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的内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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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7-0160-01

湘西苗族舞蹈历史悠久，它来源于苗族人民的生活。在漫长的岁月中，苗族人民为了生存，在荒山野岭之中过着原始的农耕生活。在精神以及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情况下，苗族人民仍然对幸福生活充满了向往，在闲暇之余创造了属于自己民族的舞蹈艺术。这种舞蹈艺术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瑰宝，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一、巫文化与湘西苗族舞蹈

湘西苗族人信巫好巫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他们拥有独特而体系完备的巫教文化。对湘西苗族的民间舞蹈追本溯源可以发现，其与巫在很久以前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苗族舞蹈是原始表情手段的表现形式，从诞生之初就与苗族人的劳动、战争、娱乐密不可分，随着它们的发展而发展。湘西文化之所以守成受动与当地贫困的经济环境是分不开的，而巫风盛行就是其突出表现。湘西苗族舞蹈的动作、神态甚至装饰都可以看到巫术行为的影子，此可谓“巫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可以说，湘西舞蹈与巫术的文化根源是一致的。在原始氏族社会里，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界的某些现象缺乏准确的认识，认为冥冥之中有神灵在主宰着一切。而人们又普遍希望遇事能够逢凶化吉、转危为安，于是开始求助于神灵，以歌舞作为娱神的手段，祈求神灵能够赐福人间，对自己加以庇佑。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宗教性的歌舞聚会，这也是歌舞表演最原始的状态，对于促进原始艺术的发展及走向成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对当时社会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苗族舞蹈在苗族社会生活中渐趋物态化，一直到现在都与其社会习俗和糅合在一起。因此，难以从单个层面上来理解其中任何一种文化形态。有学者认为巫术是湘西苗族舞蹈的起源，这种看法虽然比较武断，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出巫术与苗族舞蹈确实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现实情况来看，苗族民间舞蹈仍然比较纯粹，也许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社会日趋功利化，苗族民间舞蹈会出现一定的变化。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在湘西苗族巫术包括了一切，这是与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分不开的。

二、耕猎文化与湘西苗族舞蹈

作为最早的农耕民族之一，苗族早期活动于中原地区以及长江中游，在这里他们发展农业生产，繁衍子孙，开创文化。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苗族舞蹈也就很自然的与他们赖以生存的农业生产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其在崇拜活动中具有浓厚的农耕色彩。湘西苗族舞蹈在表演内容方面就记录了其先祖的生产活动，质朴的再现了他们的社会生活画面。

农耕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农耕文化的繁荣，民间舞蹈也因此应运而生。最为直观的是在湘西苗族民间舞蹈中，民间祭祀活动、原始猎兽场面以及庆祝丰收等情景屡见不鲜，有的舞蹈内容还与兽类有关。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了解苗族民间舞蹈的发展历程来获知苗族农耕文化的原始形态。苗族民间舞蹈无论是类型还是动作都取材于与农业有关的日常活动，在这一时期，舞蹈风格也不再像原始舞蹈那样拙朴粗糙，而是渐趋华美和精致。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农耕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可以这么说，湘西民间舞蹈已经成为反映苗族先民原始生产生活的一面镜子。

苗族先民在远古时代的生活以渔猎为主，随着生产方式的逐渐演变，鱼猎活动在经济生活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这种风俗却得以世代相传。探究众多的鱼猎文化活动我们可以发现，猎神崇拜作为苗族人的原始信仰是在鱼猎生活中形成的。由此可知，鱼猎生产在苗族人早期的经济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农耕时代开始之后，鱼猎经济成为农耕生产的重要补充，而其相应的猎神崇拜习俗也沿袭下来。传说在围猎之前一般会有祭祀猎神的舞蹈，这种舞蹈就是苗族的木鼓舞。从表演形态上来看，苗族民间舞蹈具有线条粗犷、动作朴素的特点，同时也颇具野性。它来源于苗族先民原始的狩猎生活，反映了他们同自然作斗争的坚强意志和乐观向上的精神。从表演的动作和情节来看，苗族民间舞蹈蕴含着丰富的原始鱼猎文化元素。

三、歌乐文化与湘西苗族舞蹈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苗族民间舞蹈也在不停的发展和进步。苗族舞蹈在应用方面不再局限于宗教祭祀活动，在各种传统节日、婚丧嫁娶以及日常交往中也都能看到苗族舞蹈的表演，逐渐成为苗族人民交流情感、表达欢乐的群众性舞蹈。

