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论文篇1

二、改革方向的探索

1、根据职业化教育的目标，合理分配课程教学比例

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实践性较强，（比如需要具备新闻采访能力、新闻写作能力、新闻编辑制作能力、新闻策划能力、重大新闻直播的能力、口头报道能力）应该根据这一特点和课程性质来合理分配学时和学分，建议将60%-70%的学分放在专业和实践课上，既有利于充分利用教学资源，又能锻炼和培养培养学生具有动手能力，从而实现学生“坐下来能写，站起来能说，扛机器能拍，进机房能编”的目标。

2、加强师资配备和教师深造

鉴于西翻院新闻专业师资力量的客观现实，我们首先应当加强现有在职教师的培养与与深造，要求现有专职教师通过自学、参加社会技能培训、购买网络课堂等方式让让老师在现有较强理论水平的基础上，掌握1-2门新闻采编、剪辑制作、摄影摄像等实践专业课程，做到理论和实践有机统一，以适应该专业设置的要求，从而培养既有扎实理论基础，又有较强实践能力的技能型人才，以满足社会人才市场的需求，同时也为培养“双师型”教师团队打下基础。另外，可以考虑从地方电视台、广播电台引进几名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员参与实践教学，同时要求自有教师参加外聘教师的实践教学，通过“传帮带”的方式达到师资力量的提升。

3、增强硬件设施的配套，进一步完善实习基地建设，提高现有教学设施使用效率

针对现有教学设施匮乏的客观现实，学院应当考虑增强摄像机、照相机等教学设备的投入和实训基地的建设。为了充分利用学校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率，可以考虑校园广播站、学院电视台对新闻采编专业学生有序开放，至少为该专业学生提供一个实训平台。让新闻采编专业学生在校内有机会开展采访、编辑、摄影摄像、影片剪辑与制作、录音与播出等实践课程的学习，最大程度的发挥学院资源的利用率，可以节省再投入的费用开支，达到一箭双雕的良好效果。

4、改变课堂教学方法，开展实践教学

（1）课堂教学适当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比如在《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的教学中，对于刚接触专业实践课的新生来说，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短期让他们进入专业记者的状态未免有些困难，教师可以播放一些简短的电视新闻，新闻奖获奖作品，帮助学生记者的写作角度、写作方法，以此引导学生关注新闻，学会站在不同的立场对同一新闻事件进行报道。进而可以在课堂上设置了5分钟现场报道环节，针对当前发生的热点新闻事件，学生可以模拟现场报道，然后自己用一到两句话“说”新闻，并告诉别人这条新闻的价值点体现在哪里。通过这种现场实训的方式，不仅能让课堂更加生动，而且也能提高学生对该门课程的学习兴趣，让课堂教学也能更加精彩，学生实践能力不断提升。

（2）更加重视案例教学加情景模拟教学。

①要让案例教学始终贯穿于在《新闻评论》、《电视节目策划学》、《新闻作品评析》的授课过程中。笔者在搜集整理国内外大量的新闻报道、优秀电视作品与电视节目，特别是在讲授《新闻评论》、《新闻作品分析》的时候，结合教学内容在课堂上给学生观看了《新闻调查》、《新闻1＋1》、《鲁豫有约》、《艺术人生》等节目以及新闻报道等重大事件的现场报道，让学生学习其中的报道方法、主持特色，节目成功要素等，此外，在讲授新闻写作部分的时候，还结合了大量的平面媒体案例，让学生根据报纸、杂志的报道进行分析总结，比如对《南方周末》上的深度报道进行分析、对本地都市报（如《华商报》）上新闻标题和内容的评价等。

②情景模拟教学。在《电视节目策划学中》，我们还尝试让学生模拟电视访谈节目，不是照搬现有节目，鼓励学生根据现有的一些优秀节目，再结合具体情况自主创新。让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模式确定节目样式，搜集背景资料，设定选题，拟定采访提纲，扮演角色。学生在课堂上模仿《艺术人生》、《鲁豫有约》等谈话节目中嘉宾和主持的节目形式，虽然涉及的话题以校园生活占多数，但是在这样的训练中既可以让学生了解节目的基本流程，还可以锻炼他们的现场表达和组织协调能力，激发他们的创造能力，教学效果也得到了学生的认可，更重要的是掌握了后期制作技术，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很好结合。

③外出写生。比如《新闻摄影》、《新闻摄像》这两门课程，到了大二下学期都会在教师的带领下进行野外拍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都是以小组为单位，自选主题，拍摄专题片。我们带领学生在南五台、周至沙沙河、熏衣草庄园野外拍摄实践，学生们在这个过程中既了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也记录了风景特色，回来制作的DV作品、照片等也可作为期末成绩及学生实习成果的一部分。还要考虑到如何做出一个新闻片或纪录片，突出与人交流的采访报道能力，并最终形成作品。教师要跟学生一起，随时讨论。这样的话，学生的野外拍摄也更加具有目的性和针对性。

④学生自办媒体实践。校园电视台、广播站、校报、校刊、简报等各种媒体（如西翻院的《娱乐E坐标》、《新闻时讯》、《西译青年》、《桃李文学报》、广播电台）都提供了学生良好的展现自我，实践的平台，让学生积极参与校报（比如《报纸编辑学》）广电中心以及各级各部创办的各种刊物的相关工作，也能更好的解决人力等问题。同时，还可发挥学生的创造力，使各种刊物更有个性。学生进入新闻单位完成实习前，在校内实习基地进行的有效演练，对于新闻专业学生的新闻敏感力、新闻采编能力的培养都有重要意义。这可以缓和新闻教学与新闻实践难以协调的问题。充分利用本校媒体资源（西译广播电台和西译电视台等），让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的学生在西译电视台或西译广播电台创办专题节目，每周一期或每月一期，可采访本校知名学者、教授、学校领导、杰出校友等。内容可涉猎时政、焦点新闻、校园文化、学术观点等任意话题，这样可以提高学生采编、主持、摄像等实践能力；新闻专业的教师对此进行专业指导；再次，积极开展校外合作，联络西安电视台、陕西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在这些地方建立新闻教育实践基地。

5、新闻专业实习的调整

对于新闻采编制作专业来说，可以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把实习分为小实习、中期实习和毕业实习。而我们的学生恰恰缺少中期实习或毕业实习，即使有短期的小实习，往往出现时间短，实习仓促，效果不佳的情况。小实习针对低年级的新闻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期进行实践能力培养。如可以将大一大二的学生带去电台、报社、电视台等工作单位参观，让他们能直观地感受新闻工作，了解工作大体流程和情况，不仅可以使他们打下理念基础，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寻找自己的方向。中期实习就是对学生进行一次寒暑假的集中实习。学生可以自主或学校联系当地实习基地，更加深入地参与到新闻媒体或者与新闻专业相关的各种工作中，这在实习过程中学生可以跟随老师进行采访、写作、编辑、剪辑等相关工作，这位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在毕业实习过程中，也让学生更好的了解行业最新动态、比如新闻改革、节目改版等；了解国家社会的就业情况和政策情况，搜集撰写毕业论文及实习报告，为今后学生奔赴新的工作和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新闻传播论文篇2

在各大传播媒体新闻内容同质化严重的背景下，如何创新新闻报道内容，提高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是新闻传播制胜的关键。这就需要在新闻报道策划中，追求时效性强的深度报道，以敏锐的嗅觉与视角从有限的新闻线索中捕捉可以做大做深的新闻素材，准确定位公众所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来确立选题。并在新闻编辑过程中析事明理、见解独到，不跟风，不炒作，不人云亦云，不亦步亦趋，善于对“热”新闻做出“冷”思考，以独到的观点和深度的见解赢得受众产生广泛的社会共鸣，从而提高新闻传播效果。

2.是深入基层，关注民生

在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党的中心思想下，无论是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还是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都开始用更多的笔触和篇幅、更多的关注和同情去发现普通人群的新闻，传播真正体现民生，民意的新闻。而如何让传统电视媒体更具民生新闻传播优势呢？这就需要发挥新闻报道的深度策划作用。首先，在民生新闻选题内容上避免琐碎化、同质化、表象化，应从广泛的民生新闻素材中挖掘社会热点，紧扣能挑动受众社敏感神经的新闻题材，紧扣时展脉搏来创新新闻内容，从而增加受众对新闻信息的认同感。其次，运用大范畴、小视角、深层次、谈看法等策划原则，做到宏观主题，微观着手；表达观点，平民立场。从而提高民生新闻报道的感染力，提高报道效果。

3.是关注受众情感，体现人文关怀

在新闻信息量不断丰富、新闻传播终端日益广泛的今天，新闻报道缺乏人文关怀的现象日趋严重。而关注受众情感，体现人文关怀正是吸引受众、提高新闻传播影响力的重要策略。因此，在电视新闻策略中，应以人文关怀为中心选题，关注受众情感体验，做出更能激起观众情感涟漪和人性化的新闻节目。

二、发挥新媒体技术特色，创新电视新闻传播模式

新媒体的发展，在对传统电视媒体造成冲击的同时，其以电脑、移动电话等为终端，以声音、文字、动画图像等形式的技术特色也为电视新闻的传播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方面，电视媒体可借助新媒体技术优势，积极建设网络平台，多方位收集新闻线索，实现多元化的新闻素材获取渠道；另一方面，电视媒体可借助新媒体平台，通过自己的官网及主流网站进行新闻推介和宣传，从而优化新闻推介策略。与此同时，电视媒体也可发挥新闻媒体的技术特色。例如，开放性、实时性、交互性等创新新闻传播模式，更好地满足受众需求，提高新闻传播效果。而在创新新闻传播模式上，传统电视媒体一方面，发挥新媒体技术特色，实现传播主体的多元化。新媒体环境下，每一个终端都可集成一个媒体，网络已经从单纯的连接访问工具发展为交互平台。传统电视媒体正是要借助这一格局，将新闻传播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在扩大新闻信息获取渠道的同时增加新闻传播平台，加强台网联动，如热线、节目网站、手机电视、车载移动电视、IPTV、官方微博、论坛等多种媒介终端，实现传播渠道的多元化和内容产品的多媒体化、多样化，全面覆盖新闻受众的年龄段，扩大收视范围，营造出大信息流、强舆论场的舆论空间，让受众从单纯的观看转向积极的讨论参与，从而扩大新闻传播的影响力，提高新闻传播效果。另一方面，发挥新媒体技术特色，实现传播服务的交互化。服务是体现新闻传播媒介竞争力的重要指标。电视新闻要提高传播效果，就应高度重视市场和受众需求，树立“大服务”意识，发挥新闻新媒体的交互性技术特色，积极构建个性化、对象化、延伸性的服务体系，实现新闻产品的服务增值。例如，借助新媒体技术构建电视互动频道或网络互动平台，可从满足受众服务需求出发，对新闻信息进行跨平台、多介质的全方位交互整合，受众将会从电视新闻信息的被动接受转变为从传播媒介上对新闻信息的主动选择。又如,从帮助受众解决问题出发，通过网络互动平台实现受众交流平台，促使受众成为新闻信息的者。同时，在与受众的交流中，提升受众信息的深加工能力，根据用户实际需求提供后续服务、N次服务，进而打造一个以用户为中心、以交互为手段的一站式综合新闻传播服务模式，在提高新闻传播服务竞争力的同时，提高新闻传播效果。

三、尊重受众反馈，创新电视新闻传播效果反馈机制

受众作为新闻传播目的的最终实现者，通过受众对新闻传播效果的反馈，其能动作用不仅可以突出受众对新闻内容需求特点，还能反映受众在接受新闻报道后的议论或评价，从而促进媒体依据受众的特点和需求选择新闻内容及传播方式，最大限度的满足受众需求，提高新闻传播效果。与此同时，随着新媒体及传统媒体对受众反馈的重视，受众反馈正逐渐从过去的个人化、被动性、偶然性逐步变为现象化、主动性和经常性，在体现新闻切实关注民情民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新时期，电视作为传统传播媒介，应进一步创新新闻传播效果反馈机制，利用现代化反馈技术平台。例如，热线电话、电子邮箱、网络论坛或等提高反馈方式的便捷性、有效性，能够促使电视节目及时收到观众的反馈信息。同时，加强反馈信息工作制度化建设，建立社情民意信息选题策划、综合分析机制，尽快跟进受众需求优化新闻传播机制，提高新闻传播效果。

新闻传播论文篇3

新闻价值的最终标准，应是服务于社会，造福于社会，这是新闻社会价值的核心。树立和谐的社会价值观，新闻要有助于社会成员受到社会的公平对待并公平的对待社会。

一、新闻价值发现与传播者的传统文化特质

从本质上讲，新闻是一种文化商品。但和一般商品不同的是，新闻负载着文化。中国文化是一种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是一种关于人的关系的文化。这种以人伦为本的文化传统必然影响新闻的价值取向。新闻无时无处不在关注人伦关系的因素，人伦因素无时无处不在影响着新闻的质量，制约着新闻运行的方向。新闻中的伦理等级元素和人际因素总是起着非常重要甚至决定性作用。了解这种性质，把握其中的规律，对于提高新闻价值，提升新闻层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新闻的低俗化、人情化在中国的市井受到欢迎。市民文化价值观既有现代有着商品经济带来的新的成分，也有着传统儒教、宗法的和现代社会各阶层文化冲突的混合物。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城市文明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在加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的现代化政策之后，中国城市的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市民素质迅速提高，市民文化价值观也在迅速蜕变，但市井间的文化形态并没有彻底改变。这是新闻“市民化”的社会温床。

