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律辩论篇1

【摘 要】现如今，许多父母在追求自己第二次人生幸福的同时忽略了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的义务。文章从赡养抗辩权透析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赡养抗辩权；抚养义务；赡养权；赡养义务；法律 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下，我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思想观念日新月异，但是不可否认的在思想进步的同时也伴随着某些糟粕，造成一些道德的沦丧。比如说，离婚率的不断攀升体现了婚姻自由程度的提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大多数父母在追求自己第二春幸福的时候，却忽略了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以及他们的心理健康。有的父母甚至恶意地不抚养、放任孩子，使他们失去父母的关心和爱护，从而使他们对生活和社会失去了信心，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即使有些孩子没有犯罪，但是在他们的心理永远都会留下一片阴影，这成为人格不健全和心理不健康的潜藏因素。 对于这类事情，我国的法律并没有进行完整调整和规范，只是有零星的法律条文或者是法律原则涉及这个方面的问题。例如：在婚姻法中第二十一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在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以及第二十三条规定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而且，即使是在刑法中也只是规定了遗弃小孩只有到达情节恶劣的时候才构成犯罪，才能剥夺父母老年的赡养权。其他的情形比如说，父母只给钱抚养但不教育，或者既不给钱抚养也不教育，或者遗弃小孩但是没有达到情节恶劣的，法律都不能调整或规范，而这个时候靠的仅仅是道德的调整。我们只能说这个父母不好，那个父母狠心，但却不能为这些孩子做什么。法律只规定了父母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也规定了他们不履行抚养义务时子女可以要求他们给付抚养费用，但却没有明确具体的救济措施，唯一的救济方法也只不过是社会舆论谴责一下，并不能切实的给以未成年人保护。 因此，笔者认为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将道德谴责上升为法律责任的承担，使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从而使这个问题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 一、什么是赡养抗辩权 笔者认为，赡养抗辩权是指：父母在子女未成年时没有善意的履行抚养和教育义务并且没有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时，成年子女得享有对其年老父母赡养义务的抗辩权利。善意履行包括为子女健康着想，健康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方面。抚养不但包括物质的抚养也包括精神的抚养。只有身心健康的人才算是一个具有健全人格的人，关爱未成年人，关爱未成年子女，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事情，更是一个国家的职责，一切都要从娃娃抓起。 目前，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都是因为家庭原因，父母或离婚，或疏于管教，或放纵任由。对于没有履行抚养和教育义务的父母，法律并没有规定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和调整，仅规定了在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却没有规定当父母连这一规定都违反的时候，应当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余下的也只是由道德进行谴责。但是，道德的谴责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道德化的法律。因此，在婚姻法中明确赡养义务的抗辩能有效的解决履行未成年子女抚养义务的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的防止未成年人犯罪。一个父母，当他意识到如果他不善意的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义务，便会失去老年被人赡养的权利时，或许鉴于法律的威慑力，父母们就不会那么轻易地抛弃自己的孩子。中国人都有养儿防老的古话，但大家是否想过，你生而不养，养而不教，试问，你的孩子长大成人后他会对你尽孝吗？关爱是相互的，抚养和赡养也是相辅相成的，我不认为这样做是同态复仇。同态复仇是屠戮的，残暴的，混乱无秩序无休止的报复行为，而赡养抗辩是合法的，合理的，是符合社会秩序要求的。 二、赡养抗辩的法理基础 笔者认为，赡养抗辩的法理基础如下： 1.道德不能穷尽一切，法律是弥补道德缺陷的有效规范。道德治理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约束存有一系列缺陷。比如，非确定性易导致过度弹性、自觉自律性易导致缺乏普遍有效性，非普遍性易导致标准多元化，过多至善理想性易导致缺少宽容和衡平。它们使得道德治理相对于法治而言，不能作为单独的国家治理方式而起作用。换言之，法律化了的制度文明比道德化的人格魅力在防止人性缺陷方面更重要、更可靠、更持久。唯有法律化的制度文明方能提供一种既能使坏人改过自新又能使好人不蜕化变质的可靠机制。所以当父母不履行他们应该履行的义务时，而违反这样的义务又不 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可制裁性的法律后果时，仅依靠道德谴责尚不能实现本质秩序时，应将这样的道德法律化，使其具有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 2.抚养和赡养是互负对等给付的权利和义务。每一个人都应该对他的所作所为负责，他不可能在他应该尽责任的时候逃避责任，而在日后却可以享受他原本应履行义务而得享有的权利，笔者认为，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在一定的条件下，有义务的履行才有权利的享有，有权利的享有，必定有义务的履行。 3.公正的法律是体现正义的法律，正义的法律包含道德化的法律。正义的法律笔者认为包括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和具有实际操作性和执行性的法律。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又包括纯正的技术性法律和内涵丰富的法律，而道德化的法律正是内涵丰富的法律的体现，法律要服从道德的正义性价值取向，法律不应该仅具有技术性而无内涵性，有内涵有人性的法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良法，才是真正具有正义核心的公正的法律。 4.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婚姻法赋予未成年子女受父母保护和教育的法定权利。如果不对未成年人依法进行保护，孩子这一国家未来的源泉就很容易被恶性的世界观侵蚀，从而使人才更替出现断层。因此，“德教”应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从小就受到爱的教育，由自爱到爱人、爱国、爱动物乃至爱所有优秀的传统教育并形成良性循环。 三、赡养抗辩权体现着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1.家庭抚育既是道德调整的内容，也是法律调整的内容。道德偏重于强调抚育的精神方面，法律偏重于强调抚养的物质方面。由于道德和法律起作用的手段不同，导致实际生活中家庭抚育的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有所失衡。抚养义务人履行物质赡养义务较好，履行精神抚育义务较差；抚养权利人在精神抚育权利没有保障的前提下，并未因物质赡养权利的实现而感到幸福、快乐。因此，从法律重视这一问题，是实现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要求。 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道德是立法的价值基础，是执法和守法的不可或缺的精神条件，法律是内在道德提升的外在条件。任何法律都不可能跨越道德的底线，因为法律是道德的最低限度。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要服从道德的正义性价值取。法律能使道德规范化，使其上升为法律规则或者法律原则，使其具有强制执行力或是威慑力，和权威性。道德对人的约束，是从内到外；法律对人的约束，是从外到内，两者是有机的结合，相辅相成。赡养抗辩权立法创意来源于道德对不善意履行抚养义务的父母的谴责，而通过对赡养抗辩权的立法又可以提升人们的内在道德修养。由此，赡养抗辩权不再是法律和道德的背离和相对，它将法律和道德有机的结合起来，原来仅能依靠道德来约束恶意不履行抚养义务的父母，现在可以通过法律调整得以实现，从而有法可依，有法可惩。使得那些漠视道德的人不能再漠视法律。 2.赡养抗辩权不但体现了法律与道德的联系，同时也说明了法律与道德是有区别的，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混为一体： （1）法律和道德虽然都是上层建筑但两者承担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法律的功能主要是明确规则规范人们的外在行为，通过指示和预示，是人们在进行行为操作的时候有方向性和预示性，而道德则是从人们的内心调整人的行为，使其调整具有自觉性，体现一定的内在素质和文明程度。赡养抗辩权通过法律规范的形式固定下来后，就意味着相关法律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变得明确起来，也就是说父母在抚养未成年子女的时候必须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去做，否则就有可能承担失去年老由成年子女赡养的法律风险，因此就使得人们行为时有明确的方向性和预示性。而道德则不具备这一功能，能尽心抚养孩子的父母在道德层面上体现是内在的优良素质和文明程度，是他们对子女的爱，所以他们在履行抚养义务的时候依靠的仅是道德的自觉性的体现。 （2）法律和道德两者的表现形式也是不一样的，法律以有形的形式直接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方法，而道德则是以隐形的方式调整社会秩序，由内而外的控制人的外在行为。在立法上明确赡养抗辩权的法律地位，不仅是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统治阶级实现其利益的要求。我们的统治阶级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阶级群体，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弱势群体的法益，未成年人是一个需要保护的群体，同时他们也是国力的生力军，如果不以有形的法律对他们的受抚养权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还仅是以道德这种隐形的社会秩序调整方式来调整就有可能 会造成恶性循环。 （3）法律和道德的效力也不一样，法律有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后盾，具有直接的可执行性，而道德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其约束性有存在局限，仅仅是依据道德谴责，或是社会舆论来实现起效力。赡养抗辩权在法律上的确立，使原来不具有法律效力的道德谴责得以在现实实现，有了强制力和执行力。综上所述，赡养抗辩权弥补了道德机制的缺陷，同时也体现出道德与法律的区别。它们不是一体的，它们有各自功能，它们的表现形式以及效力都不一样。 四、赡养抗辩权体现着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的优秀立法精神 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是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的最好体现。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义务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体现着深刻的道德内涵，因为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完成的不单单是自己家庭延续的职责，更重要的是完成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延续的使命。对子女的关爱，抚养，是社会道德的普遍要求，将这一道德要求上升到法律规范的保护，是道德法律化的最好体现。而婚姻法将这一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并加一规定和调整，以这一道德为立法基础，蕴涵道德要求，正是法律道德化的体现。由此可见，有必要是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 1.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符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必然选择。 2.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是法治与德治结合的重要途径。法治与德治结合的思想，是反映德治要求的法治与法治制约下的德治的结合，离开法治空谈德治或离开德治奢谈法治，都不可能实现法治与德治的正确结合。而要实现二者的结合，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是其重要途径。 3.在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过程中应当警惕不能将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轻视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的作用，不能将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混同起来，曲解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必须正确认识德治与人治的区别。正确认识德治与人治的区别。 五、赡养抗辩权法律地位突显的必要性 1.教育的重点对象是少年儿童，家庭、学校应把尊敬长辈，爱护老人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使他们从小懂得敬老尊老是晚辈应尽的义务。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公民进行有关家庭抚育的法制宣传教育，要把《宪法》、《婚姻法》、《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为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宣传教育，使公民自觉自愿地履行抚养义务，维护抚养权利，促进关爱未成年人，爱护幼小，托起明天的太阳等风尚的形成。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抚养和教育孩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把这一美德上升为法律规范，有助于在道德与法律的双重规范之下调整家庭关系，促进家庭稳定和社会发展。 2.在立法中明确赡养抗辩权的地位，有助于从道德和法律中提升人性。赡养抗辩权是一种具体的权利，它明确了应当进行抚养和教育的先行义务。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是一句古话，明示着有因必有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千年古训。要是一个不称职的父母在其应当履行本应履行的义务时却逃避履行，那么我认为，他当然的应该不享有由于履行此义务而带来的相应的权利，子女在成年后，父母年老需要赡养时，得享有赡养抗辩的权利。只有明确这样的相应因果，才能使人们明白不履行对未成年子女抚养和教育义务的相应法律后果，规范日常行为，从而在法律和道德中提升了作为一个人本应具有的善良和负责的人性。 3.突显赡养抗辩权的法律地位是正义的法的要求。亚里士多德称:“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全部人民都能促进于正义与善德的制度” （1）奥古斯丁主张:“法律就是正义。” （2）格老秀斯指出:“法律乃是正当理性的命令，它依据行为是否与合理的自然相谐和，而断定其为道德上的卑鄙，或道德上的必要。” （3）简言之，法律应以正义作为其主导性价值早已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共识，正如:“法律若以正义实现为追求，该法便是善法；舍弃了正义的价值标准，法便是恶法。恶法不为法，人人有权予以抵抗。” （4）同样，道德所体现的内在精神也是对社会理想的追求。理想性是道德的灵魂。道德总是想以“应然”的价值指令把社会生活引向理想的层次，具体包括生活的幸福、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秩序的稳定等，同时也包括人类所一直执著追求的公平与公正。 因此，一个不称职的父母，在孩子未成年时不抚养他，不教育他（她），使他（她）的物质生活和心理健康遭受损害，而这个受了损害的孩子长大后还要赡养他的不称职的，甚 至可以说是逃避法律责任的父母，这样的法律是正义的吗？是符合道德要求的吗？笔者认为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六、结语 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现代法治国家，不但公民的法律意识要提高，更要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要使平等享有权利，积极履行义务的法律观念深入人心。美国法学家米尔恩指出:“其实并非如此:圣徒精神和英雄主义是在超越职责要求的行为中展示出来的。但是，在得以具有超越职责要求的行为之前，必须先有职责。圣徒精神和英雄主义的概念是以义务概念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圣徒和英雄们比道德要求于他们做的更多。”我们当然不能忘掉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够让一个不称职的父母滥用权利，我们应该树立独立的法律意识，在法律中体现优良的传统美德，在道德中升华正义的法律。 【