苗族民歌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战国时期，屈原的《楚辞》就反映和表现了苗族先祖灿烂丰富且充满神秘气息的民歌文化。由此可知，民歌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形式对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苗族先民有崇巫信鬼的文化传统，他们好歌好舞，有声有色的表现了巫歌傩舞的艺术形式和特点。随着历史的进一步发展。苗族人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不仅在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上独具特色，而且还成功的将舞蹈和歌乐糅合在一起，形成了歌、舞相得益彰的歌乐文化。它主要分为祭祀仪式和娱乐两方面的内容。

苗族的歌乐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它还是一种文化载体。作为苗族人民最为古老的艺术形式，它将歌乐与舞蹈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在湘西苗族地区，尤其是群体场合，常常是歌舞相伴，唱和相继，很容易形成热烈的气氛。

四、战争与湘西苗族舞蹈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中，战争始终如影随形，战争已经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给苗族人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从上古时代开始，苗族舞蹈就反映了各种各样的战争场面，以武舞为主，文武糅杂是苗族传统舞蹈的重要特点。苗族部落经历了从远古时期到明清之际的无数次战争，在战争历史环境中产生的苗族社会文化，必然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舞蹈文化也是如此。如“猴儿鼓”活动据说就起源于部落战争时期，苗族先民用鼓声来鼓舞士气，激励苗族勇士们奋勇杀敌。从这方面来看，苗族武舞以一种艺术表现的形式对古代战争进行了叙述，从其动作姿态上来看具有很明显的操练以及征战性质。

五、生、死与湘西苗族舞蹈

生死观是人类对生与死的根本看法和态度，不同的生死观价值评价也不一样，湘西苗族人的生死观可以从“踩鼓舞”上得到充分体现。苗族人民主要生活在高山地区，平常爬坡上坎上山下山时，从他们的身体姿态、步调可以看出他们有一整套比较协调的习惯动作。谙熟苗族人生活规律和习惯的人不难发现，他们的行走特征隐含着“踩鼓”的韵律。一定的文化特征和习惯都有着鲜明的地域色彩，苗族人的这种行走韵律也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是民族特征的自然流露。

不同民族对丧葬有不同的理解，在丧葬方式、丧葬价值观上也存在区别。苗族在近代以来倡导土葬和洞葬，在停棺期间一般都要绕棺而舞，以“踏歌”、“闹尸”的简练方式表达一种长寿、吉祥的人生态度和境界。这种强有力的生命节奏能够激荡人的心灵，也表达了人类共有的心理倾向。

六、总结

综上所述，湘西苗族舞蹈作为一种传统民间艺术，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和文化性，它是民族文化的瑰宝。同时，湘西苗族舞蹈还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它是舞蹈与音乐艺术的完美结合，是社会历史与人类情感的表现手段，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以及艺术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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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凡的世界》的简介

《平凡的世界》是我国著名当代作家路遥在1991年创作的杰出作品，这一部作品一经发表就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后来荣获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这部长篇小说从内容上来说，主要讲述的是从1975年到1985年这十年间中国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小说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主人公，以整个社会的历史变迁、人们思想变化为小说背景，通过描述陕北黄土高原双水村孙、田、金三家命运的矛盾纠葛，刻画了社会各阶层普通人们的形象，成功塑造了主人公两兄弟以为了生活默默承受苦难，坚持拼搏、自信追求的顽强品质，尤其是他们兄弟不甘被命运压垮，积极发掘生命的价值，自强不息的可贵精神[2]。

2.陕北地域文化的特征及形成原因

2.1陕北地域文化的特征

在地理分布上，陕北地区它既不属于华北，也不属于西北，他有他自己独特的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特征，形成了他独特的文化地域特征。陕北地区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从我国缤纷多彩的文化组成内涵方面来看，陕北文化也是我国民间文化的重要内容，包括历史古迹、历史人物、文学艺术、方言民俗、陕北民歌等等，这些都是我国陕北人民历史活动和精神活动的重要积累，代表着他们几千年来的人文风貌。总而言之，我们在探究陕北地域文化时，既要探究他们同我国其他地区一样的地域文化特征，也要深入体会其独特的地域色彩。