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是一种具独特形态的文化，中国的新闻传播在世界上也是一种独特形态的传播，只有把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新闻传播结合在一起进行审视和研究，才能研究出中国新闻传播的生态本相，才能探寻到中国新闻传播的基本脉象，才能总结出中国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认识中国传播文化的这个特点，使我们能认清奋斗目标，建立“以人为本”的新闻理念。但“以人为本”并不是“以人伦为本”，这是两种本质完全不同的文化和传播的理念。“以人伦为本”强调等级，强调亲缘，强调关系，强调依附，而压制个人自由权利，贬抑个性，忽略人的尊严和价值，因而它是背离“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

二、新闻传播控制

我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明确规定在新闻工作中不得带有偏见。偏见可能会使媒体赢得销路，但是媒体必须拒绝利用人的行为方式差异来获得商业利益。在复杂的社会中，新闻传播者必须意识到有选择地进行报道以及报道中存在的针对一些群体的刻板偏见所带来的危险。将单个人或少数人的行为概括为一个群体的共性失之偏颇。公众有权获得无偏见的、准确的、公正的和平衡的信息。新闻工作者必须用无偏见的方式搜集和报道事实。新闻报道要客观，新闻工作者不得在报道中以个人偏见作判断。这些都是新闻工作者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职业准则。媒体对事实存在不平衡报道或偏见性报道并不是新闻工作者的个人问题，而是带有传媒倾向和利益动机。利益动机是导致新闻扭曲真相，常常成为“伤害性”新闻的原因。新闻工作者、媒介和社会总是处在复杂的利益关系之中。既有相互协调的一面，也有相互对立的一面。在现实中，新闻工作者常常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因为他们的工作经常会影响到利益集团的利益。一般来讲，新闻工作者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政府、广告商、有影响力的个人、媒介内部或其他利益集团，当压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独立性就会被动摇。新闻工作者的私人利益与其职业角色间常常存在冲突。其中，被关注最多的是贿赂问题。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准则明确规定，新闻从业人员不得接受任何可能影响新闻客观公正的贿赂和诱惑，无论是金钱、有价证券、礼品，还是宴请、免费旅行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便利服务，包括接受交通便利、食宿便利等。记者不得索要、接受贿赂以及任何可能有损于或影响其职业行为的诱惑。新闻工作者与其所在媒体机构的利益也存在冲突。在这一冲突中，媒介所有者影响和干预新闻工作者的业务是造成新闻扭曲的主要方面。由于双方地位的不对等，媒介所有者往往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行为和媒体的编辑方针施加影响，甚至横加干涉，对违背其利益的记者或编辑施加强大压力，迫其就范。综上所述，对大众传播实行有效控制十分必要。首先，现阶段我国许多公共行政还没有设置媒体官员，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任何新闻制度都是政治制度的一环。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理论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新闻哲学。在事关国家重要事业发展的问题上，政府可以而且应该对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有害的声音实行传播控制。如果大众传媒的声音偏离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危害了公众的利益，政府就应该逐一加以研究，制定措施，着力解决，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管理。对影响社会稳定；宣扬暴力、色情、迷信、传播谣言、编发假新闻、干扰工作大局的恶新闻现象，要予以警告或给予处分。我国的新闻政策的综合决策已成为事业发展的一种新的战略选择。政府在传媒政策上，要求新闻传播必须服从与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总体要求，这意味着今后新闻政策协调、管理功能的加强；另一方面，政策客体的集团利益也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策制定中来，与政策主体共同完成政策的制定，使新闻政策能够实现资源整合。其次，应加强传媒的自我控制。传媒的自我控制是指传媒应有统一的质量控制。十只手指尚有长短，不同的新闻记者，水平自有高低。所以，要有一定的质量控制缩短记者之间的差距所导致的新闻质量的差别和视角之间的背离。这种质量控制这主要是通过强大的编辑力量来实现。编辑不仅是编稿，还要改稿，有时甚至还要帮记者写稿。在一些新闻制作过程中，由于记者在不同视角观察，不能观全貌，所以，往往是编辑将各路记者传来的信息综合写稿，再由现场的记者表达出来。编辑虽然默默无闻，但却是新闻生产线上的核心管理者。

三、结论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文明水平的迅速提高，中国的社会各项事业也在快速发展。但是从发展程度和社会总体水平来看，中国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有些方面甚或相当落后。促进中国社会发展，建设富足、和谐的中国，是新闻传播工作的历史责任。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体育新闻传播工作必须服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创造出高尚、健康、充满激情的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1]韩震．生存的存在[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新闻传播论文篇4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统领，立足于资源共享、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发展，加强高校新闻院系师资队伍建设，创新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机制，提高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水平，着力培养一批具有“正确立场、人民情怀、责任担当、传播创新”的新闻工作者队伍和新闻传播后备人才，为推进成都市新闻事业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二）共建任务

1.建立联合培养新闻传播人才机制

建立由成都市委宣传部领导，市教育局、市广新局，各区（市）县委宣传部、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科宣局，成都传媒集团、市广播电视台，市记协及各主流新闻单位等共同参与，成都学院组织实施的联合培养新闻传播人才的机制，推动成都学院与新闻宣传单位在师资队伍、实践基地方面的共建，鼓励成都学院与境内外高水平大学开展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交流合作，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

2.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

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融入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全过程、各环节，引导师生始终坚持新闻工作党性原则，坚持正确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加强新闻职业精神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师生秉持新闻职业操守，履行新闻工作社会责任，增强做好党的新闻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3.加强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按照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领、更加注重学科交叉融合、更加注重职业道德培养、更加注重现代技术运用的原则，制订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加强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三）共建内容

1.办学设计

结合现代媒体业的发展，顶层设计新闻学院的教育教学，努力构建多维度、多层次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教育体系，推进成都市新闻传播人才的学业教育、继续教育和提高教育。切实培养出具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专业人才，以满足支撑成都市作为首位城市，在领跑全川发展中对各级各类新闻传播人才的大量需求。

2.加强学科专业建设

结合学校自身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切实加强专业建设，完善培养计划，致力于把成都学院的新闻传播类相关专业建设成省级、市级普通高等院校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切实加强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创新，积极引入媒体实战项目置换现有学校课程，推进实战型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力求在部级、省级精品课程建设方面有新突破。在教材选用和编写中强化教学与教改建设，体现出新闻传播类专业的基础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系统性（职前职后一体化）、广泛性（学生涉猎的知识面）。学校加大投入，组织教师、行业专家合作编写出版培养成都市新闻传播人才的相关教材。

3.开展师资队伍建设

成都市委宣传部每年定期从新闻单位挑选10名优秀编辑记者到成都学院兼职或挂职任教，从成都学院选派10名骨干教师到新闻单位兼职或挂职1～2年，或到国内外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习。派出单位在人员职级晋升、职称评定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每年推荐1～2名学界知名学者、业界知名专家、媒体精英、优秀从业人员到成都学院兼职授课或从教。引入“双导师”制，聘请业界导师和学校教师共同在选课、实习、撰写毕业论文、就业等方面指导学生，推进教学与行业的接轨，让学生与行业“零距离”接触，加强学生一线体验和业界专业训练。

4.推动资源共建共享

共建“成都市新闻传播研究中心”，开展新闻传播趋势研究，指导成都市新闻传播行业的实践。成立“成都市新闻传播培训中心”，开展新闻传播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共建实训、实习基地，成都学院与市新闻单位合作，共建5～10个实训、实习等实践教学基地，积极建设校外实践平台，强化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从业技能。

5.构建评估机制

健全成都市委宣传部组织，市级相关单位、专家阅评组、市级媒体等多方参与的评估机制，对新闻学院开展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情况进行全面评估，确保办学效果。

（四）保障措施

1.组织领导

成立由成都市委宣传部牵头，相关市级单位、各区（市）县委宣传部、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科宣局、新闻媒体等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与成都学院共同参与的院务委员会；制定共建新闻学院章程，明确各方权利和责任，在多方面加强深度合作。院务委员会要发挥共建优势，加强和完善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领导机制建设，牢牢把握正确办学方向，积极统筹协调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为成都学院新闻学院实施新闻传播教育的创新改革、人才培养质量的提质升位、新闻传播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智力支撑。

2.政策支持

成都市委宣传部牵头组织各相关单位给予成都学院培养卓越新闻传播人才计划所需的相关配套政策支持。支持成都学院与新闻宣传单位的合作，建立联合育人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支持新闻学院师资队伍建设，鼓励高校与新闻宣传单位从业人员的互聘制度；支持参与“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新闻宣传单位与成都学院共同建立大学生校外实践平台。3.稳步推进。强化统筹，有序推进，根据各项工作特点，做好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方案、培养标准、培养计划、专业建设、师资引进工作规划，科学安排工作步骤，把握时间节点，确保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二、取得的主要经验

1.加强重视，凝聚共识，突出制度建设

组织机构是工作运行的平台，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是工作得以正常运行的有效保证。在新闻学院筹备前期，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高度重视新闻学院建设工作。成都市委宣传部成立了以副部长牵头，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新闻学院筹备工作组；成都学院在学校党委书记统筹安排下，成立了以主管副校长牵头，学校宣传部、教务处、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和艺术学院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小组。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在认真贯彻国家文件精神和中央、省、市思想宣传工作会议要求的基础上，双方结合地方新闻事业发展实际和学校新闻后备人才培养需求，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资源，互通有无，凝聚共识，有力有序推进新闻学院建设工作。在新闻学院筹备前期，双方在全面调研、研讨的基础上，详细规划了新闻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包括共建方案、领导小组、共建章程等。这些规章制度既考虑了国家的相关文件精神，又考虑了各级党委宣传思想工作的会议精神；既考虑了地方党委宣传部门的要求，又考虑了地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实际；既考虑了学校当前的自身条件，又考虑了今后新闻人才培养的长远需求。

2.找准定位，“计划”驱动，打造特色品牌

成都学院在主管副校长的组织下，先后多次召集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学单位负责人、各专业负责教师、学界和行业专家等召开了共建新闻学院研讨会。专家们根据学校的发展实际，学校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城市型综合大学的定位，并结合学校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优势，从指导思想、工作思路、培养模式、运行机制等方面，就校地共建新闻学院，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实施方案展开研讨，并形成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成都学院坚持以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为驱动，在办学设计、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资源共建共享方面等都有新突破，为培育、造就一批高素质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传播后备人才，进一步推动成都市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有效保证。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在共建新闻学院，全面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过程中，既体现了国家的改革精神，符合国家的要求；又充分体现了成都特色、“成大”特色，将以共建新闻学院为契机，打造一批学界与业界的特色品牌。

3.汲取经验，追求卓越，推进改革创新

俗语说，采他山之石以攻玉，纳百家之长以厚己。国内一些重点高校在2013年已率先实施了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并形成了不少有益经验，并已取得了明显进展，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值得积极正视和借鉴。成都学院教务处、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院多次向国内新闻传播学科知名院校进行调研，搜集了大量参考资料，汲取了国内知名院校在新闻学院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有益经验和主要做法，并将这些好经验、好做法融入到了成都学院新闻学院的各项制度中。成都学院在汲取这些好经验的基础上，力争顶层设计各项规章制度，逐步构建卓越新闻人才培养教育体系，全面推进新闻人才教育培养、地方新闻事业的改革创新。

新闻传播论文篇5

同志2008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党的新闻和宣传工作讲话，是他2002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2003年12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6年1月在报的讲话以来，又一次集中对党的新闻和宣传工作的理论阐发。他在新的环境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很多新提法、新措施。

尊重新闻传播的规律

在2002年的那次会议上就指出：“要尊重舆论宣传的规律，讲究舆论宣传的艺术，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水平和效果”。[1]这是中国共产党历任主要领导人首次谈到“尊重舆论宣传的规律”。

这一次，他进一步明确为“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他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再现了马克思165年前表达的思想。1843年马克思写道：“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须……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1卷397页）马克思后来关于党的报刊工作的论述，都是首先建立在尊重报刊规律的基础上的。

把坚持新闻工作党性原则的要求，建立在尊重新闻传播规律的基础上，这是他的“科学发展观”思想在党的新闻工作方面的体现。

五方面的“创新”要求

在提出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之后，紧接着提出五方面的创新要求：“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以此，造成这样一种整体情形：“使新闻宣传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创新观念。这个问题首先涉及我们以往关于“新闻、旧闻、不闻”思维定势。这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做法，当时有一定道理，但在中国纳入世界交往体系的当代信息社会，这种思维方式已经多次使得我方在与国际社会交往时处于被动局面，例如2003年SARS流行初期。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及时调整政策，信息公开，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抗击SARS的胜利。观念创新，首要解决的是“信息公开”这个新闻报道的基本前提。

创新内容。新闻是新近发生的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的叙述，但是我们的一些传媒，所报事实不具有新闻价值是普遍现象，大家不爱看，如何谈及正确的导向？在历次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中，一再强调“三贴近”，其实就是为了改变我们的报道内容，要求内容的新鲜和与公众心理的贴近。这不是个简单的方法问题，而是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否真正转向为社会主义服务、人民服务的问题。“三贴近”的要求，为传媒找准新闻源头指示了方向，提供了丰富的源泉。

创新形式。新闻的表现形式应是多样的，生动的和富有创造性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报道形式，特别是会议和领导人活动的新闻报道，长期以来模式化，既体现不出事实的新闻价值，又面目可憎。2003年，在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意见》要求：报道不应把中央领导同志是否出席作为报道与否和报道规格的惟一标准，不应完全依照职务安排报纸版面和电视时段。但是，这个文件至今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

创新方法。报道方法的单一和简单化，也是我们现在新闻工作遭到公众批评的方面之一。以前多次做过指示。其一，善于用事实说话。他要求：“紧密结合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和生产生活实际，善于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搞好宣传教育”。[2]其二，提高新闻的感召力。在视察报时，他要求：“提高新闻宣传的吸引力、感召力、战斗力。”[3]其三，注重改进文风。他要求“切实改进文风，写文章、搞报道都要言之有物、生动鲜活、言简意赅，切忌八股习气。”[1]

