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历史价值合集12篇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1
“开篇不谈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在我看来，这句诗便是对红楼梦的最好评价，作为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在中国可谓是无人不知，从古至今更是有无数人称赞过这一本无比精致而又庞大的小说。要说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红楼梦》，还要从这本小说所具有的价值说起。
一.虚实结合的写作手法
首先，《红楼梦》是一部将神话与现世高度融合的章回体小说。小说中将宁、荣二府的故事与太虚幻境以及癞头和尚等情节多次穿插，给读者带来了虚实结合，玄幻奇妙的独特阅读体验。此外，小说的情节更是生动曲折，让读者欲罢不能。这样的写作方式及特点，在当时的文坛绝对是头一份，就算在现在也是极少的小说可以做到的。
二.极高的史料价值
其次，《红楼梦》更是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就曾这样评价过红楼梦：“《红楼梦》不仅要当做小说看，而且要当做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历史”。虽然我们在《红楼梦》不能找到真实的朝代特征，然而，正是这关于朝代的不确定性，使得《红楼梦》的历史价值更加凸显出来。要知道，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的时代，正是中国处在盛行文字狱的封建年代，如果不是作者在创作时模糊了小说的朝代，我们又怎么能在今天看到它其中丰富的历史资料呢？《红楼梦》里涉及的有许多类的历史，在美食、诗书、器乐乃至建筑等多方面都有很详尽的内容与知识，这其中就有许多是多年来已经被时代逐渐遗忘的珍贵历史文化，因此，读《红楼梦》对我们了解这些方面的珍贵历史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三.超前的价值诉求
然而，《红楼梦》的价值还远不止如此，书中更是充满了对现实社会包括宫廷及官场的黑暗，封建贵族阶级及其家庭的腐朽，封建的科举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统治思想即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社会道德观念的深刻批判，并且提出了带有初步民主主义性质的理想和主张。这些理想和主张正是当时正在滋长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因素的曲折反映。曹雪芹对于社会腐败的大胆控诉以及对于等级制度的全面否认是多么的坚决而珍贵，这在当时的社会绝对是前所未有的。而这些前卫的思想所具有的价值更是无法估量的。
四.女权主义视角
最后，还要提一下《红楼梦》中曹雪芹提出的关于女权主义的价值。在当时社会，女性绝对是属于被压迫的人群。而在《红楼梦》这部小说中，女权主义却被很好的体现了出来。首先，小说中的主人公宝玉便是一位“女儿洁净论”的守护者，他把男人都看为浊物，认为只有女孩才可称得上“洁净”。而贾母更是家中的长辈更是家中的主心骨，这一点也体现了曹雪芹对于女权主义的倾向。小说中的王熙凤更不必说，她虽然是一介女流，但是能力却颇高，整个荣国府上上下下无不惧怕她，这更是作者重视女性的体现。
通过以上几点，我们不得不说，《红楼梦》成为我国的四大名著可谓是名至实归，而我们读这部小说的理由也就显而易见了。这部小说不仅仅在文学方面有着极大的成就，影响了我国几百年的文学创作，在历史与文化方面更是举足轻重，为我国的许多传统文化增添的灿烂的光辉。
因此，今天我们一定要读《红楼梦》，为的就是到这部永恒的经典之中去感受文字之美，沉浸于书中的文化历史之中，更要吸取到作者早在几百年前就为我们留下的藏在书中的精神与他对人生的感悟。这便是《红楼梦》最伟大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2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先生所呈现给后世之人是的可以被用以养眼的优美画卷，可以被用以养耳的悠扬乐曲，可以被用以养身的美味食物，以及可以被用以养心的澄澈清明的精神世界，如此林林总总都将一个极具美学的世界展示给后来之人。而人们也是为了不断的寻求这种更加美好的事物，凭借着自身的灵明心性、道德本性及善良美好进行着更加极有神奇色彩及其实意义的多种创造，而这种创造绝非没有意义的，人类正是在这种永不间断的创造之中，逐渐的建立起了理想及信念等，净土之美就更加的成为了红楼美学之美的所在。
一、《红楼梦》概述
人们更多的时候将曹先生的《红楼梦》称之为红楼，这更多的反映着后世之人对该著作的喜爱。就普通的国人大众而言，无论识字与否，大致从懂事之日起就会熟知《红楼梦》中的经典片段，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在大观园里有个整天和女孩子厮混在一起衔玉而生的宝哥哥、有个人缘极好端庄富态的宝姐姐，还有个总是爱哭、常与宝玉闹脾气的林妹妹，这是人们对红楼梦最为基本的认识，《红楼梦》在芸芸众生的心目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就政治家而言，伟大的领域曾将《红楼梦》与我国的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相提并论，将其置于国宝级的高度上以使人们为此感到永久的骄傲，还倡议将其作为政治小说及历史小说来深入阅读，在众多的历史学家及政治学家中，喜爱《红楼梦》者并不鲜见。而在学术界之内，早已为专门从事《红楼梦》的相关研究工作而成立起了“红学”，就任何的著作而言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殊荣，曾有相关红学研究学者效仿“英国宁可失去女王王冠上的明珠-印度，也不可失去莎士比亚”的说法，提出了“中国宁可失去万里长城，也不可失去《红楼梦》！”该言论之下可能在初见时难以接受，但细想下来除了学者对其的钟爱之外，也有其另外的含义及道理所在，万里长城固然壮观，但毕竟是物质性的东西，终有一天会淹没的历史长河下的风雨之中，可《红楼梦》确是会永远屹立于国人心中永远不倒的精神珠峰。如此高的评价与赞赏是任何著作从来没有的殊荣，终其原因就是因为《红楼梦》的确具有着不凡的研究价值，其中的美学价值就是不可轻视的重要内容。
二、美学概述
美学作为一门学问是较为复杂和难缠的，曾有很多的美学研究人员对其争论不休，对美学的诸多看法及言论也是永无休止的，就曾有相关的美学教材中指出，很多人都知道美，但鲜有人知道美学，也有很多的人在不断的追求美，同样鲜有人去追求美学。将美学提升至如此的高度，更加的让人想弄清楚，这让众人弄不懂也不追求的美学，何以能够存在并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在我国的经典论著中“有美无学”及西方的经典论著的“有美有学”，所共同强调的都是美的现实存在与普遍公认，美感多是人类明显的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性的标志，诸多的创造也是依循美的规律所逐渐的发展下来的，无论关于美学的诸多阐述是怎样的种类繁多，甚至是自相矛盾，美的现实存在及人们对美的追求并不会受到来至美学争论的任何干扰。在美学研究的不断深化历程中，人们逐渐的提出了最带有个性及最带有文化本质的审美要求，普遍的认为唯有优秀的艺术作品才能够真正的唤起人们审美的高峰体验，而《红楼梦》当之无愧的就可以成为这种能够最大程度的张扬个性及焕发文化光彩的著作。进行曹雪芹先生的《红楼梦》的艺术创作实践的研讨，就充分体现美学所具有的人踪及人气的特性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将曹雪芹先生的《红楼梦》艺术实践提升至美学哲学的高度，进行红楼美学研究显然已具备其可行性与必要性。
三、《红楼梦》中有美学
一本文学名著何以被称其为美学，又是怎样的著作才能成为学美的研究重点呢？就其广泛意义而言，将美能够融洽的孕育在内的实体就可构成美学具体的研究对象，使美成为美学具备着其具体性，而让美学研究有了物质性的实体落脚点。基于这一理论和概念，而能够孕育美的实体很多，单纯的强调美学的具体性，也会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大家都可为美学这种非常混沌的局面，此时，蔡和森先生关于美学的相关言论就非常的重要了，《红楼梦》作为小说著作，它还必须是诗、是无声的音乐、是种能够包罗万象的承载体，只有这样才能将其提升至抒情哲学的高度上，美学要能够从任何的一方或一点进入，而一旦进入之后将不能固留在某点或某方面上，否则将难称其为美学，也只是具体的学，诚如心理学、艺术学及文化学等，在一方或一点进入之后依然可以感受到来至其他方面及其他点位的无形的张力，才可将其称之为美学。就其中的方、点、进入等可进行自我理解，进行适当的变通化与模糊化，只需进行美感形态之间的相辅相成以及多种美感形态所共同作用的综合性的效应，“红楼美学”这一概念的提出便是基于美的张力。
因此，并非所有的文学著作都具备成为美学研究对象的可能，而《红楼梦》却因其作品所呈现出的气象万千、博大精深的特点，创造出了活力张扬的艺术空间，使自身具备着可由具体之学上升为美学哲学的可能。就如《红楼梦》而言吧，在大观园中是找不到红楼的，只有在怡红院内才有，但我们又处处可见红楼，这主要是因为曹雪芹先生立意将其经营成著作中的一种意象，该“楼”是人们心中的楼，它默许并承载着许多不可述的事、不可言的理，并与作为贾宝玉来处的青埂峰进行着相互之间的照应，该“楼”是红尘与彼岸的象征，在贾府之中逐渐的开拓建立着属于自己的地基，为进行世俗尘埃的吐纳及芸芸众生的庇护开辟别样的疆土。曹雪芹先生将其对世俗社会的看法，与悄然凝思中内化于红楼世界之中，将封建社会末期的生活画卷及社会画卷全力展示在后人的面前。兴致盎然的从大荒山无稽崖而来的贾宝玉，却在这有着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之称的红楼世界中发现“无立足境”，人生的大喜也就逐渐的淡化为大悲，并在一僧一道的引渡之下重新回到了青埂峰中，在该段历程中曹雪芹也由似傻如狂的呐喊之后，转入无尽的彷徨之中，在其红楼意象面临出现难以愈合的裂痕及呈现将倾之势时，他面临着继续沉溺还是尽早抽身的两难选择，在其说不出话的时刻，冥想与沉思不断的涌现与形成，而太虚幻境中的沉寂及宁静也不断的向其招手，在无梦之梦之中借用警幻仙姑的口，给红楼进行了点睛之笔，着意的添加了一个梦字，在这渺然若化、气象万千的画面之后隐藏着如禅的意境，已足以引发诸多美学家进行不断的哲学深思。
与此同时，《红楼梦》还是一部可以媲美莎士比亚的悲剧的大悲剧，进行悲剧研究是开展美学研究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在《红楼梦》的艺术创造实践中，曹雪芹先生对悲剧理论进行了纵向的开挖及深入的拓展，为悲剧理论提供了更大的思想张力。而恩格斯曾就悲剧做出过解释，强调着历史的必然要求使其在实际上不可能成为现实便产生了悲剧。在《红楼梦》中曹雪芹所写的悲剧却呈现出“万艳同悲、千红一哭”的场面，不但将林黛玉及晴雯等定义为悲剧性的角色，就连王熙凤及薛宝钗也同样的成为了悲剧角色，如果此时依然使用恩格斯关于悲剧的定义来衡量显然是不够周全及准确的，毕竟在塑造王熙凤及薛宝钗这些形象的过程中，并没有凸显出历史的必然性来，而此时鲁迅先生关于悲剧的定义就更加的贴切了，悲剧是将人生中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这里所强调的是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并非单纯的指有价值的人，以此来进行王熙凤及薛宝钗等悲剧人物的解释就更加的准确了，毕竟曹雪芹笔下的好人并非完完全全的好人，而坏人也并非完完全全的坏人，像王熙凤与薛宝钗等人的身上也具有着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例如王熙凤对女性尊严的维护，在协理宁国府中所表现出的女性的卓越才能等，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在封建制度与封建礼教的冲击下被异化并毁灭，使其人生带有较强的悲剧性色彩。在这一点上鲁迅先生与曹雪芹先生是心意相通的，共同提出并展现出了更加具有中国色彩的悲剧观念及悲剧意识，给美学研究家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另外，曹雪芹先生打破了文学著作常循的团圆主义的写作路线，以不瞒不骗、不虚不妄的笔调书写人生真实的悲剧，摒弃了西方的悲剧作家所崇尚的书写伟大人物的灭亡的悲剧论，集中笔力进行社会生活中常态化的人物事件的描写，以近乎不存在的事情的悲剧性创造一种独特的悲剧之美，极具艺术的独创性质，使得悲剧理论及美学理论具有着更为广阔的内涵。
人物性格永远是理想艺术的重点及真正的表现中心，在整部《红楼梦》中关于人物性格的书写可称之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撇开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晴雯、袭人等关键人物形象的塑造，就连笔墨不多的焦大、傻大姐等人物性格的塑造，也可称之为世界范围内艺术形象塑造中的典范，焦大的醉骂、傻大姐的傻笑却使众多头脑看似清醒的人感受到内心的震撼，更给所有的人以当头棒喝，使得人生舞台上无论演技如何纯熟的各种角色都为之感到汗颜与羞愧。鲁迅曾将焦大放置于历史波涛及政治棋局的视角下去研究，将其称之为贾府内的屈原，“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性格使得著作的艺术形式更加的具有张力及活力。在《红楼梦》中所有的人物都有其独立的性格世界，单一而杂多的性格素质在不断的相互渗透与凝聚，并在不断的运动中迸发出逻辑性更强的性格力量，使得后世的研究人员只能以生命哲学的角度及思维对其进行考察与研究。就“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的贾宝玉而言，曹雪芹借助书中老学究贾雨村将其描述为“若非多读书识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元之力者，不能知也。”可见依循一般艺术学的解读思路等是没有办法对贾宝玉的性格进行全面透彻的解读的，只有在尽知了事物的原理之后，才能真正的对该人物性格的内涵及来历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及理解，而这样的高度定会引起美学研究家的兴趣。
总结：
《红楼梦》终究是部小说，在进行相关的美学研究的过程中，其具体的研究方法必将不同于传统的哲学论著的研究，结合该著作将说的艺术与听的艺术已完全的演化为写的艺术及读的艺术的特点，开展红楼美学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郑爱娟.试论《红楼梦》中神话创作的美学意蕴[J].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04）
[2]杨勇，胡家全.论《红楼梦》的意境美[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06）
[4]王苗，周宏仁.论《红楼梦》之梦的美学内涵[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08）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3
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曾在《拓展红学研究的文化视界》一文中提出了融合文献
、文本、文化“三文”研究于一体的初步构想，得到了红学界前辈和青年同仁的热忱鼓
励与回应，至本次’99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则进而列为会议的中心主题
。下面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就这一主题展开更为深入的研讨。
一
《红楼梦》文献研究，主要是指有关这部小说的背景、作者、版本、源流等材料的
勾稽考证。“文献”一词最早出现于《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朱熹认为，这里的文献包括历朝的文件
和当时贤者的学识。宋末元初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对此作了进一步明确
的界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
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评论
，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
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析言之，“文献”之“文”是指书本记载；“文献”之“献”
是指口传议论。统言之，都是指用于考证而又可信的历史遗传下来的各种材料，所谓“
信而有证”，“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是也。
今天的“文献”概念较之马端临的定义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是指历史文件，即
马端临所说的“文”部分而不包括口传言论即“献”部分。在《红楼梦》的文献研究领
