础问题，但却不意味着其他有关商法学问题的解决必须以此为前提。笔者旨在以商法学学者已取得广泛共识的商法独特的理念、原则和规范体系等理论研究成果为依托反思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而不涉及诸如民商合一、民商分立这些宏大且有较大争议的商法理论命题。

以商法学的基础理论为理论背景，透过商法学视角重新审视和思考建设工程合同，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首先，商法学的研究对象、法律规范和建设工程合同制度的研究对象、法律规范具有高度的一致。商法的主体和建设工程合同的主体都是运用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来追求实现营利目的法人主体。其次，商法规范和建设工程合同法律规范中都存在大量的强制性规范，其在本质上都是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深入渗透，其定位和配置原则也应是一致的。再次，建设工程合同具有强烈的商事合同属性，应属商事合同范畴。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强调的交易效率、交易专业恰恰是商法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因此，笔者认为，将商法学原理应用到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中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

从商法学角度反思我国的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也是十分必要的。对建设工程合同的系统化、多角度审思可以为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提供强大的逻辑化、系统化的理论支撑。如前所述，建设工程合同与其他一般民事合同相比其特殊性更加明显，忽视了这种特殊性，则必然会导致在特殊性存在的地带合同法基本理论适用的真空。在立法上，形成一方面无视商事合同和民事合同的区别将建设工程合同归类于一般民事合同并适用承揽合同的规范作为补充规定，一方面又规定了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的大量强制性规范的局面。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最高法已经明确提出商事审判的理念和原则，但对于商事审判的界定尚不明确，对于建设工程合同的审判是否属于商事审判的范畴尚不明朗。这种规范定位和规范配置的缺陷使建设工程合同的立法和法律适用疑难重重。商法的独特理论恰恰能填补这一理论真空地带，完善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为建设工程合同法律规范的规范定位、规范配置及规范适用提供理论指导。

理论的发展有赖于具体实践、实证分析的推动，同时，理论也可以为实践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从商法学角度反思我国的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不是无视我国现行建设工程法律制度的闭门造车，而恰恰是对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有力回应。如在建设工程合同领域，我国先后出台了诸多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对建设工程合同予以规制，在这些法律规范中存在大量的强制性规范。但在建设工程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和司法审判实践中，却经常出现对这些强制性规范的性质、作用、适用理解和把握的不到位。建设工程合同主体对这些强制性规范的理解不到位导致大量的合同纠纷，司法审判中法官对法律规范的理解出现偏差和错误导致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审理中法律适用不统一、司法不公的现象，如在合同效力认定的审判中就出现对于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范的理解不同审判不一的现象。如果不对这些强制性规范的价值、社会实效进行分析，不对这些规范的微观结构和解释方法进行研究，那么正确制定、理解和适用这些强制性法律规范就会成为奢谈，而商法中恰恰存在着数量不少的强制性规范，商法中强制性规范的配置、适用等问题是商法学的一个重要命题③，将商法学的理论研究成果运用到建设工程合同强制性规范在合同订立、履行、司法审判中出现的问题和疑惑的解决中，无疑会对实践大有裨益，在合同订立、履行合同过程中加强法律对合同主体的指引作用，防止司法实践中认识不一、司法不公现象的发生。再如，商事合同制度越来越受到商法学学者的重视，特别是在制定《商法通则》作为我国商事立法的体系的理论逐渐得到多数学者支持的大背景下，商事合同作为商行为的主要体现而愈发受到重视。建设工程合同具有强烈的商事合同属性，应该在商事合同制度中对其予以规制。从商事合同的视角去审视建设工程合同实践中的相关问题，比如合同主体注意义务的认定、违约责任归责原则的适用、合同抗辩权的适用、交易效率和交易公平冲突的衡平等问题，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在司法实践中，商事审判作为大民事审判格局下的一项独立的审判工作已经得到了各级法院的广泛认可，在这种情形下，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纳入到商事审判的范畴是保证司法公正，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且，将建设工程合同与普通民事合同区分开而纳入到商事合同的范围，有助于促进合同主体加强对建设工程商业风险的评估与防范，对促进建设工程领域的交易更加迅捷、安全和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三、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商法学思考路径

重新思考与定位我国的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即要应用商法学独特的理念、原则和规范体系弥补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基本理论的缺失，完善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的规范定位和规范配置。针对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缺乏理论支撑、立法松散庞杂、缺乏前瞻性等缺陷，提出有关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基本理论；研究、解决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中大量存在的强制性规范的规范定位、配置和适用问题，比如对技术性规范的作用、性质和适用的探讨，对有关建设工程合同无效的强制性规范的定位及适用的探讨；分析论证在理论上将建设工程合同归于商事合同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司法审判中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归于商事审判范畴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解决建设工程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对习惯、商事惯例的认定和适用等问题。

当然商法的基础理论也不是完善的，相反，商法的基础理论是极其不发达和彰显的。一直致力于商法学研究的南京大学范建教授认为当今的商法研究关于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等商法具体问题的专题性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对商法基础理论缺乏起码的关注，或说缺乏真正深入地关于商法理论体系的基础性研究。相对于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等商法专题的研究，商法基础理论更具有概括性、抽象性、逻辑性和包容性。从各国法律发展的历史和我国立法、司法实践的经验教训中可以看到，商法学的重大理论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商事立法和司法的健康发展是难以想象的④。而且，囿于我国民商合一的立法现状，商法在立法和司法中都没有与民法区分而独立存在，导致商法学的基础理论对立法、司法实践的指导、修正作用大大降低，这也是商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和运用得不到重视的一大原因。将束之高阁的商法学基本理论运用到具体命题当中，让商法学基本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不管是对于商法学而言，还是对于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而言，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正如一些法学家所倡导的那样，中国的法学研究目前需要从 "宏大叙事"到"微观论证"，需要从"价值宣示"到"规范建构"。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完善我国的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应当进行理论上的重新审视与思考，借鉴商法学有益的研究成果，使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回归商法属性，关注法律制度的前瞻性和持续性，推动形成具有更强适应性的建设工程合同法律规范，推动我国建设工程合同立法的体系化和规范化。

注释：

①《建设工程合同溯源及特点研究》，重庆建筑大学学报，宋宗宇，温长煌，曾，2003年第5期

②《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研究》，王建东，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③《商法强制性规范的历史流变》，张强，烟台大学学报，2011年第一期

④《商法的价值、源流及本体》，范健、王建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参考书目：

[1]谢鸿飞《承揽合同》法律出版社，1999

[2]黄强光《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法律出版社1999

[3]郭明瑞，王轶《合同法新论-分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4]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建设法律法规论文篇3

(一)在“法治”与“人治”论争中形成的“以法治国”理论。该理论认为，以法治国，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社会主义法治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是现代化事业的必然要求，实行法治必须坚决摒弃人治，改人治为法治，社会主义法治具有民主性、平等性、公开性、严肃性、权威性等基本特征。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法治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在我国现阶段，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远未绝迹，以法治国是我国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二)法学更新论。它是我国法学界在讨论法的基本理论问题时所提出的变革和发展传统法学理论的思想、观点、建议等的总和，涉及到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概念，阶级对立社会中法的本质属性;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关于法的继承性，法是不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和关于法的定义等基本理论问题。

(三)法制建设协调发展理论。它所研究的是法制建设与社会经济基础以及其他上层建筑之间、法制建设内部各个部分之间协调发展的一般规律。该理论着重阐明法制建设协调发展的理论根据、内容及相互关系，法制建设不协调的症结，宪法在法制建设协调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改革开放与法制建设的协调发展，法制建设协调发展中的法律监督，各部门法之间及部门法内部的协调发展，法律意识对法制协调发展的影响，法制建设协调发展的具体措施，法制建设协调发展中法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创立法制协调学的设想等诸问题。

(四)法学新学科建设理论。这是随着近儿年我国法学新学科的出现和对新学科研究的深入而形成的，该理论具体包括对新学科产生原因、发展阶段、基本特点、社会作用等的分析;对新学科发展之基本规律的探讨;对法学新学科的范围与界限、命名，法学新学科的引进与中国特色，法学新学科的研究方向及展趋势的阐述等项内容。

(五)法律丈化学。该理论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而逐步形成的，以法律文化，即法律观念、法律知识、法律心理、法律经验、法律技术、法律传统以及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体系中与观念、传统相关的内容等为研究对象，着重揭示、阐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社会价值及其和现代化的冲突与协调对策，帮助提高中华民族的法律文化水准。

(六)法治系统工程论。它是我国科学工作者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现代科学方法，将我国法制建设包括立法、司法、守法、法学研究与法律教育等作为一个巨大的工程系统，对其涉及的各种具体问题进行探讨、研究而提出的各种观点、对策和理论的总和。具体涉及系统工程的一般理论、进行法治系统工程研究的现实意义、法治系统工程的方法与构成，关于系统工程运用于法学研究与协调我国司法机关之间关系的设想;系统工程理论在青少年犯罪综合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间题。

(七)立体监督论。在我国，立体监督是指在全社会中建立多角度、多层次、多系统的方式配套、效应互补的分层有序、相互衔接、持续有效的监督(权力制衡机制)。立体监督论通过对立体监督的基本原理、核心、种类、形式和内容，立体监督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立体监督的基本条件等的研究，为我国社会主义监督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提供理论指导。

(八)经济犯罪学。以经济犯罪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对象，从探讨经济犯罪的概念入手，着重研究、阐明我国近几年经济犯罪增长的社会原因、经济犯罪形态特征的多元性、防治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对策与刑事司法措施、经济犯罪学的学科体系等间题。

