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保论文篇1

1.环境质量决定着生态旅游价值

大自然是美丽的源泉，山川的自然风光，田园的秀丽景色，滨海的波涛浪花，湖泊的波澜壮阔，这些都是美好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欣赏优美风景，能使人们心情愉悦，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如果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将成为人们不愿一顾的厌烦之地，极大破坏了人们游玩的心情，降低了生态旅游的价值。因此环境质量决定着生态旅游价值，只有环境美，旅游才具有价值。

2.生态旅游对保护环境的意义

（1）促进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

为了增加当地旅游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扩大旅游区的知名度，旅游开发部门加大力度改善旅游区环境，使得旅游区风光优美、空气清晰、景观协调、气氛融洽。另外，通过建设垃圾填埋场、绿化街道、修建道路等措施，极大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为景区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升景区的形象。

（2）缓解当地居民与生态环境间的矛盾

我国西部的旅游景区大多位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发展生态旅游不仅可以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而且还可以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这是由于旅游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就业门槛低，吸纳劳动力数量大，劳动转岗适应快等特点。因此发展生态旅游，一方面可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治安，缓解传统产业与自然环境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可有效减轻自然保护区的压力，缓解自然保护区和周边居民的关系，从而保护了环境，促进了旅游资源和当地社会发展相结合，这是生态旅游业的核心目标。

（3）提供环境保护资金

财政拨款是我国生态旅游区环境保护资金的主要渠道，但当地政府财政拨款金额往往不足。与国外相比，我国自然保护区投资额度仅为世界平均值的1/25，100hm2仅有1.5美元，平均每个自然保护区管理费用和建设费用的缺口分别占需求额的26%和60%。正因环保资金投入不足，致使大多景区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然而，生态旅游的兴起和发展，为景区开辟了长期稳定的融资渠道，为提高景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了保障，最终实现环境效益与旅游资源开发以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4）增强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旅游区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需要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共同参与，而且他们还从中获得益处。因此通过发展生态旅游，可提高公众对保护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从而来增强公众的社会责任感，并从根本上减少甚至杜绝破坏环境行为的发生。因此，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对旅游环境实施有效的保护是为了更好、更持续地发展旅游业，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也可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其关键在于找到开发生态旅游和保护环境间的平衡点，实现生态保护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双盈。

二、我国生态旅游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的生态旅游开发较晚，人们对生态旅游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尚缺乏科学理解，“无烟工业”的观念依旧流行。在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大多还“重开发，轻保护”。目前我国生态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已经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旅游资源的盲目开发和滥用

在开发旅游资源时，许多部门急功近利，在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和全面科学论证、评估与规划的条件下，便盲目地开发，而且在开发过程中轻视甚至不进行环境保护，采取粗放式开发模式，对许多不可再生的旅游资源造成破坏。例如香格里拉县的地下温泉是近代温泉形成的典型地质景观，极具观赏性和科考价值，景区内的喷气孔尤为罕见。但开发过程中，在不了解喷气孔的地质构造情况下，开发者企图将喷气孔变为“桑拿浴”，结果严重破坏了稀有的旅游地质景观。

2.生态环境系统失调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们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景区的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正变得如火如荼。由于在景区内开山砍林，使得水土流失严重，经常出现山洪暴发或水源枯竭，导致自然和人文景观失调。有些景区为了追求利益，盲目扩大旅游区面积和修建旅游设施。以索道为例，德国阿尔卑斯山国家公园面积达300多km2，公园内并无一条索道。而我国泰山、华山以及峨眉山等名山，均修建了现代化的索道。索道的建设使游人易集中于山顶，导致自然风景区原貌的破坏，使生态系统变得脆弱。

3.生态环境污染严重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旅游业发展迅速，但缺乏相应规划和管理，再加上国民环保意识较差，致使景区生态环境污染严重。驰名世界的黄山、庐山上的垃圾随处可见，甚至连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也有各种饮料袋、包装袋等垃圾。据旅游区提供的资料显示，景区的水、土、大气都有不同程度的污染，噪音、烟尘都超过了规定标准。据“人与生物圈”国际委员会统计，近年我国有1/5的保护区由于生态旅游而横遭破坏、44%的保护区存在垃圾公害、12%的保护区出现水体污染、11%的保护区出现旅游资源退化、61%的保护区存在设施与景观环境不协调。

4.景区环境容量严重不足

众所周知，旅游区环境对污染物净化能力和旅游人群承接能力，都有一定限度。一旦游客人数过于拥挤，人流疏散不开，不仅会损害景区，而且易发生安全事故，降低游客对景区满意度，不利于景区持续和健康发展。如去年国庆期间，九寨沟景区就发生了大规模游客滞留事件，上下山通道陷入瘫痪，变成“上不去、下不来”的“死胡同”。

5.当地居民参与程度低

造福当地居民，解决好他们的就业和发展，是发展生态旅游的最终目的之一，但目前这种情况并不乐观。许多地方在发展生态旅游时，当地居民有效参与程度低，借旅游促发展的潜力远没有发挥。一方面是当地政府财政拨款不足，制约着旅游资源的开发规模和投资能力，基础设施得不到完善，资源优势无法转化为经济优势，影响着当地居民创收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是当地政府为了更好地吸引外资，在招商过程中经常让利较多，难以保障当地居民的利益。

三、我国发展生态旅游的建议

1.完善法制法规，增强执法能力

在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的同时，一定要加强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政策和制度的建设，严格执行和遵守我国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以及我国参加的相关国际公约和条约。严厉惩罚违反法规的开发和破坏环境行为，使违规者承担相应的民事和刑事责任。同时还要把严格保护、合理开发和科学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积极探寻旅游业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模式，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进。

2.加强环保教育

生态旅游在我国起步较晚，一些旅游管理部门、当地居民、旅游者以及政府部门，对于生态旅游内涵及如何开展生态旅游缺乏科学认识，因此必须加强生态旅游的环保教育工作。主要对象包括景区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导游和游客。通过环保教育，让游客在享受自然的同时，把保护环境变成自觉行动，做到休闲娱乐、环保两不误。另外，在环境教育过程中，还要采取正规环境教育和非正规环境教育相结合的方法，且注意环境教育的方法和手段，既要注重理论研究，又要加强实践，通过受教育者的亲身体验来强化教育成果。

3.科学研究，统一规划，有序开发

在编制旅游景区总体规划时，不仅要统筹兼顾景观生态学基础研究、景观生态评价、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景观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还要对旅游区的地质资源、生物资源以及环境质量进行实地考察，科学地论证和评估，把握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合理度，有计划开发，尽量将旅游资源的破坏降到最低，同时要做好开展生态旅游所带来危害环境的思想准备，并适时对环境质量进行监测，了解生态环境的状况。此外，由于生态旅游是个“外来事物”，因此在进行生态旅游规划时，还要结合我国国情，不能机械套用，实行教条主义。在尊重其本义前提下，针对我国的现实问题，在具体技术手段、操作方法、发展模式上寻求创新，我们也要广泛借鉴别国经验，特别是教训，尽量少走弯路。

4.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加强环境监测

环境影响评价是一种分析、预测和评估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并提出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在环境影响评价时，既要充分考虑生态旅游的资源开发、布局设施和生态平衡等因素，又要尽量减少实施中的盲目性、局限性和短期性造成的不必要损失。通过环境影响评价，采取有效措施，如控制游客数量、规定旅游路线、划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等，避免游客对景点破坏，减轻生态环境压力，维护景区安全。环境监测不仅可反映旅游环境质量及变化趋势，而且为下一步旅游环保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有利于决策部门及时提出有针对性、可行性防治措施，其主要内容包括化学监测、物理监测和生态监测。

5.科学合理确定环境容量，控制游客人数

各景区要科学、“理性”地论证自身接待能力，探索人性化管理方式，并对景区生态承载力进行评价。各景区可借鉴国外预约的做法，在游客到达之前就做好准备，进行疏导，对景区游客人数、交通住宿条件等信息及时公布，一旦发现游客超出饱和量，就要进行调节，采取延长景区开放时间、科学组织游客买票进入、适时限流等措施。此外，管理部门要积极倡导游客配合景区管理，遵守景区游览秩序，让旅游真正“游”起来。科学合理确定环境容纳量，控制游客人数，即控制旅游活动开发规模，这对于景观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6.吸纳当地居民就业，支持他们创业

我国中西部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开发这些地方的生态旅游业，可吸纳当地居民就业，进而促进整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丰富他们的日常生活，使农村面貌发生较大改变。在符合景区统一规划管理下，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可配合景区管理部门，扶持当地居民开办与旅游相关的项目，鼓励他们自主创业。桂林漓江冠岩风景区在这方面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在景区管理部门帮助下，景区所在地草坪乡居民依靠“农家乐”旅游，使其收入大幅度增加，生活质量发生了质的飞跃。

生态环保论文篇2

(一)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国家战略澳大利亚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吸取了一些老牌发达国家的教训,从20世纪30年代起,联邦政府就出台了一些环境保护政策,提倡在发展经济时注重对环境的保护。20世纪60年代开始制定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并不断完善,在处理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关系上采取环境保护优先的发展战略。如特别注意从欧洲带来的有蹄动物对资源的破坏以及草场的退化,注意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注意保护文化遗产和生物多样性等。从20世纪90年代起,澳大利亚政府每5年对全国生态环境开展一次全面普查,做出系统评估,并向议会提交详细的环境评估报告。由于环境保护起步早,在澳大利亚因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相对负债少,遗留问题不多,从而大大降低了发展成本。尽管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环境污染问题,但国家不断采取措施进行治理,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入21世纪,为减轻环保给就业带来的压力,政府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推动企业加快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积极鼓励环保产业的发展。目前,澳大利亚政府已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了国家战略。联邦政府、州政府与市政府之间建立了体系健全的机构和职能,三级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遗余力,职责明确,分工协作。联邦政府主要从国家层面进行生态环境的统筹规划和综合治理,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主要职责由州政府承担,市政府受州政府的指导和干预,在州政府发展框架下制定和执行本市范围内的环保规划。各级各地政府之间密切合作,制定规划,强化措施,确保政府生态环保职能的履行和生态环保权益的实现。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每年的环保投资都接近100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每年用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占全年财政预算的10%以上,州一级政府财政投入占到了20%以上。政府的高度重视,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可靠保障。从1836年开始到现在,澳大利亚建有世界自然遗产2处,国家公园600多处,自然保护区1000多处。此外,还有自然遗迹保护地、古迹保护地、天然动物园等277处。受到保护的国土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3%。澳大利亚服务业发展很快,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70%。环保产业发展迅猛,已成为澳洲的新兴产业。许多环保公司拥有世界先进环保技术。一大批环保和清洁生产服务公司活跃在世界各地,并成功进入中国市场。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基本上完成了从传统工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型,城乡差距缩小,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基本达到了良性循环,协调发展。

(二)建构完善的法律体系,依法保护生态环境澳大利亚环境保护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依法治理。澳大利亚环境保护立法始于20世纪60年代,是世界上最早出台环境保护法律的国家之一。经过多年的积累,环境保护的立法比较完善,理念先进,自成体系。既有单项立法,又有综合立法;既有联邦法,又有地方法。澳大利亚的联邦、州、市三级政府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联邦的环境保护立法有50多个,如“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持法”、“碳税法”、“国家公园和野生生物保护法”、“大堡礁海洋公园法”等。联邦政府还有20多个专门行政法规,如“清洁空气法规”、“辐射控制法规”等。各州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则多达100余个,如维多利亚州的“规划与环境法”、新南威尔士州的“环境运营保护法”、昆士兰州的“规划法”、“石油天燃气法”等。通过立法,澳大利亚基本上把涉及环境保护的各个行业和领域纳入了法治轨道。澳大利亚生态环保立法大多以预防为主,每个法律法规的条款规定得非常细,便于掌握,操作性强。比如新南威尔士州的环境保护法律,有17章201条,加上附件共有约15万字。澳大利亚环境保护执法是十分严格的,无论任何个人、企业或政府部门,只要违反了有关环保法律法规,都要受到最严厉的查处。工程开发项目如果不符合环境保护的法规要求,就会受到若干处罚。工厂违法排污将会受到重罚。在澳大利亚如果对原住民的文化进行破坏,就是最大的犯罪。对古建筑物进行改造必须符合遗产保护法。在动物保护区私自喂食野生动物都属违法行为。在澳大利亚很少见到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心,因为食品安全的立法和执法非常严格。企业发生食品安全事故,轻者关门停业,并终身不得从事食品行业。重者要承担刑事责任。澳大利亚各州都设有“环保警察”,负责环保执法。环境保护执法人员有很大的环境执法和处置权。

(三)倡导多元治理,扩大社会参与澳大利亚环境保护的全民参与程度是非常高的。公民生态环保意识比较强,维护公共环境卫生的自觉性高,参与环保活动积极主动。各级政府非常重视公民在环保中的作用。通过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鼓励公民参与环保。通过购买服务、合作开发等多种形式,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构建互动机制,实现政府、企业、中间组织和个人的相互合作和良性互动。特别是注重公民对环保立法的参与,在制定有关环保政策和法律法规时,都要把有关法律法规草案散发给公众,广泛征求意见。环保部门还开办了一些辅导课程,帮助居民普及环保知识和技术。很多州都有系统完整的环保网络系统,介绍各州的自然生态系统、环保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环保知识技术等。澳大利亚城市绿化和园林管理是开放式的。学校、社区、民间组织、志愿者团体都广泛参与到各种环保活动中。城乡居民都自觉参与植树、绿化、清理垃圾、维护园林等活动。城市居民房前屋后的花园和绿地,都按政府的统一规划和要求,由居民负责种植、管理和维护。政府为居民维护园林提供必要的设备,并有专人负责指导。在澳大利亚学习期间,昆士兰大学GregSiepen教授给我们介绍,在城市园林维护和管理上,澳大利亚很多地方政府专门规划了一些学校园林作为中学生的实践课堂,专门开辟了一些城市园林供退休后的老年人种养花草蔬果和社交休闲场所。而且在近10年中,澳大利亚这种市政园林有很大增长。很多学校不但把这种园林管理作为学生生物、自然、美术课的实践课堂,而且作为筹集办学经费的一个重要渠道。很多老年人则把园林维护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交休闲方式。澳大利亚还有人数众多的志愿者参加各种环保行动。如布里斯班近年实施的两百万棵植树造林计划,很多任务都是志愿者完成的。澳大利亚政府在城市园林的管理和维护上,特别重视发挥企业的作用。政府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参与环保,加大生态环保投入力度。在很多环保项目上,政府注重与企业开展合作,共同开发。在澳大利亚,企业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程度是相当高的。如布里斯班南岸公园,就是在1988年世博会结束后,政府与企业利用世博会的场地合作开发的项目,该项目严格执行环保标准。2000年悉尼奥运会场馆建设和后期开发所产生的大量建筑垃圾污水,也都是由企业负责处理的。

