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论文合集12篇

时间:2023-04-24 17:38:55

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论文篇1

谢韬先生的大作《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1)发表以后,在理论界引起大讨论。笔者也谈点自己的看法:对于谢韬先生的一些观点,——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大目标、否定武装夺取政权等,表示坚决反对;而对于他的这一观点——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却是举双手赞成。

一、关于社会主义概念

在很多批驳谢韬先生的文章中,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社会主义和我们今天称谓的社会主义不加以区分,以为它们是一回事。其实在马恩著作中如果社会主义前面不加定语(如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通用的。而我们今天称之为的社会主义是和共产主义相区别的概念。被认为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2),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称之为共产主义(其实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1908年就已经提出来了这一用法)。而社会主义也就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别称(本文凡是没有定语的社会主义指称的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二、回归马克思,重新认识马克思本意的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被原苏联理论界搞得混乱不堪,尤其是对社会主义产生了严重的误读,离马克思的本意相去甚远.因此,有必要回归马克思,重新认识马克思的本意。我在《关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之谜》(3)一文中,专题批判了将社会主义看作公有制初级形态的误读(以下简称“误读”),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从当时的文化背景看,实际上表达的是人类社会第二次转化。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马克思主义者均不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看作覆盖全社会的纯粹的公有制。“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空想社会主义和巴黎公社经验的互补,是公有制生长的起点和过程。过渡时期包含着资本主义的灭亡(即最后阶段)和共产主义的生长(即第一阶段)以及二者的此消彼长(3)。我已在上述拙文中探讨了他从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布雷那里借来了按劳分配;这里则重点根据巴黎公社经验,来窥探他的蓝图。并且以此为标准,衡量传统社会主义(以原苏联、中国为代表)和民主社会主义(以瑞典为代表),哪一个更接近他的本意。

1、从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看。马克思说:“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4)p55―56“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4)p58“如果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的”。(4)p57“行使这些职能的人已经不能够像在旧的政府机器里面那样使自己凌驾于现实社会之上了,因为这些职能应由公社的官吏执行,因而总是处于切实的监督之下。社会公职不会再是中央政府赏赐给它的爪牙的私有财产。”(4)p121

无须赘言,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明显比传统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更接近马克思的本意。

2、从社会主义的原则看。按照马恩的本意,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通过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来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任务本身存在的问题下文再讨论)。而要完成这一任务不是随意的而是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先看马克思是怎样讲的:“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4)p60“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联合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奴隶制经济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4)p99“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4)p98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强制性干预的10条措施(以下简称10条措施),其实也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设计。不过针对的是“最先进的国家”以及“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难能可贵的是10条措施里有具体的时间概念,就是第三条,“废除继承权”。当时有财产权的资本家当然有老中青三种人,而要废除青年资本家后人的继承权,需要几十年。实际上马克思是将最后一代资本家的自然消亡作为夺取资产阶级的最后时间(实际上也有问题,后面还要研究)。而巴黎公社不属于最先进的国家,而且没有“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的国际环境,所需要的时间自然要长得多。

对于社会主义的原则恩格斯讲得更具体:“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5)p273他在1853年4月12日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说:“我感到,由于其他政党一筹莫展和委靡不振,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蒂是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这样做,我们会丢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就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作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6)p587-588(据说列宁就是看到恩格斯的这一段话才提出新经济政策的)。

将上述马恩的观点加以总结,联系他们的一贯主张,就可以概括出关于社会主义必须遵循的五项原则:A、要成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比如马恩讲的,私有制自行消亡、国家自行消亡);B、要遵循历史发展规律;C、要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D、要有超出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F、要使社会日趋公平公正。

现在以以上五项原则来衡量传统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

瑞典社民党一开始也把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措施。但是他们很快发现,那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此路不通另僻蹊径,才选择了限制和改造资产阶级的路径。这一路径的实质就是把夺取资产阶级的生活资料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措施,——这当然是一条和马恩的引导完全不同的路径。具体的做法是A、将10条措施中的第二条征收高额累进税作为主要措施,长期坚持;B、国家干预经济(早于凯恩斯提出,是他们的独创)。“私人企业只要能够完成所给予的任务——在全面而有效地使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情况下,给广大群众以技术上所能允许的最大好处,就可以像以往一样存在下去”。否则,政府将采取必要的“计划性措施对其进行干预”。瑞典学者阿德勒-卡尔松在《职能社会主义——瑞典的民主社会化理论》一书中说,“实现任何社会主义政策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贫穷国家的主要权力主体甘心为人民大众的利益行事,而不是去维护少数权势集团的特权。”所以它不再只是一个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公平的问题,是全国公民无论男女,无论工人、农民、官员,无论职位、级别高低,无论收入多少,都能够公平享有社会保障的问题。比如,政府有责任帮助每一个失业者找到工作;养老金人人都有权享受,并不是有工作的人才有;给小孩的补贴也一样,每个家庭都有份,按小孩的人头发给;医疗保险也是全民享有,不因职位高低和就业部门不同而有区分;住房政策则是“人人有房可居”。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家从1930年代开始提出并逐渐完善的一整套理论,以及依据这些理论制订的政策方针,无不是在重新分配上做文章。实际上,瑞典社民党一直以来做的事情就是,“夺取和控制所有权职能中的若干职能。而这些职能早先是由资本家自己控制的,在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这些职能仍旧由资本家自己控制。”这是一些什么职能呢?比如就业培训指导、教育、医疗、养老,所有这些领域的资源,都要由国家来统一、公平地分配。这就是所谓“经济领域私有化+社会领域社会化”的模式。

这一模式的实质就是:生产资料的(基本)私有化+生活资料的(日趋)公有化。它既避免了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速度过快造成的低效率,又使社会保持最大限度的公平。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是效率和公平的平衡(其实就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定义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成败正是在这一平衡上,——只要公平不要效率是乌托邦,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是资本主义。效率和公平平衡的长期坚持,(用我们的术语来表达)就符合“三个有利于”、符合“三个代表”,就形成了和谐社会。当然就是自然历史过程,就符合历史规律,就符合本国国情……就符合社会主义的五项原则。瑞典社民党追求效率和公平的平衡达70余年,使瑞典发生了“静悄悄的革命”,从一个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变为最先进的国家。人民享受着高度民主的政治生活和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国家。尤其是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期,一花独秀!

再看看传统社会主义。无论原苏联还是中国,无不是“凭一纸人民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比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的原苏联,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只用了三个月。比原苏联还要落后的中国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虽然用了六年,但实际上却是新民主主义阶段,大规模夺取资产阶级的时间仅仅是几天,即公私合营的时间。由于严重违背历史发展规律,使生产力遭到严重损害,原苏联被迫实行“新经济政策”,中国公私合营后也出现了“地下工厂”。

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效率和公平长期不平衡。例如中国,改革以前是向公平严重倾斜,改革以后是向效率严重倾斜,至今不能平衡。前面说过瑞典的成功就在于效率和公平的长期平衡,因而符合社会主义的五项原则。而传统社会主义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如果给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作一幅人格化的漫画,那么,恩格斯讲的“怪物”、“笨蛋”的形象是最合适不过了。

从这个方面来比较,民主社会主义比传统社会主义明显的更接近马克思的本意。

三、修正和“延长”“马克思”重新界定科学社会主义

1、关于社会主义的标准问题。前面说过,按照马恩的本意社会主义的宗旨就是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传统社会主义无论多么糟糕毕竟没有脱离这一宗旨。而民主社会主义则脱离了这一宗旨。最有代表性的瑞典至今仍然基本上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怎么能说它更正宗呢?那么岂不就否定了马恩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宗旨乃至以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为社会主义的标准吗?我们来看一看下面的事实:

瑞典为什么被看作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这里的社会主义其实是乌托邦的代称)?它的生产资料国有化程度和资本主义没有区别,所不同的是生活资料的公有化程度高。它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正是由生活资料的归属决定的。

原苏联是完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却存在着特权阶层。实际上是生活资料的等级所有制,从而具有了封建主义的性质。它的封建性是由生活资料的归属决定的。

在原始公有制社会,简单的生产工具一般归个人终生使用,死后随葬,公有私有很难确定;其劳动对象——森林、牧场等进入私有制社会仍然没有改变公共所有的属性。可见这时的生产资料的归属对于社会属性并无决定意义,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属性是由生活资料的公共所有决定的。

以上事实足可以说明,不但生产资料的归属决定社会属性,而且生活资料的归属同样决定社会属性。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是社会财富的两种形态,它们的区别本来就是相对的可以相互转化的。将它们的区分绝对化不合辩证法。

我们进一步追溯社会主义标准的理论根据——私有制的定义:私有制就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把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看作就是私有制社会的本质。有人觉得奇怪,难道这还有什么错误吗?我们还是用事实来回答:如果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就是私有制社会的本质的话,那么,私有制社会固有的丑恶现象——自私、贪婪、尔虞我诈等等,一定会随着私有制本质的消失而消灭。然而铁的历史事实是怎样的?每一个思维正常的成年人都很清楚,无须我多讲。可见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标准以及它的理论根据——私有制的本质定义不符合实际。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据此完全就可以作出否定的结论。但由于传统观念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为了做到以理服人还要作逻辑的论证。

我们再来看看它是否符合逻辑?私有制的定义是和私有制的起源密切相关的,私有制是怎样起源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是这样解释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剩余产品、分工和交换,从而产生了私有制。具体地讲是通过三次大分工,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分离,出现了剩余产品和交换,社会开始分化;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产生了贫富分化;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一个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阶级,原始社会瓦解、奴隶制社会形成。这里提一个问题,剩余产品、分工和交换均是物质条件,只是私有制产生的外因,怎么没有提到内因呢?据笔者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任何客观事物作为结果均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总和,只重视条件是外因论,只重视内因是“内因逻辑”(7)。号称逻辑严密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存在着如此明显的“硬伤”呢?以至于在这篇研究私有制起源的文章里并没有真正解决私有制起源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春城先生的大作《应重新认识父系的起源与私有制的关系》(8)回答了这个问题: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引起了部落间的掠夺战争,战争中出现的掳掠婚,产生了能确定父亲身份的婚配关系——父权制家庭,产生了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从此产生了私有制社会。而摩尔根却认为从夫居是由对偶婚从妻居发展而来的,由此推断是个人占有财富产生了由子女继承的私有观念,产生了私有制社会。这样就颠倒了人自身生产和所有制的关系。受摩尔根这一错误观点的影响,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表述作为唯物史观基础的两种生产对社会制度的制约时前后不一致,以为人自身生产只在原始社会起作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反而受制于私有制关系。这样就导致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缺陷,——本来由两种生产支持的体系,现在却只有一种生产(另文讨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当然也不能幸免,在它的科学体系中掺杂了非科学的东西——乌托邦。虽然理论界早就知道有这个问题,但并没有找到理论根源:私有制的本质定义,——它来源于空想社会主义,又是现实乌托邦的根源!

