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艺术论文篇1

二

曹雪芹在绘画领域的观念主要是通过薛宝钗之口娓娓道来。这也与宝钗博学多闻的才情有关，从宝钗嘴里道出这炫技般的绘画理论也不会让读者觉得突兀。第四十二回众人商讨惜春画大观园的时候，宝钗的论述极为合情合理，令人信服。宝钗的话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是绘画中的写意。宝钗道:“……藕丫头虽会画，不过是几笔写意。如今画这园子，非离了肚子里头有几幅丘壑的才能成画。这园子却是像画儿一般，山石树木，楼阁房屋，远近疏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这样。你就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必不能讨好的。这要看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减的要减，该藏的要藏，该露的要露。这一起了稿子，再端详斟酌，方成一幅图样。”④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画诀》中道:“读万卷书，行也影响了曹雪芹，这是文中极为典型的一例。

三

画论之余，薛宝钗又谈到了绘画的材料工具。受禅宗影响，传统的文人山水画也有南北二宗。一般而言，南宗提倡笔情墨趣，气韵天成，因此重墨不重色，用纸不用绢。北宗画宗师唐代的李思训父子，以青绿山水为特色。很显然，大观园的创作更倾向北宗画法，因此，“又大又托墨”、“禁得皴染”的雪浪纸决然不适合《大观园图》了。实际上，薛宝钗很明智地选择以建造大观园的图纸为原型，依传统的描摹法复制成《大观园图》。以建筑图为蓝本，在此基础上增删剪裁，添补人物，再以工细楼台之法制成即可。不得不说，薛宝钗的建议大大减轻了惜春的负担，也颇值得今人借鉴。薛宝钗随即又提出了具体的制作方法:“配这些青绿颜色并泥金泥银，也得他们配去。你们也得另爖上风炉子，预备化胶，出胶，洗笔。还得一张粉油大案，铺上毡子。”⑦这是典型的工笔金碧山水的颜料和制法，惜春听罢犯难:“我何曾有这些画器?不过随手写字的笔画画罢了。就是颜色，只有赭石、广花、藤黄、胭脂这四样。再有，不过是两支着色笔就完了。”⑧惜春说的四种颜色的确是写意画的传统用色，但用于《大观园图》这类工笔兼写意的作品则显不足。由此引出了薛宝钗罗列画具的篇章。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曹雪芹在书中真真假假，古董摆设都是亦假亦真，这里列出的这张单子却具有极强的操作性，基本将工笔画的画具包含在内，甚至对用绢的矾制提出了要求。而且在忙里偷闲中，还穿插了黛玉的插科打诨:“你要生姜和酱这些作料，我替你要铁锅来，好炒颜色吃的。”淡妆浓抹总相宜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⑤这所谓的胸中“丘壑”自然是与创作者的阅历和知识素养相关的，宝钗此处用“丘壑”是指创作主体对创作客体整体的把握和认知。只有具备初步的领悟，才能方便下一步的构图创作。而所谓“看纸的地步远近……该露的要露”正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的切要因素之一———写意，也是构图的关键所在。正如宝钗所言，倘若完全按照现实来画，未免拘谨，形似而无神，唯有按照胸中“丘壑”分主宾、增添得当方能得其精髓，于画上造出意境来。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六法论”中就有“经营位置”这一重要法则。在传统的文人画中，尤其是山水画，位置的远近经营极为重要。曹雪芹论画，并非一味写意，尤其是大观园有很多亭台楼阁，并非纯粹的山水画作，因此又提出了“界划”问题。宝钗的原话是:“这些楼台房舍，是必要用界划的。一点不留神，栏杆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门窗也倒竖过来，阶矶也离了缝，甚至于桌子挤到墙里去，花盆放在帘子上来，岂不倒成了一张笑‘话’儿了。”⑥按，“界划”即“界画”，亦即陶宗仪《辍耕录》里“画家十三科”中的第十科“界画楼台”。界画需要用尺引笔，虽然工于细致，但不免近乎“死笔”，易成匠气。但若以写意为之，又难免如宝钗所言，可见画亭台楼阁之难。

在传统的文人画中，不但要求景物的写意，人物同样要气韵生动。这也是宝钗画论中的第三个要素———“要插人物，也要有疏密，有高低”。写意山水、飘渺楼阁，于大观园来讲是不够的，起码是不完整的，正如贾母所讲“成了房样子”，因此人物是必不可少的。总的说来，如果真要创作出一幅完整的《大观园图》，工笔界画，写意经营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对创作者要求是很严格的，无怪乎四姑娘犯难了。雍正时期，宫廷画家袁江、袁耀的青绿山水和楼阁界画正风一《红楼梦》里既有大段论画的篇章，如第四十二回薛宝钗论绘画、列画具，也有很多章回是名画、名家点缀其间，它们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由于曹雪芹本身就是一位出色的画师，有着丰富的创作实践，因此他对创作主体也提出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要求。

在《红楼梦》第二回中，贾雨村的正邪两赋论颠覆了传统儒家的大善大恶理论，如果粗暴地以善恶划分人性，那必然不能细致地认识和了解人性的意义所在。鉴于此，贾雨村提出了秉正邪之余气诞生的一类人。他列举的这些人物中，大都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有所成就者。仅书画领域就有宋徽宗、米芾、顾恺之、倪瓒、唐伯虎等。当然，曹雪芹举出这几个优秀人物，除了要展示人性的复杂多样外，也表明了自己对优秀艺术家的理解———“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①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曾提到:“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高逸之士，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②两者其实都在肯定只有保持人格的独立才有可能成为“善画者”，但曹雪芹侧重灵性，以秉正邪二气之余而淡妆浓抹总相宜惹得众女儿开怀大笑，行文显得极其活泼。宝钗也笑着解释:“那粗色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烤，不拿姜汁子和酱预先抹在底子上烤过了，一经了火是要炸的。”⑨宝钗事无巨细，考虑周全，无怪乎众人赞叹了。联系上文宝钗的“兰言解疑癖”，宝钗和黛玉此刻的关系很是亲密，较之前些章回两人的紧张关系，本回也是宝钗黛玉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因此此处插入黛玉的一番戏谑，既使得行文不至乏味，也推动了故事情节，深化了人物形象。让读者对宝钗的博学和黛玉雅谑的一面有了更深的了解。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出曹雪芹对传统绘画的熟悉，以及明清以来文人画的盛行。

四

除了集中在第四十二回的绘画技法和材料的描述外，书中还有不少的画作穿插其间。然而，虽然创作者是实有的，大多数作品却是虚构的。第五回贾宝玉在秦可卿房内见到的唐伯虎的《海棠春睡图》即是此种情况，有其人而无此作品。唐伯虎即唐寅，号称“江南第一才子”，以诗书画传世，擅长人物、仕女图。这里虚拟的《海棠春睡图》自然是为了渲染秦可卿屋内的奢靡，与贾宝玉在另一房中看到的劝人苦读的《燃藜图》恰成对比。值得一提的是，《海棠春睡图》旁边有一副秦太虚的对联“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按，对联要到明以后才盛行。秦观的这幅对联自然也是虚构的，秦观一字太虚，作者巧借他的名字来谐音“情太虚”，与屋内奢侈的摆设形成对比。也与本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的主旨相联系，行文处处有伏笔，无怪乎批评者赞叹文本的“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红楼梦艺术论文篇2

Abstract:The artistic achievements ofstudies on [WTBX]A Dream of Red Mansion[WTBZ] in South Korea are mainly about the ambiguity， structure， narration， symbolism， character image， language etc.， and have achieved prominent progress. More detailed studies are carried on in the aspects of character images and language arts.

Key words: South Korea; [WTBX]A Dream of Red Mansion[WTBZ]; character images; language arts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到《红楼梦》的价值，认为“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1］，其对《红楼梦》的评价之高，是之前小说所没有的。韩国红学界在《红楼梦》思想艺术方面的探索，主要是在多义性、小说结构、小说的叙事方式、语言艺术美、情感艺术美和人物塑造等方面。下面分别就这些方面加以简要介绍和评论。

一、《红楼梦》的多义性

韩惠京《〈红楼梦〉中对多意研究状况考察》中提到，因为曹雪芹运用了独特的叙事方式和象征手法，所以猜想作家的真实意图很难。当时文字狱盛行，创作文学作品正面对社会进行批判可能很难，因而作者才用含蓄的方式来表现。作家自己已经体验过很大的煎熬，可以推测他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小心翼翼，不是直接地触动现实，而是运用有多样解释的象征手法，还经过了“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工作。小说的名称也有很多个，可知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十分艰难。《红楼梦》中到处安排暗示和多样的意味，比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扩张了情的意味还原到个人的情；用“真”和“假”的假托法让读者自然猜测背后可能有真实状况的存在，是种关联着作品意味体系的创作手法。这些原因造成小说刚出来就带着脂砚斋的批语，之后又出现了很多评点本。在《红楼梦》的考证、索隐等多种研究样相（情况）上，坚持了文学的独立性与文本的周边化倾向。这样的多义性的倾向使得文本具有多重阐释的可能。以后研究家们要努力找到文学的本来的整体性。

韩惠京分析了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的状况，从理论方面分析表明了《红楼梦》的多义性，阐明了小说具有多义性的原因。《红楼梦》中安排众多的暗示和多义，使得文本阐释具有多义性的可能。韩惠京的研究使我们可以得出《红楼梦》主题的多样化，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二、《红楼梦》的结构

韩国《红楼梦》结构方面的研究，有秦英燮的硕士论文《〈红楼梦〉的主线结构研究》、韩惠京论文《关于〈红楼梦〉的叙事结构考察——抄点化中心》和高旻喜《〈红楼梦〉构成状况研究》等。

高旻喜《〈红楼梦〉构成状况研究》提出，无论是在思想深度上，还是在艺术技巧上，《红楼梦》都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最高峰。他强调分析小说结构是首先应考虑的问题。写出小说的构成原理与因果关系，是为了突出作品的主题和论旨，选择和排列众多的资料（以实际生活资料为主）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是小说的基本结构。小说的结构直接关系到作品的优劣和成败。

高旻喜看到了《红楼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方面的杰出成就，他强调了小说结构的重要性，小说构成对突出作品主题和论旨的意义，小说结构直接关系到作品的优劣成败等，都是极为重要的观点。

三、《红楼梦》的叙事方式

关于这部分的研究有赵美媛的博士论文《〈红楼梦〉中出现的情的叙事化状况研究》、《〈红楼梦〉前五回中的叙事含义分析》和李治翰的论文《〈红楼梦〉对传统叙事模式的变革考察》。

赵美媛对《红楼梦》的叙事构成通过“情”的叙事化样相上进行分析，分析《红楼梦》中独特的美的特质和叙事的革新。现有的研究是在史实性的美学基础上进行详细的现实描写和反映，或者研究反封建性的侧面；赵美媛的论文着眼于《红楼梦》的主题与构成之间的密切关系的研究，相关地阐述明和明末以后中国的历史、文化的脉络，想突破现有研究的局限。分析了小说构成的三大空间：幻想的空间是预示情的世界；现实的空间是展开情的世界；回归幻想的空间是崩溃情的世界。

李治翰在《〈红楼梦〉对传统叙事模式的变革考察》中，认为《红楼梦》打破了传统古典小说的叙事模式，产生了质的飞跃和创新。白话人情小说《红楼梦》试图摆脱说话体的叙事模式，经过新的形态叙事模式的变化，形成了个人化、个性化的感愤自叙的作品。观赏的对象不是听众，而是读者，或者是潜在读者。《红楼梦》不是依靠已有素材创作的小说，而是具有自叙传记特色的文人独创的作品。

赵美媛通过研究《红楼梦》的叙事，看到了其中的美的特质和叙事的革新，并分析了小说构成的三大空间。通过这些方面的阐述，可以看到赵美媛独特的见解，以及取得的重要成就。李治翰通过《〈红楼梦〉对传统叙事模式的改革考察》一文，看到了《红楼梦》在叙事模式方面的质的飞跃，是为读者或潜在读者而创作的文人独创作品，而不同于传统说话体小说，更不是世代累积型作品。这些都是具有相当价值的阐述，成就突出。

四、《红楼梦》的象征性

相关论文有高旻喜的《〈红楼梦〉中出现的暗示研究》，《〈红楼梦〉的浪漫性小考》，《〈红楼梦〉第五回设定的太虚幻境的意味》，《〈红楼梦〉中红楼与梦的意味》；李星的《〈红楼梦〉中出现的红的含义考》；韩惠京的《〈红楼梦〉的梦与象征性》，赵美媛的《〈红楼梦〉初5回的叙事含义分析》等。

《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很高，这已为读者和批评家所公认，但到现在为止，《红楼梦》的主题和包括枝叶问题等众多问题尚无定论，相互间的争论也是事实。高旻喜在《〈红楼梦〉中出现的暗示研究》中认为，研究作家通过暗示的方法如何传达小说的构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作家常常把小说里面设置了障碍和雾气，所以读者经常不理解作家的真实目的，但通过作家的暗示才能明白。当时时代背景是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时期，文字狱很严重。由于《红楼梦》是在对当时封建社会有批判见解和人道主义基础上写出来的小说，如果作家把批判和追求写得明白的话，是肯定不容于世的。所以曹雪芹不但要回避文字狱，而且要使作品容易传播，才使用了隐蔽的手法来创作。作家把《红楼梦》的大纲安排在前五回中暗示着叙述很适当，以后的事情是前五回的次第展开，引起读者的兴趣并诱导其深思，才创造了生动的艺术效果。前五回中可见：第一，暗示分布很均衡；第二，暗示内埋伏的每回的内容各个独立；第三，在第一回的暗示作用特别重要，是前五回中的序文；第四，起到复合的作用；第五，通过前五回的暗示能知道小说的主体和中心内容，主题是以现实批判的视角来暗示人生无常，中心内容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的暗示和贾府没落的暗示来分类，主要登场人物的命运的暗示从第六回以后展开。暗示的表现形态是：第一，从相异叙事主体来看，通过作家介入、启示者的设定和局外者的视角等写下来，变化多端；第二，表现手法上，适当插入以小示大、谐音字、真话假说、诗词曲赋等手法，不但有多视角的暗示内容，而且有良好的观感体验。高旻喜认为作家在小说里预设了众多的暗示，是预示红楼梦的悲剧结局。这种悲剧性是封建社会的情况下必然的归结。

韩惠京写的《〈红楼梦〉的梦与象征性》，认为《红楼梦》是以梦幻构图为中心轴展开内容的作品，是把一块石头在人世之间经历的事情写成一部小说。作家用石头的经历来表现一场梦幻的过程，才在小说总体的构成中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梦，且相互间紧密联系，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高旻喜通过分析《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并有文字狱的频繁发生，所以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运用了象征手法。高氏看到了前五回在小说中的重要作用，前五回中第一回又起到重要的象征作用，并且分析了《红楼梦》象征的具体表现手法。韩惠京则分析了梦幻在《红楼梦》中的重要作用。

五、《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崔溶澈的《〈红楼梦〉人物的命名艺术与意味分析》，提出曹雪芹是个语言的魔术师，他运用象征、比喻、对比等魔术艺术的手法，让人叹服。真正进入曹雪芹的艺术世界有几种方法，尤其是登场人物的名字和名字蕴涵的意味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在《红楼梦》里登场的人物大概700多名［2］，其中有姓名的人约300多名。曹雪芹一是用传统的命名方式给他们命名，再就是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命名，从而使作品人物相当生动。主要人物的名字在作品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并隐含着人物间的关系，作者安排他们的名字跟主体和内容结合起来了。

蔡禹锡在其博士论文《〈红楼梦〉中王熙凤的形象研究》中认为，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是为爱情悲剧而设，王熙凤的命运与贾府浮沉相关。他分析了王熙凤的聪明幽默的性格，将其专制管理型管家跟民主管理型的贾探春相对照，以其对贾府上下的态度，对嫡庶的想法，重视人治跟聪明贤德的平儿对照等。小说中王熙凤主要为补天意识的形象，但描写是否定的，表示对补天的幻灭的感觉。《红楼梦》最伟大的艺术成就，是作家创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形象塑造把传统的平面人物发展到立体的人物加以描写了，深度地描写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是继承发展了古代小说人物塑造的成就，使人物形象描摹的艺术水平达到了最高的境界。

蔡禹锡的博士论文另有《〈红楼梦〉中尤三姐形象研究》、《〈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形象研究》、《〈红楼梦〉中贾探春的形象研究》、《〈红楼梦〉中关于人物描法试论》。其他相关研究有崔炳奎的《〈红楼梦〉人物理解》，《〈红楼梦〉感赏论》，《通过〈红楼梦〉人物看到人生的艺术》等。