域里，也主要是指尽可能地搜集得到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关《红楼梦》的文献材料，对
其做一番具体而深入的考证工作。朱谈文先生认为《红楼梦》的文献学研究目的是要“
探导追溯并力图再现作者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背景，构思及成书过程，因而其研究
范围包括作者家世和生平、《红楼梦》的社会历史背景、情节素材和人物原型、作者的
创作思想、《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和版本源流等内容。” （注：《论红楼梦文献学研究
之前景》， 《红楼梦学刊》93.1。）鉴此，她把《红楼梦》的文献研究归纳为背景研究
、作者研究、版本研究、成书过程研究与创作思想研究五个方面。但更严谨地分类，成
书过程与创作思想研究可归于作者研究，另外须加上溯其源而推其流的本源研究与传播
研究两个方面。
与文献研究注重于外部研究不同，文本研究注重于作品自身的研究。“文本”一词
是从西方引进而来的一个文学概念，主要是指由文学批评进行分析和讨论的一个现成的
文学作品。不过，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当代中国，文本这一概念的使用存在着相当大的歧
异乃至混乱，但追本溯源，应以最早倡导文本研究的新批评派的界定为基础。新批评派
认为文本是一个由独立的词语组成的物体，是一个客观的有自身结构而与社会、读者没
有关系的独立存在，所以新批评派的文学批评又被称为“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
ism）、“客观批评”（objectivism）或“客观主义理论”（objective theory），根
据文学作品与作者、读者三者的关系，新批评派认为因关注的重心不同，就会产生不同
的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产生过程，努力追踪作者个人经历以与作品相印证，便是“
传记式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产生的背景，重在研究作品产生的具体历史—社会条
件，便是“历史—社会式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与读者的影响，如果以自己充当读
者身份记录下读后感，便是“印象式批评”；如果研究各种读者对作品的反应，就是“
文艺社会学”。新批评派所关注的是作品本身，认为作品即“本体”，它包含了自身的
全部价值与意义，因而无须关注和研究作品产生之前的历史—社会背景与作者生平身世
、创作意图与创作过程，也无须关注与研究作品产生之后对读者的影响以及读者的阅读
效果，否则，就会产生“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所谓“意图谬见”就是“将诗与
其产生过程相混淆，……其始是从写诗的心理原因中推导批评标准，其终则是传记式批
评与相对主义”；所谓“感受谬见”是指“将诗与其结果相混淆，即混淆诗本身与诗的
所作所为……其始是从诗的心理效果推导批评标准，其终则是印象式批评与相对主义”
。（注：参见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版，第79页。）批评家应努力摈弃“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只在作品自身
中寻求意义。因此文本研究的核心就是把文学作品视为独立于历史、社会、作者与读者
之外的客观存在，以作品自身为研究对象。毫无疑问，新批评派这一试图切断文学作品
的创作之源与接受之流而专注于作品自身的静态研究，在理论上明显失之片面和狭隘，
在实践中也是难以真正实施的，但对扭转片面注重文学的外部研究而转向作品自身的内
部研究，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启示意义。同样，对于长期以来文献与文本研究严重
失衡的红学研究而言，也不无借鉴之处，这就是应该把《红楼梦》作为一部相对独立的
小说作品，着重就作品本身展开研究，具体包括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叙事模式、语言
艺术、美学风格、艺术价值、主题意蕴研究等各个方面。
较之文献研究与文本研究，文化研究具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更加注重对文学作
品内涵的深层开掘。关于“文化”这一同样来自西方的概念，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上的
歧义乃至混乱比之“文本”更甚。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于1871年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采
用描述性的方法最先对文化作出了一个经典性的界说：“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
、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
、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时至今日，有关文化的定义更是日趋纷繁甚至凌乱不堪，
但人们还是比较认可文化由物质型文化、制度型文化与精神型文化构成的三方法，文化
的核心是价值观念。由于《红楼梦》具有特别突出的文化包容性和文化深邃性，因而在
文献研究与文本研究之上进而走向文化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其研究范围也相当广泛，
主要包括神话文化、宗教文化、儒家文化、家族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艺术文化
研究等方面。《红楼梦》文化研究的最高层次，是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对《红楼梦》所蕴
含的人类文化精神进行深度发掘与阐释，这较之一般的文化研究更有价值，更有魅力，
当然难度也更大。
文献、文本、文化研究虽然各有不同的研究范围与研究重心，但彼此又是相互衔接
、依次递进的，而且彼此也有明显的交叉叠合之处。因此，《红楼梦》文献、文本、文
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这一论题的确立与研讨，既反映了当代学术研究从分到合的必然趋
势，也反映了红学研究世纪转型的内在要求。
二
《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是一个面向21世纪的前瞻性论题
，同时从这一特定视角回顾与反思一下二百年来尤其是20世纪的红学历程，我们可以看
到，一方面的确成就巨大，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诸多缺撼乃至教训。其中既有人为的主观
因素，也有受制于不可逆转的客观条件的无奈。
本世纪初，当红学界依然为“索隐派”搅得浑浑噩噩之时，颇具哲人眼光的王国维
却在他的《红楼梦评论》一文中开始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作者最先引入西方哲学解读
《红楼梦》，从对《红楼梦》神话文本的注重到对其形上哲理蕴义的体悟；从对中国大
团圆传统的批判到对《红楼梦》作为最高悲剧的定位；从以西方悲剧理论阐释《红楼梦
》的审美价值到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比较……都使该文在探索《红楼梦》为全人类所共
有和共享的多重文化象征意义方面，获得了以前和当时红学研究者所未有的独创性与深
刻性，从而开启了具有现代学术品质的红学研究之先声。
然而，学术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红楼梦评论》在当时固然“先锋”，但
毕竟是孤军奋战，缺少必要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群体的支撑。直到1921年，留学西方的胡
适以中国传统考据学融会西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文献考证，初步澄清了《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身世等一系列问题，并以此确立了“自传说”的学术根基，他的《
红楼梦考证》也就成为旧红学结束、新红学开始的标志。从《红楼梦评论》到《红楼梦
考证》，红学研究在建立新的范型方面终于舍弃文化研究而走上了文献研究之路，新红
学选择了胡适而不是王国维作为自己的学术奠基者。
从学术发展的进程来看，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新红学的实证研究，虽然吸纳了西
方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但其主体仍是传统的考据学。比如胡适为了澄清《红楼梦》作
者曹雪芹的身世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广泛搜集了当时所能搜集得到的大量资料，
然后通过综合论证，得出新的结论，与由清人发展至极致的考据学仍是一脉相承，因而
可以为诸多具有较好国学根底的学人所效法。实际上，新红学之后的文献研究基本上也
都是由胡适开创的实证研究逐步拓展而来，诸如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冯其庸
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这些文献研究的集成之作，皆以传统考据学为基本方法，耗
费作者大量心血精心构作而成。而且，在本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因文献研究较少涉及理
论观点而始终未受太多的干扰和冲击，所以能延续不断而一枝独秀。
也正因为新红学的建立是以文献考证为基点，新红学的延续实际上也就是文献研究
的延续，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盛况空前的文献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本研究
受到明显的冷落。到了本世纪中叶，藉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与运用，延续新红
学而来的研究方法得到了矫正与更新，然而当时红学界所关注的热点却转向《红楼梦》
产生的历史—社会背景以及作品的历史政治内涵——以新批评派的理论观之，就是从所
谓的“传记式批评”转向“历史—社会批评”。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一方面是红学研
究的日趋兴盛，尽显显学之盛势；另一方面则是在非文学化中进而走向泛历史化、泛社
会化、泛政治化。尽管较之新红学的文献研究已发生了明显的学术转型，但也不可能真
正走上文本研究之路。
在本世纪末期的八、九十年代，红学界通过反思五十年代以来红学研究的坎坷之路
，才逐步开始重视文本研究。然而“文化热”的勃然而兴，又将正处于转折时期的红学
研究的重心引向文化研究一端。首先是红学圈内的学者力图借助文化学的新理论、新方
法，以拓展红学研究的新路径、新境界；同时也有许多红学圈外的学者以《红楼梦》为
范本，以此检验文化学理论之成效，或以此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于是内外合一，
此呼彼应，共同促进了《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兴盛。
通观20世纪百年红学史，当我们在充分肯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应清醒地
看到其中的缺憾：一是在世纪初期、中叶、末期三次红学研究重心的确立与转移过程中
，文本研究一直未能从边缘进入中心，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二是文献、文本、文化研
究各自为政，不相往来，乃至相互轻视，或相互指责；三是受制于客观形势，出现过多
的外部干扰，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与深入开展；四是少数研究者违规操作，学术
失范，甚至走火入魔，损害了红学研究的声誉。其中，第四种情形往往由红学圈外引起
，可以暂且不管；第三种结果是时代使然，无可奈何。就第一、第二点而言，从红学研
究的最新发展动态来看，情况也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回归文本研究呼声的高涨，红学研
究的重心正在逐步由外部的文献研究转向内部的文本研究，而且已初步显示出文献、文
本、文化研究三者从分到合的演化轨迹。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文献研究已取得了相当大
的成就，可以为文本与文化研究提供借鉴，而文献研究本身由于材料的局限，再要深入
一步相当困难，因为原始材料的发现毕竟是有限度的。二是就研究者而言，青年学者往
往缺少老一辈训练有素的考证功力，但多视角、多层次的文本研究与综合研究正是他们
的长处与兴趣所在。学术主体的新陈代谢，意味着红学研究世纪转型的势在必然。
三
《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目的在于通过回归文本研究寻求
与文献、文化研究三者的有机融合，真正消除曹学与红学的分野，打破外学与内学的樊
篱，从而拓展红学研究的新路径，建构红学研究的新格局。就融通与创新的关系而言，
创新是融通的目标，也是宗旨；而融通则是创新的前提，也是途径。具体地说，《红楼
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者之间的融通方法，就是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
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
在21世纪的红学研究中，文本研究将占据其中最重要的地位——轴心地位。所谓红
学，原本即是以《红楼梦》这部著作命名的，虽然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但反过来
也是《红楼梦》创造了曹雪芹，曹雪芹的名字因《红楼梦》的流传而流传，因《红楼梦
》的显世而显世。而作为读者，他对于《红楼梦》的认知、体悟也首先来自于《红楼梦
》这部作品本身，因而居于红学研究轴心地位的应是文本研究。离开文本，就成为无本
之木，无源之水。然而在红学研究的发展史上，恰恰是《红楼梦》作品本身的研究受到
忽视，受到冷落，人们总是过于注重《红楼梦》的外部研究，过于注重其历史内涵以及
由此引申而来的政治内涵，似乎忘记了《红楼梦》原是小说，原是文学这样一个不言自
明的事实。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红学界屡屡发出的回归文本研究的呼声确有相当的针
对性。
但是，《红楼梦》又是一部非同一般的非常奇特的小说。一方面，作者在创作《红
楼梦》中留下了太多的不解之谜，比如曹雪芹的生平身世究竟如何？他究竟为何又如何
创作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究竟出于谁之手？哪个版本最接近于他的原作？这些问题
本身即具有令人遐思、引人探胜的无穷魅力，不管它最终有否答案；同时这些问题也直
接关系到对《红楼梦》作品本身的理解，关系到《红楼梦》文本研究的深度。举一个例
子，《红楼梦》老是出现“金陵”，表明作者有一个难以释怀的“金陵情结”，由于文
献研究对于作者童年时期金陵生活的初步勾勒，便使我们有可能对作者难以释怀的“金
陵情结”有更深的体悟，实质上，那是延绵不绝于曹雪芹一生的童年情结，家族情结。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文献研究都是文本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重要
基础。尽管长期以来文本研究很不理想，但在已取得的一些重要成果中，文献研究作为
知人论世之资也功不可没。
另一方面，《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化的艺术经典之作，比之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部
小说都更具有蕴含中国文化精神的广度、深度与力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富有文化底蕴
与智慧的一部长篇小说，甚至称之为“文化小说”也当之无愧。因此，在从文献研究回
归于文本研究的同时，还必须超越文本研究而指向文化研究。诚然，人们至今对文化的
内涵与外延还存在着诸多不同的看法，而对于文化研究的价值取向与方法也会有种种不
同的选择，但文化研究在探索文学作品的潜层意义方面已充分显示出了文献与文本研究
所难以臻达的独特优势，它可以帮助我们从更高的视点，更广的维度，更深的层次对文
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解读。由于《红楼梦》首先回溯神话文化之本原，同时又广泛吸纳了
宗教文化而最终逼近文化哲学，因此，对《红楼梦》的深层文化底蕴的探索应着重围绕
神话学研究、宗教学研究与哲学研究三个层面依次展开。笔者曾在《探寻文学世界的形
上意义》一文中指出：“文学世界深层的形上意义是文学作品的生命，文学作品有否这