我在拙文《共产主义是建立在两种生产“有计划”的基础上》(9)对春城先生的观点作了补充,现摘录如下:“私有和私有观念先于私有制在母系氏族社会晚期产生。当时的道德规范所能允许的私人占有,只能是奖励给勇士的战利品,除满足个人需要外他人亦可占用,死后即被他的血缘氏族充公了。这时的私有具有数量少、不积累、亦公亦私等特性,私有观念也尚朦胧。如果只有生产力的发展而没有人自身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私有制难以形成。而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一旦产生,私人占有不但要满足个人需要还要下传给子女,于是就有了对财富的积累和贪婪。私有和私有观念虽然早就产生了,但私有制作为一种社会所有的制度却是由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直接产生的,并且作为私有制的细胞——家庭的本质决定着私有制(消灭私有制却保留私有制的细胞——家庭,就象消灭癌瘤却保留癌细胞一样荒唐可笑)。母系制家庭和父系制家庭的本质区别正在于此。私有制是在两种生产共同起作用的基础上产生的,但物质生产只能产生私有制的条件(外因),不能产生私有制本身。从夫居婚配关系才是私有制的最终原因(内因)。笔者完全同意春城先生的观点:‘私有制便是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就是说,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才是私有制社会的本质”。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并不是私有制社会的本质,而只是私有制社会的现象。

尽管如此,马恩还是认识到了继承制对于私有制的重要意义。他们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设计中,就把废除继承制当作消灭私有制的主要措施。然而,废除继承制就能消灭私有制吗?继承制能够人为地废除吗?我在上述拙文中作了探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各个劳动者‘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即劳动卷),‘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即我们称之为的按劳分配)。文中提到,因此就会导致‘某一个人事实上……就比另一个人富些’。(10)p304—305但是没有涉及到财富会不会在个人手中积累的问题。实际上是以财富不积累为前提的(劳动卷既不能流通也不能储存),是根据欧文的劳动卷作为‘改造社会的第一步’,在财富出现积累以前及时转为第二步的设想设计的。就是说,使用劳动卷的时间是很短的(最先进的国家只须一代人)。马克思逝世100多年后的今天,铁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如果只是生产资料公有化和按劳分配,经过长时期(十几代人,或更长?)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财富的积累和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干净’的劳动所得就会变成‘肮脏’的资本。马克思担心的‘资产阶级的权利’,便变成了新的资产阶级。马克思企图通过废除继承制消灭私有制的设想不过是空想而已……继承制不能人为的废除,只能在人自身生产方式发生根本变革以后自行消亡。”

由于马恩误把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现象当成了私有制社会的本质,致使他们犯了两个错误(以下简称“错误”),A、在人自身生产方式发生根本变革之前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任务。B、把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当成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的唯一途径。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固然是“误读”造成的,但就是没有“误读”,“错误”也必然导致乌托邦(当然性质要轻得多)。虽然“错误”并不必然导致“误读”(不是充分条件),但没有“错误”就不会产生“误读”(而是必要条件),“错误”间接引发了“误读”,“误读”加倍地放大了“错误”。瑞典民主社会主义为什么会成功?就是因为它走了一条和马恩的引导完全不同的道路,把夺取资产阶级的生活资料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措施,所以,既不会发生“误读”,也不会犯马恩的“错误”。然而,人们却把“错误”当“正统”,才把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程度当成社会主义的标准。传统社会主义因为国有化程度高,被看作是正宗的社会主义;瑞典民主社会主义因为国有化程度低,被看作是资本主义主义。黑白颠倒!

这里还要讲一讲什么是正统的问题。是不是只要是经典作家的观点不论对错都是正统?!任何学说都是包含着真理颗粒的假说,正统只指学说中包含着的真理颗粒。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曾经有过一段深刻地表述:“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么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所以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相反地,我们应当尽量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自己的原理的意义。”(11)p416他还说:我们要把批判与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就在这里,向它跪拜吧”!(11)p418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的预见并不准确,而且他原本就对预见持否定态度,但对教条主义的预见却是相当的准确。这才是马克思的真精神!任何学说只有敢于否定前人的错误创造性地发展,才有生命力,没有修正主义就只能停留在初创状态。当然修正主义也有两种,错的、对的,被实践证实了的修正主义就是正统。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质是什么?就是不再吃马克思、列宁的“烤松鸡”,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误读”和“错误”。当然还远远不够,特别是至今仍保留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而且还把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得来的宝贵经验硬塞进这个框架里。瑞典社民党当初也想吃“烤松鸡”,但是客观条件不允许,这恰恰是机遇。否则地球上就没有如此经典的社会主义!我们今天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传统的正统观念,以真社会主义——瑞典民主社会主义为标准,端正改革方向!

2、关于议会道路问题。我以为与其计较恩格斯在世时说了什么或没说什么,不如设想一下如果恩格斯生活在今天会说什么。我们将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加以概括,上升到理论(延长“马克思”),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在具有民主传统的国家或具备相应条件的国家,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开通了恩格斯开辟的议会道路。

最后还要指出:西欧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多数国家并不具备瑞典工人阶级特别强大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有的国家的社民党为了选票迎合非无产阶级选民,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党的性质;有的则经常在野或经常被赶下台无法长期贯彻既定方针。所以,虽然都称民主社会主义,但有自觉的发展和自发的进化之区别(12)。

现在以社会主义的新定义来结束本文:无产阶级通过武装斗争或议会斗争,夺取资产阶级的政权和财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兼顾效率和公平,向公有制社会——共产主义过渡。

注释:

(1)、炎黄春秋,2007年第二期

(2)、但在被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文章——《论合作制》中列宁否定了自己在《国家与革命》中表达的社会主义观。详见《中俄无产阶级革命家探索东方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和教训》[东岳论丛],1999,2博客《一个土包子解读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之二,凯迪网

(3)、[东岳论丛],2000,2博客《一个土包子解读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之三凯迪网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详见拙文《一切事物和现象依赖于条件而存在》《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该文以未经编辑修改的原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天字第一号大冤案(之一)》为题在互联网几个论坛上发表,短期内就有10万点击。已收入博客。

(8)、马克思主义研究[J].北京,2003.4

(9)、博客《一个土包子解读的马克思主义》凯迪网

社会主义论文篇2

脱离本国国情来看待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从而导致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偏差,可以说是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的实践走向困境的一个根本原因。

一、脱离东方国家国情的唯心主义狂奔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之科学设想,社会主义理应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或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必然结论,但在实践中,遗憾的是,历史的进程却没有“合乎逻辑”的发展,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不仅不是数个国家,而且还是当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最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苏联”在当时是属于资本主义最薄弱环节。

“二战”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除少数国家是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建立在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摆到了社会主义者面前,这就是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此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晚年曾经以俄国、印度及中国为例作过理论上的探讨,这些研究和探讨,后人称之为“东方社会理论”,其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和探索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即资本主义社会而走上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但在这些探讨中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明确的答案,而是实事求是的提出了几种建议或设想:一是东方落后国家(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尚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有可能和西方“先进”国家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251。二是东方落后国家在西方胜利了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三是即使东方国家有了革命的机会,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也必须先建立要“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然后再过渡到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然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最初之实践,却未能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给予足够的重视。列宁成功的领导了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俄罗斯(1922年成为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列宁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依据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成果集中的体现在列宁晚年所提出的“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是一个不合格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说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斯大林是严格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未来社会主义的特征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如对公有制的坚持,对无产阶级的坚持,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无不体现出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精神。说斯大林是一个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斯大林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不仅忽略了当时苏联国内的经济文化状况,而且还过早地放弃了列宁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益探索的成果“新经济政策”,并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速度越来越快,以日当月,以月当年,以“加速度”的方式前进。

虽然很早就发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不足,但客观上由于国外敌对环境的迫使,使得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时,亦走上了与斯大林殊途同归的道路:“”“公社化”与斯大林的快速工业化集体化的错误根源是一样的,都是严重的脱离了本国实际,都是试图通过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来决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

传统社会主义与其脱离国情的社会主义实践相伴随的是在制度、特征层面上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突出的表现为,斯大林的“模式论”,以及的“文化革命论”。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最大之功劳在于,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和提供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后人称之为“斯大林模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把斯大林模式放到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即在一定的条件、范围内“斯大林模式”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其是绝对的正确,超出一定的条件范围,其必然走向“反动”,这既有斯大林自身的原因,也有后人之原因。从理论上来看,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

斯大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特征的认识,以及认识的方法都是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方法。但其错误并不在于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在于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与当时苏联的现实状况结合起来。犯了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实践中就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盲目照搬,而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个别结论形而上学的坚持和发展。

首先,从方法上来看,虽然斯大林与马克思恩格斯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基本一致,即相对于资本主义来看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来界定社会主义的特征。但斯大林与马恩在此问题上还是有所区别的:马克思恩格斯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来描述未来社会特征的,但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种代替关系,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是生产方式这个人类社会本质矛盾运动的不同阶段上的必然体现,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二者是阶梯式的矛盾转化关系。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角度论述社会主义是以社会的深层本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为基础的。而斯大林,在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来论述社会主义特征时,则是脱离了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基础。不是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看成是代替关系、阶梯式的矛盾转化关系,而是看成绝对对立,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关系。这样势必导致割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从而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联系,在将社会主义社会纯粹化的同时也将社会主义孤立化,导致形而上学的看待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水火不溶的关系,坚决反对与资本主义的一切往来,坚持“闭门造车”式的建设社会主义。

其次,由于时代的局限,使得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得不将注意力或重心放在具体的制度和体制的制定上,这必将促使斯大林着重从制度和体制层面上来认识社会主义,如把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制度(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建立视为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志,把加强无产阶级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1936年11月25日,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斯大林向全世界正式宣告,苏联社会已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斯大林把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建立视为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志,本身就犯了一个错误,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作为制度是属于形式的东西,从形式上来界定社会主义,这势必导致形式主义的形而上学错误。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虽然与斯大林有一定的区别,但二人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从特征、制度层面上来看社会主义,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实现形式或某些方面来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斯大林模式是从生产关系角度,而不仅从生产关系而且在晚年还从上层建筑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了了尝试。但无论是斯大林的生产关系决定论,还是晚年的政治“文化”决定论,都具有同样的理论缺陷,不仅割裂了非本质关系与本质关系的联系,还割裂了本质关系自身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对象)‘到不接触地出现在意识面前’—这就是反辩证法的实质”[2]245。即割裂了生产关系与历史前提生产力的关系,割裂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割裂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片面性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能形成有机的系统,经济、政治、文化不能统一协调发展。

社会主义论文篇3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其主要内容是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动力,以增强社会主义综合国力为标志,以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为目的;明确农业是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教育是现代化建设的智力基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使国民经济能够长时期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基本分配形式,其他分配方式作补充;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逐步实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实现温饱,第二步达到小康,第三步争取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程度,基本上实现四个现代化。

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过以蒸汽机为标志的首次产业革命,以电动机、内燃机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并逐步形成全球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一体化。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基本矛盾而派生出来的经济危机和抢夺世界市场而由德国资产阶级发动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尽管现在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较小,但这种制度长期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领土纠纷、各民族之间不同的而产生的矛盾,从而形成的地区间的局部战争至今不断,为了从根本上发动战争和制造灾难的资本主义制度,列宁领导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中国人民“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可知,即将过去的20世纪,也就是战争和革命的世纪。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整个建设过程中,要吸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这个教训概括起来就是六轻六重:“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环保;重个人,轻集体;重本国,轻世界”。由此产生少数人富、多数人穷,一国之内和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世界上少数富国强国,借“人权”、“民主”、“自由”等幌子,对大多数穷国、弱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实行经济上的掠夺、将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污染转嫁到第三世界的双料殖民主义。