六、《红楼梦》的语言艺术

崔炳奎在《〈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美探究》中认为，因为语言是文学的表现道具，所以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和第一要素。文学使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典型和性格，通过想象跟事物的形态反映现实的事件、自然景观和思维的过程，才创造了艺术的形象，给读者以深刻的影响。为了能产生这样的影响必须使小说语言具有形象性、准确性和生动性，才能使文学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加强。他认为文学表现的道具——语言，要使用日常生活中活的语言，因为只有用提炼过的口语才会有生活感、生动感和较强的表现力。中国文学的语言艺术比他种语言美的要素要丰富得多。在《红楼梦》中文学语言艺术格外突出，表现的生动性、准确性、趣味性方面，《红楼梦》中都具备了。

关于《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研究方面，李治翰有博士论文《〈红楼梦〉之文学言语研究》。他以在120回本《红楼梦》中的文学语言为研究对象，力图以体系化的方式，综合分析人物语言与叙述者语言的形式及功能。李治翰把他的论文分为三章：

第一章，《红楼梦》人物语言之一——人物对话研究。立足于“对话开始时的对话参与人数”和“对话结束时的对话参与人数”两个基本点，以及“对话断续”的重要因素，来区分《红楼梦》文本里的七种对话类型，分析、说明《红楼梦》文本里对话的发音形式及其功能。

第二章，《红楼梦》人物语言之二——独白与内心独白研究。独白时的情境首先将自言自听的独白分成“有人听”、“没人听”两种类型，并以逼真行为标准分为独白的“生活化”和“舞台化”两种表现方式。而没有说出来的，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的内心独白，按照叙述者的公开与否，分成“第一人称”、“第三人称”两种类型；二是使用方法按照是否连续使用分成“单独使用”、“连接使用”两种类型。论文通过准确的数据分析，说明《红楼梦》文本里独白与内心独白的使用情况，表现独白与内心独白在两个部分的不同特点。

第三章，《红楼梦》的叙述者与叙述者语言研究。叙述者语言在小说中是相对于人物语言来说的，由叙述者发出的语言。他注目《红楼梦》在叙述者与叙述方式上的转化，即“叙述者与作家分离”以及“叙述者多角度复合叙述”来分析具有复合功能的《红楼梦》的叙述者语言，以此证明它确实突破了中国小说的传统叙事模式。他还分析了《红楼梦》叙述者语言中的套语问题。

李治翰另有关于《红楼梦》语言研究的论文《〈红楼梦〉与北京试论》、《〈红楼梦〉中对话类型与发话形式》、《〈红楼梦〉中心理言语考察》等。在《〈红楼梦〉与北京试论》中，提到作家在第一回中：“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3］5是阐明了在小说创作上，不想蹈袭现有的因习。李治翰提出，虽然作家没有使用北京的地名，从第53回中贾府家人的举动来看，读者也能知道［3］724。《红楼梦》中，贾府在北京生活，小说是用北京方言写的，其中俗语使用多，起到很大的艺术作用。

李载胜写的《试论〈红楼梦〉中的俗语运用》中，认为使用多量的俗语提高了作品的艺术效果。他研究关于在《红楼梦》中作家使用俗语的状况。中国现有的俗语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形成的，这里反映了一般大众的生活经验，是有教训、有智慧的语言结晶体。曹雪芹写小说的时候费了许多的心血，花了很长时间，这特殊形式的俗语收集、整理、加工和整炼，产生了语言艺术的升华。李载胜将俗语使用的效果加以分类：第一是塑造人物，描写他们的性格很生动；第二用来在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描写；第三是起着内容的媒介作用；第四突出呈现作品的主题，还暗示内容开展。

韩国关于《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在结构、叙事、象征性、人物塑造和语言等方面广有研究，在各自的方面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也存在不足之处。作为世界红学的一部分，韩国将来的红学研究将会更加多样和更为光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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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艺术论文篇3

一 《红楼梦》的艺术品质与文学经典第一极

《红楼梦》作为中国十八世纪的一部古典小说，其后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首先是它的艺术品质非同寻常。它所描写的是当时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和一个爱情悲剧，题材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但他的描写、叙事和抒情，却带有高度的艺术印记。

《红楼梦》的艺术品质可以就以下四点来谈：

1、《红楼梦》艺术描写的重大突破。它把客观性的描写和主观性的描写艺术地融合在一起。《红楼梦》对生活的描写，就像生活本身那样原始、丰富、多样和复杂，可以说达到了浑然天成的地步。虽然大体而言《红楼梦》只写了一个大家族的生活，但涉及的生活面是很宽的。我们甚至于可以说，生活有多么辽阔，《红楼梦》描写的世界就有多么辽阔。问题还不完全在作者反映生活的辽阔上面，而更在对待生活的忠实把握上面。即作者尊重生活固有的逻辑去写，“尊重”笔下每一个人物自身的性格轨迹，不把他们当傀儡，不把自己的好恶强加到人物上面，随意进行褒贬，哪怕就是对贾政、王夫人、王熙凤作者也能很客观地加以对待，让他们说他们所说，做他们所做，充分写出了他们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论作者同情谁，厌恶谁，决不把自己的感情倾向表露出来。作者喜爱林黛玉、贾宝玉、晴雯、鸳鸯等，但他尽力把这种喜爱隐藏起来；作者厌恶贾母、贾赦、贾珍、贾琏、王熙凤、薛宝钗等，他也尽力把这种厌恶隐藏起来。诚如曹雪芹自己所说的：“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

《红楼梦》描写的客观性又不是“冷”的，它是“热”的。或者说它的描写又是最主观的，因为作者把自己对生活的诗情画意的审美体验，充分地艺术地渗透进对生活的描写中，形成了“冷眼深情”的艺术特征。或者说，作者通过对描写素材的进行了熔铸和提炼，加以审美化和诗化，似乎每一回都留下了曹雪芹诗人的体温，灌注了他的心血，让人感受到所描写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生气勃勃的，趣味盎然的，读者不能不为他的描写所感染和感动。诚如作者自己所云：“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字字是血”我们可以《红楼梦》中从字里行间体会出来。

最客观又是最主观，在《红楼梦》中形成了一个具有张力的冷眼深情般的艺术悖论，正是这艺术悖论，是《红楼梦》的生活世界既超越了客观的世界，又超越了主观的世界，真正寻找到艺术的世界。

2、“言情”小说模式的重大突破。中国古代描写爱情的小说很多，为什么这许多爱情小说都经不起历史和时间的筛选，《红楼梦》独能“脱颖而出”，二百多年来赢得无数读者的青睐，在文学史上获得崇高的地位，成为永远不被摧垮的文学经典呢？这里我觉得有三点是其他言情小说无法达到的：第一，《红楼梦》创造了言情小说的新范式。我们注意到，此前的小说、戏剧和诗歌也有不少描写爱情的优美篇章。但是，其范式是这样的：“才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佳人”，或倒过来“佳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才子”，两人一见倾心，瞬间产生了感情，于是暗中传递消息，表达彼此爱慕之心。但他们的心思或行动终于被人发现，因为违反礼教而受到阻绕，“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彼此相思、痛苦，其状十分令人同情。最后必是“才子”科甲及第，一般是中了状元，皇上知道了事情原委，终于赐婚，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范式的写法构成了一个“文学社会”，如著名的《西厢记》、《牡丹亭》等，都属于这个“文学社会”，连朝鲜的《春香传》也无比如此。更不要说那些比这些作品更差的言情作品。有清一代所产生的言情、人情世态、才子佳人小说很多，如《林兰香》、《金云翘传》、《女开科》、《平山冷燕》、《情梦拆》、《风流配》、《春柳莺》、《玉娇梨》、《好逑传》、《吴江雪》、《定情人》、《玉之玑》、《赛红丝》、《锦香亭》等等，这些作品都是这样或那样地重复这个范式，而落入窠臼，逐渐湮没无闻。在这个范式里面所演出的各种各样的小说的意义都是有限的。《红楼梦》则冲破了这个陈旧的“范式”，开创了言情小说的“新范式”：贾宝玉与林黛玉则因经过长期的相互了解，并因都反对“仕途经济”而相互爱慕。可他们的爱情终因违背了封建礼教的规定而遭到封建卫道士的扼杀而失败，并酿成了悲剧。林黛玉死了，贾宝玉出家了。这个爱情“新范式”的要点是：男女主人公的相爱乃是由于共同的思想感情的基础，和相互之间长期的了解和爱慕，但由于反人性势力的压迫或由于无法避免的原因，最终造成了悲剧。这个新范式容纳了现代爱情悲剧的要素，因而具有现代意义。实际上，《红楼梦》的爱情新范式一经流行，那种“才子佳人”式的“文学社会”就被拆解，而一个以《红楼梦》言情新范式的故事框架的“文学社会”就被确立起来。不论哪为作家，只要他写的是现代的爱情悲剧，就自觉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加入《红楼梦》新范式的“文学社会”中。鲁迅的《伤逝》、张爱玲的《金锁记》、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差不多都是《红楼梦》新范式的变异。可以肯定，我们今后还会有新的“爱情小说”，特别是爱情悲剧，不论如何创造，很难跳出《红楼梦》新范式的“窠臼”，真是写不完的《红楼梦》。

3、典型、意境和意象同时并现。一般的作品或者创造典型，或者营构意境，或者塑造意象。唯有《红楼梦》三者兼而有之。《红楼梦》创造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许多典型，已经是十分可贵。但同样可贵的是，它还营造诗一般的意境．读者走进大观园，就会走进有情景交融所构成的或热烈或温馨或凄凉的或悲哀的意境中，让人体验到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情感，使人达到物我皆忘的境界。在《红楼梦》还有那奇怪的写满字的石头，有绛珠草，有贾宝玉生下来就挂在脖子上的玉，有“太虚幻境”，有“正册”、“副册”……这些象征意象，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其中的文化和哲学意味都耐人寻味，至今仍是未能解开之谜。典型属于“知”的领域，意境属于“情”的领域，意象属于“意”的领域，《红楼梦》是人的全部心理功能的全部展开，是人的智慧的结晶。

4、汉语白话的成熟形态。《红楼梦》所使用的语言是白话。它的白话是最纯净的，最典范的，最丰富的，最生动的，最具有表现力的。《红楼梦》之前，没有产生这样的白话；《红楼梦》之后，白话则因受东洋和西洋文化与语言的影响，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遭到各种“标准化”的影响，而遭到“污染”，失去了纯净的丰富的品质。我们现在很难想象还有谁能超越曹雪芹用纯熟的白话写出新的小说来。

以上四点，是我对《红楼梦》艺术品质的看法，应该说多数人都这样那样地肯定过《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只有著名的“红学”家之一的胡适尽管拿《红楼梦》的考证来宣传他的研究方法，可他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缺乏认识的，甚至认为“《红楼梦》在思想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巧上比不上《海上花》（韩子云），也比不上《儒林外史》――也可以说，还比不上《老残游记》。”①这只能证明胡适并不十分懂文学或他持有文学偏见。他的这些说法与鲁迅等绝大多数人的看法相反，因此他的观点无法掩盖《红楼梦》的艺术光辉。

文学经典有两极：一极是作品的艺术品质，即作品的艺术原创性、意义的丰富性、艺术描写的特点、艺术展现的辽阔空间和艺术语言的生动性等。只有高度的艺术品质所产生的艺术魅力，才能征服一代又一代的接受者。这才能保证作品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冲刷而作为文学经典保留下来。一部艺术品质不高的作品，可能因一时的权力推崇和意识形态的推波助澜而喧嚣一时而成为经典，一旦推崇它的权力和意识形态过去，那么它就必然要跌回非经典的地位。《红楼梦》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是因为它的艺术品质这一极是经得起严格的审美检验的。离开这艺术品质这一极，无论谁权力多大，鼓吹得多么卖力，都无法保证《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

二　“红学”与文学经典第二极

文学经典的成立不仅需要文本的艺术品质第一极，还需要“文本接受”这第二极。如同“接受美学”所阐明的那样，当一个文本未被阅读之前，还不能成为审美对象，文本的艺术品质再高，也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文本被读者阅读之后，其艺术世界被具体化之后，那么文本才构成审美对象，才真正成为作品。对于文学经典来说，它必须经过历代作者的持久的阅读、评论和研究，特别被一些具有权力的人、具有学者资格的人所评论和研究。《红楼梦》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就是它的艺术品质被众多读者所评论和研究，并非常幸运地形成了“红学”，从而使这第二极变得十分强大。因此考察几代“红学”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考察它们从哪个角度切入《红楼梦》的艺术世界，对于解开《红楼梦》的文学经典长青树之谜，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从《红楼梦》的意义空间说起。《红楼梦》实际上围绕着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描写了一个大家族贾府由烈火烹油之盛到“落了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般衰败的过程。中国封建社会是由家族为单元的。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意味着，“家――国――天下”是一个链条，可以透过一个“家”看一个“国”，透过一个“家”与“国”再看一个“天下”。这样，曹雪芹的《红楼梦》由家族描写所展开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越了许多小说。从这一个意义上看，《红楼梦》历史地具体地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家族”，其意义的多义必然是多元的，说不尽的。人们必然可以从中解读出不同的东西来。诚如鲁迅所言：对于《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②

大家知道，乾隆年间，曹雪芹家道中落后，他在北京住了下来，化了十年时间，默默无闻写出了《红楼梦》前八十回，正如他自己所言“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乾隆56年（1791年），高鹗续成了120回本，并两度印刷。在冲破了封建统治阶级以“淫书”为名最初的“焚书毁版”灾难之后，《红楼梦》开始盛行，遍及海内。当时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此后，有所谓“索引派”的“旧红学”的解释，有胡适、俞平伯的考证派的所谓“自叙传”观点“新红学”，有1954年受到毛泽东支持的“革命红学”，还有更为激进的“文革”红学，有“文革”后的五花八门的新新红学，……，虽然对《红楼梦》的意义发生了争论，各种意识形态在这里角力，赋予《红楼梦》各不相同的意义，但它们都不能不说是这样或那样地抓住了《红楼梦》部分意义，而《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地位则不但始终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在争论中更更见灿烂和辉煌。各种意识形态都承认《红楼梦》是文学经典，都从《红楼梦》里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且都有其一定的理由和说服力。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说明了作品本身的辽阔意义空间，引来不同读者对文本的不同接受，这是《红楼梦》建构为文学经典的另一极。

那么，具体说来，各派“红学”都是如何来接受和阐释《红楼梦》的呢？这种阐释是否都是勉强的？他们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投射给《红楼梦》的时候，根据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来看最早产生的“索引派”。“红学”中的索引派是把《红楼梦》中的本事与历史上某些实有的人物与事件相互比附。那么这种比附是否能从《红楼梦》的描写中找到它的道理呢？原来红学索引派的产生确有作品本身的某些原因。《红楼梦》第一回引作者的话说：“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裤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这段话对于一般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毫无疑义。但对于研究《红楼梦》的人来说，其意义是巨大的。作品中的确有“甄士隐”和“贾雨村”两个线索人物，看来作者的确是把真事隐去了，用假语村言写出来了，那么作者隐去的“真事”是什么呢？这就不能不使人去推测而想揭示其真事。其中又有“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裤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等忏悔的话，似乎用此书回忆一个曾经兴盛过的家族的往事。这样，就怪不得有人去猜测这是否是写清初一个大家族的兴衰过程。于是早期索引派的“明珠家事”说、“傅恒家事”说、“和坤家事”说、“张侯家事”说相继问世。这些索引派总是通过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的所谓“关合处”，使小说与历史构成某种“互文”关系。

“红学”索引派的文化蕴含在于古文章的一种风尚，即所谓“文人感事，隐语为多；君子忧时，变风将作”。就是说，文章做法有隐有显，隐是一层，显又是一层。隐为谜底，显为谜。用今天的话来说，即通过文章的隐语来暗指某人某事，已发泄心中的感情，成为一种文化传统。所以索引派对于《红楼梦》的“真事隐去”、“贾语村言”特别加以关注，并由此切入展开对《红楼梦》的影射对象的解读，是有一定根据的，是中国写作传统的一种延续，根本不为足怪。至于说到后期的索引派，如蔡元培的《石头记索引》，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就更有另一重理由。那就是“排满”。蔡氏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持民主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以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义”。如“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即“红”字影“朱明”王朝；“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也；小说中之人都以生活中人为依据，并有象征的作用，如贾宝玉“言伪朝之帝系也；宝渔者，传玉玺之义也，即指胤初。”③这种解读中已经隐含“反满”的意识形态，这对于“反满”、“反清王朝”的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自有他们的批评眼光，也与《红楼梦》所写的事件与细节有某些“暗合”。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胡适、俞平伯的曹雪芹“自叙”说，相对于索引派的“旧红学”，被称为“新红学”。他们认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他们通过大量的曹雪芹家世的考证，力图说明《红楼梦》所写的人与事不过是曹雪芹自身的家世，是他的亲历亲闻亲见。应该说，这种“新红学”是有一定根据的。从大量的考证来看，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当时政府的重要官员，曾任“江宁织造”，很有权势也很富有，但后来获罪，最终被抄家，全家被勒令回北京。家族的这一由盛而衰的变故，对于少年的曹雪芹印象极深，体验极深，严重影响其日后的人生出路。 “新红学”从考证《红楼梦》作者的身世出发，得出结论：“《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④作者以“自然主义”之笔墨，展现了一个封建世家由盛及衰的过程。这应该是一种“洞见”，它揭开了《红楼梦》“写实”的精神⑤，揭开了作品所展现的艺术世界与作者亲历亲闻、切身体验的密切关系，认为可以从曹雪芹家事的考证中，获得了解《红楼梦》的钥匙，为《红楼梦》的研究开辟了新路。胡适和俞平伯的“自传”说与《红楼梦》所描写的场景大体契合，也就具有了相当的价值。当然，这种研究是具有“五四”时代的意识形态性的，即从“五四”的新精神，特别是“个性解放”出发，更多关怀个人的身世变化，而与“索引派”往往关心影射某个家族不同。