创新手段。这是关于新闻工作论述中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各大众化报纸关于视察人民日报的报道，主题都在这个方面。当代的传媒已经呈现融合趋势，我们宣传方面的领导机关，有些思路依然是管理传统媒体的那一套。有些党政领导机关，以及相应的宣传部门，思想没有适应新的环境，不会利用网络与公众沟通，甚至把网络视为“添乱”的源头而加以整肃。我们必须跟上形势，善于采用最新的传播方式与群众建立密切的信息互动。同志在人民网与网友的对话，带头上网，他说：我是网民常看网。这体现了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对新闻和宣传手段创新的高度重视。

信息的权威、时效和透明度

基于创新观念这个首要的创新要求，在考察人民日报时强调：“第一时间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强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这是总结这次汶川地震报道得出的经验。早在2002年1月的那次讲话中，他就提到“要密切关注国内外大事，善于捕捉信息，进一步增强宣传报道的敏锐性和时效性”。现在他更加明确地再次谈到这个问题。在党的历任主要领导人中，是首位正面强调新闻宣传时效性的人。时效，是新闻报道的基本特征，尊重新闻传播的时效，一定程度也就是尊重新闻规律的表现。

这方面，我们有过教训，例如1994年3月31日的“千岛湖事件”。这是一起恶性刑事案件，三个歹徒劫持了浙江千岛湖的一艘游船，洗劫了船上的32人（24位台湾游客，2位导游和6位船员）后，把他们全部闷死在舱底。由于我方习惯性地封锁消息，认为事情没有弄清楚前不能对外传播，不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包括中国记者），因而台湾和香港媒体的报道均为猜测。正式渠道没有消息没有，小道消息横生。台湾当局因此宣布中断两岸的一切联系，演变成政治性质的。大约20天后新华社了关于事实真相的消息，的是真实情况，但是此前台湾和香港媒体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已经形成一种认识定势，许多人宁肯相信这些媒体的猜测，也不相信公布的真相，总认为中国官方隐瞒了什么，两岸关系因此紧张。此事件成了台湾统独消长的转折点，影响到后来很多年大陆的对台关系。

2000年9月8日乌鲁木齐废旧弹药爆炸事件，由于报道及时，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那天傍晚19时，一队运送废旧弹药的军车途经乌鲁木齐市区时发生意外连锁爆炸，死79人，伤369人，37辆车被毁。新华社于第二天清晨5时就了关于事故的消息，公布了初步的死伤数字，说明这是一次事故，没有“”的政治背景。先声夺人，世界各地的媒体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基调与我们的报道差不多。尽管事故惨重，但是它毕竟是偶然事故，没有影响外商和旅游者到新疆的计划。事后王乐泉接见驻新疆的六家中央级传媒记者，感谢他们及时报道了新疆发生的这个事件。因为以前新疆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都不让报道，传闻很多而得不到证实，外界误认为新疆是个恐怖的地方，不敢来投资，不敢来旅游，使得新疆的经济难以发展起来。

我们经历了多次正反两面的经验和教训，由于多是局部的，处理这类突发事件信息的传统做法依然占据主导，直到2003年才开始从整体上意识到信息公开的意义。这次由党的主要领导人出面，以刚才发生的汶川地震报道来总结经验，意义重大。

当代信息社会中，信息与物质、能量同格。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和哲学家波普尔在20世纪奠定了物质、能量、信息三位一体的理论，彻底改变了原有世界的图景。物质描述了世界的实在性；能量描述了世界的运动性；信息描述了世界从反应、感觉到反应的特征。信息不是物质，不是能量，而是一种新的运动形式，它具有很大的左右世界的力量。因而，信息的及时、者的权威、信息的透明度，都会影响信息的运动方向，如何掌握信息的主动权，当今已经成为一种科学，不能再靠封闭环境中获得的那些局部的、手工业条件下的“经验”来管理现代信息传播了。

所以，“科学发展观”同样要在新闻传播领域中贯彻，按照传播规律办事才可能取胜。这是与时俱进的新思维，应当认真领会和贯彻。

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的三个步骤

如何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呢？除了信息的权威、及时和透明等可以直接看到的做法外，进一步论证了以下三个步骤：“认真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深入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加强舆情分析，主动设置议题，善于因势利导。”亲自提出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研究受众，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的研究也是一种鼓舞。

这三个步骤依的讲话逻辑，即第一，对新闻传播的总体方向把握，需要建立在了解对内对外的传播环境、传媒媒介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这种宏观的把握，不能依靠简单的个人感觉，必须要有常年科学调查的机制，分析各种力量之间的变化，及时调整传播的重心和基调。党的主要领导人单独提出“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这样的问题，尚是首次。这说明，新闻传播这个领域已经成为世界格局变化的重要法码，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了。

第二，把握了新闻传播的现状和发展趋之后，具体的操作就要考虑传播的对象了。因而，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里特点和对信息的接受习惯，自然就提上了日程。提出研究受众，在党的历任主要领导人中，也是首次。此前只有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刘少奇在1956年提出过研究读者的问题。

第三，传媒的议题，特别是排在前面的几个议题，往往对受众有较大的影响力。因而，在了解传播态势、受众心理的前提下，传媒主动研究、设置公众关注同时又是党和国家的重大事项的议题，对于正确引导公众意见，甚为重要。当然，这种设置不能只是传媒一方的主观意志，而要建立在对舆情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得体现说得“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尊重人民的自主地位”。

鉴于以往传媒在某些情形下不能全面、真实地报告事实，早在2002年指出：“要坚持讲真话、报实情，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坚决反对弄虚作假。要切实改进文风，写文章、搞报道都要言之有物、生动鲜活、言简意赅，切忌八股习气。”[1]这次他强调要用事实说话，用数字说话，这些，都是传媒主动设置议题时要注意的问题，即保证真实是设置议题的前提。议题本身带有浓重的主观成分，会影响传媒的公信力。

[注释]

新闻传播论文篇6

二、媒体立场与客观真相的关系

当人类进入公共传媒时代后，新闻的传播实现了平台化，信息从源头到完成广泛传播，中间环节大大减少，以讹传讹的几率也就相应减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闻与真相就从此可以画等号了。这是因为，媒体在传播新闻的时候，必然要反映自己的立场、观念和利益诉求。在公共传媒时代，新闻的传播流程包括：记者采集信息、梳理信息、表述信息；编辑整合包装信息；媒体控制人审核修正、选择性信息。在这样的流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影响新闻信息与客观真相的关系。其中，媒体控制人起着绝对的导向作用，编辑是执行控制人导向的关键环节。记者所采写的新闻如果不符合媒体的导向要求，就无法通过编辑这一关而进入后面的流程。即使是现场直播，控制中心也能通过转换信道，来不断调整视角，反映不同场景，以传播符合其观点和立场的现场信息。在公共传媒时代，新闻信息的采集与传播，必然会受媒体拥有者或控制者的立场、观点和利益影响，特别是在印刷媒体刚刚盛行的时代，报纸和杂志所传播的某些新闻，往往隐藏着媒体拥有者和利益关联者的目的和愿望，与客观真相存在着非常不确定的关系。一家报纸决定什么新闻上头版、什么新闻不报道，其本身就体现了报纸反对什么、提倡什么。［2］1976年春，中国媒体关于“天安门广场事件”的一系列新闻报道，就是值得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即使到了今天，网络、电视和报刊等媒体，由于生存的需要，它们所传播的许多新闻。例如，微观经济信息、人物专访和娱乐报道等，同样蕴含着媒体自身和关联者的利益目的和愿望，与客观真相的关系非常不确定。在一定地域内，如果所有媒体有意或无意地保持在同一立场，那么，它们齐声报道的一些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新闻，其可信度尤其很小，往往与客观真相背道而驰。在一个相同语言文字环境的社会中，只有在持不同观念和立场的媒体得以共存的情况，媒体所传播的新闻信息才会有利于人们去接近和了解客观真相。这也正是西方国家通过立宪确保新闻出版自由的原因。假设全世界的传媒都被某一政治集团或利益集团所控制，那么，人们想通过媒体新闻去了解客观真相，将会是非常困难的。

三、信息来源与客观真相的关系

在媒体的传播实践中，即便媒体站在绝对公正的立场，所传播的新闻也是不能与真相画等号的。关于UFO的新闻，国内外媒体都曾有过多次报道，有的媒体通过见证人甚至亲历者的讲述，报道说UFO是存在的，有的媒体又通过科学家的权威分析认为UFO是不可能存在的，真相究竟是什么，至今没有定论。可以说，关于UFO的新闻，其信息来源无论是见证者或亲历者讲述，还是权威专家的分析论证，都不可能与客观真相画上等号。这是因为，媒体获取的信息本身，既有记者的采访见闻，也有记者的主观分析，甚至还有受访人掺杂个人因素所做的陈述等等，这些都是新闻与真相之间存在不确定性的因素。从新闻的源头分析，无论是主动信息源，还是被动信息源，其陈述内容都不能代表客观真相。2012年初，重庆市政府作为主动新闻源，向社会了关于王立军休假的信息，当时，包括中央级媒体在内，全国众多媒体都进行了传播。但后来的事实已经证明，该新闻源之所以这样的信息，正是为了掩盖客观真相。在娱乐界，一些明星及其经纪人为了达到聚集人气的目的，有意提供一些“猛料”给媒体，在他们看来，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引来炒热。新闻采访中，受访人（被动新闻源）因受自身观察能力、利益诉求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其所供信息与真相之间，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当年美国进攻伊拉克时，有国内媒体请军事专家进行适时评论和预测，其新闻节目在当时吸引了数亿人的眼球。但是，战争最终的结果，与专家的评论和预测相去甚远。这是一台记者现场采访专家的实况节目，专家作为受访者，其观察判断能力和情感倾向，直接影响新闻传播与客观真相的关系。最近发生的马航客机坠毁事件，美国和乌克兰的情报机构首先向媒体提供有关信息，有意把矛头引向俄罗斯。而俄罗斯则通过向媒体提供信息，暗示客机可能被部署在乌东部的乌政府军导弹部队误击。可见，面对同一重大事件，来自不同新闻源的信息，都或多或少地要打上自身利益的印迹，导致了新闻报道与客观真相之间的不确定性。

新闻传播论文篇7

【关键词】

殉道者；观察者；颠覆；调控；实用理性；实用主义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政论家和报人。沃尔特·李普曼(1880—1974)则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政治专栏作家和新闻记者。他们都是多产作者，一生各发表政论、专栏文章一千多万字，出版著作多部，在各自的国家有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从1895年创办《中外纪闻》开始其报刊生涯，比李普曼1910年到《波士顿平民》周刊当见习记者早15年。而李普曼1967年宣告退休，比梁启超1922年(《改造》停刊)告别报刊事业迟45年。但是，他们的报刊生涯有十多年的重叠期，而且新闻传播思想的确立也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时期内。其新闻传播思想各有典型的代表性。19、20世纪之交正是梁启超作为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同时也是他的新闻传播观念得以系统阐发的时期，“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曹聚仁语)。而李普曼作为政治专栏作家的辉煌时期虽然是在梁启超逝世之后的年代，但他在梁启超主编的《改造》停刊的那一年(1922)出版了《舆论学》，这本书既是他新闻传播思想成熟的标志，同时又被奉为美国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之作，其影响至今不衰。

梁启超被中国人誉为“舆论界之骄子”，李普曼被美国人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梁启超和李普曼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各具备不同的新闻传播理念。将这两个典型人物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加深我们对于中西新闻传播思想特性的理解。

在新闻与政治关联中的角色定位：预卜凶吉的“神人”与热情执着的“殉道者”

《李普曼传》的作者称李普曼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他满足于当一个预卜吉凶的神人，而不想当一个殉道者”。①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新闻记者的李普曼，一生为世人预卜吉凶确乎达到了人尽推崇的“神人”的程度。而梁启超曾誓言，宁可破家杀身，终生“目的为救国为第一义”②，他可以说是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

梁启超和李普曼在其新闻生涯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者都是以政论家的身份和特点出现的报人、记者。在他们的新闻传播实践和新闻传播思想中，对于政治问题都倾注了相当的心力。对新闻与政治关系的看法和处置也就成了两人新闻传播观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

李普曼可以说是兼职的政治家，新闻是他的主业。他直接从事政治活动的经验只在一战期间有过两次，此后虽然他没有直接从政，但是，终其一生，李普曼又十分关注政治问题。还在哈佛大学毕业之时他就参与调查政治问题的黑暗揭发运动，写了很多揭露文章。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政治序论》就是关于政治的。而他的有关新闻传播的理论著作《舆论学》也是从民主政治如何施行的角度对舆论问题进行探讨。