为了不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老路,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和现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再三强调:我国实行农业、工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要协调发展,城乡一起现代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环境保护生态文明一起抓。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倡导富国与穷国、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一律平等,引导全人类向和平、发展、进步、繁荣方向前进。

各级各类学校在学习和落实《决议》过程中,同时要学习和贯彻邓小平教育思想,其别要重视坚持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师重教”。我认为,坚持“三个面向”,培养“四有新人”、实行“三个尊重”,这既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精髓,又是落实《决议》必须掌握的指导思想的要点。因此,要将学习落实《决议》和坚持贯彻邓小平教育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

邓小平提出的“三个面向”中主要是教育要面向现代化,即要求教育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现代化就等于工业化,由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它既未区分古代小农经济和现代大农业经济,又未考虑当今世界57.7亿人口中,发达国家只占11.7亿人口,46亿人口都属于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80%的人口都在农村,如果农村、农业、农民不现代化,这些国家就根本谈不上现代化。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用农村的愚昧、落后创造城市的文明、进步”。现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不再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老路,而要走城乡一起现代化的新路。中国一直强调农业、工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并且再三强调要把加强农业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从而实现城乡一起现代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农村进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广大农民创办起上千万个乡镇企业,据1995年的统计,全国共有乡镇企业2463万家,总产值5200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9.28%,出货值4400亿元,利税3095亿元,从业人员1.26亿人,占全国剩余劳动力的一半,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四分之一。实行亦工亦农,就地利用物力和人力资源来发展乡镇企业,使农村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就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落后、农业脆弱、农民贫困的状况,在实现温饱的基础上尽快地奔赴小康。现在我国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有了良好的起步。例如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总结该村经济腾飞有三靠:一靠教育,二靠政策,三靠干部。华西村早已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现正在普及高级中等教育。华西村已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也就决定了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时,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进步的人际关系。

各级各类学校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思想教育中,要以“育人”为中心、“做人”为主线,来规划和实施《决议》。正如《决议》所指出的,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特别要教育好青年,教育好后代。学校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面向全体学生,在“三个面向”战略方针指导下,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以学校为主阵地,加强家庭教育,优化整个社会的育人环境,从各个方面各条战线形成培养“四有”新人的合力,从小至大,逐步养成“家庭中的好孩子”,“学校里的好学生”,“社会上的‘四有’好公民”。为此,要注意研究和改进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善于利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育人”和“做人”的有利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有利因素大致上有三点。一是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是世界上生产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平均每年10%左右的增长率。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发展得比资本主义更快一些、更高一些,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增长,我国的综合国力有所增强,广大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二是城乡落后面貌正在得到迅速改变。我国不仅用占世界7%的耕地来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而且是改变农村落后、愚昧状况最好的国家。据统计,中国1978年有贫困人口2.5亿人,经过党和政府实行推广科技的“星火”计划,改良耕作技术和推广优良品种的“丰收”计划,实行农科教结合、三教统筹的“燎原”计划,经过18年的努力,我国的贫困人口已减少到目前的6500万人,也就是说,78%的人已经脱贫致富了。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最近已下决心,要在2000年前,努力解决剩下的6500万人的贫困问题,从而使12亿人都一齐奔向小康。三是我国在物质文明建设获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正在大力抓紧精神文明建设,不仅涌现出张家港市、天津市和平区等先进典型,而且还涌现出徐虎和李素丽等模范人物,他们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今后将随着《决议》的落实,逐步达到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在全国范围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这就可以避免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滑下来的老路。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中忽视精神文明建设而产生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一部分人国家观念淡薄,对社会主义前途产生困惑和动摇。这些消极因素,又会对学校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教育产生负面影响。各级各类学校应善于充分利用社会有利因素来克服负面影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摆事实、讲道理,使学生能够认真形势,明白道理,增强在党的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定能成功的信心。

第二,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教育,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知行合一的原则。要把课堂讲道理和走向社会了解国情有机地结合起来,学校要善于利用、国家教委有关领导部门的倡导,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要让学生看一百部好电影,唱一百首革命歌曲,看一百本好书,参观一百个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等项活动。同时,学校自身也因地因校制宜开展校庆活动、运动会、艺术节,升国旗、唱国歌,请劳动模范、老干部、老红军和老校友作报告、讲传统,收到知情意行相统一的实效。切忌“假、大、空”,搞形式主义。

第三,要把校园文化建设和文明城市、社区文化、企业文化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校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校园文化建设包括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硬件主要指校舍、教室、实验室、图书仪器设备和校园的整个布局力求绿化、美化;软件建设主要指学校的校风、教风、学风、各种规章制度等精神面貌方面的具体要求。在当前国家财力物力有限和教育经费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要充分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精神,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地来从事校园文化建设。硬件建设力求简朴、实用、大方、优美,软件建设力求高尚、育人、实效。要力求使校园文化建设既能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又能符合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使校园文化建设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起示范作用。

第四,在“三德”教育过程中,要力求做到以社会公德为标准,以职业道德为重点,以家庭美德教育为基础,使三者有机地形成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合力。目前,我国12亿人口生活在3.2亿个城乡居民家庭之中,每个家庭都是整个社会的基层细胞,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就要依靠3.2亿家庭。在家庭美德建设过程中,既要发扬中华民族子女孝顺父母长辈的美德,夫妻双方忠诚相爱、白头偕老、关心爱护子女的传统美德,又要具有男女平等、爱好学习、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家庭成员中只有切实做到子女对老人尽“孝”、夫妻双方忠诚相待、父母对子女既爱又教,才能达到家庭美德的基本要求。目前我国有少数男女青年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性解放的消极影响,我们要加强家庭美德建设,克服这种消极影响。

至于说到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人们常说:“家庭是孩子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是很有道理的。虽然天下父母皆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良好愿望,特别是随着独生子女日愈增多,许多年青父母正在按照党的教育方针,配合学校对子女进行良好的家教,但也有不少父母对子女成才的期望过高和受到不上大学不成才的应试教育的影响,家教不甚得法,往往采取加重子女学习负担的方式(如有些学校布置更多的作业,让子女上英语班、计算机班或其他学科补习班等),为使子女能考上重点大、中、小学,忙得不亦乐乎。正如一个人食之过多的东西反而消化不良一样,不仅收效不大,反而有损于孩子的健康。更有甚者,为了使孩子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学习,就不让孩子参与家务劳动,使孩子变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少爷小姐,这就难于使他们成长为社会主义“四有”新人。许多学校现在都在举办家长学校,引导家长按照党的教育方针,从孩子的心理、生理、兴趣、爱好的实际出发,因材施教。这种做法应该提倡。

各级各类学校要对学生进行“校中尊老师,家中孝父母”的教育。现在我国夫妇加一个孩子的小型家庭日愈增多,“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大家庭日愈减少,儿孙利用节假日去看望父母、祖父母,享受一次“天伦之乐”,这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年青人,平时对父母少奉献而多索取,父母故去时兄弟姊妹之间去争夺父母有限的遗产,甚至有人把失去生活能力的父母推之门外而不尽赡养老人的义务。这种不良现象也要在家庭美德建设过程中加以克服,并坚决杜绝。

社会主义论文篇4

共产党失去了东欧七国的阵地。

社会主义中国,虽然顶住了八九浪潮的冲击,保住了共产党的统治,但是

日益严重,政权已经部分地蜕变为马克思所说的“阻塞社会一切生命

毛孔的寄生体”,并且这一过程还没有停止。

社会主义中国正处在自我蜕变为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如果这一过程不能阻

断,用不着外力颠覆,社会主义也将不再存在,共产党将会失去政权,即使不

失去政权,社会主义也名存实亡。

中国有三种前景:一是强大了,又保住了社会主义,这需要找到社会主义

发展道路,阻断自我蜕变过程;二是国家强大了,但丢掉了社会主义;三是既

没有强大,也没有了社会主义。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争取第一种前景,避免第三

种前景,但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第二种前景。

研究社会主义挫败的理论机制

社会主义处于危机中!

要研究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的原因和教训,探索阻断社会主义蜕变过程

的理论机制。

对于世界社会主义挫败的原因和教训,国内外已有很多文章论述了,我不

想一一列述。本文想要探索的是社会主义遭受挫败的理论机制,也就是说,是

怎样一些理论观念一步步把社会主义引向蜕变、挫折和失败的,看看能否找到

阻断上述蜕变过程的理论机制。

谁打天下,谁坐天下

1989年夏天,在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还不到四十周年时,遇到了严重挑

战,共产党的统治岌岌可危。当时,有一天,邓小平历述周、汉、唐、宋、

元、明、清诸朝代各统治了多少年,长的八百年、六百年,短的也有二、三百

年,然后愤愤发问道:“难道共产党就统治不了五十年?”

邓小平是第二代领导人,也是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这

番话也反映了第一代领导人执政的总理念。

后来,我听到转述这段话后,茅塞顿开,解开了多年来苦苦思索而不得其

解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巴黎公社有精辟的分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

后,应当采取一些怎样的措施,应当怎样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

人”,都有非常重要的论述。但是,从苏联到中国,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实

践上都没有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分析,都没有照此去做。这究竟

是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百思而不得其解。噢!现在,我懂啦,“谁

打天下,谁坐天下”——这个千百年来改朝换代的传统理念,实际上也是我们

共产党人接掌政权的总理念。

这个执政的总理念并没有错

细细想来,也只能这样做,好像并没有错:

——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就是要夺取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

阶级自己的国家政权,这不就是“谁打天下、谁就坐天下”吗?这和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观点并不矛盾。

——把中央和各级各部门的政权交给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做出过贡献的共产

党人,这既可靠,又是论功行赏,也合情合理么。

——刚刚被的阶级敌人,千方百计要夺回失去的权力,难道共产党人

就不应当采取种种措施,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么?

——把这样和那样的权力和职位交给自己熟悉的部下、亲友和子女,这不

是人之常情么?

