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环境分析篇1

一、社会环境会计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社会掀起了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的浪潮。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西方学者开始试图将社会和环境产生的相互作用结合起来，充分借鉴社会会计和环境会计已有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社会环境会计。社会环境会计的产生来自学者对于会计功能的深化认识：会计活动应当反映其社会背景；会计应反过来重新构造社会的真实性；会计本质上是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应用。社会环境会计研究的学者在指出传统会计各种局限性的同时，提出了社会环境会计应当具有的任务：一是应更好的理解企业在利润上升的同时，受其影响的环境质量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责任却不断下降；二是在现行会计实践中寻求一些适当的方法，使得会计能够做出恰当的调整以更好的鼓励企业的经济行为能同社会责任及环境进行良性互动，这方面开展的研究有：审视企业的投资评估体系，重新考虑企业关闭和开设工厂的决定，探求与伦理有关的投资问题等；三是寻求对于企业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责任、环境之间关系的新的解释，目前在这方面讨论的最多的是企业就其经济行为是否应增加环境影响报告和社会责任审计的披露。

笔者认为，在我国构建社会环境会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除了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等宏观的意义外，对我国企业，特别是那些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尤为重要。因为近年来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推行各种劳工标准，形成了各种非关税壁垒．如SA8000(SocialAccountability8000，即社会责任标准)，这些标准的推行使得企业要出口产品必须取得相关的认证，而申请国际认证的企业，其会计核算就必须摈弃传统会计只注重企业自身经济利益的核算，而应当站在全社会的高度，确认和计量企业在正常的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社会、环境等影响的经济后果，以企业社会收益与社会费用相配比的社会利润为依据，明确企业对社会承担应有的责任。其核算的内容主要包括：质量效益、环境效益、充分就业效益、社会保险及教育效益、外援效益和其他效益。

二、社会环境会计的经济学分析

(一)政治经济学分析作为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来源之一的布尔茹瓦(Bourgeois)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备受研究社会环境会计学者的推崇，因为除了布尔茹瓦本人作为上世纪初欧洲政坛的杰出人物外，更重要的是其政治经济学虽然是建立在传统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但却包含了许多诸如社会公平、和谐社会等体现人文关怀的思想，同时布尔茹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了在一个社会或团体里，具有不同利益追求的经济个体在其进行经济利益活动时，如何在既能满足和保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又做到同其他行为者处理好关系，以保证自身在这个社会或团体中生存下去。布尔茹瓦的政治经济学特别强调了社会因素、环境因素都不同程度的制约着利益追求者的经济行为，其中社会因素当中包含了政府或社会管理机构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一是对符合整个社会利益的经济行为进行保护，二是对损害整个社会利益的行为进行干预。事实上，布尔茹瓦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中所强调的社会团体更多是指企业，其思想理论表明企业和其他类型的公民一样都对社会负有伦理道德义务，可以并且应该帮助社会和社会上的特殊群体。现实社会中由于每个人能力、机会等条件的不同，必然有一些人是居于弱势群体地位，而一个成功的企业必然是经济社会当中的一个强势群体，一方面在为社会创造财富，另一方面社会财富也更多地集中在这些成功的企业当中，所以对企业而言应该有责任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企业的这种公益行为应当被视为是一个富有文化理念的道德理想，是企业成为社会良心维护者的自觉行动，而且也是企业获得社会承认的有效途径。任何组织的存在和发展，只有在它拥有为社会至少是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道德上的正当性时，才能被大众视为是正义的，才能为社会大众所认可和接受，并成长壮大。所以，当企业以各种形式回报社会时，并不能简单视之为一种单方面的给予，而是自身获得立身之本的必要付出。采用这些观点，一些社会环境会计的研究者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儒曼萨纳(Ramanathan，1976)提出了“社会合同”(Social contract)的概念，认为一个企业的存在总体上是依赖于社会支持的，如果企业从事损害社会利益的行为，社会就将采取取消该企业营业资格的行为，最终会导致该企业的消失。为了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同时保持自身能在社会中生存下去，企业的管理层就会企业与其所在环境和社会相关的经济行为的信息。又如格瑞(Grayetc，1995)等人提出如果企业的经济行为侵犯了，或者被察觉侵犯了广大社会成员的各种相关利益，政府应该进行干预以保护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企业必须及时、充分、有效的披露其经济行为对社会、环境可能造成后果的详尽信息，以取得与其利益相关群体的信任，避免政府的处罚。

(二)环境经济学分析环境经济学认为，造成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除了人们未能认识的自然生态规律外，主要表现为环境资源的产权制度缺损；环境资源使用上的社会贴现率与私人贴现率不一致。产权制度缺损反映了环境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导致环境资源不具有排他性。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资源已经越来越稀缺，很多环境资源已经具有竞争性特征，实际上是一种准公共物品。这些资源虽然具有竞争性，却不具有排他性。环境资源这种具有竞争性却不具有排他性的特征，是外部性问题产生的原因。经济上外部性的存在会引起市场失灵而使社会资源无法得到有效配置，任何时候只要许多个人共同使用一种稀缺资源，便会发生环境的退化。而环境资源使用上的社会贴现率与私人贴现率的不一致，又会导致在资源利用过程中，没有全面权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只考虑近期的直接经济效果，忽视了经济发展给自然和社会带来的长远影响，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在环境资源被大肆利用而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却没有更多的替代性解决方案，从而加剧了资源的紧张程度。由于资源的稀缺性，社会成员一般都会产生利己的动机，每个成员都希望扩大自己的利益，从而造成了公有财产的过度利用和浪费的现象；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企业要使用，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环境资源也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物品，会计对其价值应该进行核算，况且企业的行为是经济行为，制约和规范经济行为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是采用会计作为经济管理手段。随着资源的日益减少，人类讲求整体经济效益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会计作为衡量经济效果的手段，反映资源配置结果的工具，对资源的核算和管理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人们的经济关系处于社会关系的支配地位，所以作为经济手段的会计是环境管理手段的核心。环境问题的背后无不隐藏着人们之间经济利益上的冲突，环境问题的解决实质上

社会经济环境分析篇2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6-0142-03

前言

土地作为稀缺的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中的主体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趋重要，制约性也日益明显。而经济建设飞速发展和人口的高速增长导致非农业用地急剧膨胀，城市化进程加速，农业、城市、交通及工业等各业用地之间的需求矛盾日益加剧。对土地的利用是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统一，土地利用不是单纯的经济利用，而应该是在强调生态利用的基础上的生态经济利用，即既要追求经济利用和社会稳定，也要强调生态效益。因此，土地利用效益中要兼顾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

一、研究区概况

哈尔滨是黑龙江省省会，是中国东北北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国省辖市中面积最大、人口居第二位的特大城市。全市土地面积5.31万平方公里，辖8区10县（市），2008年总人口989.9万。哈尔滨地处东北亚中心位置，是连接欧亚大陆和空中走廊的重要枢纽。近年来，哈尔滨经济高速发展，2007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 436.8亿元，比上年增长16.37%。从2002―2007年，哈尔滨地均GDP由2 382万元/km2，增长到4 667.73万元/km2。生产总值由12 642亿元增长到24 768亿元。人均占有公共绿地面积由4.75 m2增加到6.65 m2。但是废水排放达标率和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却有逐年降低的趋势（如表1所示）。

二、评价模型

（一）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评价函数模型

fi=wijxij F（X）=wifi（1）

gi=pijyij G（Y）=pigi （2）

式中：Xij，Yij为社会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各指标的标准化值；wij，pij为社会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各指标的权重；fi，gi为社会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目标层得分；wi，pi为社会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目标层权重；F（X），G（Y）为社会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综合得分。

（二）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指数评价模型

T=α×F（X）+β×G（Y）（3）

T为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依据土地利用中社会经济效益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相对重要程度确定。

（三）土地利用协调度评价模型

根据协调概念的定义，F（X），G（Y）的离差越小越好，C为协调度，反映了土地资源利用过程中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之间的协调程度；k为调节系数，一般情况下，5≥k≥2。它反映了在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综合效益或发展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即F（X）与G（Y）之和一定），为使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复合效益或发展水平（即F（X）与D（Y）之积）最大，两者进行组合协调的数量程度。显然，0≤C≤1，协调度C达最大时即最佳协调状态；反之，协调度C小，则越不协调。

C=K（4）

（四）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度模型

协调度C是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相互协调的重要指标，它对于约束环境与经济的发展行为，促进两者健康协调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协调度在有些情况下却很难反映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整体功能或综合效益的大小（或发展水平）。因此，引入度量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高低的定量指标“协调发展度”就十分有必要。

D=（5）

（五）耦合度模型

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概念推广得到多个系统相互作用耦合度模型，即:

R=（u1，u2，u3，…，um）（ui+uj）1/n （6）

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之间具有耦合关系，他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土地利用效益系统是非线性系统，借助物理学中的耦合概念可以建立二者之间的耦合度模型，由此得出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耦合度函数，可以表示为：

R={[F（X）G（Y）/[F（X）+G（Y）（F（X）+G（Y））]}1/2（7）

三、数据处理与结果评价

通过确定土地利用效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得出哈尔滨市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指数，以及协调度、协调发展度、耦合度（如表3所示）。

由计算结果得知，哈尔滨市2002―2007年生态环境效益指数波动较小，属于平稳上升阶段，说明哈尔滨市生态环境势态良好，生态环境指数由2002年0.468到2007年0.496。2003年和2005年指数值相对较高，这一方面反映哈尔滨生态环境建设情况基本良好，另一方面暗示着它的环境保护政策执行情况较好，而同阶段中，社会经济效益则变化明显，由2002年0.275发展到2007年的0.464，说明近年来，哈尔滨市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尤其是2002―2004年，呈直线上升趋势，到2005年和2006年有缓慢下降趋势，2007年又达到0.464的高值，说明哈尔滨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经济发展的同时没有对生态环境破坏，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呈现正向发展的方向。

通过计算我们得出哈尔滨市2002―2007年土地利用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关分析图，如上图所示，土地利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协调度呈波动上升趋势，协调发展度趋势与协调度相似，总体上呈协调关系，说明哈尔滨市六年来，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关系良好，经济的发展没有破坏到生态环境，反而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尤其是耦合度也是非常高，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显著。

结论

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之间具有系统的相关性，他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土地利用效益系统是非线性系统，借助系统科学理论与方法可以建立二者之间的相关分析模型，结合哈尔滨市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土地利用效益相关分析。总体看来，2002―2007年六年间，哈尔滨市土地利用效益处于协调发展阶段。

为维持土地利用效益协调发展的趋势，土地资源开发要在控制建设用地规模，提高土地利用集约水平的同时，注意经济结构优化，通过科技创新，降低能耗，加大对环境的投入，发展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社会经济环境分析篇3

关键词 低碳经济环境 银行不良贷款 社会效用 分析

常说的银行不良贷款，是指银行贷款给自然人或企业法人，而贷款者在约定的还款期内无偿还能力，或者还款的期限大幅度延长，这就导致银行资金无法按时回收，如此就形成了不良贷款。在低碳经济环境下，分析不良贷款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对如何控制银行不良贷款的增长，进而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的数量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解析银行贷款及其社会效用

本质上讲，银行进行贷款是建立在对社会效用的考虑之上的。银行做出贷款的决策需要针对当时所处的环境，以及对企业和银行自身未来的展望等因素而形成的。在诸多纷杂的因素下，银行选择利弊得失，对有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评估，对可能获取的利益进行预测。

在评估的过程中，严格来说，银行不会仅参考企业带来的数据和其描绘的美好前景，而是会通过各种信息渠道或是指派专业人士对贷款申请者进行明察暗访。

所以，在本质上银行贷款是一种风险投资。而这种特性在实践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比如，在20世纪末，中国的互联网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当时很多银行都看到了其蕴蓄的潜在价值，勇敢者进行大力投资，结果很多网络公司发展势头迅猛，银行很快回收了资本，而有一些银行则处于观摩的状态，以至与机遇失之交臂。

不久后，互联网泡沫破裂，诸多网络公司关门倒闭，一时间诸多银行对网络公司谈虎色变，完全失去了对其投资的兴趣，而一些不幸者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了大量的不良贷款。从这个意义上说，银行贷款在选择对象上类似于选股，有的对新出的股票感兴趣，不加研究便大量投入，幸运者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不幸者自然要钱无门。

既然银行贷款的形式类似于股票，那么它自然可以称之为风险投资中的一类，只是这种风险相对小些而已。但是，千里之堤也能溃于蚁穴。以目前中国的邮储银行资产业务的发展为例，自其开办小额信贷业务后，积极的方面很多，促进了诸多个体经营商户的兴起，为很多做事无本的人提供了融资的渠道，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随着这种模式的推广，问题也是层出不穷，个体工商户和小企业主这一庞大群体典型的特点是分散、规模小、管理混乱，甚至无从管理。

所以鉴于此模式的积极作用，为了保证银行自身的稳定发展，应在贷款时与各个业主签订契约，或是以分期付换和事物、钱财抵押的形式予以合作。

而单从一个地区来说，银行的决策会直接影响人们的购物方式和消费程度。比如信用卡的出现，而这种形式会很快地产生示范效应。这就会使人们更注重于“不劳而获”，将钱用于物质享受上，而逐渐摒弃了积蓄钱财的习惯，若出现这种情况并任其自由发展，那么严重时会彻底打破这一地区的收支平衡。

二、低碳经济环境的银行贷款

当下银行所处的低碳经济环境是建立在国家制定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战略的前提下的，即和社会其它企业一样，面临的新的社会经济状况，即在生产和发展的过程中满足低能耗、低污染和高效率的要求。

在低碳的经济环境背景下，银行贷款的对象有了新的要求，而随之而来的即是所有贷款对象的标准的改变。如此，银行应严格按照国家政策要求，结合现行企业的运行、生存结构、发展方向及资源运输等自身状况与国家经济的宏观发展方向相结合，严格控制贷款对象，进行改革或开创符合宏观经济的企业发展战略。

虽然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对银行的职能产生了一定的约束，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约束同样是一种信号，是一个机遇，作为“钱袋子”应将眼光放在各行业之上，着眼未来，把这种约束力转化成动力，以便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获得更大的发展机遇。

比如，对于如造纸印刷、钢铁化工、煤炭等类型的企业，针对它们耗能高、高污染的特点，首先不应考虑其可创造的经济效益，而应该考虑它带给主流低碳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进行综合分析，不符合国家低碳环境标准的坚决不予贷款。

众所周知，银行贷款均与风险挂钩，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路线相违背的决策自然是不明智的，所以银行应禁得住糖衣炮弹的诱惑，严格执行以低碳经济环境为前提的企业贷款。

三、银行的不良贷款及其影响

1、银行的不良贷款产生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银行的自身原因

银行自身的产权存在缺陷，有衔无能的虚位过多，激励约束制度不完善，如此便使得银行产权机制难以得到发挥，失去了其应用的经济功能，因此积累下大量的不良资产。银行内部人员的道德因素也是导致形成银行不良贷款的重要因素，，利了某个人，却对银行造成了较大损失。另外，银行对于贷款企业的评估和约束机制不完善，进而导致了失误。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

