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学年论文篇1

人们普遍认为，对某一学科的兴趣并不只是学术动机的问题，学者们研究的往往是与个人利害直接有关的课题。较明显的例子有，从事妇女问题研究的大多是女学者，从事民族或种族问题研究的有许多是黑人、穆斯林或移民，从事贫困和社会阶级研究的大多是那些有着工人阶级背景的学者，青年研究吸引着许多青年学者。但是，种族中的性或阶级成分都是些永久性的特点，而年龄却是流动的。结果，大多数青年社会学家在完成了1一2个课题以后，往往就会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其他专题或学科上去。近几年来，青年社会学者团体总是处于不断更新之中。

这有两个结果:其一是没有知识的积累过程;其二是青年学者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大多数研究课题往往根据“时代风气”而变化，诸如:“青年帮派犯罪”、“为青年服务的社区设施”、“城市地区的年轻人”、“青年抗议文化”、“”等等，这些问题大多来自于公众的关注。但是，青年学者往往很容易忽视过去已经产生的错综复杂的问题，而努力重建一些人们熟知的框架，例如默顿的偏差结构以及最近的向成年转型期的功能倾向。在70年代研究的是不同文化的融合和对抗，于是在约20年里，这种问题贯穿于空间的研究中，如:城市地区、城市、公共福利设施、新城市、社区和邻居等。

3)在开始阐述法国青年社会学之前，有必要从总体上了解青年社会学的研究组织及其对这一研究领域的特殊影响。这里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如上所述，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法国青年社会学既缺乏合理性，又缺乏组织化。机构对青年社会学是次要的，由司法部资助建立的C.E.F.R.E.S，隶属青年部的I.N.J.E.P，隶属教育部的1.N.E.P，由劳动和就业部资助建立的研究机构C.E.R.E.Q.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机构对应用性的、带有目的性的研究均有着重大的影响。然而，它们对在国家科研中心或大学所进行的基础研究中作用甚微。

其次，科学合法性和研究资格证明都得从这两个学术机构，而且只有从它们这里才能得到。然而，*作者系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博士。它们所作的是两种不同的研究，大学重在教学，研究主要是理论性的:阅读、评论和分析社会学基础理论、认识论方面的辩论及方法论发展问题等。实证性研究大多是由国家科研中心的学者们作出的。国家科研中心的学者有200()多人。研究由享有充分选择自由并为此负责的个人进行，他们视自己为工匠而不是企业家和小组成员。

第三，一方面因为缺乏进行大规模调查的研究机构和研究组织，另一方面因为关起门来以后难以或几乎不可能获得统计数据，从而加强了这种分散状况。事实上，在青年研究领域里，主要有4个机构能为学术界提供统计信息:1.INSEE，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机构;2.CEREQ，资格研究中心，专门研究进人劳动市场的青年;3.INED，国家人口统计研究机构，最近开始进行对一些社会问题的调查，如家庭、青年、移民等问题;4.CREDOC，生活条件调查和观察研究中心。但是，学者只是在最近才与这些机构有了联系，这才使学术界得以利用原始的统计数据进行第二手的分析。

1.2错综复杂的问题群

国家科研中心的学者和大学里的教授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中世纪大学里的特权。但在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提出来:第一，这种自如何适应国家管理的需要?更广的意义上说如何与社会的需要相匹配?第二，怎样去界定这些需求?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非常简单的，学者为履行合同和完成任务，不得不向公众作出回答，并向“科学委员会”提出申请。在这方面，法国学者与英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学者们境遇十分相似。或许唯一稍稍不同的是，法国学者在选择未来二、三年内自己愿意承担的研究工作时有一定的余地。回答第二个问题就要复杂得多，它必须回答那些研究的人们和团体如何去确定主要的课题并表现社会对科学知识的需要?这里不能按项目单细则进行，也不是追问这是怎样以行政方式实现的?但在不久前调查法国青年社会学文献时发现，在科学论文与“媒体”或政治或行政论文之间似乎没有明确的界限，这四类论文是相互混杂的。它们一起作用，相互回答，用来自外部领域的新信息和新知识相互满足。青年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尤其是成为一种社会问题主要是由这些不同的论文相互联系而造成的，青年的社会结构和青年问题的定型便来自这些论文的传播。

青年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可以有权提供按照特殊的原则和逻辑标准写成的特殊的论文，青年社会学提供了特殊的论文和特殊的实践。认识论的差距和认识论的戒备是社会科学家职业特性的保持和保证。然而，社会学的论文并不能从一个时代的氛围中独立出来，而必须被看作有关青年主题的社会结构的要素之一。根据这样的理论和观点，错综复杂的问题群只能被看作一个特殊的社会在某个阶段界定其“青年问题”的一种方法。简而言之，青年社会学不能从社会问题中独立出来，它在几代人时间里的发展反映了社会一经济领域内发生的某些变化，它还反映了社会所面对的社会问题的利害关系中所发生的变化。

2.法国青年社会学的简短历史

讲清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的转折点，低落和顶峰时期，跨度和间隔总会引起关于分类标准的无休无止的争论。但是，对法国青年社会学历史所作的分析和回顾还是相对一致的，作者观点的差异较小。毫无疑问，这是由于实际情况不易引起辩论，有关某一时期的准确定义可能引起一些细微差别则属例外。这也可能是由于不存在足以引起争论的利害关系。所以，对于将青年社会学新近发展史划分为三个主要时期，人们的看法是一致的。

2.1伦理学家:青年社会学的产生

60年代初，法国社会学开始慢慢地从伦理学中分离出来，脱离前十年里围绕青年问题研究者们的“预言”氛围。它是在强大的、极具影响力的美国社会学的赞助下产生的，一旦少年犯罪、偏常行为或边缘行为隐蔽地或明确地成为问题，芝加哥学派、帕森斯、爱森斯塔德或默顿就被运用起来。这一巨大的影响被尼科尔•莫贝欧•阿波德(1966年)在他的题为“联合国的青年社会学”的论文中得到了充分阐述。作为对功能主义的继承，调查研究将注重社会整体化以及社会凝聚力的保护。一旦出现文化变化问题，就必须根据继承观点来进行解决。乔治•拉帕萨德题为“进人生命”(1963年)的研究专题便是“代”的问题，G.芒德尔的《代际危机》(1969年)IM.米德的法译本(代沟》和撒普夫的认识论理论(1968年)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学著作，它们都论述了“代”的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个时期，“代”的问题的讨论带有极为浓厚的文化色彩，后来，危机、差距和差异等观念比承袭和继续更为引人注目。对社会和青年研究专家而言，他们所关注的是新一代所引起的新事物，因为这种新事物可能会带来某种骚乱，从而扰乱社会和文化秩序。

2.2青年:一种社会力量

在1968年5月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不仅出现了众多非常激进的左翼政党和团体，而且还产生了大批社会抗议分子，他们怀疑并动摇了传统的风俗、规范和习惯，生态问题、妇女解放、性自由、人工流产……众多的禁忌和默认的共识都成了问题，青年研究成为这一社会和政治氛围的一部分。

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社会的转型以及作为变革进程中某种角色的青年。社会似乎处在崩溃的边缘，代表青年的学生活动参与了这一进程。L.罗森迈耶的论文<青年:社会力量》(1972年)和尼科尔•阿波德的论文《学生:破坏的力量》都有代表性地描述了这种知识分子的情况。

2.3青年或年轻人社会阶层关怀

除了上述细小的转变以外，在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青年社会学的发展特点是真正的持续性。对青年的担忧是与他们因新文化和新价值观或社会运动而导致的变化相联系的。在这方面，1968年5月是一次突发事件。但是，除了青年的社会活动这一有限范围外，在1968年以后的一段时期里，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这些假设和预想提出疑问。它将取代在社会关系问题中与年龄有关的一些特点和对阶级系统的重复出现的分析，它将开始对与社会观念均一化的“青年文化”或“青年地位”有关的先入之见进行必要的解构。

我们在回顾过去时，可以看到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存在着这样一种共识:社会学著作都忽视了青年的社会差别。“皮衣帮”(青少年犯罪团伙)的边缘化被不适当地归因于“青年”成长时缺乏引导，从而简单地把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青年放在一个标签下面。在同一时期，由于青年社会地位的弱点，边缘性也被视为青年的特点。同样，"68年抗议者”被认为是所有青年的形象。(68年这一代》依然按照阶级出身和阶级观点划分青年。在谈到性别或种族时，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在回顾60年代的社会学著作时，人们都认为它们根本没提到“性”的问题。在青年的“概念”和被认为与这一生命阶段密切相关的性质背后，性别差异不见了。只是在上述特点站不住脚时，才产生性别差异，这得归功于妇女运动。种族和民族问题同样不受重视。那时，绝大多数研究法国青年工人或贫困的、边缘化的青年的专家学者从不考虑这些名叫、伊斯梅尔或法蒂玛的法国青年的祖籍是不是北非。

1968年以后出现的各种运动有助于使青年的各方面更为清晰。乌克思主义观点将为了解青年和年轻人的多样性提供最一致、最稳固的基础。这有助于界定这个年龄群体，它受到社会阶级特殊性的影响，同时考虑到性别和种族的影响。在那个阶段，这些论述的目的仅仅在于与“常识”决裂，提出可以打破“青年”虚假共性的社会和经济差异。这一发展以皮埃尔•波第欧题为《青年只是个词》的论文达到顶点，文章提出了“青年”一词的意识形态功能，它在更流行的使用中掩盖了导致青年分裂的社会差异和不平等。(1980年)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宣传了这一观点，但可以这么说，在粉碎与同一性这一虚假观念相关联的“青年文化”或“青年地位”或更简单的“青年”等概念上，这种批评观点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上述观点没有在新的基础上重建这些问题群，由于社会差异对时代所产生的差异的优势，社会关系对年龄关系的压倒优势破坏着更新青年社会学的一切尝试。事实上，不是重新提出有关青年的问题，而是这些批评家取消了这些问题，使它们成为不可信的东西。

简而言之，这种观点提出“青年”是不存在的，不能作为研究的正规课题。除了青年问题以外，还有阶级差异、阶级剥削和阶级再现等，这些都发生在这个年龄群体内。因此，失去了目标，青年社会学即被判了死刑，绝大多数这一类著作都对这个研究领域的有效性提出了疑问。与此相关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学派之外，青年社会学将继续存在，所关注的是在过去建立起来的问题群和结构。

然而，在同一时期，在没有意见分歧的基础上，大多数声明和建议都试图以更为复杂和更为有力的方式处理青年问题。这就意味着阶级关系并不是在分析时唯一加以考虑的社会关系，而必须与其他一些主要的社会关系一同加以阐明的，其中包括代际关系等。这就为我们打开了重新研究代际理论的大门。

2.4青年问题的经济观点

形成法国青年问题研究方法特点的连续性有两大因素:其一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科学家的参与;其二是直到这个阶段仍然占据优势的文化功能主义结构的持续发展，"68年抗议运动”几乎没有改变这一结构。只是随着1975年经济危机的来临，才发生了有意义的变化。当时青年失业人数猛增，青年在劳动市场上求职时遇到极大困难。于是，在一直注重于文化范畴和社会化问题的青年社会学领域里，融进了经济的因素。青年人不再只是被当作“外面的、陌生星球上的居民”，他们也不再只是被人们从社会化的观点加以分析。在面对经济危机时，不可以说他们是出于某种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拒绝工作的，他们没有工作的唯一原因，至少是能找到的工作越来越少。

结果是，失业、经济不稳定、进人劳动市场的途径、有关劳动市场的教育的灵活性和评估等现在都被视为青年研究的内容，不再只是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研究领域。

1975年的经济混乱要求人们认真考虑青年人生活的经济方面。对于青年，首先应按他们与经济生产的关系进行分析，然后再按照他们根据社会出身寻求社会地位的特殊社会机遇的关系进行分析。有时候，青年被描绘成“处于成长过程中的成年人”。现在，青年的未来越来越按他们与生产领域的关系进行分析。

然而，在传统地由文化观点左右的领域里越来越多地论述青年生活的经济方面并不意味着出现了两种观点，也不是意味着在这个阶段出现了问题，与此相反，对青年问题经济方面的论述是按照简单的劳动分工进行的:一部分人参与经济事务的研究，如劳动市场研究、就业、失业等;另一部分人则对文化和政治问题较感兴趣。事实上，并不存在主流。简言之，除了有关文化和生活方式等传统主题外，青年研究开辟了注重劳动市场和经济整体性的“新”领域，但是这两大范畴并不矛盾。最后，理论观点的变化只是外在的。在缺乏能够联合社会一经济范围和文化范围的概念或问题群的情况下，公众习俗的背景和压力所导致的变化不能克服曾经分裂现在依然在分裂这一研究领域的二元论。

3.生命周期和代:新的概念、新的观点

3.1过渡和生命周期

在80年代，围绕着“生命周期”和“代”这两个概念的主要理论框架得以重新定位，这是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更为有力的观点的更大兴趣而产生的。接着，研究重点转移到了劳动市场整体性的轨迹，青年边缘化的历史和青少年犯罪历程，以及社会排斥的过程等。放弃了到目前为止一直占优势的关于问题的静态观点以后，象“过渡”和“成为成年人”等概念便成了自那时开始的新的研究中心。然而，在过去，这些词汇导致了对社会化和成熟化的研究，到了80年代初，它们考虑的首先是与经济危机相关的问题，接着是与整个社会和科学领域里的变革相关的问题。“过渡”和“成为成年人”关注的是拥有自，最主要的是取得经济独立，例如获得一份工作，开始两人生活等。在这方面，凯瑟琳•高卡尔普的调研报告《选择的年龄》和由I.N.E.D.组织的以“生命周期”为主题的一次会议，可以说是法国社会学的转折点。在“选择的年龄”的标题下，这一调查将不同生活领域里争取自的进程分成不同的步骤:结束学生生涯、离开家庭、拥有独用的房子、进人劳动市场、结婚成家或同居等。“过渡”概念的重获重视将在三个不同方面影响青年社会学:

1)作为年龄社会学的青年社会学

首先，青年社会学被重新纳人研究生活过程的社会学。青年本来只被看作某种年龄团体，而不是一种社会团体，现在它越来越成为生命周期的一部分。因此，人们关注的是对这一生命阶段和影响它的各种变化进行界定。随着卡尔森在1970年撰写的著作的问世，研究焦点转向了过渡模式，即以与走向成年期过程中各种生活事件相一致的模式组成的组织。青年社会学是一种关于行为和实践的社会学，现在它成了“年龄和时间社会学”，研究的是不同的生活事件:学校生活、就业、生育孩子等与它们对社会轨迹和个人经历的影响之间的相互关系。

2)过渡模式和阶级体系

显然，过渡和生命周期的重获重视不可避免地导致由许多社会学流派参与的争论，其中最重要的争论便是社会阶级的差异。根据一些后现代主义学者的观点，认为社会阶级差异已经消失或变得没有意义。很大一部分人拥有同样的生活水准，共享同样的价值观，并采取同样的文化模式。与此相同的是，绝大多数青年有着同样的地位，同样的希望，并按照同样的模式行动着。除了最上层和最下层的人们外，全社会约有80%的青年属于同样宽松的中产阶级，在那里社会的差异性是微不足道的。根据这一理论，后现代社会将建立其独特的按同一方向向成年人过渡的模式。在这里，社会差异已经消失，剩下的主要是性别差异。这一理论与强调社会阶级差异的传统观点是相冲突的，它将过渡阶段看作再现社会阶级的一种方式。

3)作为连接概念的过

随着不同研究领域中展开的争论的持续和发展，对原有的结构提出了疑问，该结构主张确立经济因素对文化、行为和生活方式的主导地位。可能引起疑问的一个决定性概念是，在寻找工作和进人劳动市场可能性方面的变化会对青年文化和生活方式产生直接的、简单的影响。那时还有一个较突出的问题是关于经济的、社会的重建对成为成年人时采取的文化模式的影响的评估。此外，除了上述两大转变的影响外，问题还在于青年的经济活动和类似社会阶层的文化的和规范的标志。在这一点上，“过渡”和“成为成年人”的概念便直接地与代际问题连在了一起，代际问题在被忽视了多年以后，现在重又回到青年社会学的显著位置上来，并将新的背景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方面结合起来。

3.2过渡问题与关于“代”的问题群直接相联

我不想在这儿详谈“过渡”概念在法国社会学中的历史，但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在这一理论范畴内所发生的变化，只有采取历史的眼光。50年代末60年代初，“过渡”概念曾风靡一时，报纸、传媒、政治家、伦理学家、社会科学家、青年运动领袖，以及经济和社会决策者，几乎每个人都爱用这个词。造成这种状况的一大原因无疑是对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遇到严重的经济和社会转变的社会所抱有的疑虑。然而，尽管有这些忧虑，新一代将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接着，这一概念便不复存在。显然，每当社会运动、示威和抗议活动爆发时，专家学者和报刊记者又都用这个词来说明青年对政治领域的介入。“过渡”这个词还被用来表示因代际替代所造成的价值体系变化，因此。这个词永远不会被遗忘，虽然它不可能将青年的地位作为一个问题列人社会再生产和变革的进程。

然而，这一问题群在80年代有了戏剧性的更新，有一本著作可以看作这种更新的标志，它论述了这一概念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新发展，那就是凯斯勒和马森合著的《生命周期和代》。人口学家、经济学家们在每一章节每篇论文里论证了现在的理论框架是怎样形成的，并试图指出在了解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一经济过渡中这一概念是如何有力。这两种方法在“年龄影响”、“阶段影响”和“世代影响”之间重新发现了传统的区别。但不久以后，研讨会、工作会议和一部分著作都宣告着社会学家的苏醒。卡尔•曼海姆的著名论文被翻译为其他文字，引起争论(1990年)。阿迪斯•东福概述了在这一领域里的不同看法(1988)。不少法国社会学家发表了他们自己的研究和对这一主题的思考(1991)，这都适应了国际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浓厚兴趣。人们组织了几个创作室并努力建立有关这一理论框架的国际合作:国际社会学协会(1990年，马德里)，欧洲社会学协会(1995年，布达佩斯)，欧洲社会学协会(1997年，科尔切斯特)。

这一发展过程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一度盛行的文化功能主义观点现在遭到了冷落，研究者们关注的是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的社会分层的重建。1975年以来运作的经济和社会重组被认为是“代的标志”，是说明整个青年的一个历史性事件。问题在于在进人劳动市场和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中有多大困难?在社会化过程中青年一代与成人一代有什么不同?泰利尔认为，青年团体内部的阶层差异必须加以论述，假如经济危机打击到每个人身上，打击的力度和风险是不一样的。有的人面对的是表面的打击，而有的人则面对着立即受到社会排斥的危险，那么使人想到危机是否足以说明这一代人?世代研究的更新首先关注的是重组阶级分层。在80年代，代际观点所应用的研究扩大到诸如社会动力、阶层体系的重组，社会关系妥协的重新提起，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和重组等问题。然而，除了上述观点以外，诸如代际团结、价值观、文化模式、行为规范等文化问题都会从这一新兴趣中获益。这就如同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前者是从动力学的观点出发，强调废除社会秩序，后者则强调社会因素的反应，关注他们所面临的危险。但是，还必须指出的是，代际社会学的这一新发展是观察社会现象方法上的一大显著进展。与过去相比，现在更加强调的是变革、过渡和进展，动态观点取代了传统的静态观点，这在青年社会学领域里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是一样的。在这方面，代际观点是介绍“结构历史”的一种方法。

4.如何总结这段简短历史

依靠“生命周期”和“成为成年人”以及“代”等概念，新的理论工具有助于解释社会现象的经济和社会一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只是众多个案中的一种，在那些个案中可以用富有成效的方式运用这些概念。随着这两个概念的不断使用和盛行，在青年发展方面可能达到一个新的阶段。

社会学学年论文篇2

二、调查安排

1、调查时间：2009年寒假

2、调查地点：XXX乡政府、部分村委会、乡部分学校学生与教师、部分家长；部分在城市打工的学生家长。

3、调查对象：XXX乡的乡干部、部分村干部、留守青少年家长、留守青少年。

4、调查方式：实地综合考察、访谈、问卷；查阅文献资料和整理分析。

5、调查目标：了解留守青少年存在的主要问题、生存现状、教育状况等，通过调查来使等多的人了解和关注留守青少年，找到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6、调查内容：

（1）留守青少年的生活习惯问题

（2）留守青少年的入学情况

（3）留守青少年的思想品德发展情况

（4）留守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情况

（5）留守青少年的学习态度与成绩

三、留守青少年存在问题

1、留守青少年普遍存在心理问题

目前的留守青少年，经过抽样调查：72.1%的学生父母是在小学的时候就外出打工，其中22.4%的青少年是在出生才几个月或者一年时间与父母分开而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的，11%的学生是在小学时期就寄读在学校的。这些留守的青少年，大部分只有在过节及寒暑假的时候才能与父母见面。由于他们大多都在十五岁以下，正是情感、品德、性格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长期与父母分离，使他们生理和心理上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缺乏父母的关爱，亲情失落，产生孤独感，心理失衡。通过我对周围几个村的问卷调查发现：留守青少年十分想念父母的占76%，有49.3%的留守青少年父母每年回来1次，15.4%的留守青少年父母几年回来1次，24%的留守青少年很少与父母电话联系。这就很容易使他们形成情绪消极，表现出性格内向、失落自卑、自私冷漠、脆弱孤僻或焦虑、任性、暴躁，有的出现逆反心理、怨恨情绪。同时，留守青少年在学校里面普遍受到教师的关注较少，对这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2、留守青少年的生活质量较差

从调查的儿童中来看，30%留守青少年平时没有零花钱，平均每人每星期还不到2元钱，更不用说买什么营养品、水果等一些城市家庭的消费。吃穿住是人生最基本的需求，从上述数据看出，很多留守青少年基本生活都无法得到满足需求。部分留守青少年回家要做家务、干农活，在家根本没有时间学习，而且有的孩子由于做家务而耽误了老师布置的作业，挨老师的批评，这样就给留守青少年带来了心理的压抑和具体的困难。留守青少年独自在家或路边玩耍，路上车辆较多，而老人无暇顾及，造成农村火灾或触电事故时有发生，安全存在一定隐患。