2.2陕北地域文化的多元性

上文我们提到，陕北文化是有其自身独特性和相对独立性的文化组成部分，从历史上来说，它是由几种不同民族文化经过不断的交流融合形成的，主要是中原的农耕文明和北方的游牧民族的文化的交融。因此，从这一方面来说，陕北文化的形成是不断交流融合继而走向和谐的过程，它是对民族多文化的统一体。可以说，多元性和融合性是陕北地域文化的一个独具特色又非常重要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陕北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特征，直接影响了当地农民生活及生产的独特性。由于居于黄土高原，当地农民与外面的世界交流较少，他们的文化传承主要依靠的就是手耳相传，传承的方式和内容都比较简单，长期下来，传承的手艺和技术也就不断地朝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了[3]。

2.3陕北地域文化的古老性

在陕北黄土高原之上，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以及交通的闭塞，人们与外面城市的沟通交流极少，这虽然导致了这个地区的落后，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更好地保护了这里的传统文化艺术免受现代城市的摧毁，保留了最原始最质朴的原始文化，包括一些物质类的文化古迹，淳朴的民风民俗以及在陕北最著名的民歌。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历史的痕迹。历史上的秦皇汉武在这里开辟雨道、修葺长城，北御匈奴，曾经形成了璀璨亮丽的秦汉文化；在明朝之后，由于地理运动以及陕北地区独特的气候环境，导致这里的生态环境被破坏，形成了今天闭塞的陕北的地区[4]。

2.4陕北地域文化的开放性

陕北地域虽然由于地理位置和外面的人文交流较少，但也并不是毫无交流。历史上几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垦荒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陕北地域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了陕北地域文化的开放和兼收并蓄的特征。以陕北民歌为例是最恰当不过的了。陕北民歌其实早期是吸收了不少与之相邻地区的民歌特色的，不仅是相邻地区的民歌，还包括他们的一些民间文学，有的也被智慧的陕北人们拿过来编成了民歌，丰富了其本身的内涵和形式。具体来说，陕北民歌中的很多主要都是吸收了临近山西民歌、宁夏民歌以及内蒙古民歌的腔调。比如，现如今流传较广的陕北民歌中的“榆林小曲”，这首曲子本就不是陕北人们创作的，而是在明末清初时期由江南传入榆林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陕北人们以及陕北文化的开放性。

2.5陕北地域文化形成的原因

2.5.1历经数朝代古老文化的积淀

在陕北地区这块中国黄土地上，他们始终保存着最淳朴最干净的民族文化，由于是进入到陕北地区尤其是人们生活的内部，更能深深的感受到传统气息的浓厚。在陕北农民的家庭中，不管节日庆祝还是流传下来的风俗庆祝，到处都体现着文化的力量。具体来说，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身处黄土高原上，陕北人们长期以来都很少进入城市，更不要说和城市的人们进行交流了，因此外面的流行文化也基本进入不了这里；另一方面，由于黄土高原独特的环境气候和土壤气候，生活在外面大都市的人们也很少来到这里，不仅因为他们适应不了这里的生活，他们过习惯了外面灯红酒绿的生活也过不了每天没有网络没有手机的日子，因此，留在这里的还是那些一直在这里的陕北人们，他们像守护者一般一直保守着这片纯净的土地。

2.5.2经历了多种文化的融合交流

上文我们分析过陕北地区地处黄土高原之上，与甘肃、宁夏、内蒙古和山西等省份接壤，自古以来，就经历了秦汉、隋唐、明清等朝代的洗礼和丰富。总体来说，自古至今，陕北地区一直都是我国各民族文化碰撞和融合的重要地区。尤其是经历过历史上几次人口变迁之后，陕北地区各方面都经历了相互征战和相互融合。在文化方面也经历了重新的组合和碰撞，使得文化内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不同的文化融入到汉族文化中，不仅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和汉化，也进一步丰富了传统的中华民族文化，加速了中华文化的大融合，为当今陕北地域文化特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3.陕北地域文化在《平凡的世界》中的表现

3.1陕北风俗在《平凡的世界》中的具体体现

陕北地区是我国关中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陕北地域文化是我国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相结合并经历不断地融合形成的。几百年来，这里经历了民族的征战与融合，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独特民俗风俗。尼日利亚伊博族小说家齐诺瓦・阿切比曾说过：“没人能了解他所不熟悉的语言背后的文化。”用这话来形容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再适合不过的了。通过路遥在小说中的描述，我们深入了解到了陕北独特的民俗文化。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俗语曾说，“服饰是穿在身上的历史。”将这句话用到陕北人身上是非常恰当的。长期以来，陕北人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着装方式：冬天穿棉袄或者皮袄，夏天穿土布衣褂，头上经常蒙白羊肚手巾，腰上系着红裤带。这样的装扮在电视上我们是经常能看到的，能体会到也是很容易的。具体到小说《平凡的世界》中，有这样的描述：“少平索性把他那卷破烂铺盖也送给了‘萝卜花’――可怜的‘老萝’就一领老羊皮袄伴随他度夏过冬，连个被褥也没有。”通过这样的描述，我们在一次深深体会到陕北民俗尤其是陕北着装风俗的独特性[5]。