道德与法律辩论篇2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刑事辩护律师的认识存在着误区，认为刑事辩护律师是为一己私利而不顾及社会公平和正义，甚至于谴责刑事辩护律师。本文通过分析辩护律师的作用和职责来探讨其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范围以及如何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一、关于社会公平和正义

社会公平和正义，作为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不懈追求的价值目标，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热衷的话题。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认为，正义不仅是一条道德原则，也是一条政治原则、法律原则。他说：“我们在建立我们的国家时，曾经规定下一条普遍原则。我想这条原则或这一类原则就是正义……我们所规定下来的并时常说到的这条原则，就是：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的天性的职务。”[1]亚里士多德认为：“要使事物合于正义，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 [2]当代美国学者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把正义观念确定为“作为公平之正义”。[3]罗尔斯主张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而正义即意味着平等。诺齐克赞同正义的首要性，但他主张正义在于权利，而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义的基础是个人权利的绝对自由，而人权的实质就是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    

无论先哲们对于社会公平和正义有多少不同版本的观点，文章此处所要研究的社会公平和正义要限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所要维护的范围。

刑事辩护律师不同于法官，法官被看作是“法律和正义的化身”，也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维护者。与刑事辩护律师不同，法官不能只站在被控方的立场上，而要站在控辩双方之中间，在国家利益与被告人个人利益之间保持平衡。[4] 法官不会把为被告人争取程序权利和维护实体利益作为惟一目标，为了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法官在必要时对被告人的参与给予适当的限制；为了符合刑事实体正义的要求，法官也会依法作出对被告生命、自由等权益予以剥夺或限制的判决。由此，法官作为公正的裁判者，他所维护的是“完整的正义”。

而辩护律师则不同，他要投入足够的热情去维护被控方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被控方的合法权益他不惜攻击对方甚至国家、政府的代表。辩护律师与法官，在正义的实现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明显不同：前者是部分正义的维护者，后者则是完整正义的维护者。辩护律师只能维护“部分的正义”，即对被告人有利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4]刑事辩护律师所维护的社会公平也应限于协助当事人行使辩护权，进而保证每一个当事人平等地享有法律赋予的辩护权。所以，刑事辩护律师所维护的社会公平和正义不能泛泛地谈，而应限于在对其当事人履行辩护职责时的特定范围内。

二、通过刑事辩护律师的作用及职责来看其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在刑事诉讼中，法官、检察官是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者，都有国家做坚强的后盾，他们的职权是公权利赋予的；但律师的权利是委托人给予的，律师的权利基于当事人辩护权的让渡，相当微弱，属于私权利。由于公私权力量对比之悬殊，使得控、辩、审三角形结构失衡，而为了保持三角形结构的稳定，对弱势一方给予力量补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辩护律师的作用正是基于此。刑事诉讼要求由一个中立而无偏袒的法官在控辩双方之间解决争端并制作权威的裁判，这是程序公正的标志。程序公正正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形式要求。程序公正要求诉讼职能的区分，而诉讼职能的区分除了要求控辩职能分离以外，控诉与辩护职能还必须保持相对的平衡。事实上，控辩作为一对相互矛盾和冲突的诉讼职能，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来看，检察官在参与诉讼的能力方面要比被控人强得多。因为检察官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可利用国家提供的诉讼资源，以国家名义行使刑事追诉权，旨在履行法律所赋予的职责和权力；而被控人一般不精通法律，又往往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刑事诉讼充其量不过是国家和个人的较量，律师作为辩护人的介入使这场较量更具平衡性。被告人与控诉方相比是一个弱者，律师的介入可以使所有法律上的规定变成现实，使辩护职能大大增强，这本身就体现了正义的要求。

刑事辩护律师的职责就是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表现在刑事诉讼中，就是为被告人做罪轻或者无罪的辩护，在任何刑事辩护当中都是如此，无一例外。根据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刑事案件的嫌疑人和被告人，有获得辩护的权利，这种辩护是指他本人或者他所委托的律师依据事实和法律，向法院指出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事实和情节，辩护律师所行使的辩护权只是一种申请权和建议权，也就是向法院提出从轻、减轻或无罪的意见。正如吴革律师所言，律师是国家赋予公民的一把自卫之剑。当公民个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公民可以用律师这把自卫之剑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历史上，被告人的诉讼角色经历了从仅仅是一种诉讼客体到一种能够积极参与和影响程序进程的刑事诉讼主体的变化。由于拥有了逐渐增多的权利保障，而其中每一项权利的范围又不断扩大，被告人作为诉讼主体的诉讼角色也同时得到了巩固。律师站在被告人合法利益的立场，是为了增强被告人的防御能力，扩大其防御机会，以适当平衡双方所固有的不平等地位，而这又恰恰维护了社会公平，使被告人与控诉方处于平等的地位。辩护律师的参与在国家和个人之间追诉与被追溯的格局中注入了一种缓冲力，既有助于增强公民个人对司法公正的信任感，又有助于保障国家公权力更好地关注公民个人权益，在客观上承担起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职责。

三、刑事辩护律师如何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社会中的普通公民，都要遵守社会公德，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正是社会公德的要求，律师作为普通公民也不例外。但是，一个成熟的民主法制社会，对于律师以及其他特殊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对于牧师，要求其对教徒的忏悔保守秘密；对于医生，要求其不得公开病人的隐私；同样，对于律师，我国现行《律师法》第33条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其在执业过程中了解的国家秘密，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当事人的隐私”。如果律师出卖委托人的利益，作出了不利于委托人的举动，他或许在个案中帮助公安检察机关维护了治安，但是还有什么人敢对他信任呢？这种做法甚至会破坏整个律师职业在公众中的公信力。辩护律师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又从何谈起呢?所以，辩护律师必须基于特定的职业要求以不同于普通大众的方式来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首先，刑事辩护律师与法官、检察官一样同属法律职业共同体，三者应当拥有共同的职业道德价值取向。法律职业是指以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为代表的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具有娴熟的法律技能与法律理论的人所组成的自治性共同体[5]。在这一共同体中，律师肩负着与法官、检察官相同的使命———“保障人权、实现社会正义”。所以，辩护律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履行其“法律人”的职业道德———如对最大多数人的公平、正义的维护。从这个层面上看，律师的职业道德是符合一般社会道德标准的，只是律师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方式和范围不同于普通民众。

其次，辩护律师的职业伦理天然地要求其负有对委托人之权益尽全力维护的义务，基于此决定了辩护律师与法官、检察官的角色有所不同。辩护律师为了履行这一义务可以忽略对“公益”的考虑，而这在一定意义上却又正是其“公益”角色的要求。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律师的设立就是国家为了弥补私权的弱势和防止公权的肆虐。在诉讼中，律师的服务对象只能是被告人，而检察官的“委托人”却是代表社会公众利益的国家，从量上看，辩护律师仅代表了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似乎不值得与社会公众利益相抗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被告人，此时，辩护律师恰恰代表了社会公众利益。任何一项职业道德都必须是一种符合其职业规律的道德规范。这在法律职业道德上尤为明显。法律职业道德来源于与大众的生活逻辑相区别的法律职业的专门逻辑。就辩护律师而言，其职业道德与一般的大众道德有着极大的不同。对某个个案来说，民众要求的往往是发现真相，并尽可能地运用法律武器达到惩恶扬善之目的;而辩护律师却更执著于法律的形式理性，而不能绝对地追求实质真实，其所信奉的是“正义先于真实”，只有并只要程序允许的就是对的、善的。在大部分情形下，只有并只要为委托人利益的就是对的、善的。换句话说，辩护律师的思维范围是以法律条文为出发点的理性思维，而民众的思维包涵了更多情感、习俗等感性内容。只要律师依其职业道德规范行事，便是符合社会民众通过立法机关预设的基本道德的。[6]民众的道德观念是多元的，所以才需要法律评价，需要法院判决。国家之所以设立律师制度，正是通过以对抗与制约求公正的方式来实现司法公正，也正是为了在更高层次上充分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所以，律师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充分尽职尽责，恰恰是其依据职能去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集中体现。