1954年在批判胡适唯心主义的运动中，胡适和俞平伯的“新红学”遭到严厉的批判。而当时青年教师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革命红学”观点则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从今天的观点看，对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的批判并不恰当。“新红学”一派观点完全可以存在和继续发展。但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又不能否定以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革命红学”。李希凡、蓝翎的“红学”观点当然是充满政治意识形态含义的，那就是到了封建社会运转到了后期，封建贵族阶级已经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他们的没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从这种意识形态催化出来的“革命红学”，也自有合理之处，也贴近作品本身，也成为一种“洞见”。李希凡、蓝翎最早的评红论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⑥写道：“红楼梦出现在满清帝国的乾隆盛世，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乾隆时代正是满清王朝行将衰落的前奏曲。在这一巨变中注定了封建官僚地主阶级不可避免的死亡命运。这恶兆首先是有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崩溃开始。曹雪芹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的封建官僚家庭在这时代的转变中崩溃了，使他不得不过着贫苦的生活。自然，作为在富贵荣华中生长起来的曹公子，在‘贫穷难耐的凄凉’的生活中，对‘当年笏满床’的盛世是不无惋惜怀念的。作者通过书中许多人物的对白，时常流露出追怀往昔的哀感，这正是作者世界观中的矛盾所在。像其他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一样，曹雪芹的同情虽然‘是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他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中已预感到本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他将这种预感和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以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现在红楼梦中。把封建官僚地主内部腐朽透顶的生活真实地暴露出来，表现出它必然崩溃的原因。作者用这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的图画埋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尽管这是一首挽歌，也丝毫未减低它的价值。”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引用这段话，是因为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革命红学”的基本观点：1、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必然灭亡论；2、阶级论；3、作者亲身体验论；4、挽歌论；5、现实主义论。应该说，“革命红学”的这些观点几乎统治了半个世纪，至今仍有它的价值，这是为什么呢？显然，这些观念尽管是充满政治意识形态的，但也是符合作品的实际的。从《红楼梦》具体感性的描写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的确可以感受到作者用一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的图画埋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的确可以感到作者的描绘是“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得来的，的确感到这是作者为自己所同情的阶级唱起了“一首挽歌”，的确可以感到作者整个描写是“现实主义”的。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关于作者亲身体验的观点，与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观点并无二致，实际上是把“新红学”的考证的结果原本地接受过来，这说明了“革命红学”与“新红学”之间的联系，而且是密切的联系。

从索引派的“旧红学”到“新红学”，再到“革命红学”，它们的意识形态的支持是完全不同的，“索引派”背后的封建社会写作文化传统，或者是“反满”的意识形态；“新红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是“五四”时期所形成的启蒙主义思想，“革命红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和唯物史观，但它们都支持《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都形成了对于《红楼梦》经典的“洞见”，都揭示出《红楼梦》所蕴含的某种意义。不同意识形态却都支持同一部文学经典，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首先，这三者都指向“一个家族的兴衰”，可见“家族的兴衰”对于中国社会历史面貌的一种缩影，具有广阔的意义空间，不同的观点都可以从“家族的兴衰”中作出不同的解读。当然，描写家族的兴衰的作品不止《红楼梦》一部，还有别的作品也写“家族的兴衰”，为什么就不能获得与《红楼梦》相同或相似的阅读效果呢？

当然，这与《红楼梦》的艺术品质相关，与《红楼梦》的意义空间是否辽阔相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与文本接受状况相关。文本接受的权威性、普及性很重要。像《红楼梦》接受的权威性和普及性，是任何作品无法比拟的。如索引派的存在，与乾隆的阅读参与有关。索引派中的“明珠家事”说，广为流传，据说与乾隆有关。据《能静居笔记》作者赵烈文回忆，他曾听说过：“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坤以呈上，然不知所止。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明珠家事也。’”⑦这条记载的可靠性如何，很难断定。但起码有此传说，则是无疑的。另外毛泽东对《红楼梦》的阅读、评论是大家都知道的，以他领袖地位和在国内外的崇高的威望，他的正面阅读参与和文本接受，使《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更为稳固，也是在情理中的。“新红学”的创始人也非平凡之辈，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更令曹雪芹感到幸运的是，他的《红楼梦》获得普通百姓的欣赏，自一百二十回的程甲和程乙本印出来后，不胫而走，红楼故事几乎家喻户晓。这就回答了为何以一个“家族的兴衰”的故事写的小说，而获得大家都认同为经典原因。由此也说明，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经典的建构，不完全都是负面的，不都是偏见，有时候倒构成一种研究的视野，而生发出对经典作品的一种真知灼见，那种认为意识形态只是一味“操控”的看法并不是完全妥当的。

三　《红楼梦》研究视野与文学经典化两极的连接

前面我们以《红楼梦》研究为个案，阐明了文学经典化的两极。但是“艺术品质”这一极与“文本接受”这一极不能连接的话，那么文学经典的建构仍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文学经典化这两极如何才能连接呢？这是一个必须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我们知道有不少作品艺术品质并不差，但因文本接受情况不好，而不能成为经典。反之，有些著作文本接受情况很好，却因艺术品质差，而难以成为经典。这里的问题关键仍然是作品本身的思想意义是否开阔，可供挖掘的东西是否深厚，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某部作品是否“说不尽”，总之仍然要“回到文本本身”。只要是作品的思想意义无限辽阔，可供人们挖掘的东西很多，那么虽有意识形态风暴和文化权力的横行，也可能出现作品的意义“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情形，而在“文学经典”里立稳脚跟。最典型的就是西方的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曹雪芹。如上所述，曹雪芹的《红楼梦》由于它所描写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极致，艺术表现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所产生巨大张力等，因而是一部具有辽阔阐释空间的超越性的作品。它经得起不同意识形态的冲刷和解释，也经得起研究视角的探索与挖掘。换句话说，由于作品本身的艺术品质，它以多元的召唤结构，可以向各种研究视野敞开，从而形成文学经典化两极的对接。

“红学”流派除了上面所举的“旧红学”、“新红学”和“革命红学”之外，也许更重要的还有王国维开始的《红楼梦》批评，这种批评的视野和价值取向显出更为多样的形态，从这里也许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两极”连接的桥梁。

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前述的索引派和考证派专从作品外部下功夫不同，它力图回到《红楼梦》自身的价值结构。王国维评论的视野是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曹雪芹乃中国18世纪作家，叔本华是德国19世纪哲学家，他们之间有何关系呢？曹雪芹的“色空”观念与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有和关系呢？但是王国维在熟读了《红楼梦》之后，在理解了叔本华之后，终于在生活与欲与痛苦三者为一的生命哲学，与《红楼梦》“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者，无不与痛苦相始终”的现实之间，实现了一次顺理成章的连接。

又如，夏志清的《〈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一文，也是着眼于《红楼梦》的内部的“爱”与“情”的层面。但《红楼梦》的中的“爱”与“情”会与基督教的教义有联系吗？当然一般人根本不会从这个视野去考察《红楼梦》。然而，夏志清的上述文章就是从基督教的教义的视野对《红楼梦》作出诠释。夏志清说：“《红楼梦》虽是一部言情小说，它最终关怀的‘圣爱’（agape）原胜于‘爱’eros，是怜悯与同情远胜于情欲。”这种诠释对于《红楼梦》提出的“意淫”的确可以对接起来。

我们来说说王蒙的“红学”研究。我们读王蒙的《红搂启示录》，觉得王蒙把《红楼梦》读活了。似乎他把红搂人物和事件看成是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同学、同行等，他似乎在评论《红楼梦》，又似乎在评论我们经历过的生活本身。为什么会这样呢？曹雪芹曾想到二百多年后，会有人这样来解读他的书吗？按照我的观察，王蒙是按照现实的人、人的生活来理解《红楼梦》的。在王蒙那里，生活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红楼梦》中去寻找答案。印象非常深的是，他曾写了对王夫人的分析，我读后，就觉得他是对照某个年生的人和事来写的。但王蒙否认这一点。他说他只是照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本来的样子分析王夫人。王蒙提问：“为什么《红楼梦》偏偏提供了歧义性？同是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怎么就没听说过被研究成‘密码’，‘缩微’，‘图是信息’？外国文学瑰宝多矣，怎么也没听说这种独特命运？”王蒙自己回答：“说来说去还是由于《红楼梦》相当全面、真实、丰富、准确、而又包罗万象地、规模宏大地反映了生活，反映了人。人们对《红楼梦》的兴趣就是对于世界、对于生活、对于人自身的兴趣。”⑧看来王蒙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也就是对于现实人生自身所存在问题的研究，他觉得红楼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角色。我们可以通过《红楼梦》种种人物来理解现实生活中的角色。王蒙的“红学”研究是通过人、生活本身在《红楼梦》文学经典两极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上面所举三例，研究的视野完全不同，但都可以“艺术品质”和“文本接受”两极实现连接。这就说明对于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两极，可能会因作品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连接。我们不能肯定那种一概以外部的所谓权力作用、意识形态的“操控”的单一视野，来解释文学经典化问题。在文学经典化问题上，充分理解这两极及其连接是十分重要的。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我们理应有更具说服力的精微的思考。

参考文献

①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90页。

② 鲁迅：《〈绛洞花主〉小引》，见《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19页。

③ 蔡元培《石头记索引》中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上，第319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63年版。

④ 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⑤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红楼梦》“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见《鲁迅全集》第8卷，第1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红楼梦艺术论文篇4

《红楼梦》是 中国 历代以来唯一以一本书的 研究 ，而建立起一门专门学问的作品，这就是大家所称的“红学”。进入“红学”圈子的人，上至高层官员，国学大家，着名作家，下至普通的研究者，人数之众多，可与西方的“莎士比亚学”相比美。特别令人困惑的是，不论 政治 权力如何变化，不论意识形态如何“操控”，《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不可撼动，不像其他作品那样在权力的更替和意识形态的变动中起起伏伏，可以说《红楼梦》是经典的“长青树”，这里究竟存在什么奥秘？

 

 

   

《红楼梦》作为中国十八世纪的一部古典小说，其后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首先是它的艺术品质非同寻常。它所描写的是当时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和一个爱情悲剧，题材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但他的描写、叙事和抒情，却带有高度的艺术印记。

   

《红楼梦》的艺术品质可以就以下四点来谈：

    1 、《红楼梦》艺术描写的重大突破。它把客观性的描写和主观性的描写艺术地融合在一起。《红楼梦》对生活的描写，就像生活本身那样原始、丰富、多样和复杂，可以说达到了浑然天成的地步。虽然大体而言《红楼梦》只写了一个大家族的生活，但涉及的生活面是很宽的。我们甚至于可以说，生活有多么辽阔，《红楼梦》描写的世界就有多么辽阔。问题还不完全在作者反映生活的辽阔上面，而更在对待生活的忠实把握上面。即作者尊重生活固有的逻辑去写，“尊重”笔下每一个人物自身的性格轨迹，不把他们当傀儡，不把自己的好恶强加到人物上面，随意进行褒贬，哪怕就是对贾政、王夫人、王熙凤作者也能很客观地加以对待，让他们说他们所说，做他们所做，充分写出了他们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论作者同情谁，厌恶谁，决不把自己的感情倾向表露出来。作者喜爱林黛玉、贾宝玉、晴雯、鸳鸯等，但他尽力把这种喜爱隐藏起来；作者厌恶贾母、贾赦、贾珍、贾琏、王熙凤、薛宝钗等，他也尽力把这种厌恶隐藏起来。诚如曹雪芹自己所说的：“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

  

《红楼梦》描写的客观性又不是“冷”的，它是“热”的。或者说它的描写又是最主观的，因为作者把自己对生活的诗情画意的审美体验，充分地艺术地渗透进对生活的描写中，形成了“冷眼深情”的艺术特征。或者说，作者通过对描写素材的进行了熔铸和提炼，加以审美化和诗化，似乎每一回都留下了曹雪芹诗人的体温，灌注了他的心血，让人感受到所描写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生气勃勃的，趣味盎然的，读者不能不为他的描写所感染和感动。诚如作者自己所云：“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字字是血”我们可以《红楼梦》中从字里行间体会出来。

   

最客观又是最主观，在《红楼梦》中形成了一个具有张力的冷眼深情般的艺术悖论，正是这艺术悖论，是《红楼梦》的生活世界既超越了客观的世界，又超越了主观的世界，真正寻找到艺术的世界。

   

2、“言情”小说模式的重大突破。中国古代描写爱情的小说很多，为什么这许多爱情小说都经不起 历史 和时间的筛选，《红楼梦》独能“脱颖而出”，二百多年来赢得无数读者的青睐，在文学史上获得崇高的地位，成为永远不被摧垮的文学经典呢？这里我觉得有三点是其他言情小说无法达到的：第一，《红楼梦》创造了言情小说的新范式。我们注意到，此前的小说、戏剧和诗歌也有不少描写爱情的优美篇章。但是，其范式是这样的：“才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佳人”，或倒过来“佳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才子”，两人一见倾心，瞬间产生了感情，于是暗中传递消息，表达彼此爱慕之心。但他们的心思或行动终于被人发现，因为违反礼教而受到阻绕，“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彼此相思、痛苦，其状十分令人同情。最后必是“才子”科甲及第，一般是中了状元，皇上知道了事情原委，终于赐婚，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范式的写法构成了一个“文学 社会 ”，如着名的《西厢记》、《牡丹亭》等，都属于这个“文学社会”，连朝鲜的《春香传》也无比如此。更不要说那些比这些作品更差的言情作品。有清一代所产生的言情、人情世态、才子佳人小说很多，如《林兰香》、《金云翘传》、《女开科》、《平山冷燕》、《情梦拆》、《风流配》、《春柳莺》、《玉娇梨》、《好逑传》、《吴江雪》、《定情人》、《玉之玑》、《赛红丝》、《锦香亭》等等，这些作品都是这样或那样地重复这个范式，而落入窠臼，逐渐湮没无闻。在这个范式里面所演出的各种各样的小说的意义都是有限的。《红楼梦》则冲破了这个陈旧的“范式”，开创了言情小说的“新范式”：贾宝玉与林黛玉则因经过长期的相互了解，并因都反对“仕途 经济 ”而相互爱慕。可他们的爱情终因违背了封建礼教的规定而遭到封建卫道士的扼杀而失败，并酿成了悲剧。林黛玉死了，贾宝玉出家了。这个爱情“新范式”的要点是：男女主人公的相爱乃是由于共同的思想感情的基础，和相互之间长期的了解和爱慕，但由于反人性势力的压迫或由于无法避免的原因 , 最终造成了悲剧。这个新范式容纳了 现代 爱情悲剧的要素，因而具有现代意义。实际上，《红楼梦》的爱情新范式一经流行，那种“才子佳人”式的“文学社会”就被拆解，而一个以《红楼梦》言情新范式的故事框架的“文学社会”就被确立起来。不论哪为作家，只要他写的是现代的爱情悲剧，就自觉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加入《红楼梦》新范式的“文学社会”中。鲁迅的《伤逝》、张爱玲的《金锁记》、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差不多都是《红楼梦》新范式的变异。可以肯定，我们今后还会有新的“爱情小说”，特别是爱情悲剧，不论如何创造，很难跳出《红楼梦》新范式的“窠臼”，真是写不完的《红楼梦》。

    

3、典型、意境和意象同时并现。一般的作品或者创造典型，或者营构意境，或者塑造意象。唯有《红楼梦》三者兼而有之。《红楼梦》创造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许多典型，已经是十分可贵。但同样可贵的是，它还营造诗一般的意境．读者走进大观园，就会走进有情景交融所构成的或热烈或温馨或凄凉的或悲哀的意境中，让人体验到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情感，使人达到物我皆忘的境界。在《红楼梦》还有那奇怪的写满字的石头，有绛珠草，有贾宝玉生下来就挂在脖子上的玉，有“太虚幻境”，有“正册”、“副册”……这些象征意象，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其中的文化和 哲学 意味都耐人寻味，至今仍是未能解开之谜。典型属于“知”的领域，意境属于“情”的领域，意象属于“意”的领域，《红楼梦》是人的全部心理功能的全部展开，是人的智慧的结晶。

   