（2）政府干预导致的不良贷款

当政府财政力量相对薄弱的时期，为了实现相应的经济目标，政府就需通过银行解燃眉之急，如此银行便成了费力不讨好的角色，因为政府无法为它买单，所以银行在为经济发展提供巨大助力的同时，自身也形成了巨大的“赤字”。

2、银行不良贷款造成的影响

（1）银行不良贷款会引发信用危机

其实，这种情况与公司的经营状况如出一辙。比如，一家公司生产的产品或者提供的服务出现了巨大的问题，而企业对消费者隐瞒欺骗，结果当真相大白后自然会引起公司信誉度的大幅下滑，若该公司是上市公司，其会很明显地体现在其股票上。而银行因不良贷款产生了不良资产，虽然很大程度上是贷款人未履行合同造成的，但是银行的储蓄用户却不会这么认为，而归其原因还是银行在贷款前未能作出正确的评估以及没有相应的解决措施造成的。

与此同时，若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多，那么这种风气则会像传染病一样进行蔓延，有能力履行合约的贷款人也会因此争相效仿，以让银行雪上加霜。所以，银行不良贷款引起的信用危机会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严重者会让银行无法运行。比如在北京奥运会之后，美国因为银行信用制度造成的经济危机，波及了全球，而直接导致近百家银行关门或被收兼。

（2）银行不良贷款会引起通货膨胀

在2008-2009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由于引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是在美国，所以这直接导致美元的购买力下降，换言之即美元贬值。从现金美元与人民币的比率来看，也验证了这一事实。因为，如果银行的不良资产大幅增长，那么其贷款的周转速度便会因为“无钱”而减慢，所以导致生产品的成本提高，而直接表现在社会对货币需求总量的加大上。

另一个方面造成不良贷款的人由于没有将资金形成有效供给方式，反而会产生更多的消费需求，比如，一个贷款企业经营受损，对银行贷款无力偿还，而相关的领导者若携债潜逃，即是这种情况典型的代表。所以，此消彼长之下，造成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变大大增加。

（3）银行不良贷款会减少国家税收

不容质疑，银行是国家的税收大户，而一旦银行形成了巨大的不良资产，那么其盈利能力必然大幅下降，甚至如上所述关门倒闭，这必然对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4）经专业人士分析，银行的不良贷款会对某地区的社会福利产生较大影响，这是经过福利函数运算而来的理论事实。

四、低碳经济环境下银行不良贷款的解决措施

作为有不良贷款的银行在低碳的经济环境中更应该擦亮眼睛，因为如果因为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再次使不良贷款数额增加，那么对自身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从政府宏观调控的角度上看，其很难援手相助，因为银行本身违背了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方向。

那么，已经已经形成不良贷款事实的银行在低碳经济环境下要采取哪些措施以降低风险保证快速发展呢？

（1）支持高效率、低污染、低耗能的产业公司

营造并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环境是我国为了长远发展制定的经济大方向，所以银行应抓住这一契机，制定相应的措施和对策，对一些高效率、低耗能和低污染的产业给予在原则允许的基础上，尽力给予大力支持。

如此，在政府和媒体等大力宣传下，必然会对自身的“不良”记录不但能有效地提高

2、社会捐款可提升银行的良好形象

银行出现巨额不良贷款，会引起信用危机。在必要措施之后，若想提升自身的信誉度看，可选以捐款的形式。虽然这种情况没有实际的盈利效应，但是这可以提升银行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对恶劣的形象进行改观，这是毋容置疑的。

而且善意的捐助行为对社会有广泛而积极的示范效应。比如一家企业向灾区捐款或是直接采取捐用其产品的形式，那么消费者自然会在同类产品中更加倾向使用该企业的产品，银行与公司在这方面是一个道理。

若社会真有大的灾难发生，万不可因为自身有巨额的不良贷款就隔岸观火，这不但不能得到社会的理解，反之会让本就脆弱的信用度陷于更加严重的危机。

2008年汶川地震时，众多企业都向灾区伸出援助之手，而某些企业则推出各种理由拒捐或是与其收入比例悬殊。后来，更有一些企业因抵制不住社会的舆论而“慷慨解囊”，这种被动的形式显然已落入下风。

当然，捐款也不可盲目，要量力而行，只有企业保障健康快速的发展才是尽社会更多责任的前提。

3、完善银行内部用人机制

可采取建立责任人制度和相应的奖惩机制，以资产质量考核的管理办法对银行职员进行管理。当然，这种机制应细化，对不同岗位不同级别的员工进行不同的奖励制度和责任制度。

在员工道德约束方面，应时常开会提出，并签订相应的合同机制，明确奖罚条例，如此有理有据的硬性要求必然会使员工在工作中，慢慢形成习惯，努力为银行创造价值的同时远离因一时的私欲而引起的损失。建立竞争机制，并组建人才市场，业绩和道德双向考核，如此必然会事半功倍。

4、政府应减少对银行的干预

政府在保证各行各业在符合低碳经济环境生产和发展的同时，应制定相关的政策进行约束，并对政府自身提高监管力度和约束力，使政府与银行真正的分开。据统计，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政府对银行的行政干预现象十分严重，仅以1991年为例，政府政策性贷款占了当年整个银行体系全部贷款余额的38%。

在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下，这种情况并未得到明显好转，通过对2005—2008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数据统计，发现我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比重严重超标，达到了76%。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问题已经向世人揭示了我国银行业已经面临严峻的挑战，政府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为此，国家采取了相应的处理手段，根据中国银监会的统计，到2008年年底，我国银行业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较年初下降了约3.7个百分点。

虽然银行不良贷款呈下降的趋势，但这并非让人乐观。鉴于我国银行不良贷款的额度和现状，政府仍需进行更大的调整，较少或逐渐终止行政手段对银行的干预。

5、走低碳经济路线规避政策风险

目前，我国已经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而低碳经济环境正是政府大力提倡的表现之一，所以应紧抓时代的脉搏，将自身的投资方向向国家的宏观经济靠拢。

与此同时，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对银行故有的投资行业的新限制和规定，应及时做出应对措施。严格按照低能耗、高效率、低污染的条件进行合同的补充和自身发展方向的调控。尤其是对加工制造的企业，以对商业银行的数据统计，由于国家对制糖业不规范做出的调整，勒令此行业中的小型企业关闭，这直接造成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瞬间扩大了近100个亿。又比如，一直火热的房地产行业，在新型的经济环境下，也应做出新的针对政策，克制银行不良贷款的新增。

与此同时，按照国家低碳经济环境发展的大方向，将银行业务重心向其倾斜，并制定针对性的鼓励措施和相关的“绿灯”政策，鼓励此种领域公司的发展，从而避免了因与政府大经济政策相违背而引起的新的不良贷款的发生，也为银行在新经济形势下的转型做出了坚实的铺垫。

6、成立银行资产管理公司

对银行的行为进行监控。出现问题时可以采用相应的办法，比如调整债务结构、延长还款期限、以债务抵股权或置换债权、经营实业、为无法偿还贷款的企业提供相应的管理方案或发展规划，使企业尽早扭亏为盈甚至上市，从而实现资金回收。

对某家公司进行借贷，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投资行为。而银行众多的客户服务需要让银行无力分身，如此诸多因素让这种本应需要跟踪的投资行为出现了监督漏洞，如此企业的实际信息银行无法获取或者获取时间大大延迟，而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便无用武之地，面对我国银行不良贷款的现状，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必须要解决的当务之急。

银行面临的这种难言之隐，涉及因素广泛、专业性较强，即便银行本身十分注重也很难达到良好的效果。所以，应成立银行资产的管理公司。

20世纪末，我国根据银行不良贷款的现状以及银行面临的诸多问题，成立了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即信达、长城、东方和华融，其成立当年便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剔除了1.39万亿元的不良贷款。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功能性很强，作用之大不容置疑，它是专门为银行提供服务解决困难的公司，不但可以根据银行情况从外部为其注进资金化解不良贷款，而且可以针对性地将不良贷款从银行账面剥离，再交给更专业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集中处置。

同时，鉴于不良贷款潜移默化的成因，资产管理公司可以通过较系统和专业的角度为银行提供不良贷款产生的预警信号，及时发现不良贷款并作出合理的处理。

所以，成立专业的资产管理公司是银行发展的形式所需，这不但对银行经营中的风险提供了相应的保障，而且对银行不良贷款的处理，以及对其稳步快速的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7、营造良好的银行法律环境

解决银行不良贷款的问题，保证银行的健康快速发展，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势在必行。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已经趋于成熟，而金融信贷的立法尚不健全，政府应与针对银行的现状，借鉴国外的相关法律法规，尽快地、科学地制定出符合中国经济环境的较完善的法律系统，为国民经济整体快速、健康的发展提供保障。

与此同时，银行内部也应对内部工作人员的金融法律知识给予足够的重视，提高内部人员的金融法律意识，可以聘请相关的法律的顾问到银行定期授课，讲解金融法律知识，并实施相应的考核，让银行贷款有理有据，为不可预知的信贷风险进行预防和法律保证。

总结：银行不良贷款若不加以控制，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无论是银行自身还是政府机构，都应审时度势，慎之又慎，政府不能为了一时的经济增长而给银行创造潜在的风险，而银行自身更应结合自身特点和当前低碳的经济环境制定相应的对策，为实现长久健康的经济发展提供便利。

参考文献：

[1]衷诚斌.张德鹏.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原因及解决对策.金融教育研究.2011（6）.

[2]曾诗鸿.低碳经济时代银行不良贷款对中国的福利影响：模拟分析.生产力研究.2011（5）.

[3]周晗菲.论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形成原因及解决途径.现代商贸工业.2011（7）.

社会经济环境分析篇4

一、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建设的推进,人口增长、环境污染、能源紧缺等制约城市发展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如何在快速发展经济和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协调人口社会、经济发展、能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城市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协调人口社会、资源、环境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并最终形成人口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城市,使得城市的发展具有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对协调发展的研究首先是从对经济与环境的两系统协调发展开始起步的。

申海元,陈志等人和李勇, 王金南都对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中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建立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系统的评价体系,并将该方法应用于实证研究中。柯健,李超[4]将数据包络分析理论及数据包络最优分割聚类分析方法应用于中国各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评价中,提供了协调发展研究方法的新方向。张晓红,戴昌钧利用灰色预测计算国民经济与电力产业的耦合协调度,以此对两者的协调发展趋势进行分析。马敏娜等[6]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提出了我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

随着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人口因素引入分析当中,由此产生了经济-人口社会-环境资源的三系统协调发展研究。王西琴、刘小林和郁晶等人等分别建立了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三系统的指标体系,将主成分分析法引入评价中,作为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的方法,采用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并对成都平原城市群和苏州市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了各自的发展对策和建议。齐晓娟童玉芬利用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和隶属度函数对西北五省区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状况进行定量分析,指出陕西省为中级协调水平,宁夏、甘肃和青海三省区处于轻度失调状态,新疆处于初级协调。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则引入了资源利用作为一个子系统,建立了经济-环境-资源的三系统评价体系。李芳林,查奇芬建立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核算与评估指标体系,并结合江苏省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分析。陈国权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与思想内涵出发,对经济―资源―环境系统作了系统分析,着重论述了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内部冲突与协调的关系。

纵观整个协调性评价的研究,目前的协调发展对经济-环境的两系统协调发展研究和经济-人口社会-环境资源三系统协调发展研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实证研究也比较充分;其研究方法主要引入主成分分析、数据包罗和灰度赋值法。对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还比较少。

本文建立人口-经济-资源环境三系统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并引入投影寻踪模型作为权重赋值的依据,以北京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以此探讨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协调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城市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协调人口社会、资源环境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并最终形成人口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城市,使得城市的发展均有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二、北京市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经济发展与人口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是指人口社会、资源、环境、经济发展作为一有机整体,不能相互分割。在这个有机整体的发展演化的过程中,各个子系统之间不断相互促进、相互协同,由协调―不协调―高层次协调,循环往复,处于一种动态的稳定。一个时期内一定区域内经济与人口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度就是衡量和评价该区域人口社会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高低过程,并由此反映该区域人口社会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以达到使该区域整个有机系统中诸要素和谐地、合理地发展,达到总体发展的最佳。“协调”是指系统之间或系统内要素之间和谐一致、配合得当的关系,是描述事物之间良性相互关系的概念。由于系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因而,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处在不断调整中,而协调度是度量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协调状况好坏的定量指标。根据曾嵘等人对北京市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建立的研究,设计出北京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如表1。

三、北京市协调发展水平的测度与评价

1. 北京市协调发展水平测度

投影寻踪(Projection Pursuit)模型可以将高维数据投影到低

维空间上,从而寻找出反应高维数据结构或特征的投影,达到研究高维数据的目的。利用多指标进行测度能从多方面更全面的刻画系统的特性,但问题在于指标权重的确定,为了避免主观因素确实指标权重带来的误差,本文使用投影寻踪进行协调发展水平的测度。投影寻踪建模步骤如下:

步骤一:指标的无量纲处理分为两步:

首先对原始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对于越大越优的指标,有

(1)

对于越小越优的指标,有

(2)

其中, 分别为第j个指标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为指标特征值,为指标特征值归一化的序列。

然后将 尽享标准化处理,即

(3)

其中, 分别为第j各指标的均值和标准差。

步骤二:设样本是p维观测数据,投影寻踪所要研究的是通过研究这些数据的一维投影来分析数据的结构和特征。设是p维单位向量,数据在a方向上的一维投影值为

(4)

步骤三;投影指标就是的函数,构造为:

式中,为投影值的标准差,为投影值的局部密度,即:

(5)

(6)

式中,的均值,R为求局部密度的窗口半径,他的选取既要是包含在窗口内的投影点平均个数不能太少,避免滑动平均偏差太大,又不能使他随着n的增大而增加太快,据研究,其最佳取值为任意两个样本之间的距离,其计算式为为单位阶跃函数,当 ,否则。

步骤四:当给定样本数值时,投影指标函数只随投影方向a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投影方向反映不同的数据结构特征,最佳投影方向可最大可能的揭示高维样本数据的某种等级特征结构。因此通过求投影指标函数最大化的问题来估计最佳投影方向,即:

(7)

本文利用投影寻踪方法对北京市各个子系统内部进行计算,以求得北京市各个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从而反映北京市各个子系统内部的发展情况,并作为北京市协调度计算的基础。

2. 北京市协调发展的测度与评价

作为复杂系统,系统中各个子系统及其构成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不断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从而使整个系统呈现出不稳定和不协调现象。只有通过不断调节,才能保持系统之间的动态平衡,使系统整体及各个子系统充分发挥其功能,进而达到系统的整体最优效应。协调发展协调性是指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及构成要素之间具有合作、互补、同步等多种关联关系,以及由这些关联关系使整个系统呈现出的协调结构和协调状态。其次,这种关联关系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协调关系。