3、留守青少年的行为习惯较差

大多数留守青少年自我控制能力不强，生活习惯不良，表现在不讲卫生、不换衣服、挑食挑穿、乱花钱；有的留守青少年行为习惯较差，在家里不听代养人教导，顶撞祖辈、我行我素，在学校不遵守规章制度，不服管理，说谎骗人，小偷小摸，成为了“问题儿童”。“品学兼优”的留守青少年只有14.4%的比例。部分留守青少年与社会不良青年混迹，经常有打架斗殴的现象，加上父母不在身边，出现了问题无法得到帮助，依靠自己的错误方式处理，出现了很多的安全事故。甚至个别孩子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4、留守青少年学习成绩普遍不好

通过对学校的调查发现，教师普遍反映的不良学生，87%都是留守的青少年。在学校里面经常旷课逃课的学生大部分都是留守青少年。总体来讲，留守的青少年学习成绩大部分处于中下游，男生比起女生更差一点。只有很少的留守青少年成绩较好。通过对留守学生的理想价值观调查发现：这些学生近一半对未来的打算是打工（小学生打算打工的很少，高中学生准备外出打工的近一半）。据调查显示，在“留守青少年”中，只有20％考入普通高中，10%的就读职业技术高中和中专，多达70％的孩子则在中考后便走上打工之路。

四、解决问题的建议与对策

1、学校应加强管理，倾注关爱

学校开办家长学校与留守青少年学校，打通学校、父母、学生之间的沟通渠道。尽快建立起相应的档案资料，详细记载这些学生的思想、品行、学习和生活情况以及他们父母的通信地址、电话，并做到定期查访。要成立专门的领导和管理小组，开展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管理活动。这样才能做到心中有数，针对各类“留守青少年”的具体情况，有的放矢的采取措施，更加有效地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老师应给“留守青少年”以更多的关心、爱护。在安全上时刻提醒；生活上提供帮助；心理上多方沟通；在学习上多予指导；在交往鼓励他们融入集体。学校应开展心理健康课，关注“留守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留守青少年”远离父母。调查中明显反映出部分“留守青少年”已经出现心理问题。因学习困难、考试压力而导致学习障碍。心理上恐惧和焦虑，又进而产生厌学和逃学。因此对“留守青少年”进行心理教育、心理咨询是非常必要的。通过教育和引导，帮助学生树立面对现实的信心和勇气，提高承受成功和挫折的能力，以更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

2、家长应努力承担起责任

目前多数农民文化程度不高，误以为教育孩子是学校的事，家长只要给钱给物当好“后勤部长”就可以了，至于孩子学习成绩、思想品德的好差，由老师们去管教。家长应该改变这些不正确的思想，明确教育子女是自己的应尽之责，家长自身文化水平的高低并不影响对子女的教育。即使在外地务工，也要把教育孩子的那份责任承担起来，与学校、社会形成合力，把教育孩子的工作做好。应主动与子女的任课老师、班主任联系，加强沟通。家长应加强与“监护人”联系及亲子间的沟通。一方面，加强与“监护人”的联系，及时掌握孩子的学业、品行及身体健康状况，并通过各种方式对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进行指导。另一方面，应采取多种方式，注意与孩子的沟通交流。沟通方式可以多样化上，除电话外，可采用书信等进行交流。

3.政府要关注留守青少年问题

社会学学年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I10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2-0177-09

一、引言

在工业革命以来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异军突起，发表的名篇佳作数量之多，艺术水平之高，叙事文类之丰富，影响之深远，足以令世人瞩目。此后，学界公认这一时期为英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只是在时间划分上略有分歧。然而在论及这一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创作成就时，批评家关注的目光和评价的重点往往倾斜在幻想叙事文类上，而对其他叙事文类则关注不够。作为英国儿童文学图书出版和史学研究及书目学权威之作，哈维・达顿（F.J. Harvey Darton）的《英国儿童图书：五个世纪的社会生活史》（Childrens Books in England：Five Centuries of Social Life，1932）根据翔实的史料对英国儿童图书创作、出版的整个社会历史语境及发展进程，尤其是维多利亚时期儿童幻想文学经典的出现与英国儿童文学第一个黄金时代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1〕

汉弗莱・卡彭特（Humphrey Carpenter）的《秘密花园：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研究》（Secret Gardens：A Study of the Golden Ag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1985）对1860年至1930年出现的杰出儿童文学作家及其创作进行了全面的专题考察，认为这一时期作家们的创作活动形成了涉及相似思想观念和主题的模式。卡彭特在书中重点阐述的是，在这一“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作家选择儿童小说来作为自己描写社会和表达个人梦幻的载体。〔2〕彼得・亨特（Peter Hunt）主编的《插图版英语儿童文学史》（Childrens Literature：An Illustrated History，1995）是一部按年代和创作类型编排的通史类论文集。它重点探讨了英国儿童幻想小说兴起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条件等因素。书中第六章题为“一种艺术形式的诞生”，论述了维多利亚时期至爱德华时期的代表性童话小说作家及其创作的开拓性艺术特征。〔3〕安德鲁・桑德斯（Andrew Sanders）的《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The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2000）是一部深受评论界赞誉的开放、精到的英国文学史。在第七章“维多利亚鼎盛期的文学：1830至1880”中，作者对刘易斯・卡罗尔（两部“爱丽丝”小说的作者）和爱德华・利尔（《荒诞歌谣》的作者）这两位作家创作的艺术特征进行了专门论述。桑德斯指出“爱丽丝”小说始终充满反转、推测、激变和梦想等因素；两部“爱丽丝”小说呈现出一种探索荒诞的快乐，因为荒Q就像镜子一样，提供了一种看待事物的可供选择的方式。他认为这两位作家的创作标志着“一种富于智力和奇想的儿童文学的出现，”是鉴赏力变革的最显著的结果。〔4〕而这种阐述代表了英国主流学界的价值取向，即将维多利亚时代的儿童文学经典纳入英国文学正史，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约翰・里凯蒂（John Richetti）主编的《哥伦比亚英国小说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2005）是英国小说发展史研究的权威论文集，体现了20世纪末英美学术界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价值趋向。其中罗伯特・波尔赫默斯（Robert Polhemus）的文章《刘易斯・卡罗尔与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儿童》（Lewis Carroll and the Child in Victorian Fiction）将幻想文学与童年书写联系起来，阐述了小女孩爱丽丝这一人物具有的划时代的重要文化意义，以及爱丽丝作为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儿童主人公，是如何与同时代的其他重要小说家（如狄更斯等）所呈现的儿童主人公和童年相关联的。〔5〕菲利普・戴维斯（Philip Davis）的《维多利亚人》（The Victorians 1830-1880：The Oxford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vol.8.，2007）是一部新颖独特的英国维多利亚文学史，以社会思潮和文化背景为主线，深入考察了1830年至1880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英国文学的总体特点和客观成因。论著尤其对达尔文和科学发现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进行了深度阐述。事实上，达尔文不仅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产生重要影响，更是直接影响和推动了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创作，这也是我们当前要关注的重点之一。戴维斯还论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童话文学和幻想文学（Fairy Tales and Fantasies），探讨了它们的时代意义和文学话语价值。戴维斯将童话文学和幻想文学纳入维多利亚文学史体现了一种突破，一种新视野和新认知。综上所述，评论家对维多利亚时期异军突起的儿童幻想文学给予高度评价，但对写实性青少年文学叙事关注不够。换言之，学界对维多利亚时期儿童幻想文学的史学价值和艺术成就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对写实性叙事文类的研究和认识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写实性文学叙事和幻想性文学叙事构成了一个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共同体，研究者应当全面系统地将这一时期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贯通起来，通过共时性方法进行整合研究。

二、重返童年：三种叙事走向

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以“重返童年”为特征的三种童年叙事。在维多利亚时代，包括达尔文进化论在内的英国近代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和新思想引发了深刻的宗教和信仰危机。在地理、生物和历史科学的新发现面前，正统神学节节败退。英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和激烈震荡引发了大多数维多利亚人的迷茫、痛苦乃至各种精神及信仰危机。从总体看，当急剧的社会变化和深刻的信仰危机成为维多利亚人面临的新环境和新问题，工业革命导致的社会变迁与动荡催生维多利亚人“重返童年”的愿望，推动了英国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的兴起。19世纪中期以来，以“重返童年”为特征的童年叙事成为作家们对抗社会剧变和精神危机的表达方式。众多著名作家怀着追寻童年的心态为孩子们写作，或者就以少男少女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推动了童年叙事的兴起。

1.以狄更斯的“苦难题材”小说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童年叙事

作为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影响也最大的小说家之一，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大力开创了现实主义的童年叙事。这一童年书写的原动力来自他本人受到至深伤害的童年经历。狄更斯采用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捕捉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多种多样的童年和人生。作者透过表面的繁荣和“进步，”撕开其温情脉脉的面纱，直笔书写社会现实的冷酷无情，大力开拓了“苦难童年”的叙事领域，但他的大多数小说的浪漫结局呈现了狄更斯式的人文主义温情，给读者留下了希望之光。工业革命给英国带来重大社会变革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结构中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两个民族”的相互对立。〔6〕而对童工的剥削更是英国历史上“最可耻事情之一”。狄更斯令人难忘地描写了英国中下层社会种种触目惊心的贫困生活，揭示了儿童作为拜金主义社会的牺牲品所承受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苦难。从儿童文学史意义看，把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如华兹华斯等所讴歌的儿童形象转化为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所表现的主人公，狄更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事实上，从《雾都孤儿》（Oliver Twist）的发表到《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问世的25年间，狄更斯笔下所呈现的那些历尽磨难和坎坷人生的儿童群像（如奥利弗、耐尔、董贝、蒂姆、匹普、小杜丽、科波菲尔等），无不铭刻在无数读者的头脑之中。有人说，如果要向广大英国文学的读者做一项调查，问他们对英国文学作品中感到印象最深刻的场景是什么，那么这就是最可能得到的回答之一：济贫院里，饥肠辘辘的孤儿奥利弗手捧粥碗哀求道：“可以吗，先生，我还想再要一点！”狄更斯采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捕捉和书写剧烈动荡时代社会底层产生的各种焦虑，以及形形的苦难童年和变动不居的人生。而对于19世纪以来的英国儿童文学叙事，狄更斯做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对于少年儿童人物的倾心描写，对于现实主义的苦难童年题材的大力开拓。相对于狄更斯笔下英国城镇少年儿童的苦难命运，理查德・杰弗里斯（Richard Jefferies）等作家则通过乡村童年书写，如《捡橡果的孩子》（The Acorn Gatherer）收于1884出版的《田野的生活》（The Life of the Fields，London： Chatto & Windus， 1884）。等，表现了这一时期英国乡村儿童在工业化进程中陷入的凄惨生存处境。

2.“奇境漫游”：幻想性童年叙事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的两部“爱丽丝”小说代表着维多利亚时期幻想性童年叙事的异军突起。通过以幻写实的童话艺术，作者讲述了天真淳朴而且具有常识判断的小女孩爱丽丝独自一人在奇境世界和镜中世界的荒诞生活经历，创造性地拓展了传统童话叙事的表现空间和哲理容量。就创作过程而言，“爱丽丝”故事秉承了口传童话故事的民间文化因素（现场型，亲密性，互动性），体现了它与传统童话的血脉关系；与此同时，这两部作品又通过作者的卓越才思和文字加工获得了独领的艺术升华，这两者的结合在特定意义上体现的是历久弥新的童话本体精神与现代小说艺术相结合的产物。耐人寻味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小女孩爱丽丝通过卡罗尔的童话叙事成为永恒童年的象征。恰如作者在其童话小说的扉页题诗中所言，他的两部“爱丽丝”小说是奉献给儿童，奉献给人类童年的“爱的礼物。”通过小女孩“漫游奇境”之幻想性童年叙事，卡罗尔的想象力得到激发和释放，而且他也通过卓越的幻想性童话叙事捕捉和呈现了维多利亚时代充满矛盾的希望和恐惧，表达了荒诞文学叙事所蕴涵的希望改进现实的童话乌托邦意愿。有关“爱丽丝”小说的创作过程和思想艺术特征，参见舒伟《重访爱丽丝的奇境世界：儿童文学经典的启示》，《理论与创作》2010年3期；《走进“阐释奇境”：从历史语境解读两部“爱丽丝”小说的深层意涵》，《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2期。以卡罗尔的两部“爱丽丝”小说为代表的幻想性童年叙事作品前所未有地冲破了从18世纪中期以来一直在英国儿童文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刻板写实之藩篱，颠覆了那些恪守“事实”，坚持理性说教的儿童图书的写作教条，推动了张扬幻想，追求快乐奔放天性的幻想儿童文学叙事主潮的兴起。

在这一时期，童话小说的创作蔚然成风，出现了一大批风格各异，深受少年儿童读者喜爱的名篇名著，引领了英国儿童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这一时期的其他重要作品还包括F.E.佩吉特（F.E. Paget）的《卡兹科普弗斯一家的希望》（The Hope of the Katzekopfs，1844）；罗斯金（John Ruskin）的《金河王》（The King of the Golden River，1851）；萨克雷（W.M. Thackeray）的《玫瑰与戒指》（The Rose and the Ring，1855）；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水孩儿》（Water Babies，1863）；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奇境漫游记》（Alice in Wonderland，1865）和《爱丽丝镜中世界奇遇记》（Alices Adventures in the Glass，1871）；乔治・麦克唐纳（Gorge Macdonald）的《乘着北风遨游》（At the Back of North Wind，1871）、《公主与妖怪》（The Princess and Goblin，1872）、《公主与科迪》（The Princess and Curdie，1883）；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童话集《快乐王子及其它故事》[The Happy Prince and Other Tales，1888，包括《快乐王子》《夜莺与玫瑰》《自私的巨人》《忠诚的朋友》和《神奇的火箭》]和《石榴之家》[A House of Pomegranates，1891，包括《少年国王》《小公主的生日》《渔夫和他的灵魂》和《星孩儿》]；约瑟夫・拉・吉卜林（J.Rudyard Kipling）的《林莽传奇》（Jungle Books，1894-1895）和《原来如此的故事》（Justso Stories，1902）；贝特丽克丝・波特（Beatrix Potter）的《兔子彼得的故事》（Peter Rabbit，1902）；伊迪丝・内斯比特（Edith Nesbit）的《五个孩子与沙精》（Five Children and It，1902）、《凤凰与魔毯》（Phoenix and Carpet，1904）、《护符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Amulet，1906）和《魔法城堡》（Enchanted Castle，1907）；s翰・巴里（John Barrie）的《小飞侠彼得・潘》（Peter Pan，1904）；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1895）、《梦里春秋》（Dream Days，1898）和《柳林清风》（Wind in the Willows，1908）等等。

3.科学家达尔文的“自传式”童年叙事

1831年，22岁的达尔文参加“小猎犬号”科考航行；1859年，在犹豫和等待了22年之后，50岁的达尔文发表了震撼世人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1887年，78岁的达尔文发表了《达尔文自传》。长期以来，在清教主义观念主导下，坚持道德训诫的儿童图书在英国一直是绝对主流趋势。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新思潮颠覆性地撼动了基督教有关上帝与世间众生关系的不二说法，对于这一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的兴起产生了极大推动作用。有关文献表明，达尔文学说直接影响和推动了这一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创作的想象力。对于刘易斯・卡罗尔，那些荒诞的、难以理解的异己力量和异化现象成为他探索幻想奇境的重要写作推力。另一位作家查尔斯・金斯利在《水孩儿》中就糅合了进化论思想（加上作者所了解的其他相关自然科学知识）和基督教精神，体现了宗教感化因素与文学想象的结合。阅读这一时期其他许多作家的作品，如格雷厄姆的《柳林风声》、巴里的《彼得・潘》、吉卜林的《原来如此的故事》、波特的《兔子彼得》、以及本内特的《秘密花园》等等，都能发现达尔文思想的直接影响。从总体看，惊世骇俗的进化论对维多利亚时期作家们想象力的推动是无以替代的。从《物种起源》（1859）的发表到《柳林风声》（1908）的出现，时间见证了英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的来临。另一方面，《达尔文自传》（1887）本身也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童年叙事之一。它讲述科学家的童年，包括童年往事和回忆、出海科考的历程、对家族名人的记述。既是生动翔实的童年记忆，又呈现出想象的世界、奇迹的世界，具有双重影响。在普遍意义上，它为少年儿童提供的启示包括：“1）培养好奇心；2）发挥你自身的优势；3）对未知的新奇事物持开放态度；4）尊重传统，但敢于挑战现存范式；5）要走出去，才能有所发现。” 〔7〕而在文学意义上，《达尔文自传》所描述的科学家的童年俨然成为一个追求知识、追求信念和实现希望的文学新大陆，值得关注和追索。无独有偶，1885年见证了另一本童年传记《那些功成名就的穷小子的童年故事》（Lives of Poor Boys Who Became Famous）的出版，其扉页上题写着散文家、诗人拉尔夫・爱默生的题词：“恰当地说，我们没有历史，只有传记。”〔8〕而哲学家、文论家托马斯・卡莱尔的题词是，“只要是忠实的描绘，人类的画像乃是人类殿堂里所有画像中最受欢迎的。” 〔9〕这本传记讲述了发明家瓦特、音乐家莫扎特、学者约翰逊、作家哥尔德斯密、科学家法拉第、政治家林肯等28位出身穷苦的名人们的童年故事，从另一维度表明了当时人们对于童年的关注。

三、卓越的贡献：女性作家的童话叙事

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以来，英国女性童话作家异军突起，她们的创作构成了该时期童话文学创作的半壁江山、为英国童话小说突破道德说教的藩篱，为英国儿童文学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做出了不容忽视的重要贡献。这批女作家包括伊迪丝・内斯比特、贝特丽克丝・波特、萨拉・柯尔律治、凯瑟琳・辛克莱、弗朗西斯・布朗、安妮・伊莎贝拉・里奇（作家萨克雷的女儿）、吉恩・英格罗、马洛克・克雷克、莫尔斯沃斯夫人、朱莉安娜・霍瑞肖・尤因、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艾丽斯・科克伦、玛丽・德・摩根、哈里特・路易莎・蔡尔德-彭伯顿、露西・莱恩・克利福德和伊芙琳・夏普等等。从民俗文化的视野看，女性与童话文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密切联系。就性别特征而言，女性内心生活的丰富多姿使她们的想象更为细腻、生动。女性童话作家在创作中对具象性的生活画面尤其敏感。而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由于置身于一种性别歧视的男权社会里，女性作家有更多的精神诉求和情理表述，有更充足的理由去寻求对心灵创伤的慰藉，对社会不公的鞭挞，有更急迫的需求去获得自我生命的超越，去构建一个理想的童话乌托邦。从文学表达的意义上，女性童话作家特有的敏感和直觉的性别感受使她们更具有细腻而浪漫的审美想象，更具有自如地讲述童话故事的“天赋”才能。她们对于工业革命以来社会转型期产生的困惑和痛苦有着不同体验，更渴望道德关怀、审美情趣和天伦之乐，更需要诉诸奇异的想象。

浪漫主义诗人柯尔律治的女儿萨拉・柯尔律治创作的《凡塔斯米翁》（1837）是以斯宾塞的《仙后》为范例而创作的，充满浪漫传奇色彩，讲述帕姆兰德国王凡塔斯米翁的历险故事。小说中出现了爱情与阴谋、寻找与搏斗、正邪之间的生死较量，还有超自然精灵的介入等因素。朱莉安娜・霍瑞肖・尤因的《地精布朗尼和其他故事》（1870），由著名插图艺术家乔治・克鲁克尚克为该书配画。其《怪魔求婚记》（1871）讲述的是少女莫莉智胜强占民女的恶魔的故事。当怪魔前来求婚之际，莫莉利用怪魔贪婪无度和爱占便宜的心理特点，答应嫁给怪魔，同时要求怪魔在婚前完成两个任务，以便婚后好好地、“节俭地”在一起过日子。在完成莫莉交代的婚前准备工作的过程中，怪魔备受折磨，吃尽了苦头，而且身体也被冻坏了，最后他选择了逃跑，以逃避他的“未婚妻”。作者在故事中采用了许多口传民间故事的母题因素，而且在叙述中对于生产劳作和居家度日的细节描写真实生动地呈现了当地英国乡村生活的画面。

在这一时期的女性童话作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伊迪丝・内斯比特。她不仅推动了维多利亚后期的英国童话小说创作的持续发展，而且对20世纪的英国儿童幻想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代表作包括《五个孩子和沙精》（1902）、《凤凰与魔毯》（1904）和《护符的故事》（1906）系列，以及《魔法城堡》（1907）、《亚顿城的魔法》（1908）、《迪奇・哈丁的时空旅行》（1909）等着重表现跨越时空题材的儿童幻想小说。《五个孩子与沙精》（1902）是描写同一集体主人公（一户人家的五个孩子）的三部曲系列的第一部，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随后的两部是《凤凰与魔毯》（1904）和《护符的故事》（1906）。在这些故事里，孩子们通过沙精神奇但有所限制的魔法而经历了奇异的人生境遇，体会到了各种改变带来的欣喜、震惊、惶恐、懊悔等情感，从而获得了对生活的更多理解。内斯比特童话小说的经典性因素可以表述为：（1）通过作为集体主人公的孩子们的视野，通过呈现他们的家庭环境及其心理活动，作者真实而艺术地描绘了维多利亚时期少年儿童的生活图景，可以使读者毫无障碍地认可这一图景的真实性，并且进入主人公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2）通过敞开时空阀门预设了广阔的历险和认知空间。从作者生活的时代出发，从此时此刻的当下进入其营造的童话乌托邦世界，也可以回到过去，回到远古，或者进入“最近的未来”及遥远的未来。也是人类认知的包容性特点，既可以回到过去的历史时空，也可以前往未来的时空，极大地拓展了儿童幻想文学的活动天地，揭示了内斯比特童话世界的包容性特点。（3）通过幻想文学的方式ξ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评，表露了作者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