(九)电脑辅助量刑专家系统论。它是我国法学工作者综合运用现代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理论成果，采用数学模型的技巧和电子计算机的技术，集有关法律规定与专家型审判人员的经验以及他们正确适用法律定罪量刑的案例于一体，并根据审判人员提供的案情事实信息，运用系统储存的法律和有关知识进行推理判断，为审判人员审理刑事案件提供最佳量刑方案的科学实验设计和理论研究体系。

(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建设理论。它着重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理论与法制建设之关系，初级阶段法制建设的基本特点与近期目标，初级阶段法制建设中的补课间题，初级阶段法制建设的基本原则与主要任务，初级阶段的部门法制建设与展望等间题。

(十一)“一国两法”理论。它是对实行“一国两制”后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长期(至少50年)和平共处状态下法律现象的描述与说明。该理论认为，“一国两法”是扮一国两制”的题中之义。1997年、1999年香港、澳门(将来还有台湾)成为我国特别行政区之后，我国将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局面。为了使“一国两制”的新构想成为牢靠的现实，必须要有法律手段予以保障，这手段就是“一国两法”，即以大陆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主，包含香港、澳门与台湾的资本主义法律体系在内的我国新的法律体系。这种法律体系有利于特别行政区的稳定和繁荣，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发展。“一国两法”是一个全新的理论问题，它将向我国传统法学提出尖锐的挑战，促使法学家们对法的阶级性、谐调性以及法的历史类型更替等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此外，还有新科技革命挑战论、经济行政法论、商品经济的民主与法制模式理论。我国法学新思潮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首先，这是我国近十年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对内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开展了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实行开放，并提出香港，澳门、台湾画归祖国，实行“一国两制”的重大国策。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诸多需要由法律规范来保护、调整的新的社会关系，也出现了一系列需要用法学理论来说明、指导的新的法律间题。“一国两法妙理论等法学新思潮就是适应这种社会要求而登上了中国法学舞台。

其次，这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及几千年法制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的必然结果。随着拨乱反正的正确路线的贯彻实施，法制建设的加强，法学界的一批有识之士愈益不满足于我国法制建设的现状，开始对中国法制的历史作深层的研讨，试图探求中国长期以来法治原则难以实现的根本原因，以寻找一种类似“文化大革命，，悲剧再次重演的制衡力量。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以法治国”理论、法律文化学、立体监督论等法学思潮。

再次，这是那代科学发展，各门学科综合与分化加剧的必然结果。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是社会科学各学科彼此渗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间交叉与融合，在法学领域表现为法学与其他学科肺合而成的法学新学科的出现。

第四，现代新科技革命的冲击，要求我国法学界作出适当反应，提出相应的对策。现代新苹术革命50年代始于欧美，经过三四十年间的迅猛发展，产生了一系列新技术，如微电子技术、遗传工程、光导纤维、激光技术、新型材料、新能源、空间技术、海洋开发等等。这些新科学、新技术的出现，使传统的伦理道德和法律观念、法律规范、法律制度受到了广泛的冲击与影响。于是，法治系统工程论、新科技革命挑战论、电脑辅助量刑专家系统论等应运而生。一最后，法学新思潮的产生，也是法律与法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社会、经济、科拉、文化的发展要求我们最木限度地发挥法律和法学的社会功能。要发挥这种社会功能，必须加深林识法律和法学的内在本质，探寻其发展的规律性。正是针对这种社会需要，我国法学工作者着力于法律的起源、本质、社会功能、法律与社会经济基础及其他上层建筑的协调的研序，从而形成了绪学更新论、法制协调发展理论等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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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上述这些法学思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显著的特点:一是形成时间短，发展迅速。这些法学思潮，时间长的，从1听8年始初见端倪，时间短的，则是从1985年以后才开始影响整个法学界的。就整体而言，·这些思潮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逐步形成的，短然而至目前厂各股思潮都已有许多倡导者和一批追随者。二是彼此相连，历史很交互影响。各般思潮虽然内容相异，各具特色，但彼此间存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互相渗透与影响。如法学更新论、法律文化学、立体监督论等思潮的形成，都是基于对中国法制史的深刻反思，法制协调发展理论、法律伦现学、法律心理学等的形成，得益于各学科的综合、交叉与彼此渗透，而“法治”与“人治”的论争，则为解放思想冬开展学术争鸣，引发其他各股法学思潮奠定了思想基础，等等。三是实践性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上述思潮中，虽也有个别如新科技革命挑战论、法律心理学等，是在国外法学思潮的影响下形成、发展起来的，但绝大多数都是在我国法制建设实践的召唤下应运而生的，具是鲜明的中国特色。尤其是法制建设协调发展理论、法学新学科建设理论、法律伦理学、立体监香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建设理论以及“一国两法”理论等，完全是在中国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带有明显的“东方特色”，其发展已引起世界各国法学工作者的瞩目。四是参加人员多，规模巨大。这些思潮目前已席卷我国整个法学领域，吸引了绝大多数法学理论工作者。从老一辈的著名法学家如张发渔、陈守一、陶希普等，到许多中年法学学术骨干，乃至一大批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都加入了法学新思潮的研究行列。其规模之广、声势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四

上述法学思潮的形成与发展对我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建设法律法规论文篇4

一、引言

我国的建筑立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初步建立到逐渐健全、发展、完善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以前,受我国经济体制环境的局限,各部门的政策性文件是这一时期工程建设管理的依据。改革开放后,随着建筑业深化改革的需要,急需建立较为完善的建筑法体系。全国人大常委会1997年11月颁发的《建筑法》成为我国建筑法律体系的龙头。如今,建设法律制度作为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体现国家组织、管理、协调城乡建设、工程建设、建筑业、房地产业等各项建设活动的方针、政策和基本原则。我国经济建设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而建筑业及各种工程项目的管理也逐步走向“法治”的轨道。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学习《建设法规》是十分必要的。

二、《建设法规》课程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建设法规》课程对我国建设领域内现行的法律制度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包括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建筑法、招标投标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环境保护法和合同法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它是工程管理专业及建筑、土建类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程,主要研究建设领域内的法律问题,明确要求学生掌握建设领域内的重要的法律法规。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对建设法规的基本体系以及概念,建设程序,招标投标,工程勘察,设计、监理、施工、合同、质量、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概念及权利、义务主要内容有所理解和掌握,培养学生的建设法律意识,增强学生适应建筑产业发展所需的综合能力,使学生具备运用所学建设法律、法规基本知识解决工程建设中相关法律问题的基本能力。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建筑类专业对法律课程的淡漠,对课程设置及其教学方法等问题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尤其是教学方法没有从建筑类专业的专业需求和学生的长远发展角度出发,从而使得学生的相关法律知识与应用能力差强人意。另外,《建设法规》课程由于具体条文多,专业性、综合性强,课程教学引不起学生学习兴趣。目前,在高校教学的课堂上仍然是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模式。

造成上述情形有多种原因,如教师的教学科研任务繁重,时间精力紧张,疲于数量而无暇顾及质量;学校的教学条件较差不能实现相应的教改;学校安排的学时过少无足轻重,教师不愿意对教学过多投入;或四个班以上集中授课课堂过大,组织困难,等等。

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大环境对法律课程重视不够;二是教师自身对教与学的认识有待更新。本文主要探讨第二个原因。传统的课堂讲授方法,使师生关系还停留在“以教师为中心”的师生关系模式,而这种模式的重心在于教师如何有效地传授知识,单方面强调教师的“传授”,淡化了学生的“接受”,忽略了教与学的关系。而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并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帮助下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获取知识的方法、技巧,调整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与体系,自觉地、有意识地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

21世纪的今天,知识庞杂而且更新迅速,学生未来从事的工作需要大量的新知识,他们必须具备独立、科学地获取知识的能力并有效加以利用。法律课程当然也不例外。这样,我们就应当因材施教,设法通过各种方法、途径来实现这一目的,而不是简单地灌输知识。

三、多方位实施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针对上述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现状,我们在开设《建设法规》课程中要针对建设类不同专业,因材施教,不断更新和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课程建设上不断探讨和实践。

(一)改革教学内容

强化学生对法律法规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定的理解和掌握。建设法律制度是工程建设依法管理的基础和依据,但在我国这方面法律意识往往比较薄弱,而且法制建设不完善,这些都给教学带来了相当的难度。在教学中,一方面要强化对建设法律法规,尤其是最新颁布的建设法律法规的基本规定的学习,另一方面要就其规定的背景、原由、原理等作深入的分析,为学生们今后依法管理工程建设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二)合理安排课堂教学整体框架

作为大陆法系的国家,法学教育关注的就是“理论、法规和案例”三者循环互动的推理过程。而我国的法学教育特别是非法学专业的法学教育中,法学理论向来是受重视的,案例近年来也渐成热点,而法规这一性质为法学理论的学习与法律适用的纽带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不少学生学完法律课甚至拿到不错的考试成绩,但是,却不熟悉教材中要求的法规的基本内容与相关情况,谈何应用法规解决实际问题?所以,我认为课堂教学整体框架应该是“理论、法规和案例”三者的有机统一。

(三)针对性的课堂教学

1.每次课基本都应是以“通读法规提问题”开始,即根据上次课布置的提前预习相关的法规,收集、了解学生通读法规时遇到的各种问题,重点突出共性问题的同时,兼顾个性问题,以便使本次课更有针对性。

2.利用多媒体与学生一起整体浏览,把握本章所涉及的主要法规及其基本情况,如主要章节、立法背景或立、废、改等,指出法规中的核心制度、特别制度与重要条款,向学生明确教学重点与难点。