这些都是可以站得住的理由。“谁打天下,谁坐天下”——天经地义,合

情合理,无可厚非。

然而,蜕变的起点就隐含在这个理念中。

在“谁打天下,谁坐天下”的理念中,有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把政权看

作是战利品,是胜利者可以切割享用的蛋糕。

在奴隶社会,男女俘虏是战利品,可以作为胜利者的奴隶,任其宰割;但

最重要的战利品还是夺得的政权,掌握了它就可以支配所辖领土上的一切资

源。

在封建社会,夺得了最高政权的皇帝把夺得的领土分封给他的有功之臣,

由他们掌握各自领地的政权,支配各自领地的一切资源。

在现代西方民主制下,通过竞选赢得了政权的政党,也总是把政府各部的

职位看作是战利品,分配给为其出过力的人。

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夺得政权之后,把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及其各部门职

位,按其在战争年代做出的贡献和现实能力,交其掌管。当然,这也有论功行

偿的意味。分配权力的人和接受权力的人,实际上都有把这种权力看作是战利

品的观念。允诺接受和平解放的将领以政府部长的职位,就是把政府职

位作为一种赏赐,一种可以交易的东西,一种可以分享的蛋糕。

这和共产党人本来的政权观是根本不同的。在共产党人看来,为什么

旧政权,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工具。为什么建立共产党人的新政权,因为它是

解放人民和保卫人民的工具。共产党的政权是解放和保卫人民的工具,这是共

产党人本来意义上的政权观。

当然,在掌权的初期,这种政权观还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把政权看作是可

以享用的战利品的观念还没有处于支配地位,但它已经隐隐约约存在了。

从生活特殊到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各级政府官员是清廉的。群众有议论的,是有些特殊

化,高级干部坐小汽车,有保姆、厨师,孩子上专门的高干子弟学校,诸如此

类。

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十六级以上的干部每月有二斤黄豆补贴,有些干部有

多吃多占的现象。

六十年代后半期和七十年代前半期十年浩劫时期,军队支左人员有借机捞

一把的现象,有权力的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部队而不是让他们上山下乡。

在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期,掌

握某些短缺资源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出卖批条,进行“官倒”,发了大

财。在这期间,较早开放的沿海城市,有些人利用权力走私,倒卖房地产,买

卖股票,发了财。

在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有些人利用职权

把国有企业财产据为私有,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九十年代后期至今,,权钱交易,贪污受贿,日益普遍,日益严

重。这表现在:

——地区和部门的领导人,利用审批权,给这个或那个公司好处,以收

取、索取贿赂,数量惊人;

——海关和缉私机构,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或者收取不法商人贿赂以便

利其偷税、漏税和走私,或者自己伙同人进行走私;

——公检法部门,就像群众说的“吃了原告吃被告”,甚至和黑社会勾结

以骗钱;

——组织部门和掌握人事大权的负责人,受其贿赂给以提升,变相卖官;

——掌管计划生育的部门和人员,以收受掩护超生的贿赂或罚款,中饱私

囊;

——………

扩大到全社会

政府官员的行为,对全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党政干部掌握党政

大权,但全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员,也都掌握相应的职业权利和资源。上行下

效,官行民效。既然党政官员可以,那么,我这普通老百姓为何不能

用自己手中的资源为自己谋利益呢?于是,各行各业就利用各自职业的权力和

资源为各自谋利益,这就刮起了各行各业的不正之风。这表现在:

——商业工作人员,在短缺经济年代,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稀缺商品,为自

己和亲近的人谋利益、拉关系。那时,在商品短缺、供不应求的条件下,顾客

有求于售货员,因而她们的服务态度傲慢。现在,那种傲慢服务态度已经不见

了,但是又出现了以伪劣商品欺骗顾客的现象;

——在医疗行业,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手术刀不如剃头

刀”不见了,没有几百元、上千元、甚至上万元的红包,做手术是不放心的。

给病人开处方,药越多越好,越贵越好,住院就更好,可以得到更多的的提

成、回扣和奖金。买和用制药厂的药,制药厂可以给采购者和医生提成;

新闻报道也成了交易行为,被报道者出钱给红包,报道者不管真实与否给

以报道。

评职称,升学位,需要有论文多少篇,没有,花钱让报刊杂志登载;

——……

激化了争权斗争

既然政权是战利品,是可以分享的蛋糕,可以掌控相应资源,因而人们都

要得到更大的权力,都要控制更大范围的资源,因而,夺取政权之后,执政党

内各个层次上争权夺利的斗争日趋激烈。

在中央,在最高层次上,往往冠以“路线斗争”的名义。其实,除了路线

和政策的分歧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有争权斗争的内函。至于谁是谁非,对国

家谁利谁害,这要视情况具体分析,但在本质上都是争权夺利的问题。

在中级和低级的层次上,争权斗争的形式更为复杂多样,或者借中央开展

的某个“路线斗争”把对手打下去,或者借地方上的某个问题给对手加一个罪

名,或者靠任用亲信,结帮拉派,排斥异己,造成完全控制所辖地区和部门的

局面,或者利用工具来对付对手,诸如此类,难以尽述。

这种争权夺利的斗争,是非常激烈残忍的,不仅在政治上打倒对手,甚至

采取阴谋手段肉体上消灭对手。

污染了学风

本来,共产党人的哲学是唯物论辩证法,是最追求真理的哲学。但是,在

掌握政权之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越来越少,唯心

论和形而上学的因素越来越多,离真理越来越远。

这表现在许多方面:

——领袖也是人,也有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也会发生主观判断不符合客观

的错误。但是,为了让人听他指挥,崇拜他,迷信他,却把他说成是天才,神

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错了也是对的,不能。在打天下时,也

许需要这种绝对的权威,以应付复杂多变的危急情况;但在掌握政权后,如果

还是这样,那就会为所欲为,一错再错,造成严重失误。

——社会主义社会确实比其它社会好,但我们把它过分理想化了,没有矛

盾,没有缺点,至善至美。这不是“终极社会”了吗,那还有什么发展呢?一

听到苏共二十大揭露苏联社会的情况,就感到难以理解,甚为吃惊,就是这种

错误观念所致。

——对于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甚至不能怀

疑。其实,这些路线方针和政策不仅可能会错,而且即使正确的方针政策也可

能会产生负面影响。

——社会本来是复杂多样的,人们对问题的看法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我们

的报刊传媒只能有一种声音,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报成绩,不能报阴暗

面。结果,全国十几亿人只有一个脑袋,一张嘴巴,一种声音。

结论

从上述历史的和逻辑的探索叙述之后,似乎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社会主义的挫折和失败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而是我们这些

马克思主义信徒部分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在政权观上部分地背

离了马克思主义。

第二,没有摆脱历史上千百年来改朝换代传统观念的影响,还是“谁打天

下,谁坐天下”,把政权看作是战利品。

第三,政权的本质,就是它有掌控相应资源的权力,必须对它进行相应的

限制,否则,控制政权的人就会利用这种权力为自已谋利益。

第四,从腐败的演化过程和现在的表现形式,可以看出,国民经济的市场

化,正在把一切都变成商品,把政权和各行各业的权力变成为商品,把人们之

间的一切关系变成为商品交易关系。

第五,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走后门、以权谋

私,那么,在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则是贪污受贿、权

钱交易。

第六,邓小平之所以强调要坚持两个基本点,强调两手都要硬,就是他好

像已经预见到了,随着市场化的进展,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也会随之商品化,

商品社会的腐败现象也会随之发生。

第七,要遏制腐败现象,阻断蜕变过程,一要限制权力,二要制定和完善

市场经济的法规,三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第八,这些措施是必要的,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命运,应当努力付诸实施。

但能否奏效,确实令人担心。现在,政治领域和社会各领域的腐败现象,实际

上是经济市场化的表现,是商品经济必然的伴生现象,有其存在的内在根据。

社会主义论文篇5

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从静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程中取得的全部成果;从动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化发展的具体过程。它是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个组成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之“魂”,是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精神指导;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之“绳”,是政治意识的规则化和政治行为的具体规范。政治行为文明是政治文明之“形”,是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作用于环境的活动,也是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的具体体现。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的一个崭新阶段,包括社会主义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等内容,它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代表着人类社会进步的发展方向,具有较高的自觉性、广泛的人民性和前途的光明性等特点,其核心和精髓就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保证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目标得以实现。“文明”作为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有机部分。其中,物质文明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而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对政治文明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它们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论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时就指出:“物质生活的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不是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所制约的对象简单地划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是划分为并列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三个方面。与此相适应,文明应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事实上,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表现为三个文明的协同发展。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最初表征,不仅表现为劳动产品的剩余和文字的产生,而且还表现为阶级或等级的分野和政治权力的产生。古希腊留下的文明遗产,不仅包括一度发展的商品经济、自由探索的精神、各种形式的文学艺术和哲学思想,而且包括对个人自由和责任的强调、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近代资产阶级创造的文明成果,既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和民主、自由、人权的基本理念,还包括民主的政治体制和规范的政治运作程序。不仅如此,政治文明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或影响着其它两个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从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看:1.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正确的政治方向。因为物质文明本身是无所谓价值目标的,但是作为人类意识的活动——政治文明建设则是有着明确的价值目标的。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所进行的物质文明建设都是围绕着一定的利益关系而展开的。2.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古往今来,凡是物质文明蓬勃发展的时代,必定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时代;反之,凡是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的时代,必定是物质文明衰落或倒退的时代。凡是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十分重视安定团结的国内政治局面的维持与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的营造。正因为如此,所以,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看:1.政治文明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凡是精神文明发展程度高的时代,精神文明都是作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伴生物而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古希腊之所以能在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数学、天文学、建筑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归根到底在于当时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和城邦民主制的建立。欧洲文艺复兴之所以从意大利兴起,是因为意大利最早出现了近代欧洲政治精神,统治者最早打破了封建传统,实行了新型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方法。可见,政治文明建设是带根本性、全局性的文明建设,没有政治文明创造的前提条件,就不可能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2.政治文明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基本的政治方向和必要的政治保障。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都离不开政治权力的扶持和帮助。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经济的腾飞和文化的进步,尤其需要政治文明的牵动。没有政治文明发展所提供的前提条件和政治保障,精神文明建设的奋斗目标就是一句空话。总之,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与政治文明建设是密不可分的。脱离政治文明建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仅不会成功,反而会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迷失方向和失去保障条件。

政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主要在于:1.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的核心与主体。它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其它部分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2.社会主义社会与其它社会形态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从根本上否定了生产资料与政治权力少数人的占有,实现了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和政治权力的民主化。如果一个社会在政治上不是多数人当家作主,正像在经济上不是多数人占有生产资料一样,这个社会就绝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提出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强调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正如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了与“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相统一,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目标要求和实践活动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任务的提出,是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

十六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从而阐明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根本原则: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三大支点: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主体结构。这是我们党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标志着我国的政治发展正在由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转移到通过政治文明建设促进的轨道上来。