四、新时代的成长问题：少年校园叙事

在维多利亚时代，工业革命突飞猛进，新的科学发现不断涌现，国力的强盛使英帝国得到急剧扩张。在此背景下，猛然增长的知识问题和随之而来的教育问题都显得急迫起来。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对帝国热情的培养和对善良、诚实、勤俭等品质的引导，逐渐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教育理念的基本共识。在英国的初级教育体系中，公学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就表现学校生活的校园小说而言，无论是现实主义的叙事，还是幻想性叙事，都是主人公从年幼无知走向身体和心智成熟的成长叙事。

早期的英国校园小说或者说描写过校园生活的小说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儿童文学作家萨拉・菲尔丁（Sarah Fielding）的《女教师》（The Governess，1749）。随后有哈里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的《科洛夫顿的男孩们》（The Crofton Boys，1841）等作品问世。查尔斯・兰姆和玛丽・兰姆合写的《莱西丝特夫人的学校》（Mrs Leicesters School，1809）是描写发生在学校里的故事的短篇小说集，而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1847），狄更斯的《董贝父子》（1848）、《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1850）等作品已出现对英国学校的状况和校园生活的生动细致的描写，而且这些描写也引发了社会公众对学校教育状况的关注。

随着时代语境的显著变化，英国校园小说在维多利亚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现了具有很高文学艺术性，而且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的经典文本，其中影响最大的作家包括托马斯・休斯（Tomas Hughes，1822-1896）、 弗雷德里克・W・法勒（Frederic William Farrar，1831-1903）、塔尔博特・B・里德（Talbot Baines Reed，1852-1893）和约瑟夫・拉・吉卜林（J.Rudyard Kipling，1865-1936）等人。

从19世纪中叶以来，在工业革命的带动下，英国进入了一个生产力快速发展的繁荣时期。与过去相比，民众的收入总体上得到较大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境殷实的中产阶级父母开始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对于这样的家长，将自己的男孩送进寄宿学校，让他们接受更好的教育，不失为一种时尚而有效的做法。在维多利亚中期，英国各地设立的公立学校数量急增，从1841年至1900年，短短的40年里就比过去增加了一倍多。时代的变化也使学校的教育实践发生了很大的改进。当然，传统的宗教精神仍然需要重点维护，最大的变化在于锻炼学生体魄的体育运动的设立和体育精神的培养。1870年通过的教育法案强调要为所有适龄群体提供初级教育。这一法案的实施促进了英国初等教育的发展，客观上增加了英国社会不同社会群体中校园小说的潜在的读者数量。从1880年开始，出版商致力于向公众推出有关“校园故事”的广告。而在英国的初级教育体系中，英国公学（本质上仍然是私立学校） 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它们开始在校内鼓励各种类型的运动，把运动当作培养学生遵守秩序和纪律的一种方法。教育家认为这不仅能为精力充沛的男生们提供一种有益的宣泄体力的活动方式，而且有利于引导他们远离对抗社会，或违反道德的个人行为。此外，体育科目的设立一方面可以锻炼学生的身体，另一方面那些集体项目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这对于处于快速上升阶段的大英帝国希望国民具备对外协调一致的帝国团队意识也是相吻合的。在这一进程中，许多公学的校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托马斯・休斯创作的校园小说《汤姆・布朗的公学岁月》（Tom Browns School Days）讲述一个名叫汤姆・布朗的男生在教育家托马斯・阿诺德任校长的拉格比公学的校园生活及成长经历。由于很受读者欢迎，该书在1857年出版后的当年就重印了四次，以后更是持续重印，时至今日。这部作品用写实性的手法艺术地再现了阿诺德校长的教育活动的影响和布朗在学校求学期间的经历。该小说从第二章开始讲述汤姆进入拉格比公学后的生活与学习经历。作为新生，他经历了在新坏境遭遇的种种考验。他加入了足球队，并且参加了学校里的其他活动；他勇敢地应对受到的欺凌；在参与各种校园活动的过程中，他与好友哈利・伊斯特遇到一些麻烦，遭遇了误解。后来汤姆的宿舍来了一个内向羞怯的新生阿瑟，这让汤姆产生了某种责任感，逐渐变得成熟起来。经过了在拉格比公学的求学岁月之后，作为拉格比公学的足球队队长，汤姆・布朗在身体和心智方面都成长起来。《汤姆・布朗的公学岁月》对人物的刻画生动细致，具有浓厚的学校生活气息。书中描述的学校生活场景和经历是许多学龄孩子所熟悉的，尤其是这一年龄段的孩子所关注的集体生活环境中的友谊、友情，以及如何处理同学间的人际关系，培养团队意识，如何应对成人的权威等因素，都能够唤起读者的呼应与共鸣。

从维多利亚时代的学生汤姆・布朗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我们会联想到20世纪英国女作家J.K・罗琳笔下的哈利・波特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度过的峥嵘岁月――事实上，英国的校园叙事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哈利・波特所在的魔法学校与现实生活中的学校非常相似，采用七年学制，实行学生寄宿制。在圣诞节期间，学生可离校返家，与家人团聚，也可留校过节；暑假期间所有学生必须离开学校，进入现实生活。无论是维多利亚公学里的少年汤姆・布朗，还是魔法学校里的男生哈利・波特，主人公都通过各不相同，又十分相似的方式尽情享受着富于生活气息和戏剧性冲突的校园历险行动，故事就发生在人们熟悉的课堂教室、礼堂、食堂、宿舍、图书馆和运动场等。同样，写实性的拉格比公学校长托马斯・阿诺德与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校长邓布力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知识渊博、德高望重，无愧为引导主人公健康成长的良师益友。无论是现实主义的校园叙事，还是幻想性的校园叙事，它们都是作为少年的主人公从年幼无知、混混沌沌的生命阶段走向身体和心智成熟的成长叙事。

五、帝殖民和新世界的吸引力：少年历险叙事

与英国校园小说一样，英国儿童与青少年历险小说在维多利亚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现了一大批经典作品。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工业革命取得了最重要的物质成果，也产生了最深刻的社会影响。先后出现的以瓦特蒸汽机、莫兹利车床、惠特尔喷气式发动机等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英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这使得英国从海外获取资源，获取原材料显得更为紧迫。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除了进一步加强对印度等原有殖民地的控制外，又以非洲为重点，与其他欧洲列强开展殖民地的争夺。到1897年，英国实际统治的区域已比维多利亚女王登基时扩大了四倍，占有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号称“日不落帝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英国国内的通讯报道变得更加便捷，同时价格低廉的报刊变得越来越普及，英国公众对于大英帝国的海外扩张也更加了解，更受鼓舞。随着英国海外殖民地的扩大，每年都有大量英国公民移居海外，维多利亚时代的孩子们自然受到他们父辈对于大英帝国的热忱，期待着离开学校后到海外殖民地工作，或者经营商贸、或者加入英国驻外军队服务、或者作为公务员到殖民政府机构任职。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也需要培养青少年的帝国意识和行动能力，吉卜林当年在德文郡就读的“联合服务学校”就是一所旨在帮助男孩们通过军队的测试，使之能够前往印度等海外殖民地服务的学校。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迅速崛起为一个强大的海洋军事强国，海外扩张进入高潮期。大英帝国在印度、加拿大的殖民成果，海军统帅纳尔逊（1758-1805）和反法同盟联军统帅之一的威灵顿将军的赫赫战功与业绩令英国人倍感振奋，爱国热情和帝国意识空前高涨。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语境下，注重行动与男子汉气概的历险小说自然得以繁荣，而令人振奋激动的历险故事也大受欢迎，非常流行。整个英国的社会和文化机制都鼓励男孩和女孩去阅读历险故事，而且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像他们一样的少年，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一方面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是儿童与青少年对于历险的渴望和对历险故事的喜爱，这两方面的因素合力推动了维多利亚时代儿童历险小说的繁荣和发展。

与此同时，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和出版形式的多样化，登载民间故事的廉价小书成为流行的大众阅读方式[到维多利亚时代中期，随着报纸印花税（1855）和纸张税（1861）的取消，书刊的出版发行成本进一步降低，促使更多廉价书刊出现，使得当时英国社会的工人阶层等下等阶层也能够成为书刊的消费者]。而儿童与青少年读者市场的发展和繁荣更加引人注目。有关国会爆炸案的盖伊的故事，以及1820年约瑟夫・瑞兹逊编辑出版的一卷本《罗宾汉歌谣集》等，都受到青少年读者的欢迎。1812年出版的《瑞士的鲁滨逊一家》（The Swiss Family Robinson）于1814年被译成英文出版。沃尔特・司各特的历史传奇小说拓展了英国历险小说传统的疆域，惊险的故事不仅发生在海外的异国他乡，也发生在本土的历史长河中，针对儿童读者的改写本相继出版。许多作家不由自主地瞄准了儿童图书市场。阿格尼斯・斯特里克兰（Agnes Stricland）创作了《相互竞争的克鲁索》（The Rival Crusoes，1826），又名为《海难》（Shipwrck）。安尼・弗雷泽・泰特勒（Anne Fraser Tytler）创作了《莱拉》（Leila，1833），又名《岛屿》（The Island），这两部小说讲述的都是鲁滨逊漂流历险式的故事。霍夫兰夫人（Mrs Hofland）创作的《被人偷走的少年》（The Stolen Boy，1830）设置在异国背景地，讲述少年曼纽尔被来自德克萨斯的红种印第安人掠走关押后机智逃脱的故事。哈里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创作了《农夫与王子》（The Peasant and the Prince，1841）和《内奥米》（Naomi）又名《在耶路撒冷的最后日子》（The Last Days of Jerusalem）。以及J.B・韦布夫人（Mrs J.B.Webb）创作的发生在过去的历险故事。进入维多利亚时代中后期，英国儿童历险小说的创作迎来新的创作高峰。在当年流行的历险小说中，仅乔治・亨蒂的作品每年都要发行15万本。到19世纪末，几乎所有的主要出版社，如布莱克特、尼尔逊、朗曼、麦克米兰和J.F・肖等都致力于出版历险小说。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历险小说作家有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托马斯・里德、威廉・金斯顿、乔治・亨蒂、罗伯特・史蒂文森和赖德・哈格德等人。

自《鲁滨逊漂流记》以来，英国历险小说的传统元素包括：异域风情、追寻和创造财富、开拓蛮荒之地，教化野蛮的土人、白人用现代技术（火枪）加上语言和宗教对土人进行控制等等。就维多利亚时期的儿童历险故事的叙事特征而言，作者往往将可能发生的事情与异乎寻常的事情融合起来。历险故事的核心就在于惊险刺激，但这些惊险的事情又必须建立起可信性。主人公通常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十几岁的少年，要么是一个牧师的儿子，要么就是一个小旅馆老板的儿子等等。这样的主人公既非聪明过人、出类拔萃，也非愚昧无知、呆头傻脑，但他总是具有不可或缺的勇气和决心。在故事的开端，主人公往往由于家庭冲突或别的什么原因而离家出走，去寻求财富和好运。在史蒂文森的《诱拐》中，主人公的父亲去世了，于是他踏上了寻找其他亲人的旅程，从而遭遇了随后发生的事情。历险故事的背景地一般设置在远离故国的异域他乡。此外，会有一个陪伴者跟随在主人公身旁，或者主人公随身带着一件特殊的礼物，如一张地图，一件武器，或者能够帮助他学习掌握其他语言的工具等。故事中的主人公通常会遭遇危机或险阻，如沉船、海难、被劫持、受到食人生番的袭击、遭遇背叛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两种力量之间必然爆发的一场激战将是故事的高潮部分。与早期的同类小说相比，维多利亚时期的儿童历险小说更注重对于道德责任和刚毅精神的推崇；宗教性的说教已经淡化，而是将英国国教福音派信奉的“强健的基督教”观念和高涨的帝国意识结合起来，更注重展现英国白人的美德与品质，如诚实、忠诚、坚毅、足智多谋、处变不惊等等。在这一时期的作家中，乔治・亨蒂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不列颠帝国意识的最热忱的鼓吹者，他通常会在每本小说的前面，以一封致“H爱的小伙子们”的信作为序言，敦请他们关注故事中的英勇业绩和刚毅精神，关注主人公的历险行动， 因为正是这样的行动帮助大英帝国走向强盛和繁荣。就维多利亚时期的儿童历险故事的深层结构而言，它们在叙述模式、主人公的历险模式等方面仍然受到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影响。

六、结语

通过对维多利亚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共同体的考察，我们能够以新的发展视野和新的学术资源去认识这一特殊时期出现的、为共同的读者群体而创作的文学叙事作品，认识这些叙事经典是如何形成的。首先，我们需要借鉴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1921-1988）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1958）中提出的相关概念。他对1780至1950年间英国40多位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的作品及其文化观念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作家形成了文学和文化的“可认知共同体”（the knowable community）和“情感结构”（the structure of feelings）。威廉斯对19世纪一批英国小说家作品进行了新视阈的解读，揭示了这些作家在面对巨大社会变革时在思想和情感上的反应，即“情感结构”。 〔10〕在同样的社会变革语境下，尤其在面对下一代的知识接受、身心成长和教育问题，19世纪的英国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为人们留下了珍贵的“情感结构”记述。这些叙事类型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演变（如幻想性童年叙事属于同源异流的幻想文学，少年历险小说可直接追溯到18世纪的《鲁宾逊漂流记》传统），但它们都在维多利亚这一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通过各自的反应，应对着共同的挑战，形成了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之共同体，共存互补，不可或缺。这个文学叙事共同体具有不同的艺术追求，但具有共同的指向，其预设的共同读者对象决定了各叙事类型之间的逻辑和心理的内在关系，对巨变时代的殊途同归的情感结构是这个共同体的集体意识所觉察到的。

在这个特殊时代，社会的巨变引发了科学与宗教之争、科学与人文之争以及科学与想象力之争；这些争论也影响和塑造了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共同体。19世纪60年代，达尔文“进化论”的坚定捍卫者，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与牛津教区主教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之间发生了一场著名论战， 标志着新兴科学与传统宗教之间的对立、冲突。与此同时，赫胥黎与诗人评论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之间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文化”之争。这两场论证颇具代表性和时代性，是反映维多利亚时期社会巨变与思想争鸣症候的晴雨表。事实上，维多利亚时代科学与宗教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关系，相互对立又相互指涉，如宗教包含着朴素的科学因素，而科学秉承着追求真理的执着信仰。由此引发的是对于科学知识的本质问题与文学想象力的关系的探讨。在维多利亚时代，自然科学取得长足的令人震惊的进展。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巨变和精神迷茫与危机的背景下，一方面，怀旧和感伤情绪催生了“重返童年”的思潮，推动了这一时期多种童年叙事的兴起；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及文人对于知识的本质问题产生了极大关注，自然要探求和反思人类智力思维活动所产生的、或可能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从最初的乌托邦（utopia）到后来的恶托邦 （dystopia）、异托邦（heterotopia）等等，作家们用文学形式构想出各种科技发展的前景与后果。这一时期的科学家们试图把握物质世界变化的规律，社会学家也得以借助自然科学的视角来审视人类社会的变化，而文学家则致力于捕捉社会巨变过程中作为个体的人类心理反应。在工业革命推动下，人类的科学知识体系得到迅猛发展。自然科学在19世纪完成了重要整合，形成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六大学科。与此同时，科学意识还引发了维多利亚知识分子对社会变化规律的探求，以及对人类自身特性的探求，继而推动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等人文学科的诞生。恰如恩格斯所言：“正如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多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11〕

与此同时，从宗教人士和科学家到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文论家、小说家、诗人，人们通过论争和对话发表各自的见解，体现了维多利亚时期独特的精神特质：碰撞论争与开放接纳。这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科学发现与文学想象的碰撞。1846年，亚当斯根据牛顿引力学说，预言了海王星的存在。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引起极大震动。在随后的十几年中，支持达尔文学说的证据相继被发现。在弗洛伊德时代，由于神经科学尚处于不发达的状态，弗氏的许多理论假设受到学界的质疑。而随着相关科学的发展进步，人们发现弗洛伊德当年提出的理论相继得到了现代科学实验的证实，正如2004年马克・索姆斯（Mark Solms）在2004年5月出版的杂志《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上发表的文章《弗洛伊德归来》（Freud Returns）所阐述的。1915年，爱因斯坦根据广义相对论提出引力波（gravitational wave）的存在，2016年，科学家的发现印证了这一预言：天文台利用激光干涉引力波探y器首次探测到了引力波现象。这证实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物理学家约翰・丁达尔（John Tyndall ，1820-1893）所强调的想象力在真理探索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在《物质与力》的科学论文中提出，科学的目的在于“揭示日常事物的神奇和奥妙之处。”〔12〕对维多利亚时代宗教与科学、科学与文学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现象的探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维多利亚人为何要追寻知识的完整性，为何能创作出卓越的文学叙事作品。

从当代中国视阈去考察这一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共同体，具有积极的认识论意义。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在时空传播上显得相当缓慢，以至于人们终其一生也难以感觉发生的变化。而随着19世纪工业革命的进程，人类社会发生的变化不可同日而语，面临的挑战也非同一般。作家们为应对这一变化主题而进行创作，通过文学叙事捕捉变化进程中人物的情感结构，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维多利亚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经典是丰厚的文化遗产，具有双重性特点，不仅为儿童和青少年读者喜爱，而且能满足成人读者的认知和审美需求。对它们的系统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多方面的学术资源。通过新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资源揭示作为一个文学叙事共同体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的全貌，它的不同艺术追求和相同的应对时代变化挑战的指向，它的当代意义的文学和文化阐释，以及它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和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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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Bolton， Sarah K. . Lives of Poor Boys Who Became Famous〔M〕.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 Co.

社会学学年论文篇4

然而，我在看了一部分此类小说以后，却发现它存在严重的问题与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一方面表现在思想内容方面，即在审视中国社会问题时社会理性的缺乏、道德主义的泛滥，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形式方面，即艺术的审美距离的丧失。本章将以一些有代表性的新现实主义小说文本为例集中讨论这一问题。首先让我们从什么是小说的现实主义这个理论问题开始。

一、什么是小说的现实主义？

在这里，我不想就具体的某个作家或某部小说发表评论，而只是想就一个一般的文学创作论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这个问题即：作为一种虚构文体的小说，应当如何反映它所处的社会现实？其反映方式有什么特点？什么是小说的现实主义？小说与社会现实之间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问题的核心涉及对于"现实主义"的本质的理解。由于对于此类小说的正面评价都一致认定它们的价值在于其对于社会现实的参与精神，在于反映了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也就是说，这种评价是着眼于题材的。我们要问：到底什么是文学的或小说的现实主义，什么是它的真实性与相关的认识价值？现实主义是否是一个着眼于题材的概念？是否只要反映表现了乃至记录了现实问题，就是现实主义小说？换言之，小说作为一种虚构性的文体，应当如何获得其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及相应的认识价值？其方式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通讯报道有什么不同？

说到现实主义，我们马上会想到19世纪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想到恩格斯对于巴尔扎克小说真实性与认识价值的热情洋溢的推崇。恩格斯说他从《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甚至"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东西还要多。"但是恩格斯是在什么意义上说这番话的？我的体会是，这恰恰是因为巴尔扎克不是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也没有象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那样去写小说。巴尔扎克也是处于当时的社会转型期（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同样到处都是；但是巴尔扎克的小说始终没有停留在现实的表面，而是抓住了人性的主题，把笔触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灵魂深处，写出了社会转型在人性层面造成的震撼（比如金钱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扭曲人性）。正因为这样，巴尔扎克小说的认识意义是独特的，是历史学、经济学与统计学不可替代的。由此可见，小说的现实主义在于精神而不在于题材，在于怎么写而不在于写什么（我们在谈到现实主义时，总热衷于它的"认识价值"，但即使是所谓"认识价值"，也不同于调查问卷或社会统计学的认识价值）。社会的转型是一个全方位的现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涉及器物、体制、心理多种层面；而知识的分工与知识分子的分化又必然造成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人文学者，都很难全方位地准确把握与正确评价转型带来的种种结果（包括正、负面）。作家与经济学家或历史学对于社会转型的看法常常相当不同。我们应当把这种分歧看成是正常的现象。文学家对于社会时代的评价本来就不应当与社会科学家包括经济学家相同。这就决定了社会科学家与文学家之间应当是一种基于差异的互补关系。也就是说，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文学家都有各自的洞见与盲点。文学家不应当放弃自己的视角与立场，我们也不应当要求他们是社会发展（尤其是物质与器物层面的发展）的设计师，小说不能写成社会发展报告或现象记录，否则文学与文学家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理由。

就中国的情况看，近现代之交的中国文坛曾出现很多社会问题小说（一般称之为"社会谴责小说"，实际上与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相似。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现在看来这些小说的艺术成就已经很难说有多高了；但即使是这些小说，也没有对于社会现实问题停留在新闻报道式的表层描写方面。无论是《官场现形记》还是《二十年目睹之怪形状》，其用力处都在于揭示社会转型期人性的扭曲与阴暗，所以这些小说虽然是现实主义的，在艺术形式上却大量运用了夸张、变形乃至漫画式的手法。

当前社会问题小说的误区集中地表现在违背了上述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从而也违背了文学反映生活、反映现实所应具有的特殊方式与角度。由于它们满足于停留在对于社会现象的记录与社会热点的追踪，因而充分暴露出小说作为一种特殊文体的短处：就反映社会问题的快捷、迅速而言，它比不过通讯报道或纪实文学；而在其理性的社会分析的深刻程度方面，更难敌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的学术论文。那么，它的特殊性何在？特殊价值何在？在我看来，这种小说所采用的记录式反映方式，违背了小说的文体特征，是以己之短敌人之强。试问：在一个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在小说中去了解各种现象层面上的社会现实问题？在这方面，电视、广播与报纸以及"新闻周刊"之类的媒体不是更具有优势么？比如，在题材（包括其重大程度、新闻效应、快捷程度等）的层面上说，就我自己的阅读经验二言，《南方周末》第一版上经常可见的反映社会问题的报道，或者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中的部分节目，比我见过的所有"社会问题小说"都更加精彩。当然了，最"精彩"的还是现实本身。我自己在现实中得到的经验，以及在与别人的交谈中获得的关于社会现实问题的信息，又远远超过了从所有媒体中获得的信息。可以说，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如贪污腐败，其骇人听闻的程度几乎超出了作家的想像力。结果是作家想像了半天写出来的意在警世的反腐倡廉小说，其揭示的腐败程度还不如现实生活中的事实。你说读这样的小说有个什么劲？