4、汉语白话的成熟形态。《红楼梦》所使用的语言是白话。它的白话是最纯净的，最典范的，最丰富的，最生动的，最具有表现力的。《红楼梦》之前，没有产生这样的白话；《红楼梦》之后，白话则因受东洋和西洋文化与语言的影响，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遭到各种“标准化”的影响，而遭到“污染”，失去了纯净的丰富的品质。我们现在很难想象还有谁能超越曹雪芹用纯熟的白话写出新的小说来。

   

以上四点，是我对《红楼梦》艺术品质的看法，应该说多数人都这样那样地肯定过《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只有着名的“红学”家之一的胡适尽管拿《红楼梦》的考证来宣传他的研究 方法 ，可他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缺乏认识的，甚至认为“《红楼梦》在思想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巧上比不上《海上花》（韩子云），也比不上《儒林外史》――也可以说，还比不上《老残游记》。”①这只能证明胡适并不十分懂文学或他持有文学偏见。他的这些说法与鲁迅等绝大多数人的看法相反，因此他的观点无法掩盖《红楼梦》的艺术光辉。

   

文学经典有两极：一极是作品的艺术品质，即作品的艺术原创性、意义的丰富性、艺术描写的特点、艺术展现的辽阔空间和艺术语言的生动性等。只有高度的艺术品质所产生的艺术魅力，才能征服一代又一代的接受者。这才能保证作品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冲刷而作为文学经典保留下来。一部艺术品质不高的作品，可能因一时的权力推崇和意识形态的推波助澜而喧嚣一时而成为经典，一旦推崇它的权力和意识形态过去，那么它就必然要跌回非经典的地位。《红楼梦》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是因为它的艺术品质这一极是经得起严格的审美检验的。离开这艺术品质这一极，无论谁权力多大，鼓吹得多么卖力，都无法保证《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

 

 

   

文学经典的成立不仅需要文本的艺术品质第一极，还需要“文本接受”这第二极。如同“接受美学”所阐明的那样，当一个文本未被阅读之前，还不能成为审美对象，文本的艺术品质再高，也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文本被读者阅读之后，其艺术世界被具体化之后，那么文本才构成审美对象，才真正成为作品。对于文学经典来说，它必须经过历代作者的持久的阅读、评论和研究，特别被一些具有权力的人、具有学者资格的人所评论和研究。《红楼梦》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就是它的艺术品质被众多读者所评论和研究，并非常幸运地形成了“红学”，从而使这第二极变得十分强大。因此考察几代“红学”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考察它们从哪个角度切入《红楼梦》的艺术世界，对于解开《红楼梦》的文学经典长青树之谜，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从《红楼梦》的意义空间说起。《红楼梦》实际上围绕着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描写了一个大家族贾府由烈火烹油之盛到“落了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般衰败的过程。中国封建社会是由家族为单元的。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意味着，“家――国――天下”是一个链条，可以透过一个“家”看一个“国”，透过一个“家”与“国”再看一个“天下”。这样，曹雪芹的《红楼梦》由家族描写所展开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越了许多小说。从这一个意义上看，《红楼梦》历史地具体地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家族”，其意义的多义必然是多元的，说不尽的。人们必然可以从中解读出不同的东西来。诚如鲁迅所言：对于《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②

   

大家知道，乾隆年间，曹雪芹家道中落后，他在北京住了下来，化了十年时间，默默无闻写出了《红楼梦》前八十回，正如他自己所言“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乾隆 56 年（ 1791 年），高鹗续成了 120 回本，并两度印刷。在冲破了封建统治阶级以“淫书”为名最初的“焚书毁版”灾难之后，《红楼梦》开始盛行，遍及海内。当时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此后，有所谓“索引派”的“旧红学”的解释，有胡适、俞平伯的考证派的所谓“自叙传”观点“新红学”，有 1954 年受到毛泽东支持的“革命红学”，还有更为激进的“文革”红学，有“文革”后的五花八门的新新红学，……，虽然对《红楼梦》的意义发生了争论，各种意识形态在这里角力，赋予《红楼梦》各不相同的意义，但它们都不能不说是这样或那样地抓住了《红楼梦》部分意义，而《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地位则不但始终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在争论中更更见灿烂和辉煌。各种意识形态都承认《红楼梦》是文学经典，都从《红楼梦》里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且都有其一定的理由和说服力。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说明了作品本身的辽阔意义空间，引来不同读者对文本的不同接受，这是《红楼梦》建构为文学经典的另一极。

   

那么，具体说来，各派“红学”都是如何来接受和阐释《红楼梦》的呢？这种阐释是否都是勉强的？他们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投射给《红楼梦》的时候，根据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来看最早产生的“索引派”。“红学”中的索引派是把《红楼梦》中的本事与历史上某些实有的人物与事件相互比附。那么这种比附是否能从《红楼梦》的描写中找到它的道理呢？原来红学索引派的产生确有作品本身的某些原因。《红楼梦》第一回引作者的话说：“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 : 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 , 故将真事隐去 , 而借 " 通灵 " 之说 , 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 . 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 ? 自又云 : ‘今风尘碌碌 , 一事无成 , 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 , 一一细考较去 , 觉其行止见识 , 皆出于我之上 . 何我堂堂须眉 , 诚不若彼裙钗哉 ? 实愧则有余 , 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 ! 当此 , 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 , 锦衣纨裤之时 , 饫甘餍肥之日 , 背父兄 教育 之恩 , 负师友规谈之德 , 以至今日一技无成 , 半生潦倒之罪 , 编述一集 , 以告天下人 : 我之罪固不免 , 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 , 万不可因我之不肖 , 自护己短 , 一并使其泯灭也 . 虽今日之茅椽蓬牖 , 瓦灶绳床 , 其晨夕风露 , 阶柳庭花 , 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 . 虽我未学 , 下笔无文 , 又何妨用假语村言 , 敷演出一段故事来 , 亦可使闺阁昭传 , 复可悦世之目 , 破人愁闷 , 不亦宜乎 ? ’故曰‘贾雨村’云云。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 , 是提醒阅者眼目 , 亦是此书立意本旨。”这段话对于一般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毫无疑义。但对于研究《红楼梦》的人来说，其意义是巨大的。作品中的确有“甄士隐”和“贾雨村”两个线索人物，看来作者的确是把真事隐去了，用假语村言写出来了，那么作者隐去的“真事”是什么呢？这就不能不使人去推测而想揭示其真事。其中又有“已往所赖天恩祖德 , 锦衣纨裤之时 , 饫甘餍肥之日 , 背父兄教育之恩 , 负师友规谈之德 , 以至今日一技无成 , 半生潦倒之罪 , 编述一集 , 以告天下人”等忏悔的话，似乎用此书回忆一个曾经兴盛过的家族的往事。这样，就怪不得有人去猜测这是否是写清初一个大家族的兴衰过程。于是早期索引派的“明珠家事”说、“傅恒家事”说、“和坤家事”说、“张侯家事”说相继问世。这些索引派总是通过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的所谓“关合处”，使小说与历史构成某种“互文”关系。

   

“红学”索引派的文化蕴含在于古写作文章的一种风尚，即所谓“文人感事，隐语为多；君子忧时，变风将作”。就是说，文章做法有隐有显，隐是一层，显又是一层。隐为谜底，显为谜。用今天的话来说，即通过文章的隐语来暗指某人某事，已发泄心中的感情，成为一种文化传统。所以索引派对于《红楼梦》的“真事隐去”、“贾语村言”特别加以关注，并由此切入展开对《红楼梦》的影射对象的解读，是有一定根据的，是 中国 写作传统的一种延续，根本不为足怪。至于说到后期的索引派，如蔡元培的《石头记索引》，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 政治 小说，就更有另一重理由。那就是“排满”。蔡氏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持民主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以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义”。如“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即“红”字影“朱明”王朝；“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也；小说中之人都以生活中人为依据，并有象征的作用，如贾宝玉“言伪朝之帝系也；宝渔者，传玉玺之义也，即指胤初。”③这种解读中已经隐含“反满”的意识形态，这对于“反满”、“反清王朝”的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自有他们的批评眼光，也与《红楼梦》所写的事件与细节有某些“暗合”。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胡适、俞平伯的曹雪芹“自叙”说，相对于索引派的“旧红学”，被称为“新红学”。他们认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他们通过大量的曹雪芹家世的考证，力图说明《红楼梦》所写的人与事不过是曹雪芹自身的家世，是他的亲历亲闻亲见。应该说，这种“新红学”是有一定根据的。从大量的考证来看，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当时政府的重要官员，曾任“江宁织造”，很有权势也很富有，但后来获罪，最终被抄家，全家被勒令回北京。家族的这一由盛而衰的变故，对于少年的曹雪芹印象极深，体验极深，严重 影响 其日后的人生出路。 “新红学”从考证《红楼梦》作者的身世出发，得出结论：“《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④作者以“ 自然 主义”之笔墨，展现了一个封建世家由盛及衰的过程。这应该是一种“洞见”，它揭开了《红楼梦》“写实”的精神⑤，揭开了作品所展现的 艺术 世界与作者亲历亲闻、切身体验的密切关系，认为可以从曹雪芹家事的考证中，获得了解《红楼梦》的钥匙，为《红楼梦》的 研究 开辟了新路。胡适和俞平伯的“自传”说与《红楼梦》所描写的场景大体契合，也就具有了相当的价值。当然，这种研究是具有“五四” 时代 的意识形态性的，即从“五四”的新精神，特别是“个性解放”出发，更多关怀个人的身世变化，而与“索引派”往往关心影射某个家族不同。

  

1954年在批判胡适唯心主义的运动中，胡适和俞平伯的“新红学”遭到严厉的批判。而当时青年教师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革命红学”观点则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从今天的观点看，对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的批判并不恰当。“新红学”一派观点完全可以存在和继续 发展 。但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又不能否定以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革命红学”。李希凡、蓝翎的“红学”观点当然是充满政治意识形态含义的，那就是到了封建 社会 运转到了后期，封建贵族阶级已经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他们的没落是 历史 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从这种意识形态催化出来的“革命红学”，也自有合理之处，也贴近作品本身，也成为一种“洞见”。李希凡、蓝翎最早的评红论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⑥写道：“红楼梦出现在满清帝国的乾隆盛世，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乾隆时代正是满清王朝行将衰落的前奏曲。在这一巨变中注定了封建官僚地主阶级不可避免的死亡命运。这恶兆首先是有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崩溃开始。曹雪芹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的封建官僚家庭在这时代的转变中崩溃了，使他不得不过着贫苦的生活。自然，作为在富贵荣华中生长起来的曹公子，在‘贫穷难耐的凄凉’的生活中，对‘当年笏满床’的盛世是不无惋惜怀念的。作者通过书中许多人物的对白，时常流露出追怀往昔的哀感，这正是作者世界观中的矛盾所在。像其他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一样，曹雪芹的同情虽然‘是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他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中已预感到本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他将这种预感和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以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现在红楼梦中。把封建官僚地主内部腐朽透顶的生活真实地暴露出来，表现出它必然崩溃的原因。作者用这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的图画埋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尽管这是一首挽歌，也丝毫未减低它的价值。”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引用这段话，是因为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革命红学”的基本观点： 1 、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必然灭亡论； 2 、阶级论； 3 、作者亲身体验论； 4 、挽歌论； 5 、现实主义论。应该说，“革命红学”的这些观点几乎统治了半个世纪，至今仍有它的价值，这是为什么呢？显然，这些观念尽管是充满政治意识形态的，但也是符合作品的实际的。从《红楼梦》具体感性的描写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的确可以感受到作者用一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的图画埋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的确可以感到作者的描绘是“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得来的，的确感到这是作者为自己所同情的阶级唱起了“一首挽歌”，的确可以感到作者整个描写是“现实主义”的。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关于作者亲身体验的观点，与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观点并无二致，实际上是把“新红学”的考证的结果原本地接受过来，这说明了“革命红学”与“新红学”之间的联系，而且是密切的联系。

     

从索引派的“旧红学”到“新红学”，再到“革命红学”，它们的意识形态的支持是完全不同的，“索引派”背后的封建社会写作文化传统，或者是“反满”的意识形态；“新红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是“五四”时期所形成的启蒙主义思想，“革命红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和唯物史观，但它们都支持《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都形成了对于《红楼梦》经典的“洞见”，都揭示出《红楼梦》所蕴含的某种意义。不同意识形态却都支持同一部文学经典，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首先，这三者都指向“一个家族的兴衰”，可见“家族的兴衰”对于中国社会历史面貌的一种缩影，具有广阔的意义空间，不同的观点都可以从“家族的兴衰”中作出不同的解读。当然，描写家族的兴衰的作品不止《红楼梦》一部，还有别的作品也写“家族的兴衰”，为什么就不能获得与《红楼梦》相同或相似的阅读效果呢？

    

当然，这与《红楼梦》的艺术品质相关，与《红楼梦》的意义空间是否辽阔相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与文本接受状况相关。文本接受的权威性、普及性很重要。像《红楼梦》接受的权威性和普及性，是任何作品无法比拟的。如索引派的存在，与乾隆的阅读参与有关。索引派中的“明珠家事”说，广为流传，据说与乾隆有关。据《能静居笔记》作者赵烈文回忆，他曾听说过：“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坤以呈上，然不知所止。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明珠家事也。’”⑦这条记载的可靠性如何，很难断定。但起码有此传说，则是无疑的。另外毛泽东对《红楼梦》的阅读、评论是大家都知道的，以他领袖地位和在国内外的崇高的威望，他的正面阅读参与和文本接受，使《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更为稳固，也是在情理中的。“新红学”的创始人也非平凡之辈，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更令曹雪芹感到幸运的是，他的《红楼梦》获得普通百姓的欣赏，自一百二十回的程甲和程乙本印出来后，不胫而走，红楼故事几乎家喻户晓。这就回答了为何以一个“家族的兴衰”的故事写的小说，而获得大家都认同为经典原因。由此也说明，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经典的建构，不完全都是负面的，不都是偏见，有时候倒构成一种研究的视野，而生发出对经典作品的一种真知灼见，那种认为意识形态只是一味“操控”的看法并不是完全妥当的。

 

  

  

前面我们以《红楼梦》研究为个案，阐明了文学经典化的两极。但是“艺术品质”这一极与“文本接受”这一极不能连接的话，那么文学经典的建构仍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文学经典化这两极如何才能连接呢？这是一个必须进一步探讨的 问题 。我们知道有不少作品艺术品质并不差，但因文本接受情况不好，而不能成为经典。反之，有些着作文本接受情况很好，却因艺术品质差，而难以成为经典。这里的问题关键仍然是作品本身的思想意义是否开阔，可供挖掘的东西是否深厚，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某部作品是否“说不尽”，总之仍然要“回到文本本身”。只要是作品的思想意义无限辽阔，可供人们挖掘的东西很多，那么虽有意识形态风暴和文化权力的横行，也可能出现作品的意义“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情形，而在“文学经典”里立稳脚跟。最典型的就是西方的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曹雪芹。如上所述，曹雪芹的《红楼梦》由于它所描写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极致，艺术表现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所产生巨大张力等，因而是一部具有辽阔阐释空间的超越性的作品。它经得起不同意识形态的冲刷和解释，也经得起研究视角的探索与挖掘。换句话说，由于作品本身的艺术品质，它以多元的召唤结构，可以向各种研究视野敞开，从而形成文学经典化两极的对接。

   

“红学”流派除了上面所举的“旧红学”、“新红学”和“革命红学”之外，也许更重要的还有王国维开始的《红楼梦》批评，这种批评的视野和价值取向显出更为多样的形态，从这里也许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两极”连接的桥梁。

   

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前述的索引派和考证派专从作品外部下功夫不同，它力图回到《红楼梦》自身的价值结构。王国维评论的视野是叔本华的生命 哲学 。曹雪芹乃中国18世纪作家，叔本华是德国19世纪哲学家，他们之间有何关系呢？曹雪芹的“色空”观念与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有和关系呢？但是王国维在熟读了《红楼梦》之后，在理解了叔本华之后，终于在生活与欲与痛苦三者为一的生命哲学，与《红楼梦》“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者，无不与痛苦相始终”的现实之间，实现了一次顺理成章的连接。

   

又如，夏志清的《〈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一文，也是着眼于《红楼梦》的内部的“爱”与“情”的层面。但《红楼梦》的中的“爱”与“情”会与基督教的教义有联系吗？当然一般人根本不会从这个视野去考察《红楼梦》。然而，夏志清的上述文章就是从基督教的教义的视野对《红楼梦》作出诠释。夏志清说：“《红楼梦》虽是一部言情小说，它最终关怀的‘圣爱’（ agape ）原胜于‘爱’ eros ，是怜悯与同情远胜于情欲。”这种诠释对于《红楼梦》提出的“意淫”的确可以对接起来。

  