综观人类政治文明史,大凡成功的政治改革,都是以政治建设的成果而载于史册的。如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功绩主要不在于打破了欧洲的旧制度,而在于建立了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新制度。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魏国的李悝变法,注重建设,著有《法经》,变法有序进行,终获成功。而楚国的吴起变法和秦国的商鞅变法,虽然变法成果很多,但由于忽视政治稳定和道德建设,使得社会震动过于剧烈,改革难以为继,吴起和商鞅也分别被守旧派处死。同样,北宋王安石变法,虽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坚强决心,并得到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但由于没有把握好兴与革的关系,过分沉溺于变法的操作技巧、运作程序和实施步骤上,忽略了政治结构和政治心理等方面的根本创新,试图用集中权力的方式去解决君权过分集中所引发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问题,使人们看不到改革的建设成就,结果改革最终失败。历史反复昭示:凡是以建设为目标的改革,尽管改革看似并不彻底,但由于有建设的成果作保证,改革往往能够获得成功;反之,凡是以改革为目的的改革,尽管改革的成果可能十分显著,但由于没有建设的成果作保证,改革的动力一旦耗尽,就难免陷于失败。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如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和改善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健全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一国两制”的构想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等等。但也必须承认,我们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成果存在明显的反差,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论”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反思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理论上是明确的、经得住时间检验的。如在改革的性质上,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即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改革的是那些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群众要求的具体制度和体制,而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这是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不同点,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的规模、改革的力度、改革的攻防点上有所不同的地方。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上,十三大报告就指出:“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的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十五大报告强调:我们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5.31”讲话指出:“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终极追求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因此,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其说是破除旧体制的革命,倒不如说是建立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匹配的新体制的政治文明创新工程。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我们原定的一些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并没有实现?这除了当时所设定的具体目标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或过于理想化,一时难以达到;或过于空洞,难以操作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与改革相配套的制度建设未跟上。如改革之初我们确定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各种特权现象等问题。20多年来,我们解决得比较好的是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原因在于我们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干部任期制和退休制;而、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和特权现象等问题至今尚未令人满意,原因在于我们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和权利保障机制,从而使上述问题的存在成为不可避免。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992年,他再次强调:清除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可见,对于政治体制中的种种弊端,单纯采取动手术式的“摘除”方法往往难以奏效,而如果是自己给自己开刀,更会因难以下手而放弃治疗。而放弃治疗,体制的弊端又会愈演愈烈,进而危及基本制度。出路只有一条,这就是:重新确定推进政治发展的途径。即将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创新结合起来,从原来以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政治发展的轨道转到通过政治体制创新带动政治体制改革进而推进政治发展的轨道上来。

党的十六大明确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提出来,告诉我们在未来的政治发展中,我们要形成什么样的政治关系,完善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开展什么样的政治活动,确立什么样的政治文化,也就是要建设什么样的政治文明。由此可见,我们党通过总结以往的经验,已经清醒认识到必须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目标,来促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有了更加清醒和理性地认识与把握,我国政治发展的重心已实现了重大战略转移。

三、提出“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具有各自的特质。物质文明的核心特质在于先进生产力,精神文明的核心特质在于先进文化,政治文明的核心特质则在于先进的制度,特别是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政治文明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随人类社会实践而积淀形成的,反映了特定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一方面,政治文明建立在一定程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之上;另一方面,政治文明为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民主和法治的制度保障,使之更加健康、稳定、持续地向前发展。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说,政治文明的本质在于制度文明。十六大报告指出:“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为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

1.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这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精髓所在。民主如果缺乏具体的制度化内容,就难有保障,因为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同志曾精辟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制度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和关键,只有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来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特别是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并通过加强党内监督、法制监督和群众监督,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才能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2.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它呼唤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依法治国”的主体首先是人民;其次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的人大(国家权力机关);再次是人大选举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的其它国家机关。其中,人民是最高层次的主体,“依法治国”所依之“法”,是规范化了的人民意志。“依法治国”中的“国”,首先指的是国家机器、国家权力。“依法治国”的实质是规范国家机器,治理或约束国家权力,维护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利的实现。要充分体现这一点,就必须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切实的制度保障,有严格的规范约束,有公正、公平、公开、完备的程序。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现代社会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模式和政治法律制度类型,有明确的标准:一是法制完备,建立一个门类齐全、结构严谨、内部和谐、体例科学、协调发展的法律体系。二是在民,把“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具体化、规范化、程序化,建立民选、民决、民管、民监国家机器的机制。三是保障人权,公民的人身、人格权、政治权利与自由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要得到保障。四是权力制衡,对国家权力既要合理配置,又要依法进行制约。五是法律平等,其中包括分配平等和秩序平等。六是法律至上,党、政、军、民、学都要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七是依法行政,一切行政行为都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和法定的程序进行。八是司法独立。九是程序正当。十是党要守法。这些内容,无处不渗透着规范化、法制化、程序化的精髓。

3.党内民主在民主政治建设中起关键作用。社会民主是不是得到充分实现,是政治文明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尺。而现在政治的发展最主要表现为政党政治,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力。执政党事实上掌握着很大的公共权力,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所以,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具有很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我们党的地位,决定了我国的民主化、法制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自身的民主化,党内民主在民主政治建设中起着关键作用。这是因为:

社会主义论文篇6

【关键词】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社会形态

【正文】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03)12-0039-03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特别是近30年来,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分歧的症结就在于没有为社会主义定好位,并从这个“位”出发再谈什么是社会主义。

要解决“为社会主义定位”的问题,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和两种生产理论为指导,联系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国情进行综合性的比较研究,在“人类历史”的横坐标和“世界历史”的纵坐标的交汇处,确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方位。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确定“理论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

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有一个不断充实和完善的过程。在早期(19世纪40年代中期至末期),他以所有制不同形式初步奠定了五种社会形态的雏型:“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封建所有制”、“资产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并从理论上指出社会形态是人的发展与物的发展相一致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68至70页)在中期(19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他进一步完善了“五形态”论;从人的发展角度提出了“三形态”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关系、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还提出了人类社会的“二个时期”或“二个王国”论:“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止。恩格斯称之为“人在一定意义才最终脱离动物界”的时期)和“真正的人”的时期,这也就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在晚期(19世纪70年代末至1895年),他从人类学的高度完善了他们以前对人类原始社会的“粗糙的描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2页)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四个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后文明时代;谨慎地探讨并回答了俄国“农业公社”“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及条件的问题。这时期的研究弥补了两个时期对原始社会知之不多的窘况,从而完成了他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图画。

所有制是社会形态的基础,人的存在则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通过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系统研究,我们发现,马克思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形态有不同的表述,但其中有两条重要的平行线。一条是所有制形式,以“五形态”论为主,其中包括一系列“否定之否定”三段式,例如分工的三段式:自然分工自发分工(即奴隶般的社会分工)自觉分工(即消灭分工)。另一条是个人的发展状况,以“三形态”论为主,其中包括在《起源》中揭示的婚姻家庭形式。

为了简明和直观一点,我们不妨列出坐标图以示之。这个坐标图以马克思的“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这两条重要线索为基本内容,也就是说,以所有制发展形式为纵坐标,以人的发展阶段为横坐标,画列出理论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坐标图上的方位(见第9页图)。

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确定“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

理论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找到以后,我们再以“三形态”论为基础,并借重与此理论相关和相联的马克思的“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理论、两种生产中的婚姻家庭理论,多角度、多层次地论证现实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然后再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坐标图上找出现实社会主义的方位。

首先,从“三形态”理论的角度来看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十月革命前,列宁对当时俄国的国情的认识在总体上看是拔高了,总是将俄国与英美法等国相提并论。认为同处在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但在实践面前,列宁不得不承认:“我们错了”。决然指出,俄国之所以不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就在于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细亚的不文明状态”。(《列宁全集》第43卷,第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并提出“利用资本主义”为俄国服务的一系列方针和策略。

中国是以苏联为师走上社会主义的。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想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有一定的“实验”,理论上也有一定的创新,但总归还没有从根本上脱离苏联模式的影响,加上我们自己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误解,也走了不少弯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十四大以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些切合实际的理论,对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的国情,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党的十三大报告和十五大报告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有相当深刻的揭示:“十亿多人口,八亿农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的影响”,这就是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起点比苏俄还低,比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更低(但这并不否定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既然苏俄当时是从“半亚细亚的不文明状态”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既然中国是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的,那么。根据“三形态”理论,我们就很容易找到现实社会主义应处的历史方位——“人的依赖关系”的末期和“物的依赖关系”的初期。(见第39页图)

其次,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角度看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恩格斯讲: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最终又被社会收回的力量。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国家不会马上消亡,必须经历一个由政治国家到非政治国家的漫长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国家的消亡是世界历史性的,必须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同时,在这个“过渡时期”,消亡的不是一两件事物,而是与国家有关的一切事物,如阶级、私有制、奴隶般的分工、商品生产和交换、货币、战争、男子对女子统治的专偶制、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家庭、三大差别,等等,可见,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历史过程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经历着由低潮—高潮—低潮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如同一条抛物线一样,国家也如此。日中则昃,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社会法则。

最后,从两种生产理论角度看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家庭在人类历史上的方位。恩格斯说:社会结构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而人类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又有两种,一种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一种是人类自身的生产。“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我们先看“劳动发展阶段”。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是文明时代的本质特征,自主劳动是后文明时代即共产主义才能达到的理想境界。因此,现实社会主义中的劳动还具有异化劳动的性质。我们再看“家庭的发展阶段”。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国家的基础,是进行人类自身生产的场所。家庭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在人类历史发展到父系氏族制度以后,从对偶婚中发展起来的。“以通奸和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这种婚姻家庭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通行的是丈夫对妻子的统治和奴役,通行的是男子的继承权;个体家庭是一个经济单位;家庭是生产子女(劳动力)的“工厂”,其产品一子女的性质是由生产他们的父母的性质决定的。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个体家庭不仅存在,而且发展程度都不高。婚姻家庭中的经济因素还占主导地位,其产品(劳动力)还具有较强的私有性。在城市,家庭还是一个重要的消费单位;在农村,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普遍存在着。说:“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因此,从婚姻家庭这个“细胞形态”来看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那就更落后了。

将“理论”方位与“现实”方位进行比较研究,不难得出以下结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说到底是对人(劳动者)和物(劳动资料)交互作用(劳动)发展阶段的理性说明;社会形态就是以“人”这条“人类历史性”的纬线与以“物”(所有制等)这条“世界历史性”的经线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交织而形成的社会历史状态。实际上,“三形态”论就是从人的发展角度来划分社会的,“五形态”论就是从“物”的发展角度来划分社会的。二者是相互连接协调发展的。“三形态”是“五形态”的基础,“五形态”是“三形态”的展开和深化。要为一个社会定位,必须以“三形态”为纬线或横坐标,以“五形态”为经线或纵坐标,确定它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我们就是以“三形态”论为体,以“五形态”论为用来确定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的。

三、实事求是,不囿旧说,开创新论

社会主义论文篇7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和主要任务,这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它反映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美好追求,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具有很强针对性的举措,值得研究、学习。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构建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将这一理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至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得到发展和完善。它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伟大意义。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构建是我们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创立、发展、不断完善并最终确立起来的。这一理论的创建顺应社会和时展的需要,符合全国人民最根本利益的要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一理论的创建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断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这一理论也将成为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同时也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做出了贡献。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创新之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任务的提出,更加明确地把社会建设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决定》采用了许多关于社会建设的概念,也有很多创新之处,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归纳起来有如下方面:

(一)《决定》第一次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着重解决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的根本路线的根本依据问题,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因该更加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着重解决经济体制的选择和激励机制问题,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应该更加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着重解决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道路问题,着重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应该更加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些理论成果,都是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丰富、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二)《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精神支柱。《决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指出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动力;三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支撑和当代中国人民不断创造崭新业绩的力量源泉;四是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是全社会共同的道德规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体系,将为人们判断是非曲直、确定价值取向、做出行为选择提供基本准则。

(三)《决定》把“和谐”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任务的提出,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根据对总体布局的新认识,《决定》把“和谐”纳入我国现代化的目标,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

(四)《决定》明确了对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节的政策取向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并把它作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内容。《决定》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着力点,写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强调“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并明确提出对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节,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