(四)推进城市建设管理生态化澳大利亚城市建设有严格的规划。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通过规划把各部门统一起来,分工负责,协调一致。城市规划坚持以人为本,以社区为单元来进行城市的功能布局和空间设计,围绕社区建设和居民生活需要来展开,而不是围绕产业布局来制定规划,尽量满足人的多层次、全方位的需求。如墨尔本致力打造20分钟生活圈。总体规划超前并执行严格,有的坚持百年不变。社区详规在充分调查和了解民意的基础上,根据人口变化情况每两年调整一次,完善功能布局,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各项城市规划和管理政策、法律出台,都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城市新开发项目,必须符合规划要求,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澳大利亚的城市建筑严格执行绿色建筑标准,规定可持续性指标,由第三方机构绿色建筑委员会负责评估。近几年来,随着移民的涌入和人口的迅速增加,澳大利亚居民住房需求量增加,房地产不断升温,建筑业发展很快,大量的建筑垃圾、噪音和扬尘成为新的环境问题。为了减少城市建设对环境带来的影响,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昆士兰等州都将房屋建筑的施工许可由政府转到议会,提高门槛。澳大利亚政府出台了建筑可持续发展规范,强力推行工业化建筑作业,有效解决环保难题。任何单位和个人建房,必须按照该规范提出申请,报州议会审批。申请表内容涉及建筑规模、地点、格调、性质、功能、工期以及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邻居的态度、第三方机构的评估意见等,稍有不实,就会被否决。目前,澳大利亚的建筑工地基本上都采取钢架结构,改变了传统的混凝土结构,建筑垃圾大大减少,建筑噪音也比较小。在澳大利亚,基本没有见到城市大拆大建情况,城市都保留了不少旧建筑,档次虽不高,但留有城市记忆。澳大利亚城市公共设施功能配套,简单实用。城市街道不宽,但干净整洁、四通八达、人车分流、公交先行、设自行车道。政府通过对停车场建设的高税收,鼓励居民多坐公交出行等。城市排水系统非常完善,基本做到雨污分流,饮用分开。在很多城市都建起了规模化和现代化的污水处理厂。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分“白、灰、黑”三级,实行分级管理,在澳大利亚很多建筑物上和地下都有雨水回收系统。一般的建筑物和单位没有围墙,办公、购物、休闲融为一体,遍布花草的绿地随处可见,开放式的公园古树参天。乡村建设基本与城市接轨,绿树成荫,路网发达,出行极为便利。

(五)尊重自然规律在生态环境保护上,澳大利亚非常注重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注重对自然生态链的维护,注重保护生物多样性,注重对外来物种入侵的防范,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按照自然生态链进行环境治理,尊重自然规律,是澳大利亚近年来环境保护的一个鲜明的做法和特点。如在再造林、河道修复、植被管护等工程项目中,他们根据不同的土壤环境、气候条件、水文地质和生态系统,选择不同的树种,强调树种和生物的多样性,并模拟自然界植物的生态系统进行整体修复和改造。比如布里斯班市近些年推出了200万株造林计划,就是根据不同土壤、水文条件,栽种不同的树种,并形成生物链,以保证造林效果。在河道修复方面,澳大利亚很少见到水泥河岸与堤坝,基本上是保持了自然生态系统和生态链条的特征,考虑的主要是如何保持河岸的自然特性,如何有利于动植物繁衍和生长。在维护自然生态性措施方面十分有力,对本土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力度很大,对防止外来物种入侵十分重视,动植物检验检疫极其严格。近年来非常重视新能源的开发,提倡家居安装太阳能,州政府给予补贴。当然,澳大利亚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也存在一些狭隘的利己主义,比如澳大利亚环保技术较为先进,但往往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名,对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保技术设置种种障碍。近年来,澳大利亚推动产业升级,把落后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环境负担。澳大利亚的日常生活用品很多产自中国和越南等国。尤其是,澳大利亚的生活用纸浪费很大。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桉树最多的国家,生活用纸都用桉树制造,但澳大利亚不直接生产桉树纸,而是出口桉树到发展中国家造纸,再进口生活用纸。澳洲粮食种植和畜牧业发展较快,已成为农畜产品出口大国,为了提高产品品质,澳洲大量使用太平洋岛国的鸟粪作为肥料,给这些岛国带来了生态危机。这种狭隘的做法,对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是不利的。

二、经验借鉴

生态文明建设重在保护环境。在环境保护问题上,虽然我国国情与澳大利亚不同,但澳大利亚很多好的做法和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第一,要实施环境保护优先的发展战略。澳大利亚环境保护的一个最大亮点是起步早。因为起步早,在环境保护问题上负债少,经济发展成本低,这与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是不同的。与澳大利亚相比,我们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环境问题却十分严重。这种反差说明,我们在发展经济上所付出的环境代价是很大的,而且生态环境一旦破坏,恢复代价很大甚至不可逆转。因此,必须下决心走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旧发展路子。指出:“现在不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将来付出的代价必然更大。”政府要牢固树立环境保护优先的发展理念,把环境保护纳入国家战略,承担起环境保护责任。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形成环境保护优先的观念导向、政策导向和工作导向,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降低发展成本。

第二,要构建全员参与的环境保护机制。环境保护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全员参与的环境治理体制,明确主体责任,协调利益关系,形成互动机制。“政府作为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最大掌控者,如何科学定位其职责担当规范其施政行为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在环境保护上应承担主要责任。要把环境保护的考核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落实政府责任,实行责任追究。同时,应树立大环保理念,扩大公民参与环境保护,推动环境保护的社会化进程。要按照“谁使用谁付费、谁破坏谁赔偿”的原则,确立企业在环境保护上的主体责任。要采取多种形式,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环保。要把环境保护教育纳入学生综合素质教育中,在广大青少年中开展持久的生态环境教育,逐步把生态环境知识列为中小学的一门课程。环境保护离不开教育,“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反思人的观念,提供人的素质,改变人的行为”,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要在社区、乡村开展生态环境教育和宣传,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氛围。要发挥民间组织在保护环境上的作用,促进环境保护新兴主体的成长。

第三,要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发展。澳大利亚在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发展方面是做得较为成功的。政府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有基本的政策对接、统一的规划和良好的合作关系。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生态理念和科学发展意识进一步增强,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更加重视,但在生态建设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发展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特别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还存在不衔接、不协调的状况,影响了环境保护的统一秩序和工作效率。因此,要增强生态建设的科学性和前瞻性,突出生态环境保护的系统性和协调性。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自然规律,按照城乡统筹、合理布局、因地制宜、适度超前的原则,科学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真正做到规划先行,以科学规划统领科学发展。要在坚持生态建设规划的科学性、创新性、系统性的基础上,力求生态建设规划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要处理好近期建设和长远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促进资源、能源节约和综合利用。要重视生产、生活、生态互动共赢体系的建设,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与协调发展。要形成统一、协调、高效的联动机制,确保生态建设的区域统筹。

生态环保论文篇3

二、建立健全生态保护红线的法律保障制度体系

1生态保护红线法律保障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第一，保护优先，兼顾发展原则。生态保护红线是保障我国生态安全的“底线”，必须明确强调保护优先。当开发活动会损害红线区域的生态功能时，应以生态保护为重，宁可放弃一定的经济利益，也要保障红线区域生态功能的完整与稳定。但不能越生态保护红线的雷池半步，并不意味着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不允许有人类活动，对红线区域的生态功能和性质没有不利影响的开发活动是可以进行的，能够改善生态环境的活动更是应该鼓励和支持。第二，预防与治理并重原则。“预防”是生态保护红线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性质，也是生态保护红线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治理”则是指如果红线区域划定时已经存在一定的生态破坏或者环境污染，那么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对其进行治理和恢复。环境具有整体性特征，如若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后仅仅着眼于预防，忽视红线区域内已经存在的环境问题，就可能造成红线区域环境质量的整体下降，甚至生态功能的丧失，使红线的划定失去意义。第三，科学规划，差异管理原则。我国不同地区的生态环境差异显著，因此必须科学规划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工作，对不同类型的红线区域采取差异化管理。围绕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生态脆弱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思路是科学规划原则的重要体现，既避免了列举式标准面对地区差异时的不适应性，也避免了定义式标准难以操作的问题。同时，科学规划还应注重与已有保护区、地区规划的衔接，重视跨地区协调制度的设计。差异化管理应当以科学规划为基础展开，体现“分类管理和分级控制的差异化管理思路”。第四，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原则。社会整体理性来源于个体理性的交流、融合与相互矫正，由此产生的理性共识是法律权威的根本源泉。公众参与是法律得以良好制定的基础，也是法律得以有效执行和维护的基础。如果排斥公众参与，即使最为巧妙的法律制度设计也必将沦为一纸空文。信息公开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保障，也是公众参与的基础。只有当公众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管理具有充分的了解时，才能真正理性和有效地参与到相关工作之中。第五，权责明确，损害担责原则。权利和义务应当是相对的，有责无权，责任履行将趋于懈怠；有权无责，则容易造成权利滥用。尤其对于行政机关，当政府落实生态保护红线不力，甚至故意违反相关制度时，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只有权责明确，特别是打破部分政府官员“无为而治”、“刑不上大夫”的侥幸心理，才能从源头上阻断违法行为的积累，避免积重难返进入恶性循环，保障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得到切实推行。

2生态保护红线法律保障的主要制度

第一，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修改与退出制度。划定是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实施的基础，主要包括红线布局和范围确定两个方面。对于布局问题，应当首先厘清不同区域的生态功能，在统筹已有规划的基础上加以确定。而范围问题，则应着重考虑生态缓冲区的划定。稳定性是生态保护红线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应当对生态保护红线的修改与退出作严格限制。只有在确需修改或红线区域已彻底丧失生态服务功能时才能进行，且应由统一管理机关审批，并以寻找替代区域、不减损整体生态服务功能为原则。第二，生态保护红线的差异化管理制度。我国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依照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生态脆弱区三种分类进行，明确了不同红线区域生态敏感度和生态服务功能的差异，为分类管理和分级控制提供了依据。在分类划定的基础上，根据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性质，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生态保护标准和管理措施。尤其是要制定严格的活动准入规则，对于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功能定位的活动，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治理方案，建立健全区域环境影响评价的限制审批制度。第三，生态保护红线的监测与监管制度。对红线区域生态状况的监管极其复杂，想要准确了解区域生态状况，必须动态掌握水、空气、土壤、生物等诸多环境要素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所以对生态保护红线的监管必须依赖于环境监测。环境监测需要独立性，以保证监测结论的客观准确；环境监管也需要独立性，以保证监管的切实有效；而监测是监管的基础，因此，应当建立监测与监管紧密结合的独立监管平台，形成以技术为支撑、独立性为保障的监测与监管制度。第四，生态保护红线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制度。针对当前地方政府怠于履行信息公开职责、申请信息公开困难重重的状况，生态保护红线的信息公开制度应当建立对政府信息公开不力的追责机制。对依法应当公开、依法申请公开而不公开的，追究相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并依法代为公开。在此基础上，加强环保法律知识的宣传，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保障公众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管理、监管等过程参与的有效性，使公众的意见建议真正对行政机关的决策产生影响。第五，生态保护红线的越线追责制度。生态保护红线一旦划定，就不能任意触碰和僭越。越线者，无论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还是行政机关，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要求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建立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相互衔接的法律责任体系。尤其对于另外，为避免“拍脑袋”决策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应当建立终生追责制，使相关责任人承担无限责任，真正起到“不可越雷池一步”的警示作用。发挥环境标准在生态保护红线中的支撑作用生态保护红线需要环境标准的支撑生态保护红线的复杂性。第一，不同于针对单一要素的红线制度，对生态环境状况的评估需要动态考虑空气、水、土壤、生物等环境要素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第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存在差异，决定了“一刀切”式的环境标准很难适用于所有红线区域；更困难的是调整地区间的利益分配，保障不同红线区生态保护的整体性。总之，生态保护红线兼有要素的复杂性和区域的复杂性，构成了一张横向与纵向、静态与动态相互交织的联系网络，形成了其复杂性的特点。生态保护红线的约束性。法律的强制力是生态保护红线约束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到生态保护红线约束性的转化需借助环境标准完成。因为立法资源有限，法律、行政法规往往只对违法行为及其法律责任作出原则性规定，同时授权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制定标准，作为具体明确判别合法与否的技术依据和技术方法。在环境保护领域，这一技术依据和技术方法即为环境标准。生态保护红线的相关法律需要在环境标准的支撑下实现对行为性质的判断与量度；同时，法律的强制性通过环境标准传递到生态保护红线中，使生态保护红线的约束性得以实现。