2003年轰动全国的黑社会头目刘涌案件中，由于一些人对辩护律师的认识存在误区，不能正视辩护律师的职责，导致当时一部分人利用互联网等媒介公开诋毁田文昌律师，甚至有人指责辩护律师是图私利专为“坏人”说话的工具，影响极其恶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依法治国不能只是口号，要真正实现则需要全社会每个人的努力。只有每个社会成员正视辩护律师的职责，正视辩护律师如何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才能使辩护律师在执业中不受舆论压力的影响，尽职尽责，以其特定的方式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译．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57．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3]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道德与法律辩论篇3

2.开展演讲或辩论式的教学实践活动，提升教学参与度，实现高校思想道德修养教学实践目标

在高校思想道德修养基础课程教学中让学生围绕热点主体开展演讲和辩论，通过演讲或辩论使广大学生加深对基础理论知识的理解度。例如，学生可以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选择“大学生的历史使命”为演讲或辩论的话题，开展一场校园演讲或辩论活动，邀请广大师生参与，做好周详的演讲准备工作。通过围绕“大学生的历史使命”收集具体的社会实例，以获取的社会实践性素材支撑自己的观点和论据，使广大学生在激烈、生动的演讲活动中充分认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加深理解，感悟课程的魅力。在演讲或辩论活动最后，请邀请到的老师对活动进行点评，实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实践性教学目标。

3.以体验型教学方式提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实践性

所谓体验型教学方式即是指学生通过具体的社会考察，在考察的过程中结合社会实例检验理论知识点，以切身体验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例如，高校学生选定“职业道德素养”课题进行社会实践调查，通过走访调查活动，获得真实的第一手数据和实践体验，然后对调查的数据和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加深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理解度，从而提升高校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知识水平。

道德与法律辩论篇4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刑事辩护律师的认识存在着误区，认为刑事辩护律师是为一己私利而不顾及社会公平和正义，甚至于谴责刑事辩护律师。本文通过分析辩护律师的作用和职责来探讨其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范围以及如何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一、关于社会公平和正义

社会公平和正义，作为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不懈追求的价值目标，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热衷的话题。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认为，正义不仅是一条道德原则，也是一条政治原则、法律原则。他说：“我们在建立我们的国家时，曾经规定下一条普遍原则。我想这条原则或这一类原则就是正义……我们所规定下来的并时常说到的这条原则，就是：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的天性的职务。”[1]亚里士多德认为：“要使事物合于正义，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 [2]当代美国学者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把正义观念确定为“作为公平之正义”。[3]罗尔斯主张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而正义即意味着平等。诺齐克赞同正义的首要性，但他主张正义在于权利，而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义的基础是个人权利的绝对自由，而人权的实质就是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

无论先哲们对于社会公平和正义有多少不同版本的观点，文章此处所要研究的社会公平和正义要限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所要维护的范围。

刑事辩护律师不同于法官，法官被看作是“法律和正义的化身”，也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维护者。与刑事辩护律师不同，法官不能只站在被控方的立场上，而要站在控辩双方之中间，在国家利益与被告人个人利益之间保持平衡。[4] 法官不会把为被告人争取程序权利和维护实体利益作为惟一目标，为了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法官在必要时对被告人的参与给予适当的限制；为了符合刑事实体正义的要求，法官也会依法作出对被告生命、自由等权益予以剥夺或限制的判决。由此，法官作为公正的裁判者，他所维护的是“完整的正义”。

而辩护律师则不同，他要投入足够的热情去维护被控方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被控方的合法权益他不惜攻击对方甚至国家、政府的代表。辩护律师与法官，在正义的实现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明显不同：前者是部分正义的维护者，后者则是完整正义的维护者。辩护律师只能维护“部分的正义”，即对被告人有利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4]刑事辩护律师所维护的社会公平也应限于协助当事人行使辩护权，进而保证每一个当事人平等地享有法律赋予的辩护权。所以，刑事辩护律师所维护的社会公平和正义不能泛泛地谈，而应限于在对其当事人履行辩护职责时的特定范围内。

二、通过刑事辩护律师的作用及职责来看其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在刑事诉讼中，法官、检察官是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者，都有国家做坚强的后盾，他们的职权是公权利赋予的；但律师的权利是委托人给予的，律师的权利基于当事人辩护权的让渡，相当微弱，属于私权利。由于公私权力量对比之悬殊，使得控、辩、审三角形结构失衡，而为了保持三角形结构的稳定，对弱势一方给予力量补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辩护律师的作用正是基于此。刑事诉讼要求由一个中立而无偏袒的法官在控辩双方之间解决争端并制作权威的裁判，这是程序公正的标志。程序公正正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形式要求。程序公正要求诉讼职能的区分，而诉讼职能的区分除了要求控辩职能分离以外，控诉与辩护职能还必须保持相对的平衡。事实上，控辩作为一对相互矛盾和冲突的诉讼职能，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来看，检察官在参与诉讼的能力方面要比被控人强得多。因为检察官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可利用国家提供的诉讼资源，以国家名义行使刑事追诉权，旨在履行法律所赋予的职责和权力；而被控人一般不精通法律，又往往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刑事诉讼充其量不过是国家和个人的较量，律师作为辩护人的介入使这场较量更具平衡性。被告人与控诉方相比是一个弱者，律师的介入可以使所有法律上的规定变成现实，使辩护职能大大增强，这本身就体现了正义的要求。

刑事辩护律师的职责就是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表现在刑事诉讼中，就是为被告人做罪轻或者无罪的辩护，在任何刑事辩护当中都是如此，无一例外。根据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刑事案件的嫌疑人和被告人，有获得辩护的权利，这种辩护是指他本人或者他所委托的律师依据事实和法律，向法院指出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事实和情节，辩护律师所行使的辩护权只是一种申请权和建议权，也就是向法院提出从轻、减轻或无罪的意见。正如吴革律师所言，律师是国家赋予公民的一把自卫之剑。当公民个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公民可以用律师这把自卫之剑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历史上，被告人的诉讼角色经历了从仅仅是一种诉讼客体到一种能够积极参与和影响程序进程的刑事

诉讼主体的变化。由于拥有了逐渐增多的权利保障，而其中每一项权利的范围又不断扩大，被告人作为诉讼主体的诉讼角色也同时得到了巩固。律师站在被告人合法利益的立场，是为了增强被告人的防御能力，扩大其防御机会，以适当平衡双方所固有的不平等地位，而这又恰恰维护了社会公平，使被告人与控诉方处于平等的地位。辩护律师的参与在国家和个人之间追诉与被追溯的格局中注入了一种缓冲力，既有助于增强公民个人对司法公正的信任感，又有助于保障国家公权力更好地关注公民个人权益，在客观上承担起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职责。

三、刑事辩护律师如何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社会中的普通公民，都要遵守社会公德，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正是社会公德的要求，律师作为普通公民也不例外。但是，一个成熟的民主法制社会，对于律师以及其他特殊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对于牧师，要求其对教徒的忏悔保守秘密；对于医生，要求其不得公开病人的隐私；同样，对于律师，我国现行《律师法》第33条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其在执业过程中了解的国家秘密，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当事人的隐私”。如果律师出卖委托人的利益，作出了不利于委托人的举动，他或许在个案中帮助公安检察机关维护了治安，但是还有什么人敢对他信任呢？这种做法甚至会破坏整个律师职业在公众中的公信力。辩护律师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又从何谈起呢?所以，辩护律师必须基于特定的职业要求以不同于普通大众的方式来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首先，刑事辩护律师与法官、检察官一样同属法律职业共同体，三者应当拥有共同的职业道德价值取向。法律职业是指以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为代表的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具有娴熟的法律技能与法律理论的人所组成的自治性共同体[5]。在这一共同体中，律师肩负着与法官、检察官相同的使命———“保障人权、实现社会正义”。所以，辩护律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履行其“法律人”的职业道德———如对最大多数人的公平、正义的维护。从这个层面上看，律师的职业道

德是符合一般社会道德标准的，只是律师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方式和范围不同于普通民众。

道德与法律辩论篇5

无论先哲们对于社会公平和正义有多少不同版本的观点，文章此处所要研究的社会公平和正义要限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所要维护的范围。

刑事辩护律师不同于法官，法官被看作是“法律和正义的化身”，也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维护者。与刑事辩护律师不同，法官不能只站在被控方的立场上，而要站在控辩双方之中间，在国家利益与被告人个人利益之间保持平衡。[4]法官不会把为被告人争取程序权利和维护实体利益作为惟一目标，为了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法官在必要时对被告人的参与给予适当的限制；为了符合刑事实体正义的要求，法官也会依法作出对被告生命、自由等权益予以剥夺或限制的判决。由此，法官作为公正的裁判者，他所维护的是“完整的正义”。

而辩护律师则不同，他要投入足够的热情去维护被控方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被控方的合法权益他不惜攻击对方甚至国家、政府的代表。辩护律师与法官，在正义的实现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明显不同：前者是部分正义的维护者，后者则是完整正义的维护者。辩护律师只能维护“部分的正义”，即对被告人有利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4]刑事辩护律师所维护的社会公平也应限于协助当事人行使辩护权，进而保证每一个当事人平等地享有法律赋予的辩护权。所以，刑事辩护律师所维护的社会公平和正义不能泛泛地谈，而应限于在对其当事人履行辩护职责时的特定范围内。