事实上,协调发展系统运行的协调与否,不能简单地以“协调”或“不协调”来衡量。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更多是处于“协调”与“不协调”之间。所以,系统的协调发展指数只能用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进行描述。作为[0,1]区间上的实数,隶属度的变化规律可以通过隶属度函数来反映。依据这一思想,可以构建北京市复杂系统的协调发展状态协调函数。由于北京市复杂系统包含人口、资源、经济和环境四个子系统,因此,这里涉及的协调发展协调函数包括某一个子系统的对另一子系统的状态协调函数,也包括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状态协调函数。具体如下:

(1)两个系统之间相互协调发展的协调系数方程

(8)

其中,式中:表示i 系统与j 系统的协调发展系数,表示i 系统对j 系统的协调发展,x表示i系统综合发展指数;表示j系统对i系统要求的综合发展协调值;表示i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的均方差。其中,j系统对i系统要求的综合发展协调值的定量计算可以采用回归分析法获得,以i系统为因变量,j系统为自变量,进行多项式回归拟合,从中选择残差平方和拟合曲线交响的方程作为最佳拟合方程。

(2)描述三个系统之间相互协调发展的协调系数方程

(9)

其中 。

式中:表示I系统、j系统和k系统的协调发展系数;表示i 系统与j 系统的协调发展系数,表示i 系统对j 系统和k系统的状态协调度;表是I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的均方差;对应年j系统和k系统对i系统要求的综合发展协调值。其中,通过建立以i系统为因变量,j系统和k系统为自变量进行一次线性方程、二次方程以及三次以上多项式的回归拟合,从中选择残差平方和拟合曲线较小的方程作为最佳拟合方程。

在本文中,利用投影寻踪模型计算得出的结果作为各个子系统的投影值作为各个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利用线性回归拟合的方法计算出其他系统对该系统要求的综合发展协调指数。并以此为基础计算出两个(或多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系数,以及某一子系统相对于其他系统的协调发展系数。从而计算出评价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的协调度,并以此作为计算北京市各子系统之间及北京市整体协调发展的依据。

四、北京市协调发展实证分析

1.北京市协调发展的状态评价结果

根据前述的投影寻踪模型,对1992～2007年的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人口子系统、资源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的分类投影方向参数(如表2) 和根据投影方向参数计算得出某市可持续发展评价分类综合特征值和总体综合特征值(如表3) 。

特征值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人口子系统 -3.7561 -3.7511 -3.7500 -2.7666 -1.9294 -0.9399 -0.6576 -0.1870

经济子系统 -3.2740 -2.6555 -1.8028 -1.8091 -2.6079 -1.9610 -1.8040 -1.0788

环境子系统 -3.2103 -2.8142 -1.4710 -1.1577 -1.1719 -1.1698 -0.1392 -0.4819

特征值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人口子系统 0.5122 0.6454 1.6292 1.6315 2.5491 3.3541 4.0622 3.3541

经济子系统 -0.3343 0.0923 0.5873 0.9759 2.8994 2.8922 4.1609 5.7194

环境子系统 -0.1576 1.2411 0.7360 1.7880 1.4271 1.4532 2.3882 2.7402

表31992～2007年度北京市可持续发展评价分类综合特征值

2. 北京市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协调性评价结果

为了方便起见,以P、E、R分别表示煤炭城市可持续发展系统中的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子系统。分别以P、E、R的一个为因变量,其他子系统为自变量,进行线性方程拟合、二次方程拟合、三次方程拟合。选择最优的拟合方程,计算出个子系统的最佳估计值。再根据城市可持续发展各个子系统的综合特征值,到北京市1992年～2007年的两子系统间、三子系统间的发展协调指数。结果见表3和表4。

3. 北京市协调发展协调性评价的结果分析

从图1中可以看出,自1992年以来,除了1994年和2007年之外的其他年份人口-资源环境、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经济三种协调关系处于相对良好的发展状态。从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看在人口-资源环境、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经济三种协调关系中,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性最好,平均协调发展指数0.9450;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性次之,平均协调发展指数为0.9351;人口-经济的协调性最差,平均协调发展指数为0.8927。如果进一步划分协调发展指数U的范围,定义[0,0.5]为极不协调,[0.5,0.85]为不协调,[0.85,0.95]为基本协调,[0.95,1]为协调的话,人口-资源环境、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经济均处于基本协调的状态。特别是自1999年开始至2004年的连续6年间,人口-经济的协调度稳定处于0.97以上,达到并超过了协调发展的要求。但是,人口-经济在某些年份出现了较大的不协调,主要集中在1994年和2007年的人口-经济协调度相对较低。从原始数据中可以看出,1994年北京市的经济发展出现了相对的快速的增长,经济发展指数上到了一个较高的发展平台,但是1994年人口子系统的特征值与1993年基本持平,没有显著地变化。这说明是的发展不协调是由于当时经济的发展早于人口社会的发展。

年份 U(E,R) U(P,R) U(P,E) U(P,E,R)

1992 0.9559 0.8645 0.9407 0.8959

1993 0.8125 0.9418 0.9207 0.9724

1994 0.9947 0.8623 0.5595 0.8049

1995 0.9900 0.9280 0.8884 0.9020

1996 0.8419 0.9898 0.8823 0.9874

1997 0.9999 0.9653 0.8860 0.9390

1998 0.8223 0.9938 0.8789 0.9670

1999 0.9895 0.9922 0.9727 0.9686

2000 0.9960 0.9967 0.9950 0.9388

2001 0.8852 0.9522 0.9897 0.8688

2002 0.9915 0.9771 0.9873 0.9724

2003 0.7505 0.9298 0.9994 0.8830

2004 0.9674 0.9695 0.9995 0.9625

2005 0.9748 0.9006 0.9010 0.8696

2006 0.9992 0.9424 0.9026 0.9341

2007 0.9898 0.9135 0.5787 0.8608

表41992～2007年度北京市可持续发展系统两子系统间协调发展指数

而2007年出现的人口与经济显著地不协调,则是因为2007年的人口子系统的特征值出现了显著地下降。而其他两个子系统的特征值依然保持上升的状态。从原始数据可以看出,自2007年开始人口社会子系统中的北京市的每千人拥有医师数量(人)、每千人拥有床位数(张)和公共交通运营线路长度(公里)出现了显著地下降。北京市公交运营总里程从2006年的18582公里下降到2007年的16801公里,降幅达到9.58%。于此同时,北京市的千人拥有医师数量(人)和千人拥有床位数(张)也出现了下降,北京市的千人拥有医师数量(人)从4.44人下降到3.37人,降幅达24%;而千人拥有病床数量(张)从2006年的6.77张下降到2007年的4.71张,降幅达到30%。这使得北京市的人口社会子系统的特征值从2006年的4.0622下降到2007年的3.3541。于此同时期的北京市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这使得经济发展子系统的特征是从4.1609上升到5.7194。由此导致2007年的北京市人口-经济子系统的协调度仅为0.5787。同时期的人口-环境协调指数也出现了小幅度的波动。通过人口社会子系统的投影值的变化可以反映出北京市对社会基础设施发展和社会福利的调整。北京市的人口社会发展不仅限于单纯的数量增长,同时重视质量的提高。

从整体的协调度来看,人口―经济―资源的平均协调发展指数为0.9205,在[0.85,0.95]内,处于基本协调的状态。从图1中可以看出,北京市各年的发展基本处于相对稳定的基本协调状态。这也充分表明北京市的整体发展基本处于一个基本协调的良性发展状态。

五、结论

本文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北京市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遗传算法优化投影寻踪模型得出了北京市协调发展综合水平,以综合发展水平为基础研究了北京市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性问题。1992-2007年度北京市的协调发展状态从整体上讲一直处于较为高的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基本协调发展的状态。这说明,北京市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高效利用能源努力走集约发展道路。人口-经济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的原因是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水平在这些年份显著地快于人口发展所要求的水平。从三系统整体协调发展指数平均值看,均已达到 基本协调发展水平。也就是说,北京市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三个子系统之间逐步形成积极、良性的互动关系。协调发展是城市发展的目标之一,北京市只有在综合发展水平提升的同时不断提高协调发展水平,才能真正实现城市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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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环境分析篇5

（二）效益指标之间没有具体、科学的对比分析公路建设项目后评价是对其社会经济效益进行评价，包括评价项目决策环节、施工设计环节、运营环节等方面的具体工作情况。预测数据作为评价的前提，将各个环节和预测进行比较和分析，对其中差别以及成因进行研究。但现在后评价公路建设效益的过程中，通常只根据现实产生的数据和对后评价进行重新预测后的数据再次对各种指标予以计算，没有深入的实施对比和分析效益指标的工作。究其原因，主要因为公路建设项目经济效益后评价并没有按照结构层次来分析指标体系，忽视对比和分析经济效益指标，对影响指标的数据出现变化的具体原因没有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

（三）在选取指标时重视直接效益指标，轻视间接效益直接效益评价指标包括评价筹措资金方式、评价财务效益、评价经济效益等指标。在评价过程中通常以财务效益指标和经济效益指标为评价主体，例如降低运输成本、减少运行时间、缩短公路里程等指标。以沈阳环城高速为例，在进行后评价的工作中，选择的指标多为直接效益指标，例如区域建设布局、影响交通运输指标、财务效益指标等。而选择的间接指标很少，只有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国防力量、土地增值等几项指标。在整体效益中，间接效益也是其组成部分，忽视间接效益会让实际效益和评定结果之间出现差异，让效益后评价指标不能真实、全面、客观的对公路周边经济情况予以反映。

（四）细分社会经济效益指标缺少必要的深度对社会经济效益实施后评价的公路一般都具有社会影响力大、投资规模大的特点，这种公路在运营后，会影响到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空间发展结构。评价公路建设项目所具有的社会经济效益，要研究公路对周边的自然环境、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在经验和学术方面带来的影响。因此要分析公路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现在分析指标将两种效益结合起来分析，没有深入细致的对各种指标进行深入解读，难以客观准确的体现出公路项目对社会和经济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二、构建我国公路建设项目获得社会经济效益所具有的后评价指标

（一）构建公路建设项目得到社会经济效益所具有的后评价指标的方法现在构建后评价体系的方式比较多，一般采用问卷调查法、整合法和分析法来。第一、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就是运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得到专业学者和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然后整理分析并形成完整的指标体系的一种方式。第二、整合法。整合法就的以从前实践中认为恰当的指标当做是基准定位指标，根据要制定的新方式和目标对其进行改进和重新分类，让它更具完善性。在重新建立效益指标过程中，要运用使用率高的评价指标为前提，按照实际情况，完善和修改指标，并建立起全新的指标系统。第三、整体分析法。整体分析法是将具有多元化评价整体根据各个环节内在的联系拆分为很多子模块，接着将子模块继续细分，并描述、分析、评价各个指标。在分析社会经济整体时，要把社会经济效益分为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再细分各个效益，根据评价内容的差异制定评价指标。

（二）构建完善的公路建设项目获得社会经济效益后所具有的评价体系现在我国对很多公路实施了后评价，但是公路后评价作为新生事物，其概念、内容、特点、作用等环节在认识上还比较模糊，需要加深了解。社会经济效益后评价在项目评价中的地位很重要。以下就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个方面对后指标进行分析。第一、经济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是指公路建设项目根据本身财务状况、对公路周边经济发展的影响情况进行评价的一种工具，是评价其对国民经济做出贡献的根据，有直接效益以及间接效益之分。在传统划分的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的前提下，按照整体分析法细分层次探索评价因素，评价针对性强的指标。直接指标包括减少运营成本、评价经济效益、评价财务效益三个方面组成。其中评价财务效益有财务效益费用、投资回收期、财务净现值、内部收益率等方面构成，项目主要按照交通部颁发的规章制度和财务制度共同选取。间接指标由评价对外交流、评价资源开发、评价经济环境等指标构成，主要从对经济环境有影响的环节对公路推动周边区域经济进行科学评价，其中包括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地区投资率、影响就业等指标。新建立的经济效益指标系统，在提高国民经济和财务受益指标的前提下，细分间接经济效益指标。第二、社会效益指标公路对周边社会生活具有很强的影响，建设公路的目标是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从保护社会稳定和推动社会进步两个方面对公路实行社会效益后评价，社会效益指标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提高GDP增长率、转变思想等部分构成。对社会效益指标进行分析的前提下细分指标。在充分考虑截取数据的困难后，将该项目的社会适应性指标予以删除，最终形成公路社会效益的后评价指标系统。对评价体系进行指标简化，选择的指标要可以体现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不同层面，并客观、公正、科学的评价各种指标对社会进步具有的影响，增强公路项目社会效益。第三、环境效益指标公路环境效益评价是评价和分析公路环境，要以发展为前提，是评价公路效益的重要指标，也是公路运营和建设部门掌握公路发展方向、管理公里建设环节的重要依据。环境效益主要包括公路环境保护能否达到标准，环境指标能够实现等方面。具体分为保护文物古迹指标、开发景观效益指标、保护生态环境指标、土地占有率指标和环境持续发展指标等，从生态环境、景观开发、古迹保护等多角度评价环境效益，提高评价指标的广度和深度。

社会经济环境分析篇6

引言

当前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社会企业的发展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循环经济作为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注重企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以环境保护和资源最大化利用为主要内容，促进社会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企业作为经济市场的核心主体，必须将自身的经济发展目标与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结合在一起，要用最少的资源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在眼光放宽放远，而不是盯着眼前的利益。

1．循环经济投资决策与意义

循环经济的首次提出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K•波尔顶提出的，它的主要含义是指在人类、自然资源以及科学技术的整体系统中，各项资源的投入使用、社会企业的经营生产、产品消费的整个过程中，将过往完全要依靠于资源过度消耗的线形增长经济［1］，成功转换为依赖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绿色经济。循环经济模式在我国的发展要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对于社会循环经济发展的研究实践力度不断加大，从各个角度分析了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循环经济作为一种通过高效率循环利用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坚持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主要原则［2］，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同发展。在循环经济模式下，企业的投资决策要充分考虑到生态环境、资源合理利用以及社会影响等外界因素，这样有利于企业稳定持续的发展，用最少的资源创造最大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由于企业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要全面考虑到各个投资项目的成本和效益问题，能否使资源最大化得到利用，降低对社会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导致企业的投资决策难度加大，一旦决策失误将会造成企业重大的经济损失。因此，企业如何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做出正确投资决策是相当重要的，直接关系到企业未来长远的发展。

2．循环经济投资决策的特点与目标

2．1循环经济投资决策的特点。循环经济投资决策的特点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点:1)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和谐发展。在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下，企业的投资决策不仅仅要考虑到自身经济效益的创造，更要注重经济与社会生态环境及资源的协调发展，要在最大化利用资源、降低对环境破坏前提下，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2)利益关系人增多。循环经济投资决策方法的选择不再仅仅只关系到企业和投资人的利益，同时还关乎到当地群众居民的利益。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下，企业的投资决策活动会影响到社会群众居民的生活，造成环境一定程度破坏，因此居民也成为了利益关系人，企业在循环经济投资决策中必须考虑到社会的环境保护组织［3］。3)成本分析范围增大。传统的经济模式发展中，企业的项目投资决策往往无需重视社会因素和环境的影响，只要考虑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当前的循环经济要求企业必须关注到投资决策成本的范围，要有效降低投资的风险。