3.按大纲要求,全面阐述涉及的基本概念、法学原理,使学生准确掌握相关的法学理论。

4.简要介绍该领域目前有重大争议的问题,以及相关的学术前沿问题或发展趋势。

5.改变“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在教学过程中大量运用案例进行教学,使得学生能够全面、系统地掌握如合同管理法规、质量管理法规、工程承发包法规等,增强法规意识,并能在解决建筑工程实际法律问题时综合基本素质与能力方面获得较为全面、系统的训练。教师可以进行不同形式的案例分析练习,如具体问答式(罗列问题式)与自我分析式。具体问答式案例是教师已经将问题一一罗列,学生只需要具体分析解决每个问题即可;而自我分析式是只给出案情没有具体问题,要求学生“试分析此案例”,显然难度较大。所以,教师要按照规范的思路引导、训练学生完成。

同时,在日常教学中,可以采取“师生互换法”。即学生在教师指导、帮助下备课、组织课堂教学,教师在下面听讲提问题。这样,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其认真学习,珍惜学习机会,体会教师的具体工作,尊重教师的劳动。另一方面表现出学生喜好的教学方式、兴趣点,甚而对教师课堂教学不足之处的提示与希望,有助于教师对学生的了解,教学相长。

(四)配套的课后训练

有限的课堂教学需要一系列的课后训练来辅助。除通读法规外,以法学信息素质训练为主,即学生要按要求完成一定量的文献检索任务。通过这样的训练,学生一方面能学会正确使用检索方法获取有效资料,强化信息获取能力,另一方面能按照要求准确判断、采摘各个信息点,提高信息处理能力。

(五)有益的实践性环节

法学是一门实践科学,我们必须将法律课程的学习与法律适用的实践紧密结合。所以,有益的实践性环节既可应用所学的法律知识,又可为未来走上工作岗位提前历练。

在实践教学环节中,老师要根据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学生完成一个综合性较强的,以建设工程项目建设全过程中相关法律问题为核心内容的论文。具体要求是,以真实的大中型工程建设项目为背景,要求学生利用业余时间收集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所碰到的一件事件,如招投标、合同方面、安全生产或质量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编制完成一份完整的解决方案等。要完成上述任何一个课题,学生都需要较为系统地综合运用多门专业课程的知识。通过完成这些小论文,学生能够较为系统、综合地训练和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工程法律相关的实际问题的能力,较大程度地提高法律素质,达到进行专业训练并培养理论联系实际、应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相关领域实际问题能力的目的。同时,学生通过完成小论文的撰写,缩短了课堂教学和自己职业生涯之间的距离,缩短了毕业生的职业适用期,提高了职业适应能力,为尽快适应未来职业,符合人才市场“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用人要求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四、结语

综上所述,《建设法规》课程作为建筑类专业的基础课程,是知识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教学方法上,我们应当不断探索创新。

参考文献:

建设法律法规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2-0056-01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然要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律作为一种上层建筑，调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社会各个领域法律规范的体系化，就成为了一项重要工作。同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人们当家做主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本文就此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途径。

一、立足中国国情开展法律体系建设

立法的基础是社会实践，法律则是对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完善的阶段。虽然经济教育等各项事业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整体水平不高。因此，我国法律体系建设就是不能脱离这社会实际，不能与法律社会属性相违背。

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当务之急。因此，作为国家的立法机关，应该在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指导下，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维护社会主义和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开展奠定法律基础。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进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我国法律体系建设带来了崭新的课题。为了适应社会转型期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作为国家的法律机关，应该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平衡公平与效率两者之间的关系。积极运动法律手段解决社会各个结构利益之间的冲突，把政府的有效行为和公民的民主参与结合起来，在法律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

二、完善社会主义立法体系工作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立法工作获得了发展，各类法律法规纷纷出台，法律条文数量不断增加。但在立法工作中也出现了许多缺陷。如各种地方保护主义盛行、重复立法、盲目立法、攀比立法的现象突出，这一些都严重影响了法律的质量。

为此，我国立法机关在加快立法步伐的时候，也应该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各级各类立法机关和立法授权机关，应该严格授权立法，根据法律规定的立法权限来开展立法工作，不应该擅自扩充法律的作用，挤压社会本有的调节能力，尽量避免立法寻租现象的发生。同时立法机关在工作中，应该把公民积极参与和有序立法相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有效的利益博弈关系，实现民主立法。对于一些与宪法精神不相符合的法律条文和法律规范，应该进行修改和清理，从而确保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有序开展。

法律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立法除了与社会经济生活发展进程相适应之外，还应该考虑法律先立和后立的问题。因此，立法应该在合理部署的基础上，科学地规划，这样才能有计划、有步骤、有次序地推动立法工作的开展。

立法规划工作之开展，就是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个高度出发，全局性地处理好整体立法与局部立法之间的关系、中长期立法和近期立法之关系。在制定每一项法律的时候，都应该从有利于深化改革开放进程、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和统一出发。在立法规划工作开展上，应该坚持统筹兼顾的方法和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不同方面利益关系上的诉求，妥善把各种利益关系处理好，避免出现主要法律的遗漏，结构混乱和彼此重叠的现象发生；避免法律规范之间的互相冲突现象发生。协调好各种法律和条例之间的规定和关系，对法律备案的审查工作加以重视，用不断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精神，来推动立法工作的科学发展。

立法规划工作之开展，也离不开不断改进立法体系结构，不断提高立法体系的科学性，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为科学、更加完整、在立法工作上，应该以社会实际为指导，但也要有一定的事先预定性。对法律实行的效果做好提前的预防和准备工作。在制定法律规定的时候，应该是具体、明确、现实的和可操作性的；避免模糊、模棱两可、或没有可依据行动的法律规范条文的出现。同时，在立法工作应该是公开的，鼓励更多的公民有效参与立法程序。

三、加强法律建设工作之理论指导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成绩和进步，最根本原因在于形成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开展，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而这个科学理论，就是科学发展观的指导。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因此，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从法理上来说，以人为本是法的价值体现，是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发展的保障。而且，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培育了民主的精神。法律体系建设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追求，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挥法律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迫切需要社会主义法律建设工作必需加强立法理论的研究。我国在立法工作中，应该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法治文明的先进成果，开展法律移植工作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工作。但在移植过程中，应该一切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避免盲目照搬，有针对性地选择，使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建设更好开展。

建设法律法规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①在党的十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更是将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创新行政管理方式等具体内容的实施和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必须利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才能实现。在此背景下，作为政府依法管理经济社会的重要依据和构建法治政府的重要标志之一，法制、法规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可谓势在必行。

在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利益”两字成为各种经济活动相互牵引的“主体”，而由此产生的各方面的思想和行为均与构建和谐社会背道而驰。其中“商业贿赂”和“公务贿赂”成为了难以遏制的阴暗面，在我国经济活动中呈现愈演愈烈的势态②。

但是，目前由于“商业贿赂”和“公务贿赂”在语义上人们对其存在不清晰理解、甚至误解。在实践中存在概念机制不完善，概念主体混乱，概念程序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了商业贿赂界定的失范，再加上解释工作不到位，致使相关理解十分庞杂、新旧并存，不能适应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甚至对商业贿赂行为难以形成有效的约束手段，严重侵害了国家、集体、个人的合法权益。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政府的工作职能朝着多样性方向的演变，各种复杂的事务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各个层面，如果没有统一的行政规范和法律来界定，那么就有可能出现处罚失控的状态。为了保证行政执法的有效性和刑法的严肃性，必须要加强对“商业贿赂”和“公务贿赂”行为的完善和发展，用统一的标准来分析、评估、监督其活动的状态，及时对“商业贿赂”和“公务贿赂”两种行为和相关概念进行清理、修订，从而保证党领导下的政府执政政策、遵守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公务受贿和商业贿赂的含义探析及法律特征

通常我们把受贿分为两种，一种索贿，即行为人在公务活动中主动向他人索取财物。另一种是收受贿赂。即行为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且《刑法》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就构成受贿，而不要求行为人有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个条件。除了上述两种形态之外，具体表现形式也十分明显，一是《刑法》第385条界定的收取回扣和手续费;二是《刑法》第388条规定的斡旋受贿③。

公务贿赂简单地说，是借用公务权力进行索取他人财物。概念非常清晰。而目前关于商业贿赂的界定在学术界和法律界也处于争论状态，一是依据现有的法律和规定来进行解释和阐述，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文本中第八条，以及在1996年11月15日出台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明确指出了商业贿赂的定义，认为“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采用财务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个人的行为。”二是根据商业贿赂的主体的不同定位来确定的，假设将主体定义成为经营者，从经营者的主体可得知：“以排斥竞争对手为目的，为使自已在销售或购买商品或提供服务等业务活动中获得利益，而采取向交易相对人及其职员或人提供或许诺提供某种利益，从而实现交易上的不正当行为。”④第三种看法认为也有其存在的成因，也同样是主体角色的定位不同而产生的。将主体定位成商业行为主体，由此认为“商业贿赂指商业行为主体在商业过程中，为了谋取商业利益而故意采取各种贿赂手段侵害正常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⑤

从上述几种观点，我们可以综合而成以下概念和确定其性质：商业贿赂形成于商业活动当中，为了达成排斥、挤压对手的目的。为销售或购买商品或提供服务等而向交易相对单位或个人，对交易业务具有影响力的人提供相关利益，以引诱他们在交易过程中作出有利于行贿者的决定，达到促成交易或取得经营上的便利，侵害正常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

区别商业受贿和公务受贿的重要意义

区别商业受贿和公务受贿，无论对于构建法治政府、加强依法执政、推进依法治国进程，还是对于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和谐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是宪法确定的一条重要原则。依法治国是政府部门的日常性行政活动、是治国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各个阶层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