(五)《决定》提出了“社会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决定》提出“社会体制改革”的任务,明确了社会领域的改革在整体改革中的位置。这是对改革内涵和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有助于我们更完善地把握社会体制改革与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的关系,更准确的把握社会体制改革与利益关系调整地关系,更加注重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更好的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

(六)《决定》提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政策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时,提到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后,我国果断地实行了一系列解决城乡差距问题的重大政策,2006年中央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1号文件,已经提出“要加快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决定》把“把加快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写入党的全会文件,这进一步明确解决城乡发展差距问题的方向。也意味着要通过改革来完善城乡管理体制,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七)《决定》提出了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决定》根据我国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就业方式多样化的趋势,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把它最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任务。这是在社会保障方面提出的一项划时代的政策,也是继取消农业税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提出的又一重大举措。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将结束中国数前年来农民没有社会保障的状况,具有里程碑意义。

(八)《决定》提出了“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主张

《决定》提出:要发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严格执行国家劳动标准,加强劳动保护,健全劳动保障监察机制和劳动争议调处仲裁机制,维护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合法权益。这是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系统阐述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问题,意味着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成为正确处理新时期社会矛盾的一项重要内容。

总之,《决定》的创新之处很多,它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运用并得到丰富和发展,以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目标。

参考文献

社会主义论文篇8

一、信念的哲学定义

从中国哲学源流上看,对信念观的重视和研究可以追溯到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夫子。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语见《论语·八佾》),“敬鬼神而远之” (《论语·雍也》)。孔子对神明信仰观的怀疑和淡化处理,用一个“如”字表白得淋漓尽致。本文认为,孔子的信仰观,实质上就是一种信念观。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文化信念学说,对中国人信念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信念和信仰是并驾齐驱的,信念和信仰同样是人类信仰观学说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理性哲学的宗师康德曾经给人的认识能力划界,为信仰留下地盘。根据康德的理论,那些属于人类对未知世界、对人类不可知世界的精神描绘、主观推断、主观追求和人类情感寄托的知识范畴,就是哲学意义上的信仰。

信念观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认识论的角度,信念属于信仰的范畴。给人的认识能力划界,界限之内的,称为理性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而界限之外的,是未知世界或不可知世界的领域。人类在长期社会生活中,积累了大量有关这一精神领域的观念性知识,这就是信念和信仰。信念与信仰的区别是,信念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随着思维和实践能力的提升,而有可能实现,但信仰完全没有可实现性。

信念,是社会的人对与现实相关联的未知领域的一种预期和美好憧憬。信念是人类认识能力范围与未知世界、不可知世界的分界线上的知识和观念。信念既受到已知世界的影响和制约,又是通向未知的精神王国的桥梁。

信念是可以实现的信仰。信念既能制约在它后面的科学,又能兼顾在它前面的信仰。研究信念,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硬道理,那就是,信念有可能统一,信仰无法统一。

二、共产主义信念的“三个文明”解释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中国社会进入政党政治的时代。在此之前,在秦始皇之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始终是一个文化信念的国度,文化信念照耀中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历代统治阶级而言,他们所信奉、所推崇的都是这样一些中国优秀的文化信念观,其中包括儒家、道家思想等等;宗教思想及其影响,只在严格的律法管制下发挥有限的作用。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种信念,代表了20世纪中国社会两股文化思想潮流。这两种信念观的交锋而引发的政治运动,席卷整个中华大地,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十世纪初,以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一大批仁人志士,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在探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艰难岁月里,及时地引入了伟大导师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信念学说,开创了一个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追求目标的伟大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告别了那段科技落后、被动挨打的屈辱历史,中国社会开始驶入文化发展的快车道。古老的中国,开始了伟大的复兴。

如果以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历史为背景,认真比较和鉴别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种信念观,作者认为,共产主义信念为广大中国社会所接受是必然的。首先,共产主义有马列主义的一整套思想体系,其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的基础深厚。第二,马列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比较完美的同中华优秀的信念文化结合在一起。第三,共产主义将这一崇高信念建立在党、军队和人民群众的有机整体上,这一崇高信念在党、军队和人民群众中依次激发、放大,形成巨大的“信念合力”。第四,在地缘政治上有前苏联提供支持的优势。三民主义的缺陷在于,第一,其理论体系性不强;第二,在当时风雨飘摇的旧中国,民族矛盾复杂,民生、民权方面更是举步维艰;第三,将信念观仅仅定义在“民”的基础上,无法在党、政府、军队和民众中形成合力,甚至可能是相互掣肘、混乱不堪。

十九世纪中叶,关于共产主义信念,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经济学和人学两个方面加以阐述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从人学的角度描述过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和目标。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3页)。

二十世纪的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共产主义信念主要表现为推翻“三座大山”压迫的旧社会,建立新中国的一种崇高革命理想,表现为消灭剥削、消除不平等、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并过上幸福生活的理想追求。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面对东欧巨变、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处于低谷的严峻现实,作者认为,应该及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观学说,应该积极推动共产主义信念观的与时俱进。

本文认为,可以从“三个文明”的角度,解释共产主义信念观。共产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相当长历史时期的理想信念,从物质文明的角度解释,就是共同富裕;从精神文明解释,就是“共人类精神文明的产”;从政治文明来看,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以“三个文明”这一当代中国社会的文明观为基础,来解释共产主义信念,其意义在于:

1、它站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的基础上解释共产主义信念。

2、它符合马克思、恩格斯从多角度、多方面解释共产主义的原则。

3、可以简化问题,并有利于同世界先进文化、世界文明的发展潮流沟通和交流。

三、世界文化浪潮中的中华文化信念

理性和信念、信仰的结合就是文化。

离开了信仰和信念,可别奢谈什么文化。在当今文化定输赢,文化的重要性被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科技文化、哲学理念和基督教信仰文化的混合物;而我们中国文化,是文化信念主体推进的先进文化体系。

音乐可以反映出文化的本质内涵。本文认为,中国音乐已经在世界音乐中有开始领先的趋势。在巴黎,在美国,中国音乐会、文化节的巨大成功,是我们的文化信念先进性的一个信号。

那么什么是文化信念呢?文化信念是中华文化的典型特征,它是指将文化整体和文化中的一些精辟的观点和论断直接充当社会的人对生活和事业的崇高追求和信念。中国文化中的很多人文信条,其实质,都是文化与信念高度融合的精神追求,是一种可能实现的美好境界。文化与信念的高度融合,就是文化信念;这种深层的、完美的融合而成的文化信念,更加放射出智慧的光华,照亮中国历史。

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新中国的诞生以及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中国的文化结构、文化底气稳如泰山是分不开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当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一片混乱并发生巨变之时,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局势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我们的文化底气和文化信念。对于一个缺乏文化底气、文化信念的社会结构,也许拿一把扇子扇它两下,它都可能会风雨飘摇。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就。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具有个性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其中,毛泽东思想是党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执政初期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长期执政、执好政的指导思想。

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十分重视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信念结合在一起。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等等,都直接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先进的文化信念的精华。因此,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又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华先进的文化信念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加重视将新时期党的理论与实践,同中国先进的文化信念相结合。邓小平同志所开创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领导全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充分体现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先进的文化相结合。因此,从文化学的观点来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中国先进的文化信念体系的一种当代表现形式。

美国的文化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地方。然而美国社会文化也有弱点,绝不能照搬照套。例如:文化模式单调,同性恋、家庭价值观遭到冲击,高科技对宗教、信仰文化的僭越,恐怖主义,等等。美国的文化观甚至已经和欧洲的主流文化发生了不和谐。

四、社会主义文化信念的主要内涵

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成功预见的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社会主义信念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两大信念学说之一。

本文认为,社会主义文化信念既是一种现实信念,同时又是一种崇高信念。作为新时期的进步青年学生,应该正确认识当代中国,认清中国现代文化继往开来的前进潮流,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社会主义现实信念和社会主义崇高信念。青年一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战略机遇,特别有责任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文明中国服务。

作为一个将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观和信念观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文化信念体系,作者认为,需要积极研究,开拓创新。

社会主义文化信念的核心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1、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2、在指导思想上牢固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指导地位。

3、坚决打击腐败。

4、国家资源社会所有,市场资源市场化。

5、树立科学发展观,保护生态环境。

6、以人为本,共同富裕。

7、文化立国,充分发掘儒家文化等中华先进文化信念的精华,向世界传播内容丰富的、先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信念。

社会主义文化信念,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用我们全部的先进文化来做信念。

社会主义论文篇9

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几经飞跃发展,几经曲折坎坷,在跌宕起伏中走过了86年。回顾社会主义的历史行程,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深思和记取的。

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阶段。列宁科学地分析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内外矛盾,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新论断。(《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367页)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为20世纪一些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社会主义的发展壮大改变了世界格局和历史进程。20世纪40年代,苏联依靠社会主义的强大优势,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战后,一批国家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打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力量的格局。社会主义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民族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紧密团结,坚持反帝反殖的正义斗争,摧毁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体系,有近100个原属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先后取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壮大及其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不懈努力,有效地防止了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对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显示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标志着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先进的新的社会形态、新的社会文明的诞生。在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千百万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奴隶翻身解放成为社会的主人,迸发出巨大无比的劳动热情和创造力。他们在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奋力拼搏,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工业化发展的奇迹,奏响了一曲又一曲社会主义建设的凯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很快摆脱了一百多年来积贫积弱的困境,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基础和国民经济体系。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进步和成就,开始探索和迈上了落后国家独立自主地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暂时挫折挡不住社会主义前进的步伐。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巨大冲击,但这并没有也不可能阻止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前进发展,并最终完全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总趋势。目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阵地有所损失和收缩,形势依然严峻。但从另外一面看,社会主义力量也变得更为精干、更有战斗力,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社会主义思潮、理论、运动和制度已开始从剧变后的低谷回升和发展。西方资产阶级预言家们关于社会主义彻底失败的断言已经宣告破产。

二、20世纪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

社会主义在80多年的历史行程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认真总结并结合实践的发展,汲取和运用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于21世纪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柱。我们无论在革命还是在建设和改革中,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此,必须坚定不移,不能含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反复试验、艰辛探索的历史过程。要真正实现这种结合,就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正确把握本国的基本国情,处理好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就,就在于我们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出发,既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激进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必须坚持与时俱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自觉地通过改革巩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改革创新是社会主义的不竭动力。如果不顾时代条件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胜利前进,就会犯教条主义和因循守旧的错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就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各个时代的本质特点和面临的主要问题。一百多年来,世界变化很大很快,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正在兴起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人类生活和世界面貌,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对待。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曲折的探索,逐渐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改革创新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动力,对外开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国策。社会主义如果固步自封,不实行改革开放,就无法应对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挑战,就会被时代所抛弃,为历史所淘汰。

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依据就在于,要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早就说过,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工人阶级执政党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才能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最坚实的基础。敏锐地把握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和要求,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和物质文明的发展,是工人阶级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要求。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必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主义必须建立高度的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实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而不是少数人的权力垄断,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民主同资本主义民主的根本区别。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这是20世纪社会制度空前深刻的变革。但受历史进程和种种条件的制约,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民主法制的具体形式和步骤上,缺乏经验,出现过不少偏差,直接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正确处理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以及依法治国的关系,依然是21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最重大课题之一。对此,要正确认识和对待。既要积极努力、扎实推进,又要防止急躁冒进、超越阶段。