种深层的形上意义，这种深层形上意义的深刻程度及其表现的完善程度，是最终衡量文
学作品有否永恒价值与魅力的关键。概而言之，推动作家不断从形而下向形而上拓进和
升华的最重要的两种力量是宗教精神与哲学精神，两者同时成为支撑文学世界的两大精
神支柱，就如一个等边三角形底下左右的两角，失去任何一角都会导致整个三角形的倾
塌。”（注：见《文本与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就《红楼梦》
而言，宗教学与哲学研究都是为了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深邃性，而一同追溯至神话学研究
，则是为了进一步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本原性，最终与宗教与哲学研究殊途同归。
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从分到合，以及三者从自发的融合到自觉的融通，实际上
意味着对原有红学研究传统的一次新的学术重建。文献研究的视角，是从作品之外看作
品，文本研究的视角是从作品内部看作品，文化研究的视角又回到作品之外看作品，这
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依次展开、相互融通、不断超越的过程。从文本之外回到文本之内
，是回归文本的第一次否定，是对长期以来文本研究一直受到忽视、受到冷落，未能从
边缘进入学术中心的反拨和矫正，这当然十分必要；但有道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
身在此山中”，仅仅站在作品之内看作品之局限，也正如仅仅站在作品之外看作品一样
，只有作品之内与作品之外视点的不断转换与比较，才能真正把握作品的精髓。有鉴于
此，在从文本之外回归于文本之内的第一次否定之后，还须继续走向从文本之内超越于
文本之外的第二次否定——否定之否定。第二次否定中的文本之外——文化研究，实质
上是在文献、文本研究基础之上的综合与超越。离开文献研究的基础和文本研究的轴心
，文化研究不仅会失去根基，而且会偏离方向。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虽然最先开启
了跨文化研究的先声，但由于缺乏文献研究的坚实基础，也缺乏对文本内部结构的具体
分析，结果造成了诸多疏失和误解。而在今天，我们既可借鉴前人之得失，又有更加自
觉完善的理论思维，可以在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
的学术重建中，寻求真正的融通，最终达到学术创新之目的。
四
为了主动适应和推动21世纪红学研究转型、建构21世纪红学研究新格局的需要，同
时也为了更好地把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落到实处，笔者根据世纪之交红
学研究的发展态势，预拟出如下十大研究课题，以求教于红学界前辈与同仁：
1.《红楼梦》文献整理与研究。历经二百多年的积累，《红楼梦》文献像滚雪球一
样越滚越大，但在文献整理与研究上，包括《红楼梦》文献与红学文献两个方面都远远
没有跟上，比如至今竟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红楼梦研究著作提要与论文索引》，这不仅
给研究者带来极大不便，而且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重复研究。学术研究必须像接力赛那样
一个一个接着跑而不能从零开始，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基础工作尤其是现代化的信息网络
系统的建设至为重要。
2.红学史研究。红学史研究的开创性之作是郭豫适先生的《红楼研究小史稿》，尔
后又有一些论著陆续发表。在当今的世纪之交，应该有一部拥有新视角、新见解、新体
例的集大成的《红学通史》问世，它能全面、系统、深刻地把总结过去，反思现在，导
引未来结合起来，为21世纪红学研究的转型和发展辅平道路。
3.《红楼梦》渊源研究。《红楼梦》是中国小说、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集成之作
，必须从中国小说、文学与文化三个层面同时展开渊源研究，我们才能更加切实地把握
其精神内核与本原。
4.《红楼梦》影响研究。从历时性的维度来看，《红楼梦》就如一个中继站，一方
面它最大限度地吸纳了其前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又广泛、深刻地影响于其
后的文学创作与文化发展。通过对后于《红楼梦》的小说、文学与文化三个层面同时展
开影响研究，可以更透彻地理解《红楼梦》。
5.《红楼梦》比较研究。将《红楼梦》置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参与与世界文学的对
话，可以进一步揭示其为全人类共享的文学与文化之价值。应在历史、实践与理论三个
方面同时展开研究，然后形成“比较红学”的系列成果。
6.《红楼梦》综合研究。《红楼梦》虽是小说，但又广泛包容了神话、历史、哲学
、宗教、伦理、医学、建筑、园林、民俗等等，从这个意义上看，誉之为“百科全书”
，确是当之无愧。因而在红学研究上，也应相应地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理论与方法对
其进行综合研究。
7.《红楼梦》艺术研究。在过去的红学研究中，我们不仅在总体上忽略了小说自身
的研究，而且在局部上也过多地关注人物的道德评价。走向21世纪的红学，应对《红楼
梦》的艺术创作过程、经验与原理进行系统总结。今天的薄弱固然不足，但也意味着明
天更多的发展空间。红学界应集中力量对此进行重点研究，相信会有新的突破。
8.《红楼梦》意义研究。真正伟大的作家无不关注人类的生存价值与意义，无不充
盈着对人类命运的形上追问与思考，因而伟大作家之作品也都无不具有寓言性、预言性
与超越性，它永远是问号和感叹号，而没有句号。对于《红楼梦》内在意义的阐释也是
如此。在未来世纪，《红楼梦》的意义研究应更加关注其人类学内涵，并相应地更新与
完善阐释的视角、理论与方法。
9.《红楼梦》与当代创作研究。从明代“四大奇书”到清中叶问世的《红楼梦》，
中国长篇小说从成熟走向高峰，但在《红楼梦》之后，却一直向下坡滑，直至现当代，
虽屡有仿作出现，但少有真正得其精髓的扛鼎之作问世。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
我们是否有必要并如何从《红楼梦》中吸取精神养料呢？马克思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
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红楼梦》之于后代尤其是当代小说创作也应发挥
同样的作用。这就要求红学界不仅关注过去，而且要关注现实，不仅满足于对《红楼梦
》的阐释，而且要进一步把《红楼梦》的精神养料转化为当代小说创作的精神血液，为
当代小说创作的伟大复兴作出独特的贡献。对于大多数红楼学人来说，这确是一个富有
挑战性而又非常有意义的崭新课题。
10.《红楼梦》现象研究。从《红楼梦》的问世、传播到接受， 它已在近二百年的
中国历史中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红楼梦》现象，这一现象已远远超越了文学
本身，也超越了文人圈子，而广泛渗透到日常生活，渗透到人民大众。对此，红学界也
同样应予更多的关注。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4
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曾在《拓展红学研究的文化视界》一文中提出了融合文献
、文本、文化“三文”研究于一体的初步构想，得到了红学界前辈和青年同仁的热忱鼓
励与回应，至本次’99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则进而列为会议的中心主题
。下面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就这一主题展开更为深入的研讨。
一
《红楼梦》文献研究，主要是指有关这部小说的背景、作者、版本、源流等材料的
勾稽考证。“文献”一词最早出现于《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朱熹认为，这里的文献包括历朝的文件
和当时贤者的学识。宋末元初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对此作了进一步明确
的界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
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评论
，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
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析言之，“文献”之“文”是指书本记载；“文献”之“献”
是指口传议论。统言之，都是指用于考证而又可信的历史遗传下来的各种材料，所谓“
信而有证”，“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是也。
今天的“文献”概念较之马端临的定义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是指历史文件，即
马端临所说的“文”部分而不包括口传言论即“献”部分。在《红楼梦》的文献研究领
域里，也主要是指尽可能地搜集得到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关《红楼梦》的文献材料，对
其做一番具体而深入的考证工作。朱谈文先生认为《红楼梦》的文献学研究目的是要“
探导追溯并力图再现作者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背景，构思及成书过程，因而其研究
范围包括作者家世和生平、《红楼梦》的社会历史背景、情节素材和人物原型、作者的
创作思想、《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和版本源流等内容。” （注：《论红楼梦文献学研究
之前景》， 《红楼梦学刊》93.1。）鉴此，她把《红楼梦》的文献研究归纳为背景研究
、作者研究、版本研究、成书过程研究与创作思想研究五个方面。但更严谨地分类，成
书过程与创作思想研究可归于作者研究，另外须加上溯其源而推其流的本源研究与传播
研究两个方面。
与文献研究注重于外部研究不同，文本研究注重于作品自身的研究。“文本”一词
是从西方引进而来的一个文学概念，主要是指由文学批评进行分析和讨论的一个现成的
文学作品。不过，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当代中国，文本这一概念的使用存在着相当大的歧
异乃至混乱，但追本溯源，应以最早倡导文本研究的新批评派的界定为基础。新批评派
认为文本是一个由独立的词语组成的物体，是一个客观的有自身结构而与社会、读者没
有关系的独立存在，所以新批评派的文学批评又被称为“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
ism）、“客观批评”（objectivism）或“客观主义理论”（objective theory），根
据文学作品与作者、读者三者的关系，新批评派认为因关注的重心不同，就会产生不同
的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产生过程，努力追踪作者个人经历以与作品相印证，便是“
传记式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产生的背景，重在研究作品产生的具体历史—社会条
件，便是“历史—社会式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与读者的影响，如果以自己充当读
者身份记录下读后感，便是“印象式批评”；如果研究各种读者对作品的反应，就是“
文艺社会学”。新批评派所关注的是作品本身，认为作品即“本体”，它包含了自身的
全部价值与意义，因而无须关注和研究作品产生之前的历史—社会背景与作者生平身世
、创作意图与创作过程，也无须关注与研究作品产生之后对读者的影响以及读者的阅读
效果，否则，就会产生“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所谓“意图谬见”就是“将诗与
其产生过程相混淆，……其始是从写诗的心理原因中推导批评标准，其终则是传记式批
评与相对主义”；所谓“感受谬见”是指“将诗与其结果相混淆，即混淆诗本身与诗的
所作所为……其始是从诗的心理效果推导批评标准，其终则是印象式批评与相对主义”
。（注：参见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版，第79页。）批评家应努力摈弃“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只在作品自身
中寻求意义。因此文本研究的核心就是把文学作品视为独立于历史、社会、作者与读者
之外的客观存在，以作品自身为研究对象。毫无疑问，新批评派这一试图切断文学作品
的创作之源与接受之流而专注于作品自身的静态研究，在理论上明显失之片面和狭隘，
在实践中也是难以真正实施的，但对扭转片面注重文学的外部研究而转向作品自身的内
部研究，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启示意义。同样，对于长期以来文献与文本研究严重
失衡的红学研究而言，也不无借鉴之处，这就是应该把《红楼梦》作为一部相对独立的
小说作品，着重就作品本身展开研究，具体包括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叙事模式、语言
艺术、美学风格、艺术价值、主题意蕴研究等各个方面。
较之文献研究与文本研究，文化研究具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更加注重对文学作
品内涵的深层开掘。关于“文化”这一同样来自西方的概念，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上的
歧义乃至混乱比之“文本”更甚。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于1871年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采
用描述性的方法最先对文化作出了一个经典性的界说：“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
、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
、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时至今日，有关文化的定义更是日趋纷繁甚至凌乱不堪，
但人们还是比较认可文化由物质型文化、制度型文化与精神型文化构成的三方法，文化
的核心是价值观念。由于《红楼梦》具有特别突出的文化包容性和文化深邃性，因而在
文献研究与文本研究之上进而走向文化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其研究范围也相当广泛，
主要包括神话文化、宗教文化、儒家文化、家族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艺术文化
研究等方面。《红楼梦》文化研究的最高层次，是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对《红楼梦》所蕴
含的人类文化精神进行深度发掘与阐释，这较之一般的文化研究更有价值，更有魅力，
当然难度也更大。
文献、文本、文化研究虽然各有不同的研究范围与研究重心，但彼此又是相互衔接
、依次递进的，而且彼此也有明显的交叉叠合之处。因此，《红楼梦》文献、文本、文
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这一论题的确立与研讨，既反映了当代学术研究从分到合的必然趋
势，也反映了红学研究世纪转型的内在要求。
二
《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是一个面向21世纪的前瞻性论题
，同时从这一特定视角回顾与反思一下二百年来尤其是20世纪的红学历程，我们可以看
到，一方面的确成就巨大，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诸多缺撼乃至教训。其中既有人为的主观
因素，也有受制于不可逆转的客观条件的无奈。
本世纪初，当红学界依然为“索隐派”搅得浑浑噩噩之时，颇具哲人眼光的王国维
却在他的《红楼梦评论》一文中开始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作者最先引入西方哲学解读
《红楼梦》，从对《红楼梦》神话文本的注重到对其形上哲理蕴义的体悟；从对中国大
团圆传统的批判到对《红楼梦》作为最高悲剧的定位；从以西方悲剧理论阐释《红楼梦
》的审美价值到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比较……都使该文在探索《红楼梦》为全人类所共
有和共享的多重文化象征意义方面，获得了以前和当时红学研究者所未有的独创性与深
刻性，从而开启了具有现代学术品质的红学研究之先声。
然而，学术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红楼梦评论》在当时固然“先锋”，但