二、通过刑事辩护律师的作用及职责来看其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在刑事诉讼中，法官、检察官是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者，都有国家做坚强的后盾，他们的职权是公权利赋予的；但律师的权利是委托人给予的，律师的权利基于当事人辩护权的让渡，相当微弱，属于私权利。由于公私权力量对比之悬殊，使得控、辩、审三角形结构失衡，而为了保持三角形结构的稳定，对弱势一方给予力量补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辩护律师的作用正是基于此。刑事诉讼要求由一个中立而无偏袒的法官在控辩双方之间解决争端并制作权威的裁判，这是程序公正的标志。程序公正正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形式要求。程序公正要求诉讼职能的区分，而诉讼职能的区分除了要求控辩职能分离以外，控诉与辩护职能还必须保持相对的平衡。事实上，控辩作为一对相互矛盾和冲突的诉讼职能，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来看，检察官在参与诉讼的能力方面要比被控人强得多。因为检察官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可利用国家提供的诉讼资源，以国家名义行使刑事追诉权，旨在履行法律所赋予的职责和权力；而被控人一般不精通法律，又往往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刑事诉讼充其量不过是国家和个人的较量，律师作为辩护人的介入使这场较量更具平衡性。被告人与控诉方相比是一个弱者，律师的介入可以使所有法律上的规定变成现实，使辩护职能大大增强，这本身就体现了正义的要求。

刑事辩护律师的职责就是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表现在刑事诉讼中，就是为被告人做罪轻或者无罪的辩护，在任何刑事辩护当中都是如此，无一例外。根据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刑事案件的嫌疑人和被告人，有获得辩护的权利，这种辩护是指他本人或者他所委托的律师依据事实和法律，向法院指出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事实和情节，辩护律师所行使的辩护权只是一种申请权和建议权，也就是向法院提出从轻、减轻或无罪的意见。正如吴革律师所言，律师是国家赋予公民的一把自卫之剑。当公民个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公民可以用律师这把自卫之剑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历史上，被告人的诉讼角色经历了从仅仅是一种诉讼客体到一种能够积极参与和影响程序进程的刑事

诉讼主体的变化。由于拥有了逐渐增多的权利保障，而其中每一项权利的范围又不断扩大，被告人作为诉讼主体的诉讼角色也同时得到了巩固。律师站在被告人合法利益的立场，是为了增强被告人的防御能力，扩大其防御机会，以适当平衡双方所固有的不平等地位，而这又恰恰维护了社会公平，使被告人与控诉方处于平等的地位。辩护律师的参与在国家和个人之间追诉与被追溯的格局中注入了一种缓冲力，既有助于增强公民个人对司法公正的信任感，又有助于保障国家公权力更好地关注公民个人权益，在客观上承担起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职责。

三、刑事辩护律师如何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社会中的普通公民，都要遵守社会公德，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正是社会公德的要求，律师作为普通公民也不例外。但是，一个成熟的民主法制社会，对于律师以及其他特殊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对于牧师，要求其对教徒的忏悔保守秘密；对于医生，要求其不得公开病人的隐私；同样，对于律师，我国现行《律师法》第33条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其在执业过程中了解的国家秘密，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当事人的隐私”。如果律师出卖委托人的利益，作出了不利于委托人的举动，他或许在个案中帮助公安检察机关维护了治安，但是还有什么人敢对他信任呢？这种做法甚至会破坏整个律师职业在公众中的公信力。辩护律师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又从何谈起呢?所以，辩护律师必须基于特定的职业要求以不同于普通大众的方式来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首先，刑事辩护律师与法官、检察官一样同属法律职业共同体，三者应当拥有共同的职业道德价值取向。法律职业是指以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为代表的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具有娴熟的法律技能与法律理论的人所组成的自治性共同体[5]。在这一共同体中，律师肩负着与法官、检察官相同的使命———“保障人权、实现社会正义”。所以，辩护律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履行其“法律人”的职业道德———如对最大多数人的公平、正义的维护。从这个层面上看，律师的职业道德是符合一般社会道德标准的，只是律师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方式和范围不同于普通民众。

其次，辩护律师的职业伦理天然地要求其负有对委托人之权益尽全力维护的义务，基于此决定了辩护律师与法官、检察官的角色有所不同。辩护律师为了履行这一义务可以忽略对“公益”的考虑，而这在一定意义上却又正是其“公益”角色的要求。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律师的设立就是国家为了弥补私权的弱势和防止公权的肆虐。在诉讼中，律师的服务对象只能是被告人，而检察官的“委托人”却是代表社会公众利益的国家，从量上看，辩护律师仅代表了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似乎不值得与社会公众利益相抗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被告人，此时，辩护律师恰恰代表了社会公众利益。任何一项职业道德都必须是一种符合其职业规律的道德规范。这在法律职业道德上尤为明显。法律职业道德来源于与大众的生活逻辑相区别的法律职业的专门逻辑。就辩护律师而言，其职业道德与一般的大众道德有着极大的不同。对某个个案来说，民众要求的往往是发现真相，并尽可能地运用法律武器达到惩恶扬善之目的;而辩护律师却更执著于法律的形式理性，而不能绝对地追求实质真实，其所信奉的是“正义先于真实”，只有并只要程序允许的就是对的、善的。在大部分情形下，只有并只要为委托人利益的就是对的、善的。换句话说，辩护律师的思维范围是以法律条文为出发点的理性思维，而民众的思维包涵了更多情感、习俗等感性内容。只要律师依其职业道德规范行事，便是符合社会民众通过立法机关预设的基本道德的。[6]民众的道德观念是多元的，所以才需要法律评价，需要法院判决。国家之所以设立律师制度，正是通过以对抗与制约求公正的方式来实现司法公正，也正是为了在更高层次上充分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所以，律师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充分尽职尽责，恰恰是其依据职能去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集中体现。

道德与法律辩论篇6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30-0003-03

一 何为合作学习

合作学习是一种古老而常新的教育观念与实践。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教育名著《学记》中就提出“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倡导切磋、彼此交流学习经验，以增加学习的效率。在西方，对合作学习的研究和实践也有悠久的历史。当前，合作学习模式在改善课堂内的学习气氛，大面积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实效性、创造性，促进学生形成良好非认知品质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其浪潮已席卷整个世界，成为世界各国一种主流教学理论与策略。

合作学习是一种以生生互动为主要取向的教学理论与策略体系。我国合作学习专家王坦将之定义为：“一种旨在促进学生在异质小组中互助合作，达成共同的学习目标，并以小组的总体成绩为奖励依据的教学策略体系。”合作学习自兴起以来发展迅速，从大量文献来看，合作学习模式是一种复合的教学活动，有着深刻而宽广的理论基础，如群体动力理论、选择理论、教学工学理论、动机理论、社会凝聚力理论、发展理论、认知精致化理论等，具有多元性和深刻性，使目前实践中运用的合作学习方法和模式种类繁多，千姿百态。

二 在少数民族地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开展合作学习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从古至今，合作是人们生活和学习的主要形式之一。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一定单位（人、国家、民族）在“地球村”中交往、互动、合作、分工和竞争的过程。当今世界是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国与国的联系空前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经济、科技、政治、军事、文化领域都呈现着分工合作的强劲态势。但是在我国，合作学习模式很难在教学中广泛运用，特别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高职院校中尤为显著。

第一，少数民族地区多处于边远地区，经济发展及教育水平相对落后。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教育水平低，学生特别是文科学生往往通过死记硬背来应对考试，致使高职院校学生生源质量不高，学生升入高职后不能很好地适应高职学习，学习能力较低，学习缺乏动力。在社会发展的今天，学生虽然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但应试教育体制下培养的学生，过于强调自我、强调竞争，而合作意识、集体协作意识欠缺。新形势下，过高的学费又导致了家庭困难学生心理上过于自卑、孤僻，不善与人沟通交流、合作。

第二，在高职思想政治课理论教学中，大多沿用“满堂灌”的教学模式。表现为教学观念和教学方式陈旧，过分注重传授，以教师为中心，理论讲授空洞乏味，缺少针对性；教学方式单一呆板，缺少启发性；学生学习消极被动致使思想政治教学缺少实效性。学生被动接受，缺乏合作学习意识和与人相处的能力，无法体现主体性、创造性和自主性。

第三，当今时代，对人的素质最根本的要求是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单枪匹马、孤军奋战是难以取得成功的。

综上所述，将合作学习方式引入高职思想政治教学，充分利用课堂中合作交往的动态因素，体验社会、感悟现实，是当前思想政治课改革发展的迫切要求。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开展合作学习，把课堂变成一个浓缩的大社会、大世界，学生在分工、合作、竞争中既掌握了政治基础知识，基本原理，更可以把自己融入社会现实中，体验情感、感受时代跳动的脉搏，形成现代人、世界人的意识。同时，在合作学习过程中，在师生、生生合作的民主氛围中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发展了学生的智力和情感因素，尤其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人格、创新能力，也培养了学生的竞争意识、平等意识、合作意识及集体观念，更提高了学生的交往能力和承受能力。对教师而言，实施合作学习，体现了人文精神，实现了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目标，能开拓现代教学的新领域，丰富互动教学理论，改变教师的教学观念，有助于形成新型的师生关系，真正实现合作共赢！

三 政治课教学合作学习模式之一 ――热点问题辩论式

在合作学习领域中，目前尚未有一个在所有方面都被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模式。尤其在高职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要注意本学科自身的特点，并与少数民族地区高职学生的心理特点相结合，在合作学习理论的指导下，以适合的方式进行。高职思想政治课有其自身的特点，高职学生培养目标有其独特性，在教学要求上强调实践性，教学组织上更加突出教学生产，使教学更加接近实际。因此，高职的思想政治课不仅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更重要的是将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是将大社会、大世界浓缩的课程。实行合作学习，突出思想政治课程理实一体化的特点，是符合高职学生培养目标、提高思想政治课教学实效性的一个重要模式。笔者在政治课教学实践中，将少数民族地区高职思想政治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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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立项研究课题“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政教育模式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编号：2013sz054）

合作学习模式分为以下几大类：情境体验式、角色扮演式、现场实践式、热点问题辩论式、知识竞赛合作式、小分队合作式、社会实践立体合作研究式等模式。本文以热点问题辩论式为例，来探究合作学习模式的构建。

热点问题辩论式合作学习由沙伦设计的小组调查法变式而来，适合目前社会上存有争议的热点问题的辨析、新闻人物的评论、课堂两难知识的化解，是合作学习动机与理论的最佳体现。合作性目标结构创设了一种只有当团体取得成功时，小组成员才能达到个人目标的情境。因此，为了达到个人目标，小组成员必须帮助同伴做任何有利于小组成功的事。更重要的是，要鼓励同伴尽最大努力去获得成功。因此，这种在小组成绩的基础上进行奖励的方式创设了积极的人际关系，它使小组成员对同组同伴所做出的努力给予积极的社会强化，如表扬、鼓励。这在竞争性结构的课堂上是没有的。