李普曼最终选择了新闻业，而关注政治又使他成为一个政治时评家。他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吹响了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号角的风云人物中的一员。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他的专栏文章通过报业辛迪加的转发，刊登在美国和世界各主要报纸上，拥有读者近5000万人，“整整三代人都靠沃尔特·李普曼指点政治事务的迷津”。“他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具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③。早年他为纽约《世界报》写的社论使美国对墨西哥的入侵免于发生。晚年他激情澎湃地过问越南战争，为越南战争带来的破坏和梦魇而义愤填膺。他追求的生涯迫使他处于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不容许他退出战斗。范·威科·布鲁克斯说李普曼的生涯是“美国献身于政治写作的人当中最最光彩夺目的”④。但同样的李普曼“更愿意对权力进行分析，而不是身体力行。所以他选择的生涯是参与其事与超然物外两者的结合，形成独具一格的统一”⑤。纵观李普曼的新闻生涯，既有与美国政府、总统的亲密合作，又有与其冲突、对抗的时候。一方面他注重和各种政治势力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因为他认识到“权势人物是消息的主要来源”。同时他又强调新闻之于政治的独立性。在1964年的一次电视讲话中，他提到：“对记者来说，能够确知事态的发展以免自己愚弄自己，这当然是有好处的。但是，在高级官员和报人之间必须要有一定的距离。我倒不是说要有一道墙壁或者一道藩篱，但是要有一个空间上的距离，这是很有必要的。”⑥他认为，在一个新闻记者和高层官员亦即权威人士的关系中，有着某种特定的防范规则，这种规则十分重要，每人都必须遵守。报人不能成为大人物的密友。之所以这种防范是必须的，是因为虽然权势人物是消息的主要来源，然而又是“各种偏爱、特权、荣誉和自重的施舍者。现代新闻天地中各种腐败现象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在形形的幌子和伪装下，在社会上向权力的顶峰钻营攀升。”面对各种权力或别的诱惑，新闻记者“只有始终不懈地对此保持清醒认识，才能得免于此。”⑦在他的心目中，新闻既可配合政治又并不直接隶属于政治。新闻与政治离合有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普曼欲保持新闻记者独立的地位、清醒的头脑，以便成功地扮演指点迷津、预卜吉凶的社会角色。

与李普曼相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梁启超首先是一位政治家，然后才是一个报人。可以说他是兼职的记者，他的主业是政治。梁启超所处的中国，列强环伺，民生凋敝，昔日堂堂大帝国处于“日益岌岌”的地位。在这种严峻的现实中，他终生致力于启蒙、新民、救国，常遭挫败，三次想脱离政治而又不能自己，感到那是失职。他从事报刊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奋笔疾书政论，实是为了“以言救国”、“以言论易天下”⑧，为了要建立并发展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起始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仕子们公车上书失败，遂发起成立强学会，决定先办报纸、再和大群，就这样，梁启超成了《中外纪闻》的主编。之后，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他又办了《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所有这些报刊，就今天的眼光看来，新闻含量并不高，内容一般都是以抨击政治顽固势力的政论和启发国民觉悟的思想教育为主体。而这两者都与其开民智，兴民权，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目标直接相关。

当1914年李普曼意识到自己“我知道我不是宣传鼓动家”时，在此前后的梁启超却以10倍的热情致力于政治宣传活动。不论是改良或改革，其新闻实践都与政治紧密相连。如果说李普曼对待政治是“参与其事与超然物外两者的结合”，使新闻与政治离合有致，那么，梁启超始终将新闻与政治紧紧捆绑在一起，将新闻置于政治的麾下。他强调“报馆有益于国事”，认定报纸乃政治、教育之本：“报馆者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他强调报人与政治家、新闻与政治的通约性、交互性：“故往往有今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而明日为主笔者；亦往往有今日为主笔，而明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美国禁黑奴之盛业何自成乎?林肯主笔之报馆为之也。英国爱尔兰自治案何以通过乎?格兰斯顿主笔之报馆为之也。”⑨可以说，梁启超开了中国政治家办报之先例，同时也开创了政治新闻学的先河。

因为赋予传播活动的目的不同，梁启超和李普曼对新闻传播内容的理解各有不同的偏重。李普曼认为，普通公民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多是间接的。对大部分人来说，世界实际上是“不可触、不可见、不可思议的。”对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来说，外部世界已经过于辽阔而无法把握了。而报界应当引起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像一束探照灯的光柱不停地移动，从黑暗中把事件逐个暴露出来”，为人们作出判断提供可靠的材料⑩。

在梁启超看来，报刊应该主要传播各种思想和政治主张而不是事实。在《新民丛报》的章程中，他对办报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的说明，“本报(《新民丛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源”B11。

梁启超与其说是一个报人，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鼓动家、宣传家。他宣传他的党，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为此，他没有李普曼式的超然与冷静，只有作为鼓动家、宣传家的“好攘臂扼腕以谭政治”B12。他的政论，既在于以理服人，而由于“笔锋常带感情”，更长于以情动人。相对而言，李普曼虽为政论家，却是一个较为纯粹的报人。他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但又以钢铁般的意志“把这种感情加以控制”。“在思想上，李普曼已经投身战斗，但是在感情上，他却置身事外”B13。还在他从业于新闻之初，就欣赏“谨慎求实”，认为做宣传工作“必须风雅得体”，反感于“用过激的言语以及典型煽动家讲话的痼癖和习惯”B14。他依照自己的见解给出对于国际问题的意见，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对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实践进行分析，这往往是“不动感情的冷静分析”，不受某种政治主张的制约。他既为政治而写作，同时他又是一个在“沉默的深渊”中“冥思苦想”的“道德论者和一个公共哲学家”B15。

对于新闻和政治的离合有致或融合为一，正是李普曼与梁启超新闻传播观的基本不同点，同时也是中西新闻传播理念本质差异性的体现。

聚焦于舆论：不同的视觉和侧重点

基于对新闻和政治关系的思考，梁启超和李普曼在对于新闻传播理论的探究中，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舆论。然而他们对舆论的研究又各具备不同的视觉和重点，从而构成了各不相同的舆论观。

20世纪初，随着资本的迅猛扩张以及工业技术革命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由于人口的城市密集化和流动化，导致了不同、不同种族、不同职业和阶层的群体利益激烈冲突和意见相左。此时，中产阶级迫切需要的是对现实的经验的说明、对矛盾冲突的各利益群体的调和、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审慎，他们需要找到施展权能的理论根据。在这种心态之下，李普曼所倡导的相对保守的经验权能主义舆论观应运而生B16。但是，梁启超所处的近代中国的情形却全然不同：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而国内知识分子仍沉醉于八股取士，平民百姓则多浑然麻木。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梁氏要救亡图存，报效祖国，而苦于“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唯恃此三寸之舌，六寸之管。”于是他全力以赴去做思想启蒙和舆论发动的工作。想通过制造舆论，使民众能“广其见识，破除愚昧”，从此奋发图强。

因为这种历史背景上的区别，李普曼注重研究舆论的社会调控功能，而梁启超则将主要精力用于发掘舆论的颠覆功能，试图借助舆论宣传冲破封建藩篱。

西方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约翰·密尔顿、让·雅克·卢梭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崇尚理性自由和“天赋人权”，认为人们可以自由而尽兴地表达意见，形成公意，发现并发展真理。李普曼对于舆论的关注已不是启蒙主义这种信仰自由和发表意见自由的问题，而是关心公众舆论本身是否纯洁、可靠的问题。他在《自由与新闻》一书中指出，在现代国家中，决定一般都由舆论和行政官的互动而作出，权力已从立法机构转移至舆论，于是保护舆论的消息来源便成了“民主的基本问题”。报刊作为“民主的圣经”，本应成为公众准确和无偏见的主要消息来源，但李普曼发现报刊歪曲事实、左右舆论是家常便饭的事。他们调查了以精确报道著称的《纽约时报》1917—1920这3年时间对俄国革命的报道，发现该报的消息往往为新闻机构的愿望所主宰，既有偏见又不准确B17。李普曼在《舆论学》中进一步指出，外部世界太大、太复杂、变化太快，人们无法认清，报刊乃是人们接触超越视野以外环境的主要工具。但报刊的种种信息给公众汇聚了一种“伪环境”，这种“伪环境”使舆论成为有许多非理性因素的可操作的言论形态。李普曼对理性、对报刊的客观公正表示忧虑和怀疑。

而梁启超作为一个启蒙宣传家，其思想更接近密尔顿和卢梭等人。言论、出版自由是他舆论观的基础和重心。他认为西方文明日进月迈，乃源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唯一切文明之母”，中国就因为没有这种自由而落后。当李普曼忧虑和怀疑报刊的偏见和不准确报道影响舆论的健全时，梁启超却对报刊寄予愿望，他相信“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代之粮也”B18，是实现“三大自由”的关键。“报馆则其造之(指舆论)之机关之最有力者”B19。李普曼关注报刊事实源对公众舆论的不良影响，梁启超则关注报刊如何从思想上对公众实施灌输，也因此将“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看成是报章应具备的首要条件，至于报事之客观、确切则在其次。“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脖B20。而这一点刚好是李普曼最为之忧虑的。

梁启超和李普曼在聚焦于公众舆论的时候，对公众有着不同意义的理解。梁启超注意的是公众的素质、品格，在《论中国国民的品格》一文中，他认为中国国民缺点很多，归起来有四点：一是爱国心之薄弱，二是独立性之柔弱，三是公共心之缺乏，四是自治力之欠阙。爱国心缺乏，人人“皇然于一家一身计”，不关心时政，必然舆论不兴；国民智慧未开也就缺乏“常识”，缺乏独立性和自治力，必然不能“直道”。无公共心就没了“真诚”和“公心”，健全之舆论也就无由生起。所以，中国长期处于舆论不兴的不良状态。

梁启超一生“流质易变”，很多观点和理论在顺时而变。但是，“新民”却是他始终如一的追求。他认为改变中国现状的根本方法在于育人，他办学会是为了新民，从事报业同样也为了新民。他追求的是一种“日日读吾所出题材怪特之报章，精神几与之俱化”B21的效果。也就是说，梁启超对于公众的素质、品格的认知，决定了他作为一个启蒙宣传家的居高临下的以传者为主体的俯视视角。他从事新闻实践的目的是为了教化民众，而并非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在梁启超的时代，读书识字仍只是少部分人的权力，身处文化传播的金字塔尖的位置，决定梁启超之于新闻传播更注重操纵舆论、强化宣传效果，而很少对受众在新闻传播中应有的地位和主动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受众在相当程度上置于一种被动的劣势地位。梁启超式的启蒙者的新闻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后来的中国新闻传播理念。

而在《舆论学》等著作中，李普曼所持的则是一种从受众出发的仰视视角，他思考的是，公众受多种因素的限制而影响正确的认知会导致民主的破坏。在他的视野中，社会公众是被动中的主体(公众在认知层面上处于被动，而公众舆论对于社会民主的影响又是积极主动的)。李普曼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舆论的形成受现实世界和个人成见的种种限制。“我们的舆论所涉及的现实环境是在许多方面受到阻挠的，例如一方面在来源上受到检查和保密的阻挠，另一方面又受到自然界和社会的障碍……这些都是我们接近现实环境的种种限制，加上事实本身的含糊不清和复杂性，就破坏了感觉的清晰和正确，以骗人的虚构代替真实的思想”B22，同时，每个个人又有着固定的成见。在《舆论学》中，李普曼认为舆论是人们头脑中的想象，从而肯定了有一种类似铅版浇铸的“固定的成见”(stereotape)在形成舆论的过程起着决定的作用。“先入之见形成以后，旧的形象就会淹没新的视野，并影射到记忆中重新出现的世界中去。”B23舆论只可能是一种处于“伪环境”中的舆论。在这样一个舆论的指导下，现代公民对于纷繁的世界事务是很难进行正确的考虑和作出明智的判断的。

与梁氏相反，李普曼着力研究受众在接受信息时各种复杂因素对其接受状态的影响。在关注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时，李普曼的研究不能不深入到个人心理层面。可以说李普曼对于舆论学的探究是基于对单个人在接受事实形成舆论时所受的限制性因素，他的舆论研究带有微观而深入的特点。

由于中国的新闻业相对于美国短暂得多，决定了梁启超对于舆论作一种粗放的宏观把握。梁启超认为“舆论者，寻常人所见及者也”B24。他强调了舆论的社会性和群体性，论述了舆论与言论自由、与人民群众、与英雄、与报刊等方面的关系。如果说，梁启超舆论研究停留于社会学、政治学的层面，那么，李普曼则进入到个性心理分析的层面。李普曼如此重视单个受众心理分析，西方大众传播学效果研究无例外地深受其影响。

正因为李普曼看到普通公众难以把握事实真相、作出正确判断，所以他在《舆论学》中，把普通民众看成是既不了解情况，又无理智的“局外人”，而把那些受过特殊的训练，能够通过专门的“情报机构”得到准确的情报，作出明智判断的少数人称为“局内人”。他认为只有这些少数“社会贤能”的“局内人”才可能在社会上发号施令，决定一切，并通过宣传来左右“局外人”。这些“局内人”往往与政府有关联。于是，舆论往往由政府控制。相对于政治而言，舆论是不自由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利益与舆论根本无法一致，并且，公共利益只能由一个特殊的阶级来管理。”对此，美国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杜威把《舆论学》称为“可能是目前用文字表达的对民主制度最有力的。”B25

梁启超则认为舆论具有相对于政府的自由，舆论是与公共利益一致的。他认为，舆论既可监督政府，同时在某种程度上高于政府，“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则扑责之”B26。梁启超也认为有这样一种“英雄豪杰”(即李的“局内人”)存在。比起普通民众来，豪杰们深具远见卓识。但是，梁启超所言的“豪杰”又与李普曼所说的“局内人”有着本质的区别。梁启超认为豪杰有远见，但只能利用舆论，先为“舆论之子”，直至深谙舆论之道后，才能本着公心成为“舆论之母”，从而利用舆论为公众谋福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差异来：李普曼认为舆论为政治所控制，更具现实眼光；梁启超认为舆论对于政府而言相对自由独立，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强势于政治，更带理想色彩。

不同的文化思想背景：实用主义和实用理性

新闻传播观作为一种观念存在，总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联系。梁启超与李普曼新闻传播观的区别渊源可追溯到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上去。

对于中国，报纸是一种舶来品，它的历史是由外国传教士的办报活动所开启的。就梁启超个人而言，对西方文化思想和新闻基本理念的继承，使他与李普曼承续着某种共同的学术资源，但各不相同的哲学文化背景又从根本上决定着他们新闻传播观的差异性。