毕竟是孤军奋战，缺少必要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群体的支撑。直到1921年，留学西方的胡
适以中国传统考据学融会西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文献考证，初步澄清了《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身世等一系列问题，并以此确立了“自传说”的学术根基，他的《
红楼梦考证》也就成为旧红学结束、新红学开始的标志。从《红楼梦评论》到《红楼梦
考证》，红学研究在建立新的范型方面终于舍弃文化研究而走上了文献研究之路，新红
学选择了胡适而不是王国维作为自己的学术奠基者。
从学术发展的进程来看，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新红学的实证研究，虽然吸纳了西
方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但其主体仍是传统的考据学。比如胡适为了澄清《红楼梦》作
者曹雪芹的身世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广泛搜集了当时所能搜集得到的大量资料，
然后通过综合论证，得出新的结论，与由清人发展至极致的考据学仍是一脉相承，因而
可以为诸多具有较好国学根底的学人所效法。实际上，新红学之后的文献研究基本上也
都是由胡适开创的实证研究逐步拓展而来，诸如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冯其庸
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这些文献研究的集成之作，皆以传统考据学为基本方法，耗
费作者大量心血精心构作而成。而且，在本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因文献研究较少涉及理
论观点而始终未受太多的干扰和冲击，所以能延续不断而一枝独秀。
也正因为新红学的建立是以文献考证为基点，新红学的延续实际上也就是文献研究
的延续，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盛况空前的文献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本研究
受到明显的冷落。到了本世纪中叶，藉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与运用，延续新红
学而来的研究方法得到了矫正与更新，然而当时红学界所关注的热点却转向《红楼梦》
产生的历史—社会背景以及作品的历史政治内涵——以新批评派的理论观之，就是从所
谓的“传记式批评”转向“历史—社会批评”。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一方面是红学研
究的日趋兴盛，尽显显学之盛势；另一方面则是在非文学化中进而走向泛历史化、泛社
会化、泛政治化。尽管较之新红学的文献研究已发生了明显的学术转型，但也不可能真
正走上文本研究之路。
在本世纪末期的八、九十年代，红学界通过反思五十年代以来红学研究的坎坷之路
，才逐步开始重视文本研究。然而“文化热”的勃然而兴，又将正处于转折时期的红学
研究的重心引向文化研究一端。首先是红学圈内的学者力图借助文化学的新理论、新方
法，以拓展红学研究的新路径、新境界；同时也有许多红学圈外的学者以《红楼梦》为
范本，以此检验文化学理论之成效，或以此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于是内外合一，
此呼彼应，共同促进了《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兴盛。
通观20世纪百年红学史，当我们在充分肯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应清醒地
看到其中的缺憾：一是在世纪初期、中叶、末期三次红学研究重心的确立与转移过程中
，文本研究一直未能从边缘进入中心，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二是文献、文本、文化研
究各自为政，不相往来，乃至相互轻视，或相互指责；三是受制于客观形势，出现过多
的外部干扰，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与深入开展；四是少数研究者违规操作，学术
失范，甚至走火入魔，损害了红学研究的声誉。其中，第四种情形往往由红学圈外引起
，可以暂且不管；第三种结果是时代使然，无可奈何。就第一、第二点而言，从红学研
究的最新发展动态来看，情况也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回归文本研究呼声的高涨，红学研
究的重心正在逐步由外部的文献研究转向内部的文本研究，而且已初步显示出文献、文
本、文化研究三者从分到合的演化轨迹。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文献研究已取得了相当大
的成就，可以为文本与文化研究提供借鉴，而文献研究本身由于材料的局限，再要深入
一步相当困难，因为原始材料的发现毕竟是有限度的。二是就研究者而言，青年学者往
往缺少老一辈训练有素的考证功力，但多视角、多层次的文本研究与综合研究正是他们
的长处与兴趣所在。学术主体的新陈代谢，意味着红学研究世纪转型的势在必然。
三
《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目的在于通过回归文本研究寻求
与文献、文化研究三者的有机融合，真正消除曹学与红学的分野，打破外学与内学的樊
篱，从而拓展红学研究的新路径，建构红学研究的新格局。就融通与创新的关系而言，
创新是融通的目标，也是宗旨；而融通则是创新的前提，也是途径。具体地说，《红楼
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者之间的融通方法，就是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
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
在21世纪的红学研究中，文本研究将占据其中最重要的地位——轴心地位。所谓红
学，原本即是以《红楼梦》这部著作命名的，虽然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但反过来
也是《红楼梦》创造了曹雪芹，曹雪芹的名字因《红楼梦》的流传而流传，因《红楼梦
》的显世而显世。而作为读者，他对于《红楼梦》的认知、体悟也首先来自于《红楼梦
》这部作品本身，因而居于红学研究轴心地位的应是文本研究。离开文本，就成为无本
之木，无源之水。然而在红学研究的发展史上，恰恰是《红楼梦》作品本身的研究受到
忽视，受到冷落，人们总是过于注重《红楼梦》的外部研究，过于注重其历史内涵以及
由此引申而来的政治内涵，似乎忘记了《红楼梦》原是小说，原是文学这样一个不言自
明的事实。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红学界屡屡发出的回归文本研究的呼声确有相当的针
对性。
但是，《红楼梦》又是一部非同一般的非常奇特的小说。一方面，作者在创作《红
楼梦》中留下了太多的不解之谜，比如曹雪芹的生平身世究竟如何？他究竟为何又如何
创作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究竟出于谁之手？哪个版本最接近于他的原作？这些问题
本身即具有令人遐思、引人探胜的无穷魅力，不管它最终有否答案；同时这些问题也直
接关系到对《红楼梦》作品本身的理解，关系到《红楼梦》文本研究的深度。举一个例
子，《红楼梦》老是出现“金陵”，表明作者有一个难以释怀的“金陵情结”，由于文
献研究对于作者童年时期金陵生活的初步勾勒，便使我们有可能对作者难以释怀的“金
陵情结”有更深的体悟，实质上，那是延绵不绝于曹雪芹一生的童年情结，家族情结。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文献研究都是文本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重要
基础。尽管长期以来文本研究很不理想，但在已取得的一些重要成果中，文献研究作为
知人论世之资也功不可没。
另一方面，《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化的艺术经典之作，比之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部
小说都更具有蕴含中国文化精神的广度、深度与力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富有文化底蕴
与智慧的一部长篇小说，甚至称之为“文化小说”也当之无愧。因此，在从文献研究回
归于文本研究的同时，还必须超越文本研究而指向文化研究。诚然，人们至今对文化的
内涵与外延还存在着诸多不同的看法，而对于文化研究的价值取向与方法也会有种种不
同的选择，但文化研究在探索文学作品的潜层意义方面已充分显示出了文献与文本研究
所难以臻达的独特优势，它可以帮助我们从更高的视点，更广的维度，更深的层次对文
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解读。由于《红楼梦》首先回溯神话文化之本原，同时又广泛吸纳了
宗教文化而最终逼近文化哲学，因此，对《红楼梦》的深层文化底蕴的探索应着重围绕
神话学研究、宗教学研究与哲学研究三个层面依次展开。笔者曾在《探寻文学世界的形
上意义》一文中指出：“文学世界深层的形上意义是文学作品的生命，文学作品有否这
种深层的形上意义，这种深层形上意义的深刻程度及其表现的完善程度，是最终衡量文
学作品有否永恒价值与魅力的关键。概而言之，推动作家不断从形而下向形而上拓进和
升华的最重要的两种力量是宗教精神与哲学精神，两者同时成为支撑文学世界的两大精
神支柱，就如一个等边三角形底下左右的两角，失去任何一角都会导致整个三角形的倾
塌。”（注：见《文本与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就《红楼梦》
而言，宗教学与哲学研究都是为了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深邃性，而一同追溯至神话学研究
，则是为了进一步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本原性，最终与宗教与哲学研究殊途同归。
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从分到合，以及三者从自发的融合到自觉的融通，实际上
意味着对原有红学研究传统的一次新的学术重建。文献研究的视角，是从作品之外看作
品，文本研究的视角是从作品内部看作品，文化研究的视角又回到作品之外看作品，这
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依次展开、相互融通、不断超越的过程。从文本之外回到文本之内
，是回归文本的第一次否定，是对长期以来文本研究一直受到忽视、受到冷落，未能从
边缘进入学术中心的反拨和矫正，这当然十分必要；但有道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
身在此山中”，仅仅站在作品之内看作品之局限，也正如仅仅站在作品之外看作品一样
，只有作品之内与作品之外视点的不断转换与比较，才能真正把握作品的精髓。有鉴于
此，在从文本之外回归于文本之内的第一次否定之后，还须继续走向从文本之内超越于
文本之外的第二次否定——否定之否定。第二次否定中的文本之外——文化研究，实质
上是在文献、文本研究基础之上的综合与超越。离开文献研究的基础和文本研究的轴心
，文化研究不仅会失去根基，而且会偏离方向。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虽然最先开启
了跨文化研究的先声，但由于缺乏文献研究的坚实基础，也缺乏对文本内部结构的具体
分析，结果造成了诸多疏失和误解。而在今天，我们既可借鉴前人之得失，又有更加自
觉完善的理论思维，可以在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
的学术重建中，寻求真正的融通，最终达到学术创新之目的。
四
为了主动适应和推动21世纪红学研究转型、建构21世纪红学研究新格局的需要，同
时也为了更好地把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落到实处，笔者根据世纪之交红
学研究的发展态势，预拟出如下十大研究课题，以求教于红学界前辈与同仁：
1.《红楼梦》文献整理与研究。历经二百多年的积累，《红楼梦》文献像滚雪球一
样越滚越大，但在文献整理与研究上，包括《红楼梦》文献与红学文献两个方面都远远
没有跟上，比如至今竟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红楼梦研究著作提要与论文索引》，这不仅
给研究者带来极大不便，而且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重复研究。学术研究必须像接力赛那样
一个一个接着跑而不能从零开始，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基础工作尤其是现代化的信息网络
系统的建设至为重要。
2.红学史研究。红学史研究的开创性之作是郭豫适先生的《红楼研究小史稿》，尔
后又有一些论著陆续发表。在当今的世纪之交，应该有一部拥有新视角、新见解、新体
例的集大成的《红学通史》问世，它能全面、系统、深刻地把总结过去，反思现在，导
引未来结合起来，为21世纪红学研究的转型和发展辅平道路。
3.《红楼梦》渊源研究。《红楼梦》是中国小说、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集成之作
，必须从中国小说、文学与文化三个层面同时展开渊源研究，我们才能更加切实地把握
其精神内核与本原。
4.《红楼梦》影响研究。从历时性的维度来看，《红楼梦》就如一个中继站，一方
面它最大限度地吸纳了其前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又广泛、深刻地影响于其
后的文学创作与文化发展。通过对后于《红楼梦》的小说、文学与文化三个层面同时展
开影响研究，可以更透彻地理解《红楼梦》。
5.《红楼梦》比较研究。将《红楼梦》置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参与与世界文学的对
话，可以进一步揭示其为全人类共享的文学与文化之价值。应在历史、实践与理论三个
方面同时展开研究，然后形成“比较红学”的系列成果。
6.《红楼梦》综合研究。《红楼梦》虽是小说，但又广泛包容了神话、历史、哲学
、宗教、伦理、医学、建筑、园林、民俗等等，从这个意义上看，誉之为“百科全书”
，确是当之无愧。因而在红学研究上，也应相应地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理论与方法对
其进行综合研究。
7.《红楼梦》艺术研究。在过去的红学研究中，我们不仅在总体上忽略了小说自身
的研究，而且在局部上也过多地关注人物的道德评价。走向21世纪的红学，应对《红楼
梦》的艺术创作过程、经验与原理进行系统总结。今天的薄弱固然不足，但也意味着明
天更多的发展空间。红学界应集中力量对此进行重点研究，相信会有新的突破。
8.《红楼梦》意义研究。真正伟大的作家无不关注人类的生存价值与意义，无不充
盈着对人类命运的形上追问与思考，因而伟大作家之作品也都无不具有寓言性、预言性
与超越性，它永远是问号和感叹号，而没有句号。对于《红楼梦》内在意义的阐释也是
如此。在未来世纪，《红楼梦》的意义研究应更加关注其人类学内涵，并相应地更新与
完善阐释的视角、理论与方法。
9.《红楼梦》与当代创作研究。从明代“四大奇书”到清中叶问世的《红楼梦》，
中国长篇小说从成熟走向高峰，但在《红楼梦》之后，却一直向下坡滑，直至现当代，
虽屡有仿作出现，但少有真正得其精髓的扛鼎之作问世。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
我们是否有必要并如何从《红楼梦》中吸取精神养料呢？马克思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
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红楼梦》之于后代尤其是当代小说创作也应发挥
同样的作用。这就要求红学界不仅关注过去，而且要关注现实，不仅满足于对《红楼梦
》的阐释，而且要进一步把《红楼梦》的精神养料转化为当代小说创作的精神血液，为
当代小说创作的伟大复兴作出独特的贡献。对于大多数红楼学人来说，这确是一个富有
挑战性而又非常有意义的崭新课题。
10.《红楼梦》现象研究。从《红楼梦》的问世、传播到接受， 它已在近二百年的
中国历史中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红楼梦》现象，这一现象已远远超越了文学
本身，也超越了文人圈子，而广泛渗透到日常生活，渗透到人民大众。对此，红学界也
同样应予更多的关注。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5