3环境标准对生态保护红线的支撑现状

41年来，我国环境标准“发展丰富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依据、行为规范和技术方法，在明确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引领环境乃至经济社会管理，‘倒逼’产业技术进步、结构优化，提供环境监测、评价、监督、管理等工作基础性、技术性工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也存在着滞后性、缺乏系统观念、地区针对性不足等问题，尤其是生态环境标准的缺失，使环境标准对生态保护红线难以形成有效支撑。滞后性主要体现在滞后于环境保护理论的发展。40多年来，从浓度控制到总量控制，从点源控制到综合管理，从污染者付费到肇因者负担，从谁开发谁保护到受益者补偿，从末端治理到源头控制再到全过程控制，理论的更新推动着环境保护法学的不断完善。环境标准作为法律与司法实践的关键连接点，却严重滞后于环保理论的发展。这一情况突出体现在污染物控制上，虽然我国在污染的全过程控制方面进行了很多探索，环境标准对全过程控制的支撑却明显不足，大量环境标准仍停留在末端治理阶段。缺乏系统观念主要体现在管理体制和制定思路两个方面。管理体制上，我国现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复杂，缺乏有效的管理战略和政策系统，导致环境标准之间缺乏协调性，不同类型环境标准常常无法衔接，甚至相互抵触。制定思路上，现行环境标准的制定过于重视技术标准，而忽视对制定目的的考量，“从技术标准为出发点制定而形成的环境标准体系难免顾此失彼，虽然体系庞大但难以有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和灵魂”，造成了环境标准体系的零散，难以发挥体系的合力。地区针对性不足主要体现为地方环境标准制定的不合理性。有限的立法资源决定了国家环境标准必然有其局限性，需要地方环境标准对其进行补充。地方应以国家环境标准为基础，根据自身情况制定针对性标准，实现对地区生态的有效保护。但在现实的环境标准制定中，“以GDP论英雄”滋生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常常使地方环境标准表现出一种难以克服的“惰性”——不顾地方实际情况和需要，一味照搬国家标准。生态环境标准的缺失。我国现行环境质量标准主要针对单一环境要素，这种模式固然有其优点，但也存在着忽视生态环境整体性的问题。某一区域水体、空气、噪声、土壤等环境要素质量的达标，并不必然表示该区域生态环境的状况良好。再者，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现行环境标准不可能对影响生态环境的所有环境要素都作出规定，仅通过相互分离的环境要素监测对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评估，割裂了要素间的关联性，存在以偏概全的可能。

4强化环境标准对生态保护红线的支撑

第一，体现环境保护理论的发展，支撑综合管理和全过程控制。环境问题的显现、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环保实践的检验推动着环保理论的发展，而这一发展同样需要通过环境标准转化为环保工作的真实效能。最新的环保理论认为，环境保护的实质是综合性的环境管理，既包括对污染物排放、开发活动和环境质量的监管，也包括对生态功能的监测与保护，其中对污染物排放的监管应当实行全过程控制。因此，应当制定相应的环境标准，对环境综合管理和污染全过程控制进行支撑，使其具有可操作性。第二，增强系统观念。管理体制上，对现有生态环境管理部门进行整合，针对环境标准的制定进行统一规划和协调。建立专门化的环境标准制定体系，细化部门职能，确立部门间沟通合作机制，最大程度地保证制定体系的高效运转及不同环境标准间的协调一致。制定思路上，在重视技术性的同时，加强对制定目的的考量。以人为本，关注对生命健康权和环境生态功能的保护，以是否会危害人体健康或损害生态功能的完整性作为确立环境标准指标的依据。第三，加强对地方环境标准的规制。要求地方环境标准的制定与当地GDP相挂钩，GDP越高则地方环境标准应当越严格，克服地方环境标准的“惰性”，使地方官员无法以粗放型经济活动、对环境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或对环境生态的破坏来换取GDP的上涨。同时，与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及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相配合，更好地发挥地方环境标准对生态保护红线的支撑作用。第四，建立生态环境标准体系。参照我国现行环境标准体系，生态环境标准应包括生态环境质量标准、资源开发生态保护标准、生态环境基础标准和生态监测方法标准，涉及生物量、土壤侵蚀模数、河流泥沙含量、河川径流年内变差等指标，且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具有差异性，因此需要积极推进相关基础研究的发展。生态环境标准注重对区域环境生态功能的考察，可以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生态状况进行动态化评估，同时避免了限定人类活动类型、数量、范围等静态规制方式与环境承载力具有弹性之间的矛盾，因而可以为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生态环保论文篇4

关键词：生态文明;环境伦理;环境法

  　Abstrac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more and more closely related with human being, indicating its great significance to human being's life. Ethics and law are the most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human's happiness and two major polar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refore, environment ethics and environment law play crucial roles in curren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romotion, and thus deserve great attention. 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nvironment ethics; environment law; guarantee

虚幻的神话与严酷的现实已为人类敲响了生态文明的警钟。如果说生态文明是人类幸福的重要前提，那么道德与法律就是这一文明体系的重要保障。鉴于环境伦理与环境法在维护当代生态文明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必须给予其特别的重视，尤其是注意两者结合对促进生态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已敲响于虚实之间的生态文明警钟

人类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世纪的交替。在千年交汇之际，形形色色的末世论曾盛传于世。作为西方基督教神学文化的重要内容，末世论固然有其积极的意义——它“构成近代进步论世界观念的强大精神动力和丰厚的学术思想渊源”[1]，但留下更多的还是消极的影响——当今世界的邪教丛生就是最好的证明。纵观现代社会中的各种末世理论，其大多源自法国中世纪作家诺查•丹玛斯的预言，或者说是日本人五岛勉对其预言的所谓破译。诺查•丹玛斯预言千年交汇之际便是世界末日来临之时，人类将会无可避免地遭遇灭顶之灾。他在其著作中所描述世界末日的种种惨状，在人类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霾，人类也曾因此长期背负上沉重的精神枷锁。然而预言终究没有实现，跨越了千年之际和世纪之交的人类，不仅安然无恙而且愈加发展。在过去的一百年里，财富的迅速增长和科技的高度发达使得人类变得强大无比，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得意忘形、妄自尊大——人类自身的空前强大将有可能招致整个人类的覆灭！这并非是危言耸听，两次大战的惨状和核弹爆发的恐怖在人们心中造成的余悸便是证明。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世界，人类之间的战争正在逐渐减少，然而于此之外的另一场战争，即如大卫•梭罗所说的“人对自然发动的战争”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除了大规模或者世界性的核大战以外，人类之间的战争最多只可能摧毁某个国家或民族，而“人对自然发动的战争”恶化到一定程度将有可能招致整个人类的毁灭。到那时，末世论所描述的情景就不再是预言，而是活生生的残酷现实。末世的惨状也许并不会真的降临整个人类，但局部范围内文明的屡屡衰败却时时刻刻在为我们敲响警钟。复活节岛文明由盛转衰的史实便是最好的警示。[2]复活节岛上曾有过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矗立在海岸线上用于祭祀的600余座6米多高几十吨重的石雕像便是复活节岛文明曾经兴盛的标志。而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却是岛上极端落后和野蛮的社会现实。人们对此感到颇为惊异和困惑：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曾极度繁荣的社会为何会衰败到如此地步？而考古学的发现揭示了谜底：该岛处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资源非常有限的环境里，当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超过了区域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时（即岛民们为建造石雕像将岛上所有的树木砍伐殆尽，而森林消失又对岛民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严重影响），该岛的文明便不可逆转地走向了衰败。

生态环保论文篇5

城市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标志，城市化已成为世界范围的必然趋势。加快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是西部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和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历程。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引起了许多不容忽视的“城市病”问题：

城市用地紧张，建筑密度过大，住宅极端缺乏，交通堵塞，能源供应不足，三废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等，这些负面效应使自然环境恶化，生态被破坏，甚至危及到了人类自身的生活与健康。西部大开发工作者必须认真研究怎样遵循生态经济原理，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建立生态、经济、社会三个效益统一的现代化城市。

l生态城市的内涵与功能

1．1概念

生态城市(EcopolisorEcoville)前苏联生态学家O．Yanitsky于1987年提出的一种理想城模式，是指按生态学原理建立起来的一类社会经济和自然协调发展、物质能量和信息高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聚居地，即高效和谐的人类栖境。

1．2内涵

生态城市的概念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是自然地理层，这是城市人类活动的自发层次，是城市生态位的趋势、开拓、竞争和平衡的过程，最终达到地尽其能、物尽其用；第二个层次是社会功能层，重在调查城市的组织机构和功能，改善子系统之间的冲突关系，增强城市有机体的共生能力；第三个层次是文化意识层，旨在增强人的生态意识，变外在控制为内在调节，变自发为自为。这三个层次将单一的生物环节、物理环节、经济环节和社会环境组装成了一个有强生命力的生态系统，一个多维的复合生态系统。

人们自觉顺应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规律，通过不断理性化的行为和规范协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平衡之间的相互关系，最终实现当前与长远动态空间和谐统一、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和谐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这便是建设生态城市的基本内涵和根本出发点。

1．3功能

城市生态系统有3种功能：一是产业功能，主要体现为产业生态(industrialecology)，包括产业及流通、消费活动中资源、产品及废物的代谢规律和耦合方法，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的正面影响；二是生活功能，主要体现为人居生态(builtecology)，包括按生态学原理将城市住宅、交通、基础设施及消费过程与自然生态系统融为一体，为城市居民提供适宜的人居环境，并最大限度减少环境影响；三是还原功能，保证城乡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平衡发展，即一方面必须具备消除和缓冲自身发展给自然造成不良影响的能力，另一方面在自然界发生不良变化时，能尽快使其恢复到良好状态，包括自然净化和人工调节两类还原功能。

2西部地区城市现状特点

由于西部地区人口稀少、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导致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较低，体现在几个方面：

(1)数量少：东部地区在全国14％的国土面积上多达300个城市，占全国城市总数的44．59％；中部地区在29％的国土面积上有247个城市，占城市总数的37％；西部地区在57％的国土面积上仅有120个城市，占城市总数的l8．1％。

(2)规模小：西部地区主要表现为以中小城市占多的地域分布特征。在全国34个特大城市中，西部地区仅有7个：大城市更是仅有1个，只占到全国47个大城市的2．13％；中小城市有l12，占全国同等城市的37％左右，更占据了西部城市总数的94．17％。

(3)类型单一：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丰富，有着显著的沿矿产资源带、边境心岸带、交通要道带形成的中小城市带，主要是资源型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

3西部地区建设生态城市面临的问题

(1)缺乏劳力与智力资源：西部地区总人口约29334万，其中获得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和科研人员数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科研机构和科研成果数量也处于低水平。

(2)经济十分落后：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西部的经济发展是非常落后的，1979-1995年间东部地区平均经济增长率为l2．8％，而西部地区仅有8．7％。从1998年的各项经济指标对比中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3)生态环境问题突出：水资源短缺与浪费并存，西北地区虽地处黄河中上游，却因水资源利用粗放、浪费严重而出现严重干旱缺水；二是人口持续增长和资源开发力度加大使西部地区的植被持续减少，西北地区森林覆盖率为5％，只及全国平均水平的1／3，水土流失现象十分令人担忧；三是风蚀沙化严重，荒漠化加剧。

(4)矛盾重重：经济开发和资源供给能力的矛盾；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矛盾；人口增长的社会需求和城市社会及自然环境的有限承载力的矛盾，以及产业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落后等等。

4西部地区建设生态城市的对策

4．1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1)政府必须把城市生态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实行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建设。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时，应加强生态观念，提高生态意识，确立有利于城市生态系统平衡的总体布局和土地利用布局。

(2)高层次的优化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由二三一产业结构向三二一结构转化，工业产业由粗放型污染向三高三少转化，积极推进清洁生产方式，兼顾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和生态涵养三方面需求，合理配置土地及各种自然资源，因地制宣地确定城市生产、家居、商贸、运输、文卫等各种功能的空间分布格局。

(3)建设功能完善、高效率的城市基础设施。强化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行业的规划、建设和管理职能，诱导和促进环保产业走市场化道路，积极推进城市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提高城市总体设施水平。对关系城市生态环保和治理的大型基础设施，必须全市域范围内统筹规划、统一布置。

(4)建立完善的城市环保监测、监控管理系统。一切新建、扩建、改建的企业，防止污染的项目必须和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三同时”管理)。在项目审批、投资安排、设计、施工、竣工验收等程序上严格把关，切实杜绝新污染源的产生。

4．2建设可持续的城市绿化

实施城市大环境绿化，建设城市绿地系统。将城市林业和园林融为一体，以树木为主体，包括花草及其中的建筑设施，形成包含公园、街头绿地、生态墙、行道树、疏林草坪、防护林、水源涵养林、花圃、果园、菜地等全方位立体生态系统工程。绿色廊道深入城市腹地，净化市内空气，改良城市小气候，美化城市环境。坚持生态原理与美学原理相结合，生态效益与景观效益并重，形成“未见城，先见林”，“城在林中央”的绿化景观。

4．3充分依据西部地区的各种优惠政策

生态环保论文篇6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为加强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高各族人民的生活质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的提高同步推进，取得了重大成就。回顾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历程，展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现状，昭示可持续发展的前景，有助于澄清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误解，增进对的了解。

一、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自治区面积122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有着独特的自然生态和地理环境。的气候自东南向西北由暖热湿润向寒冷干旱呈递次过渡，自然生态由森林、灌丛、草甸、草原到荒漠呈带状更迭。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和特殊的生态系统类型，为生物多样性营造了天然乐园。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旧，长期处于封建农奴制的统治之下，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其低下，基本处于被动适应自然条件和对自然资源的单向索取状态，根本谈不上对生态环境客观规律的认识，也谈不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问题。十九世纪下半叶起，一些外国探险家和科学家在青藏高原进行过各种考察和调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科学家也在青藏高原进行过考察和调查，但总体上说，他们对青藏高原特殊自然生态环境的认识还不全面、不系统。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起步于和平解放以后，并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而得到发展。