李普曼的新闻传播观渗透着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实用主义体现了“美国精神”，被称之为美国的国家哲学。早在1898年，美国学者詹姆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发表了题为《哲学概念和实际的结果》的讲演。这篇讲演阐释和弘扬了美国实用主义的开山者皮尔士的哲学，而且开创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运动；他的哲学又被其后的杜威所修正并得到广泛的应用。

作为实用主义理论承前启后的詹姆斯，被誉为“合众国所产生的一位最重要的学术人物。”而正是在1908年，这位实用主义的大师成了尚在哈佛求学的李普曼的良师益友。受其影响，李普曼早期的著作特别是《舆论学》，彻底贯彻了实用主义的观点。

实用主义者认为，真正的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哲学。虽然哲学研究的中心是人，但又不能像传统哲学那样，只从理性视角去考察人。人是具有各种欲望、需要和利益的行动的主体。哲学应当从人的行动出发去探讨与人的行动有关的问题。李普曼作为一个对理性彻底失望的新闻传播学者，他也正是从人的行动出发去探讨新闻传播和舆论问题的。

早在1912年写《政治序论》时，李普曼就一反传统政治学中见物不见人的观点，十分重视人对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并将弗洛伊德关于人的多重性格的理论应用到了政治学方面。在《舆论学》中，他对弥尔顿关于人都具有理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现实的人并非是理性的，认为弥尔顿的“认识真理的智能是所有的人所固有的，所以真理在自由流通中会赢得承认”的意见自由市场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每个人对于自己置身其中的客观环境有一种“固定的成见”，这种“固定的成见”的特点在于“它在运用理智之前就已存在，是观念的一种形式，在形成理智以前，它就对我们的意识施加了一定的影响”。B27当受到外部的刺激，尤其是印刷文字或是口语的刺激时，这种成见会被激起，人们此时更倾向于接受与自身成见相吻合的事实，对于与自己成见相悖的事实则会“藐视这种矛盾，认为是例外”，从而怀疑事实的可靠性，就会对现实环境依照自己意识中的“伪环境”作出错误的判断，进而引发错误的行为。这种判断和行为就绝对不是理性的，而更多的是为单个人心理中的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在1925年《舆论学》的续篇《幻影般的公众》一书中，李普曼更是“开始把公众看成是应该被驯服的巨兽，而不是看成一种可教育的力量”。B28他在该书中直言不讳地承认“平民百姓既无能力也乏兴趣来管理社会。而公认的大众政府的理论是基于公众可以决定事态发展这一信念之上的，因此它是错误的。这样的公众‘仅仅是一个幻影’，一个抽象的东西”。B29李普曼这一观点由于其黯淡凄凉之感而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实用主义的大师杜威却认为这本书贯串了一些“合理的概念”。

可以说，正由于李普曼从公众行动出发去探讨舆论问题，对公众理性提出质疑，从而也就必然使他对公众舆论、进而对美国社会的民主提出质疑，而这种思想正构成了他新闻传播观的一个基矗李普曼将卢梭和弥尔顿等人舆论学说中的理性自然主义前提置换成经验权能主义，也把舆论的社会功能从其理想的、崇高的地位拉回到现实的、不尽人意的地位中来B30。

实用主义是一种效用哲学。李普曼也将实用主义效用观引入到了舆论学的研究中去。詹姆斯说：“我们思考事物时，如果把它完全弄明白，只须考虑它含有什么样可能的实际效果，即我们从它那里会得到什么感觉，我们必须作什么样的反应……也就是实用主义的原理。”B31詹姆斯指出实用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通过实践的效果来解释观念的方法。实用主义方法不是看最先的范畴和原则，而是看最后的效果和事实。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就贯彻了这种实用主义的哲学方法。他认为，公众舆论是在公众和特定的社会环境的互动中形成的，因此必须具体考察公众和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才能确切理解舆论的形成过程和舆论的社会功能，且这种考察应该是经验的、实证的。“舆论分析者必须开始认识清楚下列三者之间的关系：行动的情景，人对那种情景的想象，以及人对从行动的情景中产生出的现象的反应”B32。

与李普曼不同，梁启超虽然是一个向国人灌输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启蒙家，但是，作为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举子，中国传统文化又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樱他可以说是集“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先驱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运动肇基人于一身”。早先，他在“法先王”的旗号下将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输入中国社会。后来，他把中西文化纳入“精神”与“物质”的二分框架之中，主张兼容中西的“化合的新文明”。他在认知层面上倾向于西方的价值，但在感情上仍与本国传统相联系，其内心深处埋藏着对传统文化的无限赤诚B33。他的新闻传播观可以说是在中西文化矛盾、碰撞之下的一种特殊的发展形态，深层次上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性格特质——崇实尚用的实用理性精神。这种实用理性精神表现为既不走向科学的抽象思辨理性，也不耽于浪漫主义的狂放与解脱，而是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B34。

梁启超将新闻无条件地置于政治的视野中，认为办报造舆论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即通过报刊舆论改造民众的认识和思想，塑造一种国民的理想人格，以达到国家的富强，这其中就渗透着注重政治事功——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的理性精神。他跟李普曼的根本区别在于：李虽然也将新闻、舆论与国家、政治民主相联系，注视实际效用，但他着重分析的是新闻、舆论与国家、政治民主动态关系的本身，可以说他关注的重心是达到目的的过程及作为这过程中的行动主体的人，这使他的新闻传播观带有浓重的实用主义的实证分析的特点和科学的精神。梁启超则相反，他关注的重心是政治目的的实现，是实用的价值取向本身，为此他的新闻传播观带有浓重的伦理政治色彩，体现了明显的工具理性的倾向。他欲以报刊塑造国民人格的步骤和方法也与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相暗合。儒家提出的成人之道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将个体引进并融入集群的价值体系之中。其中，格物致知是成就人格的第一步。按照梁启超的看法，格物致知是“新民”的基础，尔后正心、修身、齐家，就会自然而然地有了“治国平天下”的效果：“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B35。由此可见，梁启超注重新闻传播、向国民灌输西方先进思想，“新民”不是终极目的，不是为了培养富于个性的新人，而是为了“新国”、强国，前者只是实现后者的具体的手段而已。由“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体现了传统文化集体主义的价值指向。与李普曼新闻传播观的个性主义逻辑刚好相反。

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精神往往与中国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和深沉的使命感相联系。梁启超身上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来自一种近乎神圣的召唤或天职。所谓“救民于水火”、“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类信仰、目标和行动可以同宗教对救赎的关注相提并论。梁启超以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的姿态活跃于中国的新闻舆论舞台的行为，可以部分地由这种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来解释。而李普曼作为“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则可以西方科学主义的文化精神来解读。

总之，在梁启超和李普曼这两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各不相同的哲学文化背景使他们的新闻传播理念具备必然的差异性。反之，我们要很好地理解中西新闻传播理念的差异性，就应当深入到哲学文化层面加以探究。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⑦⑩B13B14B15B17B25B28B29

《李普曼传》，罗纳德·斯蒂尔(美)著，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853页，第3、4页，第5页，第3页，第807页，第841页，第280页，第6页，第65页，第5页，第264—265页，第281页，第339页，第329页。

②B11B18B19B21B28B29

《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页，第272页，第84页，第206页，第396页，第69页，第309页。

⑧⑨B18B19B20B26B35

《梁启超政论逊，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页，第66页，第65页，第146页，第66、88页，第87页，第70页。

⑩B22B23B27B32

《舆论学》，李普曼著，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2页，第49页，第78页，第63页，第10页。

B12

李喜所等：《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7页。

B16B30

黄建新：《近现代西方舆论观的嬗变》，《复旦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第235页、第234页。