热点问题辩论式合作学习要求学生课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将学生分为两大组构成辩论正反两方，每大组内又分为若干小组。小组成员组成兼顾少数民族地区高职学生的特点，以组内异质、组间同质为原则，组员构成兼顾不同的学习基础、民族、性别以及性格差异。小组间分工、团结合作，分别在教材、网络、图书馆、社会上去搜集所需要的资料，并进行分析、整理，经过多次讨论酝酿，形成辩论陈词及相关资料。为战胜对手而在合作中有竞争，在竞争中有合作，最终在辩论赛中通过团结协作充分展示双方观点，从而实现合作共赢。其流程为任务呈现――搜集资料、准备辩论稿――小组辩论――评价反思。其中紧紧贯穿着师生合作、生生合作的合作关系。合作流程如下：

以“维护社会秩序主要依靠道德还是依靠法律”这一问题为例，来具体说明辩论式合作学习模式的操作过程。

1.任务呈现

教师：我们已经学完《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第四章、第五章的内容，为了帮助同学们树立社会主义道德观，提高道德修养的自觉性，锤炼道德品质，引导同学们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同时为了提高同学们的法律素质，增强学生法律意识，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将举行一个辩论会，请大家分组确定正方与反方，正方观点：维护社会秩序主要依靠道德。反方观点：维护社会秩序主要依靠法律。

2.搜集资料、撰写辩论陈词

这个环节大约需要1～2周。学生首先进行分组，确定正方与反方，每方选出四个正式队员，两个预备队员，其余同学作为啦啦队。然后大家分工去搜集资料，有的学生负责上网搜集资料，有的学生负责进行专家访谈，有的学生负责进行社会问卷调查。最后，对资料进行分析整理，通过对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处理后，撰写辩论陈词。

3.小组辩论

学生按照辩论赛的模式，选举一名主持人，由各组派出学生组成专家评判组。辩论赛开始后，正、反方四个辩手分别陈词，然后进行自由辩论。辩论双方的技术战术在自由辩论的阶段得到充分的发挥，辩手的个人素质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学生最感兴趣的也是自由辩论，在这个阶段，智囊团、啦啦队也纷纷参战，向对方辩手提问，回答对方辩手问题，为己方辩手出谋划策，“全民辩论阶段”就此展开，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卷入论战。

正方1：社会秩序的维护是一个综合系统工程，我方观点是：维护社会秩序应以道德为主。理由如下：（1）道德先于法律存在。在法律诞生之前的漫长岁月里，道德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力量。法律会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而道德是人类永恒的主题。（2）道德使人修身、行善，强调的是自律，主要依赖于内心信念来维系，这种内心信念促使人们更好地遵守社会秩序。（3）任何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道德的维系与规范，只有道德才能保证立法的公平，执法的公正，守法的自觉。法的创始人孟德斯鸠曾经说过：“支配和统治一切的在君主政府中是法律的力量，在专制政府中是永远高举着君主的铁拳，但是在一个人民的国家中，还要一种推动的枢纽，这就是道德。”

反方1：我方认为维系社会秩序，主要靠法律。首先，法律在指引和衡量人们行为上具有明确性。道德判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是仁者该听智者的还是智者该听仁者的呢？其次，法制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是道德无法比拟的。道德主要依靠内心信念、社会舆论等来维持是软约束，对违法犯罪行为没有约束力，只有法律既有惩罚力又有威慑力，能做到标本兼治，在维护社会安定方面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再次，法律作为他律和自律的统一，在维系社会秩序上能标本兼治。人们自觉立法来约束自身行为，确定社会秩序的内容与规则，使生活有序化、规范化、条理化；而法律意识深入人心，人人自觉守法护法，更保证了社会秩序的井然有序。

正方2：康德还说过：“在人类存在的社会中，理性就是道德性。”“国有道，虽加刑，无刑也；国无道，虽杀之，不可胜也。”道德才是法之根本。看问题要看本质。不能光看表面呀！对方说维系社会秩序靠法律。请问法律又是靠什么来维系社会秩序的？那就是道德。只有道德，才能保证立法的公平，执法的公正；只有道德，才能保证守法的自觉。

反方2：道德的约束力真的有对方辩友说想的那么强大吗？那如果你家被梁上君子光顾过了，你是立刻报警呢还是坐等那个不知名的小偷良心发现？

4. 评价反思

教师在这个环节不仅要对双方的观点、现场的气氛、辩手的表现进行点评，而且要引导学生善于全面看问题，更重要的是对这场辩论赛中所体现的合作精神进行鼓励。让学生明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学会合作、学会竞争。

热点问题辩论式合作学习，强调在课堂中充分开发和利用资源，开展多边合作，使学生突破教材束缚，吸收他人的观点，学会站在他人的角度，站在现实的角度，站在全球的角度看待社会、看待世界。它可以在课堂上进行，也可以在课外活动中进行。在热点问题辩论式合作学习中，学生们为实现个人取胜的目标，就必须要在学生之间形成积极的同伴关系，在团体获得成功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个人目标。因此，他们息息相关、沉浮与共，形成了真正的合作关系，也达到了合作共赢的目的。

热点问题辩论式合作学习是众多合作学习的变式之一。情境体验式、角色扮演式、现场实践式、热点问题辩论式、知识竞赛合作式、小分队合作式、社会实践立体合作研究式等其他模式虽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归根结底都是以学习小组为基本组织形式，系统地利用教学动态因素之间的互动来促进学习，并以团体成绩为评价标准，共同达成教学目标的活动。学生们在合作过程中，充分体验到“一荣俱荣”的感觉，感受到合作的可贵之处。

合作学习是提高高职思想政治课实效性、针对性的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能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也对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挑战。从实际出发，结合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特点、高职培养目标及思想政治课教学的特点，构建行之有效的合作学习模式，还需要我们广大教师持续努力，切实提高合作学习的实效性，才能真正实现求合作、促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道德与法律辩论篇7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开发学生创造力的源泉。合适的辩论题目能有效激发学生参与辩论的兴趣。如：在《杜绝不良嗜好》这一课的教学中，针对部分学生沉迷于上网的现象，就“中学生上网的利弊”设置辩题，由于这―辩题点中了学生心里的疑虑，大大提高了同学们参与的积极性，活动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创设愉悦的辩论情境和氛围，也是激起每一位学生参与辩论活动兴趣的有效手段。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因此，在辩论活动中，要放手让学生自己设计课堂辩论的方案，自己布置辩论场地、准备道具。如在“中学生上网的利弊”的辩论活动中，学生自己布置活动场所、安排席位、设计辩论的程序，并增设了多媒体投影设备，同时，邀请老师观摩、点评。这样，学生参与辩论活动的积极性就被自己创设的情境和氛围有效激发起来，对辩论活动倾注了大量的热情，为活动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基础。

二、挖掘学生潜能，发挥学生主体，做好辩论准备

辩论活动中，学生是活动的主体，是活动的主人。在明确辩题后，要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让学生自己组成辩论正方和反方，然后放手让学生根据各自论点收集、整理辩论材料。同时，在收集、整理材料的过程中，鼓励学生自己去操作、考察、调查、探究。使学生课堂获得的间接经验转化为学生的直接经验，把课本知识转化为自己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形成自己独特的个人感受和见解。

如：在“中学生上网利弊”课堂辩论的理论准备阶段，几个平时专心读书从不关心网络的学生在其他同学的帮助下，利用网络收集辩论材料，了解到了网络的精彩，针对“学生迷恋上网影响学业”这一观点，从心底发出了：“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这一感叹。

三、增强发问能力，把握问辩技巧，提高辩论能力

“学贵于思，思源于疑”，现代心理学认为：一切思维都是从问题开始的。因此，增强发问能力，把握问辩技巧，是促进学生创新思维、发展学生创新能力的关键。

首先，要善于提问。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此，在辩论过程中，要让学生在大胆质疑的基础上，敢于超越教师，大胆表达、交流自己的观点，鼓励学生在辩论过程中即兴发挥，使辩论双方在唇枪舌剑中进发出创新思维的灵感。如：在关于“道德和法律哪个更重要”的辩论中，正反方在展开充分辩论的基础上，得出了“德治和法治是相辅相成的，社会规范的维系既要靠法律，同时也要靠道德，而德治社会是法治社会基础上的升华”这一创新性的结论。

其次，要敢于反问。一个好的辩手要想在辩论中立于不败之地，决不会坐等对手连连发问、侃侃而谈，而是善于寻找对方漏洞，及时反击，致对手于尴尬的境地。如：在“道德和法律哪个更重要”的辩论中，当一名正方辩手问出“原始社会没有法律，只靠道德调整，社会不也照样发展吗?”这一问题时，反方一辩手马上反问道：“那人类社会是从什么时候进入文明时代的?不正是到奴隶社会，有了文字，有了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人类社会才进入文明时代的吗?”这一反问，不仅赢得了掌声，也为反方奠定了胜局。可见，抓住要害，适时反问，其效果是不同凡响的。

四、讲究论辩道德，淡化胜负意识。把握辩论目的

辩论是“文明的争吵”，是带有“敌意”的语言行为。辩论过程中，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论辩道德观尤其重要。要让学生明白辩论的目的不是一决高低，分个输赢，而是通过辩论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润物无声”的意境中把知识转化为能力。

当然，在辩论过程中，教师的“主导”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教师要引导学生重视辩论过程，平和对待结果，淡化胜负意识。教师要注意把握时机，及时引导，避免学生之间可能出现的对立场面；同时，要巧妙地为辩论双方搭好下台台阶，做到课堂辩论张弛有度。这样，辩论才能达到在实践活动中体现学生主体、发展学生能力的活动目的。

参考文献：

[1]李甫运主编.《中学政治教学参考》.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道德与法律辩论篇8