当前，我们国家由于处于社会转型期间，各种制度相应地还没有得到彻底完善，矛盾问题还很多。针对法律监督而言，监督制约的主体还在某些程度上受制于监督制约的客体，这样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监督制约机构的失效性，使得法律监督机构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如果法律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得不到有效的保证，那么法律监督的职能作用就难以发挥出来⑥。制止受贿为法律建设的文本形式，在依法治国、保障监督方面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构建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国家法律体系的纵向结构，而且有利于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相配套的法律体系的完善。

制止收受贿赂具有较强的外部针对性的特征，其实质内容和具体处置方法与我国实际结合较紧。由于国家法律法规是对国家宏观上管理的手段，并不能契合此时此地的情况进行针对性规范和描述，由此及时制定出区别商业受贿和公务受贿的条款更具有对社会变更进行及时回应效应。有利于法律执行管理人员对实际中各种需求的把握，有利于对社会关系进行规范，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持续。与此同时，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需要贯彻执行、需要连续性和稳定性维系与开展，通过法律可以达成这一目的。制止商业受贿和公务受贿不仅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证了社会和谐与稳定，还增强了依法治国的透明度和约束力，从而保证党和政府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商业受贿和公务受贿法律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制定主体较为混乱。制定法律和相关规范性文件的主体具有特殊性，并不是任何组织单位和个人都能制定和。目前主要制定和是在具有一定的法律、法规授权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派出机关、县级行政所属工作部门和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之间进行的。由此从理论上说，除了上述机关、部门之外，其他单位和组织无权进行制定法律和规范性文件的操作。但由于我们国家在法律的界定方面还存在一定不完善的地方，针对于细节的探讨还存在界限模糊的状态⑦。目前我国省、市、区、县政府都成立了针对于行政管理解决问题的临时机构，这些机构在实际处理问题过程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表现上来看，目前这些临时机构也在不断地制定规范性的文件，这些文件具有较强针对性，比政府部门制定的法律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如果这些临时机构被禁止出台法律，那么有可能在今后的行政管理过程当中产生一些负面的作用。也有人认为临时机构形同于街道办事处的性质，根据“职权法定”原则，行政管理权应该由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行使，而临时机构没有法定的主体地位和法定职权，其职责在于内部指挥、协调方面而并非制定规范性文件。如果临时性机构需要进行相关的制定，需要向上级政府进行申报或申请，由上级政府以本政府的名义制定和。

制定程序不够规范。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间，许多突出的问题属于首次遇到，带有一定的突发性。由于行政法律具有固定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在制定法律程序上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就强调法律的出台需要讲求广泛的民主和科学化的制定流程、制定方法。但是纵观我国地方政府行政规范文件制定工作现状，我们发现在行政法律制定工作当中，并没有建立共同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或者存在某一方面的欠缺⑧。行政规范文件出炉后一步流程是审查阶段。在此过程当中，应该强调法制机构的介入，由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和合规性的审查，以免造成行政法律与国家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在制定行政规范文件程序上、规则上缺乏必要的保护，没有在相关国家法律法规上进行法定的约束，导致一些行政规范文件并没有交送到法制机构进行必要的审查。

提高法律制定的对策与建议

严控制定权限，调整工作重点。一是完善行政法律体系。建立行政法律体系，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也不是二维空间简单的结构搭建，而是包括法律目标、法律效益性、法律影响、法律约束性、法律管理所有相关于社会效应的各个方面，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而并非一蹴即就的“修建工程”，因此围绕行政法律体系的建设问题需要对相关的配套制度的建设加以重视。而行政法律正好能适应这种建设的配套建设的作用。但由于我国目前行政规范文件的制定工作还存在社会转型发展客观上的漏洞，使得制定的随意意味浓厚，难以避免出现错误和冲突。所以应制定完善的行政法系，以减少行政法律的适用场合，是治理行政法律泛滥的好方法。

二是明确行政法律的制定主体。行政法律的制定主体要符合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协调统一性。各有权主体在行使制定权时，应该注意避免各自为政，相互冲突。对于失效了的且容易被人忽略的行政法律应该及时公布。

三是明确行政法律的名称和格式。用最明确的结构方式、用最简单的行文格式在行政法律的表述上作出界定，从细节上体现政府的水平和能力。建设法治政府，需要统筹谋划制定项目，突出重点，协调推进。各级政府应对由政府或政府批准由业务主管部门的法律实行计划管理。在制定计划时要注意突出重点，要从当地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以宪法和法律法规为依据，抓紧制定以发展当地市场经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城市管理、促进全市文明与繁荣为重点的具有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的各项规章制度，使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管理各个方面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对那些片面强化部门职权和行业利益加重企业和群众负担的文件，要坚决制止。

完善工作机制，确保程序合法。进一步做好法律制定方面的制度建设，促进法律制定质量提高。从相关具体配套制度的建设着手，着重解决法律制定的必要性、合法性问题，加强公众参与，并研究法律的制定技术规范。一是完善法律制定立项程序，加强法律制定必要性和可行性的研究。现在仍然存在法律数量过多地问题。对依授权制定的法律，其制定必要性勿庸置疑;而对创设性的法律，建议参照立法程序，建立专门的立项程序，并在立项时加入成本效益分析。通过建立和完善立项程序，控制法律的制定数量。二是完善法制机构对法律的合法性审核程序。法律的合法性是其存在的基础，因此需要由专门机构对法律的合法性进行专门审查。⑨通过设置多种工作机制，对法律设定内容进行规范。因此，要强化法制机构对本单位法律的法律审查，进一步完善法律的合法性审查制度。三是在法律制定过程中，扩大公众参与度，尊重专家意见。根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纲要》的要求，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科学民主的行政决策机制，要实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法律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事项以及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应当事先组织专家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应当事先向社会公布法律草案并广泛听取社会公众意见。

完善工作监督，强化责任追究。行政法律的内部监督又包括行政复议监督制度和审查备案制度。就行政复议制度而言，应该将不合法或者是不恰当的行政法律纳入行政复议的范围。目前我国行政复议范围只限于具体行政行为，对行政法律只在对具体行政行为复议时附带的进行审理。因此，只有申请复议的相对人才有可能提出对行政法律进行复议，而另外那些直接受行政法律侵害的相对人是不能申请复议的，这种规定把直接侵害相对人权益的其他行政法律排除在行政复议的范围之外，这无疑降低了行政法律的违法成本，增加了相关部门作出该行为的信心，无法充分发挥行政复议监督功能和救济效果。行政执法监督要充分发挥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的协调配合作用，从内部监督的行政监察和审计监察两个方面同时着手，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和问题。在建立法律监督体系的协调机制时要针对违法和经济两方面的联系多挖掘，以点为面、全面铺张，用“大胆的怀疑、小心的求证”来处理协调过程中的矛盾，增强法律监督的整体合力。我国目前对行政法律的监督仍然停留在间接的司法监督层面。借鉴国外的有关立法和理论，尽快建立起我国对违法行政法律的责任追究制度，特别是确立人民法院对行政法律的司法审查制度和违法文件制定者的个人责任追究制度，对实行依法治国、保障公民权利具有重大意义。

综上所述，商业受贿和公务受贿之比较分析，关系着政府的法治化建设，也关系着政府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提高行政法律质量，对于构建法治政府、加快以法治国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循着这样的发展逻辑，我国行政法律将逐步科学化、规范化之路，其质量将不断得到提高，它在构建法治政府、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中将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罗剑兵：“论之主体问题”，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②谢云燕：“论我国的利用影响力”，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③姜开：“案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④韩炎君：“章国锡受贿案的法律分析”，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⑤冯超：“论我国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⑥张彦岭：“我国医药行业商业贿赂治理对策研究”，广西医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⑦寇韦弦：“我国主体问题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建设法律法规论文篇7

关键词 ：十八届四中全会 依法治国 法律意识 规则意识

大学生只有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强烈的规则意识、良好的法律素养、全面的人文综合素质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卓越之才。其中大学生对法律和规则的认知、认同、尊重、信仰和自觉遵守即是合格社会公民的基本要求，也是成为卓越人才的前提条件。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依法治国大幕全面拉开，《决定》指出依法治国不仅要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更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其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是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弘扬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建设，必将对大学生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的培养提出更高要求，对大学生法律和规则意识的教育也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法律与规则的关系

本文将大学生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作为统一的研究对象，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规则是指约束人们行为，要求人们普遍遵循的各种规范和准则。法律是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的总称。一般来说，规则即可以表现为法律法规，也可以表现为制度、章程、纪律以及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部门文化”甚至“道德”等软约束。法律的执行由国家强制力保证，规则很大程度上则需要人们自觉遵从，有时甚至是一种道德上的自律和追求。法律是规则的上位概念，法律意识比规则意识具有更高要求，规则意识比法律意识的道德属性更强，因此将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作为统一的研究对象有其内在合理性和必要性。

二、当前大学生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现状

当前，大学生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状况不容乐观，校园中各类违法违纪现象层出不穷，学生不文明行为随处可见。学生偷窃、打架时有发生，考试作弊严重，考场纪律问题已经成为学校的一个顽疾。违反宿舍管理规定的私接电线、使用违章电器、晚归不归等屡禁不止，逃课、上课吃东西、玩手机等成为普遍现象。近期一张南开大学某法学课期末考卷在网上被热炒，因试卷第一题——要求辨认本学期任课老师照片，答对不得分，答错扣41分的“神出题”而被网友热议，学生逃课现象严重由此可见一斑。毕业论文、学术论文抄袭之风盛行，引起社会广泛讨论。在图书馆、自习室大声喧哗、乱扔垃圾，在宿舍吸烟、乱扔烟头，在马路上随地吐痰，随意践踏草坪等不文明现象时有发生。学生人际交往中的不文明现象也比较突出，比如借钱不还、晚睡影响他人休息造成宿舍矛盾、人际交往缺乏诚信等。