B22《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第33页。

B24《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梁启超著，《饮冰室文集全编》第18卷，第1页。

B31

詹姆斯《实用主义》，第27页，第31页。

B33

新闻传播论文篇8

［内容提要］近几年来，INTERNET在我国发展日新月异，作为一种全新的传媒，它在新闻传播方面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这不仅仅体现在技术层面上的种种高科技特征，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划时代的革命性产物，它反映了人们在文化观念上的变革，也必将对使用者在文化层面上产生巨大的影响，新事物必然与旧事物有所决裂，那么从媒体角度出发，INTERNET也必将在新闻文化方面与依托于我国传统媒体存在的新闻文化产生种种冲击。本文就网络新闻传播的“离散性”特征，对我国新闻传播中传统的以“合”为特征的新闻文化造成的冲击，这种冲击造成的影响做了简要的分析。［关键词］网络传播新闻文化离合近几年来，INTERNET作为一种全新的传媒，正在我国的传播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类文化史上重要的“四大发明”中有两项（造纸术、活版印刷术）与传播有关，可见传播在人类文化中的重要地位。那么，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崭新媒体INTERNET的出现，其意义不言自明。从科技角度讲网络意味着更快、更简捷、更广等等，这些由高科技带来的种种的便利，是广大使用者们早已感觉到、享受到的。但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技术不仅仅是手段。技术是一种展现的方式。”这也就是说，对手段的使用总是参与到对自然和世界的独特构造之中，它参与了对事物存在的规定，从而是从某一角度对事物的展示。而文化观念无疑是这种“规定”和“展现”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正如我们的祖先用火药造出了鞭炮，而欧洲人却用它造出了“西洋火器”一样，科技的运用与文化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网络在传播上的运用，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观念的“展现”呢？一、第四媒体的文化特征——“离”网络的文化特征正如我们所使用的网络的基本构成单位PC机的全称（PERSONALCOMPUTER，中文翻译为“个人计算机”）一样，网络强调“PERSONAL”（个人的）一面。与我国五千来形成的以“合”为特征的文化，以及相应的整体性的系统观相对，作为一种传媒，网络在文化层面的特征恰恰是“离”。这种离散性特征的本质是：网络在物质层面形成的隔离性极强、具有极大自由的虚拟空间，以及这一空间对使用者在意识层面的“个人主义”倾向的影响，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技术方面网络是冷战的产物，美国国防部曾设想设计一种地点分散而又集中协调的指挥网络，当战时部分指挥点被破坏时其他各点仍能正常工作，这就是创造网络的最初构想。正为了达到这种最初的战略目的，网络上的任何一部计算机在功能上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使用者在网上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同时也使每一位使用者具有极大的自由。“在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只狗”的名言正是这一特点的诙谐的说法。另外，计算机技术属于自然科学。大凡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都不提供价值判断，不能决定人的目的和行为取向。那么也就意味着，网络同样不能决定人们在网上行为的目的和价值取向，使用者只要遵守技术上的规则和协议，掌握一定的技术能力，就可在网上畅通无阻。这种技术上的特性为每个互联网的使用者提供了一个自由度极大的网上空间，这一自由使使用者在网络上的个人行为失去了有效的控制。“黑客”和“网络英雄”（或叫做“跨客”）的涌现，以及网上病毒的流行正是这一点有力的证明。这种系统上的特性，也为使用者的“个人主义”提供了极为牢靠的物质基础。2.传播方式方面在网络和多媒体的条件下，与我国传统的线性传播方式不同，网络采用的是非线性的传播方式，这主要体现在网络新闻传播的多向性。在网上大量的信息源传播着或真或假、来自各种立场的信息。受众不再处于统一传播口径的某一种或某一系传媒的影响之下，他们可以听到来自多方面的声音，并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利益来进行评判，或不予理睬。受众所接受的关于某一新闻事件的报道，无论在事实还是在态度上都不再是前后连贯、首尾一致的线形状态；受众面临的信息超量情况下的众说纷纭、意见不一。受众也再不是统一的整体，而是分散状态下各新闻者争夺的对象。自由的传播者，自由的信息，自由的受众，网络的这种非线性的传播方式给网络受众的“个人主义”倾向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3.商品的系统性方面计算机是一种商品。马克思说：“商品之所以是商品，不是它作为物化了的活动，而只是作为活着的主体的对象。”也就是说，任何产品都要与人的精神发展水平相适应，它不只是单纯的满足人的某种物质需要，还要与人的全部身心特性处于和谐的相互关系中。商品是一种适应性系统，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是该系统的功能。它的适应性表现在与环境和人两个方面的关系上，但归根结底对环境的关系仍然是对人的关系。商品处在这样一种相互作用中，对人必然要产生某种作用，特别是在文化观念上施加的影响。正如钟表的发明，作为一种计时器，它本来是向人告知时间的装置，而时至今日，钟表却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了另一种角色：人们吃饭往往不是因为肚子饿了，而是吃饭的时间到了，人们上床睡觉也往往不是因为困倦，而是到了睡觉的时间。“网络时代”不仅仅是一个广泛使用网络的时代。网络在物质层面为使用者提供了“个人主义”的存在基础，在意识层面上，网上英语内容约占90%，是网上的主要使用语言，而语言则正是文化的外壳。随异国语言而来的决不仅仅是全国人民英语素质的提高。正如有人分析国人吃肯德鸡的实质是在吃美国的文化一样，网络在我国的流传也正是西方“个人主义”特征文化的介入。4.使用者方面网络作为一个传播系统，并非只是各类计算机的集成，使用的人也是这一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网络使用者也是网络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的特性也是网络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同在医院设备越先进，医生就离病人越远一样。网络在传播上的先进性能，也使使用者之间越离越远。人们依靠网络可以与更多、更广泛的人结识交流，人们依靠网络得到了有关社会和环境的大量信息，而与他人、与环境的直接接触却越来越少。网络文化作为一种物质文化，是在特定的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下，根据人们在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并通过科技文化而被创造出来的。其在物质层面的离散性特征，必将对使用者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隔离和分散状态，与网络“个人主义”的特性可谓是相辅相成。二、网络“个人主义”特征对我国传统新闻文化造成的冲击纵观我国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合”是我国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具体到今天来讲，“合”的内涵就是“集体主义”，这也是今天我国新闻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从建国以来，各个传媒都在热情地宣传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好人好事。我国宣传的所有正面典型无一不是以集体为重，不惜牺牲自己的人民英雄。所有被舆论抨击的反面典型无一不是损公肥私的人民罪人。近来在传媒上大量出现的集体扶危济困的报道，为他人生命财产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报道，以及以前频频见诸报端的不记报酬的报道（姑且不管这种报道的适宜性），等等这一切都在表明：对“集体主义”的宣传报道是我国新闻事业一贯坚持的报道方针，“合”的文化精神是我国新闻工作的灵魂所在。网络在我国传播领域的出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新闻上网势在必行。也有许多新闻单位在这方面有所行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同时，新闻的网络传播也给我国的新闻事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从深一层次来看，由网络自身“个人”化特性，而给我国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新闻文化带来的冲击显得尤为显著。网络的介入，使我国新闻文化“合”的精神面临着“离”的冲击。1.“小众化”的网络新闻传播“年轻”的网络网络对于我国来讲还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其从业者和使用者也都呈现出了明显的年轻化态势。据调查我国上网者有85%是年轻人，整个电脑业的从业者中年轻人占了绝大多数，也是有目共睹的。和别的国家一样，年轻人对传统的印刷报刊反应有些冷淡，他们认为那是爸爸妈妈的媒体，今天年轻的媒体是INTERNET，或者是电视。这种现象的出现，从主观上来讲，网络作为新事物符合了年轻人的心理特点，以及作为高科技产品带来的丰富信息和感官上的刺激，满足了年轻人成长阶段的特殊需要。从客观上来讲，计算机作为一种全新的科学领域，对它的掌握需要一定的专业能力，年轻人的教育满足了这一需要。从网络传播内容的角度看，网上新闻文风活泼，文字精练，信息内容新鲜前卫，冲击力强，节奏强劲，处处体现出了迎合年轻人口味的特点。传播内容与主要受众相互影响，这一趋势不可避免地使受众群体在年龄上产生了分化。“技术化”的网络计算机技术是一种发展迅速的前沿科学，其技术的更新和发展日新月异。能够掌握多少计算机知识，决定着人在网上获得信息的能力。同时，这也决定着人分析、利用和掌握信息的能力。由所具有的计算机能力和网络能力的不同，也将使得网络的受众产生多层次的分化。“个人化”的网络网络最大的特点就是“交互”，每个受众不仅可以接收信息还可以发表意见，甚至可以建立网站由自己充当新闻的者，而且这种形式的新闻传播无须接收任何部门的检查，也无须与什么权威媒体保持口径上的一致，传播信息“个人化”。从传播的角度来看，整个网络就是一个超大容量的信息超市，受众对信息实施自选，而非像以前那样必须接收传统媒体的信息套餐。在网上，信息消费也是“个人化”的。导致受众分化的因素还有很多，例如传播内容针对性程度、区域化倾向的日益加强等等，网络传播与传统媒体的“大众化”传播相反的“小众化”特征显而易见。这与我国曾有过的，全国人民长期只拥有“两报一刊”的历史相比，显然是另一个极端。受众群体的分化，对我国以“合”为特征的新闻文化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主流传媒面对分化的受众和传播者，很难以口径一致的传播对全体受众进行统一的舆论影响，以及实施有效的舆论引导。2.难以整合的网络新闻文化观在互联网上对不同文化（除了主导语言以外）没有明显的歧视性，东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都有自己独立的数据库和访问形式。各种文化数据库之间没有主次、上下、先后等隶属关系。这种状况一方面维持了文化领域中相互尊重、平等理解的关系，一方面又为新闻文化的整合带来了障碍。持各种文化观的个人都可以自己的新闻信息，没有任何垄断形式能对其文化进行封锁和压制。从信息内涵上分析，互联网消息结构是无中心的。这是一个消息高度离散化的国际文化网络。从它一开始具有公众服务功能时，这个网络就失去了信息的专门化特点，而向高度综合性，广泛性发展。没有一个门类的信息可以用一种排斥性的方式对其他信息种类、对其他信息库进行限制，5万个子网络的所有者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独立、平行地信息。网络文化生存环境的这种先天性特点，使网络的新闻文化很难整合，这将使主流文化面临严峻考验，传统的整合方式将很难发挥作用。三、网络对传统新闻文化的冲击造成的影响1.新闻价值标准的全球化1996年底，在美国和欧盟的推动下，28个国家签定WTO自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全球性协议；到2000年，取消信息技术的所有关税，实行自由贸易。尽管亚洲国家讨价还价，1997年2月15日，WTO再接再厉，代表全球电信市场90%以上份额的69个国家，签署了2000年电信自由化经营的全球协议。协议覆盖了电话、数据传输、传真、卫星和无线电等所有形式的电信服务，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国际长途通信的价格下降80%以上。开放电讯市场，直接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到发展中国家吐丝结网；更意味深长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开放了新闻媒体和文化市场。今年我国在“入关”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这意味着必须实行信息产品零关税，开放电讯；即使争得一个“发展中国家待遇”，也不过是两三年的特殊照顾。现在已签约参加的国家，代表了信息技术和电讯市场的90%多。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来讲，不参加都是不可能的。一旦加入，我国的传统媒体将完全暴露在世界媒体竞争的大环境下，受众也将被置于世界媒体的影响之下。其中，网络必将以它独有的特点首当其冲，在这场革命中充当主要角色。从个体文化行为上分析，在互联网上各类文化实体具有高度自主化特点，每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个实在的组成部分，个体文化与世界文化变化发生了真实的、有影响力的联系。就新闻传播范围来讲，互联网意味着把我国的新闻宣传置于世界化的模拟社会——网络之中，大量的信息从各个不同的信息源涌来，受众面对的是整个世界。我国新闻传媒常用的传统运作手段：不予报道、推迟报道、省略报道、内外有别报道、综合式一次性报道、多种媒体形成合力报道等，在互联网上都将无法有效运作。问题也就随之而来：新闻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在网络上出现，我们现在的权威媒体是否能与在网络驰骋多年的CNN、迪斯尼或是BBC匹敌，来守卫住我们的宣传阵地，维系住我们的受众？互联网的离散性、个人化的全新特点，要求我国的新闻传播要有全新的传播理论来支持，随着网络传播的日益迫近，这种要求也越来越紧迫。而对新闻价值的评价标准，无疑是任何一种新闻传播理论的核心。而且这一标准的确定必将与世界接轨，在世界传播格局中接受检验。2.新闻由意义退到价值平面网上可谓信息如潮。这主要是由网络新闻的周期和超大的信息容量来决定的。从周期上来讲，网络新闻打破了出版周期，而且迅速。信息到位后从审、修、定到上传最多1个小时，可以随时滚动播出最新消息。尤其对于突发事件，可随时报道几十分钟前的发展景况。例如3月25日凌晨3时北约空袭的爆炸响起，几乎同时四通利方新浪网上就出现了相关快讯，在以后的进程中，各种图像、文字消息几乎每隔两三分钟就更新一次。从信息容量来讲，网络传播无论在信息的流量还是在流速上都是传统媒体所无法相比的。在流速上，它接近于电的速度。在流量上，一个9个G的硬盘可以储存45亿汉字的信息量。如《电脑报》56个版，在其网站的一个电子版子站就绰绰有余地放下了，而且不止一期。CPCW网站的其他栏目也日日更新，的信息量是报纸的数倍，周期是报纸的七分之一，CPCW网站的平台数据库中，目前存有大约700MB的数据，相当于3．5亿个汉字的信息量。每天上网信息约5MB，约合250万个汉字的数据量。最高一天流量达到2GB，相当于10亿个汉字的信息量。在互联网上新闻的快速滚动以及新闻信息的巨大流量，使受众无暇关注新闻事件的详细过程。在信息的传播上，“多多益善”更是共同的原则，“说”得越多“传”得越少的道理谁都明白，因此信息在“制码”中对新闻结果的重视也远远大于过程。作为信息的媒介内容，是传播动机和效果研究的居间因素。过程的“出局”对“意义”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我国新闻传媒由强调新闻教化作用而特别推崇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傍于新闻事件的过程来传播的（这一点在我国的“典型报道”中尤为明显）。在网络新闻传播中，我国传统媒体一直推崇的“讲故事”的文本形式将不再适用。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人是时间的存在物，只有在时间的延续和流动中，人们才能去感知、体验和思考。电脑技术却具有加速度趋向和缩短时间过程的功能。它消除了时间的停滞，这会引起人的意识和人的实在的虚无化倾向。这是一种技术抽象，它简化了过程而只保留了结果，它从人的生活中抽去了时间性的过程，也抽去了人的体验和思考，造成人的虚无化。正是由这以上的种种“变故”，使网络上新闻的获得停留在了价值的层面。对新闻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新闻作为信息层面的价值，而非对教化层面的意义。3.网上新闻道德问题在互联网上的离散性特征，不仅使受众相分离也使新闻的传播者和制作者处于一种隐蔽状态，这种状态对新闻道德的教育、监督和新闻道德的评价都十分不利。任何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信息，无论真还是假，也无论是否会对他人和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越是谁都可以讲，越是要负责任”，然而指望完全靠自律来实现这一道德标准，显然是不现实的。新闻作品在网上可以自由获得，抄袭也就在所难免，把别人的作品照搬过来，署上自己的名字在网上发表，受害者却很难在现实世界中找到抄袭者，而且掌握证据也同样很难。在信息时代，网络的到来是无法阻挡的，它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电脑、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数据库和服务器等等这些有形的东西，更重要的是随之而来的特殊的传播方式还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无形之物，那就是网络所特有的价值观和文化观念，这种“无形之物”依托于网络而生，与网络的传播方式水融，它具有与我国的传统媒介截然不同的特性，可以说它是一种全新的媒体。这在某种程度上给我国的传统新闻传播带来了一定的冲击，特别是在文化上的冲击日益明显，而且随着网络在我国普及，这种冲击将是无法回避的。意识是受物质支配的，新闻传播的物质层面——传媒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其结果必然是导致新闻传播意识层面的变化，也就是依托与我国传统传媒的新闻文化的变化，这也正是网络给我国新闻文化带来冲击的核心。注释：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页参考书目①《互联网的文化意义反系》曹增节刊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杭州），1998，2②《科技美学》徐恒醇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③《网络让世界重新洗牌》《天涯》杂志1998年第三期

新闻传播论文篇9

以微信公众号在央视新闻中的应用为例，其在优质新闻内容推送时间上选择早、中、晚三个固定时间段，也有部分图文新闻在晚间22点后推送。其中早间时段为用户推送的新闻专题在形式上多以图文信息为主，并采用二级阅读界面的方式将信息融入其中。例如，标题或图面等集中在一级界面中，用户对其中任一新闻标题产生兴趣，都可直接点击便进入二级界面中，阅读新闻的具体信息。这种方式的设计保证用户可结合自身喜好与时间选择性地阅读新闻。而且其中新闻内容大多为编辑工作者精选的资源，通常体现在国内外主要新闻事件、央视新闻独家报道内容、网络热门话题以及民生新闻等。而在午间新闻推送方面，其形式和数量与早间新闻较为相似，但在推送内容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编辑人员将会对当天相关的突发事件进行报道，这样可保证新闻内容时效性的增强。另外，在晚间新闻推送中，其推送的内容主要以引入热点新闻并由相关特邀评论员进行解读，充分体现新闻媒体的正确舆论导向功能。

（二）传播的互动效果得以增强

大多传统媒体在与受众互动方面仍处于来电或来信等形式上，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特征。而新媒体中微信公众号的利用很大程度上使传统媒体互动性不足的问题得以改善。大多媒体只需借助相应的客户端如手机或平板电脑等便可完成向用户的信息推送过程。以2014年春节晚会为例，其微信公众账号不仅与搜狐新闻客户端合作，也与其他新闻频道强强联手，使央视春晚公众平台一度成为最热的互动平台。用户只需利用手机搜狐客户端便可收看春晚节目，而且春晚许多幕后花絮或演员感想等都会通过公众平台向用户推送。也因如此，该年春晚获得极高的收视率，获得受众群体的好评。

（三）媒体公众号的应用价值表现

微信公众号在媒体中的应用价值除前文中的传播效果外，也表现在其他两方面：第一，在关系维护方面。市场竞争环境下，企业整体实力的提高关键在于品牌营销策略，而营销的重点需保证与用户维持良好的关系，对新闻媒体而言亦是如此，通过微信公众号的利用，能够及时了解用户需求，通过适时的沟通使用户忠诚度得以增强。第二，从运行载体角度，利用微信公众号进行内容推送过程中，只要用户订阅新闻内容，便可第一时间收取推送内容。这样既保证媒体公众号在曝光率方面较高，也使接受率得以提高，提高新闻传播的价值。

二、适合微信传播的新闻题材与写作形式

（一）微信传播新闻题材选择

利用微信公众号进行新闻内容传播，首先可选择重大突发性新闻，推送过程中需保证其具有较高的时效性。例如，韩国沉船事件，事故发生不到一小时，手机订户便通过公众号收到新闻媒体传送的微信内容，且在其后的时间内相继推送相关的遇难信息等。通过微信公众号的推送，使这种重大突发性新闻题材的报道更为全面，实际上，在微信传播题材选取方面也可将重大突发性新闻题材作为首选内容。除此之外，也可将民生事件与娱乐报道等作为微信传播内容。例如，2013年1月7日的吴法天微博爆料事件就是一则贴近民生的新闻报道，由于此则新闻报道是发生在人民身边的事件，因而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关注。许多切合受众实际生活的事件更容易为用户所接受，这也是保证媒体利用微信公众号发挥其维系党与群众关系作用的必然要求。而在娱乐内容方面，主要为适应现阶段大多年轻人追星心理。