除了《平凡的世界》中对服饰着装特殊性的描述，路遥在小说中还多出描写了陕北的窑洞。众所周知，窑洞是陕北地区尤其是黄土高原上最常见的民居形式。在许多电视电影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一标识性的建筑，它的存在彰显着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特色。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有这样的表述：“秀莲听他说完，在被窝里抬起半个光身子，高兴地说，‘如果能赚这么大一笔钱，那咱们不光能打土窑，就是硬箍几孔石窑洞也够了！”。从这段话的描述中，我们深深地能够体会到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对窑洞的向往和追求，在他们看来，窑洞是家的象征，有了钱他们第一件事就是要打窑洞，创作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因此，从这一方面来说，窑洞在陕北人们的头脑中是理想的一部分，体现了窑洞在当地的重要性，同时也向我们彰显了其在一定程度上的文化独特性。

3.2陕北方言在《平凡的世界》中的具体体现

由于我国是经过五千年的文化融合和民族融合形成的，是历经56个民俗的不断汉化形成的。在汉化的过程中，有些比较容易汉化的在融合的过程中实现了统一，但有些语言由于地理位置的闭塞性，实现汉化的过程比较缓慢，从而形成了当前我国各种各样的方言。总的来说，其实方言也是我国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地域文化融合的重要对象。路遥出生在陕北，一生的大半时间也基本都呆在陕北地区，因此他的语言文化中具有丰富的方言词汇。在《平凡的世界》小说中，也到处体现着作者的方言文化：“秀莲给他换了‘见人衣裳’，又烧了半锅热水，让他把满头的土垢洗干净……”“常有林是上门女婿，就是丈人有心帮扶他们，‘挑担’会不会从中作梗？”“他要利用中午别人睡觉的时间来营务自己的庄稼。”在路遥笔下塑造出来的每一个人物都鲜活的运用着地道的陕北方言，充分地符合其所塑造的人物个性，同时也进一步地表达了人物的真实和淳朴。

3.3陕北民歌在《平凡的世界》中的具体体现

陕北民歌当前在我国已经成为民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陕北人们在生活中为了表达生活状况和内心情感而随机创作的歌曲，虽然是随机创作，但其流传和被唱的频率确实极高的。纵观大部分的陕北民歌，我们从其具体歌词中大致可以了解到整个陕北历史的发展，因为他们的歌词基本都是实际生活的映射，通俗易懂，通过情感的抒发表达对当前生活的感悟，引起大家的共鸣。在《平凡的世界》这一小说中，作者大致引用了不下数十处的的陕北民歌，通过对这些民歌的引用，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作者情感的表达。以《平凡的世界》中的一首《冻冰歌》为例，这首歌在小说中先后出现了五次之多，通过反复的阅读，读者最后甚至会产生这首歌是小说内容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感觉，在这里，作者运用民歌的作用就达到了。小说中当润叶和和孙少安一起到县城外散步这一场景出现时，山野里传来了一阵女孩子唱的信天游：

正月里冻冰立春消，

二月里鱼儿水上漂，

水呀上漂来想起我的哥！

想起我的哥哥，

想起我的哥哥，

想起我的哥哥呀你等一等我……

小说在这里加入陕北民歌，作者通过民歌的加入强调当时润叶的心情，既淡化了故事的情节，又加强了诗情化的描述，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与作者的情感产生共鸣，得到语言描述所达不到的意境。

4.结语

作品是作者在人生体验和感悟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展示。正文中我们提到了路遥出生在陕北，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也都生活在陕北，他对这里有着深厚的他人无法体会到的感情，这种感情深厚到就算在他的小说中我们也能时刻体会到，这里到处闪现着陕北的民俗风情、陕北的民歌、陕北的方言等等。这篇文章对《平凡的世界》中陕北地域文化的深度探究，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路遥对这片陕北土地的热爱，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陕北人们的赞美。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郭亚明.论路遥创作中的地域文化色彩[J]. 阴山学刊. 2004.5（17）

[2]秦客.路遥与陕北文化[J]. 延安文学. 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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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辽海文化与辽河文化