三、全面依法治国对大学生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的提升作用

1.依法治国将推动法治教育改革与发展

进行法制基础教育，树立遵纪守法观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目前高校中都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公共课，成为大学生了解法律知识，接收法制教育的首要途径。但是目前高校进行的法律基础教育，因课程所限，将庞杂的法律内容笼统的、碎片化的呈现给学生，学生在学习时只蜻蜓点水的接触一些框架性的法律知识，很难理解法律的基本原则与精神，法律意识和理念也无从树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法治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2014年11月13日，教育部和光明日报社联合举办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座谈会”，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师代表及专家学者与教育部领导就如何将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融入思政理论课教学，更好地发挥思政课普及法治教育主阵地作用，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教育进行了研讨。随着高校思政理论课程中依法治国相关内容的丰富和完善，讲授力度的加大，必然会引导大学生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提高法律素养，促进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提升。

2.依法治国将推进立法的科学化，增强大学生对法律的认知法律是一门科学，法律体系本身包含的法律法规十分庞杂，虽然我国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还存在着立法不科学，下位法与上位法冲突，法律条文与宪法规定冲突，部门和地方法规、规章杂乱等情况，法律冲突时有发生，给法律的适用带来困难，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也给大学生学习法律、认知法律带来影响。

随着立法科学化的进一步落实，首先宪法地位将得到极大提升。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确立的许多基本原则如对于国家、社会的责任要求，平等自由、人民民主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因此宪法意识的提升，有助于法治文化的建设。2014年我国开始将每年的12月4日设为国家宪法日。依法治国，就是依宪治国，随着宪法被严格遵守和执行，宪法的权威将得到维护，有助于大学生从内心遵从和敬畏宪法，增强宪法意识。

随着立法科学化的推进，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将得到进一步梳理和完善，立法质量将会提高，完备、适当的法律将有助于大学生学习和理解，从而增加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和掌握，增强其法律认知。

3.依法治国将形成良好法治环境，促进大学生法律信仰提升

环境对人的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环境具有塑造人的作用。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钻法律漏洞、违法乱纪、徇私枉法的乱象，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受到严重损害，也影响了人们对法律的认知和遵从。总书记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报告中指出要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随着法治社会的建设，必将改变人治大于法治的社会现状，随着法制宣传教育的深入开展，将会形成全社会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护法的法治环境，促进大学生法律信仰和法律信心的提升。

4.法治文化建设对法律意识建设提出新要求

十八届四中全会将法治文化建设作为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一环，提出“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法治文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精神内涵，是科学立法、公正司法、严格执法的内在动力，也是全民守法的必要前提。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是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全社会树立了良好的法律观念、具备法治思维、有法治信仰，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提供强大动力与精神保障。进行法治文化建设，必须首先推进法律意识建设。大学生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法律意识培养对法治文化和法治社会建设至关重要，随着《决定》部署内容的实施，必将推动高校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工作。

5.德法相依协同建设促进大学生规则意识提升

规则意识是现代公民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除法律法规具有国家强制力外，其他规则具有“软约束”性质，其遵守往往不具有社会强制力，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我约束。遵守规则如果成为人的内在需要和第二天性，则外在的规则就会转化为人的内在素质，成为一个人品德的一部分。因此规则意识比法律意识的道德属性更强。总书记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报告中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法律与道德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法律是成文的道德，是道德的底线，而道德又是个人内心的法律。法律的规范作用对道德的建设具有促进作用，道德力量对法治精神具有滋养功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修养应互为一体，共同提高。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协同推进必将对大学生规则意识提出更高要求。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建设法律法规论文篇8

继受与创新是人类社会文化传承的一般规律,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离开继受与创新,不仅无以发展,甚至无法生存。法律文化也是如此。在我国,法制建设起步晚,法律文化基础薄弱,要推进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离不开法律文化的继受与创新。

在法律文化的继受方面,我们应当继受世界所有优秀的法律文化,既包括我国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也包括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优秀法律文化。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西方各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早且发达,其市场体制的法律文化建设成效显著,这是客观的事实。我们应本着科学的态度和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目标,积极借鉴市场经济社会的法律文化。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我国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服务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各种法律制度得以建立,与对他国或地区的法律文化的继受,有着直接的关系。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法律意识的增强和公民权利意识的普遍提高,也与法律文化的继受有直接的关系。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在创新方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就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在不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法律的制度创新,并且也取得突出的成就。例如,1988年宪法修正案关于土地使用权的规定（第二条）和1990年国务院颁布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所建立的土地使用权制度,是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的一项制度创新；发端于安徽凤阳的农村土地承包的实践,将合同关系运用于集体土地的使用经营,由此而建立起来的土地承包权制度,也是一个伟大的创新。这些法律制度的创新,不仅推进了我国的法制建设,而且进一步巩固了体制改革的成果,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这些也是同样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的文化传承的伟大民族,中华儿女所具有的智慧被充分运用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律文化建设中,既有对我国法律文化建设基础薄弱的自知之明,又有对这场前无古人的改革的信念和信心。前者表明我们不会夜郎自大,我们有虚心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优秀的法律文化和法律实践的胸怀,后者表明我们不会妄自菲薄,我们有建设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实际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的自信。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立法的实践、司法裁判的实践以及法律教育的实践,虽然道路曲折,无端的干扰总是伴随着我们前进的步伐,但是我国的法律实践始终在向前不断迈进,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我国的物权立法,同样需要法律文化的继受和创新。首先,从继受的层面来看,由于我国自古并无现代财产法律文化,因此我国物权立法需要借鉴和吸收传统民法的文化,它包括源自大陆法系国家以德国为代表的物权法律文化,也包括经过我国清末民初借鉴和吸收而形成的现今我国台湾地区的物权法律文化。这方面主要的内容是物权的概念、基本原理以及制度的整体架构。物权的概念包括所有权以及部分他物权（如抵押、质押和留置）的概念,物权的原理包括传统民法关于物权、债权二元划分的理论以及物权的变动与效力的基本理论,物权的制度架构指传统民法的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三元结构（在这个问题上,传统民法里也有所有权和用益物权的二元物权结构之法例,如葡萄牙及我国澳门地区的立法）。

在物权法律文化的继受上当前我国的物权立法并非先例。且不说德国民法典所构建的物权法律文化对瑞士、日本、意大利、葡萄牙及我国澳门地区、台湾地区等国家或地区的物权法律制度的直接影响,1923年的苏俄民法典也是继受物权法律文化的产物。这部苏俄民法典除了不包括亲属法的内容外,其结构基本采用了德国法的编制体例,设物权为一编,其内容虽不及德国物权法丰富,但采用了物权的概念,确认了物权与债权二元体制,采用了自物权和他物权的结构体例。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鉴于当时苏联的经济体制,他物权已经实际上不存在,改编名“物权”为“所有权”。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1994年和1996年分别通过的民法典（第一和第二部分）,恢复了物权编的编名,并采取物权二元结构,物权编规定了所有权和用益物权（其他物权）,将担保物权作为债的担保规定在债编之中。可见,无论是在苏联解体前还是在解体后,俄罗斯物权法律制度建设都存在着对传统物权法文化的继受问题,尽管其解体前后的社会体制有着巨大的区别。这也表明,法律文化的继受与社会经济体制之间并不必然存在着“排异”的问题。

新中国建立后,全面排斥传统的民法文化,民国时期所继受的物权法律文化自然无法生存。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承包制的推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使得我国的土地财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财产法律制度建设方面,我们开始借鉴和吸收传统的物权法律文化,来调整这些新的财产关系,并取得成效。对传统物权法律文化的继受,成为我国财产法律制度建设不可缺少的一项工作。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虽然回避了物权的概念,采用了“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第五章第一节的标题）,除了规定所有权外,还规定了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第八十条）以及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如采矿权）（第八十一条）。在《民法通则》里,物的担保也得以规定,只不过没有规定在其他财产权里,而是作为债的担保制度规定在债权中（第八十八条）。这在一定意义上承认了其他物权的存在,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民法通则实际上采用了物权的观念。这以后,有关土地使用权的立法,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立法,有关担保制度的立法以及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的立法,无不存在对传统的物权法律文化的借鉴与吸收的情形。

当前的物权立法是在上述有关立法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一项立法活动,也是这种对传统物权法律文化的借鉴和吸收的继续。与此前不同的是,从现有的物权法草案来看,它是一次比较系统的借鉴和吸收传统的物权法律文化,对现行立法进行梳理和完善的立法活动。现有的物权法草案正式采用物权的概念,并以此作为这部法律的名称；采用了德国式的比较典型的物权法结构,即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三元结构；并比较系统地吸收了物权法的原理,如物权法定原则、物权公示原则、物权效力规则等。

其次,从创新的层面来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物权立法活动,始终立足于我国的社会实践,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经验不断地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其典型是从我国的实践出发,不断总结和完善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实践,创设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制度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

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始于中外合资企业的实践。1979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五条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场地使用权”的规定,使得土地具有了一定的财产权意义。1987年开始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改革得到法律的认可,1988年4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二条规定:“土地的使用权

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为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宪法的基础。同年12月通过了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和“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1990年,国务院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和《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暂行管理办法》,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和转让作了系统的规定,由此建立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土地使用权制度。

建设法律法规论文篇9

军队政治工作要走法制化发展道路，是新时期依法治国、依法治军方略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已日益成为军队政治工作理论界之共识。但是，目前我军政治工作实践中法制建设的现状和这种共识相距甚远，具体表现为政治工作法律、法规体系的不健全、不完备;政治工作法律、法规意识不强;政治工作的执法不严;对政治工作的法律效益不够重视等等一系列问题。本文试对政治工作法制化建设的上述问题作以思考，以抛砖引玉。