（二）适合微信传播的写作形式

在新闻题材写作形式方面，首先,应注意保证新闻内容权威性与时效性的前提下，可引入相应的网络热词。例如，央视新闻进行新闻标题推送过程中，将网络中如“坑爹”、“吃货”等词汇引入，使其转发量达到上万，为用户树立其良好的党媒形象。再如扬子晚报中最近常用的“Duang”等词语，使用户忍俊不禁，很大程度上使媒体与粉丝读者距离拉近。但需注意在标题编辑方面，应在字节上进行控制，通常以64个字节为上限。其次，在新闻内容中应避免单纯文字叙述的方式，可将相关的配图或视频引入其中。例如，APEC会议中关于与奥巴马会面的图片在微信朋友圈中的转发。关于内容的写作常用的方式也包括在重点内容部分利用特殊颜色字体，通常红色字体较为常见，更易被受众所接受。最后，还需注重微场景的引用，如H5网页专题的制作，其对提高新闻媒体传播价值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两会期间许多媒体利用H5网页进行微场景制作，如光明日报中的特刊“招待会最强音”等。通过这种微场景的营造，无需再拘泥于图文配合的传播方式，用户在短时间内便可发现重要信息。

新闻传播论文篇10

古代战争：“经常的交往形式”

战争的历史从远古就拉开序幕。当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之际，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体现统治集团意志的国家机器逐渐成形，战争登上了人类历史舞台。

在古代社会，战争连绵不绝；历史上各个文明发源地是古代战争集中发生的区域，这是文明扩散与辐射的一种基本形式。

据英国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富勒研究，从远古时代一直到勒班陀之战(1581年)为止的战争，多数都是在地中海地区和西南亚进行的。(4)地中海这根纽带，把爱琴海、尼罗海、两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以至恒河等除中国以外所有文明发源地的战争历史，融合在包括欧洲全部、非洲北部以及亚洲大部的一个巨大的历史舞台上。特洛伊和斯巴达之间的特洛伊战争(约公元前1100年)，联系了爱琴海和小亚细亚；埃及法老和赫梯国王争夺叙利亚的卡迭什之战(约公元前1294年)，开始了尼罗河与西亚的联系；以两河流域为中心战场的亚述战争(约公元前1200—前1032年)，连结了中亚和欧洲；希腊波斯(公元前500—前448年)，开始了中亚和爱琴海的交往；亚历山大大帝征战亚洲(公元前329—前327年)，将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战争舞台扩展到恒河流域；3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241年、公元前218—前202年、公元前149—前146年)，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和北非。此后，公元6世纪的拜占庭波斯战争、7至11世纪的拜占庭穆斯林战争、11至12世纪的拜占庭塞尔突厥战争、11至13世纪的9次、14至15世纪的拜占庭奥斯曼土耳其战争，以及其后奥斯曼帝国向欧洲的扩张，等等，无不在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战争舞台上展开厮杀。

而在中国，战争的世界影响受到相对狭小的舞台和民族战争频度不高诸因素的限制。有学者将这两种不同的战争格局作如下比较：

1.在地域关系上，一个连结了欧、亚、非三大洲的广大地区；另一个仅限于黄河、长江流域。

2.在两方战争舞台上，民族众多，交替主宰，谁也不能长期称霸；中国则一直以华夏民族为主体，战争史即华夏民族合史。

3.在西方战争舞台上，海战是重要特征；而在中国，海战很少进行。(5)

从文化学和社会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古代战争可分为以下四类：民族战争；王朝战争；奴隶、农民起义战争；宗教战争。

从传播的角度而论，民族战争和宗教战争最具文明扩散功能。在这两类战争中，文明的交往以冲突、碰撞的形式发生，同种同教、异种同教、异种异教的民族之间在残酷厮杀的同时，不自觉地传播着各自优秀的文明成果。尽管通常并非出自战争发动者的初衷，战争往往是以恶的形式推进科学技术的传播。

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和他的老师科幻作家哈罗德·英尼斯都是技术决定论者。英尼斯认为，近代以前，媒介可以分为以时间为重点的媒介和以空间为重点的媒介，由此决定社会流通知识的数量、性质和社会形态。时间性媒介有石头、粘土和羊皮纸，虽有耐久性，但不适合携带流转；空间性媒介有纸莎草纸和纸，便于携带而没有持久性。时间性媒介制造地方割据的等级制社会组织，空间性媒介产生中央集权制的大帝国。(6)工具是生产力水平的基本标志之一，从作为传播工具的媒介入手，研讨制定社会的结构是有相当意义的。

帝国是“以君主、君主皇帝为元首的国家”，(7)它通常都占有殖民地。以幅员辽阔、征战连绵为特征的帝国，为保障政令、军令的畅通与及时传递，总是优先完善其信息传播系统。许多古代帝国的传播系统上都有独创。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建立了西自地中海、东至印度洋、北至黑海、南达波斯湾的大帝国。波斯人是最早将快速传递信息作为科学范畴的民族之一。在希波战争中，波斯人不但以烽火传信，还建立了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驿使制度。希罗多德写道：“在人世里面也没有人比这些使者传信得更快了，原来波斯人是这样巧妙地想出了办法的。据说，在全程当中要走多少天，大道上便设置一匹马和一个人；雪、雨、暑热、黑夜都不能阻止他们及时地全速到达他们指定的目的地。”(8)这条传信干线全长2500公里，每25公里为一站，共有100名驿使，驿使传信实现了远距离速报，是人类开发信息资源的一大创举。“是最庞大和延续最久的帝国。”(9)在由秦到唐的千余年中，各种各样的入侵、内乱和王朝战争都未曾侵蚀这一帝国。附和英尼斯观点的日本学者认为，简、帛以及汉时发明的造纸术维系了帝国的政治统一。(10)而早在秦以前，烽火就是北方边关示警的主要手段。秦统一后，实行“书同文，车同轨”，修筑了贯通帝国、规格统一的交通干线驰道和栈道，并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管邮制度。纸张不仅能复制符号，而且扩大了信息载体的空间移动性和散布性。尽管印刷业发展缓慢，公文书和手抄报纸经常传递着战争新闻，惟其读者限于上流社会。

在罗马帝国，由于《罗马公报》和《每日纪闻》的出现，战时新闻传播具有一定的公开性和持续性。尽管《每日纪闻》是否逐日值得怀疑，它前后存在500多年就是一段不可忽视的传播史。“罗马人建立了一个广泛的信差服务叫做‘公共邮路’。(11)”《每日纪闻》经过誊抄，(12)发行到帝国各行省。据认为，罗马帝国之所以能统治辽阔疆域，起码有部分原因在于它有一个包括《罗马公报》在内的传播系统，西罗马帝国之灭亡，与它扩张过甚、传播系统跟不上有关。(13)

就早期新闻传播技术而言，中国纸张的西传和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早期发展与普及同战争直接相关。

公元105年，中国的蔡伦(后受封龙亭侯)将其造纸发明献给东汉和帝。“蔡侯纸”造纸术的早期普及范围仅限于中华文化圈的朝鲜、日本和越南。异质文明的冲突改变了造纸术的流传方向。日本学者井上清说：“唐朝文化是印度、阿拉伯和以此为媒介甚至和西欧的文化都有交往的世界性文化。”(14)在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民族战争中，有一次发生在唐朝。唐时，阿拉伯人建立起地跨亚欧非的大帝国，玄宗天宝十年(751年)，镇西节度使高仙芝与阿拉伯人在恒罗斯(今吉尔斯坦境内)交战，唐军大败。阿拉伯人的俘虏中有数名中国印刷工匠，同年，他们在撒马尔罕(今属乌兹别克斯坦)为阿拉伯人建立中国境外第一纸厂。(15)794年，巴格达建厂造纸。但造纸术在阿拉伯帝国发展不快，其原因之一就是它陷于长期的内战，在前很少与其他民族交汇。1150年，阿拉伯人在其统治的西班牙南部建立了欧洲境内第一个造纸厂。就在此前后，他们不断遭受基督教武装的侵袭。造纸术经过西班牙这个通道传至欧洲基督教世界。1189年，基督教国家的第一个造纸厂在法国耶罗建立。这样，造纸术西传历时400余年之久，但在民族和宗教战争的推动下，最初和最后的流传进程是十分迅速的。

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6)

同火药和指南针一样，活字印刷术在欧洲的传播是以战争为媒介的。15至17世纪，欧洲是一个战场，“这些战争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印刷术向其他地区的扩散”。(17)1450年，德国人古登堡在美因茨完成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美因茨因而成为欧洲印刷业中心。1462年，伊森贝格的迪特尔和拿骚的阿道夫这两个王公为争夺美因茨大主教职位而开战，美因茨遭到阿道夫军队的洗劫，一大批印刷工人被迫逃亡，活字印刷术因之很快传到下列国际商贸中心市场：科隆(1464年)、罗马(1467年)、威尼斯(1467年)和斯德哥尔摩(1483年)。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古代战争与历史演进的关系时指出：“暴力、战争、掠夺、抢劫等等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古老文明被蛮族破坏，接着就重新形成另一种社会结构(罗马人和野蛮人，封建主义和高卢人，东罗马帝国和土耳其人)。对野蛮的征服者民族说来，正如以上所指出的，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战争造成的民族交往，也为印刷媒介的诞生奠定了物质技术和精神基础。

媒介参与：早期报业与战争

传播媒介的发展程度及其传播能力反映了人类开发利用新闻信息资源的水平。从古至今的媒介演变过程如下图：

原始媒介——书写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

中国春秋时代周幽王(公元前782—前771年在位)“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是早期的战时新闻传播活动中为人熟知的一个实例。而在西洋，烽火作为信号媒介的使用并不晚于此时。古希腊诗人埃斯库罗斯的剧作《阿伽门农》以守望人观察告知特洛伊城陷落(约公元前1100年)的信号火炬开场。据“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记载，在希波战争中，双方都使用烽火传递军情。波斯将领马多尼厄斯在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海战中“想用在各个岛屿上点起一列烽火来通告在撒尔迪斯的国王他已经占领了雅典”。(18)

在造纸术发明和西传之前，书写材料在中国是竹、木简和帛，在西方主要是源于埃及的纸莎草纸和羊皮纸。但是它们都难于用之于连续出版物。世人公认，公元前1世纪由罗马帝国执政官下令创办的“每日纪闻”是第一种报纸，它大概是抄写在公共场所布告板上的“板报”。然而无可争议的是，其公告内容中战争新闻占有重要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报业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

金属活字印刷术在欧洲普及后，新闻书、新闻信、单面或双面报纸一类新闻性出版物(包括部分手抄报纸)迅速兴起。它们的早期历史表明，报业与战争有一种天然的亲合关系。

从14世纪中叶起，土耳其人向欧洲扩张。他们先攻进巴尔干半岛，继而占领东南欧，项链海军战般直抵意大利海港；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灭亡了东罗马帝国；又在1529年和1683年两度兵临维也纳城下，令全欧洲震骇不已。土耳其战争遂成为报刊新闻记事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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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意大利和德国为欧洲报业中心。(19)在保存下来的早期报刊中，有一份意大利报纸以诗文体描写1470年对土耳其的故事。另一份大约刊行于1475年的意大利报纸记述了土耳其人攻占克里米亚汗国和热那亚共和国属地。这些战事亦曾由德国奥格斯堡印刷的报纸多次报道，1482年印行的两种报纸题为：“土耳其如何攻击基督教堂之历史”。(20)1502年德国第一次出现了使用zeitung(“新闻”、“报纸”之意，后广泛用于报名)一词的新闻报道“东方新闻”(“NeueZeitungvonOrient”)，它记述了对土耳其人的一场胜仗。(21)其时最勇敢的新闻工作者是维也纳的印刷工，他们冒着危险接收匈牙利军队在1526年莫哈奇之战中败于土耳其人和1529年维也纳保卫战胜利的新颖消息。威尼斯的印刷工曾印出来自西西里岛拉古萨的一封信，内载土耳其新闻，其可靠性为12天后来自土耳其首都的人所证实。

从欧洲各国通用报名Gazetta的起源，我们也可看出反土耳其战争新闻在报纸上的地位。在16世纪的威尼斯，人们用一枚叫Gazzetta的硬币买一份报纸，后来就用它称呼报纸，当时这种报纸通常刊有抗击土耳其人的消息。

欧洲各国的民族战争和王朝战争，也在早期新闻性出版物上得到反映。15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报纸不时报道各城市共和国间的战争。从1494年起，法王查理八世出征意大利，意大利报纸曾报道法军进入罗马、攻打那不勒斯等地的情形。荷兰独立战争(1568—1648年)期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与独立派进行了安特卫普之战(1576年)，安特卫普的报纸几乎每周予以报道。英国现存最早的新闻书“真实遭遇战”印行于1513年，它共有10页，主要记述了当年9月的弗洛登之战：(22)接着发生新近之真实遭遇战，或曰英格兰与苏格兰之战，苏格兰国王毙命。

16世纪法境内的9次宗教战争，不但有法国的天主教和新教武装参加，英国和西班牙也出兵干涉。英国公众从国内的出版物上可以了解战争的进程。在第九次宗教战争(1589—1598年)期间，伦敦出版了报纸“法国喜讯”(1591年)，据认为是法国驻英使馆发行的，内容是法王亨利四世在一次战斗中奏捷。(23)1591—1594年间，经英国政府批准出版的新闻中记载了126则时事新闻，其内容构成如下表：(24)

在126则新闻中，关于法国战事的有53则，占42%；沃尔特·李普曼引用20世纪初的一项调查统计显示，战争新闻占全部新闻的32.4%。(25)