或许有人会说，80年代反映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小说或报告文学不是风行一时么？问题是80年代中国的各种媒体还不够繁荣多样，也没有产生分化（包括类型与功能）。那时我们还没有那么多的报纸、杂志，电视也不普及，更没有像"焦点访谈"之类专门反映社会问题的专题节目。职是之故，80年代的小说实际上同时承担着非文学的（这里的"文学的"主要是指小说艺术的虚构本质）文体的功能与使命，许多现实主义小说的社会效应与其说是文学效应、艺术效应，还不如说是新闻效应、政治效应。90年代的情况则大大不同了。各种媒体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并且其类型与功能也产生了极大的分化，专门的新闻性媒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小说对于社会问题的"独家发言人"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基本事实。

由于距离的丧失，此类小说的一个通病是不注意艺术技巧，语言粗糙，叙述呆板，人物形象也缺乏深度，流水账式的写法，缺乏小说艺术应有的空灵之美，被有些评论家戏称为"记者文学"。小说的叙述没有与叙述的对象（题材）保持应有的距离，结果不但对于社会问题的描写停留于粗浅琐碎的现象层面，而且在小说艺术上也显得极为粗糙，出现明显的非审美化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小说的语言上，已经有学者批评其"太直、太满、太露"的弊端（1）。可以补充指出的是，太直、太满、太露的结果必然是太浅、太滞，缺少隽永的意味，缺乏空灵之美。其次，在叙述方式上，新现实主义小说显得机械呆板，是一种跟着写的笨拙方式（一般是小说中的主人公走到哪里，叙述就跟到哪里），缺少精心的结构与剪裁，事无巨细，如记流水账。这样由于这些小说题材本来就相似，加上艺术技巧缺乏变化，结果必然出现雷同与重复现象。

上述问题的出现是与新现实主义小说家对于现实主义的片面理解、对于艺术与生活关系的片面理解分不开的。这些作家总是一味地强调如何"贴近现实"，如何熟悉基层生活，但是却不适当地把这当成写好小说的充分条件，似乎只要熟悉了生活，就一定能够写出好作品。他们对生活之于艺术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但是对艺术之于生活的超越性认识不足。比如何申就说："我想对于写现实题材的作家来说，重要的就是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我主要得益于在生活中滚。……我是在洋楼群长大的，但我的作品却是写农村的。我当过六年文化局长，这个时期把我那个地方的乡镇都跑了一遍。长期的基层生活，使我写起东西来对农村非常熟悉。乡镇大院的门朝哪儿开，乡长们怎么打电话，五月份乡镇在抓什么工作等等，这些东西自然的直往笔上窜。……只要深入生活，做个有心人，必然能写出好作品。"（2）

"大约在整个80年代的十年里，我跑遍了承德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大小山川。……是因为有了这笔财富，知道了下面的实情，我拿起笔来写，就用不着更多的编撰。那么多活生生的人和事像水一样淌来，你好好把它们理顺写清楚就是了。"（3）尽管何申对于生活的重要性的强调本身没有错，但是把小说与生活划等号无异于取消了小说。对于小说创作而言，生活是必要的，只有生活又是不够的。小说创作并不是如何申说的只要深入生活就能写出好作品。生活也好，责任感也好，本身都不是艺术。艺术家与一般人的经验丰富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但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而且能够把这种生活经验用创造性的、合乎美的规律的艺术形式传达出来。这种传达能力与生活积累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并不是每一个熟悉农村生活的人都能够写出出色的农村题材小说，关键就在生活必须经过艺术形式的转译才能成为小说。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道理，甚至是文学理论中的ABC，可惜我们的新现实主义作家不知什么原因竟然还不明白。

但是，文学与现实的距离决不意味着文学不能或不应介入与表现社会现实，更不是说它已经失去存在价值与意义。文学的价值与意义本来就不能简单化约为它的社会认识意义或现实政治意义，没有社会认识意义的文学同样有自己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文学同样可

（1）周介人语，见《武汉晚报》1997年1月7日。

（2）见《武汉晚报》1997年1月7日。重点标记引者所加。

（3）何申：《为了心中那份实情》，《北京文学》1997年第9期。重点标记引者所加。

以反映社会现实，关键是如何反映、如何介入。中国目前的社会转型为文学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反映揭示这个转型是他们的使命。但是他们的视角应当是独特的，既不同于新闻记者，也不同于社会学家。一个精通社会分析的作家未必、甚至经常就是不能写出有审美意味的文学精品。一部把社会问题分析得头头是道的作品只能说有社会学的意义（意义多大很可怀疑），而很难说有美学的意蕴。在一般情况下（中国解放后到80年代中期前后这一段时间或许是例外）读者不是要到小说中去寻找社会问题的答案。我总觉得，对于文学家而言，更值得描写的是转型时期人的心态，是人性的变化。或者说是社会转型在人的心理层面造成的深刻震荡（这种震荡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的震荡相比，或许是看不见的，但是却是同样深刻甚至更加深刻的），比如感性与理性、道德与历史、传统与现实等的深刻悖反。这样的文学既不是救世良方也不是施政方针，但它将是具有艺术震撼力的文学杰作（如果写得好的话）。这才是作家的优势所在，也是文学的优势所在，是其他非文学文体不能比肩的。

这样的介入是一种有距离的介入，这里的距离是从美学上讲的，距离是产生美感的必要条件。审美规律的特殊性决定了作家不能像社会科学家那样去审视社会、反映社会、表现社会。这是距离的第一层含义。

我说的距离的第二层含义是价值评价上的距离。这主要表现在文学与主流的社会思潮在价值取向上常常出现错位乃至背离现象。在一般的情况下，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唱赞歌的声音总是占据主流，而对于历史发展持质疑与批判态度的声音总是边缘的。尤其在一些后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的呼声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强音。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对于历史发展的反思与批判的态度就显出了它的特殊意义。因为他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负面性和历史发展付出的道德代价。因为历史与道德常常出现二元对立现象，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如此。这体现出历史发展的悲剧性，体现出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在这里，我们不妨看看文学创作中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关系。一般而言，作家在反映与评价社会历史（包括事件与人物）的时候常常有两个尺度，即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两者的关系有两个基本的模式。第一种是吻合与统一模式（颂歌式的作品或诅咒式的作品）：作家从历史发展角度加以肯定（或否定）的人物，同时也是从道德角度加以赞美（或否定）的人物。中国当代文学中这样的人物一直占主流。被作家赋予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人物同时也是道德上的完人（如梁生宝），同样，被剥夺了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则是罪该万死的恶棍（如黄世仁）；第二种模式是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错位或二元对立模式（挽歌式的作品）：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人物或事件恰恰是没有道德合理性的，而失去了历史必然性的人物事件则是被作家赋予道德上的合理性。这样，许多伟大作家的社会历史见解常常是反主流、非理性或反历史的，有时还是十分幼稚的。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都不难发现此类对历史发展唱"反调"的作品，它们常常与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趋势有些错位乃至相悖。中外历史上的许多不朽之作都是这样的挽歌模式。比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写出了封建社会必然衰落的历史命运，但是作者对此感到无限的怅惘与惋惜；巴尔扎克笔下丧失了历史合理性的贵族恰恰是作者同情的对象，而蒸蒸日上的资产阶级（如拉斯蒂尼）则是惟利是图的恶棍。福克纳的作品则走得更远，竟然反对南北战争，为北方的庄园主制度辩护的。但历史理性的缺乏似乎并不防碍他们的作品的价值。常言道：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如果福克纳为南方的工业化进程唱赞歌而不是唱挽歌，很难想象他的作品还有如此强大的艺术力量。可以说，西方现代派文学，除了未来主义对于现代文明持歌颂态度，其余差不多全是反现代文明的（如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机械化等），西方的现代派作家也基本上都是对于现代化持否定的立场。这种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盲点，客观上有助于使人警惕现代化的代价。

但是对于历史发展持有反思或批判态度的作品同样要有距离意识，特别是审美表现上的距离意识。联系到中国，对于现代化持批判态度的作品常常流于偏激狂躁、缺乏节制的道德理想主义。它的主要误区是以声撕力竭的控诉乃至诅咒抵抗当今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方向。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张炜笔下的"葡萄园"（见张炜的长篇小说《柏慧》）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显然，"葡萄园"作为一个与现实世界不同的理想乌托邦，与桃花源有类似之处，但是作者在捍卫"葡萄园"（它象征一种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纯洁人性与理想人际关系）的时候却发出了狂躁的道德宣言与失态的道德诅咒，从而使得这种捍卫失去了应有的距离与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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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艰难不是分享可以渡过的

－－论所谓"分享艰难"的文学

新现实主义小说的误区不但表现在艺术的审美距离的丧失，并因而导致小说艺术上的失败，而且它的价值取向、它思考社会问题的方式、它为解决社会问题开出的药方，也都存在严重的失误。下面我们以新现实主义小说的所谓"分享艰难"主题入手进行一些分析。（1）

时当9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或者也可以说是艰难的时刻期；而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晴雨表"，也恰逢其时地涌现出了一批反映此类"艰难"的小说，或称之为"分享艰难的文学"，或称之为"新现实主义小说"。其主要代表作家有：谈歌、刘醒龙、何申、关仁山等，他们的一些作品，如《大厂》《大厂续编》《年底》《年前年后》《分享艰难》等等，受到评论界的极大关注。

"分享艰难"，一个多么美妙动听的词！它甚至使人想起6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互助合作、共同抵抗饥荒的情景，等等，等等……；然则岁月无情，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90年代的"艰难"及其"分享"当然也不同于50年代和60年代，可谓此"艰难"不同于彼"艰难"，此"分享"不同于彼"分享"是也。90年代中期的艰难是什么样的艰难？90年代的分享又是什么样的分享呢？怎么分享？由谁来分享？为什么要分享？

2·1、何谓"分享艰难"？

在分享艰难者的行列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形象是基层领导干部（农村中的乡镇领导以及城市中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如《分享艰难》中的西河镇党支书孔太平，《大厂》《大厂续篇》以及《年底》中的国有企业的厂长书记们。他们奋斗在社会的基层与改革的第一线，最深切地感受着艰难，因而也必然是分享这种艰难的关键人物。作为对自己属下的百姓最直接负责的父母官，分享艰难之于他们主要表现为：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呈现高度紧张与冲突的情况下，以责任伦理为重，而抑制自己的信念伦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是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用以解释人的行为规范的两个著名范畴。信念伦理属于主观的价值坚执。根据信念伦理，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在于行为者所认定的信念的价值，行为者把这种终极的价值奉为行为的唯一标准，把保持信念的纯洁性视为最高的责任，拒绝对于行为的后果负责，属价值理性；而责任伦理则相反，它认为评价

（1）"分享艰难"本是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刘醒龙的一个短篇小说的题目，由于它也是所有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共同主题、是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为解决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问题开出的药方，所以，有评论家也把新现实主义小说称为"分享艰难的文学"。

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的只能是该行为的后果，行为者必须对于自己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为达此目的，行为者可以采用在伦理上不可欲的或不善的手段，因为善的后果可以补偿不善的手段所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由此，责任伦理更为关注的是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的认识乃至"屈从"，更为关注行为的可能性与现实条件，审时度势，更具客观的理性精神，属工具理性。无论这样做对于他们本人的内心而言是多么痛苦。这表明，中国的基层领导已经不能再以原则教条与个人感情作为行为选择的标准，他必须审慎地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对于他人的影响），把责任而不是信念放在首位；他们必须"兼济天下"而不能"独善其身"。换言之，他们必须、也只能分享艰难并为此而饱受灵魂分裂之苦。他们别无选择。

在上面所举出的小说中（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也如此），几乎所有的基层领导都面临一个烂摊子并为维持这个烂摊子而精疲力竭、焦头烂额。他们所领导的或者是经济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穷乡镇，或者是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于是经济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为此，他们不得不屈从于责任伦理而把信念伦理暂放一边。《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十分厌恶道德败坏的流氓企业家洪塔山；但由于洪是镇里的经济支柱（镇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他的养殖场），所以孔太平不但奈何不得这位财神爷，而且还要违心地为他"擦屁股"。当洪的客户因嫖娼而被派出所抓获时，孔太平不得不亲自出面，求派出所所长放了洪的客户。更有甚者，就是在洪强奸了孔太平心爱的表妹田毛毛以后，孔太平虽然"气疯了"，但最后还是忍气吞声，打他一顿了事。显然，支配孔太平的行为准则是责任伦理而不是信念伦理。从信念上讲，他与洪塔山截然对立，从感情上讲，他根本不喜欢他。如果听从信念伦理的话，他甚至恨不得枪毙洪。毕竟，这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对于孔太平来说，最大的艰难莫过于经济上的贫困与老百姓的温饱。因此，为了分享艰难，孔太平就不能惩治洪塔山，否则经济就要垮台。用孔太平的话说："洪塔山是有不少毛病，可是现在是经济效益决定一切，养殖场离了他就玩不转，同样镇里离了养殖场也就运转不灵。"对于罪犯的纵容与姑息现在成了对于人民负责的行为，而惩治罪犯倒是对于人民的不负责。这正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逻辑。

谈歌的那些以国有企业为题材的作品（如《大厂》《大厂续篇》以及《年底》），同样突出了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之间的紧张、冲突，以及为了"分享艰难"而必须以责任伦理为重。小说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国营大厂命运的那些订户都是一些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之徒；但是，为了工厂与工人的实际利益，又不能不违心地讨好他们，奴颜媚骨，刻意逢迎，陪吃陪喝，甚至还要为他们提供犯罪机会（如找妓女玩）；而当他们真的犯了罪被公安局抓起来后，还要想尽办法走后门、拉关系、甚至用党费请客，把那些不法之徒从公安局中"请"出来。《大厂》中厂长吕建国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要把那位因嫖妓而被抓的河南大户郑主任设法放出来。这样作当然绝对违反了吕建国的信念伦理；但是他别无选择，原因很简单：这位郑主任要与厂里订一千多万元的合同，这个合同能否签订，决定着工厂的生死存亡。你指望着人家的合同，就要让人家嫖娼。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用吕建国的话说："要说我心里话，我恨不得你们（指公安局，引按）枪毙了这个王八蛋，可我得为厂里两千多口子的嘴发愁啊。"这里，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之间的紧张被极其尖锐地凸现了出来，并走向其极端化的形式：要想把工厂维持下去，让工人有饭吃，就必须包庇坏人、款待罪犯。

以上就是所谓"分享艰难"之第一类人物。

与孔太平、吕建国他们不同的是，第二类分享艰难的人物是处于社会底层、并且在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中利益受到损害的普通群众，比如《分享艰难》中孔太平的舅舅、《大厂》中的退休工人、原劳动模范章荣等。如果说基层干部们为了分享艰难而不得不从信念伦理走向责任伦理，这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时期尚属可以理解；那么，普通群众对于艰难的分享就显得更加匪夷所思。这些人无疑都是一些安分守己、深明大义、勤勤恳恳的好人；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好人为了分享艰难，就必须放弃自己起码的尊严与权利。在《分享艰难》中，作者为我们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田毛毛的父母为了"分享艰难"而放弃控告强奸田的洪塔山，让他继续当经理。为什么呢？"为镇里多赚些钱，免得大家受苦。"在《大厂》中退休劳模章荣患有重病，却坚决不住院，不要厂里的钱，就连市里专门为他拨下来的钱他也拒绝接受，要捐给工厂的卫生所（有意思的是，厂里没有钱为章荣这些人治病，同时又挥金如土地为郑主任这样的大客户找妓女玩）。为什么？当然是为厂里分享艰难，"我没困难。我是说厂、厂里现在挺难的，你们千万要顶住这一段困难。"多么深明大义的劳苦大众啊！可是在为这样的好人深深感动的同时，我们仍然不禁要问：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更重要的，他们为什么非要付出这样的代价？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来分享所谓艰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艰难？是由什么造成的艰难？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分享艰难的第三类人物最值得注意。与孔太平的舅舅以及章荣他们正好相反，他们是一些识事务者也是利益分配中的得利者，是商业大潮中的弄潮儿，热心地投入时代的洪流；然而，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些道德败坏流氓痞子，或者是象洪塔山（《分享艰难》）这样的流氓企业家，或者是象齐志远、魏东久（《大厂》）这样的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的国家干部。然而，即使是这些人，也在与大伙一起分享着艰难。作品特意赋予这些"反面人物"以所谓"复杂性"。比如，在《分享艰难》中，作者安排了洪塔山的几次捐钱，尤其是结尾时卖车捐钱的细节。这样一来，洪塔山就不再是一个十足的混蛋，而是似乎他也在"分享着"艰难，也一样有人性；《大厂》中的纪委书记齐志远虽然忙于搞女人、谋私利，但关键时刻同样为厂子、为群众出力。《年底》中的小李－－一个放荡的女人，甚至以嫁给一个傻子为代价，为长里搞到一千万元的业务。

人都是复杂的，这不错；但是，如果着意制造这种"复杂"，以体现所谓性格二重性，是否又陷入了新的概念化、公式化？

2·2、艰难分享得了么？

通过以上三种人分享艰难的三种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分享艰难"的文学（姑且沿用这一称谓）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揭示社会转型期物质与精神、历史与道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背离、冲突与紧张。这也是大家不得不"分享艰难"而不是乐于"分享艰难"的一个根本原因。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明显缺乏道德基础。这是此类小说给人的突出印象。人们为了物质生存与经济发展（这是所要分享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艰难"），就必须违心地作许多事情，甚至必须丧尽天良、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历史的发展如果是以经济成就为主要标志的话，那么可以说，这种进步在道德上的合法性是颇为可疑的（至少在当前的中国）。基层单位的经济命脉全部掌握在流氓痞子手里（如《分享艰难》中的洪塔山以及《大厂》中的赵明、谢跃进），掌握在专门吃喝玩乐的各方客户手中。能赚钱的人都是一些道德败坏的流氓痞子（用吕建国的话说，"钱都让混蛋赚走了"）；而道德高尚的人又往往无权无势、人微言轻，陷于生活的困顿之中，保障不了基本的物质与生命需要（如《大厂》中的章荣、小魏及其他工人）。物质与精神的分裂令人吃惊。应当承认，这种情况在目前市场经济不成熟期间是存在的（虽然在小说中不无夸张）。在道德与经济的较量中，一般情况下都是道德向经济投降、信念伦理向责任伦理屈服、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称臣，这似乎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可奈何之举。不但基层的领导是如此，就是一般老百姓也如此。这就是所谓分享艰难。

但是，"分享艰难"作为事实的描述或许是真实的，而作为我们的小说家与评论家在面对这一事实时开出的药方则是误导的甚至危险的。问题的关键在于：道德与历史、精神与物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冲突与紧张是怎么造成的？虽然在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同样存在相似的紧张，我们却不能离开中国的具体社会环境，尤其是体制环境来抽象地谈论这一问题。固然，金钱会使人堕落，这里有人性的深层原因（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对此作出过深刻的描写），不是社会环境或社会体制所能全部解释的；但是在此我更愿意强调：象中国目前存在的经济与道德、物质与精神的背离与紧张，恐怕更多地出于社会转型期特定的体制方面的原因。象洪塔山这样的人之所以不能不用，郑主任这样的订户之所以不能得罪，不是因为他们有真本事，而是因为体制的不健全为他们提供了为非作歹的土壤；而这一点在"分享艰难的文学"中恰好没有得到深入的揭示。相反，我们看到，绝大多数此类小说常常未能将矛盾的根子尖锐地揭示出来，而是在表现道德与经济、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对立与紧张的同时，试图人为地通过道德主义的思路来化解这种紧张，表现出明显的妥协倾向。比如，挖掘人物的复杂性就是化解紧张的显例（这种"复杂性"在孔太平、吕建国这样的基层领导身上表现为内心分裂的痛苦，他们虽然在行为上最终选择了责任伦理，但是其心灵深处的信念伦理使得他们为此而备受良心的煎熬；而在洪塔山这样的人物身上则表现为关键时刻良知未泯）。尤其是在《大厂续篇》写到两厂合并的时候，以吕建国为象征的道德力量终于战胜以章东民为代表的经济理性，使得章东民最后答应在兼并红旗手厂的同时吸纳红旗厂的所有成员。小说安排了吕建国的"人有情"的价值理性与章东民的"市场无情"的工具理性的较量场面，最后当然是信念伦理战胜了责任伦理。吕建国的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章东民，"他没想到吕建国心里会有这么重的东西，他一时感觉自己在吕建国面前很低下。"这实际上是说，工具理性在价值理性面前很低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未尝不是一个十分感人的场面（同样感人的场面还很多，比如《大厂》中章荣之死，《大厂续篇》中吕建国与工人们聆听韩书记的遗嘱等）。

但是，不能不指出的是，小说在这样处理的时候，实际上恰恰弱化了其现实主义的力量，回避了社会矛盾的本质，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道德化了，虽然有时触及一些现象，如权钱交易，但是未能进入深层的理性反思（顺便指出，绝大多数"分享艰难"的文学都停留在现象罗列的层次，在主题与形式上均缺乏提炼，对此批评界已多有警示），似乎只要把人们心中仍然残存的道德信念发扬光大，大家一起分享艰难，就可以共度难关。其实问题决不是这样简单，改革所遇到的阻力决不仅仅是人们的道德信念在金钱的大潮下泯灭，而是部分手中掌握了权力的人钻体制的空子进行权钱交易。因而道德主义的思路绝对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艰难绝非只要大家凭着良心分享就可以克服的，更不是安排几个"以身殉职"的人（如田毛毛及其父亲、小李、章荣等等）就可以解决的（田毛毛的父亲为了群众的利益而放洪塔山一马，但是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制止此类事件的再发生，还会有更多的田毛毛被糟蹋，从而这种牺牲的价值就很可怀疑），因为这种艰难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结构性的现象，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体制方面的原因。诉诸人的良知可能一时能够解决问题（比如洪塔山卖轿车的钱可以解决两个月的工资、贺玉梅献出一万块私房钱、袁家杰在道德的感召下把技术卖给了乡镇企业可以有限地缓解厂子的财政，等等），但是决不能永久性地解决问题，而只能永远陷于拆东墙补西墙的困顿中。原因很简单：导致这种困顿的结构与制度依然存在，而消灭这种困顿的制度环境尚未产生。绝大多数人是在一定的体制环境中选择自己的行为的，基层领导尤其如此。所以，即使是象章东民这样有才干的企业家，也只能使用非市场的或已经被扭曲的"市场手段"来发展企业，他也同样要逢迎权贵、贿赂订户，否则的话，迟早也要陷入与吕建国一样的困顿。