2004年10月，辽宁省历史学会等单位在大连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对于“辽海”一词的概念，学者们大多赞同以其作为“辽河流域黄渤海以北广大地区”的代表性的区域文化符号。④此即辽海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上，顾奎相、陈涴、董守义、王绵厚在辽海文化的地理范围上的观点接近，都认为应包括东北全部。⑤2005年，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陈涴老师从地理、历史、文化三方面对“辽海”作为文化符号的合理性进行了考察，认为用地理、历史、文化三要素来阐释“辽海”文化符号，认为其作为东北地域文化符号是有道理的。⑥但是，其目的在于，用“辽海”作为东北地域文化符号，而不仅仅是辽宁地域文化符号。2006年，她又对“辽海”文化符号的地理范围进行了缩略化处理，认为应以“辽海”冠名辽宁地域文化，其依据有三：第一，“辽海”能涵盖辽宁地域历代界域范围。第二，“辽海”从古至今都是社会公认的辽宁地域称谓。第三，“辽海”能彰显辽宁文化源远流长之深厚底蕴。2008年，陈涴对辽海文化的广义和狭义地理范围做了界定。对辽海文化广义的地理范围的界定，她认为“应涵盖渤海、黄海以北之整个东北区域”①。对辽海文化狭义的地理范围的界定，她认为“今山海关以东，至渤海、黄海间的空间范围”。2009年，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院长田广林老师对早期的辽海地区做了阐述，认为“主要是指东汉时期公孙瓒据以起家的多民族错居杂处的辽西郡和置于辽东郡西部的辽东属国一带，地当今滦河中下游的河北东北部至辽宁中西部和内蒙古东南部一带”②。2010年，王禹浪、王文轶对辽海文化的范围四至做了界定，认为“其东到日本海，南到黄、渤二海，西临大凌河，北达吉林市至农安县一线”③。“辽河文化”是辽宁地域文化的主干文化。其理由，主要有四：“辽代”、“辽宁”均因辽河得名。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辽河流域古文明是辽河文化最重要的历史与地理的支撑点。“辽河文化”是全省辖域内的主流大系。从历史上看，海洋文化直接关联着海洋经济的发展，甚至同样存在发源于福建等东南沿海的妈祖文化的传承轨迹。但是就历史地理常识而言，古代所谓的“辽海”是泛指辽河以东地区或渤海的辽东湾。同时，在近代，“辽海”曾经是东三省的旧称，已成惯例。因而，若人为地重新将之硬性地缩小范围，界定为辽宁地域文化的标志，似乎未免欠妥。辽宁实施建设“海上辽宁”战略和建设“五点一线”对外开放战略。在此大势面前，确认或选择辽宁地域文化的标志性称谓，则需与时俱进有所创新，既关注“河”文化，也要观照到“海”文化，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抛开基于历史问题的学术争论，面对这个现实，把辽宁地域文化的主体标志确认或选择为“辽海文化”这种表述，似乎也有其特定的理据，也说得通如果能够“约定俗成”，获得广泛的认同，也未尝不可。④综合以上各种论述，我们可以得知历史上的“辽海”一词包含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渤海辽东湾。另一是指辽河以东沿海地区，即“辽东”。金毓黻先生通过对大量史料的考证，在《静晤室日记》中得出结论，说明整个东北，即山海关以东地区均可称为“辽东”，即“辽海”。历史上的“辽海”不仅疆域广大，且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从传说到历史，从实物到文字记载，线索清晰，内涵丰富。称辽宁文化为“辽海文化”，既有丰富的内涵，又有大“辽海”的外延。这是一种历史事实，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符号。⑤