2．2循环经济投资决策的目标。循环经济投资决策的目标主要包括了三个:1)财务收益目标。在企业传统的项目财务收益分析当中，企业往往只要考虑到项目能够创造出的经济效益以及所要承担的成本费用，只要明确项目的投入和产出关系，项目优劣性的判定依据为单一的企业账本上财务数字信息［4］。企业只关注到项目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严重忽视了资源的利用率问题和环境破坏影响问题，不会倡导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以及新型材料技术。2)生态环境质量目标。循环经济的发展就是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共同发展，生态环境作为企业经济发展最为依赖的物质基础，理应得到企业的高度重视。因此，企业在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下，必须将投资项目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归入为考察范围内，要注重用最低的成本、最少的资源创造出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要积极引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使得各项废弃物能够得到二次利用。

3．循环经济投资决策方法

3．1全部成本评价法。全部成本评价法的英文简称叫做TCA，它作为一种企业在资本预算分析中综合考虑环境成本的投资决策方法，需要企业对整个项目的所有收益和成本进行长期综合的财务分析，全部成本评价法打破了传统资本评价法的弊端，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的成本和受益范围。全部成本评价法虽然无法有效提高企业所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创造能力，但是能够让企业经营管理者更加明确清晰项目成本和效益的形成，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环境保护投资项目能够与其他投资项目进行良性竞争。

3．2多准则评价法。多准则评价法作为一种普遍被应用的投资决策方法，它的具体实行是经过在价值函数和决策函数计算投资方案在各准侧下的前景值［5］，然后根据加权平均得出投资方案的前景值，最后对这些前景值进行比较排列，得出最佳方案。此种方法的应用能够有效帮助企业在无法将社会影响以及所有环境因素加以货币化的状况下进行科学投资决策，企业在对各个项目结果目标权分析后，能获得自己最需要的投资方案。

3．3投资风险评价和不确定性分析法。投资分析评价和不确定性分析法是指企业通过采用敏感性分析对所选择投资项目的不确定性和环境分析进行科学评价［6］，此法能够有效判断出投资项目评价指标对不确定因素的具体敏感程度。与此同时，方案评价法可以为企业投资决策管理者提供全部的可能预选方案，从而有效辅助决策者对于不同方案的比较，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3．4利益关系人价值分析法。利益关系人价值分析法是一种在投资决策过程中事先考虑利益关系人为方案所定的价值，综合财务分析和非财务分析，为企业的决策者提高真实可靠的依据，全面掌握了解投资方案的所有价值，从而成功防止不确定性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利益关系人价值分析法有效解决了传统贴现财务指标评价中将所有成本与收益风险视同的不足之处，综合考虑了项目的成本和收益风险，有利于企业的循环经济发展，项目投资决策的结果与各个利益关系人的需求保持一致性。

4．循环经济投资决策的应用

4．1完善循环经济会计制度。国家政府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到循环经济会计制度的完善工作，要发挥好自身的引导作用，加强与经济市场企业的合作与交流，有效建立起在循环经济理论指导下的企业六要素的确认和计量与原则，严格监督规范企业的薄记方法。与此同时，要合理构建出完善的披露循环经济会计信息的财务报告体系［7］，对于企业财务会计报表的格式、内容以及填写方式都要严格按照要求来。企业的发展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要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循环经济意识，用最少的资源创造出最大的经济效益。市场监管部门要不断完善各项循环经济法律法规制度，建立起健全的循环经济信息披露，加强对企业投资项目的监督和管理，有效避免企业开展破坏生态环境、影响社会稳定的投资活动。

4．2提高企业循环经济意识。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资源被大势开采利用，为了更好促进国家和谐稳定的发展。社会企业投资决策者应该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关注到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企业要定期组织员工开展专业的循环经济教育活动，培养员工良好的循环经济意识，在工作生活中树立环境保护意识，使各项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企业不应该仅仅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发展，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对员工的监督管理工作，不浪费任何资源，提高员工实践环境管理的直觉性和主动性，不断提高企业的资源利用率，促使企业经济和社会环境协调发展。

4．3制定正确的投资战略。企业在投资战略的制定过程中，要全面考虑到自身的发展情况，从实际情况出发，将有限的企业投资成本资金投资在最佳项目方案当中，企业可以根据项目的效益性和成本性进行综合判断分析［8］。只有在全面认识到循环经济模式下，企业才能科学合理的选择应用投资方法，做出最正确的投资战略类型、投资时机以及投资规模的选择。循环经济追求的是可持续发展，企业在对项目进行投资决策时，要坚持做到多目标决策，实现企业经济的全面发展。

5．结束语

综上所述，循环经济投资方法选择应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企业循环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和谐稳定发展。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不能忽视了投资项目对居民环境的破坏，企业要提高自身的循环经济意识，积极引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不断提高各项资源的利用率，控制项目所产生的污染物，成功实现循环经济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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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晓梅．环境管理会计研究将环境因素纳入管理决策中［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03):53－56．

社会经济环境分析篇7

随着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和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环境审计越来越受重视。做为环境审计质量关键的环境审计方法，是环境审计程序的支柱。因此环境审计方法对于发挥环境审计的作用进而保证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费用效益分析法思想之父是杜波伊特。费用效益分析法的目的是寻求在现有的技术经济条件下，如何以最少的费用取得最大的效益，它的基本原则是效益必须大于费用。本文拟将费用效益分析法应用于环境审计，以提高环境审计的质量，指导环境审计的决策，使环境审计的作用得到更大发挥。

一、相关概念介绍

1、环境审计

环境审计是指审计机关、内部审计机构和民间审计组织，依法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环境管理系统以及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和环境责任进行监督、评价和鉴证，并且揭示环境和资源保护中存在的违法行为，促进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加强环境管理。环境审计针对被审计单位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环境问题以及治理环境的经济活动有关的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独立进行审查，评价环境经济责任，揭露违法行为，促进环境管理，是一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独立性经济监督、经济管理、经济评价活动。

2、费用效益分析法

费用效益分析法是通过评价各种项目方案以及政策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消耗的社会成本（其中包括环境方面的效益和成本）来权衡利弊，指导决策。

3、环境审计方法

环境审计方法是环境审计人员检查和分析环境审计对象，收集环境审计证据，对照环境审计准则，据以编写环境审计报告，做出环境审计结论，提出审计意见而采取的各种手段的总称。环境审计方法是环境审计程序的支柱，是审计过程趋于合理有效的灵魂。环境审计方法与环境审计质量密切相关，是决定环境审计质量的关键。因此，正确运用环境审计方法，对于保证环境审计质量、搞好审计工作、发挥环境审计作用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费用效益分析法的原理

1、费用效益分析法的评价指标

在利用费用效益分析法进行经济评价时，由于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存在不同的具体方法。其中，通常采用的方法为经济净现值法(ENPV)，经济内部收益率法(EIRR)和经济现值指数法(ENPVR)。

（1）经济净现值(ENPV)。经济净现值(ENPV)是指各年的净效益折算到建设起点（期初）的现值之和。计算公式为：

i：计算期。

若经济净现值ENPV≥0，则表明社会所得大于所失，项目或方案在经济上是可以接受的；若经济净现值ENPV

（2）经济内部收益率(EIRR)。经济内部收益率(EIRR)是指使项目计算期内的经济净现值累计等于零时的贴现率。公式为：

一般情况下，经济内部收益率大于或等于社会贴现率的项目认为是可取的。

（3）经济现值指数法(ENPVR)。经济现值指数法(ENPVR)是指项目的经济效益的现值和项目的经济费用的现值之比。公式为：

如果经济现值指数ENPVR≥1，说明社会得到的效益大于该项目或方案支出的费用，项目或方案是可以接受的；若ENPVR

经济净现值可以表明我们要求的最大经济目标，项目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净贡献能力大于、等于或小于社会贴现率所要求的水平，但无法表明项目投资的净贡献能力高于或低于社会折现率的程度。另外，经济净现值大小与投资额大小并无直接联系，过分强调这个指标，容易导致忽视对有限资金的合理利用而片面追求经济净现值最大化。

经济内部收益率比较直观，能直接表示项目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净贡献能力。经济现值指数的含义是单位费用所获得的效益，是十分有用的评价指标。但片面追求最大的内部收益率或现值指数，往往缺乏实际意义。

在实际评价中，项目类型不同，使用这三个标准的效果也不同。吉延格(Gittinge，1982)对此进行比较，具体应用如下表。

2、费用效益分析法的应用步骤

环境费用效益分析通常包括下列三个基本阶段。

（1）确定环境费用效益分析的目标以及分析的范围，收集和分析必需的技术经济数据和背景资料。分析的范围应足够大，以便能包括最主要的，可以识别的结果及影响。

（2）需用适当的费用效益的评价指标。

（3）利用评价指标进行计算，评价计算结果，得出审计结论和建议。用图表示为（见“环境费用分析图”）。

三、费用效益分析法的检验

为了检验本方法的适用性，本文以造纸企业为例，对其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给予全面评价。

1、造纸企业的概况

年产3000吨，日产10吨，投资356万元，营运期10年。

2、费用成本估算

（1）（直接费用）生产成本（单位：万元/年）。

设备维修费，3.8；木料费，45.3；电费，19.4；劳务费，60。

合计：128.5。

（2）（间接环境影响）环境成本。环境成本主要指使用资源和造成环境污染等外部不经济费用。为简单起见，这里仅考虑水污染对渔业生产的影响所带来的环境负效益。一般造纸企业废水中的有毒物质都对渔业生产产生严重影响，因此当地政府都要求造纸企业对污染进行治理。该企业的排污治理费用为每年45万元。实际上，造纸企业对环境的影响远不止此。

3、效益估算

（1）生产效益：年产3000吨，按市场价格计算的生产效益为：3000吨×1000元/吨=300万元/年。

（2）（间接影响效益）环境经济效益。该造纸企业回收利用废纸带来的间接经济效益，表现为两个方面。废纸的回收利用减少了对木材的需求量，因此据估测产生的效益为1250元/年；废纸的回收利用减少了对这些废纸的处理费用，据估测产生的效益为1000元/年。两项合计为2250元/年。

根据以上情况，选用净现值法评价比较适宜。将环境费用和环境效益考虑进去，并且折现（折现率确定为15%），计算的净现值为279.057。

费用效益分析表明，该造纸企业的经济净现值为279.057，大于0。因此，虽然该企业对环境有污染，但是从总体上分析，其存在是合理的。

【参考文献】

[1] 朱荣恩等：审计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 杨啸昌、周一虹：环境审计的概念、发展与实施.开发研究，2005（4）.

社会经济环境分析篇8

从可持续发展观到强调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每一次观念更新中，环境保护的重要地位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随着务实观念的深入人心，人们对于环境保护越来越看重其效果，即环境保护绩效的衡量。

本文所提倡的SSP分析范式与以往的环境保护绩效研究工具对于环境保护绩效的衡量有很显著的差异。以往的环境保护绩效研究方法主要是一种事后检查方法，即事后控制。虽然这种方法对于绩效的比较具有很明显的效果，但是对于环境保护绩效的重新设定却是无能为力的。一种好的环境保护绩效衡量方法应是能够“预防的”、并且能够通过事中控制而导向较好的绩效的。基于此，本文认为SSP范式是一种优于以往环境保护绩效研究的分析工具。因为SSP范式考察了从环境保护结构的构成状态到其绩效的整个过程，因而可以通过适时改变其中的要素状态从而使其绩效向人们期望的方向进行。

一 范式的选择

SSP分析范式是美国经济学家A.爱伦o斯密德建立的用来研究制度与绩效之间关系的通用范式。[1]斯密德运用SSP分析范式主要研究“当利益发生冲突要实现共享的目标时，财产规则怎样构建人类的关系并且影响人民的决策参与？结果会怎样影响经济绩效？”[2]，即运用SSP范式揭示经济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

本文选择斯密德的SSP分析范式，原因还在于：①斯密德在运用SSP范式分析制度结构和绩效的关系时，对SSP的指代如物品特性的非相容性使用、规模经济、排他性等等、个人的特性如偏好、价值观、知识、信息处理等等与环境保护中的环境物品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拥挤性等性质特征以及环境保护中个人的偏好、价值观、知识、信息处理等是一致的，这也是本文借用斯密德SSP分析范式的最重要的原因；②SSP分析范式从分析事物原初状态开始，到最终绩效的考察，是一条逻辑链的完整展开。一个完整的从理论上的考察应该包括对环境治理从起始到结果的考察，因此SSP分析范式是满足本文达到这一目的的最理想的工具；③斯密德的SSP分析范式对于构建新的环境保护结构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这是本文借用SSP范式的又一个原因。

在本文的SSP分析范式中，状态是各方基于各自所拥有的特定权利（力）而形成的，结构是公共选择的，而绩效是由结构最终决定的，即“状态是固有的，结构是选择的”[3]。因而在本文中，分析的逻辑路线是这样确定的：权利（力）状态行为 结构绩效。

下面本文将把SSP范式运用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环境保护结构绩效的分析。

二 计划经济时期环境保护结构绩效的分析

1. 一体化的国家社会关系

这一时期是国家-社会关系一体化的时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国家-社会关系层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国家控制体系。国家作为完全的“理性人”，“全部社会资源都控制在国家乃至中央政府手中，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性手段，将所控制的社会资源分配至个人，从而形成个人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个人的社会地位。”[4]国家主要用“身份制”、“单位制”和“行政制”等制度体系进行控制。在当时的中国，它们既是“国家集中和动员社会资源、协调社会活动的社会组织制度，同时又是分配地位的社会分层制度。”[5]因此，在这个时期，国家、社会和市场已经一体化了，已经“泛政治化”了，一切个人和组织都被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

2.计划经济时期环境保护结构分析

（1）选择主体的状态及其分析

环境保护结构是由其结构要素主体选择的。这些要素主体一般来说包括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但在不同的时期，受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影响，其主体会有所不同。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集中了几乎所有权力（利）。国家关注的中心是如何进行工业化（主要是重工业的建设），以摆脱当时的内外困境。同时由于我国的工业发展起步晚，环境问题不明显，还没有对经济的发展起到明显的制约作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决策主要依靠政府的“红头文件”，人治色彩浓重。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其性质是完全国有的，是国家直接经营的。产、供、销完全由国家统一调配，企业没有自身的利益，它的作用只是一个加工场所，同时，企业必须负责本企业职工的生、养、死、葬，即“企业办社会”。企业的排污权利是国家无偿给与的，企业污染环境是国家默许的。因此，企业污染之于环境，犹如垃圾之于公共垃圾筒，污染的处理由国家统一集中处理，处理的资金从财政划拨，财政资金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这些污染企业所创造的被国家提取的利润。“身份制”和“行政制”下的企业，其利益点在于从国家手里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源，努力提高自己的行政级别和身份。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居民与企业是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关系。他们的福利和社会地位完全依赖于本单位，因此本单位效益好坏直接关系到个人的福利水平和社会地位，因为一切企业都实行纵向的行政制，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因而，单位的职工对环境的态度是很冷漠的，环境意识很淡薄。除非大规模的或显著的污染事件发生，严重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否则环境问题无法引起关注。