林语堂先生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是一部在海外享有盛誉的文化小说。小说内容博大精深，感情真切自然，品格优雅含蓄，集中了林语堂小说艺术的精粹。就该小说而言，无论是人物刻画还是情节结构，作者都以一种自然、平淡、真实的艺术加以再现，给人以含蓄隽永的魅力。《红楼梦》这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作为我国小说艺术成就的最高峰，对后来的文学创作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和冲击力，影响着一大批的作家和作品，《京华烟云》就是其中有着代表性的一部。无论是该书的历史背景、小说塑造的主要人物，还是作品无形中透露出的作者的哲学观，以及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文化传统，我们都可以清晰的看到《红楼梦》的巨大艺术投影，这篇创作明显的受到《红楼梦》的影响，是对《红楼梦》的继承和发展。
一、历史背景
任何伟大艺术结晶的诞生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时代造就了一批批优秀的作品，一部小说所描绘的人、事都必须置于一个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红楼梦》和《精华烟云》这些优秀作品的诞生和当时的中国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就是在所谓“乾隆盛世”的时候。这时候的封建社会已经逐步走向没落，满清贵族的统治已经在走下坡路，封建社会走向灭亡已经是必然的趋势。《红楼梦》中描写贾府由盛转衰的情形就是当时整个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尤其是满清贵族地主经济的一个缩影。掩饰不住对《红楼梦》的热爱和痴迷，林语堂决定借鉴《红楼梦》的艺术形式，写一本反映中国现代生活的小说，经过一年多的努力，70万言的长篇巨制《京华烟云》终于诞生了，它是《红楼梦》的“近代版”。整部小说以人物的悲欢离合为经纬，以时代变迁为纬，详述了北平姚、曾、牛三大家庭从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30多年间的恩怨情仇，从侧面反映出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其中安插了袁世凯篡国、张勋复辟、直奉大战、军阀割据、、三·一八惨案、“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笔战、青年“左倾”、二战爆发等历史事件，或褒或贬的描写了新派革新人物和民国特色人物。可以说是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全景描写。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把爱国精神融入到文学作品中，从而使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得以升华，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二、人物设置
《京华烟云》在人物设置和造型方面借鉴《红楼梦》的地方有很多，林语堂认为《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等名著，“哪一部成功不在于复杂人物之描写？所以《京华烟云》体裁，也是故意如此”。《京华烟云》人物众多，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是比较少见的。林语堂在给郁达夫的信中对小说中人物设置作了这样的说明：“至故事人物大约以红楼人物拟之，木兰似湘云，莫愁似宝钗，红玉似黛玉，桂姐似凤姐而无凤姐之贪辣，迪人似薛蟠，珊瑚似李纨，宝芬似宝琴，雪蕊似鸳鸯，紫薇似紫鹃，暗香似香菱，喜儿似傻大姐，李姨妈似赵姨娘，阿非则远胜宝玉。孙曼娘为特出人物，不可比拟。”对创作而言，《红楼梦》这部小说留给林语堂的记忆和表象，直接影响了他对女性形象的审美心理，进而影响到了《京华烟云》中两位主要女性木兰与莫愁的形象塑造。对于《京华烟云》的主要女性形象姚木兰与姚莫愁的创作渊源，林语堂巧妙借鉴了《红楼梦》中的史湘云，塑造出姚木兰爽朗乐观、豁达大度、优雅多情、持家理业之能者的理想女性，将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完美的女性形象赋予了木兰。而姚莫愁这个人物形象则从《红楼梦》中的薛宝钗那里得到了创作灵感，也吸收了其中最有价值的创作营养，在作品中摒弃了薛宝钗性格中伪善的一面，塑造了莫愁为人大方得体、成熟稳健、聪颖圆滑的性格特点。就像林语堂所说，木兰是“藏豪华于无形，而以淳朴自然为本相”，莫愁则愿意“以豪华为表，以淳朴自然为里”。
三、哲学精神
在哲学精神方面，《京华烟云》以庄周哲学统领全书，要表达“一切人生浮华皆是烟云”的道学思想，林语堂的大女儿林如斯认为，《京华烟云》的主要贡献不在于创造了哪些艺术形象，而在于传递了一种哲学思想，这是林语堂赋予小说的主旨。林语堂根据庄子的哲学精神强调了人的永生是种族的延绵，新陈代谢是世间万物永恒的真谛。
在《红楼梦》中，儒道佛三种传统文化都有所反映，我们感觉到“红楼角色”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即在“宝——黛——钗”三个主角身上看到了与“佛——道——儒”三种传统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宝玉最后看透红尘俗世的纷繁，皈依佛门；道家文化在黛玉身上的反映，如道家讲求修养身心，由身及心；儒家文化在薛宝钗身上的反映，如宝钗重视传统的仕途观念，一直规劝宝玉注重“仕途经济”。而真正支配宝玉和黛玉二人生活的精神因素，则是庄子所阐明的道家思想，或者说，道家思想在《红楼梦》的精神世界中占据了主导的核心地位。
四、历史文化
从《京华烟云》所折射的历史文化来看，它以艺术形象来向外国人全面的描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林语堂的初衷是把《京华烟云》当做全面介绍中国社会的一扇大门，不熟悉中国国情的异域读者从这扇大门里了解进而熟悉中国社会。小说如同一位无声的导游，引导外国读者跟随作者一起观赏各种景致，同中国人一起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生活，一起感同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红楼梦》中有非常详尽的关于饮食方面的描写，例如许多节日中的宴会，林语堂对此也非常感兴趣。因此在《京华烟云》中，他所描写的大家族的饮食文化不仅是满足人们的味觉要求，而且把饮食与药物联系起来。饮食文化同时还从侧面反映出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和生活情趣。还有对居住、休憩等最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问题的描写。这对生活在充满现代气息的“人为”环境中的西方读者来说，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西方读者可以在此深深体会到中国文化艺术的魅力。
五、结论
总的来说，《红楼梦》作为我国历史上的经典小说，无论从哪个方面所传达的思想对后世文学作品的产生都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在文学史上有着不朽的地位。《京华烟云》作为我国20世纪初的一部优秀小说，真实的再现了20世纪初中国的历史。作为一部近代版《红楼梦》，其成就虽不及《红楼梦》，但其成功的塑造出的一系列形象鲜明的人物以及传达出的庄周哲学思想，具有很高的参考研究价值。其艺术的独特性及丰富的内涵为中国现代化的小说开辟了道路，为中国艺术创作的现代化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
【参考文献】
[1]施建伟.林语堂研究论集[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6
王国维与鲁迅都经历过清末民初的国家转型期，也都曾东渡日本留学深造，相似的时代、教育环境却造就了二人不同的文学批评观。下面，笔者就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清之人情小说”一文及各篇杂论为例，从三方面来具体分析王国维与鲁迅对《红楼梦》评论的不同。
一、人物形象来源：集体还是个人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直接阐明了对贾宝玉真实身份的界定：“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可，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这种创新式的观点将红学的研究从传统的索隐、探秘等拘泥的泥潭中拉出，他认为主人公是谁这个问题并非小说实质性问题，“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这种用西方美学的观点来阐述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之创举具有进步意义。鲁迅则认为《红楼梦》中的兴荣衰败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作者亲身经历过世间的人情冷暖，由此推断出这部小说是曹雪芹的人生传记。“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他坚信贾宝玉的经历就是曹雪芹人生的真实写照。鲁迅否定了王国维的观点：“而世间信者特少，王国论文联盟维（《静庵文集》）且诘难此类，以为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也……”笔者认为，王、鲁二人之所以拥有相悖的观点，究其原因是由于思维方式不同。王国维借鉴西方的美学观点，认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是复杂化的，作者所构思出的人物并非只是个人的形象，而是时代、社会的缩影。把小说主人公置于大的时代背景下并全方位分析人类的共性与人生的状态，这种宏观的思维方式无疑是恰当的。鲁迅对于此问题的见解则稍显不足，他认为《红楼梦》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情真意切，而“真”、“切”的原因正是源于作者的亲身体验，他把贾宝玉身上所有的特质都归于作者曹雪芹一人，而忽略了小说的包容性与虚构性，这种微观思维方式略显狭隘。在这一问题上，王国维的观点更值得借鉴。
二、主题思想：消极避世还是积极进取
纵观《〈红楼梦〉评论》全文，我们不难发现王国维的思想是悲观避世的。他认可叔本华的观念，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望。王国维把世间所有的疾苦都归为欲望作祟。“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对待生活的苦痛，他认为“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而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此同时，他强调“出世”的力量，由此认为《红楼梦》中唯惜春、紫鹃与宝玉三人达到了真正解脱的境界。在民族矛盾异常激烈的清朝末期，这种思想是消极且妥协的，同时也为他日后自尽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而鲁迅则以清醒的民族意识在《红楼梦》中嗅出了反封建、反阶级的气味。他见解独到，从一个毫不起眼的仆人焦大身上看出了反封建的倪端，从而论断出“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个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同时，他把焦大所受的马粪灌嘴的委屈与屈原所受之委屈相提并论：“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将身份卑贱的仆人与受人敬仰的历史伟人并举，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其平等、反阶级的先进思想。在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鲁迅先进的思想觉悟更具有启迪民智与指引方向的意义。
三、艺术价值：世界的还是民族的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7
一、人物形象来源:集体还是个人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直接阐明了对贾宝玉真实身份的界定:“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可,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这种创新式的观点将红学的研究从传统的索隐、探秘等拘泥的泥潭中拉出,他认为主人公是谁这个问题并非小说实质性问题,“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这种用西方美学的观点来阐述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之创举具有进步意义。鲁迅则认为《红楼梦》中的兴荣衰败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作者亲身经历过世间的人情冷暖,由此推断出这部小说是曹雪芹的人生传记。“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他坚信贾宝玉的经历就是曹雪芹人生的真实写照。鲁迅否定了王国维的观点:“而世间信者特少,王国维(《静庵文集》)且诘难此类,以为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也……”笔者认为,王、鲁二人之所以拥有相悖的观点,究其原因是由于思维方式不同。王国维借鉴西方的美学观点,认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是复杂化的,作者所构思出的人物并非只是个人的形象,而是时代、社会的缩影。把小说主人公置于大的时代背景下并全方位分析人类的共性与人生的状态,这种宏观的思维方式无疑是恰当的。鲁迅对于此问题的见解则稍显不足,他认为《红楼梦》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情真意切,而“真”、“切”的原因正是源于作者的亲身体验,他把贾宝玉身上所有的特质都归于作者曹雪芹一人,而忽略了小说的包容性与虚构性,这种微观思维方式略显狭隘。在这一问题上,王国维的观点更值得借鉴。
二、主题思想:消极避世还是积极进取
纵观《〈红楼梦〉评论》全文,我们不难发现王国维的思想是悲观避世的。他认可叔本华的观念,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望。王国维把世间所有的疾苦都归为欲望作祟。“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对待生活的苦痛,他认为“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而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此同时,他强调“出世”的力量,由此认为《红楼梦》中唯惜春、紫鹃与宝玉三人达到了真正解脱的境界。在民族矛盾异常激烈的清朝末期,这种思想是消极且妥协的,同时也为他日后自尽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而鲁迅则以清醒的民族意识在《红楼梦》中嗅出了反封建、反阶级的气味。他见解独到,从一个毫不起眼的仆人焦大身上看出了反封建的倪端,从而论断出“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个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同时,他把焦大所受的马粪灌嘴的委屈与屈原所受之委屈相提并论:“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将身份卑贱的仆人与受人敬仰的历史伟人并举,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其平等、反阶级的先进思想。在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鲁迅先进的思想觉悟更具有启迪民智与指引方向的意义。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8
李广柏著,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
自从《石头记》的钞本于18世纪中后期面世以来,脂砚斋的评语也随之与众多读者见面,而那已经是“红学”的萌芽了。如果从那时算起,红学已经足足经历了200多年,《红楼梦》小说更是倾倒了多少代人。它到底为什么动人,是怎样动人的,留下了什么遗憾,还不应该做个总结吗?听说在李广柏先生这本《红学史》以前,已经有过一本别位先生作的红学史专著了,可惜我没见着。但看了李著《红学史》,心里只有一个感觉――开阔恢宏。把红学从200多年前高鹗的续作、脂砚斋的随意诠释点评直到当今“学院派”具备正规学术范式的论文、专著这样一个既芜杂琐细又庞大繁冗的过程描述成一本不分派别、统属有系的历史,本身已经很了不起;进一步选择、甄别和排比史料,用文献讲述一段活生生的历程,更是一件微中见著、取精用弘的大工程。