二、辽海文化的特点

对辽海文化的特点，学术界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但多是就其中某一方面概括性论述，缺乏分阶段、历时性的动态分析。其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大方面：（一）辽海文化的早发性。董守义、马天东认为“辽河流域的文化具有明显的早发性”⑥。陈汉洲和王天平等在其论述中也有所阐述。（二）辽海文化的创新性。董守义、马天东认为，“辽河流域的文化具有卓越的独创性”。王天平认为，辽河文化具有“卓越的独创性”⑦。顾奎相把辽海文化的特点表述为“率先起步的原创性”⑧。（三）辽海文化的与时俱进的特点。董守义、马天东认为“辽河流域的文化具有不断的赶超性”。王天平认为辽海文化具有“一贯的创新性”。刘芙君认为辽河流域文化具有“与时俱进”⑨的特点。（四）辽海文化的多元性。白长青把辽宁地域文化的多元性特点表述为“复合型的民族文化特色”⑩张志强的观点是“多元一体”和“不同民族形式和风格的混合交融”輯訛輥，叶立群的观点是“多民族文化的聚合”、“不同经济类型中的文化碰撞和交融”輰訛輥。张亚冰的观点是“多民族的融合、外来因子的浸入，从而形成了东北地域文化多元碰撞与交融的特征。”輱訛輥黄松筠的观点是“多民族文化聚合的构成方式、多元文化类型共处的并存方式、民族文化融合中的开放性与兼容性”輲訛輥孙玉景的观点是“融合与杂糅1.四大族系文化的融合2.三大地域文化的融合”輳訛輥。（五）辽海文化的再生性。叶立群的观点是“多种社会文化类型的重叠更替”輴訛輥董守义认为是“非持续发展”，“反复地从头再来”輵訛輥，表现为再生性。董守义、马天东认为，“辽河流域的文化具有频繁的更替性”輶訛輥。

作者：刘春福 单位：营口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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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历史上，汉语形成了多样、复杂的方言。陕西北部，即长城以南，黄河以西，子午岭以东，桥山以北的广大区域，包括延安、榆林两个地级市，通行着陕北方言。陕北方言词语是指陕北方言中的词和熟语的总和，是陕北方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学者李光庭说:“言语不同，系乎水土，亦由习俗……”可见一定的语言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地方习俗、传统观念等直接相关。陕北方言词语中有大量的地名词语，这些词语往往反映了当地的地理面貌、历史演变和人们的心理愿望。本文主要探讨陕北方言地名词语所反映的区域地貌特征和所积淀的陕北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一 陕北方言地名词语的区域特征

人活在特定空间中，就不能不与反映空间地理位置的地名词语打交道。陕北方言词语中，地名的词语相当活跃，成为当地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词语通常由两部分组成，专名加通名。通名部分的词语大多反映了当地自然地理地貌特征，而专名部分则反映了当地物产特点。

1 陕北方言词语反映陕北地理特征

陕北在地理上属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在地貌上表现为沟壑纵横，峁梁相接，沟峁交错的特点。陕北人在给地理实体起名时多以“沟”、“墕”、“岔”、“崖”、“畔”作为通名。反观之，这些通名记录反映了陕北沟壑峁梁众多的区域地理地貌特征。

沟:山沟，地面低洼地带。陕北沟壑众多，以“沟”命名的地名词语也很多，如子洲的宋家沟、曹家沟等。

含：两山相连处，俗称“含”的地名主要集中于榆林地区。如子洲有米家、佟家，府谷有王家。

岔:道路分岔的地方。以此为名的有:绥德的霍家岔、清涧的岳家岔、子长的青阳岔等。

崖(陕北方言读nai):山边陡峭处。带有“崖”的地名有:神木的花石崖，绥德的李家崖等。

畔:黄土山体的旁边或附近。住在土山侧的地方多以畔命名。如子洲的杜家畔，靖边的张家畔等。石山或石卯梁旁边的地方则称为石畔。神木有雷石畔，子洲有马家石畔、侯家石畔等。

峁:顶部浑源、斜坡较陡的黄土丘陵。以“峁”为名的地名象神木的沙峁，子洲的拓家峁等。

梁:山体中间隆起的地方。以“梁”为名的地名如子洲的温家梁、榆阳区的李家梁等。

圪崂:山间避风处，以其命名的地方也有不少。子洲有周家圪崂，洛川有王家圪崂、史家圪崂。

圪凸(陕北方言读du， 上声):山间突出处。采用“圪凸”做地名的如清涧的师家圪凸，吴堡的樊家圪凸等。

崾岘:山上或平川地势险要地段。崾岘也写作崾险。如榆林的孙克崾岘、安塞的佛道崾岘等。

坪:黄土丘陵或山区中的平地。绥德有枣林坪、子洲有苗家坪等。

咀:大自然形成的三面环沟的地方或村庄。绥德有鱼家咀、安家咀。清涧有石咀驿镇。

其实上述地名不为陕北所独有，全国各地都有分布。不过，由于受到陕北区域地理地貌的影响，这种情况在陕北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在观看陕北地图时会强烈感受到这一点。