必须大力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最关键的问题是搞好党的建设。坚持用时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这是我们党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永不脱离群众和具有蓬勃活力的根本保证。我们党要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就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总结80多年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得出的最重要结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世纪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既要大胆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又要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同时要坚决抵制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渗透与侵蚀,扎扎实实地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必须建立在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体系。就国内矛盾来看,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几十年来虽然有所调整和缓和,但仍然无法根本解决;就其国际矛盾来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以及不同地域的资本主义国家联盟之间,始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其中尤以“南北”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社会主义必须善于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讲究策略,不断拓展自己的活动舞台和回旋余地。这既是20世纪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斗争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复兴的重要条件

三、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

面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暂时挫折,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怎样看待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这是一个必须正确回答的重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依然是照耀21世纪人类前行的灯塔。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各种社会学说层出不穷,举世闻名的思想家也多如繁星。然而,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博大精深,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那样武装了一代又一代的国际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更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那样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之所以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的,其根本立场和价值目标同世界多数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其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趋势是正确的。

社会主义事业的暂时甚至较长时期的受挫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这些挫折,有些是社会实践本身难以避免的,有些恰恰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果。苏联、东欧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背离马克思主义,走向私有化的改革道路,并没有给他们带来预期的经济繁荣,相反,他们中的多数却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萧条和社会动荡。剧变前后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可违背的,否则就会遭到历史的惩罚。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仍然是新世纪人们开辟正义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仍然是新世纪社会主义振兴的理论基础。

经济全球化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在20世纪的百年历史中,资本主义经过了由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等若干发展阶段。这些变化虽然赋予资本主义种种新的特征,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也决不可能根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环顾当今世界,作为资本主义的领头羊,美国“新经济”的泡沫正在破灭,增长速度放缓。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二号强国,日本则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陷入经济衰退,回升乏力。作为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西欧和北欧各国为摆脱经济困境,轮番调整经济政策,起色不大。在一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被迫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不仅难医经济痼疾,反而导致新的金融动荡和严重的社会危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势必从西方国家内部演变为全球范围的社会对立和冲突,造成贫富分化、社会动荡、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许多全球性问题,危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历史进步。而这些严重威胁人类前途命运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是无法得到根本解决的。剧变以后,两极对抗的格局已不复存在,但当今世界许多地方为什么还那样动荡不安,地区性冲突为什么还不断加剧,甚至连美国本土也不得安宁?这不正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具体显现吗?这也正是人们重新“呼唤马克思”和社会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复兴的历史依据。

不管西方国家怎样力图主导经济全球化的方向,也无论垄断资产阶级怎样调整其内外政策,经济全球化的结局都不会以它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经济全球化将沿着自己的轨道运行,并为社会主义新社会准备更加充分的物质和社会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不是狭隘的地域性的,必须以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必然加快资本主义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替代的历史进程。这是21世纪社会主义必将再度崛起的客观依据。

社会主义论文篇10

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构建和谐社会,在中国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又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坚强的制度保证、前人的艰苦探索和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拥护,是完全有条件把美好蓝图变为现实的。

一、和谐社会的核心是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

所谓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总书记把它的实质和内容概括为:“全体公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也是一个“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实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是一个有高度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健康协调发展,蕴含着无限生机和活力的以及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现代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是极其丰富和广泛的,但笔者认为,其核心则是社会资源如何公平分配的问题。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等,相应的社会和谐需要处理的和谐关系也应包括:经济组织内部的和谐、政治组织内部的和谐、文化组织内部的和谐。除此之外,还应包括,民间组织内部的和谐、社区和谐、家庭和谐以及这些组织之间的和谐等。社会由人构成,人的生存发展离不开资源。作为社会成员,人与人之间既存在争夺资源的互斥性,又存在彼此依赖的互补性。每个利益主体都追求利益最大化,占有更多的资源,但是任何人离开他人也无法生存。用什么办法解决这些矛盾,公平合理地分配资源,这就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探索解决的问题。

经济组织内部的和谐要处理好两方面的关系,一是关于自然资源配置方面。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要求人对自然的索取控制在合理的度之内。何谓合理之度?那就是人因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自然的破坏程度,务必要低于自然的修复能力,维持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二是人的劳动产品分配方面。即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也称经济关系,要解决的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如何体现公平合理。而目前中国,起点公平、机遇公平、结果公平都没能较好的实现,贫富差距已成为不和谐的主题。

政治组织内部的和谐是关于民主与法制问题。社会和谐离不开社会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其实质是利益表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要做到这一点,一要注重群众民主参与,创新民主决策机制,要善于听取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大力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二要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创新社情民意表达机制。构建和谐社会,既要重视民生,又要重视民权,民生之中有民权。法治以其规范性、强制性和普遍性的特点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和谐社会中法制目标是要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是民主政治,核心是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咎。法治政府的特征是公民基本权力法律保留,权力有限与取权法定,程序行政,责任行政和司法监督。法治社会特征是公民应具备的法治精神,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中介组织享有的权力在法律范围内行使,社会组织依法对国家权利实行有效监督。

文化和谐是和谐社会的精神基础。文化是指群体或社会所具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是其理想、价值观、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等的总和。它包括教育和科学两方面的内容。文化作为一种资源分配强调的是全体公民如何合理公平地享有。现在我国享受义务教育、国民教育和科学教育等,其权力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存在很大的差距,城市和农村、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这已成为国人公认的不平等,构成了不和谐的一大安全隐患和突出矛盾,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社会资源分配不公,不仅影响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而且危及社会安全引起动乱,将使改革开放多年所取得的成绩毁于一旦。因此,要高度重视,从多渠道多层面去分析研究,认真解决。

二、中国传统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根基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深厚的“和谐”理念。有对其研究的学者,将“和谐意识”视为“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首要价值”。其主要特征,是以儒家思想体系普遍和谐的“天人、人际、国际、身心”,四大关系为中心,以佛道教和谐思想为补充,并以此展开,成为各自的思想体系。比如,孔子说过“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他通过传统的文化宗教乃至政治制度形式的“礼”,表达出在传统社会中国人对于“和”的追求理想。把代表价值理念的“和”与重视社会规定的“礼”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传统思想家们有大量论述天、地、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和者,天在之正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篇》)。“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之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篇》);在描述社会理想方面,传统思想家们提出了很多可贵的见解。如《礼记·礼运》中描绘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提出要建立“务使天下共享”,“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中国古代仁人志士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追求,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瑰宝中最闪光的内容之一,虽然这些追求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不可能实现。但却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更为当代的人对和谐社会的追求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建立在机器大生产先进生产力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取代了封建社会,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巨大进步。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初期通过发展商品经济和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表现出新社会制度的生机与活力。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有社会财富,也提倡和推行民主政治制度,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导致了资本主义没能真正实现它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社会目标。正相反,它加剧了各种矛盾的尖锐化,伴随机器大生产壮大的工人阶级,作为物质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深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随着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引起了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资本家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贫困的积累。由此导致了矛盾的尖锐化,促使国内外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有些思想家通过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矛盾,设想用理想的社会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其中一派有代表性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比如,空想社会主义学家莫尔写了《乌托邦》,摩莱里写了《太阳城》。他们通过文学形式描写着虚拟人类社会的未来——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民主管理、自由平等、和谐相处。后来,比他们前进了一步其理论被马克思、恩格斯直接批判地吸收的另一批空想社会主义学家是1803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者,傅立叶发表《全世界和谐》一文,批判了现存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必将被“和谐制度”所取代,1824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者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也以“新和谐”命名。1842年,德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者魏德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指出,社会主义是“和谐自由”的社会,而且是“全体和谐”。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关于“提倡社会和谐”,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也分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和理论缺陷,认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矛盾,也没有找到实现社会变革的正确途经,结果只陷入空想。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性飞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提到和谐社会,更没有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内容和目标。但是,他们给未来社会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代替那些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的社会将是消灭阶级和国家机器和消灭私有制,进而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的思想觉悟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这些思想正是和谐社会的内涵和要求。

列宁领导苏维埃俄国取得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为现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就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宏伟的理想蓝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整个俄国社会的历史,决定了社会主义最迫切的任务是反对专制政府,争取政治自由”。③建立一个“新型的国家”,即“由俄国人民代表立宪会议或由苏维埃会议统一起来的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共和国”。④“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的只能是人民自己选出来的人”。⑤“一切官员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⑥新型国家建立后,必须对国民经济,“能有成效的管理”。“发展国内经济”。⑦“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的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⑧政治上实行广泛的民主,“民主意味着平等。很明显,如果把平等正确了解为消灭阶级,那末无产阶级争取平等的斗争以及平等的口号就具有伟大的意义。······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⑨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设想和实践,指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进方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四、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和社会创造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从到邓小平再到,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不懈的探索,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首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建国初期,在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如何配置国内有限的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同志于1956年发表了重要文章《论十大关系》文中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同志于1957年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文章,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要求全党同志要学会民主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虽然后来发生了一些失误,甚至导致了“”的错误,使同志的这些正确思想没有得到全面贯彻。但是,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以邓小平同志义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深刻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义中心,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科学地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强调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总结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同志强调,发展是执政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通过发展经济,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协调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始终把实践“三个代表”,作为检验我们各项工作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重要标准。从邓小平提出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到把发展作为执政党的第一要务,使我国的经济实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正是快速发展的经济实力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没有足够的发展,什么社会矛盾也解决不了,和谐只是美丽的空中楼阁。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党中央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是在发展基础上水到渠成顺乎其自然的事。

五、以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集大成者

以为首的新一届党中央,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上,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提出。这既适应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形势的要求,又适合了我国目前正处在“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面临复杂多变的关键时期的需要。

党中央提出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内容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科学发展观将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容,实现了四位一体的飞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建国方略的提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又是我们党对国内外执政党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它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在有着和谐思想文化传统的社会氛围里,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只要党中央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社会道德、国家民主法治、家庭和睦和个人素质提高,四个有机层次上下功夫。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们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注释:

①②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2.256.273.

③列宁选集[M](第1卷).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6.209.

④列宁选集[M](第3卷).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6.47.

⑤列宁选集[M](第3卷).革命的教训.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6.117.

⑥列宁选集[M](第3卷).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6.15.

⑦列宁选集[M](第3卷).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6.496.497.

⑧列宁选集[M](第3卷).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6.509.

⑨列宁选集[M](第1卷).国家与革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6.257.

参考文献:

刘吉.建造社会主义社会宏伟大厦[N].社会科学报,2005.9.29.