一体化的国家-社会格局，从客观的制度安排到主观的意识形态都不允许有异己的力量存在。因而，在这一时期，没有出现相对于政府的非政府组织，除了政府机关外，在表达环境保护利益方面，居民可以诉诸的组织主要是工青妇等具有较多政府色彩的组织，而这一类组织在现实中一般纳入政府组织。因此，这个时期的一切生活体现为“政府依赖”，环境保护自然也就具有“政府依赖症”。

（2）环境保护结构评价

因此，这一时期的环境保护的结构是单一的，即完全由政府承担起了环境保护的责任，是单一的政府管制结构（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时期政府的环境保护行为不属于政府管制，因为政府管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社会的干预，而这一时期我国实行的是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政府控制）。由于这一时期，政府对环境的管制只是零星的、局部的、不成系统的，因而这种管制是非制度化的，形成的环境管制结构也可以被看作“残补式（residual model）”[6]的环境管制结构。曲格平就写道：“创业之初，环境保护工作就像救火队一样，哪里有灾情，就去哪里扑救。”[7]

不管形成的环境保护结构本身是优或者劣，它一旦形成就会产生作用，就会导向一定的绩效。环境保护结构决定了其绩效。

三 环境保护结构绩效的衡量

1.绩效衡量标准的选择

环境管制结构的绩效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环境保护结构选择过程中的成本因素，即成本要素会影响环境保护结构的净效益；另一个是环境保护的目标因素，即由环境保护结构决定的环境保护目标的符合程度。环境保护结构选择过程中的成本因素主要包括：信息成本、机会主义成本、决策风险成本和监督成本。环境保护的目标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标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符合度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衡量：合法性原则、合利性原则以及合道德性原则。成本因素是环境保护结构的横向度量，三大原则是环境保护结构的纵向度量，这一横一纵构成了环境保护绩效的全面考察。

2.衡量标准的要素变量分析

（1）横向成本分析

横向的成本包括信息成本、机会主义成本、决策风险成本和监督成本。下面将分述之：

信息成本包括两部分：获取环境问题的信息成本和解决环境问题的信息成本。由于这一时期实行纵向的行政制，科层制的繁多与官僚习气的存在必然带来传递信息成本的高昂，信息很容易扭曲、失真，因此，当决策层需要确证污染情况时，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由于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以前由于我国工业化基础很薄弱，加上我国对外交往的简单，在这方面积累的知识并不多，因而要获取较为科学的环境保护知识的成本较大。

机会主义成本指的是各方由于自身偏好所引起的社会成本损失福利的降低，它通常指“人们一种狡诈的自私自利的行为倾向”。[8]这种机会主义主要表现在委托人与人之间。在环境保护过程中，委托关系两类，一类是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之间的委托；一类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委托。在前者，下级往往可能传递有利于己却对环境治理不利的信息，从而求得自身的升迁；在后者，企业往往夸大本单位的治污困难，要求政府划拨更多地资源，从而提高本单位的福利和社会地位。这两者都会造成环境福利的降低，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降低。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这两种机会主义行为在计划经济时代显得尤为明显。

决策风险成本指由于政府实际上的有限理性，以及决策机制的不完善而可能导致的决策失败，从而导致环境治理的效果不明显甚至环境的恶化。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政府部门和企业单位都是层级分明的，由鲜明的行政级别，在很多地方都是“一把手”说了算，这极有可能导致“一言堂”、“拍脑袋”式的决策模式。个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或者说政府的理性是有限的，在缺少环境治理的相关利益群体参与决策的情况下，很难保证政府的决策正确或在大多数时候正确，决策失误是相当严重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决策成本是环境福利损失的重要原因。

监督成本包括政府对企业的监督以及个人、非正式群体对企业和政府的监督成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没有自主的剩余索取权，因而政府对企业的监督较为轻松，监督成本较低。同时，由于所有的个人都被横向的单位制和纵向的行政制所定位，同时，“民”与“官”界限的明晰和传统“官民”思想的影响，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很少，因此，这一时期，监督成本较低。

从这几个变量所分析的情况来看，除监督成本较小外，信息成本、机会主义成本和决策成本都相当高。

（2）可持续发展目标分析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三个衡量原则是合法性原则、合利性原则以及合道德性原则。合法性就是看这个结构是否具有政治的、法律的和社会的合法性；合利性就是看这个结构是否既能满足生产者（市场）和消费者（社会）的利益又能满足当地居民的利益；合道德性就是看在这个结构之下，环境保护是否体现了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以及满足后代的需要的要求。

首先是合法性原则，包括政治合法性、法律合法性和社会合法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环境保护主要依靠政府的命令、行政规章等“红头文件”，因而，这一时期，环境保护主要是通过政治程序得到解决。这一时期的法律制度建设比较薄弱，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人治”色彩较浓；一方面由于环境破坏后果还不明显。但是由于这一时期的环境治理结构是政府的单一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不足。所以，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合法性较弱。

其次是合利性原则。这一时期由于企业生产者、居民消费者被身份制、单位制和行政制捆绑在一起，他们具有利益的共生性，企业为自身向国家争取更多地资源，会增加居民和消费者的福利，加上这一时期环境污染还不是很突出，从总体效用上来说，合利性较强。

再次是合道德性原则。虽然这种环境保护结构对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得到了现实的好处，但潜伏着很大的环境危险，它是以牺牲长远利益和后代人（后代人由于其“不在场”的原因，他们的环境福利交由当代人来决定）的利益为代价的。因此，这一时期环境保护结构的合道德性较弱。

结合横向的成本因素和纵向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因素，残补型环境保护结构绩效表示如下：

四 结语

SSP范式是环境保护结构绩效的分析一个好方法，它的运用将使得对环境保护绩效的分析进一步得到完善。通过借助SSP范式分析，可见这一时期环境保护的单一政府管制结构绩效，基于横向的成本因素和纵向的可持续发展强度来考察，是相当低的，其绩效亟需提高。在中国的环境保护过程中，政府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在环境意识的普及、环境保护投资、环保产品的提供等一些市场和社会能够做得更好的领域，政府也处于垄断地位。这可以通过进一步改进环境保护的结构来提高，可以在环境保护过程中改变结构中的相关变量来优化其结构，提高其绩效。

政府应该进一步审视自身的职能和角色定位，加强其向服务职能的转变，消除市场进入环境保护的障碍，为市场组织、民间组织和个人参与环境保护提供更为畅通的参与机制。

【参考文献】

（一）参考著作

1.林闽钢、常佳伟著：《跨世纪的环境发展》，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2.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3.曲格平著:《梦想与期待：中国环境保护的过去与未来》，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二）参考论文

4.蔡守秋：“论环境保护社会团体和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中国环境管理》，1997年第3、4期。

5.杜万平：“环境行政管理：集中抑或分散”，《中国人口o资源与环境》，2002年第1期。

6.吕杰：“中国环境外交与国内环境保护”， 《中国人口o资源与环境》，2003年第5期。

7.孙萍、：“论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角色定位”，《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1期。

8.王培英：“居民生活视角谈太湖环境保护与治理--太湖与琵琶湖的比较分析” ，《湖泊科学》，2002年第1期。

9.王万茂、明：“市场经济中政府的环境保护行为和职能”，《中国人口o资源与环境》，1994年第5期。

10.王宗廷：“环境侵权的公益诉讼研究”，《中国人口o资源与环境》，2003年第5期。

11.夏光：“环境权益及其市场化制度”，《中国环境科学》，1994年第5期。

12.夏光：“论环境治道变革”，《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2年第1期。

13.肖巍、钱箭星：“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行为”，《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14.许庆明：“试析环境问题上的管制失灵”，《管理世界》，2001年第5期。

15.杨瑞龙：“论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经济研究》，1994年第5期。

16.袁少军，范山鹰：“政府行为中环境工作弱化的原因分析”，《中国环境管理》，1997年第5期。

17.张坤民：“中国的环境政策”，《世界环境》，1994年第1期。

社会经济环境分析篇9

中图分类号：F062.2；F0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3-0001-06收稿日期：2013-09-18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在能源约束和环境容量约束日趋严峻的背景下，同时保持经济增长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不断提高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程度，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课题，也是世界各国，不论发展阶段和贫富，都正在面对和思考的紧要问题，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和紧迫。

现代社会中环境问题和经济发展紧密相关。Grossman 等（1995）采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研究了收入水平与环境质量关系。发现因人们对环境质量偏好的改变，环境污染水平由前期粗放发展时期的递增趋势转为递减。对应的年人均收入水平拐点为4900美元。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倒U型”相关变化规律，环境质量最终会随着产业结构与社会环境治理能力改善而提高。国内学者研究证明，EKC理论对刻画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包括碳排放）变化间的关系也是适用的（黄颖 等，2009；陈德湖 等，2012；黄勤 等，2012）。2012年我国人均GDP水平达到6091美元，已经步入应重视环境质量改善的生态文明建设阶段，亟待转型。

面向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应考虑环境作为社会福利要素和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现有对经济与环境产出相互影响机理的理解，大多认为将经济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可分解为负向经济规模效应、与收入水平相关的正向削减效应，以及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关的“倒U型”结构效应的解释框架（Panayotou，1997）具有较强说服力。其他还有环境技术决定说、包括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等在内的制度效应论（李国柱，2007）和社会资本影响说（赵雪雁，2010）等。也就是说，环境的改善程度实际上一定程度反映着社会经济、制度等转型的程度。

除单纯技术手段以外，社会生产的环境负外部性解决思路主要是实行环境税费政策，或者环境产权化及市场交易政策。1990年代美国SO2排放权交易制度和2003年欧洲针对温室气体的ETS体系的成功运行，证明了环境作为商品进行交易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可行和有效的。环境市场化的理论以Coarse、Croker和Montgomery等为代表，其思想是基于有限环境容量界定环境资源产权，通过排污权市场交易实现污染的有效治理，且成本配置效率明显优于环境税费政策手段。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将环境产出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附属产品――负的非期望产出，然后将其社会负收益或正成本通过内部要素化而纳入经济分析框架。

但是，环境从传统作为纯公共品到成为商品的前提，是基于对环境资源稀缺性认知，而由人们约定的可使用有限环境容量，并将其生态价值经济化。但负期望产出的现有理论假设，隐含意味着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环境污染负产出。以促进环境商品化和全社会环境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优化的环境改善程度与适度的经济增长组合，最终服务于可持续发展。

二、现有环境商品理论及其不足

作为分析前提，首先应明确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社会责任和环境商品的差别。作为社会责任的环境保护，要求保证社会生产生活所要求的基本环境资源容量，不能商品化，主要通过相对刚性的环境保护政策实现。而环境商品化和环境市场的目的是降低、优化社会环境保护成本和提高配置效率，也就是说环境商品化是针对处于基本环境保护要求之外的环境容量部分，即剔除最低环境容量后，将其余环境容量纳入环境市场，形成环境商品，并依靠市场定价和调节供需关系。

作为自然资源的一部分，环境商品当然可视为某种生产要素，并且，具有可交易的财产性质，主要确认方式有环境使用权、环境产权、准物权，或特定形式金融衍生品等。同时，由于环境改善能够给人们直接带来正效用，环境商品又具有产品市场一般商品的特性。但是，环境商品具有高度同质性，即客观上任何人所感受到环境变化效果和机会都是相同的，具有典型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也就是说，环境商品兼具一定的公共品属性，社会中所有人都会因环境改善而获得主观效用的增加，无论是否为环境改善付出了必要的直接成本，“搭便车”将是环境最终消费者的理性选择。所以，从社会生产而不是消费角度入手分析和解决环境问题更为可行。

目前主流观点认为环境污染作为要素纳入生产函数且边际产出为正。或者，作为具有负价值或负效用的非期望产出，环境污染通过边际负效用化纳入社会效用函数。环境价值主要通过对环境污染的外部损害价或基于厂商的减排成本进行估算（魏楚 等，2011）。但是，环境污染的正边际产出观点隐含着经济增长必然以环境损失为代价，而环境消费的边际负效用或产出的负价值论也与效用非负的基本经济学假设相悖。吴琦等（2009）的实证研究持类似的理论观点。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环境产出不仅指降低非期望产出的“主动”环境生产，还应包括不破坏或不过度开发现有环境资源的“消极”环境生产。现有理论对此并未给予充分解释。

环境要素论（李利军 等，2013）反映了将生产负外部成本内部化的基本思路。但是，采用要素市场理论分析负效用环境商品的供需，增加了理论分析的复杂性。从环境核算实现角度来看，环境并非社会生产微观主体――企业生产过程的直接必需，企业作为独立经营主体并没有将其要素化的内在激励。环境要素化要求对环境资源进行事前价值评价，而环境资源的多样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使得有效核算的难度和成本都很高。

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归根结底，环境破坏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后果而不是前提。通过环境治理而改善环境，以及重视现有环境资源存量的保护，本质上都是环境生产，其成果为社会全体成员消费且表现为整体效用的提高。将环境资源作为投入要素，难以反映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环境质量的偏好，环境资源相对更为稀缺的情况，以及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环境资源存量的差异。因此，在环境经济分析中，主张环境的产出论观点更符合实际和便于更统一规范的理论解释。

三、环境友好型社会生产的均衡分析（一）环境商品概念及其特性

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要求纳入环境产出因素，建立社会“环境-经济”复合产出目标。假设社会总产出由经济产出和环境产出构成，社会总效用由经济收入和环境容量决定。经济产出是指除环境以外的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以货币化价值表示；环境产出是指现有环境容量的保持和提高，或环境损失情况的好转，如污染物的减排，并且，环境生产具有资本密集性、技术密集性和弱处置性。在此基础上，对环境商品和环境市场相关概念、特性及其内涵作较深入的理论探讨。

首先，对环境商品及其内涵进行理论分析。假设外生社会最低环境容量为QL（如图1），由环境监管机构设定、依法监管和强制执行。在QL左边，环境容量的价格不由环境市场形成，意味着，如果企业超出该限制排放，将根据环境管制要求采取收取惩罚性排污费或法律赔偿弥补其造成的环境损失，或者，企业须为满足环境管制要求自觉进行最低限度的环境治理投资（如QLB）。

根据定义，环境商品的基本特性表现为：环境商品的需求曲线D向右下倾斜，当环境容量无约束或趋近于无穷大时，环境需求价格J趋近于零；当接近Q=QL时，环境需求价格J趋于无穷大。因此，环境商品需求曲线可采用渐进于最低环境容量线和环境容量轴的拟双曲线形式描述。环境商品的供给曲线S是位于QL右边的部分。供求实现的市场均衡为（J*，Q*），环境交易收益由环境商品提供者和消费者分享。

（二）面向产出的林达尔均衡分析

根据环境经济学分析，在技术水平和要素投入水平一定条件下，通过市场定价和交换可实现全社会“经济-环境”生产的林达尔均衡配置E（Q*，P*）（如图2），并对应存在唯一的最优价格体系。该均衡配置就是给定技术水平上环境友好性最优的生产配置。根据此原则，社会生产目标是追求相对社会“环境-经济”资源最优配置的“合意”目标，即寻求逼近林达尔均衡的路径，而不是一般意义上单纯在径向距离上逼近经济生产前沿面（即ACB）。