综上所述，这些小说揭示的问题的实质毋宁是，为什么在中国赚大钱、发大财的人，不是流氓成性就是背后有人撑腰？为什么企业的命运掌握在只知道吃喝嫖赌而根本不问产品质量的订货人手里？如果这些人是为自己的公司订货（从而订什么货直接与他的个人利益相关），他们还敢、还愿意这样做吗？而一旦产品的销售（从而企业的命运）是以真正的市场规律为基础时，吕建国等人的办厂方针还会是这样吗？他们还会分享这样的艰难吗？答案很简单，是权钱交易、假公济私等恶劣行为扭曲了经济规律与市场秩序，使之不能正常地调节企业及人的行为；而权钱交易、假公济私的背后是不正常的体制在起作用。因而，改革体制而不是诉诸良知才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出路，是渡过艰难的关键，也是克服精神与物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背离与紧张的关键。否则，一味地用道德主义的眼光看问题，不但无法找到问题的症结，而且会造成误导，似乎市场经济本身使得中国的改革走上了绝路，导致好人饿死，恶人撑死。市场经济本身当然也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但那将不是（至少主要不是）中国目前的问题，也不是"分享艰难"的文学所揭示的问题。

转贴于 三、道德激情切莫走火入魔

--谈歌小说《天下荒年》的价值误区

包括作家在内的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现实，更准确地说，是对于改革开放及其给中国所带来的一系列转型，持有一种相当复杂的、远非单纯明了、非此即彼的态度。80年代知识分子那种对于改革开放的热烈而又不乏天真的憧憬、向往，已经被一种欲说还休的现实苦涩感所取代。改革的现实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到处莺歌燕舞，而是光明与阴暗共生、进步与挫折交织。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90年代中期的社会关怀小说，在评价态度与价值取向上充满了矛盾与分裂、迷惘与痛苦。它既表现在一批新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比如邱华栋的小说表现的知识分子面对充满欲望也充满堕落的城市时的迷惘与失落），也表现在一些以国有大中型企业或乡镇村社为题材的小说中（如谈歌与刘醒龙的作品所表现的历史进步与道德退化的二律背反）。如果说80年代的作家们是热情洋溢地呼唤改革的理想，那么90年代的作家则是迷惘苦涩地面对改革的现实。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许多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物质与精神、历史与道德之间的深刻二律背反。这对于我们充分认识社会转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无疑是极有帮助的。

然而，我也注意到，在这一批小说中也有一些在我看来十分值得警惕的价值取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或惟道德主义的取向。这种取向的主要特点是把一个时代、社会或个体的道德水准当成是评价该时代、社会或个人的最主要的乃至惟一的标准，而忽视了其他标准的存在或意义。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曾经集中地表现在"二张"（张承志、张炜）的评论性文字中，而现在它又反映在许多所谓"新现实主义"小说中。我们在上面对于分享艰难的文学的批评中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这里我想以谈歌的《天下荒年》（《北京文学》1995年第10期）为例作些更细致的剖析。

《天下荒年》写的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事件，即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那场大饥荒，然而作家的创作动机与作品的主题指向却无疑是90年代的现实。作者以苍山县的百姓与官员为例，所要说明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读完小说，读者得到的启示是：在苍山县60年代的那场饥荒中，虽然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但那是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精神高贵的年代；而90年代的苍山县人（苍山县是一个作者精心选择的一个典型，这个典型具有隐喻意义）虽然因改革开放而享受到了物质的富裕，然而到处是抢劫杀人、盗贼成群，以致于安防盗门成风。这是一个对比；另一个对比是60年代的干部（从中央到地方）廉洁奉公、公而忘私，而现在的干部则腐化堕落、私而忘公（作品为我们提供的典型是刘春华的变节与犯罪）。

我以为作品表现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这一转型期人们感兴趣的问题，不无一定的启示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

第一，从现实主义小说的真实性上说，作品描写的过去与现实的情况是否属实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与典型性。本来，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似乎不应该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但是，这是一部比较独特的小说，一方面似乎带有很强的纪实色彩；但另一方面它的主题显然又是要说明一个十分普遍的问题，即通过苍山县这个特例，来说明60年代初与90年代中期整个中国的精神与道德状况。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理由就其普遍性问题提出质疑。我本人出生于50年代末，我关于那个时代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但是我母亲经常对我描述情景至今栩栩如生：农村到处是倒毙路边的饿死鬼。据这部小说的描写，苍山县全县在大饥荒中只有三起盗窃案（而且其中一起是乡支书为了不让更多的人饿死而下令发放种子粮，不能算是真正的盗窃），可见道德水准之高；然而据我的父母讲述，同时也据我通过历史史料与其他小说文本得到的了解，在那个可怕的年代，你最好不要在大街上或其他公开场合吃东西，否则很可能被别人抢去。天哪，我到底应该相信谁？是不是苍山县是个特例，算得上是"小人国"里的圣人县？

其次，小说的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它分析社会问题（注意：是社会问题而不是个人修养问题，两者所需要的分析方法是非常不同的）的方法与评价历史事实的价值取向。概括地说，小说的问题在于把由于多种原因所造成的一个时代的复杂的社会状况，还原为极度简单化了的道德状况，又把这种道德状况还原为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从而用精神高于物质还是物质高于精神这样一种简单化了的道德评价来作为社会评价的尺度。虽然小说没有为过去的物质贫困与精神至上直接辩护，也没有因为今日的物质至上、"道德堕落"而全面地否定改革开放；但是小说的主题与中心显然是在惟道德主义的价值取向下否定现实、美化过去。为此，小说精心地运用细节描写来制造关于过去的道德理想国的神话（农民宁可饿死也拒绝吃种子粮、市级干部玩弄了一两个异性即被枪毙等等）与关于现在的道德地狱的百丑图（关于曹迪的一段描写）。然而小说中的这些细节都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症结在于作者通过这些细节所要阐明的根本问题：精神与物质的问题。不妨让我们摘引一段在小说中具有"点睛"意义的议论：

我常常想一个问题。关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我们这些年或许过于强调了物质，精神在物质面前仿佛一个受气的上不得席面的小媳妇。可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原子弹是在那个年代，人们勒紧裤带干出来的。我们今天会狠狠地嘲笑精神

原子弹这句曾经风传一时的豪言壮语，可是历史偏偏开了这样一个一点也不幽默的玩笑。我们先是有了精神的原子弹，才有了物质的原子弹。

于是"我"对于那个精神原子弹的时代就感到"高山仰止"，为那些"无恨无悔饿死"的人及其"镇定自若的精神秩序所震撼"，"我们竟是在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时尚中安祥地度过了那场可怕的灾难。"因而：

不要总是指责那样一个年代吧，不要对那一个时代的中国百姓简单地理解为愚

不可及吧。或者说那一个年代有着过多的悲剧与错误，但它毕竟充满了神圣的原则与伟大的人格……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历史，我们应当珍惜那种洁净，我们应该纪

念那个物质绝对危机，精神竟绝对灿烂的年代。

因而，现实生活中的人在面对那个时代时就只有惭愧与耻辱了：

或者那一个时代的精神原则，本身太高傲了，这使得它与我们现实中活得有滋有味的人们之间产生了可悲的隔阂，因为那个年代的精神几乎处在了极致，超越了我们所能合理想象的界限，对于只重视现实而不在乎历史的当代中国人，断定它只是野史传说而不予置信，从而渐渐忘记了它是一个重要的关于中国曾经是怎样活着的例证了。

社会学学年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270-06

一、政治

1.《辽朝政治中心研究》，肖爱民著，人民出版社，2014年。

2.《契丹史论证稿》，陈述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

3.《契丹辽文化论集》，孙国军、李春林主编，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2014年。

4.《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日）杉山正明著，乌兰、乌日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5.《横扫千军如卷席：女真灭辽的故事》，赵永春、赵丽著，商务印书馆，2014年。

6.《宋辽风云》，林林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14年。

7.《刀锋上的帝国：宋辽夏金元乱史》，马兆锋编著，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年。

7.《辽金史研究中的正统观》，景爱，《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期。

8.《坚持多民族的大一统观 摒弃偏颇的“正统观”――以辽金史研究为例》，何天明，《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期。

9.《试论清人的辽金“正统观”――以辽宋金“三史分修”“各与正统”问题讨论为中心》，赵永春、张喜丰，《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10.《辽金史研究理论方法的回顾与思考》，张志勇，《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11.《辽宋夏金政权历史地位辨》，梁斌、石艳，《哈尔滨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12.《“辽”国号新解》，姜维公、姜维东，《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

13.《大辽本非契丹国号说》，林鹄，《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4期。

14.《辽天祚朝“皇太叔”名号的政治文化解析》，邱靖嘉，《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

15.《论辽朝的政治中心――从中国古代北方行国政治中心谈起》，肖爱民，《宋史研究论丛》（第十五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

16.《〈辽史〉、〈金史〉中的老人星》，何慕，《宋史研究论丛》（第十五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

17.《辽朝“因俗而治”统治政策的实现方式及存在论意义》，吴纪龙，《北方文物》，2014年第2期。

18.《契丹的社会构造和两种支配体制的确立》，（韩）罗永男，《宋史研究论丛》（第十五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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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辽代后期契丹腹地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原因》，张国庆，《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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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辽初汉官群体研究》，李月新，《兰台世界》，2014年第25期。

24.《试论辽代汉官集团的地域性特征――以考古发掘墓葬为中心》，齐伟、都惜青，《苏州文博论丛》（第五辑），文物出版社，2014年。

25.《辽初汉族集团的形成与演变》，郑毅，《学理论》，201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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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论辽代后族与辽代政治》，路F，青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8.《辽金时期辽阳渤海人政治活动轨迹考》，刘肃勇，《东北史地》，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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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试论东丹国及其政权的性质》，唐烈，《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31.《辽世宗、枢密院与政事省》，林鹄，《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

32.《辽代大理寺探讨》，杨逍，《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第6期。

33.《从〈辽史〉看契丹的基层组织管理》，程嘉静，《兰台世界》，201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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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辽代五京留守研究》，王旭东，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36.《辽代上京留守选任研究》，王旭东，《学术探索》，2014年第7期。

37.《也谈辽宰相的南、北与左、右问题》，王曾瑜，《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38.《辽代地方要员选任方式浅议》，康鹏，《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39.《辽代职官考核制度探析》，武玉环，《史学集刊》，2014年第3期。

40.《辽代职官考核与升黜制度研究》，朱良娟，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41.《辽朝供奉官考》，孙伟祥，《地域性辽金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42.《辽朝官员的丁忧与起复》，张国庆，《东北史地》，2014年第1期。

43.《石刻所见辽朝捺钵“随驾”官考探》，张国庆，《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44.《辽代于越职官研究》，陈耀宇，青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45.《辽朝监察制度的民族特色及作用》，付文武、杨发源，《兰台世界》，2014年第27期。

46.《辽代再生礼小考》，李月新，《北方文物》，2014年第1期。

47.《契丹祭山礼仪考论》，吕富华、杨福瑞，《北方文物》，2014年第3期。

48.《辽朝辍朝制度研究》，崔学霞，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49.《碑志所见辽代高官丧葬述略》，谷丽芬，《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50.《文化认同视阈下的辽代立法与司法实践》，李玉君，《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1期。

51.《辽代法律中的酷刑》，付爱云，《北方文物》，2014年第2期。

52.《辽代东北路统军司考论》，王雪萍、吴树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

53.《府州折氏与辽的关系》，高建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第5期。

54.《辽宋对界河越界行为的处置》，张宏利，《东北史地》，2014年第3期。

55.《论“澶渊之盟”后的契丹跨界入宋者》，徐世康，《哈尔滨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56.《论白沟的宋辽历史文化遗产》，丁建军、张冲，《河北学刊》，2014年第3期。

57.《辽朝使宋国信使研究》，苏丹，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58.《宋朝遣辽使臣群体出身研究》，王慧杰，《北方文物》，2014年第3期。

59.《北宋使臣监察启示录》，王恩山，《辽金西夏研究2012》，同心出版社，2014年。

60.《北宋使臣监察启示录》，王恩山，《地域性辽金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61.《由澶渊之盟看宋辽交聘制度》，郭松雪，《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62.《宋代出使文学研究》，陈大远，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63.《两宋与北朝交聘诗之差异及其形成原因》，白金，《文学评论丛刊》（第十五卷第二期），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64.《试论苏颂“使辽诗”中的爱国情怀》，胡彦，《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7期。

65.《宋辽战争中武将的便宜行事权》，王轶英、史改侠、李娜，《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7期。

66.《北宋熙丰时期二府与对辽关系决策》，陈朝阳，《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9期。

67.《地缘政治视野下高丽和辽、宋关系探究》，胡婷，《东北史地》，2014年第4期。

68.《辽朝海军考述》，张宏利，《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69.《辽朝军队的军兵种研究》，刘雄，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70.《辽朝边防研究》，杜鹃，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71.《北宋对辽军事策略的三次转变（974―989）》，马萌，渤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72.《论北宋对辽间谍政策》，王轶英，《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73.《辽宋时期谍战的运用》，屈罗木图，《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74.《宋辽战争：宋初军旅诗的内核》，袁君煊、肖华，《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75.《“驱驰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杨家将〉中辽宋边疆民族关系探析》，吴景山、强进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76.《“驱驰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杨家将〉中辽宋边疆民族关系探析》，吴景山、强进前，《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77.《论辽初经略燕云十六州及其历史意义》，郭丽平，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78.《试析契丹与刘仁恭政权的幽州博弈》，，《地域性辽金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79.《辽金争夺兴中府及其影响》，吴凤霞、王彦力，《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80.《辽对高丽的第一次征伐新探》，陈俊达，《邢台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二、经济

81.《中国农业通史：宋辽夏金元卷》，曾雄生著，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年。

82.《辽宋金时期的水旱灾害、水利建设与经济重心的转移――以黄淮海地区和东南江淮两浙地区为考察对象》，关树东，《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83.《辽金时期依附关系研究――以官户、监户、驱、二税户为例》，高玉平，渤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84.《宋辽金时期赋税――中国税史之四》，蔡昌，《财会学习》，2014年第6期。

85.《从出土的铁制农用工具探讨辽代朝阳地区的农业经济生产状况》，王冬冬，《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86.《从辽代窖藏古钱看辽代货币制度的特点》，王彦力，《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87.《一种鉴定西夏、辽、金、元代钱币辅助方法的探讨》，万泉，《中国钱币》，2014年第6期。

88.《从辽王朝货币制度看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李芳，《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2014年第3期。

89.《浅谈辽代钱币的流通问题》，任雁，《文物世界》，2014年第3期。

90.《从辽代的政治制度演进和经济发展谈辽钱的种类和版别》，唐武云，《金融经济》，2014年第4期。

91.《辽金元代白银的使用及货币化的逐步确立》，苏利德，《内蒙古统计》，2014年第6期。

三、民族

92.《契丹古代史研究》，（日）爱宕松男著，邢复礼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年。

93.《金代契丹人研究》，夏宇旭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94.《辽朝人口总量考》，杨军，《史学集刊》，2014年第3期。

95.《契丹始祖传说与契丹族源》，杨军，《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96.《蒙元时期契丹民族的分布浅述契丹民族的走向》，包乌日斯嘎拉、塔娜，《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97.《亡国遗民的军功：金朝对外战争中的契丹将士》，夏宇旭，《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98.《金代契丹族地方官的政治活动及作用》，夏宇旭，《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99.《论金代契丹人反金斗争及其特点》，夏宇旭，《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100.《试论施甸长官司的文化价值取向》，陈世装，《金田》，2014年第11期。

101.《云南保山地区契丹后裔乙肝危险因素分析》，林牧、蒋锡超、申元英，《大理学院学报》，2014年第10期。

102.《达斡尔族起源不容歪曲――驳“大宛、大夏、吐火罗就是达斡尔”说》，景爱、陈志贵、吴丽华，《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103.《达斡尔族歌舞的产生和演变》，景爱，《东北史地》，2014年第5期。

104.《达斡尔族文化形态概述》，刘丽萍，《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105.《传承千年的达斡尔族曲棍球文化》，孙岩，《科技创新导报》，2014年第10期。

106.《达斡尔族“颇列”渊考》，鄂金伟，《课程教育研究》，2014年第23期。

107.《达斡尔族传统曲棍球竞技文化探骊》，白志忠，《山东体育科技》，2014年第4期。

108.《也谈辽代的乌马山奚――兼与任爱君先生商榷》，葛华廷，《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109.《辽代奚境变迁考论》，毕德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3期。

110.《略论辽朝部族的范围》，张宏利，《湖湘论坛》，2014年第6期。

111.《辽五国部族属探微》，杨海鹏，《北方文物》，2014年第2期。

112.《〈梦溪笔谈〉中“回回”一词再释――兼论辽宋夏金时代的“回回”》，汤开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13.《论辽金时期朝鲜半岛女真人分布》，沈岩，《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3期。

114.《辽金时期的弘吉剌部及其与乞颜部关系》，康建国，《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115.《说“舍利”――兼论契丹、H、突厥的政治文化互动》，孙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4期。

116.《奚与契丹的关系探讨》，王丽娟，《北方文化研究》

（ 5 契丹学特刊）， ，2014年。

117.《打破鄂尔浑河传统：论公元840年以后黠戛斯对叶尼塞河流域的坚守》，张国平，《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118.《宋辽金时期民族关系的表现形式》，侯胜一，《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8期。

119.《海东青与辽灭金兴――以“鹰路斗争”为中心的考察》，聂传平，《宋史研究论丛》（第十五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

120.《金代女真的政治认同与对辽政策的转变》，王耘，《北方文物》，2014年第2期。

121.《论入金辽人、宋人入金后的遭际》，孙明材，《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5期。

122.《降金辽人、宋人降金原因探析》，孙明材，《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6期。

123.《论入金辽人、宋人的理政措施及实效》，孙明材，《边疆经济与文化》，2014年第9期。

124.《契丹与高句丽关系考述》，孙炜冉、李乐营，《通化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125.《契丹与突厥的关系及影响》，刘治川，《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126.《论唐朝对契丹的政策》，刘治川、肖忠纯，《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9期。

127.《辽代末期渤海遗民起义及反抗活动探析》，仉惟嘉，《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128.《辽代契丹人汉化问题研究――以风俗文化为中心》，陈程程，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29.《滇西契丹后裔民族融合原因初探》，蒋新红、杨庆玲，《保山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四、人物

130.《辽金西夏风云人物》，《辽金西夏风云人物》编委会编写，沈阳出版社，2014年。

131.《铁马红颜：萧燕燕》，姜正成主编，中国财富出版社，2014年。

132.《阿保机之“龙眉宫”及相关问题浅探》，葛华廷，《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133.《阿保机建立契丹的主要途径》，任爱君、王飞，《北方文物》，2014年第2期。

134.《到白城春捺钵的四位辽皇帝》，戴丽娟，《地域性辽金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135.《自我的退缩、迷失、放逐――辽穆宗精神人格分析》，岳淑丽、，《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14年第1期。

136.《关于辽长寿公主和延寿公主的几个问题》，史风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

137.《关于辽朝后族室鲁的几个问题》，史风春，《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第5期。

138.《耶律和鲁斡、耶律淳父子与辽末政治》，关树东，《宋史研究论丛》（第十五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

139.《试论“耶律倍请兵后唐”之乌有》，耿涛，《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年第3期。

140.《浅析耶律倍未能继位及其被封东丹王之因》，耿涛、李佳桧，《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

141.《耶律大石西迁对中亚地区的影响》，杜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142.《走进契丹汉人耿崇美》，李月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第1期。

143.《悲剧型的契丹名将耶律余睹》，都兴智，《东北史地》，2014年第5期。

144.《辽末金初人物耶律余睹研究》，侯震，《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145.《大小武州城与辽国宰相虞仲文》，彭图，《五台山》，2014年第7期。

五、社会

146.《辽金社会与文化研究》，武玉环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147.《契丹巾帼：辽代契丹族女性研究》，张邺主编，民族出版社，2014年。

148.《从石刻史料看辽代社会生活》，赵芮彬，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49.《辽代皇家鹰猎之海东青》，邵连杰，《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50.《辽朝宗教文化之契丹人的原始》，孙国军，《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151.《论巫教在契丹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孙国军、杨福瑞，《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8期。

152.《辽代人丧葬观念刍议――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张国庆，《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153.《从辽金至今的巫术演变考察》，（韩）赵容俊，《中国文化研究》，2014年第1期。

154.《论巫术在契丹对外战争中的作用――以契丹与中原政权的战争为中心》，马驰原，《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155.《契丹族社会生活中萨满文化研究》，杜美林，渤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56.《辽时期吉林西部草原契丹民族的信仰习俗与传承》，张树卿，《地域性辽金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157.《从考古发现看辽上京地区契丹人习俗》，杨婷婷，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58.《辽代阜新的契丹文化》，李琳、张慧，《兰台世界》，2014年第6期。