思考之一:军队政治工作法制化建设的基点——政治工作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

政治工作法律、法规体系，是我国军事法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现行的(1995年版)《政治工作条例》为核心，包括一系列、多层次的有关政治工作法律、法规的有机统一整体。政治工作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和健全，是军队政治工作法制化建设的基础。政治工作的法制化，必须建筑在有法可依这一基础之上，否则政治工作法制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军政治工作已经有了包括《政治工作条例》在内的一系列基本的法律、法规，但是政治工作法律、法规体系还很不完备、很不健全，和我军政治工作的现状还不相适应，和政治工作法制化建设所要达到的要求相距甚远。因此，健全、完善我军政治工作法律、法规体系应尽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目前，健全和完善我军政治工作法律、法规体系也已具备许多有利条件:

首先，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做基础。纵观我军的历史，政治工作十分注重法规、制度建设。早在1930年，中共中央就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又多次修改和制定了政治工作条例。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又根据形势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修定了《政治工作条例》。除了《政治工作条例》以外，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还作出了一系列有关政治工作的决议、决定等。以上这一切，都为我军政治工作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健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政治工作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政治工作法律、法规的制定，它在实质上就是将反映我军政治工作本质、作用、地位、原则、规律、方法等一系列政治工作基本原理，提升为国家意志，依靠法的普遍性、稳定性和权威性，最终达到政治工作所预期的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军各级政治机关十分重视军队政治工作理论研究，专门成立了政工研究部门，各政治院校都设立了政治工作学系。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一支专职军队政治工作学理论研究队伍，出现了一大批政治工作学理论研究成果，使我军政治工作学已形成了完整的知识体系。政治工作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使政治工作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完善有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对于如何构建政治工作法律、法规体系。笔者认为，在立足于我军实际和政治工作本身特点的基础上，可以大胆吸取地方、外军和军事法其它领域的立法经验，为我军政治工作立法所用。

其一，可以吸取地方立法经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建立和完善，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经过几年的努力，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现已初具规模。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构建过程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如超前立法就是一个范例。政治工作只有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趋势，作出科学的预测，进行超前立法，才能避免被动的局面。

其二，可以吸取外军有益经验。任何一国国内的立法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在完全封闭的情况下，而是在借鉴和吸取外国立法某些合理的、科学的、积极的因素中进行的。我军政治工作立法也理应如此，如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军人的福利、社会保险等方法方面，有其合理因素，都可以作为我军建立和完善政治工作法律、法规体系的参考和借鉴。

其三，可以吸取军事法其它领域的立法经验。在党中央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军方略的指导下，我军在军事领域进行了广泛立法，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已建立起来，例如《国防法》《兵役法》《军事设施保护法》。我军政治工作在立法时完全可以借鉴军事法其它领域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军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制定出有利于政治工作建设的法律、法规来。

思考之二:军队政治工作法制化建设的重点——政治工作法律意识的确立

法律意识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人们(或集团)对以现行法为主体的法和法律现象的认识、评价、情感体验，进而调节自己行为的各种意识现象的总称，它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政治工作法律意识应是社会意识的一种，从一般法律意识看，我们是否可以将政治工作法律意识理解为:军队广大官兵对现行的政治工作法律、法规和政治工作法律现象的认识、评价、情感体验，进而调节自己行为的各种意识现象的总称。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我军政治工作法制建设得到了加强，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以《政治工作条例》为核心的政治工作法律、法规体系。但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完备的政治工作法制，并不是仅仅依靠制定必要的政治工作法律规范所能实现的。关键在于政治工作法律、法规要为广大官兵所掌握。如果政治工作法律、法规不为广大官兵所掌握，不在广大官兵深层意识里扎根，即使有再多的法律，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因此，政治工作法律意识在政治工作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十分重要。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忽视政治工作法律意识的确立正是我们政治工作法制建设中的薄弱环节。目前，树立政治工作法律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其一，轻视政治工作法律、法规的地位。有人认为，政治工作领域没有法律、法规，就连《政治工作条例》也只能算作是军队政治部门工作的一个指导性文件，它规定的是军队政治工作方面的内容，因此，在政治工作领域中，无法律、法规可言。

其二，对政治工作法制功能的误解。由于受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人们一谈到法制，就将它与惩治违法犯罪联系起来，甚至将两者等同起来。而实际上在现代法制概念中不仅仅包括制裁，而更多地包括积极因素，即运用法律调整民事关系、经济关系、进行行政管理。法已不再只是一种制裁手段，而且还是调节手段、管理手段、导向手段以及鼓励手段等。比如，在政治工作领域中，有人认为，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须和风细雨，以理服人，应采取说服、教育的方针，政治工作和法制水火不相容，认为依法治军是对我军政治工作地位的淡化。这种认识的错误之处主要是他们对政治工作法制功能的理解还仅仅局限在传统的理解上，而不知政治工作法制除了惩治功能以外，更多的还具有指引功能、组织协调功能、教育转化功能、激励强化功能等诸多功能。这既符合现代法制的基本趋向，也体现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本质特征。

其三，虽承认政治工作法律、法规的存在，但在具体操作中不依法办事，仍我行我素。有的虽然在口头上强调政治工作要走法制化道路，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将政治工作法律、法规抛之九霄云外，对明显违反政治工作法律、法规的行为，也不按照政治工作法律、法规严肃处理，或是避重就轻，或不了了之，实际上是缺少政治工作的法律、法规意识。确立政治工作法律、法规意识地位十分重要，但要在全军官兵头脑中深深扎根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要靠全军官兵的共同努力。目前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努力:

第一，要加大政治工作法制宣传力度。法律意识是不会自动形成的，同样政治工作法律、法规意识的确立也要经过积极的提倡、推广和灌输。目前，全军上下正在大张旗鼓地进行普法教育，广大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人员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大政治工作法制宣传的力度，真正使广大官兵确立政治工作法律、法规意识，使其深深扎根于广大官兵的头脑之中。

第二，要加强部队的民主制度建设。实行民主制度是我军的一项建军原则，是人民军队的本质特征之一，新时期要根据我军特点，结合现实情况，提高广大官兵对民主的认识，正确处理好民主与法制的关系。

第三，广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做遵守、执行政治工作法律、法规的表率。确立政治工作法律意识，广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是关键。一方面，干部是政治工作的主体，政治工作开展如何、效果的好坏，主要取决于广大干部是否严格按政治工作的规章制度办事，取决于干部的政治工作法律、法规意识的牢固程度。另一方面，广大干部自身的政治工作法律、法规意识的确立，能够不折不扣地按政治工作法律、法规办事，才能有巨大的说服力和感召力，才能在部队中形成遵守政治工作法律、法规的良好风尚。

思考之三:军队政治工作法制化建设的难点——政治工作的严格执法

政治工作法制，即政治工作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我们可以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来给政治工作的法制下定义，从静态意义上讲，政治工作法制，就是指政治工作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制度;从动态意义上看，政治工作法制，就是按照民主原则把政治工作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地依法办事的一种政治工作工作方式，即我们平时常讲的“政治工作法制化”。有了完备的政治工作法律、法规体系，有了较强的政治工作法律、法规意识，还只能说是已具备了政治工作法制化的良好基础，而政治工作法律、法规在军队建设中的最终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执法这一重要环节。古人云:“徒法不足以自行”。光有法，即便法制定得如何完备，而没有将制定的法实施于现实社会，再好的法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的实现是法的生命。因此，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是否公正、严格执法，直接影响到政治工作法律、法规的权威，也直接影响到政治工作作用的充分发挥。当前，政治工作法律、法规在执行中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第一，执法主体的职权不明。执法主体的设立和职权的规定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只能在其法定的职权范围内各司其职，不可超出法定权限。对于执法主体及职权，我军政治工作基本法规《政治工作条例》已作了明确规定。而在实际生活中，有的上级政治机关往往越级管理下一级政治机关事务，上一级政治主管往往干涉应由下一级主管行使的具体职权等，造成职权不清，责任不明，以致于影响各级政治机构和各类政工人员的工作责任心和办事效率。

第二，执法内容不合法。有的政治工作人员在执法时不按法律、法规的具体要求，而是自定一系列所谓的规定，在执法过程中经常出现以言代法、以情代法、以权压法、以情枉法、以政策代法等一些不符合政治工作法律、法规要求的现象，严重影响政治工作法律、法规的权威，最终影响和削弱我军政治工作的作用。

第三，执法中赏罚不明。只有赏罚严明，才能确立法律的权威，而赏罚必须是依法而定，即法律明确规定应该给予奖赏的就必须赏，法律规定应给予惩罚的就应该坚决罚。而在目前政治工作执法实践中，不依法进行奖赏的现象屡见不鲜。有的根据领导的意愿进行奖罚，领导认为不错就该奖励，领导认为不行就该罚;有的按资论辈进行奖励;有的认为无过就是功，只要不出事，就该奖励;有的惩罚不依法处理，而是避重就轻，最后不了了之。

可以说，执法不严已成为政治工作法制化建设的一大障碍。针对目前部队政治工作执法现状，加强执法环节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强化执法人员的执法意识。目前政治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执法人员的执法意识有很大关系。因此，要努力培养政治工作人员以下几种意识:第一，要有政治工作执法的荣誉意识。政治工作执法水平直接影响到政治工作法律、法规的权威，以至于政治工作在整个军队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政治工作执法者的广大政工人员，要时刻认识到自己的工作是一项关系到政治工作生死存亡的事业，是一件值得光荣和自豪的事业，从而兢兢业业、努力工作。第二，要有政治工作执法的责任意识、表率意识。政治工作执法要严格按政治工作法律、法规办事，这是广大政工人员的法定责任。要努力克服这么一种错误认识，认为自己是执法者，只要求他人严格守法，而将自己排除在外。

其次，要提高广大执法人员的执法素质。政治工作执法人员的素质严重制约着政治工作的执法水平。必须通过自学、函授、院校进修等多种途径，努力提高各级政工人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政治工作的实际操作能力，以提高他们的执法水平。

再次，要完善政治工作法律、法规的制裁部分。从法律规范的基本构成来看，一般应包括三个部分，即假设、提示和制裁。而从我军政治工作法律、法规，包括我军政治工作基本法规《政治工作条例》来看，大都缺少制裁部分或对此论述极少，使执法人员在具体执法时往往不容易操作，对违反政治工作法律、法规的现象很难作出符合法律明确规定的处罚。因此，在完善和制定政治工作法律、法规时，应力求完善制裁部分，使对违法的制裁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参考文献

[1]季仲新.确立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法制原则[J].空军政治学院学报， 1995 (3).