━━和平解放开启了科学认识、主动保护和积极建设生态环境的进程。1951年和平解放之初，为了揭开青藏高原的奥秘，促进的社会进步与发展，中央人民政府就组织“政务院工作队”（1958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队”），对的土地、森林、草场、水利和矿产资源进行考察和评价，提出了科学开发利用的意见，从而开启了科学认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进程。

与此同时，改善高原生存条件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逐步开展起来。国家派遣林业技术人员对雅鲁藏布江流域部分地区进行考察，并在拉萨市西郊七一农场开展育苗造林试验，为在开展大规模植树造林、改善生态奠定基础。1959年实行民主改革以后，以乡土树种为主，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义务植树活动。植树造林工作的开展，使人民实现了由千百年来被动适应自然，进入主动改造自然的质的飞跃。

1965年9月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以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伴随着人民民主政权各方面工作的开展纳入议事日程，得到组织上的保证。1975年自治区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成立，1983年正式成立自治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厅，此后，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不断完善，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逐步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有关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活动全面铺开，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认识更加系统、深入，生态建设开始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科学院制定了《青藏高原1973━1980年综合科学考察规划》，于1972年在兰州首次召开了“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学术研讨会”，其后，有关青藏高原自然生态环境的各类综合性、专题性学术会议不断召开。一大批学术成果相继问世，仅一套《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丛书》就达31部42册，约1700万字。这些科研成果，为在经济建设和发展中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不断改善人类生存环境提供了科学依据。1977年，国家农林部组织了对全区的第一次全面森林资源清查。1978年起，为适应造林绿化的需要，各地先后建立苗圃近50个，引进、驯化、培养了数十种适宜生长的造林绿化树种。

━━改革开放使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走上法制化的道路。改革开放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在法制化的轨道上不断得到发展。1982年到1994年的十三年间，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政府各部门颁布实施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类地方性法规、政府规范性文件、部门规章等共计30余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地方性环境保护法规体系。从内容上看，既有涉及生态与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法规，如《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也有涉及生态与环境保护各个领域的，如土地管理、矿产资源管理、森林保护、草原保护与管理、水土保持、野生动物保护、自然保护区管理、污染治理等方面的专项法规，基本上涵盖了生态与环境保护的各个领域，做到了有法可依。

国家直接投资建设了以改善生态环境为重点的“一江两河”（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中部流域农业综合开发工程项目，取得了明显的生态效益。政府专门制定了在荒山、荒坡、荒滩地区植树种草实行“谁开发，谁经营，谁受益，长期不变，允许继承”的政策，鼓励人民群众植树造林和种草，保证了人民群众在改善生态方面应有的权益。相继开展并完成了对土地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植物资源和昆虫资源、湿地资源等生态环境现状的调查。生态环境科学研究开始关注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监测和跟踪，开展了如“一江两河”中部流域农业综合开发生态环境遥感动态监测、粮食中有机氯残毒污染普查、工业污染源调查等方面的工作，并提出了污染防治的相关政策措施。

改善生态、保护环境的宣传教育广泛开展、深入人心。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宣传媒体都把造林绿化、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环境作为重要栏目，加大宣传报道力度。世界湿地日、植树节、地球日、世界环境日、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等重要纪念日受到各界的关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知识进入课堂，“绿色学校”创建活动全面开展。

中央政府的关心、全国人民的支持，使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进入新的阶段。1994年，中央政府召开第三次工作座谈会，做出了中央关心、全国支援的重大决策，有力地推动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的快速发展。

国家环保总局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组织全国环保系统支援环保能力建设，帮助建设了自治区、拉萨市、日喀则市、昌都地区环境监测站，帮助培训了大批环保技术、管理人员，帮助编制了生态保护与污染治理规划。国务院在1998年和2000年制定的《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对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将青藏高原冻融区作为全国生态建设区之一，进行专门规划，提出明确的建设任务和建设原则。据此，自治区人民政府于2000年制定了《自治区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对的生态环境建设进行全面规划和部署。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中央政府于2001年召开第四次工作座谈会，进一步加大了对生态建设投资力度，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明确把发展旅游、绿色农业等作为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

国家加大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投入，加强了生态环境领域的执法监督。统计表明，1996年以来，中央政府仅在生态建设项目方面的投资就达3.68亿元。与此同时，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拉萨市及周边地区造林绿化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等一大批生态工程项目相继实施，有效地改善了的生态环境。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实现了从自发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从盲目到科学的质的飞跃。据国家有关部门2000年公布的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的环境质量保持在良好状态，大部分地区基本处于原生状态，是世界天然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

二、生态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半个多世纪以来，自治区为生态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就。

━━天然草地得到合理利用，草原生态保护积极有效。是中国五大牧区之一，有天然草地8207万公顷，约占全国天然草地面积的21％，占土地总面积的68.11％。根据全国首次统一草地资源调查，拥有草地种类居全国各省、自治区之首，在全国18个草地类中，就占有17个草地类。保护好草原生态，是保持青藏高原生态链完整有序的重要一环。

的草地面积虽大，但载畜能力较低。在旧，由于人口增长处于停滞状态，自然灾害频繁，每逢雪灾等天灾来临，往往造成大量人畜死亡，草场超载现象并不突出。和平解放后，的人均寿命显著提高，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草畜矛盾开始出现，保持草原生态平衡成为日渐突出的问题。为解决好人畜和草畜矛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天然草地的合理利用和生态保护。一是重点对天然草地开展围栏和水利建设，全面提高草地的产出水平和单位面积的载畜能力；二是实施草场责任制，按照以草定畜的原则，划定轮牧期、轮牧区和禁牧区，加大牲畜出栏，严禁草场的超载过牧，使天然草地得到有效保护；三是建设人工草地，减轻牲畜数量增加对自然草地的压力；四是运用科学手段，采取人工和生物等技术，加大对鼠害、虫害、毒草的预防和治理，维护草地的自然生态平衡；五是为加强牧区草原建设，转变游牧民生产方式，加快牧区经济发展，提高牧民生活水平，从2001年起开始在实施牧区草原建设、游牧民定居工程以及天然草原恢复和建设项目。这些措施既保障了农牧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又确保了草原生态的良性发展。

━━保护天然林资源，开展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森林面积717万公顷，活立木蓄积量达20.91亿立方米，保存有中国最大的原始森林。为了保护的生态环境，政府实行限额采伐，以严格控制森林的采伐规模，每年的商品性采伐量一直控制在15万立方米以内。同时，对采伐基地进行及时更新，恢复森林植被。在影响长江下游生态的江达、贡觉、芒康三个县实施长江上游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总面积达3.1万平方公里。在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严重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上游及雅鲁藏布江流域的28个县实施退耕还林工程，规划退耕地造林5.2万公顷，宜林荒山荒地造林5.3万公顷，2002年已实施退耕地造林0.67万公顷，宜林荒山荒地造林0.67万公顷。政府还大力推行能源替代建设，营造薪炭林，推广太阳能以保护天然灌木植被。

植树造林已成为广大人民的自觉行动。自治区先后制定了《自治区造林绿化规划》和《关于加快造林绿化步伐的意见》，全区人民共同努力，从改善人们的周边生活环境做起，从绿化庭院、街道、城市环境，到建设人类活动集中的河谷地带及各主要公路沿线绿色走廊，植树造林成效显著。据统计，五十多年来，人工造林7万多公顷，“四旁”（村旁、宅旁、路旁、水旁）植树9000多万株，种植经济林木150多万株。

工程造林和生态工程项目不断实施。拉萨及周边地区造林绿化工程、雅鲁藏布江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芒康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工程、日喀则林业治沙示范工程等重点项目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所在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从1996年开始，国家开始在实施长江上中游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截至2000年，共投入资金370多万元，积极支持地方因地制宜地开展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累计造林面积达1.3万多公顷，为改善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发挥了良好的作用。隶属“一江两河”农业开发重点项目的雅鲁藏布江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实施后，形成了从上游的日喀则到泽当几百公里的人工林带，成为一道新的亮丽景观，对雅鲁藏布江的水土保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通过对天然林资源的有效保护和植树造林，的森林覆盖率不断增加，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不足1％，上升到目前的5.93％，对生态环境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据有关部门监测，由于人工植被增加，的风沙天气明显减少，如：目前拉萨比三十年前减少了32天；日喀则比三十年前减少了34天；泽当比三十年前减少了32天。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成效显著。高原属高寒草甸和草原区，水土保持能力差，水土流失问题较为严重。近五十年来，通过植树造林和兴修水利等综合措施，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和自治区加大了治理水土流失的投资，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截至2001年底，国家在已投入3680多万元，种植水土保持林5.3万公顷，种草6.7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166平方公里，并启动了拉萨市曲水县热堆沟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开展了江孜、尼木等县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作。同时，自治区制定了《水土保持规划》等多部水土保持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规划，颁布了《自治区水土保持项目管理办法》，把预防、监督、保护放到水土保持工作的首位，防止因人为活动而造成新的水土流失。为了使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更加科学，2001年，自治区启动了投资6000多万元的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建设，对全区的水土流失进行全面监测。

━━防沙治沙工作取得积极效果。的风沙活动历史悠久，特别是受全球气温变暖、造成臭氧空洞扩大的影响，近几年出现雪线上升、湖泊干涸、草场退化的问题，局部地区出现草地退化、石质化、低质化等自然退化现象。为了有效遏制和治理草场退化、土地沙化，以江河整治为基础，以小流域治理和退化草场荒漠化治理为重点，以建立比较完备的林业和草场生态体系为目标，采取乔、灌、草以及造林、封山育林和飞播相结合的措施，在江河周围以及草场退化、沙化严重的地区，大规模植树种草，恢复植被。在长江上游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和湿地保护工程。2002年共安排退耕还林任务1.3万多公顷，当年中央补助种苗林费1000万元，给退耕还林农牧户补助粮食1500万公斤，生活费200万元。在拉萨周边地区实施造林绿化工程，在重要农业区推广农田林网化，降低风沙对土壤的侵蚀。这些治理措施，有效地控制了土地沙化扩展的趋势。

━━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重大进展。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典型的地区之一，是保障地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基因库。目前，有野生植物9600多种，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和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珍稀、濒危植物39种。现有各类脊椎动物798种，昆虫类近4000种，已有125种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占全国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三分之一以上。约有600余种高等植物、200余种陆栖脊椎动物为青藏高原所特有。

五十多年来，国家和地方对生物资源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摸清了情况，制定了科学的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规划和方案，并采取多种措施，有效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自治区建立了森林公安执法机构，成立了武警森林总队，在青海、新疆、三省区交界处组织开展了以保护藏羚羊为主的“可可西里一号行动”等专项行动，有效地打击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和盗猎行为。同时，国家每年投资数百万元用于森林公安和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2002年还从国债投资中投入366万元专门用于打击盗猎藏羚羊重点整治工程建设，并加强保护野生动物的宣传。如今，保护野生动物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一度十分猖獗的盗猎藏羚羊活动已基本得到控制。

五十多年来，没有任何物种遭到灭绝，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生物种类不断丰富。国际动物研究界认为二十世纪就已经绝种的马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重新发现，并且种群不断扩大。随着不断扩大开放，一些过去没有的物种，如鲤鱼、鲫鱼、鳝鱼、泥鳅等水生动物，一些高产、优质的牛、羊、猪、鸡、鸭等家禽家畜，玉米、西瓜及各种蔬菜等高效农作物，都已从内地引进并在蓬勃生长。

━━自然保护区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建立自然保护区，是加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相继建立了70多处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其中部级自然保护区3处（还将新建部级自然保护区4处），自治区级（省级）自然保护区15处。这18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40.1万平方公里，占全区土地面积的33.4％，占全国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30.8％。此外，各地（市）还建立了50余个地市级自然保护区，初步形成了一个类型比较齐全，分布比较合理的自然保护网络。根据国家的总体规划和要求，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在实施《自治区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1996━2010）》，预计在2010年前在建立28个自治区级以上自然保护区，届时，除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类型外的自然保护区在均有分布。

在已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内，严格限制经济开发等人为活动的影响，恢复自然生态系统，多数保护区的生态环境趋于稳定，并逐渐向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使珍稀濒危物种的繁殖地、栖息地以及重要的生态系统，候鸟迁移的重要湿地以及具有重要科研价值的自然景观、地质遗迹和生物遗迹等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拥有的125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9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以及典型的地质遗迹，在已建的自然保护区中均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自治区有湿地面积600多万公顷，约占全区土地面积的4.9％，名列中国首位，其高山湿地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根据有关部门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和植物种群数量明显增多，野生动物资源储量增长30％以上。一些消失多年的珍稀动物，又开始重返家园。在羌塘自然保护区，根据近几年的监测，野驴、盘羊、藏羚羊等野生动物数量都有了不同程度增加，尼玛核心保护区藏羚羊就达4━5万头。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区黑颈鹤自然保护区建立后，到此越冬的黑颈鹤数量逐年增加，约占全球黑颈鹤数量的80％左右。

三、经济发展中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地区生态系统十分脆弱，抗干扰能力低，自我更新能力差，一旦遭到破坏，在很长时间内难以恢复。五十多年来，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紧密结合、协调发展，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同时，使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有效保护。据最新监测结果，目前的水环境、大气环境仍基本没有受到污染，城市大气中总悬浮微粒年均值浓度介于每立方米193━268之间。全区没有发生过大的环境污染事故，主要江河湖泊大多仍处于原生状态。