系统性和文献性是我对李著《红学史》印象最深刻的一点。第一章“脂砚斋评语”与第二章“永忠的《吊雪芹》和明义的《题红楼梦》”,材料比较为一般读者所熟悉,可以不去说它;单看第三章“清代评《红楼梦》的专书、杂著与题咏”和第四章“‘评点’的盛行”,就足称盛义纷披、发人遐想。第三章共分九节,论及清代的红学著作,研究欣赏者的好恶评判,《红楼梦》的写作艺术与版本,索隐的是非等一系列问题。比如其中第八节“‘索隐’之惑”引了未明作者的《谭瀛室笔记》。该书认定乾隆宠臣和|娶嬖姬24位,实为影射《红楼梦》的正、副十二钗。其中龚姓姬私通别姬所生的和|幼子玉宝;玉宝却另爱婢女倩霞。龚姬后来调唆和|妻子逐走倩霞,玉宝赶去看望,倩霞断甲赠给玉宝等等。对此,《红学史》考得和|生活于1750年至1799年,晚在1769年,作为日后飞黄腾达的开始,方才袭受世职。曹雪芹故去时,他还是个少年,雪芹无由把他后来纳宠的事写进《红楼梦》。这是轻轻一拨,已还历史以真实。这样用文献求史实的例子在《红学史》里很多,是学者可以收到嘉惠之处。当然,从另一面看,玉宝――宝玉,龚(姬)――袭(人),倩霞――晴雯,因爱被逐,断甲赠玉……笔记里的人物、情节和《红楼梦》实在是太像了!不由人不心生比附。那么,此故事固然是假,别的是否也一定都假呢?此故事时间不合,别的是否也一定都不合呢?恐怕难以率尔下断。正因为如此,就不必过分非难各种索隐派的附会之说了,反而应耐心甄别史料,厘清《红楼梦》里到底有哪些内容揉进了曹雪芹的家世和身世。第四章共分七节,其中“王希廉的评批”、“张新之的评批”、“姚燮的评批”、“陈其泰的评批”等节涉及的评批内容,早已见诸冯其庸先生多年前纂订、文化艺术出版社刊印的《八家评批红楼梦》。《红学史》没有详细提及八家中的另一位《红楼梦》批评家――洪锡绶,但《红学史》著者肯定注意到了他。这位学究说起薛宝钗的“僭越”黛玉而嫁宝玉,花袭人的以道学先生、宝玉房掌门丫鬟却与主人苟合,不仅嗤之以鼻,而且大张挞伐,其立论依据竟是拿传统礼法来“说事”;但结论却与我们现代人对宝玉、黛玉、宝钗、袭人是非褒贬惊人地暗合。下面略见几条:
如第九十七回洪锡绶评宝钗嫁宝玉:(原文)“凤姐道:‘虽然有服,外头不用鼓乐,拜堂冷清清的使不得。我传了家内学过音乐、管过戏子的那些女人来吹打,热闹些。’王夫人点头称使得。”(评批)又一悖礼之事!……大家纳妾,妾来无乐,入门或演梨园,或奏清音,不荣新人而侑主人,以所纳妾媵耳。宝钗来无乐,入门作乐,岂非以妾媵待宝钗哉!……《红楼》到底不作一泛语。
(原文)“一时大轿进来,家里细乐迎上去,十二对宫灯排着进来,倒也新鲜雅致。”(评批)吁!花烛俗例,岂贵新鲜,岂尚雅致,适以形其悄悄冥冥,殊不光明正大耳。调侃之笔,非赞美之辞。
……
古婚礼云:议婚、纳采、纳币、请期、亲迎、庙见云,礼不备,谓之奔。奔者,不必如淫奔之说,凡苟简而急就者皆是,妾媵宜之。宝钗适宝玉,议婚则无媒妁,纳采则未报庚,请期则由男家择示,并未预报星期,亲迎、庙见不独无其事,而且新人入门无百两之御,无钟鼓之乐。此大家纳妾体制也,故六礼之中仅纳币,所以明其为妾也。然则宝钗之于宝玉只可谓之妾,不可敌体而为妻。”
这样的批评看起来很迂腐,但参读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考证明清之交钱谦益娶妾柳如是时,用正妻礼而引发士论大哗一节,洪批似乎不无道理。
第九十八回评黛玉之死:“黛玉落气,正是宝玉娶宝钗这个时辰,不先不后,恰恰相值。其不先死者,以明宝钗入门,嫡妻尚在耳;不后死者,以明这个时辰原是黛玉与宝玉合卺时辰。今宝钗冒黛玉而来,黛玉即于这个时辰而死,实宝钗杀之也。”
既认为宝钗嫁宝玉名不正言不顺,更认为她此时嫁入贾家,实为害死黛玉的帮凶。
第六回评花袭人与宝玉苟合:“袭人后来弄权杀人,皆从此日云雨始。黄山谷诗所云‘平生割鸡手,聊发试硎刀’是也。”
认为花袭人的苟合表现出她本性的龌龊、恶毒。以上略为谈及洪锡绶的《红楼梦》评论,不是李著《红学史》的主要内容,看似题外话,其实是想附益原书,证明洪锡绶既和王希廉、张新之、姚燮、陈其泰同为评《红》八家之一,那么《红学史》对于这一时期红学发展应该注意的问题,大体都注意到了。另外想强调,这批红学家中某些观念尚值得我们加深思索。《红学史》就是这样用专人、专书(文)、事类纵横交叉的方法把相关时期的红学脉络讲得头头是道,清清楚楚。
另一点发人深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多年的红学历程留给我们的思考。自新中国成立以后至“”结束,凡属人文科学,大都被高度政治化了,但细论其思想根源则深刻得多。仅以50年代批判俞平伯红学研究运动为例。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修订、新版于50年代初,可谓“赶上了”。原书第501页说:“自延安时期文艺整风起,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改造和对《武训传》的批判,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形成了一种特别的运动模式。那就是凭借党政力量,利用各种媒体,发动众多人参与的单边的批判(不是互动和交流)。1954年批判运动兴起的时候,从上到下对于这种运动模式的操作已经很熟练了。”接着,《红学史》引证历史文献,叙述了批俞运动的背景、发生、过程及其结局。比如对此最具意义的事件之一,是《文艺报》最初拒绝转刊、《人民日报》不予登载青年作者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的文章。原书第530页写道:通过了解到有关情况之后,“1954年10月16日提笔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一些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即《毛选》六卷所收那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其中的话,对当代红学稍有瞩目的人想必还记忆犹新。为了一介书生俞平伯惊动这样的层级,制造如此的声势,所下断语如此声色俱厉,足以令人心生畏惧,甚至感觉匪夷所思,而其目的只有一个――清除以1949年后不愿留居大陆的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原书第528页说:“周密地考虑如何发起这场批判运动。在心目中,胡适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而冒出一个《红楼梦》研究的问题,便给提供了一个批判胡适的恰当的突破口。抓住了这个‘战机’。”后来当然是一边倒的、铺天盖地的严厉讨伐,被批判人低头悔过。
但结果却颇令人玩味:《红学史》谈批俞运动“是非得失的思索”一节引用了在批俞以后的多次著名讲话,如“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杀了”,“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甚至胡适似乎也并不是从头顶坏到脚跟:“《红楼梦》写出来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很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对此,《红学史》评论道:“承认‘《红楼梦》的问题很难’,‘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说俞平伯是‘研究红学’的一个专家;和蔡元培相比,‘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这样的说法同1954年大批判时的口气很不一样。”上文第一段话出自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一文。《红学史》认为:“提出‘双百方针’是研究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其中也应该包括对1954年发动批判运动的反思。”可惜领导人并没有真正从这次已经足够深刻的事件里记取教训,才接着出现了后来的“反右”、庐山会议事件,直到“”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然,那已经远远超乎文化范畴了。在1980年7月召开的全国首次《红楼梦》讨论会上,“代表们认为,今后的红学研究必须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指出:“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作出任何‘裁决’。一九五四年的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历史的结论如此吧。不过本章的结束语说:“批判‘新红学’的一场运动,留下无尽的思索和议论。现在人们对这场运动的是非得失,仍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相信,历史应会作出应有的结论。”奇怪,莫非以上的不算,还要另有更怎样的历史结论吗?
回到当时。当事者“……李希凡、蓝翎并没有去揣度领导人的意愿,但他们的文章恰好合了领导人的心意,遭逢料想不到的‘奇遇’。――不过,福兮祸伏,1958年蓝翎又成为‘’,受了20多年的折磨;要没有1954年的‘奇遇’,他仍在北师大附中当他的语文老师,未必会成为‘分子’!”这种骤红骤黑真是令人难置一词!说靠领袖一手扶植培养的青年作者会在三四年间犹如川剧“变脸”,成为反领袖、的分子,如何取信于众?但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捉弄人。其中冷暖,唯有当事者才体味得清吧。文化研究,尤其是传统文化的保护、研究,有时能和主流政治合拍,可有时不一定完全合拍,有时甚至会不合拍,如今有些城市老街区的改造以及经济发展中文化遗产的保护都有类似境遇。那么,如果不那么合拍,还要把学术和政治紧紧捆为一体吗?这似乎并非过时的话题。
最后,阅读50年代的批俞运动引发了我对评价老一代红学和红学家的意兴。首先是对俞平伯先生。从俞平伯先生上数三代,他的曾祖父俞曲园老先生、父亲俞陛云先生到他本人,俞氏家族四代三人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究竟贡献了多少,恐怕很难说得清楚,即使仅就俞氏祖孙积累的家族文化传统而言,也已经厚重得可以。所以,对于像俞平伯这样一位学者和他的学术成果,还可以评价得更高一些。其次,无论前清的学究们也好,蔡元培、胡适也好,新、旧索隐派研究《红楼梦》,人人、事事对号入座的方法固然不足取;而当代研究成果又断难一概否定《红楼梦》中或隐或显地表现了曹雪芹的家世及其本人的身世,那么,只有批评是不够的。倒是从文献出发,仔细探讨一下小说与现实的关系到底具体真实,反言之,虚构隐晦到了哪一步更现实有益。如果文献不足,则可以等待,不必把话说死。这样做应该更具有学术意义。
文学既是浑厚含蓄的,也是敏感犀利的。说《红楼梦》通过贾、王、史、薛四大家族隆衰兴替的变迁描绘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衰亡史,这样一个结论式的命题自然不无道理。就我接触过的材料来看,1949年以前的红学似乎也有近似的说法,只是好像没有这么明确,也不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味,似乎更多就事论事而已。其后,经过50年代的批俞运动,特别是70年代初的评红运动(如果也可以称为“运动”的话),这个命题被涂抹上强烈的政治色彩,好像非此不足以诠释《红楼梦》作为一部伟大现实主义杰作的价值、意义。俞先生1980年5月26日上书《红楼梦》国际研讨会说:“《红楼梦》可以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于文艺的范畴,毕竟是小说。”他说此话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似乎意指,给像《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头顶加上重重的政治桂冠,是它负载不了的。如果俞先生的本意真是这样,我基本同意他的看法。更多从审美角度进入《红楼梦》,才能从中得到更多的东西吧。
恕我冒昧揣想:再过一两个世纪,“《红楼梦》是一部封建大家族乃至封建社会总衰亡、总崩溃的形象历史”等等类似的话题可能会逐渐淡化、再淡化,而《红楼梦》里那一群个性无比鲜明、生动、丰富的人物,他们之间那分离聚合、交融交锋的错综关系,那催人泪下的动人情节,那一颦一笑映射出的人情味,那惊警蕴藉的诗词曲唱,那琴棋书画、樗蒲酒令等等丰富多样、趣味盎然的民俗文化,它们,才会成为红学学者们乃至全世界的《红楼梦》爱好者愈来愈青眼的话题。其原因就在于现实世界每天都在告诉我们,个人际遇的变化牵系着整个社会阶层关系的变化;人们的是非好恶也随之变化;还有现代人不尽的怀旧感――这一点甚至所谓“新新人类”也不例外。正因如此,我觉得俞先生“《红楼梦》毕竟是小说”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而历劫不变的只有一个――《红楼梦》那深不可测、无穷无尽的文化意蕴和艺术魅力,它才真正值得读者不懈地探寻。其实,李著《红学史》也在诉说着这个道理。评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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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历史价值篇9
红学与敦煌学、甲骨学并称为上世纪初的三大显学，《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的巅峰之作，成书于18世纪中叶，旋即流行。五四之前以新、旧红学论争为前导，开启古典文学研究的新里程，随之而来的是研究风气渐浓，到晚清的光绪年间，已有“红学”一词出现。《京都竹枝词》所“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说的就是当时的情景。如果以五四为界划分新、旧红学，那么这旧红学可划分为三派：一是评点派，如脂砚斋、王希廉、张新之、陈其泰、姚燮等人；二是题咏派，如明义、叶崇仑、沈赤然、潘德舆、唤明等人；三是索隐派，如周春、徐时栋、舒墩、王梦阮、沈瓶庵和蔡元培等人。此外，还有如王国维借鉴西方美学理论来评价《红楼梦》这样的特例。但若说五四时期进行过激烈论争的旧红学派与新红学派，那么前者是特指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后者是特指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以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论著，否定了“索隐派”旧红学，创“（曹雪芹）自传说”之“新红学”，为红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一、胡适对“旧红学”的批判
胡适，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五四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初名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参加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891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1962年2月24日卒于台北。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从1920年至1933年，胡适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在北大，发表一系列明清小说考证文字，其中关于《红楼梦》的5篇，否定了“索隐派”旧红学，创“（曹雪芹）自传说”之“新红学”。为旧小说写序，作考证，在这方面胡适的贡献是很大的，而影响也很大。在旧时代，小说不能登大雅之堂。由于胡适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小说公然登上了文学的殿堂，同其他昔日高贵的文学品种平起平坐。总的来看，胡适考证《红楼梦》和中国传统小说的方法，既得自西方的实验主义，又是中国传统治学方法的继承。
胡适撰写《红楼梦考证》的时候，正是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和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等著作广为流行的时候。《红楼梦考证》一开头就宣称：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接着，胡适就将这种“附会的红学”分作三派予以评介：
第一派即王梦阮、沈瓶庵，认为《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
第二派即蔡元培，认为《红楼梦》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说”，“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
第三派是乾隆年间就开始流行的“明珠家事”说，以贾宝玉为明珠之子纳兰性德。胡适对这三派一一作了批评之后，便“忠告”“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