我们来说说王蒙的“红学”研究。我们读王蒙的《红搂启示录》，觉得王蒙把《红楼梦》读活了。似乎他把红搂人物和事件看成是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同学、同行等，他似乎在评论《红楼梦》，又似乎在评论我们经历过的生活本身。为什么会这样呢？曹雪芹曾想到二百多年后，会有人这样来解读他的书吗？按照我的观察，王蒙是按照现实的人、人的生活来理解《红楼梦》的。在王蒙那里，生活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红楼梦》中去寻找答案。印象非常深的是，他曾写了对王夫人的 分析 ，我读后，就觉得他是对照某个年生的人和事来写的。但王蒙否认这一点。他说他只是照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本来的样子分析王夫人。王蒙提问：“为什么《红楼梦》偏偏提供了歧义性？同是着名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怎么就没听说过被研究成‘密码’，‘缩微’，‘图是信息’？外国文学瑰宝多矣，怎么也没听说这种独特命运？”王蒙自己回答：“说来说去还是由于《红楼梦》相当全面、真实、丰富、准确、而又包罗万象地、规模宏大地反映了生活，反映了人。人们对《红楼梦》的兴趣就是对于世界、对于生活、对于人自身的兴趣。”⑧看来王蒙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也就是对于现实人生自身所存在问题的研究，他觉得红楼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角色。我们可以通过《红楼梦》种种人物来理解现实生活中的角色。王蒙的“红学”研究是通过人、生活本身在《红楼梦》文学经典两极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上面所举三例，研究的视野完全不同，但都可以“艺术品质”和“文本接受”两极实现连接。这就说明对于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两极，可能会因作品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连接。我们不能肯定那种一概以外部的所谓权力作用、意识形态的“操控”的单一视野，来解释文学经典化问题。在文学经典化问题上，充分理解这两极及其连接是十分重要的。对于 目前 正在进行的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我们理应有更具说服力的精微的思考。

 

参考 文献 ：  

①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90页。

② 鲁迅：《〈绛洞花主〉小引》，见《鲁迅全集》第 7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419 页。

③ 蔡元培《石头记索引》中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上，第 319 页，中华书局出版社 1963 年版。

④ 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08 页。

⑤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红楼梦》“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见《鲁迅全集》第 8 卷，第 19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红楼梦艺术论文篇5

《红楼梦魇》是张爱玲用十年之功精心撰写的学术著作，主要通过《红楼梦》版本的比对和繁琐的考证，提出自己独到的红学见解。张氏此书为海外的红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周汝昌称之为“红学史”上的一大怪杰，常流难以企及。[1]由于张爱玲以小说家称名于世，《红楼梦魇》一书至今缺少学界的关注。在长期的文学创作经历之后，张爱玲精心撰述此书，倾注了她极具个人色彩的审美意趣与情感倾向，当中的红学见解亦留下了她的作家身份以及多年海外生活经历的烙印，这也使得她的红学见解显得如此之独特。本文将从《红楼梦魇》书名之意蕴，张爱玲对后四十回续书的看法，以及张爱玲的《红楼梦》创作观三个方面展开探讨。

一、《红楼梦魇》书名之解读

周汝昌在《定是红楼梦里人》里写道：“我一看《红楼梦魇》这个书名就感到十分讨人憎嫌：什么‘魇’？把雪芹的这么一部宝书竟然安装上如此一个丑恶的字眼，引起我们什么样的情绪？极不喜欢，就从这儿也不大想看打开书看上几眼。”[2]毫不掩饰老先生对此书名的厌恶之深，即使为《红楼梦魇》专门写了书评，也不曾改变其最初的厌恶情绪，甚至认为这是一代才女的极大失误。

“魇”从鬼厌声，指的是人被噩梦或者极其恐怖的事情所迷惑、惊吓、尖叫。这的确是一个恐怖的字眼，单独一个字就已经让人不寒而栗。张女士将之加在《红楼梦》这本拥有中国古典美学的经典著作前面，无怪乎周汝昌先生感到愤怒了。既然如此，她为何坚持这一书名呢？是否真的是一代才女的重大失误？

《红楼梦魇》这个书名并非张爱玲女士本人所起，而是来自于她的友人宋淇的一句戏语。最开始的英文名是Nightmare in the Red Chamber，直接译为中文的《红楼梦魇》。张爱玲女士是如何理解这个题目呢？她认为“这题目非常好，而且也确是这情形――一种疯狂。”[3]

这个“可怖”的名字只是一种简单的疯狂吗？她自己在此书序言中这样写道：“我这人乏善足述，着重在‘乏’字上，但是只要是真喜欢什么，确实什么都不管――也幸而我的兴趣范围不广。在已经‘去日无多’的时候，十年的功夫就这样掼了下去，不得不说是豪举。”[4]由此可见，张爱玲女士对这个书名不仅仅是满意那么简单了，而是喜欢得很了。这梦魇其实是一种偏执的喜爱，因此她宁愿花了十年的时间沉迷其中。如此到这里，可以很清晰地知道周汝昌先生和张爱玲女士都是深爱《红楼梦》的，只是周先生无法容忍如此恶毒的字眼放置在自己最爱的宝物之前罢了，他所理解的魇是可怖的，是让人睡不着觉的。然而张女士所理解的则是不同的，她看到的是这字眼之下隐含的一种疯狂，不排除孩子般的故意作弄，然更深刻的是一种偏执的爱，是这种疯狂的背后，《红楼梦》所带给她的内心震颤以及共鸣，是一种挥之不去，愈发清醒的悲感情绪，这种情绪才是“魇”的真实面目，而这也是她和《红楼梦》之间的一个连结点。

张爱玲曾说：“偶遇拂逆，事无大小，只要‘详’一会儿《红楼梦》就好。”[5]《红楼梦》不只是她创作的灵泉，同时也是她心灵的慰藉。而在她的作品中也展现了她对它的理解，以及狂热的、真挚的情感。就此很多学者都曾发表过专门的研究著作，并认为“从《金锁记》等张爱玲的小说中， 清晰地看到了《红楼梦》的巨大艺术投影；”[6]同时清晰地指出她的作品中“浸透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剧感”。而这一点她也在《传奇再版序》中写道“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这种悲凉感是来自于她的生活以及她敏感的心灵的，她的血液里流淌着家族的气息，而她自己所生活、所经历的盛衰之变使她自己与《红楼梦》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照，因此她的一生都摆脱不了《红楼梦》以及那种悲凉之感。

所以，周汝昌先生仅从自己对于梦魇的理解来认定这是一个令人惋惜的错误，可以说是有待商榷了。我相信张爱玲女士创作那么多作品，一定有自己对于文字的敏锐触觉和捕捉力，《红楼梦魇》不仅仅只是一个书名，更是她一掼十年的疯狂，以及始终无法挥去的悲凉，而这种悲凉也如梦魇惊醒般愈加清晰地让她记忆深刻。

二、后四十回续书之探究

对于后四十回续书问题，研究者历来争论不休。而张爱玲女士自得知后四十回非曹雪芹先生的作品时，可谓是“石破天惊，惊喜交集”，并将“《红楼梦》未完”引为人生第三大恨事。[7]

首先，在伪作问题上，张爱玲女士在《未完》一文中直接将切入点放在满汉问题上。她从女性小脚问题上推论出曹雪芹对满汉问题的故意模糊，而从一些词汇如“屯”“大妞妞”等做出“后四十回旧本的特点之一是强调书中写所写是满人”的结论，同时之间又通过各种琐碎的细节对比来展现前后不同，以证实后四十回伪作身份。考证非常琐细，然角度很特，就此周汝昌先生也做出了“特心细，特繁琐，带出了女性脾气”[8]的评价。

其次，在看待续作问题上，张爱玲女士则直接作出了近似于尖酸苛刻的批评：狗尾续貂，附骨之疽。这个观点一出，立马引起了一批曹雪芹狂热爱好者的注意，同时也得到了一批学者的认同，周汝昌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周先生就张爱玲女士所说的后四十回“天日无光，百般无味”八个字推断出这个天才少女是一种“第六官”[9]的，大概指的就是一种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吧，并指出“在《红楼梦》问题上，说实在话，寻觅能如她那样说出我心坎里要讲而不讲的第二人，至今尚未觅见。”而他自己也曾说过：“我读不了高鹗续的后四十回，如果用力量强迫我读，那就是对我最大的精神折磨。”[10]可见就此问题上，他是将张爱玲女士引为知己了。

她之所以对后四十回有这么大的抵触，也许真的与周汝昌先生所说的女才子的神秘的“第六官”有关，因为就张爱玲女士创作那么多作品来说，她的确是有一颗异于常人敏感的心灵以及对艺术的敏锐感知能力。一方面她对《红楼梦》极其熟悉，“我唯一的资格是实在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儿的字自会蹦出来。”另一方面则在于她的艺术感知力。所以她能轻易从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细节上的不同看到艺术上的差距。如在林黛玉的服饰描写上，她细心地发现曹雪芹几乎不对黛玉的服饰作出如何的描写，而在第八回黛玉下雪天罩着的一件大红羽缎对襟褂子，她写道：“也是下雪，也是一件红色大衣，没有镶滚，没有时间性，该不是偶然的。‘世外仙姝寂寞林’应当有一种飘渺的感觉，不一定属于什么时代。”[11]而对后四十回写“水红绣花袄”表示了反感。这些细节所带给张爱玲的强烈对比以及对后四十回处理的结局的不满，直接导致了张女士对于后四十回的否定。

当然除了张爱玲女士、周汝昌先生对后四十回表示愤怒以外，也有人表达了自己对后四十回的更为激烈的态度：“我们该痛骂他，把他的伪四十回赶快从《红楼梦》里割下来扔进字纸篓里去，不许他附骥流传，把他的罪状向普天下读者泣诉，为蒙冤一百数十年的第一流天才写实作家报仇雪恨。”[12]然而，对于他们这样的批评，我是同意林语堂先生对这类文字做出的总结的，“主观之批评”，即带入了自己的情感色彩来评价后四十回。全观后四十回，也不乏精彩之处，虽然俞平伯先生也说出过批评后四十回的言辞，但是他也承认后四十回中四美钓鱼、双美听琴、宝玉和紫鹃隔窗谈话等几节是“可以仿佛原作的”。[13]

而且在续作问题上，同样有丰富写作经验的林语堂先生也注意到“这性格的完整性，在文W创作中最难，《红楼梦》后四十回，个人的性格之符合及统一，不但能保持一贯，而且常常真能出色发挥出来”，如在探春离家时，“于是探春放心，辞别众人，竟上轿登程，水舟陆车而去。”[14]这样短短地一行字，免了悲悲切切的送别场面，是成全了探春的潇洒女儿气的。这一节，倒是惹人喜欢的。后四十回在悲剧的处理上并未是“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但可取之处还是有的，应正确对待。毕竟续书的确是非常难的，何况还是续《红楼梦》，但为何还会招致这么大的批评？俞平伯先生在《论续书底不可能》中提到“每做严切的指斥，并不是不原谅他，是因为一百二十回本通行太久了，不如此，不能打破这因袭的笼统空勤，所攻击的目标却不在高氏个人”[15]，由此看见老先生是煞费苦心的，他正如爱玲女士一样深深为《红楼梦》的艺术魅力所着迷，所以不愿意任何一个人去亵渎它，所以情感上对高鹗续书存了嫌恶。然另一方面他的主观性批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后来人从既有的认知中清醒，去仔细品味属于《红楼梦》的真正魅力，而不是只是满足于高鹗的百二十回本。

张爱玲女士一步一步小心地考证也是起到了俞平伯先生所要达到的效果的，她的《红楼梦魇》以细琐的考证更进一步证实了后四十回的伪作身份，同时还研究了续作者的心理，甚至对前后的艺术高低也作出了隐晦的表达，用心之深，让人敬佩，然在后四十回续书上，诚然需要大的、尖锐的批评，但也需要相信读者的审美眼光，同时给予续作者客观的评价，这一点应向胡适先生学习，他对红学贡献极大，然他对后四十回也做出了公正的论断：“但我们平心而论，高鹗补写的四十回，虽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16]

三、“是创作非自传”

张爱玲女士在《红楼梦魇》中《三详》中明确提出此观点，认为《红楼梦》是创作而非自传。首先，她认为《红楼梦》改写“时间非常长――何止十年间“增删五次”？直到去世为止，大概占作者成年时代的全部”。也就是说作者的天才是后天逐渐形成的，而不是一下子就涌现的，如此的话，他反复修改的作品也就具备了创作的条件，如果是自传，完全就不用反复修改。

其次，她通过各个版本的对照，细细比较其中的细节，考察作者的修改过程，反复比较其真实性问题，最后做出了一系列的推断，“宝玉大致是脂砚的画像，但是个性中也有作者的成分在内。他们共同的家庭背景与一些纪实的细节都用了进去，也间或有作者亲身的经验，如出园与袭人别嫁，但是绝大部分的故事内容都是虚构的。延迟元妃之死，获罪的主犯从贾珍改为贾赦贾政，都纯粹艺术上的要求。……黛玉的个性轮廓根据脂砚早年的恋人，较重要的宝黛出于文字却都是虚构的。正如麝月实有其人，麝月正传却是虚构的。”[17]也就是曹雪芹使用了一些创作的成分，即艺术上的虚构。

总之，她认为长达十年的修改以及艺术上的虚构足以说明《红楼梦》的成书是一个不断创作的过程。那么我们首先就要弄清自叙传小说艺术构思的关系，周汝昌先生这样写道：自叙传之说，是指中国小说传统自古以历史题材、以写人为主，不是自己借小说写自己，更不是“暴露”“家丑”和别人的“隐私”。中国小说的本质是“史论”而被之以小说的外表和装饰打扮――所以叫做“演义”，此二字方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小说观”中国人看小说的眼光与心态。这与西方的小说观念并不相同，“演义”这个词语，本身正相当于现今人所知所用的“文艺创作”。[18]到此，我们可以明白这牵涉到一个概念理解误差的问题，中国文学中理解的自叙传小说的含义，也就是说它是需要素材以及艺术构思的，而曹雪芹写的是“自家自己”，将自己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构思成一个故事。

而张爱玲的否定则是由于她将自传等同于完全的、纯粹的写实小说，从而引起了理解的误差。自传说拥护者甚多，并由此将许多学者从文本世界拉到曹雪芹生活的真实世界之中，而因此也将关注点放在他所真实经历的事件与文本之间的交互印证之上，从而从艺术本身中脱离出去。关于这种现象，余英时先生也提出过批评。而创作论的提出是与那种纯粹史实考证相对的，也就是说实际上张爱玲女士通过考证作品中艺术虚构的成分，来证明作品的艺术构思，并不是完全否定自传说，否定曹雪芹个人经历在作品中的艺术呈现，这一点周汝昌先生在《还是承认了自传说》中有所论述。

但从另一方考量，这种创作论的提出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将人们从关注曹雪芹生活的真实而重新回归到文学艺术本身。就虚构性而言，许多大家诸如鲁迅是承认其虚构性，认同《红楼梦》是创作，是小说的，并且主张人们从赏鉴的角度去看这部作品的，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部作品深藏的艺术魅力。

总而言之，张爱玲的《红楼梦魇》虽有琐碎、繁杂、易让读者迷失之嫌，但其有意识地从学者的角度出发，且试图通过最为枯燥、严苛的版本考证，发表其对《红楼梦》的研究成果，这种努力是值得人敬佩的。《红楼梦魇》看似是一部学术论著，但其书名的构成、对后四十回的抵触以及创作论的提出，都与张爱玲的作家身份脱离不开。张爱玲作为一个作家，其艺术感知力是不容小视的，她对于小说创作过程中题材的选取、人物的塑造与加工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她可以注意到别人较少注意的细节，例如她对《红楼梦》中服饰的观察和研究，有益于对《红楼梦》人物角色的理解。《红楼梦魇》一书，为红学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周汝昌.定是红楼梦里人[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3.

[2]周汝昌.定是红楼梦里人[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2.

[3]张爱玲.红楼梦魇[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出版社，2005：序言：2.

[4]张爱玲.红楼梦魇[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出版社，2005：序言：6.

[5]吕启祥.《〈金锁记〉与〈红楼梦〉》[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1）.

[6]张爱玲.红楼梦魇[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出版社，2005：序言：正文：2.

[7]周汝昌.定是红楼梦里人[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36.

[8]周汝昌.定是红楼梦里人[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8.

[9]周汝昌.定是红楼梦里人[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35.

[10]张爱玲.红楼梦魇[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出版社，2005：正文：5.

[11]林语堂.平心论高鹗[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61.

[12]林语堂.平心论高鹗[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91.

[13]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7，1114.

[14]俞平伯.红楼梦辨[M].长沙：岳麓书社，2010：1，11.