━━农业生产和开发注重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同步进行。农业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粮食产出水平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为此，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改造中低产田，把改善农业的生态水平作为农业生产和开发积极追求的目标，注重通过改善农业发展的生态环境来努力提高粮食产量。政府帮助农民改变千百年来传统的撂荒式的“白色休耕”等不利于保持水土的耕种习惯，实行粮草轮作等生物手段，提高土壤的肥力和水分涵养能力。在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同时，推广农田林网化，降低风沙对土壤的侵蚀。经过不懈努力，中部农业主产区的土地利用率大幅度提高，土壤侵蚀程度明显下降，支撑农作物生长的水热等自然条件得到改善。2000年，专家测定，这一地区农业综合生态环境评价指数比十年前提高了1.5个百分点。生态环境的改善促进了农业发展水平的稳定提高，到2001年，农业已经连续十四年获得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98.25万吨，基本实现了自给。

国家投入巨资在先后建设了一批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始终注意土地开发与改善生态相结合，做到土地面积的扩大与生态环境的改善同步进行。由中央政府直接投资12亿元建设的“一江两河”中部流域农业综合开发工程等重大建设项目，都把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作为项目建设的重点。有关部门对“一江两河”地区农业综合开发十年来的生态环境跟踪监测结果显示，由于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的有机结合，使开发区内的土地利用类型、利用率和人工植被面积显著提高，土地沙化、土壤侵蚀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普遍提高1－3个等级。农业综合开发，不仅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而且取得了十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择优选择工业项目，加强污染防治。的工业是和平解放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至今工业企业仍然很少，工业污染问题并不突出。为了尽量减少工业发展对生态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自治区政府对工业发展始终坚持发展与保护并重的原则，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努力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绝不为了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和填补空白而盲目上马工业项目。为了有效防治污染，政府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污染防治措施，确保不因现代化工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一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及技术改造进行工业污染治理，如拉萨皮革厂在从德国引进先进工艺设备的同时，配套引进了环保设施；拉萨重点水污染企业拉萨啤酒厂在技术改造中投入400多万元用于污水治理，现已实现达标排放。二是强化环境监督管理，对超标排放污染物的企业进行严格整顿。按照“上大关小”的产业结构调整原则，关闭了拉萨市区的六条污染严重的机立窑水泥生产线，并严格禁止污染严重的企业开工生产，淘汰国家明令禁止的落后工艺设备。

━━加强对资源开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和管理。对一切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一律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后才能立项的政策，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指项目的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大中型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执行率达80％以上。的罗布莎、香卡山铬铁矿产资源开发项目，都把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作为资源开采的重点工作加以落实。举世瞩目的羊卓雍湖水电站，从项目的确定、设计到施工建设，均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保护。该电站自运行以来，没有因发电而造成湖水水位的下降，影响羊卓雍湖的自然生态环境。

━━重视城镇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改善人口密集区域人类生存环境。城镇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历来是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之一。为保证大气环境质量，在城镇中积极推广使用无污染能源，逐步淘汰柴草、牛粪、燃煤、燃油等居民生活燃料，大力提高民用燃料气化率。到2001年，拉萨市、日喀则市石油液化气用户已发展至4.46万户，用气普及率达83％。同时，还积极利用水能、地热能、太阳能和风能等清洁能源，初步形成了以水能为主、多能互补的能源建设利用格局，对保护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全区对太阳能的推广使用，目前年折合标准煤13万吨。在城市公共绿地建设方面，拉萨市、日喀则市的绿化覆盖面积已达1693.6公顷，公共绿地面积有47.48公顷，建成区绿化率为23.5％。加强城镇上下水管网道建设和废弃物的处理工作，建成供水管道679.46千米、排水管道392.77千米；投资5127.94万元建设拉萨市城市垃圾卫生填埋场，其他各城镇的垃圾处理设施也正在积极规划建设中。

━━大力发展旅游业等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特色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影响相对较小的特色产业，一直是加快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政策。具有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发展旅游等第三产业，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96年做出了《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决定》，把作为支柱产业之一的旅游业摆在突出位置，大力发展。2001年，全区接待国内外旅游者68.6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7.5亿元人民币，创汇4638万美元；旅游业直接从业人员6506人，间接从业人员超过3万人。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趋提高。与此同时，对旅游业这类污染小的行业，也十分重视其发展中带来的破坏生态和环境污染问题。对旅游景区（点）产生的垃圾，旅游和环保部门采取积极措施，通过收集、分类、处理，防止污染生态环境。就连条件极其恶劣的珠穆朗玛峰登山大本营，都专门修建了垃圾箱，收集登山者和旅游者带来的生活垃圾，定期由专人清运和处理。

四、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型铁路━━青藏铁路

和平解放以前没有一条公路，区内外的经济和社会交往全靠骡马驿道、人背畜驮。如今，已建成了包括2.4万公里公路网、10多条空中航线、1000多公里运输管道的立体交通网。但是，仍是目前全国唯一不通铁路的省区，交通一直是制约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瓶颈”。修建青藏铁路是各族人民的夙愿，不仅是加强与祖国内地的联系、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而且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1年6月29日，经中央政府批准，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正式动工修建。该铁路全长1142公里，预计总投资262.1亿元，工期六年。“建成一条生态环境保护型铁路”，是青藏铁路在建设论证之初就已确定的目标。

━━在前期研究工作阶段，切实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在铁路建设前期，针对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有关部门确定了多项课题，深入开展研究。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组织各方面专家，按照环境保护法、水土保持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规及《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的要求，通过深入的实地考察，对青藏铁路建设的生态与环境影响进行了科学、严密的论证，分别编制了环境影响评价大纲、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了生态环境保护方案，并进行了认真的环境影响评价。根据评价要求，确定了项目建设“以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原则，以生态环境评价的结果指导设计、施工、环境管理。为了保护好沿线的生态环境，青藏铁路全线用于环保工程的投资将达12亿元，创下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最高纪录。

━━铁路建设的设计阶段，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工程方案的决定因素。生态环境保护成为青藏铁路设计的基本理念，在铁路的线路选择上，尽量避开野生动物栖息、活动的重点区域。如原设计路线要通过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黑颈鹤自然保护区，为了避免对野生动物的干扰，经过多方论证，决定选择经过羊八井的线路方案，绕避了黑颈鹤保护区。对于无法避让，必须经过野生动物活动区域的路段，如穿过可可西里、楚玛尔河、索加等自然保护区的线路区段，在设计中进行了多方案比选，研究提出工程保护对策，尽量减少对自然保护区的干扰。在调查研究沿线野生动物的习性、迁徙规律的基础上，在不同地段布设了25处不同类型的野生动物通道，在桥涵和隧道的设计中充分考虑了野生动物穿越铁路的需要，在许多地段还专门架设了旱桥，作为野生动物迁徙过往的通道，以最大程度地保证铁路沿线野生动物的正常活动。分布在可可西里的国家濒危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每年6━7月都集结成群，长途跋涉前往卓乃湖、太阳湖等地产仔，青藏铁路有关参建单位为此停止施工四天，施工人员和施工机械撤离工地，拔掉让藏羚羊警觉和恐惧的彩旗，确保了藏羚羊顺利通过工地，前去繁衍生息。为了不破坏草地、湿地等自然环境，设计中大量采用了以桥代路的方法，仅在自治区境内就为此专门设置了累计13公里的桥梁。

建成后的青藏铁路各车站，取暖使用以电能、太阳能、风能为主的环保型能源。车站的废弃物收集后集中处理；生活污水要经处理达标排放，尽量用于绿化；客车采用封闭式车体，车上垃圾装袋，运至高原下交车站集中处理。管理上适应高原特点，采取中心站的管理模式，全线设置七个中心站。每个中心站管理控制半径在80公里左右，对行车和维修全面负责。尽量采用远程自动化控制，机械化维修，减少高原上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最大限度地保护青藏高原的自然生态环境。

━━在施工中，尽最大可能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为了把对生态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控制到最低程度，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与建设施工单位签订了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书。要求各施工单位必须建立和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规章，设立环保管理部门并配置专、兼职管理人员。必须有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所采取的措施必须科学，施工作业方案必须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由国土、环保、水利行政主管部门和建设、设计、监理、施工各有关部门，联合确定取、弃土和砂石料场，并根据日照、冰溶情况，确定取、弃土场与铁路路基的合理间距，划定施工人员和车辆的行走路线，严格按指定范围施工及活动，以保持冻土层稳定。保护江河源头水源和沿线湿地，避免因施工引起水源区沙化、湿地萎缩、草场退化和水质污染。做好地表植被的保护与恢复，植被难以生长的地段、路基和施工车辆所经之处的草皮要保留下来，逐段移植，易地保存，待后覆盖到已完成的路基边坡或施工场地表面，使地表植被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对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段，精选适合高原生长的草种，辅以适合的播种繁育技术，尽最大努力恢复地表植被。对自然条件稍好的地段进行人工培植草皮试验，辅以喷播、覆膜等技术，在沱沱河长江源区，高原路基植草专项试验已取得了初步成功。建设者将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和措施，力争建成一条符合环保要求的铁路。

青藏铁路建设的关键是保护好铁路周边的生态环境，各参建单位在施工中都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例如中铁十四局在进行科技攻关的13个施工工艺难题中，涉及环保施工的就占了一半。他们设置了六名生态环境保护监管员，负责施工现场沿线的生态保护工作。要求在营地设置、人员设备进场、施工道路开设、采石、取土场、路堑开挖等施工活动中，尽量缩小工作面，对生活区范围进行划线监控，力求保护好高原的脆弱植被。

━━采取有效措施，最大程度地减少施工作业对高原生态环境的污染。为减少施工对环境的污染，建设单位尽量选用高性能、低噪音、污染小的设备，采用机械化程度高的施工方式，尽量减少现场的管理和施工人员，对混凝土结构尽量采用预制构件，运至现场拼装。桥梁施工中为减少泥浆对桥位处的环境污染，尽量采用旋转钻机干法成孔。为防止施工作业造成水的污染，建设指挥部要求所有施工污水和营地生活污水均经处理达到相应标准后排放；施工固体废物和营地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可回收成分尽量回收，不可降解成分运至环保条件允许的地点集中处理。

━━加强环境保护监督检查，确保环保目标的实现。青藏铁路首次实行了全线环保监理制度，由总指挥部委托第三方对全线环境保护进行全过程监控。为加强全线全过程施工期环境保护监督检查，国家环保总局和铁道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青藏铁路建设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对施工期内的环境保护和监督检查工作做出了专门部署。国家环保总局、铁道部会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多次派出检查组检查施工中各项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一旦发现违反环境保护规定的行为，即予以严厉处罚。

有理由相信，经过努力，青藏铁路将作为一条符合环保要求的高原铁路，真正造福于各族人民。

五、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五十多年来，在中央政府的重视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各族人民经过努力奋斗，不仅使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今的，不仅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而且山川秀美、河流清澈，动物多样、植物繁茂，成为名副其实的“香格里拉”。

尽快摆脱落后面貌，迅速走向现代化，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各族人民的强烈愿望。地处青藏高原，地理环境特殊，生态环境比较脆弱，保护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确保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及良好的调节能力，确保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生态的和谐统一、协调发展，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既不能用停止发展来维系，又不能用破坏生态环境来换取经济发展的短期效应，只能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坚持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并举，在发展中重保护，在保护中求发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必须是积极、主动、动态的，而不能是被动、保守、封闭的，不能以保持脆弱的原始自然状态为由，拒绝一切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交流互动，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始终正确处理好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发展经验昭示，资源的开发利用要遵循自然规律，兼顾长远利益与全局利益，避免急功近利，超出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自然资源的开发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都要本着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不该开发利用的绝不开发，需要开发的必须目标明确、方式科学，坚决防止对生态功能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科学利用，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的双赢。

生态环保论文篇7

（1）关于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的法律法规日益增多。随着人类对于海洋环境的日益重视，不同层级、不同部门政府都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加强对海洋环境的保护（表1）海洋，环境保护的立法层次和立法部门骤增［1］，这为展开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工作提供了保障。

（2）加强对海岸带生态环境的全面监测。加强对海洋环境监测是进行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的首要环节。在国家海洋局的主导下，我国逐步建立起从国家、区域、沿海省、市、自治区到基层单位的四级海洋环境监测机构，依靠多种监测手段，全面开展海岸带生态环境监测工作。针对临海工业快速发展，带给海洋生态环境巨大压力的现状，我国进一步加强对沿海企业环境监督管理力度，对污染物实行排放总量控制，同时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有效限制向海洋排放污染物。

（3）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财政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海岸带生态环境作为一种资源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性质，单纯市场机制往往是无效率的。近些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海洋环境保护，对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不断提升。截至2013年，政府共投资3100多亿元对重点流域和海域防治污染工程进行治理，完成氮、磷、化学需氧量等总量控制指标入海量计划削减任务。

（4）积极参与国际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行动。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逐步按照国际环境公约和有关协议，建立了各类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2］。与国际组织先后开展海域环境容量测算试点、陆源污染物入海通量调查和估算、海域环境容量测算模型系统、全球环境基金、南海项目、黄海环境调查、东亚海、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污染全球行动计划（简称“GPA”）等专项研究，为进一步保护我国海岸带生态环境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1.2我国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法律法规缺乏完整性和连贯性［3］。我国对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往往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多是针对专门问题才制定的，缺乏系统性。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出台一部比较完整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管理条例或规定。海洋环境监测、评估工作中涉及的各个环节，缺乏统一的管理制度，尚不能做到规范化管理，严重影响了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的健康和有序发展。

（2）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执法缺乏统一协调。由于海水具有流动性和使用多样性，在海岸带环境保护中，跨行政区域、跨行政部门管理就成为一种必然。由于我国海岸带综合管理执法体系尚未理顺，致使许多具有复杂性、跨区域性的海洋环境保护问题无法有效解决［4］。例如，目前除国家海洋局以外，水产、交通、环保、海军等部门和行业以及部分沿海省、市、自治区都根据各自的利益和需要进行了海洋环境监测工作。然而，国家海洋管理部门难以进行统一的组织、协调和管理，使得海洋环境监测不能更大地发挥作用，不仅造成海洋环境监测与管理脱节，而且重复监测，造成人力、财力和物力的严重浪费。