索隐《红楼梦》的“本事”始于乾隆时代，到了清末民初，已有多种说法，如说是金陵张侯家事、明珠家事、傅恒家事，以及顺治与董小宛等事。这其中，最有学术价值的当属蔡元培的说法。蔡元培在1915年撰写的《石头记索隐》中认为，《红楼梦》是“康熙朝政治小说”，所“本”的是康熙太子胤祁及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等事。“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书以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他的索隐较此前的所有索隐都周详、审慎，鲁迅说是“旁征博引，用力甚勤”。
红学派为什么要索隐？其中当然有学术外之因素存在，例如政治斗争的需要；但《红楼梦》开篇就说书中有“真事隐”，因而试图揭发它所“本”何事，无可厚非，甚至实属必要。只不过旧红学派的索隐，尤其是蔡元培以前的索隐，绝大多数是些臆测附会，有害于学术发展，所以在倡导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时代要批驳他们的谬误，理所当然。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10
一 《红楼梦》的艺术品质与文学经典第一极
《红楼梦》作为中国十八世纪的一部古典小说，其后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首先是它的艺术品质非同寻常。它所描写的是当时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和一个爱情悲剧，题材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但他的描写、叙事和抒情，却带有高度的艺术印记。
《红楼梦》的艺术品质可以就以下四点来谈：
1、《红楼梦》艺术描写的重大突破。它把客观性的描写和主观性的描写艺术地融合在一起。《红楼梦》对生活的描写，就像生活本身那样原始、丰富、多样和复杂，可以说达到了浑然天成的地步。虽然大体而言《红楼梦》只写了一个大家族的生活，但涉及的生活面是很宽的。我们甚至于可以说，生活有多么辽阔，《红楼梦》描写的世界就有多么辽阔。问题还不完全在作者反映生活的辽阔上面，而更在对待生活的忠实把握上面。即作者尊重生活固有的逻辑去写，“尊重”笔下每一个人物自身的性格轨迹，不把他们当傀儡，不把自己的好恶强加到人物上面，随意进行褒贬，哪怕就是对贾政、王夫人、王熙凤作者也能很客观地加以对待，让他们说他们所说，做他们所做，充分写出了他们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论作者同情谁，厌恶谁，决不把自己的感情倾向表露出来。作者喜爱林黛玉、贾宝玉、晴雯、鸳鸯等，但他尽力把这种喜爱隐藏起来；作者厌恶贾母、贾赦、贾珍、贾琏、王熙凤、薛宝钗等，他也尽力把这种厌恶隐藏起来。诚如曹雪芹自己所说的：“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至失其真。”
《红楼梦》描写的客观性又不是“冷”的，它是“热”的。或者说它的描写又是最主观的，因为作者把自己对生活的诗情画意的审美体验，充分地艺术地渗透进对生活的描写中，形成了“冷眼深情”的艺术特征。或者说，作者通过对描写素材的进行了熔铸和提炼，加以审美化和诗化，似乎每一回都留下了曹雪芹诗人的体温，灌注了他的心血，让人感受到所描写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生气勃勃的，趣味盎然的，读者不能不为他的描写所感染和感动。诚如作者自己所云：“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字字是血”我们可以《红楼梦》中从字里行间体会出来。
最客观又是最主观，在《红楼梦》中形成了一个具有张力的冷眼深情般的艺术悖论，正是这艺术悖论，是《红楼梦》的生活世界既超越了客观的世界，又超越了主观的世界，真正寻找到艺术的世界。
2、“言情”小说模式的重大突破。中国古代描写爱情的小说很多，为什么这许多爱情小说都经不起历史和时间的筛选，《红楼梦》独能“脱颖而出”，二百多年来赢得无数读者的青睐，在文学史上获得崇高的地位，成为永远不被摧垮的文学经典呢？这里我觉得有三点是其他言情小说无法达到的：第一，《红楼梦》创造了言情小说的新范式。我们注意到，此前的小说、戏剧和诗歌也有不少描写爱情的优美篇章。但是，其范式是这样的：“才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佳人”，或倒过来“佳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才子”，两人一见倾心，瞬间产生了感情，于是暗中传递消息，表达彼此爱慕之心。但他们的心思或行动终于被人发现，因为违反礼教而受到阻绕，“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彼此相思、痛苦，其状十分令人同情。最后必是“才子”科甲及第，一般是中了状元，皇上知道了事情原委，终于赐婚，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范式的写法构成了一个“文学社会”，如著名的《西厢记》、《牡丹亭》等，都属于这个“文学社会”，连朝鲜的《春香传》也无比如此。更不要说那些比这些作品更差的言情作品。有清一代所产生的言情、人情世态、才子佳人小说很多，如《林兰香》、《金云翘传》、《女开科》、《平山冷燕》、《情梦拆》、《风流配》、《春柳莺》、《玉娇梨》、《好逑传》、《吴江雪》、《定情人》、《玉之玑》、《赛红丝》、《锦香亭》等等，这些作品都是这样或那样地重复这个范式，而落入窠臼，逐渐湮没无闻。在这个范式里面所演出的各种各样的小说的意义都是有限的。《红楼梦》则冲破了这个陈旧的“范式”，开创了言情小说的“新范式”：贾宝玉与林黛玉则因经过长期的相互了解，并因都反对“仕途经济”而相互爱慕。可他们的爱情终因违背了封建礼教的规定而遭到封建卫道士的扼杀而失败，并酿成了悲剧。林黛玉死了，贾宝玉出家了。这个爱情“新范式”的要点是：男女主人公的相爱乃是由于共同的思想感情的基础，和相互之间长期的了解和爱慕，但由于反人性势力的压迫或由于无法避免的原因,最终造成了悲剧。这个新范式容纳了现代爱情悲剧的要素，因而具有现代意义。实际上，《红楼梦》的爱情新范式一经流行，那种“才子佳人”式的“文学社会”就被拆解，而一个以《红楼梦》言情新范式的故事框架的“文学社会”就被确立起来。不论哪为作家，只要他写的是现代的爱情悲剧，就自觉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加入《红楼梦》新范式的“文学社会”中。鲁迅的《伤逝》、张爱玲的《金锁记》、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差不多都是《红楼梦》新范式的变异。可以肯定，我们今后还会有新的“爱情小说”，特别是爱情悲剧，不论如何创造，很难跳出《红楼梦》新范式的“窠臼”，真是写不完的《红楼梦》。
3、典型、意境和意象同时并现。一般的作品或者创造典型，或者营构意境，或者塑造意象。唯有《红楼梦》三者兼而有之。《红楼梦》创造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许多典型，已经是十分可贵。但同样可贵的是，它还营造诗一般的意境．读者走进大观园，就会走进有情景交融所构成的或热烈或温馨或凄凉的或悲哀的意境中，让人体验到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情感，使人达到物我皆忘的境界。在《红楼梦》还有那奇怪的写满字的石头，有绛珠草，有贾宝玉生下来就挂在脖子上的玉，有“太虚幻境”，有“正册”、“副册”……这些象征意象，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其中的文化和哲学意味都耐人寻味，至今仍是未能解开之谜。典型属于“知”的领域，意境属于“情”的领域，意象属于“意”的领域，《红楼梦》是人的全部心理功能的全部展开，是人的智慧的结晶。
4、汉语白话的成熟形态。《红楼梦》所使用的语言是白话。它的白话是最纯净的，最典范的，最丰富的，最生动的，最具有表现力的。《红楼梦》之前，没有产生这样的白话；《红楼梦》之后，白话则因受东洋和西洋文化与语言的影响，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遭到各种“标准化”的影响，而遭到“污染”，失去了纯净的丰富的品质。我们现在很难想象还有谁能超越曹雪芹用纯熟的白话写出新的小说来。
以上四点，是我对《红楼梦》艺术品质的看法，应该说多数人都这样那样地肯定过《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只有著名的“红学”家之一的胡适尽管拿《红楼梦》的考证来宣传他的研究方法，可他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缺乏认识的，甚至认为“《红楼梦》在思想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巧上比不上《海上花》（韩子云），也比不上《儒林外史》??也可以说，还比不上《老残游记》。”①这只能证明胡适并不十分懂文学或他持有文学偏见。他的这些说法与鲁迅等绝大多数人的看法相反，因此他的观点无法掩盖《红楼梦》的艺术光辉。
文学经典有两极：一极是作品的艺术品质，即作品的艺术原创性、意义的丰富性、艺术描写的特点、艺术展现的辽阔空间和艺术语言的生动性等。只有高度的艺术品质所产生的艺术魅力，才能征服一代又一代的接受者。这才能保证作品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冲刷而作为文学经典保留下来。一部艺术品质不高的作品，可能因一时的权力推崇和意识形态的推波助澜而喧嚣一时而成为经典，一旦推崇它的权力和意识形态过去，那么它就必然要跌回非经典的地位。《红楼梦》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是因为它的艺术品质这一极是经得起严格的审美检验的。离开这艺术品质这一极，无论谁权力多大，鼓吹得多么卖力，都无法保证《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
二 “红学”与文学经典第二极
文学经典的成立不仅需要文本的艺术品质第一极，还需要“文本接受”这第二极。如同“接受美学”所阐明的那样，当一个文本未被阅读之前，还不能成为审美对象，文本的艺术品质再高，也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文本被读者阅读之后，其艺术世界被具体化之后，那么文本才构成审美对象，才真正成为作品。对于文学经典来说，它必须经过历代作者的持久的阅读、评论和研究，特别被一些具有权力的人、具有学者资格的人所评论和研究。《红楼梦》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就是它的艺术品质被众多读者所评论和研究，并非常幸运地形成了“红学”，从而使这第二极变得十分强大。因此考察几代“红学”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考察它们从哪个角度切入《红楼梦》的艺术世界，对于解开《红楼梦》的文学经典长青树之谜，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从《红楼梦》的意义空间说起。《红楼梦》实际上围绕着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描写了一个大家族贾府由烈火烹油之盛到“落了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般衰败的过程。中国封建社会是由家族为单元的。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意味着，“家??国??天下”是一个链条，可以透过一个“家”看一个“国”，透过一个“家”与“国”再看一个“天下”。这样，曹雪芹的《红楼梦》由家族描写所展开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越了许多小说。从这一个意义上看，《红楼梦》历史地具体地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家族”，其意义的多义必然是多元的，说不尽的。人们必然可以从中解读出不同的东西来。诚如鲁迅所言：对于《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②
大家知道，乾隆年间，曹雪芹家道中落后，他在北京住了下来，化了十年时间，默默无闻写出了《红楼梦》前八十回，正如他自己所言“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乾隆56年（1791年），高鹗续成了120回本，并两度印刷。在冲破了封建统治阶级以“”为名最初的“焚书毁版”灾难之后，《红楼梦》开始盛行，遍及海内。当时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此后，有所谓“索引派”的“旧红学”的解释，有胡适、俞平伯的考证派的所谓“自叙传”观点“新红学”，有1954年受到支持的“革命红学”，还有更为激进的“”红学，有“”后的五花八门的新新红学，……，虽然对《红楼梦》的意义发生了争论，各种意识形态在这里角力，赋予《红楼梦》各不相同的意义，但它们都不能不说是这样或那样地抓住了《红楼梦》部分意义，而《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地位则不但始终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在争论中更更见灿烂和辉煌。各种意识形态都承认《红楼梦》是文学经典，都从《红楼梦》里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且都有其一定的理由和说服力。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说明了作品本身的辽阔意义空间，引来不同读者对文本的不同接受，这是《红楼梦》建构为文学经典的另一极。
那么，具体说来，各派“红学”都是如何来接受和阐释《红楼梦》的呢？这种阐释是否都是勉强的？他们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投射给《红楼梦》的时候，根据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来看最早产生的“索引派”。“红学”中的索引派是把《红楼梦》中的本事与历史上某些实有的人物与事件相互比附。那么这种比附是否能从《红楼梦》的描写中找到它的道理呢？原来红学索引派的产生确有作品本身的某些原因。《红楼梦》第一回引作者的话说：“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裤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这段话对于一般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毫无疑义。但对于研究《红楼梦》的人来说，其意义是巨大的。作品中的确有“甄士隐”和“贾雨村”两个线索人物，看来作者的确是把真事隐去了，用假语村言写出来了，那么作者隐去的“真事”是什么呢？这就不能不使人去推测而想揭示其真事。其中又有“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裤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等忏悔的话，似乎用此书回忆一个曾经兴盛过的家族的往事。这样，就怪不得有人去猜测这是否是写清初一个大家族的兴衰过程。于是早期索引派的“明珠家事”说、“傅恒家事”说、“和坤家事”说、“张侯家事”说相继问世。这些索引派总是通过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的所谓“关合处”，使小说与历史构成某种“互文”关系。
“红学”索引派的文化蕴含在于古文章的一种风尚，即所谓“文人感事，隐语为多；君子忧时，变风将作”。就是说，文章做法有隐有显，隐是一层，显又是一层。隐为谜底，显为谜。用今天的话来说，即通过文章的隐语来暗指某人某事，已发泄心中的感情，成为一种文化传统。所以索引派对于《红楼梦》的“真事隐去”、“贾语村言”特别加以关注，并由此切入展开对《红楼梦》的影射对象的解读，是有一定根据的，是中国写作传统的一种延续，根本不为足怪。至于说到后期的索引派，如蔡元培的《石头记索引》，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就更有另一重理由。那就是“排满”。蔡氏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持民主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以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义”。如“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即“红”字影“朱明”王朝；“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也；小说中之人都以生活中人为依据，并有象征的作用，如贾宝玉“言伪朝之帝系也；宝渔者，传玉玺之义也，即指胤初。”③这种解读中已经隐含“反满”的意识形态，这对于“反满”、“反清王朝”的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自有他们的批评眼光，也与《红楼梦》所写的事件与细节有某些“暗合”。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胡适、俞平伯的曹雪芹“自叙”说，相对于索引派的“旧红学”，被称为“新红学”。他们认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他们通过大量的曹雪芹家世的考证，力图说明《红楼梦》所写的人与事不过是曹雪芹自身的家世，是他的亲历亲闻亲见。应该说，这种“新红学”是有一定根据的。从大量的考证来看，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当时政府的重要官员，曾任“江宁织造”，很有权势也很富有，但后来获罪，最终被抄家，全家被勒令回北京。家族的这一由盛而衰的变故，对于少年的曹雪芹印象极深，体验极深，严重影响其日后的人生出路。 “新红学”从考证《红楼梦》作者的身世出发，得出结论：“《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④作者以“自然主义”之笔墨，展现了一个封建世家由盛及衰的过程。这应该是一种“洞见”，它揭开了《红楼梦》“写实”的精神⑤，揭开了作品所展现的艺术世界与作者亲历亲闻、切身体验的密切关系，认为可以从曹雪芹家事的考证中，获得了解《红楼梦》的钥匙，为《红楼梦》的研究开辟了新路。胡适和俞平伯的“自传”说与《红楼梦》所描写的场景大体契合，也就具有了相当的价值。当然，这种研究是具有“五四”时代的意识形态性的，即从“五四”的新精神，特别是“个性解放”出发，更多关怀个人的身世变化，而与“索引派”往往关心影射某个家族不同。