[2]赵枞安.论军队政治工作管理的法制化[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1996 (5).

[3]汪保康.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法制化[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1994 (1).

[4]孙德江.论军队政治工作法制化[J].空军政治学院学报， 1997 (5).

[5]王日中，等.关于军队政治工作法制化问题的思考[A].学习邓小平理论，探索新形势下治军特点和规律研讨会论文.

[6]陈学会.军事法学[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4年.

[7]徐学旺.军队政治工作学原理[M].济南:黄河出版社， 1997.

建设法律法规论文篇10

法律作为调整社会生活的工具，对一个社会的发展与建设是十分重要的。而在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指导者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与法律思想也同样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我国建国以来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始终都有着法律思想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一、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实践证明，只有与实践结合起来灵活运用并不断发展加以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活着的马克思主义，要不然就只是空洞的教条。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以后，马克思恩格斯便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去指导并亲自参加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此之后，后世的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从理论和实践上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我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创造性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系列思想，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中有着重要地位。

毛泽东思想在许多方面以其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构成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思想体系，其核心和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它紧紧围绕着中国革命和建设这个主题，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重要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经过了中国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的检验，证明它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政策和策略的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党的建设理论等等。

党的十二大以后，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全面展开，邓小平同志紧紧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要的论断，形成包含丰富内容的科学体系：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除了上面指出的几个方面外，邓小平理论体系中还包括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统一战线、军队和国防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战略、祖国完全统一、党的建设等，从各个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三个代表提出时的国际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欧各国的社会形态纷纷转变，庞大的苏联共和国也发生了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世界舞台上各种势力呈现多极化趋势，经济全球化也愈演愈烈，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世界形势并不是完全安定的。面对着这些巨大变化，党的各项工作也面临新形势和新任务，也正是在这些背景之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运而生，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

科学发展观是对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创举、新突破和新贡献。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同时，科学发展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能力与时俱进的新飞跃，它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顾虑、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次丰富和发展。

二、法律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性

（一）法律有利于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市场经济在天性和本能上需要形式上的平等，法律在形式上的普遍性和抽象概括性、在逻辑和技术上的中立性和共通性以及程序上的同样情况同样对待、类似情形类似处理恰好是能满足这种需求的。商品交换的实质是商品所有权的交换，而交换前商品所有权归属的权威性确认是交换得以有效进行的前提。法律在形式上和技术上的具体、明确以及由其带来的可操作性和可预期性，能够迎合这种需求。再次，商品交换乃至市场经济充满功利计算和理性交涉，故而特别需要复杂且具可计算性的规则和程式，即使是最简单的商品交换也是如此，而这些规则和程式恰是法律可以提供的。商品交换的经常化和普遍化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争端，而争端的和平、理性、公平地解决，是在解决方式上具有可诉性和终局性，在程序和技术上具有专业性和可操作性的法律能够胜任的。

（二）法律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法律与道德是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而且法对道德也有着推动作用，法通过把一个社会最低限度的道德义务法律化、制度化，使其获得全社会一体遵行的法律制度，从而保障社会的基本道德水准；通过惩恶扬善，可以弘扬社会正气，改善社会风气，从而促进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法往往是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体现，法的实施过程也就是对社会价值观进行道德整合的过程。通过在教育、科学、文化领域的立法，可以保障人们的受教育权、思想自由、表达自由、科研自由，推进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三）法律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法律与政治的联系同样十分紧密，因为法本身就是政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法治建设也就是政治文明建设。一个国家基本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都是由宪法或者是基本法律加以确认，并借助于法的力量加以维护，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是如此。在现代政治文明建设中，法以保护基本人权和约束公共权力为价值追求，为公共权力的获得、行使和运行确立基本的法律规则、程序，建立和维护宪政构架下的民主政治体制，同时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不受公共权利的非法侵犯。

三、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中法律思想的发展

（一）毛泽东思想与我国法律思想的发展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展了宪政和法制运动，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作为观察中国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的法律状况的工具，分析中国的法律问题所取得的成功。以新民主主义宪政运动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法制，确立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原则与法律制度。诸如，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保障人权，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等等，这些都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以及《中国人民政府组织法》，确定了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和构架，是对中国共产党漫长的革命过程中宝贵的革命经验的总结。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确立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全面确立奠定了根本法基础。以上各项法律成果都是领袖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法律思想分析中国法制问题的基础上产生的，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理论宝库。

（二）邓小平理论与我国法律思想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曾深刻的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揭示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规律。首先，邓小平同志分析了当代中国国情条件下的法制建设的背景。我国有着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两千年的封建主义对我国社会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西方社会传统中的民主法制在我国也没有能够生根发芽的土壤。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建国以后，关于法制的建设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足够多的重视。在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前提下，因此中国法制建设也应当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保证社会公正，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其次，邓小平理论也指出了在当今社会条件下我国法制建设的目标。在邓小平同志看来，要想实行法治、坚持依法治国，关键就在于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之上，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也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最后，邓小平同志阐明了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价值目标选择。社会在步入正轨的过程中，需要把法律作为风向标而确定正确的价值指引，而当代中国法律所要调整主要目标，就在于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市场经济多重选择中的平等权利，解决或缓解社会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的现象，制止经济交易过程中的不公平行为，建立公正而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保证社会变革进程的健康发展。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法律思想的发展

建设法律法规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10)01-0079-02

历经十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或新法)终于获得通过并实施。从条款内容上我们无法直接得知与城市设计的条款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其对城市设计的法律体现进一步消失,从另外一种思路上也促使了城市设计的自身发展成为平行于城市规划的运行体系。本文试图从城市设计的法规角度阐释城市设计的作用和地位,以期对城市设计法制体系构建作出建议性探讨。

1　城市设计及城市设计法规体系的相关概念

1.1　城市设计

真正切实有效的城市设计首先是一种公共政策,而非简单技术层面的规划、建筑或景观设计。即:城市设计不是设计城市。

城市设计是基于提高和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和生活质量的目标,对城市形态环境进行的综合性设计;是在客观现实的理性分析基础上,对各种层次的形态环境进行创作性的设计,并形成相应的政策框架,通过对后续具体工程设计的作用予以实施,是一种“二次设计”的过程。其运作充满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协调和整合,是一个连续的复杂的动态的决策和作用的过程。

1.2　城市设计法规体系

1.2.1　城市设计法规体系存在的必要性

首先:现代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下的城市开发模式决定城市设计存在的可能性。城市设计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大致有三阶段,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维护公众利益:二、促进人性空间的创造、保护:三、追求富有个性的高品质城市环境。由其对应的也是时代的制度变迁和完善,既有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时代的转变体现。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逐步完善和市场经济运行稳定的时期,城市设计作为市场经济对城市形态形成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其次:城市设计实施层面对法律制度的需求。由城市设计自身要求,处于对自身设计的实施效果考虑,城市设计编制后的实体实施效果的好坏是决定城市设计成败的关键。城市设计的整个思想过程不是一种终极蓝图的模式,这一点与建筑设计的思想过程不同,但是在区域城市设计以下的开发性城市设计方案,获得良好实施就应当成为其编制的最终目的。

第三:作为一种公共政策的城市设计,在制定、实施过程中涉及的多种利益团体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纠纷,只能以法律的裁判加以调整、解决。城市建设中,政府、开发商、土地拥有者、市民等任何一方的利益被忽视或占据过分主导的地位,都将损害到城市的良好发展,城市设计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调整这一系列利益关系,而当矛盾激化无法调和时,只能寻求法律的裁决。因此,建立包括一揽子裁判方法的城市设计相关法律十分必须,这样才能做到有法可依,避免人治与混乱。

第四:城市设计技术管理层面对法律制度的需求,与规划、建筑相类似,城市设计理论在实践中同样需要专业性规范的约束。而这些规范必须建立起一个制度化的控制体系,而法规体系是该城市设计运行的重要环境基准。

1.2.2　城市设计法规体系的主要内容

城市设计成果的编制和实施牵涉的机构数量众多,利益取向不一,运行过程复杂,需要法律、法规的保障。这些法律、法规所构成的系统就是城市设计法规保障体系。

城市设计法规体系是一个宽泛的定义,它的内容包括一切有助于城市设计地位确立、机构组织架设,有助于城市设计目标实施管理、监督评价的正式法律、行政法规、法定审议及和约制度、以及拥有相应控制作用的技术性规范等。

这些法律、法规在内容上大致可分为四个层次:

1)城市设计主干法。这一主干法可以是以城市设计为题名关键字的专为城市设计而制定的法律,也可以是包含了城市设计运行所需的框架内容的非专项法。

2)有利于城市设计有效实施的一切其他法律、法规包含为城市设计实施提供可行性的经济、社会手段内容的法规:例如容积率奖励办法、历史街区保护办法、自然生态区保护办法。

3)从大量具体域市设计成果中抽象、提升出来的具有法律地位的城市设计导则。在城市设计过程中,设计导则是实现城市设计目标和概念的具体操作手段,它如同一个纲领性文件,指导城市设计思想的贯彻实施。