社会生产可能性曲线ACB仍呈凹性，经济产出P和环境产出Q的边际转换率递减，意味着在“经济-环境”产出决策中经济产出最大化与环境产出最大化目标之间存在一定冲突，需对两者及其相应要素投入方向和数量进行权衡。

出于分析简便的目的，定义经济产出表示为货币价值的非环境产出；与传统经济-环境分析中将环境产出表示为取值为负的社会非期望产出不同，本文从环境商品化角度，将环境产出定义为：根据基期单位经济产出的污染物排放量（即排放强度）和当期实际经济产出得到的减排量，与当期实际减排量之差。不失一般性，假定社会持续进行环境努力，则一旦基期及相关参量确定，后续各期的环境产出非负且递增。反之，则意味着社会环境产出低于最低减排要求，不能再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环境改善。

在此意义上，QL≥0，就是根据由环境管制机构设定的当期最低减排量或最低环境产出水平。根据社会发展要求，环境基本标准会逐步提高，表现为QL的右移，实际生产可能性空间缩小为QLBC区域。

显然，在同一生产可能性边界内，林达尔均衡配置E*具有性质：ρh=ρe=ρ=1。射线OE*上DE*区段内（D为OE*上环境产出为QL的配置）所有生产配置都满足ρb=ρh/ρe=1，是环境友好性最优的社会生产扩张路径。

为便于QLBC对区域内各DMU（决策单元）生产调整策略进行分析，根据其“环境-经济”产出特性，可将实际生产可能性空间分为I区（即区域E*FC）、II区（即区域E*Q*QLF）和III区（即区域E*BQ*）（如图2）。由前述分析，易得各区域DMU产出配置特性及相应调整优化策略。其原则是：在提高经济产出和环境产出的同时，保持两者生产的均衡性，使得社会生产尽量趋向“环境-经济”生产扩张线进行。

基于环境方向产出距离函数的DEA生产效率测度理论，以及前述理论分析，从水平、结构和动态效率三个维度，出于指标设计的完整性考虑，在结构维度纳入污染物排放强度，提出评价社会生产环境友好性的指标集（如表1）：表1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及其效率评价指标

指标1计算公式1含义

水平指标1经济产出水平指数1ρe=P1P*，ρh∈（0，1]1用以评价当前经济生产相对最大经济产出的水平1环境产出水平指数1ρh=Q-QL1Q*-QL，ρe≥01用以评价当前环境生产相对最大环境产出的水平1社会生产综合水平指数1ρ=ρhρe，ρ∈（0，1]1采用Fisher指数方法构造，描述经济生产和环境生产的协调程度，用以综合生产和环境两个方面评价社会生产水平结构指标1环境友好性程度指数1ρb=ρh1ρe，ρb≥0 1用以评价环境友好性的程度1环境产出强度1ρEI=Q1P1用以描述与单位经济产出相对应的环境产出水平，环境产出强度越高，说明社会经济产出对环境的影响越小，环境质量水平越高1污染物排放强度1ρCI=C1P，C为污染排放总量1单位经济产出的碳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程度直接评价指标，有必要给出动态效率

指标1环境技术效率变化率1TEpen（t，t+1）=Qt+11Qt1用以评价不同期间之间环境产出的变化情况1环境技术进步率1TEtp（t，t+1）=Ptρt+11Qt?Qt+！1Pt+1ρt1/21用以评价剔除经济投入因素影响后，技术进步因素对环境产出贡献的变化率1环境绩效变化率1TEen（t，t+1）=Qt1Pt+1ρten?Ptρt+1en1Qt+11/21用以评价技术不变条件下，不同期间经济产出规模变动对环境产出影响的程度，受投入规模、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影响

四、我国社会生产环境友好性评价――以“碳减排”为环境产出这里，以基期碳减排强度和当期GDP计算的碳减排实物量作为社会环境产出，以GDP价值量作为经济产出。按照我国碳减排承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基准，2015年碳排放强度将削减17%，2020年将削减40%～45%，利用以上产出/投入指标体系对我国2020年前的“环境-经济”生产配置进行分析，评价其环境友好性程度。

（一）数据准备

本研究采用各国碳排放量数据是基于参考方法（reference approach）测算的数据（IEA，2012）。按照前述定义，将第t年环境产出定义为：Qt=ρ2005c?GDPt-Ct，其中，ρ2005c是2005年基期碳排放强度，GDPt是第t年国内生产总值（经济产出），Ct是当年实际碳排放量（其中，包括居民终端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首先，按2005年不变价对2005年～2012年国内GDP历史数据（国家统计局，2013）进行换算，然后参考采用2013年～2018年的GDP及增长率预测数据（IMF WEO，2013），利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得到2019年和2020年预测增长率及GDP总量。2020年我国GDP总值将约达719647.75亿元人民币，实现相对2010年GDP总量“翻一番”的战略目标。2012年后增长率趋于平稳，符合我国现阶段“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发展战略。相应，按照2015年和2020年目标碳排放强度，以及2015年、2020年GDP预测数据，可得2013年～2020年各年环境产出值。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以基于2020年碳强度减排45%承诺目标测算的环境产出和前述GDP预测值为我国2020年目标 “环境-经济”均衡产出，满足ρEI=1。

（二）我国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评价

在此基础上，基于2005年～2010年碳排放量、GDP、环境产出数据，以及2015年和2020年经济环境产出预测值，按前述指标体系测算得到社会产出环境友好性评价结果。可知，目前经济发展阶段乃至2020年，相对经济产出水平，我国环境产出水平仍较低，环境改善速度缓慢。总体上，2015年及以前我国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缓步提高，2015年后碳减排或环境产出任务压力将很大。

由各环境技术效率指标分析进一步可知，2007年～2010年我国总体环境技术效率逐步平稳提高，

五、政策建议和结论

2020年前，我国正处于全面迈向小康社会和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时期，同时也将面临调整经济结构和实施城镇化、新型工业化的重要任务。结合前述规范和实证研究结论，以碳减排为例，对今后阶段的社会“环境-经济”生产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当前我国环境质量和环境生产水平差距较大，要继续保持经济产出和环境产出双增长，但应更加重视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充分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经验，提高社会环境产出，加大碳减排力度。由于国际碳减排谈判仍在进行当中，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碳排放国将受到更大的减排压力，有可能要求我国承担更高乃至强制性减排义务。为了更好甚至超额实现碳减排任务，应合理安排和调整现有碳减排计划，即使保持当前环境技术效率和环境技术进步相关政策措施及力度，提高2015年前的碳减排量也是完全可行的。这可以为后期实施更高减排留有余地、缓解后期减排压力和应对可能的更大减排压力。

2.将环境因素纳入主要社会发展目标，建立社会“环境-经济”生产综合绩效评价体系。建立针对地方、产业和企业等的多层次环境考核机制；重视促进碳减排的制度体系建设，包括将碳强度减排承诺转化为绝对碳减排量或正环境产出指标，细化分解到地方和重点排放企业，纳入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绩效考核。其中，为方便分析评价，本文所提出的“正”环境产出指标可以2005年为参照且标准化，得到2005年前历史年度的相应环境产出指标；以典型社会生产（产品）过程为重点，逐步试点和推广基于生命周期和产业链的环境排放评价及管理制度，将环境产出目标和碳减排任务落到实处；对高碳排放地方和企业重点监控；实施碳排放“可计量、可监测、可追溯”制度、严格环境考核等。

3.完善环境法律法规，实施促进碳减排的环境政策。包括适时开征碳税；积极促进和保障国内碳配额出口，建立企业间碳配额出口协调机制，保护我国碳出口收益；建立包括国内自愿碳交易、总量限额交易等形式多元化的环境市场体系及相应法律法规，逐步建立自主明确的国内碳价格市场形成机制；依法明确最低碳减排标准，对超标排放企业采取行政乃至法律强制手段，加大超排处罚力度等措施；建立针对各主要产业部门生产过程及终端品的环境标准和能效标准。

4.采取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生产调整路径，加大环境治理和碳减排投入，大力促进能源节约。按照低碳要求改善能源结构，降低高碳能源（主要是煤炭）比例和提高低碳能源（如天然气、风能、太阳能等）比例；调整经济结构，降低高排放高耗能产业比重，提高低环境排放和高经济产出的产业比重，特别是第三产业比重；实施合同能源管理等节能制度，提高低碳能源利用率，优化社会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环节的能源利用及其碳排放；改善环境管理，提高碳减排设施利用率，提高各种终端产品的环境技术标准，提高用户能效水平；提高环境机构管理效率和技术水平。

社会经济环境分析篇10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6）01-0064-02

一、引言

呼包鄂城市群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的核心区，包括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是内蒙古最重要的经济圈和城市带，也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三市呈品字形分布，有着非常密切的经贸和社会联系。呼包鄂三市经过高速发展，已成为内蒙古最具活力的城市经济圈，被誉为内蒙古的“金三角”地区，但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会对环境带来负面影响。

关于环境承载力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种，其中用得较多的有资源差量法、承载率评价法、指数评价法、系统动力学法、灰色系统分析法等。王中根（1999）等通过构建包括社会经济系统类和生态环境系统类两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资源差量法，对西北干旱区流域的生态承载力做出评价分析和预测，结果表明该流域的生态环境承载力处于超载状态。王欢（2009）采用承载率评价法，对哈尔滨市2002――2006年的环境承载力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哈尔滨市在这五年中处于高承载状态。阳洁琼（2010）通过构建包括大气环境承载力、水环境承载力、声环境承载力三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指数评价法对长株潭城市群的环境承载力做出评价，结果显示该区域的大气环境承载力指数不足，水环境承载力指数和声环境承载力指数达到国家基本承载力水平。

本文采用指数评价法对呼包鄂城市群进行定量分析与评价。本文结合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建立一个适合于该区域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收集呼包鄂城市群2003――2012年10年的数据，并对数据做无量纲处理，然后通过熵值法为各个指标值赋权重，最后通过加权平均法计算出呼包鄂城市群环境承载力的一个定量的结果，为呼包鄂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数据支持。近十年呼包鄂城市群的经济高速增长，环境的承载力是否能够支持经济的长期发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评价指标的选取和确立

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直接关系到评价结果的准确性。本文综合使用了理论分析法和频度统计法来选取指标。

在呼包鄂三市的经济发展中，只有呼和浩特市是以第三产业为主，包头市和鄂尔多斯市的经济发展都需要以传统资源为依托，所以在对指标体系划分层级时，从环境与资源、社会和经济间的相互联系入手，从资源环境承载力、社会环境承载力和经济环境承载力三个角度来分析呼包鄂城市群的环境承载力。

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在“呼包鄂城市群环境承载力”（目标层）这一总体目标下，构建了资源环境承载力、社会环境承载力和经济环境承载力3个二级层次，又称为准测层。再将二级层次划分为8个指标，构成该体系的三级层次，又称为领域层。其中资源环境承载力包括自然资源指数、资源需求指数和环境处理指数；社会环境承载力包括人口压力指数、城市发展指数和基础设施指数；经济环境承载力包括经济发展指数和经济结构指数。最后选取了20个可量化的具体指标，构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第四级层次。其中自然资源指数包括农作物总播种面积、造林面积；资源需求指数包括全年水资源总消耗量、全年天然气总消耗量；环境处理指数包括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生活垃圾清运量；人口压力指数包括人口密度、人口自然增长率；城市发展指数包括城市化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登记失业率；基础设施指数包括建成区面积占市区总面积的比例、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经济发展指数包括年GDP增长率、人均GDP、工业总产值年增长率；经济结构指数包括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三、呼包鄂城市群环境承载力实证分析

（一）呼包鄂城市群环境承载力总体分析

根据公式1―3计算呼包鄂城市群2003――2012年的环境承载力指数（图2―1）。指数的大小介于0―1之间，指数越大说明环境承载力越大。

由图2―1可以看出，除2004年以外，其他年份的环境承载力指数都在0.4―0.6之间波动，属于中等水平，其中有5年的承载力指数大于0.5。其中，2007年呼包鄂城市群环境承载力指数达到最高点，以后的三年连续下降，说明这三年为了经济的发展，付出了很大的环境成本。到2010年成为一个转折点，2011年和2012年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回升。

呼包鄂城市群在2005―2010年间经济快速发展，年GDP增长率均在15%以上，经济环境有了很大的提升，但经济的发展是以牺牲资源环境和社会环境为代价，所以这几年的环境承载力处于下降趋势。到2011年呼包鄂城市群年GDP增长率下降到13.97%，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更加注重对资源环境的保护，同时社会环境与经济环境也得到提升，因此环境承载力以较大的幅度回升。

（二）呼包鄂城市群环境承载力分层次分析

为了探讨呼包鄂城市群环境承载力变化的原因，我们需要对环境承载力进行分层次分析。根据公式1―3计算呼包鄂城市群2003――2012年10年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社会环境承载力指数以及经济环境承载力指数 （图2―2）。

首先，由图2可以看出2005年经济环境承载力有一个大幅的提升，因此2005年综合环境承载力有一个提升。其次，2007年经济环境承载力有一个大幅下降，2008年资源环境承载力有一个大幅下降，因此导致了2007―2008年综合环境承载力的下降。此外，从图中可以看出2008年之前资源环境、社会环境与经济环境三者的承载力指数差异较大，2008年之后，三者之间有一个趋同的趋势，说明呼包鄂城市群开始由分散发展向均衡发展转变。

1999年年底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内蒙古在之后的几年中大力发展工业，2005年呼包鄂三市的工业总产值年增长率达到历史最高值33.39%，大幅推动了该区域的经济增长，因此经济环境承载力在2005年出现了大幅提高。由于该区域的资源较丰富，即资源基数较大，从而资源环境承载力只有微小的浮动，但是社会环境承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由于该区域在这几年中将更多的人力和资金投入到经济建设当中，因而忽视了社会环境的建设，社会环境的发展赶不上经济环境的发展，因而出现了经济环境承载力上涨而社会环境承载力下降的局面。

2008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环境承载力出现了两降一增的局面，危机出现的第二年，该区域坚挺的经济增长局面，也出现了下滑，承载力出现了这十年间唯一的一次三降局面。2007年之后年GDP增长率就出现了连年下降的形势，此次的危机，使得政府意识到经济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第二产业，应该调整产业结构，降低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同时增加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2008年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为51.09%，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44.82%，截至2012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8.55%、48.06%，二者持平。对于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助于社会环境的良性发展，同时可以提高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因此，在2010年之后资源环境承载力、社会环境承载力和经济环境承载力同时递增，呼包鄂城市群由分散发展转向良性均衡发展。

四、结论与讨论

根据以上结果可知，呼包鄂城市群的环境承载力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其中，资源环境与经济环境的承载力较高，而社会环境的承载力较低。

目前，尽管呼包鄂城市群的整体环境是可以承载人类经济活动带来的压力，但是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随着该地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能源化工基地的不断建设，生态环境脆弱，资源开发强度大，环境容量小等问题，将会使呼包鄂城市群的现实情况逐渐加剧。总的来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在呼包鄂城市群的资源环境系统中，耕地资源和林地资源较充足，环境处理能力逐年上升，但水资源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在呼包鄂城市群的社会环境系统中，由于人口密度逐年增大，因此人口压力逐年增加。此外，与我国发展较成熟的城市群相比，城市绿化面积覆盖率较低，水土流失、土壤沙化严重，生态环境较脆弱；在呼包鄂城市群的经济环境系统中，2003―2012年10年间平均年GDP增长率为20.46%，但该增长率主要依赖于工业总产值的增加。此外，这10年间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平均是49.89%，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为了提高呼包鄂城市群的环境承载力，在不影响该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本文提出了针对呼包鄂城市群发展过程中所存在问题的对策和建议：积极开展清洁生产，提高水资源的重复利用率，减少新鲜水消耗，防止对水资源的污染和破坏，提高资源环境承载力；在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中，继续扩大城市的绿化面积覆盖率，不断提升环境处理能力，为人们的生活营造更好的社会环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加强呼包鄂城市群产业整体规划，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呼和浩特市的第三产业来带动包头市和鄂尔多斯市的第三产业发展，提升经济环境承载力。

本文通过对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和分析，希望可以对该区域的环境承载力研究工作起到促进作用，为该区域的发展提供数据支持。关于环境承载力的评价方法有多种，本文只是选取了使用较多的指数评价法对呼包鄂城市群的环境承载力进行分析。由于指标众多，在建立指标体系的过程中有不合理之处，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做出进一步的完善和提高。

参考文献：

[1] 王 欢.哈尔滨市环境承载力评估与研究[D].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2009.