红楼梦艺术论文篇6

《红楼梦》，它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独树一帜，因为它突出了审美意义，它不只具有消遣娱乐性，也不只具有现实性，还具有突出的超越性品格。它提出了人的生活道路和生存意义问题，因此更深刻、更感人、更有永恒的魅力。《红楼梦》中的“美”呈现给世人不一样的感觉。

1 《红楼梦》中的艺术美

《红楼梦》的艺术之美，集中表现在它对中国古典美的深刻反映和刻画上。红楼梦算得上是描写我国封建社会各方各面的一部百科全书，其中的文学、音乐、建筑、绘画、雕塑、风俗人情、宗教祭祀、衣食住行中蕴含着的美令人叹为观止。文学上，其中的诗词曲赋深深体现我国古代文学中的幽、雅、朴、深得特点。其中的描写秦可卿一句：“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语言虽朴质无华，但其中的意味无尽。将抽象的，难以形容的“气质”“才华”用可嗅可视的兰，仙比喻，淡雅贴切。而更为重要的是，曹雪芹对汉语有深刻的造诣，游刃有余地运用了文字的意境，这当然也得益于汉字的简而深，朴而广的特点。我们的祖先留下了如此宝贵的财富，而曹雪芹超乎常人且游刃有余的将其达到极致。而将中国古典艺术之美运用如此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唯曹雪芹一人而已。《红楼梦》中的语言是如此有意境，并且这种意境是多样的。同是咏柳，多愁善感的林黛玉的《唐多令*咏柳》中的“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凭尔去，忍淹留”与自傲世故的薛宝钗的“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决然两种不同的境界。一为婉约，一为豪放，一以悲情惆怅胜，一以自负不羁胜。《红楼梦》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此，即将人物与诗词的意境紧密结合，同时也赋予普通事物以更广阔更深的内涵，而第一点尤引人注目。

2 《红楼梦》中的音乐美

《红楼梦》中的音乐之美与它的文学之美都植根于中国古典艺术美，因而具有同样的特色。不论是贾宝玉在太虚幻境听的高雅仙乐，还是薛蟠在酒馆茶肆听的红牙小曲儿，无不有美妙的意境。中国古典之美，或俗或雅，皆得优雅幽深隐约之意境。

3 《红楼梦》中的建筑美

《红楼梦》中的建筑之美，全体现在大观园的构造中。中国古代建筑，特别是园林艺术，注重情趣之美，灵秀之美，则有山必有水，山的稳重中蕴含水的柔灵；对称中不乏错落有致，威严中包含乖趣，构成了建筑的硬性环境；花花草草，皆有意境，树木虫鱼，皆有内涵，构成了建筑群的软性环境。《红楼梦》中建筑的名字也不乏雅趣，与人物的性格息息相关。贾宝玉的怡红院，林黛玉的箫湘馆，李纨的稻香村，这些名字中的深刻意味自不可言传。拿箫湘馆来说，得之于虞舜二妃娥皇、女英斑斑点泪缀竹的典故，且以竹暗含林黛玉孤高自傲之意，恰到好处，情真意切。人说林黛玉的潇湘馆是大观园中第一好去处，这话是很中肯的，潇潇风声，淅淅雨声，根根翠竹呜咽，阵阵秋虫悲鸣，意境之深厚悠长，无与伦比。潇湘馆并非以奇巧取胜，实在是以意取胜。

4 《红楼梦》中的绘画美

《红楼梦》的绘画之美表现在两方面，一个是表面的直接的绘画艺术美，这体现在一系列画作上；而更深层次绘画艺术的美蕴藏在文学、音乐等艺术形式上，蕴藏在作者的行笔之间。一系列的绘画作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贾宝玉在太虚幻境所看到的金陵十二钗等的画像，多是人物画，而我国古代的山水写意则体现在文艺形式上。中国古代绘画，特别是山水画，注重写意，而非写实，侧面烘托和渲染是常用的笔法，而曹雪芹深知此法，不管是人物描写，还是景物的描写，或是场面描写，都有一种旁敲侧击的艺术之美，并且从作者的笔触中，一幅幅意境深远的画面浮现在我们眼前。对于人物的刻画，用特有的写实手法与绘画中的写意结合起来，给我们塑造一个个形象鲜明却有隐约的人物。我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不同的林黛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是文艺作品中所追求的一种境界。《红楼梦》中的绘画美还体现在对环境的描写，这其中既有中国画中的泼墨大写意，也有工笔，然而不管是哪种，都意境不凡。大写意，如雪中赋诗啖鹿肉一段，已经极大，而作者并无过多笔墨写雪，却让人读后为之一振，久久不能忘怀。而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回，却实在是另一种意境，作者于细处着墨，生怕漏了一点，其中的流觞曲水，曲径通幽，美意无尽。古人强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作诗的一大境界，而曹雪芹的“文中有画，画中有文”则显得更高一筹。由此看来，曹雪芹的人生哲学是能大能小的，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5 结语

《红楼梦》的艺术之美其实就是中国古典艺术之美，作者对于古典美学的深刻造诣让《红楼梦》不仅仅是一部小说，而是伟大的艺术作品。我想说，《红楼梦》中的艺术美是一种阴柔的，幽深的，隐约的美。而整部《红楼梦》也是一部有意境的作品，这种意境也是阴柔的，幽深的，隐约的。这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关系，与东方的美有着不尽的关系，但当我们论及《红楼梦》中的思想之美时，多少就有了几分西方和现代的意味。和它的艺术水平一样，《红楼梦》的思想深度也大大超出一般的文学作品，这也是《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而历经数百年长久不衰的原因。

参考文献：

[1] 李峰.美学概论[M].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4：224.

红楼梦艺术论文篇7

二

王国维对《红楼梦》意义的阐释究竟具有多少反传统的、标新立异的成分?这要从一代代对《红楼梦》的阐释中意义的生成过程进行观察。

《红楼梦》第一回讲到《红楼梦》的主旨可以用“色”与“空”这一对源自佛教的概念来解释：故事的兴趣首先在“色”，即五光十色的、感性的大千世界；而后“由色生情”，生出无穷烦恼；最后则是“自色悟空”，证悟了万法皆空的哲理。事实上从脂砚斋以来的红学研究中，除了索隐派或历史一社会学批评等从外部进行实证研究的红学流派之外，大多数研究者从作品本文中所认识到的主旨大体不出“色”、“空”两端——一方面是对现实生活情趣的精细描绘，另一方面则是对世界本质的悲观认识。从这个角度看，诸种评论都与《红楼梦》第一回所阐释的作品主旨相去不远，同时似乎也与王国维的观点大同小异。

然而，脂砚斋、戚蓼生乃至后来的许许多多评论家毕竟与王国维不同，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前者对故事中所描绘的“色”，即感性的现实生活更感兴趣。至于“自色悟空”而及的哲理层，则大半是被当作前面繁花似锦的生活的一个令人沮丧的结局、一种反转和映照。“色”与“空”的对立性质使得这种批评在趣味上产生了分裂：批评家们尽管在道理上承认万法皆空的哲理，而真正的兴趣却是在那应当被放弃的感性现实当中。

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见解却与上述观点不同。他的美学观念受到康德的影响，认为艺术美本质上是超功利的，他按照传统的二分方式把艺术美分为“优美”与“壮美”两种。在他看来，无论优美还是壮美，都会使人脱离物欲。而《红楼梦》则更是壮美多于优美。王国维所说的壮美实际上是各种悲剧美感的总称。他认为《红楼梦》中壮美多于优美，是因为这部作品整体上所具有的悲剧氛围。不同于大多数评论者，他没有兴趣对故事中描绘的花团锦簇的生活和诗情画意的氛围给予过多的注意和欣赏。因为在他看来，《红楼梦》故事的主旨不是表现这种生活的感性意味，恰恰相反，表现的是生活的感性意味背后的痛苦本质。

显然，王国维所体验到的悲剧性不同于一般评论者所说的那种所谓盛衰无常、乐极生悲的感伤，而是贯穿在《红楼梦》故事过程中的对于人生痛苦本质的体验。王国维看到的《红楼梦》不是花团锦簇的生活场景描写，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且在他看来，这些冲突的实质不是善与恶、好人与坏人的矛盾，也不是意外遭遇非常变故的问题，而是“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这种观点不是王国维自己的创造，是他借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王国维之所以要借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也正是在于他对人生的认识具有与中国传统人生观很不相同的悲观主义色彩。

他虽没有正面对传统的乐天的人生观予以批判，但通过对《红楼梦》的悲剧精神的肯定而否定了那种传统的乐天精神的价值。

三

《红楼梦评论》对《红楼梦》的阐释是否合理，不能仅从它使用了什么人的哲学概念来判断，而应当注意这种阐释与《红楼梦》本文意义的关系。

王国维的阐释能否成立，系于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一、王国维所借用的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是否符合《红楼梦》作者的创作思想；二、王国维的这一理论是否可以解释《红楼梦》的客观意义及其文化影响。

首先来看第一点。那种彻底的悲观主义是否是作者写作《红楼梦》的主旨?从故事中所描写的形形色色人物所经历的相似的悲剧性结局来看，大体上如同第五回“红楼梦”十二曲最后一支“飞鸟各投林”所预示的：“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里看不到传统叙事所应当显示的天道循环的法则或伦理正义扬善惩恶的力量，而是任何人都不可避免的痛苦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国维的悲观主义哲学并没有违背作者的本意。

第二个问题：《红楼梦》的客观意义究竟应当怎样判断。书中的悲观主义如何产生，又如何为社会所理解呢?

其实，《红楼梦》的悲剧精神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例外。早在《红楼梦》之前百年的明代晚期，叙事艺术观念已在产生微妙的变化。明末清初的重要文艺理论家金圣叹的文艺观念就显露出悲观主义色彩。从明末到清初，国破家亡的历史悲剧在文人士大夫的心灵上留下了巨大的创伤。在此前后的叙事作品中，承袭了传统风格的作品不在少数，然而另一方面，真正比较厚重、深刻的叙事作品如洪昇的《长生殿》、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却与《桃花扇》、《红楼梦》一样，普遍表现出悲观色彩。由此可见，自17世纪以后叙事艺术的发展中，悲观主义的精神已成为有意抗俗的激进的艺术精神，它体现出在这一特定时代，代表着社会的智慧和良心的文人精英阶层对社会、人生的更深刻的认识。王国维的悲观主义哲学应当说与《红楼梦》所体现的17世纪以来的悲观主义艺术思潮是合拍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王国维的观点会显得与众不同，甚至被认为是牵强附会呢?这一点应当从艺术思潮发展的背景中寻找答案。事实上，在《红楼梦》诞生前后，清代的文艺思潮已表现出保守的倾向。后来的各种各样的补书、续书的普遍倾向是企图淡化乃至彻底改变原作的悲观主义色彩。至于批评方面，大都关注于作品的感性的、具体的生活描绘，而对作品的哲理意蕴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淡漠的态度。

这当然不仅仅是对《红楼梦》一部作品的看法问题。从文艺思潮发展的主要趋势来看，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即所谓康、乾盛世，文艺理论家们的研究成果丰富和深化了传统的诗文理论，共同构成了近古时期中国古典美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高峰。然而与曹雪芹等人的创作精神相比，这些文艺理论尽管对艺术的认识更加深化和细致了，但是对世界、人生的认识却较少有更新鲜深刻的见解。相形之下，曹雪芹等人的悲观主义世界观不仅不合传统哲学，而且更不合统治秩序的要求。因此在这一时期，叙事艺术离经叛道的思想性与文艺理论家们在哲学上的保守形成了微妙的对比。

乐天的世界观对于社会和个人而言，似乎都是无害的；而悲观主义则滋养着怀疑、否定的精神，对社会和个人的生活多多少少起着瓦解、销蚀的作用。因而人们总是倾向于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然而乐天的精神也可能掩盖着内在的矛盾和危机。有清二百年中，乐天的哲学与艺术精神并没有能够使社会得以长治久安，近古中国社会在乐天的精神中走向了衰颓。处在清末风雨飘摇的社会环境中，王国维痛感到中国人的苦痛及空虚之感更深于他国之民，乐天精神亦不能解决中国人的精神危机，因而求助于鸦片以慰藉空虚的心灵。他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与蔡元培相似，都是通过美育来提高国民的精神素质。而他尤其强调文学的意义。

红楼梦艺术论文篇8

前言

关于重拍《红楼梦》，除了众多网民的热烈讨论之外，

学界也不乏热情和高见。早在2002年5月众多专家学者、导演以及传媒人士就聚集在一起，就《红楼梦》电视剧重拍的诸多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正如作者所言“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笔者认为如果要真正客观地评价一部影视作品的优劣我们仍需从文本出发，而对于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这部经典来说尤甚。

一、解味文本《红楼梦》

悲剧往往被视为正剧，因其相较喜剧而言更具深刻的主旨意蕴。读者在欣赏这部“红楼悲剧”时，理想的状态是能够从悲剧中跳出来，领悟到蕴含其中的人生意义。“《红楼梦》的悲剧性并不在于贵族之家衰亡的悲剧，也不简单在于贾宝玉、林黛玉两人的爱情悲剧，而是在于曹雪芹提出了一种审美理想，而这种审美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必然要被毁灭的悲剧。”“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的矛盾。”关于曹雪芹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发生矛盾的分析，很容易让人们想起1888年4月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话：“他就看出了他所心爱的贵族的必然衰落而描写了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

《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的内蕴恰好印证了优秀古典文学家世界观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发生矛盾这一马克思主义美学基本观点。“与其说《红楼梦》是对所谓封建社会的一曲挽歌，不如说是对假、恶、丑的一道檄文。”同时曹雪芹又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在太虚幻境，宝玉饮的茶叫‘千红一窟(哭)’喝的酒叫‘万艳同杯(悲)’为千万的女子，为世上所有女性的命运而恸哭、悲伤。这是曹雪芹在中华大文化的背景之下，深刻思考了我们所有的历史、文化的漫长经历后的结晶之作。”在文化意义上的经典之作也是《红楼梦》不同于一般作品的艺术成就之一，具有恒久的艺术生命力与丰富的审美价值。

二、电视剧新版《红楼梦》的改编

关于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改编，许多学人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在考量前人的观点基础上，笔者在剧情设计、音乐设计、人物塑造等方面综合论述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贡献与不足。

剧情设计方面，新版《红楼梦》第十三集黛玉葬花有层次地推进剧情，无论人、景、音乐、氛围，人物对白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重新设计。特别是宝黛相见时的那一段对白情绪准确，内心活动丰富，再加之女高音的背景音乐烘托，把这场戏的艺术效果推向了极致。再看旧版《红楼梦》的这场戏，人物一登场就是悲情音乐，和着那歌声，黛玉一脸悲苦，观花，葬花，潸然泪下，最后见了宝玉只一声：呸!便扭身离开，弄得宝玉楞楞地站到那里不知所措。比较旧版《红楼梦》的这一场戏则比较简单和直白了些，况且景，花，特技处理，画面拍摄，美轮美奂的氛围，给观众的视觉冲击力等，新版《红楼梦》还是更胜一筹的。

人物塑造方面，很多人质疑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宝黛钗”三位主要角色的饰演者过于年轻化，但是我们回归原著就会发现三位主演的年龄符合《红楼梦》原著。在演员的选择和角色的表演上首先就给入予真实感。少年宝玉的扮演者于小彤曾在电影《梅兰芳》里饰演小梅兰芳，他所演绎的心境与状态，这是生活阅历较为丰富的成年演员所难以达到的。尤其是他在听完别人呼唤不论是长辈或是丫鬟后的那一声“哎”既表现了孩子的天真又表现了其无志混世的性格。宝钗的理性稚气和知识通达，使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大家小闺秀。黛玉、探春等角色也都赋予了不同性格的大家小闺秀，也是可以细细品赏的。

音乐设计方面，新版《红楼梦》不只首次将120回的红楼梦展示给观众，还重现了失传百年的昆曲，这方面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不可否认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配乐与八七版相比，缺少的是与原著神韵的契合。八七版《红楼梦》中除了原著中那部分有史可考的音乐，最能代表这部剧作，及与原著相契合的音乐，应该是王立平先生创作的片头曲《红楼梦》序曲及十二首《红楼梦》歌曲了。最具代表性的如《好了歌》是电视剧中第一首出现的歌曲。在电视剧中一开始用到这首歌曲就是对全剧最后结尾作一个前期的提示和总结。其音乐真正传神的表达出了《红楼梦》的意蕴及形上品格。

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在剧情设计、人物塑造等方面在原著的基础上做出了创新与超越的贡献，但是在音乐方面仍有不足，缺少与原著意蕴相契合。

三、新版《红楼梦》引发的思考

对于文学经典而言，大众传媒的市场力量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使经典地位更牢固；用得不好，会把“经典”变得畅销且“庸俗”甚至“恶俗”。大众传媒具有以往任何一种媒介都无法比拟的威力，在文学经典形成的过程中，首先表现在大众媒介能使作品超越时间和空间，拥有更多的受众，

名著的影视改编，同样也是改编者的一次理解与表现名著美学风格的活动。正如李少红导演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所言“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名著的翻拍是为了加深人们对原著的理解和关注，使这部能够代表我们民族的文化品牌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改编源于原著又不一定拘泥于原著，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使用汉语言文字写成的文学名著，属于语言艺术。后人将其改编为影视剧，是把语言转换成了图像，即语言艺术变成了视觉艺术。文本为图像提供了形上品格，图像活现了文本的审美神韵。重拍电视剧《红楼梦》作为一种对经典文本的再阐释，是新时代对审美传统的要求。