思想品德课是法制教育的主阵地。而一堂有效的法制教育知识课，从内容到形式选择与预设，从教学方式到学习方式的确定，从教师主导地位到学生主体地位的发挥等等各个方面都应该是为有效课堂服务的。在课堂教学中，如何夯实课堂这一有效形式，激发学生对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使学生系统掌握法律理论知识，提高遵纪守法的意识，实践中，我采用我做小法官、法律知识竞赛、小小辩论会、小品表演等形式，学生兴趣盎然，讨论激烈，在不知不觉中法律知识潜入脑海、深入人心。

一、我做小法官

在每一课我们学习完一些法律知识后，就组织学生学当小法官学法用法。通过这样的实践活动我发现教学效果特别的明显。如我们在教学了八年级教材中关于名誉权的相关法律知识后，就组织了我当小法官活动。

先让学生搜集并选取案例，探究案例涉及到的法律知识，设计布置模拟法庭，确定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原告、被告等人选。原告方、被告方要写好书和答辩状，还有准备相关证据。接下来就是法庭审判的简单过程，在小法官引经据典时，我发现我们教学的法律知识都被小法官及时地运用到判案中去了，而且使同学们更加直观地了解民事诉讼与审判的基本程序，知道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小小辩论会

在讲《公民的义务》一课时，为了让学生更清楚的认识权利和义务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该享受权利，还是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不忘记履行自己的义务？我就组织了同学们进行一场辩论。我们的辩题是：正方：既享受权利，又要自觉履行义务。反方：多享受权利，少履行义务或不履行义务。学生们辩论的热情很高，争论激烈。结果学生自然就清楚了权利和义务具有一致性，我们每个人既是享受权利的主体，又是履行义务的主体。辩论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且通过辩论他们的理解更深刻，更新他们的观念，指导他们的行为。

再如辩论课“道德与法律哪个更重要”之前，我先让同学们观看有关辩论的电视录相，然后再让他们推荐辩手、主持人、计时员、评审员，各人做好精心准备，其他同学也不闲着，有人要布置场地，美化黑板，所有的人要做好被主持人点名谈看法的准备。这场辩论活动人人投入，个个紧张，准备的过程即研究探索的过程，活动的过程即认识深化的过程。通过这场辩论，学生进一步明确了法律的基本特征，知道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认识到要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三、小品表演

“小品表演”形式很受学生欢迎，让学生在我给他们创设的情景下，自排自演小品，热情很高，由于是学生自演的节目，当然对学生来说一是有兴趣，二是有说服力，我觉得效果很好。如八年级下册《依法维护消费权益》时，运用小品《倒霉的“上帝”》，讲了一个男孩买了一双所谓的“名牌”运动鞋，第二天就断胶了，面对这种情况，他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加以解决？当学生讲到某一具体途径时，同学进行模拟表演，比如怎么去跟商家协商和解，向消协投诉时如何拨打电话，向法院时应阐明的诉讼理由等。用小品融入课堂后，课堂的内容在小品中“活”起来，让学生明白学习思想品德是很实际的、很有用的，激发了学习思想品德的兴趣。

在教学中，指导学生通过亲身实践来认识、掌握所要学习的知识或技能，或者通过唤起学生以往的记忆表象来实施教学的方法，我们称之为体验性教学。给学生创造一个个亲身体验的故事情境，缩小他们与案例中主人翁的心理距离，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让他们来当“演员”，在“表演”的过程中，在亲身实践亲身躬行的过程中得到感悟，接受正确的思想品德观念，从而养成良好的品行。

四、知识竞赛

讲完九年级第六课《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后，学生已知道宪法的重要性和相关知识，我又因势利导，设计了“宪法知识竞赛活动”。设计的竞赛题目有：我国现行宪法是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年通过的，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 ）是我国的根本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 ）等等。

为了保证竞赛质量，我提前做了准备，与学生一起查资料，与班委一起协商，购买奖品和证书，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参与的学习积极性。

五、多媒体创设情景、以案说法

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多媒体创设情景、以案说法，这不仅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对法制教育产生了兴趣、丰富了学生的想象力、调动了学生学法的积极性，遵循了“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思维发展规律，让学生通过思考，交流，体验来理解法律知识，提升法律意识，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而且也会促使了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

道德与法律辩论篇9

在黑格尔法哲学体系中，自由意志是法的出发点，法的概念逻辑地涵摄着道德、法律与伦理。法是理念的自由，是意志的现实的形式或具体化，是自由意志的定在。黑格尔以自由意志的辩证发展过程为主线，在对法的理念及其现实化的研究过程中，展现出其法哲学体系的丰富内容。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为我们研究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实现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协调、德治与法治的整合，提供了形上基础和理论依据。

一、 自由意志：法的出发点和主体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将意志作为法哲学体系的理论起点和精神实质，用意志自由将道德、法律、伦理统摄为一个有机整体和辩证过程。

1． 意志是客观精神领域内运动的主体。在客观精神领域内，运动的主体是意志。意志作为主体不是空洞的、毫无内容的抽象形式，而是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实体。意志是法的出发点，是自由的现实形式和具体概念，意志就是指自由的意志，自由也指意志的自由；自由是意志的基本性质和实体，也是法的基本性质和实体；法是意志的具体形式，也是理念的自由，是“自我意识着的自由的定在”，[1]法的不同形式就是意志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也体现了自由在其发展中的不同规定。

2． 意志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黑格尔反对把意志和思维视为人的两种官能，他指出，“意志不过是特殊的思维方式，即把自己转变为定在的那种思维，作为达到定在的冲动的那种思维。”[2]意志并不是一种与思维相异的独特的官能，而是一种能把自己转变成定在的特殊的思维方式。意志与思维的区别仅仅在于实践态度和理论态度的区别。体现理论态度的思维是指在观念中扬弃对象中与主体对立的内容，将对象的感性的东西除去，使之普遍化。而体现实践态度的意志则以思维为起点，它规定自己，从自我自身开始设定差别。意志对主体自身设定的规定和差别首先是一种内在的东西，最初在思维中出现，理论的东西包含于实践的东西之中，意志包含着思维。同样，思维也必须以意志为基础和前提，因为“人不可能没有意志而进行理论的活动或思维，因为在思维时他就在活动。”[3]因此，意志与思维并不是分离的，自由意志是思维的自身统一性。

3． 自由意志通过三个辩证发展阶段来展现法的本质。（1）主观性阶段。这时“意志包含纯无规定性（pure indeterminacy）或自我在自身中纯反思的要素。”[4]这时的意志只具有任性和任意目的的偶然内容，是形式的特殊性而不是自在自为的普遍性，同时它也只是一种片面的东西，是未能获得实现自己的目的。这种有限的、特殊的、片面的意志不是真实的、自由的意志。（2）客观性阶段。在这一阶段，意志“从无差别的无规定性过渡到区分、规定、和设定一个规定性作为一种内容和对象。”[5]这样，意志通过设定一个对象而对内在的冲动加以规定，进入到一般的定在。但是这种客观性并不是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客观性，它并未完成向自身无限返回的过程，仍然是一种有限性。（3）主、客观统一性阶段。这是意志发展的最高阶段，即意志的主观性和客观性达到了辩证的统一。这一阶段的意志是一种单一性，即经过在自身中反思而返回到普遍性的特殊性。这时，意志扬弃了纯主观目的和它的实现之间的对立，使自己的目的由主观性转变为客观性，达到主观意志和客观意志的统一。这种主、客观同一性的意志是真正的无限性和具体的普遍性，因而就是“自由意志的概念，它作为普遍物覆盖于它的对象之上，把它的规定贯穿渗入，而在其中保持着与自己的同一。”[6]

4． 自由意志并非任性。通常的观点认为，既然自由意味着任意选择，意味着可以这样或那样地规定自己，那么自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自由意志就是任性。但是黑格尔指出，自由意志与任性是不可同一的两个概念。任性指的是“内容不是通过我的意志的本性而是通过偶然性被规定成为我的”，[7]而我却依赖于这个内容，因此，任性不是合乎真理的意志，而是由自然冲动达到理念自由的中间物，是“矛盾的意志”，其矛盾在于：我希求理性的东西，我不是作为特异的个人而是依据一般的伦理概念而行动的，而在任性的行动中，我实现的不是普遍性的事物，而是我个人的特异性。因此，“如果人们在考察时只停留在任性上面，即人可以希求这个或那个，当然他的自由就在于他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人们坚持下述见解，即内容是外方所给予，那末人也就因而受到了规定，正是在这一方面他就不再是自由的了。”[8]可见，任性只是自由意志表现出来的偶然性和特异性，而不自由恰好就在这种任性中。真正的自由不是诱发的任意性，也不是冲动的随意性，而是在理性的支配下的有意志的行为，人们可以自觉地对之进行规导和驾驭。因为“在理性的行为中，我所实现的不是我自己而是事物。……理性东西是人所共走的康庄大道，在这条大道上谁也不显得突出。”[9] 因此，自由意志不是任性，自由意志必须在理性而不是个人的偶然任性意义上去理解。

二、 法的精神：自由意志的定在

黑格尔认为，法是作为理念的自由，整个法的体系都是从精神中产生出来，是实现了的自由的王国，它作为精神的第二天性构成客观精神的世界。法的基地是精神性的东西，它的展现遵循着理念运动的基本原则，“任何定在，只要是自由意志的定在，就叫做法。”[10]