159.《再论契丹射柳习俗之起源》，张强，《兰台世界》，2014年第7期。

160.《飞翔的图腾――海东青》，宋晓君，《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20期。

161.《契丹国舅别部世系再检讨》，苗润博，《史学月刊》，2014年第4期。

162.《萧和家族在辽代社会的地位与影响》，张志勇、齐伟，《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163.《辽代汉人四大家族仕宦问题研究》，吉孝青，长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64.《辽代玉田韩氏家族研究》，于超，长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65.《辽代刘祜家族研究》，马春红，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66.《辽代萧孝恭家族的族属及其文化特征》，任大卫，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67.《从东平吕氏家族看辽金时期的社会变迁》，苗霖霖，《北方文物》，2014年第2期。

168.《北方游牧民族收继婚俗中的女性――以辽金元为例》，贾淑荣，《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第5期。

169.《时新花样尽涂黄――辽代契丹女性“佛妆”考》，王子怡，《装饰》，2014年第3期。

170.《从辽代石刻看辽代社会中的贤妇观》，张敏，《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171.《辽代石刻中所反映的辽朝母仪规范》，张敏，《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172.《论辽代的捺钵文化》，王飞，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73.《契丹捺钵文化研究》，汪澎澜，《地域性辽金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174.《辽代四时捺钵体制及其影响试析》，孙雪江、张博程，《考试周刊》，2014年第45期。

175.《浅析契丹服饰对中原服饰的影响》，靳运洁，《今日湖北》（下旬刊），2014年第10期。

176.《辽朝的宴饮活动》，周洁，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77.《辽金西夏少数民族天然材料包装》，彭建祥，《唐山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178.《辽金西夏少数民族天然材料包装研究》，彭建祥，《艺术生活：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179.《从河北宣化辽墓文物看宋辽家具的发展状况》，刘显波，《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11期。

六、文化

180.《契丹辽文化论集》，孙国军、李春林主编，现代出版社，2014年。

181.《契丹小字词汇索引》，刘浦江、康鹏主编，中华书局，2014年。

182.《儒风汉韵流海内：两宋辽金西夏时期的“中国”意识与民族观念》，刘扬忠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

183.《辽代沈北地区契丹人物质文化的多元性特征――以辽墓考古资料为中心》，张国庆，《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184.《10―12世纪宋辽金服饰文化的交流》，郭志伟，《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85.《辽朝腹地城镇的文化特征考》，张敏，《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186.《辽朝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高福顺，《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187.《辽代释褐进士群体的文化使命――以翰林院、国史院、起居舍人院考察为中心》，高福顺，《北方文化研究》（ 5 契丹学特刊）， ，2014年。

188.《辽朝科举考试年限考论――以圣宗统和六年以后为中心》，高福顺，《东北亚研究论丛》（第七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189.《辽朝的教育与科举》，黄凤岐、燕煦，《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190.《探寻辽代儒学教育的发展、兴盛及其衰落成因》，贾云飞，《兰台世界》，2014年第9期。

191.《辽朝私学教育对当时教育的影响》，程清旭、石茶、胡凤娟，《兰台世界》，2014年第12期。

192.《浅析辽代的官学、私学及科举制度》，李向东，《内蒙古教育》（职教版），2014年第6期。

193.《儒学在辽代的传播及其影响和作用》，丛溆洋，《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194.《论辽代内蒙古地区的文化建树与儒学发展》，马燕茹，《内蒙古教育》（职教版），2014年第3期。

195.《从辽代考古资料看儒学在辽代的发展》，许宁宁，《现代妇女》（下旬），2014年第1期。

196.《〈古俗字略〉与〈龙龛手镜〉注音释义对比研究》，叶穗、郑贤章，《怀化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197.《契丹小字〈故耶律氏铭石〉考释》，刘凤翥，《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0期。

198.《内蒙古大学所藏契丹字文献》，高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199.《读谜谈解――补说〈刍拈墓志〉》，即实，《北方文化研究》（ 5 契丹学特刊）， ，2014年。

200.《再论契丹文天干阴阳之别》，吴英矗《北方文化研究》（ 5 契丹学特刊）， ，2014年。

201.《契丹语“那可儿”考》，吉如何，《北方文化研究》 （ 5 契丹学特刊）， ，2014年。

202.《契丹语“那可儿”考》，吉如何，《蒙古学集刊》，2014年第3期。

203.《A Supplementary Note on“Khitan”in Tangut Historical Records》，Nie Hongyin，《北方文化研究》（ 5 契丹学特刊）， ，2014年。

204.《Reign Titles of Jin Dynasty in Khitan Small Script Inscriptions》，Sun Bojun，《北方文化研究》（ 5 契丹学特刊）， ，2014年。

205.《The Khitan Lexical Tetrachoricism》，John Tang，《北方文化研究》（ 5 契丹学特刊），

，2014年。

206.《辽圣宗时代契丹大字官印考证》，陶金，《华西语文学刊》（第十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

207.《辽圣宗时代契丹大字官印考证》，陶金，《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208.《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研究》，白明霞，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09.《试论鲜卑语、契丹语和满语的关系》，戴光宇，《满语研究》，2014年第2期。

210.《Koreanic―Serbi-Mongolic ethnolinguistic contact before the Mongol Empire――Two possible Early Middle Koreanloanwords in Kitan》，Andrew Shimunek，《北方文化研究》（ 5 契丹学特刊）， ，2014年。

211.《从最新研究成果谈起契丹文字概貌》，武内康则撰，德力格日呼译，《北方文化研究》（ 5 契丹学特刊），

，2014年。

212.《探究辽代音乐的风格》，谢建洲，《大舞台》，2014年第9期。

213.《辽金散乐初探》，安晓霞，《地域性辽金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214.《唐宋音乐对契丹民族音乐发展的影响》，蒋诏宇，《兰台世界》，2014年第30期。

215.《辽代散乐的文化特质研究》，卫丽军，《兰台世界》，2014年第33期。

216.《试论契丹音乐与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与交融》，贾增辉，《音乐时空》，2014年第8期。

217.《东北地区辽绣艺术的发展历史与市场开拓研究》，张烁，沈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18.《浅谈辽绣艺术的历史沿革和表现技法创新》，白丽，《时代漫游》，2014年第3期。

219.《辽代契丹族男性服装研究》，闫献冰，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20.《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辽代彩塑服饰研究》，杨俊芳，《美育学刊》，2014年第2期。

221.《大同华严寺辽代彩塑菩萨服饰特点初探》，聂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0期。

222.《大同华严寺辽代彩塑纹饰类型及特点研究》，聂磊，《美术界》，2014年第5期。

223.《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辽金佛造像服饰艺术浅析》，武丽、彭景跃，《艺术评论》，2014年第12期。

224.《辽代后族墓葬艺术研究――以关山、库伦辽墓群为中心》，魏聪聪，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25.《辽代汉人墓葬兼容并包的艺术特征――以河北宣化辽墓壁画为中心》，张楚翘，沈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26.《以岩山寺壁画为例浅析辽金时期寺观壁画绘制方法与材料运用》，董卓，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27.《辽代花鸟画研究》，张雪婷，南京艺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28.《水彩画与辽代壁画的比较研究》，李宇亮，《美术界》，2014年第6期。

229.《辽代壁画及其高仿作品》，阿敏布和，《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8期。

230.《耸立千年的辽代佛塔建筑之艺术探源》，张琳琳、陈春伟，《兰台世界》，2014年第34期。

231.《北京天宁寺塔的型制与装饰艺术研究》，李烽，太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32.《北镇崇兴寺双塔砖雕艺术研究》，张睿，《文教资料》，2014年第21期。

233.《抚顺高尔山辽塔雕饰的艺术研究》，李焕，《美术大观》，2014年第12期。

234.《下华严寺菩萨造像的艺术特点》，许韶华，《雕塑》，2014年第4期。

235.《辽代佛教造像艺术浅论》，任丽俊，《美术界》，2014年第6期。

236.《辽代真寂之寺石窟佛像造型风格与契丹文化的融合研究》，魏凤岚，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37.《辽金时期佛教造型艺术的演化》，亢楠，《文学教育》（下），2014年第11期。

238.《内蒙古扎鲁特旗大黑山人面岩画》，闫洪森、娜木罕，《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7期。

239.《从晋北宋辽金寺观壁画的遗存看山西寺观壁画的历史文化价值》，魏卞梅，《包装世界》，2014年第5期。

240.《辽朝体育活动考略》，李际麟，《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8期。

241.《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辽代体育文化特色研究》，王修方，《兰台世界》，2014年第3期。

242.《“策马草原”的辽金时期马球运动溯源》，赵涛，《兰台世界》，2014年第15期。

243.《辽代捺钵制度及其射猎军事体育活动探源》，吕星云，《兰台世界》，2014年第24期。

244.《五代时期契丹辽朝军事体育研究》，赵涛，《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245.《我国古代契丹族斗鸡分析》，漆琼，《兰台世界》，2014年第9期。

246.《辽代的图书出版与书籍传播诸问题论析》，施国新，《理论月刊》，2014年第6期。

247.《简论辽金时期的山西刻书业》，裴兴荣，《辽金元文学研究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社会学学年论文篇6

不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围绕着明清时期所谓的“奢靡”（或谓“奢华”、“侈靡”等等）之风的研究相当突出，再次涉及了陆楫的经济思想问题，这一局面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学术与现实背景。

在经济思想史领域，“黜奢崇俭”被视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三大教条之一，奢与俭的褒贬取舍贯穿始终，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更加关注。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勃兴，拓展了人们的研究视野，更新了人们的固有观念，深化了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研究者不仅从成文法等正式规章制度，而且从道德伦理等非正式的规章制度方面重新审视经济史上的各种问题，与制度、伦理有紧密联系的“奢靡”等问题自然成为关注的对象之一。而二战之后兴起的消费经济学也于80年代初在我国受到关注，由此也推动了对消费经济史的探讨，如消费经济思想史学界即以奢俭论作为考察核心。在史学界，“年鉴学派”的影响日趋加深，强调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心理因素是其显著的特点，与社会习俗、消费心理密切相关的“奢靡”问题当然需要认真考察。’在中国自身的史学研究变革中，研究的重点也由帝王将相逐渐转向芸芸众生，人们更加着眼于历史上普通百姓的生产与生活，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层人民生活的“奢靡”现象显然是考察对象之一，并且对以往研究中重生产、轻消费的倾向加以纠正。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一向以利用地方资料、研究民间社会、重视基层变化、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其地域特色与不平衡性而著称，时而涉及明清时期地方志、私人文集中频频出现的，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顽固纷呈的民间习惯等纠缠在一起的“奢靡”问题。社会史的研究，虽然由来已久，但在新中国真正受到重视却是近一二十年的事，古人对社会生活、社会习俗常用的奢俭评判观念，无法逃离社会史学者的研究视野。文化史研究领域，围绕着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是否呈现近代化的曙光的讨论，也往往涉及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包括民情世态的变化问题。至于民俗史研究领域，对该问题的探讨，更是自不待言的。此外，处理好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不仅是对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也是我们今天和将来需要正确处理的问题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对奢靡之风的讨论并不限于明清两代，但以对该时期的讨论最为集中。清朝灭亡是20世纪的事，但由于本文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回顾，所以只好遵从研究习惯，大致以鸦片战争为下限。另外，国外学者对此问题也有研究，但为本人涉猎所囿，本文仅以大陆与台湾为限。

[1]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6—109页，及《后记》；《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6页；《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5页，第177—178页。剪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七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另外，傅先生在对明清社会经济的研究中，还对乡规民约等倾注了大量精力，除上述著作外，还有：《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4年版；《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年版。

[2] 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著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64页。林丽月：《陆揖（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兼论近年明清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新史学》5卷1期，1994年3月。

一、关于“奢靡”的概念及其使用

有的研究者将“奢靡”风习与高消费相联系，甚至等同之，认为就是追求时髦与享受。[1]也有人认为，“奢靡”是一种病态的消费。[2]有的学者没用“奢靡”等词，只用了“消费欲膨胀”的表述。[3]

有的学者认为“奢靡”与高消费有别，只是高消费的表现形式之一。[4]

有的学者强调“奢靡”风习与封建礼法的密切联系。[5]其中或把奢靡与逾制作为对等的概念，认为追逐时髦和违礼逾制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奢靡为基础的，奢靡往往导致违礼逾制和追逐时髦；[6]或强调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台湾学者即持如是看法，例如林丽月指出，探讨传统社会的禁奢政策，除了“奢”的字面意义即“奢侈”或“浪费”之外，其政治与法制上的制约意义不容忽视；邱仲麟亦从礼制与价值观改变的角度分析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7]这种认识在文化史研究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关于明清时期“奢靡”问题的研究中，也有个别学者讨论到“奢靡”一词的概念。余英时曾指出，英文的“luxury”固然可以翻译为中文的“奢侈”，但两者的涵义存在广狭之别，所占的位置和分量也有差异，前者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涵盖面、指涉面远比“奢侈”在中国为大，但中国传统的“奢侈”含义是什么则未暇论及。[8]欧阳卫民认为，中国古代奢俭的划分有两种基本标准，一是是否超越自身等级的标准，二是消费品对主体是否绝对需要。[9]陈国栋定义为：在社会安定的状态下，当平均产出超过维持生命所需时，个人所得可以去消费一些非必要的商品或劳务，这种非必要的消费即为“奢侈性”消费。[10]

[1] 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2] 一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3] 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唐文基：《试论明代统治集团的消费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4] 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5] 姜旭朝、万安培：《近代中国关于奢俭问题的论争及其历史经验》，载《东岳论丛》1986第1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6] 常建华：《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载《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

[7] 林丽月：《明代禁奢令初探》，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2期，1994年6月。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

[8] 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载《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8年版，第3—52页。

[9] 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中央党校出版社版1994年，第35页。

[10] 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 二、关于“奢靡”风习出现的时间范围

相关的论著集中讨论了三个时期：

（一）明代中、后期。社会风尚以侈奢相高。[1]

（二）明中后期至清前期。其中清初有所收敛。[2]

（三）清朝前中期。[3]

一些研究者对“奢靡”风习的出现时间及其演变进行了具体考察：

（一）明朝说。常建华认为始于成化以后。台湾学者徐泓对明代江浙、华北地区社会风气的研究颇见功力，他认为正统至正德的明代中期，一些地区的社会风气渐趋奢靡，嘉靖以后更甚，不过社会风气转变的时间与程度是有差别的。[4]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奢靡”风习或形成于正德；或正德、嘉靖之间；或正德、嘉靖以降；或嘉靖、万历时期等。[5]与以上使用中国传统的年号纪年作为区分标志不同，有的研究者以公元纪年的形式作为划分界限，或认为出现于十六世纪或十六世纪二十年代，或认为江南地区十五世纪五十年代已经开始。[6]

（二）清朝说。持此说的学者，或认为在康熙前期，或认为在康熙中期，或乾隆中期。[7]

与以上论著的明确划分意见相反的是，有人主张应作模糊化处理，因为奢侈浮靡风气的出现，有先后、程度之别，即使同一地区也因人而异；另有学者认为，不仅社会风气的转变可作时间的划分，甚至其中的种类也有先后之别，例如“服饰”风气的转变就早于“舆马”之类，物质上的变化也早于观念上的变迁。[8]

[1]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532页。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王兴亚：《明代中后期河南社会风尚的变化》，载《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

[2] 王新：《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变革举隅》，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3期。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3] 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4] 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

[5] 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页。

[6]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牛建强：《明代江南地区的早期社会变迁》，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第3期。

[7] 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8] 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

三、关于“奢靡”风习的波及范围

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大致从以下三个视角展开：

第一种主要是从地域上来区分的。其中，一种意见认为存在于部分地区的城镇，特别是江南城镇；[1]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其他地区包括内陆地区，社会风尚也由俭朴向奢侈转化，例如河南就是一例。但华北与江南程度有别。[2]进而有文章认为，奢靡之风蔓延全国，不可能只限于经济发达地区，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3]

第二种主要是以阶级或阶层来区分的。与上述地域讨论中持城镇观者相对应，一些文章是专门针对市民或城市中的部分人，如官僚商人等。[4]而林丽月认为，到了明末，奢僭是上下普遍的社会习尚。[5]

第三种是以地域结合阶级或阶层来区分的。其中一种意见认为，这种风气仅存在于部分“点”上。汤纲、南炳文认为商贾地主奢侈腐化，经济发达的地区尤为突出。牛建强、汪维真认为，就某一地域而言，奢侈之风起初存在于城市，后传至城郊，由城市衣冠之家而至城市一般市民，然后再至“城郊”农民。王家范认为明清江南城市的高消费以奢侈品消费为大宗，与乡村的低消费形成强烈的反差。[6]另一种意见是承认其普遍性。奢侈的高消费从宫廷、贵族、官僚蔓延到庶民身份的地主、商人以至一般贫民。[7]

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者更加突出奢华之风在不同方面表现出的趋同性与差异性。如冯尔康、常建华认为劳动群众多是低消费，他们的奢华只是表现在某些方面。钞晓鸿认为，就“陕西商人”所谓的奢靡问题而言，他们中间并非没有衣食节俭之辈，但应该承认相对的豪华生活是陕商群体的一般特征，在婚嫁丧娶方面的某些形式与内容也会波及普通百姓。不少人则比较突出奢华在不同地域所表现出的差异性。[8]

[1]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0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01988年第5期。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

[2] 王兴亚：《明代中后期河南社会风尚的变化》，载《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徐乱：《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

[3] 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商传：《晚明社会转型的畸形因子》，载（台湾）《历史月刊》第105期，1996年10月。

[4] 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高建立：《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与社会风习的转变》，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刘志琴：《商人资本与晚明社会》，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5] 林丽月：《明代禁奢令初探》，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2期，1994年6月。

[6]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532页。牛建强、汪维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史学月刊》1990年5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载《上海社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

[7] 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页。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嫂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和平：《试论价值理性视野下晚明社会的经济人文与经济生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8] 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7，222，249，239页。钞晓鸿：《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载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载《厦门大学学报》 2000年第1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四、关于“奢靡”风习的成因

一些学者着重从经济，特别从商品经济来分析。徐泓认为，社会风气的转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互为因果的，正是商品经济水平的差距造就了华北与江南奢侈风气的差异。牛建强、汪维真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将明代中后期风尚取向的变化分为三个等差及类型。还有许多学者也是从商品经济的角度来分析的。[1]

一些学者的看法与此相反，认为对经济的作用不宜估计过高，强调其他方面的作用。蓝东兴认为，是人们对享受与发展需要没有正确认识，也与政治腐败关系密切。李景屏认为，关键在于封建制度使得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很难用于扩大再生产，其中绝大部分流向消费领域。[2]

一些学者重视从制度方面来分析。在消费经济理论方面，于光远指出，必须重视一国的社会制度对社会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的决定作用。周绍泉曾从经济制度方面分析明代服饰变化。暴鸿昌认为晚明奢靡风气的根源是明代政治腐败的产物。王家范更加强调政治制度的作用，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所有奢侈性高消费无不依靠政治权力的支撑。林丽月认为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的华侈相高、服饰的违制奢僭是商品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提升的后果，而君主的违制滥赏与晚明法制的松弛更是加速了服饰礼制流于具文。[3]

一些学者注意从心理与思想等方面来分析。冯尔康、常建华认为，婚丧方面的奢侈与人们的虚荣攀比心理有密切关系。巫仁恕认为明代平民服饰风尚的转变，不仅仅是以经济发展作为动力的，也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心态。吴存存认为明代纵欲风气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最直接的原因来自思想界的阳明心学。[4]

一些学者注重具体分析，强调时空特殊性与具体因素。如官僚贵族、外地生活方式的诱导。[5]王振忠指出，明代中叶扬州社会风尚的剧烈变化更具体更直接的原因是，成弘年间东南盐政制度的重大改革，使得大批盐商汇集淮、浙。陈国栋指出，达官贵人的奢侈，未必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必然的关系。[6]

[1] 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 107—173页。牛建强、汪维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5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周围地区风尚取向的改变及其特征》，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王兴亚：《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

[2] 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 于光远：《于光远同志关于消费经济理论研究的一封信》，载《求索》1982年第4期；周绍泉：《明人服饰探论》，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6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载《上海社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林丽月：《衣裳与风教—晚明的服饰风尚与“服妖”议论》，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

[4] 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250页。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5] 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④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357页。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钞晓鸿：《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载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载《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6] 王振忠：《明代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

五、对“奢靡”风习的评价

学者们围绕着各自研究的问题进行探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对“奢靡”风习的评价，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些学者明显地对“奢靡”风习持肯定态度。认为其代表、预示着新旧交替的曙光，解决了城市人口就业问题，冲击了封建伦理与等级观念，是对理学家禁欲主义的批判与唾弃，反映了晚明市民阶层的觉醒，推动了商品经济生产，刺激了手工艺进步与特色产品的产生。[1]

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奢靡”风习的负面影响，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基本肯定的。[2]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奢靡”风习对等级制度的冲击，与当时等级制度的衰退，一般均有很高或正面的评价，但也有学者对此持保留意见，例如邱仲麟认为，平民可能与上层社会的旧有生活水准接近，但上层社会某些成员的物质享受则可能更进了一步；巫仁恕则具体地论证了士大夫创新服饰以重新塑造身份。[3]

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奢靡”风习的积极作用，但总体上看，还是基本否定的。他们认为奢侈之风造成社会贫困和混乱，隐藏着不容忽视的虚假性，不利于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4]

一些学者则同时指出“奢靡”风习的正、负面影响。[5]

一些学者明显地对“奢靡”风习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的高消费，只能导致商品经济的虚假繁荣，无益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6]

与以上总体评价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则进行了具体分析，尽管其中的某些论文并非是专论“奢靡”风习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不同地区的后果不同，可谓因地而异。其中，或认为城乡有别，或认为在江南与其他地区的作用不同。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不同时期的后果不同，可谓因时而异。

一种观点对“奢靡”风习出现的时期与地区并重，就具体内容进行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各阶级、阶层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在贵族官僚与庶民百姓之中有所差别。[7]

更有学者批评我们在社会风气评价中的功利倾向，主张发掘这些变化的其他内涵，并对陆楫的经济思想进行深人分析。[8]