[2] 阳洁琼.长株潭城市群环境承载力评估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0.

[3] 王娟娟.甘南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评价[J].统计与决策，2010 （21）： 76-78.

社会经济环境分析篇11

一、研究综述

开展郑州市区域社会信用环境评价研究，是希望通过对影响郑州市区域信用环境主要因素的分析，制定出科学实用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科学的分析方法，计算出反映郑州市各区域信用环境状况的区域信用总指数和分类指数，以用于判别郑州市各县（市）区信用环境的优劣，提出改进信用工作的意见和改善信用环境的对策，推进郑州市区域社会信用环境的不断改善。

二、实证研究

（1）指标体系建立。郑州市区域社会信用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权重的确定，本课题采用专家法，该方法是集中若干专家的经验与意见，确定各指标的权数，并在不断的反馈和修改中得到比较满意的结果。郑州市各区区域社会信用环境指标体系，以“经济发展状况、居民生活质量状况、信用体系建设状况、企业信用状况、公共服务状况、行政管理状况”为指标体系，规定的满分值为100%，它们的权重分别为20%、12%、16%、24%、14%和14%，该指标体系共设置六个一级指标以及四十一个定量与定性二级指标。（2）数据来源。前三个指标为定量指标，数据可以通过《郑州统计年鉴》得到，信用体系建设状况和企业信用状况由各区自查获得，公共服务状况和行政管理状况数据的获得。（3）计算结果与分析。第一，层次分析法。结合郑州市信用环境指标体系内容，运用层次分析法，以各年平均值为对比标准计算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的信用环境平均发展指数。为了比较2011年郑州市各区社会信用环境的状况，我们将2011年郑州市各区指标按照郑州市全部区的各指标平均值为基数，计算社会信用环境综合指数，最终得到2011年各区的综合指数。可以看出，2011年郑州市各区社会信用环境评价综合指数中，金水区的社会信用环境最好，各个指标在社会信用环境中相对来说都比较高，尤其是在企业信用状况方面，金水区优于其它区。中原区排在第二位，值得指出的是，中原区在信用体系建设状况方面相对来说比较好，该指数同金水区一样并列第一；同时，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状况和公共服务状况这两方面还有待提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状况处于中等水平的是上街区和惠济区，从经济发展状况来比较，惠济区劣于上街区，其他方面的发展较为均衡、差距不大。二七区与其他各区社会信用环境相比有待提高，二七区在行政管理状况建设中排名第一，但在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只完成了成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与具体办事机构这一项内容，未能开展实质性的工作，导致该指标指数排名靠后，且该指数对整个社会信用环境建设影响比较大，进而引起二七区在整个市区中的排名较为落后，在今后的社会信用环境建设过程中，要尤其注重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第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是多元统计分析技术的一个分支，其主要目的是浓缩数据。通过计算可知，2011年郑州市六区区域社会信用环境发展状况排序情况如下：排在前两名的区分别为管城区、中原区。管城区在2011年区域社会信用环境发展上表现最为抢眼，在六区稳居首位，发展最为突出；而中原区区域社会信用环境发展形势也较为优异，仅次于排名首位的管城区；二七区与金水区2011年区域社会信用环境发展状况在郑州六区中处于中等水平，排名分别位列三、四名；排名较为靠后的则为惠济区和上街区，分别位列五、六名，说明这两个区2011年区域社会信用发展形势不太乐观，这需要引起当地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在以后的区域社会信用环境建设中不断努力，加大投入力度。

三、政策建议

社会经济环境分析篇12

不过，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环境政策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其研究方法已经受到广泛的批评。最主要的批评意见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市场为导向的环境政策主张是不恰当的。把环境问题完全交给市场去解决的观点值得怀疑。甚至有人认为，完全市场化的环境政策其结果会适得其反，由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损害将有增无减。例如，新古典对所有环境影响都能通过金钱方式交易的假设就受到强烈的批评，因为有许多环境影响是不可逆或有限可逆和不确定的。另外，环境问题还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伦理和意识形态问题，因此即使接受新古典关于环境影响可以金钱方式交易的假设，但这类交易中的价格也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在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中资源配置的正确价格问题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例如，按照伦理学观点，自然资源不可逆转的退化，对赖以生存的后代子孙来说其代价是无限的，而且现实早己说明，这种不可逆转的环境后果不是例外而是常例。更一般地看，新古典方法的功利主义哲学基础本身就值得商榷。有些作者指出，功利主义回避了人的需要差别问题，忽略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个体的道德价值取向的影响。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批评，新古典理论仍然似乎是经济学家们唯一可行的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因此，问题的关键是能否找到一种在主流经济学思想之外的可行的方法来更好地体现环境问题的特征。目前看来，比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更有效地进行环境分析的方法是制度经济学方法（也称演化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方法）。在通常情况下，制度经济学方法比新古典方法分析范围更广、包含的变量更多（货币的、非货币的），更侧重于整体性和演化性。米勒对制度经济学方法的特点进行了很好的概括，他指出“制度经济学是演化的、整体的、跨学科的和非预言性的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家的共同特点是关注冲突而不是协同，关注损害而不是效率，关注不确定性而不是完全知识。他们一致反对把市场机制看作为无偏见的资源配置和分配机制，并一贯坚持认为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和利益之间存在差别。特权与权力的客观存在和滥用与分散的单个个体行为相比，会形成一种利益中心。”（Miller，1978）

从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在环境经济问题争议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看，似乎确实制度经济学方法比新古典方法在分析环境问题方面提供了更加丰富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卡帕、加尔布雷斯和米善等制度经济学家对现代环境经济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近期这方面作出贡献的制度经济学家有布罗米雷、施密特、苏特保坶以及斯旺内等。然而，尽管制度经济学方法提出了与新古典方法不同的见解，但迄今为止制度经济学文献还主要集中在对新古典方法的批判而不是提出建设性意见上。新古典方法尽管其前提假设和研究方法都成问题，但它为环境分析提供了一个非常一贯的理论框架，并为政策决策者提供了成本收益分析工具，借此决策者可得到某种看似“客观”的决策依据，这是新古典方法得以占据环境问题研究主流地位的重要法宝。因此，很明显仅靠批判还不足于取而代之，即使这种批判是正确的也如此。制度经济学方法在环境问题上要想取代新古典方法，必须提供一种为决策者所用的可操作性的方法才行。因此，本文的目标是回答以下问题：

1、制度经济学家在提供更有建设性意见建议必须做些什么？

2、在环境问题上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3、制度经济学要提倡的环境政策理论基础是什么？

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拟安排如下：首先，概要介绍制度经济学方法。主要描述制度经济学在政策研究方面的一般研究范式。其次，描述制度方法在环境问题上的运用，主要讨论前面讲到的制度方法主要特色在环境问题运用上的作用，回顾总结现有的制度经济学家从理论角度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和考虑，特别是卡帕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他为制度经济学在环境经济问题分析上提供了一个卓越的研究框架。第三，通过与新古典方法的比较，阐述用制度方法研究环境问题的政策意义。最后是总结。本文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与传统的环境经济学方法不足相比，制度方法这种非传统的方法涵盖的面更广，制度方法确实能够提供一个比新古典的环境问题分析方法更丰富、更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

一、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概述

制度经济学起源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及其传统的静态均衡价格理论的反思与批判运动，这场运动开始于20世纪初的美国，代表人物要数凡勃伦（ThorsteinVeblen）、康芒斯（mons）和米契尔（WesleyC.Mitchell）。这三位美国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跨越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也是在那个时代，经济学家克拉克（J.M.Clark）、阿亚雷斯（C.E.Ayres）和加尔布雷斯拓展和运用了制度研究方法。分析“古典”制度学派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的作品，表面上看似乎他们关注的主题和研究方法都很不一致。凡勃伦主要关心经营中的权利关系以及消费者行为心理，康芒斯感兴趣的是从法律基础角度来分析经济系统，热衷于制度安排（私有制）的重要性和演化性质研究，而米契尔专注于统计数据的收集和分析，集中精力搞实证研究（他也是美国NBER的创始人）。实际上，不仅是美国制度学派，其它的制度学者在研究主题、方法和重点方面也各不相同，要一两句话说清楚他们的共同特征并非易事。

正是如此，有些学者认为制度主义并不代表一种单一的精确定义或统一的理论体系、方法或研究程序，甚至认为压根儿也不存在这样一场标新立异的经济学运动。但无论如何，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有这么多的著名经济学家们自称为制度主义者，并认为他们在追求经济学中的同一目标，很难想象他们之间不存在一些共同的原则。因此，米勒（Miller,1978）指出：“制度经济学……虽然方法和重点表现特征迥异，但显然有一种共同线索，有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把他们联结成为一个学派。”要完整地分析描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原则不是本文的目的，以下是对制度经济学“共同线索”的粗浅概括：

1、制度经济学把经济看成是一种演化的、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态的均衡过程。因此认为经济中的累计因素是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

2、制度经济学家喜欢用开放式模型，并以此联结社会系统中相互关联的各要素。因此制度经济学即使在讨论某个特定经济问题时其模型也是整体性的。

3、制度经济学家在分析问题时，总是把方方面面的因素和变量，包括经济的非经济的变量都考虑在内。

4、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不仅仅是市场，因此，市场也不是所有公共政策问题的解。为此，他们强调对市场产生强大影响的制度安排和权利设置的重要性。

5、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是学科间开放的，广泛吸收和接受其它科学的成果。

6、制度主义是其研究方法的标准，并认识到经济分析中价值的重要性。

7、制度主义者赞成某种程度的“社会控制”需要，因此也对某种程度上的政府干预表示赞同。

8、在方法论的偏好方面，制度主义者一般选择使用描述性模型（模式模型），反对新古典的预言性模型；把制度作为分析单位，反对新古典的个体消费者或企业最大化方法；接受行动主义心理预期，反对新古典主义者提倡的主观主义心理预期（个人主义）。

二、环境经济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基本原则

制度经济学家面对特定的研究主题在方法和重点上会有所差异，因此对问题的定义和政策建议有时也会持不同观点。在环境问题研究上也不例外，制度经济学家在如何解决环境问题上有时会采取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点，但仍然可以归纳出制度研究方法在环境问题上的一些共同原则和主张。

1、作为演化过程的环境经济问题：累积因素和共同演进原则

在制度主义提倡的演化方法中，累积因素原则是经济研究的核心。把这种概念运用到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第一位制度经济学家卡帕，他在凡勃伦和缪而达尔的基础上在环境问题研究中首先运用了累积因素原则，他把这项原则定义如下：“累积或循环因素原则强调，社会过程表现为受经济的和非经济诸多变量的交互影响，在其共同结果下导致系统偏离平衡和均衡状态。事实上，社会过程不是所谓的自动自稳定化趋势，而可以说是服从于一种社会惯性，这种惯性使系统朝着初始推动的同一方向移动。”（Kapp,1965）根据这种观点，他认为环境经济研究的根本问题应该是引起物质和社会环境突变的因果关系过程。虽然卡帕认为物质因素在因果关系过程中非常重要，但他更强调社会因素在因果链中的作用。特别地，他强调现代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和法律关系对理解环境突变因果关系过程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他指出：“只注重物质因果链或脱离问题发生的制度框架孤立地看问题只能得出不完全甚至错误的结论。简单地说，因果链既是一种物质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过程。”（Kapp,1970a）

既然环境问题是物质过程和社会过程的共同结果，因此卡帕认为要特别关注这两个过程的相互关系。他强调指出，假定自然物质环境是一个特殊的生态结构并由特别的法律来监控，任何不遵守有关法律的人类行为都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那么，虽然可能对这种行为会依法判决和处置，但这种行为造成的环境损害已既成事实。因此，自然物质系统和社会系统具有相互依赖性。与卡帕一样，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斯旺内（JamesA.Swanney）也认为，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环境问题研究方法，必须基于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共同进化的认识基础上。（Swaney，1987a）。为此，斯旺内提出“可持续共同演进”原则，即“在发展路径或知识运用上，应避免对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兼容性造成严重威胁”。可持续共同演进清楚表明环境系统的演化与发展路径的相关性。可持续演进原则是制度经济学理论在环境问题研究上的直接运用，许多制度学家采用这种思路来研究环境问题。因此，很显然，在卡帕之后，制度经济学家们对自然物质系统和社会系统具有相互关联性这一点已经形成共识，这也是制度经济学环境研究方法的核心观点之一。这一点与新古典方法形成鲜明对照。到目前为止，新古典方法还很少注意自然物质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关联性，在其经济分析中还在继续构建静态均衡模型。

2、作为开放系统的经济：社会与生物种群的相关性

根据社会和生物种群相互关联的观点，许多制度经济学方法可运用到环境问题研究上。首先，制度经济学家一般把经济过程描述为一个开放系统，认为经济活动对生态系统存在各种各样的影响，反之亦然。换句话说，制度理论在环境问题上的立论基础是：生产和消费可能性完全依赖于当前可用的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而当前和今后的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又受到当前生产和消费的影响。这种观点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分析价格形成过程时把经济看成为一个封闭系统，即企业销售商品和服务，然后对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支付报酬。这里，要注意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把经济过程看成为一种封闭系统的观点与马尔萨斯、李嘉图、米尔和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家也不同。古典经济学也认为经济活动的环境资源是有限的。在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忽略真实世界经济学的重要特征同时，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争论经济增长的社会和环境限制问题。这方面最重要的开创性工作是卡帕（1950,1963）关于社会成本的研究，他首次深入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外部性对环境所产生的长期不利后果问题。总之，制度学家把真实世界经济看成为一种开放系统，这种系统为了发挥功能必须从环境中吸取资源并把大量的废物又转嫁给环境。