红楼梦艺术论文篇9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8.039

自从新版电视剧《红楼梦》2010年9月2日在江苏卫视首播以来，一直为大众所关注，而好坏不一、见仁见智的各种争议也随之不断，且批评之声多过于赞誉之词。对于一些批评言论，笔者不敢全部苟同，本文将着力探讨新版《红楼梦》所追求的虚实结合的写意化的美学效果。

《中国美学范畴辞典》的“写意”词条中写到：“戏曲中的写意是通过虚拟和程式化的动作而融汇了歌舞表现手段，反映了戏曲艺术形式鲜明的民族化特点，使得戏曲舞台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演出风貌，形成了‘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美学传统。”[1]

小说与电视剧属于不同的艺术形态，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从总体上来说，电视剧的艺术表现手段要比小说丰富得多，它可以综合运用声音、画面、音乐、插曲等多种手段，充分调动观众的视听感觉，

在情节设置、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有自己的长处。新版电视剧《红楼梦》正是运用这些艺术手段来展现小说《红楼梦》的磅礴精深的思想内涵以及所反映的社会现实。

一、亦真亦幻的“真实再现”

《红楼梦》的艺术表现方式，从总体上来看是写实的，即所谓的“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红楼梦》第一回)，但这不是《红楼梦》的全部。《红楼梦》同时还运用了大量的寓言、象征手法等，这些手法的运用，使《红楼梦》的风格似真似幻，质实而空灵。

相较于1987版《红楼梦》，新版《红楼梦》将文学作品中的“空灵”效果用写实的手法再现。《红楼梦》的第一回，作者曹雪芹通过“跛足道士”和“癞头和尚”这二人为我们娓娓道来两个神话故事――石头下凡历劫的神话，神瑛侍者、绛珠仙草之间施恩、报恩的“还泪”神话；二人来无影去无踪，时隐时现，他们二人的形象也体现了《红楼梦》虚实结合的特点。他们二人常常造访“太虚幻境”，交割“风流孽鬼”，也常常在下世度脱造历幻缘的情种。例如：贾宝玉前身是无才补天的通灵宝玉，被这一僧一道带入“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后又被这一僧一道点醒了却尘缘；甄士隐梦中在太虚幻境遇见了这一僧一道，后又在凡间被跛足道士点醒顿悟；贾瑞中了王熙凤设的相思局，跛足道士想要用风月宝鉴度化他，却因他照了风月宝鉴的正面而魂归地府；马道婆用“魇魔法”害宝玉、凤姐，居然奏效，二人几乎真的死去，而“通灵宝玉”被跛足道人、癞头和尚“持诵”一番后，竟然很快治好了宝玉、凤姐之病（庚辰本眉批在此指出:“通灵玉除邪，全部百回只此一见，何得再言。僧道踪迹虚实，幻笔幻想，写幻人于幻文也。”）；贾宝玉失去“通灵宝玉”后，人也变得疯癫了……

“僧道踪迹虚实，幻笔幻想”，也就是说此二人的行踪行事并不完全是写实的，新版《红楼梦》突出体现了作者的意图，通过艺术化的手法将“仙境”与“现实”结合，再现荧屏。

二、妆容之美――“额妆”

“额妆”是新版《红楼梦》写意化美学风格的象征性元素。剧组一工作人员在答记者有关“额妆”问题时说：“造型的确借鉴了 ，古装剧有戏说的有写实的，而《红楼梦》既不是戏说也不是写实，它是一个写意的作品，戏曲也是写意的，怎么就不能借鉴呢？”[2]87版《红楼梦》造型设计师杨树云高徒沈龙评论说：“如果说87版《红楼梦》在造型上是以写实为审美指导的，那么新版《红楼梦》的造型更有‘写意’的美，借用的昆曲的‘额鬓’，对于从戏曲演员出身的我看到的是不完全相同于戏曲的传统造型，却画龙点睛地点亮了传统审美的精髓。” [3]

“额妆”，是指对额或的修饰。额与鬓部是面妆的最上部，古代女子喜欢在额间和鬓发作一些修饰与装饰，以达到美化的目的。[4]新版电视剧《红楼梦》中黛玉、宝钗等人物造型启用了戏曲造型的“额妆”。

为何启用额妆？叶锦添是这样解释的：“我比较喜欢孙温（清代）的画，非常《红楼梦》，也带有戏曲味。《红楼梦》本身也是带有一点虚拟的东西，完全用写实来做也不太对，最漂亮的东西和美感也就不见了。我拉了昆曲最浮面的那一层皮，那一层美感，来做‘红楼’。” [5]导演李少红则表示：“这些造型的确与我们当初希望赋予新版电视剧《红楼梦》以新意，做到曹雪芹原著‘亦真亦幻’、在电视剧这种大众文化中创造艺术化氛围这一初衷是吻合的。” [6]李少红还强调，“额妆”只有“府里的姑娘们”才有，是身份的象征，如袭人、平儿等丫鬟以及其他社会等级的角色都没有采用“额妆”。“宝黛钗等主演采用额妆的目的，是区别不同社会阶层女性的身份，其他不同等级的人物造型并非这样，如此设计是有意与世俗文化拉开距离。”[7]

从叶锦添与李少红的言语中，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两点，一是“额妆”是为了赋予新版电视剧以新意，实现“亦真亦幻”的艺术效果，增添新版的虚幻色彩与美感。二是增添贵族气，将主子与奴仆区别开来，将红楼梦文化与世俗文化拉开距离。

新版电视剧《红楼梦》中那些掺杂着神话故事与典雅诗意的场面描述，比如太虚幻境、黛玉葬花、宝钗扑蝶……都采取了写意的手法来表达，是由于写实的场面不足以将《红楼梦》表达完整。无论是写意的艺术表现形式还是写实的表现手法，电视版《红楼梦》都遵循小说《红楼梦》的精神实质和艺术精髓。从全书来看，《红楼梦》的艺术精髓，首先，表现为对宝黛之间爱情的热情歌颂以及最后黛死、钗嫁、宝玉出家的大悲剧结局。特别是第九十七回将黛玉之死的悲惨场面与宝钗出嫁的欢乐氛围对比来写，更加突出了宝黛爱情悲剧的效果。 其次，《红楼梦》对女儿的歌颂以及时时处处流露出的对青春和生命的礼赞，是《红楼梦》的精神实质所在。《红楼梦》在第一回中就声明说：“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其短，一并使其泯灭也。”在第五回中，贾宝玉在“太虚幻境”所饮之茶、酒分别为“千红一窟”、“万艳同杯”(谐音为“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再次点明了这一主题。再次，《红楼梦》将宝玉、黛玉的爱情置于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网中，描写了上自皇帝贵妃、王爷公爵，下至市井无赖、丫鬟奴仆们的生活状况，这种对于广阔的社会生活的描写，亦是《红楼梦》的突出成就。

注释

[1]成复旺编《中国美学范畴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00页。

[2]王慧纯《新《红楼》造型惹争议 剧组：我们审美观超前》，《武汉晚报》2008年07月03日。

[3]彭志强《把脉新版《红楼》：大众认识水准停留在87版？》，《成都商报》2008年07月01日

[4]从“额妆”看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写意化的美学追求，何卫国，《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五辑

[5]《叶锦添解读造型：我拉了昆曲的皮》，新浪娱乐2008年06月17日。本文所有媒体文章均引自新浪娱乐新版《红楼梦》官方网站《新闻追踪》栏目ent.省略/f/v/hongloumeng/。

[6]彭骥《新定妆照骂声一片服饰专家做点评》，《新闻晨报》2008年06月30日。

[7]赵文侠《李少红回应质疑：宝黛钗用额妆是有意“脱俗”》，《北京日报》2008年06月27日。

参考文献

[1]彭骥《新定妆照骂声一片服饰专家做点评》，《新闻晨报》2008年06月30日。

[2]赵文侠《李少红回应质疑：宝黛钗用额妆是有意“脱俗”》，《北京日报》2008年06月27日。

[3]李《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4]曹涛.试论《红楼梦》的结构艺术[J].红楼梦学刊，1998，(3)

[5]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下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552.

[6]胡念贻.谈《红楼梦》的艺术结构[A].郭豫适编.红楼梦研究文选[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1988.698-699.

红楼梦艺术论文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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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创造了文学的不朽圣经《红楼梦》，使我赢得了对美的衷心信仰，并由此明白了该如何守护生命本真状态而诗意地栖居于大地。《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它不但具有最精彩的审美形式，而且具有最深广的精神内涵。以往分析《红楼梦》的文字虽多，但从哲学上进行专题研究的论著却几乎没有。本文专门讲《红楼梦》的哲学，包括讲曹雪芹的哲学观与浸透于《红楼梦》文本中的哲学意蕴。

1986年1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纪念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会议（此会由笔者主持），俞先生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红学近作《旧时月色》和《评〈好了歌〉》。讲话的中心意思是希望大家多从哲学、文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同年11月，他应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香港三联书店邀请，又作了《索引派与自传说闲评》的演讲，再次主张研究《红楼梦》应着眼于它的文学与哲学方面。[注:萧悄的《俞平伯传》(正题为《古槐树下的学者》)，杭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页记载此事。俞平伯先生一辈子都在考证《红楼梦》，但他并不希望人们继续他的学术道路，而是表达了另一种期待，这是一个很负责任的期待。可是20年过去了，仍然看不到关于《红楼梦》哲学的专题研究论著。

在纪念活动之前80年，27岁的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并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在此。”王国维说《红楼梦》是宇宙的，是指作品的无限自由时空，不是《桃花扇》那种现实的有限时空。相应的，便是《红楼梦》具有一个大于家园境界的宇宙境界。更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指出《红楼梦》是“哲学的也”，即不仅是文学，而且是哲学。为什么？王国维虽然引用叔本华哲学来说《红楼梦》的悲剧意义与伦理意义，但没有直接说明、阐释《红楼梦》的哲学内涵，他之后100年也没有人充分说明。事实上，《红楼梦》不仅具有丰富的人性宝藏、文学宝藏，而且拥有最丰富的哲学宝藏、思想宝藏、精神宝藏。中国文化最精华的东西，中国文学、哲学最精彩的元素都蕴含在这部伟大的小说中。

哲学有理性哲学与悟性哲学之分。理性哲学重逻辑，重分析，重实证；悟性哲学则是直观的，联想的，内觉的。《红楼梦》的哲学不是理性哲学，而是悟性哲学。这种哲学不是概念、范畴的运作，而是浸透在作品中的哲学意蕴。冯友兰先生到西方深造之后回头再治中国哲学，便在方法上从一变为二：正方法与负方法同时进行。所谓正方法，便是理性哲学方法，逻辑分析方法；所谓负方法，则是感悟与直观的方法。前者是西方哲学的长项，后者是中国哲学的长项。禅把直观、感悟的方法发展到极致。禅宗六祖慧能的不立文字、明心见性的方法，便是放下概念范畴直达事物核心的方法。慧能是一个不识字的天才思想家，他给哲学、给思想展示一种新的可能性，即无须逻辑、无须论证分析而思想的可能，这是另一种哲学方式得以实现的可能。作此划分后，可以说《红楼梦》的哲学不是理性哲学，而是悟性哲学。与此相关，笔者还想作另一种区分，提出另一种概念，这就是哲学家哲学和艺术家哲学的区分。哲学家哲学是抽象的、思辨的，与艺术实践是相脱离的；而艺术家哲学则是感性的、具体的，与艺术实践和审美实践紧密相连的，甚至是直接由艺术实践呈现出来的。《红楼梦》哲学属于艺术家哲学。老子哲学与庄子哲学虽然精神指向相同，但哲学形态却有很大区别。老子是思辨性的“哲学家哲学”，庄子则是意象性的艺术家哲学。庄子的文章可称作散文，庄子也可视为大散文家，老子则不能，但谁也否认不了庄子又是哲学家。一般地说，艺术家哲学与悟性哲学家较为相近，但也不能说悟性哲学家就是艺术家哲学，例如慧能的哲学可界定为悟性哲学，却不可以说它是艺术家哲学，因为它固然可以影响作家的艺术实践，但本身却与艺术实践无关，其形态也没有任何文学艺术性。

《红楼梦》的哲学形态类似庄子，其巨大的哲学意蕴寓于精彩的文学形式与审美形式中，寓于丰富的寓言与意象中。所以既可称庄子是文学家，也可称庄子为哲学家，曹雪芹也是如此，两者兼得。但迄今为止，曹雪芹还没有庄子的幸运，即还没有作为文学家和哲学家被充分认识。在文学史上有《红楼梦》的崇高位置，在哲学史上曹雪芹则一直是缺席者。

把大作家的“艺术家哲学”列入哲学史并不唐突。在中国哲学史上，庄子早被列入；在西方哲学史上，拜伦也早被列入。拜伦是英国的大诗人，也是举世公认的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人物。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就特别开辟了“拜伦”一章［1］，论证拜伦时代的反叛哲学与贵族哲学，区别了贵族性反叛与农民性反叛的不同哲学内涵。与拜伦相比，《红楼梦》的哲学内涵丰富得多。若与《水浒传》相比，则也有贵族哲学与农民哲学的巨大差别。农民的反叛与贵族的反叛都对现存秩序和现存理念有所质疑或有所破坏，但贵族的反叛是有理想的，农民的反叛则往往缺乏理想。曹雪芹的哲学带有永远保留青春生命之真之美的理想。当然，这不是说《水浒传》和其他一些含有某些哲学颗粒的作品就可以进入哲学史，例如《金瓶梅》就说不上什么哲学。《金瓶梅》是很杰出的、很严格的现实主义小说，它把世俗生活的原生态，特别是人性的原生态呈现得如此真实，如此淋漓尽致，处处可以见到生活与生命的肌理。这部小说大胆描写，但不对做出价值判断，在当时也不简单。然而，《金瓶梅》没有哲学。小说结尾那点因果报应，只是小因小果，出了一个禅师，也谈不上什么禅性，这一画蛇添足的结尾，实际上是一大败笔。从哲学上说，《金瓶梅》完全不能和《红楼梦》同日而语。

正因为《红楼梦》属于悟性哲学，属于艺术家哲学，所以它没有用思辨代替审美，没有以理性代替艺术，不像当今流行于西方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只有口号、主义、观念，却没有真艺术。所以《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丰富哲学内涵的伟大文学作品。

一、《红楼梦》的哲学视角

探讨《红楼梦》哲学，首先应注意体现于全书的哲学视角，这是曹雪芹的宇宙观，也是哲学观。好的文学作品除了需要审美形式之外，还需要有思想，所以作品总是除了艺术性之外又带思想性。但是具有思想并不等于具有哲学。这里所不同的是思想不一定具备特别的视角，而哲学则一定具有某种视角，即某种特别的观照宇宙人生的方法。这种视角，带有独立价值，甚至带有思想所没有的永恒价值（思想一般只带有时代性、当下性）。没有视角，就没有哲学。视角一变，哲学的形态与内涵就跟着变。《儒林外史》作为一部文学杰作，可以说它很有思想（对科举的批判与对知识分子生存困境及人性困境的思索），但不能说它很有哲学，因为整部作品并不具备哲学视角。《红楼梦》的哲学属性，首先是它具有自身的哲学视角。

《红楼梦》中有个大观园，而“大观”正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哲学视角，我们可称之为大观视角或大观眼睛。所谓大观眼睛，用现代的寓言表述，便是哲学性的宏观眼睛，或称没有时空边界的宇宙极境眼睛。《红楼梦》中帮助主人公贾宝玉“通灵”入世的一僧一道，就拥有这种眼睛，即具有天眼与佛眼。《金刚经》把眼睛分为天眼、佛眼、法眼、慧眼、肉眼五种，其中的天眼、佛眼、法眼、慧眼都属大观眼睛。与《金刚经》不约而同，《南华经》（庄子）也把眼睛分为多种，其最高的“道眼”，也是大观视角。《庄子》的开篇《逍遥游》，其大鹏的眼睛，也近似“天眼”、“道眼”，从九万里高空上俯瞰人间，便看出“大知”与“小知”的区别。大鹏的视角，也正是庄子的哲学视角。庄子在《秋水》中让北海若说道：“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禾弟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以趣观之，因其所以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而莫不非；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庄子在这里提出了“道观”、“物观”、“俗观”、“差观”、“功观”、“趣观”6种视角，除了其道观属于“大观”眼睛并可与天眼、佛眼同日而语之外，其他5种规则只能归为世俗眼睛。庄子用道观物，正是用大观的眼睛观物，这就打破了世俗眼睛对万有万物的人为分类分割，抵达破对待、空物我、泯主客、齐生死的“齐物”境界。老子也是用道眼看世界万物，因此也打破俗眼下的各种差别对峙，而抵达“大制不割”的宇宙生命境界。