笔者在作本专题的学术史回顾时发现，研究者很少对自己使用的“奢靡”概念、明清人的奢靡观念等基本问题予以讨论与界定，而且讨论中很少直面地进行观点商榷，这在大陆学界更为突出。这些均为我们今后应该注意的问题。

上述学术史回顾的部分内容，笔者曾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上刊发过，今补充了研究背景与部分台湾学术界研究成果，并对原有部分内容作了增删改动，谨此作为对傅衣凌先生的纪念。

[1]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高建立：《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与社会风习的转变》，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

[2] 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业读清人笔记札记之一》，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徐私：《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6月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王新：《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变革举隅》，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3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3] 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

[4] 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张和平：《试论价值理性视野下晚明社会的经济人文与经济生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5] 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中央党校出版社版1994年，第354，363页。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7页。商传：《晚明社会转型的畸形因子》，载（台湾）《历史月刊》第105期，1996年10月。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胡一雅：《中国封建社会各阶级等级的消费》，《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方行：《略论中国地主制经济》，《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社会学学年论文篇7

专业名称

考研专业课考试科目

030301

社会学

647社会学理论

865社会学方法

030303

人类学

648人类学理论

866人类学方法

030304

民俗学

649民俗学理论

867民俗学综合

0303Z1

社会工作

331社会工作原理

437社会工作实务

035200

社会工作（专业学位）

331社会工作原理

437社会工作实务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201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研参考书目如下：

武汉大学社会学理论考研参考书目：

1、侯均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美]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第11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中国社会思想史》 主编：王处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

4、《风险社会》作者:乌尔里希•贝克译者:何博闻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4-1

武汉大学社会学方法考研参考书目：

1、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卢淑华：《社会统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三版；

3、（美）巴比著，邱泽奇译：《社会研究方法》，华夏出版社出版时间：2009-2-1

武汉大学人类学理论考研参考书目：

1、朱炳祥：《社会人类学》（第二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英]雷蒙德•弗思著，费孝通译：《人文类型》，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3、[英]阿兰•巴纳德著，王建民等译：《人类学历史与理论》，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

武汉大学人类学方法考研参考书目：

1、[英]拉德克利夫•布朗著，夏建中译：《社会人类学方法》，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2、[美]古塔、弗格森著，骆建建等译：《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武汉大学民俗学理论考研参考书目：

1、《民俗学概论》 主编：钟敬文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2、《中国民间文学》 作者:李惠芳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武汉大学民俗学综合考研参考书目：

1、《中国社会思想史》 主编：王处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

2、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1年版。

3、《民俗学概论》有关章节 主编：钟敬文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331社会工作原理考研考试范围：掌握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掌握开展社会工作的技能与方法

（1）社会工作的知识基础，含社会工作的历史、本质、目标、功能、价值及理论的理解等。

（2)社会工作的方法，含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区工作、社会行政等一系列社会工作的方法等。

437社会工作实务考研考试范围：全面系统地掌握社会工作实务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认识社会工作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了解我国和世界各国社会工作的基本状况和趋势，掌握社会工作的通用过程模式，知晓儿童、青少年、老人、妇女、劳工、残疾人等群体及家庭、学校、医务等领域的实务工作，具备运用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社会工作问题的能力。

武汉大学社会工作（学硕和专硕）考试科目：331社会工作原理、437社会工作实务考研参考书：

1、《社会工作概论》（第2版），王思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2、2009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指导教材中级，《社会工作实务》，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2月。

3、《社会学概论新修》（第3版），郑杭生主编，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社会学学年论文篇8

【关键词】社会科学/科学生产力/CSSCI

1引言

科学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它们的成果表现形式有着质的差别。后者的成果是物质的、有形的，而前者则是非物质的、无形的，需要经过转化才能成为有形的。自然科学、技术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论文、著作、专利；社会科学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则主要是著作、论文、研究（咨询）报告。对于物质生产力的评价国际上已经建立起一套通用的、公认的指标体系，可以进行直接评价。而对于科学生产力的评价，由于它的成果是非物质的、无形的，因此无法对它进行直接评价。目前，国际上的通用做法是对它的成果的转化表现形式进行量化评价，从而对科学生产力进行间接评价。

论文是科学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生产力是指社会科学生产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加菲尔德(E.Garfield)主持的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研制了《科学引文索引》(SCI)，以在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科学论文的数量和已被SCI录用论文的引用量作为衡量科学成果的量和质的主要指标。经过30多年的实践，目前SCI已被国际公认为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乃至学者个人科学成果（主要是基础研究）和学术影响的主要工具。自1988年开始，受国家科委的委托，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依据SCI每年我国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在SCI的发文量和被引量统计。这一重大举措导致了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纷纷采取各种激励措施，从而在总体上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学生产力的发展。

在E.Garfield的主持下，自《科学引文索引》之后，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相继研制、出版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但SCI、SSCI、A&HCI是国际性的，且不收录中文期刊，而我国的科学研究人员的成果绝大多数发表在国内出版的中文期刊上。为了能准确、全面地反映、评价我国的科学生产力，研制基于中文学术期刊的引文索引就成为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1995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制的以国内出版的核心科技期刊为素材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正式出版。1998年南京大学开始研制《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CSSCI)，1999年经专家组论证，教育部正式批准，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大项目。

在教育部社政司的支持和指导下，经过课题组3年多的努力，《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已研制成功，相继出版了CSSCI(1998)、(1999)、(2000)、(2001)光盘和网络版，并提供查询、咨询、统计服务（包括网上服务）。CSSCI的出版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白。

CSSCI来源期刊的选定是在教育部社政司的直接指导下、广大社会科学领域专家的参与下进行的。2001年3月，教育部社政司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咨询委员会”，由全国17所高校的社会科学专家和社科管理专家组成。在教育部社政司领导的参与下，咨询委员会于2001年3月、4月、5月分别在南京、长沙、珠海召开会议，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了充分、深入的讨论，会后由教育部社政司组织全国社会科学领域1000名教授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评选，最后确定CSSCI来源期刊419种。这保证了CSSCI的科学性、客观性。

表1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

附图

说明：由于少数论文涉及2个学科、作者涉及2个地区，故论文总数略多于CSSCI(2001)论文总数。

本文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以发表学术论文为指标，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结构、分布作一初步研究，以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作一宏观描述。

2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及其地区、学科分布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来源期刊为419种，录用来源文献为61492篇。根据CSSCI(2001)数据库，分析、统计得出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如表1所示（见上页）。

3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结构分析

由表1论文的学科分布可知，2001年我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中经济学占30.41%，这是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在论文学科分布中的反映。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8个学科依次是：教育学，政治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文学，历史学，法学，哲学。

由表1论文的地区分布可知，2001年发表的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中北京占28.16%，列第1位，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这是由北京市集中了量多质高的高等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政部门（含所属研究机构）所导致的。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6个地区依次是：上海(9.04%)，江苏(7.70%)，湖北(6.82%)，广东(6.45%)，浙江(4.52%)，四川(4.23%)。表1全面反映了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的地区分布。它还列出了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的地区分布，由此可反映出社会科学各学科生产力的地区分布。表2列出了各学科论文发文量按地区分布的前5名，反映了各学科社会科学生产力处于领先地位的省、市，比较突出的是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广东。

表2学科论文地区发文量排序前五名

附图

收稿日期：2003-06-09

【参考文献】

1邹志仁.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社会学学年论文篇9

1、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是认知主义的危机

上世纪50年代后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及其主要成果，如人际知觉与归因理论、认知一致性理论、认知不协调理论、社会比较理论等。走的都是认知主义路线。因此，50年代以后的西方社会心理学就是认知社会心理学，所谓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更准确地说是社会心理学中认知主义的危机。60年代中后期，受到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库恩的范式论、现象学、解释学以及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社会心理学开始从某个个别的、具体的研究到核心认识论、方法论，对认知主义开始进行全面反省和深刻批判，认知主义在社会心理学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80年代末后现代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的兴起，以及建构主义为其哲学基础的心理生态观的出现，昭示随着人们对社会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模式运用于重要的文化转向。

2、认知主义的危机是自然科学研究模式运用于社会心理学的失败

早期心理学以自然学科为自我发展的范式，在自然科学的统摄下，认知社会心理学长期以来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经验事实的积累”上，社会心理学纷纷遵照实证主义研究的范式：首先在观察基础上形成假设，再通过设计精巧的实验验证这些假设，得出的结论被作为规律性知识构成社会心理学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样做的直接结果一方面促进了社会心理学中的小型理论爆炸性的增长，一本普通的大学《社会心理学》教课书通常要涉及四五十个形形彼此相互独立的理论；另一方面由于忽视基本理论研究，导致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内部缺乏严密的逻辑联系，各种研究成果人言人殊，甚至相互矛盾在诸多问题当中，使认知社会心理学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二、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

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经历两个发展阶段。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属于危机的前期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一是几乎所有的社会心理学家都被卷入危机，在其中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代表不同的认识，发出不同的声音；二是人们在有关批判的对象、目标、观点、对危机的反应等任何方面都形不成一致的意见，学科研究完全陷入混乱。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正是这种反思的积淀。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具有两个标志：

1、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纷争

当代认知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映射着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危机”本身就是以后现代文化立场审视认知社会心理学的结果。后现代社会心理学首先意味着对认知社会心理学的全面解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目的不再是对人的心理的“治疗”或“改造”，而是促成对人的心理学差异与心理局限的“理解”，促进人的心理的解放。心理学的研究不再热衷于去“证明”一个理论的“真”或“假”，因为在后现代语境中，理论根本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得到“证明”。后现代社会心理学致力于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对人的心理做出“解释”。这种新的研究模式强调以人与他人、他物（包括社会、文化）之间内在、本质的构成性为几点：

（1）要求以“现实的人”取代“抽象的人”作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2）强调心理的文化意义，拒绝接受“文化特权”“西方优越”与“种族中心主义”，坚持以平等的原则接受一切文化与个体心理差异；

（3）以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互动过程研究取代传统心理学的认知中心；

（4）重视理论的前构性；

（5）主张用语义学、解释学的方法作为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的重要补充。后现代社会心理学到目前为止还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有关它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和发展所产生或将会产生的影响也众说纷纭。但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思想、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解释也标志着社会心理学研究正在发生重要的文化转型。

2、“文化的”社会心理学兴起

如果说作为当代社会心理学文化转向的重要标志，后现代心理学还仅仅是表现为一种思想、观念形态，文化社会心理学则已经形成相对完备的体系，能够为文化转向提供更加翔实的研究资料。从社会心理学学科内部的发展逻辑来看，文化社会心理学是试图消解认知主义危机的产物：从学科外部的影响来看，文化社会心理学是七八十年代印度、新西兰、土耳其等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心理学界的本土化心理学研究及这一时期其他相关学科，包括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临床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的研究成果向社会心理学研究渗透的结果。与“认知的”社会心理学相比，“文化的”社会心理学的兴起意味着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系列重大转变。“文化的”社会心理学认识到人的心理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建构，在文化社会心理学中，文化与心理不再是两个相互分离、独立的要素，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心理是文化投射，是文化对应物。文化社会心理学完全是一种“文化的”视角，它颠倒了认知社会心理学的思维逻辑，将文化前置，将心理作为文化的延伸或对应物置于审视的地位。文化社会心理学要着重讨论的是，人的心理如何形成以及在何种程度是文化的表现？站在“文化的”立场，过去人们普遍接受的“西方”心理学研究模式不能被接受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文化社会心理学将研究重点导向心理学的“本土化”问题和个体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的“社会化”问题，强调对心理学的文化内涵的理解、分析。

社会学学年论文篇1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编修与应用年鉴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年鉴界发出构建中国特色年鉴学的呼声甚高，并正在积极推进且取得基础性成果。

遵循史、志、鉴学科相同的规律与特点，本文提出并阐述“借鉴方志学，构建年鉴学”的学科构建思路。

第一、本文构建大型地方志文化学术专著《中国现代方志学》的学术思路与方式方法，并且结合年鉴文化的具体内容，提出并阐述设置“中国特色年鉴学三理论”，即中国特色年鉴学政治理论、中国特色年鉴学基础理论、中国特色年鉴学应用理论。

第二、按照“中国特色年鉴学三理论”形成一个学科系统并设置三个二级学，即中国特色年鉴政治学、中国特色年鉴基础学、中国特色年鉴应用学，构建中国特色年鉴学学科理论体系与学科结构体系。

第三、在此基础上，提出阐述编纂大型年鉴文化学术专著《中国特色年鉴学》及其编撰框架设计。

本文力求“博采众人之长，树一家之说”，形成一门中国特色年鉴文化较为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形成一门中国特色年鉴文化新学说，形成一门中国特色年鉴学新学术流派。

抛砖引玉，“一花引来万花开”，希望有更多的年鉴界专家学者积极参与中国特色年鉴学的讨论研究与构建，希望中国版协年鉴工委将此项工程领导好组织好，中国特色年鉴学的构建成功将指日可待。

年鉴文化研究是世界性事业，我们应该学习与借鉴外国优秀年鉴的编纂与应用做法，从世界眼光将中国特色年鉴打造成为具有世界水准的文化作品，积极推进中国从世界年鉴大国向世界年鉴强国迈进。

关键词：借鉴；构建；中国特色；方志学；年鉴学

盎然生机满眼春，神州又奏盛世音。2004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充分表明我们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和殷切希望。《意见》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学术性、指导性和前瞻性，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文件。《意见》指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为此“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和应用对策研究”，要重点“扶持对学科创新发展起关键性的研究项目”。按照中央文件的这些精神，本文提出并阐述“借鉴方志学，构建年鉴学”的学科构建思路。

党的十七大号召：“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正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群众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其中，中国年鉴事业正在蓬勃发展，中国年鉴作品正在成为中国文化百花园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当前年鉴文化作品在世界各国发展很快，日益成为人们工作生活中密不可分的指南书，有的西方国家人们将圣经与年鉴同称为案头书。中国是世界上年鉴作品的数量和品种最多的国家，中国年鉴作品正在成为世界年鉴文化百花园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就是人们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曾指出：“感觉只能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能解决本质问题。”就是说，人们应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总结提炼概括成为系统科学的理论。就是说，理论是建立在事物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它所解决的问题是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因此，科学理论应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创新性、系统性的基本特性。为此，我们今天在构建年鉴学时应该遵循这些基本原则。

构建年鉴学 重要可行性

在现代中国，对于年鉴定义性质的诠释有多样，且大同而小异。其中，权威的定义应为：2005年5月国务院公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三条：“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当然，年鉴包括年鉴和专业年鉴。既然称为文献，则理当然含有学术的成分，况且各类年鉴作品有其独特的体例等质量要求，为资料性著述。故年鉴应为学术书，而不可忽视年鉴的学术性。年鉴界共识认为，因年鉴主要为条目体而便于检索，故工具书为年鉴的另一大性质。再则，年鉴姓年为年度之编纂作品。

我国的专家、学者在其专著及论文中，对于年鉴定义即基本属性有多种表述，其中较权威的有孙关龙先生认为“年鉴定义的基本属性是年度性、连续性、资料性和工具性。”笔者认为年鉴的基本属性是年度编纂、资料性文献、学术工具书。其中学术性必不可少，则体现年鉴作品的科学性。因此，年鉴的定义是，记述某行政区域或某个专业行业各方面情况的年度编纂、资料性文献、学术工具书。很显然，年度编纂、资料性文献、学术工具书似应成为年鉴作品的基本三大性质。

据资料显示，年鉴文化作品来源于16世纪的欧洲。年鉴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古代的历书。当时欧美很多国家经济和科学文化发展较快，因此年鉴随之不断兴盛起来。包括一方面是各类年鉴的数量和品种逐渐增多，另一方面是编纂了一批具有社会影响的年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及世界很多国家的年鉴出版业进入比较平稳的发展时期。当今的20多年中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高速发展，各国年鉴的品种、数量及社会影响亦水涨船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尤为明显。

中国年鉴发展史大体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开创阶段，包括从1909年开始第一部翻译外国年鉴，第一部国人编纂年鉴，第一个年鉴出版社，年鉴出版事业创始人；第二阶段为平稳发展阶段，在20世纪20-40年代，国内各地出版的各类年鉴逐渐增多且社会影响增大；第三阶段为繁荣发展阶段，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改革开放30多年中，中国年鉴事业正在蓬勃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指出：“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这段金口玉言为我国年鉴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等单位领导的重视指导支持下，随着经济社会建设的物质保障及发展（包括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各个地区的综合年鉴和各行各业的专业年鉴像雨后春笋般地创作涌现出来，机构健全、人员配置、经费保障等逐步完善，并随着地方志的全国首轮二轮编纂而水涨船高。特别是《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贯彻，将年鉴事业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年鉴文化编纂出版应用事业愈加蓬勃发展。据最新统计，至2009年，估计在版年鉴约有2500种，加上非公开发行、非正式出版的年鉴，总数接近3000种。

在编纂年鉴的过程中，有很多史志鉴专家学者进行年鉴学的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其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年鉴编纂学方面。例如较具权威的《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及较具代表性的《年鉴学概论》、《年鉴通义》、《比较年鉴学》、《年鉴出版学》、《年鉴策划设计学》、《地方年鉴编辑学》、《专业年鉴编辑学》、《学科年鉴编辑学》、《城市年鉴编辑规范》、《统计年鉴编辑规范》、《企业年鉴编辑规范》等等。

通过这些年全国年鉴界专家学者及编辑工作者的共同奋斗，将实践编纂与理论研究相结合，不仅取得丰厚的年鉴文化作品，而且取得丰厚的年鉴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

今年5月，笔者参加在鲜花盛开的泉城山东济南市召开“第四届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颁奖暨第十二届年鉴学术年会”。这是一次全国年鉴界成果检验与年鉴学术交流的盛会。在会上很多专家学者提出，“我们有必要举整个年鉴界之力，联合有志于年鉴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通过科研攻关和协作，陆续推出一批年鉴学论著，逐步构建起年鉴学的学科体系，实现年鉴理论的全面创新”，提出“应尽快构建起年鉴学的学科理论体系与学科结构体系”，提出“应尽快构建起年鉴编纂质量标准规定”等极具学术价值的学术观点和建议。总之，全国年鉴界认为，年鉴学应称之为中国特色年鉴学，中国应从年鉴大国向年鉴强国迈进。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有一条规律被称之为“触类旁通”，就是说有很多不同的学科存在很多相同之处。在国家图书馆系统对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进行学科分类，将这两大类学各被分得11类一级学科。在社会科学的一级学科中，历史学当属其一，其下属还分得若干个二级三级学科等。目前，方志学与年鉴学还没有被列上国务院学位办公室的二级学科目录。年鉴文化编纂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工作，也是一项学术工作。年鉴在学科分类上与方志一样同属于史学学科。而且这两者学科的性质基本相同，同称为“资料性文献”，同称为“国情地情书”，同称为“官修官责官书”。《地方志工作条例》将方志与年鉴实行强强联合，称之为地方志工作，这样的地方志文化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远至上古，近至当前，连至年年，可谓横陈百科，无所不包，其内容之丰富，知识之广博，是任何一项工作都难以企及的。因此“借鉴方志学 构建年鉴学”的学术思路与学术观点是合理的是科学的，当能“树立一家之说”。

中国年鉴学 学科体系论

（一）中国年鉴学学科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

第一方面，“中国年鉴学三理论”为中国年鉴学基本理论框架之基石。从宏观而论，可借鉴“方志三个理论”即方志政治理论、方志基础理论、方志应用理论，设置“中国年鉴学三理论”，即中国年鉴学政治理论、中国年鉴学基础理论、中国年鉴学应用理论。

中国年鉴学政治理论来源于，年鉴编纂与应用工作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年鉴学政治理论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融为一体的科学理论体系，还有部级各级党和政府对于建设地方志年鉴文化事业的方针、政策及发展思路。

中国年鉴学基础理论与中国特色学应用理论包涵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中相关众多学科的基础理论、应用对策理论。从中观而论，在中国特色年鉴学研究的众多一级对象中（如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对其中一个对象的研究阐述，如对经济方面的研究阐述，就可以运用“中国年鉴学三理论”，即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应用经济等理论知识及相关数据去研究阐述。

从微观而论，指经济类方面可以细分为综合经济、农业、工业、服务业、区域经济等类型，则需从微观可以运用“中国特色年鉴学三理论”来研究阐述。

“中国年鉴学三理论”还包括下面阐述的中国特色年鉴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内涵的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中国年鉴学学科理论体系的重要特征。其一，中国年鉴学有明确科学的性质、定义概念、研究对象；其二，中国特色年鉴学有系统科学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学科依据、理论体系，精神实质、历史地位、社会功能等本质特征。其三，一种学科学术理论要成为一个系统的学科理论体系，至少要具备这样一些基本条件：一是要有一个扎实的学科理论体系；二是要有一个贯穿全部理论的明确主题；三是要有一系列围绕这个主题的首尾一致、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学术基本观点；四是要设置三级学科结构体系及基本原理；五是要在实践基础上产生，又回到实践中指导实践，并为实践所证明其正确性。

上述这些学科的科学内涵，“地方志三个理论”符合这些要求，同时亦具备了构成中国现代方志学学科理论体系与学科结构体系的各种条件。

笔者认为中国年鉴学为学科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所构成的“中国特色年鉴学三理论”则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上构成中国特色年鉴学基本理论框架，可以预计中国年鉴学基本理论很系统很庞大。

（二）中国年鉴学学科结构体系

在设置中国年鉴学学科理论体系与大型学术专著《中国特色年鉴学》编撰大纲的基础上，设置中国年鉴学学科结构体系，形成树型结构图。

具体设置方法为：其一，中国年鉴学为一级学；其二，在中国年鉴学学下按照“中国年鉴学三理论”设置三个二级学，即中国年鉴政治学、中国年鉴基础学、中国年鉴应用学；其三，将每个二级学阐述“基本原理”；其四，将每个二级学按照科学分类与社会分工分成若干个三级学，如中国年鉴基础学可下分为：年鉴世界历史学、年鉴中国历史学、年鉴概论学、年鉴编纂学、年鉴教育学、年鉴组织管理学等。其五，每个三级学还可以下分若干个四级学；其六、形成“中国年鉴学科结构体系图”（附表树型结构图）。