2 陕北方言地名词语反映当地的物产

地名不仅是当地地形、地貌的形象再现，同时通过地名也反映了当地区域物产特点。

榆林因其多种榆树而得名。类似的还有安塞的榆树湾、志丹的榆树窑子、横山的榆树峁等。

佳县(原名葭县)因县境内有一条葭芦川，葭芦丛生得名(古人把苇芽叫葭，未出穗的叫芦，长成后的叫苇)。府谷有野芦沟。

米脂，因境内有米脂水而得名。米脂水，又名流金河，此地水土肥沃，盛产小米，质醇味美。史书上说米脂水“沃壤空粟，米质如脂”，因而在宋代首建米脂寨。

甘泉县名最早始于唐代，以县南谷崖有泉水“飞流激下，甘甜美味，隋炀帝游山时曾汲取”而得名。

陕北各地都有枣树种植，因此以枣林、枣树命名的地名也很多，如绥德有枣林坪、绥德的枣树湾、安塞有枣树台，志丹有枣林坡。

其他植物在陕北也多有栽种，如柳树、槐树，梨树、桑树、柏树、桃树、海红等。以此命名的如:安塞有柳林镇、柳湾，榆林有红柳沟镇，定边有柳树梁、红柳沟;安塞有槐树庄，志丹槐树台，子洲有槐树岔;安塞有梨树沟;府谷有圪针塔;府谷有桑林坪、桑园梁;府谷有柏树峁;绥德有桃树峁;府谷有海红梁等。

在陕北各地反映动物的地名不多。陕北各地有雉鸡，这在地名中有反映，如定边的金鸡湾、金鸡滩，这里的金鸡疑为雉鸡的方言改称，另外如榆林有野鸡河等。

榆林的上盐湾、下盐湾，也因其盛产盐而得名。此外从靖边:宁条梁镇、黄蒿界乡、席麻湾乡，清涧的石盘乡等地名都可了解当地的物产特点。

二 陕北方言地名词语的文化内涵

1 陕北方言地名词语反映古代民族接触

陕北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地。历代王朝为了争夺陕北这块地区，长期频繁进行拉锯战。战争之后，陕北汉民族人民与匈奴、鲜卑、突厥、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人民融合杂居、交流交往，这些为陕北文化注入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内涵。

在古代，陕北曾是少数民族活动的舞台。宜川县有库涡川、延安有库利川、延长有渭牙川，便是匈奴语“库涡、库利、渭牙”，加汉语通名“川(chuan，按陕北方言读上声)”命名的。

陕北榆林、神木、府谷等地区接近内蒙，地名命名多受蒙语影响。这些地名多分布于靠近内蒙古的村庄。此外，还有蒙语地名加汉语方位词或通名形成的地名，如神木的大保当(灌木丛草滩)、中鸡等，这些地名，充分反映了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相处，互相学习，相互交流的民族融合局面。

伙盘指清代农民租种蒙旗土地的地方，也作“火盘”，因而也有以此命村名的。榆林有白家伙场、郭家伙场，神木有铁匠伙盘、杨伙盘，这些地名反映了汉蒙交往的史实。

另外，还有一些受其他少数民族姓氏影响的地名。如与历史上北魏时期的鲜卑族活动有关的乞佛(洛川县朱牛乡有上乞佛村、下乞佛村)等。历史虽已远去，但地名这一活化石却镌刻了民族融合的情景并把它顽强地保留到今天。

2 陕北方言地名词语反映陕北古代军事

在我国历史上，整个西周阶段，陕北地区基本上是被猃狁占据着，秦汉时期陕北属上郡所辖，而上郡在当时的军事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东汉末年，陕北则为匈奴等族占据，隋唐时代，陕北曾是突厥部族活动的地区。宋金元明时期，陕北是国家的军事要冲，边防重镇，历代王朝为了这块地区，曾付出了很大代价。明宪宗朱见深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在长城沿线设置榆林卫，筑“边墙”，设城堡，从含有“铺，驿”、“墙、城、堡”的陕北方言地名词语中则可以看出古代在军事防御方面的布局。

宋时为防御突厥、西夏，在沿边地带择冲要处建立一系列城、寨、营、堡组成的防御体系，含有“墙、城、堡、寨”的地名，可以追溯到宋代。地名中的“墙”即指长城。含有“城”的地名，由于时代的原因，有的城址已废，但其轮廓仍然清晰，成为陕北的名胜古迹。如统万城(靖边)，又名“白城子”，曾是东晋时匈奴族首领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国”的都城;杨家城(神木)，即古麟州城，为古代边塞著名的军事堡垒。陕北地名中有铁边城，五谷城(吴旗)、朱官寨(佳县)，新寨(吴起)，太和寨(神木)，张家寨(子洲)，高家堡、栏杆堡(神木)，响水堡(宜川)、安边堡(定边)、解家堡(神木)、榆河堡、龙州堡、归德堡、双山堡(榆林)、波罗堡(横山)等，这些地名有些是宋代设立的。从这些地名，我们可以看出古代军事防御体系的布局设置。