（3）海洋环境保护资金不到位。国家对海洋环保工作重视程度日益增加，其中投入的资金投入逐年递增。尽管如此，但还满足不了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现实需求。资金短缺和不到位导致海洋环境监测技术更新较慢，监测体系尚不能做到全面，重点海域整治修复滞后，海洋生态建设举步维艰，停滞不前。

二、国外海岸带生态环境管理的经验总结

2.1制定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规划

1999年12月，韩国制定了《海洋韩国21》来实施国家海洋发展战略。韩国提出海洋发展要达到四化，其中，提到为后代要建设舒适的海洋国土，以供子孙后代享用，这从侧面反映了韩国对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2002年，加拿大出台了《加拿大海洋战略》，提出在海洋综合管理中坚持综合管理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和以预防为主的原则来发展加拿大的海洋经济。

2.2重视海洋环境保护的科研和技术提升

美国是世界海洋强国，也是海洋世界上海洋科技强国，其先进的科技水平在海岸带生态保护中起到重要作用，其经验可以总结如下：①重视基础研究。该国认为，基础研究有助于加强对海洋属性与海洋现象的认知，这恰好是认识、开发、改进海洋模型、预报模式、观测系统的基础。海洋基础领域研究的突破对所有海洋研究成果的创新起到决定性作用。②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成果的速度。美国注重搭建良好的平台，促进科研人员与社会各界的交流、合作，为使他们科研成果尽快转化成为提高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的技术提供良好、宽松的社会环境。为了确保海洋开发能力的持续发展，韩国对海洋科技也十分重视，制订并实施了海洋科技开发综合计划，加强对海洋生物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海洋调查与预报等方面的研究，这为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技术支持。

2.3广泛的公众参与推动了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管理进程

1972年，美国国会颁布的《海岸带管理法》（CZMA）中明确规定了公众参与海岸带综合管理过程的具体要求，这也是美国海岸带管理特色所在。为了保证当地海洋管理规划不侵害当地居民的利益，获得当地居民的支持，管理当局往往通过正式的讨论会、听证会、问卷调查等方式向当地的社会团体、企业法人以及其他公众利益团体进行平等谈话，了解他们对所实施项目的意见。

三、进一步提升我国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水平的对策

3.1更新监测技术，实现海岸带生态环境“数字化”管理

海岸带生态环境“数字化”管理是对海岸带生态环境管理的一种技术创新，同时也是一种管理创新。在技术上，要求以高速的计算机信息网络为基础，对海岸带实施以“3S”技术为核心，通过各种各样的海岸遥感、遥测、监测、监控技术获取海岸动态监控的数据。在管理上，它涉及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管理、研究、服务的综合功能，使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实现一体化。针对我国当前的海岸带生态环境管理现状，我国应该尽快修订1999年实施的《海洋监测规范》，以适应海岸带生态环境“数字化”管理的要求。随着监测手段的不断更新，监测标准也应该同步加以更新［5］，进一步明确难降解有机污染物、赤潮、生物、应急和功能区监测标准。同时完善，海水水质标准、沉积物质量标准、生物残留量标准、入海污染源排放标准、近岸海域卫生标准、典型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标准等。

3.2利用好政策制定工具，促进海岸带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是一个系统的工作，它不仅涉及自然科学领域，它与该区域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社会和教育等因素都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应该用方位、多视角的战略眼光来制定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法律政策方面，细化我国海洋环境保护的实施细则，提高立法的整体调控效能和实施的有效性。经济政策方面，坚持海洋开发必须以有效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整体与局部、发展与保护的关系［6］。进一步完善海洋排污交易政策。完善竞价拍卖、定价出售或无偿分配等交易规则，使排污权能够在交易市场合法交易。社会政策方面，合理控制海岸带人口数量，实施提升沿海公民环保意识的公益活动等。争取形成多管齐下，多种政策同时实施的局面，有效促进海岸带经济、生态、社会共同协调发展。

3.3强化中央与地方的协调，提高行政管理水平的效能

2013年，我国重新组建了国家海洋局，这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五龙闹海”，海上执法力量分散、执法效能不高的现状的局面。我国海岸带面积辽阔，开发利用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深，国家海洋局改组重建有助于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工作的展开。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该在现有的行政管理机构设置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国家机构和地方机构在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具体职责。中央行政主管部门应该统筹规划，制订好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的年度目标、执行计划、实施细则，通过布局合理、装备先进、功能齐全、全覆盖、立体化、全天候的“数字化”海洋环境管理网络对地方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现状进行了解。逐步形成中央统一领导，地方多部门积极参与配合的管理体制，最终形成管理有序、资源共享、协调互补［7］的海岸带生态环境管理局面。

3.4鼓励社会成员参与海洋环境保护

生态环保论文篇8

早在1983年，世界粮农组织就出版了《山羊》一书，该书针对委内瑞拉部分地区所存在的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草原植被破坏问题，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为山羊“澄清了事实”，并反复强调指出，山羊作为地球上的最优秀的和最有益的家畜之一，并不是草原生态恶化的元凶。我国宁夏自治区畜牧工作站副站长、高级畜牧师龚伟宏同志也从生物学的角度较全面地透视了山羊和绵羊的生活习性，指出“山羊嘴部不像绵羊那样有较深的二裂唇，不能紧靠地面采食牧草。而且，山羊喜食草尖嫩叶，在草原放牧中的一次采食率仅为14．6％，而绵羊则高达25．19％。此外，山羊喜攀崖、善游走、耐旱耐粗饲，适应性和生活力比绵羊及牛群更强，它可以采食到其他动物不能利用的高山悬崖上的牧草，可以限制危害草原的荆棘蔓延，并且往往能在人为砍伐的林区、挖垦过的草原和其他动物掠食过的退化草地上，继续生存并为人类提供优质产品”。实际上正是山羊具有上述众多可贵的特点，加之人类的趋利行为和不合理的利用，才使人们忽视了山羊背后的砍伐者、开垦者和破坏者，进而产生了“凡是草原退化的地方，都有大群的山羊”、“山羊破坏草原生态”等片面看法。

诚然，山羊确有喜食幼树嫩枝的特点，对幼树林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在人类管理不当或管理失控的条件下，任何家畜的放牧，都会破坏幼树的生长、妨碍草地的恢复。长期以来，我国西部地区所存在的人为开荒种地、挖甘草、挖黄鼠、抓发菜和铲草皮以及对绿洲周边天然植被的人为破坏，无不“有效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们认为，将山羊视为我国草原沙化的根源，实在是一种“歪理邪说”；而对山羊实施“制裁”或者说将解决问题的思路局限在消灭山羊的数量方面，无疑是让没有思维能力、没有环保意识、不懂政策的山羊充当了人类趋利行为的“替罪羊”。

我国西部地区的广大草原虽然从上讲属于国家所有，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这些草原实际上已成为该地区每一个牧民都可以自由地免费利用的“公共资源”。在学上，所谓“公共资源”是指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资源：一是这些资源不为哪一个个人或组织所拥有；二是成员可以自由地利用这些资源。这两个条件决定了共有资源具备了“竞争性”的特点但同时却不具备“排他性”的特征。所谓“竞争性”是指在提供给羊群生长的草原面积为既定时，当一个牧民所放养的羊群数量增加时，那么留给其他牧民使用的草原面积就自然减少。“竞争性”特征“迫使”每个牧民不得不增加自己的养羊只数。所谓不具备“排他性”（或简称为“非排他性”）是指几乎不可能对在草原上放牧的牧民征收费用，或者说很难用收费的办法来阻止人们过度放牧。

早在18世纪初，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家和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便认识到在人们完全从“私人动机”出发而自由地利用公共资源时，公共资源将倾向于被过度利用、低效率使用甚至浪费；并且过度利用还会达到使任何利用它的人都无法得到多少实际好处的程度。公共资源的利用之所以存在“悲剧”，直接原因在于，每个可以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面临着一道类似于“囚犯难题”那样的困境：当总体上大家都有增加利用公共资源的可能性时，自己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而其他人不加大利用时，则自己的利益将增加；至于在其他人也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时，自己若不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则自己显然“吃亏”，而自己也不失时机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就会“避免损失”。最终后果是每一个能够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将会毫不留情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直至草地上不能再养羊时为止，即出现“纳什均衡”。

运用一个简单的数量模型可以证明上述推论。设某牧区有X户牧民（下文令X＝3），由于草地面积一定，则该草地上可养羊的最佳数量就为一个确定的数字（这一最佳量将在下文给予推导），如果羊的数量过多，养羊者所养的每只羊的收益将会因为草地的有限而降低。用数学语言来说即单位羊的收益是养羊数量的减函数。若用R代表一只羊的产出（或毛收益），Q表示三户牧民的总养羊量，q1、q2、q3分别代表三户牧民的个别养羊量，则有：R＝f（Q）＝f（q1＋q2＋q3）。再设一只羊的具体收益函数形式是：R＝100－Q；单位羊的成本函数是：C＝4元；三户牧民的养羊利润分别用P1、P2、P3表示，则由于“利润＝总收益－总成本”，所以，每户牧民的利润函数便分别为：

P1＝q1•R－q1•C＝q1•［100－（q1＋q2＋q3］－4•q1

P2＝q2•R－q2•C＝q2•［100－（q1＋q2＋q3］－4•q2

P3＝q3•R－q3•C＝q3•［100－（q1＋q2＋q3］－4•q3

由上式可以求出三户牧民各自对另两户牧民养羊数量的反应函数，这即：

q1＝48－0．5（q2＋q3）；q2＝48－0．5（q1＋q3）；q3＝48－0．5（q1＋q2）

三个反应函数的交点（设分别为q1＊、q2＊、q3＊）即纳什均衡。将q1＊、q2＊、q3＊代入上述反应函数中，可得知：q1＊＝q2＊＝q3＊＝24（只），再代入利润函数则可求得三户牧民的均衡利润：P1＊＝P2＊＝P3＊＝576（元）

这表明，当不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每户牧民都从自身利益极大化这一目标出发，那么每户的均衡养羊只数将是24只，均衡利润量是576元。三户牧民的总养羊只数和总利润量则分别为72只和1728元。

然而，若在其它条件（即单位羊的收益函数与成本函数等）不变时，我们放弃该草原为三户牧民所共同拥有的假定，而设其为一户牧民所拥有（或存在一个集体协调机制），且设该草原的养羊总只数为Q，则显然有：总利润函数P＝Q•R－Q•C＝Q（100－Q）－4Q＝96Q－Q2

设：使总利润极大的最佳养羊数为Q＊，那么该最佳养羊量必会使总利润函数的导数为0，即：96－2Q＊＝0，解得Q＊＝48（只），代入总利润函数得：P＊＝2304（元）。

比较两种情况不难发现：既定的草原面积下，三户牧民出于各自利益考虑而独立决定的养羊总量（72只）是大于一户牧民（或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所决策的养羊量（48只）的。而实际上，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或一户牧民所决策的养羊量显然是该草原本来能够承载的最佳养羊总量。众所周知，草原本来能够承载的最佳养羊总量的突破（即草原的过度放牧）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草地资源得不到有效恢复，直至出现地表植被消失和草地沙化等问题，从而最终造成草原的实际可能载畜量下降、牧民养羊收益减少。

我国的有关资料充分证实了上述与数量推导。例如，我国新疆全境草地退化和沙化面积已达213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7．2％，更为严重的是，新疆全境草地现在仍以每年29万公顷的速度在退化。至于青海省，退化的草场面积也达到117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2．3％；沙化草地193万公顷；草原植被消亡、土地的黑土滩面积已达333万公顷。宁夏则有97％的天然草原在退化、和沙化。草地的退化、沙化使其产草量和载畜量已经严重下降，在新疆，平均需要1．49公顷（22．35亩）的草地才能承载一只牲畜。二、维护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对策比较

针对我国西部草原地区的过度放牧现象，一些学家提出了如下治理方案：

第一，政府干预或者说政府向牧民征收牛羊税。例如，在2000年上海举行的一次名为“走经济全球化道路：在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学术会议上，华裔加拿大经济学家徐滇庆教授便呼吁，中国政府应征收牛羊消费税。据他认为，把从牛羊肉消费中征集来的税收的一部分用于帮助农牧民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另一部分则可用于解决政府帮助农牧民转向其它产业所需要的财政经费来源。不过在我认为，对牛羊征税虽有或依据（即便国家是向牧民征税，也有依据。因为在我国的法律中，草原资源的产权被界定为属于国家所有，作为产权主体，国家显然有权力向牧民征收牧羊税），但是，在我国真正实施征税政策还是存在很大的。对牛羊课税的经济学含义即移动牛羊产品的供给曲线，税收的增加将促使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这一过程必然带来均衡点的移动以及牛羊产品价格的上升和均衡产量的减少。即使是对牛羊征收消费税，最终后果也可能会加重牧区人民的经济负担，严重的是将可能导致牧民失去生活的来源。特别是在牧民没有其它就业渠道的前提下，税负的加重无疑会使牧区人民的脱贫致富速度减慢，甚至还会使牧区人民陷入生存危机的困境之中。