3、多维度思考：环境问题分析中的货币和非货币因素

对生态与经济系统循环关联性的认识也意味着制度经济学方法涵盖更广泛的环境问题分析变量，既有货币的也有非货币的变量。这一点对注重整体性研究的制度经济学家来说是共同的，他们强调多维度而不是单维度思考。因此，制度经济学认为环境问题中的众多相关因素中往往是非市场特点的因素占主导地位，虽然这类因素难于进行价格量化和测量，但仍然必须纳入到分析中。在这类“非市场”因素中通常提到的有人类、社会关系、生态系统或自然资源等等。这一点上，应注意的是虽然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也接受这类变量的重要性并把它们纳入其分析中，但他们倾向于把所有的变量简化为货币形态，因而其提倡的仍然是单维度方法。而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采用分解策略，分别观察货币和非货币影响，反对把所有因素或影响都简化为某种货币等价物的观点。因此，制度经济学家对成本收益分析和诸如显示性偏好或表述性偏好等估价技术并不抱多大希望。对此，卡帕（1970a,1970b）进行了简要评价。在他看来，由于市场的非完全性，环境突变原因的高度差异性和不可比因素，以及环境控制收益的差异性和不可比性，很难对社会成本和收益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因此，他认为决策者应寻找市场价值之外的其它方法来评估环境问题。他认为环境决策具有明显的政治特点，反对利用成本收益分析工具来帮助决策者决定最合适的环境政策选择。换句话说，卡帕认为成本收益分析既不能对环境变化的社会成本进行正确评价，也不能对环境控制措施的社会收益进行有意义的衡量。更进一步，制度学家认为把所有因素或影响简化为货币等价物的观点必须用分解策略来代替，也即货币和非货币影响要分别加以分析而不能混为一谈。例如，瑞典制度经济学家彼得·苏德保坶（Soderbaum，1987）提出用环境影响综述和各种系统分析方式来替代成本收益分析等合计方法，在他的许多文章别推崇“位置分析方法”。在这种方法中，他把非货币影响描述为“流量”（相对于时段而言）和“存量”或“位置”（相对于时点而言）。在一般条件下，位置分析的主要目标是揭示决策情形的所有冲突而不是以一种无异议的途径“解决”问题，根据不同的价值观结论也会不同。因此“这种方法的结果对价值和伦理都是开放的”（Soderbaum,1987）。

4、市场背后的环境经济问题：制度安排和收入分配对环境政策的重要性

通过供给和需求来进行市场分析是新古典方法的核心。但按照整体性方法，制度经济学者不同意把经济分析简化为市场分析，反对市场能解决一切环境问题的观点，而一贯强调对市场反应有重要影响的制度安排和权利设置问题。因此，制度经济学在分析环境经济问题时采用更广泛的方法，强调所有种类的社会规则都潜在相关，这些规则和市场联系在一起只是一种重要但特殊的情形。制度学者把市场看作为一种有用的分散机制，但他们不同意接受市场是所有公共政策问题解决之道的假设。（Bromley,1985）。在这种保留意见的背后，在制度经济学家眼中市场不是资源有效配置和公平分配的中性机制，相反，它在很多重要方面会发生偏离。主要是由于市场受既存势力控制，因此交换条件只是谈判者既有优势的反映而已（Miller,1978）。货币和非货币成本与收益总是依附于现存的制度安排，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而制度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确定性，因而新的制度和博弈规则意味者不同的成本收益分配。（Bromley,1989）。

这样，在环境政策方面，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共同主题是现实社会的制度安排以及相关政策变化的影响问题。在制度研究方法中，“制度安排”主要表现为组织机构、博弈规则、权力关系等对资源的控制。对新古典经济学家赞成认同的制度安排，制度经济学者常常表示怀疑。例子之一是关于效率的制度经济学观点。新古典把效率表述为与价值无关的概念，制度经济学家则认为效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本质上与价值有关的概念（Swaney,1987b）。因为效率的计算依赖当前的制度安排结构，而后者决定了什么是成本以及由谁来承担的问题。按照布罗姆雷的说法，“没有孤立的效率政策选择而只有在各种可能的制度设定前提下的效率政策选择。选择一种效率结果也同时是选择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结构和相应的收入分配方式。问题不是有没有效率，而是对谁有效率？”（Bromley,1989）。因此，有些制度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评估环境政策的结果提出质疑，因为新古典方法没有比较不同的制度安排而是把分析建立在特定制度设定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看，制度理论更适合于环境政策评估，因为它提供了制度调整的分析框架。确实，按照制度理论，为了解决问题应改变制度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利益目标。在环境经济学中，这意味着用于监督环境资源的制度安排，随着社会关注环境问题的目标更新也必须相应作出调整。卡帕在分析环境突变的主要原因时也认识到社会过程中制度安排的重要性。他强调，认为市场活动对环境总是有益的想法是危险的。特别地，他认为，市场经济的决策习惯有一种“固定化”趋势，漠视诸如空气和水污染的负面效应，常常把它们看成是决策单位的“额外”因素（Kapp,1970a）。因此，任何经济单位为了减少其活动的环境负面效应，必然要提高运行成本，或必然降低其边际利润和盈利能力。然而，在按照投资利润最大化原则运行的决策系统中，对任何经济人而言，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会想方设法把视为“额外”的污染治理成本转移给其它经济人或作为整体的社会来承担。

沿着这种思路，卡帕认为社会成本是企业一般不考虑在内而对其它社会成员造成损害的成本。他指出（Kapp，1965）：“社会成本概念是生产活动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有害影响，它们在企业成本中没有反映因而往往为私人决策所忽视。也就是说，社会成本是在特定制度安排下由私人行为产生的，往往转嫁给其它部门、第三方或整个经济社会承担的有害后果。社会成本表现为各种有形的或无形的损失，会或快或慢地以其它部门的生产成本提高反映出来，会因为需要采取补救措施、公共政策和公共投资而额外增加的开支。”因此，卡帕定义中的社会成本很接近于外部性的概念，与一般经济学家把社会成本定义为“总的社会机会成本”相比，卡帕的社会成本是社会机会成本扣除私人成本之后的部分。卡帕进一步分析指出，社会成本是市场活动的直接和系统性结果，它不仅对环境产生有害影响，同时也对工人和其他人产生危害（Kapp,1970b）。卡帕与其他制度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的制度安排对市场活动具有强大影响，特别是权力对市场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转嫁给谁来承担具有决定性影响。

5、环境经济研究的跨学科方法

考虑到自然物质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和相互关联性，以及在环境问题分析中涉及众多变量（货币和非货币），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任何单个学科都不能独自胜任环境变化因果过程的研究，必须通过跨学科研究才能担当此任。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制度经济学一直相信在经济研究中跨学科方法的优势，在环境经济研究中尤其如此。对此，有些学者把制度经济学提倡的跨学科环境问题研究方法与新古典经济学提倡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方法进行了对照。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和经济问题可以划分为许多分支，在“其它情形不变”的假定下能够在一定时期内研究一个变量。因此，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政策可以与其它经济学和政策领域合理区分开来。关心环境问题并提出合理的环境政策建议是环境经济学家的事，其它经济学家勿庸多虑，原来干什么就干什么，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倾向于整体研究的制度经济学则强调学科间的联系，认为在社会科学方面并不存在明确的边界，相互间都有交叉。苏德保坶认为，经济学家应力求在专业知识和综合性的跨学科知识方面进行平衡。在环境问题研究上，按照整体研究观点，各学科要相互渗透，要考虑到环境政策和交通政策、能源政策、食品政策等的相互交叉关系（Soderbaum,1992）。早在苏德保坶之前，卡帕就强调在环境经济研究中跨学科方法的重要性。他指出，社会经济和物质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十分复杂，对此各传统学科从各自特定的目的出发所进行的孤立研究远不能揭示其内在运行规律。任何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或公共卫生专家，都只接受了本学科的训练，只熟悉本学科范围的狭窄概念和理论，都不足于从总体上厘清和解决错综复杂的环境问题因果关系，因而必须采取相互合作的方式（Kapp,1970a）。

6、环境经济研究的立场问题

另一个制度经济学家十分强调的是所谓“研究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色彩”问题。这个观点主要出自纲纳·缪而达尔。缪而达尔认为，虽然新古典经济学试图把经济学描绘成与价值观无关的科学，但在经济研究中总是带有一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此，在制度学者看来，在方法论上新古典经济学家是“天真的实证主义者”，经济学家应该更清醒地认识到隐含的价值判断，并在研究中把所包含的公众利益揭示出来，使非专家的决策者（如政治团体）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环境问题研究中，经济学家应根据不同的价值观、伦理观和意识形态从多角度加以分析研究。这是制度经济学家普遍认同的研究环境问题方法的立场。作为一种更加规范的环境问题研究方法，制度经济学认为应该对当代留给子孙后代的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进行伦理判断。

7、环境政策的社会控制需要

最后，制度经济学家在环境问题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共同观点是需要对环境政策进行某种形式的社会控制。这一点与制度经济学反对由市场来解决问题的观点一脉相承。按照制度经济学环境问题研究方法，之所以需要进行某种程度的社会控制至少有以下两点理由：首先，社会是个有机组织，即社会从需求总量到个人要求都有不同的要求。因此，社会附加到自然资源和环境上的价值不仅仅是所有个人价值的总和。社会要比任何个人的预期寿命长得多，作为整体的社会其价值与个人的价值一般来说是不一致的。另外，基于个体偏好汇总的方法可能意味着种群和生态系统不同特点的消失。第二，在一定政治经济制度下，权力的分配对个体而言既不可能是平均的也不可能是公平的，因此环境问题的市场方法只能反映社会当权者的利益，而当权者的利益与希望保护环境的人的利益往往并不相同。

三、制度经济学的环境政策主张

在概述了环境问题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主要原则之后，接下来分析这种方法对环境政策的意义。这里并不是研究针对特定环境问题的特定政策，而是试图提出并讨论制度经济学在构建环境政策上的理论基础。

总的看来，制度经济学构建环境政策的理论基础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很大差异。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关键是在外生决定的偏好函数下经济人最优选择问题，因而基本上提出的政策基于对个体的激励和约束措施。这种方法背后的思想是，通过可计算的货币激励和约束，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个体会改变其行为，使环境退化和资源损害降低到最优水平。换句话说，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是建立经济激励和约束措施使得环境服务的使用者把其行为的机会成本考虑在内。这种政策主张受到制度经济学家的广泛批评。对这类政策的大多数批评意见集中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例如，有些学者指出，环境政策只建立在奖励和惩罚基础上忽视了个体的正直、守信和围绕其身边的社会关系等因素。换句话说，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定义表示怀疑。认为人的动机并非是完全自利的，其合作和利他主义也并非只是在效用最大行为基础上产生的。制度经济学认为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利的，因而基于金钱和经济激励的政策手段是环境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类政策通过道德价值诉求的补充会更加巩固。实行促进社会承诺和诚信等文化价值的政策能有效补充基于经济激励措施的环境政策（Hodgson,1997）。另外，新古典环境经济学的另一项政策主张即“污染者付费”原则，就是污染者承担排污费用，直至其在经济上得不偿失而停止排污。其政策缺陷也受到制度经济学家的批评，特别是在把他人不可让与的权利和保护子孙后代不受长期环境损害影响的权利考虑到环境政策分析中时，上述政策缺陷就更加明显。制度经济学反对把功利主义作为环境政策的唯一基础，而倾向于站在环境变化对人类生活潜在影响的科学依据基础上，讲求人和自然的平衡（Swaney,1987b）。考虑到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相关性和脆弱性，为了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环境采取小心谨慎的保护性政策。制度经济学家不是把目光集中在主观效用上，而是提倡对社会过程进行科学调查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因此，很明显，新古典经济学家仅仅依据个体的欲望总和提出环境政策，而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应通过科学分析和公众讨论来制定环境政策。为此，环境问题的制度经济学方法创始人卡帕提出了基于“人类必要需求”概念的环境和发展政策主张。他强调应站在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需求角度重新设置公众行动的指导方针，应按照人类必需的物质要求来利用资源而不是按市场导向来运用资源。他认为可制订出符合环境最大容量限制或可接受污染物排放浓度的客观标准，通过这类安全限制，来决定对环境和人类构成威胁的活动的类型和程度。卡帕承认，这种“社会最小值”不是理想的或完美的状态，也不是资源利用的“最优”状态。然而，它为改善决策提供了某种操作性标准或指标。在没有充分考虑社会成本和收益情况下，这种操作性指标比按照市场成本与收益分析而形成的“最优解”要好的多。卡帕认为，一旦诸如最大污染浓度许可水平等安全限制体现到决策的政治过程之中，就能将其纳入到更广泛的生产函数（或物质投资模式）中，通过投入产出模型明确投入规模和生产技术，并按照所谓的既存最小需求来确定产出规模（Kapp,1970a）。

上述“人类必要需求”方法要求某种形式的“制度调整”以确保环境和生态保护、恢复与延续。为了实施基于人类必需要求的环境政策，有必要调整当今社会与自然环境保护不相容的某些行为方式，以确保关系到人类生存繁衍基础的生命支持系统不受到人类活动的威胁。基于凡勃伦的实用主义与形式主义两分法，现代制度经济学理论提供了某种“制度调整原则”。特别是福斯特（Foster,1981）提出了以下三项原则：1、技术决定性原则；2、相互依赖性原则；3、最小错位原则。福斯特的原则描述并推进了制度结构调整，特别是对技术引致型的社会结构调整问题更有用武之地。在福斯特的研究中，假定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为技术改变。这样，他提出的制度调整原则也主要倾向于帮助社会根据技术变化作出相应调整。斯旺内对此提出异议，他强调环境变化（无论是自然或人为因素）也同样会影响到制度结构，因此，在技术改变情况之外，还有环境引致型因素（Swaney,1987a）。所以，斯旺内在福斯特的三项原则之外，又提出了第四项原则，即“共同演进可持续性原则”，用于强调生态环境不是给定和静止的事实。根据斯旺内的看法，在环境政策方面，共同演进可持续性原则提出了某些特殊的政策目标和方针。

特别地，他认为共同演进可持续性发展要求：1、对个人、利益集团和企业进行特殊的环境教育；2、为了弄清可能产生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对环境问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3、为刺激和响应知识更新并相应地引起行为调整，需要一种更加灵活和敏感的制度结构（Swaney,1987a）。在这些建议中，显然新知识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快速渗透对巩固环境政策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Dietz和vanderStraaten(1992)拓展了斯旺内的分析。他们指出，由于既得利益者的怀疑和抵制，在环境政策上新知识和新观念不见得会被采纳。因此，在环境问题上平衡各种社会势力应引起环境经济学家的更多重视。这一点对环境政策制度经济学方法相当重要，因为它强调了制度经济学在社会层面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仅基于生态和经济问题，也要考虑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