1． 法的三种发展形式。自由意志在客观精神领域内通过表现为法的三个环节而实现自身，即抽象法、道德和伦理。每一个环节都是自由意志在一种特殊形式下的体现，较高的阶段比前一阶段更具体、更真实、更丰富。（1）抽象法。自由意志借助外物得以实现其自身，即自由意志达到外在化和客观化，这就是抽象法或形式法的领域，其特点是直接性、实在性和排他的单一性。作为自由的直接体现，抽象法包含“所有权”、“契约”和“不法”三个环节。在抽象法中，自由意志只是作为占有所有物或财产的人格而存在，容易受到外来的侵犯和外物的强制，其所体现的自由只是抽象的或形式的自由。（2）道德。抽象法对直接性的扬弃形成了道德意志的体系。道德是自由意志向主体内心的深入，这时，自由意志超越借助外物实现自身的状态而在内心中获得实现，也就是说，意志不再是体现于物而是体现于主体之中。道德在三个发展阶段层层递进，即由“故意和责任”经由“意图和福利”而达到“善和良心”。虽然道德扬弃了抽象法的单纯客观性，但是，这一阶段的行为主体不是普遍的客观性的意志，而只是个别人的内部主观意志，因而往往陷入主观性和片面性。所以与抽象法一样，道德也不能自为地实存，其所体现的自由虽然比抽象法的阶段有了更高的基础，但仍然是一种缺乏现实性的主观的自由。（3）伦理。伦理是自由意志通过外物和内心两个方面达到充分的现实性，展现了个人特殊意志与普遍客观意志相结合的主体性。伦理的发展运动经历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个阶段。家庭是精神的直接实体性规定，是直接或自然的伦理，它将独立的个人结合成为一个整体。这种伦理通过市民社会的中介，将家庭的整体分解为外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差别性和特殊性的原子式的个人，最后达到了伦理的最高形态——国家，使原子式的个人重新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意志完成了它的现实化运动，成为绝对自在自为地自由的意志。这是伦理从未经分化的普遍性经过特殊性而完成普遍与特殊的有机统一的辩证过程。由于伦理既扬弃了抽象法的单纯客观性，又扬弃了道德的单纯主观性，使主观和客观、内部与外部达到了真正统一，因而成为自由的理念。在伦理领域中，普遍的、真正的自由得以实现。

2． 法律：法的精神的外在表现。人们通常将“法”与“法律”相等同，这种观点是不科学的，它难以找到二者统一的基础，往往导致道德与法律的分离，阻碍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的发挥。在黑格尔看来，抽象法、道德、伦理都是法，只不过是法的不同发展阶段，那么显然，这里的法就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法律的概念。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哲学意义上的法是“自由意志的定在”或理念的自由，是法的概念和法的定在的统一。道德、伦理以及国家等都是自由意志的定在，本质上都是精神的显现，具有普遍性，因而都是特种的法，都是法的不同形式；而法律则是法的定在形态之一，它必须采取在某个国家有效的形式而存在，是经思想明确规定并作为有效的东西予以公布的法的形式，因而是国家的一种规范体系，其实定要素来源于特殊的民族性，适用上的必然性和判决的权威性。[11]可见，法是根本性的、生发性的东西，而法律只是法的外在形式，是暂时性的东西，其内容和性质是可变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法是法律的本质，法律应该以法为其真理性的依据，从而能够反映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但是，由于法律只是法的外在表现形式，便存在法律的制定偏离法的理念的可能性，因为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当观察者不是观察事物的本质，不是把法当作独立的对象而是离开法，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到自己的理性中去时，就会产生违背法的本性的不合理的后果。”[12]

可见，黑格尔从自由意志的“法”出发，建立了由抽象法、道德和伦理三个发展阶段构成的法哲学体系，也就是说，道德、法律、伦理都是自由意志定在的不同形态和不同阶段，它们的辩证运动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和辩证过程。在抽象法的阶段，只是客观的、形式的法，只有抽象的形式的自由；在道德阶段就有了主观的自由，即自由意志在内心中获得实现；伦理阶段是抽象法和道德的真理和统一，自由意志既通过外物，又通过内心，得到充分的现实性。

三、 法的精神与德-法整合

在黑格尔法哲学的视野下，法的精神的自我运动、自我发展，展现了德与法互动整合的辩证过程，揭示出法的概念自身的辩证法，将道德和法律整合、统摄为一个有机体。当然，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无疑是思辨的和头足倒置的，但是如果抛开其唯心主义的基地，着眼于其法的理念辩证演绎，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

1． 道德与法律并重、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法哲学以自由意志为逻辑起点，深刻揭示了法的精神与形上本质。法哲学逻辑地与法律与道德这两大领域紧密相关。法律可以视为法的定在形式，法与法律之相似之处在于：道德是二者获得合理性诠释的重要内容。无论是法的理念还是作为其定在形态的法律，都与道德密切关联。没有道德，法和法律都难以实现其合理性。在文明体系中，法的精神的根本指向，是追求人的意志行为的正当性，由此追求整个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人的行为具有“应当”与“必须”的逻辑与要求。在总体上道德体现“应当”，法律体现“必须”，但从根本上说，道德和法律都同样内在“应当”与“必须”的双重价值逻辑。所以在社会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不能将道德与法律相分离，不应该走泛法制主义的道路，因为“从黑格尔法哲学体系中，很自然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法治是必需的，但法治主义、泛法制主义是不合理的。法治可以直接与效力相联系，但却难以直接与正义相关联。”[13]据此，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必须将道德与法律有机结合，坚持德、法并重，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德治的人文价值在于，它是基于对人的自由意志中的信念、信仰的启示而调节人的意志行为，体现人文精神的要求。法治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对人的自由意志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进行现实的约束，体现政治精神的内在逻辑。一般而言，善与恶都是内在于人的自由意志中的现实可能性，无论以性善还是性恶为原点，都不能把握人性的真理，因而无论德治还是法治，都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和合理性。只有德与法的有机结合，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和健康发展。

2． 在道德与法律中，道德先于法律。“道德在逻辑上先于法律，没有法律可能有道德，但没有道德就不会有法律。这是因为，法律可以创设特定的义务，但却无法创设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14]道德既然对于法律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这就要求法律制度必须展示出与道德或正义的某些一致性。可以说，在抽象的意义上，法律对道德价值具有天然的需求性，法律的意义来自道德的赋予，道德是法律价值的重要基础。法律制度效力的真正发挥，依靠我们对服从法律制度的道德义务的认同和坚持。“一个按照原则行事的人，必须能够在任何特定的场合下决定什么是那种场合下适当的原则。”[15]这种正确抉择的品质和能力就是美德。美德不是对规则的遵循，而是遵循规则的品质，它使人的意志行为不断获得价值合理性和现实合理性。美德不仅是道德的特征，而且也是法治的前提。“当代西方许多国家的实在法，摄取大量的道德内容，以整肃社会风纪，不止是西方国家道德建设治理路径的一种选择方式，更是道德理念融入法律体系的一种必然。总之，无论是法律条文直接显现道德还是以间接的形式反映道德的要求，法律都绝不仅是一种技术性和抽象性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定道德观的外化，是显落的道德。”[16]据此，社会的和谐发展，必须在德法并重的前提下，强调道德精神、伦理精神的文化价值，将道德融入法律的内涵，并构成法律运行的宗旨与目的。道德精神和伦理精神的失落，最终会导致信念、信仰和信任的缺失，以及法律现实效力的丧失。

四、 结语

法的精神基地和出发点是自由意志，法的理念由抽象法——道德——伦理的发展而达现实化的过程，也就是自由意志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向自身辩证复归的过程，这是一种“圆圈式”的无限返回自身的运动，而不是像直线无限伸展的那种“纯粹否定的恶的无限”。[17]由自由意志与法的精神的内在关联以及法与德的有机整体性可知，社会治理的合理性，不是抽象的德治或抽象的法治的合理性，而是道德——法律、德治——法治的生态整合。只有将自由意志的善与恶、道德与法律辩证整合，才能在文化精神的意义上实现合理和谐的社会秩序。

参考文献：

[1][2][3][4][5][6][7][8][9][10][11][17][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2]林??黑格尔的法权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道德与法律辩论篇10

论文关键词 法律职业伦理 解决出路 文化影响

一、中外法律职业伦理的发展轨迹

中国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一直由儒家思想引领着君王的统治。人们更多的是遵循君王的号令，法律的颁布也是君王掌控的。西方的文明，尤其是在法律方面的发展，是让人敬佩的。很早的时候就奠定了现代法律体系架构的雏形。其发展也远远早于中国。中国的儒家学说以“仁”字当道，同时也修正和重构现代法律职业伦理。但是，在西方世界的职业伦理观中，知识技术成分更胜一筹。“职业Professional”在英文中指的是受过特殊的教育和培训之后才能从事的行当，必须具有相当高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此种水平和技能必须和只有通过专门的教育才可获得 。

（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法律道德的影响

儒家学说确认、规范、调整和维护宗法伦理制度。而儒家学说一直都是法的制定渊源，鲜明的表现就是以礼统法，以礼司法。伦理凌驾于法律之上，是法律遵从于礼，礼指导法律。法礼不分家，混合评价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德主刑辅，以德去刑；重人治，轻法治。伦理价值代替法的价值，伦理评价统率法律评价，宗法伦理道德被直接赋予法的性质，具有法的效力，从而形成法律伦理化和伦理法律化的双向运动。这些与现代法治理念不相符合的思想直到今天还影响着中国人的法律思维方式。现代职业法律伦理的形成和构建依然受到这些传统文化伦理观念的影响 。

（二）西方单维度的法律职业道德

现实的生活是复杂多维的，人们的道德观更是重叠反复对立的。但是律师的道德世界则可以是单维度的。大众总是希望看到真相，但是法律的真相有时并不是现实中的真相。因为在律师的职业道德观中，唯一的判断标准就是他对委托人利益和目标的忠诚。

事实上，正因为律师所处的道德世界远比普通人更复杂，所以律师所要做的就是将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将多维的伦理道德观单一到一维的行为准则。在价值多元的社会，法律本身就是各种价值冲突和道德斗争的战场。而律师更是这一战场上的主力，他们职业生涯中的许多决定都可能蕴藏着道德上的风险：比如律师可能明知对方证人证言为真，依然在庭上质疑其可靠性，案件胜诉，但却使该名证人在社区中荣誉受损。在面临这样的道德挑战时，律师会问：“作为一名律师，我该怎么做？”现代法律职业伦理的回答简洁明了，他告诉律师：忠诚于委托人，其他一切不用考虑 。

二、法律职业伦理遭遇的问题

（一）律师职业伦理受到的误解

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最多的误解恐怕就是很多人认为律师的职业与高薪挂钩，给有钱人打官司，为犯罪分子辩护，为富不仁，以追求最大的利益为目标。其实这是大家对于律师这一行业的偏见。

律师或法官在选择解决方案时则必然会伤害或不利于一方，而同时又有利于另一方 。律师可以为他明知有罪的人辩护，这一职业伦理与普通伦理明显相抵触。反观医生这一职业，大家去医院看病，要不要钱呢？医生在给人看病时，会不会问病人是否有道德上的不良记录呢？难道因为知道病人不是一个道德上优秀的人，会拒绝看病么。无论医生知道与否，救死扶伤是他们的职业准则，不会有人质疑他们白衣天使的地位。同样的评判标准当然也应适用于律师行业中。律师的职业准则就是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其他不问。