1580—1610年间，在德国等地相继出现半年、每月和每周出版的定期报刊。它们第一次向读者提供一种“出版物的规律性”，(26)而不再是被动地事后追记重大事件，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战争为欧洲报业由不定期到定期出版的转变提供了强大动力。从17世纪初起，新兴的定期报刊则借助战争的东风迅速成长，“本世纪的宗教战争提供了刺激新闻需求的高潮”。(27)

17世纪初，荷兰成为新的报业中心，1626年以前有140种以上的报刊。安特卫普的《新闻报》(NieuweTydinghe)创办于1605年，它报道了当年拿骚的莫里斯亲王(新教派)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安特卫普的战斗。《新闻报》后改为周报，以3种语言文字出版。

1618—1648年，欧洲发生了由宗教冲突引起、以德意志为主战场的“三十年战争”。这场大战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另一方面刺激了卷入战争的德、奥、荷、英、法、丹、波、瑞典等国家和地区的新闻传播事业，其中大多数国家的报从此诞生，以中西欧为中心的新闻传播网逐渐形成，新闻信息从德国和荷兰向有关国家大规模扩散。

1620年，第一种英文报纸在阿姆斯特丹问世。首批运到英国的一期上报道了当年11月8日的布拉格之战。由此不难看出这篇报道的时效性，以及荷兰往国外出口报纸的效率和速度：(28)

纽伦堡来信言及，从波希米亚边境获悉：国王和巴伐利亚公爵大战于布拉格，双方各有1000人阵亡，惟巴伐利亚公爵是否与部下进入布拉格尚不得而知。

第二年英国和西班牙以荷兰报纸为模式，出版了这两国标明日期的最早报纸。前者名为“意大利、匈牙利和法国新闻”，后者名为“法国、佛兰德和德国新闻”。英国出版了第一种编号和标明日期的报纸“意大利、德国、匈牙利、波希米亚、莱茵河西岸地区和低地国家每周新闻”。

瑞典人是利用报纸开展战时宣传的先驱之一。在荷兰影响下，瑞典早期报纸《哥特竞技神》于1634年在斯特兰奈斯创刊，它是支持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参加“三十年战争”的宣传工具。

在“三十年战争”中，各方都经常向德国众多的印刷所透露为公众关切而又有利于己方的消息。为争取舆论支持，谴责哈布斯堡王朝，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和波希米亚政府分别用德文和捷克文出版报纸。1631年9月，在具有决定意义的莱比锡之战中，古斯塔夫战胜了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其后在莱比锡设立邮局，发行《日常邮报》等多种德文报。在瑞典丹麦战争(1643—1645年)的最后一年，瑞典陆军元帅霍恩发行了《日常邮报》。

“三十年战争”中诞生的最重要报纸是法国的《公报》，其创办人泰奥弗拉斯特·勒诺多在1631年5月30日的创刊号上写道：“每位读者将从提供的信息中受益；商人不会贸然将货物运往遭围困或已成废墟的城镇，士兵不会被调往没有战事的地方部署。”(29)法王路易十三时亲自为这份准官司报提供战争新闻。《公报》一直出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战争催生报业，报业自诞生日起就积极参与战事。诚如英国学者斯坦利·莫里森和布赖恩·莱克所言：“在报业中，战争居于头等地位。”“战争提供了比人类任何其他活动更多的标题。”(30)当然，报业产生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人类社会演进到商品经济时代，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对新闻传播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期待。但不可否认的是，战争往往直接促进早期新闻传播方式的变革。笔者之所以用两节的篇幅不厌其详地论述战争与古代新闻传播和早期报业的关系，是因为这段鲜见于各种新闻学和传播学著作的重要历史能够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结论：如果称社会生产力为早期报业之父，那么，战争乃是新闻传播之母。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第47页。

(2)［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35页。

(3)《孙子兵法》。

(4)［英］约翰·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5)张俊波主编：《中西军事哲学比较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6)［日］竹内郁郎主编：《大众传播社会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

(7)《苏联百科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295页。

(8)［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64页。

(9)［以色列］S·N·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中文版导言”，第1页。

(10)前引《大众传播社会学》，第21页。

(11)［美］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78页。

(12)是否抄于纸莎草纸，待考。一说抄于羊皮纸上。

(13)见张隆栋、傅显明：《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14)引自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8页。

(15)［英］斯蒂芬·F·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88页。

(16)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7页。

(17)ZhouHe,“DiffusionofMovableTypeinChinaandEurope：WhyWereThereTwoFates?”

(18)［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第704页。

(19)当时的意大利和德国都只是地理概念而非政治实体。意大利境内有威尼斯、热那亚、米兰、佛罗伦萨、卢加等城市共和国和教皇国，其中威尼斯为西方第一大国际商贸中心和新闻集散地，也是手抄新闻信的发祥地。德意志地区则有上百个公侯属国，由于拥有最先进的印刷技术，德国成为最重要的报刊印行中心。

(20)［法］淮尔：《日报期刊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14页。

(21)BrianLake,BritishNewspapers(London:SheppardPerss,1984),p.19.

(22)BritishNewspapers,p.19.

(23)BritishNewspapers,p.104-107.

(24)G.B.Harrison,AnElizabethanJournal(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74),p.394.

(25)［美］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26)AnthonySmith,theNewspaper:AnInternationalHistory(London:ThamesandHudsonLtd,1979),p.7.

(27)TheNewspaper,p.7.

新闻传播论文篇11

二、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科技新闻传播的因素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经济因素或市场因素是导致科技新闻弱势传播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新闻媒体具有文化企业的性质，很多已经是企业，追求社会关注度及其带来的利润，是市场化媒体的天然本能。因此，在市场的压力下,媒体的报道取向有很强的功利性。“二次售卖”价值高、广告效应好的新闻题材受到追捧。由于科技新闻在通俗化、大众化方面的先天不足，发行量、收视率、点击量很难提高，招徕广告的市场行情不好。在现实状况下，媒体难以自觉重视科技新闻；在利益的胁迫下，科技新闻传播中的娱乐化、虚假新闻、恶性炒作等现象难以避免。科技新闻的学术性、专业性很强，报道难度较大，对科技新闻从业人员有较高的门槛和条件要求。在西方，科技报道通常是由专家或者接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科学素质比较高、有若干年工作经验的人来担任。我国科技新闻的采编人员变动频繁，非专业化现象非常普遍，既懂新闻又懂科技的复合型人才匮乏，尤其缺少科技素质高、科学精神好、精通业务、善于创新的高级人才，对科技新闻既会操作、又能研究的专家型记者和编辑更为稀少。由于科技新闻采写专业要求高、难度大，很难多出稿、出好稿，对从业人员吸引力差，因而造成科技专业记者、编辑不断流失，其他新闻工作者对科技选题也常常敬而远之，不愿涉足。在这种情况下，科技新闻队伍及其业务水平难以壮大和提高，造成科技报道数量少、质量差，表面化、形式化问题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科技新闻传播的效力。在现行管理机制下，科技新闻难以成为新闻报道的重点。改革开放后，经济大发展，经济报道大幅增加。而今，体育、文化和娱乐新闻又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抓好经济效益必须兼顾的传播环境下，媒体难以在科技报道上用心。同时，媒体依赖从政府获取消息和线索，而政府相关部门，包括科技部门对科技宣传的重视和支持力度都很有限，科技新闻传播的推动力不足。虽然一些重大科技工程的宣传声势强、力度足，但是并不完全是媒体自觉参与而形成的，而是政府为了实现应对公共危机、凝聚民族士气、塑造国家形象等目的采取的策略，科技新闻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政府实现社会动员、公众管理的工具。③另外，由于传统科普不太强调传媒的作用，公众媒体运作缺乏明确的政策支持和宏观指导，对科技新闻传播自然不会给予太多重视。在这种机制下，科技新闻政治色彩较重，报道形式呆板，“八股”化明显。我国公众科学素养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比较大。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达到3.27%，比2005年的1.60%提高了一倍多。尽管如此，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仍仅相当于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水平。公众科技素养较低，造成科技新闻缺乏受众基础，由此带来的科技新闻的弱势传播又与公众科学素养提高缓慢形成恶性循环。当前讲求速度和效益的社会氛围，对科技新闻的传播也产生了消极影响。科技新闻多侧重于报道科技进步带来的物质财富的增长，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关注民生等科技的社会责任方面则有意无意地被忽略。另外，现实中的虚假新闻、虚假广告、传播伪科学、新闻炒作、娱乐化倾向等现象，不但严重侵蚀和损害了传媒的科学形象，也意味着科学精神受到传媒领域的冷遇，进一步削弱了科技新闻的影响力。理解科技新闻难度较大，先天影响了科技新闻的传播。科技新闻的报道对象常常具有知识产权属性，广泛传播有时存在利益障碍。另外，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科技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科技与经济、文化、体育等之间并非排他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多具备科技属性的新闻也同时具备其他类型新闻的属性，很多新闻虽未列入科技栏目，特别是有关经济领域高新技术产业的新闻，实际有很多的科技内涵，与科技新闻无法严格区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技新闻的数量或许并不那样少。

新闻传播论文篇12

1.2网络新闻一味猎奇，追求轰动效应现在各大网站页面上充斥着许多具有耸动性的标题，多数靠标题吸引读者眼球，因此也出现许多标题与内容不符的情况，更有甚者不惜虚假新闻来赚取点击率。由于一味追求点击率与轰动效应，也为虚假新闻的存在提供了空间。猎奇新闻造成的一种错觉是：反常消息的出现才是正常的。当太多反常消息同时出现，少部分会让读者忽略正常但是相对重要的消息。当新闻工作者决定炒作一个议题，很可能就排斥了其他议题。在少数不堪的报导中，新闻工作者提不出其他细节却自行推测，变成部分事实与部分推测混杂，造就了可信度折半的新闻文章，更不用说它们往往来源不明。

1.3谣言及不良信息充斥在一些网络新闻报道中，由于言论自由并且没有合适的审核制度，容易出现一些不当的诽谤及谣言，例如：柑橘蛆虫事件：全国的柑橘果农受损“、地震”传言令山西数百万民众受惊、“爆炸谣言”导致江苏盐城群众大逃亡和部分民众遇难、躺着中枪的“中非希望工程”及卢俊卿父女、被网络谣言恶意抹黑的“张海迪”、网络谣言引发疯狂的食盐抢购风潮、“被去世”的名人等一些数不胜数的谣言。这些不实谣言均给当事人带来恶劣影响。同时还有许多非法、暴力、色情信息充斥其中。

2网络新闻传播失真原因

2.1网络新闻的匿名网络信息的来源一部分是匿名的，在受众与传播者界限模糊的环境下，受众身份的隐匿性直接造成了信息源的普遍匿名性。这种匿名性一方面带来的是信息的民，另一方面则为主观歪曲带来了方便。这就造成了新闻者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使得新闻者在不受监管的情况下极有可能虚假、谣传的新闻。由于新闻的匿名，使得网络新闻传播的可信度大大降低。

2.2网络信息出口的多元化就现在情况来看，网络新闻的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传统媒体自办网站的消息；二是商业网站的新闻频道的信息；三是网民个人的消息。正是由于这种高度开放性的信息使得网络新闻真实性难以保证。从新闻的真实性评价来看，这三类新闻的真实性是依次降低的。传统媒体网站的新闻消息，大体是传统媒体信息的翻版和补充，它的信任度较高，网络新闻来源一般具有权威性。商业网络新闻来源主要是在传统媒体及各网站之间转载，这些转载来的新闻有些则是未经考证的“事实”。甚至有些网站为了刺激网民，凭空捏造新闻发到网上，这些信息很难让网民辨别真伪。个人网站的新闻仅靠个人的道德素养来规范其行为，真实性是很难保证的。

2.3网络信息审核不力传统新闻传播媒体，其新闻稿件往往经过初选，复选等层层把关，经编辑的严格审查后进行，以保证新闻的严谨、真实、有效。然而网络新闻基本上没有什么审查程序，相关网络编辑在审查中也可能由于新闻量过多而造成审查不力。编辑对新闻的把关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它要求编辑站在一个公正客观的立场上看待问题，所以多个审查人员才能真正做到客观对待新闻事件，然而现在网络编辑多是由于一人担任选稿与编辑上网的工作，造成主观随意性加大，并且对于一件事情会有多个版本的报道，审查者由于自身原因也可能受到误导，有意无意中造成虚假信息的传播。

3解决网络新闻传播失真的对策

3.1加强信息法规建设。加大网络监管力度建设与健全网络信息传播制度，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管力度。国家应制订相关法律使得网络新闻传播有法可依，同时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法规，对网络新闻的与传播进行严格审查与监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加大执法力度，做好各个层面的监察。

3.2增强网络媒体自律性网络媒体首先应端正态度，保持公正客观对待网络新闻制作，做到杜绝网络新闻就是“粘贴新闻”的错误想法，发挥网络新闻的优势，将传统新闻不具备的的音频、视频等多种手段运用其中，增加络新闻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同时要严格责任制度，赏罚分明，对那些把关不严、不实新闻的人进行警示，从行政上、经济上给予一定处罚，严把审查核对关。还要做到严格审稿制度，不能片面追求新闻的实效性，而忽略新闻的真实性。

3.3加强网络新闻传播者的职业道德建设要做到提高网络新闻可信度，需要保证从业者有良好的新闻传播素养与理论学习，对从业者进行相关培训，使其了解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从而做到能甄别虚假新闻，不断提升业务素质，当好把关人的角色。同时制定完善的考核制度，保证理论学习达到目标。在学习理论基础的同时提高从业者的思想水平，强化道德意识、责任意识、政治意识，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客观事实，传递有价值、有信誉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