3 陕北方言地名词语反映官民追求和平安宁的心理和宗教信仰

词语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词语的使用和演变可以映射出陕北人民的文化心理。陕北地名词语突出反映了历代当地居民祈求安宁的心理，反映了他们的宗教信仰。

陕北地名词语反映官民渴望“安宁，安定”的愿望。陕北方言地名中的含有“安”“宁”“绥”等词语集中反映了厌恶战争，祈求安宁的心理。如延安、安塞、保安、安定、安边、顺宁、抚宁、安民(延川)、定边、靖边、绥德等。

类似这种借地名词语表达人们美好愿望的，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如陕北地名中的吉利坪、丰富庄等，都是用含有吉祥如意的词语表达美好心愿。

陕北方言地名词语中还渗透有错综复杂的宗教信仰，至今遗留下的佛教、道教有关的地名即是有力的证据。如黄龙小寺庄，因宋时佛教寺院圣寿寺而得名;延安市的石佛沟村，因村口石崖有佛窟而得名。此外还有神树塔、神树沟(神木)、龙王庙(府谷)、长官庙(吴旗)、老爷庙(定边)等，这些词语则与陕北当地的错综复杂的民间信仰有很大的关系。

4 陕北方言词语反映陕北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

陕北大部分地区地处山区，其独特的地理风貌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蕴藏于古老的陕北方言词语中。由于自然条件差，又多受干旱、风沙、盐碱等多种自然灾害的威胁，人们的房屋多建于山边或山间避风处，生活异常艰苦，习惯称劳动为“受苦”，把庄稼人称做“受苦人”。如绥德的碌碡峁，安塞的镰刀湾等将古老的传统农具蕴涵于地名中，反映了生活在陕北黄土地的人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像延安的韩家窑子、任家窑子等以“×窑子”命名的地名在陕北很常见，从中可看出某地最初入住的居民的情况，以及人们居住以窑洞为主，居住地比较固定的生活特点。

5 陕北方言词语反映陕北人聚族而居的生活习俗

“×家”格式的地名词语在陕北各地普遍存在。如清涧的李家坪，绥德的李家崖，子洲的汪家崖、杜家畔、马家石畔、苗家坪、周家圪崂，靖边的张家畔、拓家峁，米脂的井家畔，清涧的郝家畔，府谷的苏家畔，横山的王家峁，榆阳区的李家梁，清涧的李家坪，洛川的王家圪崂，等等。

中国人自古就重宗族，重血缘，有亲属或宗族关系的人往往聚族而居，繁衍生息。以宗族的姓氏作专名，加上反映该村落地理特点通名的地名全国各地都有。陕北，地理条件差，自然条件恶劣，加之地广人稀，社会经济十分落后，这就需要同宗族的人互相照应，共同应对各种困难。所以，在陕北各地，象李家坪这样的地名非常多。作为语言，类似的地名强化了陕北人的地缘关系，陕北同族或同村或同地域的人特别抱团，老乡观念非常浓厚。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居民的移迁，聚居在一起的人未必都有宗族或血缘关系了，居住习俗也发生了变化，但地名词语却顽强地存在下来，从而把祖先们聚族而居的生活习俗记录下来，流传了下来。

三 结语

方言地名词语作为社会生活以及人文环境物化的代号，具有相对稳定性，通过探索方言地名词语，从中可以揭示内涵丰富的、独特的地域文化。

陕北方言地名词语与陕北地域文化二者关系密切。一方面，陕北方言词语反映着陕北地域文化，透过它可以了解本地域种种文化现象，包括历史交往、地理环境、生活生产习俗、宗法观念、思维方式等。另一方面，陕北文化对陕北方言词语的形成、运用和发展演变有着深刻的影响。比如陕北的榆林明清之际作为边塞，是流放犯人的地方。所以榆林城里的老年人骂人:看你哪个囚犯脑袋。别的地方的人则很少有这种骂人法。总之，研究陕北方言词语与陕北地域文化的关系，可以使我们深刻领会语言和文化是如何共生共存的。

注:本文是陕西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7JK158的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刘育林:《陕北人学习普通话教程》，1993年。

[2]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出版社，2004年。

[3] 吕廷文:《浅议陕北地名与陕北古代文化》，《延安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