具体说，如果消费牛羊产品的消费者是不受宗教和习俗制约的非少数民族人口，那么，牛羊消费税的征收以及客观存在的替代效应将可能改变其对牛羊肉产品的需求，即需求曲线的斜率会发生改变，需求曲线将可能变得较为平缓一些或更富有价格弹性这一结果将是：因供给减少所导致的价格上升不仅不能增加牛羊产品提供者的收入，反而会导致牛羊产品提供者（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如果消费牛羊肉的消费者是那些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那么，受消费习俗或宗教因素，他们对牛羊征税的反应将是不会明显改变其需求曲线斜率，这时，西部少数民族消费者所面临的问题将是不得不分担更多的税收。至于西部地区牛羊产品的生产者则会因均衡产量的减少而使实际总收益下降。尽管政府税收的增加可以用于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方面，但是“双退双还”措施在近期所造成的农牧民直接收入的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总之，征税不仅会通过加大牛羊生产者的成本、削弱牧民的市场竞争能力而降低牧民的收入；而且会增加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消费者的生活费支出；此外，还会导致“消费者剩余”的无谓损失。因此，在不能给牧民提供其它有效的生活来源渠道之前，加征牛羊税对原来就贫困的广大西部地区来说是不可取的（至于以行政手段禁止牧民养羊更没有道理可言）。

第二，重新界定草原的产权。即明确草原的产权主体，或者允许土地（草原）自由贸易。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2000年参观江苏改制时，曾建议通过“进一步明确土地的产权”来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主张改革土地（或草原）资源产权的经济学家依据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作为一种安排，具有节约费用的作用，它能以低费用的方式解决人们在使用稀缺资源（如草地）中的冲突。换言之，按照产权学派的观点，将草地分给牧民私人所有，将会促使牧民充分关注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过度放牧现象也就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然而我们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无论是对土地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还是实行“自由贸易”改革均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重大障碍。

既然“禁止牧民养羊”的行政干预办法、“征收牛羊税”办法以及“进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办法，在解决西部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上或不可取，或在近期内不具备可行性，因此，我们提出“人口迁移或减少牧区人口数量”的对策主张。

实际上，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本原因乃在于人口过多。按联合国沙漠会议规定，干旱区每平方公里土地负荷人口的临界指标为7人，半干旱区为20人，然而我国西部地区诸省区的情况如何呢？大多数地区的人口都超过了此临界指标。以宁夏为例，，其山区人口较1950年代初期增长了250万，人口超过临界指标2．3—2．4倍。必须看到的是，在化与现代化没有完成的传统社会或落后地区，过多的人口数量或过快的人口增长必然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和草地的过度放牧，因为，在工业化不发达的前提下，草原地区的人民只有依靠增加牛羊放牧数量才能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目前宁夏山区的牛羊数量较1950年代初便增长了274％，牲畜超载2．3倍。（9）可见，草原牲畜放牧的超载，首要原因是草原上人口数量的超载。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考虑的对策就应该是设法减少西部牧区的人口总量，而不能象现在一些地区那样简单地“消灭山羊或不允许牧民养羊”。而且从理论上讲，西部地区牧民的减少或牧区人口的转移其实是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现代化进一步推进的必然，人口的转移不仅是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需要；而且是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必然要求。三、牧区人口转移或城市化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推进

人口迁移可以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机制下进行：一是在政府的计划安排下进行“移民”。二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落后地区的农牧民向发达地区或城市流动。

从我国实践来看，政府组织的“移民”具体包括两种移法，（1）政府象转移三峡库区移民那样转移西部牧区的牧民；（2）政府出面（或组织农牧民）建立小城镇来实现农牧业人口向小城镇的转移。很显然，由政府出面组织象三峡移民那样的西部人口大转移是不切实际的或难以进行的；至于政府通过行政规划的方式来“小城镇”进而实现人口的转移，虽然愿望非常美好，但实际执行效果却不是十分理想。由于城镇建设与繁荣的前提是化的发展，没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小城镇建设必然会陷入“有城无市”或城镇“人气不足”窘境之中。一段时期以来，我国一些地方所出现的已进入小城镇的农民又返回的现象明显表明，进入“人为造就出来的小城镇”的农民若不能享受到工业化所带来的较为稳定的就业、收入、保障、舒适的生活方式等等方面的“实际收益或好处”，那么，他们是不可能安心于小城镇生活的。鉴于此，我们认为，实现我国西部地区农牧民的“空间转移”应主要市场机制来进行，而不能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当然，让市场机制在人口迁移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不表示政府在人口迁移上的完全“不作为”，以市场的力量来转移人口要求政府在推进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等上应该贯彻执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具体说来，政府的主要精力是不应该放在动员或组织农牧民“建造小城镇”上，而应该放在改革农牧民进“城”所客观存在的“门槛”限制问题上（如消除户籍管制等）。

不过，消除过高的进城门槛、让农牧民自主选择迁移方向或目标，会使一些人产生不安与顾虑，其中，最大的担忧是农牧民将因此大量涌向城市，从而造成城市的拥挤、就业的紧张、社会治安的混乱、城市环境的恶化等一系列所谓的“城市病”问题。诚然，农牧民进城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上述诸多“城市病”，但是我们认为，不允许农牧民进城所导致的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均衡发展（或城市化滞后）所引起的种种“农村病”问题则更为严重。笔者在“慎对广义小城镇”和“不允许农民进城的负效应不容忽视”等文中，将只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而不允许农民进入“现代城市”所带来的“农村病”问题归纳为五大方面，这五个方面是，（1）在行政手段推动下加速进行的小城镇（尤其是乡村集镇）建设，使我国的土地资源出现了严重的粗放式利用；（2）小城镇建设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甚至生态破坏问题极为严重；（3）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来说，仅依赖小城镇的发展而没有现代城市供给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张，既不可能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也不可能使城市的规模效应或聚集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与体现；（4）小城镇建设在扩大国内最终需求、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上没有明显的效果；（5）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模式，对于农民改变其传统的行为方式、实现其个人角色转换乃至个人现代化等是极其不利的。

生态环保论文篇9

海南省的生态环境全国一流，世界闻名。优良的生态环境是海南最具价值的物质资源。保护好生态环境，依托生态资源发展经济、改善生活，越来越成为海南人民的共识。这种共识，随着建省以来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形成、深化。从建省之初提出工、农、贸、旅并举的发展举措，到上世纪末相继出台的“一省两地”产业发展战略和建设生态省的重大决策，再到2010年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在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中人们日益清晰地认识到，海南的发展必须充分利用热带海岛生态这一优势资源。开发利用生态资源，首先要保护好生态资源，实现生态资源的可持续。然而，由于发展经济、追求富裕的愿望在不断蚀食和淡化着人们的生态意识，甚至冲昏人们的头脑，自觉不自觉地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在海南仍然非常普遍，非常严重。尽管近年来海南加大了环境保护力度，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生态保护法规措施，但海南的生态保护形势并不乐观，严重威胁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诸多因素长期存在，保护生态的任务十分艰巨。

一、海南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破坏状况

海南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比较其它经济发达省份，现代工业企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不显著。不过，农业（农村、农垦）生产、旅游开发和房地产扩张等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却有增无减，其中，来自农业生产的破坏范围广，危害大，不容忽视。就破坏范围而言，农村散布全岛各个角落，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所及，既包括农村周边生态环境，也包括生态保持区，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整体性的。就破坏程度而言，目前海南和全国一样，所面临的一共性问题，如生态林地损毁、生活垃圾和化肥农药污染等，一个都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生态环境呈缓慢退化之势。对于诸多咄咄逼人的危害生态安全因素，遏制的力量显得十分薄弱，对于已遭受摧毁的生态环境，促进其恢复的力度不够。

（一）农作物违规和无序种植对生态的损毁极其严重

只要深入海南各地调研，亲眼所见，就不难发现绝大部分生态区都已被或正被农业种植所蚕食、分割、截断孤立，完好无损、绵延完整的生态在海南已极为罕见。几乎所有农村周边小山丘上的原生态植被都已被剔光，取而代之的是郁郁葱葱的经济林、农作物。高大一点的山岭，也多数逃不过被围剔的命运，只剩下顶峰、沟壑里一小块所谓的生态林，如琼海市官塘区的白石岭、万宁市礼纪镇的西岭等，在这些地方，山上山下，处处是槟榔，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已不复存在。在有名的呀喏哒热带雨林景区，实际上除山壑里还保留着原生态植物外，整个景区的山坡都已被荔枝园、龙眼园等果园团团包围。即使是七仙岭、五指山、吊罗山、黎母山等自然保护区，也被农业种植片片蚕食，层层分割，面积委缩、功能退化，动植物多样性不断减少，一些以往常见野生动植物濒临绝种。

海南农作物违规、无序种植在上世纪末达到高峰，有些地方因此而把生态推向灭绝的边缘。种植的作物种类繁多，包括橡胶、槟榔、橙桔、菠萝等，当时尤以槟榔种植最为疯狂。由于农民认为槟榔的经济前景较好，在东南部和中部地区曾一度出现家家户户种槟榔，到处垦荒种槟榔的景象。本世纪初，违规、无序种植的势头受到初步遏制。2005年，海南林业局提出“25°坡度以上种黄金都不行”的口号，下决心保护日趋脆弱的生态。但整体破坏格局已经形成，或明或暗的持续破坏行为仍然发生，恢复措施乏力。

（二）农业养殖和农药化肥造成的污染逐年加剧

农业养殖是生态环境的主要污染源之一。在海南，近海水产养殖、陆地养殖、山区养殖等各种农业养殖并存。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水产品，禽畜产品需求量不断增加，养殖的量和面也呈逐年快速扩大的趋势。农村养殖几乎均无排污设备，每个养殖场都是一个排污户，生产的污水污物直接向外排放，注入小沟溪流，流进江河湖海。小户小排，大户大排，污染日积月累。农业养殖不仅是重要的污染源，而且也是导致毁林损地的一大要素。养殖所到之处，红树林、海防林、湿地等生态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甚至完全被毁。万宁市神州半岛风豪港湾原有的一大片葱翠美丽的红树林，就因水产养殖扩增而渐被砍光。

农药化肥是生态环境的另一污染源。跟全国大多数农村一样，如今海南农业生产几乎是无作物不施化肥，无瓜菜不撒农药。由于农药化肥用量极大，残留物多，时间持续，加之用法不够科学，使用效率不高等原因，其污染范围之广，危害之大，非常惊人。农业养殖和农药化肥造成的污染逐年加剧，在海南各地乡村的田间地头，土质变差，水变浊变臭。昔日田沟小溪清澈见底、鱼儿穿梭的景象已难觅踪影。

（三）农村生活垃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加重

在全省范围内，不论城乡，生活垃圾的处理都是个大难题。然而，与城市相比，农村生活垃圾更难应付。城市有专门垃圾收集、运送和处理设施，而绝大多数农村却没有，且农村范围广，地区分散，垃圾不易收集和处置。虽然目前海南文明生态村数量已过万，约占全省农村总数的一半，乡村公路、电视网络等基础设施有很大改善，但在生活垃圾处理以及排污系统建设方面进展极为缓慢。在农村，生活污水横溢现象依然普遍，日用废旧物品、塑料袋、建筑废料等垃圾往往是被随意抛扔，随处可见，阻塞河沟，污染田地，妨碍观瞻，到了让人难以容忍的地步。

（四）多数乡镇企业高耗低效治污无力直接危害环境

海南是工业落后地区，乡镇企业不发达，与其它沿海发达城市相比，乡镇企业污染环境的现象不突出，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对生态的不利影响可以忽略。2010年，海南乡镇企业经济单位已愈5万多户，其生产活动无疑与生态安全戚戚相关。海南的乡镇企业大多规模小，实力单薄，科技水平低，技术设备落后，高耗低效，对治污往往有心无力。其生产过程所产生废气废烟、污水毒物甚至没有经过简单的处理，就直接排放到环境中去，成为生态杀手。在调查中容易发现，乡镇企业多的地方，环境污染总是相对较为严重。

二、促进海南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当前，海南正加快建设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的步伐，这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热带现代农业发展，无疑需要更多的耕种土地供给，更多的化肥农药和扶助设施，从而对本已十分脆弱的生态构成新的威胁。与此同时，热带现代农业是高科技的优质高效的农业，讲求科学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和节能环保，因而也有利于促进环境的改善。海南应紧紧抓住文明生态村和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建设的机遇，采取有力措施，战胜挑战，努力促进农村经济和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深入研究，制定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规划

开展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充分摸清海南生态环境状况的基础上，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规划。透彻分析生态环境现状，准确评估生态环境安全及影响因素，进一步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目标，提出科学可行的实行和保障措施。

特别是要严格划定生态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缓冲区范围，划分不可开发区、可开发区。在保护区和缓冲区内，坚决禁止农业、工业、旅游及房地产开发，尽可能杜绝外来因素的干扰和危害。要注意不同生态功能区的整合，避免人割断森林、海洋、渔业、生物、河流、湿地等自然要素的整体生态功能。

（二）建立健全生态保护法规，实施更为严格的生态保护标准

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确立“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和“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战略定位。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须根据形势需要，在现有《海南省环境保护条例》、《海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海南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定》、《海南经济特区限制生产运输销售储存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规定》等条例规定的基础上，制定一部内容全面的环保标准更高的生态环境保护法规，以及制定和完善有关生态保护区管理、农村水源土壤污染防治等方面法规。

（三）加强生态环境监控，加大对破坏生态行为的惩处力度

建立海陆空立体监控体系，采用卫星传感、水质测验等科技监测与人工实地察看相结合，职能部门专业监督与社会群众监督相结合的办法，既重视临近地区和敏感地区的监控，也不疏漏边远偏僻地区的监控，实现环境监控全省实时覆盖。明确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实行生态环境监控问责制。对危害环境的行为不闻不问或监管理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要严厉查处。

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及时依法从严处理，对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采取科学果断措施尽快恢复被毁自然生态。对保护区内种植的农作物，采取政府补偿、奖励和农村自愿的办法，坚决予以推毁。恢复生态，切不可用人工种植公益林的方法，人为干预生态区植物的生长，破坏生态的多样性。海南雨水阳光充足，空气滋润，只要不人为破坏，生态恢复相对较快。