撰鉴学专著 构建年鉴学

对编撰大型学术专著《中国年鉴学》的一些初步学术观点。

第一，中国年鉴学的构建。其一，中国年鉴学则体现在立项、撰写、编辑、出版大型学术专著《中国年鉴学》。其二，由北京市社科联和线装书局联手将此项目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申报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项目。

第二，中国年鉴学的定义。中国年鉴学是研究年鉴文化作品的起源、形成、发展，主要是新中国年鉴的编纂与应用的学说，是一门新兴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

第三，中国年鉴学的学科定位。由于中国年鉴学研究的对象较多，因此年鉴学是综合研究，应包括综合研究与探讨各个地域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以及各个专业等多学科领域的规律、特点趋势，对年鉴学的要求应是运用地理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研究，是一个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中的交叉学科、综合学科。因此，年鉴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叉性应用性的学科。年鉴学属于多学科之间的交叉学科，而不可能是一门单一学科。

第四，大型学术专著《中国年鉴学》编撰大纲设置。其一，以章节体设置篇目为宜，章节体是指以篇章节目为层次编排内容的篇目结构形式，篇目层次一般在三级及三级以上，这种篇目结构形成的特点，是全书的整体性，综合性较强，门类齐全，内容完整，结构严谨，分类科学。其二，按照“中国学三理论”设置三个二级学，即中国年鉴政治学、中国年鉴基础学、中国年鉴应用学设置三个篇目；其三，每个篇目按照科学分类与社会分工等逻辑关系设置下属若干个章目；其四、每个章设置下属若干个节目；做到大事不漏，要事不略。

第五，资料准备。其一，按照篇目大纲设置的篇章节几级内容，进行资料的全面收集，其中包括世界年鉴发展史及重点国家、港澳台地区年鉴编撰与应用的信息；其二，在全面收集资料基础上进行梳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形成一部规模宏大，脉络清楚，线索联贯，全面系统研究年鉴学的《中国年鉴学研究资料集》；其三，可以建立“中国年鉴学研究信息中心”，搭建信息平台。总之，资料的搜集与处理难度很大，价值很高。

第六，具体撰写。按照“详今明古”，“详近略远”的方针，按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按照中国年鉴学政治理论、基础理论、应用对策理论相结合的方针，按照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多学科，包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分支学科相结合的方针，按照与国外、外埠进行比较的方针。达到详细地占有资料，数据翔实不错，立论充分严谨有力，语言通畅简洁。

第七、党的十七大要求“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中国年鉴学认为，我们既要进行中国特色年鉴的编纂，又要吸收借鉴外国年鉴的有益成果。首先，中国特色年鉴文化要走现代化道路，就必须融入世界年鉴文化大潮进行学术编纂。封闭，必然导致年鉴文化的孤芳自赏，导致落后；开放，才能促进年鉴文化的变革与繁荣。在任何情况下，当代中国年鉴已经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孤立发展，它必须与世界年鉴保持密切的联系，加强相互学习交流合作，融入世界年鉴潮流去丰富和壮大自己。其次，融入世界年鉴现代化潮流的中国年鉴又要用富于民族性的独特创造，与其他国家民族年鉴共同发展，丰富世界年鉴文化，增强中国年鉴文化国际影响力。

第八，篇幅装祯。大型学术专著《中国年鉴学》的篇幅应适中，不宜太多，不宜太少，可设计为两种字数，一则为80—100万字，二则为120万字左右。

装祯印刷应体现：中国、世界、学术、艺术、现代、开放、时尚、精美、配图等元素与特色。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引进方志学，创新年鉴学。加强对中国特色年鉴学理论的学术研究，创建中国年鉴学科理论体系与学科结构体系，促进中国史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国年鉴学应构建为政治性、世界性、地域性、学术性、时代性、开放性、实践性和史料性很强的一门新兴的综合叉性应用性学科。其主要特点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以社会科学为主并配合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与应用对策理论研究相融合，对中国及世界年鉴文化的发展繁荣的长河征程，起到总结规律特点及科学发展，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起到示范与推动作用，深入进行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促进中国年鉴文化事业又好又快地科学发展。促进年鉴文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发挥更加积极的促进作用，促进中国特色年鉴在世界年鉴百花园中被称为一颗“影响大、学术强、应用广、装帧美”的精品佳鉴的璀璨明珠。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总体来说，社会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门新型学科——中国年鉴学应符合中央要求的“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年鉴学的创建一定要使各个具体学科构建统调兼顾、协调发展，使中国年鉴学得到整体上的充实加强，以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年鉴学科理论体系和中国年鉴学学科结构体系。我们应树雄心、立壮志，构建中国特色年鉴学，编纂精品年鉴，加强与各国年鉴界的交流与合作共同繁荣发展，为世界年鉴文化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中国年鉴界的领军人物许家康先生说得好：“博采众人之长，树一家之说。”笔者祝愿大型学术专著《中国特色年鉴学》早日问世，诚邀并欢迎年鉴界专家学者参与研讨构建年鉴学，对此论文学术观点指导指正。本文中一些学术观点还不成熟或不科学，仅供参考，并欢迎商榷或批评斧正。“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祝愿我们中国年鉴人发扬勇于创新、勇攀高峰的精神，早创中国年鉴学，早成世界年鉴强国。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北京日报，2004年4月9日.

[2]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中国地方志，2006（6）.

[3]曹子西，朱明德主编.陆奇，执行主编.中国现代方志学.方志出版社，2005.

[4]许家康.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线装书局，2006.

[5]孙关龙.年鉴论坛（第一辑）.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

社会学学年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D69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9-0208－02

自1992年邓正来、景跃进发表《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一文至今，公民社会研究在中国已有十几年的时间。回首这十几年的研究历程，从一开始的勇敢提出到如今在各种文字中的俯拾即是，这无疑鉴证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理论自身的生命力。在这十几年的研究历程中，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结出了十分丰富的理论果实，形成了众多的研究题域，其中不乏针对这一理论研究本身的总结反思性研究成果。近年来中国学者在总结反思中国的公民社会理论研究时常以20世纪末为分界线，将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进程划分为两个阶段，这种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进程的“两段论”在中国学术界已成共识。本文将通过文献统计的方法对当前学术界的这一“两段论”的划分作出验证。

一、“两段论”简介

2004年李煜熠在《当代中国公民社会问题研究评述》一文中，最早对中国公民社会的研究进程作出了以20世纪末为分界的两段论划分。李煜熠在文中指出，自1992年开始至20世纪末为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知识界对公民社会的讨论主要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其理论成果主要是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以及西方公民社会理论译介和移植的讨论；从20世纪末至今为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第二阶段，此阶段的研究主要是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作为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研究[1]。在此之后，2006年郁建兴和周俊在《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最新进展》一文中重申了李煜熠的两段论划分，并基于这种划分对上个世纪末以来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新进展做出了较为深入全面的介绍[2]。此外，2006年周国文发表的《“公民社会”概念溯源及研究述评》[3]和2007年刘振江发表的《中国市民社会理论中综述》[4]这两篇文章均对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进程作出了与此两段论完全相同的界分。纵观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公民社会问题研究的总结与反思，凡涉及研究进程的阶段划分时均是以20世纪末为分界线。可以看出，这种以20世纪末为分界线的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进程的两段论分界已成为了学术界的共识。

二、考证过程

第一步，确定出考察对象。本文的考察对象确定为刊载于中国学术期刊中的关于公民社会研究的论文（排除有关公民社会研究的专著、学位论文等文献资料，但是少量未刊载于期刊而收录于其他文献但很重要的论文也列入考察对象）。①

第二步，抽取出研究样本。研究样本由三部分组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刊登过的关于公民社会研究的文章[5]、②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有关公民社会研究的抽样文章，以及刊载于其他之处的一些重要文章，总计共425 篇。①

第三步，选定一种逻辑，按照一定标准将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进行题域划分。选定的逻辑是：中国为解决本国的现代化发展中的问题而引入公民社会理论这一陌生的西方社会理论。所以首先需要对这种陌生的社会理论进行译介性研究，然后对中国的公民社会生成发展问题以及与公民社会相关的其他各种问题进行研究，并在这种研究的过程中进行总结与反思。按照这种逻辑我们把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题域划分为四大类：A.对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译介性研究；B.有关中国公民社会生成和发展的研究；C.对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总结反思性研究；D.其他的与公民社会相关的研究。

第四步，按照上一步划分的中国公民社会研究题域对样本中的文章进行归类。我们将样本数据库中的文章分别归类于上述四大题域之后，此时这四大题域在样本数据库中所对应的文章的年度数量变化便代表了其在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进程中的变化。四大题域在样本数据库中所对应的文章的年度数量变化与数量对比由以下三图所示：

我们由图1可以看出，A、B、C题域的文章数量从1992―2007年均呈现出较为稳定的缓慢增长趋势，但自2000年之后D题域文章大幅度的增长且占到研究总量的主体（如图3），这表明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自2000年之后呈现出了多元化特征（当我们仅仅分别以“NGO”、“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为检索关键词以与样本同样的方式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时就可以找到409篇文章，这与我们整个样本中的文章数量大体相当。）；而在2000年之前D题域的文章较少，A、B题域的文章占研究总量的主体（如图2），这表明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在2000年之前主要是对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译介及对中国公民社会生成或发展的思索。由此我们可以将公民社会研究在中国的演进以2000年界划分为两个阶段：2000年之前为公民社会研究在中国的理论译介期，2000年之后为公民社会研究在中国的理论拓展期。

三、结论

当前学术界以20世纪末为分界线对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进程的“两段论”界分吻合于1992―2007年的相关论文统计结果，具有真确性。

参考文献：

[1]李熠煜.当代中国公民社会问题研究评述[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2）：92-96.

[2]郁建兴，周俊.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新进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3）：36-45.

[3]周国文.“公民社会”概念溯源及研究述评[J].哲学动态，2006，（3）：58-66.

[4]刘振江.中国市民社会理论中综述[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4）：156-159.

社会学学年论文篇12

关于社会调查课程之于现代法学教育的意义，专家学者已经达成一致，其研究成果也已浩如烟海，本文不再赘述。然而鲜有学者从实践教学的整体出发，研究在法学本科实践教学这一系统中，社会调查课程的地位，以及与其他法学实践课程的关系。

目前，各大高校法学本科专业的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主要包括法律见习、法律辩论、社会调查、学年论文、毕业实习、毕业论文。其课程设置基本如下：第二学期法律见习，第三学期法律辩论，第四学期社会调查，第五学期学年论文，第七学期毕业实习，第八学期毕业论文。从课程设置的时间顺序来看，社会调查属于中间环节，从法律人职业技能培养的逻辑来看，社会调查属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

法律见习的教学内容是观摩法院、检察院、律所等机构核心业务的实际运行流程，教学目标是让接受多年基础知识教育的大一新生，对法学职业执业情况形成直观的感性认识，有利于大学生跳出僵化的书本知识和单一的课堂环境，逐步适应系统化、科学化的专业素养教育，调整心态面对学校与社会的对接。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学习任务不大，趣味性比较强。法律辩论的教学内容是选择法学各专门学科领域中有争议的热点专题，让学生自愿结组形成正反两方，并就各方主要观点展开对辩。该课程教学目标是提高学生对法学前沿知识的涉猎与研究，培养学生的法学专业思维能力和论辩能力。社会调查正是在法律辩论课程成果较扎实的基础知识与逻辑思辨能力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开放性的思维能力，弥补法律辩论课程的不足，提升学生的思维水平与实践技能。大学学习需要一定的适应过程，中学灌输式的教学，学生的思考固定在单向、被动模式中老师教习知识点，老师提问，根据老师讲的知识点回答问题、完成作业。而不进行主动的、拓展式的思考。与其说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偏低，不如说学生缺乏发现问题，问个为什么?的思维逻辑。不懂而且不知道需要进行发散思维，观察社会现象，探讨其发生原因，从而做出独立的判断，因其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调查研究能力。

所以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的教学内容是，紧密结合社会调查方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内容与实际操作过程，让学生较好地掌握从纷繁复杂的法律现象、社会现实与历史文献中总结出、抽象出问题即调查选题，并设计出合适的调查方法，整理、分析搜集的资料，并最终完成调查报告。从而有效地衔接好法律辩论课程，并为学年论文选题的确定、书写打好基础。

而学年论文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初步训练，为进一步进行专业学习、科学研究和实践活动创造条件，理所当然地是毕业论文和毕业实习的前提与基础。

综上所述，社会调查是法学本科系统性实践技能培养最关键的一环，既是法律辩论效果的巩固，又是保证学年论文实践课程教学效果的基础。

二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教学效果不佳的原因

本人从事多年的法学实践教学工作，担任社会见习、法律辩论、社会调查、专业实习的课程教学，以及学年论文与毕业论文的指导。基于对实践教学过程与效果的评估，本人认为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的教学效果不佳。社会调查的概念、主要内容、基本方法等理论知识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而实际操作更是盲目、混乱，完全偏离了系统化、科学化、明确化的要求。下文从三个角度出发，分析社会调查课程教学效果差强人意的主要原因。

(一)课程未受到充分重视，课程安排不合理

自上世纪70 年代末恢复法学教育以来，作为热门学科的法学专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开遍国内各大高校。很难想象仅仅 30 多年的时间，法学本科教育培养模式从理论教学到实践训练已经发展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很显然，大部分学校并没有探索出既稳定又符合本校特征的培养模式，仍然停留在对其他学校的模仿上，尤其是实践教学方案与环节的设计，基本上都处于模仿甚至照搬的阶段，这从各个学校法学人才培养方案上就可以一窥一二。

1 没有形成体系，缺少配套课程

与法律辩论一样，社会调查是法律人职业技能培训的重点，也是法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集中性实践教学的基本课程与重要环节。然后二者受重视的程度显然不同，以本校近5年不同版本的人才培养方案为例，为了保证法律辩论的教学目标的实现，培养方案中不仅配套了理论课程法律辩论技巧，1.5 个学分，24 学时;而且还设置了模拟审判1 和模拟审判2 这两门课程来巩固和强化教学效果。

然而社会调查没有设置与其相对应的理论课程，来指导社会调查的实践过程，更没有强化其效果、巩固其成果的实践教学课程与之配套。

2 学分学时太少，指导教师任务重

如果将法律辩论课程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其学分达到了6.5 个学分，其学时量达到了104 个。而社会调查仅仅1 个学分，16 学时，只及法律辩论的15.3%。在这少得可怜的课时里，指导老师必须挤出时间阐述清楚社会调查的基本理论知识，并指导几十个学生，分成十几个组，完成整个社会调查的全部过程。很显然学时远远不够，而一个课程指导老师的安排就将社会调查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3 一周时间完成，时间跨度太短

根据课程设计，社会调查的教学一般都是安排在学期中间的一周来时间集中完成。然而稍微研究社会调查课程，就不难分析出，社会调查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很难在一周内就完成，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调查研究和资料整理过程。所以这种一周集中上课的方法只能使每一调查环节都敷衍了事。

(二)实践教学系统化不强，实践课程联系不紧密

如前文所述，法学本科实践课程的设置并不完善，实践教学系统化不够，实践课程之间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各自孤立，联系不紧密，这就使实践教学教学效果大打折扣。事实上，实践教学是一个整体，应当系统化统筹，并注重每一个环节的衔接，尤其是社会调查课程，在没有理论课程配套的理论教学和强化效果的其他实践课程而课时量又严重偏少的情况下，再失去跟其他实践课程的紧密联系，其教学效果再次降低。

按照法学实践教学培养的逻辑，实践课程的安排应当层层递进，并且贯穿整个大学四年，根据实践教学环节的特征和规律，结合法律人实践技能培养目标，其课程设置的逻辑顺序应当为上文所述。然而根据本校法学专业最新版的人才培养目标，法律辩论和社会调查同时设置在了第三学期，上课时间安排在接连的2 周。前文提过，社会调查是法律辩论的巩固与提升，需要在吸收和总结法律辩论课程的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开展社会调查的教学。而毫无喘息机会的课程设计，必将使2 门课程的学习都受到影响。

另外，根据惯例，学年论文的指导老师与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是一致的，这就使得指导老师可以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方法与效果，科学性、系统性、连贯性地指导学生完成学年论文与毕业论文。但是社会调查指导老师只有1 人，并没有与其相邻的实践课程进行导师对接，极大地影响了教学效果。

(三)资源匮乏，支撑力不够

每年都有学生结合本校校级活动(比如暑期三下乡活动)，或者暑期社团活动，进行社会调查，并完成社会调查报告，反观法学专业化社会调查课程中，却鲜有满意的社会调查活动与优秀的调查报告。根据对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情况的分析，除了上文提及的两个原因外，还在于资源的匮乏，没有支撑力，导致学生积极性不够，社会调查不能很好地开展。另外，人员的不足也是直接导致了资源的匮乏，如果以学年论文的模式，由一个指导老师带3~4 名学生，那么可以利用指导老师的课题经费来解决一部分资金的问题，否则，以一名教师之力，是难以解决社会调查的资金短缺问题的。

三三学期制模式下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改革探索

(一)三学期制模式的基本内容

为了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进一步完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我校自今年九月份开始正式实施三学期制模式。基本内容如下：

1 三学期制模式的学期划分

我校现在实行的是二学期的学期制模式，即秋季学期(20周)+ 寒假(5 周)+ 春季学期(20 周)+ 暑假(7 周)。实行三学期制后，学期制模式改为两长一短三个学期，即夏季学期(4周)+ 秋季学期(18 周)+ 寒假(约5 周)+ 春季学期(18 周)+ 暑假(约7 周)，总教学周数为40 周，寒暑假的放假时间基本维持不变。

2 三学期制模式的教学安排

实施三学期制条件下，各专业(年级)的理论教学主要安排在秋季学期和春季学期，实习、实训、课程设计、综合试验等实践教学环节可安排在夏季学期。学校还将利用夏季学期，安排更多的跨校区开设的辅修课程和公共选修课程。

3 三学期制模式下实践教学改革措施

加大对实习实训实践教学的经费投入和机制保障，建立教学管理部门、学生管理部门和教学单位合作与联动的机制，共同推进复合型、实践型的人才培养。强化实践教学环节的制度规范，建设一批教学实习和就业实习的基地。加大改善实验室建设条件的力度，加强实验室管理的制度建设，以保障学生夏季学期集中训练和暑期科研的顺利开展。

通过对三学期制基本内容的分析，这种独立出专门的实践学期的创新模式，一方面有利于本科教育课程体系的整体优化，进一步完善课堂、实验、实践等主要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动开放性办学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三学期制为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从事创新性实验和学术研究、进行教学实习和就业实习，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以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社会适应性和就业竞争力。短学期的设置，使教学工作的安排更具灵活性。

(二)三学期制模式下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改革路径

1 强化重视程度，合理设置课程

充分认识社会调查在法学本科系统实践教学中的地位，并合理设置社会调查课程，是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改革的首要问题。没有合理的课程设计，所有教学效果与改革，都是空谈。

(1)增加配套的理论教学课程与相应的实践课程

在专业选修课程中设置理论课程社会调查方法，与实践操作课程社会调查相辅相成，配套完成社会调查的目标。社会调查方法是文科学生必备的学习和研究的工具性知识和能力。开设该课程，通过系统、全面地介绍社会调查的原理和方法，帮助学生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使学生在掌握现代社会调查研究的基本规律、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技能的同时，逐渐树立起认真、合作、严谨、求实等与社会调查有关的职业道德观念，培养他们从事社会调查研究必须尊重科学的思想方法，为社会调查的具体操作与实践，提供系统完善的理论指导，实现教学效果与目标。

社会调查方法课程宜安排1 个学分，16 课时，与社会调查实践课程1 学分、16 课时相对应，形成2 个学分、32 课时的学分学时量，既没有超过法学本科主干核心课程的学分课时量，过分拔高社会调查课程的地位，也没有过分低于普通专业选修课程的学分课时，从而提高对社会调查课程的重视。

(2)适当增加指导教师的数量

尽量增加指导老师的数量，一方面降低实践课程教师的工作量，有利于老师全面、细致与系统地指导学生开展社会调查活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指导老师跟进社会调查的每个环节，及时调整工作方向，督促学生认真完成社会调查活动，提高调查研究的成效。

(3)拉长社会调查实践的时间跨度

三学期制模式将实习、实训、课程设计、综合试验等实践教学环节都统一安排到夏季学期，共4 周19 天，大大拉长了社会调查课程的时间跨度。社会调查活动的指导老师可以有计划、有步骤、科学地设计整个调查活动：5 个工作日确定选题(包括预选与讨论修正)，5 个工作日完成调查(包括调查方法的选取与实际调查)，4 个工作日进行资料的分析和整理，5个工作日完成调查报告的撰写。从而从时间上保障社会调查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顺利开展。

2 系统化实践教学环节，增强课程联系的紧密度

强化法学本科集中实践课程的系统化程度，形成一个层层递进，科学地职业化实践技能培训的整体，使实践教学环节每一单独课程效果的简单相加，转为彼此协调运转，相辅相成地实现法学专业素养的训练，完成实践教学课程的课程目标与集中实践教学的整体目标。

根据社会调查课程的特点与地位，以及与其他实践课程的关系，首先可以将所有实践课程系统化、捆绑化。在确定好实践课程开设的逻辑顺序与时间安排后，根据前一实践课程的通过情况，来获得下一实践课程的选修资格，这样有利于把握每一个实践环节的教学效果，并促进系统化实践教学的整体效果，从而达到培养合格的法律人的目标。

其次，社会调查课程与其他实践课程的联系还可以体现在，把社会调查与学年论文、毕业论文串成一个整体。目前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衔接非常紧密，体现为学年论文的指导老师与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是一致的，这一安排有利于对学生专业论文写作能力以及科研能力的培养与提高，那么我们可以将这三门课程的指导老师都衔接起来，统一化，让指导老师从社会调查阶段就开始介入，从社会调查的选题开始指导，经过学年论文的写作，直致毕业论文的完成。这种安排一来可以解决社会调查这门课程资金匮乏、指导老师不足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整体协调与系统化法学本科实践课程的整体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