4)对开发项目进行的城市设计法定审议制度。

2　我国城市设计法规体系的现状

我国法规体系的现状是:缺乏国家一级主干法,具有适合地域实施性的城市设计地方法律及措施,城市设计法律地位不明确。

2.1　现行城市规划的主干法一《城乡规划法》

《城乡规划法》虽有许多条款都包含了城市设计的实质精神,但却没有直接提出需要运用城市设计的技术手段。如《城乡规划法》第1条、第4条、第10条和第18条,而在2005年新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颁布以前,1991年通过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第8条》也对此有规定。从时间轴上看,城市设计始终没有正式登上我国国家层面空间法律体系的舞台。

而现行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5)颁布以后,城市设计便失去了这一层法律上的肯定,而与此同时,《城乡规划法》也没有对城市设计的技术手段予以一定的肯定和提倡・《城乡规划法》与《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在对城市设计的技术手段予以肯定和提倡的同时,明显缺少真正能够保障城市设计开展与实施的可操作性主干内容。这一内容的缺失也直接导致了对开发项目进行制度化的城市设计审议无法实现。

中国的法律体系属于传统的大陆法系,成文法典在司法审判中拥有绝对的约束力,并且各部法律专属性很强。可以看出。在城市规划的法律框架之下不可能完整阐述城市设计的理论思想、操作办法和成果形式。《城乡规划法》或《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无法成为城市设计的主干法,至多只能起到为城市设计宣言的作用――认可了开展城市设计的重要性。

2.2　地方性的城市设计法规编制

个别城市如深圳在1998年编制实施了《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其内容包含了城市设计的编制办法、审议制度等,成为了该市开展域市设计实践可依托的主干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将城市设计上升为法律文件的地方性法规,但是这样的城市还为数甚少,更重要的是,在国家一级层面尚未理清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之间法律关系的情况下,这样的地方性法规在实际的管理操作中将会缺乏足够依据,并且由于我国开展城市设计是自上而下,有相对城

市化进程略偏早的特性。这种特区性质的地方法规对其他城市的影响较小,无法作为试点进行推广。由于大多数城市尚未有城市设计的主干法,因此对城市建设项目的城市建设审议也没有具体、明确的制度。

由上可知,中国的城市设计法规体系还远未系统建成。其中,城市设计主干法的缺失是城市设计法规体系无法系统建立的根本原因。

2.3　城市设计在中国法律地位不明的历史原因:

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城市设计法律地位不明的根本性历史原因。

中国在建国之初,为了适应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建设需要。全部照搬了苏联的城市规划设计模式,将城市设计的内容变相归入了城市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即为这一体制下的典型产物。由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在城市建设中拥有绝对的主导地位,无论从土地的所有权,到项目的设立、审批、投资、兴建都由国家一手包办,无需进行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设计,但随着经济发展,城市面貌的日益重视,现代城市设计理论于80年代逐渐被引入中国。但是这一理论被引入之初,也大部分停留在城市设计的形态表达效果上,关注美化城市面貌所起的表面作用,而对这一手段调整城市中各团体间利益的深层作用却没有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城市设计往往只是城市规划的形体翻译工具。因此城市设计仅仅在技术层面得到了开展,而并未被赋予应有的法律地位,最终导致了大量的城市设计图纸成果无法进行有效的实施。

3　我国城市设计法规体系构建的初步建议

3.1　与城市规划相关法规体系的衔接

目前学者对于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的关系,比较认同城市设计是“思想与方法”的论点,认为在接下来的城市规划中应引入城市设计的思想,并运用城市设计的方法将规划贯彻下去。在我国现阶段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划的“硬性”管束与城市设计的“弹性”引导共同作用,起到了西方国家依赖城市设计“二元职能”达到的目的。

因此上述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关系也同样体现在两者相关的法规体系中,由城市规划所制定的相关法规起到了“硬性”的控制作用,制定了城市化进程的大体框架:而城市设计的相关法规体系则保证了城市各个角落在这个框架中更加灵活、细腻的发展过程,是一种“弹性”的法规体系。

基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目前应该分别从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两个方面人手完善并加强两者相关法规体系的衔接:(1)应当明确城市设计在城市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应贯穿于整个城市规划过程中的:应进一步明确城市设计在不同阶段的内容及成果要求,以弥补城市规划工作方法的不足:应当明确城市设计的成果如何纳入规划方法得出规划设计要点,构成完整的控制指标,以获得法律地位。(2)城市设计研究范围应当与城市规划基本对应,根据其本身工作特征可以分为整体城市设计和专项城市设计等,而其相应的法规体系也将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城市设计要点(Code)和城市设计导则(Guide line 1,通过它们充分发挥城市设计的弹性特点,适时适地进行灵活而高效的调整,达到在制度性的规划控制条件下进行日常城市建设管理的保障功能。

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对我国城市设计法规体系的基本组成建议,我国城市设计法规体系的建立应该是多层次和富有可操作性的法制体系:(1)国家一级的城市设计专项法,作为城市设计的主干法,其中需要确立城市设计方案制定选择、实施管理、评价反馈的步骤、方法,与城市规划建设设计之间的衔接关系,城市设计文本成果的一般形式、内容,以及在这一系列活动中所牵涉的各种组织机构的设置与权责关系。　(2)各省、市(尤其是各城市)级别的城市设计编制、实施法,这与上一级的主干法类似。只是中央与地方层次上的差别。

3.2　明确城市设计的法律地位,促进城市设计和规划的“一体化”道路,全面体现城市设计对城市建设的空间作用和社会作用。

在我国现阶段,城市规划体系是具有法定地位的完整体系,是当前城市规划管理的主干。而城市设计无论是整体的或局部的阶段都不具备独立的法定性和完整性,在以法制为核心的管理体制中更不能独立运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很多学者提出了“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一体化”的观点,期望通过依靠强势的规划体系来实现城市设计目标。我们从法规体系看,城市规划体系是具有法定地位的完善体系,而目前城市设计无论总体还是局部都不具备独立的法律地位,所以在现在“法制”的管理模式下不能独立运作。城市设计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获得法律效力:一是直接通过立法确立,这已经在深圳等地有所尝试;二是通过“转译”。以规划语言表达出来,城市设计导则通过独立成本附于规划文本或是打散后融于规划条款中。显然,第二种方法更容易操作也更符合目前国内大多数地区的实际,法规体系层面“一体化”就应该体现在城市设计以依附于城市规划立法形式为主,在适当发达地区尝试采用单独城市设计立法。

参考文献:

[1]柳权,论城市设计的编制和实施[J],城市规划,1999 9.

[2]柳权,试论城市设计的编制与实施一从美国经验看我国城市设计实施制度的建立[J],城市规划,1999,9.

[3]王世福,城市设计的法律保障当议[J],规划师,2003 4.

[4]孙施文,周宇,城市规划实施评价的理论与方法[J],城市规划汇刊,2003年第2期总第144期.

[5]吕斌,国外城市设计制度与城市设计总体规划[J],国外城市规划,1998,4.

[6]庄宇,城市设计的运作[J],规划师,]999年第2期.

[7]城市设计的实施策略与城市设计制度[J],规划师,2000年第6期.

[8]金广君,城市设计成果的可持续性[J],城市规划,1999年第3期,

建设法律法规论文篇12

法治建设中，政府作为重要动力一直不足，使得法治建设的深入受到限制。政府动力不足主要有如下表现：

1、从依法治国成为治国方略以来，诸如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的口号层出不穷，并且受到广泛的欢迎。可是政府行政违法的现象一直存在，依法行政根本从未落实。也许正如北大教授贺卫方所言：“有时候，中国喜欢口号治国”。

2、目前行政工作中，行政首长意志在很多场合仍然高于法律规范。一般情况下，行政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或者选择的不是寻找法律依据，依法执行公务；而是请示行政首长。使得法如同虚设。

3、行政首长法律意识淡薄，一些地方行政首长经常在媒体上宣称自己要造福一方，做好当地“父母官”、“清官”。在日常行政领导工作中也带着浓厚的人治色彩，要求行政工作人员有事及时汇报请示。

在法治建设中，法学理论界一直在坚持不懈的努力着。近年的司法改革就是法学理论界的大力推动法治建设的结果。但是光有法学理论界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司法实践界动力不足，使得法学理论界的努力成果只能是书面的，即使走入实践，生命性质也会发生变化。

1、虽然司法改革改善了法院、检察院的执法工作，但是在法院、检察院，改革经常只是对于中央红头文件的执行。地方法院、检察院用语不规范、做事不依法，严重影响法治氛围的生成。而且在一些法院、检察院中，法官、检察官的法律素养很不够。

2、社会司法服务的工作者中，多是法律工作者，许多地方很难找出正规法学本科毕业的拥有律师执业资格的司法服务人才。

法治建设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公众是法治建设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也是根本动力。但是一直以来，公众动力未能得到开发。这主要由我国的文化传统及公众知识水平决定。 2、公民文化素质较低，使得即使有些公民在处理问题时想到要用法律却也不知道如何用。对法律的理解也许仅仅是表象式的甚至是空白的。公民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缺乏，这深深影响着中国法治化进程。

我们的法治建设不断发展，实现法治国成为一种不可推委的愈来愈紧迫的任务。我们必须运用多手段开发法治化动力，促进法治化建设。

1、提高公民文化素质，培养全民法律意识。人民政府要加强自我法律学习，组织依靠司法机关为主要力量，全民全面学法的活动。鼓励每个公民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身于法治建设之中。创造出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全民懂法、重法、守法的法治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