（四）实行严格的生态保护责任制，积极推动绿色发展

切实将绿色发展成绩作为领导考核的重要内容，从体制机制上激励领导干部不断深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努力推动节能增效，积极倡导绿色消费，采取有力措施保护生态环境。对于那些只顾眼前利益，急于出政绩，保护生态环境不得力，甚至放纵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领导干部，要严肃追究其责任。

（五）进一步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在农村深入持久地开展生态文明教育，使农村群众充分认识保护生态的意义和重要性，掌握生态环保的基础知识。引导农民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爱护生态环境的活动，培养讲究卫生、分类处置垃圾、减少排污、节约能源资源等良好的生产和生活习惯。特别要重视加强对学生的生态文明教育，从小培养生态意识和环保理念，培养保护生态的行为习惯。

继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断加强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疏通河道水渠，修建排水道排污沟、污水处理厂、净化沼气池、垃圾处理场等。有条件的修建乡村公园，绿化美化乡村内外环境。

（六）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推进绿色农业快速发展

加快科技推广，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以农业科技为支撑，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全力推进绿色农业快速发展。通过绿色生产有效控制化肥、农药等人工合成化合物施用，减少环境污染，促进节约资源能源，增强农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生态环保论文篇10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黑龙江省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动力机制研究”（编号：12C017）。

摘要制定环境保护政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提高环境保护政策的执行力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目前的挑战是：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如何提高农村环境保护政策的执行效能。近年来，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但全国仍有20多个省出现因环境污染导致的“癌症村”。这表明农村环保政策执行不力问题十分突出。本文分析了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认为地方政府对落实农村环保政策重视不够，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惯性运作，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制度偏差，环保政策执行资源有限农民与污染企业博弈能力不足，以及企业治污成本的外部化等，是其主要原因。提出的主要应对措施包括：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官员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建立体现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增加环保部门的执行资源，增强农民的博弈能力，改变企业污染的成本收益值。

关键词环境保护；政策执行；农村；“癌症村”

中图分类号X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7-0013-09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7.003

党的十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对于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制定环境保护政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而努力提高环保政策的执行力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尤其是农村环保政策的执行效能。因为在我国农村占国土面积的60%以上，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因而农村的环境保护政策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更具独特地位与重要价值。为此，本文通过分析农村环保政策执行不力的问题表现及其根源，以期深入探寻提高农村环保政策执行力的有效途径。

1环保政策在农村执行不力的主要表现――“癌症村”的出现近年来，中央政府及其环境保护部门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旨在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法规和政策，例如，国家环保总局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以及《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国务院了《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并出台了“以奖促治”、“以奖代补”的农村环保策略和实施方案，对地方政府实行节能减排一票否决；2008年在全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了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目标和任务；2009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我国要进一步推进生态建设，推进农村环境治理。2011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强调，要推进农村环境的综合治理，严格禁止城市和工业污染向农村扩散。这些都表明中央政府意识到了农村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加强农村的环境保护，强化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

然而相关报道显示，截至2007年全国仍有20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出现“癌症村” ［1］，截至2009年，中国大陆地区除、青海、甘肃、宁夏4省份尚未发现“癌症村”外，其余省份出现了超过247个“癌症村”，90%以上的“癌症村”是由于化工厂、印染厂、造纸厂等企业污染环境而产生的，多集中在污染严重的厂矿周围和河流沿岸，因而呈现出多中心集中的形态［2］。而据刘丽的统计，近年来，中国“癌症村”的总数达450多个，往往丛集在污染水道的两旁或工业园区的下游贫困地区［3］。有研究表明，“几乎一切癌症看来都是由环境引起的”［4］，我国的“癌症村”和环境污染有密切的关系，大多因生活环境遭到污染所致［5］。大量“癌症村”的存在说明，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村的环境保护重视不够，执行环保政策措施不力，效果不佳，导致部分农村生态系统被严重破坏，农民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亟待加强。

2环保政策在农村执行不力的主要原因分析据萧谷同志在《人民日报》2013年3月31日《补齐乡村环保短板》一文披露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农村每年生产约2.8亿t生活垃圾、90多亿t生活污水，农村的污染排放已占到全国污染排放的“半壁江山”。这充分说明环保政策在农村执行不力的严重状况。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而综合的，主要包括思想认识不足、发展方式粗放、绩效考核偏差、执行资源匮乏、农民博弈能力不够以及企业治污成本的外部化。

彭向刚等：论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农村环保政策的执行力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7期2.1地方政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人的行为受其思想观念的支配。在建设农村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官员在执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时存在着思想观念上的误区。

第一，对GDP指标的片面理解和盲目追求。中央政府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等战略思想，被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简单地演变成了GDP至上的观念和GDP崇拜的思想。这种脱离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来理解和追求GDP的思想观念，在追求物质文明过程中，忽视了生态文明建设；在重视发展经济发展过程中，忽视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在重视城市环境保护的同时，却忽视了农村的环境保护。正如挪威学者Leiv Lunde对我国的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调查后指出的那样，“同正在改善的城市环境相比较，农村环境趋于恶化”［6］。许多地方政府官员没有将环境保护特别是农村环保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这是“癌症村”形成的直接思想根源。

第二，对“稳定压倒一切”的片面理解和消极对待。中央政府关于“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以及对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的理论阐述，是有其特殊意义的。但是，却被许多地方政府官员演绎为僵化的“维稳”观念，将其片面地理解为要确保在自己管辖的区域内、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不能出现任何情形下的农民上访和，否则就是维稳工作不力。出于这种考量，当企业严重污染问题发生并需要进行罚款、关闭或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时，地方政府往往因担心企业倒闭、职工下岗、社会失业率增加以及工人生活困难而影响社会稳定，对污染企业进行妥协性处理，大多以罚代管，罚款了事，而且罚款的数额大多在企业的盈利范围之内。污染企业当然乐于接受这种处罚，而地方政府既得到罚款又可以息事宁人，最终导致农村生态环境不断遭受严重污染，农村居民付出身体健康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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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监测方法体系构建（1）生态目标进行规划后，应选用科学的监测方法对监测指标进行监测，验证目标规划的合理性。一般情况下，优势度变化值采用“3S”(遥感技术(RemoteSensing，RS)，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yInformationSystems，GIS)，全球定位系统(GlobalPositioningSystems，GPS))技术法和资料分析法获得；适时绿化率采用实地测量法和调查监测法获得；水土流失量采用桩钉法、侵蚀量法、调查监测法和资料分析法获得；动植物保护度采用抽样调查的地面观测法和资料分析法。（2）PDCA循环。PDCA循环，也称戴明环，即策划(Plan)—实施(Do)—检查(Check)—落实(Action)，该原理意味着任何的工作或事情都要经过上述4个阶段的不停循环，在循环中不断解决问题，使分目标实现，最终使总目标得以实现[11]。对高铁建设的环保指标进行监测时，应根据各个指标的情况制定监测周期，将总目标按照相应的监测周期进行分解，在每个监测周期内按照PDCA循环进行监测，检验分目标能否实现。如果未完成分目标，则应找出出现问题的环节，并制定相应的改善措施，于下一次循环中加以解决。此外，还可以适当对分目标进行调整，保证总目标的实现。

2研究案例

以某高速铁路(以下简称G高铁)为期5个月(2014年3月31日—8月31日)的目标规划与监测数据为例验证预测的准确性。监测期内，工程建设主要集中在CK64+500—CK85+750，拟监测段为CK64+500—CK72+750，无环境敏感区，占地类型主要为非农业用地、土石方利用率为35.27%。

2.1基于BP人工神经网络的生态环保目标规划根据收集的已建高铁项目的历史数据，采用BP人工神经网络对优势度变化值、适时绿化率2个指标进行规划。由表1征量化指标可知，该工程的输入项I1至I8分别为6，3.5，3，2，4，3，2，3。将收集的样本基础数据(1～24)作为训练样本，后2个样本作为输出样本，训练1000次，基础数据及预测数据(序号25)如表2所示。误差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知，预测值与实际值误差<5%，该模型能够满足预测的精度要求。应用该模型得出输出项O1和O2分别为3.814，87.60(见表2)，即优势度变化值为3.814%，适时绿化率为87.60%。

2.2基于灰色时间序列和类比法的生态环保目标规划模型采用统计学的方法对上述重点监测区域进行抽样，选取极易发生水土流失的主体工程区的路基挖方边坡、取土场的挖方边坡、6#弃渣场的弃方边坡、施工便道的挖方边坡及施工营地的挖方边坡为此次水土流失的监测点。（1）基于灰色时间序列GM(1，1)的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预测。根据当地相关部门提供的资料，收集1983—1989年相关分区的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采用灰色时间序列对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预测，主体工程区、取土场、弃土(渣)场、施工营地、施工便道的预测值分别为329530，486570，548220，421920，520700t/(km2•a)。（2）基于类比法的水土流失量目标规划。通过对拟建高铁所处的地域环境、气候、水文、土壤、降雨、原生态的地貌环境等进行综合考察及分析，选择与拟建铁路相近的已建铁路石长铁路为本工程水土流失预测的类比调查对象，其扰动后各分区土壤侵蚀模数分别为6000，20000，18000，15000，6500t/(km2•a)，此时即得公式⑷中的Mi2。由上述数据、公式⑷和各分区面积计算工程建设可能造成新增水土流失总量为1094.244t。其中各分区施工期分别为2，1.5，1.5，3，3年；监测区面积分别为23.36hm2、3.89hm2、19.36hm2、18.34hm2、3.21hm2。

2.3基于德尔菲法的环保目标规划模型在G高铁动植物保护度目标规划阶段，首先邀请15位专家预测监测期内施工路段动植物保护度，将专家的打分情况进行分析计算可知，动植物保护度均值E=1.4145，方差δ2=0.032503。收敛性检验参数C=0.46%<0.50%。方差较小，说明专家意见相对比较集中，分歧较小。

2.4基于PDCA循环的水土流失量指标监测以高铁建设期间水土流失量的监测为例，对其施工中PDCA过程进行重点阐述，该工程5个月的监测周期为：主体工程区、弃土(渣)场、取土场占地面积广，均会破坏原有的土石平衡，对原地表面积扰动大，对该区域的监测应自施工准备开始进行，每月进行1次；施工便道、施工营地所引起的水土流失主要处于便道修建阶段，而且受人为活动影响较大，因而在施工阶段初期要求每月监测1次，待修建完毕后，可以每季度监测1次；此外，若施工期间遇到暴雨，应在暴雨过后加测1次；遇到汛期，须在汛期前后各加测1次。2014年7月31日该施工地区有暴雨，因而在暴雨过后加测1次。水土流失量的PDCA循环目标值和相应的实际监测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5次的PDCA循环中，因监测周期初期环保措施实施不够完善，第1、3次循环的分目标未达到；进一步完善环保措施后，水土流失量有了明显的减少。此外，因环保措施的完善，暴雨对水土流失量的影响很小。5次PDCA循环后，监测区域水土流失量的总目标得以实现。

2.5其他生态指标监测结果分析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对现有植被、耕地、农田等造成破坏，对动物的生活区域造成影响，而这些方面的地貌恢复、动物繁衍缓慢。短期内优势度变化值、适时绿化率、动植物保护度等指标不会发生太大变化，而且工程的绿化恢复工作一般在工程后期才会取得明显效果。因此，这些指标的监测周期一般较长，可以设为1个季度1次。为此，监测人员对这些指标分别于监测初期和末期各监测1次，并将该5个月作为1个PDCA循环，已经针对这5个月采用相应的模型规划出其目标值。其他生态指标监测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得，项目区其他生态监测指标依据PDCA循环原理，在循环过程中采取适当的环保措施，均能达到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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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搞好好看、好装、健康、环保的室内居住环境

共同来营造环保、健康的室内居住环境，全国各地政府机关和社会组织历来高度重视绿色健康低碳环保“生态住宅”的建设设计服务及推广工作。历年来举办了不少绿色家装建材联宜展销会。建设殷实文明和谐幸福美好家园的礼仪之邦、才子之乡家乡抚州，今年也举办家装建材联宜展销会。为营造美好环保人居环境提供优质服务，家乡各主流好家居装修建材联公司都参与展销会。春满人间，把森林氧吧带回家。家乡主流新闻媒体都尽心尽力对活动进行精心监督策划。将让好家居装修公司认真轻松友善和谐地搞好“生态住宅”装修工作。我们装潢行业是家居的美容室，装潢的魔术师。“生态住宅”将成未来家居主流。企业该如何为营造绿色环保人居环境提供服务。让我们共同来营造环保、健康的绿色室内居住环境，是一个很让人关注的话题。“共同营造我们健康的室内居住环境，这也是我们家装建材公司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三、引领未来健康新空间

我们装潢行业美容师，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群策群力、群防群控。我们装潢当中要采用各类的装饰建材，包括装饰产品。在整个施工设计采购和最后装潢售后服务当中，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污染源。（中国建筑装饰协会的相关统计数字显示，我们现在每年大概要装修的量是达到2千亿元，但由于设计和施工的失误，造成的浪费现象非常的严重，统计的数字是达到了300亿元浪费量）面临这么严峻的形势，作为中国顶级企业家俱乐部成员，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些富有社会责任感企业家他们也是中国公益环保的先锋力量。远离家装建材暴利，规范市场从我做起，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节水、节电、节材、节资，推广应用绿色健康环保型建材，以有效避免家装引起的两次污染。加强污染治理，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排放。为更多的人造更多的好房子，建设“节能、节材和生态环保”住宅。祖国各地社会利益高于经济效益的真善美高科家装建材公司您们应承诺可以做到：

第一要学习国标从严要求。因为国家了很多的有关的文件，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的污染控制规范，以及室内装饰装修材料的有害物质限量的有关标准。我们要从严的进行要求。

第二我们要模范的贯标，我必先行。

第三规范市场从我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