1954年在批判胡适唯心主义的运动中，胡适和俞平伯的“新红学”遭到严厉的批判。而当时青年教师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革命红学”观点则得到的支持。从今天的观点看，对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的批判并不恰当。“新红学”一派观点完全可以存在和继续发展。但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又不能否定以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革命红学”。李希凡、蓝翎的“红学”观点当然是充满政治意识形态含义的，那就是到了封建社会运转到了后期，封建贵族阶级已经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他们的没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从这种意识形态催化出来的“革命红学”，也自有合理之处，也贴近作品本身，也成为一种“洞见”。李希凡、蓝翎最早的评红论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⑥写道：“红楼梦出现在满清帝国的乾隆盛世，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乾隆时代正是满清王朝行将衰落的前奏曲。在这一巨变中注定了封建官僚地主阶级不可避免的死亡命运。这恶兆首先是有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崩溃开始。曹雪芹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的封建官僚家庭在这时代的转变中崩溃了，使他不得不过着贫苦的生活。自然，作为在富贵荣华中生长起来的曹公子，在‘贫穷难耐的凄凉’的生活中，对‘当年笏满床’的盛世是不无惋惜怀念的。作者通过书中许多人物的对白，时常流露出追怀往昔的哀感，这正是作者世界观中的矛盾所在。像其他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一样，曹雪芹的同情虽然‘是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他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中已预感到本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他将这种预感和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以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现在红楼梦中。把封建官僚地主内部腐朽透顶的生活真实地暴露出来，表现出它必然崩溃的原因。作者用这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的图画埋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尽管这是一首挽歌，也丝毫未减低它的价值。”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引用这段话，是因为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革命红学”的基本观点：1、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必然灭亡论；2、阶级论；3、作者亲身体验论；4、挽歌论；5、现实主义论。应该说，“革命红学”的这些观点几乎统治了半个世纪，至今仍有它的价值，这是为什么呢？显然，这些观念尽管是充满政治意识形态的，但也是符合作品的实际的。从《红楼梦》具体感性的描写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的确可以感受到作者用一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的图画埋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的确可以感到作者的描绘是“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得来的，的确感到这是作者为自己所同情的阶级唱起了“一首挽歌”，的确可以感到作者整个描写是“现实主义”的。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关于作者亲身体验的观点，与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观点并无二致，实际上是把“新红学”的考证的结果原本地接受过来，这说明了“革命红学”与“新红学”之间的联系，而且是密切的联系。
从索引派的“旧红学”到“新红学”，再到“革命红学”，它们的意识形态的支持是完全不同的，“索引派”背后的封建社会写作文化传统，或者是“反满”的意识形态；“新红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是“五四”时期所形成的启蒙主义思想，“革命红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和唯物史观，但它们都支持《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都形成了对于《红楼梦》经典的“洞见”，都揭示出《红楼梦》所蕴含的某种意义。不同意识形态却都支持同一部文学经典，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首先，这三者都指向“一个家族的兴衰”，可见“家族的兴衰”对于中国社会历史面貌的一种缩影，具有广阔的意义空间，不同的观点都可以从“家族的兴衰”中作出不同的解读。当然，描写家族的兴衰的作品不止《红楼梦》一部，还有别的作品也写“家族的兴衰”，为什么就不能获得与《红楼梦》相同或相似的阅读效果呢？
当然，这与《红楼梦》的艺术品质相关，与《红楼梦》的意义空间是否辽阔相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与文本接受状况相关。文本接受的权威性、普及性很重要。像《红楼梦》接受的权威性和普及性，是任何作品无法比拟的。如索引派的存在，与乾隆的阅读参与有关。索引派中的“明珠家事”说，广为流传，据说与乾隆有关。据《能静居笔记》作者赵烈文回忆，他曾听说过：“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坤以呈上，然不知所止。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明珠家事也。’”⑦这条记载的可靠性如何，很难断定。但起码有此传说，则是无疑的。另外对《红楼梦》的阅读、评论是大家都知道的，以他领袖地位和在国内外的崇高的威望，他的正面阅读参与和文本接受，使《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更为稳固，也是在情理中的。“新红学”的创始人也非平凡之辈，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更令曹雪芹感到幸运的是，他的《红楼梦》获得普通百姓的欣赏，自一百二十回的程甲和程乙本印出来后，不胫而走，红楼故事几乎家喻户晓。这就回答了为何以一个“家族的兴衰”的故事写的小说，而获得大家都认同为经典原因。由此也说明，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经典的建构，不完全都是负面的，不都是偏见，有时候倒构成一种研究的视野，而生发出对经典作品的一种真知灼见，那种认为意识形态只是一味“操控”的看法并不是完全妥当的。
三 《红楼梦》研究视野与文学经典化两极的连接
前面我们以《红楼梦》研究为个案，阐明了文学经典化的两极。但是“艺术品质”这一极与“文本接受”这一极不能连接的话，那么文学经典的建构仍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文学经典化这两极如何才能连接呢？这是一个必须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我们知道有不少作品艺术品质并不差，但因文本接受情况不好，而不能成为经典。反之，有些著作文本接受情况很好，却因艺术品质差，而难以成为经典。这里的问题关键仍然是作品本身的思想意义是否开阔，可供挖掘的东西是否深厚，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某部作品是否“说不尽”，总之仍然要“回到文本本身”。只要是作品的思想意义无限辽阔，可供人们挖掘的东西很多，那么虽有意识形态风暴和文化权力的横行，也可能出现作品的意义“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情形，而在“文学经典”里立稳脚跟。最典型的就是西方的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曹雪芹。如上所述，曹雪芹的《红楼梦》由于它所描写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极致，艺术表现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所产生巨大张力等，因而是一部具有辽阔阐释空间的超越性的作品。它经得起不同意识形态的冲刷和解释，也经得起研究视角的探索与挖掘。换句话说，由于作品本身的艺术品质，它以多元的召唤结构，可以向各种研究视野敞开，从而形成文学经典化两极的对接。
“红学”流派除了上面所举的“旧红学”、“新红学”和“革命红学”之外，也许更重要的还有王国维开始的《红楼梦》批评，这种批评的视野和价值取向显出更为多样的形态，从这里也许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两极”连接的桥梁。
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前述的索引派和考证派专从作品外部下功夫不同，它力图回到《红楼梦》自身的价值结构。王国维评论的视野是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曹雪芹乃中国18世纪作家，叔本华是德国19世纪哲学家，他们之间有何关系呢？曹雪芹的“色空”观念与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有和关系呢？但是王国维在熟读了《红楼梦》之后，在理解了叔本华之后，终于在生活与欲与痛苦三者为一的生命哲学，与《红楼梦》“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者，无不与痛苦相始终”的现实之间，实现了一次顺理成章的连接。
又如，夏志清的《〈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一文，也是着眼于《红楼梦》的内部的“爱”与“情”的层面。但《红楼梦》的中的“爱”与“情”会与基督教的教义有联系吗？当然一般人根本不会从这个视野去考察《红楼梦》。然而，夏志清的上述文章就是从基督教的教义的视野对《红楼梦》作出诠释。夏志清说：“《红楼梦》虽是一部言情小说，它最终关怀的‘圣爱’（agape）原胜于‘爱’eros，是怜悯与同情远胜于。”这种诠释对于《红楼梦》提出的“”的确可以对接起来。
我们来说说王蒙的“红学”研究。我们读王蒙的《红搂启示录》，觉得王蒙把《红楼梦》读活了。似乎他把红搂人物和事件看成是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同学、同行等，他似乎在评论《红楼梦》，又似乎在评论我们经历过的生活本身。为什么会这样呢？曹雪芹曾想到二百多年后，会有人这样来解读他的书吗？按照我的观察，王蒙是按照现实的人、人的生活来理解《红楼梦》的。在王蒙那里，生活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红楼梦》中去寻找答案。印象非常深的是，他曾写了对王夫人的分析，我读后，就觉得他是对照某个年生的人和事来写的。但王蒙否认这一点。他说他只是照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本来的样子分析王夫人。王蒙提问：“为什么《红楼梦》偏偏提供了歧义性？同是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怎么就没听说过被研究成‘密码’，‘缩微’，‘图是信息’？外国文学瑰宝多矣，怎么也没听说这种独特命运？”王蒙自己回答：“说来说去还是由于《红楼梦》相当全面、真实、丰富、准确、而又包罗万象地、规模宏大地反映了生活，反映了人。人们对《红楼梦》的兴趣就是对于世界、对于生活、对于人自身的兴趣。”⑧看来王蒙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也就是对于现实人生自身所存在问题的研究，他觉得红楼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角色。我们可以通过《红楼梦》种种人物来理解现实生活中的角色。王蒙的“红学”研究是通过人、生活本身在《红楼梦》文学经典两极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上面所举三例，研究的视野完全不同，但都可以“艺术品质”和“文本接受”两极实现连接。这就说明对于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两极，可能会因作品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连接。我们不能肯定那种一概以外部的所谓权力作用、意识形态的“操控”的单一视野，来解释文学经典化问题。在文学经典化问题上，充分理解这两极及其连接是十分重要的。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我们理应有更具说服力的精微的思考。
参考文献：
①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90页。
② 鲁迅：《〈绛洞花主〉小引》，见《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19页。
③ 蔡元培《石头记索引》中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上，第319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63年版。
④ 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⑤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红楼梦》“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见《鲁迅全集》第8卷，第1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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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红楼梦》在创作风格上沿袭了李少红导演唯美的创作风格，力求展现一种浪漫高雅的诗意景象，这也是整部电视剧最突出的特色。众所周知，小说《红楼梦》是曹雪芹先生的古典名著，全书一百二十回，学术上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前八十回为曹雪芹先生所著，后四十回遗失，现今流传的《红楼梦》小说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而高鹗所续后四十回，历年来为红学家争论的热点，虽未能尽如人意，但基本上继承前八十回的悲剧精神。并且历代续作版本层出不穷，唯高鹗所续后四十回流传至今，可见高鹗的续作同样具有艺术价值，需要进行辩证的阅读分析。所以在进行影视剧改编的过程中，版本的选择就成了首要问题。87版《红楼梦》只选用了由曹雪芹先生所著的前八十回，并且前八十回的内容也有一定的删改。突出的删改情节有甄士隐梦幻识通灵、宝玉梦游太虚幻境、颇有文采的“海棠诗社”以及与秦钟相关的章节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