.在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社会主义论文篇11

关于“文明”的概念,西方大多数进步思想家和学者是从“进步的文化”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和使用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摩尔根认为“文明”是特指与蒙昧社会和野蛮相区别的历史阶段,是反映历史(文化)进步的状态。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指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0页。)显然,政治文明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伴随着人类历史(文化)的进步,国家的产生和民族的形成而产生的,是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政治文明作为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是与社会公共权力相关联的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权利、政治制度和体制、政治文化和理念、政治运行规则和政治行为互相作用、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彼此沟通和协调发展的统一体;是政治实践的科学总结和政治智慧的运用艺术,是人们改造世界所获得政治成果和政治发展和进步状态的总和,是人类解放的实现程度的体现。由于各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传统各有特色且发展水平不同,所以政治文明不可能是一种模式,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和不断演进的。

事实上,人类开始他们的政治生活以来,就不断探求政治生活的奥秘及其本质,思索人类和政治共同体的关系,设计符合人类本性的政治生活模式、追求和谐、美好的政治生活。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人类政治生活的发展是与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的。人类越发展,社会越发展,政治文明发展的程度就越高。人类政治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改善,是在人类政治文明不断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的。

政治文明是社会进步生生不息的过程,它依据一定的条件而产生,又依据一定的条件而发生改变,旧的文明衰落了,新的文明又产生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也是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由此推动政治文明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不断发展,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任何政治文明都不是抽象的,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产物。人类政治文明形态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演化过程。不同的社会形态产生了不同的政治文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政治文明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穿越了悠久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古代文明,经由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进入当代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高级形态。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对人类一切政治文明成果的批判继承,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先进形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先进形态,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

第一,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从政治文明的国家制度形态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否定了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关系,使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上升到了统治阶级的地位,使人类政治文明的制度形态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推进到了更高层次。政治制度是政治生活有序运作的构架机制,体现为各种政治要素的内容及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和活动方式及其原则的法定性、制度性规定。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社会主义国家和政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组织和活动。人民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代表机关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这是“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35页。)“使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注:《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4页。)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因此,对绝大多数人实行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最本质的特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质是高度民主。

江泽民同志指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党的有效领导保证了人民民主的正确方向和有效性;人民民主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社会本质;依法治国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完善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主体的民主政体,保障人民群众的自由、人权和民主权利的根本手段。这三者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基本结构框架,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与本质。政治体制是政治制度外在表现和组织形式、运作方式的具体化。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制度形态具体体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一国两制”等。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有效运行的政治体制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与本质。

第二,绝大多数人享有政治权利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内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需要从国家形态加以分析,还应从公民形态来进行考察;这是因为人类的存在,一是作为个人的人存在,二是作为社会共同体的类的存在。人类政治生活可以分为国家形态和公民形态两个层面。从公民形态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否定了政治生活中少数人垄断和享有政治权利,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真正享有政治权利,实现了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政治权利意味着社会成员政治自由,表明的是公民作为政治价值的主体,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使人类政治文明的主体性扩展到了大多数社会成员,依法治国并充分保障人民的权利与基本自由的实现。

最广大人民享有的政治权利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内容,体现着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以及人们从事政治活动和承担政治义务的范围、内容和方式。政治生活以人的全面发展与个性的完善为最终目标。人类社会政治权利是随着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和政治权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成员享有自由权、平等权和民主权,直接参加各个企业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和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来参与分配利益的权利和决定资源增益的权利,可以通过政治生活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社会成员在政治生活中,通过选举权来选择公共权力行使者;通过代议制等形式来行使制宪权、修宪权和普通法律创制权;通过被选举权、任命等形式行使担任国家公职的权利,使公民在政治生活中不限于对公共事务的决定,还直接参与国家权力的运用和对公共事务的处理,以及获得政治生活信息的权利等等。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确认最广大人民的政治主体地位,而且以健全的政治运行机制确保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现,保障人权的充分实现。日益完善的政治利益的表达机制、政治信息的传递机制、政治决策的参与机制、政治权利的实现与保护机制、政治利益整合机制等,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现形态。

人类政治权利的不断拓展和丰富的过程,是政治文明内容不断拓展从而政治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从早期人们参加议事等简单权利,扩展到今天以公共事务决定权、担任国家公职权、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制约权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政治权利体系。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权利的发展不仅体现在量上的增加,而且体现在功能上的深化,使社会成员对政治生活参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一变化,反映了社会成员在政治中的自主程度的提高。政治权利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内容将越来越丰富,实效性也越来越提高。

第三,先进的政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底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需要从国家制度形态和公民权利的法律形态来考察,而且不需用从文化价值形态加以透视和考察,这是因为任何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都是与文化价值不可分割的。研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视野需要超越制度和法律范畴的局限,向其背后更深的文化价值层次拓展。从政治文明的文化价值形态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否定了那种崇尚强权、表现剥削、张扬两极分化的政治理念,主张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社会共同富裕的价值倾向,使人类政治文明的价值选择,趋向了表现社会进步和时代要求的道路。先进的政治文化集一切优秀历史文化之大成,是时代精神的升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反映了人类政治生活方式演进的趋势。先进的政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底蕴。

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或“主观心理因素的聚合”,“它包括一国居民中当时所盛行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技能”,(注:[美]加而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C·鲍威尔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如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民族的政治心理、人民的基本价值观等。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中的主观领域,它规范政治制度,支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是内化了政治行为规范,是一种无形的政治力量。政治文化包括认识性成份、政治情感性成份、政治价值性成份和政治理想性成份,由它们聚成一个整体,构成政治文明的底蕴。政治文化,又表现为显性的思想形态,即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是一个长期发展的产物,反映了政治思维传统的继承性。其中的优秀成果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到邓小平的《邓小平文选》江泽民的《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理论成果和精髓。

政治文化体现的政治文明的基本理念是特定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不同民族在不同时期都会分别形成各自独特的政治理念。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先进文化具有不同的内容、要求和任务。在当代中国,先进的政治文化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它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为指导,渊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凝聚和激发人们的精神力量。

社会主义论文篇12

关于“文明”的概念,西方大多数进步思想家和学者是从“进步的文化”这个意义上  来理解和使用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摩尔根认为“文明”是特指与蒙昧社会  和野蛮相区别的历史阶段,是反映历史(文化)进步的状态。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  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  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恩格斯在《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指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  阶段上,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  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0页。)显然,政治文明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  ,伴随着人类历史(文化)的进步,国家的产生和民族的形成而产生的,是与社会的发展  和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政治文明作为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是与社会公共权力相关联的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权  利、政治制度和体制、政治文化和理念、政治运行规则和政治行为互相作用、互相依存  、互相影响、彼此沟通和协调发展的统一体,是政治实践的科学总结和政治智慧的运用  艺术,是人们改造世界所获得政治成果和政治发展和进步状态的总和,是人类解放的实  现程度的体现。由于各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传统各有特色且发展水平不  同,所以政治文明不可能是一种模式,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和不  断演进的。

事实上,人类开始他们的政治生活以来,就不断探求政治生活的奥秘及其本质,思索  人类和政治共同体的关系,设计符合人类本性的政治生活模式,追求和谐、美好的政治  生活。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人类政治生活的发展是与人类政治文  明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的。人类越发展,社会越发展,政治文明发展的程度就越高。人类  政治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改善,是在人类政治文明不断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的。

政治文明是社会进步生生不息的过程,它依据一定的条件而产生,又依据一定的条件  而发生改变,旧的文明衰落了,新的文明又产生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  类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也是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  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由此推动政治文明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不断发展,这是不以  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任何政治文明都不是抽象的,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产物。人  类政治文明形态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演化过程。不同的社会形态产生了不同的政治文  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政治文明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  程,穿越了悠久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古代文明,经由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  进入当代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高级形态。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对人类一切政治文明成果的批判继承,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先  进形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先进形态,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

第一,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从政治文明的国家制  度形态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否定了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关系,使工人阶  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上升到了统治阶级的地位,使人类政治文明的制度形态实现了历史性  的飞跃,推进到了更高层次。政治制度是政治生活有序运作的构架机制,体现为各种政  治要素的内容及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和活动方式及其原则的法定性、制度性规定。高度  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府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组织和  活动。人民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代表机关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这是“新的真  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3  5页。)“使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注:《列宁  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4页。)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  、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因此,对  绝大多数人实行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最本质的特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质是高  度民主。

江泽民同志指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的重要优势。党的有效领导保证了人民民主的正确方向和有效性;人民民主体现了社  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社会本质;依法治国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完善以人民代表大  会为主体的民主政体,保障人民群众的自由、人权和民主权利的根本手段。这三者有机  结合和辩证统一,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基本结构框架,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的核心与本质。政治体制是政治制度外在表现和组织形式、运作方式的具体化  。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制度形态具体体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一国两制”等。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  和有效运行的政治体制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与本质。

第二,绝大多数人享有政治权利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内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不仅需要从国家形态加以分析,还应从公民形态来进行考察。这是因为人类的存在,一  是作为个人的人存在,二是作为社会共同体的类的存在。人类政治生活可以分为国家形  态和公民形态两个层面。从公民形态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否定了政治生活中少数人垄  断和享有政治权利,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真正享有政治权  利,实现了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政治权利意味着社会成员政治自由,表明的  是公民作为政治价值的主体,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使人类政治文明的主体性扩展到了大多  数社会成员,依法治国并充分保障人民的权利与基本自由的实现。

最广大人民享有的政治权利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内容,体现着社会主义政治  生活的基本准则,以及人们从事政治活动和承担政治义务的范围、内容和方式。政治生  活以人的全面发展与人性的完善为最终目标。人类社会政治权利是随着社会经济、利益  关系和政治权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成员享有自由权、平等  权和民主权,直接参加各个企业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和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来参  与分配利益的权利和决定资源增益的权利,可以通过政治生活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社  会成员在政治生活中,通过选举权来选择公共权力行使者;通过代议制等形式来行使制  宪权、修宪权和普通法律创制权;通过被选举权、任命等形式行使担任国家公职的权利  ,使公民在政治生活中不限于对公共事务的决定,还直接参与国家权力的运用和对公共  事务的处理,以及获得政治生活信息的权利等等。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确认最广大人民的政治主体地位,而且以健全的政治运行机制  确保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现,保障人权的充分实现。日  益完善的政治利益的表达机制、政治信息的传递机制、政治决策的参与机制、政治权利  的实现与保护机制、政治利益整合机制等,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现形态。

人类政治权利的不断拓展和丰富的过程,是政治文明内容不断拓展从而政治文明程度  不断提高的过程。从早期人们参加议事等简单权利,扩展到今天以公共事务决定权、担  任国家公职权、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制约权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政治权利体系。在社会  主义社会,政治权利的发展不仅体现在量上的增加,而且体现在功能上的深化,使社会  成员对政治生活参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一变化,反映了社会成员在政治中的自  主程度的提高。政治权利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内容将越来越丰富,实效性也越  来越提高。

第三,先进的政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底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需要从国  家制度形态和公民权利的法律形态来考察,而且还需要从文化价值形态加以透视和考察  ,这是因为任何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都是与文化价值不可分割的。研究社会主义政治文  明的视野需要超越制度和法律范畴的局限,向其背后更深的文化价值层次拓展。从政治  文明的文化价值形态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否定了那种崇尚强权、表现剥削、张扬两极  分化的政治理念,主张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社会共同富裕的价值倾向,使人类政治文  明的价值选择,趋向了表现社会进步和时代要求的道路。先进的政治文化集一切优秀历  史文化之大成,是时代精神的升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反映了人类政治生活方式  演进的趋势。先进的政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