著名的法理学家，朗·L·富勒探讨过律师的职业道德时，举出如下的这个例子：刑事案件中，律师完全可以替一个他明知有罪的人辩护。非但如此，还可以收取费用，而不受到良心的谴责。假如每一位律师都因为被告看上去有罪而拒绝接受办理该案件， 那么律师便会错误地侵占了法官和陪审员的职权 。被告就犹如在法庭之外被判有罪，因而得不着法律所赋给他的受到正式审判的权利。尽管富勒的举的这个例子并不一定会让圈外人士心悦诚服，但作为法律人都会相信律师替这一位委托人辩护是完全符合职业伦理的。

（二）律师界对误解的回应与反击

西方律师业发展的早期， 就已经意识到职业伦理的重要性。比如律师应当给予穷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等相关的慈善行为，这后来即发展为现代法律援助制度 。也正是因为律师这一职业受到大众不公的批评或误解，才促使律师界奋起捍卫自己职业的声誉和尊严，从而也出现了许多以维护弱者权益为己任的“维权律师”。

我国律师界对律师职业的定位，以及对相关社会调查数据的整理，得出的主流的观点是：“以赚钱为目的的法律技术师” 。在现实的中国法律圈内来说，通过法律援助，公益诉讼这样的方式获得社会的肯定，还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中国律师所做的公益，比起大量的诉累还是捉襟见肘的。利用法律为所有人服务目前来看更是偏理想化。

三、如何解决目前的困境

首先，法律规范本身就是各种价值冲突和道德斗争的主战场。其次，在对抗式的程序中，往往只有一个赢家。或者说，在逻辑上，只有一方的价值观会受到支持，而另外一方的价值观会受到贬抑或忽视。再次，法律职业和当事人都很容易陷入“对价性”的思维。当事人通过掏腰包来获取律师的法律服务，获取法院的判决，那么，将合法的辩护和裁判活动的成果据为己有就是理所应当的 。

（一）法律职业主义的三大基石

法律职业伦理道德困境是不可避免的了。那么问题既然存在，矛盾不可逃避，我们就需要在夹缝中求生存，在质疑中图稳定。李学尧教授认为，法律职业主义的分析应当从专业性、公共性和自治性这三个方面入手，厘清相关的理论脉络。那么根据这一观点来看法律职业主义，三大基石的主要特征是：第一，建基于深奥理论基础上的专业技术，以区别于仅满足实用技巧的工匠型专才；第二，为公众服务的宗旨，其活动有别于追逐私利的商业或营业（Business）。尽管法律职业跟其它行业一样需要经济收入，甚至需要更高的收入，但是高收入不是首要目的而只是附带的结果。最根本的价值是为公众服务的精神。第三，形成某种具有资格认定、纪律惩戒和身份保障等一整套规章制度的自治性团体，以区别于一般的“工种”（Occupation） 。用一句话来概括，与一般的行业相比，法律职业的主要特征在于：专业性、公共性和自治性 。

（二）慎重对待情感问题

律师作为一方当事人的辩护人，必须支持一方意见，而不是像科学家那样客观。在法与情中，分清逻辑关心，慎重对待情感，理清二者的关系。虽然法律思维并不绝对排斥情感因素，但法律判断是以事实与规则认定为中心的思维活动，因此律师的专业逻辑与大众的生活逻辑之不同，法律思维首先是服从规则而不是首先听从情感。所以程序公正，就是为了克服管理与决定的人情化 。只追求程序中的真，不同于科学中的求真 。

（三）律师的忠诚义务

律师对事实的真实义务，可以理解为辩护律师以事实为依据进行辩护的义务；辩护律师对法律的忠实义务是法制国家法律至上的最为根本的要求；辩护律师对于诉讼中所得知的不利案件事实履行保密义务则构成了其对委托人的诚实义务。这三种忠诚义务有可能产生意料不到的冲突，在符合正义要求的前提下，必须对这些冲突实施协调工作。

事实上，律师根据事情的真实情况为委托人辩护，从根本上不会危害到律师对法律的忠诚。理由是在证据裁判主义的当前环境中，律师根据事实辩护，本身就是法律的所求。这是程序合法的宗旨。并且，律师内心中信仰法律至上更加促进了辩护律师们精准定性事实本身，分辨客观和程序的真实情况，确保诉讼辩护时所根据的事实不会与法律的强制性命令有所冲突。程序的合法公正，本质上就是对实质正义的保障。

因为律师负有对被告的诚实义务，所以律师在根据事实而进行辩护过程时进退唯谷，并且经常造成社会各界质疑律师对法律的忠诚这种情况 。但是如果律师不根据真实情况，不维护被告的利益，单纯地固守法律条文，生搬硬套法律规则，不问青红皂白，那最后的辩论结果就一定是正义公正，诚实守信的么？回答一定是否定的。

道德与法律辩论篇11

二、立足语文课堂，有效开展活动，拓展学生法律思维空间

语文学科是一门工具性很强的学科。作为一名语文教师，要充分利用好语文教材，深入钻研语文教材中的德育元素，不断地利用有限的语文教材从而更好地渗透法制教育，拓展学生法律思维空间。语文教材中的《威尼斯商人》是全剧第四幕第一场，也是全剧的高潮。这场戏描写了威尼斯法庭审判“割一磅肉”的契约纠纷案件的经过。教学前我先从网上下载状、答辩状、判决书文书，先让学生学习，然后角色分工让学生分别扮演主人公夏洛克写状，鲍西娅为安东尼奥写答辩状，随后在课上展开模拟法庭进行辩论，让“法官”主持法庭辩论和审判活动，并最后写判决书在“法庭”进行宣判。通过组织学生开展活动，有效地增进学生对课文的理解，以及对戏剧特点的认识，同时也让学生学习法律文书知识，学习法庭辩论技巧等，在充分研究教材内容的基础上，有效地利用课文内容向学生传授法律知识，并利用语文课堂，及时拓展第二课堂活动。这样既自然直接，又快捷有效地开展活动，能更好地拓展学生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思维。

道德与法律辩论篇12

我的妻子是一名心理学家。我作为律师，在调解中为她提供帮助。而对方律师，在我看来，为人非常和善，极有教养，他竭心尽力地一家蛮不讲理的企业。在第一次休庭期间，很少批评他人的妻子对对方律师怒不可遏。

“他怎么能给那伙人做人？”妻子气得火冒三丈，“难道他不知道站错了队？他晚上能睡得着吗？”

最后一个问题刚一出口，妻子便哑然失笑了。她意识到，当我的当事人被认为是罪人、坏人时，人们关于我的评论和她刚才所说的如出一辙。当这起案件圆满和解时，妻子才真正冷静下来，并赞赏对方律师的工作方式。

“我猜想我是将他和他的当事人等同了起来。”妻子窘迫地说，“人们通常也是这样对待你的。”

律师的职责

设想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律师与他们为之辩护的当事人被混同起来，并且因为饱受争议的被告人或胜诉无望的被告人而受到谴责。事实上，在不到半个世纪之前，如果共产主义者受到国会的政治迫害、上了黑名单、面临刑事审判甚至死刑，主流律师对于为他们做辩护都唯恐避之不及。这使得那些主张公民自由和宪法权利面前人人平等的正派律师必然要因为共产主义者辩护而承受巨大的职业风险。

在世界很多地方，胜诉无望的被告人今天仍然很难得到主流律师的辩护。因为许多国家，甚至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缺乏非政治化辩护或公民自由辩护的传统。人们期待律师与他们的当事人拥有同样的政治理念。其结果是，律师业被意识形态的鸿沟所分割，不再恪守人人享有民主自由的原则。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国家的律师业具有尊重人人享有公民自由的传统，而不在乎意识形态、政治主张或案件性质。如亚当斯为参与波士顿大屠杀的英国土兵做人；林肯和丹诺则过形形色色的当事人，从公司到受到压迫的普通罪犯无所不包。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一高贵的传统，屈服于那些自认为足以发现真相、对不尽完美的司法程序心怀不满的人们，那将是极其可悲的事情。正如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汉德法官所言：“自由的精神就在于对正确的判断不是那样确信不疑。”

通常，一方当事人完全握有绝对真理的案件是非常罕见的。大多数案件都不是非黑即白，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而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范围内全力以赴代表当事人的观点，这正是辩护人职责之所在。辩护人要做到积极，就必须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置于其他因素之上，包括意识形态、职业和个人利益。辩护人就像手术室里的外科医生，唯一的目标就是挽救病人的生命，无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圣人还是罪人。

律师确信他的当事人有罪，而且没有从轻处罚的情节，这样的情形是非常罕见的。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律师大多会劝说当事人与控方达成辩诉交易。这并不是出于社会或法律制度的利益，而是因为对当事人最有利。

明确上述观点后，接下来很重要的便是区分各种类型法律的不同之处。当然，虽然我们为每个人的言论自由辩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被审查材料的内容。而我们中的有些人为面临死刑和长期监禁的人辩护，并不代表他们同情杀人、强奸、抢劫或公司犯罪。就个人而言，我也鄙视罪犯，如果没有为坏人辩护，我也同样支持好人。我们相信美国的司法程序，它要求积极辩护、严格遵守宪法权利保障的规定和法治原则。

我们清楚，大多数因严重犯罪而接受司法审查的人都是罪有应得。有谁希望居住在一个多数刑事被告都是被冤枉的国家里呢？为了将这一局面维持下去，每一名被告人，无论他是否有罪、是否受欢迎，也无论贫富，都必须在道德规范允许的范围内得到充分辩护。富人得到积极辩护并不是什么丑闻，穷人和中产阶级得不到辩护才是丑闻。

律师应积极辩护

发生在麻省的一起案件为律师拒绝的自由空间设定了限度。一位专门在离婚案件中女方的女权主义律师为一名男护工做人。这名男护工想从他的妻子——一名富有的医生那里寻求经济帮扶。该律师曾拒绝这名男子说，她在离婚案件中不接受男方的委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