无论是《红楼梦》的天眼、佛眼，还是庄子的道眼，都是比一般眼睛更高的宇宙眼睛。这种眼睛最大的特点是视野无限开阔，如同宇宙一样没有边界，不知边界。王国维的天才在于他发现《红楼梦》的语境乃是没有边界的宇宙语境，而《桃花扇》则是具有现实时限的家国历史语境。所以《红楼梦》中的生命（角色），其本质并非家国中人，而是宇宙中人。他（她）们并不以为自己此时此刻的生存之所就是故乡。《红楼梦》一开篇就重新定义故乡，嘲笑世俗的常人“反识他乡是故乡”。那么，他们的故乡在哪里？他们从何而来，到何处去？全然不可知。“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这是《葬花词》中林黛玉的问题，也是曹雪芹笔下的无边语境。《红楼梦》第87回有一个重要细节，我们不妨重温一下：

惜春尚未答言，宝玉在旁情不自禁，哈哈一笑，把两个人都唬了一大跳。惜春道：“你这是怎么说，进来也不言语，这么使促狭唬人。你多早晚进来的？”宝玉道：“我头里就进来了，看着你们两个争这个‘畸角儿’。”说着，一面与妙玉施礼，一面又笑问道：“妙公轻易不出禅关，今日何缘下凡一走？”妙玉听了，忽然把脸一红，也不答言，低了头自看那棋。宝玉自觉造次，连忙陪笑道：“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们在家的俗人。头一件心是静的。静则灵，灵则慧。”宝玉尚未说完，只见妙玉微微把眼一抬，看了宝玉一眼，复又低下头去，那脸上的颜色渐渐的红晕起来。宝玉见他不理，只得讪讪的旁边坐了。惜春还要下子，妙玉半日说道：“再下罢。”便起身理理衣裳，重新坐下，痴痴的问着宝玉道：“你从何处来？”宝玉巴不得这一声，好解释前头的话，忽又想道：“或是妙玉的机锋？”转红了脸答应不出来。妙玉微微一笑，自和惜春说话。惜春也笑道：“二哥哥，这有什么难答的，你没的听见人家常说的‘从来处来’么。这也值得把脸红了，见了生人似的。”妙玉听了这话，想起自家，心上一动，脸上一热，必然也是红的，倒觉不好意思起来。在大观眼睛之下，生命并非生灭于世间地图上的固定点，而是在大宇宙往往返返的自由点，不知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生命正是具有这种神秘，这种无定与无常，才显得空旷广阔。

红楼梦艺术论文篇11

《红楼梦》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文人学士的极大兴趣，研究、评论《红楼梦》开始盛行，点评是研究《红楼梦》的最早形式，点评者人数众多，点评者旨趣也不尽相同，其中最重要最神秘的是脂砚斋，其点评已成为《红楼梦》的一部分，是研究《红楼梦》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资料。至光绪年间，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已成为显学，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对《红楼梦》的研究日益发展。“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与科学精神，激励着新红学的诞生……1954年由毛泽东亲自介入并领导的批俞运动，使得红学的显学地位达到空前的显赫状态。此后，学者、作家、艺术家、学生乃至普通读者都以论红、评红为时尚”。

1 《红楼梦》研究之红学派别

《红楼梦》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即“红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产生了不同的红学派别：

1.1 索隐派

1.1.1 顺治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并且说董鄂妃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明末名士冒辟疆的爱妾，后来清兵南下把她掠夺了去，送到北京，得到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亡，清世祖非常悲痛，就跑到五台山做了和尚，遂以为宝玉即清世祖顺治帝，黛玉即是董小宛。

1.1.2 民族主义小说，影康熙朝政治状况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事本之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主张贾宝玉即为康熙帝废太子胤礽，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书中“红”字多影“朱”字，“贾”字为斥伪朝。

1.1.3 历史小说，影康熙诸皇子争储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认为：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不如迳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幕，而细按事实，皆有可证。

1.1.4 明珠家事说。陈康祺《郎潜纪闻》、钱静方《红楼梦考》认为：《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宝玉即纳兰成德，成德乃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金陵十二钗，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

1.1.5 金陵张侯家事说。周春《红楼梦随笔.》认为：“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而叙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一说张勇），上元人，癸亥甲子间，听父老谈张侯家事，约略与此书相符，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宁通志》、《随园诗谈》、《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

1.2 考证派：曹雪芹自传说。胡适《红楼梦考证》，说《红楼梦》记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政即是曹頫，宝玉即是曹雪芹。雪芹一生的事实，原是很合乎全书的故事的，作者在卷首自己也这样说：“因曾经历过一番幻梦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又云：“今日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已告天下。”主张贾宝玉即曹雪芹缩影，书中事迹，乃备记其身历风月繁华之盛。考证派代表人物还有俞平伯、周汝昌、顾颉刚等。

1.3 新索隐派：文革结束，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红学也呈现出市场化、普及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特点，各种新旧流派纷纷登场，其中最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不时引起轰动效应的是索隐红学。新索隐派的代表人物是霍国玲和刘心武。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成为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新趋势。

1.3.1 雍正、曹雪芹、竺香玉故事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将《红楼梦》索解为雍正与曹雪芹和香玉三人之间的故事：康熙朝，曹雪芹家三代四人袭任江宁织造之职，享尽荣华富贵，雍正即位后，不仅结束了曹家的富贵荣宠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抄了曹家，雍正八年宫中选秀女，又把曹雪芹倾心爱恋的竺香玉夺入宫中，纳作妃子，后封为皇后。为了抗议这种****，曹、竺二人合力将雍正毒死，最后香玉以身殉情。

1.3.2 曹雪芹家族参与皇权争斗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索隐出的“本事”则是曹雪芹家族参与康、雍、乾三朝宫廷内部争夺皇权的故事：《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曹家与胤礽关系密切，为了潜在的政治资本，将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偷运出来，藏匿曹家，并隐瞒其身世。而曹家当选为王妃的女儿，即书中的元春，为了保护家族和自己的地位，向皇帝告发了“秦可卿”身世秘密，这位废太子的女儿只好上吊自尽。后来曹家又参与了谋刺乾隆的“弘皙逆案”，事败，王妃“贾元春”被缢杀，曹家遭到毁灭性打击。

除上述红学派别外，还有运用西方哲学和文学理论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主题、人物、语言等进行研究者，代表性作品，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2 我对《红楼梦》研究之拙见

索隐派是《红楼梦》早期研究的主要派别，但他们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他们可以把事实和材料任意剪裁、组合使其成为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以证明自己的主观猜测。他们用测字猜谜的方法，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说，索引派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胡适先生认为，索隐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王昆仑先生说：“《红楼梦》索引派不是从作品内容去说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故事的真实意义，偏要按照书中人名、故事、用字用语，穿凿附会，证明他是影射清初某些政治历史上的个别事实，或怀着善良的动机，力求说明作者以民族思想侧面宣传反对满清皇朝统治中国，这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可是毕竟武断的歪曲了作者自己的写作目的，抹杀了她的社会的艺术的价值。” 转贴于

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其实与索隐派没什么本质区别，二者都认为《红楼梦》作品中隐匿或如实记录着历史事件，企图从作品中还原出历史本事来，只不过索隐派提出了所谓“明珠家事说”，“顺治董鄂妃故事说”，而胡适提出了“曹雪芹家事说”罢了。黄乃秋先生认为：“胡君考证《红楼梦》，范围限于着者与本子，不容以史事附会书中之情节。”“然胡君虽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出此种谜学范围，如谓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甄贾两府即曹家，又谓两府之接驾，皆曹家事。”“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索隐派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文学创作要求的不是简单的记录生活，不是简单的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产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是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所以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李辰冬先生也说：“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着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要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或安排一套故事，并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不一定仅仅根据一位模特或一件实在的事件照抄下来，他需要观察许多同类的人物和同类的故事。当他开始之时，可能是从一位模特或事件观察起，但久而久之，观察思考得多了，就会把原来真正的模特或事件忘记了，而只凝成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所以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固然无从考证出其模特是谁，故事是哪一实事，即使作者自己恐怕也难于确凿的指出来。高尔基曾说：“文学者描写他所熟悉的商人、官吏或工人……如果作家从二十个至五十个，不，从几百个商人、官吏或工人每个人当中，抽出最特质的阶层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言论等，而能够将他们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或工人身上，那么，作家就会由这样的手法而创造成典型。”鲁迅先生也曾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像这样，我们如何叫鲁迅先生能如实的指出他的“阿Q”或“孔乙己”的模特究竟是谁来呢？曹雪芹在下笔写《红楼梦》之前，他一定不知观察和研究过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以及一切其他人物，然后才能产生他想象的笔下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他们的生活原型是谁，那是徒劳无益的。

夫《红楼梦》者，小说也。他只是一本由许多素材综合而成的小说，而不是为一家一人作传，贾宝玉是许多贵公子性格所组成的典型，他代表着不热衷功名、贪图安乐、为祖母所宠爱的聪明温柔的贵族公子。这里面有纳兰容若、有和珅的公子玉宝，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也有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这部混合体的伟大人情小说，目的只是寄托作者自己的出世的消极的愤慨，以及幻想的繁华梦。他是一本小说，一本利用各种材料和想象组织的小说，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所以李渔说：“凡阅传奇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

不少研究者指出，“《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小说”，“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呼吁回归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上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地位研究，回归到作品的艺术分析，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启功先生说：“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有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如果抛开作品本身而去研究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去索隐作品影射谁，这是本末倒置，舍本而求末。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研究其它又有什么意义？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版本对帮助作品的理解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弄清曹雪芹及其家族史，并不会影响《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作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作品本身的成就所决定的。至于索隐是自传说、顺治董小宛故事说等，这原本偏离了小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对小说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作用。如果研究某一部作品都要这么研究的话，那么“阿Q”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影射谁，“孙悟空”又是影射谁？吴俊升先生认为：“我们所以读此书，是因为艺术之美的欣赏，而此书美之所在，并不在乎勾心斗角，影射史事，而在乎即此人，即此事，写的入情入理，为深刻呈露的表现。所以读此书，只要就其本体欣赏，已便得其神髓，不必另下索隐的功夫。”

当然为满足公众对古典文学的娱乐需求，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就好像听故事，这种索隐也未尝不可，如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但这仅仅是一种娱乐，就好像“戏说”一样，不是学术研究，已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3 结语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伟大就伟大在有深邃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鲜明的人物形象、复杂的结构、写实的手法、个性化的语言。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对它的研究应该重在研究作品的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语言、结构、人物塑造、文化内涵等等。正如黄乃秋先生所说：“是故居今日而读《红楼梦》，首当体会其所表现之人生真理，如欢爱繁华之为梦幻，出世解脱之为究竟……。次当欣赏其所创造之幻境，如布局之完密，人物之敻绝，设境之奇妙，谈话之精美等。不此之务，而尚考证，舍本逐末，玩物丧志，于己徒劳，于人鲜益。”冯其庸先生也明确指出：“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内涵的文学作品小说来研究，而绝不是把它当做‘清宫秘史’或‘谜语大全’，文学就是文学。”

参考文献

［1］ 吕启祥，林东海.《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何安萍.《红楼梦研究AB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红楼梦艺术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I0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2-0037-01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巅峰之作。它的博大精深数百年来吸引着众多文艺爱好者对其进行探讨。其中也包含着大量对其文论特别是创作思想的挖掘。就整个《红楼梦》而言，能够较为集中的体现创作者本人思想与观点的应该说就是第一回。它作为在《红楼梦》中的存在首先是服务于《红楼梦》整个小说的，具体而言它是服务于整个《红楼梦》的小说结构与思想的。小说的第一回是就《红楼梦》这样一个小说向读者做一个调侃式的说明。以其调侃式的方式试图向读者表达作者那欲掩不掩的人生辛酸与家国悲痛。所以，结合整个《红楼梦》来看第一回，每一行，每一句我们都能够读出无限丰富的意蕴，表达了他关于创作的观点。本文意在对《红楼梦》第一回中作者关于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论思想进行探讨。

《红楼梦》第一回开篇讲的是女娲补天弃下一块石头于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这块石头由于无材补天而自怨自艾，日夜悲号惭愧。由这块石头在人间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以及这块石头与空空道人的对话，揭示了《红楼梦》的创作文论思想。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思想和观点是与《红楼梦》整部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到“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 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个可以说是《红楼梦》在创作文论方面最大的特点，也是其对于中国文论的最大的功绩。

第一，作者提倡作小说要新奇别致。所谓新奇别致就是不落俗套。书中石头说道“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作者反对那种千部共出一套的才子佳人等书，反感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在正文第五十四回，作者亦界借贾母之口批评《凤求鸾》一类的小说“陈腐旧套”“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才子佳人，最没趣儿。……开口就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了。”所以作者认为，成俗成套的小说是没有趣味的。只有新奇别致的小说才是适趣闲文，能够令世人换新眼目。

第二，作者主张写能够供市井俗人把玩的适趣闲文，因此反对传统的理治教化之书，把握住了小说这一文体的特点。书中有石头一段话：“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看适趣闲文者特多。”并说：“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一时稍闲，又贪淫恋色，好货寻仇之事，哪里有功夫去看那理治之书。”作者在这里其实是分析了社会中市井俗人这个阶层的特点。特别是在《红楼梦》问世的封建社会的末期，这样一个阶层愈加庞大。这样一些市井俗人对文艺的要求就是要有趣，要能够供人娱乐，而不是要那些教化的理治之书。所以石头说：“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酒余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其实世人对于《红楼梦》这样的书就是“称奇道妙，喜悦检读”。曾保泉在《论曹雪芹的小说思想》一文中说道：“曹雪芹的这一主张与鲁迅先生说的文艺作品‘能给人愉快和休息’是一致的，这也正如罗马文艺批评家贺拉斯所说‘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同时对生活有帮助’。”我们固然不能说《红楼梦》就仅仅只是能够给人以乐趣，但是我们必须得说，《红楼梦》是能够带给人乐趣的。并且作者从反对理治之书的角度出发，也是提倡小说应该是可以被人把玩的适趣闲文的。

第三，作者反对模式化的人物描写，主张人物性格的真实及复杂化。第一回中，石头说了这样一段话“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污臭, 屠毒笔墨, 坏子人弟, 又不可胜数。至于才子佳人等书， 则又千部共出一套, 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 以至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 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 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 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 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鬟婢开口，既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清理之话。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也。”这样的论述乃是反对传统才子佳人小说概念化，模式化的人物创作。当然作者在具体的创作中也实践并且深化了这个论述。关于这一点，俞平伯和鲁迅的论述已成经典。

第四，作者主张抓住生活本质的艺术上的真实。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大都是背离生活真实的。一昧的“假拟妄称”“深虚逐妄”。前面引用在五十四回中贾母批评《凤求鸾》一类的小说就说到真正的大家闺秀中的小姐是不可能像那些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的。曹雪芹就是从批判这样的不真实的小说出发，表达了他对于艺术真实的看法。《红楼梦》作为一部杰出的艺术作品，它不仅仅是实录，它追求的是在生活真实基础之上的艺术真实。作者并不把艺术真实等同于生活真实，也就是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他说他的小说是“满纸荒唐言”是“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衍”“杜撰”出来的。所以在书中“无朝代年纪可考”，“不过取其事体情理罢了。”所谓“取其事体情理”也就说明了曹雪芹的真实观是在生活真实基础上的艺术真实观，主张作家应该抓住生活的本质，写出符合“事体情理”的小说。这样创作出来的小说放在任何一个朝代都会是艺术上真实的、本质上真实的，这才是真正的真实。这也就是是“无朝代年纪可考”的真正涵义。

第五，作者强调创作要投入真感情，并写出人物的真性情。为了达到真实，曹雪芹主张在实录的同时写出人物的真情实感。也就是说实录要与抒情相结合。这是他将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文论思想“诗言志”投射在小说中。这表现在《红楼梦》是“大皆谈情”的。红楼儿女的爱情故事是真性情的爱情故事。故曹雪芹主张，要写情，就要发泄出儿女的真情。而不是传统才子佳人小说所描写的那种虚假的，没有生活依据的爱情。要写出人物的真情实感，作者本人就必须投入自己的真情，甚至痴情。第一回中曹雪芹自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就把作者在书中所投入的那种痴情，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所谓“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是也。

概而言之，求“真”是《红楼梦》创作文论的核心。因为求“真”，所以反对已成俗套的虚假的小说，要“新奇别致”。因为求“真”，所以反对统治阶级用于教化的理治之书，主张小说要能供市井俗人性情把玩。因为求“真”所以反对模式化，概念化的人物描写，主张描写真实的复杂的人物性格。因为求“真”，所以要投入真感情，写出人物的真性情。因为求“真”，所以要抓住生活的本质，打破了传统的带有瞒骗性质的大团圆俗套，使《红楼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所以，鲁迅所说的《红楼梦》的创作把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可以说就是以求“真”为出发点打破的。

参考文献：

[1]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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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国维著.红楼梦评传[M].岳麓书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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